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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性格

远方，是生命的航程：费孝通域外随笔

人间，是温暖的驿站 : 费孝通人物随笔

脚步，是文化的刻度：费孝通文化随笔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美国人的性格

1 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2 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3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4 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5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6 蛮一点，孩子！

7 道德上有个毒刺

8 原本是负了气出的门

9 后记

初访美国

1 人生的另一道路

2 贫困的早年

3 自由之邦的传统

4 年轻文化的前途

5 幸福单车的脱节

6 机器和疲乏

7 劳资的鸿沟

8 关于华侨

9 文化的隔膜

10 老而不死

11 鬼的消灭

12 男女之间

13 眼睛望着上帝

14 民主的沉睡

15 平民世纪在望

16 经济的修正

17 余笔

访美掠影

1 释题代序

2 颠倒了日夜

3 两个“皇后”的下场

4 车、油、路的三位一体

5 城乡对流、南北对流

6 地铁和“涂抹”

7 家务机械化

8 殷实之家

9 新型市场

10 能源危机

11 电子系统

12 斗智的世界

13 一种新的社会纽带

14 博闻强识的电脑

15 应用压倒理论

16 黑人问题

17 民族拼盘

18 美国的华人

19 出路总是会找到的

20 信心危机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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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人的性格 / 费孝通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0

ISBN 978-7-5596-2487-1

Ⅰ. ①美… Ⅱ. ①费… Ⅲ. ①民族性－研究－美国Ⅳ. ①C955.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2103号

美国人的性格

作 者：费孝通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出版策划：辛 睿

责任编辑：张 萌

特约监制：木易雨田

特约编辑：王战省

装帧设计：易珂琳

版式设计：徐 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5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8印张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487-1

定价：5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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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初访美国》（1945年）、《美国人的性格》（1947年）和《访美掠影》（1980年），前两本是新中国成立前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后一本是十年动乱之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自抗日战争时代起，我就养成了“整篇零写”的习惯，就是就一个题目，分成若干连环画式的一回一回，分篇写出，随写随发表，写完一题，合为一册，成一集子。经过抗战生活的朋友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原因。那时后方的粮食一天是一个价钱，我们这些教书匠，钞票一到手立刻要去换成实物。写好了文章积压在桌上同样是会贬值的。从这个经济条件中养成的写作习惯，日子一久，也就难改，直至今日。

《初访美国》和《访美掠影》是我前后两次访美的随感录，记着我个人在旅行中的一些见闻和感想。《性格》是我的读书札记，读了一本美国作者写的分析美国人性格的书，按原书的论点加上我的发挥而写成的。当时就声明这本书里所讲的美国人只是美国人中的一部分，不能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有这种性格。这三本小册子联串起来阅读固然可以看到一些美国和美国人在这段时期里的变化，但是从这本书里所可能得到的印象必然是过于简单、浅薄、片面甚至还有失实之处。

我之所以没有能在这几本小册子里更充分、深入、全面和真实地把前后两个时期的美国和美国人的实际情况写出来，首先是我当时并没有对自己提出这个要求，其次是主观上和客观上并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我这两次访问，有一点相同，都是应美国政府或所谓“官方”的邀请而去的。《初访》是1943年的事。1941年美国对日本宣战，成了我们抗日的盟国。1942年美国政府向我国十个大学发出邀请，要它们分别派出一位教授去美访问。云南大学派我应邀，1943年夏出国，在美国住了一年，名为“文化交流”。我在美期间并没有去调查美国社会，而埋头编写Earthbound China一书，只在休息期间到过附近各地观光，得到一些美国人生活的印象。当时昆明风行一种“小报”，云南大学的学生办了一张《生活导报》，要我给它写访美通讯，随感随写，随写随寄，有十多篇。返国后，加以整理，以《初访美国》的书名，最初由美国新闻处出版，后来才给生活书店重版。既然这本小册子是以一般通讯为底子写成的，当然谈不上科学水平。

《掠影》是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和美国学术交流的代表团出国访问后回来写的。这次访问一共只有一个月，走了十个城市，有点像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比走马看花还要仓促。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写出结实的东西。在介绍美国和美国人战后的变化上，这几本小册子既然不可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我又为什么同意把它们合在一起重版呢？

在这件事上我确曾犹豫过一番，但是等我在校阅时从头把这几本小册子读了一遍之后，却发现如果从另一些角度，或另一些层次里去阅读这一本书，可能会另有一种味道，另有一种收获的。所以我想不妨印出来试试，是否有些读者能领略这种味道，取得这种收获。

我校阅时，站在第三者立场上看到了：一个在清朝末年出生，小城镇里长大，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循级而进，“正途出身”，在国内和国外大学里学过所谓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工作的人，当他初次访问美国时，他是怀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去看那个和他本国不同的世界的。我们固然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通过他笔下写出的他所见到的当时的美国，但也许更有意思的是在字行之外可以看到他本身站在什么立场和怀着什么心情看这个在他还是初次接触的世界。他的立场，他的心情又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中国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于是又可以更进一个层次，看到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心情，以及形成他们的立场和心情的历史条件了。经过了三十五年，同是这个作者，经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遭遇，又到了同一个国家去访问，又写下了一本访问记。这一本访问记和前一本访问记情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变化和他所看的美国和美国人的变化是两回事。所以在他所写出的东西中就存在着这两个变数，主观和客观各自的变化。作者主观方面的变化又在多少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在的国家和他所处的社会客观上的变化呢？这是第三个变数。从变的一面去看还存在着将变未变，变得不透的成分，而且这三个变数各有其未变的底子：美国还是美国，看美国的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影响着这个人的中国还是中国。像剥笋壳一般，一层一层地剥进去，一层有一层的境界，一层有一层的味道，所以我说读这本书可能得到的收获也是可以层层不同的。

读书的味道也许只有读者自己去品尝，别人不应代口……其他的话也就是多余的了。

1984年1月21日

美国人的性格

1 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我们很多已经不太自觉其意义的客套和口头禅，时常能表示我们文化最深的一层里隐藏着的原则。尤其是两个素来不太相识的人，想在三言两语中，建立起社会关系时所用的那些已经成为习惯的客套，最足令人寻味。譬如说，我们传统社会中，见了个陌生的客人，开头几句里就要请问对方的年龄。我在《初访美国》里说过，这正表示了我们社会中尊卑的划分时常是以年龄做标准的。

在美国，两个不太熟悉的人，除非他们不愿相识，见面不久总会问到对方“你的家乡(Home town)在哪里？”他们所谓家乡和我们的家乡性质不同。我们说的家乡是和我们现在生活上还是发生重要关系的地方。我们的亲人在家乡，我们的支持来自家乡。家乡也就是一大群关心我们的人，所以衣锦了要还乡。这是我们感得到荣辱的团体。我们攀同乡是因为我们属于一个亲密的团体。美国人所谓家乡并不如此。

美国人的家乡并不是现实的团体，而是个人历史上的纪念品，记忆中的标识。他们是流动的人民，最初从别的大陆移到这地方。许多从一个地方来的人住在一起，说他们的土话，吃他们的土味，跳他们的土风舞——于是形成了“小西西里”“罗宋镇”“波兰街”等各大城市里有名的土香土色的小区域。在这些人，只有祖国没有家乡。而祖国在他们的脑中并不是个将来死了还要把棺材运回去葬在那里的地方。大多是代表着穷困，压迫，不自由的陈尸。不但如此，“祖国”是他们在新大陆上发展的障碍。人似乎是都很势利的：祖宗不成为靠山，没有余荫的话，子孙们不易常常为了过去的劬劳之恩，而对他们念念不忘的；一旦祖宗的名字阻挡了他们发展的机会，对于他们的出身和来源很容易发生反感了。

在土香土色的小区域住过一段时间，那些移民或是移民们的子女开始向美国社会侵入。他们搬家了，搬到了大城市的郊外和附近的小镇上去住。这些人和隔壁邻舍并不发生亲密的感情，对于所住的房屋更说不上依恋。可是这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上进入美国的第一步。这一步是走得很孤单的：在人缘上，他们不再日常听见从小学会的语言了；在生命的经历上，是断链的。他们不但不能从过去的生活里得到有助于当前、展开将来的资本，反而是束缚、阻碍；所以他在生命上要划断，要另起炉灶。这一步却又踏上了一个一时一代所走不完的旅程。在美国早年，向西去，象征着这遥远的前途。各人走着各人的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社会地位上升或下降到另一个地位。“家乡”是指这条长长的旅程上所停留过的站。

孤单的社会旅途中，他们举目无“亲”。血缘的关系联结不住不断移动的人。劳燕分飞的结果，手足之谊不免落了空。我们托人情的时候找亲戚，要攀登的时候拉裙带。美国人却没有这么许多表兄弟。他们社会的连锁是什么呢？

各人的社会旅程是孤单的，但是当他停留的时候，他们遇着许多停留在同一站上的过客。过客之间是陌生的，只是偶然的凑合，无情义可说。时候到了，各人又照着各人的方向移动了。可是当他们在第二次偶然凑合的时候，却不同了。他们在当时的许多陌生过客中可以见到了一些有过相同经验的人了。这是美国人情的来源。

Mead女士曾记着这一件事：“从澳洲到旧金山的船上有许多旅客：肯萨斯的工厂老板，雪德莱的看护，印度回来的牧师，英国的商人。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同跳舞，一同上岸，在码头上分手了，一毫也没有惜别之感。出于这位英国朋友意料之外的，他开始接到肯萨斯工厂老板的信了，告诉他这个偶然凑合的团体里每一个人的情况。他和这些朋友显然老是保持着通信——这些在海上一同享过毫无可纪念的三个星期的朋友们。”

“你的家乡在哪里？”并不是要发现对方和自己是否属于同一的乡土团体，而是要找出两个人的人生旅程上是否到过相同的地方。这一点就够作人情的基础了。美国人要提拔的是“同路人”。Mead又说：“一位常挡住来向她上司讨差使的秘书，一旦知道来者是从那极小的德可他大学里出身的，就不再挡驾了，因为她的上司就是这个大学毕业的。”

美国人主要的社会关联不是血统，而是那些名目繁多的“社”。这种兄弟会之类的组织在中国留美的学生中也极盛行，而且一度也成了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势力。这一套是“美国式”的，是一个永远在攀登、在流动的社会中的产物。

攀登成了美国人特有的性格；上升，上升，不肯停留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地位上。这个性格反映着美国的历史，这是一部移民的历史。一个初到美国的新客不但在社会和经济上都处在极低的地位，在心理上也充分地被“自卑意识”所支配。现在的美国人大多是这些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新客的子女。这些父母所希望于他们子女的是离开他们，他们自己是代表了没有成功的例子。他们希望子女成功，要他们的子女在美国社会里占一个可观的地位，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像他们一般说话带着土音，不能承继他们所有较低的职业。他们自己不过是把子女送入美国社会的一个垫脚石。子女决不应该像父母一般。应该变一些，上升一步。

初入美国的移民们所记得的祖国是一个他们想求解放、想抛弃的过去。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心理上是强项的，可怕的，不可亲的，甚至是可恨的。可是他们自己的子女对他们却不同了。他们并不是他可恨的压迫者，而是个可怜的失败者。他们是在美国社会门外徘徊的贱民。

第二代的美国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不敢正视门外的父母，他深怕自己结果像他父母一般被他们所渴望而进不去的美国社会所拒绝。凡是他父母失败的原因，他自己得很小心地予以避免，于是发生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心理基础。避免、疏远、藐视一切使他们父母失败的因素——也就是从欧洲祖国所带来的一切，甚至是祖国的名字。

祖先崇拜绝不会在这种社会里发生。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念念不忘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呢？有些心理分析家说，美国人想用这些“国父”来补偿他们没有个可以敬崇的父亲的缺憾。可是我们应当知道华盛顿并不是一般崇拜他的人的祖宗。他并不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过去”，更不是属于自己的光荣。华盛顿是代表着一个他们想加入而尚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美国社会”，一个前程的地址。华盛顿是成功者的祖宗。别人的祖宗成了自己的憧憬，这是美国保守心理的结症。“美国”在大多数的美国人是一个理想，一个目的，不是一个现实。“美国”在哪里呢？在旅程的尽头。旅程的尽头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指着华府的三个纪念堂，华盛顿、杰斐逊、林肯。

每个美国人都想超过他们自己的父母，更接近“美国”一步，他们要购买一辆比父母所有的更新型的汽车，他们要穿着更时髦的衣服。他们不能恭维一个父母所赏识的明星。和父母一般，就表示了一样的没有出息。做父母的要子女们向前走，不是普通的所谓“前进”，而是更近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这些美国的象征。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成功是指他们更离开他们的祖国，成功是指和他们父母不一样，成功是指“上升，上升”。

美国是怎样的？或者怎样才是美国？这问题并不能正面地答复，只有反面的答案，反面的答案就是“不像父母”。于是他们不能停，一代一代地推着，向着一个望得见达不到的目标走。人生成了一个旅程，抛弃了父母，本乡，走呀走。他们在寻找美国，一个还不是他们的，更正确一点，自己还没有资格被接受的爱人。你不能指责这爱人，若是这个还没有入门的天堂是不完全的话，走呀走，不是就失去了意义了么？为了要使自己的努力有成就的希望，要使他们的父母的牺牲有价值，他们必须把“美国”推得很远，近于理想。哪一个美国人能告诉你“美国是这样的”？

他们要求的安慰是这一代比上一代更近了这理想一步。他们既然说不出理想的内容是什么，于是只有在他们生活的周围看到不断的按年按月的变化。1947的汽车不同于1946，正如时装的袖子今年又比去年短了或长了一寸。

2 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Social Class在中文中总是翻译成“社会阶级”。这个翻译业已习惯，用的时候也不太细究了。美国人心目中这个词有它独特的意义，和我们所了解的颇有出入。我不知道Class这个词是怎样望文生义地译成“阶级”的，细细想来确是有点问题。“阶”和“级”这两个字都是指由低而高，斜面上分划的步骤。“晋身之阶”“拾级而登”——都是指通门达户的一条攀登的道路。我们若说“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工商阶级”以及“长衫阶级”等是不是说这些是像学校里一串相联的“年级”么？在“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社会里，工和商显然并不相联续在一个斜面上，直通“目标”道路上的“阶”或是“级”了。除非我们说这两个意义类同的字一加起来就失去各个字原来的意思则罢，否则“阶级”一词其实只能指社会地位上升或蜕化的段落。如果我们愿意这样限制这个字的意义，凡是一个社会里划分着的各个大体上不相逾越，而在价值上又分高下的团体，我们就不能说是“社会阶级”了。这些有上下等级分别的团体只能说是社会层次。如果有人觉得这样未免把用惯的字重加限制之后，用起来不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爽性用社会梯阶来指可以攀登的层次，留“阶级”一词来指另外一种社会实体。

我咬文嚼字了一番，目的是要说明美国的社会很少“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分层情形，他们的社会结构是梯阶性的。他们所用Social Class这个词其实就是指社会阶梯的各级。

层次性的社会和梯阶性的社会很不相同。印度是层次社会的极端形式。生为婆罗门，衣食住行全得在这一层里，死了也要葬得像个婆罗门。一生在一个层次里生活，既走不出这层次，人家也进不进来。这极端形式叫作Caste，有人译作“种姓”。欧洲中古的封建社会分层分得没有那样细密和划得那么严格，但是贵族和平民是层次之分，平民在普通情形下不能攀登到贵族层里去的，其间没有梯子，而是一条鸿沟。

封建制度退化了的欧洲，产生了一种中间人物，德国的Mittelstand，法国的Petit Bourgeoisie，我们常在翻译书中看到的“布尔乔亚”者（即“资产阶级”——编者）便是。我说他们是中间人，因为这辈人是一个流动的，可上可下，不成一个固定的层次。上贵下贱是高低两层，大夫之子恒为大夫，工人之子恒为工人——层次分明，生来如是。中间那些商人富农们，却很可以爬上去成为新贵，也可以掉下去成为难以翻身的无产工人。他们不是一个固定的层次，也不成一个集团，而是在一个梯子上正在上下流动的一批人。层次间一旦发生流动，这个社会也就从层次社会变成梯阶的社会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梯阶的发生不但改变了社会结构的性质，同时也发生了一种新的精神。这精神可说是“攀登上进”的精神。还没有登高到顶的人，总是有一种不断上升的奔头。他们必然要否定运命，否定社会地位是上帝安排下的岗位。在他们，好汉得靠自己，要白手起家，不稀罕祖宗余荫，不讲究天生丽质；有本领的要从努力里见颜色。他们不会安分，他们要到处找垫脚石，有机会不肯放松，百变不离其宗地要达到“上去呀！”的目的。生活有计划，讲经济，谈话得考虑考虑，吞吞吐吐，看人颜色，一切行为都是有作用的，是手段。是非好恶之情，有害无益。紧张，疑虑，晚上多梦，白天也会见鬼，神经衰弱是他们的通病。

这种性格和一个生于斯，死于斯，身份地位改变不了的人不会一样。在层次里生活的，既然改变不了，只有安之若素。譬如一个矮子，长不长，他不会成天照镜子，比尺度。天也，命也，不痛快的也忍了。命运自有幸与不幸，但是安于其位是一样的。他们无从紧张，不必努力。

美国这个社会，从这角度看去，是很别致的，大体说来它是早年截去了两头的层次，只剩下了个中间梯阶的结构。我说这是别致的，因为梯阶是发生在两端之间的，没有两端也就没有梯阶了。其实美国的两端不在美国，它是个移民的社区，是从欧洲中间梯阶里爬横了，到了这新大陆，结果保持这梯阶的精神，永没有顶地往上爬。

在英国，社会金字塔顶上的贵族们是有封号的，生来就是尊贵的。美国没有这一套。他们没有像英国一般一听就知道这人出身的说话腔调，一看就知道这人地位的举动礼貌。美国人并不在这些上边表示分化。要在说话腔调、举动礼貌上表示分化，每个人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必须停留得相当久，而且一定得从小就生在这地位。像说话腔调那种富于习惯性的肌肉动作，长大了是不容易改的；即使改了，也很难自然，在别人听来特别刺耳。美国人没有人愿意长久停留在任何地位上，于是这套附着于社会层次的各种文化特征也就培植不起来了。

在英国，一个出身高贵的人是掩藏不了他的社会地位的。我在印度旅馆里远远地听见走廊里有人问掌柜的某人在不在，这个腔调一听就知道这位先生是牛津大学念过书的。交谈三句之后，他的来历，他所认识的朋友和盘托出了。英国似乎是个很小的国家。在美国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而刚刚相反，只要你借得着漂亮的汽车，时髦的行头，任何人都可以在最高贵的旅馆里出入，在说话、举动、礼貌上不会露马脚。如果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没有留心他的行装，譬如说，他忘了在胸前挂上一个某某学会的金钥匙，没有在名片上刻上某某工厂的经理，他又穿得不太体面时，很可能被大旅馆门前站着的那种穿着礼服的仆欧们冷眼看上几眼。

美国人的社会地位是比出来的。你没有汽车，我有汽车，我的地位比你高。你有汽车，我有比你更新的汽车，我的地位比你高。如果大家有一辆当年最新式的汽车，汽车也就不成为表示社会地位的标志了。这一点显然又是和层次性质未脱的英国不同。在英国作为上等人标志的特色是富有独占性的。譬如说话腔调根本不容易半路出家，即使要学习也得天天和说这腔调的人接触，换一句话说，得先加入了上等人的社会集团才有学习的机会。层次相当严格的社会里，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美国的社会结构像个梯子，大家在上边攀登，速度快，所以不能采用那些富于文化性的标志，于是他们只有在汽车、衣着、住宅、浴室等物质条件上去争强了。这些物质条件顿时成了每个想要面子，想要被人看得起的人所追求的对象了。一个原来不容易得到的物质条件，一旦因为经济的开发，而大家可以得到时，这项条件也就成了必需品，失去了社会上高下之分的标记。如果一时想不出新花样，他们只能在数目上比了。以汽车说，在战前美国已到了每家平均都有一辆的程度，于是只能一面讲款式，一面讲数目。你有一辆，我有两辆；你有两辆，我有三辆。新花样难想，数量上比较倒不必费心思，于是美国社会地位的比较多少成了量的竞赛，和英国社会地位偏重质的差别，大异其趣了。我们局外人看美国，他们似乎有一点数目狂。这种狂是狂得有社会背景的。而且由社会身份变为物质表现，由质变为量，也有他们的长处。他们物质享受的增进确是世无其匹。美国人以浴室数目来表示住宅的高贵，多少是可以鼓励他们清洁的习惯；英国太忽略了社会身份的物质体现，到现在还是不太喜欢洗澡，也不能说是个足以骄傲的特点。

美国社会地位既然是要比较才显得出来，两极端也就很少，而且没有多大意义的了。爬到了最高层，除非到外国去，他就变了一个尺度上的记录，本身固然是荣耀，但到了这地步也就空虚了。美国人崇拜造记录。什么都有个记录，甚至继续不断跳舞的时间，喝啤酒的洪量，在高楼架空铁丝上站立的长久，全有最高记录。这些造记录的人是值得推崇的，因为他们给了美国人许多生活的目标，刺激生命的活力。在以比较来规定社会地位的美国，不能没有引诱人向前的记录。美国社会是个梯子，不是平常的梯子，而是愈走愈长的梯子。有时在我们看来确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这个活力却推动了他们物质的享受。这一点我们也不该忽视。

印度是个层次的社会，也是个几千年来物质享受最不进步的社会。英国在两端的层次里发生了个中间梯阶，现代的工业的发展就是这些中间人搞出来的。有人说民主、资本主义、科学等现代化的特征，是中间人的贡献，我也觉得这说法也有点道理。美国社会整个结构是个梯阶。上下两极端，一是记录，一是起码，都不过是个记号，形不成社会集团。他们另有一功，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梯阶性质，在记录和起码之间流动着的人们并不容易团结为一个共同层次而成为争斗的团体。他们不必去打倒在上的层次，因为每个人都有希望，或是相信有希望，有一天会攀登进去的。每一级都是通门达户、接近记录的石阶，美国工人们缺乏“阶级意识”，多少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记着的是福特、洛克菲勒都是工人出身，如果取消了这些记录，他们努力的目标不是同时失去了么？

美国是不是能永远使工人中不断地有福特、洛克菲勒这等人物出现？他们能不能使他们的社会梯阶永远开放，每个努力的人都能向上爬？这些是美国人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假如梯子一折断，他们也是会变成层次性的社会了。

生活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的美国人，一说Social Class就会想到学校里一年升一级的体制。这是一个梯阶，只要你用功，考试及格，就能升级。这和我们所了解的“社会阶级”显然是不同的。

3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我们的星期日好像是特别为了社交所留下的日子。本来，我们脑子里一想到节日，必然是宾客满堂，没有半刻清闲的场面。在肉食是这样稀有和难得的社会里，靠了祭祖的名目，有这么一顿馂余可以大嚼，无怪他们得借题发挥，大大地请请客人，热闹热闹了。星期日剔去了宗教内容自然不可能是个安息日，进入了我们的传统体系，成了个十足的节日。一清早就有朋友们来找你，太太们得忙个整天，为了招待那群不速之客。小孩们高兴得乱跳，星期一小学校里的请假率也就特别高。

中国学生出了国，没有不每逢星期倍思亲的。我们热闹惯的节日，在人家却冷冰冰的使人难受。这倒并不是英美的朋友们热心宗教，星期日全上了礼拜堂；冷冰冰的原因是他们大家缩在家里。家，这是个我们中国人所不太容易了解的偶像。它是个富于神圣性的生活堡垒，四周围着一道和社会隔离的墙，谁也不准胡乱闯入的。中国那道围着家的墙似乎只是为女人筑的，被称为“外子”的男人们好像不太感觉到这道墙的限制。在西洋，男人们也像我们的女人，他们是驯服的“家里人”。家的外面是利害竞争之场，辛苦奋斗了六天，第七天得在家安息了。这一天照例是留着享受堡垒之内的温情，外人得自己识相不要去乱闯。

家庭的独立性和神圣性本是西洋社会所共有的特色。在美国，这特色却特别出色。我在以前两篇关于美国人性格的分析中已说到过：他们是社会旅程上的旅客，大家在向个陌生的地方走。在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小社区里的人，在自己生活堡垒四周住着的都是些深知来历，面目熟悉的老乡，这个堡垒也就不能或无需门禁森严。但是在美国，除了第一代初到的移民还不能不依靠乡亲者之外，为了要争取体面，必然得离开那些“小西西里”“罗宋镇”，和老乡们隔离。“家”在这种举目无亲的世界里才成为唯一温暖的孤岛。

美国的家并不等于我们的家。我们的家里可以有祖父、祖母、伯伯、叔叔，一大堆，即使关起门来作个堡垒，这个堡垒也可以和大观园一般，自成一个世界。美国的家却只有一对夫妇和没有成年的孩子们——这不但是个标准，而且也是统计上的常数。孩子大了，成了人，照例要离开父母。没有女孩子愿意嫁一个和他母亲一起住的丈夫，结果使每个生活堡垒小到不能再小（不成家的孤魂不是没有，但究竟不是正常的）。这狭小的生活堡垒也限制了孩子们的社会联系。在一个美国孩子，所有的温情都来自父母。我常觉得西洋人对上帝、对爱人的感情强调专一，这专一性的训练场所就是在早年亲子间的关系里。我们中国人在孩提时，就接触着许多亲密程度不太相差的人物，广被的联系冲淡了专一的依恋，这感情的方式表现在宗教上的是和尚道士在一个行列里合作出现，表现在朋友之间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小小的生活堡垒在时间里也缺乏推陈出新的连续性，很有一点像用种子来繁殖的植物。每一个新堡垒并不在旧堡垒里长成了雏形，然后脱离本枝而独立的。一个青年人想结婚就得先准备自筑香巢。他自己的“家”是另起炉灶的，和父母的家，在历史过程中是隔断的。这显然又和我们不同了。我们是老小相接，虽则不一定老小和气，像蛇脱壳一般，一代一代这样结成了没有清楚起迄的一线，所谓一脉相承，像条流水。

我们说美国是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并不是说他们三百年历史太短，而是指每一个人在生活紧要关头，并不去乞援于历史的。每个人都在向前看。我在以前两篇文章中说过：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过去总是个累赘。一点都不错，一个说着洋泾浜英文的父亲显然是个不足取法的失败者，而且失败的原因就在他不肯或不能和他过去的历史绝断关联。殷鉴不远，历史只是消极性的警戒。

于是，很自然，一个力求比上一代更美国化的美国青年组织了家庭，不会回头向他们父母去请教做父母是应该怎么做法的了。每个人自己去创造自己的模式么？那自然不可能，而且也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强爷娘，胜祖宗，比他们更美国化。可是美国化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呢？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妇女和家庭》杂志的销路会这样好，为什么《生活》会人手一册了。这些，有一点像我们传统社会中的朱子家训和黄历之类，是生活的指导。这些杂志里重要的地方显然不是论文，而是广告。广告里暗示着“美国化”的标准。有一次一张香烟广告里的美女所戴的帽子，因为照相时，时装店的职员偶然少加了一个花边；这广告一登出来，帽子店里忙着拆花边，因为顾客们认为“美国化”的标准不该有花边的。

在杂志广告中，在电影上，大家在寻求“美国化”的标准，亟力地要设法做像这些标准，可是这种生活指导究竟有限，于是他们不能不很敏感地注意着隔壁邻舍，茶会里遇着的客人，甚至路上的行人，电影院里的观众了。

谁也不敢后人，因为大家怕别人看见自己“不够美国化”。父母应该怎么做法的答案也别无更可靠的字典可查。他们关心着别家孩子怎样，自己孩子也就不能不这样；自己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不同），也就是说自己没有做得像个父母。在孩子的行为上，他们可以测量出自己美国化的程度来。美国的父母并没有具体的孩子将来应当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的标准。他们对此是没有自信的。自己不应像父母，孩子也自然不应当像自己。要教育出一个不像自己的孩子来是件很难着手的事。他们的办法是绝不能让自己孩子落在其他孩子的后面。如果别的孩子都会跳，自己的孩子决不能不会跳，而且要跳得比别的孩子更高。“我们怎么知道他长成了这世界上会变得怎么样？但是他总得争在前面，不管怎么变，他总在前面。”

在一个像我们这种社会里，我们希望孩子像自己，和客人们谦虚时，称自己儿子作“不肖”，心里正在用自己的标准去奖励或谴责孩子。孩子如果真的不肖，我们心里固然不高兴，但是至多说“子不教，父之过”，可是绝不会因孩子的不肖，而自己都变成不肖起来的。这是我们和美国人不同的地方。他们对待孩子比我们认真得多，如果自己孩子落在别人家孩子后面，不但是孩子没有出息，而且也表示了自己不够做像美国化的父母的程度，这是多丢脸的事！

在以自己的标准来教育孩子的社会里，孩子们养成了一方面是服从，循规蹈矩，尊重权力，另一方面是逃避，欺骗，假冒伪善的性格。这些在我们社会里是很熟悉的。以不落在别的孩子之后的相对标准去训练孩子的，造下了竞争、好胜的性格。做美国的孩子除了胜过自己同伴，得到好分数，出风头，有人向你拍手之外，不容易获得父母的喜欢的。

生活在狭小的堡垒里，感情上专一地联系于父母的孩子们，除了父母，向什么人去求得感情的满足呢？而父母的爱却是有条件的，不在堡垒之外夺得锦标回来，父母的脸上难有笑容。美国的孩子们从小就明白，父母不会单因为你是他们的孩子就会爱你的。父母之爱不是孩子的权利，而是一种胜利品，要你争取，争取的地方不在家里，而在堡垒之外，你的同伴之间。

他们并不是为了竞争而竞争，为了出风头而出风头。在他们从小养成的意识里，这样深深地长着根，天下没有可以不必争而得到的收获，一切幸福，甚至父母的爱，都是有条件的。胜过别人才是自己的安全。

4 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在英国，你在私底下打听老太太们，刚才碰着的那位客人是谁时，她会一连串背出那位客人好几代祖宗的名字来。你如果是个外客，不熟悉这些名字，她会极耐烦地好像念名人传似的啰嗦很长的时候——这是个家世社会。说明了祖宗也就等于介绍了那位客人了。在美国，很少遇见过这种情形，偶然在新英伦的区域里有一点遗风，但是很少人对于别人的祖宗有兴趣的。他们介绍一位不相识的客人时，你常会听见他们说：“这位是畅销书的作家。”“这位是某某小镇里的网球锦标。”如果那位客人还是学校里的学生，“这位是某校的优级学生”，或是“级际球队比赛选手”。畅销书、锦标、优级学生、选手等都是和同业、同行、同级中比较出来的杰出者——这是个竞争社会。

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做父母的人担心着自己儿女落后。怎样能保证儿女们不落人后呢？他们很认真地依学校里的报告单去报酬或责备他们的儿女。在父母们看来，只有儿女在他们的同班中能保持优级的地位，儿女的前途才有把握。这方面说来，美国真是个十足的科举社会，孩子们对于考试从来不敢疏忽的。科举得到功名，考试得到父母的爱。我们这些受过美国版的教育的人不难明白“分数疙瘩”的作祟。到现在我离开学校已经近十年，但是半夜里还是常常会被考试不及格的梦所惊醒。在中学里教我英文的老师曾告诉我：当他考完最后一次算术时，曾点了蜡烛，烧了柱香，送走这苦了他多少年的鬼，他把算术书都烧了。我不知道这应否称作“教育”，但这是个“制度”无疑。这“制度”是从美国社会背景中产生出来。我们中国孩子却也在受这份罪，虽则科举据说是已经废了。

“分数”是什么呢？我做了几年教员，批过不少卷子，实在还是无法回答这问题。有一次我请教美国的一位念教育的朋友，他解释给我听：数目是比较出来的，尺寸是长度的比较，分数是成绩的比较。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但是成绩的尺寸标准在哪里呢？我这位朋友也是位统计专家，他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学生的成绩是有差异的，形成一个“常态曲线”。标准就是中数，也就是及格，凡是比中数高的，分数也高。我听了说：这样说来每级必然有不及格的了。他点点头。在美国一班学生如果全体及格，那是老师马虎，不对。在认真的老师手下当学生必然有四分之一不及格。

美国的教员们也许多数接受这个看法的，至少有很多觉得这才是公允、客观，甚至有人说是科学化。有一个孩子在班里常常考不好，回家受父母的白眼，听见邮差送报告单来，吓得饭都不敢出来吃。后来病了。他停学了几个星期，换了一个班上课。他不但没有因为旷课而受到损失，反而分数突然好了。他父母高兴得很。原因是他这个班上的学生程度低，并不是他自己病后变得聪明或努力了。——这一种现象并没有引起教育家的注意。在美国，所谓成就还不是“相对的”“客观的”？孩子们的家长默许这种考试制度的合理，而且依“考试”结果来决定应当给孩子多少“父母之爱”。

考试是发生在同班里的，不是在一班里的就没有同一的标准。在上边所举的例子里看得很清楚。在不同班的人中如果进行竞争，问题就复杂了。这复杂的情形就发生在不同年龄的兄弟或姊妹之间。他们都要得到父母的奖励、报酬和爱。父母怎样去分配呢？在我们中国，父母对儿女的亲疏，所谓偏爱，是依长幼次序的。贾母这样老了还要在笑话中说出不要认为她偏心的话。同时，我们在兄弟间的权利上也是以长幼为序的，长者在前。我们从小就听惯了孔融分梨的故事。小弟弟在母爱上多得一些，在物质上少得一些。——这是以身份决定同胞间高下的办法。没有竞争，有习惯的成法可据。

在美国这种竞争社会里，从小在家里就奖励竞争。如果兄弟或姊妹间在同一标准上竞争，问题简单得多；可是同胞间年龄有差别，这种竞争除了男子的气力和女子的美貌外是行不通的。于是发生了间接比赛了。他们各人以他们在自己班里的地位作比较的筹码。老二在初小里得八十分就算比老大在中学里得七十分为强。这种以不同性质、不同场合里获得的分数来比较，会使比赛者觉得太不公平的。于是发生了美国社会里同胞间很别致的嫉妒心理。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在父母的严厉监督之下，不准用手抓菜，不准赤脚走路，他得赶上他同年的孩子们的标准。可是他眼前就有个不适用同一标准的小弟弟，张着嘴有人喂他，坐在童车里有人推着跑，而且因为他长得胖，会笑，而受着父母的称赞。哥哥的心里就会养成对于标准较易的成功者的嫉视。这个心理发生在很幼的年龄，一直在不同标准的竞争中滋长，在美国人的基本性格上铸下了一个烙印。

美国人瞧不起家世，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家世，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成功的人物大多不倚靠家世，至少有一部分是受了这种心理的影响。他们心眼里有个不像自己一样费了劲就能得到母亲说声好的小弟弟。这种不费力而成功的，虽则成功了，被人称赞了，报酬大了，却不能使没有成功的人服输。没有凭借，白手起家的才算奇罕，才能成为美国式的英雄。好汉是要苦出身的。

美国有一种极受听众欢迎的广播节目，叫“知识测验”。在这测验中时常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胜过了大学教授。听众听了高兴，因为他们同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机会的人。大学教授环境好，因而有知识，如果没有这样好环境的人而能胜得他，那才是本领。他们拍手叫好时，其实是在向他们的小弟弟出气。

美国的传统是同情于刻苦而受委屈的平民，他们所谓under dog。这种同情和我们上边所说的心理是贯通的。一个成功的人必须遭受“阻碍”，受委屈，最后克服了困难，成了人上人。平民是受委屈的，所以应该得到同情。美国人多少都把自己列入平民之中。我在另一篇中说过美国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有形式的层次。平民并非层次的名称，他们叫作Common man，直译是普通人。凡是上面还有比自己更高的人都可以算是普通人。更说得明白些，普通人的特点就是没有特权。特权在美国也不是具体地像爵位一般，而是一个比别人机会多，容易成功的好环境；也就是我们上述的小弟弟。每个人自己都会感觉到在成功路上的阻碍，而且也总容易觉得自己的阻碍特别多。因之，都可以自认为Common man。

美国对于公平的观念也因之有它的特别的涵义。他们没有我们传统里所希望的爬平王，来重分财富。他们也不想每个人所有的享受都一样，他们所求的是大家要有相等的机会。譬如说一个学生得五十分，不及格，看别的同班学生得八九十分，神气，那是甘心的，公平的，因为大家标准相同。但是回到家里，有个弟弟明明什么都不如自己，可是他在他的班里得了九十分回家，妈妈喜欢他而冷落自己，这会使他心里不高兴。

在社会上确是有类似的情形。各行各业，各个圈子，等于学校里的各班，竞争的标准不同的，但是社会上却依着各人在自己圈子里的地位给报酬。这真容易使人常常引起幼年时在弟弟面前受母亲冷落的闲气。

美国人注重的是fair而不是equal；是公平，不是相等。竞争的社会中，真正的成功是要使人心服的。

5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五月九日的The Spectator周刊上，Gunther Stein发表了一篇《迷惘的美国》。他说美国在这次大战之后因为生产力的增加，国民收入差不多比较战前加了一倍，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大大提高了。乡村里的普通农家一年的平均收入已超过二千元。我在美国时曾打听过，在战前一个一年收入在八百元到一千元左右的农家已算是小康之家了。所以现在他们手边的钱确是多得多了，虽则物价也在涨，一片繁荣的景象是很显著的。可是Stein接着说，这片繁荣的景气带来的却不是欣欣向荣的愉快和满足，而是恐惧和不安。据他的观察，上自企业家，下至工人农民，都在担忧，这繁荣可能是朵昙花，怕不久就会有经济恐慌要发生。政府里的要人们愈是“辟谣”，民众也愈觉得恐惧得有根据。

Stein并没有说美国经济是否真的不久会有恐慌发生，其实谁也不敢预测，除了算命先生；人类历史中的波动确是难说的。不过他所描写的那种普遍的迷惘的心情却是事实。美国人为什么这样神经质地在繁荣中会担忧起恐慌来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在上一次大战后美国人所受经济恐慌的打击太深了的缘故。一个吃过苦头的人不会忘记痛苦的经验，所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都是这样发生的幻觉。但是这次大战和上一次大战究竟并不是如法炮制的一帖药。而且有了一次经验正可以及早设法，更有把握来应付可能的覆辙，学了一次乖，不是更有一点保障了么？美国现在那种心情的不安还有着更深刻的疙瘩。关于这方面，Stein是没有讲到的。

美国人的骨子里还是充满着清教Puritan的精神。清教徒的信仰里有着一个严厉的上帝。他是整个宇宙的舵手，驾驶这万有的大船，向着至高的目标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在其他宗教派别中是要求说明的。他们依赖先知，直接和神交通，启示给芸芸众生。清教徒却不然，上帝既是全能全在的，他可以直接在给每个人的赏罚中去表示他的意志。他会给合于他意志的人具体的恩赐，他可以给违反他意志的人严厉的刑罚。生活上的顺利和繁荣就是恩赐，事业的失败和破产就是刑罚。于是清教徒放弃了依赖先知或其他权威来猜测上帝意志的企求，一转而把眼睛看到了现实的生活。同时也把日常生活作成了测验上帝意志的指数。他们在现实生活上加上了一层宗教的意义。

他们并不是说，一个衣食丰裕的人是个好人，而是说好人一定会衣食丰裕的。衣食丰裕是上帝所给的，上帝只会赏给配受恩赐的人。普通观察者都看得到美国人是最主张自助天助的原则。一个自己不想求上进的人是道德上有缺陷，上帝会降下灾难，使他受苦。人怎能对这些上帝所不喜欢的人予以援助呢？美国人在社会保险这一类事业上是永远带着一些怀疑的。贫穷由于自取。很多人反对罗斯福的新政是为了新政养成了人的依赖性，使上帝对每个人赏罚的机构受到了阻碍。

清教徒勤俭刻苦，生活很严肃，不断地自省，像是在替上帝记账。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分析过美国社会背景，说明了他们怎样会发生那种竞争的心理。这心理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配合得十分密缝的。他们竞争，比别人顺利，有办法，更富裕，那就表示他们更能得上帝的宠爱，因之，也必然是更好的人。物质就是道德。

在一个机会丰富的社会里，各人可以不必靠劫掠别人来谋自己富裕的经济里，这种信仰多少是有客观根据的。勤俭的人起了家，懒惰的人破了产，天道恢恢，赏罚不爽。这种信仰对于一个顺利的人是有鼓励的，但是对于一个失败者却不然。如果失败的原因果真出于自己的错处，自可以借此自己检点一下；如其并非出于懒惰或疏忽，情形就不同了。不幸的，美国在上一次大战之后容忍竞争的开拓机会已经减少，成败已经不是个人的能力或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了。那种个人负责的传统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深入人心的信仰常是出于理性控制之外的。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恐慌，会使无数的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在经济上固然因罗斯福的新政而得到了挽救，但是心理上的创痛却不易平复。严重的经济恐慌在个人来说是事业的失败。失业之后，大批的人靠救济过日子，传统的自信心一扫而光。而且更严重的是找不出上帝为什么要谴责他们的理由。依清教的教条，这些不幸必然是因为人犯了罪，但是每个人自问良心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他们如果不能把这责任归之于社会制度，就不免迷惘起来。迷惘是出于对传统道德标准失去了把握，像是一个受到了莫名其妙的刑罚的孩子一般。

1929年开始的经济恐慌对美国人自信心的打击是空前的。过去几百年，新大陆的新字不但是指地理上的新，也是道德上的新。自助天助，上帝严厉而公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出兵欧陆都自认为是以光明去征服黑暗，正是逼他们祖先出外开辟新天地的黑暗；是以新去克服旧，是进步的。所以1918年的胜利，道德的气息远过于军事。威尔逊到巴黎代表的是新世界的曙光。美国在德国的屈服中证实了自己的优越，几百年来传统精神的优越。同时也证实了他们祖宗确是弃暗投明，走上了正道。但是上帝却并没有给这些正直的人应得的报酬，相反的，却是失业和穷苦。上帝是不能错的。于是他们迷惘了。他们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迷惘的美国曾经想把头埋在沙土里像一只鸵鸟。但是在他们并没有恢复自信的时候，那些在1929年经济恐慌中渡过早年的孩子们刚长成又被送上第二次大战的战场了。我们如果比较前后两次大战结束时的心情，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避免“思想问题”的战争必然避免不了胜利时道德上的迷惘，也因之并不能使世界感觉到获得了新生命的欣慰和愉快。大西洋宪章的道德境界本身已经不太高；不幸的，宣布不久又遭到丘吉尔的蹂躏。我在美国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在胜利前一年竟没有人愿意勇敢地追问到这次战争的目的。太平洋上的空战差不多成了足球比赛一般，报纸上竞相以各战斗员击落敌机的纪录来吸引读者。关于战争目的他们觉得只是罗斯福的事，罗斯福一死战争的目的也跟着死了。

这次战争缺乏道德气味并不是偶然的。美国心里有病。他们在这次大战之前原有的自信心已经消失，而新的标准并没有建立。有人觉得罗斯福一死美国怎样会完全变了面目。其实这并不值得惊异。罗斯福挽回了经济危机，但是并没有确立一个新的道德标准。新政人物是技术性的，并不是人民的导师。罗斯福一死新政人物悄然引退，除了华莱士发表一些演说外，没有半点挣扎。这就表现了罗氏十多年的执政只续延美国经济制度的寿命，并没有在美国人的心底引起一股新的改造热力。新政死得像罗斯福一样容易！

美国人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虚弱使他们并不能安心接受从战争里得来的繁荣。在他们内心，更有着一种不敢说出来的恐惧，这恐惧是新大陆在道德上将要不能再领导世界了，因为有一个更新的大陆在浓雾里闪烁出现了。美国讨厌苏联并不止是它的“强大”。在经济和军备上美国深知苏联在二十年内没有法子超过他的。但是他们感觉到压力，这压力不是来自实力。如果美国人有自信觉得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或是共产主义是不近人情的主义，他们不必害怕苏联会危害美国了。美国在这次战后像患了歇斯底里症一般地反苏，把苏联的思想威力估计得这样高，除非心里有病是很难理解的。

美国的心病害了近二十年了，还是在上一次经济恐慌中得的病，一直没有平复。他们并不能承认在美国之外还有一个“新大陆”。“美国”本来是个理想，是个追求、靠近的目标，如果这理想在道德上是次级的，这目标上没有了光芒，这些各自奔向前程的美国人有什么可以系维在一个社会里呢？这些来源不同，皮肤颜色不同，兴趣不同的一大堆同路人是必须有一个共同目标把他们联系起来，这目标在道德上必须超过一切。可是现在呢？不论是真或是假的，在亚欧方面据说又有一个新大陆了。这是美国人所不敢相信的。苏联把美苏看成两个体系，所以斯大林可以说：“不妨并存，更可合作。”美国并不这样看法，是两个理想，两个爱人，理想和爱人岂可携贰？杜鲁门回答说：“并存不得，你得让我。”从经济和政治上没有人能指出美苏必须冲突的理由，但是在美国人的心理上却有此非理性的病根。美国人反苏能这样夸大，绝不是少数“反动分子”可以制造出来的。美国对自己的信心已经动摇，所以难于自恃了。

美国眼前的繁荣并不能维持人民对自己制度的信心。他们害怕经济恐慌像鬼一般，在一闭眼之间，会突然出现。罗斯福把“没有恐惧”列入四大自由之一，谁知道这次战争非但没有在这世界上实现这“战争目标”，反而把美国也拖入了这恐惧的苦海里了呢？

在太平洋这岸看过去，美国虽则在经济繁荣上打出了一个记录，但是他们在心理上还得安定下来，这繁荣才不至真的成为昙花一现。闹鬼的，鬼真会找上门来的。

6 蛮一点，孩子！

“什么情形之下，一个人可以用武力来对付别人？”不同的文化对这问题有不同的答复。

有人认为用武是决定是非的最后方法，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弱肉强食，是生物界最基本的原则。这种看法把生存视作唯一目的，武力是获得生存的手段，所以武力本身是道德的。我们记得尼采曾认为基督所代表的道德标准是弱者的护身符。这世界应当是强者的领土。如果被人欺侮，那是因为你自己弱，弱的本来不配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侵略有选强汰弱的作用，是合理的。胜利是强者的报酬。

有人却刚刚相反，认为武力根本是要不得的。用武本身是罪恶。基督说人家若是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这种看法里包括着一种道理：人和禽兽是不同的，人是有社会的；社会的形成有赖于合作，共同的生存才是道德的基础。个人不能以威胁别人的生存取得自己的生存，因之，侵略是反社会的，不道德的。人家如果用武力来侵略我，我也用武力来抵抗，我固然可以防止被害，但是我同时也承认了武力在人和人关系中的地位。这承认也就威胁了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原则。武力来，武力去，结果道德的基础必然被否定，而回到了人相食的禽兽秩序中去了。不主张抵抗，是因为用来抵抗的武力本身就可以成为侵略的武力；要确立人类社会，必须取消武力。甘地厌恶武力，提倡无抵抗主义，就是从这种看法中引申出来的。

在这两极端之间，还有着各种程度上不同的答复。事实上极端的看法是不能彻底的。原因是在我们所处的人群中并不完全是以利害相结合的，也并不完全是以道义相结合的。Jack London所描写的“海狼”船上那种以力的平衡来维持的局面，本来是少见的；但是《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也同样属于一种想象——至少现在的世界离开这理想尚远。在现实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免不了有时要用武力，但是也不允许武力成为通常维持人和人关系的手段。因之，每个文化对付上述问题所有的答复，大多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而且都是早年教育的一个主要项目。

我们做父母的人，无时无刻不就具体的情境去指示孩子们：什么情形之下，用武力来对付人是不应该的；什么情形之下，不用武力又是不应该的。譬如说，最近我的孩子从学校里回来，哭着说她的皮球给她同学抢走了。我毫不思索地向她说：“没有用的孩子，给别人抢了皮球，还要哭！”意思是很清楚：自己的财产是应该自己保护的。人家用武力来抢就该用武力来保护。很显然的，我承认武力本身并不是坏的，应当不应当是要看情形。我的孩子还哭着说她告诉了老师，老师没有保护她。我又随口地说：“真没有用，我最不喜欢有人一来就告诉老师。有本领的，人家不敢来抢你。”这句话我又无意中指出了倚赖别人的权力不如依赖自己的能力，只要用得应当，武力是比其他办法更可靠，更可贵的。——我们就是这样传递了我对于用武的态度。孩子们从我们这些对具体情境不经意的反应里，学得了做人的态度。

我上述对孩子的反应，也许并不代表我们中国传统的规矩。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凡是和别的孩子有争执，动了武，给我的祖母知道时，不论我为什么打了人，总是派我的不是。她会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谁动手就是谁不是。”她有时也知道我是委屈了，她会安慰我说：“我们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他们那些野孩子不讲道理，我们可不能。让让他们就得了。”她会接着给我些糖果，赔偿我的损失，我的气也平了。这是我们传统礼让社会的正统方式。我想到了自己对孩子说的话，不能不觉得我们的文化的确是在变了。

在我们的礼让社会中，君子是不动手的。鲁迅把阿Q式的精神胜利描写成了一种懦怯的心理掩护。这在现在的情境里也许是事实，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中也不尽然。不动手是赢得社会同情的手段，表示自己理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富于社会压力的，在社会争执中不鼓励个人间的直接解决，而要诉之于社会。在小学校里老师最忙的是听取学生们的“告诉”。大一些，吃讲茶。更大一些，我们会一味地等国际仲裁，我们可以请马帅来调解，那是一贯的。我有一次在美国某一个讨论会上，听到有人责备我们中国把国联太看得认真了，以致国联的纸老虎在东北事件中被人戳破。我听了觉得很奇怪，我反问：我们依赖国联来判断是非是尊重国联，怎能说是我们的错误呢？他们也很奇怪地听我这样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怎样推给国联，你们希望别人替你们打仗么？——这里我看到文化的基本差别了。我记起了祖母的教训；也使我在我自己孩子失了皮球，我向她说了上述的话之后，默想了半晌。

在存在着有效的社会压力的社会里，不动手是争取胜利的手段，因为不动手是表示讲理，也就表示了有理，动手的人会受到社会的制裁，至少社会会给受欺的一方面其他的报酬。阿Q的不幸是因为社会压力已经无效，他所得到的也只能是他个人的精神胜利了。在一个还没有国际制裁的秩序里去依赖国联，结果也只成了以大好江山去换取国联的崩溃，于己于人都没有好处！

经过了多少现实的教训，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已经和我的祖母不同了。与其说是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我们对于自己传统的否定。在西洋文化中，各国对什么情形下应该或不应该用武力的问题的答案还是不同的。德日的黩武主义是个极端，我们且不论，单以英美而论，他们也不一样。

英美相同，而和我们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并不把动手用武一概加以否定。君子也可以动手，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所谓fair play。这个字我直接用原文来说实在是因为不容易翻译的缘故。这字有一点像我们的礼字，但是礼字下面我们可以跟一个让字，而fair play却比较积极，可以跟一个争字。在礼字里我们不能有动手的意义，而fair play却充分带着动作，用武也是动作的一种。这字又近于宋襄之仁的仁，宋襄公要等人家过了河，排定了阵势，才开仗；这是说打仗也得和竞技一般须有规则的。不按规则而打败了人也不算英雄。宋襄之仁后来被人视作愚不可及，其实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想统治天下，他明白天下不能以力统治。因之，即使是在用武来达到这目的时，他也得在道德上同时征服人，否则军事的胜利将会毫无结果。fair play也包涵这意义，不按规则得到的胜利是道德上的失败。英美人说日本野蛮而不说德国野蛮，那是因为德国是宣战的而日本是偷袭的。

单是有规则的用武还没有说明fair play的意义。它还包含“不欺弱”的要素。大人打孩子是不fair，强者欺弱者是不fair。fair必须是在用武之前，相打的对手都有胜利的机会，旗鼓相当，才能在play中比个高下。再进一步说，操胜算的人是不该挑衅的，一定得比较不易得胜的一方求战，架才打得成。向强者示威才算是勇，向强者低头，欺侮弱者，在他们眼中是懦夫。

在英国，孩子们动手用武认为是本性，长者的责任是在教他们打架的规则，使冲突成为fair play。他们看见两个孩子在打架，他们注意的是孩子们打得合不合规则。“你不该打他的腰部，拳头得向上。”“他比你小，你怎能回手呢？”“拉人家头发，成什么样子。”打架也有礼貌，打输不要紧，人家不会笑你，可是打了人家腰部，撕了女孩子的衣服，却会不齿于同伴。

美国的父母却没有这样简单。英国可以讲规则是因为所有的人大多接受着同样的规则。一个娇弱的孩子如果不去向人挑衅，没有人会去欺侮他。fair play多少掩护了弱者。美国不然，因为他们各人的来历不同，文化复杂，社会上并不全是接受同一规则的人：他们有被压迫而不甘服的黑人，有性情躁急、感情旺盛的拉美侨民。他们有德国人，有法国人，什么人都有。如果父母不奖励孩子蛮一些，成个他们所谓tough guy，孩子在外边是很会有被欺侮的机会。而且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孩子都是预备抛井离乡的。早年他们向着陌生的荒原去开发，不要说礼貌，甚至法律都靠不住。英国人无需奖励孩子们蛮一些，而美国人却得先有此准备，宁可备而不用。美国和英国一般有着fair play的传统，但是还得有应付unfair的袭击。因之，他们同时特别重视自卫。“你得回手！”“谁叫你给人欺侮的，为什么他不去欺侮别人而单欺侮你呢？”在这方面说，很有一点像我教训孩子时的态度。可是美国人的自卫却须和fair play相联结起来。动手用武只限于必要的时候，就是说，必须是别人先动了手，而且还得要对方是个合格的对手，所谓合格的对手就是你和他打时，谁胜谁负在事先是说不定的。如果是一个年龄小的，一望而知比你弱的，即使他打了你，你不能认作挑衅，和他认真。至多给他一些教训，不能构成真的打架。最好是你笑一笑，摇摇头，说一声：“朋友，你看错人了！”就算了结。你也不妨唬他一下，如果你认了真，在美国人看来，是轻举妄动。

英国人可以认输。挑衅的既然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才算fair play，失败也表示勇敢，无所谓。如果自己量力不去挑衅，自然更可安于弱者，避免弱点的暴露。英国有一点能屈能伸，他们有能力自己笑自己。逼紧了可以拼一下命，拼不过，认输，等一下再说。敦刻尔克大败之后，德国耻笑英国人不敢出来应战，丘吉尔回答说：“这有什么了不得，英国本来是只龙虾，脱了壳，就得躲在石头里，等壳长硬了，才再钻出来。”

美国是个不能败的国家。人家打了你，要是服了输，那就算是懦夫了。对手如果是旗鼓相当的人来挑衅，你必须应战。但是在应战前，又必须证实对手确是旗鼓相当的。美国是不能先动手的。可是，动了手却不能服输的。罗斯福早就料到美国不出头参战，欧战是不会了结的，而且民主国家可能会失败。美国人中和他一样看法的人并不是少数，可是罗斯福并不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前向轴心国宣战。有一次《生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追述珍珠港事件的文章，里面甚至说，罗斯福如果要防止这袭击是很可能的，可是他并没有防止，说不定是他要诱敌袭击，使他可以参战。这篇文章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我们很可借此看出，在一般美国人看来，日本袭击珍珠港，给他们解决了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那就是我在上边所分析的，人家不先动手，自己不能动手的传统。他们久已预备动手了，但是这传统遏制着他，人家打上了门，于是可以不顾一切的“自卫”了。

美国会不会再打仗？这是大家现在想问的问题。有人说，美国人民都不愿打，所以不会有第三次大战。这理由不一定正确。假如有人去挑衅，先动了手，他们不愿打仗的人，一分钟里就会跳起来从军了。至于有人以为美国会在别人没有原子弹之前先解决别人，那是一样地不正确。这和英美的传统太不合。即使少数人可以作此想，大多数人民不会接受这种不合传统的战事。

有没有人会像日本一般地打上门去？那是另一问题。可是从美国人的性格上说，整军经武，有备无患，不会疏忽。他们对于“自卫”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觉。但是自卫不等于求战。他们找不到对手，或是对手耐得住，不先动手，第三次战争是不易出现的。

7 道德上有个毒刺

我曾经这样想过：一个文化里若是对一套东西特别看得重，重到不太受理性的检讨，重到时常要为此动感情，这套东西必然是相当不容易得到的。反过来说很容易明白，我们生命所倚赖的没有比空气更重要了，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文化中有把这事实上十分重要的东西看得那样重的；除非有一天我们整天得在重庆大隧道式的防空洞里过日子，我们也许会发生一套特别看重空气的信条出来。我也曾用这个原则来解释为什么在饥饿的中国对于吃的一道会这样考究和这样的念念不忘。见了人第一句话：“吃过饭了么？”见了朋友第一件事是约个饭局。不先喂饱了对手，似乎没有话可以谈得上似的。一切聚会里，不论是结婚或是死了人，总是吃一台。连生孩子的动机也在怕死后过年过节没有子孙上祭，上祭也是吃。——这样讲究吃的文化却是一个大多数人吃不饱的民族。说来似乎矛盾，其实却是相配合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的讲平等讲竞争，就不免使人想起了他们黑白的界线来了。当然，话先得说回来，在数目上说，中国能大吃大嚼的只占极少数，一般生产者每年能畅吃一阵的也不过几个节日；而美国能享受平等和竞争的，至少从理论上说，还是占多数。——这说法也许不大正确，但是我们得承认被拒绝于平等竞争圈外的有色人种确是少数。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美国人这样重视平等竞争多少是有着一大批得不到平等和竞争机会的“黑奴”做着背景。

我记得黄裳先生曾在他《关于美国兵》的小册子里写过一篇《黑美非美》。当美国人说起“我们美国人”时显然并不包括那千万的黑美。我在读Mead女士那本The American Character时（就是我写这一路美国人性格的蓝本），也很明白地觉得，她心目中并没有这些黑美。譬如我在《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一文中分析美国社会阶层的性质时，也找不到黑美的地位。如果我们把黑美加入这幅素描中，在起码的界线之下，大概不能不再加上一格不流动的、黑漆漆的底层。以黑白的关系来说，美国确可以和印度相提并论，用社会学的名词来说，是个caste的结构了。

关于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我相信读者必然已知道一些。如果不大熟悉，不妨去看一本美国新闻处重印了分送的Washington Carver的传记。这位Carver先生是一位科学界中的人杰。他是念农业的，他在理论上和实用上的贡献极大。举一件事作证：他因为美国南部的土地太差，农民生活太苦，所以提倡种植花生。他不但在种植上努力推广，而且发现了花生里的营养素，和发明了种种以花生作原料的工业品。——这种综合的研究是后来T.V.A.大计划的基础。他的贡献于人类的幸福是够大了，但是不幸得很，他是黑人。他去参加学术演讲时，甚至国会里委员会请他去陈述意见时，他不能住在大旅馆里，只能从后面的小门和铁梯上进出；他不能坐卧车，有时他得靠两条腿走路。他的朋友们很惋惜地叹气：“假如他不是黑人——”但是这惋惜却白不了这位伟大人物的皮肤。在“平等竞争”的美国社会，他走不上“美国的旅程”，在比赛的圈外。

每一个到过美国去的中国人没有不能举出他亲眼看见美国社会里种族不平等的实例，因为我们皮肤的颜色也并不是白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讨论种族问题的会，主席很客气地要我说话。我觉得很难开口，后来我说了：“我没有意见，因为我是在一个并没有这问题的文化中长大的。我对于印度的宗教，美国的种族，成为讨论的题目，甚至成为生活上的问题，只有好奇心而已。”

我在书本上自然读到过许多分析这问题的文章。我在美国的短期旅行中也受到过感情上的刺激。如果我要为这问题说话，自知难于客观，因之也不会得要领。我的兴趣却是在这显然和美国所特别重视的价值标准不合的现实对于一般美国人性格的影响。

黑白的双重标准在我看来是美国人道德体系中的一个毒刺。如果美国人接受了希特勒的哲学，认为世界本是个种族竞争的场合，他们可以找到人类历史上有着无数被淘汰了的种族，上帝是用了“物竞天择”的原则，以生存和繁荣去报酬最优良的种族。他们正可以把黑种人的“失了上帝的恩宠”来维护自己白色皮肤的优越感和自尊心。——这样的话，美国人的良心是可以洗得干净了。但是美国并不接受希特勒的哲学。相反的，在他们天经地义的人权宣言上，写下了人是生来就平等的。要证明黑美不是人，自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念社会学的人自然明白，道德是在视为自己人的圈子之内的。当我们对付圈子外的人，杀戮、欺骗、愚弄是道德的，受到奖励的；至少也不是不道德，可以容忍的。在战场上，双重道德表现得完整无缺。美国如果根本不承认黑美是美，取消黑种人的公民资格，他们把这些“非我族类”的人物，圈在“自己人”之外，在道德系统上也可以做到一贯的程度。但是美国人并不这样做。在他们立国之本的宪法上又明明写下了，不得以种族限制公民的权利的字句。

这样，美国人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忘记种族的界线，以维持道德上的完整；一是昧了良心，维持种族的偏见。他们的选择是第二条路。

这选择是有理由的（我说有理由并不是说我是同情的）。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一方面是要竞争者大家不出轨，所以要讲fair play；又要大家在一条线上开步，所以要讲机会平等。但是为竞争而竞争，必须一个条件就是竞争者总得从竞争里能得到报酬，报酬可以有多少之别，但不能白白地跑这一阵。所以归根是要看大家可以得到报酬的总数。如果总数不增加，而想分享的人太多，有人要分不到时，竞争也就会变成乱抢了。人家说中国人坐公共汽车不守秩序，那是因为汽车太少，守了秩序根本就会有不少人坐不上车。在粥少僧多时，不讲进取的和尚们也会不讲礼让的。于是在竞争社会里，在事实上会发生拒绝增加竞争者的倾向。我这样说并不在体谅美国的种族偏见，而是在说明在现实世界里，竞争的社会可以排除竞争者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可以使我们这个重视吃的文化中，发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如果在粮食不足的国家，遵守了“推己及人”的道德原则时，大概事实上会没有人能一生温饱了。

美国人维持种族偏见是事实，他们的代价是道德上不能完整，良心不安。当然，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永远在受良心磨折的。于是我们有孟子的“远庖厨”的遮眼法了。这是说，我们承认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孟子本是个不讲逻辑的现实主义者，他一方面可以说性善，而一方面又要远庖厨。一贯的推论，必须承认现实是不善的，这不善既是无可奈何，也必然是出于人的本性了。一个文化中如果发生了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善恶之别，他必然要走到内向的路上，那就是说，一提起道德问题，心就虚了，想到了自己的不完全，而恐惶起来。“理直气壮”只在现实和道德相合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的人是想逃避的，他们没有勇气认真地就某一价值彻底地推论下去。美国人自己承认“年纪轻”，也就是自宥的说法。他们可以高唱四大自由，而不认真地讨论现有的政策是不是在遵守这项诺言。政治学家Merrian说，政治是illogical moderation“难得糊涂”，也是美国理想和现实发生了太明显的距离时的说法。

美国人心底是明白种族偏见和传统道德标准无一合处。现实既难改变，于是只有转弯抹角地想法自赎罪愆。他们可以在艺术上尽量地接受黑人节奏，爵士的音乐和舞蹈是这样进入了美国的生活。他们可以个别地向黑人捐些款子，做些社会工作。但是像一个犯了罪的教徒在牧师面前忏悔了，就可以心安而继续发生犯罪的生活了。

这是那些想创立“美国世纪”的雄心家所遇到道德上的阻力。美国并不能站起来说：“我是民主的模范，民主是好的，因为你瞧，我们的社会是多完美。”美国人没有说这句话的勇气。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良心会轻轻向他一笑：“看看这不平等的现实。”“美国”本来不是个现实，而是个向某一理想的追求过程。美国人可以说，我们爱好民主，民主是好的，我们要实现好的民主，可是我们还没有实现这理想。

民主是好的，能享受平等，能在平等机会中自由竞争。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知道是好的呢？”他们可以指出黑美的痛苦：“你瞧，这种人得不到平等，所以苦。”他们的父母可以指着当差的黑仆教训他们的孩子：“孩子，平等是可贵的。没有了平等，就成了这种人。”在局外人可以批评他们为什么不给黑种人平等呢。可是这是另一问题。孩子们听这话所得到的教训是要保持自己的平等，并不是要把平等给人。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个逻辑，不妨想想自己。当你看见在街头乞食的叫化时，旁边的父母和你说“你不用功就会如此”时，你会想到的不是对叫化的同情，而是对于自己地位的可贵和可能失去的警惕。

美国文化道德素质是脆弱的。脆弱的原因当然很多，种族偏见和他们立国的基本道德的不相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黑白阶层之分又可能是美国人感觉到平等竞争之可贵的背景，但是这种等于caste的结构在本质上却不能容忍于民主自由的世界上，何况是想成为民主示范区的美国呢？

这本是一个威望政治的时代。美国的种族偏见过去或者只是一种引起美国人民良心不安的苦衷，现在却已成了举世瞩目的民主缺憾。显然的，除非美国能另外选择一条道路，就是维持道德的完整而放弃种族偏见，美国在威望上是不免要打了个很大的折扣。在我们的立场看去，很有理由问美国人，上一次大战的目的如果是在打倒希特勒主义，而不是在打倒希特勒个人，为什么美国人民可以容忍自己文化中相类于希特勒主义的成分呢？我们也更有理由怀疑：如果美国的民主中可以排除这样多的黑美于平等的圈子之外，别国的人民在接受美国民主的领导时是否也会造成这类于caste的结构呢？这些问题是美国想做新世纪的领导者时所必需答复的。不然的话，美国尽管依恃他的财富，不能使人折服，威望并不能用金元来收买，也不是原子能的威胁所能取得的；这是需要一种道德力量的。我们看到手无寸铁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可以支配大部的世界这样久，就可以知道道德力量的伟大，而道德力量的发生不只是说，而得实践。如果美国的民主在别人眼里是个不彻底的民主，甚至在很多名义上是公民而实际上被排除在平等圈外的美国人的眼中，美国民主也不过是个不讲原则而讲便宜处事的民主，试问“美国世纪”怎么会在历史上出现呢？一心一意想创立“美国世纪”的人，肯把金元浪费在别国战场上的人，也该自省一番。

我们当然并不应该因为口口声声是自由之邦的美国自己有缺点而否定这些标准，可是为美国想，实践比宣传和出售都更切实些。

8 原本是负了气出的门

丘吉尔必然是个摸熟了美国人性格的人，不然他怎能向美国借得这样多年青人的血去阻挡希特勒的凶焰？他用着已过时的美国土语向包围着他的记者们说，他身体里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这是事实，他的母亲是美国去的。但是他却用这亲切但属少数的个例，去拗转了历史的通则。美国人的血不原本是欧洲的么？他不提这个渊源，而巧妙地暗示着大西洋上血的倒流。我们也不会忘记他有一次回答记者们问他，什么地方开始驱逐占领别国土地的侵略者时说的话。他一扬眉，毫不思索地说：“伦敦，这些洋克（可能为yankee的音译，最初指新英格兰后裔的美国人，后来则通指美国人——编者）的占领军。”美国人在欣赏他的幽默和机警外，还有着内心说不出的满足：洋克占领了英国——不但是血的倒流，而且竟是血肉的倒流。

在哈佛大学里有一位英籍的教授，有名的哲学家怀德海的儿子，有一次很得意地告诉我：他去参加了一个美国独立纪念的盛会。在会里人家一定要他致词，他说：“你们找错了人，还是有意要为难我？我名字里还有着North这个字。”原来他是North爵士的后裔，而这位爵士是派兵去镇压美国独立的。听众热烈地报以欢呼。我默默地颔首，英国人真是内行，美国孩子们的命是送定了。

美国人对于欧洲具有很复杂而且矛盾的情感。这感情表现在历史上的是一连串反反复复，似乎没有一贯性的事迹。最使人忘不了的自然是威尔逊总统的失败。他一手创立的国际联盟中，并没有美国的席次。美国国会否决了他的国际主义。美国人民向他说：“欧洲的事，我们不管。”可是怎么叫不管呢？不久之前不还是兴高采烈地横渡大西洋去参了战？并非健忘，而是在历史中养成的美国性格在作祟。

这里我又要提到在以前几篇文章中已经屡次说过的话了。美国是欧洲的“逆子”，欧洲是美国的“严父”。假如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这位家长对他的子弟仁慈些，北美很可能像中美一般成了个犯罪者的乐园，囚犯的戍站，土著和白人混合之场。但是北美却不然，它吸引了虔诚地想在地上建筑天堂的清教徒，宁愿短期卖身以求不再挨饿的饥民。充满着威胁、匮乏的欧洲才有这无数背井离乡、抛弃父母之邦的移民，一个向欧洲要求独立的美国。

美国在中国华侨眼中是“金山”。想发财的冒个险去捞一票，成则衣锦还乡，败则为异域之鬼。不但去美国的这样，散布在南洋和欧洲的华侨们，多少都是这样的。在他们，出外是个手段，不是目的；在国内走码头的山西帮、湖南帮，何尝不是如此？发了财，在家乡盖个富丽堂皇的宅子；阳宅不够起个阴宅；墓地有了，造个祠堂；推而广之，办学校，兴公益。华侨的理想人物是陈嘉庚。——这是说，我们这片旧大陆尽管够荒瘠，够黑暗，但是还不失其温暖，还是个“家”。海外的华侨心心念念着祖国，使他们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成了中国经济中平衡国际贸易的支持者。至今还有所谓“民宪党”在国内政治中当个苦恼的角色。亚洲在这一点上是和欧洲不同的。

从欧洲到北美去的移民不但不怀念着祖国，年老了没有丝毫意思要到故乡去寿终正寝，更不会遗嘱子孙把棺材运过大海葬入祖茔；他们死心塌地地想在北美立脚，当地当时就可以衣锦昼行；而且他们对于压迫他们到不能不自求自由之邦的老家，心里充满着忿恨。所以我说他们有一点像是严父手下，受尽了委屈，发誓不再回家，出门自立的孩子。在父亲眼里是个逆子。在孩子心头有着一肚子总得找一个机会出一出的怨气。好马不吃回头草，“就是冻死，饿死，被天雷打死，也不再进你这扇门了”。这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所要出的那口气，还得在严父面前出的呀。丘吉尔、怀德海教授之所以能使美国听众高兴得叫好，原是给他们出这口气罢了。

我也已经屡次说过，到美国来的移民想“美国化”就得改变他们的土音和乡气。他们一到能在美国社会上立脚时，矫枉过正地要表示出“美国是多么可爱呀”的态度来。怎么表示呢？最明显的是和祖国隔绝。有些人甚至把望而知其来历的姓名改去一两个字，使人听来活像是老美。他们可以有意地避免去和原来的同胞接触。祖国是个应该也必需疏远的影子，虽则这影子也永远在他们心底作祟。

美国社会是个截去了两端的梯阶，是从欧洲中间阶层里爬横了长出来的；两端不在美国，而是在老家。欧洲的破落贵族们可以把他们的古董用高价出卖给美国的暴发户，甚至把整个的“故宫”一块砖、一块瓦地搬到美洲去重建。美国那些爬到了社会尖顶的人的眼睛只有望到欧洲去，不能倒流回去，也得把贵族拆过洋来，只是个仪表也可以过一过瘾。

美国人是负气出的门，他们尽管天天叫着“美国化”，但是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明白，美国文化是缺乏明白的标准的。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老家里的人说他们一声：“有志气。”他们在任何一部门的生活里，最高的标准还是在欧洲。

我初次到英国，朋友们，老师们，甚至房东太太，都带着一种惋惜的口吻说：“可惜你的美国音太重。”意思是我的英文说得不标准，从美国传教师那里传授的英文怎能合格呢？可是过了几年，我到了美国，我那带了一点英国口音的话，却赢得别人的容忍，非但容忍，而且借了不少光。在美国学术圈子里英国的学位是到处买账的；反过来说不正确，美国博士在英国却多少带有一点，虽非轻蔑，也略有无足轻重之意。美国大学考博士必须先考两门外国语（其实大多是指欧洲语），而在英国就没有这种规定。在英国，论文里若是太多引了美国作家的著作，反而有时会被老师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未免浪费了一点时间。——美国学术上受欧洲的影响是极深刻的，直到现在，别的我不知道，以社会学说来，美国还不能说是已经可以离开欧洲而别树一帜。欧洲的学者在战时大批地上美国，美国虚心地接受。肯这样虚心那是因为他们要强爷娘，胜祖宗，他们知道现在在文化上究竟还落后一点，还得争这口气。

美国人对于欧洲因之有着很矛盾的态度。他们对于欧洲的标准是心服的，但是他们负了气。他们对欧洲想报复，想使他们说一声：“好孩子。”他们决没有丝毫要回乡的念头，他们有决心要在新大陆创立个更好的世界给大西洋那边的人看看。为了要使美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他们在心理上不能不把可能拆散这个祖籍不同的移民集团的离心力遏制下去，孤立成了美国立国的基本精神。所谓“孤立”就是指不管闲事，尤其是不管欧洲的闲事。

李普门说美国外交政策中只有门罗主义是一贯的，持久的；除此简直说不上任何外交政策。门罗主义是孤立主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不管闲事主义；美国这个负气的孩子唯一希望的是关了门做个样子出来给人看看。他们即使不幸灾乐祸，但是也不会发生姑奶奶对娘家的关切。中国的华侨肯投资革命，输将抗战，那是因为他们还是抱着回乡的愿望；不但如此，祖国的不争气是他们受人歧视和欺侮的原因，他们不能不关心祖国。从欧洲到北美去的移民并没有这经验。他们本来没有回乡的计划，而且靠了他们的白皮肤，也受不到因他们来历而起的歧视，即使有，也很快可以洗脱他们的来历。他们不是姑奶奶而是私逃出门的逆子。

放逐这逆子的严父已经低头了。非但低头，而且伸出了手，期待着这已经自立的孩子的反哺了。丘吉尔以身体里有着美国的血来象征着下一代的风向将是由西而东，不再是由东而西了。可是美国的态度怎样呢？他可以为了自身安全，为了要从欧洲不能不乞援于他的表示中获得道德上的胜利，他可以出一次兵，在欧洲流一次血。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孤立和不管闲事的传统。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最近美国的战后措置，多少可以使我们感觉到“逆子并未回头”的神气。

杜鲁门主义是门罗主义的扩大，精神上是一贯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范围上。门罗主义只包括大陆，那是因为那时没有飞机，海洋是地理上的防线。现在，门罗主义所求美洲的安全和孤立不能不加上一个外围了。这外围包括了太平和大西两洋，和在两洋对岸建筑下的空军站。在两洋边缘的国家也许会感到近似侵略性的压力，但是这压力的来源却是美洲的要保持孤立。杜鲁门并没有超过门罗，不过是个现代化的门罗。时期虽则已过了快半个世纪，美国人还是带着三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部背叛严父自求独立的历史。

联合国巨厦的基石刚刚安定在纽约的岛上，而杜鲁门却已开始了放弃这国际组织的行动。这真是使我们哭笑不得的讽刺，不但告诉了我们美国传统里的矛盾，而且告诉了我们，这矛盾已化成了世界共同的矛盾了。

9 后记

这本讨论美国人性格的小书里的八篇文章是我读了Margaret Mead女士的And Keep Your Powder Dry一书之后写成的。这本书在英国的企鹅丛书里再版时就改名作The American Character。原书是1942年出版的，那时战事正打得紧张。作者认为美国要求胜利不但得充分动员他们的资源，而且得加紧动员他们的人力。要使每个人都能自动地为胜利尽最大的努力，必须明白美国人的性格，加以因势利导。我们如果不明白钢铁的性质就没有法子用钢铁来制造我们所要用的东西了，同样的我们如果不明白人的性格也就没有法子团结人来完成一个任务了。她在这本书里企图用美国的社会背景来分析美国人的性格。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人读的分析美国人性格的书。

1943年我在美国就听见过有这本书。Mead女士本是我的同行，她原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人类学的。我在美国曾见过她，她的丈夫Gregory Bateson，也是一位同行，曾经特地从印度到昆明来在我们乡下住过三天，也谈了三天。但是我却一直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在朋友们中间谈起这本书，有的认为是美国人自觉的开始，是本极重要而且极有见地的著作。但是也有不大满意这书的。我们念人类学的人自然容易明白“民族自省”的困难。把人作为研究对象已经犯了“人的尊严”，何况在人中还要研究自己人呢？人类学以往是门“研究野蛮人的科学”，很少能用同样的客观态度去研究文明社会；即使去研究，也多限于已失时效的风俗习惯而已。而且一说到自己的文化，客观的精神也就很难保持了。

普通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文物制度、民族性格是“标准”，是上帝依他自己的相貌造下的。这点自尊心确是维持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在战斗中，为了士气必得坚强自信。历来坚强自信的方法是宗教性的，那就是超于理性的，发动着爱恨的感情去支持“好坏是我的祖国”的盲目信仰。事实上，天下哪里有完全的东西，如果用理性去检讨就不免发现所属于自己的也颇有缺点，这样就会使人不便盲目了；爱恨的单纯，也是原始的，感情未免动摇，于是也就不免被认为“打击士气”了。在初民社会里，战争前常有一些仪式，激动感情，排斥理性，就是这个道理。——蛮性的遗留阻碍着民族的自省。

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美国不容易看到这本书。战时纸张缺乏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印的书不多，销完了也就难于再印。但是普通人不喜欢看并没有恭维自己的传记的心理，也许也有一点关系。以我自己说，我是不喜欢照相的，照了相也不喜保存，理由总是说“照得不像”。其实谁也不能承认照相机会有偏见，但是长得不出色的人有哪几个不像我？

今年二月，快从英国返国前，我和一位朋友一同去伦敦的旧书铺里淘旧书，他在书架角里找出了那本《美国人的性格》。我高兴极了。他就把这书送了我，说我在归程的飞机上可以用它来应付这段无聊的时间。我如他所说的在回抵国门前，清偿了这个夙愿。我心里不免时常向自己说：“在写那本《初访美国》之前实在应该先看看这本书。”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子。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可是这是本美国人写给美国人读的书，假如我按字翻译，对于中国读者必然会感到隔膜。于是我想不如依这书的见地重写一道罢。在我开始下笔时还遵守着作者的原意。但是一下笔，我的笔头却走远了，远到和原书相差太多。说是编译，对不起原书；说是创作，又未免掠美。如果一定要题个名，最好是说是“读书札记”，是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东西。我所希望的只是能使读者多了解一点关于那些日渐和我们发生更密切关系的美国人的性格罢了。

我希望读者在这本小书里看到一个社会结构的标本；好像我们在生物实验室里解剖一条蚯蚓或一只鸽子一般。当然在这几万字里所画出的一个速写决不能把美国社会，和生活在美国社会里的人的性格，全部勾出一个棱角来，但是在这里读者至少可以看到社会和文化的解剖是怎样着手的。读者如果先看我那本《初访美国》，再看这本小册子，多少也可以从历史的过程中看到美国人的生活的脉络。

