历史学 | Crazy Kindle Books

介绍

历史学，简称史学，是研究包括人类社会一切问题在内的科学。历史学不是信条、教义、文学。历史科学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逼近真实情况。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过去历史、问题的一门学科，故此“问题意识”在历史学科中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史学一向是文史哲不分，原因在于在讨论、研究历史问题时，无可避免地涉及文学、哲学的讨论，例如《诗经》、《史记》的文本性质为如何等。而西方的历史学则更重哲学思考，例如古格尔等，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为一位历史学家。西方在启蒙时代后，强调理性思考，尤以十八世纪后泛科学主义的兴起，令“历史学”成为了一门社会科学，以求在历史中寻找社会、政治、经济的运作规律、定律，动机在于寻找人类发展的“真理”（Truth），而非只是着重事实（Fact）的考据与书写。但在后现代思潮下，则从新以人本主义为本位思考历史问题，而探究人的本质。故此，历史学的研究方式、面向、材料都有所不同。全世界的历史学家至今对于“何谓历史”与“何谓历史学”等直接关系到其生存命脉的议题，都没有相同的共识，所以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与研究主题，一直没有办法与其他学科被明确地界定。而“历史学”之成为学科，则与近代西方“学科化”的风潮所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则无可避免与其他“学科”有关。故此，一个历史学家可能同时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生物演化学家。

在香港，不同大专院校的历史学系都是置于不同的学院，香港大学的历史学系是置于文学院之下、中国历史的课程置于文学院的中文学院之下（前中文系）；中文大学、树仁大学、教育大学的历史系则置于文学院之下；浸会大学则置于社会科学院之下。从前可见，各大专院校对于“历史学”本质皆有不同之面向。

但尽管如此，谈到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内容，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共同性质：

能够被称为历史学的研究，必定挑选跟真实的过去有关的主题，历史学家不可以捏造与过去事实不符的人物与事件，与文学有少许不同，历史学需要有证据作为论证基础，每讲一句话都要有充足的证据作为背后的支持，而这些被历史学家拿来引证的证据，就通称为“史料”。然而，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较为激进的理论家，如海登·怀特等，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等角度分析历史书写的结构，主张历史与文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的编纂时必须尽量避免个人主观的意见，不可以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展现自己的立场，因为历史学家普遍相信自己的研究是要替现在的人重建真实的过去[1]，如果加入过多自己的立场，会使真相遭到扭曲，进而遭到社会大众的滥用。就客观而言，钱锺书以为再客观的史识都难逃真相的扭曲，“史学以失真为难逃之劫”[2]。钱锺书虽意同司马光据野史小说撰《通鉴》，又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3]

历史学家除了重建过去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去解释为什么过去会发生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为现代人所带来的意义。因此历史学家与律师、政治家等同样研读历史的人不同，历史学家之研读历史着墨于思考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脉络，而不着墨于评判古人的是非对错。历史学家必须透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解释过去，而不是用后人之见来指责前人之非。

传统上，历史学家是为了找寻某个大问题的答案才去从事研究，而这一种大问题通常与其同时代之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使历史学家有别于单纯的好古癖。中国史的奠基者之一的司马迁即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研究目标。历史学者会为了解决当下政治改革的弊病而去研究古代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而不应毫无理由的去研究一个与现在生活无关的议题。历史学并非为了累积知识而累积知识；反之，它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计划的研究。但是，在20世纪后期，随着微观史和文化史的兴起，传统的历史观遭到挑战。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等“后学”指导下的新兴学派批判了传统史学与社会统治精英的紧密联系，指出其研究方向往往忽略了边缘人群和底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