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亦即是他们的文化，与其说是上帝安排下的模式，不如说是这民族在创造、试验、学习、修正的过程中累积下来应付他们地理和人文处境的办法。从这种立场上去看文化，每一项目都有它的来历和作用；因此可以从他们的历史、地理和人文处境中加以说明的。这是说各种社会制度的形式都可以理解的。人类学的任务就在理解各式各种的文化形态。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的对象。

文化帮助着每个人去获得生活上的满足。我们种田吃饭，推车摇船，都是用来满足我们生活需要的基本活动。这些活动却并不须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发明，去创造，我们只要跟人家学习，这是一个团体所共同保持和享用的财产，而且也是祖宗传下来的一份很重要的遗产。这是文化。当然文化并不单包括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谋生之道，我们自己也不断因为处境改变而创造新的办法去充实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的创造也必然是根据于原有的基础，所以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的。

社会，人和人集合的生活，分工合作的体系，以其具体内容来说，是文化的产物，也是保持，传递，创造文化的机构。我们生下来并没有带着可以在社会里生活的办法，我们得一项一项地学习，这是社会的任务，社会要使每个人接受那一套谋生的办法。社会要使每个人就范于文化，它于是对于个人发生了一种制裁的力量。我们从小有父母在旁边教我们这个，教我们那个；如果我们不领教，随之而来的是呵责和白眼，甚至是戒尺和关闭在黑房间里。这是制裁作用的开始。在这种我们所谓教育里面，我们分别了什么叫“乖孩子”，什么叫“坏孩子”；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什么叫对的，什么叫不对的。——这些是价值标准的。价值标准是我们行为的指针，是文化替我们砌下的道路，是社会用了压力很早灌输到每个小孩子脑中的辨别应该和不应该的张本。没有一举一动不能在这个价值尺度上查得它的地位。这是决定每个人在各种可能的反应中所作的选择，一切行为的实践也是文化所定下的价值的表现。这样说来，价值标准是文化造下来指导个人行为，使其符合于社会制度所规定下的规范，它的功能就在配合个人和社会，维持社会的制度。至于什么算是好的，和什么算是不好的，那是以当时当地社会制度的内容而定：符合则好，不符合则不好。社会制度的内容则依其是否能帮助人在其处境中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而设计，而变迁的。所以，价值标准也是人类得到生活上满足的手段，并不是绝对的命令，而是因时因地而定下的实用规则。

这样说来，在个别文化中可能有和其他文化不相同的价值标准了。抽象的价值尺度可以是普遍的，而价值的内容却是个别的，可以因时因地而变异的。我们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就得先明白赋有指导作用的价值标准是怎样的，然后才可以进而从他们的历史和地理的特殊处境中去解释这些特具的价值内容是怎样发生的。另一方面，我们得记住价值标准并不是件社会的装饰品，也不是人们的口头禅，而是社会制度的维持体系。我们只有从他们在人民生活上所发生的实际作用去看到这些观念的实践。实践的场合是在他们的社会制度里。

在这本小书和我那本《初访美国》中，可看到我一再提到“自由”“平等”“竞争”“成功”等观念，这些是美国人民所坚持的理想，是代表着他们的价值标准的。这些标准是发生在有着充分发展机会的新大陆上，发生在生产技术开始改变，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长的时候，发生在从专制的欧洲、穷困的欧洲里出来勇于冒险求生的移民中——美国的地理和历史的凑合里。这些价值标准发生了厌恶权力，崇尚自助的性格，也发生了相互牵制，三权分立的政治态度；信仰自由，不重仪式的宗教制度；放任独占，缺乏阶级意识的经济制度；孤立而内向的小家庭制度；注重分数、考试和成绩的教育制度——那一切被认为“美国式”的社会形态。

要充分和完全把美国社会解剖出来，画成图样，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还刚刚开始做这件工作。好像Lynd的Middle Town，Warner的Yankee City，West的Plainville，都是比较成功的著作。但是这些解剖工作常常偏于社会形态的描写，而忽略了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怎样在他们所处的文化中养成他们的性格。

个人的兴趣，对人事的态度是逐渐在文化中养成的，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价值标准。社会的价值标准和个人的性格其实本是一回事，从两个角度上看过去而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罢了。要真正描写一个社会所有的文化，应该从这两个方面配合了看的。从个人这个角度看，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个人怎样在社会生活中养成他的性格，那就是教育的过程，尤其是早年孩提时代在亲密团体中得到的训练。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说是造成个人一生行为形式、性格的紧要关口，所谓“三岁到老”；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社会对个人使用压力最强的一段时间，是把一个牲口变成一个社会能接受的“人”的过程。把这过程作为对某一社会的文化分析的中心是Mead女士在人类学中所做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她早年所写的Growing up in New Guinea和Coming of Age in Samoa以及较近出版的Balinese Character都是从个人性格的养成过程着手去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她的贡献已在美国人类学上起了很大作用，晚近对于个性的分析已成了一个新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类学者对于比较文明的社会发生研究的兴趣。Mead女士这本《美国人的性格》在人类学的发展上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Mead女士所论美国人的性格亦引起过不少评论。我曾听见过有一位朋友说过，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形只是美国人中一部分人的事实，并不能概论一般的美国人。这一点我在本书里也说过：在这本书里，黑人好像并非美国人；严格地说，美国的华侨，也不能包括在内。黑人和华侨并不能在美国社会的梯阶上往上攀登，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之，Mead女士所描写的竞争和好胜的性格也就无法养成。非但如此，他们生在一个注重竞争的社会中而自己却没有入场竞争的资格，这种反感也必然会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可惜Mead女士没有注意到他们。我在本书中所补充的一章，也不过是从种族歧视上去看白人内心的矛盾，也没有说到被歧视者的那一方面。

批评这书没有代表性的那位朋友也曾和我说，Mead女士对于那些从欧洲落后国家到美国来处在较低地位的移民和他们的子孙确有很透彻的了解，但是美国人并不都是这种人，而且在社会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也并不是这种人。据他说，在美国社会金字塔的上端有一批是早年从欧洲比较上层社会中出来的，在美国也处在领导地位，他们“强爷娘，胜祖宗”的心理并不太强。——这一点批评我想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想替作者辩护的话，我们不妨注重数量的问题。所谓高级的移民事实上并不太多。历史上的记载，我在《初访美国》里也曾提到过，即在早年，大多数到北美来的是那种短期卖身的贫民。如果我们要论美国人的性格以他们占多数的那种人做分析的对象是有理由的。当然，最理想的是能先告诉我们，作者所分析的对象究竟是美国人中的哪一种人。

即使我们承认Mead女士所告诉我们的是美国人中占最大多数的哪一种人，问题还是存在，这些人是不是都像她所描写的呢？我想，要回答这问题也许我们还得在理论上多说几句话。在上面的话中，我用了“多数”和“种”两个概念。主要的是在“种”字。认为Mead女士所描写的美国人并不能包括一切美国人的批评，有两个可能的说法：一是说美国社会中有着不同“种类”的性格，Mead女士所描写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一是说美国人中每个人的性格多少都有一点差别，Mead女士所描写的只是一部分人，有多少人的确像她所描写的那样还是很成问题。我所谓“多数”并不是答复第二类的批评，而是答复第一类的批评。我的意思只是说她所描写的至少也是占最大多数人口的那一种人。

很显然，Mead所描写的那一种人中个人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她是否应当就所有人的行为加以统计，而达到他们中间最频繁出现的性格呢？我的回答是不必的。要明白我的答案，我得先讲明白个人性格中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受社会依了它的标准严格加以塑成的，另一部分是社会容忍变异，不太加以干涉的。我在上节里已说明社会为了要使个人能和别人共同生活下去，所以要强制着各个人接受相同的行为形式；它预备下一个模子，套上各个人的行为上去。在一个模子里塑刻出来的个体大体上是一般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描写同一模子里塑刻出来的个体，最好的办法是描写这模子本身，不论在这模子里塑刻出来的个体有多少数目。所以，从社会的角度去看个人的性格是就其相同的方面着眼的，凡是受同一标准所陶养出来的人，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一种人”，有着性格上相同的一部分。

这个社会加之于个人，变成个人性格的部分，在大体上是“一种人”所共具的通性。但是社会对各个人的塑刻力可能并不一致，事实上也确有深浅程度之别。社会对于个人的变异能否容忍却须视其对于集体生活的影响而定。在重要的行为上，社会会立下很狭的伸缩范围，一轶出这范围立刻会加以制裁。所以就这一部分说，我们注重它的标准也就够了。譬如语言，我们如果要学习一种语言，我们必然从标准入手，虽则事实上也许没有一个人在发音和文法上是全部合于标准的。我们并不须以统计方法来求得标准语言，因为这不是事实问题而是规范问题。事实问题是统计性的，而规范问题是标准性的。

在这一部分性格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见一部分性格是轶出于规范之外的。社会并不完全控制人们的行为：有些是无法控制的，有些是无需控制的。社会要控制个人还得通过个人的意识，换一句话说，社会只能强制个人去控制自己。凡是个人不能自己加以控制的行为，好像我们很多基本的生理活动，心跳速率，眼睛视力等，社会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之，生理性的变异，只要无害于集体生活，社会只有加以认可。所谓社会无需加以控制的部分就是指我们那些行为并不在集体生活之内，或对于集体生活没有多大影响的部分。社会之所以要强制个人去接受一套标准，并不是有意与个人为难，而是出于集体生活的需要。我们不能让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语言，这样语言也就失去其功能了，因为我们要靠这共同的发音和意义的象征体系来互相会意，互相配合各个人有关的行为。可是我们的生活中尽可以有一些和别人没有关系，或关系不深的部分。这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私人”的范围。在这范围中，我们有种种所谓癖尚、嗜好等，只要怪僻到不影响社会的安全，社会是常常能充分地予以容忍，甚至鼓励，使它们发生一种对社会的一律和单调性的调剂作用。

一个研究个人心理的人应当注重社会强制个人去接受一套社会规范的过程，在个人全部性格上所引起的影响。心理分析者时常强调心理上的遏制作用怎样使私人部分的性格受到斫伤，以致进而使他不能遵循文化所规定的社会生活，发生疯狂和犯罪。研究这套问题的必须从个人入手，因为每一个疯子的疯法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想有一些概然性的结论的话，统计方法是有用的。我们可以从数量的比例上说明某一类的疯狂是占多数或少数。

我说这一段话的目的是在说明如果我们从社会规范性的那一方面去看性格，我们可以把文化上一致的团体作单位来说，而不必从多数个人的行为上的异同去作数量的计较。我这样说并没有暗示我们不必从个人立场上去看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只说从社会一方面看去，我们并没有数量的问题罢了。Mead女士在这本书所做到的，可以说是从社会一方面去看这问题的。她可以概然地论“美国人”，假如“美国人”是代表一个文化一致的团体。我在上面批评她，或是想要求说明的，就是“美国”是不是一个文化一致的团体。很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模子，塑刻着不同的性格。但是无疑的Mead已给了我们一种美国人的性格，而且依我看来，她所分析的那一种人在美国人中占着大多数，因之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模子。

我在《初访美国》的后记里已经说过，我总觉各种文化里长大的人不能互相了解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往，世界上各地的人民各自孤立地在个别的处境里发展他们的生活方式，交通不便，往来不易，各不相关。现在却因交通工具的发达，四海一体，天下一家，门户洞开，没有人能再闭关自守，经营孤立的生活了。在经济上我们全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利害相联，休戚相关，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业已开始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却还有着他们从个别历史中积累成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价值标准是不相同的。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应。

利害的关系是可以计算的，计算是理性的活动；价值问题却是超出于计算之上的，是计算的前提，是感情所维持的。当前国际间有不少摩擦，稍稍站在客观的地位，看来是对大家都不利的。损人不利己，和损人又损己的事，在利害立场上是不值得干的。但是我们却看见这类事不断发生，如果不是因为愚昧，那就是因为动了感情，超出了利害关系进入了价值的冲突了。那也可以说是文化的矛盾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人类自相残杀，以致消灭，很显然的，我们只有积极地促进这世界性社会的形成。我们也就得极力克服文化的个别性所造下的阻碍。怎么去克服呢？

我在上面已说过，文化中的价值标准虽则可以理解，但是在个别文化中生活的人却时常不求理解，只加以接受就够了，而且用了感情来维护它。在各民族的部落孤立生活的时代，这不但是件省事的办法，而且也具有加强社会强制力的作用。这些标准是要灌输到每个人性格中去的。怎样灌输法呢？一是用理解的方法去说服个人，一是用感情的方法去取信于人。前者是科学性的，后者是宗教性的。在科学不发达的社会里，去激动人民的感情来支持社会的价值体系比较方便而且有效。孔子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来还有知难行易之说，都是着眼于理解社会制度、价值标准的困难。不论是主张保守的或主张革命的，出发点是同在以感情支持行动。因为这个缘故，本来可以理解的文化却罩上了一层非理性的铁幕。在个别文化中生活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只觉得可厌甚至可怕。我们如果要改变这种态度，只有充分发挥人们的理性，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民族自省”。在这件工作上，社会科学可以有它们极重要的贡献。

我在这几年里利用了旅行的机会一再访问了英美两国，使我更切身地觉得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和不易。因之，我曾不因自己才学的限制，一再写了几本分析英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小书。我的目的其实并不完全在介绍“西洋景”，而是在想引起读者对于文化和社会生活分析的兴趣，进而能用同样方法去了解自己。

这几年来，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感到惶惑和失望。我们看到了自己国家繁荣发达的大好机会，不幸，也眼看着我们失之交臂。我们可以怨恨人们的愚蠢，可以指摘某某那些人的作恶，但是我们如果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这紧要关头把我们的船触礁在混乱的水里，这原因显然不只是我们中国人命运不佳，或是偶然的被一辈群魔所害，而是我们累积下的文化和这个现代国际局面发生了冲突。这冲突我们有可能避免，但是并没有避免。没有避免也有其原因，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的。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只是在迎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科学方法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生活方式中所养成的观念，一一从我们的历史和处境中加以说明。有了这笔清清楚楚的账才能使我们走下一步时不致再像目前这样的艰难而浪费了。

这一本《美国人的性格》不过是为这项工作所做的微小的准备。我希望还有继续为这项工作而努力的机会。

1947年7月11日，清华园新林院

初访美国

1 人生的另一道路

十多年前，我接到过庆堃的一封信。庆堃是我在大学时期里朝夕在一起的朋友，他一毕业就去了美国。这封信是他初到美国时写给我的。信不知已丢到哪里，可是我还是很明白地记得信上的话。他说：

我已从西岸到了东岸，走了有一星期多的路程，一路我并不觉得生疏。在香港、上海生长的，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学）住惯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个异邦天地。不过，我真希望你来看一次。在这相当单调缺乏地方性的旅行中（怎能说不单调？每个城市都是一般的建筑，一般的布局；连小镇也都是都市的缩形！）你会觉到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你只要想一想：这只有三四百年历史，不，从每个都市小镇说，三四百年在美国还算是远古洪荒的时代。在这样短的时间中，人类会造出这一个神工鬼斧所不易完成的巨业。什么巨业？在这万里草原上造下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你尽管可以不承认这是个艺术品，其实你若不被羡妒蔽了眼，清洁的街道，没有臭气的路角，平凡但实用的小住宅，沿街大玻璃窗里的彩色和棱角，晚上，你不用提心吊胆脚下的污泥和路边的扒手……这一切也有它的美。即使你不承认这些，你也绝不能忽略了在这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的成就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创造力！

我们小的时候，伏在屋角里看蚂蚁搬家，看它们忙忙碌碌地衔泥筑窝。引诱着我们童心的岂不就是这宇宙里含着的那股创造力。我们有时故意地用了我们超越蚂蚁的力量，给这些小生命来一个无妄之灾；一投足，一举手之间，把它们所创造下的一切捣乱成稀烂的一堆；我们觉得高兴了。这高兴也不就是出于我们在和蚂蚁的较量比力之下，所发现自己超越的力量？我现在刚被蜿蜒疾驰像一条长蛇似的火车载到了这世界最大的都市中心；在摩天高楼的顶上，俯视着细长的街面上来往如小甲虫的汽车，童时的情绪又在心头复生。这时，可是，我开始了解蚂蚁在孩子手下时所具的慌张和惊骇了。我认识了一个超越的力量，我确有一点慌张和惊骇；但不仅如是，当我记起目前的一切不过是人类的创造时，一种骄傲和自大安慰着我，我也是人类的一个，不是么？这些不过启示了我自己潜在的力量，这又怎能不使我兴奋和高兴呢？

我真愿意你在这里，我怕你在乡下住久了会忘记这种潜在于我们人类里的创造力。我记得你有一次从乡下调查回来，曾经很得意地和我谈，你好像发现了什么新鲜的真理一般。夜深了，洋烛都点完了，还不肯住口。你说：每一个人重要的是在知足。文化是客，人生是主；人生若是在追求快乐，他必须要能在手边所有的文化设备中去充分地求满足。满足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内在的。像我们的老乡，一筒旱烟，半天旷野里的阳光，同样地能得到心理上的平静和恬适。你说你并不一定反对用“开末尔”（骆驼牌香烟）来代旱烟，太阳灯来代旷野里的阳光，可是若是为了要去创造“开末尔”和太阳灯而终天要关在大厂房里听烦人的机器声，满心存了阶级斗争，人家在剥削自己的心理，那才未免太苦了，未免主客倒置，未免对不起人生了。你说，做人是一种艺术，这艺术的基本是在迁就外在的文化，充实内在的平衡。你发挥了“知足常乐”的文化观。我当时似乎给你说动了，可是当我经过了这次旅行，我不能不希望你也赶快来一趟。这世界会告诉你人生的另一道路。若容我最简单地说就是在动里，在创造里，在理想的外形化的过程里，在永远不会厌足的追求里，一样是有人生的乐趣。若再容我说一句：你的说法，应当再推进一步，连旱烟，连旷野的阳光都不必，死才是最平静、最恬适的境界。我不敢反对你，也许死后我会同意你。可是，你不致否认我这样说吧：假使死是最高艺术的完成，这是不必追求的，因为很快我们总是会得到的。何必愁？可是既然我们在死之前有这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属于还没有死的人的，不是么？则何必不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在生里，在动里，在不厌里，在追求里去体会另一种死后绝不能再得的乐趣和境界呢？我也许不能在字里行间传达这另一种乐趣和境界给你，所以我只有希望你早一些来这个世界，这个在地球另一面的世界里，我相信会给你看见人生的另一道路。

我依靠自己的记忆，默出了这十多年前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不但是因为我想在这里用另一个人眼睛里所见的美国来作为我这本关于美国的小册子的引言；同时，这信里的确包含了我多年来一个矛盾的想法；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个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彷徨的一个课题：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的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

也许正因为我心头老是用这些课题麻烦自己，所以十多年前所接到的一封信，至今还好像是很清楚明白地记得，虽则事实上早已和原信差落得很大，也许，庆堃会否认他曾这样说过这些话。

我记得在这次去美国的旅途中，同行的几位先生中有不少人也注意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常是我们闲谈甚至争论的题目。在北非的一个军站中，我们大家足足为此谈了一个黄昏。我在《旅美寄言》中曾记着当时的情形。我想不妨把这段记录抄在这里：

我们回到宿舍，刚想休息，那位好客的上校又打电话来说，晚上有电影，他会派车来接我们……主人既这样殷勤，我们怎能扫人家的兴致呢？于是答应了。到晚，我们全体出席。

这部电影的片名我已记不起来，可是真巧，好像是特地为我们选的。故事是这样：有五六个教授合作编一部百科全书，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每个字都能引经据典，原原本本地加以注释。可是有一天有个汽车夫不知怎地冲进了这间书房里去，一口土白，博学多才的大教授一字不懂。于是其中有一位就决心要去搜集活的文字。结果碰着一个女流氓，她因为要躲避帮里老头子的什么事，逃到了教授的家里。这两套文化碰了头，混闹了一场。这本是个喜剧，可是却正讽刺着了我们这五个东方文人。

一回到房里，我们的夜话也就开始了。大家都忘记了要早些休息的话。

张先生摇着头说：“晚上这套文化，我们怎能要得！白天的那一套非把它弄来不成。”

“这是一套呀！要白天的也就非要晚上的不成。”这是老金的哲学。

“可是这怎么成呢？简直是胡闹，我们看着就不顺眼。”

“问题就在这里。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架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

我们人虽少，意见却很多。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机械生产和都市罪恶，有人说不但应当分，而且可以分。有人说非但可以分，而且非分不可。夜话不会有结果，也只能使教授们兴奋得不能入睡而已。我怕的不是得不到结论，而是白天文化没有生根，晚上文化却已深入。至少，我想，要有西方这样的大工业，四五十年还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造成一个罪恶中心，一两个月就得了。

像北非军站里的夜话，我相信迟早会发生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美国的士兵已到了我们的穷乡僻镇，我们要避免这问题已是不可能的了。

以我自己说，十多年来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庆堃在那封信上所描写的头脑。我还是在乡下往来，还带传统的性格和成见，对于上海的嚣尘，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我曾在《鸡足朝山记》里有过一段自白。我借了长命鸡的故事，提到我读杰克·伦敦（Jack London）《野性的呼唤》时的感想说：

这时，我正寄居于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节常常一个人在河边漫步。远远地，隔着沉沉暮霭，望见那车马如流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入异乡作客的心上，引起了我一阵阵的惶惑。都会的沉重压着每个慌乱紧张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人好像被水冲断了根，浮萍似的漂着，一个是一个，中间缺了链。今天那样地挤得紧，明天在天南地北，连名字也不肯低低地唤一声。没有了恩怨，还有什么道义，文化积成了累。看看自己在向无底的深渊中没头没脑死劲地下沉，怎能不心慌？我盼望着野性的呼声。

若是我敢于分析自己对于鸡山所生的那种不满之感，不难找到在心底原是存着那一点对现代文化的畏惧，多少在想逃避。拖了这几年雪橇，自以为已尝过了工作的鞭子，苛刻的报酬；深夜里，双耳在转动，哪里有我的野性在呼唤？也许，我这样自己和自己很秘密地说，在深山名寺里，人间的烦恼会失去它的威力。淡泊到没有名利，自可不必在人前装点姿态，反正已不在台前，何须再顾及观众的喝彩。不去文化，人性难绝，拈花微笑，岂不就在此谛？

这段话是我启程去美之前五个月时写下的。我借这段话来说明我去美之前的心境。这心境也许不限于我一个人。想逃避现实，多少已成了多年抗战，退居在后方的人士相同的心理。在这个国家存亡的关头，不能执干戈卫社稷，眼对着一切的腐败和可耻，在无力来改变现实的人，最容易走上这消极的路。我在《鸡足朝山记》的后记中说：“自从那次昆明的寓所遭了轰炸之后，生活在乡间。煮饭、打水，一切杂务重重地压上了肩头，又在这时候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忍受着没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虽则有时感觉着一些雪后青松的骄傲，但是当我听到孩子饥饿的哭声，当我看见妻子劳作过度的憔悴时，心里好像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

我自觉着这袭人而来的对于文化的厌恶。这战争更使我寒心，文化把我们带到死亡。庆堃信上所描写的超越的力量，确是在玩弄我们人类的生命。我们这些蝼蚁，不是在一个无知的小孩子手上遭到了不经意的毁灭么？庆堃在10年前还能感觉到自己是属于这超越的力量；可是我，经了这7年被时代所遗弃了的生活，怎能不发生了被动的无能之苦？竟在被自己造下的小孩子所作弄？我不能不在《长命鸡》的那篇小文后面加了一句：“既做了鸡，即使有慈悲想送你回原野，也不会长命的吧？”因之潘光旦先生在那本小书的序中说：“孝通写到‘长命鸡’最后可能的归宿时，更无异否定了一切的‘不惮烦’。”其实，正如潘先生所说的，我何尝是真的否定了一切的“不惮烦”？我在当前的矛盾里，正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般，在东西文化碰了面，我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处世之道已带来了毁灭的消息的警报中，有一种踟蹰的苦衷在烦恼我们。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会和我一般，要求一个新的、彻底的翻身，要寻一个凭据使我们从此在现实里接受一个积极为人的态度。也就是庆堃初次在高楼上下视时所得到的一个人和文化融合的信念。这信念也就在童时的情绪里复生：对创造、对动、对生的积极的爱好。也就是我们要能“不惮烦”。潘先生说：“所谓‘不惮烦’也者，原是宇宙人生的一大事实，所由支持宇宙人生的一大力量。就是硬要否定它，也正复是‘不惮烦’的一个表示。”

美国所代表的现代生活岂不就是从这“不惮烦”三个字里产生出来的？Devonport在My country里不是说出这一把钥匙？“我们活在动里，动消磨了我们的生命！”

“不惮烦”最后也移动了我这个爱好散懒的苏州人，跋涉万里地向地球的另一面出发。我写了一封信给庆堃：“我来了。我要来看看人生的另一道路，10年前你所希望我的事在这个战云密布的时节实现了。我希望这10年后的今日不太迟，我还能看、还能想，必要时还能恢复童年时的情绪，即使我不能改变我三十多年来养成的性格，也愿意用我的性格来反映，对照出地球那一面所表现的人生的另一道路。”

在这引诱中，我到了美国。

2 贫困的早年

我们是坐了Baltimore and Ohio铁路的火车从华盛顿到纽约的。这路的终点是在纽约对面的新泽西。新泽西是个工业区，烟囱像梳子一般地排列着，车就在这些梳子里穿来穿去。不像坐New York Central的车，一近纽约就向地下一钻，黑洞洞的窗外什么都看不见。从新泽西到纽约要坐渡船，你站在船面上，四面望望：后面是烟雾笼罩下的巨大厂房，海中心是个美丽的自由女神，对岸是曼哈顿一片耸天高楼，像积木般地堆砌着，这幅景象也许是美国文化最简单的“文摘”。文化联络处为我们安排下这个行程，很可以说是想给我们这些东方客人一个文化的下马威。

这文化的下马威确曾使我瞠目结舌。后来我写信给安排这行程的朋友说：“你若是有意要在最短促的时间使我们对于美国有一个深切的印象，你是成功了。”过了有半年多，我又在另一封给她的信上说：“我在新泽西渡船上所获得的对于美国的印象，曾费了半年才慢慢冲淡了，才慢慢对美国有了一些认识，让我再加一句多余的尾语，才慢慢使我喜欢美国。若是以后你还有机会介绍美国给我们东方人士时，我虽则不知道你应当先叫他在什么地方上岸，但我愿意很坚决地向你建议：若必须从华盛顿到纽约，坐New York Central车比坐Baltimore and Ohio车好一些。在地道里进入这大都市，可以使他糊涂一些，不致因曼哈顿的奇观，误认为美国之成为美国就在这并世无匹的大都会里。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美国不是在纽约这种大城市里吧？”

当然我绝不敢否认美国具有庆堃在十多年前已告诉我的那种庞大的、超越的创造力。正如我在到纽约时的渡船上和张其昀先生所说的话：“这地理才真是人文的了，你瞧，到处都没有一块自然的本来面目，哪一个角里找不到人工加上去的色彩？”可是这种摩天高楼其实只是这伟大创造力的表现，决不能说是创造力的本身，更不是培养创造力的动力。即使我同意美国人的确是具有比其他民族更大创造力的话，我不愿意把这种性格作为和烟雾一般同是都市的产物。我更不敢苟同的是那些想得到这种性格的人，在梦里先造下几个都市来。上海和纽约相差不多，可是上海并没有造成有创造力的中国人。都市没有创造美国，是美国人的性格造出了都市。下半句话，其实还是不确切的，应当是说美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表现在纽约那种都市里罢了。

若是我说在夕阳晚霞里在新泽西望曼哈顿的夜景是人间的奇观，这“奇”字只是美的意思而已，并没有半点突然之义，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到这地方去欣赏这夜景，心里早已有了准备，都市的伟状到这里来证实一下而已。在我们的观念中，美国是“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是都市的集成，典型，标准。在没有亲临其地之前，在银幕上所见到的，在百货商店里所接触的，在收音机前所听到的，凡是可以加上花旗徽号的，哪一件哪一样不是代表都市生活的？在美国看都市，决不能引起“奇”的感觉，“自然”得很，好像是应该如此，非如此不成其为美国。使这些客人发生惊异的倒是有人说美国的基本精神并不在这种都市文化这句话。

其实，都市之成为美国所具引人注目的特色不过是最近25年的事。25年前住在2500人以下乡村里的美国人还占他们全部人口的一大半。愈往前推，乡村里的人数也愈多：1870年，现在七十多岁的老年人出世的时候，74%的人口住在乡下，若单以种田务农的人说，那时也占全体职业人口的一半之上；和我们现在的中国相比，差别尚不能说太大。再推上80年，美国独立方成之时，拥有1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美国境内只有4个，最大的是纽约，不过3万人，比现在的昆明还要少6/7。那时5个美国人中有4个是务农的。这还不过150年前的事，“而北美在300年前已经是一个欧洲人民所关心的新世界了”。

也许是因为美国的飞机在我们天空里太热闹了，我们似乎不容易保持正确的时间尺度。让我举几个年份把中西历史配一配：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在中国正当明太祖定都金陵后124年，孝宗皇帝的弘治五年，天下无事。若要找一件比较大的事来相配，只有10年前宪宗皇帝置西厂，缉奸宄的政治设施了。可是一过明代，事情也就多了。明朝的永历帝被杀后5年，牛顿发现了地心引力（1666）。再隔104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65）。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全书馆后10年，美国独立成功（1783）。过了24年，美国赫得逊河内第一艘汽船下水（1807）。7年后斯蒂文生的火车试验成功（1814），也刚是第一次欧洲大战开火前100年。又14年美国第一条铁路，也就是我刚才提到初次送我上纽约的Baltimore and Ohio铁路筑成（1828）。不过那时，有时还得用马来拉车。我们的国运从那时起走上厄运了。过了12年鸦片战争开始，而美国却正在庆祝电报成功（1840），是第二次欧战开始前100年。又20年林肯当选总统，而我们却正遭英法联军的攻击，天津北京失守（1860）。林肯被刺前一年洪秀全自杀（1864）。可是5年后，美国第一条横断新大陆的铁路却筑成了（1869），参加落成典礼的小孩可能到现在还有活着的。下一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办他的美孚石油公司，钢铁大王卡内基的炼钢厂也在这年开始出货。太平天国失败后，西太后再度垂帘听政（1875）的翌年，美国的电话发明成功。美国工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25年中，我们却给日本打了一个败仗。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时（1897），美国的工商业已成年了，号称10亿金元的摩尔根钢铁公司准备出世（1901）。这几年中，我们是闹变法，闹立宪，杀了不少人，最后法未变，宪未立，发生了义和团。这是45年前的事。

这过去的100年事情是真多，因之使我们觉得时间过得特别长。可是我们配合了历史尺度来看一看，美国的工业是在上一世纪的最后25年中拔脚起步的，是他们的南北战争之后的事，也是我们的太平天国之后的事，关于“长毛”的故事，我们还是觉得很亲切，那么工业兴起在美国也不能算是有悠久的历史。何况，美国工业的成年须排在本世纪的初年，是和我们颐和园差不多新的东西。

美国的工业，和工业所造就的大都市，尽管有惊人的成就，以年龄说还是轻得很。现在活着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大多数还不致忘记早年熟悉的乡村生活。立国的精神是蓄积在每个人民的经验里的，尤其是早年所熏染的习惯和态度里。“三岁到老”是句老话，也是被心理学所证实的原则。因之，若忘记了美国的历史，被爆发的都市文化挡住了视线，我们会误解美国的国民性。大企业、大工厂、大都市在美国确有它们的势力，它们表示了美国的力量，可是只是皮肤和肌肉，并不是骨骼。骨骼还是他们在早年工业尚没有发达之前，在拓殖时代乡村生活中所养成的。那种粗放旷达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独来独往，不卑不亢，自负自骄，耐苦耐劳的性格。这性格归结于他们崇尚平等，爱好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创造力并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从这种对生活的认真，对自由的爱好中长成的，更因为有了这种性格，这种精神，所以他们所发生出来的创造力并不像西欧日耳曼民族那样爆发成为人类的破坏和毁灭。我们要认识美国，不在它外表的耸天高楼，而是在它早年的乡村里。

现在在中国一提起美国，真像是西天极乐世界，“上有天堂，下有美国”。从美国回来而没有发财，似乎是件奇事。自然，我也不能不承认美国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确是比我们，尤其是战时的我们中国人，富裕得多（我并不是指在战争里发财的人而言）。一个刚从中国的大后方，几天之内被飞机送到像迈阿密那种花园般的海滨胜地时，怎能不咽一口气，半天才说得出声：“美国真富！”我在《旅美寄言》的《一张漫画》中曾把我最初的印象记下：

我默默地在心上勾出了一张漫画：美国是真富！

这是一张漫画：一个小巧的花园，肥健的太太手上拿着一个药瓶，瓶上写着维他命A、B、C，半裸着在晒太阳；一个大肚子男人弯着腰在种花；门前停着一辆待租的Taxi。我想将这张漫画标题为“美国的苦人家”。

美国人自己可以谦虚地说这张漫画毫无根据，可是我却觉得美国人很可以骄傲地说，“是呀，我们虽不算富，但是的确已经不像你们东方人一般常受饥饿的威胁了”。我们东方人在现在若是觉得美国的富是值得羡慕的，就该知道美国的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贫穷中自己打出来的天下。我们看得到的是吃得面孔红喷喷的老美，看不到的是他们曾在饥饿里挣扎的洋克。

前年感恩节，我在芝加哥休士先生家过节。当我用冰水硬硬地送下一块又老又生的火鸡肉时，主人却在讲给我听，为什么在感恩节家家要吃火鸡的掌故。据说是当新英伦的移民初到这大陆时，这新大陆有的不是温暖的自由，而是严酷的寒风。他们带来的种子，刚下土，就很快被几尺厚的白雪掩没。人在饥饿中度过北国的冬天，死得和狗一般的容易。幸亏这地方有野生的火鸡，给初来的移民充饥，他们才能维持下去，没有死完。后来土地有了收获，为了纪念这苦日子，所以定下这感恩节，一年一度，要吃一只火鸡。我虽则觉得为了要感激火鸡而每年得一家杀它一只，似乎不太说得过去，但是我想到当年在垦荒时发现火鸡时的高兴，嘴里的味儿也增加了不少。美国并不是一个河里流着牛乳，树上结满葡萄的天堂。假定现在已近于天堂，那是从地狱里升上去的。

早年美洲移民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里我只有借别人的话来交待了。罗素在《自由和组织》里曾描写过这种人的生活。他说：

例如林肯的父亲当肯塔基不复是边陲区域以后，便决定在1816年移往伊利那。他为便利迁居起见，曾经编就一道木筏，将全部家私（一副垦荒器具，和400加仑威士忌酒）载上。后来木筏倾覆，但总算还捞得大部分家具。他从最末一间移民的住宅出发，筚路蓝缕，经过森林，在一片合意的地方把威士忌酒和垦荒器具安置下来。他的妻和两个孩子带着一床被褥，几个瓦罐，几只铁锅，亦接踵而至。他们所住的茅棚只有三面遮蔽，第四面敞着，饱受风霜雨雪的吹淋，如是者一年。在这一年中间，他开辟了一个农场，并造了一座像样的木房，但依旧想不到木房内应该有几扇门，几扇窗，或一层地板。尼古来和海伊（美国历史学者）说：“他的木房就跟别的垦荒者的一样，几张三脚凳，一张木床（床的一端附在屋角木柱之间，另一端由插在地上的弯树条支撑着），一张大木板下装着四条腿的桌子，一只瓦罐，一只铁锅，一只长柄壶，几只铅碗和铅盘，全室家具，尽在于此。入晚，孩子亚伯拉罕从一张两条木柱间装着木钉的扶梯上面，爬到顶阁里，在树叶堆成的床上过夜。”当地的垦荒者好多死于热病，亚伯拉罕的母亲也因热病而死在这木房里面。

这段文字里描写的情形还只是125年前的事，也许有人觉得125年是太远，我们不妨推后100年看看。我在哈佛大学遇见过一位外籍的教授，讲起第一次大战时代的美国。他说他那时曾带了孩子们大小一家到美国南部去旅行。有一次他的车坏了，就停在一个小镇里，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家可以称作客店的小屋。他们想洗个澡，没有，全家在一间大房里过夜。他预先打听了一下，究竟要多少房钱，他得到的回答是1块钱。美国普通的规矩是以人作单位算账的，所以他一想花六七块钱住这种店子真是冤枉。第二天，他们大大地吃了一顿早餐，付账时，店主人一起只收了1块钱。这地方的生活程度可想而知了。

你若要知道一些真正的美国苦人家（当然不是像我上面所勾出的漫画），最方便的是到纽约百乐大道（即百老汇大道）去。百乐大道，在42街附近，也许是全世界最繁荣的中心了。可是就在这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时报广场斜角有一家有名的戏院里在上演一出话剧，这出每天每晚上演已有十多年的名剧叫《烟草路》。这出话剧是描写当时南部出烟草地方的人民的穷苦情形，是一出写实的剧本。我自以为是曾经在最穷苦的地方住过的人，江南的乡村且不说，瑶山里的佃户应当是人间最穷苦的记录了罢？但是一看了《烟草路》，我才初次警觉一个人穷到一个程度，除了食和性之外，可以什么都没有。一个人成为禽兽时，身上既没有光彩的皮毛，又脏又臭，比任何别的动物都难看、丑恶。这出话剧引起我这个理解，其内容已不言而喻了。

《烟草路》给我的感想很多，最重要的并不是在认识贫穷的罪恶，而是发现美国在富有时并没有忘记穷苦的日子。你想，为什么这一出看了会使人心里十分不舒服的剧本能在百乐大道上一直上演了十多年（我曾为天天要扮演同样一套的演员抱屈），获得戏剧界最高的票房纪录。论艺术，我不懂；可是以普通观众的立场说，既没有伟大场面，又没有惊奇布景，连美国人所喜欢的大腿也没有，可是每天有观众，差不多天天客满。有人看了一遍，过一时又去看一遍。我问过很多朋友，没有说没有看过的。一个小孩子到纽约，必然去参观自由女神，天下雨也不管；一个成年人到纽约，假定有时间去看戏的，《烟草路》是一定得消磨一晚的。这话剧号召力之大，显然不只是一出戏而已，不只是剧本高明、演员出众而已，而是在它具有迎合美国人民心理的魅力。

什么心理呢？你自己不妨试试，你聚精会神地看了《烟草路》出来，重新走到时报广场，向北望一望这行人如流水的百乐大道，灯光如昼的不夜城中（一直到我快离开美国时，百乐大道的光禁才开），你自然会觉得一种骄傲，像拿破仑征服了欧洲，在凯旋门前，马上独步时那样的骄傲！人力定能胜天，这《烟草路》一变而成百乐大道了。干！创造！靠自己的努力。

你在这时会有一种勇气，似乎得到了保证，努力是有报酬的，努力里会消灭贫穷，努力里会出现快乐。工作，不断工作，前面有一个更好、更美的天堂。你在这时也会发生一种幻想：在不久的将来，这百乐大道也会被人看成《烟草路》。进步！进步！还是进步！

美国人的骄傲就在这里。不但他们愿意记得他们的祖先曾在饥饿里靠火鸡过日子，他们的父母曾在荒凉的沙地上求生存，而且他愿意向你说，用节日来纪念，用名剧来广播，为的是要使每个人觉得努力是有收获的。假若杜鲁门不生在美国，不在美国竞选，他一定得把早年的历史遮掩得干净，然后造成一些莫须有的祖宗，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了。在美国，他不必这样，愈是你父母是贫贱，愈是你早日生活艰难，愈是你祖宗里没有名人，你有能力，你有成就，才表示你一切是靠自己努力得来，这才是值得人崇拜，值得自己骄傲的。

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靠祖宗余荫，靠自己，不买账，拼命、刻苦创造出来的记录。这种人是有胆量每年吃火鸡，每个人去看《烟草路》的。也是这种人才会在沙滩上造出个世界最大的都市，在年年泛滥成灾的美国“黄河”（泰尼西河，今译作田纳西河）流域里造成一个将要改变世界经济的T·V·A。

他们的创造力是哪里来的？第一，我是这样想，不怕承认自己的贫穷，不接受贫穷，恨透贫穷，最后才能克服贫穷。美国原是苦人的世界，在这世界里苦人变成富人了，至少和我们比是可说是富人了。

世界上穷苦的人不少，可是有些人并不恨穷，只怕别人看见他们穷。他们会掩饰，会装点，别人不说他们穷，他们也就安于穷苦了。这不是美国人。美国人不怕别人妒忌他们富，因为他们可以很坦白地说：“你也能富的呀，谁叫你不求富呢？”他们不必掩饰，因为他们自觉他们的富有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以正当的手段向自然争取来的。

我们在东方看他们，千万要记住，他们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是他们努力劳动的报酬，不是天，也不是人，送给他们的礼物。

3 自由之邦的传统

在新泽西的渡船上，我已说过，除了背后的一片厂房和烟囱和面前曼哈顿的耸天高楼外，同样会使你感觉到深刻印象的是兀立在海面上的自由女神。我也已经说过，每一个美国的孩子到纽约，他们的父母决不会忘记带他到这自由女神的岛上来瞻仰一番。这巨像是法国给美国的赠品，因为在美国革命时，有很多法国热心的人士，不辞劳苦、不避危难，来帮助美国这件历史上的伟业。为了纪念这个自由人民共同的决心，亲密的合作，所以在法国铸成了这个巨大的铜像，送到美国，立在纽约港入口的大门前。这个巨像中间是空的，人可以从圆梯一直攀登到女神帽子的边缘，据说以前还可以一直走入女神的手掌，在自由的火把下，俯视人间。

从自由女神的火把下，展开了这一个被人视作世界上的“自由之邦”。其实，liberty这个字译作“自由”不如译作“解放”为妥。解放是指一种过程，在这过程中一个人抛弃了原有的束缚，享受着没有这些束缚时的自由。这次世界大战被称为War of Liberation（解放战争），因为纳粹的暴力把种种抹煞人权的桎梏束缚住了被它征服了的人们的生活上，同盟国的战争目的就在取消这暴力的桎梏，使人们得到解放。美国在19世纪在欧洲人的眼中是一个可以得到解放的去处。在保守的人看来，美国在当时，是一个叛徒的罪薮，可是那些在旧秩序里受到束缚的人，则把美国看成了天堂。因之，肯冒着大西洋凶恶的风浪到这新世界去的，多少都是些不肯安分守己的，说得不好一些，无赖。

说起来原是历史上的一件偶然的事。北美之成为今日世界的强国并非是出于某些人的计划。200年前，也许100年前，说这种大话的还会被人笑话。最初，哥伦布并没有要发现美洲；他登了陆，相当失望，因为他想要到达的是我们中国，是衣服上都穿着珠玉，满地都是丝和茶的天堂。他一见这片荒凉的大陆，认定不会是中国，所以以为是印度。到现在美洲的土人还称作为Indians，我们为了要分别于印度人所以译作印第安人，其实在英文里印度人和印第安人是分不出来的。

发现北美的哥伦布是失望了，可是北美给人失望的却不只是哥伦布。最早招募了民夫去殖民北美的英国阔佬们也对北美失望了。殖民北美的动机是想发洋财。当时，美洲比较发达的区域是墨西哥湾流域。这地方的居民，据历史和考古的材料看来，很有一点像我们中国。有很发达的手工业，肥沃的农田上养出了一大批悠闲无事的富户，文弱得见了血都要发抖。西班牙人一到墨西哥，就放弃了一切人道观念，赤裸裸地摆出海盗的面目，劫掠烧杀，把整个墨西哥的文化摧毁了，只得到了这地方人民历代所积下的金银珠宝。在欧洲那面的人，没有闻到血腥，只看见一船船的珠宝，怎能不眼红？于是英国的阔佬们也想到北美去依法炮制一番。可是不幸的是，北美的土人不像墨西哥的人民，他们非但不富，而且是特别好斗，绝不屈服的勇士。这怎能不使发动殖民的阔佬们失望呢？人已经去了，若要接回来，又要费他们的钱，殖民公司只能将错就错地留着这批人在“新世界”里受罪了。

当时的北美使那些有钱有势的欧洲上等人摇头。16、17世纪是农业时代，在农业国之间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贸易对象的。当时，所谓海外贸易实在只是贵重品的抢来抢去。西班牙是最早在海外称雄的国家，可是几百年的海外贸易并没有造成一个工业的西班牙。在这时代，北美在经济上怎能引诱人？

我说北美在经济上不能引诱人是指欧洲的上等人而说的。至于欧洲的穷苦人，这却不然。北美有的是土地，虽则荒凉，虽则有土人的恐怖，但是土地却有的是。若是欧洲的农民有土地足够他们耕作，他们也未必会冒这个险。可巧是英国发生了一种圈地运动，把很多本来可以在旧制度中生活的农民弄得颠沛流离，无地可耕。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北美的人口逐渐增加，不能不知道当时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农民的痛苦。

在18世纪的上半期里面，英国还实行一种条地制度。一个农民向地主租得若干条地后，便可以在公共荒地上畜牧采樵，豢养几只家禽，一两头牛，一两头猪。假如克勤克俭的做人家，还可以衣食无缺。换一句话说，英国的农民一部分收入是从公共荒地上得来的。到了18世纪的下半期，国会操纵在地主们的手里，通过了一项法案，把公共的荒地圈了起来给地主们养羊。这样一来，农民就丧失了一项主要的收入。生活的压迫，使他们不能不在别的地方去找土地了。北美对他们才具有引诱人的力量。

我历述这段史实，因为想借此指出美国早期的移民是哪一种人。北美当时不但是个苦地方，而且也是专门吸收苦人的苦地方。没有钱的苦人，出不起路费，只能把自己出卖几年，叫做“立约奴隶”，到了期满才恢复自由人的资格。全体殖民中可能有一半是这样到美洲的。这短期卖身的制度中又出现了人贩子，他们把这些“立约奴隶”运到美洲，在《新闻报》上登着广告招徕，甚至系成一串一串地带到各城各乡去叫卖。

这些在老家走投无路的苦人，又经了多年奴隶的生活，终于在新世界里获得了自由和土地。他们在荒原开垦，利用着极粗陋的工具，在人口稀少、森林遍地的地域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在出产极薄的农地上谋生。同时，他们又遇着枭悍残忍的土人。我想再抄一节罗素在《自由与组织》中描述过的当时垦荒者的生活：

（林肯总统的祖父）早先在杰斐逊郡向政府买得一方土地，定居着，并在林中开辟一个小小农场。1784年某天早晨，他率领摩德克、约西亚及托马斯三子来到农场边，开始一日的工作。林中飞来一粒子弹，将父亲打死，长子摩德克随即赶往家中，约西亚亦奔向附近的堡垒求援，最小的托马斯只有6岁，留在父亲的尸体旁边。摩德克走进茅屋，抢下来福枪，从枪眼里瞥见一个武装的印第安人正在俯下身躯，想抓起地上的孩子。他悉心瞄准那野人的白胸饰，一枪把他打倒。孩子这才得救，逃往茅屋里来，此时野人们相率冲出林子，摩德克重新放枪，直到约西亚从堡垒里回来助战，野人们才都逃散。

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体悉到了自由的可贵，也领会到了它的代价。他们从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他们没有主人可以依靠，没有传统的耕地可以取给了。生活得靠自己，土地得自己开垦，生命得自己保护。在这种环境中最可以依恃的只有自己的体力和机警。他们必须在最低的生活程度中谋取自足的经济活动。这样便产生了广大的自恃自足的不与人苟同的自由农民。

这种早年殖民时代所养成的性格，到现在还是到处可以碰得到。我在《旅美寄言》的《如此农家》中曾记着所拜访的一位叫杜洛斯的农民：

那位主人对我们很热诚，可是他始终不随意恭维我们。说起了中国，他就不很说话，后来他摇着头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到过中国，我也没有和中国人接触过。有很多东西，好的或是坏的，我不能相信，我没有意见。”这是美国拓荒精神的余绪。他们生活在事实里，成功失败就靠自己的判断。经验告诉他们最可靠的判断是根据看得见，摸得到的事实。很多人觉得美国人是最耳朵软，血热的，有时会胡干，这是好莱坞电影上的美国，不是真正的美国。真正的美国人是像我们那位主人一般的人。也许正因为太注意了事实，所以广告才如此发达（倘若全是耳朵软的，广告也就不用讲技术，也不必花这样多的钱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千钧一发的危机中，还是有孤立派的存在。

后来，我同去的朋友，下厨房弄了两碟他拿手的红烧鸡和红烧白菜出来。“那位主人吃着了这味儿，脸上露着满意的笑容，一块又一块，最后大声地说了：‘中国东西真好，从此我知道了。’这坚决的声调是典型的。他尝着了，他有了经验，他不怕下断语了。他决定了他的态度，也就负责了，不容易改了。”

这种信任自己经验，向自己判断负责的精神是民主的基本要义，和封建精神刚相反。在封建社会里个人守住他在社会里一定的地位，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结果，对于自己经验不加信任，信任的是传统的标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结果，对自己的判断和行为放弃自主，一切依着传统标准去思想，去活动。可是在传统不能保证个人生活的安全时，传统必然会失去它的威信。非但如此，传统会使这些在荒原里的人遭遇打击和危险。于是他们不能不发现“自己”，信托“经验”，重视“判断”了。民主不是从理论里产生的，而是从生活需要里发芽，长成的。美国的环境解放了欧洲封建的传统。我们与其说是爱好自由的人到美洲来，不如说是到了美洲的人才充分认识自由的可贵。在殖民时代的美洲，封建的势力并不是不想支配这新世界，可是封建势力无法在新世界里立足，因为在新世界里生活的人，因生活的需要，不能接受这桎梏。

美国的民主基本上就是这种拓殖时代养成的精神。这原是一种解放运动，积极方面是在人类认取独立的个人人格。这独立的个人是最适宜于拓殖时代。可是这种自给自足以至自恃自卫的人民并不感觉到和别人合作的需要。这种人有时会流于孤僻和忧郁。他们厌恶人事的复杂。为了工作效率和行动方便，在农业经营中，生活的单位时常是很小的家庭。不喜别人干涉的结果，对于政治尤其是权力，不但不爱好，而且憎视。

在美国孩子中流行着一种游戏叫“作弄警察”。有一个孩子装作警察，其他的人就千方百计地取笑他，给他当上，尽恶作剧的能事。而那个警察却是装成个呆子，有一点像我们的呆女婿。我也听到过种种中伤警察的话，说他们的脚是平底的，是流氓，是不务正业的讨厌家伙。这些民间的游戏和笑话，反映出他们对于权力和干涉的厌恶。据说，这种普遍的情绪的确曾成为警察的大问题。在美国的路上根本就很少看见穿着制服的警察，摇摇摆摆在人面前走动。好人不愿当这丑角。因之，有一次政府里特地请了很多有地位的人加入警察局，想改变人民的成见。事实上，还是不成。

从这件小事上很可以看得出美国人的特性来。在英国，谁也不会忽视警察的雄姿，穿得最整齐，身材也总是比普通人高，更戴了威风凛凛的高盔。我曾说，英国的美男子不在别地方，就在街头。三三两两地在大街上踱着方步走动，有时还骑了高大的马，像装饰品一般参加各种游行。在德国，警察则更加威风，你要搬家，要走动，先得通知警察局。我在英国和德国出门身上总是带着护照。出门时得摸一摸：护照、钱袋。可是一到美国，护照竟是多余的。你若不出国，大可把它锁在箱子里。警察局在什么地方都没有问过，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他们决不来麻烦你。只有一次我接触到警察：那是我和庆堃一同开了车去买东西，把车停在一条小街里，过了时限，回来在车上发现一张小纸，要这车的主人在下一天到警察局去。可是，除了这张纸条外，我并没有遇见警察。

厌恶权力和干涉实是美国的传统精神。在大的地方就表现在他们“层层钳制”的政府组织。制定宪法的人简直把政府里的人都看成是坏东西。他们决不让总统自由使用政权，国会的钳制不够，还要给法官以否认总统命令或国会法律的最高权力。他们的政治哲学是“最好的政府是最不管事的政府”。

若是早年没有土人的捣乱，我怀疑美国人会不会接受一个比乡镇更大的政府。《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就是一个反对权力的人。他在《独立宣言》里开头就说：“全人类生来都平等，他们都有天赋不可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人类为要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组织政府，政府的适当力量，须由受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假如任何种政体有害于这些目标，人民即有改革或废除任何种政体之权；这些真理，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这几句话中充分说明了权力是消极的，是防止个人权利的被侵犯。若是权力本身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不但生命和自由，而且个人认为追求幸福的正当行为），人民就可以推翻这权力。在这种政治哲学之下，不要说做总统，就是做警察自然成了一件不易讨人好的职务了。

在美国政治史上，这种厌恶权力，讨厌干涉的成见，总是一度再度地引起重大的风波。美国并没有停止在拓殖时代的农业经济上，工业的兴起，生活的复杂，事实上不能不逐步走上集权和干涉的道路。但是这传统的成见，一直到现在还是根深蒂固成为政府头痛的阻力。我们在下文中还有机会提到，这里不去详述了。

我们要了解美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美国一直要到上一次大战时，拓殖的机会才告结束。而拓殖运动所养成的精神，离开结束还远。

4 年轻文化的前途

华盛顿的天气是冬寒夏热，挑这个地方作美国京城的人，心里必然是讨厌和害怕政治的，正是个传统的美国人，好让气候来减低政客们的耐心和活动。在昆明住久的人，到华盛顿去总是件头痛的事。假若没有慰梅太太的客厅，只为了我有容易在蒸热天气里伤风气喘的宿疾，已够是我拒绝到华盛顿去的理由了。

慰梅太太的客厅是很简单的一间白壁淡蓝色的小房间。一个装饰用的壁炉，一架竹编的屏风；壁上有一幅中国的神轴（不知哪家破落的子孙竟会把祖宗的遗像都卖给洋人），表示这客厅的主人与中国有一点关系。在一个刚从中国来的客人，对这奇异的装饰品，反而会感到异乡的风味。让我补一句，慰梅太太并不是中国人，虽则她常喜欢用这中国名字。

这幅用来做装饰客厅的神轴（绘着一个清代朝服的官员，和我幼时过年时挂在中堂的那些祖像，容貌都差不多），曾引起过我在一次小小的晚谈中长篇的议论。记得那天我刚从一家名叫“开西诺”的中国饭馆里和恩勃里先生吃了饭回来。恩勃里先生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到过日本，写过一本《须惠村》的调查报告。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和风格和我的《江村经济》很相似，又在同时出版，所以常被人认为是姊妹之作。我到了华盛顿自该去拜访这位“姊”或是“妹”了。我见了他就说：“这几天，我真辛苦了，一早到晚，拜访那些白头发的老先生们，谈论些冠冕堂皇的文化合作等大题目。可是，你知道，我是初次到美国，我总得先去认识认识美国才再谈得到文化合作之类的正经事。今天你得带我去认认美国。”

不久我们两人就在开西诺吃饭了。到中国餐馆去认识美国似乎怪不合适的，可是，他既然这样提议，我自得尊重他。下面是我在《旅美寄言》中所记关于这顿夜饭的情形：

说是中国菜馆罢，除了那些过分和惹眼的装饰外，并不能使我感觉到一丝家乡味儿。以菜单上的名字来说，Chop Suey，Chow Mein，半似翻译，半似洋文，实际是非洋非华的特殊菜肴。Chop Suey是肉丝和各种菜蔬混成的炒品，有时是用虾肉，或是牛肉来炒。其实是极平常的，但不知为何一定要用这个不中不西的雅号，反正我是不喜欢这菜的，吃了一次之后没有再试过。Chow Mein是炒面的音译，本无足奇，然而怪的是有生的炒面可买，把面条在油里炸了一下，烤干了把炒面卖给外国人。有几家馆子炒面的味道还不差，好像苏州小吃馆子里的两面黄。

桌面上全盘西化，刀叉俱全。可是因为我是刚来的同胞，所以特地给我们预备了几副毛竹筷，上面还印着Made in China。使我不舒服的是一杯冰水。美国冰水，除了芝加哥的水带有漂白粉的味道外，确有它的妙处，可是和油腻的中菜一同喝下去，实在是有点犯忌。我真奇怪外国人的肠胃怎受得起冻了的油腻的侵犯。也许外国人说中菜不易消化的原因就在这上边。可是无论如何，没有冰水他们是吃不下饭的。

离开桌面一看：在当中正有一队穿着半裸衣裙的舞女在跳西班牙舞。我在伦敦时曾经去看过一次西班牙舞，看客里还有穿着礼服的，至少大家是观舞而来的，正襟危坐，跳完一节，拍一次手。这里可不然，一面吃着炒面，一面在和女朋友谈笑，一面斜着眼就可以看这许多大腿在摆动。伴着西班牙舞的音乐却是美国时髦的爵士。我是不懂音乐的，可是更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称作爵士的响声也被称为音乐。一忽舞罢，在同样的“音乐”下，却又来了一位说是从中美古巴来的女郎，引吭高唱了一曲她的乡歌。在台上手脚不停，用着扬声筒报告节目的人，一望又可知是南欧的产物……

就在这一刹那，这一角，多少不同来源的文化横奔齐集，斐然杂陈，似乎全忘了这是中国欧仆，东土刺绣，西班牙舞蹈，古巴歌声，爵士音乐，南欧面目。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全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一片欢笑，一场畅饮，一种新的文化！

我回到慰梅太太的客厅里，面对着那家祖宗的遗像，脑子一直在反复地想刚才和恩勃里先生所说的结语：“真胆敢，年轻的文化！”

这一句话也就引起了慰梅太太客厅里半晚的议论。

我虽则不赞同斯宾格勒的文化周期论：文化和生物机体一般由幼而老，由老而衰，由衰而死的定命过程。但是我却常认为文化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扩张的，一种是生了壳，停止了生长的。我所谓“年轻的文化”就是指第一种。美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刚才所提到的慰梅太太客厅壁上中国的神轴，以及开西诺饭馆中的形形色色，正是年轻文化的面目。

在以上两章中我强调美国在历史上的尺度正是想烘托出年轻两字的骨子。若是北美在早年有着像墨西哥一般的珠宝，吸引了些像西班牙人一般的海盗，北美到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劫后的残尸；若是北美的印第安人文化水准高一些，挡得住像海潮般送来的欧洲移民，以及后来的各色人种的移民，哥伦布所用来称这大陆的名字也许不会太错，该是一个美洲的印度。可巧北美不是中美，也不是印度。这广大的陆地上，在哥伦布到达的时候，人口稀少，加上这些土人的顽固，不屈服，不同化，以至从文化上说，在一定程度上这里可说是一个真空。向这真空驰入的，不是有组织的文化单位，而是一辈对于传统制度已失去好感的亡命者。北美的移民不像我们到南洋去的移民。南洋的华侨们始终是以作客的心情在新地方寄居。他们在寄居的客地，辟出一方，依着原有的生活形态造下一个小中国。北美早年的移民并不存衣锦还乡的愿望。他们要在新世界求得新生活，而当时的环境，如我在上章所说的，也迫使他们确立一个和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美洲的文化基础不是原原本本从欧洲移植来的。

说得远一点，北美这个文化的真空，给欧洲中古封建中所解放出来的两股新势力以实验和实现的机会。这两股新势力就是“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换两个名词来说是“科学”和“民主”。中古的封建使欧洲农业得到安定的发展，可是1000年后，人已不能再禁闭在这块土地的圈子里了。农民在用简单的工具和手脚来耕植的技术中，需要的是安定。这安定的生活囿闭了他们的眼界，忘记了人类潜在着的可能的发展。这个保障着生活（虽则生活资料这样稀少，生活程度这样低）的硬壳终于被科学和民主的要求所冲破了。可是蜕变是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在封闭制度中握有特殊权利的人们，怎会愿意痛快地抛弃这保护他们特权的硬壳，虽则在新的制度里他们假若努力的话，同样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可是人是短见的。在欧洲，新文化的生长得经过一番破坏和骚动。可巧的，也许是上帝有意留下的，有北美这一个文化真空，可以让这两股新的势力得到实验和实现的机会。

18世纪的欧洲，尽管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是一个烟雾迷漫的土房，最大的墙壁是自然资源的吝啬。每一个人感觉到除了接受传统的地位外，若是想自辟新路，新路前面并没有可靠的机会。冒险者尽管可以置生死于度外，可是他至少要有一个引诱他的目标。在一个被技术封锁了的经济中，冒险是不会有结果的。在这种生了硬壳的文化中，除了安心在壳里求存，有什么别的生路呢？于是，聪明的人“克己复礼”，把生活托付给传统。他们只能在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方法下求一个平静恬适的生活了。“知足常乐”必然会成这种人的立身要诀。

北美这个字是和机会同义的。在早年，在农业阶段上，北美有的是荒地。在一个古旧的农业国家，一个农夫一生只能在一定的土地上求生活。他没有扩充他的田园的希望，更没有换一块田地耕种的希望。他得尽力地保持地力，因为土地的贫瘠就是他的冻馁。在北美，他可以不愁这些。只要他有体力，他可以开垦新地。而且，他若是厌旧一块地，另外可以再去开垦一块新的。这就是农夫们的“机会”。在这种充满着机会的环境里，知足是没有意义的，若要给它一个定义，必然是“没出息”而已。

“自然的发现”在这世界中才能兑现。在这里知识才是力量，才是财富，才是生活。新世纪的曙光就在和知足相反的不餍求得中的。在英文里有这个字：Aquisitiveness。Tawney教授称现代社会是Aquisitive Society，用以和知足社会相对照。不餍求得必须求而有得，换一句话，必须有机会，有充分的机会才能发生这不餍的精神。北美是现代新社会发生的理想环境。

一个社会，或是文化，有时可以用生物机体来譬喻的。一个孩子在生长过程中，每个细胞都在扩大和繁殖时，他的心理是和一个已经长成的人不同的。孩子们胆敢，他有尝试的精神，他可以不考虑后果，而且只有在尝试中，他得到他机体和知识的粮食。一个健全的小孩很少挑剔食品的，这是出于他机体的需要，他需要各种养分。孩子们被新鲜所吸引，他固然会因弄火而烧痛手指，但是他生活经验的需要使他不怕奇异。一个年轻的文化也是这样。

当我每次在谈话中用美国文化这个名词时，坐客中常有一种不太同意的微笑。“美国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么？”他们会这样问我。这问题我自然不敢回答，可是他们发生这问题的意思正是在怀疑美国已有一个定型的文化形态。我们不能用脾气或性格来加在孩子们身上，因为他们的性格，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人格，还是在形成中，在变化中。他们只有一种劲道，一种倾向，一种力量。美国的文化也是如此。有时我们会在孩子们的语言中发现，在成人们听来，怪刺耳，怪不顺的字眼儿。在学说话时，孩子们并不经心这刺耳和不顺。这不就是我在慰梅太太壁上和开西诺饭馆里所得到的印象么？所不同的：一个新的文化不一定要长成一个已有的文化定型，而孩子的说话却总要接受成人的标准而已。

用机体来譬喻文化容易引起误解的就是在每个机体的形态是由遗传所决定的，生长过程不过是完成这定型而已；文化则不然，它是个永远累积，永远变化的东西。我们固然在某种程度之内，为了方便起见，用年轻或年老等名词来形容文化，可是一个年轻文化究竟会生长什么形态出来，却不能用一个已有的定型来预测的。

慰梅太太客厅里的谈话，也可以说是辩论，就从这一点上发生。金老先生和我毕竟是东方客人，总觉得外界的机会总有一个尽头的日子。像美国现在所表现的劲道和心理。只是在扩张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一旦机会告罄，美国文化成年了，有了个定型，每个在新秩序里的人，碰到了无可再新的时候，自然也会平心起来，甚至和我们老大帝国的人一般，讲起“知足常乐”的口号来了。我还举出了在哈佛大学和小Whitehead教授的讨论的结论来助证。据他说，英国在近年来大多数的人已经表现了在他们的地位上寻求恬适和满足的心理。他们不再像美国人一般，每个人觉得可能做大总统，可能做福特，做洛克菲勒了。大英帝国的扩展时代已经过去，成了年，有的是心平气和、冷眼看世的神气了。我举出这个观察来助证我的文化成年论。金老先生也相当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中国在春秋时代，不是也有过一些年轻的气色的么？可是在农业成年之后，我们就生了个硬壳。一有这硬壳就表现出那股老气横秋的神气来了。我们承认工业时代已超过了农业时代，在过去100年中，也许正因为有这新大陆作尾闾，工业文化还在生长，还属年轻。可是成年时代已经近了。我们很得意地说：“美国享受了一世纪的拓殖之福，可是在这世纪的开始，不是已经在西部碰着了大海洋了？哪里还有荒凉的边区来发挥你们的扩展精神呢？”

我继续说：美国的情形我知道得很少，可是假若我所说的可能是事实，根据这事实来推论，美国不是已经有点窒息了么？那就是早年拓殖时代所积累的习惯，所养成的扩展心理，在机会业已缩紧的环境中，不是很容易发生一种不安的情绪，反映在社会的纷扰里？当然，假定你们内在的边区业已消失，不想在南美，或其他地域，再辟边区，你们大概还得向东方学习安分知足的人生态度了。

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一段说一说我所担心的事。那就是我在某杂志上所读到的那篇论文所引起的。这位作者是一个大公司的推销员，在这篇十分坦白的文章中，他提出了这次大战的意义是在再辟边区。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已经长成了世界上第一位的强国，海军和空军暂时是不会遇到一个可以相抗的敌国。这力量，在他看来应当和美国传统的拓荒精神相配合，来给美国一个第二期的膨胀。

我说我不能不为这种论调担心，一个年轻的文化，配上无比的强力，毕竟不是件太可以放心的事。何况，若是拓殖的心理没有修改，它再度的扩张，是否是世界的幸福呢？我想向这位作者说的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300年前的北美了，没有文化的真空区了。若是按照18、19世纪的老方法去扩展的话，说不定会遇着很大的阻力，把人类在封建制度所解放出来的力量消磨在无谓的争斗之中。

在这客厅里有一位现在耶鲁大学教书的Turner先生，他微微地露着笑容，可是笑容并不掩饰他的深思和严肃。我不能不在这里附注一笔，这次游美时间虽短，和他接触的机会虽少，可是每次和他交谈之后，总是使我的见解和看法，得到一些修改。这天晚上，他照例用着他十分美国化的英语，很洪亮地开口了：

“是的，我同意你一部分的分析，我想你所描写的文化类型的确可以说明过去社会的性质，可是——”他这样开始。

他在“可是”底下接着指出了文化发展到一个程度，机会是不会消失的。若是我们脑子里所谓机会只限于平面的土地而说，那么，机会的限制的确总是会到来的，地球的面积是一个无法扩大的限极。可是农业时代是过去了，生产的动力不再限于太阳和泥土的结合，我们的工厂不再只限于在叶绿素的小细胞里了。工业展开了的前途是可以说是无限的。美国的问题是在怎样从地面上的扩展变为动力的扩展；量的扩充变成质的扩充。

在农业的逻辑里，你有土地，我就没有份；人在资源面前是互相排斥的。可是工业的逻辑是相成的，电器事业的发达增加了造电炉、电灯、电气冰箱的需要，电气冰箱使偏僻地区可以多植水果。工业的繁荣是整个的，是建筑在全人类的生活需要的增进上，在生活程度水准提高的推动上。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我们没有理由独占某种发明，某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设施；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某种发明不是出于本国人而歧视这种发明。在这种意义下，文化的扩展是不必害怕的，所要担心的倒是文化的独占。

美国有着特殊的机会使科学能得到很快的发展，这是事实；这次大战之后，我们的问题是应当怎样使科学所给予人类的力量，实现在建设里，实现在人类生活程度的提高上，怎样使科学成为全人类公共的东西。使古老的世界重新获得前进的勇气。美国也许不致停留在这阶段上，退而在心理上求调适。美国人拓殖的心理换了个方向，会领导这世界进入另一个新的世界。使每一个人，不论在亚洲或非洲，都产生北美早年解放时代的气魄。

“这样的扩展，你们不觉得可以反对了么？”他在诚恳的微笑中结束了他的意见。

“可是，”我也用同样的开始，继续这场辩论，“科学并不一定带来了幸福。”

“这是另一个问题，”他又说了，“科学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不必回到传统知足心理的时代，不过，人是否已经用这力量，这机会，这时代去实现科学所允许我们的幸福，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尽可承认现在人类还没有好好用这力量，甚至用错了这力量，可是大可不必怀疑这力量，排斥这力量。我们得有勇气去征服这困难。没有人满意于现有人类的成就，正是这不满意在推动我们，要我们努力。我们得创造一个能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的方法。以往若没有这现存的方法，我们自然更不该回头。历史是不能倒退的。”

在这点上，我是同意的，可是古老文化的传统还在我的血里。我需要在美国多住几年。我希望这位先生的话是正确的。

5 幸福单车的脱节

“科学并不一定带来了幸福。”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事实。

我说，美国并没有全盘移植欧洲的文化，可是它却带来了两股从封建制度里解放出来的新势力，一是科学，一是民主。这两股势力，依我们看来，应当兑现在平民生活的幸福里。可是这个单车的两轮，走到半路却发生了龃龉。

龃龉是这样发生的。美国拓殖时代所养育出来的民主是消极的，是反抗封建的。我在上文中已交待过，美国传统的民主是出发在对权力和对干涉的反感。人类生活和幸福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有他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政府不过是用来保障这些权利的工具。这是种对社会消极的看法。可是科学的发达产生了很多复杂的机器，在生产活动中个人变成了一个配件，成果依赖着集体活动的配合。消极的个人主义在这集体生产中无法保持，可是为了生产的效率和技术的进步，人们没法拒绝这新时代的集体生活，个人和社会在这里好像是处于对立的地位了，也因之形成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个裂痕。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早年美国的民主分成两派不同的解释，一是偏重平等，一是偏重自由。在大部分的人民中，尤其是在开垦新土地，在经营农业的独立小农中，对于民主的看法是着重在平等两字上。最好的典章就是上述的《独立宣言》。可是另一方面。科学发达所引起的工业革命在新大陆造成了不少都市。都市居民要求经济的自由发展，在他们，民主就是这种经济自由。都市在殖民时代的早年是无从发展的。都市的兴起必须靠乡村在粮食和人口上加以维持。在耕地出产贫乏，劳力没有过剩时，粮食和人口都不会向都市跑，所以北美在早年并没有大都市的出现，这一点我在上文中业已提到。可是18世纪的末年，欧洲工业影响到了北美，新兴的工业向农业要求原料，因之，农产物在商品化中得到了较高的价值。北美的烟草，棉花，羊毛等大量地流到英国去，把早年殖民地上那种自给自足的农业打破了。都市也随着逐渐发展成贸易中心。19世纪初叶，工厂制度在北美出现，美国的经济基础开始发生重要的转变。靠海岸的地方和西部的边区在经济上分化成两个地带。边区的人民在传统的拓殖精神中一直在向西发展，而在海滨的都市中则集居了不少靠金融，靠工业起家的财主。当美国要求独立的时代，这些都市里的财主们已经近水楼台地握住了政权。代表平民要求的势力发动了独立运动，结晶在《独立宣言》的典章中；可是独立成功，政权却落在财主们手上。制定宪法的时候，民主的解释，由平等观念一变而成自由观念。美国的宪法，依比尔德说，实在是一部经济文件，用来保护特殊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典。起草《独立宣言》的杰斐逊根本没有参加制宪会议。这时平民组织“爱国党”的领袖帕特里克·亨利拒绝代表弗吉尼亚省去参加制宪会议，因为他说：“我闻着有老鼠。”意思是这会议的味儿不对劲。

这时的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发展工业的自由。这里所谓自由并不是罗斯福所标榜的四大自由，而是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美国拓殖时代所养成的民主在早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可是发展起来却分道扬镳了。经济自由主义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摘要：

一、理想的社会秩序是发生于各个人依其特具的才能，追求其一己的利益的活动。一己利益中最主要的是物资的争取，自由竞争可以使各人充分表现其能力。竞争所得的利益——私人财富的累积——是胜利者的报酬。他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自由支配他所获得的报酬。社会只有在给人以这种报酬时才能使每个人竭尽他的才能从事于社会活动，维持这公平的秩序。

二、竞争失败的人是社会的低劣分子，应该加以淘汰，所以社会上财富分配的不平正是选优汰劣的机构，足以奖励人民努力上进。

三、政府的责任就在保障个人能自由施展其才能和别人竞争，所以政府对于经济活动是不应干预的。政府的干预不但可以使竞争者丧失自由的发展，而且阻碍社会选择其优良分子，也就是阻碍社会的进步。

四、私有财产是社会进步的保障，因为这是社会给予个人努力的报酬，是优秀分子的标志，所以政府必须予以保护。个人对于他所有财产有支配的自由，贸易是财产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劳工的被雇也是贸易的一种，雇主决定给予雇工的报酬是雇主的权利。契约的自由政府应当绝对尊重，而且应当阻止雇工对于契约自由的阻碍。

个人主义的传统民主在表面上是符合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可是在自由竞争之中，若不含有平等的事实，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所享受的自由却消灭了平民向他们竞争的可能。人类经济活动在平等观念中看去应当是每个人生活的提高。正如《独立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都有相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即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则，为了一个抽象的进步观念，剥夺了许多竞争中失败者的幸福和生存。非但如此，若是竞争者参加竞争的时候没有平等的机会，所谓胜败并不根据于个人的能力，而是决定于发脚的前后。譬如赛跑，起点不同，终点则一，在距离较远开步的人，即使比别人跑得快，加倍地飞跑也赶不上已等在终点，一步即到的蹩子。这里显然是违反了常识所保证的公平。

而且在平等观念中，最主要的是对人的尊视，没有人应当比别人低卑，而经济自由竞争主义不但事实上造下了富者愈富，高高在上，享受社会的机会和尊荣，而且观念上承认了这些富有者是优越的人才，他们的享受是合理的和必需的。

因之，美国早年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和自由的两种解释，在基本上是矛盾的了。

美国的宪法里的民主精神是采取经济自由主义的解释。最早的政府是握在联邦政府派的手中，其中最能干和最彻底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是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是华盛顿的左右两手，而这两人已代表了对于民主的两种不同的解释。汉密尔顿最得意的杰作是债券兑现政策。当独立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举行借款，印钞票来支付国家的费用。当时的士兵和公务员都用这种纸币给薪。换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通货膨胀。据说那时买面包都得用车子载纸币。那些平民今天拿着薪水就得去换生活必需品，纸币价值跌落，生活程度也随着跌落。汉密尔顿上了台，决定要以票面价格把那些债券赎回。说来自然是堂皇冠冕的，维持联邦政府信用当然得从债券做起，可是事实上这些债券已经在极低的价值下集中到了富裕者的手里。政府若用票面价值赎回就等于给这些握有债券者几十倍的利益。而且，当这个决定在国会通过之时，政府方面关防不严，这消息早已泄漏出去，于是快船快马载着许多投机家，向各乡出发，用贱价收买退伍士兵的债券。这时实价只合票面价的5%到20%。汉密尔顿这个政策在顷刻之间赠送了富裕者和投机者4000万元的礼物。这笔账还是得纳税人来担负。（可是汉密尔顿自己或是他的太太却一分没有沾着光！）他的第二件得意之作是设立联邦银行。他的办法是用私人资本来获得国家银行的特殊权利。那时，联邦银行的资本是1000万元，可是政府只供给200万元。汉密尔顿不但在债券政策中把纳税人的财力白白地送了一笔资金给富裕者，而且更用联邦银行的机构去保障这些人的既得利益。更有意思的是联邦银行有一笔公积金，它的用处是用来收买银行自己的股票以防止股票价值的跌落，有损投资者的利益。他更主张利用女工和童工来生产以减低成本。他说：妇女与儿童因工厂而变得有用，儿童的有用期因工厂而提早了。这种彻底的财阀政治在民主的外衣下统治了美国开国的最早的12年。一直到杰斐逊做了总统，创立了所谓弗吉尼亚朝，平民的势力才一度抬头。可是财阀政治的基础已定，在宪法的保护之下，已经逐步可以顺利发展了。

美国的自然和社会的环境实在是经济自由主义最容易发展之地。美国毕竟是一个新大陆，一个移民来源复杂的殖民地。新大陆上有着未经开发的丰富资源，科学一发达，工业一兴起，真是个得天独厚的区域。殖民地上住着没有传统束缚的人民，相互之间语言都可以不通，自然说不上道义两字，自由竞争在欧洲多少还受着传统身份、社群道德的拘束，自由得不彻底，各种社会主义很早就发生；可是在美国那真可以无拘无束。翻开美国历史一看，早年工商业间的所谓“竞争”真是无异于“械斗”，所采取的手段从雇用流氓动武起，一直到欺骗敲诈，无奇不有。在铁路建筑时代，这种竞争表现得十分露骨。官商勾结，买空卖空，投机取巧，名目真是写不尽。铁道大王凡德俾尔特以一艘二桅小帆船起家，一生积到1亿元的家产。他的手段比海盗还毒辣。有名的伊利铁路竞争中，朋友之间反复出卖，使人觉得这些人（尽管达尔文学派愿意抬举他们作优秀的超人），除了金元之外不承认人间还有其他任何价值的存在。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石油大王的父亲的高见了。他教导儿子的原则是：“一有机会我便哄诈我的孩子，我要他们变得伶俐。我和孩子做买卖，总要哄诈他们，总是乘机剥削他们，我要他们变得伶俐。”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才，是“自由竞争”中理想的人才。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1800年时代，工业勃发的初期，美国工商业竞争是相当自由的。不必去追究在这种竞争中胜利者的人格是否合于我们的理想，可是有一点是事实，每个人赤手空拳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只要看看已经加上大王冠冕的人的出身就可证明这话了。我已提到铁道大王凡德俾尔特出身是一艘帆船的主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是一位游方的外科医生的儿子。这个走江湖的父亲行为怪僻，出外时家里囊空如洗，他的妻子不能不亲自操作，可是一回来却又囊橐充盈。洛克菲勒在幼年时的经验是：贫穷屡迁无定，母亲的悒郁，父亲的无赖和邻里的仇视。钢铁大王卡内基是苏格兰手机织工的儿子，因为机器的竞争，失业而移居到美国来的移民。汽车大王福特是个机器匠出身。只有金融大王摩尔根是英国有声望的世家子弟。我们若看看这些成功人物的传记，总不免会发生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舜亦人耳，大家有此机会。在这些人自己看来也确是任劳任怨，克苦克勤，含辛茹苦，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有为者亦若是！他们享受到自由竞争的滋味，也证实了自由竞争是富有选择作用的过程。可是问题是等他们一做大王之后，在他们的一行中，另外一个人，即使凭个人能力比他们还高的话，再也无法问鼎中原了。他们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可也是自由竞争的结束。权倾王侯的托拉斯独裁着经济的一个部门，谁敢不低头。

在林肯时代，托拉斯这个名字还没有人知道。家里的用具是熟悉的工匠的作品，鞋是向邻近鞋店里定做的，肉是某家屠户卖出来的。可是在40年内，天下已经大变，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一件一件都会牵连到某种大王。肉是芝加哥有名的屠宰场里送出来的，糖是由太古公司包办的，连火柴都是由金刚钻火柴公司制造的。

究竟美国工商业已集中到什么程度，一个普通的小企业家还能享受多少竞争的自由，我不能简单的作答。据说在上一次不景气时的调查，美国全国1‰的公司，握有全国公司资产的52%，纯收益的50%。5%的公司有87%的资产。4%的公司占纯收益的84%。假定这调查是可靠的，集中的趋势已经十分可观了。

事实上，集中的实质是不容易在几个数字中看出来的。美国有反托拉斯的立法，所以实际已经被托拉斯所操纵的企业，表面上尽管可以保持着独立经营的名义。而且很多小的独立企业常常有一部分的工作受着大公司的支配。我熟悉一个华侨的洗衣房，一看之下，小得只是一个人经营的企业。可是这位老板自己却并不洗衣，把所有衣服都送到一个极大的洗衣厂里去洗干净了才拿回来自己熨一道。这个洗衣厂究竟有多大，和其他洗衣厂是否同属一个经理管理，我没有问；可是我们若说这华侨是个充分的独立小企业家也就不合事实了，因为他的企业和利益随时可以受到那大洗衣厂的控制。

在战前这位洗衣房的老板在他的企业中能享受多少自由呢？并不是没有：没有政府来统制他；他要加价，成；他要拒绝哪位顾客，成。可是他所倚靠的大洗衣厂却也有加价的自由，也有拒绝他送衣去的自由。大洗衣厂规定了一个价钱，他有自由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可是没有能力向他讨价还价，他若不接受这价钱，若是那个大洗衣厂是独占的，他就找不到另外一家价钱便宜的洗衣厂了。他自己动手洗，成本高；他对顾客加价，顾客就走到别家洗衣房去了。他可以自由选择的只是继续不继续这小小企业而已。

科学发达，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大规模生产能利用新技术，出品好、成本低；可是大规模生产需要资本大。于是大鱼吃小鱼，吃得愈自由，小鱼被吃得愈快。经济自由的结果是能享受这自由的人数愈来愈少。

经济自由主义其实是指不受政治权力干涉而言，可是，可以限制竞争自由的不单是政治权力，最重要的是经济权力。独占经济是在政治权力不干涉，甚至保护之下，所发生的经济权力。在经济权力所统治下的社会，每个人是否还有《独立宣言》中所规定的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权利也就成了个严重的问题了。在我看来，科学和民主，或是平等和自由之间，在这个时代，确是已发生了龃龉。我并不承认科学和民主冲破封建的两大势力，不能成为两个轮子，构成一个完成平等和自由的幸福单车。可是独占的兴起，在经济帝国的独裁下，科学和民主似乎是成了矛盾的对立了。这幸福的单车的双轮暂时在美国的历史上脱了节。

6 机器和疲乏

“北美和机会同义”，原不过是一种想法，一种信念，一种引诱。在这具有强烈希望的信念中，年复一年，大批的人，从世界各地移入这新大陆。可是尽管现在在小学里读书的孩子们依旧觉得将来会做到总统、做到大王，事实上，北美这新天地所给予每一个人的机会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当然，我们得承认，除了从非洲绑来、骗来、拐来的黑奴之外，到北美来的大多数移民，他们不但在生活上享受着相当人权的基本保障，而且在早期，大家享有着相同的艰苦的遭遇。假若在18世纪初叶，工业并没有在北美发展起来，过海来的移民只能在荒原的开垦中去寻求机会，美国人民很可能实现更平等更自由的生活。杰斐逊所想象、所企图创造的自由之邦，确是一个独立小农、个别经营的集团。他到过伦敦和巴黎。当时这些名城还是和地狱相离不远。人在机器的威力下被磨难，被奴役（即使在这次大战之前，东伦敦的贫民窟还是使人会错认是上海杨树浦）。他曾说：“当我们有田地可以劳作时，让我们不要希望看见我们的人民坐在厂房的板凳上，或去转动纺线竿。”他当了总统，不顾他原来反对中央权力的成见，坚持着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因为他相信，有了这块新的土地，特别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几千代的美国人可以不必走上工业的路上来束缚自己了。可是杰斐逊的乐观并没有实现，路易斯安那土地尽管肥沃，仍敌不住科学在技术中所允许人的财富，机器发明，都市兴起，这个个人自由主义的美国被推到了西方；被隐盖在厚厚的一层工厂烟囱里所放送出来的煤灰里。这煤灰也许有时会使人感觉到一些窒息，可是比起了封建的黑暗，以及欧洲工业初期平民的饥饿，却已是一种引人的曙光了。没有这新兴的都市，北美也绝不能吸收这样多的移民。从1820年到南北战争（工业在北美确立的时期），一共有500万的移民从爱尔兰、英国和德国到达北美。从1870年到1920年（工业勃兴时期）外来移民有2000万。在这2000万新移民中，主要的来源是南欧和西欧，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和波兰。

这许多移民不断地从各地方涌入美国，使美国的人口成了一个大杂拌。1870年时的比例是：1000个美国人当中，435个是在美国出生，而且父母也是生在美国的；292个在美出生而父母却是移民，127个黑人，1个印第安土人和1个中国人。

这些新来的移民大都是受不了欧洲社会的穷苦和束缚，到这世界来追求机会的。有一次我被一个朋友带到了一位作者组合的编辑家里。他是纽约新闻界中相当有地位的人物。我们谈到了他早年的生活。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生长在中欧的一个小国。幼年，他还明明白白记得清楚，全家靠他两个长成的哥哥出外做工来维持生活。一清早他的哥哥离开家，从乡下很远地走到城市里，找工作。若是找到了工作，晚上，天暗了，带几块面包回家。这是一家的食粮。逢到天雨，严冬，愈是会使人感觉到饥饿的日子，他的哥哥们找不到工作做的机会也愈多。他顿了一顿：“我对于幼年的记忆大概只有饿和冷。”后来他们搬到了北美。这新大陆没有使他们失望。他说：“我们对于故乡没有留恋，没有怀念，饿和冷不会使你有亲密的情绪的罢？在美国，我才有今天。若是我的哥哥们不下决心过海洋，我也许已不在人间了。”

我没有统计来证明有多少美国的移民是像这位朋友一般的。可是我相信他决不是例外。“美国在别的地方也许没有什么成绩，可是饥饿两字在这里已是偶然的了，即使还没有完全消灭。”

在纽约港口，自由女神的脚下刻着这样一首诗：

你们这些疲乏、穷困的人，

你们这些拥挤的人群渴望真自由的气息，

你们这些被家园排挤出来的可怜的人，

你们这些被暴风雨颠簸的，来我怀里吧：

我举起我的灯，在这金门的旁边。

我怕读者在上一章里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工业代表了奴役，农业代表了自由（多少和杰斐逊一般的见解）。工业的独占是限制了经济自由主义所规定的自由竞争，可是它并没有剥夺人民的职业和生活，也并没有直接剥夺了《独立宣言》中所举出的人权。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战时，听见了统制就会联想到政府包办，或是检查充公某一类的事情，这不是美国的“独占”。美国的独占是经济生活最高权力的形成，这权力并不在法外作恶，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这权力的威风。只要你不想开火柴厂，你绝不会和金刚钻火柴公司冲突；你不去开油矿也领教不到洛克菲勒手段的毒辣。这是企业家们勾心斗角的战场，和小民并不直接相干的。一个人若只想找一个职业，求一个太太平平、安安逸逸的生活，他所关心的是职业的安定。工业愈发达，甚至可以说，愈独占，他的生活就愈安定。在这一层里，职员和劳工可以享受到富裕的生活，以及择业的自由。我想谷春帆先生的观察是正确的，他说：“普通人本来只有少数资本，本来只希望得一相当职业，在其意识中（我觉得‘事实上’代‘意识中’三字较妥），本来没有侵夺石油大王钢铁大王地盘的梦想（‘梦想’不如说‘可能’），因此独占大王与他们似在两个世界中，对于他们的自由，可谓没有社会关系（也许可以在‘社会关系’上面加‘直接’两字），也就不发生作用。”我固然不同意谷先生后来所说经济统制和个人自由不能相容的意见，可是我却认为自由有层次这一点是可以说的。在独占企业之下，每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是全部被“统制”，一切活动都被“大王”们所干涉。因之，一个从封建、从贫困中逃出来的人，到了美国，即使进入都市的工厂里去做工，并不完全像杰斐逊所想象的那样变成了机器的奴隶。职业的保障和饥饿的消逝是足够满足那些疲乏、贫困、曾在厄运里颠沛流离的人们，使他们感觉到一进“金门”，在女神的火把下闻着了自由的气息。

可是，我尽管承认工业曾消灭了饥饿，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程度，我也尽管可以不做和大王们竞争的噩梦（什么是噩梦，竞争的结果如果必然是破产），我还是不能立刻推崇在美国（以及西欧各国）所发生“机械时代”的生活方式。我若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上纽约工厂去做工，还是在昆明教书，即使前者报酬大，生活有保障，我还是不干的。为什么？我的理由得从头说起。

我在前面说民主和科学两个轮子发生了龃龉，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两者在本质上有矛盾，而是这两个轮子的速率上有迟速。科学跑得快，民主没有赶上。上一章，我是从民主所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概念的关系上分析，曾说因为大企业独占的发生，自由竞争的结果限制了自由和阻碍了平等。现在我想在另一角度中去讨论同一现象。这里我将从劳工的立场来说明这幸福单车怎样在个人生活上引起脱节。

科学的发明推进了技术：第一是新动力的利用，第二是把每个劳工的动作化繁为简，第三是加强了各劳工间动作的组合。以往，不论在农业或工业里，体力是生产活动的主要动力。身体是生产的唯一的基本机器。手脚之间，手指之间，耳目手之间，成为一个有机的配合。两只手，创造了人类的文化。在两百年前，我们整部人类的历史是靠生物进化里人体构造上的特质而发展的。但用体力，用手脚来工作，不但所能供给的动力在量上有限，而且当生产活动依赖有机配合时，个人终究是活动的单位。当然，人类很早就有分工合作，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单以工作本身来说，少数人配合在一起已经不很便利。最好的例子是一句俗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水都没得吃。”要把许多人的体力集合起来做一件事，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的。科学在体力之外给了我们许多利用其他动力的技术。液体化气的膨胀力、电力等利用的结果，动力在量上已经可以无限地增大。

机械学的发展，使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必全靠有机体的配合了。一个滑车，一个活塞，都可以在一定有规律的动作下加以配合。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一个复杂的动作化成许多小动作，每一个小动作本身看来是单纯而简明。然后再在一定的机械原理中把许多小动作集合起来成为一整套的动作，来完成一项生产活动。这种技术的发明，大大地增加了人类的生产力。可是从生产活动本身说，有机配合，靠人的神经系统的配合，一变而为机械配合，靠力学原理的配合了。这样把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以往人总是主，人可以被奴于人，可是在对物而言，总是主动者。现在，技术变质后，主要的配合离开了人，人成了整个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从属部分了。机器自然是人造的，人去运用的，那不错；可是在生产活动过程本身，参加活动的劳工却是在简单的从属动作中去服侍机器。各个人的动作因为机器的总配合中也得到了配合。配合的中枢不是人而是机器。

“人可以变成机器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大发现。人这个东西是相当麻烦的，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关联着。头痛时手也会抖；加上了脾气，兴致，在动作的组合中，常常不易加以纪律的控制。现在把每个人的动作靠了机器的复杂性加以简单化了。一个在车床上切铁的工人，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在某一个把手上按一按，他就了事了。一天只要做同一的单纯的动作，只要肌肉不发生毛病，这动作总是可以继续的。从生产活动的本身说，很多个人的简单活动配合了起来，成就自然比每个人多种复杂活动各自配合容易而且效率高了。我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现代文化之有今日就靠了这一个发现，这是科学给予人类的恩典。

这里我要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人做了机器的配件有损人的尊严，或是说个人参加了外在的配合系统使我们丧失了自由；更从而说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在获取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所以机械时代是不合于民主的。那是曲解之论。我想指出的是每一个人的动作还有一种配合，那是个人各种动作的相关性。我总觉得人有一个所以为人的特点，那就是在我们每一动作背后都有一个意义的存在。人不是单单动作，而是做事。做事固然离不了动作，可是做事是有目的的，每一个动作只对这目的发生价值。要吃饭才烧饭、才举筷。没有事做，时间会成为累赘，我们会觉得无聊，坐眠不安，睡都睡不着。人可以做很多事，每一件事之间又不能是孤独的，想不想做一件事，有没有劲，要看这件事和别件事有没有关系，事事之间还要有一个综合的意义。一个人人格的健全与否就在他能不能在生活中得到一个综合的意义。我并不敢说每个人都有这一个综合的意义维持着他所做各件事的关系，使他对于每件事有兴趣，做起来有劲。尤其是在这时代，我不敢这样说。可是我想说的是若是一个人没有了这个综合的意义托得住他所做的各种事，他会对人生失去认真和爱好。罗素在《快乐的征服》中用Zest这个字来指由综合意义中所表现心理上的情态。

我知道要用文字来表达这种人性的深处是相当困难的，可是我相信读者们至少都有一个母亲的。我们或者都可以看见或记得一个母亲在为孩子做事时的那股劲道。夜里会起来几趟，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留起来，操作到不知道劳苦（现代女性也许会觉得这是一种愚蠢），可是维持着这许多动作和事务背后显然有一股力量，这力量出自孩子。孩子给了母亲生活的一个综合的意义。

一个人决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为看戏而看戏的。换一句话说，一个人不能把他的各种活动分割成许多不相关的部分，在部分中求满足。生活是整个的，动作是关联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生活中各项活动的配合体系。在机械时代，至少在它的早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个配合体系：一个是由机械生产所组合各个人动作的配合体系，一个是个人各项活动的配合体系。在家庭经济时代，这两种体系是相成的，因为生产体系也是以个人作中心的；每个人在从事于生产时，他不但了解各项动作为什么要联结起来，而且明白这一套生产活动对于其他生活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形中，个人和社会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成的。机械生产既把生产体系的配合中心交给了机械，人的动作简单化了之后，每一个人在机器上动作着，可是并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了解这动作和其他人的动作的关联（这里的关联不是指物理上的关联，而是意义上的关联），更重要的，他们在生产中所处被动的地位使他们不容易找到生产活动和其他生活部分的相关性，看不出一个生产活动的道理来。

有人或许会说，怎么看不出道理来呢？做工的拿工资，有了钱可以养家糊口。我觉得一个劳工参加生产过程的意义似乎应当多于劳力的出售。他是在参预一个为社会创造生活的过程。若把劳工的动作看成一种商品，那是否认劳力的社会意义。劳工对于所生产的效果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在劳力商品化的情形下，是不必，也无由置喙和过问。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劳动者的“人”参预了生产过程，而只是他的劳力加入了生产活动而已。这成了一个破坏个人活动配合体系的力量，因为它把个人的生活在意义上分割了。

从单纯的经济观点上看，若是人真的能变成一个机器，在动作和效率上能受到严格的控制，参加机械配合体系时自然方便得多。我们只要看19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它就反映出这“经济人”的要求。“经济人”不但是一个理论上的假定，而且是配合机械生产时的一个待实现的标准。经济学因之也在相当程度中，或是在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理想中，成了不是研究“人”的科学了，它的对象是一个超出于人的配合体系。在我看来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在技术上，生产活动配合的中心已转移到了机械，整个经济的配合似乎也就超过了人，人不过是配件；理想的配件应该是机械化的，机械化的人就是单纯的“经济人”，剔除利害之外一切人性的东西。

无疑的，现代社会是在向这方面运动着。若是能贯彻，社会生产力，在这些人想来，必然可以大大的合理化、大大的增加。可是问题就发生在人这个麻烦的东西不能单纯的经济化，不能彻底的机械化。劳力不能安于成为商品。人还是会要求一个个人生活配合体系。

我在哈佛商学院里住过两个月，日常和他们做工业研究的学者们交谈。他们自从上一次大战到现在继续不断地在研究现代工业里的效率问题。据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一个工人在现代的工业制度中工作，他们的效率很不容易提高，因为一旦参加同一生产体系中的人若缺乏了一种自觉的合作意识，他一旦不能在他个别的动作里发觉生活的意义时，他会很容易地感觉到疲乏。疲乏本身是一种生理状态。可是在人，这种生理状态的发生却受他的社会意识所支配。一个人起劲的时候，不容易疲乏。怎样能使人起劲呢？那就得要看一个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了。若是一个人老是觉得所做的事和自己没有什么干系，心里存着为人忙作嫁衣裳的反感，他是鼓不起劲道来的。工作的效率要像做母亲的为孩子工作时那样高，必须使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意义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有感情上的休戚相关。哈佛工业研究所指出了现代工业里缺乏效率的原因是在劳工的动作和他的人格的综合脱了节。换一句话说，那些想在把个人动作机械化以求提高生产效率的人，终于会发现人性无法完全加以单纯化，硬要这样做时，生产效率也会达到一个限度，无法再加以提高了。

人本是一个麻烦的东西，他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互相依赖的体系。各个人的生活靠着无数其他人工作的配合来维持，可是在每个人实现这依赖性时，却并没有在意识上感觉到这集体参预性，反而有一个倾向要每个人在生活中割裂一部分出来，归纳在这集合体系中，让其他部分在这集合体系之外个别经营。结果使每个劳工失去了对他的工作应具的意义，对于工作本身没有了劲道。

我不愿意做着自己不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只有在有意义的工作中，我才愿意消耗我的生命。譬如我可以在深夜里，在旅途上，不觉得疲乏地写这本书，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心目中很明白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而且这意义就在这书的本身，而不是在从这工作所得到的报酬中间接得来生活上的满足。

运动一样可以使我们觉得累，可是这些动作却并不发生动作之后的疲乏。这区别并不在动作本身的性质，而是在我们人对于这些动作所加上去的意义。现代工业在目前这种形态中是一套使参加者很容易发生疲乏的工作，不是一套使人发生愉快的生活。这是我个人不愿选择到纽约工厂里去做工的理由。

我在这里记起了Turner先生所说的话：民主是积极的，目的是在完成个人在社会里的参预。所谓个人在社会里的参预，就是充分地承认每个人间的相依性和互相的责任；把个人动作的配合体系贯通于集体活动的配合体系之中。这样讲来，科学所发展出来人和人的相互性也就是扩大民主内容的力量。可是当我们把生产活动分割在其他生活部分之外，单就这一部分的活动去组合一个已近于全球性的分工合作体系，同时又在别的部分上鼓励着个人化的时代，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日新月异，会使民主的积极性落在后面，造下目前这种不十分适合于人性发展的社会情态出来。我们若在这方面去看美国，不能不感觉到杰斐逊的焦虑是有道理的。当然，历史不会退回去，尤其是在美国是如此，我们不能盼望科学慢一点发展，等等另一个轮子，迁就一下传统的消极民主；出路似乎只有在速率较慢的一方面加快，怎样使消极的民主能早日蜕变为积极的民主。

7 劳资的鸿沟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若是有一个人敢在美国人面前说是要破坏他们的民主，那必然会激起每一个人的强烈反抗。可是民主两个字所指的内容是什么，美国人并没有完全相同的见解。我在上面已经指出传统的见解是消极的，是指限制政治权力对个人权力的干涉。这是反抗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见解。这种消极的民主自有它在历史上的贡献，现代经济能得到惊人的发展不能不说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此外，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人民控制政府的政治。我在后面还要提到，美国在经济上即使发生了与民主精神有严重脱节的时候，只要美国人民坚守着政治民主的信念和制度，经济上的设施最后总不能离开人民幸福的标准太远。

我在上章指出，民主的积极性已经逐渐深入美国人民的意识。积极的民主是注重个人的社会性，个人幸福的兑现不但是生活所赖的物资的丰富，而且是要在精神上觉得个人活动的社会意义。在战争中，每个士兵能守纪律，能够服从，不是因为他怕禁闭，怕刑罚；而是要出于自发、自动的心理。自发自动的心理只发生于个人觉得这样做是达到自己所具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在战争中士气的决定是在士兵是否衷心地接受战争的目的。凡是不能接受战争的目的的人最好是不要加入军队，因为他会影响士气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征兵法中都规定凡是良心觉得不能参战者得请求免役。我就知道有一位念人类学的朋友，因为这个理由，到现在还没有穿军服。军队是如此，其他社会活动亦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战争的活动所具的目的比较明显，而其他社会活动不然；战争中士气决定胜负的力量也比较容易见到，而其他社会活动不然。譬如说：在战争中每个小单位的长官不能以个别的胜利而满足，可是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每一个小工厂的老板很可以不必关心其他工厂的成败。在经济活动中，大多数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和战争一般的有一个参加活动者所共同的目的的存在。共同的目的，虽则存在，若是参加者不意识到，而要他们守纪律，尽责任，只能从消极的强迫和刑罚中下手了。

我们回头看看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他们为了要从封建的硬壳中解放出个人的能力来发挥科学所允许给人类的富裕生活，所以一贯的主张让个人尽量依最大利得的冲动中去谋发展。可是像亚当·斯密那种深思远虑的学者也不能不考虑到个人最大利得是否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人是为了聚积财富而去经营生产的么？在这个问题上，他只能信托上帝了；冥冥之中自有一个主宰来配合每个人个别目的的大计划，至于这个大计划是什么呢？他也明白，应当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所不明白而要求助于上帝的是个别目的怎样配合于大计划完成这大目的的过程。在当时，这问题并不严重，所以还可以不必深究。

可是，个别目的配合于社会目的的过程一旦不加深究，参加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把社会目的搁置不问了。有利可得的还可以靠人类的本性，或社会的奖励来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有什么意义，那些出卖劳力的工人就不容易维持他们的士气了。要他们做工只有让生活的需要来压迫他们，用失业来威胁他们。当然一个人迫于饥饿不能不接受工作，可是这决不是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这种人就是参加了经济活动也不能在高度的士气里发挥经济的能力。

积极民主是在使个人积极地参预社会活动，要实现这积极的参预，必须要参预者觉察到他们个别活动的社会意义。在经济活动中做事的必须要觉得他一己的工作是可以提高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美国在过去的工业史中并没有达到这境界。

美国工业是在消极民主的精神中发生出来的。这种精神庇护了大企业的长成，而大企业的目的是在为投资者创造利得。这些利得固然也是社会的财富，他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程度，可是因为大部分的利得是交给投资者，所以没有资本的人并不能充分地和均等地享受到由工业中创造出来的幸福。这种分配方式，对于社会有没有好处，那是另一个问题，可是至少可以使一般在工业中从事工作的劳工们感觉到这些工业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不过是不得不做工的被雇者罢了。这样在心理上划下了劳资的鸿沟。

有一次我和几位二十多岁的在工厂里做事的小姑娘们一同去游泳。在沙滩上，她们很得意地告诉我，她们已在厂里组织了一个工会，有一位是当会报的编辑，为了下一期的社论在发愁。我就问她们这工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她们的回答可以归纳到三点：一是维持工资的标准，工厂方面不能随意升降；二是保障职业，工厂方面不能随意开除工人；三是工人们合作谋生活福利的提高。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劳资的鸿沟了。关于生产的计划，制造什么东西，怎样才能销出去，销出去对于民生有什么关系，有多少利益，生产者方面可以得到多少报酬……这一类的问题，劳方是似乎不关心的。他们在现行制度之下是没有资格过问的。厂方既然把他们的劳动力看成了商品，他们所念念不忘的也是商品的价格怎样，市场怎样。工资能提高，职业有保证，他们的问题也解决了。

在厂方看来，劳工自然成了个讨厌的生产因子了。若是这个因子规定了价格，又规定不能随意开革，他们就不易在这因子上来调适经营的需要了。譬如一种货物因为某种原因社会上的需要减少了，他们得少出一些货，价格得定得低一些；可是他们在劳工上的成本不能缩小的话，他们也就不容易张罗了。在一个企业家看来，劳力最好是和其他生产要素一般能支配自如，涨缩随意。但是劳工是人，人会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要挟、交涉，使这一个生产要素的性质和其他的生产要素不同。

美国早年是倾向于限制劳工在经营上发生阻碍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国会里所立下的反托拉斯法对于独占企业的兴起并没有发生阻遏的效力，可是却用来作禁止劳工组织的法律根据。劳资两方面既发生了鸿沟，一方面的组合自会引起另一方面的组合，可是在时间上说，美国的情形是资早于劳。1890年资方可以说已经有很坚固的独占组合，而健全的劳工立法一直要到两位罗斯福总统手上才算立下基础。以往的劳工运动的目标，还是不出沙滩上几位小姑娘所告诉我的三点。不过在这次大战中，新的倾向已经发生，我将留在以后再讲。

以西洋几个大国来说，苏联和美国处于东西两端，从经济组织上论，这东西两端正代表社会和个人的两种偏重。美国对于东方这偏重社会的经济组织，在这次大战之前，成见很深。现在虽因罗斯福的领导，社会上一般的见解已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已经改变了多少，还是不易说。所谓改变也不过是认为这两种经济形式可以并存互助，并不是美国愿意接受苏联的形式。因为过激的社会立法，在英国这些社会立法已被认为是保守的东西，在美国还常有人指斥为“共产”。

美国劳工运动的落后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们在上文曾一再提到的，在工业兴起的1890年左右，美国西部还没有完全开发。凡是在工业里感受到不痛快的，可以向西去。美国最后一州新墨西哥到上次大战前两年才成立。我在上文中也曾指出，美国的工厂是靠欧洲移民来维持的。新入境的移民，语言也不太通，在举目无亲的窘状中，谈不到团结。何况新大陆有工作可做已经比故乡的生活高出无数，绝不敢轻易冒险和雇主作对。即使劳工有力量能影响立法机构通过劳工法案，可是在罗斯福当政之前，还是各州各自为政的。某州若保护劳工，那就等于驱逐企业家到别州去，对于本州似乎是有害无益的。既有此顾忌，法案自然不易通过。

若是美国有开垦不完的边区，工业的繁荣又是一帆风顺，每一个劳工能得到合理的工资和就业的机会，劳工运动是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财富分配固然患在不均，可是还得看不均到什么程度，假若最低的收入也能丰衣足食，即使在上的享受过于王侯，社会上所起的不平之感，也不致太严重。假若最低的生活程度不能保障，即使没有什么富人，大贫和小贫之间还是会发生冲突的。

美国拓殖时代事实上在这世纪之初已经结束了。工业的发展，在技术上讲，本是可以无限的，但是因为现有的经济制度包含着矛盾，以致不能继续不断地繁荣，不景气的威胁使劳工对于职业失去了安定和保障。现代工业的矛盾是在生产和消费的配合里。企业家经营工业的目的是在于获取利得，增加财富。生产是为了再生产。每生产一次，就得扣下一些利得为再生产之用。可是从一次生产到另一次生产之间，必须有消费者去购买生产品，给生产者以利益，才能继续这生产再生产的过程。若是一个社会中财富不能普遍地分散，则购买力也就不能增高。每个人的消费量究竟是有限的，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辈富人不能把所得都用来购买消费品，所以有一大部财富消费不了，变成了生产资本。生产资本扩大，要发生利得，也必须有相配的购买力，一旦生产资本太大，社会上的购买力赶不上，所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售不出，企业家无法获利，只有停止生产，经济活动停顿，劳工失业，这就叫不景气。在以利得来作企业目的的经济结构中，繁荣和不景气好像有一定的循环。美国工业发达过程中每隔若干年必然有一次不景气：1837~1841；1873~1878；1893~1897；1904，1907，1921；1929~1933；这些都是不景气的年头。每逢一次不景气，大量的工人因工厂关门而失业。企业家、资本家在不景气中固然要倒霉，可是真正会遭遇饥饿的是那些因为企业家没有利益可图而关闭工厂之后失业的群众。在1932年有1200万人失业，满街都是找不到工作做的流浪者，他们家里都是愁容满面的妇女和为了饥饿而哭闹的孩子。情形极惨。

美国人民对于失业是颇有经验的。在我们中国因为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在乡村中，而且大多有家庭、氏族、亲戚、朋友们互相通融，使失业不成为一个严重得使人谈虎色变的事体。有一次我和一位在大学里教书的美国朋友谈起。我说做中国人真不容易，责任太大，美国人多舒服！他笑了一笑：“各有各的苦衷。我看你们不常忧虑职业问题，我们谁也不敢有此自信：不景气像鬼一般降临，大学的经费来源断绝，不能不缩紧；我们自己若没有积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你们可以有哥哥、弟弟、伯伯、叔叔等家里人，他们会觉得有帮你忙的责任。我们呢？谁也管不着，职业完全没有保障。”大学里教书的尚且是这样说，其他的劳工更可想而知了。

尽管美国人保守着传统的消极民主，但是，这是个具体而且切身的问题：职业的保障。因之，劳工运动虽则比了欧洲是落后，但总是免不了的。

美国的劳工运动中主要的是职业组合。同业的工人组成一个工会，各职业工会组织联合会，像美国的各州合组联邦一般。职业组合主要任务是“集体交涉”，用以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全美的总会叫A·F·L（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我对于这个组织曾有不太好的成见，因为这个工联是主张限制华侨最有力的团体。他们反对东方人到美国去，也并不一定是瞧不起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要保障职业。他们怕生活低、工作勤的竞争者，所以排斥华工。其实这正反映了美国劳工眼光的浅近。他们不想在增加机会中去谋职业保障，反而流入消极的态度，想用经济以外的手段来消灭竞争。这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中，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势力最大，在1924年，会员有300万。

美国劳工并不是没有眼光较远的人。差不多和工联同时兴起的有一个当时很有声誉的“劳工武士会”，名称很怪，英文是Noble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这个工会是包括一切劳工，除了赌徒，开酒馆的，银行家，律师和掮客。他们主张8小时制，禁止童工，社会公用设备的公有，增加累积直接税和土地制度的改良，换一句话说，他们是想在广义的社会改革中去提高劳工的生活和地位。他们主张用立法手段，从政治入手来改良经济制度。在政策和作风上，在我个人看来，是最可取的。可是19世纪的时代，这些社会改革还是太早，时机未熟。以童工来说罢，我已提到过在美国独立的时代，汉密尔顿曾公开地奖励童工，他觉得工业的兴起可以提早一个人能工作的年龄。他不过是当时企业家的发言人罢了，代表着当时一般的见解。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有75万从10岁到15岁的儿童在工厂或其他职业里工作。有一个人调查了8个纺纱厂，发现了有556个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作。另外一个人见到有六七岁的孩子，半夜两点钟时还在罐头公司里做工。反对童工的民意虽则逐渐增强，而且工业成年之后，对于童工的需要也降低，但是在1930年还有200万在18岁以下的儿童在做工。一直要到罗斯福的新政实施，美国的童工问题才算解决。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广义的社会改革在早年只是属于理想的范围，所以这些“武士”们不易得到广大的同情，他们的组织也无从发展。一直要到这次大战中，“武士会”的后身CIO的组织才在劳工运动中产生重要的力量，这是后话。

8 关于华侨

在辞别文化联络处的会上，金老先生站起来致辞，他曾这样说：20年前，在美国提到中国人，多多少少总会联想起洗衣房和菜馆。这联想固然不坏，清洁和美味，谁也不能否认是人生的基本享受。可是现在我们美国的朋友们的希望和要求似乎已超过了这两项的服务了。这自然使我们更高兴了。

在中国看美国电影的人最怕是看见电影上有我们中国同胞的镜头。说来大概是我们要面子的心作祟，总会使我们觉得外国的导演们太喜欢挑那些奇形怪状的平脸扁鼻的丑相来代表中国人。在我们自己，即使拿了镜子照着自己，还相信没有这样难看。在导演的立场说，他并不是有意和我们为难，他要一个中国的角色，扮演的人必须使人一看就是中国人。在美国人的眼光中，依一般情形来说，确有个典型的中国人，这典型的概念使导演不能不依据来选择他的演员。

美国对于中国人的典型是从哪里来的？一言以蔽之，是从他们用偏见挑选出来的。他们中间到过中国来的并不多，他们的偏见是出于他们与华侨的关系。

华侨到美国去为时很早，最大多数是在美国建筑贯通东西、衔接两洋海岸的铁路时招去的。1862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太平洋铁路法案。土地和资本都有着落，只欠劳工。工作相当苦，普通已经成家立业的移民对此并不踊跃，欧洲人吃不起苦，非洲土人不灵巧，不能胜任，所以大量的到中国来招工了。输入的华工在1万人以上。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缘凑合，应征的大多是广东的台山人。即是以现在的几万名华侨说，台山人还是占绝对的多数。美国华侨中通行的“唐话”是台山话。广州话还不算正牌，国语一直到最近方才通用。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愿意远涉重洋，给洋鬼子做工的是哪一种人。我们所谓体面的人大概不会为了几文工资背井离乡，离去父母之邦的。和美国其他大多数的移民一般，早年的华侨是偏于穷苦的人，在教育上，不可能是太有造就的。我们却就靠他们作代表去和美国人民发生亲密的接触。

若是我们平心静气地看一看，我们得感谢这些耐苦勤俭、重许诺、讲义气的华侨。他们并没有丢我们的脸。固然，我不敢说在体格和在容貌上，这些华侨是我们中国的理想代表，可是他们的性格实在无愧于我们国内的同胞。他们的刻苦和努力使美国其他的移民都吃惊了。若是给华侨平等的机会和他们竞争，他们没有稳操胜券的自信。由于这个威胁，铁路修成之后，排华的空气随着高涨起来。他们觉得和一个愿意接受较低生活程度的人民竞争是不合算的。因之，华侨在各种职业中受到了有组织的排挤，结果只有两个行业留给华侨，一是洗衣，一是菜馆。在机器引用到家庭里之前，洗衣和煮饭是相当费事的。这些麻烦而且不太高尚的职业落入了我们华侨手里，维持我们几万华侨的生活。

我们若觉得美国的排华是件不幸的事（罗斯福总统在提出废止限制华侨入口的法案时，也曾说这是件美国历史上的大错），就该明白这不幸所以发生的原因。若是这些原因没有剔除，一纸立法还是不会发生效力的。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必须要能设身处地地替人想一想，人都是人，我们自己容易犯的过失不应当希望别人不容易犯。若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群言语和我们不同，生活程度比我们低，教育水准又落后的人和我们一起住，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再加上这群人在生活上有许多方面都和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做的，他们却不觉得应当这样做，讲理讲不通。我们又怎么办？若是我们想象不出这个可能的境界，不妨看看我们的历史：为了回教徒不吃猪肉，我们曾经怎样对付过他们？

人都是人，对于生活习惯不同的人，最容易发生疑惧。我记得我家乡有若干湖南的移民住在太湖边上。湖南人和江苏人在生活习惯上相差不能算远；可是，不时就有谣言流传说湖南人会放蛊，甚至如若真有其事一般，说某人在湖南人的网船上看见纸剪的小人，晚上放出来勾小孩的魂。我幼年听见了就害怕，甚至不敢单独在床上睡。这一类的事情是人性之常，若是愚蠢，这也是人类在某一时期最容易犯的愚蠢。

我乡下在二三十年前普通人的确相信洋鬼子是直脚，像僵尸一般，转不得弯。有一次有人看见一个西洋人手里拿根杖，就把这杖当作洋鬼子直脚的证明，大家认为千真万确了。假若脚不是直的，转弯不成问题时，为什么要拿根手杖呢？洋鬼子要挖眼睛，开肚子，这种信念不知有什么根据，大概和他们的蓝眼睛有一点关系。至于洋鬼子和洋婆子拉着手在大街上走，那是说明了他们是毫无廉耻的。

民族和文化的接触初期，这些现在我们觉得怪可笑的附会是免不了的。我们自己既然这样，我们自不能希望别人不是这样。假若你是一个外国人，不常到外乡去的，一天看见了一些男的拖着辫子，女的裹着小脚，奇奇怪怪模样的人，你会不加以注目？若是这时你乡间正有时疫流行，你会不联想到时疫和这对怪物有相当关系么？

美国本是一个文化和民族的大熔炉，各色各样的人混合在一起，对于异族的反感和猜忌比了其他地方的人民实在已经浅得多。加上了法律上对各种族有平等的规定，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做到，至少生命财产在法律上是大家有保障的。所以除了早年对黑人有过残暴的待遇外，大体说来，是一个相容相谅的新世界。相容相谅是可以用法律来规定，可是要大家亲热爱好则不能强制的了。华侨们若保守他们原有生活习惯的话，要能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还是不容易的。文化差别即使不发生冲突，也够使人在生活上隔离。美国的大城市中都有中国城，华侨集居在中国城中，也就表示了他们生活中和当地社会的距离。

提起中国城，我想补插一段话。中国城的形式是几条街，走进去使我想起香港或广州的风味。我到过纽约和芝加哥两处，据说最漂亮的中国城是在洛杉矶。这些中国城满街是菜馆，有中英文的招牌，晚上霓虹灯下加上一些红漆绿花的雕阁，在外国人眼中，不失引人的东方色彩。中国城在美国看来是一种游览区，到纽约的旅客，总要去观光一下，吃一盘Chop Suey，领略一下中国风味。自然有很多地方，好像拥挤，满街是人，以及赌博等特色，在我们见到心里不太舒服，可是喜欢新奇的美国人并不把中国城当作一个隔离区。假定中国加以改良一些的话，也很可以成为一个东方文化的标本。

话说回来，若是华侨和当地的人民只有文化上的距离，这距离慢慢就会靠近。我认识不少年轻土生的侨民，他们是美国籍，从美国教育中长大，除了形体相貌外，大部分已经美国化了。他们慢慢地参加了美国的社会，逐渐进入洗衣和菜馆之外的其他职业。我很熟悉的朋友就在青年会做社会服务工作。这次战争更把各种职业开放了，工厂里、政府里，都有华侨在工作。可是在战前，职业的门开得并不宽大，所以我不能不用“慢慢地”和“逐渐地”等形容词来说明这过程。

排斥华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华侨之所以被招到美国是为了经济的原因。美国西部开发时需要能吃苦的劳工；这需要一过去，华侨就成了其他劳工的竞争者了。华侨不准买地耕种，所以，至今从农业社会中出去的儿女不能接近土地。华侨在战前不易在工厂里做工，因为有工会反对招募华工。中国人生活程度低，不争工资，厂方自然不反对这种便宜的劳工，可是做工的人逢到了这种人就头痛了。所以反对华侨入口最烈的是职工联合会。另一方面说是华侨自己也不争气，因为他们没有团结精神，不尊重劳工的共同利益。若是华侨自己有组织，能保证不接受比普通较低的工资，同时又能守信用，我觉得美国的劳工也不致特别反对华工。美国工人怕华工是由于竞争不过，我们要能使他们不觉得华工是可怕的竞争者，也许还得下一些功夫。

最后一点使华侨受歧视的还是华侨本身的教育水平。当过留学生的人会告诉你，他们在国外，除了误会和特殊情形外，并不致受到太难堪的待遇。假如不幸而有此经验的也必然是在学校范围之外。若是对方有机会知道你是个学生，你也在行为上、态度上，表示出是个有教育的人，你可以得到很密切和平等的友谊。可是华侨中，除了土生者以外，很少是有高等教育的。没有教育使他们不能在大社会中得到社交的机会，于是不能不把自己封锁在自己人里面，用低级的娱乐来消磨孤独的生活。愈是向这方面发展，像赌博甚至抽大烟等，他们也愈是加入不了美国人的社会，被外界的社会所遗弃。生活是苦闷，气味是又土又俗，连我们从中国出去的人都不愿和他们交往。

华侨中肯努力的，求上进的，在美国社会中并不是没有出头的机会。我认识的一位华侨朋友，他的母亲为人和气，正直，同她丈夫一同经营一家洗衣房，在四邻得到了大家的器重（他们并不在中国城住），她的儿女都进了大学，她自己被推作法庭的陪审员。战争发生了，她参加了军火工厂，两个儿子都到军队里服务。有一次政府奖励她工厂里的工人，她就当了代表。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纽约市的工程处处长是华侨，其他著名科学家中也有不少是华侨。

普通说来，华侨的处境，除了生活有相当保障外，发展是不太容易。初入境的人，只有咬紧牙关，拼命工作。他们看见美国的繁荣和机会，自己却不容易得到，所以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子女身上。他们结婚时常很迟，所以到现在大体说来还不过是三四代。大多数还不过两代。这些子女接受了美国的教育，在知识和文化上赶上了美国的水准。他们有志气的自然知道生活的艰苦和努力的必要。在这第二代的侨生中，我们可以盼望他们能在社会上表现出中华儿女的才能，能在美国的文化上作出最大可能的贡献。也只有从他们的努力中使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能慢慢改变过来。这次战争是华侨表现他们才能和忠诚的最好机会。我们希望太平洋两岸的盟国能在这次战争中结束以往所有不幸的误会。

9 文化的隔膜

在说到华侨的处境时，我曾提到文化的隔膜。这其实是当前世界上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在这次访美的一年中，感想最深的也是这个问题。

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这次战争的惨痛经验，逐渐在时间里消失了，回头再来看这段历史，或者有人会说，若没有这次战争，世界上文化的混合决不会有如是之速。地球上各地方，各自在个别的历史里孕育成的人们，在这短短的10年中，利用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为了战争的需要，大规模地互相渗透往来，结果必然会引起世界文化的一个新纪元。可是在这混同初期，大家多少会发生那些早年的华侨在客地生活的苦处。我们若是对己对人没有亲切的了解，没有容忍的怀抱，势必沦入惶惑紊乱；立身处世，缺乏标准；患得患失，无所适从；道德沦亡，事业沮败，成为后来者的鉴戒。北美的印第安人现在已经很少人提到他们了；文化的接触，几乎把他们消灭了。

说到了解自己和别人的文化，修养容忍欣赏的态度，真是谈何容易。我在上文中所申述的美国人生活处世的方式，虽已费了相当笔墨，可是还是在皮毛上发挥，甚至是和盲人摸象一般，远非全貌。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一举手，一投足，看是那样自然，不加做作，可是事实上却全没有任意之处，可说是都受着一套从小潜移默化中得来的价值体系所控制。在什么场合之下，应当怎样举止，文化替我们早就安排好，不必我们临事考虑，犹豫取决的。愈是基本的价值，我们就愈是不假思索。行为时最不经意的，也就是最深入的文化表现。文化的用处就在使我们做人处世时毫不费力而全合符节。可是正因为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是深入了我们的习惯，不必我们费力思索，所以生活在一个文化体系里的人，对于日常实践的标准也时常是最不自觉的。我们的习惯不需要理由，这可并不是说养成习惯的文化没有原则。我们不自觉自己文化的原则是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需要。可是一旦我们和不同文化接触，我们需要互相谋适应的时候，却得各自检讨自奉的原则了。

我在这本小册子中很想找出一个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脉络来。过去的几章多少是出于这种企图而写下的。在寻求他们文化的来龙之后，曾大胆地举出了几个主流；可是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担心自己所见到的种种和原样可能已经差得很远。当我初到美国时曾在《旅美寄言》中说出我这心事：

当我每次想写通信时，我总是有一点迟疑，我不是又在画一幅漫画给我的读者么？我又怎能避免不这样做呢？假定有一个第一次到中国去的美国朋友，在昆明下了飞机，到城里逛了一转，回旅馆写信给他太太，一定说中国女人都是不知道害羞的。因为在车上，在门前，在客厅里，随处都会解开衣服喂奶给孩子吃。我们听见了自然不高兴。而我在这里写信给你们是否也会专门挑些“奇形怪状”来描写给你们看呢？尽管我自己可以认为读过社会学，教过人类学，但是要我保证说我在这些通信中不致犯这种弊病，我决不敢。

在我继续叙述美国人民的生活之前，我不能不先申说一番了解别人基本文化的不易。这里不妨举些实例来说明文化的隔膜。

有一天晚上，我在剑桥一位在哈佛大学里教社会学的教授家里吃夜饭。饭后围着炉子闲谈，不知怎样说到了中国人的性格。我就问那位教授，他觉得中国人是怎样的。他说：“中国朋友似乎是很拘谨，很不易亲热。”我问他：“何以见得如是呢？”他想了一想：“譬如往来很密的中国朋友，见了我总是称我作××教授。这样称呼，我们怎能觉得有亲密的友谊呢？”

称呼是最平常的事了。普通人从来没有自觉过每一种称呼都反映着全盘的社会结构。我在美国才初次感觉到见了人称呼的不易。我在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问题，也没有人告诉我在美国见了人应该怎样称呼，我只有用自己在中国所熟悉的体系用在美国了。在初见一位生人的时候，我总是口口声声地称人作院长、教授、先生、太太、小姐，似乎没有多大问题。可是住久了和那些日常接触的朋友们依旧用这些称呼时，他们似乎很窘。依美国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多得改口互相用不带姓的名字相称了。很多名字还得缩短了相称，例如Robert称作Bob，William称作Bill。（这真是难为了我这从书本上学会英文的外客了，你想：这种缩法有什么理由？叫人怎么会明白？）他们很顺地叫起我“孝通”时，我不知道什么道理改不上口。譬如，帮我写书的那位院长太太，本是我以前一位老师的女儿，现在已有四十多岁，她屡次和我直说不要老是称她作××太太，该直称她作Greta。她更告诉我说，若是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太太长、××太太短，她会觉得我有意和她生疏了。她的确待我和家里人一般，我没有理由生疏她，所以下了几次决心要改口了，可是刚要出口，就觉得无论如何向一个年纪比我高，我十分尊敬的太太直呼她的名字是不成的。这时，我才亲切地明白了文化的作用了。理智上，我明知我非按着美国的方式做不可，做了能增进相互间的感情，但是我的习惯不允许我。我只能向那位太太道歉，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改口，同时，我又声明我的不改口，并非对她不领情有意生疏。

那天晚上，哈佛的那位教授又提起了这称呼的问题来了，我就借此机会问他，美国社会上关于称呼有没有一定的规则？他又想了一想，笑起来说：“我们并没有注意过这问题，大家逢着什么人应当怎样称呼时，不必思索地就开口了。规则么？不能说没有，可是我们并不需要成文的规则，所以也没有人把这规则弄得很清楚。”

我们就在这晚上互相把中美两个文化中关于称呼的情形比较了一下。我先问他们假若他遇见一个老师，他怎样称呼？他说在学校里，时常是称某某教授或是某某先生。出了学校之后，若一同做事，相熟了，也就可以改口称名字了。除了那些老教授，有时大家还是用教授来称呼他们。可是另外一位朋友却插口说：“就是在学校里，学生用名字来称老师的也是有的，老师也不会觉得唐突。”最后使我更惊异的是那位教授说他的儿子并不称他作“爸爸”，而用绰号来称他。他又举了不少例子，儿女是以名字称他们的父母的；至于媳妇见翁姑时，用名字相称更是普遍。

其实稍稍注意美国人往来的信札就可以见到他们对于先生、太太，或其他职位名称的厌恶了。罗斯福总统给他属员或国会里议员的重要信件常常是Dear John一类开头的。有一次居里先生和我讲：在华盛顿别人若称你作某某教授，你在政府里做事也做不稳了；称你作某某博士，还是不成；称你作某某先生稍微好一些，要等人家用你名字相称时才行。居里先生大概就是从这类称呼中蜕变出来的人，应当也是最明白这些称呼的社会意义的人。

中国人大概都像我自己，要我向一个比我年长、辈分高的人，不论用中文或英文，直呼其名，是决不能油然出口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里这种称呼是不许可的。从小的训练已使我们不必思索地遵守着这规则，即使在我们明白了美国的方式之后，在美国社会中生活，还是无法很容易改口的。

我还知道一个实例可以说明我们对于美国这种称呼方式的反感。有一位从美国生长的中国朋友，很自然地养成了这种用名字来称呼人的方式。他的年纪和地位还不过和我差不多。有一次他到了哈佛去住了一回。中国同学们背后对他很不满意，说他傲慢。我就问他们何以见得他傲慢呢。有一位朋友说：“他满口的适之、适之，我就听不惯。他有什么资格称胡先生作适之？”

我把这件事讲给了哈佛的那位教授听，接着我说：“谁不用自己的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应用到别的文化中去，而去批评别人‘太拘谨’或‘太傲慢’呢？”

为什么像称呼一样的细节，中美两个文化中，可以有此差别？这问题我将留在以后申论。这里我所要读者记着的，就是一个人和文化不同的人相处时就不免有这类困难发生；不知不觉之间，用了自己文化中养成已经不很自觉的标准，来推测另一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人的行为。愈是和不同文化的人往来密切了，这种困难也愈多。试看有多少异族婚姻的夫妇是美满的？可是文化不同的人在现代世界中不能画地自处，老死不相往来了。我们怎么办呢？岂不是永远将在不美满的婚姻中相互磨难终生了么？

我自然很希望世界上有一天所有的人类会真的成为一家人，一家人的意思是指文化上大家相同。可是这不是顷刻可致的。我们至少还得有相当长的岁月，要时常和文化不同的人合作同工。在这时期中，我们一定有烦恼，连日常的称呼都会使我们发窘。我们唯一可以希望的只有用理智来克服感情，用了解来培养容忍。譬如上述称呼的例子中，若是我们明白了中美两种方式，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理由，美国朋友能了解我们不容易改口以名字相称并非表示我们“不近人情”或是“太拘谨”；我们能知道他们对长者用名字相称并不是“过分”“逾位”或是“太傲慢”；大家用自己习惯的方式相处，也就不致发生误会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各行其是，不求自身的改革。我们自然可以考虑尊老敬长是否合于现代的精神。那是另一问题。也许美国人得向我们这方面走一步，我们也得向他们的方向走一步，这是相互了解了各种文化之后的事。在目前，我们应当极力先做到的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容忍。在了解里得到容忍，能容忍才能谈得到相互观摩，相互取长补短。

世界上各式各样文化里长成的人现在已开始急速地渗透往来，我们必须能相安相处，合作同工。可是在我们的心理上却还没有养成求了解、讲容忍的精神，说不定我们因之还会发生种种烦恼，种种磨擦。在将来的历史家看来，也许会说我们在建立天下一家的世界过程中曾付出了太大而且不必需的代价。

10 老而不死

称呼固然是社交的细节，可是这细节却反映了东西文化基本差异的一点。让我们在这类细节上再细细想想。

我们见了人总有几句客套，其中之一是“贵庚多少”，这本是所谓寒暄，无关宏旨。可是这些不经意的口头禅岂是偶然的呢？不是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各人相对的行为时常是依着长幼之序来安排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有比我年长的人在旁，他若不坐，我坐着就不安心，很自然地会站起来。走路时，也是长者在前，幼者在后。我们要恭维人家必然是说这人很老成。长长的胡子是一种德高望重的标记。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分有尊卑的，年龄是尊卑的标准。从这个基本原则上，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对院长太太无法改口称她的名字了。称呼在我们是规定人们相对地位的符号。对于长者得尊尊敬敬地称声老伯。只有在上的人才能用名字直呼在下的人。在下的人若用名字称在上的人就表示违犯了社会的结构原则，怎能不引起反感。

中国社会中敬老是一项基本道德，用来维持长老统治的方式。我在美国住了一年，暗地里不免庆幸自己是中国人。日子过得快，年纪跟着长。假若我是美国人，我会怎样心慌？当然，我每次看见自己两鬓渐生白发，也会感觉到一点凄凉寂寞，年华逝水，“朝如青丝暮成雪”，人事渐非。可是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在乡下和父老们闲话，听他们说“贵庚快到五十了罢”时，我并不认为是一种讽刺，虽则离五十还有十多年，反而觉得很有面子。若是我不留心向美国人说了这句话，即使是向男子说，也一定会引起不高兴的反应。

“千万记着不要问别人的年纪。他们的女子最高的年龄是二十五。”这是我临行时朋友给我的一条诫言。但是这次旅行中，我总是遇着些长辈，头发白白的或是秃顶的学者们。有时为了要表示我的敬意，偶一不慎就直接或间接地犯了这条诫。入国问禁是不够的，问了还得记住；记住还是有时不够，非像他们一般根本把“老”字译作“快死的”“没有用的”和“怎么不知趣些，还不滚蛋的东西”等意义不成。一天若把老字联上可敬的态度，那随时都会出毛病。

幽默的老者知道东方规矩的，也有时特地欣赏我偶然露出来的“不敬”。我在哈佛遇着Elton Mayo教授。他那支长烟管不禁使我想起我们乡间老年人那种闲情逸致的神气。后来我在写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上带了一句：“梅岳先生的微笑在我怪熟的，很像我们中国的老者。”不久，我接到梅岳教授的一封短简：“我很爱看你们名画上老年人智慧的表情。我真高兴我会被这个国家里的人归于这类老者的一类。”

高兴得特地要写信来道谢，或是不高兴得连话也接不上，面孔都红了起来——这都表示了美国人对于年纪的感觉过敏。年纪一把的老太太，搽粉点口红，妖妖娆娆地装作少女；腰大数围，穿着高跟鞋，听人说她年轻美貌，就快活得嘴都合不拢。连男人都白发红颜，跳跳闹闹的，一点也不过虑别人“不识余心乐”，老是“偷闲学少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想，和儿女互相用名字称呼，辈分都不分，在我们看来，真是太那个了，不是？这里东西文化的分别实在太清楚了。

我老实说很早就看不太惯这种装年轻的风气（我常说，到外国去了，才知道自己真是中国人），可是再看一看，装年轻的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实在怕老。在他们社会里，年老了实在太苦。不但美国如此，欧洲各个工业国家多少都有这种情形。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和哥哥一同在柏林过暑假，正住在一个公园的前面，开窗就看见一些老太婆们寂寂寞寞地在公园里从早到晚地闲待着。我常说：“天下没有比公园里硬板凳上坐着的老太婆更苦的了。”她们除了公园里的太阳外（北欧的太阳已够微弱的了），简直没有半点温存。她们的儿女们这样忍心！我想起家乡的老牛，耕作一生，主人们还有时记念它们的辛劳，不愿自己宰了吃它的肉。世上人情的厚薄可以相差得这样远！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文化，是一个从移民中长成的社会，是一个从原野里创造出来的国家。丰富的资源亟待开发的早年环境里，机会虽多，可是蛮荒未辟，因之须奖励个人独立创制的性格。凡是囿灭个性发展的各种因素都视作当时拓殖精神的阻碍，加以贬值。重视乡土、膺服长老等观念，在他们是等于没有志气。而且在事实上，他们一生的成败的确大部系于一己的能力。一个贫困的少年在十几年中成为百万巨富，在最近的过去还是件极普通的事。每个美国孩子至少在理论上都有做到大总统的机会。在机会丰富的社会中，个人的出路不必依靠若祖若父的余荫。美国人崇拜的不是身出名门的望族，而是白手起家的好汉，所以self-made man被视为社会英雄。各人既凭一己能力来创立事业，年龄也成了一个威胁。愈老，可以利用的时间也愈短；精力衰竭是落伍的预兆。老了，也就不足畏矣。

若是一个社会里事业的成败靠体力智力的竞争，老者怎能吃得消年轻人的排挤？Ogborn教授有一天搔着他的白发说：“统计上的数字的确有时会威胁老年人。”在美国，游艺技击最有成就的是从25岁到30岁的人物。诗人最多是出在30岁到35岁，35到40岁是技工们最有贡献的时期。40岁之上，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议员的年纪固然平均在50岁左右，但是有多少老头能坐在国会里出风头？就以学术界来说罢，65岁必须退休，白发教授讲书也许讲得好，但是研究工作远没有少壮教授们狠了。言下这位老教授很有一点感触。

我接着说：“当然，用体力和智力来竞争，老者怎能不吃亏？可是你们怎么不利用老头们的特长呢？”

“有什么特长，除了年纪？”

“难道年纪不表示经验丰富、世故深长、眼光老到么？在我们中文里，‘世故’，‘老到’，都是好字眼，用来恭维人的。一个社会中成败若取决于经验的话，老年人就不致活活地被淘汰了。”

“在西洋是讲新、讲标准化；在东方是讲传统、讲经验；我们就分了家。”

在年轻的文化里，你想，经验有什么可以宝贵的呢？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有公式，有教科书。经验提出了精华，像维他命一般做成了丸药，一口就吞了下去。这话在我们中国人听来固然近于可笑，人事岂也有如此简单？可是在美国什么都在“摘要”“拔萃”，销路最广的杂志是《读者文摘》。最近我读到一本小说，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无愁丸”，凡是心情不快的，吃了一粒丸药，就心平气和。我们虽则可以把这种企图看成狂想（在美国狂想成为事实的的确不少），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梦中，还是念念不忘公式和丸药。

谁也不能说美国这种重公式不重经验的文化要不得。科学的目的就在整理私人经验，变成大家可以得到的公式。靠了这精神，美国的生产才可以有这样惊人的发展。可是我因为离开老年已经不远，总觉得除非人们真的能发明一种不老之方，在一个使人会怕老的文化中生活究竟不是玩的。一个社会不给老年人一个安心之处，也就使每个人心里永远得不到着落。你想：若是你明明知道你总会被人奚落，掉在冷宫里受罪，而且这运命一天近一天，你能平心地过日子么？一个人若把老年看成不幸，我觉得，他决不能真正安心过日子的。

我记得感恩节那天晚上，请我去参加过节的那位主人为了要用东方的空气来款待我，所以找出了他父亲遗下的日记，把从1901年起每个感恩节的记录都念给我听。

这位父亲很高兴地写着他儿子都快成年了，可是接着却很萧条地加了一句：“他们也快离开我们了。”我是明白大家庭一切悲剧的，可是在这一刹那我却成了一个保守分子，觉得辛辛苦苦把孩子领大了，眼瞧着他们像燕子一般分飞，自己只能在公园里坐冷板凳，喂鸽子，也是太惨了。有位太太曾和我说：“我女儿出嫁了，我总觉得缺了什么似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说美国的老年人不觉到寂寞么？人都是人，根本是一样的。那位太太又告诉我说：“现在美国有了个母亲节，是5月里的第二个星期天。我们都得送东西给母亲，我知道我的母亲收到了礼物真高兴。”我就问她有没有父亲节呢？她说有的，可是她却记不起来是哪一天了。她接着说：“没有关系，他们的母亲们会买了东西用孩子的名字送给他们的父亲。”

“一年只有一个母亲节！母亲们还是这样高兴。”我忍不住加了一句，“我幸亏不生在美国。”

在这种没有退路的社会里，退休会成为最厉害的刑罚。Linton教授和我说：“真是奇怪，在美国，老头们都不愿退休，一退休不久就会死。”——我想想都可怕。

我们若觉得在中国社会里可以不怕老，假定这是使人能安心生活的张本，这也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而且为了这一点，我们所付的代价也不轻，是否值得还是很成问题。

维持我们尊敬老年人的就是我们这个经济上已经不易有新的扩展机会的社会。我们的人口这样多，资源又这样有限，个人生活的机会多得一一地从上代的手中接承下来。在农业经济中，基本的资源是土地。若是没有像美国一般广大的西方可以开垦，土地的面积无从增大，每一个人想在土地上谋工作和经营的机会，必须向别人手上去取来，最自然的自是求之于和自己有亲属关系的父兄了。父兄既然握有我们生活机会的权力，我们当然不能把他们视作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在经济机会不断在扩展中的社会里的人们不会感觉到长辈的权力。他们有父兄的地位和财产的荫庇固然方便，但是没有的话也不要紧。我在上面也说起过美国很多成功的大企业家是白手起家的。在机会丰富的环境里，早年愈是艰苦的人，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也愈大。人间的事，有好的一面，也必然有坏的一面。有父兄荫庇的人，固然有安全，可是因为生活有安全，他也就不会受新机会的引诱，肯冒险尝试新的企业；安分使他不能有发展，他至多不过能守成罢了。一个社会中若都是些守成的人，这社会也必然停滞在现状上。早年吃过苦，明白不自力更生，一生就没有出路，一不小心就会尝着失业和饥饿的味道，这种人是最能冒险的。假若这社会的客观环境已经定型，没有发展的机会，则这些铤而走险的人也是不会有着落，甚至会成为社会上的破坏分子：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功的机会却又远没有失败的多。若是他们正逢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膨胀，他们的冒险正是拾取新机会的动力，比较容易收纳在社会的正规上，成为新秩序里的英雄。

东方和西方的分化也许就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农业封锁了经济发展的机会，而西方的工业却打破了这封锁线。在经济封锁线内生活的人，聪明一些就该承认传统秩序，在已有秩序里求地位，因之他们必然会对这秩序的维持者的老年人表示尊敬和感激；不这样，他们是自寻烦恼和灭亡。

我看了美国人那种爱好新奇，勇于尝试的精神，使我常想起我幼年时的一位倒霉的朋友。他是我们熟悉的船户的儿子，常到我们家里来和我们玩的，名字叫万年。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性格里有着和美国人相近的精神。年纪大了，不肯结婚；他觉得家庭是一个无聊的累赘。我那时不懂得这意思，跟着别人笑他脾气怪。其实就是这一件小事已够说明了他不肯接受既存秩序的性格了。他到我们家里来，总带着一些被人笑话的怪想头。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说若是有一个人能想出一个画椭圆形的仪器，他一定能成一个大科学家。他听了，足足费了半年，见我面就和我讨论，他在试验，结果是没有。不消说，我也笑过他。可是现在想起了，万年若是生在美国，他决不致后来被人奚落，一直到死在异乡。他的结局是相当惨。他父亲常和我祖母说：“这孩子，正业不做，将来总会连累老人家。”这话是实现了。他被人捉住，不知在什么罪名中，关在牢里。牢里出来，就不知去向了。留在我家里的是祖母对我们的教训：“不要胡闹，看看万年。”万年生错了地方，生错了时代。他必然会痛心，他的一生竟会被用来作他小朋友的鉴戒。

承认传统成为美德原来也是有实利的。谁愿意做万年？可是承认传统的结果，在个人说，固然可以使我们在经济封锁线内得到我们的生活和安全；从整个社会说，却是一个增强经济封锁的力量。常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发生科学？不发展工业？我们在聪明才智上并不落人之后！这似乎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究竟是因为我们经济被封锁在农业里之后才使我们尊重传统、敬爱老人呢？还是为了我们尊重传统、敬爱老人而使我们打不出农业所给予我们机会的封锁呢？我自然不能回答这问题，可是一旦我们走入了这圈子，就会永远团团打转了。

依我这样说来，经济的封锁线既然已经被科学打破，人类的机会可能会有增无已，老年人所持以获得尊敬的基础似乎已经动摇了。我们不是会都走上美国路线：时间、年龄会成为我们的冤家了么？我并不愿意这样预测，我已说过，这是我私心的打算，因为我自己不愿给时代所遗弃。我虽则不知道在新的世纪里老年人将怎样去恢复他被尊敬的地位，可是我觉得今后的老者若还要受人尊敬的话，决不能依靠他占社会地位的权力去收买年轻者的尊敬了。这种时代，即使我们快老的人还不忍放弃，决没有理由可以希望它永远不变的了。我们若找不到新的被人尊敬爱好的凭借，我们会在白发满头的时候，在公园里坐硬板凳等死神的解脱。那时，我们会体会到现在西洋这些老年人的苦处了。

老年是不应当使我们胆怯的，可是老年也不应当是传统的权力，什么时候我们能和白朗宁一同吟诵：

和我一起长！

最好的在前面。

生命的结束，

为它我们才有早年。

我们的时间是在这种人的手上，

他能说：

我绘画这整个，

青年不过是一半；

信赖上帝，看到全面，

不要胆怯。

11 鬼的消灭

我应芝加哥大学之约到他们那里去写我那本Earthbound China。到了这大学之后，一位书记小姐把我带到社会科学大楼五层楼的502号，很客气地说：“若你觉得还可以将就的话，这就是你的书房。”我在门上一看，一小方的铜格里写着Robert Park字样。这位机警的书记立刻补充了一句：“我还没有把你的大名写上去，要等你来决定。”

“不要换，我喜欢这名字。”我说了句她不容易了解的话。

原来派克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曾在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到过燕京来。我那时虽则还是个莫名其妙的学生，在他班上，除了怨恨这老头偏偏喜欢在清早7点钟上课，既不缺课，又不迟到，弄得我早点都吃不成外，我对他可以说是十分崇拜的。就在他的课上，我决定了此后十多年的运命，苦的甜的都不能不归功或归罪于这老头。他是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始祖，他主张社会学的主题是在了解人。我喜欢他的理由也许是在他不要我多读社会学大纲而多读一些小说，小说不够，得自己去实地体验各色各样的生活。我总是记着他的这些话，奉行了10年。这次到美国去就想再去听听他的课。可是各地的奔波，一直到半年后才到芝加哥。这位老先生受不住芝加哥的寒冷，已经到南方去了。我就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我，这件有意或无意的安排是深有意义的。我在派克老师班上是一个未受青眼的小学生。这自是一件憾事。经了这十多年，虽则依旧没有什么成就，可是总是还希望老师能说我一句好话。私心窃喜，在他常坐的椅子上，一定会得到一点他余下的灵感，希望写出一本能自偿以前辜负他起早起、谆谆教导我们的苦心。这里似乎有一种历史的因缘。目前的情境因过去的纪念而发生了超出于现有一切之上的意义。我坚持着不要把门上的名牌取下，我需要具体，生动，活着的历史。我感觉到这门牌，这些围在墙壁上的旧书架和架上的书，甚至这屋内的空气，都动不得，在这一切活着的过去里，我看到了在几个月之后，在桌上可能有的那本Earthbound China的稿纸。动一动，一切可能都会完了。

这其实就是我在上一章所提到的“传统”，传统并不一定是阻遏新生的。它有它的坏处，若是年老的，以及过去的种种为他的尊严和特权，维持着不准变动的已成局面，那就发挥了传统坏的一方面，可是，事实上，一切新的都是从旧的里面诞生出来的。这种亲属关系也绝不应该抹煞。在认取这关系时，我们给予新旧之间一种承续和绵延的意义。若是我们能发生那种历史的感情，我相信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可以丰富得多。我们若去游山玩水，我们可以只在当前现象的美中欣赏这景色。若是我们曾经在这山水中留下过一段人生中值得纪念的往事，当前的景色可以更加上一层使人留恋的亲切之感。若这是一个故迹，我们更能因别人曾在这地方发抒过的情意，加重我们当时的心境。人并不是活于当前当时的，生命不是片刻的串联。我们需要历史，历史是灵感的泉源。我们若在这方面去接受传统，我们所得的是传统的积极的一方面。

有时，我觉得世界是很奇怪的。我们东方承认传统，可是我们接受的却是传统坏的一方面。西洋似乎有意地漠视传统，结果连好的方面也丧失了。

当然，我说西洋似乎有意地漠视传统，并不完全是事实。从大处讲，他们每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知识比我多得多。每一个孩子到纽约总是要去瞻仰自由女神的巨像，回来就必然会寻访那华盛顿常到的教堂。在华府，有着高矗百尺的华盛顿纪念塔，有林肯的纪念堂，现在，还有杰斐逊的纪念堂。凡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甚至会加上古迹之名来加以保存。从小处讲，他们会记日记，他们会写自传。我已提起过前年过感恩节时，我的主人还抱出一大叠他父亲的日记来。我在雷德斐教授的家里，派克太太也特地要我去看在客厅的角里所有雷氏祖先的照片。乌格朋教授的楼梯壁上一代一代的祖先遗像排列得整整齐齐。也许是因为我在某一次夜会里发挥了一篇美国人缺乏历史感情的谈话，我所接触的朋友似乎有意地要矫正我的错觉，每每特别要我注意他们对于祖先的关切。这都是事实，可这我总觉得他们的认取传统，多少是出于有意的，理智的，和做出来的。这和我们不同。我所以这样感觉的理由，因为我发觉美国人是没有鬼的。传统成为具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神圣，成为可怕可爱的时候，它变成了鬼。这等于Darkhiem所说社会团结力的表现是上帝。

我写到这里，我又衷心觉得中国文化骨子里是相当美的。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让我在这里说一些自己的经验。

我在幼年时，因为家道中衰，已经不住在那种四五进厅厦的大宅里面，可是所住的那一大落楼房，至少有一半是常常锁着留给不常光顾的什么伯伯叔叔们回家来住的；还有一小半是太阳光从来就没有到过的黑房，日常起居所到的其实没有几间，至于柴间背后的大厨房、花园后落的小屋等，更是有如神话中的去处，想起了都会使孩子发抖。在这种冷落暗淡的房屋中，人的世界比鬼的世界小得多。譬如从书房去卧室，一定得经过一间“纱窗间”，才能上楼。这间纱窗间（我一生也忘不了），即使在正午也黑得辨不清墙角里堆着的东西，也许是我从来没有敢好好睁开过眼睛从这里走过，可是无论如何，这是我每天不得不冒险的航程——这里，我至今还不敢否认，是鬼世界的中心。恐惧是我年幼的日常经验，连我睡的床背后就有一间被认为无时无刻不能保得住没有鬼伸手出来的套房。

这环境，本来已够发生恐惧的感觉了，加上了没有一天没有人不用鬼来恐吓，或是娱乐我们这批孩子。在床上哭得不肯停，大人们就一撒手：“让套房里的鬼伸手来捉你去。”发脾气顽皮时，耳边就有“关他到纱窗间里让鬼去捉他”的恐吓声。夏天在院子里乘凉，拉着人要讲故事，哪一个故事里没有半打鬼？我对于草木鸟兽之名识得不多，可是要我来写一本《续何典》，或者很可以胜任，背出一大串鬼名来一点不觉得困难。

我绝不夸大，像我这种小市镇里长大的人，幼年时节，人和鬼是一样的具体，真实。人事忘得了，鬼事却磨灭不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哥哥怎样在楼上看见了我们的丫头关了房门，可是下楼来看见那个丫头明明白白在楼下，从没上过楼——现在想起来还是亲切得好像是我自己的经历一般。

正因为从小一半在鬼世界里长大，我对于鬼也特别有兴趣。慢慢地从恐惧变成好奇，由好奇变成爱慕，甚至有一点为生长在没有鬼的世界里的人可惜。这次在美国住了快一年，最觉得生疏的，就是没有人和我讲鬼故事。我绝不愿意恭维这个世界，虽则我承认在他们这种世界里生长的孩子是比我们舒服些，不会整天在提心吊胆中过活。可是也许他们为此得付一笔很大的代价，这代价我是不愿意付的。

我对于鬼的态度逐渐改变是开始在祖母死的那年。祖母死后不久，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庭前，向祖母的卧房里望去。这是近午的时刻。在平时，祖母总是在此刻下厨房看午饭预备得怎样。她到厨房看了以后就快开饭，这是我那时熟悉的情景。祖母死后一切日常起居程序还没有变。一几一椅一床一席都没有改变位置。每天有近午的时刻，这时刻我也照例会感觉到饥饿。潜意识里这整个情景中缺不了祖母日常有规律的动作，于是那天我似乎看见祖母的影子又从卧房中出来到厨房中去。若说是我见了鬼，那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异样，因为这情景是这样合理和熟悉。过了一会儿，想起了祖母已死，才有一些怅惘，决不是恐惧，而是逢到一种不该发生的缺憾竟其发生时所有的感伤。同时好像又领悟了一种美的情景既已有了就不会无的认识。目前的遗失好像只是在时间上错隔了一些。这个错隔，我又觉得，好像是可以消除似的。永恒不灭的启示袭上心来，宇宙展开了另一种格局。在这格局里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在时间里穿行，过一刻，丢一刻；过一站，失一站。生命在创造中改变了时间的绝对性：它把过去变成现在，不，是在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成为一串不灭的，层层推出的情景——三度一体，这就是鬼，就是我不但不怕，而且开始渴求的对象。

我不太看得惯现在那种只知道此时此刻的人。把此时此刻当作存在是虚幻的感觉。我们的一举一动中本身就累积着从宇宙原始时起一直进化到现在的整个历史，而且这一举一动又就在决定我们无穷继起者的运命。在此时此刻，片断地、抽象地、虚假地来估计生活，这生活也必然是单薄，卑劣，至少也是空虚的——此时此刻既不能留，纵情也好，狂欢也好，刹那已逝，还有什么？

美国的孩子们已听不到鬼的故事了。他们花一毛钱到Drug store里去买Super man看。“超人”是个足智多谋的万能博士，他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且不论“超人”教育出来的会成什么样的儿童，有一点值得我们在这里注意的，“超人”并不是鬼。“超人”代表现实的能力，或是未来的可能，而鬼却象征了对于过去累积的服膺和敬畏。派克老太太尽管为了要减少东西的距离，特地领我去看客厅角里褪了色的相片，可是雷家的小弟弟却告诉了我美国文化重心，这重心是在“超人”不在鬼。

鬼怎能在美国这种都市里立足？人像潮水一般地流动，不要提人和人，就是人和地，也不会发生死不了的联系。两代之间的隔离我在上章里已提到过。孩子们长大了不需要父母的荫庇是一件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这事实反映在家庭里的是孩子们的要求独立。有一次我在一位朋友家里闲谈，他的女儿陪着我们坐，接连不断地抽烟。父亲偶然说了一句，这样抽法是没有意思的。可是这位女儿毫不在意。后来，她和我说她已经18岁，老头子管不着，她抽她自己的烟。18岁是女孩子的重要年限，过了这年限，父母可以不供养她，可是也不能再管她了。

我还知道一位年老的教授，儿子在同一大学里教书，可是分开住，分开住还犹可说，连望也不常去望。在战时家里已用不着佣人，那位教授的太太，龙钟老态，两只抖动的手，捧着咖啡出来飨客，使我们心里发酸。

我在哈佛宾馆里住的时候，每天早上总有一位白发老翁同桌。他一个人住在楼上，看上去已经不久人世，我每次见他，总为他抱不平。他一定是个有名的教授，教育了多少人，为社会尽了这许多力。年老力衰，就被世界抛在这楼上，没有亲人扶持，更说不到承欢，简直是等死。有一天，他轻轻地对侍女说：“明天我不知能不能下楼了。”我后来问她：“这位教授的家在哪里？”她不知怎样作答，只摇了一摇头。在他们，儿女长大了有自己的家，在他们的家里父母只是客人。

家庭之外，社会的接触固然是极多，可是，每个人都在约会里来往。在我办公桌上有一本案头日历，每15分钟一格，每一格是预备填一个人名的。公事之外，各色各样的会名目就不少，可是你若到这种会里去，你就会明白，这不过是交际；和这人谈几句，和那人谈几句，连名字都不容易记得。我并不敢说美国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有一次我曾问过一位比较熟的朋友，问他有多少朋友可以随时到他家去而不必预先约定的。他屈指一数，不到一手。事实上，没有事，没有会，他们在家的时候多，在家里他们是不大愿意客人去打扰的，这至少是我朋友劝我不要老是去串门的话。

在这种人和人的联系中，死后还会见鬼的自然很少了。而且，他们行动这样方便，接触的人数量上这样多，很少会像我和祖母的关系一般在同一情境中久常地和反复地相互生活，使这些情境成为似乎是不可变的自然秩序。流动，流动把人和人的联系冲淡了，鬼也消灭了。

以住的联系说罢，那又是我在美国不舒服的地方。我的不舒服并不是床褥设备所引起的；这些我相信没有比美国更舒服的了。我的不舒服是我这一年东跑西走，足迹所到的地方不算少，可是我坐定想一想，好像一个地方都没有到过，因为我从没有对一个地方留恋过，到处是一般的，所差的不过是房子高低一些。每个大城市差不多是一个样子的，至少对于旅客是没有多大分别：你下了车，有戴着到处相同帽子的黑人帮你搬行李（你可以碰不着这种人，可是决碰不着别种人），你坐入到处相同的汽车里，送你到到处相同的旅馆里，不论什么旅馆，你只要在任何地方曾住过一次，你绝不会再成外行。旅馆的房间都是相若的，大小是有的，可是缺不了一间洗澡房，吃冰水的龙头，席梦思的软褥，考究的信封信笺。到处既然没有什么差别，你也永远不会对于任何一个旅馆留下特有的印象了。

旅馆并不是例外，美国都市里的住宅根本是旅馆的性质。搬家并不比开旅馆更困难，一个电话什么都解决了。搬来搬去，房子还是差不多。我在纽约曾经想自己租一座房子住，所以一连看了有十几家有招租的空屋，最后我和伴我去的朋友说：“何必一家一家去看呢？抽个签不是更方便么？”搬来搬去，使人对于住宅的联系冲淡了。

我每次回家乡，总是要去看看幼年时节所住的老屋。我会对于那棵梧桐，那棵枇杷，问很多话。梧桐上还有我刻的字。就是在伦敦，搬家没有那样勤。我到现在还想起下栖和莉芹路的住宅，我在美国听说下栖的老屋被炸了，还为此不舒服了几天。在美国至少以我自己说是从来没有过这种会使我关切的住宅。

我也住不惯那种灯光洞明，一目了然的房间。在这种房间里住着，你会发生一种虚伪的自信，觉得这是世界的一切，世界只是这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目前的一切。我似乎觉得西方人士对于那一部分未知的宇宙所有的态度和东方人很有些不同。他们觉得这部分是静止的，像等候人去开掘的矿产一般，不但不可畏，而且是他们将来更好的生活的资源。他们很有把握。我们东方人多少对于这未知之数有点敬畏；敬畏天命，使我们安分，使我们自知人的极限，而注目于人力所可及之处。我虽不敢说这种态度是养成于我们幼年时代的住处形态，可是我却相信我自己早年对于大厨房，后花园的渺茫之感，对于纱窗间的恐惧之感，一直到现在没有消灭，不过是扩大了一些，成为我对宇宙对世界的看法罢了。若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国里很多人和我具有相同经验的话，则这种经验自是构成我们传统做人对事的态度的基本要素。

没有鬼的世界里，人生是轻松的。他们的眼睛可以一直望着前面。可是我总觉得它缺一点东西，使我不愿羡慕他们的生活。

12 男女之间

读者看了以上的两章也许会有一种印象：美国人民似乎是冷酷得不近人情的。他们可以不侍奉年老的父母，他们往来的人大多是泛泛之交。我也听见有人说过，美国朋友过眼就忘，薄情得很。这印象其实并不是正确的。人情是自然的，除了像我们传统的社会里，有系统地遏制我们的感情流露外，社会上总是预备下一条发展感情的康庄大道。发展的对象可以不同，任其奔放以完成生活则是一样的。西洋文明中，尤其是美国，在感情生活上的发展，实在使我们望尘莫及。

让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我们对于传统、对于父母，所具的感情，敬畏多于敬爱。密切的联系是社会所加之于我们的，并不常是出于自发的。而且亲子之间尽管怎样相爱，情感的内容有它一定的限度，决不能引导到两性之爱的范围里去。以亲子关系作为发展情感基础的社会，性爱时常会被摒弃。我虽不完全承认一个人的感情归根是性的表示，其他都不过是推演出来派生的支流（像心理分析学派所说的，亲子之爱本来也是两性之爱，因为受到社会的限制，才转向而寻求男女之爱），但是两性之间的感情确是最原始的和最自然的。我们社会中摒弃性爱对于每个人感情生活健全发展必然有很深刻的影响。

若是我们觉得美国人对于两代之间社会关联没有我们的合理，使年老的人们失其所养，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了要偏重亲子关系，却在另一方面损失了我们两性间的合理关联，甚至影响到我们感情生活的健全发展。他们因为没有亲子关系的拖累，在两性之间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自然流露的感情。

对于别的文化最不容易了解的是他们的感情生活。我们可以很快学会开汽车，可是我们就很不容易了解他们对于时间、机械等感情的内容；结果，我们买了他们的汽车来兜风，我们的司机可以关了油门下坡，把车子翻在山沟里。同样地，我们可以很快学会擦口红，在中国电影中，可以有接吻的镜头，可是我很怀疑在中国的男女间是否有人真的懂得西洋式的恋爱。这必然是学习西洋文化的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课。也许只有真的全盘西化之后，这一课才学得会。我在这方面可以说全盘是中国传统里养成的人，说老实话，我实在无法体会到西洋人恋爱时的情绪。自己没有这种经验也就永远也不能体会别人的这种感觉；在中国，西洋式的恋爱，在我看来，近于不可能的；因之，我们要讲这个问题，自然也十分困难了。

让我先从社会对于感情的看法说起。若说一句笼统的话，西洋人见了别人的高兴也会高兴，而我们呢，别人的高兴常会使我们自己不高兴。你只要看，人死了我们可以放声痛哭，不哭会受人背地里说话。可是久别重逢的夫妇，在人前却不能做出一点高兴的样子出来，不然，人家会批评你肉麻，不庄重，轻薄。在西洋，却刚刚相反。你高兴时，尽管尽情流露。在车站上，可以和情人拥抱接吻，熟人会鼓励你。可是，在你悲痛的时候，你却得忍得住眼泪，在人前号啕大哭是没有修养的表现。若要解释这点东西文化的分别，我又不能不归源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基本区别了。农业社会中，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老大的农业国中，机会稀少，大家在极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竞争，别人的得益常是自己的损失，嫉妒成了基本的精神。幸灾乐祸，不愿成人之美就是这样成了传统。这种人可以怜惜别人的苦难，其实这并不是同情而是一种自觉安全的慰藉。只有在别人的成功会增加自己的机会的社会中，人才能为别人的高兴而高兴。

在这种社会里，我们逐渐变得“庄重”了，感情是人们内脏的活动，像人们四肢的活动一般，若是从小就不给他操练，是会麻木不仁的。在床上病了一个月，走路都觉得不自在。庄重的结果，除了眼泪（中国人一说到感情似乎缺不了眼泪），我们的感情确是麻木得厉害。我们不易激动，相骂和诅咒代替了打架。我们不会欢呼，拍手时都不自然，冷讥和热讽代替了雀跃。我们是这样实际：利害、权衡、过虑，斤斤计较，使我们失去了感情畅泄时的满足和爽快。因之，我们对于感情成了外行。

我们不容易明白爱字，因为爱的前提是无我忘己。利害得失是爱的反面。母爱不在预备老年时有个可倚靠的子女，不在投资，而是把自己变成别人，把这一代变成下一代。从客观的立场来说，这无疑的是损己益人。在母亲不断的消耗中才能有孩子的生长。可是从为母者看来却是自我的充实，和一己的扩大。两性间的爱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可是在我们这文化中，两性之间的结合，除了本能的冲动外，被占有欲所支配时，爱找不到它的地位。在传统社会里婚姻是合两家之好的外交结合。在农村里，娶媳妇是雇一个不付工资的女工。夫妇相敬如宾，使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层亲密的障碍。在我们传统社会里如果有一些近于两性感情结合的却在那些被小说中所描写的风月场中，可是这种建筑在买卖关系之上的感情，真情的流露纯属例外。何况爱和占有是互相排斥的，在男女不平等，没有相等的人格，不互相尊重的关系中，现代西洋式的爱是无从发生的。晚近恋爱这个名字是传入我们的中国了。表示恋爱的行为也多少已通行在我们的马路上。可是我们传统的重视实用和占有的欲望却依旧阻碍着我们获得恋爱的真义。

西洋朋友若向我们自述他们恋爱的经历，我们会像看电影一般，充满着“天方夜谭”式的新奇。譬如有一次，有一位美国来中国的朋友和中国学生讲起西洋恋爱的浪漫精神，他自述他在学校里有一次打电话给一位朋友，把号码打错了，在对方出现了一个极动人的声音，一位不相识的女郎接了电话，将错就错地谈了一阵，就这样两人相熟，后来相爱，竟结了婚。同学们听了，在新奇之感中发问：“这种婚姻结果是圆满的么？”这问题表示着那些现在学校里读书的青年男女中，在和异性接触时，心里总是存着：“这是我婚姻的对象么？和这人结婚，生活会美满的么？”两性的交际中，隐隐约约地总横着这一个实际的考虑。我是从这种经验里长出来的人，自然明白这种考虑的背景。社交是求偶，以往我们有父母为我们做主，我们可以不必管自己的终身大事。现在父兄不再顾问了，婚姻自由是到手了，可是我们传统的公式，从结婚到相爱（不是从相爱到结婚）还是没有离开我们。即使我们自己可以跳出这公式，社会上还是这样看我们。若是你有了一个异性的朋友，感情相当好，人家必然，善意的恶意的，假定对方是你配偶的对象了。感情拖着严重的社会责任，在没有把握之前，自不能轻易流露。婚姻是一件终身大事，那是不错的。我也相信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对这重大的事不加以慎重规划的。若是两性的往来中，永远横着这个人生大事的门闩，怎能自然流畅？

中国人没有恋爱的经验可以在“浪漫”一词的涵义中看出来。浪漫是一个译音，原词在英文中是一个代表着某一时代的特殊精神。它是和古典两字相对，指着人性的流露。用到两性的关系时，是一种不求后果，只讲爱慕的骑士精神。浪漫本身是超出于婚姻的，可是并不妨碍婚姻。这是一种情痴式的“意淫”，是宝玉所说的沉湎的境界。这字一到中国，因为它是超越婚姻，所以立刻被视作一种法外的结合，一种不负责的乱交，和贞节相反。我并不想为这字的不幸抱不平，它竟从高洁降入低贱。可是橘子过了淮水变成苦枳，并不是橘子的不幸，而是淮北人的不幸，他们的泥土里长不出甜橘。没有尊重女性，欣赏感情本身的人怎能领悟浪漫两字的涵义！

美国的电影喜欢用一见倾心的题材来编写剧本。从电影上去认识美国固然不是正道，得到的误会多于领悟。因为剧本是像漫画，时常故意选择一些不平常的题材加以渲染，使在常态里生活的人，感觉到兴味。这些不平常的题材也时常就是他们文化的特点，我们固然不应当因此推论美国的男女都是热情得一切不加过虑；为世俗的目的而发生的“方便婚姻”在美国有的是。可是这并不是他们认为好的方式。理想的婚姻是恋爱的结果；在恋爱的时候连婚姻都不是考虑的问题。

有一次我和一位年纪已经相当大的太太讲起这问题。她说：“在恋爱的时间，人真是会狂的。”我不明白这狂字，可是她也没有法子形容这境界，又只加上了一句我更不了解的按语：“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不在念，连自己也在内，只有他。”我明白了我不能领悟这狂字的原因了：我没有狂过。我希望我不是一个中国人的代表，也许没有狂过是因我个人感情上的缺点，可是我还没有看见过自己的朋友中有过这类似于狂的现象，所以我也不敢说，不会狂不是中国人普遍的“病态”。

我并不愿意奖励我们的青年“能狂”，这不是可以做作的；做作出来的免不了肉麻。这也不是一个人可以求得的境界。我已说过，在一个讲实际的社会里，婚姻的终身大事横住在青年男女的心头，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不易发生的。当然，婚姻本不是感情的结束，夫妇的爱自有它的境界，可是夫妇的关系终究是一种责任，是一件成家的事业，不能、或不易，成为无所为而为的感情生活。像《浮生六记》的作者，我们固然可以羡慕他们夫妇之间感情生活的丰富，可是这种浪漫性的感情似乎对于成家的事业上并没有太大的帮忙。尤其在我们这种社会里，夫妇并不是一个被人认可的独立的生活单位，两性之间结合太深，不免会使他们不易和共同生活单位中的其他分子互相调适。

我们得知道两性感情发展的自由是现代的特色。在西洋，中古世纪下层的农奴中，婚姻是封建主所支配的，谈不到自由。即在上层社会中，即在五十多年前，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婚姻也是“合两家之好”的外交手段。没有嫁妆的女孩子，在帝俄时代，也是不配和人讲恋爱的。在婚姻决定之前，西洋的男女有一点择偶的自由，这有限的自由，所能发展的感情也有它的范围。歌德这类的人究竟是时代的例外。

美国早年也是承袭着西洋一般的传统，更因为早年殖民中清教徒的势力宏厚，在新英伦一带，对于两性生活的限制很严。一直要到工业发生，都市兴起，女子的职业发达之后，两性的交际才能逐渐不成为择偶的手段。我虽不是女子，可是我还能想象，若是自己一生的安全全部系于丈夫身上，我怎能不对于择偶小心谨慎，唯恐失足呢？若是女子自己可以有职业，经济上可以独立，事业上可以自求发展的话，她对于丈夫的要求也必然可以减低，这时，脾气的相合，理想的相同，感情的和洽才能成为婚姻的基本条件。在这时，男女的交际也可以不必横着一个婚姻的门闩；可以先讲感情，不必在感情之外过虑到对方若成了配偶之后的后果了。

我在纽约有一位相熟的朋友，她在一个学术机关里做事，我起初并没有知道她是位太太。有一次到她家去，她介绍我见她的丈夫。他是个商人，他们感情极好。我当时就想，若是这位太太自己没有可以独立发展的事业和兴趣，一定要靠丈夫为她去开辟一个社交的范围，她似乎是不容易和她的事业兴趣根本不同的丈夫相处得这样好。这也回答了那天晚上那位同学提出的问题：“这种婚姻的结果会美满的么？”

我们若在现存的中国社会中，学时髦，在电话里认识了一位朋友，讲起恋爱来，结了婚，结果不圆满的机会必然很大。不圆满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的感情不易持久，而是使感情持久的条件不够。一个圆满的婚姻在我们所需的条件太多。婚姻决定了我们女性的整个人生，她们怎能让感情奔放，让自己的一生，以及她们儿女的一生，交给命运和机会？若是有人说，中国的女子不懂得，或不需要感情上的满足，若容许我替她们辩护的话，这是她们的不得已，怪不得她们。

中国的贫乏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实利，不注意实利的人会在颠沛流离里淘汰。感情生活多少是生活上的奢侈品。婚姻成为解决生活的手段时，哪里还能谈得到恋爱？这是一件事实，即使我不愿承认，也怎样能逃避呢？我们若羡慕别人生活丰富，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也许还不在学人家的狂，而得造下一个可以狂的环境要紧。

我在这时想起了国内很多要求解放的女性，她们在法律上要求平权，她们多少是成功了，可是她们解放了没有？她们要求女子职业，中国社会在这方面比起任何国家来漂亮得多，女子在职业上所受的歧视并不能算多。可是女同胞们的处境却并不见得改善得太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依我看来，我们的女同胞若是羡慕美国女子的生活，她们先得把中国造成一个美国。这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女子变不成男子，那是天意；她要生育，她得抚养孩子，于是她抛离不了家庭。女子要像男子一般往来自由，因之也就不容易。我并不反对有一天男女换一个岗位，男的在家里，女的出去做事。可是要做到这一个掉换，我们在生理上还得起一次革命，在目前说还是不可能的。女子要解放，要能在社会上发展她们自己的兴趣和事业，这个家必须不必费她全部的精力去照顾才成。我们传统方式中固然有把全部家事托付给老妈子，太太们在外交际，打麻将的办法。可是这办法却又并不能满足认真的太太们。在这次战时，最受苦的该是太太们了，她们为了家，什么兴趣、事业都谈不到，整天洗衣煮饭。凡是太太不勤苦耐劳的，先生们的事业也就发生影响。这个实践中，充分表明了女子的贡献，也说明女子的苦处。怎样可以解放女子呢？决不是男子的分劳可以做到。最后的解放者是科学、是工业。我在美国时常到朋友家去帮着太太们煮饭。美国在战时家里的帮工根本就请不到。可是煮饭是这样容易：菜蔬鱼肉，酱醋油盐，只要用电话去订购，一早送到你家里。水就在灶上，火只要扭动油门，或是电门。二三十分钟，一家人的午餐已经齐备，最麻烦的只有洗碗，普通人家还不常用洗碗机。

洗衣扫地，有着灵快的机器。一个家，夫妇两人每天大家费两个小时即可井井有条了。家务交给了机器，女子才能真的解放出来；那时，要谈平等，要谈感情生活，才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我们在法律上，在老妈子上去求女性的解放，可能得到解放的能有多少人，能有多少程度？

女子不能在家务中解放出来，她们的婚姻也必然会是一件决定终身安全的大事。婚姻既这样严重，谁能不小心翼翼地在择配时考虑到感情之外的条件？我们的公式是先结婚，再讲爱，能爱固然好，不能爱也是活该。为了防止活该起见，还是爽性把爱这个字取消了安全。夫妇相敬如宾，大家在家务世俗中做个合作的同工。这样，我们的感情生活麻木了，看见外国人男女双双在街上挽手走路，自己都会脸红。我们妒忌他们，这又有什么用？现在的中国还不是美国！

13 眼睛望着上帝

若我们不容易体会美国人男女间的感情，我们当然更不容易了解他们对于上帝的感情了。在我们生活中至少还有男女，我们生理上和他们没有多大差别，即使说我们没有他们发展恋爱情感的机会，至少我们还能想象一下。可是在宗教上，我们实在没有和他们相似的上帝。因之，讲到这方面，我们未免更困难了。可是我们若要了解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重要，若不明白他们的宗教精神，我们根本就捉摸不到他们重要决定的脉络。

从表面上看，美国人在目前对于做礼拜这件事似乎已经不很认真了。我遇着美国朋友总问他们星期日到不到教堂里去，大多的回答是：“偶然去去，有朋友结婚，有熟人做丧事，才去走走。”也许因为我早年所接触的外国人都是些传教士，所以无意中总觉得外国人和宗教是分不开的，一到外国看见他们连礼拜都不很做的情形，未免会有一点奇怪，因而觉得以前的想法是错了。其实，宗教信仰并不一定要在口头上或是在仪式里表现出来的。从口头或仪式上去判断一个人的信仰，则最虔诚的基督徒应当是我们内地那些吃教的师母们了。我们若说基督教是西洋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柱石，决不是因为他们教堂多，赞美诗唱得好听，祈祷文背得流利。主要的是他们具有一种基督所象征的精神。

我在上一节讲恋爱时，曾想强调感情生活是一种无我忘己的生活。爱人爱物就在把一己的范围推广出去。在非我的外界认取一个比自己更有价值的实在，使我们可以为这对象生，为这对象死。正如那位太太所说的：“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不在念，连自己也在内，只有他。”这个他字可以代入任何东西，若是一个异性的话，就是恋爱；若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在美国就是上帝，就是宗教。

我时常觉得我们中国太注重实利，非但使我们的感情生活贫乏得可怜，除了母爱之外（很多把孩子交给奶妈去抚育的母亲，有没有这最基本的爱，还是很成问题），人和人之间似乎充满着利害的考虑，使我们不容易理解美国人的宗教。当然我们并不是没有鬼神的信仰。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我们尽管每一个村角里有一个土地，每一个县城有一个城隍，我们可是没有美国人所有的那种宗教。

美国人所信奉的耶稣基督据说是一个舍己为人的象征：他同情世界和人生的不完全，他把自己供奉出来，想填补这缺憾。他要求上帝把一切罪恶担在他的身上。他为残杀他的人求饶赦，不讲报复，因为他把自己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甚至包括残杀他的人。在这种宗教的精神里才有牺牲这个字眼。一个跪在送子观音前磕头的妇人，她的心头里绝不会有牺牲这两个字。她的行为无异于在街头上做买卖，香烛和磕头是阳冥之间的通货。

美国早年殖民中就有大批为了要自由信仰而渡海到这荒凉的新大陆来的。所谓自由信仰就是要求摆脱基督教在欧洲大陆和权力相结合成的教会。他们并不是要摆脱宗教，而是要在自由的空气中充分发展他们所认识的基督精神。他们厌恶借宗教之名而形成统治人的权力和仪式。所以在清教徒中，仪式是简单到只成了一个普通的集会。我自己没有参加过这种没有仪式的礼拜，可是我到过美国所特有的Congregational（公理会）教派的礼拜堂。他们的礼拜，除了一些音乐之外，实在只是一个演讲会。那天，演讲的题目是“国际主义”。宗教在美国已经有大部分从仪式中解放出来，而且企图把基督教的精神扩大到了人生的各方面去，不再囿于一部有限的《圣经》里了。

有一次有一位到过中国的美国朋友和我说，他最看不惯的是中国人的虐待家畜。他曾看见过赶马车的人，在他的马已经滑倒在路上时，还是拼命用鞭子打他的马。这是在我们任何地方都看得到的事实。赶马人从没有感觉到马也是会痛的，至少在他，马的痛不痛和他是无关的。其实这种不愿扩大自己感觉的根性，何尝只限于人畜之间？尽管孟子有远庖厨的说法，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会因别人的痛苦而发生不舒服的同情呢？我们乡下凡是逢到枪毙甚至杀头的盛典时，刑场上会挤满了人看热闹。我虽不知道看热闹得到些什么满足，可是在别人的头落地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自己摸摸自己的头。人己之间有着这样大的距离，真可使人惊骇。

美国人所说的基督精神本是和我们“莫管他人屋上霜”的古训刚刚相反。你想别人坏，若坏不到你的身上，你管他干么？这话在我们听来是似乎有点道理。若是耶稣基督也存了这念头，他也决不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所以死，并不是恨任何人，而是爱一个概然的爱，恨一个概然的恶。普通人可以爱一个人，或是恨一个人，可是很少爱一个概然的对象，或是恨一个概然的对象。同样一种行为，在某人身上可以恨，可是若在另一个人身上，就可以不恨，甚至于爱。一个人可以骂某人作弊，可是若是自己的父亲作弊，还是向他要作弊的钱，不再恨这种行为了。轮到自己作弊时，甚至会觉得自己能干和聪明。这就表示了这种人对于作弊本身并没有爱恨。换一句话，他没有概然的好恶。这是以自己作中心来衡定价值的方式，只有利害，没有是非，那也就没有理想，在美国人就会说，没有宗教。

我们时常会觉得美国人喜欢管闲事，而且老是同情于受罪的under dog，即在国际关系上，他们也时常表现出这种锄强扶弱的脾气。或者有人会说孤立主义，以及厌恶干涉等不是和这精神明明相反么？在他们看来却并不相反。孤立主义是他们觉得好心不得好报之后的反感。这是热心人招累是非之后自怨自艾的心理。若是他们一贯地以一己利益为前提，有利则动，无利则罢，这种反感也就无从发生。有人可以说，美国的几次参战，何尝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这话是对的，在客观立场上看去，美国自然说不上为他人牺牲，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推动着美国人民的主观看法。在还没有碰到敌人时，就挺身而起，甚至因而招致狙击，在他们可以相信是一种义举。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每次外交或是战争的行动，政府方面必须扛出一些抽象的大题目来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这在有些国家是不必如此的。我不太相信，在赤裸裸地为了扩大领土，伸张势力的自私的名目下，美国人民是会批准政府的行动的。

有理想并不是说理想一定成为事实。美国和别国一样的不完全、不够理想的。若说平等，美国种族的偏见造下了黑白的悬殊；若说自由，美国独占经济的发展划下了个人发展的界限。可是美国和别国有点不同，他们并不在价值上认可这些不完全，英国人可以辩护他们不给印度以自由，即是很开明的英国朋友也不肯承认英国在印度的设施是一件愚蠢的事。可是你在美国若提起了黑白的不平等，你不容易碰着有人理直气壮地向你说黑白是不应平等的，很少有人会因黑白问题而根本否认人类平等的理想。我在美国所逢着的朋友差不多一致地认为这是美国的耻辱，是美国的不幸。在维持独占利益的人中，他们所用的理由，还是自由两字。若是有人公开地说，像希特勒一般，自由是要不得的，他绝不会在美国获得同情的。美国人愿意承认自己不完全，可是大体上，很少以理想去迁就现实。这一点，我认为可以用以说明他们的宗教精神，就是人们可以天天做违背《圣经》上规定的事，但还是要个完美的上帝。

我所能了解的美国人的基督精神就在承认不完全而不放弃完全的理想。在没有上帝的人，即是自己知道有欠缺，他还觉得可以瞒得过人的，这就是所谓“面子”。你想，假使你眼睛望着上帝，一个全能的理想在召唤你，你自然会觉得掩饰弱点是无聊，因为上帝是瞒不了的。人既有弱点，你承认如是，也就不会因别人的不完全而耻笑人家。同情中面子问题也消失了。我们古语中有“人比人，气死人”。人上面有了一个大家不能及的理想，人和人相比时，就会只有勉励和观摩，何从气死？

孔子说一个富有的人应当知道怎样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施舍给人家。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会说，却不大会做。中国是穷，那是就平均数来说的。若要找富人的话，我们也并不是没有。我们的富人们把围墙筑得高高，大门关得紧紧，金银向地窖里藏，或是向南美洲送。在他们心理上，不论这些钱财是用什么手段得来的，不论这些钱财搜刮到了一人一家手里之后，别人会有什么影响，他总是觉得这是自己运道好，别人苦是活该。他们不把孔子的话当作神的意志，因为儒家不是宗教。

世界上财富的分配，在承认私有财产的时候，总是不会平均的。若是我们根本放弃平均财富的理想，对于不平均的现状必然会视为当然。运道好的人自不会顾惜到运道坏的人了。我在上面讲到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时已说过美国有这种潜伏的信念。可是这种信念并没有毫无约束地发展，因为他们还有他们的宗教精神在阻碍他们明目张胆地不负责任地搜刮财富。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是杰斐逊所说“全人类生来就平等，他们都有天赋的不可夺的权利”这句话的底子。这个信仰使他们不能承认财富集中的事实为当然。不但比较穷苦的人觉得有权利要求更平等的分配，即是富人们心中对于自己的财产也会发生不大自然的感觉。我并不想恭维美国人，他们也是人，生活的优裕和安全是大家一样喜欢的，但是在得到了优裕和安全的生活之后，看到别人不优裕和没有安全时，有些人是可以漠然的，有些人却会感觉到不舒服。在有宗教精神的社会中很容易发生第二种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猫哭老鼠假慈悲，可是这慈悲，不论是真是假，确会使这个财富不平均的秩序不能凝固，不能僵化。

在中国很少有人向有钱的人去捐钱办学校，就是有这种人也是像叫花一样去乞讨来的。这在美国可不同。他们的富人会自动把大宗款子放出来，请了人来经管，专门去寻社会事业来做。有人说，这是富人们逃脱捐税的办法，因为美国有法律，这种做社会事业的基金是不征税的。这当然是事实，可是他们不同样可以像我们的富人们一般，名义上捐出一笔学款，而自己来经营，侵吞更多的利益？他们不是也可以为自己造一个显赫的坟墓，留传后世？他们不是也可以把这笔钱用另外一个名字到南美洲去买橡胶园？他们若完全是为自私的动机，成立社会事业的基金，似乎是太蠢了。

美国的大学，最有成绩的几乎全是私立的，就是由富人们捐出来的。美国的很多研究机关是受着大小基金的支持。美国的医院又大多是私人兴办的。美国社会工作的发达表示了富人们有钱后心里不太舒服的情绪。我也常说，社会工作，救济事业，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办法，这些都是在百孔千疮的社会中，用了人道主义的名目去修漏补隙，结果反而维持这造成痛苦的社会秩序。可是，社会工作，救济事业，至少已经做到了对现存秩序“不承认”主义的初步。

理想并不是在天空里盖宝殿，而是一种不肯安于现状的动力。理想固然不常实现，可是它改变了现状，使现状不能生根。基督精神对于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就在把一个完善不缺的理想，广被深入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这种不满于现状，企求更合乎理想的新秩序的心理中，发生了所谓“进步”的观念。进步，进步，他们的眼睛向着未来，这是从宗教精神中推衍出来的。科学兑现了这企求，坚强这信念。他们否认或轻视传统是这样形成的。

回到我在第四章所引在慰梅太太客厅里的辩论。我这种受着中国传统影响极深的人，眼睛里没有上帝，不能梦想一个地上的天堂。我怕不惮烦，我对于不满意的现实想逃避，逃避不了时，讽刺一下文化，厌恶这人造的累赘。儒家和老庄可以在我心中并行不悖。偶然，在痛苦的时候呼几声“天呀！”神鬼不是我得到鼓励的源泉，我没有宗教。

我们现在对于西洋生活的享受开始羡慕了，可是，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于科学不还是像我们对于鬼神一般，要求的是一些实利，对付这一生的手段？我看着西洋的科学家，总觉得科学是他们的上帝，是一个未来的保证，是一个要实现的理想。科学并不是发生于实利的期望，而是起于求真的热忱。科学固然已经改善了人的生活，这可说是副产。在我们骨子里有没有这种求真的热忱？我不敢说。若是西学只是为用，我怕的是我们永远不会使科学成为我们社会进步的动力。

科学和民主造下了现代西洋文化。这是一辆单车，两个轮子的配合还需要一个看上去似乎不动的三角杆。这三角杆就是理想，在美国人中就是基督精神。他们所说的基督精神里包含着人类的同情，和未来的保证。这在感情上是一个爱字，在社会上是推己及人四字，在生活上是理想二字。我不是基督徒，我的眼睛并不望着上帝，因之，我觉得更有资格来说这番话。我并不是为基督教作义务宣传；我也不相信要得到爱心，要能推己及人，要有理想，非做基督徒不成。我更不相信基督精神只在教堂里。可是，我看到了地球那一面所表现出人生的另一道路，不能不深刻地自剖，觉得我们所缺的还是这维持着幸福单车的三角杆。最难得到的也是这种东西。

美国并不是一个天堂，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他们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因为他们眼睛望着上帝，他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肯不惮烦地想在人间创造天堂。这一点，我自信，并没有夸大。

美国是在变，他们要求不断地进步，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许多话，可以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我在以下几章中想指出美国人民想怎样去矫正以往的不完全，怎样去追求更自由、更平等的理想。我们若是羡慕他们，值得我们羡慕的，决不是他们已有的一切，而是他们创造的过程，和推动他们去创造的劲。还有，我们值得向他们学习的，我想没有别的，是他们所具的理想，一个以基督为象征的爱的世界，同情的人间！

14 民主的沉睡

我在《幸福单车的脱节》里曾说，科学所激起的工业在美国发展得太快，以致形成经济权力。人民对于这种经济权力无法控制，因为他们传统的精神是反对政治去干涉经济的。政治不干涉经济，等经济权力坐大了，反而过来干涉政治了。美国人民逐渐感到在经济权力控制下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因之，他们要求改革了。

美国财阀对于政治的支配是无从否认的。有一本著名的书名字叫《美国的六十富豪》，描写这些财阀怎样去左右美国政治。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受财阀的津贴。每次总统竞选时，他们总在后台操纵。我们说美国在过去是财阀政治，并不是指美国的财阀是像某些我们熟悉的国家的财阀一般一定要亲自出马来独占政府。他们并不是以做官来发财的，所以不需占据政府。其实像那种以官作商，搜刮民脂来发财的人，本来说不上财阀政治，这不过是合法的劫掠而已。所谓财阀政治不过是政府庇护财阀的利益罢了。财阀们并不热心于做官，他们花钱来帮政客们上台，然后要政客们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并不维持一定的政党，他们很可以同时津贴不同的党。只要受津贴的人答允他们的条件。在财阀看来这也不过是一种交易。交易是要两相情愿，双方有利的。财阀和政客勾结出卖了平民的利益。

我说美国过去是财阀政治，也不过是从比较财阀和平民的政治力量来说的。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美国政治是偏于庇护资本家的。若说得更正确一点，美国传统的政治，尤其是在1890年之后到罗斯福新政为止的一段时间中，是偏于财阀政治。我用这个“偏”字是要指出平民政治的力量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意思。

为什么美国过去会偏于财阀政治呢？这是两种因素凑合而成的。一方面是美国经济集中的局面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已经确立。这一点我在第五章中已经说明。经济集中成熟期间，同时发生的是美国的拓殖碰到了限度。美国广大的原野展开了拓殖者的机会，所以在工业里因独占而减少了普通平民发展的机会时，西方的荒地还是在吸收要求发展机会的平民，因之，独占的压力并不太严重，并不易很快地引起平民的反感。加上传统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深入人心，所以独占趋势可以顺利开展。等到拓殖碰到了限度时，独占势力封闭了经济机会的事实才被一般平民所感觉到。这种感觉反映在20世纪初年的劳工运动。独占势力遭遇到平民的反感时，才需要利用政治势力来庇护。美国政治在财阀的需要中，担负起了财阀保护者的责任。

若是当时平民的政治意识和财阀一样地发达，美国财阀政治能否确立尚是问题。所以我觉得财阀政治的确立和平民自己轻视政治是有关系的。美国自立国之始就承认人民是政治权力最终的所有者。政府里一切做事的人，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就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委派的。所以政府是向人民负责的。凡是拿薪水，拿工资过活的，以及小农和小商人，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平民，占着绝对的大多数。在数目上财阀和平民相比真是相差太远了。财阀，大小都在内，包括一切靠财产生息来生活的人，大概也占不到1%。即是我们再把收入较高的人算入财阀集团里去，还是占极少的数目。民主政治是以选举来决定政策的，是大多数的统治，而且每一个公民一张票，在理论上，穷人富人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假若平民认真投票，用选举票来保障自己利益的话，财阀是决没有机会去控制政治的。财阀所以能控制政治，多少也因为平民自己放弃他们控制政治的机会。有投票权的最大多数还是平民，可是他们不是弃权，就是很多有意的和无意的依了财阀的主意去投票。

我们在局外只注意美国选举资格的逐渐减低，选民逐渐加多，觉得美国的政治是在渐渐平民化。其实有选举权是一件事，能不能选举，愿不愿选举又是一件事。譬如美国宪法上明明规定不能以种族来限制公民的权利。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州有禁止黑人投票的法律，可是每次选举时总有无数在事实上排除黑人投票的例子。这是说人民单单有选举权是不够的，要实现民主，还得要人民使用他们的权利去投票。投票还是不够，一定要投票者认真地用他这张票争取他自己的利益。要做到这一个程度就需要普遍的政治教育。美国在这方面还刚刚开始。以往普通人并不把自己的选举权看得很重，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使用他们的权利，不去投票。

美国民主政治不能充分实现的原因固然很多，选民的弃权也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到现在有8000万人是有选举权的，可是1940年选举总统时，投票的只有5000万；1942年选举国会议员时只有2800万人投票，2/3的选民弃了权。著名的例子是相当保守的Martin Dies是以Texas第二选举区中选民5%的票子当选议员的。为什么他只有这样少的票子就能当选呢？那就是因为大多数的选民对于选举没有兴趣，弃了权。平均说来，在乡间的县长选举中投票数只有选民的1/10；在城市里市长选举中投票数只有选民的5/10。这些数目实在表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困难。权利可以争取，可是要每一个有权利的人都利用他们的权利却不是在国会里通过一条法律就可以做到的。

最容易弃权的自然是家庭里的主妇，开店的小商人，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和机关里的小职员们。他们一天忙到晚，没有闲工夫来研究当前社会经济等问题，来听取和比较各党的言论和政纲。他们若是有问题又没有询问解疑的地方。因之，他们对于自己的投票发生怀疑。哪一个政党的政纲是合于自己的利益呢？若不能明白回答这问题，即使投票也决不能是一种合理的政治行为。大多数的美国平民的确有此苦衷。

平民们要在美国复杂的政党政治中作合理的政治判断是不容易的。传统的政党界线却并不是划分在平民和财阀的利益分野上。以经济利益来划分政党在美国还只是一个新近的趋势，没有成为清楚明白的事实。大体上说来，民主党将变成收入较小的人的政党，其中将包括有组织的劳工，小农，小商人和薪水阶级，有一天可以成为美国的平民党。共和党很可能成为收入较高的人的政党，包括企业家，大农，及那些不需政府补助或支持可以独立经营自己事业的人们。我说这只是一种可能，因为在目前，例外还是很多。以1940年大选的情形说：南方的上层阶级和有体面的人还是民主党的台柱，北方的平民依旧有很多投共和党的票。黑种人里帮人的老妈子，艰苦的小农，工厂里的粗工似乎是再也没有理由去维持共和党了，可是他们偏偏拥护共和党——换一句话说，美国人民还是有很大部分的政治见解没有脱离林肯时代的旧窠臼。内战时的仇恨使他们不易用经济利益来选择他们的政治联系。

美国政党分野的因素太复杂，不论共和党或民主党本身都包含着各种方面利益（经济、社会、宗教等）相冲突的分子。因为这个原因，在重要的几次大选中，愈是局面严重，竞选时各党所公布的政纲也愈是模糊，甚至不敢提出主要的争点。譬如南北战争前夜的竞选，黑奴解放问题却避而不谈。又譬如1920年大战结束后，美国是否参加国际组织问题又是半遮半掩。罗斯福初次上台，袋里早预备下新政的方案，可是在竞选时，始终不愿详细说明方案内容。他的两个对手兰登和威尔基也同样地不愿对这方案有明显的和具体的攻击。再以最近这次大选来看，主要的争点，无疑是战后的经济政策，可是罗斯福和杜威所说的话中，实在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分别——这是规避作用，就因为美国的政党是历史堆积成的东西，不是依某一清清楚楚的利益为分野的。

投票时各个政党既以半吞半吐，模棱两可的姿态出现，投票者若对于美国政治内幕没有深刻研究，也就难于依理智来作判断了。这时财阀的钱发生效力了。美国在选举时并没有人拉了选民去吃面，他们用钱的方法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有钱的人可以要报纸做什么样的宣传。美国的报纸大多是靠广告。办报是做生意，目的在挣钱，所以不敢得罪登广告的顾客。于是大企业家可以从登不登广告中，干涉到报纸的舆论了。假若太相信了美国普通的报纸，你会预测上一次大选，杜威会胜利的。这就表明了财阀怎样用钱来干涉舆论的一端。广播在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可是广播公司是私人经营的，你要想广播多少时候，就得花多少钱。其他如演说会、宴会，都是要钱的，有钱的人就拿出钱来津贴政党活动，条件是照顾照顾他们的利益。

一个普通的平民只有靠报纸，靠广播，靠各种集会去决定他应该选谁。在这情形中，“天下乌鸦一般黑”也许是最入情理的结论。所以他们弃权了。好坏自己不负责。次一些的就依平时对候选人的感情来决定自己选举票上写哪个名字。威尔基曾说：“美国人并不根据政策投他们的票，而是依对候选人的感情来决定他们政见的。”谁是候选人，这人顺眼不顺眼是主要考虑。所以在竞选时，报上常有种种议论说某某候选人其貌不扬，不容易得女子的票。某某候选人声音好听，讨人喜欢，很有被选的希望。某某候选人多了一撮胡子，使人想想希特勒，不成。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们从局外看去，有如以前上海滩上大学里选皇后一般神气。民主政治流到这地步时，结果可以使多数的平民选出庇护财阀的政府了。所以我说美国平民政治一直到目前才抬头，原因是在以往平民自己不在政治教育上用功夫，以致无法去利用民主政治所给予他们的权利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财阀政治得以确立，平民的弃权和盲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50年的美国历史中最基本的趋势是财阀和平民两大势力的赛跑。在开国的时候，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代表这两种不同的势力。他们是华盛顿总统的左右两手。财阀的贡献是造下美国国富的基础，平民的贡献是奠定美国民主的磐石。每当财阀势力跑得太快的时候，平民警觉了，就利用大选的机会，拥出一个反财阀总统来，像杰斐逊、约克逊、老罗斯福、小罗斯福，都是著名而且富有魄力的平民总统。但是，平民的政治意识薄弱，只要财阀稍稍让步，他们也就懒得再去顾问这“卑鄙和污秽”的政治了。于是财阀的势力又抬头了。就是在平民总统的任内，财阀的力量即使控制不了白宫，他们会退守议会，在互相牵制的宪法中，使平民总统无法行使权力；若是议会都控制不了时，他们还可以退守最高法院，把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加以“不合宪法精神”的名目予以阻挠。所以我们若单就白宫而论，过去的美国政府并不常是站在财阀身边的，但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部合起来看，财阀控制政治的事实也就显然了。

财阀政治最发扬的时间也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定接着威尔逊入主白宫，提出了“恢复常态”的政策。他所谓恢复常态是民营企业的自由发展和政府尽量津贴民营事业。在战时有很多企业是因战时需要由国家投资兴办的，一到哈定手里，就以极便宜的价钱卖给私人，换一句话说，把纳税人的财产差不多白送给了财阀。可是这时财阀们还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在战时，美国借出很大的一笔钱给协约国作战，战事结束了，协约国开始要还债。要他们还债，一定要让协约国把货物运到美国来销售。这样，美国的企业家不是要遇到竞争了么？于是他们要求增加关税。这是一个最矛盾的政策，一方面要协约国赔款，一方面不许它们货物运入。可是庇护财阀的哈定和胡佛居然实行这政策。著名的Fordney-McCumber和Smoot-Hawley税则是美国史上空前的保护税则。这税则是使上一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无法恢复常态的主要因素。这样还不够，哈定总统订下种种法案去津贴私人企业。政府哪里来钱呢？他又订下新的税则把国库的担负分配到中下层人民肩上。这样地庇护企业家，使企业家大得其利，造成了1920年前后的所谓“企业繁荣”。

企业繁荣是社会病态的一阵虚火。大量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上，发生了大量的储蓄，刺激投资和企业扩张。可是平民的收入却在减少（以农民来说，1920年到1932年，他们的总收入从155亿元降到55亿元）。一般人民的购买力赶不上生产力的膨胀，造成了生产过剩的现象，总结于长期的不景气。这情形，我已在前文中说起过。

企业家的利益不是在企业的繁荣而应当是在社会的繁荣。社会的繁荣是平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即使我们不走极端根本取消私人企业，私人企业的发展也必须跟着在社会繁荣的后面。只有在平民利益的基础上培养财阀的利益。所以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必走上庇护平民利益的路子。罗斯福的新政并不是“共产”，并不是取消私人企业，而是在给予私人企业一个繁荣的基础。因之，罗特威格在《罗斯福传》中说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保护者。平民政治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平民政治中是可以包含资本主义、可以容忍而且培养私人企业，因为平民政治的目的是在保障平民利益，提高平民生活程度，和私人企业可以不发生冲突。美国是在试验这一种节制资本以保障平民的经济组织，能不能成功，那是以后的人所要作的判断了。

15 平民世纪在望

民主政治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平民世纪。平民在社会中总是占绝对多数，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多数统治，所以最后必然是平民统治，我用“最后”两字因为平民要实现他们的政治地位，必须能合理地使用民主政治所给予他们的权利，这不是旦夕可致的，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政治教育。财阀统治很可能是一个平民世纪的预备时期。当然，少数特殊权利的享有者，为了他们自身的特权，可能否认民主政治的原则，建立法西斯政权。可是这在英美是不容易做到的。他们民主的传统太深，就是那些握有特权的人，在他们传统的教育中，也不能内心无疚地踏上希特勒的道路。他们虽然不会痛痛快快地自动抛弃特权，可是只要他们在民主原则下斗争，他们至多只能利用平民的弱点，延迟平民世纪的实现，绝不能改变这世界迈进的方向。

美国平民的政治意识慢慢在成长，在这次大战中，他们已开始自觉他们的政治责任了，这自觉可以说是发生于他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焦虑中。

自从大战的胜利有了把握以来，最大多数的美国平民心目中的严重问题是战后的职业。现在在兵工厂里做工的，在前线杀敌的，面对着一个矛盾：战争早一天结束好一天，可是战争一结束，他们不必再造轰炸机、坦克、吉普车；不必再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军站里等候命令了。那时到哪里去呢？现在每星期30元至40元的工资，养家之外尚有一点储蓄；即在军队的，每月也有50元养家费，40元零用。战争一旦结束，若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失业，是的，这是个老名字，美国工人听来那样耳熟，又那样可怕。胡佛任内的不景气，还不过15年前的事，人人记得。这次战争结束后，会不会又重演这一幕惨剧呢？

他们这个忧虑并不只是受惊后的弓蛇之感，事实上不能不使他们着急。这里是一些数目字：

1939年，美国工业里和农业里所有劳工人数不到4500万，1943年已增加到5500万，还有1100万的人在军队里。2000多万本来不做工的人现在或是做工或是当兵了。换一句话说，在这次战争中全人口中16%的人民就了新业，职工里添了原有数量的1/5。

1939年美国生产总值是1000亿元，1943年已增加到了1880亿元，差不多加了一倍。在这数目中政府收买的工业品占850亿元到900亿元。换一句话说，普通工业还维持着战前原状，增加的是战时工业。

战争结束了以后，若是恢复了战前常态，则一半的生产力要缩小，1/5的工人要没有职业。若是再有一次不景气，那就更不堪设想了。何况技术进步，即使维持战前生产水准，所需劳工数目一定会大大地减少。假定“常态”恢复了，或是不景气降临了，谁受到损失呢？大企业家不过少挣一些利益；直接受到冻馁的是失业的工人，没法出卖农产品的农民，商店倒闭了的小生意人，开了差的小书记、小职员。愈是收入小的受到不景气的打击也愈重。在美国战前有职业的人中每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还有2150万的人。这些人是现在对于战后经济最担心的人，这些也就是美国的平民。

这情形若发生在我们这种国家，那只有袖手等待这厄运的降临了，至多也不过用求饶的口吻，哀告左右战后经济的势力，不要太狠心。可是在美国这个具有民主政治机构的国家，平民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防止这厄运的降临么？这样，平民的政治的意识提高了。他们可以在合法的政治斗争中去控制战后的经济计划，使这庞大的生产力不但不必缩小，而且可以作为改善平民生活之用。

要使880亿元在战时增加的生产力用来提高平民的生活程度，在以“谋利”为动机所安排的经济秩序中，是不容易做到的。其间必有一个时期需有一个权力能保证这大量消费品的生产一定有市场，另一方面又得保证人民可以在工作中创造得出这一大笔购买力来。这是要有一个力量能维持住就业的人数有增无减，工资也有增无减。这个权力只能是政府。政府能担负这责任，在必要时可以用税收来兴办公益事业，以增加就业；低利放款，或甚至用津贴来维持短期间无利的企业；用保险和救济来维持暂时失业或无法工作者的生活。怎样去建立这一个肯担负、能实行这些战后经济计划的政府呢？平民们开始自觉他们要使用民主政治所给予他们的权利了，他们要在投票中得到一个庇护平民利益的政府。

我在上面已提到过在上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所发生的财阀统治。这是可能在这次大战结束后重演的。而且假使平民们不在这时候争取政权，最自然的结果是财阀们再来一次“企业繁荣”。

1944年的大选是平民政治的一个试验。怎样能使最大多数的平民利用他们的选举权来争取他们生活攸关的战后经济安全？假定每一个选民都不弃权，平民政治也就有了成功的把握。平民人数多，票子多，所以必然发生决定哪一党上台的作用。“假若这次大选能和1940年一般有5000万选民投票，拥护平民利益的政党一定得胜”，这是在大选前，有政治眼光的人同意的结论。所以内行人在大选前都注意到选举票的总数上，杜威的朋友Gallup、美国民意测验的主持者，只能盼望选民登记那天下雨，不然杜威的失败是决定的了。

结果，罗斯福胜利了，8800万合格的选民中，有6000万人依法登记，有5000万人投了票。按Gallup的预测不过3700万张票子。因为在战时，大量人口流动之下，公私事务重压之下，没有了汽油不能自由往来的限制下，若没有特别的力量去鼓励选民投票，Gallup的预测是不致太差的。可是，结果有5000万人投了票，决定了罗斯福连任，为什么呢？这问题的答案大概是很复杂的，但是事后的评论，没有人能忽视了CIO-PAC的成绩。这是美国政治中的新运动，我们要了解今后美国的政治，决不能不明白这个组织，这个运动。

去年年初，大选的空气已经弥漫了美国。我本是美国政治的外行，每天翻看报纸，五花八门，真是摸不着头路。尤其使我这种外行觉得困难的是那些缩写的名字。那时我到处都看到这CIO-PAC，可是望文无从生义，从各报社论看去这一定是个怪物。有的报痛骂这东西是法西斯，想包办工人投票。有的说这组织的负责人Hillman是犹太，是立陶宛的原籍，闻得到红味儿。有的说这组织的钱来路不明，可是巨大无比，预备收买总统。有的说Hillman既占领了工会，又要占领民主党了。可是另一方面，Hillman的演讲光明正大，实在动人。他要求国会检查这组织的言论，公私信件，以及出入账目。美国检查机关FBI检查了几次之后，找不出破绽，证明了他们政治活动完全合法。至于P·M·、Nation、New Republic等我所喜欢的进步派报纸又极力推崇和辩护这CIO-PAC。有一次在报上甚至见到一张Dorothy Parker、Henry Wallace和Hillman一同吃饭的相片。Dorothy Parker是金老先生最崇拜的女作家，华莱士是不用说，大家熟的。金老先生所崇拜的作家大概绝不致和闻得到红味儿的人在一桌用饭的吧——因为这种种矛盾的宣传，使我不能不追问一个究竟： CIO-PAC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值得大家大惊小怪？

CIO是Congress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缩写，译出来是工业组合联会。这联会是发生在罗斯福任内通过了Wagner Act（1935年）之后。这法案保障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和雇主作集体交涉，禁止雇主开除工会会员。于是以前的“劳工武士会”改组成了CIO，同时组织了钢铁、纺织、汽车业等工会，和AFL（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分别成为当前美国最强的劳工组织。

美国工会的主要事务是在保障工人的利益，增加工资，减低工作时间。他们对于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不过是一个普通影响政治的团体。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我在上面已说过。1942年国会改选时，工会照例并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这政治兴趣的低潮中，三个选民之中有两个弃了权，弃权的大多数自然是平民（包括工人）。结果这个国会立下了许多和工人利益相反的法案。罗斯福总统虽则极力奋斗，很多重要的政策无法通过。好像罗斯福要以增税来代替公债，使平民的负担减轻的法案被否决了。又像补助农产的法案也被否决了。1942年的国会正遇着战争，平民弃权的结果，使这次战争中有很多设施袒护了大企业家的利益，也因之使行政和立法两系统间时常发生摩擦。这教训使CIO感觉到工人的利益不只在厂内，必须参加厂外的政治活动了。而且工人不过是平民的一部分，和家里的主妇，店里的小职员等有着共同的利益。何况战争已接近胜利，战后经济的规定已成了平民所焦虑的对象。若是平民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在1944年的大选中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发生决定作用。

平民之中，只有工人是有组织的。平民政治有抬头的一日，也必须从有组织的平民中发动。CIO认清了这责任，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叫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缩写是PAC。

CIO-PAC不是一个政党。美国劳工党还没有组成的希望（虽则美国曾经有过一个劳工党，但只限于纽约州内，后来内部分化，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这是因为我在上面已说过，美国的政治虽则已有向经济利益基础上分化的趋势，但是还不是一个事实。在这时若成立一个新党，新党的力量本身不足以取得多数选民的拥护，反而会减少接近工人利益的政党的票数，给敌党一个取得多数的机会。CIOPAC不成一个政党是出于环境的限制。它将来会不会成一个新党，那是以后的事。不少人在猜想1948年可能有个以CIO-PAC为基础的新党产生，甚至会推华莱士做候选人。那不过是一种预测罢了。这四年内的变化，谁敢说得定？

CIO-PAC既不是一个政党，它有什么政治行动呢？他们的口号是“每一个工人投一张票”（Every Worker A Voter），至于投什么人的票，这不是PAC所要管的事了。CIO一共有500万个社员（1934年），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在美国一共有1400万。若是每一个工会会员都投票的话，可以占选民总数的16%，或实际投票者的28%。这个力量已够惊人。若是他们能动员所有工人都去投票，一共可以有5400万，加上每个工人的家属，其数更是庞大，几乎超过现有投票者的总数——让我们再推想一步，若是他们都选一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当选总统，不成问题。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绝没有人能反对从投票获取政权的公式。这样说来，工人支配政府是有把握的了。最大多数的统治，必然会造成平民世纪。凡是和平民利益相冲突的特殊阶级也必然会在民主原则中消灭。在美国已到了决定阶段，只要平民认得清自己的利益和不放弃他们投票的权利，CIO-PAC就要做到这一点。

1943年11月1日至5日，CIO的第六届大会通过了PAC的组织，1944年这组织开始工作了。到过PAC办公室里去参观过的人出来摇着头说：“这哪里是个委员会，简直是一辈十字军。”紧张的空气使任何人，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的，全都觉得这是一股美国政治上的活力。就从那时起，全国的舆论开始对CIO作种种批评和攻击，也就在这种种矛盾的批评和攻击中，使我这到美国去观光的人也不能不发生兴趣了。

CIO在这狂潮中坚决地立下了几个纲领：一、一切活动绝对公开；二、绝不强制工会会员选择他所投票的对象；三、尽量和一切平民利益的团体相合作，不居功。

这几条纲领他们确实做到了。

他们不但欢迎任何负责的个人和团体去参观，而且自动地要求国会来检查。Hillman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出席调查委员会答复问题。FBI两次派检查员到他们办公室审查一切文件和账目。Hillman在1944年9月28日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前作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其中有一段话说：“我不知道有任何政治团体像我们一样一切活动一贯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像我们一样愿意给政府机关一切的情报。也许这是我们的奢望，因为我们想在这公开和合作的精神中立下一个别的团体可以取法的榜样。但是，若是果真能这样，即使我们别的竟无成就，这一点对于美国的政治上已有卓越的贡献了。”

他们的工作是在供给一切人民作政治判断时所需的真实材料。譬如某州要选举议员了，各党都提出了候选人。CIO-PAC就把各个候选人的传记、言行、政绩公开发表给当地的选民看。这不是宣传，更不是“拉票”，因为所发表的事实是公开的，若是有捏造的话，当事人自可提出诉讼。至于当地人民愿意选谁，PAC绝不加以干涉。他们崇尚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要义就在尊重每一个选民的意志。

他们知道从获得选举权到行使选举权之中，其间有很多事实上的阻碍。譬如选举前要登记，普通人可以因故忘了去登记，或是不知道日期和地点，没有同伴，不愿意麻烦等。所以PAC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挨户指导和引起他们对政治的兴趣。这件事他们叫Canvass，招徕的意思。招徕员是自愿的。PAC预备下种种手册教这批招徕员如何去招徕。Life杂志上曾有过一张全幅的照相，例证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如何挨户去招徕。

他们更预备下一个具体的政纲叫The People’s Program for 1944。这是经CIO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政治要求。他们并不从政党立场来立政纲号召选举票，而是借此宣布人民的要求，让各政党自己去采取。任何政党若能采取他们的纲领，他们就拥护谁。1943年各党大会选择总统候选人时，CIO的代表都参加。等到两大党的政纲决定之后，CIO就宣布民主党的政纲合于他们的纲领，拥护罗斯福的竞选。可是这并不限制工会会员投杜威的票。

CIO明白他们不过是平民中的一部分，所以自始至终都和其他劳工组织相合作，后来为了推广这种政治服务运动起见，组织了一个“全民政治行动委员会”（The National Citizen’s PAC）。那是1944年6月里的事。任何人都能参加，其中有很多有名的作家和教授们，Dorothy Parker就是其中的一人。到8月里，NC-PAC又成立了一个宗教联合会，很多教士参加了这平民阵线。

CIO-PAC是1944年开始活动的组织，到现在还不过一年半。一个新生的婴儿，又遭着有计划、有财力的反对，居然成了没有人能忽视的政治势力，那实在是一个美国政治史上的奇迹。它已诞生，还要时间去培养它，使它成年，使它完成政治服务、政治教育的任务。

为什么它会有这些成功的呢？它的招徕使1944年的大选达到5000万票子的数目，成为罗斯福连任的决定因素。它又改造了一个比较进步的众议院，监督政府保障平民利益，制订战后经济方案，压倒种种种族偏见、国际离异、独占企业的势力——它能得到这些收获，理由是很简单的，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在过去的几年中已开始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有选举权的人民开始利用他们的权利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了。这也就是华莱士所谓“平民世纪”的序幕。平民政治意识的成熟必然会发生平民政治。CIO-PAC不过是执行这时代的要求，促进这过程罢了。

要了解美国政治的动向，我们绝不应忘记了这根本的趋势。这趋势也不会限于美国。现在是一个天下一家的世界，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和平民利益相反的政权能在这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长久维持下去。今后将是平民的世纪。

16 经济的修正

自由和平等不是消极的。在政治上，美国的平民已经逐渐觉悟，他们消极的厌恶权力并没有保障他们所渴求的自由和平等。牵制和平衡的政治组织固然使要做事的总统们无从放手做事，但是在消极性的政治中培养出了强大的经济权力，笼罩了全社会的活动，大多数的人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在失业的威胁下战栗。经了一个半世纪，平民的力量在政治上逐渐有所表现了，他们不再在选举里弃权，他们要使用他们传统精神所授予他们的权力来参预政治了。这是积极的民主，积极的民主在参预两字。

平民若控制了政治，政治的力量是否会遏制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平民对于经济权力的反感，这反感很可能转变成私人企业发达的阻碍。在美国历史上已经表现了好几次。最著名的是杰克逊的反对国家银行，我在上面说过国家银行制度是汉密尔顿的杰作，他集合了私人资本，用国家的名义，得到特殊权利。这无疑是为财阀谋利益的设施，可是限制国家银行的活动，固然可以使平民称快一时，同时却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受损失的不只是财阀，平民也在其内。这其实又落了消极民主的窠臼。杰斐逊所希望的小农民主，在科学发达工业勃兴的19世纪和20世纪是不可能实现的了。消极的经济民主忽略了这事实，因之，在美国历史上像昙花一般，一现再现，总是没有结果的。用政治力量去限制私人企业的过分膨胀是可以的，但是若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引导经济的发展，一切的愿望都会落空，像老罗斯福的反对托拉斯一般，全无实效。

在美国，除了极少例外，差不多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私人企业的。在我们，电信、铁路全是国有的，没有人觉得这些社会公用事业应该由私人经营。可是在美国，若有人主张铁路国有，一定会引起强烈反感。这是传统。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国营和民营的问题，而是私人企业的发展怎样能普遍地提高人民的幸福。

私人企业并不一定是有违人民幸福的。可是因为以往的私人企业是以“谋利”为目的，所以有时可以违背人民幸福。所谓谋利是指投资者一定要有利息，利息愈高，企业愈顺利。企业发展的路线也是依利息较高的方向走。投资者得不到利息时，企业也得停顿。谋利的利字既限于这狭小的定义，所以有时会和较远或全社会的利益相左。举一个例子说，为企业本身着想成本愈低利息愈大，工资上能低一些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在工业突起的早年，童工和女工成了最有利的劳力，因为儿童和女子并不是家庭的正常挣钱的人，他们可以在较低的工资中出卖他们的劳力。在企业本身说没有理由反对这成本较低的劳力，可是为了社会的利益着想，没有教育机会的儿童长大了，不但社会不能得到他们最大可能的贡献，而且死亡率、犯罪率的高涨，增加了社会的费用。女工的利用可能影响她们的家庭生活，若是工作环境不良，她们过度劳作的结果，可以影响社会上第二代的健康和教育。这是极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现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已经禁止利用童工，以免预支和浪费社会的本钱，对于女工的利用也必须加以种种条件，使她们不成为便宜的劳工了。

私人企业为了要求眼前的较高利润，他们可以用种种方法维持他们所定的价格。这是发生独占的一个原因。可是在维持某一商品的高价时，可以减少能享受这商品的人的数目，同时也限制了其他商品的市场。电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电力公司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不愿降低电价。所以一直到现在，美国的农家中还有2/3不能使用电力。没有电力的家庭，自然不能有电灯、电气冰箱、电炉。在这种人家，做主妇的就得费很多的时间和劳力去经管家务，限制了这社会的文化水准。同时，因为没有电，电工材料自然也就不能销售到这些人家去。没有公共的电气冰箱，很多的农产品不能种。比如洋莓，若是不能保存，就不值得种。为了电气公司个别的利益，使社会整个生产力无从发展。

私人企业对于资源的利用也会发生浪费的弊病。美国Ducktown的铜矿是一个例子，这个铜矿附近有极好的森林，炼铜厂就砍下来作燃料。同时，炼铜时所发生的硫磺从烟囱里散布到四周，把剩下的森林都熏死了。雨水接着把土层冲洗，沙土淌在河里，把鱼赶跑了。下游的水电厂，因为水里的泥沙太多，常常停电。结果，这地方的铜矿是开发了，可是其他的种种实业都受到了坏影响。若是这个铜矿的经营者心目中不只是炼铜，他们可以保存这森林，可以把硫磺作为副产，则这地方的渔业、农业以及电力都不会受损失。

每一个公司追求它自身最高的利润并不能保证社会经济最大的发展，并不能保证对于资源的最大利用。纯粹站在经济的立场说，私人企业的方式并不能实现科学所允许人类的最大收获。

有很多反对私人企业的人是站在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伦理基础上说话的。这自然是应当注意的。科学知识是社会的产业，从科学知识里得到的财富也应当归之于社会大众，可是很多答复这攻击的可以说，私人企业并不一定排斥财富的公平分配。假如公司的股票能分散在大多数人的手上，这问题不就解决了么？我有一次在纽约一条街上走，抬眼望着一座摩天楼，顺口问和我一起走的朋友，谁是这高楼的主人，他笑着回答我：“你要不要也做个主人？”我惊异地望着他，还以为他是在说笑话。他接着说：“我是认真的。你有钱，就可以在股票交易所去买这座高楼的股票。”其他的工厂、铁路都是如此的。现在，美国的趋势确是在尽量地想做到资本家的大众化。譬如，他们一方面奖励储蓄，指导投资，以及把劳工的奖金购买了本公司的股票发给工人；另一方面征收累进财产税和遗产税，一扬一遏，逐渐可使财产分配趋于平均。这样说来，私人企业和财富分配不平均可以是两回事。

我在这里所给予私人企业的责难却不是从财富分配观点上来立论的。私人企业的专为个别企业的利润着眼，可以和社会整个的利益相左。它不容易实现科学所允许我们对于资源最有效地利用和开发。我在美国曾和不少朋友讨论私人企业的问题，我觉得美国人并不根本否认私人企业的原则，而是想怎样去避免私人企业可能发生的弊病。换一句话说，他们觉得以往个别的企业确是不足完成现代社会的经济使命。可是补救的办法并不在以其他原则来代替私人企业，而是要在私人企业之上加上一个社会的目的。他们认为缺乏社会目的的私人企业确是会发生有损于社会的结果，可是在社会目的之下，私人企业同样地可以获得利润。社会目的和私人目的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他们并不在一个层次里。社会目的给私人目的一个范围，在范围之内，两者是相合的。私人企业的繁荣最后是靠社会的繁荣。社会不繁荣而私人企业讲繁荣会引导到搁浅私人企业的不景气。社会繁荣所以是私人企业繁荣的前提。若是在短期间私人企业因要顾全社会目的而遇到限制，这并不是两者的矛盾，而是私人企业轶出了轨道，会遭遇打击的警告。

美国的一部分进步的人是在想，怎样去给私人企业一个合于社会目的的范围。社会目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伦理观念，而是在经济组织中生活的人所能在生活中感觉到的利益的综合。譬如上游铜矿公司去设计它的企业时，能顾虑到在同一社区中开发资源的人所具的利益，它就可以不会浪费森林里的木材和炼铜时所得的硫磺了。最理想的自然是在各种相关的企业之上有一个相互讨论的机构。不但企业之间应有更合社会目的的配合，而且在从事于共同经济活动中各种职务的人之间也得有这种讨论的机构，使他们能共同完成大家的利益。换一句话说，只有共同的参预才能达到社会目的的确立。这是经济民主的基本原则。

以往私人企业的经济的确有许多弊病，到了20世纪的中叶，各个国家都在设法矫正这些弊病了。同一的目的之下，可以发生种种不同的方法。每个国家有它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处境。在某一传统和某一处境中所试验成功的方法，并不一定能应用到另一传统和另一处境之中。事实上世界各国怎样去达到在社会的共同利益下最有效地发展它们的经济，大概是不会采取同一方法的。我们自然应该去向各种方法一视同仁地去学习，但是若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和处境，就不免会有画虎成犬的结果。美国在试验它们的方法，正如苏联在试验苏联的方法。我们没有理由有任何成见，为了美国的方法和苏联不同而分别我们的好恶。重要的是在从各国的传统和处境中去了解它们为什么采取某一种方法，更从领略各种方法的妙处中去为自己社会寻求一个适合于自己传统和处境的方法。这就是我所谓“邦各有其道”的真谛。

美国在这方面试验最有成绩的是罗斯福最得意的杰作TVA。TVA是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缩写，译出来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处。1933年罗斯福受命于美国的人民来征服当时的不景气。这是美国传统经济弱点暴露得最明显的时候。美国的人民下了改造的决心，拥护罗斯福所提出的新政。新政之中最永久和最具有基本改造美国经济意义的设施就是TVA。我在将要离开美国的时候，文化联络处的朋友建议我们去参观这会决定美国经济出路的实验。她更加了一句：“罗斯福太太曾说，一个到美国来观光的客人，若没有参观TVA就回国，是一件最大的遗憾。”可是我就抱着这遗憾回国了。为了要减轻我的遗憾，在美国的朋友们陆续寄了不少关于TVA的书来。我愈看就愈觉得罗斯福太太的话是一点不错的。我这本《初访美国》的小书也不能不用我最后一个遗憾来作结了。

田纳西河在美国相当于黄河之在中国。这是一条吃人的河流，位于美国的东南部，集五条支流的水量，流经七州，并入密西西比河中。这个区域是美国东部雨量最高的地方，水量大，水流急，可是出口却极为狭小，所以每逢大雨的年份，这拥有450万人口的流域就遭殃了。这里是美国的贫民窟，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百乐大道上上演纪录最长的《烟草路》一剧，就是取材于这个区域里的实况。

罗斯福的试验是想用科学来改造这吃人的“黄河”，变成一条生财的大道。就是这些经常泛滥为患的水，若是纳入正轨，可能发生巨大的电力。这电力用到生产事业上去就可以增加大量的财富。这财富分散到人民手中就变成了巨大的购买力。这购买力可以刺激生产，维持工业的活动，获得繁荣，克服不景气。这些话说说是容易的，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简便了。要使泛滥的水变成推动发电机的力量，就要筑坝，筑坝不能零散、个别进行，必须把整个区域通盘筹算，测量水位，择地分段兴筑。使水流在一定的速率中流动，在坝上需筑巨大的蓄水库，因之要把原有的村落、铁路、农田改位变道。不但所需的资本宏大，而且在权力上也决非私人企业所能经营。电力产生了，怎样去推动生产？谁去经营？怎样使这自然动力所生财富能分散到人民手上变成购买力？这些问题更不是普通私人企业所能回答的了。

罗斯福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处。这管理处有权执行如何利用、保育和发展田纳西河及两岸的资源，用以促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这管理处是独立的，直接向总统和国会负责。有一定的事做，有一定的责任要负。到1944年年底，21个大坝完成，一共费了4.75亿元，除了少数公债外，全部是由国库担负的。10年里动员了20万劳工，挖掘了17.5万英亩的地面，筑成湖泊。搬动了1200英里的公路和140英里的铁路。筑坝所用的石料和洋灰比埃及7个金字塔还要多12倍。单以洋灰论，比巴拿马运河所用的多2.5倍。这工程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到1944年，这河上的水力发出了120亿千瓦的电力，合美国在上次大战时代全国所有电力的一半。每1千瓦电力相当人力工作10小时。所以这曾经带来无穷灾祸的田纳西河，在这工程完成时，发生了1200亿小时的人力，相当于我国全国人口去服务13天。在这区域里的人每人平均每年所用电力在这10年里从400千瓦增加到2500千瓦（美国平均每人1530千瓦），换一句话，每一个人经常有七个工人每天做工10小时来服侍它。这个巨大的动力用来开发这流域的资源，真是非同小可。单以电力本身说，每年可以获得纯利1000万到1500万元，30年之后就能把投资总额回清；至于因为有了电力而增进的人民收入那是不容易算了。在没有兴办这水利以前，每家每年平均收入只有150元。现在平均的收入至少已增加了10倍到20倍。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个10年前每年收入200元的农家，去年，用了拖拉机来耕种的结果，一年得到了4600元，增加了22倍。

怎样使电气变成平民的收入的呢？我在这里不能详尽地介绍，只能举一个例子。田纳西河连年水患，土地已冲洗得很瘦，加上种植玉蜀黍和棉花，地力更是消耗得厉害，所以农业出产极低，这种瘠地需要从事培养。管理处一方面解决水患，有了蓄水库，不致再有泛滥，另一方面利用电力制造大量的磷质肥田粉精。这种肥田粉精和石灰加入了土里之后，可以培养一种豆类植物，豆类植物根上的微菌从空气里吸收氮，制成氮化物，增加土地的肥料，1磅磷肥在这过程中可以产生3磅氮化物。地力恢复了，然后改变农作物。以前这流域多种玉蜀黍和棉花，现在他们可以因地制宜地改种经济作物了。譬如有一个地方洋莓长得极好，以前无法保存所以不能多种。管理处请了专家发明急速冷藏法，建立公共的电气冷藏库，这问题就解决了。

这管理处虽是政府设立的机关，但是和普通的国营性质不完全相同，它等于一个公司，不是一个衙门，而且这许多发电水坝很可能由政府发行公司债，把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上去。政府不过是垫一笔款，负兴办时的风险，一等这企业上了轨道，有了可靠的赢利之后，就可以脱手，归于私人的资本去维持了。这是指水坝而言，至于其他因为有了电力而兴办的农、工、商业，则完全以私人企业来经营，管理处只处于协助和联络的地位。

先从农业说起，管理处负责研究土壤，和恢复地力的技术问题。试验成功之后，就由当地的县农业处召集农民，把这个道理讲明，农民中有自愿接受这新技术的可以成立“示范农场”。管理处于是派专家到这些“示范农场”去，和自愿实验的主人讨论出一个程序。管理处最初送他肥田粉精，在这示范农场上逐渐地把新的农具输入，可是一切都要由农民自动来采取，不许强制。凡是在当地表现了成绩的“示范农场”自然不愿再放弃，他的亲戚、邻居、朋友们也可以放胆跟着做。管理处并不津贴“示范农场”，因为唯有实在在经营中证明有利的才值得推广。从“示范农场”扩充成为“示范区”，由几十家人联合试用新工具，试种新作物，管理处不过是一个技术顾问。农民自己组织“农场改进会”来合作自助。他们并没有实行集体农场，更没有把集体农场国有化。可是，在技术上他们得到现代科学所可以给他们的好处，生活程度提高了二十多倍。

管理处对于工业和商业都是采取协助性质。譬如肥田粉精试验成功了，管理处并不独占这商品，而奖励私人公司去制造，使产量可以增加，受益的农田面积也可以扩大。有一个码头为了交通的便利，亟需有个轮船公司，可是这地方的人并不起劲。管理处宁可不方便，并不考虑自己去开办个轮船公司。他们用各种方式去鼓励私人出来经营。这原则是极重要的。一切计划是否真正合理，真正对于人民有利，最好的判断者不是计划者，而是实行这计划的人民。若是一种肥料确实会增加生产，增加生产是人民的要求时，这肥料自然会受人欢迎，也自然会有工厂肯制造的。若是需用权力来强迫的话，计划本身大概颇有毛病。这是一个“计划”的最好的试验：信任人民。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处不是一个国营的独占事业，而是无数小的私人企业的咨询、提倡、协助、联络机关。因为有这种超于私人企业的服务机关，才能使各种企业在为本身求利润的条件下不致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在开发资源的整个观点下，使各项私人企业能获得互相依赖的好处，不致浪费资源。这种机关可以不限于当前的利益，看得远些，作种种研究和试验。所研究和试验的也可以是直接可以实用的问题。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处所发明的急速冷藏法和提炼水分法对于这次大战的贡献极大。战后可以引起食料生产和运销的大改革。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处并不只是一个水利公司。它是从具体的、有效的动力供给起，使人民先改良他们的经济生活，在改良生活中使他们对于科学技术有认识，发生对于改良生活的自信力。更在参预社会共同的目的中活动，使他们发觉生活的提高有赖和别人密切合作。于是他们不致再对一切公共事业不闻不问，对于政治发生消极的反感了。民主是要在参预中体悉到它的意义。经济的民主必须实现在共同的经济活动中。只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能把各个人的利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摆到眼前，人才会觉得经济民主之可贵。经济生活也许是最容易自觉的生活，贫困饥饿是一点不含糊的，所以从经济民主的实际经验中也最能训练一个能和别人合作、尊重别人意见的精神，经济民主可以充实和维持政治民主。从消极性的民主变成积极性的民主之间的桥梁就在这里。

TVA是成功的。它描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式。至少可能是美国将来经济模式的一个模型。可惜我没有在离美前几天里去参观一趟。这真是我初次访美中的美中不足，令人遗憾的事！

17 余笔

写完了以上十六章，从头又看了一遍，虽则名称是《初访美国》，可是写下的既不是游记，又不是论文，至多不过是我个人在美国的一年所搜罗来的一些零星的感想。在一年里想从这复杂的文化中去找出一个头绪来，其实已经是奢望，何况，我在美的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又是用在写作上，观察和阅读的机会实在太少。在离美码头上，我曾对送我上船的庆堃说：“我抱了要认识认识美国的心愿来此，结果，我比刚到美国时更糊涂了，人家若问我美国是怎样的，叫我怎样回答？我真有一点心慌。”这担心的事，果真碰着了，我本来打算免得盲人骑瞎马，爽性拒绝回答这类问题为是。可是，看到了国内对于友邦既这样隔膜，同时和友邦事实上的接触却又这样密切，这距离确使我寒心。似乎有一种责任心推着我，要我做着我自己觉得并不能胜任的事。我终于写下一些介绍美国的文章，分散在各报纸和各杂志上发表了。在这暑假里，有几天闲工夫，把它们又整理了一下，成了这本略有系统的《初访美国》。

美国朋友们或是熟悉美国的朋友们看了这本小书也许会觉得我并没有了解美国。这正是我想要以这本书来引起的批评。我想借此和美国朋友或熟悉美国的朋友们说，中国人对美国还是缺乏了解，连那些在大学里教书的，甚至到过美国去的，对美国也是隔膜得很。这本书若被用来例证这句话，我心里很满足，因为我自觉这句话确是不错的。若是我这本书果然引起了这批评，我希望作此批评的朋友们不要就停住在这里，而能进一步想想：中国人对于美国不了解，不认识，或是美国人对于中国不了解，不认识，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中美有了这样长的接触，有不少人到过美国，或来过中国，而两国还是这样陌生？若是我们认为缺乏了解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应当怎样才能增加一点相互的认识？我愿意在这本小书的结尾，提出这些问题来说一说，也所以说明为什么我愿冒着别人的指责而发表这种印象性质的介绍文字。

我这次旅行回来，我知道我的性子变得更急了，人家看我这匆忙的神色，为我担心，做学问的念书人连一点悠闲的味儿都没有了，像什么，书怎么念得好？我怎么不知道，又怎么不想优哉游哉一些，可是我一想起了这世界，我心神真是闲不下来。世界变得太快了！

威尔基周游全球回去写了一本《天下一家》。地球这样小！那是每个空中旅行过的人的同感。地球上任何一点到任何别一点，以现在的飞机速度论，不能超过60小时。飞机速率还在加速，一年之后，又不知快到什么程度了。在这门户洞开、瞬息可至的小天地里，人们的生活自然会密切得像在一个家里一般：痛痒相关，休戚相系。像密支那、片马，那些蛮荒之区，已成了世界最热闹的空运站，两三年前谁敢作此预言？不知这些地方的人民，仰头看见那和蜻蜓一般多的飞机会作何感想！

世界真是小得很了。我听见朋友说过一件事：纽约百乐大道的咖啡馆里面有一群客人正在谈论轰炸柏林。大家嘻嘻哈哈地好像是在说《山海经》，远得在另外半个地球上的事。说到一半，旁边桌上两个英国空军移座过来。“柏林的火焰真高，”他们插口说，“气流急得像大风暴，飞机逃得不快，会吸进去似的。”旁边的人问道：“两位参加过么？”“是的，昨天晚上那次最凶了。”——大家瞠目结舌，不相信他们是活人。他们忘记了纽约离开伦敦不过十几小时了。

世界缩小得太快，快到我们心理上竟赶不上有此准备。不要说密支那、片马那些偏僻之区，或是我们内地这类被国事和政治封锁了相当久的地方，就是像美国那种交通便利、新闻自由的国家，离开海岸一两天的内地，同样还有“孤立主义”的遗老，他们一生没有见过冲绳人，没有听见过塞班岛，而他们的孩子却在这些名字都说不准的地方冲锋陷阵，为的却又是要去解放一些没有见过的人民。在他们看来，怎能不是荒唐？我们又怎能盼望他们不主张“莫管闲事”？我们自己也何尝不是这样？天下一家是个外形，内里住着的还是小门墙隔开着，各自起炉子的多房媳妇。我们传统的大家庭很有点像这时代世界的缩影。身世不同，互不了解的妯娌们，偏偏要住在一个家里，经营共同生活，于是误会、口角、骂街都是免不了的日常事务了。大家庭还可以分家，兄弟阋墙，至多也不过是断绝往来。这个天下一家却分无可分，逃无可逃，因之更麻烦了。

假定缺乏互相了解的人民间自己承认对别国人民不太了解，情形也就好得多。“不知为不知”，然后可以知。若是对方有一种行为或是一种意见，看来或听来，不太合自己的脾胃时，先假定自己可能误会别人，正可慢一慢激动自己意气，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很多无谓的争执也就可以免除了。可是普通人却并不如此。在一种传统里长大的人不容易承认世界上还有其他不同的活法。自己是这样，别人也不能不是这样。于是不同文化的人碰面时，问题就多了。

我想，经过了这次战争，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觉得还能闭关自守，也大概不致再有人会因怕家丑外扬而有意阻碍国际间相互的了解了。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却还没有任何专门的机关和专门的人来担负分析文化和促进文化间相互认识的责任。我们到现在还只是靠一些旅行者偶然得来的印象来沟通民族间的了解。我这本小书就是一个例子。这显然是不够的。有时甚至是会曲解，反而增加误会。可是在没有有计划和有系统地介绍各国文化之前，也只能靠这些不完全的印象来担负这责任了。我希望从这小书的缺点里能引起负有沟通各国文化责任的机关和人员的反感，而促进他们在这方面更完善的工作。

严格讲来，做介绍文化工作的事并不是容易的。介绍文化不是宣传，而是分析。宣传所引起的是感情，爱好或憎恶，可是分析所引起的是理解，超出了爱恶，而入于欣赏。分析所要根据的是全盘事实，决不是短期的观光者所能胜任的。以目前的学术传统说，实在还没有培养这种人才的科目。我在美国曾参加过几个大学里为军队所特设的区域训练班。在这里不妨介绍一下。美国政府明白这次战争是全球性的，美国将在世界各地进行战争，而且现代的战争不能缺少当地人民的合作，为军事上的需要，作战的部队必须对于战区的人民有较深的了解。而且他们也知道军事胜利之后，对于解放区的种种设施，都得根据当地的民情来擘划，来推行，所以召集了各种专门人才设立区域训练班。譬如，他们对于日本，对于朝鲜等区域，早就得预备下行政人员。在区域训练班里，地理、历史、文化各方面全得顾到。于是专家之间得互相配合，贡献他们各人的专门知识，来完成对某一区域的介绍。这就是我心目中所想的文化介绍工作。

我参加这些训练班之后的感想很多，其中有一点值得在这里提及的，就是凡是有关于文化方面的分析困难很多。譬如你若为一个美国朋友解释中国文化，你时常会发现他们会发生种种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问题。有很多我们觉得极平常的，可是在他们却正是最不能了解的地方。原来，我们所谓文化介绍，其实是在用自己文化来和别人的文化相对照。所以要介绍美国文化给中国人，介绍人不但要明白美国文化，而且还要能明白中国文化。为美国人解释中国，我们中国人自己反而有时不及美国人。要有这种贯通两国文化的人才实在不容易。

若是我们在这时发觉为什么中美接触了这么久，竟其没有一本解释美国的书流传在中国读者间，我们不应当认为这是出于疏忽，真正的原因是在我们还没有这种人才。要有一个对于中美文化都有了解的人，必须加以特殊培养的。以往，以及现在，我们并没有培养这种人才，怎能希望有这种书问世呢？

我们以往并不是没有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可是所讨论的却偏于原则的问题。讨论的内容不能不限于原则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先做一步基本的，也是必须的工作：详细地、有系统地介绍西洋文化。因为没有这步基本工作，所以结果发生了“全盘西化”等说法。我们要不要西化的判断是必须根据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全盘西化也就必须全盘了解西方文化。试问，在中国有谁敢自己承认了解了全盘西方文化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根据事实来讨论怎样去接受西方文化呢？

这次战争是快结束了，战争给我们明明白白看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怎样毁灭的知识长进得实在太快。当我写这余笔时，报纸又送来了原子炸弹的消息。原子力的运用已产生了人类整个毁灭的可能性，要避免这可能性的实现（这应当毫无问题的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我们实在只有用同样的努力去发展可以促进人类合作的知识。若是沟通文化是可以消弭国际误会的话，这无疑是我们不应再事延缓的工作了。

我怎能不心急呢！我们这一代处在这一代历史的考验里！

1945年8月8日于云南呈贡

访美掠影

1 释题代序

西方有句俗语：到过一天的地方可以说上一辈子，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连一句话也说不上。这原是对旅游者的讽刺。越是不熟悉，话就说得越多，越说多就会越离真失实，甚至信口开河，荒诞无稽了。可是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说者，人们就爱听和习惯见闻不同的新鲜事儿。有人从外地回来，拉住不放，挤些新闻，用以解闷，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一个无意写游记的人，也会因别人的催促而无法拒绝，至少我这几篇《访美掠影》是这样给人逼出来的。

自知访美期短，见闻局限，理解肤浅，所以只够称为掠影。坐飞机走码头，真是蜻蜓点水。所见种种无非都是些浮光而已。浮光者表面现象也。大千世界高速度地掠眼而过，所得印象安得不是些浮面的浅显波纹！不敢言文，说些杂话，不受章法的拘束，想到什么写什么，倒也自在。

这次访美是高速旅行，时间短，到的地方不少。前后一共是一个月出一点头。4月14日晚从北京向西飞行，清晨到达巴黎，休息一日，于15日下午越大西洋到美国首府华盛顿。如果在巴黎不逗留，离北京的下一天午前就可以到达美国。我们从美国东海岸，绕道东北，再横越大陆，到西海岸，共约四个星期。然后在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岛上停了三天，取道东京返国，到北京是5月17日晚。绕地球一周，其间停了10站。这样的速度可谓高矣。

我这次是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而组成的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的。邀请我们的这个机关，我们的主人，是由三个群众性的，或说是民间的学术团体，为了和我国进行学术交流而组成的。它们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科学院。这些机关的名称应当怎样翻译我不敢自擅。按字来译也颇有困难。比如说我们主人的名称中有学术交流四字在英文是scholarly communication二字，第一字是个形容词，直译应是“学者派头的”或“学究式的”。第二字普通是译作交通，也指交换消息的行为，如通信等。直译出来似乎不那么好，因为我不知道怎样一种交往才够得上“学者派头”。在茶余酒后，我也半开玩笑地请教过主人，得到的却是一种“会心的微笑”。我说，我希望今后我们之间的交往能认真地守住这个形容词。

所谓“主人”是指负责为我们安排和美国对口的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关。我们所接触的除了这个当主人的团体之外，访问了一些大学和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机关。访问的方式多少可以说合乎“学者派头的”这个形容词的，而且对方对此也是十分认真准备的。到一个研究机关于相见如仪后，开始座谈，由他们的研究人员就他的专业发言，几乎都有手稿或提纲。发言后再和我们进行讨论。到了各大学，由负责人和我们集体会晤，然后，我们各就专业到各系去“交流”，方式和研究机关相同，但大多要问我们这方面的情况，交谈较多。我在国外被认为身兼两科的学者，一是人类学，一是社会学。在美国各大学里除了极少数两科合在一个学系里，一般都各自立系。所以我要接触的对象也就比别人加了一倍。每到一校，至少要有两次“交流”的座谈。重点大学还要加班加点。

据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8000到9000所，有名气的“大”大学有300所。大多数的大学都有社会学系，设有大学程度以上课程；200多所大学有给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院。这是社会科学中的热门。人类学系比较少，但也有三百多所大学设立这门学科的学系。我这次只访问了10所大学，在数量上说，只是个零头。交流座谈会分大小型两种。小型是以十来个教授为度，大型是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在内，多至三四十人。小型座谈是以主人专题发言为主，大型座谈则以我答复问题为主。此外我还作了一次听众在百人以上的演讲。所以尽管我加班加点，接触面还是很狭小的。在这种座谈会上要进行深入的讨论是不大可能的。以10个人谈三小时计算，每人只占一刻多钟。我还得说说话，占去一些时间。10分钟的话能有多少分量呢？怎样做到学术上的思想见面？至于社会情况，匆匆一个月，接触到的更是有限。我用掠影为题，非谦词也。

这次访美是旧地重游。我没有在美国留过学。我的社会学是在中国学的，社会人类学是在英国学的。但是在1943年，美国和日本宣战后的第二年，它以盟国的名义向我国邀请了10名教授去建立“文化关系”（那时不叫“学术交流”），我代表云南大学应邀访美，在美国住了一年，1944年初夏返国。在这一年里，我主要是利用各大学的设备和一些教授的帮助来编译我那本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一书。我在哥伦比亚、芝加哥和哈佛三个大学待的时间较长，也到过其他一些大学作短期的访问或演讲，所以当时在美国结识了不少同行的学者。我在访美期间，又用通讯方式给昆明的一些报纸写了一些介绍美国社会的小文。返国后，整理成《初访美国》一本小册子出版，抗日战争后期在西南大后方曾流行过一时。有些朋友还记得这本书，所以这次我返国后，就约我再写一本《重访美国》。但由于这次访问为时太短，见闻有限，不敢采用此名。

从初访到重访相隔35年。35年对我个人来说刚占了我过去岁月的一半。35年前还是东华一小生，年华正茂，现已饱经风霜，垂垂老矣。当年在美国相识的学者大多也已经登上鬼录，尚在人间而还没退休的真是凤毛麟角了。

尽管这样，旧地重游还是有方便之处。目前当今的一代不少是我相识的老一辈的子弟。他们虽然没有见过我，但从老一辈的口中听到过我，这次相见也就倍加亲切了。至于那些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见面有的甚至含着泪，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他们很多已不相信此生中还会见到我，甚至有人把我早年给他们的通信都交给图书馆作研究资料了。我胖乎乎的形象在他们面前出现时，他们那种惊喜交集之情，反而使我不知所措。

但是当我开始写《掠影》时，我才发觉旧地重游对了解这地方的社会面貌虽然容易入门，但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因为是重游，所以心中总是有个新旧对比，注意力也就被吸引到新旧差别之处。我在出发之前曾写信给在美国的老同学，就说我三十多年没有和美国接触，这样长的时间里美国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很想亲自来看看。变化成了我注意的焦点，也就使我的观察产生了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很严重地影响我对美国社会的理解，有时也许还会本末倒置。

美国在这三十多年里确是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那些没有变的方面有时却更为重要，如果由于眼花缭乱而忘记了这一点，那就会迷惘了。从前后对比着眼就容易只看或多看它的变化，而不见或少见它没有变的一面，这就是我说的旧地重游时容易发生观察上的局限性的原因所在。

为了免于使读者被我的掠影导致错觉，我想不妨先把我在离开美国时在飞机上对同行的朋友们说的话，提前写在这里，开门见山地说一说我这次访美所得的总印象。

我们这次一起去访问美国的人不少是上了年纪的。这些老头身边大多怀有一个“保健匣”，里边装着硝酸甘油一类的药片。这是刻不离身，随时备用的必需品。当我想总结我对当前美国的看法时，也就想到身边这一匣东西了。如果说美国这个社会已经面临崩溃，谁也不易相信。它的生产力还在上升，尽管增长率有时停顿，有时下降。这是事实。所以可以说这个社会表面上是健旺的，说它的健旺是表面的，那是因为它之所以能保持生产力的继续上升，并不是出于解决了它原有的基本矛盾，而是不断采取一套缓和矛盾的措施。这就有点像我们这些老头了，我们的心脏在衰老，随时可以发生使它停止跳动的生理变化。但是有了经验的老头在有一些不正常的感觉时，立刻掏出经常准备着的“保健匣”，把一颗硝酸甘油含在嘴里，闭目养一会儿神，就打回了上帝的请帖。美国这个社会不也就是这样一次一次渡过它越来越频繁的危机么？硝酸甘油据说根治不了心脏病，但能把心肌放松一下，不致一命呜呼。美国这样的社会对付危机的一系列办法，并没解决这种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带病延年，维持着它表面的繁荣。

以他们的失业问题来说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不能消灭这种社会现象，总是有那么6%以上的人拿不到工资。他们对这个失业问题采取的办法就是救济，名目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实质就是由社会上拿出一笔钱来养这批失业的人，把他们的生活压在最低的水平上，只要他们不闹事，就行了。如果到了失业人数太多，要影响社会的稳定时，就像含硝酸甘油一般，采取一些办法，如扩大公共工程，雇用一些劳动力，把失业率压低一些。

我这种看法不妨说是掠影感想，是否符合事实还得从长研究；好在这原是本旅游杂话，不必登大雅之堂，有啥说啥，不避陋俗，作为一家之见可也。

2 颠倒了日夜

要说30年来的变化，作为一个旅行者当然首先会想起旅行的本身。时间还得推早一些说起。我第一次出国是1936年夏天，赶到英国伦敦去上学。当时坐的是海轮，从上海出发到意大利的威尼斯登陆，转坐火车，然后渡英伦海峡到达目的地，一共走了一个月。第二次出国就是上面提到的初访美国。那是在战时，由美国官方安排，可说是海陆空联运。从昆明出发到印度加尔各答是空运。从印度东部到西部的卡拉奇是陆运，坐的是火车。然后坐军用飞机，经非洲，渡大西洋到美国，是空运。我们一路停了好几次，前后走了有两个星期。回程是走海路到印度，是海运，然后再飞昆明。由于要防德国潜艇袭击，我们这条船并不走通常的航线，所以一共走了一个多月。第三次出国是1946年重访英伦。大战已止，我往返都是空中旅行，但是晚上却要落客店过夜。所以从香港起飞，一路停了三次。回程是坐从伦敦到新加坡的直航飞机，一天一晚除加油着陆外不打尖。在新加坡住了几天，另坐飞机到香港。这次访美是全程空运，而且是高速。我们因为怕老年身体吃不消，所以中途在巴黎休息一天；回来时挑了檀香山作为返程起点，不然从北京到华盛顿一天一夜就可直达。今后中美通航后当天到达的旅行将是极普通的了。

旅行讲究速度应当说是合理的，人们从这里到那里到处奔走，一般不是为了要奔走而奔走，总是为了要办些事，在旅行本身能少费些时间可以多办些事，或把事情办得快些，不是很好么？现在就因为有了高速旅行的条件，国际的政治活动才能十分频繁。报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各种国际会议的报道，在电视上天天有外宾访问的镜头，没有喷气式大型高速飞机，这些都是不能想象的。

从工作效率上讲，我当然赞成旅行越快越好，但是说实话，我心里还留恋着海上旅行的日子。那时一上船，心里就踏踏实实的，理直气壮地准备把在船上的那一段时间划出来作为可以自由处理的“外快”。在船上没有生活上杂务要自己处理，有吃有睡，吃得也分外丰富。没有不得不接待的人来打搅，船上都是些不相识的旅客。更重要的是可以和原来的世界隔绝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是多难得的世外桃源！海上固然有些风暴，而我并不晕船，别人吐得好苦，我还是吃得好香。这样过上个把月，身心得到充分休息，上岸精神百倍。

我没有长距离坐火车旅行的经验，最长也不过在车上睡了两晚。火车上当然不如在轮船上。轮船上可以随意走动，可以看书，可以写文章。我在初次出国的旅途上就写完了后来作为毕业论文的那本《江村经济》的初稿。火车上写字是写不成的，看书也伤眼力，所以只有找同座的人聊天，或是打盹。我不大喜欢这样的生活。

飞机的舱内条件和火车车厢相似。现在国际间长距离飞行的飞机设备是相当讲究的。座位、服务等都比高级的软席火车为优越。前几年坐小型飞机旅行，起飞降落会使人耳力暂时失常，现在大型飞机在这方面也大有改进，旅客不致有这类生理上的变化了。这样说来，我为什么还要留恋海上旅行呢？原来高速本身产生了一种新的使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易适应的因素。英文里有个新字叫作jet-lag。jet是指喷气，也就指超音速的喷气式飞机。lag是延滞。两字连起来是指由于飞机的运动与地球本身的运动之间的差距所引起时间上的延滞。在东京海边向东看见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刻，站在我们山东泰山上看日出的人向东望去还是一片漆黑，要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能看到太阳跃离海面。这一个多小时就叫时差。这是出于太阳对地球上不同经度的“时角”在同一时刻上的差别。现在坐在喷气式飞机上环球西航，追赶太阳，飞了一周，“延滞”了日历上的一天，环球东航，顶着太阳，飞了一周，要在日历上多翻过一张。

这样讲来，像是在答复“十万个为什么”，增加一点常识罢了。而坐了这种飞机去旅行，就因为运动速度太快，日历上的“延滞”在生理上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你向西飞行，当天到了美国，你事实上是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晚上从北京起飞，早上到巴黎，其间不是12小时，而是20多个小时。到达美国还是白天，而中国已是晚上。一个人什么时间醒，什么时间睡着，一般是有个由习惯形成的生理规律。这个生理规律固然与日夜的变换相配合，但是却并不决定于日夜的差别。刚到美国那几天，明明是白天，可是我就是老想睡，睁不开眼皮；到了夜里，我却又毫无倦意。那是因为我生理上习惯并没有改变过来。这个后果就出于jet-lag。听说年轻人生理上的适应力强，几天内就又恢复日醒夜睡了；而我们这些有了点年纪的人可就苦了，要好几天的日困夜醒。

我们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就开始活动了，不是茶会、酒会、宴会，就是座谈、会客、家访。这次我们访问有个“学者”的规格，所以很少娱乐活动，看来娱乐和“学者”似乎不太搭得上，所以一般晚上还是要见人会客。只有一次我有个机会出去看美国芭蕾舞剧团演出的《天鹅湖》。谁知道我的眼皮到时就不听指挥了，越是台上表演得精彩，我的一双眼睛越是睁不开。结果还是未终场而不得不自动离座了。在自己讲话时当然不能打盹，听别人说话也不好意思闭眼。一整天，用咖啡提神。美国人又没有午休的习惯，餐桌上还是以谈话为主。这种高效率的社交，加上这jet-lag，真把我整得够呛。从此我对超音速航空旅行视作了畏途。当然，这种留恋于海上的低速慢行的感情不免要挨太顽固的批评，而且飞机成了常用的交通工具后，人们在生理上也许也会适应过来的。至于我们这种老年人还有点保守思想大概情有可原，但不足为训。

3 两个“皇后”的下场

飞机成为一种高速的交通工具，应当说是人类科技发展的重要成就。人们对鲲鹏高翔的羡慕是很早就存在的，但是借用机械的力量使人们能像鸟一样在空中飞行这件事，最早是发生在这个世纪的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开始被用来作为作战的武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才成为重要的运输和交通的工具。而在旅行上，压倒轮船和火车，则是近十年、二十年里的事。

到50年代后期，飞机在美国国际旅行和国内长途旅行，逐渐成为主要工具。70年代初，一年的乘客超过1亿人次。民航机场9000多，有定期航线的民航公司近100家。美国人有事要出国很少去订船票了，一般是坐飞机。可以说，在人们的出国旅行的工具上，飞机基本上已代替了轮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轮船在国际旅行上有过一段黄金时代。有两条出名的豪华的海轮，是那个时代的明珠。它们的船名是“玛丽皇后”和“伊丽莎白皇后”。它们以最高速度和最高级的服务往来在大西洋上，有时也偶然到远东来一次。当它到达香港时，报上都会特予报道。现在这些“皇后”已改业了。听说“玛丽皇后”停在英国某港作为旅游的大饭店，让一些怀古的游客来领受一下昔年的风采。“伊丽莎白皇后”年轻一些，还在海洋上活动，但不是作为交通工具，而成了游览船。它载了游客走码头，到一处停上十天半月，游客们可以上岸游览，然后再到一处，绕着世界的胜地转。前年有一位这个“皇后”的旅客，到北京来见我，还送了我一支刻着船名的金笔。她对这个“皇后”的晚景不免有无穷的联想。

这两个“皇后”的际遇并不表示轮船在海上的威风已经丧尽。飞机取得的只是它在人们旅行工具上的优越地位。至于在货物的运输上，轮船这个老大哥依然比飞机这个后起之秀高过一着。它在速度上固然赶不上飞机，但是在运输成本上却比飞机便宜得多。近三十年来，飞机和汽车的发达，大大地增加了汽油的消耗。汽油的运输，几乎全靠海轮。油船越造越大，大到有些海峡都嫌太浅太狭了。资源的流通还是轮船所霸占的王国，非飞机所敢问鼎的。

在陆上，火车的处境也有点像海上的轮船。从历史上说，这对海陆弟兄最早都是蒸汽机的产物。轮船诞生略早于火车。美国第一次有实际意义的轮船旅行是发生在1807年，第一条铁路是在1828年筑成的。这一对弟兄为美国开拓了新世界的工业化时代，其功不小。以美国的历史尺度看来，它们都已是相当古老的东西了。

但是以火车来说，我40年代初访美国时，它还是国内长途旅行的主要工具。火车站上人头济济，摩肩接踵，是人群最密集的场合。这次去一看，大大地今不如昔了。

我们代表团有一部分人从纽约去纽黑文访问耶鲁大学，然后再从那里去波士顿。这两截路是坐火车旅行的。纽约的火车站当然远没有当年那样的拥挤，但还不算稀稀落落。这是个交通中心，多少还能维持一点像样的门面。但是在纽黑文和波士顿则大不如前了。在纽黑文上车的，除了我们这几个外宾外，只有一群到野外去旅行的中学生。我们坐的是头等车厢，设备已陈旧，哪有当年的富丽堂皇，更出乎我们意料的，这段并不太长的路程，竟然误点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下车时发现我们的车厢停在月台的后面，我这个胖子也不得不跟着别人高高地从车门挡蹬上向下跳跃。这一切都给我以而今安在之感。

火车和轮船相比，处境更为艰苦。它碰到的对手除了飞机之外还有汽车。一般说来，在相距较远的城市之间的交通已由飞机取代，在相距较近的市郊及市镇之间，由于下面即将说到的公路建设的发展，也被汽车所取代了。不但在人的流动上火车处于劣势，在货物的流动上，火车也有大型运货汽车的竞争。大型运货汽车把货物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只要装卸各一次，而火车运输则没有这样送货上门的方便，这又是火车吃亏之处。

当然，飞机在旅行事业上声势很旺盛。新的机场气魄宏伟，设备也在精益求精。比如现代化的机场，是个圆形建筑，外周一圈是停放飞机的出入口。飞机停妥，即有活动的走廊接上舱门，旅客不必像我们现有的机场那样上下飞机都要用舷梯。旅客的行李有传送带自动运入行李室，旅行者看到传送带送来了自己的行李，取下就行，不像我们机场的行李室那样嘈杂混乱。

但是飞机旅行还是有它一时难于克服的弱点。第一是机场离市区距离远，而且似乎越来越远。市民讨厌机场，它是污染都市环境的一个要害。离市区远，下了飞机还得坐好长一程汽车。日本东京的国际机场到市区要走三四个小时。华盛顿和纽约的机场离市区较近些，但也要走好久。所以飞机速度固然快，两头要加上两段坐汽车的时间，总起来也就不一定比直达的汽车或火车为快了。第二是起飞和降落的时间似乎不易搞得很准。原因很复杂。空中航行多少要受人们还不易控制的自然条件的限制，误点还是司空见惯的。

航空旅行的安全目前似乎已不成为一个人们所要担心的问题了。在事故率上和汽车相比，飞机要低得多，多少已近于火车。如果说已经万无一失，那亦未必。我们从底特律去芝加哥的飞机，一起飞就发生引擎故障，斜着机身降落，幸免出事。过了一个星期，就是这一个型号的飞机在从芝加哥去洛杉矶的空中失事，死了二百多人。据说这是美国民用航空史上最大的一次事故。因之，这一型号的飞机全部复检，停止飞行。

值得附带提到的就是当我们的坐机被迫降落时，全机旅客没有一点声音，神态自若，秩序井然。直到安全着地时，才听到有些人在“感谢上帝”。

4 车、油、路的三位一体

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变化无可避免地会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前个世纪之初利用蒸汽力推动机器，发明了轮船和火车，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工业革命。这些是上一代人所经历的大事。内燃机的发明又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它使小型快速的如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成为可能。这些是这个世纪初发生的事。后来被称为汽车大王的福特，在1908年试制成功有效和廉价的汽车，并大量生产——“把美国装上了轮子”。

汽车当然不能算是件新事物了。在美国，现在活着的人很少不是从小就见过它的。但是汽车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那么深入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或者可以这么说，这30年里汽车这种交通工具在美国大为普及，为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我两次访美之间，前后对比，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为什么在这世纪之初已经装上了轮子的美国，要过了半个多世纪才引起美国社会在最近二三十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呢？我看到了美国当前那种像蛛网般覆盖全国的平坦宽阔、四通八达的超级高速公路，才明白了这个道理。陆上行车，不仅要有能转动的轮子和推动轮子转动的能源，而且还要有轮子能在上面转动的路面。路面平硬，车子才能跑得稳、跑得快。所以要汽车跑，就得有汽油和公路。车、油、路是三位一体。美国固然早就有汽车，但是这种布满全国的、规模宏大的高速公路网，却是在第一次大战前开始，到第二次大战后才建成的。70年代初，这种公路已有170万公里，如果并行地横贯这个大陆，可以往返380次。除了高速公路外，还有其他一般的公路一百多万公里。到现在，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还在继续进行。

高速公路是用高级混凝土筑成的，往返都是单行道，好几辆汽车可以同时并行前进，并且设计了称作“苜蓿叶型”的立体交叉点，使得纵横的道路不相交割。汽车上了这样的公路，就碰不到红灯，一直向前开，在你离开高速公路前不用停车。因之可以开足马力，高速前进，每小时80多公里到100公里是通常的速度。这样高速前进中的汽车如果突然煞车，由于惯性，坐在里面的人就会向前倾而发生事故，所以现在美国的汽车里的座位上都有条皮带，把坐客当胸勒住。我最初坐这种车时，对这条引起我被捆之感的皮带颇有反感。但为了安全，我的主人还是说服了我，乖乖地钻进圈套里。这是我的新经验，上一次去美国坐汽车时没有受过这种罪。其实那时已经开始在建筑这种高速公路，只是因为我那时的生活里没有使用这种公路的需要，所以以我本人说还没有这种体会。

美国建造高速公路有一段历史。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厂纷纷关门，机器停止转动，社会上到处是失业的人。岌岌不可终日的形势下，罗斯福被选为总统。他出了个主意，由联邦政府拿出大笔钱来兴办公共工程，建筑这种高速公路就是其中的一项。很多失业的人有工作可做，有工资可拿，这些钱又回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工厂里的出产有了销路，开始生产；于是工厂的烟囱里又冒烟了，经济危机总算渡过。初访美国时我还认为罗斯福的这些被称作“新政”的社会福利政策真了不起，并没有发生过他怎么会挑中建设全国高速公路网作为“新政”的一个重要项目的问题。这次我看到了汽车加上了高速公路，使已经装上了轮子的美国如虎添翼地大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才想起了罗斯福下这只棋子实在是胸中大有文章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这座财神庙里有哼哈二将，就是汽车大王福特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象征着两大企业：汽车和汽油。这两种企业能发展得那么庞大，背后还隐着个搭配，车、油、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这一位却不是什么私人企业而是政府的事业。公路不像铁路。铁路和在铁路上运行的火车，都可以私有。造了公路，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却各有其主。要向这些汽车收费，当然并非做不到，比如现在有些高速公路是按车收养路费的，但是要每辆汽车买了票才上路，就会影响汽车大王的发展了。为了那两大企业的利益，最上算的办法是让联邦政府用国家的税收来建造这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工程。这是谁出的主意，我们不用多问。这主意至少可以说正中了这两大企业的下怀。

在这三位一体中，其实最根本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是公路。公路越长，汽车越多，汽油也消耗得越快。美国在70年代初汽车数目已达到近9000万辆，现在已超过1亿4千多万辆，汽油的消耗也已超过2000亿公升。美国大体上说来平均每家可以分到两辆汽车了。这是这两大企业的物质基础，而支持着这基础的正是这个大造高速公路的联邦政府。这个三位一体很能说明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本质。

5 城乡对流、南北对流

由于有了汽车，通了公路，很多以往住在市里的人搬到郊外去了。他们每天可以开车到机关里办公，到工厂里上工，到学校里教书。下了班，又开车回家。在郊外，花同样的钱可住得舒畅，而且环境清静，污染少。

这是一个大变化。上面说过，上次在美国我没有坐过高速汽车，那是因为我要见的朋友们都住在大学附近。我到学校去上班也是步行去的。如果要去市里买东西，吃中国饭馆，坐地铁或公共汽车就行了。这次在美国就不同了。约我去家里吃饭、叙谈的朋友都住在郊外，他们得用汽车来接我。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有汽车，而且都会开汽车。连九十多岁的老教授赵元任先生，都自己开了汽车来往。他住的房子在山坡上，路很陡，我真替他担心，可是他却并不在乎。

住在郊外确是比住在城市里优越得多。我这次去登门拜访的大多是在大学里当教授的朋友们。他们住的房子，大致都有三四间卧室、一两间起居室、一两间书房、一间厨房、若干间卫生间和汽车房、堆房、小作坊等。这样一幢小楼房里住着夫妇两人和一些未成年的儿女。楼房四周是草地，有些还保留着相当古老的树木。绿荫如盖，杂花满庭，颇像乡村别墅。

这种独门独户别墅式的住宅，一幢幢地分布在每个城市的四周，离市中心大约在半小时快速汽车行程之内，一般要走一段高速公路。这种居住布局在飞机接近机场降低高度时可以从窗里看得很清楚：一小点一小点的住宅布满在城市的周围。有时原来的两个城市，现在被这类住宅区衔接了起来，连成一片。

人口从都市外流，据说是美国近二三十年来的普遍趋势。但是都市人口并没有显著的减少，那是因为有人出去，也有人进来；换了一批住在都市的人。出市的是那些有汽车的人，进市的却大都是没有汽车的人。没有汽车和有汽车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是贫富之别，但是把贫富的界限划在有没有汽车这区别上并不够正确。在美国一辆汽车可以很贵，也可以很便宜。时式的高级汽车要上万元，而第二手的旧货千把块钱也可以买得到。所谓旧货并不是破烂货，凡是用过一年的车就被认为旧货了，有些人要时髦，又想避免维修的费用和麻烦，每年要换当年时式的新车，旧的给拍卖行出卖。中等收入的人家，讲究实用，就可以买这种价贱而物亦不坏的汽车。从收入的总数来计算，不到一个月的工资，按比例说来比我们的自行车还便宜。所以够不上称富裕的普通工人也可以占有一辆到两辆汽车，而且每天所消耗的汽油，在最近涨价之前，比了坐公共汽车还可以便宜些。

没有辆汽车的人当然不能住到郊外去，但有汽车而收入较低的人却并不都能离市。在郊外买个住宅目前大概要5万元，相当于高级教授和技术工人的一年工资。当然，买房子的人不必一下交这样一笔现款，可以先付一部分，比如说两万元，然后每年付几千元，多少年付清，利息加在总数里。换句话说，有房产公司做这种分期付款的买卖，买房子的人在一定期间是这公司的债户。这种吃利息的债主有房屋作抵押，没有多大风险。而且买房子的债务，还可由政府向银行保险，据说这是为了便利老百姓，解决住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支持建筑企业的一项政府措施。由于这种种办法，一般中上人家也有条件到郊外去住。

谁来接替这些离市的人呢？这里要讲一下这30年来另一方面的变化了。这个变化发生在农村里。由于最近几十年来农业技术的改进，大量采用了机械耕种，同样一块土地，农业生产上所需的人力大大减少了。在30年代，美国一个农民可以生产10个人所需要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和纤维；70年代初提高了4.5倍，到目前已到了6到7倍，就是说一个农民可以供给60到70人的需要。所以美国农业人口已大大减少，到1978年全国农村人口不到900万人，总人口的1/20都不到。原来住在农村里的人很多已进入都市了。

美国人口在这二三十年里发生了相当大规模的城乡对流。这里所说的“乡”指的不只是农村，也包括郊外的住宅区和5万人以下的小镇。

过去美国和我们中国一样把乡字、土字都看成是贬词，比如“乡巴佬”“土头土脑”，总是表示文化低，生活穷苦，和“城里人”相对而言的。高贵、时髦、斯文、漂亮这些形容词都用在市民身上。现在的美国却正在反转过来，至少现在的“城里人”没有过去那样体面了。

人口流动里还有一种很显著的倾向是南北的对流。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地理上说是由东及西，由北及南。东北部开发最早，所以地位也最高，西南部靠近拉丁美洲的一带多少有点蛮荒之区的意味。东北的新英伦是人文荟集之区，美国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就是麻省康桥的哈佛大学。至今这地区大学林立，也是我们这次访问的中心。芝加哥大学崛起于美国中部是第一次大战之后的事，西部海岸加州大学问鼎中原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而南方的得克萨斯大学直到70年代才不甘落后，以太阳光和高薪为诱力，吸引大批学者，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学术的盛衰表示着社会经济的起伏。第二次大战之后，飞机、电子和太空工业的中心是在南方，因而改变了南北的差距。

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型工业，和早年工业革命初期兴起的工业不同的地方是前者依靠技术和科学，后者依靠机器和人力。所以这些在南方兴起的新型工业要吸收的是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工人，一般说来是社会的中上层，而不是文化较差、从农村里出来不久的非技术工人。新型工业引起大批社会中上层的人由北向南的流动，同时却由于南部社会经济的发达，农业技术的改进，送出了大批多余的劳动力，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少数民族，他们正在由南向北地流动。美国西南部墨西哥边界那边流入的拉丁美洲人和从西印度群岛美国属地上流入的波多黎各人，大量地集中在东北部的大城市里。以纽约一市说，波多黎各人多到100万，他们到处用他们的乡音说话，所以有人夸大地说，不久纽约要成为西班牙语的殖民地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下面谈到民族问题时再细说。

城乡对流、南北对流的结果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我在这次访美之前也听说过纽约市财政已濒临破产，乞求联邦政府挽救。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这次亲自到了这地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市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居民的所得税分成。一个都市如果收入高的人多走了，进来了大批需要救济的人，这个地方的政府就容易入不敷出了。不仅纽约如此。我去美国钢都匹兹堡访问，从平坦的高速公路上下来进入市区，水泥大路上坎坎洼洼的，车子颠簸得厉害。对照着宏壮的高速公路，市区道路未免有点寒怆了。

6 地铁和“涂抹”

我这次访美多少算是个“上宾”。当了上宾接触面就有了限制，整天忙着“学者派头的交流”，看到的不是学者教授，就是社会名流。我这个人生性不习惯这种儒林风雅，总是想到社会下层访问访问。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里讲演完毕，向我相熟的一位人类学教授提出了个要求，至少得带我去坐一趟地铁。他欣然从命。

30多年前我在这个大学里工作过一个月，其时住在纽约的一个名叫科罗纳的意大利移民住宅区里，每天坐地铁来上班。虽则时间上相隔已久，对这段地铁记忆中还留着些印象。

我们一进地铁站，那位朋友就掏出两枚5角的钱币按进自动化的售票机里。我一怔，好贵！因为我记得当时坐地铁只要花一个镍币，值5分钱，就可以进站，要到哪里去都行。30年中票价涨了十倍。我口边流露了一个字“货币贬值”。我的朋友一听，先是点了一下头，接着又补充了一段话：过去5分钱票价是因为当时有市政府补贴，后来补贴取消了，票价就涨了。当然，票价不断上涨，确是出于通货膨胀，但是用地铁票价来衡量这30年的货币贬值率却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当然，这些年来美国的货币贬值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还没有到恶性膨胀的地步，每年据说还能控制在一位数字之内，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两位数字。不论怎样，他们一面让物价涨，一面跟着调整工资。除了少数几种行业由于工会的势力强，工资得按物价指数上涨外，一般是工资在后面赶物价，中间总是存在着一个弥补不了的距离。这距离的存在给老板们一个剥削雇员的机会。这些对资本家有利而对拿固定工资和靠储蓄生活的人来说是倒霉的事，似乎都是没有多大办法予以制止和消灭的。

我的朋友看我在买票机前发呆还以为我对这自动化设备发生兴趣，就催促我快走，因而也打断了我们对货币贬值的讨论。

我进入车厢，举目一看，使我吃惊的是四壁都涂满了横七竖八的用油漆写的人名和数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朋友向我解释说，这叫graffitti。请原谅我在这里用原文，因为我一时实在翻译不出来。他说，大约是在1965年有个青年名叫Taki的，在地铁车厢里用斗大的字签上他的名，并在名后写上138这个数目，据说是他家的门牌号码。谁也不明白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表示什么意思。说也奇怪，像一阵风似的，在车站墙上、车厢壁上、厕所里以及许多公共场所，到处有人学样，签名画押，写门牌。起初管理地铁的卫生员还忙着擦刷，后来发展成油漆涂写，也就擦不胜擦，索性听之任之。一过14年，把个地铁搞得乌七八糟，对我这样旧地重游的人觉得新奇难解，对于天天坐地铁的人却已熟视无睹了。

这种涂名抹号的graffitti，使我想起了我们自己国内名胜古迹到处也常见的“某某到此一游”的留念笔迹，甚至怕人擦掉，磨灭了游者永垂不朽的愿望，用刀刻在墙壁上、古木上、竹子上。回国后，我把这些新奇事儿讲给一位老朋友听，他为我找出了个有根有据的出典，说是在晚唐有个名叫薛逢的诗人，看不惯那些到处题诗签名的自名风雅之士，称他们作“东涂西抹手”，所以他建议graffitti不妨译作“涂抹”。他还说，唐代在驿亭和寺馆题诗成了风气，而所题的诗大多不堪卒读，搞得亭馆主人大伤脑筋，后来想出了个办法，专门备有一块木板，雅其名曰诗版，看到有些客人手痒了，立刻呈上请他挥毫发泄，等他走后，擦不掉的用刀刮掉。他说此法可供美国地铁卫生员参考。

我记下他的建议，但是我认为美国青年人的涂名抹号，和我们当代留名胜迹及唐代的题诗抒情所要发泄的情绪，可能毫无相同之处。graffitti在我看来多少是在发泄鲁智深的那股憋不住的“鸟气”，来自对那宏伟的高速公路所象征的新社会和它所带来的社会两极化的反抗。这种情绪在现在美国的社会制度下是洗刷不清的。

我在这掠影中记下我在地铁里所见到的涂抹是出于好奇之感。至于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究竟是什么，那是可以议论的。我并没有深入调查，只能把我的直觉的感想作为杂话谈出来。杂话有如漫画，在关键处夸张一些也是允许的吧。

7 家务机械化

我从地铁里出来，又坐进汽车，捆住身子，走上高速公路，到了我朋友的家里。这种人家的外貌我上面已经讲过，现在可以讲讲这些人家的生活了。

我这位朋友是个快要退休的教授，年纪和我差不多。因为这几年有些大学把退休年龄推迟了，他才算没有被打入冷宫。一般说来，在美国，人老了，一退休，在社会上就失去了地位，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所以我称之为被打入冷宫。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儿女们也都已成人。在美国成年的儿女劳燕分飞，除了“母亲日”很少还想到父母。即使感情好，又住得近，往来勤一些，也是走亲戚的意思。我还没有听说过美国人闹婆媳纠纷，因为她们根本不在一起住，闹不上。

我这位朋友的家里只有老夫妇两人，都有工作，各人一辆汽车，白天各走各的路。我们到家时女主人不在家，家里没有人。汽车开到楼下底层的车房前，突然车房门自动打开了。原来车内装有遥控设备，我没有注意主人怎样动了一下，车门就自动打开了。我们进了车房才下车，闭门上楼。

为了我说要看看他们的生活实况，所以我的朋友就让我到厨房里参观家务机械化。这应当说是一件大事，至少对我来说，意义特大，因为这些年来我身体力行，对家务之累，大有体会。我们为了吃饱肚子一天到晚要花多少时间，从排队买菜起，一直到洗碗添煤，忙得团团转。到了星期天，根本谈不上休息，搞卫生，洗大件。我有时插不上手，但是看着老伴、孩子那样劳动，心里也过意不去。我常说，如要落实5/6，必须从家务机械化着手，只有这样才能把干部从生活七件事里解放出来，把劳力和精神用到工作和生产上去。要讲现代化，这是重要的一条。

到了厨房里，我的朋友打开冰箱，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盆盆已经准备好就可以下锅的鱼肉鸡鸭这类东西。他先倒了两杯橘子汁。我们坐下，他问我是否要学习一下美国式的厨房操作。他指导我在壁架上取下两个罐头，放在锅里一热，倒出来是一盆鲜红柿奶油汤。把鸡蛋打在捣搅器里，又从冰箱里取出新鲜的猪肉，塞在绞肉机里，开动电钮，肉心蛋饺的原料都已齐备，只要在平锅上一煎，加上作料，就可上桌。再从冰箱里端出一盘沙拉和一盘生菜。加上几片面包，不到10分钟，一顿丰富的午餐已经做好。我们一边吃，一边谈，那么轻松愉快，家务显然已不再是麻烦人的负担了。

喝过咖啡，他就给我表演洗衣机。只要把脏衣放入机箱，加上洗衣粉，关上盖，开动机器，你就可以袖手旁观，它会自动把洗干净的衣服送进干燥箱，你只要打开干燥箱，取出就可上身的衣服来好了。像衬衫、短裤、睡衣、袜子等小件，几分钟就解决了。至于大件如何处理我没有看见。总之，不需要人工在搓板上横搓竖搓地折腾了。而且由于衣服原料的改变，一般也用不到人工烫熨。洗衣机的广泛普及，使得许多过去搞洗衣为业的华侨不得不改行了。

我们从厨房走到客厅，地面上全是长绒地毯。弄脏了怎么办呢？我的朋友就端出吸尘器来，一面表演给我看，一面解释说，美国就是人工贵，要请个人来帮着做些事都得花钱。那些有小孩的人家，父母有约会要出门，请个邻居的小姑娘在家里照顾一下孩子，都得按时付酬。最麻烦的是水管坏了，汽车出了障碍，要请人来修理一下，从他离家时算起都要按钟点给工资，修一次管子和汽车要花百元以上。他笑着说，如果天天有活干，一个修理工一个月的收入，比他当教授的还多。他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生活在这个机械化了的环境里必须学会一些基本功，能自己动手，才能应付得了。

他说着把我引到了楼下的一间“小作坊”里去，这里木工、铁工、电工的各种工具一应俱全。推门出去，他指着正在修筑的一个花坛，告诉我说这是他最近动工的建设计划。美国知识分子喜欢动手搞体力劳动，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初访美国时已经注意到，回国后还写过一篇文章，提倡“积铁”那种儿童玩具，因为我当时认为他们这种喜欢工艺的习惯是出于儿童时期的培育。这种看法并不错，我那位朋友自己和他的儿女们都是在这种“小作坊”里长大的，许多机械原理就是在玩具的实践里理解的。现在还可以说，美国人工贵也是养成自己动手这种习惯的一个原因。

我们一讲到机械化，脑筋里想到的总是些机器。没有机器当然说不上机械化，但是机器是要人去使用的，这个道理却不大注意。比如说，我们讲农业机械化总是用有多少拖拉机来表示，而我们究竟培养了多少在使用拖拉机的人，有多少拖拉机真的有人在使用，使用的效果怎样，关于这些在我看到的一些报告里，就不大提到的了。

家务机械化也是这样，我很羡慕我这位美国朋友有这么多听他使唤的机器，他不会陷入家务劳动中而心烦意乱，相反的，他还有那种兴致把修建花坛的劳动作为乐在其中的享受。但是再想一想，如果真的我一下也置身在这样一个机械化的环境里，我能像我朋友一样生活得那样自如么？一旦这些机器造起反来，不听我使唤，我又怎样办呢？铁牛不一定比黄牛强，黄牛不听使唤可以轰它、打它，死了还可以吃它的肉；铁牛抛起锚来，不懂得修理，求它也不抵事。看来光是羡慕人家有机器使唤是不够的，还得练出一套会驾驭这些机器的本领，才谈得上改变我们这种被家务所困的现状。

8 殷实之家

汽车和公路的大发展，改变了美国的城乡面貌，出现了我三十多年前没有见过的新型的郊外住宅区。在这种住宅区里生活的主要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我没有接触过美国的百万富翁，这种富翁据说有30万左右，他们怎样生活我不清楚。我这次访问中也没有机会去接触所谓贫困线以下的人家。我在上面说过，在地铁里也许曾和他们坐在一个车厢里过，但不认识他们，也没有和他们交谈过。

所谓贫困线，是由美国官方规定的。70年代初期，凡四口之家每年收入不超过3130元的称为贫困户，国家给予特别照顾，是一些福利计划的受益者。由于通货膨胀，规定的收入标准随着上升，现在已到6191元。大体上说来，这种福利计划受益者占美国家庭的1/6。

上述两端之间的所谓中产阶级，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在70年代初，他们每人平均的年收入（包括小孩及不工作的人在内）约2000元，四口之家约8000元，是贫困户的两倍以上。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现在的平均收入当在1.5万元以上。大学教授平均年收入在1967年约1.7万元，1978年约3万元。比上述平均收入高出一倍以上。大学教授的收入和技术工人的收入相近，有些行业的技工，如管子工，就比大学教授收入多些；也有些行业低些。但都在上述平均收入的一倍上下。这些人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也就是住在我上面所说的郊外住宅区里的人物。

这些中上人家的生活，如我上面所描绘的那个轮廓，在物质生活上虽说不上豪华，也称得起殷实之家了。看来颐和园里展出的慈禧的寝室，和这些人家一比，还是相形见绌的。我看了我这位朋友家里的生活之后，总想知道一下他们的家计。所以我坐下来就和他的夫人谈起家常来了。她说，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纳税，所得税跟着收入增加税率，工资提高了，有时实惠不大。像她丈夫那样一年2.5万元工资的教授要交35%的税。她自己是个讲师，1.5万元。双职工的税率特别高。总的说来，各种税合在一起，占了收入的40%。4万元的收入就去了1.6万元。房子是前几年买的，分期付款，第一次付了1/4，以后每月付600元，一年是7200元。汽车两辆，光是保险费，一年就要500元，汽油和维修约1500元。吃是比较便宜的，每月他们两口300元就够了，但不包括吃馆子，一年2600元。这位夫人年龄也近六十，不讲究时髦，全家衣服一年1000元。

我扳着手指算，有点乱了。那位女主人就递给我一只小小的采购时用的随身携带的电子计算机，我就一项一项地加起来，一看已近3万。她还在接着说，美国税高保险多。汽车要保险，房子要保险，人的健康、寿命都要保险。不保险，一出事就会倾家荡产，无依无靠。单说健康保险吧，保了险，生病时的医疗费用可以由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用之高是惊人的，住院费一天要100多元，医生来查一次病房就要向每个病人收几十元，医疗药物另外。反正普通人如果不保险，生一场比较严重的病，即使病治好了，也成了个穷措大了。保险就得按期交费，我刚要问女主人总共多少保险费，她就说大约共占收入的12%左右，一年约4800元。然后她把话转到她孩子的教育费上去了。

她说，像她这样年纪，原本可以不必出去工作了，就为了她的小儿子在医学院还没有毕业，她还得熬上两年才退休。在美国，当医生是收入比较高的职业，一般靠工资生活的中产阶级都有把孩子培养成个医生的愿望。但是学医年份长，普通的大学是四年，医学院要七八年。美国大学收费按科不同，医科最贵。比较有名的医学院，单是学费一年就要七八千到一万元。

我听到这里也不想再把这家计调查继续算下去了，因为计算机上的数字已经快超过4万元了。我插了一句话，“按你这样说来，你怎么买得起家里这样的陈设呢？你们一家收入要维持日常门面也够紧的了，不是么？”

女主人一点不紧张，她笑了笑说，“瞧你这样性急。我们先吃了饭，我带你去看看超级市场和大型折扣商店，你就明白了。”我想我这个问题和这些新型市场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袋里的钱都快花完时，去市场去干啥呢？但是主人既然这样说，我也只好从命了。

9 新型市场

下午我就和我朋友夫妇两人驱车去参观新型市场。

我这次访美在生活上是很特殊的，那就是衣食住行一切都不必自己操心，按主人安排好的办事，除了有时候要我自己在账单上签个字之外，完全不接触财务，身边根本就不用带钱包。因此，我对美国的商场、商店几乎不发生关系。最后到旧金山，我想回国后总得给人送一些纪念品，所以自己上街去找百货商店。三十多年前，我要买日常用品时总是上那种联号商店，也叫10分钱商店，因为在这种商店里都是价钱便宜的东西，1角钱就可以买上一件东西。有名的联号商店名叫伍尔沃思，那时每条比较大的街道上就有这家商店的分店。我按老皇历办事，还是想去找伍尔沃思。在旧金山市中心区打听了好几次，才找到。据说这种联号商店已经快被淘汰完了，代替它的是在郊区发展起来的新型市场。

想一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郊外新型住宅区的扩大，具有较大购买力的中上层住户自应有为它们服务的市场。这种市场不能离开这种住宅区太远，而且它的规模和设备也必须适应这些住户的特点。

首先这些顾客都是以汽车代步的，所以这种市场四周必须有宽阔的广场以供停车之用。在郊外土地较多，没有必要像市中心那样建筑高楼大厦，所以这种郊外的新型市场一般是宽敞的平房，至多是加一层楼，可以在自动扶梯上升降。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这里所说的新型市场，包括美国话里用两个名词来指的两种市场：一是他们称作“超级市场”，大体相当于我们的副食品商店或菜市，规模则大得多；一是所谓“折扣商店”，供应日用百货，它的特点是价廉，通行市价上打个折扣。它的商品价钱较低，是因为它已全部电子化，节省大量人员，管理费少，得以标榜打折扣来吸引买客，扩大销售额，谋取利润。

我们到了一个新型市场的广场上，广场上一行行停满了汽车。可以说场内有多少家顾客，场上就有多少辆汽车。没有汽车的人本来就不可能到这地方来买东西的。我们一进门，女主人就把事先已准备好的购货清单递给坐在柜台里的服务员。服务员一边看着清单，两手就在座前的一个带着荧光屏的打字机上打字。这是一个电子计算机的终端显像部分。她稍等一下，荧光屏上出现了一行行字号。她就向女主人点了点头，给她一个号目领货证。女主人告诉我，这个服务员通过电子计算机已经知道她所要的东西，仓库里都有，等她到交货部去领取了。

在领取货物之前，我的朋友就带我去参观这个市场。我在他家里看到的东西，这里可以说全有。换一句话说，要布置一个像我朋友那样的家，你可以把清单写下，一次在这里配备齐全。厨房里的各种机器，甚至整个卧室、客厅里的床铺、被褥、沙发、地毯等，这里应有尽有。光是缝衣机就有多少种，有一种还能绣花。我突然想到，这里大有学问，我们的外贸部同志应当在这里考察考察，了解了解美国的消费者究竟要买些什么样的东西。有许多东西，在我们国内至多值几毛钱，在这里却标价十多元。我们必须改变“闭门造车”为“开门学样”才是。

我们走累了，就在陈列家具那部分挑了个椅子坐下。我就想起四川的竹椅和藤榻来了，如果在形式上改一下适合于美国人的胃口，这里的这些东西哪个能和我们相比。这种市场一打开，四川的农民的收入不是可以大大提高么？我想得出神，坐着发呆。女主人看了看表，催我快同她一起去领货。“你还是去研究研究怎样领货吧。”

到了领货部门，给服务员看了领货证，她把已经包装好的东西递给女主人。我觉得有点奇怪，包里的东西总得打开来看一看才放心。女主人明白我的疑虑，补了一句，“不用。”原来货物都是标准化的，保质保量，这是工厂的信用，可以信得过的，坏了信用，资本家受不了。至于你要什么式样，什么规格，什么颜色，早就在购货清单上写明，电子计算机也可以保证不会在传达、选货中发生错误。

我看我的朋友拿了货却不交钱，只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叠塑料卡片，挑了一张给服务员。女主人告诉我，这是信用卡。那个服务员又在一架电子计算机上琢磨了一番，向我的女主人点点头，不到一分钟，手续完毕，我们提了包包向外走了。

在路上，女主人把信用卡的奥妙讲给我听。她说只要你有固定的职业，也就是有固定的收入，你就可以向你经常购买东西的商店登记，它就给你一张信用卡。这就是你在这商店里立了个户头，并把你的银行户头告诉它。凭这个信用卡，你就不必付现款了。商店会和你的银行结账，你就可以省很多事。我一听，这倒不新奇，新中国成立前我在清华教书，北京城里的稻香村就按我们电话通知送货上门，逢节算账。

再讲下去，那就和我的老经验不同了。信用卡不仅可以赊货，或者说直接由银行代为付款，而且还可以向商店搞分期信贷，只要你银行里的存款有保证，就可以拖长欠账的时期，分期慢慢拨清。用我们老话来说，买客是“寅吃卯粮”，商店是“放债盘剥”，但用现代名词来说却是预支购买力，扩大消费，刺激生产。

我们从小的教育是宁愿饿肚子也不要欠人债。这是一条教训，得自封建剥削制度下高利贷肆虐，把人搞得家破人亡的惨痛经验。资本主义的经济出现了所谓分期付款这种名堂，人们却把它看作是促进生产、提高生活的一项妙诀。它是否如此，还有待今后的历史来评说。但是已经明白的，就是在美国，包括房屋抵押贷款、购物分期付款信贷等私人债务，今年3月底止，全国已超过1万2千多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积欠的债款已达5500美元。这个数目据说已相当于人们可供开支的收入（即纳税后的收入）的80%以上。欠债是要付利息的。美国资本家放的债，利息固然不像封建高利贷者那样重，但是债越滚越大，利息总有一天会积累到使人们不能继续这样放手消费的程度。到那时不是会走到刺激生产的反面去了么？这笔账让经济学家去计算吧。

我在这里要解决的还是上一节里留下来的问题：一个中上层的人家收支尽管相当紧，而生活设备为什么还能这样阔绰的问题。如果我上面所记下的观察和实际相差不太远的话，住在郊外新型住宅区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是这些新型市场的债户。这个所谓“信用”的纽带把他们牢牢地绑上了这个近二十年里出现的“巨灵”。这些殷实其表、亏空其实的人家已成了这“巨灵”王国的俘虏了。

10 能源危机

汽车、石油、公路是三位一体，也许可以说是美国当前维持着它社会新面貌的基本三角。上面我已讲了许多关于汽车加上公路所引起的社会变化，而这种社会的高速活动一刻不能离开石油。没有石油，一切都要停顿。

美国人从这个世纪初年就有汽车，二十多年来似乎没有人认真想到过如果没有了汽油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早年如果有人提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人会说他杞人忧天或故意耸人听闻。但是时到如今，这已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我们离美前这个星期里，硬是亲眼看见加油站前排着几里路长的汽车队伍，标志着美国能源危机开始的信号。

美国这2.4亿辆汽车耗油量之大实在是惊人的。它所消费的石油总量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一年达9亿吨。而且说来也确实不太公道，他们占全世界1/20的人口竟消耗了世界石油消费量的1/3。当然他们消耗的石油并不都是用在开动汽车的，但是最大的部分还是花在这一项上。单以消耗在汽车上的石油来说，其中用来作旅游、娱乐之用的却又占了很大的部分，有些人说要占一半，那未免夸张了一些。但是周末开了车一家人去海滨、名胜远游一番则是极普通的事。过去在美国很少人把汽油的消费看成是一项负担。

美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石油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年产4.6亿吨。但是像它这样的挥霍，资源再多也满足不了要求。自己国家生产的石油不够用，就得向别的国家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石油是靠从国外输入的。从数字上看，美国人只要少开些汽车出去寻欢作乐，他们自己国产的汽油是足够使他们正常的活动运转自如的。但是尽管当家的能源部长口口声声地提倡节约用油，还是挡不住能源危机的发生。

这次能源危机的直接原因，据说是因为伊朗发生政变，一度中断了石油出口，使美国每天少进了几十万桶石油。这个数量原本也不难从其他产油国家补足，至多再动用一些库存也就过得去的。但石油危机却正是石油老板发财的好机会，他们怎肯放过。一闹石油供应少了，油价就可以高抬，大家再一抢购，大叠钞票就从消费者手上流入大老板袋里，储存的油转眼之间就能换得几倍的钱，何乐而不为呢？倒霉的还不是离了汽车寸步难行的住在郊外的这些住户吗？

我们到达加州洛杉矶的第二天，该州开始实行单双制供应汽油。所谓单双制，就是凡是汽车牌号最后一字是单数就只能在单数的日子去购油，是双数就只能在双数的日子去购油。如果你的汽车牌号最后一字是单数，1、3、5等，这个月的1日那天排不上号，买不到油，就得等到3日去，那天有事不能去排队，那就得再等两天到5日去。这一下可把很多住在郊外的人急坏了。脾气大、性急的人也有竟动手伤人，闹起事来。报纸上、电视屏上，有了新题目，这几天可真热闹。

这次能源危机究竟怎样渡过我还不知道，我猜想大老板赚够了钱还是要收敛的，还是要用“硝酸甘油”使这个危机停下来的。我们也不值得为此而大惊小怪。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次能源危机所发出的信号。这信号暴露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结构是建筑在一个日益枯竭的基础上的。它这种无计划的高生产和高消费，把人和自然的生态平衡给冲破了。毫无顾忌地消耗自然资源，固然可以显赫一时，但是自然的报复已经出现。资源的消竭，环境的污染，使这种社会正在走向繁荣富裕的反面。

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科技知识的飞跃发展使人类具备了空前巨大的制服自然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在被用来做什么呢？谁掌握着和使用着这股力量呢？这股力量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为人类造祸。是祸是福显然不是决定于科技的本身，而是决定于谁掌握科技所给人的这种力量。对这种日益在增长中的力量发生畏惧和反感是开倒车，是没有出息的；但是听任这种力量被少数人用来把人类引向毁灭自己的道路也是不负责的、不应该的。

我自知多年和美国这样的世界隔绝，很多情况不了解，对许多问题没有研究，当然不具备发言权，但正因为这些，我想我有发问的责任。我问过几位有交情的朋友，他们对美国的前途怎样想法。有的很老实地对我说：我们这里对个人的前途想得多。像我们这些年老快退休的人，就得细细考虑退休之后怎么办。年轻一些的为买所住宅，争个收入较多、地位较高的工作岗位，煞费心计，好像是在定有谱法的棋盘上走棋，看不到棋盘之外的局面，很少去想那些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越南战争时，我们是有许多人把越南战争打下去会发生什么结果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的，因为这个问题牵连到自己的前途。越南战争一停，大家就唯恐不把这件倒霉的事忘得干净，有谁还在把这件事作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来研究呢？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没有人想，但是想了又怎样呢？写文章，有哪个报纸和杂志会发表？写书，谁替你出版？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除了那些传道说教的骗子外，对美国社会在向何处去的问题，还很少被作为现实的严肃的科学问题来对待的。

这些朋友所说的这种态度究竟有多大代表性，我无法答复。但是为当前变化很急速的美国社会作出全面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的学者，目前似乎还是不多的。

11 电子系统

细心的读者看到这里会发现我上面所说的话里有个问题没有说清楚。我把在对比两次访美中所见到的变化联系到了汽车和公路的发展。这样联系起来确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现象：没有汽车的普及，没有高速公路的扩张，当然不会有大批原来住在都市的殷实人家搬到郊外去住，也就不会有现在郊外的那种新型住宅区和新型市场等那一套代表美国社会新面貌的新事物出现了。但是我也已说过，汽车和高速公路，以美国历史尺度来说原是些上一辈就早已有之的老东西了。这些老东西为什么会在近十年中突然发挥了这样大的作用，引起了这样大的变化的呢？

按这个问题寻根究底地追查一下，原来在我所掠得的浮光下面确有个表面上看不大见的新东西在起作用。这个新东西就是用电子传递消息来进行管理的自动控制系统，简称之为电子系统。有了它，前人无法控制的许多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纳入受人们管理的范围之内，听人使唤了。我在上面所讲到的飞机场、公路网、新型市场等都是受到电子系统管理的。如果没有这个系统控制着它们的活动，满天飞的飞机、满街跑的汽车都会成为玩儿命的东西了。

任何到美国访问过的人不会不承认它是个高速度、高效率的社会。高速度是指人和物活动得快，高效率是指事务完成得快。许多高速度活动着的人和物要能高效率地完成一项牵涉到很多人和物的集体事务，必须要把无数的活动密切组织起来。活动的速度越高，牵涉的人和物越多越广，组织工作也就越复杂。美国的飞机场上不断地有飞机起落，成千上万的旅客，出出进进，上上下下。这样复杂的集体活动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果我们闭目想一想，真是不简单。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局面，怎么会这样容易指挥的呢？

控制着整个飞机场上一切活动的中心枢纽，一般旅客是看不到的。控制这样复杂的集体活动单凭人的脑力是做不到的。这里有着个电子系统即所谓电脑，帮助人脑在指挥。让我举一件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明。我和代表团里的另一位同志去访问匹兹堡大学。我们约定分别活动之后同班飞机回纽约。飞机票是早就订好的，但飞机里的座位却要在上机前到入口处安排。那天我早到，已领了座号，我的朋友比我迟到了10分钟，去领座号时，向服务员说，我们两人希望坐在一起。这位服务员听着，随手在手边的电子系统终极打字盘上发出一些信号，盘后的荧光屏上出现了答复，她把我的座号收回，另外给了我们两个相连的座号。整个手续不到一分钟，不用吵嘴，不用生气，服务员微笑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并不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君子国”，而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利用电子系统进行管理的机场。通过这个电子系统，服务员瞬息之间掌握了飞机上还有哪些连号的空位，她很容易作出安排，适应了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并不是这些服务员本领大，而是她们有电脑帮助，所以她们效率高，事情办得迅速利落。她们的服务态度也就容易受人欢迎了。

我们看到的飞机场其实不过是美国整个大社会的缩影。高速活动的无数可变因素组织配合起来完成多项关联的任务，是当前像美国那样现代社会的特点。由于电子系统的精益求精，人们活动的速度和工作的效率都不断提高，而且把越来越多的人组织进了相互配合的关系中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这种现代的大社会和人类早期的简单社会一对比，它的特点就更容易明白了。

我早年是学社会人类学的。社会人类学是从研究简单社会起家的。早期的社会人类学家，像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那样，长期在孤立的、很少和外界接触的海岛上，和当地居民一起生活，调查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当时这些岛民多少还生活于类似我们传说中的“桃花源”，与世隔绝，自给自足，聚族而居，人数不过几百几千人，形成一个集体生活的单位。这些人朝夕相处，人人相识，闭了眼都能以足音辨人。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用钟表计时。一年四季：春播、夏耨、秋收、冬藏，周而复始。男女老少，按性别、年龄，各有所务，不用临时商量决定。是非善恶，有规可循。在这种社会里，人和物、人和人的关系都可以靠传统的习惯俗尚来配合，世世代代这样绵续下去，千百年如一日。它是一个静止的乡土社会。

这种接近于与世隔绝的乡土社会在当前的世界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看来这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现在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正在被吸进一个息息相关、彼此牵连的大网之中，形成了一个大社会。上面所说的美国的机场正是这个大社会的一角。这里每个人、每架飞机不是靠各自的习惯来活动的，他们是按着预先的约定来行动的。他们相互约定的办法，又可以按照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而调整。所以不是刻板的、静止的，而是可以不断改变的，是个所谓“动态的”系统。这个系统里如果各因素的活动速度加高，相互间约定和调整的组织活动也会更复杂，而且要进行得及时，以致到一个程度，单靠人的脑子就不够了。人的脑子记不住这么多在不断高速活动和变化着的因素，更来不及照顾到它们之间的牵扯和影响，结果就会控制不了，管理不好，事故频繁，效率低落，甚至搞不下去。自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推广，人脑的限制才被突破。可变因素尽管多，变化尽管快，相互牵扯和影响尽管复杂，一到这电脑里都可以极迅速地处理得井井有条。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人对复杂活动的控制和管理了。美国当前这样的现代化大社会才有出现的可能。

12 斗智的世界

也许应当先说明一下，谈到了美国当前社会的变化，无可避免地要提到这10年来飞跃发展中的电子技术，而我对这项技术却又一窍不通。作为一个现代科技的文盲，我确是十分苦恼。不谈，等于画龙不点睛；谈，又会是瞎子摸象。无可奈何，只能有啥说啥，作为杂话，想亦无妨。

电子技术大量和普遍地应用到组织管理上去提高效率据说是出于科技研究工作本身的需要。还在1957年，美国发现苏联在太空航行上领了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大问题，于是下了个决心，在这方面一定要赶上和超过苏联，提出了研制月球登陆规划的任务。他们认真地把我们嫦娥奔月的神话变成事实，而且不像我们那样忍心让嫦娥一去不返，一辈子在广寒宫里过着寂寞的生活，他们把人送上月球之后，还要接回到地球上来。这个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有成千上万的具体的科技问题要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嫦娥”就会飞不到月球，飞到了也会回不来。而且各个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一环扣住一环，设计时要面面顾到。比如，“嫦娥”本身有多重，住多少天，要准备多少什么样的营养食品，这些是决定登月卫星的重量的一部分因素。卫星有多重，送它上天的火箭就得有多大。凡此种种都是相互联系的可变因素。某一因素稍稍有一点变动，其他因素也跟着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动，而每个因素都要经过实验才能找到它变动的规律，在分别研究有关各因素的问题时必须联系到其他因素的研究成果。因之这样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本身，发生了极端复杂的互通情报、密切协调的需要。这种全面的管理工作绝不能单靠人脑来进行。在进行研究的实践中充分利用了电子通讯系统，并且发展了不断配合和协调经常处于变动状态的众多因素的活动的系统工程学。美国月球登陆计划的完成和实现，不仅标志了美国太空航行赶上了苏联，而且在科技研究的方法上、组织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这门新学科很快被应用到其他生产过程，大大促进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力，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电子计算机成了个活宝。在许多科技水平不高的群众，只看到各大商店、旅馆、机场、车站的服务员在打字盘上按信号，在荧光屏上看答案，迅速地解决服务上的问题，不免有点好奇，扩散着夸张的形容，说什么出现了神奇的“机器人”，电脑代替了人脑等。这些当然是言过其实，但是我们也决不应轻视这个新工具。它确是现代生产过程中不能缺少的工具。它并不是为制造哪一种特定产品之用的工具，而是一切复杂的生产过程、管理系统里都需要的工具。控制一个宏大的飞机场需要它，控制一个自动找目标的导弹需要它。它到处在帮助人脑进行配合、调整人的活动和物的活动，使高速度、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成为可能。

有人把一个国家拥有电子计算机的质量和数量来衡量它的国力。现在美国当权的政治家中有人对美苏争霸的形势抱着有恃无恐的态度，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在电子计算机的质量和数量上远远超过苏联，苏联在科技上一直会被抛在后面。当然把电子计算机看得这么重要也许是过分的，而且还应当记住的，就是促进美国生产发展的是因为有了这工具而发展起来的一套如系统工程学那样的知识。所以有人认为最近10年里美国科技的发展，使科技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有人指出过去的生产企业比资本、比规模，资本大，工人多，力量就大，大鱼可以吃小鱼。现在不同了，比创新、比知识，谁在技术上跑在前面，能突破技术上的难关，生产新的，就能淘汰旧的。比如有了彩色电视，黑白电视就被淘汰了。投资大，规模大，有时反而更新困难，被淘汰的机会也大。

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反映在美国新兴工业劳动队伍中科技和管理人员比例的增加。据说，1975年这个比例已达1/4，估计到本世纪末，科技和管理人员将占劳动队伍中人数最多的地位。这就是说脑力劳动将取代体力劳动的地位了。现在的工厂经理最关心的已是技术革新。以电子计算机本身来说，我们前几年在国内看到的那种占着几间房屋的大型装置，在美国早已成了古董。机身越来越小，真是日新月异地在变化。

在一次和一位以研究技术和社会关系著名的教授谈话时，他对我说：当前是个技术不断在革新的时期。从历史上看，技术上有所突破，引起一系列新的变化后，总有一段平稳的时期，现在好像是超过了这个规律，似乎将不断地突破、不断地革新。在这种状态下要赶上先进的技术水平，不能只靠引进，因为引进到投产总要一段时期，作为先进技术引进的东西到投产时已经陈旧了。不如采取小规模、多样性、试验性质的引进，在引进过程中建立自己能不断革新技术的科技队伍。有了这个队伍才能谈得到跻入先进行列。我听来很有启发，科技知识必须要做到能自力更新。不然，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讲引进，就免不了“捡破烂”。不能专怪别人存心不良，给我们当上，而是自己不太争气。要争这口气，还是靠自己努力。

现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成了“封神榜”里祭法宝的局面。强弱之分，不在蛮干比力气，而在斗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很现实的。我们中华民族要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不挨打，不受气，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是最基本的条件。

13 一种新的社会纽带

电子系统正在为美国社会的集体行为提供一种新的纽带。它使得分散在天涯海角的人可以在瞬息之间组织起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又可以因事而兴，事终即止，并不需要固定的地点，也不需要长期的存在。一种新型的社会集体正在形成。这种新事物我是从打电话中体会到的，所以先得说一说美国的电话。

我到了美国，为了要和一些分散在各地的老朋友们发生联系，当天就发了好几封信。过了两三天我才陆续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他们说收到了我的信很高兴，但是几乎都接着把他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并且补上了一句，以后请用电话联系，不要写信，邮政太慢。美国的长途电话已成了家常便“事”了。

我对电话一直没有好感。在北京打电话是够麻烦的。接通个电话就不太容易；接通了，有时声音像蚊子叫，听不清；放大嗓子叫，闹得四邻不安。要办事，附近的，我宁愿跑路，当面才说得清；路远的或是外埠的事，以通信为主，我很少打长途电话。因而养成了我不喜欢用电话的习惯。

我到了美国，我的朋友们多次告诉我，最方便是用电话办事，又快又利落。而且越是距离远的越是要用电话联系，信件是远远赶不上电话那样快，更不便对话商量。我有一位朋友知道我要到他的大学里去访问，为我安排一些活动，至少打了近百次长途电话。他还告诉我，美国别的东西都在涨价，而只有电话费却在跌价。目前每天美国全国各地间来往的长途电话，据估计要达到4000万次，以美国人口去平均，每天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打过长途电话。

美国的电话成为人们这样普遍的交谈工具，据说是十多年来的新事，也是应用了电子技术的结果。由于技术革新，美国的电话不论接通到什么地方都一样又快又清楚。本市的电话不用说，国内的长途电话都可以直接拨号，自动接线，立刻可通。我问过一位朋友，为什么美国电话这样容易接通。他说，现在一条从甲地到乙地的电话线由无数细如头发的小丝编成，每根小丝利用不同波长的载波可以作为七百多个通道使用，就是说同时可以有七百多人在这根小丝上通话。现在芝加哥和波士顿市试用的激光电话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一条电话线上同时通话的人数是极大的。如果要通话的人超过了这个极大的数目，还可以用通往其他地方的线路绕道通过去。比如甲地到乙地路线已挤满，就可以绕道丙地；丙地不通，就绕道丁地。每地和外地联系的线路，何止千百条，所以总是绕得通的。当然，这样复杂的绕道如果要用人工来处理，那就太费事了。有了电子计算机每秒钟之内可解决无数这样的问题，一点也不麻烦。

美国现有电话已超过1亿部，平均两个人就有一部电话。普通人家都装有电话，而且很多人家不止一部，书房里、卧室里，甚至浴室里都有电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可以和任何人交谈，只要你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不仅如此，在汽车、火车、飞机里同样可以用电话和外界联系。联系的范围可远到太空里的人造卫星。

我到美国后十来天，我们的主人建议我打个长途电话回家，免得患病的老伴挂念。那时我住在波士顿旅馆里，早上9时就从床头的电话机要了通往北京我家里的线路。不到十来分钟，我的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我爱人的声音，清清楚楚完全像是在对面讲话。我问她北京什么时间，她说9点过了有一刻钟，大致上和我的表上一样，可是她说已吃过晚餐，准备睡觉了。我们相隔半个地球，也可以说是脚底对脚底。对答之间似乎既无空间之隔，又无时间之差。原来我们是利用人造通讯卫星在说话。

我放下电话，心情却一时平静不下来。从这部电话上我体会到一个相当深刻的社会变化正在开始。学过社会学的人总是喜欢讲人们的集体是依附着某种基本纽带结合起来的。人类最早的集体是血缘的结合，以亲子关系为核心构成整个亲属体系，依附着这个纽带形成家庭、家族、氏族、部落等的血缘集团。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单靠血缘来组织集体生活越来越捉襟见肘，不够应付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上的需要，于是构成共同生活的集体成员不一定限于有亲属关系的人了。凡是住在同一地方的人必须结合起来经营共同生活，于是地缘的结合逐渐突出，由守望相助的邻里，扩大到村落，许多村落结合起来进行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又在保卫共同安全上团结在一起，形成邦国，直到现代国家，领土还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从过去的人类社会看来，血缘和地缘总是把人们组织到集体活动中去的基本纽带。

从这个角度看去，利用电子技术所构成的那个传递消息的系统，能不能说又提供了人们超越空间限制的一种新的社会纽带，通过这个纽带可以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参加进一项共同的集体活动？现在已有所谓“电话会议”，人们可以不必坐在一个圆桌旁，或是一个会议厅里，进行讨论，并作出共同的决定，组织不同地方的人们互相配合的集体行动了。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比如传形电话的普及，对人类集体活动的组织会起什么影响，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我们姑且不必想得那么远，即以当前的情况来说，电话的普及已使过去做不到或不容易做到的事，成了各工厂、企业、机关的日常的例行公事。就是以我们这次访问来说，我们这个10人代表团，各有各的学科，一起要访问10个地方，20多个学校和机关，一共要见几千人，进行各种方式的活动，时间是一个月。总的看来，确是一项头绪多端、千嘴百舌的集体活动。而我们的主人在接到我们最后决定出发日期之后，在短短的十几天里，把我们到达美国首都那一刻起到离开美国国境那一刻止，每天每人的活动全部安排定当，我们也就按照着这约定的日程，像在工厂的传送带上一样，把一项项活动进行下去。且不说和我见面的几千人，分别要约定和我们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而他们各人都有自己的活动日程，他们的日程要和我们的日程配合起来，才能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二者合在一起进行一项共同的活动——吃饭也好、谈话也好。这笔复杂的账目，我是连想都怕想。单说安置我们住宿的旅馆已经够复杂的了。每个旅馆都要尽力做到充分利用它们的设备，所以事前都要安排好，此人出、那人进，不使有人等着没有房间住，也要不使房间空着无人住。据说檀香山一地每天出进的旅客达四五万人，而这四五万人并非有组织的军队，而是来自五湖四海，萍水相逢的各自为谋的人。各地的旅馆管理得井井有条，来去自如，真是不简单。这样不简单的事能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举重若轻，那就是因为有个包括电话和电子计算机等在内的现代信息系统在帮助服务员进行工作。

美国这个高速度、高效率的社会是有它的物质基础的，这十多年来飞跃发展的电子技术是形成这个物质基础的重要因素。

14 博闻强识的电脑

现在美国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范围确是很广，我在上面讲到了飞机场、新型市场、大旅馆、电话系统中怎样在使用电子计算机，这些不过是举例说明之意。我到过的不少研究机关，许多大学，几乎都有这种设备在帮助研究工作。他们带我去参观，并给我讲解，但我基础知识差，很多还是不懂。这里讲一讲我有限的体会。

不论做什么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熟悉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和掌握充分资料、数据。熟悉文献是要知道前人在这个课题上已做过多少研究工作，解决了些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总结在这个课题上的研究经验。如果不熟悉有关文献，不仅不能利用前人的成就向前推进，而且还会重复已解决了的问题，作为练习固然也有好处，但在科学的总账上却添不上什么新的分数，自费精力。既然明确了自己要努力求得解决的问题，接着就要搜集解决问题所必需的资料、数据。有些资料、数据是现成的，可以加以利用，只有那些还没有人搞出来的资料、数据才必须自己动手进行试验或调查。科学知识是社会积累的产物，新的发明、创造都是在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得来的。这是做过研究工作的人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的前人早就懂得这个“为学之方”，总结为“博闻强识”四字，就是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所以要做学问就得多读书，多背书，要做到得心应手地把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用起来。我年幼时，家长总是逼着我背书，背错了还要受罚。我一直佩服陈寅恪老先生，听说他两眼失明后还能继续做研究工作，因为他不但早就熟悉前人的有关文献，而且研究时所需要的历史资料早都储存在他的大脑里，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时候就能记起来。他能随口说哪一段记载见于哪本书，哪一卷，哪一节，准没有错。大家公认这是过硬的真功夫，很少人比得过他。

如果一个学者只有“博闻强识”这一手本领，现在就逞不了能了。电脑一出世，在这项本领上，人脑是相形见绌的。

我在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座谈会里，他们给我表演了怎样用电子计算机查文献、查资料。他们知道我研究过中国农村社会，所以向电子计算机提出要查研究中国农村家庭问题最近三年内有多少重要的文章。计算机的荧光屏上显示了一篇篇文章的作者、题目、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哪一期，哪几页。于是再向它提出要看哪一篇文章的提要，荧光屏立刻出现该文的提要。看了之后觉得有参考价值，就可以按一下电钮，要这计算机把这篇提要印出来，带回去。还可以再问它要有关中国农村家庭的资料、数据。比如提出要有关农民家庭人口历年的平均数字，要有关农民家庭收入的数字，只要这电子计算机储存着这些资料的话，在几秒钟之间立刻会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如果需要的话，立刻可以印出来。

这次表演确实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深有感触。只要想一想我自己要想写一篇文章，要引用一次自己明明记得的资料，为了要核实一下，去图书馆借书查阅，不知要花多少唇舌，多少时间。有时生了气，文章也吹了。如果我们也能像美国学者那样有这样方便的条件，那该可以节省多少工夫！而且我年老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有时要找一些人名、地名、年份等都免不了要搜索枯肠，不知它们躲到哪里去了。人脑会衰老，而电脑却不受岁月的消蚀。

电子计算机当然不是什么神仙现世。它不产生知识，它所能显示出来的是人们预先装进去的，叫作储存。这是计算机的软件，我叫它知识库。把一项资料、数据储存进知识库里，要经过一定的手续，用一定的“语言”，这些我没有学，讲解员讲了一番，我还是不大懂。我所了解的是刚才我提到的那次表演，荧光屏上所显示的论文资料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自己储存的，来源是若干种重要的杂志。如果碰到某一个问题，在他们自己的知识库里没有可提供的资料，或是感觉到所提供的资料还不够，就可以用电话接通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知识库，请它们补充。据说，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资料网，瞬息之间可以遍索全国的知识库来寻到自己要的资料。比如说，任何机关要了解我这个人的履历，出版过什么书，写过什么文章，只要有一个地方花过工夫，把这些资料放进了知识库里，在几秒钟之间就可以找到。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时，从他们的电子计算机的荧光屏上，看到了他们所收藏有关我的著作的书目，如果我提出要求，他们还可以同其他图书馆联系，把其他图书馆里所收藏的有关书目在他们的荧光屏上显示出来。但是如果美国所有各图书馆里都没有收藏我某一本书，或是虽则收藏了而没有把书名储存到知识库里，那么任何一部电子计算机的荧光屏上也显示不出这本书的书名了。如果储存的人把书名弄错了，又没有人复查改正，那么荧光屏上显示出来的也总是这错误的书名。电子计算机是个“驯服工具”，它是忠实的，但不会创新。

如果做学问只要“博闻强识”，那么我们可以由电脑来替我们搞学术了。以“博闻”来说，哪一个人脑都装不下全国，将来可以包括全世界，知识库里所储存的资料；以“强识”来说，哪一个人脑都不能不发生遗忘的作用。所以人脑比不上电脑。但是人类的知识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东西。电脑只能存而不能生，在这一点上，电脑和人脑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而电脑永远不能代替人脑。做学问重在突破旧的，创造新的，促进知识的发展，单靠“博闻强识”是不行的，尽管“博闻强识”确是做学问的人必须努力去做到的条件。电脑之大大帮助了人类知识的发展也正在把人脑从“记忆”中解放出来，使它可以致力于创新的活动。轻视电子计算机，说它是“垃圾进去，垃圾出来”，那是不对的，但迷信电子计算机，认为从此人类思想都可以用机器代劳，那也是错误的。

上面说的只是电子计算机的一项功能，简单说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查资料。只就这一项讲，它对我的吸引力就很大。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助手，我在研究工作上的效率一定能大大的提高。当然电子计算机的用处还不止这一项。它还有其他的本领，比如用极短的时间演算极为复杂的公式，确是人脑所不及的。它的这项本领使人们发展了我上面讲过的那门新学科——系统工程学。我不懂得这门新学科，在这里不能班门弄斧。但是我在下面还想提一提系统工程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是电子计算机在社会科学里的一项应用。

15 应用压倒理论

我这次去美国访问主要任务是学术交流。我感到最苦恼的是我碰到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里许多我不熟悉、不好理解的新名词。这是我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的结果，我跟不上他们在这三十多年里的变化。我要和他们交流，那就必须弄清楚这些新名词，这却不是这一个月蜻蜓点水式的访问所能做到的。如果对这些新名词不搞清楚，谈话也只能平行前进，流而不交。幸亏我见到了不少熟人，他们知道我的底细，我向他们请教一些基本概念并不致见怪。我也不肯放过这些机会，老老实实说清楚哪些字眼我不懂，请他们指教。

其实正是这些我不清楚的新名词给我提供了了解这几十年来美国这些学科变化的钥匙。举个例子来说，谈话中常常出现model（“模式”）那个名词，我越听越糊涂。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座谈会上，我就开门见山地捅出这个名词来要求他们讲解。我说30年代和40年代我们讲type（“类型”）。我用我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类型”是怎样建立的，又怎样用比较方法找出不同的“类型”，然后研究它们之间异同的原因，即找出那些变数引起各类型的差别。我在过去的著作中所用“江村”“禄村”“易村”等，都是中国的不同农村类型的名称。我所说“类型”，和现在西方社会学者所说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经过在座的六七位同行的热烈讨论，我逐渐自以为领会了“模式”的意义。从字面上说“类型”和“模式”似乎是差不多的东西。它们都是研究者应用来进行寻找社会变化规律的手段；都是一种概念结构，从具体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括。但是二者所用的方法不同。模式是从一套虚构的前提出发，用演绎法严格地推理，得出来的逻辑结构。简单地说，如果在某些事实的前提下，比如某某地方（它的条件是如此如此）引进了一个原子能工厂（它的条件是如此如此），这地方在某一方面（如人口结构）将会产生什么变化？在这个课题下，研究者就得分析其中种种可变因素之间的变动关系，得出种种可能的结果。从命题到结果整个是假设性的，以这种模式作为范型来测定现实的事例，推测它会出现的结果。在处理为数众多的可变因素的动态关系时，需要相当复杂的公式，只有利用电子计算机才能进行演算。所以相应地发展为数理社会学。

这显然和我早年用“类型”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类型始终是实有的，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类型是归纳的结果，是经验和实践的总结。通过比较各类型的异同找出其间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人们按照客观规律行事。

前者，我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而后者是实验主义的方法。实用主义本来是美国的产品，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新的技术发展下进一步影响着当前美国的社会科学。上述那种所谓“模式”，实际上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在帮助企业及政治机关作出行政决定上是有用处的。比如探索各种能源的使用对社会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的系统比较，对能源选择是很具说服力的；又如测定行政效果的研究，对改进社会福利措施发生直接的作用。这些尽管是实用主义的性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到兰德公司参观时，他们特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主要是介绍他们正在进行的测定医疗补助计划的效果的研究工作。医疗补助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实行的一项社会福利工作，按这项计划的规定，凡在贫穷线之下的人，有疾病，可以得到政府补助，到公立医院治疗。为此联邦政府每年要支出几十亿美元。政府支出了这大笔钱，必须向国会作出交代，究竟收到多大效果。兰德公司承包了这项研究项目。这一类的研究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理论，但是牵涉的面广，疾病种类又多，要处理的资料、数据是很繁重的。他们一共只有几十个调查员，按规定要及时提出研究结果，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便做不到。

上述这类应用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电子计算机普及的结果之一，但同时却使知识商品化的风气日益深深地侵入了社会科学的领域。

最初，如上所述，在科技领域里，政府为了要实现各项有关国家安全的计划，动员全国科学家各就所长承担研究任务，研究费用自然由国家负担。这种由出资的方面提出任务，由科学家承包的办法逐渐改变科研的性质。过去是科学家提出研究课题，向各种基金会申请资助。基金会当然可以根据某个集团的要求，通过给不给资助，来左右科研的方向和内容。但这种控制是间接的，而且当时的学术界还标榜着崇尚独立研究。现在在应用科学的牌子下，这些也可以不再讲究了。知识实际上已成了商品，甚至有开公司，接受定单，按工议价。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怪新鲜的事情。

回想起40年代我初访美国，当时罗斯福起用一些教授到政府里去当官，“智囊团”还是个新名词。这些“学而优则仕”的人物当时还被那些政党头儿侧目而视。罗斯福的“新政”后来被搞臭了一阵，那些新政人物灰溜溜地回到大学里去，流行着“书生论政，害大于利”的论调。现在谈起这些往事，当年的智囊人物不免有“白头宫女”之感了。

现在，以社会科学来说，实力最强，水平最高，人才济济，著作最多的学术机关，已经不是那些名牌大学，而是布鲁金斯学会、司密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兰德公司等实际上为政府服务的研究机关了。这些高级研究机关当然至今还都自称不是营业性的，但是它们都承担约定的研究项目，接受约定机关的资助，其中政府“订单”占重要部分。兰德公司原是战时空军的研究机关，战后取得独立的法人身份，所以称为“公司”，实际上和前身究竟有多大改变，我并不清楚。它研究的项目都是与当前国防、外交相联系的重要课题，比如对苏联国防实力的估计、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等。

社会科学与实际问题联系并非坏事，实用主义也要看为谁实用，但是应用科学冲淡或冲走了理论科学则可说是遗憾。当前美国社会科学的特点，也许可以说是见树不见林，重资料而轻理论，好“微观”而避“宏观”，搞具体实际问题而不接触全面、系统的根本问题。这些在我看来和知识商品化是有密切联系的。

社会研究成了一个新型的服务行业。它可以为政府服务，有如上述的这些名牌研究机关。也可以为政党竞选服务，有如那些民意测验机关为政客们提供资料来决定他们竞选的方针策略，甚至演说口径。它们也可以为那些饮料公司服务，提供广告效果测定。这一行道似乎正在走运看涨。据说美国的社会科学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有过一个繁荣时期，最近才和美国经济一样有点走下坡路的趋势。

也许在这里要补充一句：我是从电子技术讲到社会科学的。电子技术对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当然是有的，也相当大，但是社会科学中应用压倒理论的趋势当然不应当由电子计算机来负责的。这里因素比较复杂，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和分析。

16 黑人问题

美国社会科学界出现那种见树不见林、重应用轻理论的风气，以我看来，和美国当前的统治阶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硝酸甘油”防止发生致命危机的战略思想是有密切联系的。我想我说到这里应当转过来看看美国社会究竟存在着些什么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用来对付这些问题的“硝酸甘油”是什么配方了。

我明白，我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如果满足于贵宾的身分，天天在“水门宾馆”“教授俱乐部”等场所跟名牌博士欢聚座谈，这次访问中所能得到的印象必然会是只见上层欢，不见下层愁了。因此，我总是想至少也得去看一看隐伏在繁华世界底下的情形。我尽管有此心愿，也尽力争取，但始终没有真的做到。如上所述，这次访美，只坐过一次地铁。我坚持要我的朋友带我去看看纽约的黑人聚居区哈兰姆，他只让我坐在车里去转了一圈。我在波士顿去看公助寓所区，也是在车里隔着玻璃参观的。除了这几次总算到了美国底层社会的边缘外，我成天在美国社会的中上层里浮动。所以要讲美国的社会问题，我未免缺乏感性知识，能讲的大多是从别人口上听来的话，在此我必须交代清楚。

讲起美国的社会问题，由于我这几十年经常接触民族工作，首先想到的很自然是美国的民族问题，话也不免要从此说起。

我们从小听惯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其实这是白人的胡说。最早发现美洲的是从亚洲去的黄种人，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印第安人的祖先。从现在已有的证据看来，他们是在距今3万年以前从西伯利亚越过白令海峡移入美洲的。那时他们的文化已进入旧石器的末期。至今美洲还没有发现过原始人的遗骨，也没有发现过初期旧石器的残迹。大概在8000年前，北美已到处有这种人的踪迹。

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越大西洋到达美洲，当时他还以为是到了印度，所以把他所遇到的当地居民称作“印度人”，我们翻译作印第安人，以免和亚洲的印度人相混淆。那时，北美的印第安人大约有100万到200万。他们已有部落联盟，主要依靠狩猎和耕种生活。到了16世纪，大批白种人从欧洲移入，和当地的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印第安人是个不肯屈服、酷爱自由独立的民族。在和白种人冲突中，由于武器的落后，大批死亡，残余下来被孤立在“保留地”里。本世纪里他们在保留地里过着被遗弃的屈辱生活，人口略有增长，至今还不过79万人。

17世纪初年从欧洲去的第一批移民被称为WASP，W指白人，AS指盎格鲁-萨克逊，是白种人中的北欧人，P指基督教里的新教。他们先在北美东海岸北部定居下来。这些移民的后裔一直是美国文化的骨干，掌握政治和经济的大权。

白种人用民族屠杀政策占领了美洲，他们要开发这“新大陆”，却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很早西班牙的殖民者就从非洲去掳黑人运到美洲当奴隶。最早移民北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先从西班牙人手里接纳黑奴。到1619年，北美的白人殖民地上已有大批黑人在种烟草和棉花等经济作物。我们幼年时所读到的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就是一本反映当时北美黑人悲惨生活的写实小说，描绘了这种出现于北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奴隶制度。

美国独立后工业兴起，北部的工业集团和南部蓄奴的农业集团矛盾日益尖锐，引起了武装冲突。南北战争中林肯代表北方工业集团的利益，于1863年宣布解放黑奴，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美名。但是所谓“解放黑奴”并不是指黑人在美国社会上获得了平等。黑人仍然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社会上受歧视，继续过着黑暗的日子。即在三十多年前当我初访美国时，南方诸州中还有不准黑人居住的旅馆，还有白人和黑人分厢而坐的公共电车，还有夜里蒙了脸聚众向黑人进行打、砸、抢的三K党。

这次我到美国，最初使我感到惊异的，这种情况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变。美国电视里的报告员很多是黑人，飞机上的服务员既有白人也有黑人。旅馆、饭馆黑人出出进进，昂首挺胸，无人阻拦。街上黑白男女并肩齐行，不以为奇。有些朋友向我指出这是美国这30年的一大社会革命，现在和美国历史一样长的种族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这是事实，当然是件值得庆贺的天大好事。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说，这是从50年代开始的黑人运动和60年代末黑人大造反所取得的胜利。他们说，大约在1967年由反对越南战争引起的轰动全国的青年运动，带动了压迫已久的黑人进行暴力反抗。黑人学生携枪上课，在校舍里开枪射击，把教授们吓得不知所措。美京华盛顿一夜之间，起火有六十多处。这股风席卷美国北部各大城市。电视荧光屏上不断显示各城在焚烧，黑人在暴动的镜头。当时各地警察不敢干涉，最后总统下令出动军队来维持秩序。这段时期，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纷纷条陈意见，各基金会出高价奖励研究黑人问题，也闹得够热闹的。

大约一年到一年半之后，风暴平息了。为平息这场大风大浪，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表示保护黑人的“平等权利”。它用立法手段规定政府机关、学校和企业必须雇请一定比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少还安排在显著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访问各大学时常有黑人副校长出来接待我们，为什么电视上黑人的镜头特别多，为什么美国派到联合国的大使有黑人等。全美国大约有40个大城小镇选出了黑人当市长、镇长，包括洛杉矶、克利夫兰和南方重镇亚特兰大。

政府也用立法来保障黑人在居住和教育上的平等权利。如果还有人以种族为理由不租和不卖房屋给黑人，或是餐馆戏院拒绝黑人入内，都可以牵入法庭判罪。为实现教育平等，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一项是用公共汽车运送学生，以调整各公立学校的黑白学生比例，使其符合于当地人口的黑白比例的规定。国家为落实这项规定，每年支出几十亿美元。

如果从每一项措施本身来看，不能不说是对黑人有利的。但是即使把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是否真的实现了种族平等，消灭了种族歧视了呢？有一些数字是耐人寻味的。以失业率为例，美国在一般情形下，失业率是在6%上下，而青年人的失业率加一倍，黑人的失业率再加一倍，那就是24%；能就业的黑人中有1/4没有职业，以黑人青年来说几乎有一半找不到正当的劳动机会。这些数目，可以说明上述的种种措施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改变种族不平等的事实。

我坐在朋友的车上到纽约黑人聚居区哈兰姆所看到的情况是十分凄凉的。许多楼房的窗户用木板顶住，看来很久已没有人住。有些窗户甚至残缺不修。路旁堆着垃圾没有清除，街头有些无所事事的人，低着头，闲呆着。路角上的小商店，门前冷落，看不到人出入。我示意我的朋友停车去看看，他当作没有听见，疾驰而去。后来明白，这是为了我的安全，即使在白天，像我这样穿着制服的外来客人，说不定会引起一些闲呆着的人的邪念，动起手来。据说，在晚上这些地方更是个不敢踩入的危险区。奇声怪叫的警车经常在这里穿行，报纸上耸人听闻的犯罪特写又多取材于这些地区。显然，这些像哈兰姆的地区是被“搞臭”了。

我到了波士顿，就打电话去找我初访美国时结识的一位人类学教授的女儿。这位教授已经去世，但当年他家里那位还梳着小辫子的姑娘，现在已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人类学教授了。她兴冲冲地来看我，并告诉我，她正在研究波士顿近郊公助寓所的问题。她邀我去看看。在车里，她把所研究的问题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很多确是我闻所未闻的。

原来联邦政府大建公路，把许多原来的贫民区给拆除了。政府为了安置这些住户，在近郊建造了一批公寓楼房，降低房租，由政府津贴，所以我叫它作公助寓所。问题是发生在，寓所造好了，很少人愿意搬进去住。我亲眼看见七八层的高楼，只有下面两层有人住，上面的窗户全部紧闭。这是为啥呢？那位女教授说，在美国贫穷和犯罪总是被连在一起的。原来的贫民窟里住所相邻的人多年相处，互相信得过。现在老区破坏了，被安置到这些寓所里来的人互不相识，各怀猜疑。而最容易发生事件的地方是电梯。两层以上的房屋谁都不愿住。市政府觉得难办，所以要求麻省理工学院人类学系进行研究。这里所指的贫民绝大多数是黑人。

从我在美国下层社会边缘上，坐在车里看到的一些情况，似乎和那位告诉我美国进行了一场社会革命消灭了种族歧视的朋友的话对不上口。我那位朋友所说的也是事实，这些事实也是我亲眼看到的。70年代美国黑人问题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呢？

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黑人运动似乎是过去了，所谓黑人大造反是“平息”了。许多消除种族歧视的法律已经通过，而且是认真执行的。黑人中许多多才多艺的人才得到了一露身手的机会了。不少黑人已经取得政府里的显要地位。我们访问白宫时，就有一位黑人大法官为我们讲有关保障黑人权利的司法问题，我们每人都得到了一本他的著作作为纪念。这一切能不能说美国的黑人问题已经解决了呢？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这一切为谁解决了什么问题？

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眼前出现了纽约哈兰姆和波士顿公助寓所的凄凉景象，似乎有点条件反射，在怀里摸到了随身携带的“保健匣”。也许是我的过敏，我想说，美国统治阶级又默默地吞下了一颗“硝酸甘油”。黑人的队伍被分裂了，黑人的上层确是解决了他们自己受歧视的问题了。而受苦受难的广大黑人群众的生活依然如故。所谓“社会革命”受惠的是谁呢？

17 民族拼盘

黑人问题只是美国的民族问题的一部分。它比较突出，一则是历史长，而且和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南北战争联系密切；二则是黑人人数多，至今占全国人口的11%；三则是斗争尖锐，在白人中甚至有以残杀黑人和压迫黑人为宗旨的三K党。因之我们一讲到美国的民族问题总是首先想到黑人问题。但是黑人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民族问题。

美国的白人也都是不同时期入境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第一批是17世纪从英格兰来到东海岸定居的，称为新英伦人，他们至今是美国人的骨干。同时还有来自荷兰和瑞典的北欧人。这些早期移民的后裔就是上面说到过的WASP。第二批是18世纪从苏格兰和德意志来的移民。第三批是南北战争前二三十年间移入的数以百万计的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其中大多数信天主教。其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止，进入的移民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东南欧各国，如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等，这可说是第四批。第二次大战后由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又有大批移民进入，其中有很多来自东亚和拉丁美洲。从1820年到1969年，前后移居美国的人超过4400万，其中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达2800万，约占半数。

美国曾以“民族熔炉”自称，意思是不管什么民族的人到了美国就会熔成一个样子，这个过程叫作“美利坚化”，据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已化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这种看法逐渐被看成是一种神话了。美国人是由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的移民构成的。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民族熔炉而是民族拼盘。

一个民族学者到了美国，如果想用原有的一套概念来理解美国的民族情况，不免会碰到许多难题。以黑人来说，他们能不能算是一个民族呢？他们的祖先是从非洲来的，现在已没有人会说非洲语言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白人并无什么民族上的差别。他们和白人在社会上却历来被隔开，而且人为地突出生理上的特点，首先是皮肤的色素，作为不得享受和白人平等社会地位的根据和标志。所以一般称美国的黑人问题为种族问题，我们把它包括在民族问题之内，是就民族一词的广义来说的。

黑人和美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虽然和其他美国人一样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移民的后裔，但是却和原来的民族已没有联系。美国的华人，尽管是出生于美国，和中华民族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黑人则不然。他们至多能说是非洲人的后裔，但究竟是非洲哪个民族的后裔则大多答不上来。在鼓励民族意识的风气里，黑人也有追源寻根的要求，但是即使追到了根，回到老家，老家并不认为这些是自己的“骨肉”。在这一点上，和美国的华人一比较，就很清楚地显示了黑人是断了线的风筝。他们和非洲已经丧失了血肉的关系。

美国的民族问题确是不能离开种族区别这个要素来讲的。不同的民族首先要划一条种族的杠杠，那就是白皮肤还是有色的皮肤，后者包括黑皮肤、棕皮肤、黄皮肤等。用皮肤色素来作为种族的标志本来是人为的、虚妄的、不科学的。但在美国过去是，至今还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有色人种，不论什么民族，生来都比白种人低一等。

白人中还有许多民族，它们之间也不平等。在美国社会上居于最高地位的，历来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是上面已说过的WASP。他们就是最早移入的那一批北欧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信奉基督教的新教徒。他们是讲英语的，英语成为美国人的通用语言就表示了他们在美国各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其实美国即在独立之初英语也并非唯一的语言，南方有以说法语为主的地区，西南有以说西班牙语为主的地区，只是占少数地位罢了。19世纪中叶开始涌入美国的欧洲移民中民族成分是很复杂的，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而且到了美国大多在城市里聚居在一起，形成以若干街道为基础的民族聚居区，称小俄罗斯、小德意志、小意大利等。

我40年代初在纽约就住在一个叫科罗纳的意大利人聚居区。这个区里当然并非全是意大利人。也有华人，我的一个老同学的丈人家就住在这里，所以我就在他们附近租了一间房住下。这些街道上小店里的那些又矮又胖、满口意大利土音的老板娘对我们这些东方顾客的殷勤接待，常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她们自家人中，即在顾客面前，也讲意大利话，并不避讳。在那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正当它的全盛时期，他们研究的项目中就有许多是这种保持着浓厚本乡色彩的移民区域的调查。

这次我到美国问起有关过去见过的小俄罗斯、小意大利等民族区的情况时，答案却各持一说。有人告诉我，我原来到过的那些民族区已经消失了，又有人告诉我，现在又有些民族区比过去的更民族化了。原来两说都是事实，旧的去了，新的又生了。

我早年接触到的满口意大利土音的女老板，如果还活着，也是老奶奶了。她们的儿孙们在家里都已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话，有些孙子连意大利话都讲不上口了。这些老奶奶的媳妇们不少并非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在这些东欧、南欧的移民中，不同原籍间的通婚，从第二代起就非常普遍。有人告诉我，历史上有名的被称作Ghetto的犹太人区，在美国可以说已不再存在了。犹太人不再受人歧视了。这么讲来，美国确乎在发生“民族熔炉”的作用了。

这些老的民族孤岛即使已经被美利坚民族吸收掉了，新的孤岛却又产生了。那是发生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的事。这时美国经济曾出现过一次工业发展的高潮，相应地又从南欧和东欧移入了一大批劳动力。比如芝加哥有个卫星城，新兴的钢铁业的中心，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城里一条条街道住着清一色的波兰人，他们中间竟有大部分不懂英语，生活中甚至工作上都用波兰话，在四周全是说英语的美国人中坚持他们的民族本色。这里的气氛和40年代我所接触的民族区据说很不同。那些老区的女老板当时是一心想说美国英文的，她们只在家里说意大利语。那些新区的移民说波兰话以表示他们不忘本，受到移民的支持，所以前者容易入“炉”，而后者今后是否也会跟着进去，现在还难说。

上面所说的只是种族界线的那“没有颜色”的一边，限于白人的民族情况。至于“有色”的一边又怎样呢？这一边有关黑人的情形上面已经说过；黑人之外，按美国目前的分类，还有两种人，一是说西班牙语的民族，一是东方民族。前者英文是Hèspanic，后者是Oriental。其实还有印第安人，但他们好像被一般美国人所遗忘了似的。

西班牙语是拉丁美洲的通用语，那是历史上西班牙殖民者强占了这地区的结果。以说英语的殖民者为主而建立起来的美国，不断扩张，把一部分原属西班牙势力的地区并入了版图，所以美国西南部早就有说西班牙语的地区，而且不断有说西班牙语的人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但说西班牙语的移民大批的涌入美国，则是二三十年来的新现象。他们有两个来源，从两条路线进入美国的。其一是越过美墨边界，进入美国的西岸及西南部各州，已使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以至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等州都蒙上厚厚的一层西语民族色彩。加州和得克萨斯等州的城市都在搞双语教育，英语已非唯一语言，新墨西哥等地早就实行法律上的双语制，英文不是唯一的合法语言了。另一部分的西语移民来自波多黎各，进入美国东岸的各大城市。波多黎各是美国的属地，其居民有自由移居美国的权利。从50年代开始，这些会说西班牙语而不会说英语的波多黎各人大批移到纽约市和北部城镇，在纽约市现在已有一百多万波多黎各人。我以前住的科罗纳区的意大利语居民，已经让位给这些年里来的西班牙语居民了。我的朋友对我说，如果有机会到现场去看一看，一定会觉得出了美国国境了，因为在这里商店、电影院的牌子和广告全是西班牙语，买东西时用英文还会发生困难。

我在纽约住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食堂里的服务员都是波多黎各人，皮肤是黑黝黝的，但面形和黑人不同。我到波士顿近郊去参观公助住宅区时，就经过好几条街道，商店的牌子全是西班牙文。所以有人说，由于波多黎各人生育率高，而白种人又正在从城市向郊区外移，所以一二十年后如果我还活着，又来纽约，也许必须带着西班牙语的翻译才能进行访问了。

美国目前流行的所谓“东方人”，指的主要是华人、日本人、菲律宾人、泰国人、越南人等亚洲人。过去亚洲的黄种人和黑人一样受到种族歧视，凡是不准黑人进入的饭馆和旅馆，黄种人同样在排斥之列。自从黑人大造反，政府采取了许多所谓纠正种族歧视的措施后，东方人也得到了好处。比如规定了各公共机关、各学校必须有多大比例的有色人种的教职员后，有不少机关、学校宁愿招纳东方人以凑足定额，增加了东方人的就业机会，特别是知识分子。40年代中国学者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很少能取得教授的地位，能被聘为终身职教授的屈指可数。可是目前很多大学里都有了华人教授，有些当上了系主任、教务长。

美国政府为了表示纠正种族歧视还放宽了从亚洲去的移民。中国人被准许入境的限额过去规定为每年200人，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增至2万人。美国的华人已从40年代的七八万人增至目前的六十多万人了。各城市的“唐人街”都大为扩张，旧金山、纽约这些地方的“唐人街”都像个“小香港”。

除了华人之外，在这二三十年里其他的东方人也大量涌入。其中有大批越南人并不算在移民摊额里的，因为在美国侵越战争期间，美国和南越这个傀儡政府算是联盟关系，所以曾由国会通过特别法案，并拨巨款，便利12.5万名越南“难民”入境，而且今后每年继续放一万几千名入境。所以这几年在各城市的街道上和超级市场里，到处可以见到他们的面貌。

日本人的大量移到美国也是很显著的。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群岛现在是美国的一州，它的居民中按民族来说日本人首屈一指。有人说，40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破坏了美国海军，想用武力占领这个群岛，把太平洋变成一个日本海，战败后终于化为历史上的一个幻觉。但是目前美日建立了和平关系，日本人在这个群岛上的人口却大有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繁荣做出了贡献。我们这次到檀香山访问，受到夏威夷州长亲自接待，十分热情。这位州长是当地美籍日人。日本选民在选举中团结得紧紧地一致投自己民族成分的候选人。在绝对人数上虽然还没有超过全民的半数，但有这样多的可靠票数为基础，美籍日人当选州长的机会实际上可以压倒其他候选人的。

18 美国的华人

我们这次访美，受到所到各地华人同胞的热烈欢迎和招待。他们的处境确是比我在30年前看到的情形好得多了。自从1965年修改《移民法》以来，最近这十多年在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二个高潮，每年以超过2万人的数目进入美国。第一次高潮是在从1854年到1882年，两次高潮大体上相隔一个世纪。

引起第一次高潮的是上一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西海岸发现了金矿。当时美国西部大半还属印第安人的势力范围，自东海岸到西海岸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旅途不靖。矿主们要从东海岸招募劳工，须取海道，绕南美南端，才能到达。合算起来还不如从中国来招工为便宜。所以发现金矿后不到6年，从中国广东及福建南部到美国加州招去的所谓“苦力”，据美国官方公布的统计，1854年达1.3万人。由于金矿的发现，促进了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筑。为了造这条铁路，更多的华工被运入美国。在60年代，在这条铁路上使用的华工超过10万人。华人进入美国人数最高的年度纪录是1882年的39579人。在此之前的28年中，华人入境超过1万人的有10个年头。从1882年以后的80多年中，因为受到排华法案的限制，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每年至多不过几千人。1965年新移民法案通过后，才和其他国家一样得到“不得超过2万名”的所谓限额，而开始第二次移民高潮。

提起第一次高潮，那真是一把把辛酸泪。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以“猪仔”身份被骗去的。“猪仔”是当时对那些契约华工的侮称。他们由人贩子到农村里拐骗，有时甚至绑架有劳动力的男子，给一些“安家费”后，作为欠债的人运到“金山”去用劳动来偿还，经过规定的多少年后才能回乡。这完全是变相的奴隶劳动，当时曾引起各国舆论的指责。等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金矿告竭，铁路完成，这些勤劳耐苦的华工却成了当地居民的眼中钉，掀起了惨无人道的排华运动。很多为建成美国经济动脉流血流汗的华工被杀害、被驱逐。很多逃到东岸城市里，靠经营被认为低贱的行业，如开洗衣房和饭馆等过日子。纽约、芝加哥等“唐人街”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禁止或限制华人移民的年头，事实上还是有被生活所迫，历尽艰险，非法越境的华人进入美国。我上次访美时，在纽约的一位朋友的丈人就是当“黄鱼”，伏在海轮的锅炉房里，潜入美国的。当然有很多人受不住折磨死在半途，又有很多人被发觉而被关在黑牢里送了命。那些侥幸进得美国的，没有不是埋头苦干，胼手胝足，经年累月地在洗衣房里、在厨房的炉火旁辛勤劳动，积得一点钱就托人带回家乡。很多这样的华工根本娶不到老婆，独身终生。其中能成家立业的实在是少数。这些人很多是一辈子为儿女做牛马，自己节衣缩食，把血汗换来的钱用来培养儿女，怎么苦也要把儿女送进学校，使他们能进入美国的社会。我上次访美时亲眼见到过这样的老人，也亲自听过他们自述的身世，曾经想把这些有教育意义的事迹记录下来，让后代人知道，我们的同胞怎样在海外艰苦立业，发扬了我们民族的优良风格。但流光易逝，匆匆已几十寒暑，而我的宿愿却依然未酬，奈何！

第二次高潮另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特点。这次移民中很多是从台湾、香港等地方去的知识分子，只是从台湾去的留学生每年平均有2000人以上。这些知识分子学成后不愿回去，留在美国的总共不下5万人。如我上面所说的，到了60年代后期，美国为了要表示反对种族歧视，对过去被歧视的民族开放就业机会，所以这许多华人知识分子就被吸收进了各大学、各研究机关、各医院、各工厂，甚至许多政府部门。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优越的发展条件，在过去几年中，人才辈出，在美国的科学界、技术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在科学界里已经有三位华人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华人建筑师中已有人获得了美国最高的荣誉。在实现月球登陆研究计划的科学家队伍中有华人几千人。这些成就已为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做出了见证，而且也说明了华人在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将是一个重要的力量。美国总统今年春节代表美国人民公开承认和表扬了美国华人的功绩。

但是美国的华人能不能说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已得到了平等的地位了呢？这问题似乎还不能很快地做出肯定的答案。

19 出路总是会找到的

我在访问美国前曾经去找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美国朋友，问他我去美国应当注意些什么。他想了一想说，你如果一个人出门，身边不要多带现款，但也不能不带一些，最好是带30美元。我觉得这个关照很有意思，所以一定要他解释为什么最好带这个数目的现款。

他说抽一次大麻要30美元。美国抽大麻的青年很多，大麻上起瘾来是很痛苦的。如果一个上瘾的青年，身边没有钱，路上碰着你，他实在熬不过时，就会打你的主意。他并不是对你有意过不去，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只是想从你身上找到过瘾必要的30美元。你如果慷慨解囊，他不但不伤你一根毫毛，还会向你表示感激。可是如果他已经动了手，而又拿不到这笔钱，那就会火从中来，什么都干得出来了。很多命案是这样引起的。于是有人总结出一个处世之道，身带30元现款，作为保险金。

这番话当然不能太认真。那位诙谐成性的朋友，无非是要把美国的吸毒和犯罪问题说得有声有色罢了。而且我认真对待也没有用，因为我在这次访问期间不大可能一个人在街上去溜达。但是这句话在我脑中却印得很深。为什么被誉为最繁荣的国家会流行这种保险办法呢？

我问过一些朋友，都承认美国青年人确是有吸毒的，大麻是毒品中最轻的。至于普遍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人说美国人中吸过大麻的有43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今年1月份，吸这种毒品的还有1600万人。吸毒之风在青年人中较为盛行。每11个高中学生中，便有一人每天要吸大麻。有人统计，去年一年里，美国在国内外成交的兴奋剂和毒品共达450亿元之巨，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营业额。

当然我并没有见过毒品和吸毒的人。以我的印象来说，这次访美中一提到吸毒问题都有点谈虎色变。据说最近几年似乎已经好了一些，过去毒品种类多、毒性烈，很多名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听了也记不住。目前比较还相当普遍的是用大麻叶子当卷烟抽，据说毒性比过去那些是低一些。使我惊异的是说这些话的人口气里好像已相当满意似的。甚至有人还告诉我，近来有人提出大麻能否认为是毒品的问题。意思是说它的毒性是在淡巴菰，即一般香烟的原料和鸦片里提出来的海洛因之间。香烟不算毒品，为何大麻要算毒品？毒品和非毒品之间的界限何在？这种论调显然是在为大麻争取合法化的舆论准备。据说已有几十个城市可以公开吸大麻。社会上容忍这种论调和事实，表明了在这些人看来吸毒之成为问题不在吸而在毒，不去研究为什么有人吸毒而着眼于吸了之后毒到什么程度，这倒是当前美国社会里存在着的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那位关照我身带保险金的朋友把犯罪联系到吸毒，对我也颇有启发。美国生产力高，国民收入高，在世界各国里名列前茅，这些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自称“富裕社会”。他们有力量可以采取种种社会救济，使得境内不致有人挨饿。他们把贫穷线划在一家每年收入在大约6000元这条线上，贫穷线下可以享受到政府的种种补助。失业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有保险金可领，保险期过了还有救济金可领，总之饿得不能不铤而走险的人，在美国可能实在是不大有的。然而，犯罪又何其多也！“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似乎在美国不大能适用了。

我两次访美都没有遇到过小偷，更不用说别的了。但是这次访美却常常有人提醒我要提高警惕。比如说，一进旅馆的房间里，门上就挂着个“须知”，其中一条就是注意把门上的销链插住。门上有条销链在我们国内是没有见过的。它是一根铜的或铁的链条。一头钉在门边，把门关上后，另一头插在门框上的配搭里。有人打门，可以开条门缝，向外看一看那人是谁，有那条铁链挡着，外边的人不能顺势夺门而入。这条铁链给你最后拒绝不受欢迎的人进入你房间的保证。而且据说那些有意要偷窃的人都有万能钥匙，门上的锁只是防防君子而已。所以晚上必须插上销链，才能安睡。我对这些防盗设备，很不习惯，总是觉得有点故作紧张的味道，还认为是被靠惊人消息卖钱的那些小报制造出来的反常空气。但是有一次晚上同一位已退休的华裔朋友夫妇一起回他们家去，家里并没有人，但灯火不熄。我问他们为什么出门不关灯。那位女主人指着老高的一扇窗说，已有两次他们出了门有人从这窗里爬进去偷窃。现在把窗子钉死了，晚上还得记着不要灭灯。看来防盗是必要的。

我在这次访问中很少有机会在街上溜达。快离美前，在旧金山遇到了个老朋友，我们在中国饭馆里吃过饭，到他的旅馆里坐了一会儿。他催我回去，两人在街上走到半路，他说我向前走到我的旅馆是闹市，没有问题了，他却要早些回去，太迟了恐怕在这行人较少的街上会出事。我们真的就这样告别了。如果路劫不是常有的事，他决不会这样半途而辞的。

美国犯罪多看来是确实的。也许因为我本身没有受害，而被那些防窃防盗措施搞得神经好紧张，所以特别注意他们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方针、态度。看来美国当前对付犯罪的办法是防和抓。在个人来说是防止自己受害，在这方面的花样真是不胜枚举，什么现代化的技术都用上了。在政府方面说就是见犯就抓。奇声怪叫的警车满街跑。警察的队伍越来越大，工资也越提越高，一个低级警官收入高于高级教授。即使这样，警察还要闹罢工，要加薪，因为他们的任务太危险。谁都看得明白，防不胜防，抓不胜抓，但是除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当然还有，但是我在这次访问中还没有看到苗头。我只能这样说：吸毒，不问为什么有人吸；犯罪，不问为什么有人犯——这是美国对付社会问题的特点。

为什么有人要吸毒？为什么有人会犯罪？这些问题是应当问的，但当然不是我能解答的问题。上面曾提到过我在纽约地铁车厢里看到的“涂抹”时，曾经提出过我当时直觉的反应是想到了鲁智深所说的那股“鸟气”。鸟气者即在心头涌来的那股对当前社会的无名之火。无名是指不知其由来之意。怒火出自不平，不平何起却搞不清楚。肚子里憋着这股气，实在难受，找个渠道发泄一通。于是有人在车厢壁上涂它个乌七八糟。有人吸一阵大麻，虚无缥缈地沉醉一时。有人拦路打劫，横行一下。如是种种，是否可以说，表现不同，其意一也？我说这几句，倒不在自作聪明，发人深省，只不过是希望美国同行多多指教罢了。

这次访美实在过于匆促，我多少接触到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但都是过眼烟云，无缘细察，甚至坐定了向朋友们详求指教的机会都没有。在这里不提吧，美国社会的这一方面付之阙如，未免有失全貌；提吧，也提不出个恰如其分的轮廓，更提不出个公正的评说。我写到这里，确是有点苦恼。

比如说，我听到一些议论，就是第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60年代，美国社会最大最严重的是青年问题和两性问题。而似乎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是，最近几年来社会风气已经比较正常了些。当时社会风气“不正常”到什么程度，很多人也不愿和我多谈。

我反过来问他们从哪些方面能说现在比较正常了呢？不少人指出街上那种男不男、女不女的青年少得多了。他们一提起，我也觉得前些年我在国内接待美国访华客人时所见到的那种满腮胡子、披发及颈的年轻人，在这次访问中我的确接触得不多。男男女女一般说是一眼就分得清的了。当然这是就我接触到的范围而说的。有人告诉我，如果我要看看还余留着的那种不男不女的标本，时报广场霓虹光下，还是满街都是。这句话是否确实，我没有去核对，因为没有人保镖，这种30年前的繁华中心，现在已成了洁身自好之徒不宜涉足之区了。

往者已矣，我们自可不必追问，但就目前已经比较正常的社会风气来说，从来没有人讳言的是离婚率已达到了50%。当一对男女结婚时，他们会不会白首偕老的机会是一半对一半。据说一“家”的孩子各有各的姓的情况，即使不说很普遍，也决不是个别的。没有父亲的孩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儿童教育问题。当然我也听到有人在引用不少统计数字来证明美国家庭基本上是稳定的，“核心家庭”，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家庭”，一直是，至今仍是美国家庭的基本形式。我并不怀疑这些统计数字，以及这些调查研究的结论，我感到有意思的是美国家庭稳定性已成了需要摆事实来说服人的事情了。

两性关系究竟有多大变化，在我这次访问所接触到的小圈子里，似乎也是难于深谈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位老教授无可奈何地吸了一口气说，这几年是好多了，有人宣传口服避孕药丸有导癌性，居然起了作用。还有一次在关于中国文学座谈会上有位女教授谈到了我国的旧小说《金瓶梅》时，引起了我国学者有点不太自然的神气。美国朋友中有人诙谐地在旁加了一句：如果中国这样的作品上不了讲台，当代欧美文学这一课就该休息了。

至于这些社会风气怎样变的，变得怎样，究竟表示什么社会意义，是不是《罗马衰亡史》的新版——这些还是留待今后去研究和讨论吧。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正当美国青年中盛行hippi（嬉皮士）之风时，有些来华访问的青年问过周总理对这种风气怎样看法。周总理和蔼可亲地向他们指出，“这不是表明青年人要寻找出路么？出路总是会找到的。”我并没有亲自听到周总理的话，我也不能保证我听到的是周总理的原话。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从这句话里体会到的精神，我想就是，表面上看来有点乌烟瘴气的许多现象，正在透露着新生的消息。我们要相信每一个民族的人民，他们都会找到自己前进的道路。

20 信心危机

在我写这本《访美掠影》时，回国已两个多月了。从报上看到，美国的能源危机日益严重。据说，卡特总统在自己的山头别墅里，平心静气地思考了几天，发现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能源危机，而是在信心危机。据所传的说法，信心危机就是广大人民对当前的政府以及政治制度丧失了信心，不相信政府里这些人按照现在政府里这套办法来工作，能解决得了当前一系列的危机；更严重的是，他认为群众对美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怀疑，这样下去，在他看来美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他发了一通言，确是忧心忡忡。我没有机会读到他演说的原文。如果他果真发现了当前美国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得人心，那应当说是件好事，因为至少表示了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行不通了。

其实，美国的广大人民对当前的社会制度丧失信心，并不是从能源危机开始的。美国这一二十年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他们的社会制度却并没有变，生产关系还是原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削减了，而是加深了。统治阶级固然还有能力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来应付层出不穷的危机，但是广大人民却日益感到没头没脑地陷入了一个受着别人支配的命运中去，像是一只飞蛾扑入了蛛网，无法挣脱。不仅是哈兰姆的黑人明明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却不得不靠救济过着屈辱的生活，甚至在花园式的郊外住宅里居住的殷实之家，也是整天担心着一旦发生什么事故，顷刻之间会丧失目前暂时似乎是属于自己的一切。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越来越深，而每个人的心理上却觉得这个社会对自己越来越靠不住。年年月月付出各种各样的保险费，谁都心里明白保险公司自己并不保险。它一倒闭，自己也就完蛋。保险公司倒不倒，这是件不由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无怪有人感叹地说，人造了这文明，文明奴役了人。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这种情绪是很自然的。卡特把这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称之为“信心危机”也未始不可，因为它确是对当前文化的怀疑。只是他应当知道的是这危机由来已久，陷入已深。

在这里插入一段关于美国宗教的话也许是合适的。对社会文化的信心不容易用数量来直接表达，有关宗教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却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人们对现实社会丧失信心的地步。人穷则呼天，一个人在现实社会里心理上得不到安身立命的保证时，有宗教传统的国家里，很自然地会心向上帝，求个倚靠，求个着落。

美国是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最早从欧洲来的移民很多就是被排挤出来的新教徒。但是在我30年前访问美国时，我也好奇地问起过一些朋友关于他们的宗教生活。据说，至少在年轻的一代很少认真地过宗教生活，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见过他们在星期天到教堂里去做过礼拜。他们说，年幼时父母抱着他们到教堂里去受洗，结婚时要去找牧师证婚，朋友死了就去教堂送葬，此外很少和教堂打交道了。至于思想上受到多少宗教的影响，那就很难说了。至少《圣经》里有关伊甸园的那一套，大多只是作为民间传说来欣赏的了。

这次我又问过一些朋友关于这方面的变化。他们指出了两点要我注意：一是30年来教徒人数有显著的增加，二是宗教性的小组织盛行一时。我翻了一下美国的统计手册，在人口调查时登记为教徒的，1950年是8680万人，1960年突出增加到11440万人，1969年是12850万人。50年代开始有大批的原来不大信宗教的人参加了宗教组织。最令人注意的是“杂牌”的宗教徒从1950年的14万人增加到1968年的218万人。这些“杂牌”宗教就是指各种各样的以宗教名义组成的小团体。

从美国历史上说，最早的白人移民传入的是基督教里的新教这一派。这一派的基督教始终在美国占主要地位，现在拥有7000万教徒。后来从南欧、东欧陆续进入的移民带来了罗马天主教、犹太教和东正教，现在它们分别拥有4700万、500万、300万信徒。其他还有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等。据说世界上各种宗教，美国应有尽有。这句话是有点夸大，但是意思是言其五花八门，派别极多。

我在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里吃饭，就看见一个穿着袈裟、剃光头的，大概是一种佛教的信徒，但是从他吃的是大鱼大肉，而且陪伴他的是一个白种女子，看来又不是一般的佛教徒。当我们私下议论时，当地的朋友说，美国这十多年来宗教界的一个倾向是越怪僻越有人着迷，着迷到几百人相约集体自杀。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除了富有新闻价值外，却并没有引起社会上严肃的反省。一个社会不得人心到这个程度，尽管丧命者不过几百人，却决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说美国当前确是发生了“信心危机”，这种事件应当可以说是有力的警报了。

美国的科学技术正在使神话变成现实，而美国的社会却在使其成员心向上帝、厌弃人间。

《访美掠影》的杂话说到这里应当可以结束了，但结束在“信心危机”上实在有违我的初衷。历史原是一泓流水，抽刀断水水更流。话不能不打断，历史还在滚滚东流。美国不可能停留在任何危机之上的。我们对伟大的美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祝愿他们将不断为人类的前进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这次访问美国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尽管时间短、码头多，感谢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我还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会见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神交已久的新朋友。作为一个重温旧谊的机会和一个今后互相学习的新起点，在主人们的殷勤款待和推诚相见下，一个月里经历了多少难忘的事迹，给了我无穷的鼓励。当然交流是为了进一步的相互了解，相互进一步的了解才能使双方都能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我这些杂话，是凭我的直感写下来的，有许多事实没有机会核对，留待以后更正；有许多议论也缺乏推敲，颇有冒失之愆，留待以后讨论可也。我所做到的是畅所欲言而已，能起些抛砖引玉的作用，于愿足矣。

编后记

费孝通，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

在费孝通众多的学术著作中，《美国人的性格》一书具有非常独特的学术地位。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费孝通曾在再版前言中说道：“《性格》是我的读书札记，读了一本美国作者写的分析美国人性格的书，按原书的论点加上我的发挥而写成的。当时就声明这本书里所讲的美国人只是美国人中的一部分，不能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有这种性格。”而早在写作《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之前的1945年，费孝通受邀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根据他自己的见闻写作了一系列的“访美通讯”，后结集成为《初访美国》一书。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情况，费孝通曾回忆道：“我在美期间并没有去调查美国社会，而埋头编写Earthbound China一书，只在休息期间到过附近各地观光，得到一些美国人生活的印象。”1980年，费孝通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学术交流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次访问“一共只有一个月，走了十个城市，有点像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比走马看花还要仓促。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写出结实的东西”。回国之后，费孝通根据此次访问经历写作了《访美掠影》一书。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费孝通的这三部关于美国的专著对于当下的读者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正如费孝通自己所说“这三本小册子联串起来阅读固然可以看到一些美国和美国人在这段时期里的变化，但是从这本书里所可能得到的印象必然是过于简单、浅薄、片面甚至还有失实之处。……却发现如果从另一些角度，或另一些层次里去阅读这一本书，可能会另有一种味道，另有一种收获的。”

费孝通的《初访美国》（1945年）、《美国人的性格》（1947年）和《访美掠影》（1980年）三部著作分别写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因此在语言表述和行文习惯等方面均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为了尊重作者的语言和写作习惯，保持作品的完整性，更好地呈现费孝通先生的思想精髓，本次出版并未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而以原貌加以呈现，特此说明。

编者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不负壮年游

我们没有分别

西行杂写

旅美寄言

雾里英伦

自由应无垠

重访英伦

传统在英国

第二辑 白首志不移

留英记

赴美访学观感点滴

访加巡回讲学纪要

访澳杂记

英伦杂感

脚 勤

访日杂咏

能登三日记

港行漫笔

英伦曲

访日记吃

清水人形

《外访杂写》前言

席间谈絮所引起的

红场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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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方，是生命的航程 : 费孝通域外随笔 / 费孝通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0

ISBN 978-7-5596-2540-3

Ⅰ. ①远… Ⅱ. ①费…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2042号

远方，是生命的航程 : 费孝通域外随笔

作 者：费孝通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楼淑敏

特约监制：木易雨田

特约编辑：王亚松

装帧设计：易珂琳

版式设计：徐 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0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7印张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540-3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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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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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不负壮年游

我们没有分别

——给编者及读者的信

编者：

承你们约我在这次远游中常常寄些通讯，报告一些关于盟国各地战时生活的实况。假定邮件可以畅通，我一定很高兴地接受你们的特约。我愿意尽力地帮助你们。使我们的导报办得内容充实，并不是为了我们私人间的交情。讲起交情来，我们相识还不到一年，说不上太深的友谊。过去几个月，你们的报道常在我心头占一个位置的原因，我记得我曾屡次和你们说过，是别有所在。

我在昆明住上了5年，看见荒凉的南门，一幢幢巨大的高楼平地盖了起来，俨然成了伦敦“片刻蝶恋”式的繁荣中心；我也看见石皮的小巷，变成了车马驰骋的大道。这短短的时日中，我看着一个都市的兴起。我又有不少机会，和在工厂里、在农村里做调查的朋友接触，听到各色各样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知道有成千成万抛弃了家乡进入这新都市来生活的人。于是我心里有一点慌张。

都市的外形已经具备，可是在这一切物质条件已赶到了20世纪的场合下，住着的是哪一种人？人挤紧了，若是不明白怎样挤来挤去，各得其所，一定会闹乱子的。都市不只是一套建筑和街道，而是一套生活的习惯和做人的态度，有了都市的习惯和态度，这套建筑和街道才能利用来增进我们生活的幸福，不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陷阱，成为人间罪恶的渊薮。

我们内地的都市，在战时非常的局面下，实在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要很多满带着乡土、家庭等传统观念的人；要很多不明白公民义务，不尊重别人权利的人；要很多只想不劳而获，因循苟且，没有创造兴趣和能力的人，合作起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生活集团，其困难是早就可以预料得到的。从社会方面说，我们必然会见到，中古封主在最时髦的西式沙发上发挥他违反人权的威力；我们必然会见到，鱼贯似的摩托车在血汗所筑成的大道上为一二私人累积财富；我们必然会见到，巴黎的舞鞋套上骨节弯曲的小脚；我们也必然会见到，嘴上挂满了新名词的青年在火车上直脚躺着享受他少爷式的体会。这一切，不过是时代的错杂，在中世纪的躯体上穿上现代的时装。

在这种时代错杂中过日子的人，无论他是华屋的主人，或是街头的乞丐，心头永远被各种各样的矛盾占据着。有了威力失去了爱戴，有了财富失去了名誉，有了肉体失去了灵魂。他们一旦在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没养成自己管束自己的能力，觉得可以任性所为，以致无法无天，社会制裁失去了效力。一时固然觉得痛快，但是人和人一同生活，终不能永远容忍少数人的作威作福，何况在一个人和人联系得如此密切的都市中。在历史上有无数的暴民从都市中发生。时代错杂，人心惶惑，行动失当，个人的不安造成了社会的骚扰，我们可能是在火山口上讨生活！

现代化其实就是都市化，培养都市习惯和态度是现代化的初步工作。现代知识给了我们伟大的动力，微妙的机器，人的确得到了空前的能力，这能力可以生人，亦可以杀人。我们需要对于这种能力加以指导，觅取适当的用途。

为都市中人民做一些生活指导的工作，是目前极迫切的课题。有些人觉得现在社会上所以有种种不满意的事发生是单纯的政治问题，政治改革是万应丹。我不否认政治的重要性，但是因为我是个念文化人类学的人，总觉得现代政治决不能单独得来，因为它只是现代生活习惯中的一部分。现代生活是多方面的，而且是要逐渐养成的。我们短短几十年中政治上的变动并不能说少，而实际上，变来变去，有多少改革，谁也不敢估计得太高。我们是不是应当反躬自问，这是什么原因？若是我们把现中国的基本问题看成一个文化的转变问题，而把文化看成人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也许就可以扩大一些我们应当努力的对象。我们得多注意一些生活的各方面，多养成一些现代生活中做人处世所必需的观念和态度。这样或比整天高呼政治改革更基本些和更切实些，至少也是互相为辅的。

因为我看到这一层，所以对于你们的导报抱着很大的希望，而且愿意尽我的一点微弱的能力帮助你们。我记得在你们的导报发行不久，曾引起一种攻击，说这是表示后方“文化下流”的趋势，更其指责在大学里执教的人不该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我当然感激他们把我们的身份看得过高，但是把“下流”二字来形容这种趋势，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文化”常被许多人看作文人们的专利，是一个民族的装饰品。但在文化人类学中却刚刚相反，文化是指人民的生活习惯。一种行为方式或是一种生活态度，没有被社会上一般人所接受时决不能看成这民族的文化。文化中的“化”字就包含普遍性的意思。倘若“下流”是指一种行为方式或一种生活态度之从一部分人传到另一部分人，而并不包含坏的意思，则文化本身不下流是不成的。何况大学里执教的人所负的责任，就在把一种从少数人所得到的知识传给多数人，至于被传的人是否只应限于有资格领贷金坐在教室里的，那是另一问题。在我，至少认为这个限制在任何方面都讲不过去的。

我本来可以不必再把旧事重提，因为经你们的努力，我几个月内确已获得社会上读者的爱护。你们发行额的增加，已证明在新兴都市中生活的大众，需要这种报道。至于这种报道是不是普通所谓“下流”，报纸的内容已够向任何人做证，不必在这里多说。

我在临别写这封信，一方面是临行与你们共勉，努力为都市的人民服务。他们需要你们的报道。我亦相信，这种报道在使我们的文化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定有它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亦想借此向不少爱护我的朋友解释，为什么我愿意让我的名字在街头上叫卖。若是我靠我这支笔能在建设我们现代都市的工作中尽一分力量，我自己觉得是很光荣的。

若是环境允许我，我还是愿意借你们导报的篇幅，常常有和读者们通讯的机会，我没有和你们分别。

1943年6月13日

西行杂写

我们离开加尔各答后，一路在美国军营里住。万里长征，连写信也没有机会。这次旅行太运气，坐着世界上最大、最舒服的军用客机，机内可容四十多人，飞行平稳得比汽车还舒适，在里面可以安睡，可以随意走动。飞机的牌号是C54。从加城出发，只费一天一晚就到东非，休息一天，又飞一天一晚到南美，再休息一天，在一天一晚的续航后到达了美国南部的迈阿密。世界缩得太小了，使人不能相信。

我们因为是美国政府的客人，所以一路都受驻军招待。司令官带我们参观营房及各种设备，又领我们去看各式的飞机。我们已明白轰炸机是怎么投弹的，空中堡垒里面有些什么设备。最使我高兴的是，一路上常看见往昆明去的大队飞机，昆明的安全是毫无问题的。以一路所见来说，现在美国对东方的战争还只是开头，营房在修筑，飞机在集中，过去是纸上谈兵，半年后就可见真颜色，一年后就够瞧了。我不能多写关于军事方面的事，但有一句可以说的，而且是检查人员也愿意放过的：“美国的援华快要成为不是虚言了。”

美国从军的人真多，政府对士兵待遇也非常周到，有糖有电影，就是没有女人。学校里的学生所剩无几，很多教授都参加战时工作。大学毕业生在开汽车，大工厂大公司的经理在管理士兵们的伙食。他们的动员真是彻底。我总觉得东方和西方相差太远，一离开印度才闻到战争的真味。

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提高了。这次我们到美国做客，更特别受到尊重，弄得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从国家到个人，都是机会太多，实力不足。我希望国家和个人都不要辜负这个机会才好。

我抵美前，文化联络处接到太平洋学会，芝加哥与哥伦比亚两大学邀我去工作的函件，我想先在太平洋学会的图书馆，花两三个月写好Earthbound China一书，交由该会出版。在生活没有安定以前，我还不易有文章寄回去。我不能再写《鸡足朝山记》那样的东西了，所以请你告诉《生活导报》的编者，请他们安心等一下，因为我想另换一种格调，来写我的地球背面的通讯。

我的生活自然很好，吃和住都恢复了9年前的情形。从美国到印度没有鸡蛋，很少牛油和糖。美国人的生活情形，知道得还不很详细，物价可说没有涨多少。书和杂志既便宜又好，到处都是新书，报纸一大叠只卖3分钱。

我由重庆到迈阿密，一个月中感想太多，多到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一年后定要变成另一个人。这几年我似乎消极了不少，但是一走动之后，又发现了自己，不再想到常熟去耕田了。我们得向世界的最高峰爬——不能退，也不容许我们退。

1943年6月22日

旅美寄言

这是在战时

撩开座右的窗幕，计时我们的飞机该到了世界屋脊的檐下，四周却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云雾遮隔了“万水之源”的高峰。刚一转身，一阵头晕，又把我按倒在座上。

东方的云雾这样浓！不只是云雾，还夹杂着烽烟！

昏昏迷迷地，我就这样被载出了国境，那是6月5日。

今天是七七，进入美国国境已经足足两个星期。微雨的黄昏，平居独室，很像是昆明的仲夏天气。遥望万里外的家，这时已该是深夜，孩子在梦里大概还在呼唤我的名字。

我确乎时常记着导报的读者，并没有遗忘许下的通讯。匆匆虽只一月，万里江山一日行，好像已隔得很久。从半个地球上拾来的感想一时都向笔底挤来，反而不知怎样下笔。若是我所有的印象只许用一句话来表达，我愿意写五个字：“这是在战时。”

一出国门，下机不久，永远不会受旅客欢迎的检查员，就会带着抱歉的笑容，用这句话来说明他不能不给我们一点麻烦。旅馆的账房也很顺口地用这句话来解释他不能立刻安置我们的苦衷。战争改变了正常的生活。“这是在战时”一句话是到处会碰着的答案。

出境不过8小时，相隔不过一座高山，然而“这是在战时”五个字的用法却完全不同。这是在战时，所以物价升了翅膀；这是在战时，所以晓东街的灯光可以终宵不熄；这是在战时，所以……爬过喜马拉雅山，同样是这五个字，却被用来谢绝普通的旅客，因为士兵已经包下或征用了“东方伦敦”最华贵的旅馆，同样是这五个字，却被用来压倒金钱的魔力，有钱，没有用，战争第一——我有一点糊涂，也许是一天的航程，加上我还没有全复原的病体，使我糊涂得想不出这五个字一飞过山就会有这样不同的含义。

离开印度，我们一路都由军站招待，我的疑案在这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们的物资在这里，他们的力量在这里。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力量集中，军事第一”等标语，可是假如你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的军营，不必有人用话来说明，你自然会领略到所谓集中、所谓第一是怎么一回事。以吃的东西来说，普通人有钱不准买或不准多买的东西，在军营里有的是。美国的城市里闹肉荒，并非屠宰场关了门，而是猪肉大批地运到前线去了。一个士兵早晨起来，可以吃一盆“热猫”，热猫是两片麦片加上蜜，一杯茶，一杯牛奶，用糖也没有限制。中午是一块肉或一块鱼、蔬菜、洋芋、甜食，还有一杯果汁，晚餐大致相同。除了这些由军营供给的伙食外，士兵们可以花普通人低一半的代价，在canteen里买到冰淇淋、苏打水、可可糖和啤酒。香烟每人每日限购20支，此外还有从国内送来的慰劳品，可以按份领取，住则两三人一个房间，虽则有地方用帐篷，但大多是临时造的营房，和清华园学生宿舍的布置差不多，只是没有楼。

在某一个军营里，有一位上校带我们去参观各种设备。他们有可以供给两万人用的洗衣房，全套最新式的洗衣机器，十多间冷藏房，里面挂满着宰好了的牛肉、羊肉，满房的鸡蛋。那位上校还是很抱歉地说这星期没有咖啡，很对不住士兵。

一个入伍的士兵，每月薪水是100美金[1]。家里若有需要给养的人，另外有安家费，吃住及医疗食品供给。美国是富，然而并非摆阔。他们的人民平均要付35%的所得税，其他的捐和公债在外。有钱的人死了，80%的遗产全给政府拿去。举国集中了力量来维持士兵的生活，士兵的生活怎么不会好？军事第一必须得从士兵的待遇做起，我想这是最简单的逻辑。

不但在吃和住上，士兵的待遇已超过了普通平民的标准，而且在士兵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不惜工本。每个军营里有电影院、有读书室、有娱乐场、有礼拜堂和公墓。公墓是简单而庄严，我和朋友们说笑话，我不但愿意在军营里生，也愿意在军营里死——这样才使人乐于从军。人到处是一样的，我们不应当专门以精神力量来维持我们的战争。吃得来苦固然是我们的长处，然而吃苦并不是一个目的。我们没有物资固然无话可说，但是，倘若有物资而被囤积起来或是被行尸走肉者去挥霍，而不送到前方去，那么除了“罪恶”二字之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是在战时！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再维持原来的生活程度，除了从事于战争的人之外，也没有人有权利要求恢复原来的生活程度。倘若有人在战时还是恣意享受，甚至提高了原来的生活程度，那我们就不必多去追究他致富的路径，他一定是国家的罪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几个月在村子里见到的我们的士兵。他们在攀折我们住所附近的树枝，我想去干涉他们，可是一见他们缺乏营养的面孔，我缩了回来。后来他们对我说：“谁愿惊动老百姓？我们不也是自乡下出来的？可是我们没有法子吃生米，又没有钱买柴，怎么能不出来砍树呢？”——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同样是在战时！

1943年9月12日

在东非的昆明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东非的一个高原上，距离赤道不应很远，但是高爽凉快，除了那些米老鼠卡通上常见的仙人掌树外，不像是热带。据说这是非洲的屋脊。我们在屋脊上跳过了两洲，不到10天，真不容易使自己相信。为了保守军事秘密起见，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提一个中国名字：过了印度的青岛，就到东非的昆明。我没有到过青岛。不知道所谓印度的青岛提得切不切，可是东非的昆明我敢相信决不致有人反对。骤然的阵雨，连天的山峦，除了没有个湖，什么都使我们触景生情，使人反而更觉异乡的寂寞。我记起了小时候写在宫窗上的一首诗来：“长拟求闲未得闲，又劳行役出秦关，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这地方相似故山之处，何止莺声一项！

主持这军站的上校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知道我们要经过这地方。等我们住定了就开一辆小车来邀我们去便饭。我在上次通讯中已说过美国军队里的伙食，不管味道好不好，东西总是不差的。我们和很多弟兄们一起吃，有很道地的欧仆殷勤侍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在这个战地，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工。一问原来都是投降的意大利士兵，意大利人矮矮胖胖，本是最适合做这种工作，最难得的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差。上校对我们说，这些人真不差，又自由，又有事做。他们不但有工钱，而且还可以有在国内梦想不到的牛肉和牛奶吃。这种优待俘虏也使我们觉得相当惊异。意大利士兵本来对这次战争不起劲，在这些欧仆脸上已露出了法西斯蒂快要崩溃的预兆。

饭后我们先到上校自己的宿舍里去。他一样一样地指点给我们看，什么是美国运来的，什么是他自出心裁在当地制造的。一个巨大的冰箱真不知他们怎样运上这高原，可是后来参观了他们的飞机修理厂，才觉得这件小东西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团团坐在沙发里，抽着他送给我们的雪茄，随意地谈起天来。

“我真想离开这地方。”他说，很正经地。

“是想家？”老金回头指着我向他说，“他没有出来就想回家，真是你的同志。”

“家当然想，但想离开的原因倒不是这个。”

“这个地方太冷了，不是？而且太高，也有不舒服的地方。”

“也不是。”

“是为了？”

“这地方都弄好了，没有意思了。我来的时候，这是个意大利的破军营。这一年，我一样一样地安置妥当了，现在就没有意思了。我想再去找个破军营，荒山也好，再弄一个军站去。”

我们不知道怎样接口。我想说的是：“这家伙真是。”可是我没有说，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异乡的怪味儿。这是美国几百年传下“向西去”的拓荒精神显然是深入了他们的血液。新鲜、冒险、硬干、向前，加上了他们特具的组织力，在这短短的几百年中，开辟了一个新大陆。现在这精神又使他们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得到表现的机会了。

“上校，你是西点军校出来的吗？”

他笑了，“我本是个公司的经理。我在此地不是一样，在经理这几千个孩子的生活？”

这又使我们大家没有话了。在中国总好像从军就得是军校出身。做买卖的赚钱，平时赚钱，战时赚得更凶。念书的念书，开了战，头也埋得更低。我们似乎从没有想到过军事中同样是要有组织力的经理，有昆虫知识的专家。军事若成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一定比人类学更是包罗万状，无所不需的。

他说得高兴，“我们一起看看去，我们的洗衣房是世界最大的！”于是我们大家冒着突然下降的暴雨，从冷藏库一直看到修鞋厂。他满面笑容地告诉我们：“两万人在此不成问题。你瞧，这件军服洗得多么干净，烫得多平挺！”可惜的是那位洗衣房的管事却对我们说，他在美国经办那个厂比这个还要大十几倍。我们都同声否认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上校哈哈大笑。美国人一切形容词都要加一个est才觉得痛快。他们有最高的摩天楼，他们出最多的麦子，他们也有最凶的流氓和最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他们却加不上“最”字，那就是他们的历史。最长既不是，最短也不是。

关于飞机修理厂，我还是不多说的好，多说了怕这封信又寄不到。若检查员让我说一句，这句话是：“望尘莫及。”只要这厂的1/10搬到中国去，就大得空前了。

参观了这一周，虽则有车坐，也已经够累了。你想：从猪圈看起看到他们怎样把旧的啤酒瓶改造成玻璃杯，怎能叫我们不筋疲力竭呢？我们回到宿舍，刚想休息，那位好客的上校又打电话来说，晚上有电影，他会派车来接我们。他们的娱乐是天天有的，那天晚上是电影，而且说主角是加莱柯柏。美国人精神真好，我们怎能扫人家的兴致呢？于是答应了。到晚，我们全体出席。

这回电影的片名我已记不起来，可是真巧，好像是特地为我们选的。故事是这样：有五六个教授合作编一部百科全书，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每个字都能引经据典，原原本本地加以注释。可是有一天有个汽车夫不知怎的冲进了这间书房里去，一口土白，博学多才的大教授一字不懂。于是其中有一位就决心要去搜集活的文字。结果碰着一个女流氓，她因为要躲避帮里老头子的什么事，逃到了教授的家里。这两套文化碰了头，混闹了一场。这本是个喜剧，可是却正讽刺着了我们这五个东方文人。

一回到房里，我们的夜话也就开始了。大家都忘记了要早些休息的话。

张先生摇着头说：“晚上这套文化，我们怎能要得！白天的那一套非把它弄来不成。”

“这是一套呀！要白天的也就非要晚上的不成。”这是老金的哲学。

“可是这怎么成呢？简直是胡闹，我们看着就不顺眼。”

“问题就在这里。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架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

我们人虽少，意见却很多。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机械生产和都市罪恶，有人说不但应当分，而且可以分。有人说非但可以分，而且非分不可。夜话不会有结果，也只能使教授们兴奋得不能入睡而已。我怕的不是得不到结论，而是白天文化没有生根，晚上文化却已深入。至少，我想，要有西方这样的大工业，四五十年还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造成一个罪恶中心，一两个月就得了。

夜深了，下一天半夜还要起程，一跳要跳过非洲，连着再一跳要跳过大西洋，还是早一些睡罢。年纪轻的人想睡时，怎么也睁不开眼皮。何况，西洋的文化还为我们预备下席梦思的垫褥、洁白的被单，等着我们疲乏的四肢和腰骨。第二天早上并没有刺耳的军号来搅人清梦。虽则是在军营里，我睡得比在学校里还香。

1943年10月17日

一张漫画

我没有到过美国，这是第一次。关于这个新大陆，我听得很多。离国之前，还有一位英国的朋友听说我要去美国，特别叮嘱我不要忘记到了之后就写信告诉他，没有了汽车的美国人是否还记得怎样走路。也有年轻的朋友用着羡慕的口吻，向我的太太说：“你能放心他去吗？”我也不敢为此起誓，若是美国全是像好莱坞，谁敢担保自己呢？

虽则世界在这一日千里的航空率下已经变成了一家，可是这家人还是带着中古天方夜谭的神气互相猜度。俄国人好像都是红脸，德国人好像都是戴钢盔，法国人好像整天坐在咖啡馆里，英国人是板着脸在想你的钱。这样漫画式的认识，果然活现，也许正是四海大同的真正障碍。很显然，一个长袍马褂、拖辫子、抽长烟筒的老翁，怎能和一个袒胸露脚的舞女讲交情？

当我每次想写通信时，我总是有一点迟疑，我不是又在画一幅漫画给我的读者吗？我又怎能避免不这样做呢？假如有一个第一次到中国去的美国朋友，在昆明下了飞机，到城里逛了一转，回旅馆写信给他太太，一定说中国女人都是不知道害羞的。因为在车上、在门前、在客厅里，随处都会解开衣服喂奶给孩子吃。我们听见了自然不高兴。而我在这里写信给你们是否也会专门挑些“奇形怪状”来描写给你们看呢？尽管我自己可以认为读过社会学，教过人类学，但是要我保证说我在这些通信中不致犯这种弊病，我绝不敢。

话自然也可以说回来。要我们自己来说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永远也说不上来，倒不如听外国人给我们的描写，不管走样走到什么程度，也有时候有些我们从不注意的事情会给他们一语道破。在一个生疏的地方，我们为了日常的需要总是有意无意地要为当地人寻一个标准，对付时有一点把握。在熟悉的社会中，这种标准就不需要，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的性情脾气，不必虚加综合。我在这新大陆上自是一个生客，不但我开口闭口会提到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所杜撰出来的所谓“美国人”，而且更会向这个“理想人物”说长道短。

我记得我初到美国的迈城，一切都新鲜得很。迈城本是他们南国的一个名都，在他们游览指南图上用一个穿着游泳衣的美女来代表的。这地方气候暖和，有钱的人造下别墅用来避冬，沿海滨不知有几百家华贵的旅馆。我想不出用什么中国的地名来给它提个别号，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豪华的去处。必要时，大概历史上的扬州差可比拟，可是扬州在冬天并不温暖。

一个下午，我拖住老金一定要带我去逛这花园般的都市。我们跳上一辆TAXI，可是说不出到哪里去。“你开好了，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们上海边去？可惜现在都住了军队，好逛的地方不多。”

“随你开就是了。”

车子向海边驶去，路出一条幽径，夹道紧接着的是怒放的红花，密密地盖着树巅。我想起了北平长安街的夜合花来，就问老金：“这是什么花？”老金本是个花草名士，这一问，就滔滔不绝地指着路旁花草，满口的怪名字，中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一部《镜花缘》好像一下都背了出来。我是个俗人，非但不辨美丑，连一打花名都数不上口，谁知道我们的车夫却是个知音。

“你也喜欢这玩意？”他把车停在一丛香花的旁边。

“是呀。你也是吗？”老金很高兴。

他们就攀谈起来。梅兰竹菊一直到松柏冬青，无所不讲。老金描写他北平院子里的荼?，又说起北非访花冒险队怎样在虎口里抢出一种花卉，价值连城。我们的车夫，不但沿路列举各种花草的名目、妙处、来源，又把他自己在园地上所费的资本都说了出来。他本来是在纽约经商，娶了个太太，身体不好，可是喜欢园艺，所以就搬到这地方来。听来正是个多情的隐士。

我们本来是没有目的的漫游，谈花说草起了劲，我们的老金就提议到汽车夫的家里去参观他的花园。我对花草虽是外行，可是对于“汽车夫也有花园”这件事发生了兴趣，加上我意想中还有一个多愁善感、爱花恋草的美国林黛玉，怎不想去拜访一下呢？于是我们的汽车夫就把车子开向他郊外的家园。

花园并不大，若是围了短墙则不过是个苏州的天井。但是细草如茵，点缀着一丛丛不同的花木，确是精致雅静。老金欣赏花草的时候，我却偷眼在评赏这一对人物。那位车夫一立起来，他突出的大肚子先就使我吃了一惊。接着他那位晒得深黄的胖太太出来招呼我们时，真使我大大地失望了。自然人不可以貌相，谈起话来，除了园艺，我是外行不懂，什么都引不起我的趣味。我这时似乎又忘了他本来不过是个普通技工。但是在我的观念中，好像有一点不匀称。这样雅静的住宅，这样考究的家具，这样美丽的园地，在我的成见中一定得住个能诗善赋的人物才相称。然而，这是在美国！我是错了。

“不要见笑，我们是苦人家。”那位太太很抱歉地说。

“这还是苦人家？”我想说，可是没有出口。

“因为我太太多病，所以我也不想再去城市里混了。种种花，生活能过得去就算了。”

“我们当教授的也享不着像你这样的福。”我终于说了。

我默默地在心上勾出了一张漫画，美国是真富！

这是一张漫画：一个小巧的花园，肥健的太太手上拿着一个药瓶，瓶上写着维他命[2]ABC，半裸着在晒太阳；一个大肚子男人弯着腰在种花；门前停着一辆待租的TAXI。我想将这张漫画标题为“美国的苦人家”。

我说这是张漫画，因为我并不敢自信这是代表了美国的标准。至少，有些美国朋友听见了这故事，听见了我想画的漫画，会摇头说这不是美国。我不知道美国苦人家究竟怎样，但是我相信即使和美国人所画关于中国的漫画一样地走样，一样地引起中国朋友的摇头，多少也许可以代表一些确乎存在的特点罢。

我回想到一路所见的情形，更回想到我们自己所住的房子。我愿意祝福美国的苦人家，能长久在饥荒的世界中维持他们繁荣的孤岛。

1943年10月24日

人情与邦交

从司机的家中回旅馆，时间已经不早。三位同来的教授们已在房里等我们，这天早晨约好大家一同去吃中国馆子。我们自从离开加城之后，还没有尝过国味。假使我们中国将来真会有一天全盘西化的话，别的我不知道，至少我一定会做吃火腿白菜、荷叶粉蒸肉的梦。我记得在英国时的确曾体验过弗洛伊德理论的破绽，白开水里煮熟的沙丁，带血的白切牛肉片同样会使人心理变态。这次来美国，到过新大陆的朋友都保证我说，去美国，你不用担心，到处有中国馆子，在纽约就有几百家，比战时的昆明还热闹。这话是不错的。像迈城这些偏僻的城市，你若是天天想吃家乡味都不成问题。

在馆子里坐定，坐柜女主人特地亲自来招呼我们这一批一望而知是新到的同胞。可惜我们中间没有会讲台山话的（台山话是美国的唐话，是通行的国语），只得仍用英文翻译出我们所要的菜名。菜好像煮得特别慢，也许是厨师不愿马虎的原因。坐着没事，我就把不久之前所学会的花名搬了出来。

“我们也有一个故事。”蔡先生没有等我把司机太太的病态说完，接着就讲他们这天下午的故事。

“我们三个人找不到你们，就到街上去闲逛。在家吃冰的小店里坐了下来。吃完了我去付账，掌柜的说账已经付了，我们问他谁付了钱，他说是两个水手。我们想那一定是水手喝醉了把账都付错了。可是掌柜的却说：不，没有错，他们说中国人辛苦了，干得好，得请请他们，小意思，说完就走了。我们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想去找那两位水手，但满街都是穿白制服、戴黑领结的，不知哪两个是替我们会钞的。”

这故事说完了，不知为什么，大家很静默，静默得有一点叫我难受。那几个十几年前到过美国的人，大概心里有一点不自然。像我一般感觉过分到在一个变态的人听来有如讽刺。精神比较正常，态度比较老成的除了感激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这时候自然不该再算旧账了。也许愈是不提往事，受过亏的一方面也愈是大方，这种大方正是叫别人觉得过意不去的地方。邦交和人情究竟有很多相似处。若是我们无愧于中，而被人轻视侮辱根本是无伤于己的，人不知己，有何患乎。总有一天反而会使骄狂的人觉得自己的浅薄。很多人觉得甘地迂阔，我却不这样想，他的绝食也许是从东方文化中体验出来对于历史不平情态最严厉的谴责。当然这是对于一个无端受委屈的人说的。若是自己不争气没出息，被人家看轻那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人。若把自己的坏处归罪于人，或者是把别的人看轻自己作为自己不争气的原因，那才真是不争气没出息了。

过去的是过去了。在这次艰苦的受难中，我们是在别人眼前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可是，别人的尊敬也好，白眼也好，总是身外的事。做人最怕是看人眼色，若是一个人一举一动都要以别人的褒贬来决定，最多不过是个讨人喜欢的奴才罢了。不管舆论固然会变成狂狷，可是太随和了，才是孔子所最看不上眼的乡愿。在这一点上，我很喜欢英国人。他们总好像很稳、很自信。因为他们能够自信，所以不怕别人对他们的批评。批评得对也好，不对也好，他们都会好像很温和地领教，都会好像很客气地掩饰。他们有勇气能和你一同对他们这股顽固劲儿笑一阵。和英国人讲话千万不要口是心非地恭维他们，他们觉得高兴的是搔搔他们不太重要的弱点，这就是叫幽默。不在表面上认真，要认真得在骨子里。可是要有这一点本领，不管是好是坏，一定得充分有自信。自己做自己上帝的人，才有勇气用幽默的神色来听取别人毫无理由的中伤。一个人一听见了别人恭维就摇头摆尾起来，一听到别人讪笑就面红耳赤，一听见别人批评就动肝火，这个人一定在心虚，一定会上当，也一定会自己给自己苦吃的。

做人不该耳朵根软，立国也不必把别国的一笑一怒太当真了。自己有长处，不宣传，人家反而觉得可敬。有短处，愈是用宣传方式来包藏，丑事愈传愈响。德国是最会宣传了，宣传技术之高，精妙已极，但是结果，不但打不了胜仗，反而自己中了毒。我们呢？我相信我们老百姓是最不喜欢宣传的；甚至觉得广告愈多东西一定愈坏，好东西何必费钱去吹打。这种见解自有它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是根本的精神是要得的。我们抗战了7年，并没有在国际上吹得怎么样，但是连小城里的水手都愿意破费请客，而且付了账都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是谁。诚则信，没有别的秘诀。

事实最雄辩是句老话，现在好像已经不太时髦，因为这话若是正确的，则宣传也简单到成了表白事实而已。表白事实自然用不到多少技巧，宣传家怎能甘服呢？醉心宣传的人有时会把别人都看成是瞎眼，是傻子。戈培尔就相信他可以用话来造事实。好像是上帝，依《圣经》上说，是说什么，什么就有了。可惜人不是上帝，最聪明还是有什么才说什么。没有的事，不说比说好得多。譬如说，人家说我们身体不好，穷，我们若是真的不强壮，没有钱，千万不宜装出有力量的样子，摆阔。我们不妨说我们的确是亏了，可是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若是说得有理，反而会受人敬重。像甘地一样瘦得剩下一副骨头，也没有人因为他没有肌肉而看轻他。

我是从小在苏州长大的。苏州有一种破落的少爷，死要面子，家里什么都已卖光，还要在人前穿着长衫，坐茶馆。他最喜欢人家的恭维，可是恭维他的人，肚子里不是在发笑，就是在算计他，这要面子的人最后连他那件长衫都保不住。也许是我从小听惯了这类故事，所以凡是听着有人恭维时，身上总会觉得一阵冷，他们不是在讽刺我吗？不是在算计我吗？这自然不是健全的心理。我希望有一天能把这毛病治好了。你想，听得这水手的故事而联想到苏州少爷的长衫是多煞风景的事！

殷勤的女主人也许注意到了我们大家那种不太自然的静默，我保证她并不会明白我们所讲的一切，以为我们等候得不耐烦了，所以特地走来向我们道歉，用着一半英文一半唐话很动人地表示她已经几次派人去催促厨师了。老金在旁边推着我的臂说：“你的广东话呢？”我茫茫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

1943年11月13日寄

限购课榜

在迈滨我们曾小住了四天，我们得换换行装，老金和我还是穿着咔叽[3]，在街上走动太惹眼。头上那顶软木帽更是威武得带有一点殖民地统治者的神气，在自由之邦不合人和。因之，在进京之前，不能不改变行头。我还想买一双鞋。在加城买的那双鞋，老金硬说是女人穿的。给他这样一说，出街都不好意思。可是在迈滨想买鞋都不成。不是店里没有鞋，而是不能卖给我，因为皮鞋已经限购，我拿不出课榜（coupon）。

课榜是政府发给居民的购物证。凡是一种货物在市面上减少了，或是大批给政府征购去了，或是因运输困难，而同时又是人民日用必需品，政府就下令将这些东西列为限购品，每人只准买一定数量。购物证就是用来达到这目的的工具。限购课榜有好几种，一种是用来规定一个人准买某物数量的。譬如皮鞋，一个人在一年之内只准买三双，政府在第一本购物证里有一个小方方的印花——就是课榜——上面印着“18”那个号数，你要买鞋，付了钱之后，还得加上这个印花。买了一双之后，你就不能再买，一直要等到政府发给你另一个课榜。

那种定量定物的课榜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分等级的。皮鞋就属于这一类。任你是什么人，能买的数量是一定的，因为在实用上鞋的需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至多不过时髦女郎不能常常换花样罢了。可是有些东西，各种人的需要不同。譬如汽油，普通人没有汽油至多是不方便，有些人没有了汽油就会影响工作。凡是与生产有关或公务必需的交通和运输所需的汽油不能过分限制。因之，购汽油的办法，不能不分成等级。你在路上若注意汽车玻璃上贴着的小方号码，就可以见到这种差别。有的是A字，有的是B字，有的是T字。贴着A字的是普通民用汽车，每星期限购一张课榜的汽油，在东部只有3加仑，西部比较多一些，但最近据说因为太平洋战事紧张也减少了。有B和C字课榜的每星期可以多买若干，专给生产和公务之用。T字课榜是特别给TAXI的。限购的数量因时因地依消耗量而定。汽油课榜只发给有汽车的人，并不包括在普通的购物证的小书中。

第一本购物证书中除了皮鞋之外，还有购买糖和咖啡的课榜。但是自从南美运输畅通之后，咖啡的供给已经恢复，不必再加限购，所以在我们到美国一个月之后，就由政府下令取消限制。糖的供给虽然增加，但是美国人吃糖的本领太大，所以不能完全放任，只是增加了限购的数量。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感觉到糖的缺乏了。

第二本购物证比较更复杂。里面有两种课榜，一种是红的，一种是蓝的。每四个课榜合成一条，用一个英文字母记着。从A起到X止一共红、蓝各24条。每个人每星期用一个字母，譬如这星期翻到了B，大家就都得用B字课榜去买东西。过了两个星期若不用就失效。24个星期这本书就用完。每条上有四个课榜，上面印着1258四个字，这是叫作点，一个人每星期有红蓝课榜共16点。

红课榜是用来限购肉类，油类和罐头荤食的；蓝课榜是用来限购罐头果品和罐头蔬菜的。每星期政府公布每种限购货物所需点数。譬如，干牛肉每磅12点，带骨或不带骨的火腿每磅11点，这篇账单很长，而且常常变，最近牛油涨到了每磅16点。

每个人一星期既然只能买16点肉类和油类，所以每次上街就得细细算一算。若是买一磅牛油，则一个星期就没有肉吃了。分配调排，最是煞费主妇们的心计。若是有人请客，端出一大块牛肉来，你的面子就不小，因为这样一顿客请下来，主人家要有一个星期不吃肉，面包上也不能有牛油了。

这样麻烦干什么呢？是的，主妇们若是在小学里没有学好算术，真会天天叫苦。可是这样一限购，物价却可以不必像我们国内一般飞涨了。他们有涨有跌的不是物价而是课榜上的点数。譬如咖啡多了，课榜根本可以取消，牛油少了，从8点涨到了16点，整整一倍。这是说从这星期起每个人都得少吃一半牛油。牛油的需要既然减少了一半，物价自然可以不必涨了。全国人民，上至总统下至小学生，每个人都得依限额用课榜买东西，这样也就根本解决了必需品的囤积问题。

听说白宫里管采办的老太太最怕贵客上门。别人都欢迎丘吉尔，她一听那位大胖子要来就发愁，总统请客似乎不好意思没有肉，面包上更不能不搽一些黄油，可是他们家里人口不多，所有课榜有限，客人一多，就难于应付了。

第三本购物证发下还不久，内容更新奇。除了像第二本一般的有红有蓝两种课榜外，还有四种不同的课榜，印着不同的花样：飞机、航空母舰、坦克和大炮。每种有一页，排好号码。它们的用处临时公布。譬如最近公布了飞机课榜第一号从10月某日起可以用来买鞋一双，其他的课榜用法还不知道。原因是有许多东西若是供给量缺少，政府就可以下令限制，指定用哪种课榜买哪种东西。

限购不过是限于日用必需品，有许多不是日用必需的东西，若是政府认为应当全部充作军用的，就老实不客气地全部买走了。打字机和闹钟除了旧货外，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经过人民很多的抗议，政府允许在年底放出一批闹钟给人民购买。铁器稀少得很。我出国时有位朋友的太太托我买一些头发上的夹针寄给她。我到了之后就到杂货店里去买，他们说这东西已经好久没有了。政府并不是禁买，只是制造这些东西的工厂买不到原料，或是已经接受政府的订单制造别的东西了。

最有意思的是牙膏。牙膏的管子是用锌和锡制造成的，这种原料差不多完全充作了军用。可是没有牙膏却又不成，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凡是要买牙膏的必须带一个空管子去交换。空管子交回工厂，然后再装进牙膏，供给人民应用。我们初期根本就没有旧管子，走了好几家，都被拒绝了，我屡次说明这种办法对于新来的人是不该适用的，我拿出护照来证明，我是初到美国，至少该给我买一管牙膏。那些女店员似乎很想不通有人会没有旧牙膏管子带进美国，都摇头表示她不能破例通融。后来总算有个通道理的老板，卖了一管给我。

坏人是到处都有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限购就有黑市。可是普通人都知道若是限购制度失败了，物价就不能控制，物价一飞涨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自己，所以很能守法。政府也想尽了各种办法防止黑市。小学生们集体起誓不买黑市东西，不用别人的课榜。同时，限购也有很严密的检查制度。不久之前发生了一件大规模的黑市案子：有一批奸商直接向人民买了牛，私自宰了，分发给零售商，用高价出售给没有课榜的买主。这件案发觉了，主犯就被政府一网打尽，而且把这件案子从头至尾摄成电影，公开放演，激起公愤，使人民普遍明了黑市的害处，使每个人都能负起检举的责任。我曾看过这电影，看完了，直拉着坐在我身边的朋友说：“我该运到中国去，让大家也看看黑市的危险。”若是我们已快走到经济的危境，我们得回头问问自己，有多少火坑是我们自己造下来，让自己跳的！

限购课榜是战时的措置，在开始实行的时候，自然会觉得麻烦，可是实行不久，就有很多人对这种制度发生特殊的好感。听说在英国已经有很多有力的人物出来主张：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制度的原则非但要保留而且还要加以扩充。为什么呢？说来是很简单的，这制度实在部分地实现我们传统的“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理想。这小小的课榜实在引起了物资分配的一个重要革命。

1944年1月1日

关于女人

提起美国的女人，大家好像很熟。在银幕上我们常看见她们。这真是件很不幸的事，从电影上去认识美国，或进而去了解美国，我们就大错而特错，最错的当然是关于女人的事了。我想我们上海的和一部分现在昆明的女人也许比普通美国女人更近于电影里的范型。

这几天因为要编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我需要请一位能和我修改英文的助理。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太太来找我说，她愿意不要酬报帮我工作。为什么原因呢？她说她一定要找点工作做，她每天在大学附属医院里尽义务替病人叠床，做了好久，没有多大兴趣，想换一点比较有意思的事，知道我需要一个帮助编写的人，所以来和我接洽。我听来有些奇怪。她若觉得叠床换褥太单调，尽可以在家闲散闲散，怎么好像非做些事不成呢？她整天忙，并没有一点经济上的酬报，究竟为什么呢？在中国太太们听来一定会觉得真是傻得厉害，可是在她却认为在这世界上活着不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就过不得日子了。

她是不是没有家务，闲得发闷吗？又不是。美国人力缺乏比我们更显然，别说教授家里没有佣人，连做到司长的大官家里一样是没有佣人，除非要请客才临时请人帮帮忙。当然，他们家里设备比我们好，有煤气有电，样样都方便，但是家务还是不轻。譬如说，我有一天在那位太太家里吃饭，饭后大家坐着闲谈。那位太太却忙着在和先生补袜子，孩子要睡觉了又得去照拂，可是她并没有借口家务把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忘了，也没有挂着在外工作的牌子把家务丢了。

我笑着说，我们以为美国的女人除了跳舞、交男朋友、结婚、离婚之外没有别的事了。大家跟着我笑。可是我忽然回想到我们自己国内的摩登女子，她们在做些什么？除了加上一项打麻将外，还有什么可以加得上去的呢？

美国的女人是自由，可是她们对于两性关系却远没有我们的摩登。16岁之前她们是受着父母监督的，父母可以禁止（若是他们觉得应当的话）女儿的滥交。16岁之后就得自己负责了。许多人说美国小姐们很少是处女，那也许是真的，可是她们对于婚姻却一点也不胡干。据说在大学里的女生结交男友，假若对方不是她愿托终身的对象，她们一点也不会热上来的。

最近因为战争发生，大批少年男子却在服兵役，生活改变了常态，出了很多风流案子。政府方面已经屡次宣布犯罪指数增加，督促社会和父兄注意。接着，重要的都市先后指派了委员会来防止这种堕风，设立了许多正当的娱乐场所来供给男女青年们消遣，还拟下种种教导办法。他们认真地在对付这问题。

至于结了婚的女子，行为上和那些少女可以说全盘两样。我知道有好几个丈夫在前线服务的太太们，白天从事工作，晚上就聚了几个太太一同做做针线、看看电影、谈谈话，除了正当的交际外，安分得厉害。若从电影上来推想这些女人的生活，必然是相反的。

在这次战事中，女子的贡献实在是大。职业女子的数目在1940年是1200万，到今年已增加到1700万。三年中有500万本来在家里工作的女子动员到各种战事职业中去了。她们的职业也大大地扩展了。重工业里好像冶铁、机器制造，运输工业里好像司机，都有女子参加，在军队里女子也不只是做看护了，我有一位中国同学的太太，她是生长在美国的华侨，就在一个兵工厂里做技术员，她的母亲也在一个无线电器材厂做工。我也认识一位中国太太在玻璃制造厂里工作。不要说美国本国的妇女，就是华侨也大批地吸收到工厂里去了。美国能成为同盟国的兵工厂，能供给世界各地战线上的消耗，怎会可能的呢？单有原料是不够的。重要的关键也许就在这1700万的女工。

上战线的自然还是男子多。在战线后面就有好几十万的娘子军（关于这次战争中的娘子军，我以后还有长篇通信）。再在后面就是这几千万的女工。这种阵势实在是女权发展的最好机会。我有一次在地底车里和一位朋友说：“你看同车的这些男子多难看？哪里像同车的女子们有精神。”我的朋友一注意车内的情形，也觉得惊异了。他说：“我真不觉得，战事发生还不过二年，已经有这样的现象。”

1944年1月15日

向西去——人家走了100年的路，我们10年就得赶上

我记得临行时候有位朋友曾这样对我说：“你也该有个假期了。出去休息休息，养养胖，回来再干。”我到美国已经有四个月了，说是享乐罢，真是天知道，当然，主人们给我们的盛情款待再也不能更加添了。香烟和牛奶从来没有吝啬过，可是，不知怎的我们害了病，有个黑影追着我们，永远也不能使我们心平气和地消受这朱门的酒肉。

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在这次旅途上怎么会到处都有惊心的事物。不要说那摩天的高楼；那如梳子般的烟囱；那肩肩相擦，歌舞迷人的百乐大道；那琳琅满目的国会图书馆——我们对此瞠目结舌，简直不知怎样说才好——就是那百货店里小孩子们的玩具，公园里如茵的绿草，也已够使我们感到一种威胁。“人家这样，我们呢？”

说来我在过去10年中总算也走过不少地方：绮丽的威尼斯、豪奢的巴黎、繁闹的伦敦、古雅的牛津，以及现在正在狂炸下的柏林，战雾笼罩中的巴藤湖。可是回想起来，这些地方尽管曾使我留恋不舍，曾使我沉迷颠倒，但是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恐惧之感。然而5年内地的生活，战时的经验，的确把人改变了，老了。我再也不能像孩子们那样用着惊异好奇的眼光来欣赏这新鲜的世界。忧虑自动地会袭入心骨，怪别扭的。哪里是假期，哪里有休息的闲情，实是一回磨难。心头总是沉着一块丢不掉的石头：我担心这地球背面那四万万人的前途。

一个晚上，在一个茶会里坐下，主人感觉到我有点恍惚。“这里生活还惯吗？我想伦敦和这里差不了多少，你在那里住过，想来不致有什么特别水土不服的地方罢？美国不致太不舒服罢？”

“美国不太舒服？刚相反。我有点想家，我想我那孩子将来会过什么日子。”

“假如你太太一同来了就好了，都是这战争。可是战争总是要结束的，而且你孩子长大了，也送她来。”

“也许是，可是你容得下我们四万万个孩子吗？这下一代大概免不了都得送到这个文化里来，我怕，不论我们愿不愿，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可是这个旅程却没有像坐飞机那样方便罢了。”

换一个地方是容易的，我们已经有各样的交通工具，有保险制度，甚至于已有交通警察。可是要换一套生活方式，要接受这套从现代科学里生长出来的生活工具，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指路牌，没有红绿灯可以做我们的向导。我们面前是一条黑路，而又是一条无法避免的旅程。这使我心地不能安定的黑影。人家并不在等我们，他们天天在加速地向前。人家走了100年的路我们10年就得赶上。多匆忙。我最明白匆忙的可怕。这一生匆匆忙忙的已造下了多少永远无法填补的创痛。个人如是，国家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那位朋友知道我到了美国之后生活太紧张。她认为我那种多少带些“杞人忧天”的不安是都市病。离开一下都市就会恢复的。因之，她劝我到中部乡下去走一趟。她知道我是写过关于中国农民生活文章的人，所以更坚决地说我得看看美国乡村。我接受她的好意，所以在纽约城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就向他们所谓的西部出发了。

所谓“西部”其实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这和我们所说“下江”“内地”的区别相同，谁也指不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若是翻开美国地图，他们所谓“东部”只指靠大西洋海岸一带，而且南方的几省似乎又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是“南部”的区域。美国的东北才是老牌“东部”。这是和我们“下江”一般的意思，是工商业中心。在历史上讲，他们重要的界线是南北。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南北战争，林肯的英名就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的。南北之分其实也就是工农之分。南方是农业区，有广大的棉田，有著名的烟草。农场上需要人工，而且必须便宜的人工，于是在早年发生了黑奴制。南北经济基础的殊异，一直到现在还反映到政治的分歧上。南部多共和党，多少是要和大资本工业家作难的，北部多民主党，多少是和大地主农业利益不接近的。

可是西部呢，在早年美国人脑中这是一个“去处”。从海滨向西是密西西比流域，土地肥沃，山水秀丽。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所占据的那片土地，在250年前是属于普通所谓“红人”或“印第安人”的。新大陆的“新”字是欧洲人说的。可是自从“发现”了这“新大陆”，一批一批的欧洲人坐了船，渡过大西洋，迁移过来。最早的居住地方自然是靠近大西洋的一边，这是东方上了岸。向西都是化外之区。赶走了土人就能住下来开发。谁住厌了一个地方，谁感觉到“故乡出不了状元”的，向西去！西部之西还有西部，一直到太平洋岸为止。因之，西部是随着时间一直推出去的。而“西部”两字也总是带着一点拓荒的意味，西部是新天地，是可以自由发展的去处，是摆脱传统的旷野，空气也清凉些。

当然，日子久了，在表面上，至少靠东的西部，和海滨区域早已看不出什么大的分别。以西部中心的芝加哥来说，有什么地方赶不上纽约。若是摩天大楼没有那样高，它的犯罪指数却是最大。但是若问一个美国人，哪里可以去看看美国农村，他一定指着西方。因之，我坐了两天两夜的快车到了密里苏里。

我有位旧同学老徐在这地方，他特地到车站来接我。但是我一见他，他却涕泪纵横，好像是重伤风。我想这真不巧，这样子怎能要他伴我去农村呢，他却说他正要逃避这种“草热”。原来这是西方中部的一种地方时症。据说是一种草开花的时候播散花粉，有些人一和这种花接触就会接连地打喷嚏，一下子可以几十个。于是苦了，睡也不舒服，鼻涕眼泪流个不停。这病是怪有意味的，有些人见不得某种花，一见就会流泪，有些人见了女朋友，鼻子也就通了，可是女朋友一走，病又来了。中国同学在这里的有不少害这时症。一直要到下了霜，草枯了，病也结束。这种草在中部最多，近来慢慢侵入了东部。

于是我就问他怎样逃得了呢？向北去就成。北部天气冷，这种草长不活，所以就没有事。他等我到了一起走。这样我才安心。我们准备停当，预备开了老徐的车到瑟湖边上的杜萝丝去，老徐突然记起了他一位女同学的约会，她的家就在杜萝丝附近，现在学校放了假，想搭我们的车回家去，我们把她接来了一同走。

从密里阿巴里西到杜萝丝要坐半天车，在车里我们谈了一阵话，太阳已偏到西天，我肚子很饿。我建议在附近市镇上停下来吃了晚餐再走，可是那位小姐却归心似箭，说她已打了电话给她母亲，杀了两只鸡等我们。她自己家里有鸡，而且很多，有牛，有马，是在农场上。我听了心里真高兴。我宁可挨一次饿，去拜访一下美国的农家。女儿在大学里念书，父母在家里耕地的农家。

这天晚上，我们就见到美国的农家了。

1944年1月30日

如此农家

最近英国请了美国商会的会长和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到伦敦去交换意见。有一次在席上有位朋友和他们闲谈起一个轮船公司老板的身世。

英国的朋友带着惊异的口吻说：“你知道，这位老板开首只有5万镑资本，现在居然经营着80多条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只有80多年。”

这位美国客人并没有感觉到主人的惊异，因为那位经营着四大公司，拥有1700个雇员的美国商会会长，20年前手上只有2500元美金，即以美国首屈一指的福特老兄来说，也是从2.8万美金起家。

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几十年前，这个天府之国有的是机会。谁有本领谁就能出头。白手起家的人在一生中可以成为百万巨富。在这充满着机会的世界中，自然养成一种独来独往的气魄：合则留，不合则去。大家拿出真颜色出来。因之，他们最重视的是不受牵掣，这是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所谓民主、所谓自由，就是说大家干大家的，比个雌雄。他们到现在还是相信最好的经济机构就是每个人都能自由竞争的方式。最近威尔基的演说还是高唱没有竞争就没有公平的调子。他们最高兴的是同一路线上有两三家铁路公司在竞争，大家要讨好顾客，大家要求进步，结果也就不会腐化。

我在前一次寄言中已经说过，在早期西方有的是荒地，谁在老家觉得没有出路的就向西去。向西去的也因之都是些不屈服的好汉们。倘若我们要寻一个标准美国人，他绝不是在我们国内的传教士，或是香港、上海的商人，而是在美国西方中部的农夫。

我们经过杜萝丝的近郊，转入一个肥沃的平原。美国的农村和我们的在外表上就看得出很大的区别来，一家一家四散地分布在这平原上，并不像我们那样一村一村地聚居在一起。各家的房子就筑在他自己的农场上，不像我们云南的农村一般住宅和农场是隔开的。其实，我们若把我们的一村算作一家就近于美国的情形了。这个比拟实是真情。美国农民平均一家有地折合500华亩。他们一家抵得过我们100家。一家不是一个村子了吗？这话在我们乡下人听来，真是和《山海经》一般不可信的大话。谁会相信一家人能种500亩地，可是在美国这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大农场可以大到几千英亩，合起华亩来要有近万亩。这些数目里有的是机会、自由、竞争、孤立，美国人的性格是从这种大农场上养成的。

读过我以前寄出的几篇通讯的朋友们，不免会觉得我这几年穷慌了，所以见着美国的形形色色都有些眼红，由眼红而甚至带着一点妒意。这自然怪不得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世界上差别确实太厉害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命这样苦呢？不是的。我们人多，他们地多。同样500亩地上他们只有一家人，我们却有100家人。用500亩地来养一家人，这家人自然可以：

朝洗白石池，夕睡席梦思。堂有沙发椅，壁储雪莱诗。狂饮不用吝，歌舞何须私。客来摩托响，挥手耕马嘶。北美之农家，起居却如此。

同样的一片农场上要养活100家人，这100家人哪里能有子弟在大学里念书？哪里能开了汽车上街？哪里能靠着收音机听音乐？哪里能吃得结结实实，穿得体体面面，住得舒舒服服？这种人除了子孙满堂之外，怎能知道生活上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事？

我们到达那位小姐的家里，天已经快黑。主人们在客堂里等我们。一家四口：一对中年夫妇外，有两位小姐。他们说朝上接到大小姐的电话，知道我们要来。这地方还没有中国客人到过，所以很高兴见我们。已经烤熟了两只鸡，还有新鲜的红柿，都是自己农场上的土产。主人们穿得虽不讲究，但是很整齐。我们确是很饿了，就上座大嚼起来。

主妇很会谈话，从蒋夫人访美一直讲到下一次大选，她说她一定要选威尔基。主人是中等身材，宽肩结实，寡言鲜笑的人，坐在沙发里听我们说话。二小姐是在附近中学里念书，快要毕业。她不愿进大学，想出嫁了。大小姐是标准大学生，怪神气的，讲起学校图书馆怎样大，男同学怎样好，体面得很——这样一个生趣盎然的安乐的家庭，生活有保障，子女有教育，言论有自由，正是美国过去一世纪里创造出来的成绩。这使我羡慕，也使我有一点妒意；我知道这一点成绩绝不是随意拾来，偶然天赐的。他们为此流过血，为此现在还有几百万的男女在海外拼命。用血来造成，用血来保护，可羡的是他们在敌人没有围城，敌机没有临头的时候，已经知道怎样不怕牺牲去防止他们这点宝贝被人毁灭。引起我妒意的是自己的心。我们这种家破人亡的世界里，还有多少短视的人在想逃避，在想偷生，在想发国难财！我自省自问，又怎能不叫我心慌？

那位寡言鲜笑的主人，新近才从冰天雪地的冰岛回来。他是应征去那里修筑军事根据地的。讲起这事他高兴了。我问他：“你有这样一个好家庭，还愿意去受苦？”他笑着回答我：“没有什么，我不怕冷，这才有意思，倒是在海上有一点担心。可是苦也好，不苦也好，我们不去，这样好的家也没有了。”

第二天有一位邻居的少年来做客，他曾轰炸过西西里，这次是回来休假，下一天又要去上阵了。他们讲起本村从军的人，屈指一算已有几十个，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失踪，有的还在前线。后方的人自己的子弟、朋友、爱人在那里肉搏，怎会有心为非作恶？对国家多一分损失，也就等于给自己骨肉多一分被害的机会。家家户户为战事尽力。战事和他们是这样亲密！最近募战债，结果竟会超过定额。为什么？因为这次战事是每个人的，每个人都在参加，每个人的利益都靠这次战争来保障。这力量怎能不惊人？我记得五六年前多少人觉得要讲强国不能不走黑衣宰相的路线。现在呢？我想再不会有人怀疑民主国家只是能富不能强的了。英美确是表现了集中人力的自动参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所以能打这7年仗，还不是靠大众一致的努力吗？

那位主人对我们很热诚，可是他始终不随意恭维我们。说起了中国，他就不很说话。后来他摇着头：“我不知道，我没有到过中国，我也没有和中国人接触过。有很多东西，好的或是坏的，我不能相信，我没有意见。”这是美国拓荒精神的余绪。他们生活在事实里。成功失败就靠自己的判断。经验告诉他们最可靠的判断是根据看得见，摸得到的事实。很多人觉得美国人是最耳软、血热，有时会胡干，这是好莱坞电影上的美国，不是真正的美国。真正的美国人是像我们那位主人一般的人。也许正因为太注意了事实，所以广告才如此发达（倘若全是耳朵软的，广告也就不用讲技术，也不必花这样多的钱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千钧一发的危机中，还是有孤立派的存在。

大小姐要我们留宿在她家里，天已经很黑，走也不容易。何况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农家的生活呢！所以就住下了。晚上我梦了一夜的家，醒来写了一首诗：

异国农场客里游，平冈鸣鸟草如油，雏鸡未识啼初晓，梦里乡情片刻留。

下楼主人已经出去工作了。他们是小农，一共不过60多英亩（360华亩）地。这土地若在中国，总得30个人才种得过来。但是在美国只要一个人。一个人种三四百亩地，一点都不算是大规模的。他们并没有大的耕地汽车，只有一辆两匹马拖着的小车，这一点机器已经足够对付这大片土地了。据说那位主人在北冰洋的时候，家里只有他太太一人。只有太忙的时候请一位助手帮一下。有一次和乌格朋教授谈起这事，他说这并不算稀奇。他有一位朋友晚上住在大旅馆里，白天一个人种着1000多英亩的地。叫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那天下午我们建议请他们吃中国菜。老徐下厨房的本领是靠得住的。小姐们和女主人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我们那位主人却并不作声。他并不反对，可是他屡次声明，他最喜欢的是自己家里的菜。别国的菜他全不在意。大小姐偷偷和我们说：“不要管他，吃了他才知道好处。”

老徐的拿手菜是红烧鸡和红烧白菜。这天晚上本领都显出来了。那主人吃着这味儿，脸上露着满意的微笑，一块又一块，最后大声地说了：“中国东西真好，从此我知道了。”这坚决的声调是典型的。他尝着了，他有了经验，他不怕下断语了。他决定了他的态度，也就负责了，不容易再改了——让我们记着，美国人是相信事实的。我们有好的，他们自然会赏识我们的。那位主人大概是吃得太多了，饭后在床上一倒，一直睡到我们告辞他去。

1944年2月5日

[1]美元的旧称。

[2]维生素的旧称。

[3]卡其布的旧译。

雾里英伦

偶尔也常常想起伦敦：不是花草，是雾。多年没有浸染着伦敦的雾，生疏了的老友，想起了怎能不觉得若有所失？

雾到处都有。每天早上，推门出呈贡山头的默庐，东边一抹淡峰，沉拥在白蒙蒙的雾海里；望着，不免自喜：娇懒的山冈，比我还贪睡。独醒之感，有时也使人难受。伦敦的雾不是这样。去年在北美诗家谷过冬，不敢早起，早起了出门，四围在朝阳里发黄的尘雾兜着我，扼着脖子，不咳出口，会窒息；想咒诅，出不出声。若逢有事，等不得雾散了才上街，手帕按住嘴，急急忙忙，两步并作一步走，沿途有什么也不会勾留住我。不熟悉我的，不知道我鼻子有毛病的，定会笑我：岂习俗之移人哉，半年不到已涂上花旗色彩！伦敦的雾不是这样。

想起：初到伦敦，已属深秋。黄昏时节，晚雾方聚。车过海德公园，平冈野树，棱角隐约，游人憧憧往来其间，黯淡难辨。到客寓里坐定，侍女容笑相问：“伦敦怎样？”我茫然不知所答，“我见了伦敦吗？”——是的，人岂能貌取，外表上修饰的不是暴发，也是轻薄。摩天的高楼，突兀的华表，给人的是威势，引起的是渺小的自卑。谁甘心当蚂蚁？尊严屈辱了，跟着的是虚妄的自大。雾里伦敦掩没着她的雄伟，是母亲的抱怀，不是情人眼角的流盼。

深藏若虚，靠了雾。不明白英国人的，也许会觉得英国人城府太深，太喜藏；一见之下，似乎有着相当距离，捉摸不定他的真相，真如我初次在雾里过海德公园一般，茫然不知怎样去描述我的印象。记着：雾并不能隔绝你和平冈野树相接触，和往来人士相交谈。等你走近时，不但隐约模糊之感顿然消失。而且，我总是这样觉得，在雾里看花，才能对每一朵花细辨它的姿态和色泽，雾把四周分散我们视线的形形色色淡淡的抹上了一层薄幕，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注意也会因之集中，假若你在雾里还是睁着眼，你有机会时不妨试试，你决不会感觉到疏远、隔膜、空虚；在你身边的会分外对你亲切。雾把我们视境分出了亲疏，把特殊的个性衬托得更是明显。你可以在清晨立在山头望着眼前起伏的山丘，靠了朝雾，不但峰峦层叠，描出了远和近，即是山上的一树一木，万里一碧的晴天所不易瞩目的，也会在雾层上端孑然入眼。黑夜所搓混的距离，雾把它分出层次岗位，强烈的阳光所拉平了的个性，雾把它筛滤出棱角姿态——会交朋友的喜欢英国人。

英国人重个性，讲作风。一个作家的文章要写到不用具名一望而知是出自谁人的手笔。一个人远远走来，不必擦眼镜，端详眉目，只要窥着一眼，步伐后影里就注定了必是某人，不可能是别人。张伯伦的洋伞绝不能提在别人手上，丘吉尔的雪茄谁衔了也没有他那股神气。英国卡通的发达，岂是偶然？Low只能生长在英国，也只有在英国能编得出Punch杂志。英国人是在雾里长大的，雾里才能欣赏个性，雾里每个人才必须讲究作风，喜好雾的人才能明白英国人。

雾叫人着重眼前。这是不错的，很少英国人高谈多年计划，隔着一层雾，你有什么兴致去辩论10尺以外的天地？有雾的天气，地面也不会干燥，滑溜溜的，看得太远；忘了鞋底，一脚高，一脚低，不翻身就得说是侥幸。眼前的现实是每一个雾里走动的人所不能不关心的。英国人是短见的吗？不然。在黑夜里摸路的人，失足跌入深沟里，会爬不起来，我们怪不得他，他看不见深沟，跌下去不是他错；雾不是黑夜，每进一步，眼前展开了一层新的现实世界，每步都踏得实，当他举步前进，过去的渺茫已经化为具体，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世界，如果出事，怪不得别人。走惯了雾路的人，对于前途有的是警觉和小心，决不能是虚妄。拿破仑、希特勒不会是英国人。大英帝国是几百年雾里积成的版图，若是要瓦解，也不会在丘吉尔一人手上。英国的民主可以保留皇帝，英国人民可以跟着主教在十字架前祈祷前线胜利。说是保守罢，当然。他们的回答是：没有必要，何必更张？大学生上课还要披道袍，多麻烦？可是披着的道袍并不挡着显微镜，并不遮住耳目，听不清教师的宏论，何必一定要连袖子都卷起，烧了道袍才甘心呢？雾里长大的人，不怕改变，可是明白改变也有多余乏味的时候，保守不一定是顽固，死硬；进步也不一定是时髦、年轻。

雾里行路的人才明白可靠的只有自己，你踯躅在艰难的道上，举目是白漫漫的一片，也许朋友并不远，可是你不能拿稳了说在你困难和危急的时候，一定有人能看见你的失足，听见你的呼援；更说不定，咫尺之间就有等待着你的敌人。英国的国运的确不是个骄子。小小的孤岛，四面是恶浪汹涌的海洋，和大陆相隔不过14英里[1]，可是这遥遥可望的海峡，却是天下稀有的险道。岛上的生存倚于海外的供给，他们的安全也就寄托在这多事的水面。若是英伦已经很久没有被侵，那不全是靠了盟友的代守代攻。每次有战争总有一个援军不及，自力撑住的危期。靠自己，靠自己；处危能安，履险如夷，从容沉着的劲，我不知道多少是在雾里养成的。

笼罩在雾里的英伦，雾不消，英国人的性格大概也不会变。你要认识他们，你得在雾里走走。

我曾问过昆明的英国朋友：“你觉得昆明的天气怎样？”

“真不错。”

“还想回老家？那多雾的英伦？”

“可惜昆明没有伦敦这样的雾。”

我记起在下栖的泰晤士畔，雾里望伦敦桥；我又记得在巴力门广场上，雾里听巨塔的钟声；纷扰中有恬静，忙乱中有闲情。没有了雾的伦敦，我不能想象，我也不愿再去。

我怀念英伦：没有纽约的显赫，没有巴黎的明媚，没有柏林的宏壮，没有罗马的古典；她有的是雾，雾使我忘记不了英伦。到处都有雾，可是到处都没有伦敦的雾一样的使人忘不了。

1945年1月28日于昆明

[1]英制的非正式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公里。

自由应无垠

去年9月里，戴高乐将军访美返北非，准备重返巴黎时，带着他16岁的女儿一同去看《白雪公主》，他看到白雪公主因皇子的一吻，突然苏醒时，他回头向他的副官说：“好，我喜欢能觉醒过来的人！”这小小的故事传出来，使人闻到了大革命时代法兰西的传统精神：“不自由，毋宁死。”这精神里曾产生过多少鼓舞着世界上被压迫，剥夺了自由者的希望，就在这精神中也产生过多少法兰西著名的英雄，我们从小就熟悉罗兰夫人的故事，到现在一提起法兰西，面前好像站着一个一手执着火炬、满面慈祥、洁白长袍，赤着脚的自由女神。戴高乐是恢复法国的英雄，该是一个传统精神的象征。

可是，这又怎能不使我怀疑呢？“好，我喜欢能觉醒过来的人。”这一句话还在人间流传的时候，就在说这句话的口中却又向世界宣告：“法兰西海外殖民地不容改变。”能觉醒过来的人难道只许是白雪皮肤的人才能使戴将军喜欢的吗？本来，不知为什么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就成了西洋政治标准的一条界线。自由，平等通不过这狭小的运河。我们不希望帝国保护者的丘吉尔会成为自由世界的功臣，可是我们却不能不为以传统法兰西精神的象征者自居的戴高乐惋惜，更不能不为自身经过了几年亡国惨痛的，爱好自由、平等的法兰西人民惋惜，他竟会跟着英吉利海峡的暗流，在这解放时代说出了这维持帝国利益的声明。

殖民地制度在阻碍我们的胜利，又将使这次战争成了一个没有结束人类厄运的一场恶斗。我在1938年的冬天，从西贡登陆，那是我初次访问越南。下船来，有着警察把一船的中国人一起用武装押送到一个法国官吏的大桌前，我们没有犯罪，只是想取道友邦归国。可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武装警察的监视下受到审问。我那时离开法国还不到一个月。凯旋门的雄姿，Notre Dame一带咖啡店里的幽闲，还在我眼前。法国人的热情和亲切，永远是我不能磨灭的印象，可是一过了苏伊士运河，为什么可爱的法国人会用着可憎的面孔对着一个过境的客人呢？

我本来不必再提这些过去不痛快的琐事，可是我自己觉得为了我从小在罗兰夫人故事中所养成对法兰西自由女神渴慕敬爱的心情，使我不能对这些丑恶的琐事更为深恶痛绝，更叫我惊心的是第二天在西贡海关上，穿着制服的殖民地官吏，竟会伸手向我们索取几十比阿斯脱的贿金。“殖民地对于法兰西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我回国后写给一位法国朋友的信上曾这样说，“这是你们的耻辱。我不想从政治的原则来批评殖民地制度，可是为了法兰西的尊荣，你们不该在东方留下这一个使你们的朋友会痛心的罪薮。”

去年我从印度回来，我在悲痛的心境中，把同样的话又写了一遍给我英国的朋友。我厌恶殖民地，因为它腐化了我敬爱的朋友。我那时又加上了一句：“你一定明白，你为了这愚妄的制度付下太大的代价了。”

是的，在这次战争中，不但殖民地的属主在用他们儿女的血来偿赎他们的愚妄，连我们一切为自由而战争的人民，都在付这笔血债。你想：若是广大的印度民族不采取“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的态度，我们后方受难的人也不会像现在一般的困苦，日本怎能这样容易占领同盟国东方的脆弱的一边？现在我们固然有不少理由不能正视这同盟国严重的错误，可是将来的历史家必然会说：这是一个自己解除自己武装，让敌人来屠杀的例子！人不是完全的。错误和愚妄原是我们的本性。但是，使我不能了解的是在任何地方都能令人钦佩的朋友，其不能悔改一个不太难于发现的愚妄。

我在现在又提起这套话来，因为在这几天里我们同盟国又吃了殖民地制度的一个大亏。当我在报上读到越南法国军队被日军解除武装的消息，我不能不又想起这常使我厌恶的殖民地制度了。若是戴高乐不学丘吉尔而学学罗斯福，越南不成为印度而成了菲律宾，日军怎能在一两天内解除3万法军的武装呢？

东京的广播本是不可靠的，可是所传越南人民为了独立而狂热的情形，不能完全说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在局外看去很清楚，这是日本的政治攻势。越南的独立是假的，正和当初朝鲜的独立同一性质。可是，谁使日本能采取这一着显然不太失败的政治攻势呢？若是越南人民觉得他们只有在两暴之间择其一，他们是有理由选择一个假冒伪善的暴君。我们应当问自己，为什么同盟国连这一个可以制胜敌人的政治攻势都不能采取呢？相反的，同盟国所许下他们的将来是一个永久不变的奴隶身份呢？

假如戴高乐真是法兰西传统精神的象征，是一个清算过去错误的新生力量，他应该早就用他看《白雪公主》时的腔调“我喜欢能觉醒过来的人”来向越南广播，他在北非的名言可以拯救3万法国儿女的性命。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能在越南发动几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合作，像菲律宾一般和盟军协力来驱走压迫他们的日军。反之，他使这些曾经贡献他们血汗于法兰西帝国的越南人民会受口是心非的诺言所欺骗。我实在不能不说是同盟国的一个错误。

或者不肯做清算帝国的大臣会回答我说，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管不着。我确实很诚恳地告诉他们：我们在这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殖民地太近了。为了我们自己切身的愿望希望同盟国早日胜利，我们是否有权利追问，我们在远东战场是否已动员了一切可以促成胜利的力量？假使有疏忽的话，不但会增加同盟国军民死伤的数目，而且会使将来的和平无法建筑在永久的基础上。我们的盟友，我们有这个善意规劝朋友的责任。

亡羊补牢，还是有益的。远东的大战刚刚开始，我深切期望戴高乐将军所代表的新兴法兰西民族能有勇气清算他们过去的错误和愚妄。这次流血这样多，痛苦这样深的战事，应当是世界新秩序诞生的母体，在新秩序中自由与平等是不能分割的，更不能以苏伊士运河为分水岭。

1945年3月18日

重访英伦

行前瞩望

这是痛苦的，麻痹了的躯体里活着个骄傲的灵魂。这痛苦也许曾降到过每个临终易箦的人的心头，只是僵化了舌头，挡住了这心情的泄露。一个国家的弥留却不是这样容易解脱。呻吟里有字句，挣扎里有节奏。当我读到丘吉尔先生富尔顿的演说词，怎能不发生无限的迟暮之感。

我是爱慕英国的。两年的英伦寄居，结下了这私心的关切。在战云还没有密盖到这岛国的上空时，徘徊在汉姆斯坦高地的树林里，野草如茵，落叶飘过肩头，轻风里送来隔岗孩子们的笑声，有的是宁静。一个成熟了的文化给人的绝不是慌张和热情，而是萧疏和体贴。我爱这种初秋的风光，树上挂着果子，地上敷着秋收。可是英国的成熟却令人感到太仓促了一些，使人想起古罗马的晚景，在蔚蓝的地中海上，竟成了一座蜃楼。为了我对英伦有这一点私衷，未免起这忧心，尤其是当我接到新近从那边的来信，描写着劫后的伦敦，繁华中的废墟，这样地不敢令人相信。历史太无情，岂是真的又要重演一次帝国的兴亡轨迹？

煤、铁、水筑成的帝国

英国人有他们足以自骄的过去。罗马帝国除了寿命之外，有哪一点可以和大英帝国相比呢？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大英帝国拥有1200万平方里[1]的领土，满布全球，4.25亿的人口，占全人类的1/4。罗马帝国在领土上只有它的1/5，在人口上只有它的1/4。永远没有落日的帝国在文化、经济、武力上支配着整个世界。这雄飞宇内的帝国实在是历史上的奇迹，它发迹得这样的迅速！300年里长成的帝国竟如是的壮健、跋扈！300年前的大西洋，这滋养培植大英帝国的波浪，是西班牙巨舰纵横出没之区。渔人、海盗、亡命者蚁集的岛国，靠了海峡的天险，才能苟延残喘于强邻的姑息之下。他们怎敢仰首伸眉，问鼎欧陆？可是历史却挑中了这三岛，这海岸线最长、煤藏最富的三岛竟成了一个新世纪的摇篮。

“我们的帝国是无意中产生的。”英国人喜欢说这句话。至少在早年这是不错的。帝国的母亲，女皇伊丽莎白少女时没有敢做过诞生这贵子的美梦。她犹豫再三，不敢拒绝西班牙菲利浦的求婚。拒绝，那将是英国的灾难；不拒绝，那将是英国的屈辱。菲利浦的缺乏耐心解救了她的难题。1588年7月，历史转捩的日期，西班牙无敌舰队的132艘艨艟巨舰迫近了英国的海岸。这是一个谜，神风还是战士，击溃了这似乎是致命的打击？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西班牙白白地送出了一个永远收不回的礼物给这位帝国的母亲。海上霸权从此转移到英国手里，直到威尔斯亲王号在新加坡海外沉没为止，350年的帝国历史！

我愿意相信这三个半世纪的帝国繁荣，并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的擘画。谁能预先布置下这两个前后媲美的女皇，一个统治了45年，一个统治了64年？伊丽莎白、维多利亚，两个名字加起来岂不就等于大英帝国？当然，一个神秘主义的历史家可以面对这些巧合附会着阴阳盛衰的道理，一个靠着水德的帝国缺不了女性的君主，但是，帝国的基础其实却在比较而言极为平凡的配合上：煤、铁和水。伊丽莎白在无意中得到了水上霸权，维多利亚也在无意中得到了利用煤铁的工业霸权。

维多利亚刚庆祝过她18岁的生日，很疲乏地一觉醒来，皇位正在轻轻地打她的房门。她披着软绸的睡衣接受了帝国的宝座。这是1837年6月20日清早5点钟。这时候，科学已经把实用的技术带到了人间；瓦特的蒸汽机（1765），倭克瑞脱的纺锤（1771），卡脱瑞脱的布机（1785），富尔顿的汽船（1807），斯蒂文生的火车（1814），都已经替工业革命预备下一切必需的条件。维多利亚女皇坐上皇位时，英国12哩的多灵顿到斯多克顿的铁路已经通车。在她21岁生日的时候，电报也发明了。她无意地接受了科学的礼物。这礼物也出于她意料地带给了她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科学的技术在铁和煤丰富的地区结成了工业。工业需要原料和市场。水上的来往是最便宜的运输，海外的原料从各处输入这19世纪的工业中心，工厂里制造出来的货物，又从水上运到了世界各地。贸易是帝国的主要活动，国旗跟着商业插上了羊毛产地的澳洲、棉花产地的印度、黄金产地的非洲海岸，水上霸权这时不只是帝国的光荣而且是帝国的财源了。谁能说英国不是在无意中产生了帝国？他们有意的是商业，无意的是帝国，可是从此帝国和商业又就分不了手。

帝国挡住了前程

19世纪的中叶，英国的商船已经在军舰保护之下，驶入了世界每一个港口，在事实上帝国已经成熟，尽管有小英国主义的格兰斯东拒绝收生，还是延迟不了它的诞辰。1876年春天，狄斯累利为英国购得苏伊士运河的翌年，又把印度女皇的冠冕加上了维多利亚的头上，似乎是无法逃避地走上了这命运已注定的路子。狄斯累利怎么不明白他给英国一个重大的担负，他又怎么不明白格兰斯东在耳边响亮的声音：“这样的帝国是必然会瓦解的。”他不能不向巴力门里为他欢呼的人说：“你们有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势力，也有了一个新的、也不可预知的目标和危险要你们应付……英国的女皇已成了东方最强的主权了。”欢呼的声音掩盖了“危险”两个字，英国多少青年的生命从此将埋葬在这两个字里。70年后，这危险却暴露了，而且竟是一个全人类要共同应付的危机。

格兰斯东所预言和狄斯累利所暗示的危机是什么呢？他们知道大英帝国的基础并不是健全的。煤、铁和技术并不能由英国独占，工业会在世界各地发生，会超过工业的老家；而且英国工业的原料和市场却又远在海外。生产原料和购买英货的人民大多并不是英国人，要保证原料的获得和市场的稳定，英国必须永远维持它的霸权，不但在海上不能有敌人，而且在海外要有武力去保护没有别人敢于争夺的原料和市场。换一句话说，大英帝国必须有殖民地的维持。赫斯克逊早就说了：“英国是不能小的，她必须维持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她了。”

危险就在这里。维多利亚时代的膨胀是值得骄傲的，但是这却把英国置上了没有退路的绝地。它能永远占住水上的霸权，保持住殖民地，光荣是它的，不然，它就完了。这是每一个帝国的首相所不能或忘的格言。狄斯累利创造了这局面，麻烦了接着他当政的每一个首相。而且这局面也愈来愈严重，因为英国没有独占煤铁和技术的可能。科学没有国界。它抵触着英国的愿望，在世界各地兴起了工业。每一个工业国家的兴起，都成了大英帝国的威胁。这威胁造下了帝国维护者的备战心理。丘吉尔在1924年就明白地说：“人类的故事是战争。除了简短的、朝不保夕的插曲，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和平；从历史开始以来，屠杀性的斗争是普遍的，而且是不会完结的。”

在这种无可退守的境地作战，英国自从获得霸权以来，从来不能容忍一个可能超过它的强权出现，当法国要抬头时，它立刻去扶持德国，当德国要抬头时立刻又去扶持法国。这种外交使欧洲永远处于分裂和萎弱的境地，英国的霸权才能确保不替。一直到1939年，这种基本的权力平衡还没有改变。可是以分裂、破坏、压制、残杀、战争来应付大英帝国的危险是消极性的，而且我们可以说是逆流的，是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相抵触的。人类并不能以维多利亚宫廷的光辉为止境，这并不是文明的极点，亿万细民还在穷困、恐怖中喘息，人类还得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维多利亚宫廷里的华贵和风雅。这却不是大英帝国所能许诺的世界。我们不能不承认英国在人类文化中的伟大贡献，科学、技术、民主、风度，哪一件不成为19世纪以来人民的模范；但是，它若一定要站在世界的前排，不能容忍别人争光，它也就成为文明的绊脚石了。我自然不是说英国人的心胸这样狭小，英国人从个别来说是最能尊重别人，容忍别人的，可是他们为了帝国地位的安全，却又是“无意”地着着走上和他们风格不合的方向。每一个认真的英国人都避免不了这内心的矛盾，正如我一位很亲密的英国朋友所说：“谁喜欢在印度这样搞下去？可是我们怎样脱手呢？”

另一新世纪在等待你

翻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来重念一遍，我尽管爱慕英国，也不能饶赦英国。英国人眼中似乎只有帝国的安全而忘了还有世界的和平，握有盟主地位的国家把世界和平放到了帝国安全的下面，战争是绝难避免的。英国在欧洲“以德制法，以法制德”的结果，发生了这两次差一点毁灭了人类文化的恶战。英国在两次战争中得到些什么呢？战争并不能解决帝国的基本矛盾，只加深了格兰斯东所预言的危机，在殖民地基础上的帝国是总会瓦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英帝国并没击溃威胁它的新兴工业势力，相反地却促成了东西两个新兴工业国家：美国和苏联。美国的不景气和苏联的被冻结，固然暂时缓和了当时的严重冲突，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两个工业国家的潜力却表现得使英国战栗了。何况，战术的发达，水上的霸权，并不足以保卫岛国本部工业的安全。空中降下的破坏使海峡的天险失其效用。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业设备的破坏是致命的。它是以世界工业中心的地位起家的，现在这帝国最主要的本钱却丧失了。工业的基础已经由煤和铁转变到了汽油和化学品，武力的基础已从水陆平面转到了立体空间。这转变使大英帝国的基础翻了身。科学和工业造成了大英帝国，也是科学和工业使大英帝国式微和没落。

人是会被过去的光荣所迷惑的。承认丑恶的现实需要勇气，而这勇气却不是被过去光荣所迷惑的人所容易得到的。过去的半年里我在等待英国人民的觉悟，可是传来的消息却常常相反。英国的安全，现状的维持，还是他们不易的政治课题，而且，题解的方程式却还是那传统的分裂、牵制、压迫和战争。这方程式已使人类濒于危境，继续使用下去，除了毁灭还会有什么呢？

若是英国还是在旧公式里看世界，它怎能不觉得前门送狼，后门迎虎呢？隔着大西洋的美国，工业的膨胀已完全压倒了英国，而且超越的距离又这样远，英国实在已望尘莫及。所幸的，英美之间还有血浓于水的传统；美国的势力也还没有伸入帝国心脏的地中海和印度洋。两国正面冲突在短期内不易发生，但是经济上的矛盾虽则潜在却并不轻浅，这次美国对英国的借款中已充分表示了这矛盾在作祟。

大英帝国直接的威胁来自另一新兴的工业国家。这国家不但毗邻于地中海的生命线，而且具有煽动殖民地反抗的魔力，那就是苏联。今后工业和武力的血液是汽油。大英帝国的油库却在中东，正处在苏联的门口。苏联在另一种经济制度中工业发展的速率是惊人的。在10年之后，没有人可以预料它的生产力会达到什么程度，而且，它发展工业的原料，靠了它广阔的领域，竟可以大部分自足自给。这个新兴的工业国家若容它发展，无疑地将是大英帝国无法收拾的竞争者，也可能是帝国瓦解的执行者。若是要维持“英国是不能小的”的话，这个帝国心脏里的刺自得及早拔除。丘吉尔的使命就在这里。

丘吉尔和他的承继者做着一件劳而无功的苦差。拔除了法国，产生了更强的德国；拔除了德国，产生了可能更强的苏联。即使拔除了苏联，谁知道不会又产生一个比苏联更强的国家呢？这不是办法。英国并没有做战争制造者的必要，只要它在另一逻辑里打算他们的前途。

我是爱慕英国的。我也相信英国人民有着他们卓拔的才能。我永远在盼望他们的才能不必在战争里求表现，而在人类共同的幸福上谋发展。同时，我不但希望而且相信，这转变方向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英国人有自信，他们的光荣不必建立在武力上。

英国所需要的是原料和市场的稳定，英国的生命线不是在哪一个交通线，而是在能自由运输的商业。商业本是买者和卖者双方有利的事。有无的交换，本是应该以和平为前提，同时也是和平的保证。英国不幸在早年的贸易上发生了殖民地制度，结果把商业和武力混在一起，一若没有殖民地的支配权就会不能和其他工业国家相竞争。这在目前也许是事实，可是这事实的发生却是在英国用特权来保障了工商业，使工商业不必在技术的改进上求稳定，于是结果反而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没有特权就会丧失市场，造下了饮鸩止渴的悲惨局面。特权是会使人中毒的。要得到新生，毒素必须取消。

在这个时候放弃特权，可能是艰苦的，尤其是他们的工业方经战争的破坏。但是这特权又怎能和平地维持得下去呢？若是妄想从另一次战争中去求出路，那时，即使再度胜利，处境必然比目前更为困难。英国人民必须下定决心，就在这个时候放弃特权。

英国若是放弃了以武力来维持的贸易特权，他们必然是主张国际和平的重要力量。他们岛国的环境规定了他们得在制造业中求经济的繁荣；他们因之必须从国际组织中谋原料的公平分配，以国际力量求贸易的自由，所以成了国际组织的热忱维护者。他们也因之可以成为另一新世纪的柱石。英国的光荣不在地图上而是在历史上。他们既已领导人类进入过一个新世纪，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另一个新世纪里的主角地位呢？

英国人民是有远见的，即使迷惑一时，必能及时看到他们新的使命。我为了私情的依恋，更使我不能不这样寄托我的希望。帝国的结束不是英国的屈辱，而是英国光荣的再造。英国的雄心不要再在已麻痹了的躯体中去磨折那骄傲的灵魂罢！解脱了这陈旧的躯体，还有个晴朗的天地任你翱翔。

1946年4月5日

途中

欧太太的烦躁

“护照，护照，海关，海关……”欧太太遏制不住她烦躁的心情，带着诅咒的口吻，把她疲乏的身体斜倒在机场休息室里的沙发上。穿着便服的一个海关职员并没有注意到她不耐烦的表情（叫他怎么会注意得到呢，除了这种面貌他在这里会见到些什么其他的表情），机械地递给她一张油印的通知，用法国口音的英文，说着他一天不知道要说过多少遍的习惯语：“赶快去报告你带了多少外国货币。”欧老太太失去了原有的礼貌，把这通知，当着那位职员的面，向手边的小桌上用劲一抛：“上帝，我受不了这些了。”那位职员一点也不见怪，不怒、不笑，移转到另一个旅客的面前。

我自然很同情欧老太太。我们是半夜两点钟在开罗的旅馆里被叫醒的。为了护照，海关，一直到天亮才起飞。旅客们已经不高兴，若是5点钟飞，为什么要剥夺我们两个多钟头的好梦（睡觉在长距离空程旅行中真是分外甜香）？到了马赛，太阳还没有下山，多少对法国怀着幻想的人，很想在这南欧的晚秋有个闲散的黄昏，甚至像电影里一般逢些奇遇。尤其是那些在热带的沙地和丛林里告假还乡的兵士们，带着一说起法国就会吃吃嬉笑的渴望，被护照和海关耽搁在休息室里，确是件很为难人的无聊事。夜幕在海面上下降，这恬静的晚景对这些不耐烦的旅客是无关的。

到旅馆吃完夜饭，已经8点。欧老太太特别放大了嗓子和伙计说：“对不起，没有小账，你们政府不给我换钱。”这一晚她连酒都没有喝，气愤愤地回房了。10多小时的飞行，5小时以上的耽搁在海关上，怎能使她对马赛有一丝好感呢？

马赛是我们在路上第四个歇夜处，也是最后一个。疲乏和烦躁已经超过了一个普通旅客可以忍耐的极限。退任回家的香港警察局长，那位富于幽默的老先生，偷偷地问我：“你还有勇气从空中飞回去吗？”我摇了摇头，等一等接着说：“若是孩子们等我过圣诞节的话，没有勇气的人，也会上机的。不是吗？明天你到家了，圣诞节还有好几天哩！”他笑了。他看了欧老太太一眼：“假若你觉得路上太寂寞的话，回去时坐在这位太太旁边就是了。2月初，你准会在这原机上听她说再也不坐飞机的话。”

不错的。人是无法拒绝这种新的工具，不论这新的工具带给人的是烦躁还是满足。

是时代所带来的

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里找不到欧太太的烦躁？

没有人想和欧太太作对。这点我很愿意保证。欧太太有事要早一点从远东到西欧，两个月里打个来回。几十年前是个幻想，现在已是事实。再急一些，一星期来回也做得到。看了试验火箭的新闻片后，谁也不敢说，不久以后，广寒宫的摄影不会列入旅行社的窗饰里招揽游客。自从原子能被利用了来做武器，没有人可以对于这“无穷可能”的人类文化再作会停留在某种阶段上的预言了。不是上天，就是入地。繁荣和毁灭之外似乎已没有其他选择。就难易说，入地有捷径，上天却无便道。我曾听过BBC念John Hersey所著的《广岛纪实》。入地的捷径在这里描写得清清楚楚。一个城市怎样在刹那之间化为灰烬。可是一说到上天，这历程的艰难，已使每一个魂灵在战栗。欧太太的烦躁不过是微之又微的一端而已。

我很想安慰欧太太，所以曾这样说：“我们是坐了飞机在为海运所组成的机构里穿行，怎能不发生无谓的摩擦。”欧太太是有礼貌的，很轻快地能用微笑来原谅我因语言的困难所说出她所不太能了解的话。她的微笑每每使我不很舒服，我感觉到人和人间个别习惯所树下的障碍，也许就是这类障碍在阻挡着人类的上天之门。

“欧太太，你是什么时候去香港的？”我补充地问她。

“二十多年了，那时我是最喜欢旅行的。我曾回国过好几次……”她有一点感伤。我知道她丈夫是死在日本集中营里的，旧事重提，徒然使她眼睛潮润，所以赶快打岔：“那时护照、海关不会这样麻烦人吧？”

回忆使她诧异，护照，海关，似乎在战后才引起她的厌恶。“不，不这样麻烦。坐了几天船，船靠了岸，到了一个新码头。停上一两天，一路玩玩，买些土产，海关上的人也客气得多，好像一下就弄好了。我们不带东西上岸，海关上只看看护照，打一个橡皮章子。至少我不太觉得这是件令人厌恶的无聊事。”她沉默了，也许她感觉到人事已非，心情难复。或是她又想到了上一天和我所说的：战争是疾病，病后的世界，人心已经和以往不同。可是她至少已同意，护照，海关，这一套入境手续是由来已久，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旅行一般引起过她如是的厌恶。这套手续的麻烦似乎并不是在它的本身，除了新添的那些关于兑款的节目，重要的关键是在飞机。飞机速率使旅程所需的时间缩短了。海运时代一星期才穿过一道国境，现在一天可以穿过好几道。以前偶然遇着不讨人喜欢的面孔，现在一天要碰上好几次。以前可以用时间来冲淡的烦躁，现在却被飞机的速度所累积了。以前受得了，或是可以捺得住的，现在却成了不易承受的了。以前隐藏的，现在显著了。时代在前进。

“欧太太，你觉得入境手续是多余的吗？”

她想了一想：“也不能这样说，除非没有国界。”

“你以为这是可能的吗？”

“我没有想过。”

“那么，旅行的麻烦是注定的了。”

欧老太太是现实的，并没有幻想过遥远的可能性。遥远，在她是曾这样觉得的，但是飞机的速率已经把这距离缩短了。因之她在现实经验中已初次遭遇了国界的麻烦。不论这是不是免不了的。她确是没有想过这问题，可是现在已不能说这是个不必想的问题了。

确是不太合理

天下一家，以前是一个理想，现在却成了一种需要，也可以说是空运时代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了。这个理想变成一种需要，原是威尔基先生在空中旅行之后才定型的。也许这句口号在我们传统的理想中太熟习，所以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我们可以觉得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可是在西方的传统中，这却不然。现代的新秩序是诞生在四海一体的中古观念的否定中。列国的成立是新秩序的基础。主权的神圣，是带着宗教色彩的政治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标榜的主义不就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吗？这主义最明切的表现是捷克的立国，马萨立克能在海外建国，看来像是奇迹，其实不过是这基本政治观念的具体化罢了。只有20年，世界确实变得快，高速的交通工具已动摇了根据这国家主权观念所建成的政治体系。

当然，天下一家，在很多人眼中还不过是一种好听的理想，可是让我们现实些，看看日常的问题，也许不难承认否定这基本概念的人是无法解脱日益加重的烦躁的。欧老太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分子。

欧老太太是经商的。为了她要想在香港做生意，所以要坐了飞机到伦敦来订货。她心情在上飞机时已经不太好。为的是美国选举结果可能影响她的计划。有一天无意中我们谈起了美国选举的事。她很带感情地说：“美国共和党得了势可不得了。这些孩子们简直胡闹。”原因很清楚。共和党上了台，美国统制政策会放弃，物价会高涨，英国向美国的借款因之要打折扣，英国靠美国供给的货物要减少，尤其是农产品，英国会更缺少，于是英国在进出口方面一定要另做打算，根据选举前所计划下的方案不能不重新考虑，欧老太太的生意也受了影响。在她的口气里听上去，美国选举结果于她一定是不利的。

“不合理！”欧老太太自言自语。

“这有什么不合理呢？美国人的事美国人去决定。”警察局长在旁插了一句。

“当然，我又没有法子去投票。美国孩子们发脾气，赔本的却是我们。”欧老太太似乎很委屈，“我们没有投票呀！”

这两位都是标准的英国人。他们认为凡是有关于自己利益的事，一定要有争取的权利。这是英国民主的第一课。他们承认社会上利益是并不一致的。但是在决定一项有关于众人之事的政策时，不同的利益都得有机会发表意见。在选举票柜里称一称，谁票子多。这样，受损失的人才甘心。若是有一个集团不经过这个手续，硬要剥夺另外一个集团的利益，他们是不肯领受的。没有投票，没有责任。但是现在的英国人开始感受到一种外来的力量，这力量会决定他们的生活，而他们对这力量却并没有直接去左右的办法。这里有着一条国界，美国的选举是美国人的事。民主关在界线里，造下了这确乎不太合理的国际关系。这界线不但使喜欢旅行的欧老太太感觉烦躁，而且可以使她全盘丧失这次旅行的意义。曾经用来保护可以自足的单位的界线，进入了这个时代，却成了弱者的束缚。

我在马赛旅馆食堂里，望着欧老太太匆匆离座的背影，也感觉到了难受的烦躁。我冒着晚凉，出门溜达。人行道上堆满了黄叶。人影稀少，连咖啡馆里都寂然无声。无疑的，旅途里的烦躁将一直带到阔别8年的英伦了。我愀然回来，时已午夜。

1946年12月1日寄自伦敦芦叶寨

拉斯基教授没有败诉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四楼学生休息室到饭堂的走廊里，这天人特别拥挤。围着一个桌子，多少青年学生，很愤慨地在谈论。我挤进人群，一看，桌子上有一只匣子，匣子里有钞票，有银角子。匣子旁，用条椅子垫高了，贴着一张白纸，纸上写着Laski Fund（拉斯基捐款）。耳边只听见“这真岂有此理，不公平”。

在前一天晚报上有着大字标题：“拉斯基教授败诉，诉讼费1.5万镑。”学生情绪的激动和桌上的捐款，显然是为这件事发生的。

报纸造谣

去年6月20日纽淮克一张报上有下面一段关于拉斯基教授为工党竞选演说的报道：

暴力革命

拉斯基教授的答复

星期六纽淮克市场上，拉斯基教授演说时，他和戴先生有生动的对话。戴先生诘难拉斯基教授说：“你为什么在战时公开地主张暴力革命？”拉斯基回答说：“若是劳工不能在共同同意的方式中得到所必需的改革，我们只有用暴力，即使是革命，亦在所不惜……英国必须改革，若是不能在同意中做到，只有用暴力了。从这位诘难我的先生的火气看，当暴力革命发生，他正是最自然的对象之一。”

那几天拉斯基教授到处为工党演说，保守党的报纸尽力地在找题目攻击他。这段新闻一发表，对于工党的地位很有影响。英国的传统是厌恶暴力的。他们最骄傲的是能用语言代替枪炮。若是当时的工党的执委会主席公开威胁选民说：你们不选我们，我们要革命了。英国人民的反应必然是“岂有此理”。于是保守党就有办法了。在大选的时候谁敢得罪选民？所以拉斯基教授立刻否认他曾说过《纽淮克报》上所记载的话。非但否认，而且认为这歪曲的报道是诽谤他。若是主张暴力革命而且公开煽动群众是有罪的，《纽淮克报》有意要加罪于他，他就以诽谤罪向法庭起诉。这案子到最近才开审。

在我们看来也许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但是在英国这确是个大题目。第一，这是一个富于政治性的问题。在用舆论，用选举票决定政权的民主国家，政党的立场必须明白清楚。工党是并不主张暴力革命的，这一点决不能给人民一毫误解。拉斯基教授是工党的台柱，他的政治主张不但是有关他自己的地位和名望，而且有关工党的前途。第二，也许更重要的，这是有关英国言论自由的基础，言论机关的信用。在以舆论来左右政治的国家，影响舆论的言论机关必须有最起码的道德，就是不造谣。若是所有报纸大家有造谣的自由，所谓“宣传攻势”，舆论将无所适从，将把民主政治从根翻起。为了要保障能以选举票代替枪炮来决定政治的民主基础，对于报纸造谣一事是绝不能轻易放过的。拉斯基教授既然没有说主张暴力革命，就该依法起诉了。

政治与司法

这案子一起诉，就引起了一般的注意，认为这是对现行司法制度的一个试验。第一，是试验司法是否独立，或是司法是否超越政治。这案子是发生在竞选之中。这是保守党想在舆论上打击工党时所采取战略上发生的案子，而且这案子很可以利用来影响人民对两党的看法。譬如说，若是在法庭上证明了拉斯基的确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则不喜欢以暴力来革命的人就会厌恶工党了。这不是说案子本来是可以作为竞选活动了吗？第二，另一方面看，现在执政的是工党，工党在这案子上是否会利用他们执政的地位去影响司法？

在这背景里，法官的处境是相当为难的。所以首席法官公开在庭上说：“在一个富于政治意味的案子里，法官是最为难的，因为法官的责任是要不存有和不表示政治见解的。”可是英国司法制度却不能拒绝这一个试验。

法官的为难在英国司法制度中并不太严重，原因是为了要防止政治干涉司法，英国人民早就立下了很多预防的办法。在英国的历史上曾经因为那时的皇帝利用司法机构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已在12世纪的时候确立了陪审制。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似乎是天生猜疑权力的：在他们看来，不管好人还是坏人，一旦握有权力，同样会被权力中毒，侵犯人民权利。所以不但治理人民的法律必须得到人民的批准，而且在引用法律来拘束个人时，人民也得参加。于是发生了陪审制。

陪审制的原则是这样：法官只负责法律问题，事实问题由陪审官负责。举一个例：我们若捉到了一个小偷，他究竟有没有偷东西，那是事实问题。偷了之后应当依法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那才是法律问题。在我们中国这两个问题都由法官决定。在英国，这两个问题是分清楚的。陪审官先决定了那个小偷确是偷了东西，然后由法官宣判他犯什么罪、关几天、罚多少钱等。

陪审官是从人民中挑选出来的。事实上不能不限制陪审官的数目和资格。审判一件案子时普通的陪审官是12个人，在有资格做陪审官的公民中随意挑出来，目的是在得到对于这案子没有偏见的人可以公平地听审原告和被告双方的意见。要达到没有偏见的程度，关键是在陪审官的选择上。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了避讳和要求撤换的办法。但是陪审官的资格上还是有问题。在英国，陪审官资格的规定是：年龄在21～60之间，有房屋或土地的财产，所住的房屋须每年纳税20镑之上（伦敦的资格定得较高）。另外还有一种特别陪审官，所需资格是：绅士、有学位的人、银行家或商家、住所纳税每年在100镑之上等。原告或被告可以申请要求特别陪审官陪审，换一句话说，可以要求更有地位和更有钱的人来做陪审官。

我们自然应当承认陪审官资格必须加以限制，我们也可以承认有钱的人教育程度高，不容易受物质上的引诱等，而且依以往的经验讲，这些资格规定的结果确是利多弊少，而且经济情况困难的人也担负不起这无偿的公民义务。说老实话，没有人愿意多事的，何况是白赔精神又费时间的事，结果还要得罪人？因此，关于资格问题并没有受过太大的批评。

还有一点我们应当知道的是，在英国，打官司是件费钱的事。为了二三十镑的债务可以费去几百镑甚至几千镑的律师费和诉讼费。普通人没有这本钱去上法庭起诉。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穷人避之唯恐不及，打官司的大多是富人，所以更谈不到请穷人来陪审富人们的官司了。

发生问题是从拉斯基的案子开始。

辩论和定谳

11月27日是拉斯基教授自己受被告律师询问的日子。拉斯基教授的口才是素来有名的，他的对手是著名皇家律师彼屈立克海斯丁爵士，这场辩论自然是英国历史上少有的精彩节目了。

被告律师把拉斯基教授所著的书大概都逐句读过了（不知费了多少时间），他摘录很多句子，想来证明拉斯基确是主张暴力革命。他念了一段之后，就问拉斯基说：“你意思是说要叫资本家让步是不可能的吗？”他要拉斯基说声“是”。一说是，他就可以说：拉斯基一面说资本家不让步，劳工会用暴力；另一方面说，资本家决不会让步。两句话一加起来，拉斯基是在说：劳工一定要用暴力了。可是拉斯基明白这圈套，所以向法官说：“我是不是应该在断章断句之前说是或否，还是应当向陪审官解释我整篇的意义？”这一问使法官很为难，他只能回答说：“我想你是有权利解释的，但是我不想把这案子变成个社会主义的讨论。”其实，即使拉斯基把法庭变成了教室，我也很怀疑这些陪审官会在几十分钟里弄得明白拉斯基一生的政治学说。所以，拉斯基只能很简短地说：“我的看法是，社会和平的维持和暴力的避免是社会所应当趋向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是我加入工党而不加入共产党的原因。”这句话陪审官应该是听得很清楚的了，可是大概还是太深奥。

这两位舌客愈迫愈紧。

律师：“在社会主义政党里也有特权的人物的吗？”——这是讽刺工党的话。

拉：“当然，爵士，当你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的时候……”

律师：“不要粗鲁！”打住了拉斯基的答语。

拉：“这是在这世界上我所愿意做的事中最后的一桩。”

律师：“也许要你客气是困难的，但是不要粗鲁。你对每一个人都不讲礼貌的，不是吗？”

拉：“我想并不如此。”

这位爵士拿了那本《当前革命的检讨》，问说：“这本书的基本论调不是说在战争进行中是有机会实行同意的革命的，但是到战争一结束，这机会就丧失了吗？”发问的目的还是我在上面所说的，要拉斯基说在英国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拉：“减少了。”

律师：“我说：丧失了。”

拉：“我说：减少了。”

律师：“你不接受‘丧失’两字吗？”

拉：“不接受。我说减少了。”

拉斯基教授并不认为在社会的改革中暴力是必需的，但是他并不否认暴力革命的可能。他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希望政治中没有暴力这成分。他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在他看来，若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自力更新，在和平的同意方式中求社会主义的实现，暴力革命可能不易避免，所以他要求资本家顾全大局，自己退让。他说得很清楚，英国政治的特点，就在握有特权的人能在革命前夕自动放弃特权。他所主张的是：现在社会主义已不能避免，希望不必发生暴力革命。念得懂他书的人，决不会误解他的一片婆心，主张和平。但是被告律师却断章取义，使没有念和不懂拉斯基著作的陪审官有一个印象，他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人。

拉斯基教授一定忘记了听众并不是他的学生，经一阵辩论之后，他冷冷地说：“这是诊断，不是警告。”在这些陪审官看来，这两个名词有什么不同呢？

拉斯基教授败诉了。陪审官在20分钟之内回答法官说：《纽淮克报》所载是正确的，于是这和事实不合的记载被断为不是谣言了。拉斯基教授非但不能得到诽谤的赔偿，而且要付1.5万镑的律师费和诉讼费。

法官在陪审官定谳之前声明了几点：他认为在竞选中报道演说是报纸对于国家的责任，在热烈的辩驳里感情激动和有意气的话是难免的。而且他说，“诘难是有趣的，对此我自己也并不是外行。”他知道在争着发言的情形中，记录是困难的，但是并不应因之歪曲事实，记载演说的人没有说的话。至于拉斯基教授在书里用暴力、用革命等字眼和讨论这问题，那是他当政治学教授的责任。就是他说了像报上所记的话，也并不能说他煽动或是危害社会安全，他说：“法庭不知道陪审官的政治意见，这是对的。但是大家得记住：无惧地和有力地说出他所喜欢说的话是英国人的权利。不论他们（陪审官）怎样不喜欢一个人的意见，不论这意见怎样和群众或政府不合，这意见决不应构成这人唆使的罪名。”这说明了拉斯基教授败诉并不是拉斯基教授言论的不当，只是说《纽淮克报》并没有诽谤之罪罢了。

改良司法制度的要求

伦敦的报纸天天把辩论的详情发表。除了12个陪审官外，有着无数的人在庭外“听审”。从所发表的辩论来说，被告并没有提出充足的证据可以使庭外的听审者感觉到拉斯基教授的确在演讲中说出了报上所记的话。这是伦大的学生议论哗然、感情激昂的原因。根据大多学生们的看法，这个对司法制度的试验，证明了英国的司法制度还是受政治的影响。这影响并不是出于政府的压迫，工党政府始终没有对这案子表示过一丝意见；而是出于陪审官的资格，使有钱的人左右了司法。让我补充一点，拉斯基的案子是应被告要求由特别陪审官陪审的。特别陪审官的资格是住所纳税每年要在100镑之上，那是属于上中层阶级的人，是保守党的后台。

以往陪审制度的确已把私人间偏护的因素尽可能消除了，但是因为陪审官资格的财产规定却把阶级间的偏见注入了。在这个案子里，这弊病暴露得十分清楚。

拉斯基教授的败诉引起了英国人民对于现行司法制度的检讨。依12月6日《标准晚报》的报道，英国政府已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了。他们将对陪审官的资格，尤其是特别陪审官的资格，加以检讨，是否会影响陪审制所要达到的公平原则。很可能会提出修改的办法来给国会去立法。

修改司法制度是拉斯基教授败诉的可能收获。他的名字可能在英国司法制度史上占一个光荣的地位，但是这位穷教授当前的问题却是怎样去交付那笔惊人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他即使每星期写一本书，也不能在短期内还清这笔债务。工党能替他付吗？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工党不会愿意直接参与这件案子。他们是在朝党，多少要避一点讳。于是有拉斯基捐款发生了。同情拉斯基教授的人，捐钱帮助他清理这笔冤枉钱。这办法不但在经济上替拉斯基教授解决了困难，而且是对现行司法制度一个有力的控诉。舆论的表示也可以促成司法制度的改良。

看着到食堂去的廊上学生的情绪和桌上的捐款，我觉得拉斯基教授实在并没有败诉。

1946年12月8日寄自伦敦芦叶寨

英雄和特权

3日下午4时，我在国家艺术馆的前廊里等候一位朋友。前廊面对屈拉法尔加方场。方场中间高耸着一个华表，周围伏着四只铜狮。我跟着华表举眼上望，表顶站着一个戎装的铜像。8年前我常经过这伦敦中区的胜地，但是似乎没有注意过顶上的铜像；我眼睛停住在这上边，自笑过去的粗鲁和匆忙。旅行是应当先读卷历史的。

这是海上英雄纳尔逊的铜像，屈拉法尔加是他最后一次击败拿破仑法西联合舰队的地方。为了纪念这奠定英国百年海权的大功，在这一面通皇宫，一面通巴力门（英国国会）的方场上筑此纪念华表，把这次海战中的巨炮熔铸成四只雄狮，匍匐在这华表周围。

当我在意味这一代英雄的威望，百年帝国的雄姿，再想到当前英国的处境，海权的萎缩，不免感到“而今安在”的喟叹时，久等的朋友在背后拍着我说：

“纳尔逊的时代是过去了。”

我愕然。

“不是吗？”他指着东面的白屋街底，“在街那头，正在讨论要停发纳尔逊的恩俸。这是工党的得意之作。”

巴力门里

3时41分，财长唐尔登在下院站起动议，屈拉法尔加财产案两读。

他说：“这是项很短和很简单的案件。但是我在报告这法案的内容前不能不说几句有关这案历史和感情背景的话。这是件英国历史上富于感情的事迹。有位著名的史家曾说，纳尔逊天才的英姿带来了不列颠水上的英雄时代，安定了帝国威震全球的海权。这伟大、勇敢的水手能屡次睁着眼睛面对危险的降临。他三次大捷，尼罗河之捷、哥本哈根之捷、屈拉法尔加之捷，奠定了英国海军无敌的传统，一直经过19世纪，到两次击败德国后的今日，永维不坠。纳尔逊挫败了拿破仑征服三岛的雄心，和现在我们的三军挫败希特勒同样的雄心前后媲美。回观往事，我想我们能说纳尔逊胜利的收获实在远甚于拿破仑。

“1805年10月21日，胜利在望的顷刻间，他死在‘胜利’舰船底的伤兵室里。他的水手把他安放在格兰威的‘画堂’里，唱着哀歌：

‘让这躯体埋葬在和平里，但是他的名字将长久地活着。’

‘千古悠悠，没有减弱这光辉，变改这荣耀，不朽的英雄。’

“今天下午的讨论是有关于1806年的法案（纳尔逊恩俸法案）。我不知道这百世难见的英雄对这原案会有什么感想！这法案并没有实现他的遗嘱。他临终时的过虑，在他极大的痛苦中所念念不忘的，不是他的弟弟（在这法案中得到恩俸的人），而是他所爱的一位女士，和这位女士所生的女儿。在那天可纪念的胜利日的早晨11时，纳尔逊悄然回到他的案头，发布应战的命令。有一个水兵把哈密尔顿太太的画像从壁上取了下来，纳尔逊向他说‘小心这天使，我的护神’。他在那时写下了他的遗嘱：10月20日，1805年，当法西联合舰队已经在望，敌我相距10浬[2]的时候……我将遗下爱眉，哈密尔顿太太，托付给我的皇上和国家，相信他们会给她充足的供给以维持她的地位。我也将把我的义女华瑞夏托付国家。这是我在这即将献身之顷，对于皇上和国家唯一的请求。

“他在案头和这遗嘱一同留着的是两封信，一封是给爱眉，一封是给华瑞夏。”

永远不缺乏诗情雄辩的巴力门里，又一度振荡着历史的爱慕和遗恨。财长唐尔登趁这感情的高潮，轻轻一转，他念了一段史书的记载，似乎为这不朽的英雄申诉不平，因为他的遗嘱并没有遵守。这西方的虞姬在英雄死后，潦倒一生，客死异乡。她的坟地曾被用作堆放木材的场所。她的爱女，纳尔逊的骨肉，下嫁平民，湮没无闻，死而无后，真是一片凄凉。英国皇上和人民为什么这样薄情呢？不是的。国家从1806年起每年付出纳尔逊恩俸5000镑，还有几百亩的地产和宏大的广厦赏给这英雄的后裔。纳尔逊除了这华瑞夏外并没有子息，而这女孩却又是法外的收获，所以继承这厚恩的却是个平庸无能、不相干的弟弟。

唐尔登请求国会在现有继承人死后把这恩俸取消，把地产收归海军部。这并不是说纳尔逊的功绩已被遗忘，这点现任财长很小心地一再申述，只是要使纳税人民所有的负担得到最大的代价。他建议这笔钱将用在实际能发扬纳尔逊精神的事业上。

合理的成了不合理

巴力门内几百议员费了整个下午，热烈辩论这只有5000镑一年的账目，岂是表明这帝国的匮乏、门第的破落吗？不是的。英国可以费几十万镑向各国去聘请学者来观光，绝不会吝啬这5000英镑的恩俸。岂是英国厌恶战事，想把这争霸的偶像打倒，另立英雄的标准吗？不是的。英国虽则并没有像美国一般把胜利将军捧到天上，横行一世，但是对蒙哥马利的敬慕还是超过罗素和拉斯基。他们在这5000镑的恩俸上大做文章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是日渐雄厚的平民势力在向传统的特权阶级挑战的号角，同时也反映出英国在这次战争中基本态度上发生的转变。以前认为合理的，现在被认为不合理了。在纳尔逊的故事里，现在的政府找到了很可以借口的把柄，反对党的议员看得很明白，所以紧接着财长的声明立刻指出：“这不是政府收支的问题，而是原则的问题。”

以前认为合理而现在认为不合理的第一项是为什么哈密尔顿太太得不到恩俸？在巴力门里公开地提到这名字是空前的。英国绅士们会觉得唐突无稽。这个不体面的女人！这种名字只能在小说上看到，历史上不该有份。她是谁呢？下面是她的简史：

爱眉是个铁匠的女儿，出身微贱，在乡下当保姆、婢仆之流。年方二八的时候，她出现于伦敦街头，行为暧昧，姿色可人，结果是做了一个弃儿的母亲。丽质难掩，又入侍某放荡的男爵。在她刚要生第二个孩子时，被男爵的家人逐出。可是在这豪门居住时，曾获识了个冷矜自负的青年，格兰维尔。爱眉却一见倾心，愿托终身。一旦被逐，就投奔格氏。格氏在伦敦辟屋藏娇，教以歌舞。在这个时候，她和画家隆乃相值，惊为绝代美人，替她绘像，至今留传。想起来，爱眉之美确是没有疑问的。可是自持颇甚的格氏，明白此娇难藏，供奉不易，所以假装游历，把她引到意大利，交给了他舅父哈密尔顿爵士，当时的驻意大使，自己却溜了。爱眉只能在老绅士前强颜承欢，逐渐由姬妾而成为夫人。芳名日高，出入宫廷，飞上枝头变作了凤凰。1798年，爱眉37岁，徐娘风韵之时，在大使馆接见刚从尼罗河凯旋回来的英雄纳尔逊。

正像是一回小说，英雄传记里缺不了美人。当爱眉一见这英名远播的海上枭将，在一刹那，她昏倒在纳尔逊的臂上。没有人知道这是否系爱眉的装作，但是这一倒，却结下了一段英国绅士们心里羡慕、口上难言的姻缘。在这次巴力门的辩论中，剑桥大学的议员还带着半同情半惋惜的口吻说：“纳尔逊在哥本哈根战役中曾以一眼不明，漠视战令，难怪他对这位太太既不少又难隐的弱点熟视无睹。”在“既不少又难隐”的弱点中，也包括爱眉已在肥胖中遗失的妖娆。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西无别，这项体格上的弱点，并不会阻挡历史佳话的发展。

两年后爱眉成了第三个孩子的母亲，唯一她可以自己抚育的孩子，就是华瑞夏。她虽则名字里有哈密尔顿，但是体格和面貌却泄露她真正的父亲，在名义上只是她的义父，纳尔逊。英国的绅士绝不吝啬他的宽容和体面。驻意大使和海上枭将始终维持着亲密的友谊。三个人时常在一起往来于欧陆。又二年，哈密尔顿爵士握着爱妻和良友的手，微笑而逝。

纳尔逊和他爱人同回伦敦，这一对没有名门底子的人物，很客气地被排斥在宫廷和上流社会之外。虚伪和架子本是维多利亚朝的遗风。阶级之分，尊卑之别，阻挡着社会的往来。英国统治阶级若是有长处的话，必然是他们当国家危急的时候可以退让一下。为了帝国，他们不能不起用这不太重视礼教的纳尔逊。纳尔逊在完成他的任务时，死了。他也明白，他对付法西联合舰队是有把握的，他所没有把握去应付的是这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他念念不忘鼓励他，给他勇气的天使，他的护神，爱眉。他近于哀求的，想以他保护帝国的功绩来换取他爱人和爱女的前途。可是，这一个要价却太高了。纳尔逊漠视战令，可以原谅，但是漠视传统却不能宽容。他的遗嘱不加考虑地被独身的庇得一手压住，至今已141年。爱眉在纳尔逊死后，失去了整个上流社会的同情，被迫着走向赌窟。美人迟暮，抱恨终天，对现实既不能积极地反抗，只有消极的放纵。这更增加了上流绅士的奚落。爱眉负债累累，1813年被拘入狱。后来逃狱去法，客死异地。

这是传统的英国所认为合理的结束。一个乡间的少女，依她的美貌可以被爵士们玩弄一时，若是忘本妄求，就该受到残酷的教训。对国家的功绩尽管大，变不了这传统的逻辑。

这传统经历了多少世纪，一直到这次大战的结束，才发生动摇。一个社会的真正改革，不在换个国旗，也不在换个宪法，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上，以前认为合理的被认为不合理了。纳尔逊死了141年，没有人想到过这位英雄在地下死未瞑目。高大的华表、雄壮的铜狮、丰厚的恩俸，一切面子都给他了，但是他在遗嘱上所要求的一点却很有礼貌地被抹煞了。

代表平民的工党并不是吝啬这5000镑一年的开支，而是在道德上有责任去否定这传统的逻辑，去揭穿绅士阶级的虚伪和负义。让人民看看以往的统治阶级是怎样薄待保护国家的英雄。巴力门内能公开在道德上打击英国绅士的假冒为善，这是初次。它表示了英国社会本质正在蜕变。人们不应在假面具背后活动，体面是次要的，因为人还有感情、有爱、有人性。平民政治的抬头，使英国人接近了人性的标准。

特权的剥夺

在这下午的辩论中，我们不但可以体味到绅士标准的被否定，而且一个新的标准已经出现。工党的议员强调地说，我们并不是吝啬这5000镑的恩俸，但是财长的责任是在保证人民所付的税，每一文都要用在发展个性，维护社会利益上。这5000镑的恩俸受益的是几个对社会无益的寄生虫，对于继承人没有好处，对于纳税人是一项没有意义的担负。

这种论调是针对着整个特权社会而发的。对于有功于社会的人应当给予合理的报酬，但是把功绩变成特权，子子孙孙可以不劳而获，埋没了他们的志气，养成他们挥霍豪奢的习尚，那是不合理的。在英国，一方有传统的封建特权，一方又有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新特权。那些从祖宗手上遗传下来握有大宗股票的人，每年可以不必从事生产，坐收巨宗的息金，构成了阻挡社会前进的保守阶级。这不是特权是什么？英国的社会主义就在要确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一点都不错，财长提出这停发纳尔逊恩俸的案件并不是为了要节省支出，而是要确立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在我看来是社会上不准有继承的特权。保守党议员所争的也不在这5000镑，而是几万万镑英国特权阶级的权利。显然的，工党挑了纳尔逊恩俸作为题目，一个最容易表现特权的不合理的题目，来确立废除特权的原则。从这意义看去，巴力门费半天去辩论似乎还太短了一些。

有一个议员很幽默地说：“我们讲到纳尔逊的时候，不应忘记他的胜利并不是他赤手空拳得来的，船上还有不少水手拼过命的。”他接着说：“我并不过分对哈密尔顿太太抱不平。这里还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她葬在哪里，墓碑上刻着什么字。可是那些拼了命的水手们的妻儿怎样呢？谁知道他们的坟地，他们的墓碑？”

社会主义是一种看法，一种态度，在这里表现得很明白。传统的看法是个人英雄主义，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没有人想到希腊罗马的文化是无数奴隶日夕劳动积累积出来的一种表现。只看见花，不看见泥土。因之，社会的报酬属于个人，属于少数的人，构成特权。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但是要花开得好，不应该把它剪下来，放在花瓶里，而是应该多加肥料在泥土里。特权的报酬是剪花的方式。社会主义是浇花施肥的方式，有好泥土，自会有好花。

唐尔登在他的提案中虽则没有明言将怎样把从屈拉法尔加地产上所得到的钱用在海军的福利上，但是工党的确在这次辩论中，把社会主义对人对事的基本看法再一度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了。在这次战争里的士兵和他的家属，生的或是死的，都可以因之放心，这个政府决不会像庇得一样做下这类张功李赏的办法来，而且也决不会使人再感觉到一将功成万骨枯了。历史的追述常是未来的保证。纳尔逊恩俸的翻案不是件玩弄古董性的消遣，而是确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特权原则和英雄观念的正面攻击。

辩论将告结束时，反对党议员又责问说：“我能否询问财长为什么在政府曾屡次说过巴力门的辩论时候太少太宝贵之后，他会提出这个案子，消耗这许多时间？”

唐尔登站起，很沉重也很简单的答复：“因为，在政府认为这是件重要的案件。”7点26分，该案两读以271∶102通过。

这时我正和我的朋友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我们还不知道巴力门内的结果，但是我的朋友却很坚决地说：“这英国已不是10年前的英国了！”

1946年12月19日于伦敦芦叶寨

煤荒

决定搬到南郊芦叶寨来住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是我看中了书房里的大壁炉。伦敦的冬季是冷的，那我早知道。我特地挑定了这寒冷而且多雾的季节到这地方来，除了怪癖外，似乎没有多大理由可说；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可以说是我很爱闲坐着，在炉旁看火焰。窗外的浓雾使人很安于室内闲坐；炉前凝视，别有滋味。芦叶寨在郊外，平民的居住区，没有现代的暖气设备，还留些壁炉，动了我的心。

我搬来时，房东太太问我要不要装个煤气炉，或是电炉，我最不喜欢这些“烤鸭”的小炉子，不但煤气炉的味道不好闻，点着的时候，“砰砰呜呜”地像开火车，而且，背上烤焦了胸前还是冷，所以我拒绝了。“我喜欢烧煤。”房东太太很尊重我的意思，每天替我引火加煤。我很得意。

圣诞节前后的一个星期，英国的严冬开始了。招待我的主人知道我有喘病，受不得冻，加紧地去请求“课榜”。带着我跑了三个最大的公司，在这严冬降临之前，总算买到了一件厚大衣。不然，我这个在昆明养娇了的身子，大概早就客死异乡了。入境三星期就买得到一件大衣，多侥幸？“毕竟是上宾”，朋友们羡慕地说（英国衣食迄今限购，连黑市都难找）。可是运命还是不佳，房东太太有一天晚上，很抱歉地向我告罪说：“煤完了。我们起坐室里已经一星期没有生火。先生的书房里的火也不能再生了。下个月也许有希望。”我没法接她的口。欣赏火焰的怪癖竟要把这间书房冻成冷斋。

是的，几天前在报上看见奥斯丁汽车厂宣布若是煤的供给不能提高，即将闭厂的消息。我那时还觉那些报纸把这新闻做成头号标题是太不知轻重，谁知道燃料的缺乏竟会威胁到我的书房。

煤是大英帝国的基础。这个帝国十足是建筑在煤基上的。现代工业的开始是靠了煤。机器的原料是钢铁，要炼钢铁一定要煤。煤又供给机器的动力。就以近年来说，煤虽已经不是独占动力的供给者，但是全世界动力的65%还是靠煤，汽油只占21%，不到煤的1/3。在1910年，90%的动力是靠煤。所以在过去100年中，煤是决定国家财富和势力的宝贝。英国这个岛却正是一个煤库。储量上讲它固然占不上前5名（美、苏、加、中、德），产量上讲（以1937年说）也不及美、德，但是在历史上讲，它却是开发得最早，而且在这样一个小的区域里，有这样多煤却是世界上所少有的。

工业在这岛上兴起来了。在欧洲和美洲还和中国现在一般是农业国家的时候，英国的机器制造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分销，国旗跟着插出去，大英帝国享受着工业的宝座，强权的光荣。可是这帝国的基础并不太干净。不但多雾的三岛，煤气氤氲；一片乌烟，笼罩这没有落日的帝国的心脏。而且，煤层里的工人们，生活里没有天日。英国每20个工人中有1个是挖煤的。英国早年工业是由劳工的血汗中培养出来的。工资低，生产成本低，利益大，资本从这个方程式里累积起来，才有今日。矿工的贡献最大。可是以血汗来培养工业，相当残忍，工人们对于煤，不会有好感。生活苦，兴趣低，效率小——也成了一个方程式，抵消了上面那个似乎有助于工业发展的方程式。英国煤矿工人每日出品的指数，1938年只有113（以1913年为基数），而德国在同年却高至164，荷兰高至201。

英国制造工业在组织上，因合理化的要求，固然日趋进步，但工业基础上的煤业却散漫无章。据战前的调查，英国1750个煤矿中，有706个规模小得只有50个工人。雇用500个工人以上的煤矿只有566个，其中只有45个雇用工人在2000人以上的。这许多煤矿又分散在许多煤业公司手上，有些公司只有一个矿，有的有近百个矿。这许多煤矿不但产量相差很大，而且生产成本也相差极大。大矿可以利用较进步的机器，小矿却没有改良设备的能力。结果，在没有统筹的市场上，互相竞争。成本高的地方只有压低工资，甚至被迫停工。英国煤量出产最高纪录在1913年，2.87亿吨。一直到现在没有超出过这数目。煤矿留不住工人，1913年煤矿工人超过100万，1946年却只有60万。当然英国煤业停顿和衰落的原因并不很简单。而且其他动力燃料的应用，使煤在工业里的重要性也减少了相当程度。但是我们也不应轻视以煤起国的三岛煤业停顿的意义。

战后的英国若是要复兴的话，工业的基础——煤业，必须加以整理，这是无法否认的至理。英国这三岛上没有油藏。现在所需的油都得从别处运来。这一点需要使英国不能不尽一切力量，不管别人怎样说法，去保持中东的势力，因为这里有英国唯一可以自由取给的油矿。同时也说明了英国的工业决不能再从石油上去求更大的支持。他们还得在自己国土上设法，尽力利用煤，这英国传统的保姆。

煤业国营是负有复兴英国战后经济责任的工党政府第一个具体的经济政策。煤业的停顿最基本的原因是业主分散，相互竞争，没有统筹的生产计划。关于这个弊病，英国的煤业也曾设法改良过：1930年国会曾通过《煤矿法》强制煤业设立一个机构，统筹生产、运销和价格，使矿工的工资能提高；后来又设立销售局，把各矿出品批发包购，然后分销各厂；1938年又通过一个法案，设法由国家来购取煤矿，但是成就不大。一直到战后，工党执政才断然采取国营政策。

工资提高，改良设备，使工作的困苦减少，再加上服务国家的观念，使工人可以对他们的工作有好感，增高效率。据政府统计的报告，自从宣布国营政策之后，果然已有很好的成绩。虽则政府接收煤矿要到今年1月1日开始。去年正月里每周产量是325万吨，到12月已增加到400万吨，做工的矿工数目1月里是62万，12月里有了64万。工人请假的频数，1月里是18.3%，12月里减低到13%。若是依这比率逐渐提高上去，可以希望达到每年25000万吨产额的标准。

工党的国营政策从煤业开始，成败也系于这一个试验。他们要证明社会主义是比了资本主义更能充实国民的财富。每个社会制度有它一定的效率限度。资本主义的限度已到，所以若要提高英国工业效率，一定得改变这制度而采用社会主义的国营政策。这是个理论，若没有实际的证明，工党的政权是要动摇的。所以对于这政策的实行，工党政府自然要全力以赴。可是实行这政策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工党挑了一个很艰苦的环境去试验这新的制度。当然，环境若不艰苦，他们怎么会有试验的机会呢？

煤是工业的食粮。英国的工业在战时，尽量的供应，把所有的储煤已经用尽，本质已亏。工厂大都要依靠每天每天的接济。战争一结束，英国债务累累；要还债，它得拼命生产，把东西运出去。这是说有多少生产力就得用出多少来，不能保养。有多少煤，就得充分地分发出去，推动这生产机构，不能节省存储。煤的产量固然有了增加，但是消费量也随着增加。生产和消费之间所留余地不多。有人说，煤区里若有一次轰动的足球比赛，就可以使若干工厂因缺煤而停工几小时。

战后工业复元，各业都竞争雇用工人。英国人力本已缺乏（在海外还有庞大军队没有解甲），各业的竞争中，煤业很不易占优势——工作本身又苦又脏；不需技术，没有前途；地方又不在都市，没有吸引力；传统的名声不好，当矿工不体面，工资也不及别业。1945年中矿工改业的有1.7万名，工党政府极力设法，在过去一年中，好容易才招得了8万个新工人。

还有一个困难是运输。挖煤已经要费力，可是把煤挖了出来，还得运出去。煤是个最笨重的家伙。英国在战时运输机构损失很大。车皮、车头的缺乏，使铁道运输力减低。汽车的运输更成问题。多年来所制造的坦克，现在一无用处。大卡车的生产已少，而且大多在海外做军用。运输力的减低影响最大的是那些笨重的家伙，煤自然最倒霉。

这许多困难，工党的政府正在集中了力量来应付，还有克服的把握。因为这些在事先可以看得到，而且可以估计得出，统计、计划，都用得上。估计不到或估计不准的有两端：一是天的阻力，一是人的阻力。

在英国是最不易讲计划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最拿不稳的对象，著名的雾。雾重的时候，10尺之外不辨人物。交通得停止，至少车子都得慢慢开。每个车站本来都有一定的时刻表，但是到了雾季，没有人再去看这有名无实的数字了。车子脱班是不足为奇的。工党政府讲求计划，就碰到了这天的阻力。

有人说工党挑定新年初一开始煤矿国营，犯了迷信日历错误，因为这是个最坏的日子。新年初一附近正是雾季中心。果然，圣诞节前后，雾来了。煤车停的停，脱班的脱班，闹出了煤荒。燃料部长辛威尔仰天长叹：“我怎样能预测明天没有雾呢？”

人的阻力也不少。工党要实行社会主义，大多数的英国人固然全力拥护，但是少数反对的人却正是握着经济权力的大老板。英国人政治的道德固然高，代表经济权力的政党在选举失败后，乖乖地下了台，一天也不恋栈；但是他们也不是甘于失败的。他们知道若是工党的国营政策一失败，人民就会对工党失去信仰，于是他们又有上台的机会了。他们想打击工党，这是不成问题的。政府要煤矿国营，他们就得在合法的范围之内，难为一下政府。辛威尔在几个月之前早已声明，英国并没有储煤，所以要求每个厂家都尽量不要浪费燃料——“大家帮帮忙”的意思。若是厂家都能节省，都有一两个星期的储藏，天的阻力不致形成断煤之虞。但是厂家为什么要帮你这忙呢？他们有一定的准许的煤量，不怕政府不运来，煤不到，就嚷。嚷得响，也就使人民感觉到政府没有效率。奥斯丁汽车厂就是一个例子。雾重，路断，煤不到。厂家就宣布要停工了。他们说：“天气这样冷，我们的煤单够使工人不受冻，机器是动不成了。”工人们却回答他们说：“我们冷一点不要紧，多穿几件衣服，还是能做工，不要借口闭厂。”后来还是政府把煤运到了，才解决了这件纠纷。

离开国营的日子一天近一天，煤荒的声浪也一天响一天。在保守党控制下的报纸上，大字的标题，宣传煤荒，不巧的又是时逢佳节。英国人谁也不肯放弃圣诞节。矿工们劳苦了一年，这几天也该休息一下了。据说矿工有一种迷信，圣诞节下了矿，要倒霉一年。可是一休息，煤荒，煤荒，愈叫愈真了。这真使辛威尔食不甘味了。他不能要求矿工放弃圣诞，但是假如全国工厂真的因煤荒而停工，那不是给他煤业国营的开张吉日来一个下马威吗？

英国的政治真是个足球比赛，在旁观者看来实在精彩。

英国的工业并不会因煤荒而停顿的。圣诞节的下一天，矿工们又在挖煤了。在重雾里，司机们忙着把这黑黝黝的宝贝，运到各个厂家。工人们知道国营政策会提高他们的生活。工党政府是他们的代表。煤荒的威胁反而增高了他们工作的意义。他们不但是在挖煤，而是在发掘他们的幸福。代表自己利益的政策是要自己的血汗来保持的。辛威尔是矿工出身。每个矿工都知道他是自己人，怎会让他为难呢？新年初一，矿工已决定用工作来庆祝矿业国营政策的成功。这成了英国新政权表演的机会。

房东太太抱歉的告罪之后，似乎还有一些话要向我解释。我知道她要说的话：“我们要让工厂开工，我们冷一些不要紧。”但是她知道我并不是他们本国的人，所以说不出口。

我点了点头，向她说：“不要紧，我的太太和孩子在中国也没有煤烧，冷一些是应该的。”

1946年12月31日于伦敦芦叶寨

为了下一代

没有笑容，没有激动

中年人的梦里多的是失去了的青春。青春不在，迟暮之感自会引起我们对过去的怀念，对当前的淡漠和惋惜，对将来的惆怅、恐惧和逃避。生命中充满着打击、丧乱，自信心逐渐消蚀的人，更容易触景伤情，发生这类的意境。到达这阔别10年的英伦之初，我在圣保罗大教堂前徘徊俯仰之际，看四周残垣断墙，一片疮痍，想当年巨厦华屋，石像雕栏，现已烟消云散，似乎象征着这百年帝国的残体。我料想华贵世家式微时节的子弟们，大概不会缺乏《桃花扇》余韵里的空虚情调。当我在一位牛津的旧友欢迎我的信上，读到这样一句话“这里的朋友们都盼望你来讲《庄子》”时，我似乎觉得我的料想大概有了着落。大英帝国至少已经进入中年了。

周末稍暇，我偕友到“高门”去重游我初到伦敦时的寄寓。房屋依然，但是人物已非。我退回车站，在一家以前常到的小茶社里去稍坐。人很少。我坐定了，向着掌柜的姑娘说：“这是我10年前常来的地方。”我预想这一句多少带着怆感的话，必然会引起对方的惆怅。事实却不然。她很淡然地不经意地接口说：“10年前我就在这里。”并没有笑容，但也没有半丝激动。好像这是件多么平常的事，好像这10年里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提起的，可以挂得上久别的朋友们絮絮话个不停的遭遇。平常得很。我很有一点拘束，显然的，我所期望于英国朋友们的心境在他们的平民中并不存在。他们并不像我这样多感。我茫然了。

从英国的处境说，哪一点不类于式微的世家，久经磨折的中年人？丘吉尔在这次巴力门闭会那天辩论缅甸的独立案时，开头就说：“当我们祖父的时代，人们都想早些起身，怕赶不上帝国领土扩大的官报，现在，相反地，迟起了会在梦里溜走帝国失地的消息了。”看看日常生活吧。住：炸坏的房屋每条街上都可以见到。据说10年之内要修葺这些房屋还赶不及，新房子更谈不到。吃：胜利后快要两年，限购制度非但没有取消，反而连面包都限制了。圣诞节前因为美国罢工，粮食部长本来打算连夜去美乞援，深怕每人每顿两片面包的供给都担负不起。饭堂里挂着“面包战争”的口号。衣：从鞋子起到领带，全得用“课榜”，每人每年有定数的课榜，用完了就不能再买。大体说来，一个人一年至多全身换一次。帽子没有限制，但是普通人却多是光头，头发留长一点来御寒。我不必一项一项地描写英国物质上的拘紧，总之，10年之隔已经在每一件生活的小节上感觉到了区别。

在这匮乏的事实前，为什么除了牛津的少数少爷们愿意听《庄子》之外，普通人并不抱怨，也不那样多愁善感，怀念过去的乐园呢？我在初到的时候，实在不知怎样解释。

街上没有了孩子的吵闹

一天中午，我坐在窗前闲看街景。伦敦的平民区我是相当熟悉的。10年前，我在家读了半天书，不用看表，只要听见窗外一片儿童的嘈杂声，就知道是12点了。因为附近有个小学，而我的窗对面正是一家熟鱼铺。孩子们从学校出来，就挤到这店里去买3个铜子鱼，带了面饽在油里炸出来的那么一块，和2个铜子洋芋。我也有时去买来吃，味儿当然说不上，营养也不比一块面包为强。孩子们在街上一面闹、一面吃，乱哄哄的，使我没法再工作。因之，这种街景对我印象很深。这次到伦敦，熟鱼铺面前在中午时没有孩子们来闹了。我在窗前闲望时，看到了这一点差别。

房东太太刚有事来和我谈话，我就问她：“你那位孙少爷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吗？”她很得意地摇了一摇头：“这归学校管了，他们吃得很不坏，我哪里有精神来照顾他？学校若是不备伙食，还不是只能让他在街上买些东西喂饱小肚子就算了。现在他们花样多了，我也弄不清楚。什么维他命，什么钙质——你知道，那一套。孩子们回来说得头头是道。老师们每天还要按着什么科学方法喂他们哩。”

“要不要给钱的呢？”

“钱现在还是要的，6个铜子一天，6个铜子在家能吃些什么呢？孩子们中有些穷苦的，不给钱也可以。听说新的教育法案通过了，大家可以不必给钱了。一星期也要3先令，一个月不是半镑钱吗？其实学校不止供给6个铜子的东西，每天每个孩子可以喝一瓶牛奶，不要钱。”

我本来打算在英国住几个月，养养身体，像我前年在美国一样，每顿喝一杯牛奶，两个月，我增加了5磅重。谁知道这次到英国一看，牛奶已受了限制，每天每个成人只有这么一点刚够加在红茶里。我当时想，大概德国的飞弹把英国的乳牛炸死了许多，那种笨重的牲口当然不会进防空洞。因之英国的牛奶出产减少了，不能不在消费上加以限制。听了老太太的话，引起了我的疑问。

“每个孩子在学校里有不要钱的牛奶喝，哪里有这么多牛奶呢？”

老太太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是不很管闲事的。她唯一的希望是买座房子，在战前她虽有这希望，但是没有这可能。可是战后却成了事实。为了鼓励人民修葺房屋，政府借钱给人去收买炸坏的房屋。房屋的修理费由政府担负。房主不过只是经营一下和添置一些室内设备就得。我们这位老太太就整日地工作，修好一间，出租一间，收了租钱，再布置另一间。一年来，全屋已经都修好，布置好。她很得意地觉得多年的梦想是完成了。政府是好的，她信赖它，投票时投工党，因为这政府给了她成为房主的机会。其他的事，她一样信任，也不很过问。她知道我对于教育有兴趣，所以说：“我有一位朋友，康利小姐，她在小学里教书。你要知道这些问题，我请她来喝茶，和你谈谈。”

和康利小姐的对话

过了几天，康利小姐来了。我们一同喝茶，以下是我们的谈话。

我：“我听说4月1日你们的新教育法案要实施了。这是你们这次战事的收获。恭喜！”

康：“是的，其实这新法案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很多改革方案早就立了法，也早就该实行。但是你知道我们英国人是因循的。非打一次仗，受了一次苦，才明白这些事应该赶快做了。教育改革法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通过了一次，是1917年。可是实际成就很少，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身。我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虽则损失很大，但是没有多少人觉得当时的社会制度出了严重的毛病。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们大多数人明白，英国若还是走旧路是会灭亡的了。”

我：“你说严重的毛病是什么呢？”

康：“我是小学教员，不很知道其他的问题，我所说的是关于孩子的事。以前我们说改革教育只是关于课堂里的事。我们觉得孩子们应该多知道些事情，品性上应该好好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像现在一般感觉到孩子应当成为英国社会上最重要的人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到，我们现在的确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孩子们身上了。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不过是过渡的，是保育下一代。英国的新社会要现在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去创造。”

我：“你不是说，把国家大事交给下一代，你们自己没有把握去创造了吗？”

康：“也许你说得不错，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已经完全觉悟英国旧有的一套是靠不住的了。至于理想，我们有。但是我们，又是英国人的性格在作祟了，并不相信把旧的推翻，新的自然会出现。新的得慢慢养成，像孩子一般。昨天我听广播，关于煤矿国营的事。那位燃料部长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着手，还得一代之后才能见效吗？机器要逐渐改装，资本要累积，人才要培养。有效的工业基础，现在还是理想，要一步步向前走，才能实现。”

我：“但是你不是也说，你们不能再耽误了吗？现在就得动手？”

康：“当然，在教育里也是如此。我们有理想，就是每一个英国孩子，不管他父母的经济情形怎样，都得依他的能力得到他服务于社会最好的机会。我们先得把这个原则实现了，其他社会事业才有基础。我刚才不是说这是战争的结果吗？我们在战争里才认识人才的重要。说起来，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入伍的年轻人的体格远没有德国的好。我们以前的社会把保育孩子的责任交给父母，同时又在各种方面降低父母的收入，结果孩子得不到应有的营养，身体羸弱。等到国家要他们去保护时，他们的弱点暴露了，差一点，我们几乎支持不了。所以战时政府在1944年就决定把孩子的教育问题好好地整理一下，才有现在的新法案。”

我：“新法案的基本精神是在由社会来担负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责任吗？”

康：“一点不错。譬如说：我们在战时已经实行了学校供给牛奶的办法。要发展孩子的知识，第一步是使他们身体得到常态的发育。我不知道你已看见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报告没有，我自己就遇到过这类事情。以前在我班上有个孩子，不肯用心，捣乱，不交朋友，成绩很坏。我罚他，愈罚愈不成。可是自从供给了牛奶之后，这孩子面色红润了，脾气也变了，现在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这真使我不能不相信孩子营养的重要了。我不是专家，但是我的经验是这样。”

我：“我是很同意你的，但是哪里来这么多牛奶呢？大人们都吃不够，孩子们怎么能够呢？”

康：“这是我们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最重要的胜利了，我们已经征服了自己的弱点。孩子的牛奶是我们大人们节省下来的。英国牛奶的产量其实并没有减少，但是以前是给有钱人喝完了，穷孩子们吃不到。现在政府限购了，先让孩子们吃够了，然后再分配给其他的人。我们固然希望大家有牛奶喝，但是在不能供给全体的时候，应该先给最需要的人去喝。”

我：“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中国有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古训。这是说物资的分配不根据财富，而根据需要。”

康：“这就是我们所谓社会主义。关于供给牛奶这事，不但是工党极力支持，保守党都赞同，因为效果太清楚了。现在你到学校里去看，孩子们的面色多可爱！去年体格检查已经证明，孩子们的健康比了战前已经大有进步。我们英国也许别的都退步了，但是孩子们的健康却进步了。我觉得那就成了。我们有希望了。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

嫩芽在黄叶底下

康利小姐有很多话和我说，好像从1947年起义务教育将要延长一年，一个孩子可以免费从5岁起读书读到15岁。我一面听，一面想，我的感想可走远了：什么维持了战后英国的士气？人不能老是在伤感中过生活。伤感一路通颓废、消沉；一路通悲愤、发泄。这两条路固然好像南辕北辙，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每个人生活永远不得着落。我虽没有到过欧洲大陆，从去过那里的朋友们口边听来，似乎就有这种情势。英国在战争里的损失固然浩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地降落了，但是英国的特权阶级脑子里不单有个人的特权，还有一个国家的共同幸福。他们还珍惜英国文化里特有的作风，他们能及时退让。他们能把牛奶在自己口头省下来，交给全国的孩子去喝。他们增加所得税，收入愈多的付税愈多，这笔国家收入却用来改良煤矿，健全工业的基础；规定最低工资，保证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发展保险事业，减少生老病死灾祸的打击。最重要的一项，在教育法案的序言中明白说明，就是不使国家任何的灾难降到孩子们的身上。在战时，运输孩子们疏散的优先权可以超过军火。郊外所有阔人们的别墅全部征用给孩子们住。工党政府努力地这样做，不是迷信任何主义，而是维持人民的士气，让每个人觉得眼前吃一些苦是有意义的。生活一有意义，就甘心情愿地发奋工作了。人本来是个奇怪的动物，为了来世上天，却可以把现世的幸福舍弃。人是有将来的，因为他们愿意为将来而受苦。

我耳边似乎只有“为了下一代”五个字。也许是我那天累了，整天没有出街，显得又兴奋、又疲乏。康利小姐看我靠着沙发，不发一言地望着她，感觉到有一些不自在。她看了看手表，起身要告辞了。我也清醒了一些，跟着站起来。

“康小姐，我很想出去走一下，活动活动。”

“我就住在小学附近，从公园那边抄出去很近。”

我陪着康利小姐走到了小学校的门口。门口正停着一辆教育局的运货车。工人们忙着在卸货，有蔬菜、黄萝卜、鲜红柿、牛肉。康利小姐指着这车说：“每天这时候，孩子们下一天的食物就送来了。厨房在学校里。听说曼彻斯特比伦敦组织得更好，全市有一个集中的大厨房，请了营养专家监督，每天要预备好几万孩子们的午餐。”

我笑了：“我可不愿吃这种大规模生产的伙食，根本没有味儿。”

康小姐：“你们自己不煮饭，有太太来侍候的人，自然可以讲究味儿，反正不劳你们的手，对不对？但是多少女子就为丈夫和孩子们的口味，关在厨房里了。我们现在正需要小学教师，不能不请你们这类丈夫们吃吃没有味道的伙食了。”

“我并不打算讨论我最不懂的妇女问题，但是为了下一代……”

“对了，你记住这一句话，就懂得我们了。”

运货汽车卸下了东西，又匆忙地开走了。这是英国复兴的保证。公园里满地是黄叶，黄叶覆盖着明年的嫩芽。

1947年1月4日于伦敦芦叶寨

悼爱玲·魏金生

“爱玲死了。”像是一阵严肃的煞风吹走了茶室里女同学们脸上的笑容。2月6日，本是英国妇女们得意的日子：29年前就是这一天，英皇宣布了妇女参政的权利。50年来不住的奋斗，得到了胜利。权利的获得却也正是责任的开始。还不到30年，为妇女们证明争取参政权利并不是为了点缀或嫁妆，而是为了要分任男子们服务社会责任的爱玲?魏金生女士，却就在2月6日与世长辞了。责任是重的，服务是苦的，爱玲就在这责任和服务底下，消耗了她的青春，抛弃了她的家庭幸福，最后积劳而死。三十而立，英国妇女的政治生活应该快成年了。在成年前夕，谁知道上帝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挑定这一天来警告已获平等权利的英国妇女，而且用那妇女运动最成功的榜样，爱玲的死亡来作此警告：要权利的不要忘记了责任，权利不但要人的生命来争取，而且要人的生命来维护。

爱玲?魏金生女士是现任英国的教育部长。我在上一次通讯中刚提起过英国怎样在努力去保育他们的下一代。若容我重复一遍，这努力不但表现了英国骄傲的魂灵并没有挫伤，而且使现有种种贫乏和艰难都成了过眼的云烟。更具体地说来，教育的民主化是维持目前刚发轫的社会主义的英国的必要条件。现代政治趋势已否认了一个不是平民自己组织的政府能为平民谋幸福的。换一句话 for the people 的政府一定得of the people和by the people的。可是问题是在平民的教育，很多怀疑民主政治甚至民主社会的人，认为平民缺乏远见、缺乏程度。他们不能担任领导人类走上更理想的路程。最近英国卡车工人不接受工会劝告而罢工的事，又给若干怀疑民主的人士，振振有词地说，工人没有政治责任感，在这运输已因天气的冰冻而发生阻碍，真不应该再来这一手和工党政府为难。这套批评并非全无根据。可是即使假定是正确的话，也只说明了，在过去的社会中，平民没有机会养成他们的政治程度；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教育，以致他们不能有效地表现他们对政治的责任感。罪不在他们，而是在过去的社会制度。要改变的不是平民已争得的表现机会，而是以往的社会制度。这话在理论上是立得稳的，但是站在民主岗位上的人，却应当在事实上促进平民的责任和兴趣，这是教育。

英国的“贵族政治”建筑在不平等的教育机会之上，托尼教授的《平等论》一书中分析得很清楚。一个工人的子弟没有希望进“贵族学校”，而英国传统的上层阶级却差不多被几个著名的贵族学校的毕业生所包办了。工党政府决不能长久维持在“贵族社会”的基础上，他们必须开放教育机会，必须使国家的人才可以自由发展。所以他们立下了在今年6月里要实行的教育法案：提高强迫教育的年限，依智力和成绩给优秀学生奖学金，以资深造，扩充基本教育的教材和设备，增加教师数目。这保育下一代以保障社会主义英国的责任却降到了身高不及5呎[3]的爱玲肩上。这是她战后的任务，是她正式入阁的初次，1945年开始，那时她已53岁。有名的红发已经灰白。

漏网之鱼

以爱玲来担负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人才的任务，实施民主教育，是最适宜了，因为她一生的奋斗和建树的经过就是一个见证，见证平民中是有人才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使这些人才不致浪费和埋没，社会可以从这些人中间获得最有力的热忱服务者。若是没有人能说爱玲从政的成绩赶不上任何其他的教育部长（事实上，即是丘吉尔也是她的赏识者），也就没有人敢说贵族社会是培养人才的有效结构了。爱玲是曼彻斯特工业区里的平民。她的父亲是纺纱厂里的工人。家里一共有四个孩子，爱玲排行第三。工人们的孩子绝没有靠他父亲的工资获取高等教育的可能。她受完小学教育之后，就面临了失学的威胁。那时曼彻斯特的中学和大学有很少数的奖学金。她侥幸得到了。可是她记得有很多和她能力相同甚至更高的同学，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升学的机会。她是贵族教育中的漏网之鱼。她自己的经验使她坚信，社会最不公平的事是教育机会的差别，更不公平的是这差别建筑在孩子们父母的财产上。孩子无辜，有什么理由，除了生错了地方，使很多有才干的孩子不能为社会尽他们最大可能的贡献呢？她更觉悟，不幸的不只是孩子们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浪费了它最重要的资本——人才。

穷苦出身的人才在历史上并不少。但是这些人一旦爬出了自己的穷苦邻舍，也就忘记了他们的同伴，好像世界上不再有穷苦的人了。爱玲显然不是这种人。她侥幸得到了高等教育，她的志愿在使穷苦子弟得到高等教育并不成为侥幸的事，而是应该的事。在她53岁的暮年，她的志愿已成了国策，可是她并没有看见在她尽力奠定的基础上，将来会建筑出怎样的宫殿——“爱玲死了”。

小火点儿

爱玲不但是工人的孩子，而且是个女孩子。她要为她同伴争取社会的政治的权利，但是既是女孩子，本身就没有争取这些权利的权利。当她得到了高等教育之后，她发现她只能去做一个待遇清苦的教员，她不能投票，政治并不是女人的事。是的，爱玲并不是觉得教员的职务太低，她自觉的责任是在教育；但是她明白这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并不能使她达到她的目的，给每个有为的青年，不论贫富，相等的发展机会。改革教育是政治问题，不是一个教员可以做得到的。在女子没有顾问政治的权利的时代，像爱玲这样一个人怎样能影响政治，实现她的理想呢？于是她一面要为工人的利益奋斗，一面还得为妇女争取参政权。1912年，这个21岁的少女加入了独立劳工党，她的雄辩和身材赢得了“小火点儿”的绰号。下一年她组织了妇女参政全国总社。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妇女参政的权利是获得了，可是“小火点儿”年龄太轻，1918年初次妇女参政，她却没有资格投票。一直到1924年她才被选为国会议员。从那时起，除了1931～1935这四年，她没有脱离过威斯敏士特的巴力门。

1935年送她重入巴力门的是曼彻斯特附近的加乐。加乐本是一个造船业的小城，这小城的人民都是靠这行业生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景气的狂潮逐渐卷到英伦。造船业的大王们要维持他们的利益，决定紧缩政策，把几十万的工人生活置之度外。加乐首当其冲，成了英国不景气时代最严重的“萧条区”之一。爱玲是加乐的人民代表，她面对着这不景气的狂潮，眼看这些没有人性的特权阶级出卖工人的生存权利，她不能不负起抵抗的责任了。这责任是沉重的，因为在巴力门里她的声音被绅士们的冷笑所掩盖了。于是她组织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饥饿请愿”。英国各地失业的工人，步行到伦敦来游行。这红发女郎却站在加乐队伍的前列，一步步地走向巴力门，背后是2000失业的工人。

天上下着雨，队伍在泥路上前进。“雨打落不了我的精神！”爱玲领着大众唱着歌，歌声激起了他们的勇气，进入了已有万人会集的海德公园。保守党的绅士摇着头，奚落她，可是他们读了爱玲的《被屠杀了的市镇》，也没法替他们的良心洗刷了。当前政府的《工业地点分配法案》就是“饥饿请愿”的收获。

徒手的空战

“小火点儿”有的不但是动人的雄辩、感人的笔调，而且有办事的才干和服务的责任心。丘吉尔在敌人已经扫荡欧陆之后，受命组阁时，他排定了爱玲做保安部的国会秘书（相当于政务次长之职）。保安部的职务是在保障空袭时人民的安全。谁也不会忘记希特勒对英空中闪击的严重，同时谁也不能否认希特勒失败的开始是在“英伦之役”。在这闪击中，英国人民能在巨火和重弹下从容地疏散妇孺，维持士气，固然是无数人民共同造成的奇迹，但是这身高不到5呎的“小火点儿”所贡献于这奇迹的实在无可限量。她为了职务，愈是空袭得紧，她的事务也愈繁重。她自己开着一辆小汽车，向着被轰炸得最惨的地方开行（她不要汽车夫，因为她不愿见任何人冒着不必要的危险）。有一天，大火正在狂烧，一个消防队员，在火光中看见一个小小的影子，急促前进。“站住，这是危险区，快停。”走近一看是大家熟悉的爱玲。在职务下，对于爱玲是没有“危险”两字的。一个组织防空设备的人决不能享受这设备。爱玲冲过了火焰。她是徒手在向纳粹的空军作战。多少生命被她所保护了。丘吉尔在纪念她的演说中，追忆这位战士说：“她以忠诚、热忱和同情去担负她的任务。勤劳、勇敢、熟练和亲近是她的特长。”

55年的生命对于爱玲似乎是太短了，可是她并没有浪费过这短促的生命中任何一刻。她可以瞑目，因为在这55年中，她所梦想的已逐渐成了事实。英国已在她的一生中变成了另一社会。很多人羡慕英国可以不必流血获得它的进步，他们应当知道英国确是有无数的人贡献出了整个生命去求理想的实现。55年前有谁会相信这曼彻斯特的小屋里所诞生的女娃娃会在55年后主持着民主教育法案实施的巨任？在英国能有这种事迹出现，说明了这个国家在现代历史上所以能占重要地位的原因。

“爱玲死了”。但是爱玲却已善用她短促的生命奠定了无数爱玲可以像她自己一样发展她们才能的教育制度了。

1947年2月8日于伦敦芦叶寨

访堪村话农业

在决定要回国前的两个星期，我到离牛津20里的一个村庄里去拜访我在中国早就相熟的一位老朋友。他约我到那村庄里去的原因是在要我知道英国并不是一个偌大的都市，也有乡村的。我曾写过几本关于中国农村的书，所以他极力主张我必须费一个周末去看看英国的乡村。我也很愿意尊重他的意思，除了私人的感情外，我已很久听到英国要增加农业生产和改良乡村生活的话。譬如说，政府已定下了农业里的最低工资，在乡村里开始建筑现代化的住宅，低价租给农民居住等，这些早就引起我的注意。不幸是我碰着这大冷天，住定了实在不想动，若不是我那位朋友的怂恿和邀约，我不会在下雪天下这下乡的决心。

都市的后园

这个村庄名叫堪德灵顿。我那位朋友温德先生在那里已住了半年，借了两间房，写了一本书。我提到他不但是因为他是带我到这村子里去的人，而且我也想借此指出英国乡村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英国乡村多少已成了为一些不需要常住在城市里，而又想暂时享受一些清闲生活的人预备下的一个短期避世的别墅。在局外人看来确乎是很有意思的；在乡村里生长的人一批一批地离乡入城，但是在城市里住厌了的人却偷偷地避入了乡村。所以我在到车站上来接我下乡的小汽车里曾笑着和温德先生说：“你希望我看到一个英国的乡村，但是我怕我看见的也许只是你们都市的后园。”

英国人至少有一点和美国人不同，他们有着和泥土接触的爱好。理想的老年是在后园里种花。我在云南呈贡乡下居住的时候，也常有些英国朋友来找我，他们来了就很起劲地帮我挑水种菜。在英国，就是在拥挤的市房背后也常常能见到相当精致的小花园。在这传统之下，我们很可以想象得到，像伦敦这样热闹的都市附近，自然会发生许多“后园”性质的乡村了。我所谓后园性质就是指那些乡村在经济上并不能自足，并不是靠经营土地，出售农产品来维持生活的，而是靠许多在外边寄钱来乡下享清福，种种花草的人来支持的。

我这样一说，温德就向开车的克太太说：“你说是不是？”原来克太太是堪村的审判官，又是最热心公务的绅士太太；她若不热心公务的话，也不会特别开了汽车来接我这个国外的访问者了。温德问她的原因是在她多少也是这种后园里居住的人物。她的先生是伦敦的一个富商。他们向原来堪村的大绅士买了那所犹如博物院的大宅子和几千亩农场，而且还有一个据说是模仿中国亭园的大院子。克太太是极能干的，她住在大宅子里经营农场，有几十头乳牛，有几百头羊，可是，她尽管这样努力经营，农场的收入并不能维持这大宅子里的开销。这个新式的乡村绅士依靠伦敦的市场。伦敦的大商人愿意破费一些在乡下维持一个大农场，目的显然并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性的，多少和平民住宅背后有三尺地种花的性质相同。

农业的式微

尽管温德先生想要我有一个英国也有乡村的印象，英国的骨子里实在已经很少土气。在乡村里住的人只占全国人口20%。这数字很有意思，因为这和中国刚刚相反，我们只有20%左右的人不住在乡村里。中国若是一个乡村国家，英国自然可以说是都市国家了。

英伦这个岛多少已成了一个大都市，但是这也不过几百年来的事。500年前他们和我们也差不多，大家是靠土地吃饭的。自从这个岛国的海上交通发达之后，他们就发现向海外去买粮食回来比在自己的土地上长粮食来得便宜。英国的气候和土质很适宜于长了草养羊。有一个时候，英国的羊毛算是最好的，于是他们把农田圈了起来养羊了。这本来极合乎土地利用的经济原则；要地尽其利，必须分工。世界各地在自由竞争里去发现最适宜于当地的出品。综合起来，消费者可以得到最便宜的用品。譬如我们要在北极长橡树，并不是不可能，若是我们肯费钱去造个大温室，像伦敦植物园里的热带室一般。但这是不经济的，因为在热带长橡树不必造温室。同样的理由，英国大可不必去种粮食，用土地来经营别的作物，得利更大。

英国工商业逐渐发达，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以说世无其匹。它控制着海上的运输，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去收买最便宜的原料。本来觉得有利的羊毛都觉得不如向澳洲和印度去输入了。牛乳不如北欧，肉类不如荷兰和丹麦，一步一步，英国在农业上撤退下来，成了个不必自己耕植畜牧的国家了。农业的式微使乡村的经济基础彻底改变了。若是没有那些像克太太或温德先生一般的人带了钱下乡，在农业里赔钱，或津贴乡下的房东，乡村也就留不下人，留下的生活上也必然见得更寒酸，绝不能和都市里的摩登人物并立了。

英国农业的式微并不是英国经济的没落，相反地，倒是表示英国经济的扩展，在工商业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机会。这机会是靠两个柱子顶住的，一是工业技术的优越，一是海上运输的畅通。在这两个柱子上加上一根横梁，自由贸易，就是英国过去所享受的经济结构了。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这两个柱子已经出了毛病。在战时海上运输受到阻碍，英国的粮食立刻发生恐慌。这倒还是暂时的现象，更持久而且更危险的是英国在工业技术上已拿不稳优越的地位了。这一层也许还能靠自己努力来克服。最严重的问题是起在横梁上，先是关税壁垒，后是统制经济，把英国经济基础自由贸易打得落花流水。英国的粮食大部要靠人家供给，而粮食又是急不待缓的东西，自然是容易被人控制的把柄。于是，英国不能不重新注重农业了。英国要注重农业，表示了他们的经济已走出了扩展的时期。

社会的重心

复兴农业在英国是十分困难的。若说一纸公文就能改变社会的风气，那就容易了，因为现在执政的工党，确是想向稳定经济力求自足的政策上求出路的。问题是在乡村本身缺乏肯担负起繁荣和建设地方的重任的领袖人才。在战时，政府已经尽力地用津贴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政策能否持久固然还有疑问，即使可以继续，至多不过做到经营土地有利可图，但是这一点经济上的利益，并不能使乡村里的青年不向都市跑，并不能使农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除非乡村生活能达到都市里一般的现代化。物质建设上政府还可以设法鼓励，好像近来的乡村水电计划等。主要的是在乡村的人民能自动和自发的努力，使在乡村里居住的人能感觉到生活不但有着落，而且有希望。这并不是像住厌了都市的人来乡下隐居，或是有钱的富商想在乡下买个大宅子做绅士，而是要认真地把乡村建设成一个生活中心。这又要一种新风气，有人才出来领导。我到堪村去访问的原因也就在看看英国乡村中是否已有了个社会重心。

我记不起不知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英国乡村里主要的社会人物是绅士（大地主）、牧师和小学教师。因之，我就请温德先生介绍我和堪村里这三种人物见见面。堪村以前确是有一个大地主，村子里的人全是他的佃户和帮工。在英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中，地主的权力是极大的，他不但是经济上的主人，而且其他社会生活他都可以干涉；但是这种地主已经过时了。现在那位买得这田产的克先生，每星期只回来一次，和村子里的人并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克太太是极热心服务的人，村子里谁有病痛，她会开了车来送病人进医院。在战时，她照顾了几十个孩子和许多疏散出来的人家在她的大宅子里住。

像她一类的人在英国乡村里并不少。我在克太太的客厅里还见到一位曾经到过中国为中国海关设计和组织防疫工作的医生，现在年纪已经很老了，退休在堪村附近。他忙着为地方的公益服务。但是他们究竟并不是乡村里生长大的人，更不会真正地进入乡村的社区生活。他们不到小酒馆里去喝啤酒，也不常去邻居闲坐。在道德上至多不过是一个榜样而并不是一个领袖。

使我失望的并不是像克太太那样的新地主，而是已失去了作用的旧牧师。当然我希望我所遇着的那位牧师是个例外，如果我所见的确能有些代表性的话，我实在不敢相信教会在乡村中还能有多少的领导作用了。我曾预备了一套问题想请教那位牧师。可是交谈之下，我发觉他的兴趣显然并不在于他教区里活着的人。他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家，或是建筑欣赏家。他对于这地方的历史相当熟，各地教堂建筑的长短，娓娓能道。比这一切更有兴趣的却是鬼。至少在他的谈话中，我已知道堪村有三个鬼。起初我还以为他是说着消遣的。第二天，我从他教堂里做了礼拜出来，他要我走到一块坟地旁的小道上，问我有没有感觉。原来每次他立在这地方就有鬼来接近他的。他很认真地问我，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并没有觉得什么，也许他和我是属于同类的。”让我补足一句，那天做礼拜的除了我在上一天拜访的几位绅士外，大概只有两个年轻人我是没有见到过的。

我在堪村去参观过他们的小学，还替一群孩子讲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话，他们要我写中国字，后来一定要我唱一支中国歌，把我弄窘了。孩子们是到处一样的可爱。我又费了一个上午和那位教师谈话，他知道得很多，但是即使像他一般在堪村已经教过十多年书的人，据他说，学生们一出学校，并不再来请教他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了。他是个很负责的教师，但是并不是社会的重心。

此路困难

我那天晚上在一家小旅店里过夜，旅店的女主人很殷勤地招呼我。她很得意地告诉我，她有两个儿子，都复员了，在工厂里做工。她说话时很高兴。我就说：“为什么不留一个在你身边，在堪村种种田呢？现在工资不是也提高了吗？”她摇摇头：“在乡村里有什么意思呢？一辈子种田！”温德先生也告诉我，他房东的儿子们都已进了城。一个工业化了的英国，文化的中心已经建立在都市里了。离开都市不但享受不到现代的设备，而且丧失了社会梯阶上升的机会。“一辈子种田”成了一句表示没有出息的话了。

英国想提高农产，不惜加以大量的津贴，消费者虽没有直接感觉到这笔账，但是纳税者却免不了为此增高了担负。纳税者不还就是消费者吗？英国人不敢反对这实际上在降低生活程度的办法，因为战时的经验太近，粮食缺乏的威胁太重。英国若卷入战争，第一个难题就是粮食。于是他们不免要想自给了。其实，他们是可以在避免战争中获得安全的。这条路容易得多，而且合理得多。英国想在短期内改变几百年来历史所造下的风气是困难的。尽管政府想复兴农业，奈何没有多少人肯下乡去。据说现在农业里的工人1/3是德国的俘虏。这批俘虏若一旦回国，农业里缺乏人力的情形立刻会十分严重。

若是英国政府果真能在津贴政策下把农业工作的报酬提高到在工业工作之上，劳工可能向乡村里跑，但是津贴政策究竟是暂时的。到头来，也许问题更加复杂也说不定。在旁观者看来，英国还不如继续走工业的正路，以三岛的土地去和大陆在农业上相竞争是不上算的。英国的乡村终究会成为都市的后园，让退休的公务员去满足他们传统喜欢和泥土接触的癖好，多些花园式的丛林旷野，点缀这三岛吧。

1947年3月14日于清华新林园

不愁疾病

“无病就是福”。——这句话说明了无病的可贵和无病的不易。稀少是可贵的由来，健康是生活的例外，可以偶得而不能常享，否则生活就要等于幸福了。在我们这个国家，这怎么可能？至少，在我们，病是和生、老、死等无可避免的生物现象相提并论的。其实这种齐物论还是委屈了病。生老死固是无可避免的，正因为它们和四季循环一般地来去自然，我们也很能受之自然，至多不过引起一些悲哀，不是忧虑。病却不完全如此。在我们，病固然是生、老、死一般无可避免的，那是事实，但是多少我们觉得“尚可为力”。真是能为力了倒也罢了，麻烦的是在“尚可”两字。于是求神买卦、药石乱投，目的不完全在医好病人，而是在心理上求些安慰，成了病者的亲人们的安心之术罢了。

病久了的人会说：“死了倒好了。”这是真心话。人最苦的是忧虑，负着一项自己没有能力来控制的责任。忧心如焚，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受。我们有人割股疗亲，其义是在以肉体上的痛楚代替或转移心理上的忧急。

若是医学不发达，病不过是死的开始，人只得练习耐性，应付这无可奈何的人生。“尚可为力”的“尚可”成分减少些，就不必勉为其难，忧急之情也可以变成悲而不愤。在一个医学昌明，疾病确是可以治疗，而同时却又因种种阻碍得不到治疗的情境，才是最使人痛心，尤其是那些没有多大理由的障碍，好像没有钱，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

在抗战那几年，我自己就亲自尝过这苦味。当然我还算是幸运的，孩子生了病，还有朋友肯借钱给我。但是在开口借钱去求医买药的时候，我怎能不感觉到世界的不合理？想到那些因为缺乏几个钱而眼看亲人可治而不得治的人，更不能不感觉到这个社会的可憎了——这种感觉我相信一定是十分普遍的，试问现在世界有多少人能有病得治？我也因之想到，若是每个人都有了一个保障：凡是有病，必然可以得到人类知识所已经允许的疗治，人对于病也就不会忧虑了。我并不敢奢望人间没有疾病，但是要人间没有因疾病而引起的忧虑，那是应当可能做到的。

这次我到英国去，最受感动的也许就是他们正在计划实行的全国健康保险的政策了。

一个穷孩子的自誓

大概在四五十年前，英国威尔墟地方有一家贫民，姓比万。他家的孩子安内林整天不痛快，因为他的父亲老是生病，一病之后就不能去上工。又因为他们没有钱请医生，他母亲心情极坏，弄得一家生趣索然。他默默地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世界上没有人愿意生病，疾病找到了人家头上来。有人是工作过度，有人是营养不足，有人是被传染了，都不是他们的过失。但一生了病，却要这已经倒霉的病人自己负责了。社会上非但不帮他医治，而且高利贷的人乘机来剥削他，走方郎中乘机来愚弄他，太太向他发脾气，邻舍把他看成危险人物，远远地躲开他，儿女跟着失学、受冻、受饿。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可是社会却并不合作了去应付它，反而利用它来谋少数人的利益，让多数人受罪……这孩子好像受到了启示，他自己发誓，他要在一生中去征服这敌人。即使不能把疾病驱出人间，至少也要把社会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它，使任何一个病人不致在疾病本身给他的痛苦之外受到任何额外的磨难。

安内林?比万（Aneurin Bevan）就是英国现任的卫生部长。他已经在国会里通过了他的健康保险法案的初读了。

社会保险的意义

让我先借这个机会讲一讲什么叫社会保险，换一句话说，怎样把社会组织起来合作应付各人相同的个别危机。这个原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西洋景。在我们乡下原是很普遍的，只是我们没有像西洋国家一般扩大利用这原则，增加这原则的适用范围罢了。

在我们乡下，婚丧大事必须大大地花一笔钱，一个普通的人家一下子拿不出这笔钱来；若是借债，利息太高，最通行的方法是结个钱会，云南人叫“上责”。钱会的办法是聚集若干人，每期每人都拿少数的钱出来，合起来交给一个需要钱花的会员。全体会员先后都轮得着，所以没有人会吃亏，而同时把每个人的整个担负分成了若干期去支付了，也就把危机性消弭了。

社会保险的原则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机会，若是每个人生了病单独由他一个人去应付，可能没有这笔钱去请医生了。若是很多有生病可能性的人合作起来，每逢有人生病，大家凑钱出来请医生，从每个人说，就不会有请不起医生的危险了。再进一步，若是合作的人多了，有钱可以为大家包一个医生，谁有病就可以去找他。这个医生既然向这些人负了治疗的责任，他要减少求治的病人，他必然会对种种预防的办法有兴趣了。

以往的医生都有个矛盾。一方面他的责任是在治病；另一方面他的收入却是靠有人生病。坏的医生会因顾虑生意经起见，把一天治得好的病，拖几次方治好它。而且在一个以治病作为生意的社会里，有医学知识的人对于卫生事业总不会太热心的。要用医学知识去消弭疾病，就是取消依靠疾病得到收入的职业，这就必须把医生的职务变成社会服务。治疗是不得已的善后，卫生才是真正的任务。

英国现在想大规模全国举办的就是这件工作。

劳合乔治的成就和限制

英国用保险原则来应付疾病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最著名的是劳合乔治在上次大战时所立的劳工保险法。这个法案规定了一切雇员每星期都要付4便士的保险费，他的雇主再赔上6便士，合成10便士。每个工人有一本小册子，每星期贴上这10便士的保险印花。有这本小册子就可以有权利在失业时得到失业保险金，在疾病时不必付钱可以得到治疗和医药了。

劳合乔治的保险法案只包括工人。假若工人的家属有人生病，他们就不能享受免费医治的权利。而且凡是没有雇主的人也就排斥在外。小学教员自己有另外的组织，可是其他公务员、农民、小商店的主人等就得自己掏钱请医生了。比万所提出的法案就在想推广这原则，包括全体人民。

保险方法可以做到的是征服因疾病而得不到医治的忧虑。可是基本的问题还是在怎样加紧对疾病本身的征服。那是医学的发达问题。事实上，医学知识和实用的治疗方法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不但是做医生的大多还是用十多年甚至半世纪前的医学知识在治疗病人，而且即使有够得上现代医学水平的医生，他们也时常没有适当的设备去应用所有的知识。在中国这些困难的严重性固不待言，即是在英国也并不太比其他国家为强。

英国的医院大多是靠私人捐款维持的，不但规模小而且分布又极不均匀。据现在的调查，不满100病床的医院占全数70%，不满30病床的尚占30%。分布上说：在South Shields每4100人有一医生，在Bath每1590人有一医生，在Hastings1200人即有一医生。又如在Bristol 3.4万人的社区里不久之前一个医生都没有，可是离这地方不远的Taunton，人口相等，却有18个医生。在这种情形下，医药现代化是不容易的。为了要增进医院的设备和医生的素质，就得把整个医药制度的经济基础根本改造，从捐款和做生意的原则变为公益和服务的原则。只有由国家从保险费和国库来支持和根据人民的需要加以计划，才能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比万方案的阻力

比万的方案进行得并不太顺利。他的方案在人民的立场上看固然是再好没有了，但是这是革命性的，因为这个新的医业国家化制度会使许多依靠传统制度得到利益的人受到损失。这些人不肯接受这新的方案。他们并不是病人或是可能害病的人，而是医生。当我们到伦敦不久，就在报上看到医生协会举行投票：反对这法案的医生却占多数。这使比万很为难。若是多数医生不接受这方案，他的方案即使在国会里通过了，还是不易实行的。

有一天下午我在一个茶会里遇见了一位新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实习医生。我就问他的意见，他告诉我说：“若是你分析一下这次投票的结果，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些医生要反对这方案了，反对这方案的医生在年龄上说是较老的，在业务上说是自己挂牌的。”

“为什么他们反对呢？”我还不明白。

“在英国要自己挂牌是不容易的。医生的排场必须相当阔绰，所以收入不能太少。要把稳一定的收入就得有一批老主顾。英国的医业发达得很早，每个可以有主顾的区域里都早已有老医生占据住。一个新出笼的小医生是不可能找着足够维持他业务的主顾的。他若进医院，工作忙，薪水少；若想自己挂牌，立诊所，只有向老医生出钱顶他的熟主顾。这笔顶费相当大。老医生拿这笔钱作为养老费用。这个办法已经成为习惯。现在医业若是国家化了，没有钱顶诊所的小医生，或是本来在医院里服务的医生，自然没有关系；可是已经出了顶钱的人可不是要发急了吗？”

“政府不是规定了退休的医生有养老费的吗？”我问。

“可是这数目是一律的，而且不会像顶费一样高。”

“他们若不愿为国家服务，不是可以继续他们自己的业务吗？比万不是屡次声明决不对私人营业加以限制吗？”我又问。

“这是理论，实际上普通人民每星期出了几便士的保险费之后，可以保障在失业或患病之后得到照顾，谁不愿意？他们怎么会花几十先令去请私家医生呢？而且公家的医生所需的设备由国家供给，技术上也可以比私家医生高明，私家医生哪能顺利地继续他的业务！”

我接着说：“那不是一般人所希望的吗？有病一定能有医生疗治，而且医生的医道又可以提高，那是多好呀！”

“可是这些花过顶费的人却不愿意，他们为了私人的利益不能不出来反对了。”

“先生，”我说，“他们反对的理由并不是这个，而是说若是医生成了公务员，就会不认真看病了。”

没有等我说完，那位小医生好像受到侮辱一般的抗议了：“这样说，医院里的医生不及挂牌的医生了。事实恐怕刚相反！也许说这些话的人，在自己诊所里可能并不是认真治疗而是在生意经罢。”

当我离开伦敦时，比万已经允许和医生协会作恳谈，问题也许真的并不在公私方式的长短上，而是在政府必须保证这些已经在业务里投了资的医生不致因新方案的实施而受到损失。关于这一点，素以善于让步和婉转的比万必然会和这些医生得到协议的。重要的是英国一般的人民绝不会为了要维持几个老医生的特殊利益而愿意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命运去决定。在比万的背后有着坚强的舆论，这一个使人民不愁疾病的法案，在我想来，必然很快就会成立的。

1947年4月4日于清华新林园

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

我在两年多前写《初访美国》时，曾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和经济设施作为平民世纪的发轫。依我的看法，政治民主，每个公民都能用选举票去影响政治，必然可以确立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政府，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限制私人财富的无限累积，必然会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于是也必然会走上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经济道路，以达到经济民主。我用自由和平等的两个目标来说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要义。在美国历史中，自由和平等的“幸福单车”曾经出过毛病，但是罗斯福的加强工人组织和提倡TVA一类的经济修正，使这“幸福单车”的两个轮子，自由和平等，重又配合上了——这是两年前的话。在这过去的两年里，在美国连续地发生了一连串在我看来不太使人高兴的事。罗斯福死后，新政有关的人员差不多都退出了政府，而且新政竟成了个“红帽子”。不久，罗斯福的反对党在国会里占得了多数，反劳工的政策已跃跃欲试，呼之即出。使富有者多担负国家费用的所得税的累积率要减低了。在国际上，我在《初访美国》所担心的“美国世纪”主义抬头了。这一切似乎把我在那本书里所提出的乐观看法罩上了一个黑影。

美国在过去两年里的政治对于世界民主运动有着很坏的影响。也许美国人民自己并不觉得，但是在我们想在尚没有达到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建立民主政治的人看来是很痛心的。美国政治上的民主有着光荣的成就，那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在经济组织上，虽则确已提高了人民生活程度，但是独占事业的发达，不景气的循环，失业的威胁，在“平等”的尺度上讲，很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组织并不完美（我们且不提种族偏见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爱好美国的人，如我在《初访美国》一书中所表示的，总希望美国的自由和社会平等并不是相冲突的，即使过去两者并没有平衡的发展，在将来，两者还是可以相互并进，相得益彰。不幸的，战后的两年，美国对内对外的政治动向显然是抛弃了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开始走回头路了。这使我哑然，使我感觉到分外的不安。

在这种局面下，不免使我想到另一种理论了。欧美民主所标榜的自由并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而是少数人的自由。最初这少数人用自由的许诺以获得人民的拥护，以克服中世纪封建所给他们的束缚，但是一旦得到了自由，就独占了这权利，变成了自由竞争，自由压迫人，自由剥削人的自由了。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民主不过是一种烟幕，不过是“以财富获取权力”的公式。政治民主如果要威胁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就会破坏政治民主，而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德、意是个前例。特权阶级绝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免不了要有暴力的争斗。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必然的。

美国这两年的趋势，不幸得很，似乎在佐证这种理论了——这使我写完了《初访美国》之后，默然了。

于是，我的眼睛转向了英国。英国怎样呢？英国过去的历史似乎也佐证了社会主义不经过革命不能实现的说法。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一无成就，结果不但没有做出一毫社会主义的政策，甚至比劳合乔治的自由党政府都不如。劳合乔治还立下了劳工保险法，而麦克唐纳除了自己受到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恭维外，只是宣告了不流血革命是个梦想，一个很可爱的梦想。

但是，这次战后，工党又执政了。是否会又是一个麦克唐纳的政府呢？如果工党执政之后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政策：能把财富重行公平分配，能把决定经济生活的权力从少数私人转移到选民手上，能普遍地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能解决失业的威胁，能给每一个人在社会里充分发挥他服务社会的机会，能使人民达到无虞匮乏、无虞威胁的自由……如果能做到这些，而所有的手段并不包含暴力，并不新奇，仍是一个选举柜；如果能这样，我们至少还可以希望经济民主是可以从政治民主中诞生；我们还可以希望一个平等和自由并驾齐驱的社会实现。

我们对于英国战后的情形太少事实的报道。报纸上所不厌发表的是英国的对外关系。工党上台之后在对外关系上，在今年以前的确没有什么改变，即使是袒护英国的人也不能在他们对希腊的政策上看出什么和保守党政府不同的作风来。我在“行前瞩望”一文中，已经说出了我们和其他朋友们那时对英国的惋惜。但是英国在一年半中对内是否有些新的措置呢？在报章杂志上实在不容易找，结果我觉得非去亲自走一趟看看不成了。

朋友们中有人说我是属于“软心肠”一类的人。我想他们说得很对的。“软心肠”的人才希望不必开刀，吃些“消治龙”就能医治盲肠炎。“软心肠”的人愿意在别人性格中看取“有希望”的一方面。《初访美国》表现了我忽视了美国的反动势力，而太偏重了进步的倾向（虽则我一直到现在还是维持着对美国进步势力的信念），以致过去两年的美国动向有一点出于我意料之外。这些是“软心肠”者的弱点。但是如果我们想向人家学习，该学习的自然不应该是人家的坏处。在教育的立场说，责己须严，责人须宽，确是有见地的。“人家都这样坏，我亦何妨坏”，绝不是劝人为善，或是自己勉励的道理。

凡是预备读我《重访英伦》的朋友们不妨明白我的弱点。我不愿使人有一种印象，以为天下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是为了互相观摩，我们也不妨多取人之长，少说人之短。我的心目中无疑的是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成长。

从长处去看英国，这次战争确是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他们在战后所开始的社会主义的试验，正是给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疑案的一个正面的答案。我在回国途上很高兴地自慰说：几万里的旅程，三个月的光阴，并没有白费。我又可以相信，如果人肯努力的话，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从政治民主的道路上达到的。英国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例子。

在我《重访英伦》的8篇通讯中，自然不能把工党在过去一年半中所做的事全部记下来。而且因为写作的时间和环境都不能容许我多思索和多参考，所写的不免感想多于事实。让我在这小册子的背后，提纲挈领地把工党执政的经过和所有对内政策的原则大略说一说。

工党是1945年7月26日得到了在国会中多数党的地位，在这次竞选时，德国已经投降，而日本还在进行战争，普通人民还不知道战争要维持多久。丘吉尔挑定了这时候要求大选，据说是有作用的。他想，在战争将完未完之际，他的功绩和才干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政治资本。他似乎在事前很有把握，而且从宣布大选到投票的时间很短，工党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有一位英国朋友知道我回国之后一定会写文章讲英国，所以他特地叮嘱我不要忘记告诉中国的朋友们当时选举的情形。他说：“我们那时真不敢预测保守党是否会失败，我想丘吉尔一定以为他会胜利的。你没有看见当丘吉尔旅行演说时人民对他热烈欢呼的情形，大家真是狂了，这位挽救英国的英雄。也许太热烈了，他的演说内容大家都不去注意了。从当时民众所表示的热情来看，保守党继续执政可能毫无问题。保守党也太看重了丘吉尔的声望，所以在政策上，选举策略上不免忽略了。7月26日那天选举揭晓，真是个晴天霹雳，工党竟以393席绝对优势得胜了。保守党损失了181席，也是空前的，和丘吉尔声望之高一样空前。”

他语气加重了，声音放慢了和我说：“这是我们英国可以引以自骄的一点。我们可以热情，一点不是假的，感激一个有功的人，但是就在这天，我们可以静悄悄地在选举柜前投下另一党的票子。人和政策是两回事，过去的功绩和将来的服务又是两回事。”

是的，英国人民的政治程度也许没有别国可以赶得上。他们每个公民都知道投票不是件发泄感情的动作，而是一项公民的责任，是决定自己和决定英国命运的大事，绝不能苟且。他们听各党的言论，比较各党的政策，从理智得到决定，冷冷静静地去完成公民的任务。这样，政治民主才有内容，不是个烟幕弹。这次美国的普选，不但弃权的人这样多，表示了不关心，随意人家摆布，或是消极的不知所从；而且据说有很多只因为“不满当前政府”为理由去投共和党票的。如果这是真的话，美国这两年来不能继续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并不是民主本身有问题，而是美国人民政治程度有问题，实行民主政治的困难，不在制度而在能力。

英国有这样的人民，才有尊重民主的政治家。丘吉尔得到了出于意料之外的失败时，脑中绝没有想到恋栈的意思。我们可以不同意丘吉尔的政见，但是他尊重英国宪法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譬如最近有一件小事情，国会里一个共产党议员被一个新闻记者打了一记耳光。这消息传到议院里，首先发言，认为这件事的严重，必须查办的是丘吉尔。他反对共产主义是政治立场，但是对共产党员的保障却是宪法所规定的，他绝不因自己的政见而影响到对宪法的拥护。能做这件小事的人，也是能接受“出于意料的失败”，乖乖下台，让工党去继续执政的人。

保守党继续执政了十多年，工党在野的时间很久，一旦被人民托付了整理战后英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责任，绝不是一件轻易担负的事情。英国在这次战争里受到的损失实在不轻。每个在战后去访问的人都能看到已往繁华的市区，如今成了一片片的焦土。如果一查他们的国库的账目，更会令人发生今昔之感。在战争开始时，国库里有6亿镑的资产，债务只有4.96亿镑。一仗打下来，存款只有4.5亿镑，而债务却有35亿镑。单单欠印度的债就有11亿镑。英国在战争期间忙着从事军火生产，所以输出额在1944年只剩了1938年的1/3。在战前英国在海外有投资，所得的利息可以支付输入的1/3。战后海外投资全部给了人，以后想在海外买一文货物就得输出一文的货物了。他们想恢复战前的输入额，他们必须一年输出12亿镑的货物，比目前要提高一倍以上。这是说英国穷了。这个工业国家一穷，问题就多了。他们的粮食是无法自给的，甚至香烟的原料都得靠输入。他们必须大量输出才能换得生活必需品。要大量输出，必须提高生产。生产要动力、人工、原料、技术——这许多生产要素，在英国现在已都成问题了。动力吧：煤的产额在减少，石油得向中东去运，而中东的政治背景又特别复杂。人工吧：在战争里损失的不算，现在还有大量军人不能复员；德国俘虏却要送回去了，人口逐渐在降低。原料吧：远不能自足，大部分得靠输入。最后，英国工业赖以起家的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到处落后，赶不上后起的工业国家了。工党政府在保守党手中承继了这一个国力亏损、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们没有埋怨的可能，不这样没有办法，工党也不会能这样容易得到个社会主义试验的机会的。

就是这严重的局面使英国传统经济组织中的特权阶级明白自己已没有法子维持政权了。最简单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要动员劳工努力生产，他们绝不能压低劳工的工资，压低工资必然会引起罢工，罢工可以使生产停顿。当然他们如果把国家的利害放在脑后，只顾眼前，只顾自己少数人的利益，他们可以剥夺劳工罢工的自由，用武力去压迫劳工，这样就必然要停止民主，走上法西斯，而引起革命了。英国特权阶级并不这样，这是他们的长处，也是他们的聪明之处。

工党上台之后，第一是继续战后的限购制度，使有限的物资能公平地根据人民的需要加以分配。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根据购买力来分配物资的。如果供给少，需要多，价格就上涨，肯出大价钱的才可以买得到。英国物资已经缺乏，如果让大家争购，物价一涨，势必走上通货膨胀的道路，而引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工党为了要避免这有害的现象，所以继续限购。限购是使政府有权决定物资的分配，他们可以因孩子们需要营养而实行公家供给小学生牛乳的办法。

第二是继续有计划的生产。他们想把原料、人工、资本作合理的安排，充分地利用来增加生产，提高输出，使英国的经济恢复战前的地位。这是计划经济。要实行计划经济，他们逐步地要把金融，动力，运输，以及基本重工业收归国有。在一年半里英格兰银行和煤矿收归国有了。铁路和运输国有的法案已通过了。最近土地利用受到国家监督的法案也通过了。电气、钢铁一时还没有收归国有，但是已在计划中了。

第三是承认工作和健康是人民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失业是被认为个人自己在竞争里失败的结果，贫穷是对失败者的惩罚，甚至一般认为失业救济是违反社会进步的。这一套的看法已经因劳工势力的抬头而被否定了。社会主义者认为有工作做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如果社会不给人工作做，那是社会的不是，应由社会负责。所以由劳工自动的互助保险变成了社会保险，再进而成了政府的责任了。

同样的，每个人的健康是人生的权利，社会有责任使疾病不能任意袭击人；如果预防不周，有人害了病，社会有责任使他能得到人类知识所允许的治疗。

第四是承认每个人有受充分教育的权利。工党政府一方面提高国民教育的年限，依相等于中国的制度说，每个英国人都有权利受到初中程度的教育，不但如是，凡是优秀的青年可以得到地方公费，依他们的能力一直向上升学。这是最基本的自由，每个人有依他的能力在社会上尽最大服务的自由。

以上不过是工党政府已经做，或是已经定下了开始做的日期的重要设施。我们应当记得，在时间上说，至今年7月工党政府才满两年，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能做这样多的事，真是少有的；而且，这两年并不是平静的两年，工党的对内对外的处境并不是一溜顺水。

我已说过工党向保守党继承的遗产是个在解体中的帝国，是个式微中的工业组织。而且，他们多年在野，一时不易得到许多有经验的政治家。当然，在他们所得的遗产中也有着无价之宝，那就是一个保证他们能放手试验他们社会主义的宪法，政治程度很高的公民，守法认真的国民性，此外还有一个健全的文官制度，一辈有效率的公务员。当他们上台之初，的确到处发觉人才不足的苦处，在许多部门里，不能及早改变作风的一个原因也是人才不足。据说当时手忙脚乱的情形使90岁的萧伯纳都摇头了：“一个穷人掘到了金子，是会不知怎么办的。”可是这副穷相并没有维持多久，不到一年，保守党已没有话柄可以攻击政府能力不足了。

社会主义并不是魔术，工党上台不能立刻把英国的经济健全起来。可是传袭下来的严重的危机却要当前政府负责处理的。英国都市发达得早，所有的房屋也因之破旧不堪，有名的东伦敦的贫民窟，在战前已成了活地狱。德国的炸弹和飞弹把已经十分严重的住的问题弄得更不可终日了。在国会里有一位女议员报告说：她亲眼看见一间房里住着一对夫妇和八个孩子。在战争结束时的估计，有50万个平民住宅立刻需要重造，有400万个住宅已经有80年的寿命，在农村里，如果要吸收足够的人力来经营农业，就得增加30万个农舍。造房子要原料、要人工——原料和人工两缺的战后，政府怎么办？负责应付这问题的贝方在提出了建屋法案后，很冷静地向国会说，1947年年底，虽则我并不能给每一个英国人应当有的舒服的住宅，但是住的问题决不会再使任何一个人觉得伤脑筋了。当时听见这句话的人，真不免为工党政府捏了一把汗。但是我到伦敦时，1946年年底，沿着郊外铁路两旁已经有着大规模的市民大楼出现，在农村里已有一排排的公家出租的小住宅。贝方的支票可能是会兑现的。想想这件工作的伟大，使我呆了半天。国内讲政治的整天在空谈主义，或是在记录宦海的升沉。其实是政治应该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事务上入手，也在这上边去证明得失。工党的成功不是在挂上一块社会主义的牌子，而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上表现出社会主义所能给他的利益——生活程度的提高。

煤荒又是一个工党从保守党接收下来的烦恼。英国煤矿在技术及在组织上的落后，以致产额日减。经过了一个战时，再加上了要拼命增加生产的战后一年，储备着为不时之需的煤量差不多都用完了。一到冬天，老天又不帮忙，50年来所未有的奇寒，冰雪阻碍了运输，于是大城市里闹煤荒了。其实不论哪个党出任政府都会碰着这问题的，但是工党却正在台上，自得负责。我们应当注意的倒并不是煤荒的起因，而是政府怎样在这近于棘手的情形中，能安然渡过危机。这使幸灾乐祸的隔海友邦，也惊异了。工党是撑得住的。

工党最大的阻碍不是在国内，而是由国内的处境而引起的对外关系。在战时，英国有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不必用外汇来购取英国所需的输入品；但是罗斯福一死，战争一停，杜鲁门把租借法案也停止了，一把把英国的喉咙握住。英国在重大的负债之下，绝没有能力靠自己的输出来换取输入。没有了输入，不但英国人将没有烟抽，没有电影看，连面包都会不够的。所以不论哪一党执政，必须向美国（唯一可以向别人放债的国家）借款。而美国又在杜鲁门执政的任内，金元外交开始抬头的时候。他们不再记得胜利是爱好自由和和平的人共同争取来的，恢复和平也是应当全体和衷共济的，这些在突然发现自己金元力量的山姆大叔全不理会。不但不理会，而且竟想乘着人家打仗打得筋疲力竭的时候，确立他的“美国世纪”了。“美国世纪”是一个经济无政府的世纪，他们不愿看见任何国家实行和资本主义不合的社会主义。他们可以用各种宣传告诉美国人，苏联是如何可怕。苏联也确有它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一到宣传家手里文章也容易做；而且美国人中明白苏联的不多，传统的歧视也助成了对社会主义攻击的气焰。但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若是成功了，对于美国人民的印象是不同的。不乏远见的美国资本家，自然不愿意工党政府在英国太得意。当英国要在经济上乞援的时候，山姆大叔的机会来了。

工党政府自从向美国借到了11亿镑的债款后，在经济上和外交上真是有苦说不出。他们答应了美国放弃对英镑区内美元统制的办法。一旦放弃了这办法后，美国在英镑区内就可以和英国竞争了。譬如英国向印度购买了1万镑的货物，在统制办法下，印度只能向英国购买同值货物来清算这笔债务。现在不然了。印度可以向美国购买同值的货物，由英国去向美国支付美金，这也就是所谓多边贸易。

英国也允许放弃帝国优惠关税。以往在帝国圈子内，英国货可以靠关税的保护得到对美国货竞争上的优势。这办法一旦取消，英、美就在相等的地位上竞争了。事实上是很清楚的，英国在战后经济基础已经动摇，怎样挡得起美国的竞争？所以这些条件等于是把帝国出典给美国了。

外交并不是理想的追求，而是决定于利害的考虑。工党的外交在过去一年半中已成了美国的小伙计。在工党后排议员中也已经屡次表现不满，甚至已屡次“反叛”。但是工党政府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们分析国会里执政党议员的“反叛”，就很可以使我们明了他们政府的苦衷。本来同属一政党的议员，在主要政策上总是同意的，即使不同意也只在党内会议中发生辩论，很少公开在国会里表示异见。如果这些“反叛”是表示工党内部纪律不严，那么我们很可以怀疑工党本身的能力了。事实上，依我个人看来，这是前排议员（工党中负行政责任的议员）和后排串演的一幕戏。负政府责任的在美国压力之下，无可奈何地只能跟着美国走。但是若是一味跟着走，不但和工党标榜的主义不合，而且可能失去人民的信任。于是不能不让后排议员不断地表示出对政府的不满了。这样一方面向人民说工党并不是甘心做小伙计的，一方面对美国说，不要再压迫了，压紧了可能会走极端的。英国是政治上的老手。如果“反叛”只是纪律问题，我不相信像贝文像摩里逊这些魄力和手腕十分高明的政治家不能制服少数年轻的工党议员的。

政府答复从“反叛”议员口中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人民的不满是：除了加紧充实国力，谈不到独立外交。他们最近在帝国内部的殖民地政策上表示出了有清算帝国的勇气，在对国际的局面中却只能忍气吞声，苦了贝文。

我在英国常问起许多朋友，工党政权是否安稳？依英国宪法，国会中如果不发生不信任的事件，一直要到5年之后才重选。所谓不信任是要多数议员否决政府的提案。工党内部如果不发生严重的裂痕，他们拥有超过所有其他政党总数148票的优势，绝不会有不信任的提案通得过的。即是以“反叛”的事例说，他们至多拒绝投票，并没有投过反对票，所以并不会影响到工党政权。5年的期限使工党有充分时间去实行他们的长期政策，而且他们相信在这期内必然可以做出成绩来的。

工党政权安稳了吗？并不。他们从美国借来的11亿镑的债款，本来是打算可以用来安定英国经济的。“这个债款必须是一块跳板，不是沙发。”——这是丘吉尔的话。英国固然并没有把这笔借款消耗在内战里，也没有用来买口红和冰淇淋粉，成为暂时享乐的沙发；但是这个跳板的弹性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并不能使他们从这跳板上一跳而入于平衡的经济。他们用这笔款来买了许多救急的消费品。而且因美国通货膨胀，实际购买力也降低了。依今年年初的估计，还有18个月，这笔借款就可能用完了。用完了怎么办呢？

英国人早就有些发急了。美国共和党的得势使他们感觉到威胁。18个月之后可能碰着个共和党的总统。如果想向美国续借一笔大款，条件可能比第一次更苛刻。上一次还没有太显明的政治条件，下一次谁知道！如果美国说除非保守党出面不肯借款时，工党政府怎么办呢？为了人民生活的着落，是否必须接受这类条件呢？这是谁也不敢预言的。

美国，美国，为了你发愁的岂止是英国的工党！

历史是曲折的，在短距里是难于预测的。但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不愿意世界不断遭受战争的惨痛甚至可能毁灭的人，眼睛总是向着光明看，即使这光明只有一线。向光明看的人，还是记得罗斯福在美国所做的一切，所允许给世界的一切，以及他所铺下的道路，我在初访美国时所见到的那一条不必流血而可以达到的自由和平等并驾齐驱的道路。就是这副眼睛、这副心肠，又在世界的另一角里看见了同一方向的努力，同一道路上的伙伴，我这样写下了这本《重访英伦》的小册子。但是我似乎已丧失了两年前的天真，我已隐隐约约看到了这道路上的绊脚石。真如拉斯基教授所说的：暴力革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为了文化，总得向避免暴力的方向前进。

1947年5月4日于清华新林园

[1]里为旧制单位。1里约等于500米，1200平方里约等于3600平方公里。

[2]海里的旧称，1海里通常等于1,852米。

[3]英尺的旧称。英尺为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使用的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0.3米。

传统在英国

英国朋友们喜欢和我们攀交情，说是我们这两个民族都是有传统和爱好传统的。我听了这话心里实在觉得不好意思，在这方面中、英两国不但不相像，甚至可以说是刚刚相反。英国表面上是爱好传统的，但是传统在他们只是个装酒的瓶子，外貌古雅，可是瓶里装的却常常是新酒。我们中国人特别对于外表重视，名字上一点都不肯放松，注重牌子，只是内容却常是腐旧不堪的传统。英国人客气要拉拢我们，我只觉得脸红。

我们要民主第一件事是自称为民国，把故宫改为博物院，皇帝的名目取消了——这些自然是要紧的，“正名”是不错的，可是以此为止，却弄成今日这个局面。英国到现在还保存个国王，表面看去也是认真得很。皇宫门前常有不少子民，会站着老半天等御驾出宫。一出来还要提高了嗓子欢迎一阵。如果说国王是个傀儡，谁也不肯承认。但是自从查理上了断头台之后，国王的政权却剥夺得快完了。他的用款要受人民代表的批准，这还算不要紧，连恋爱都要受首相顾问，不但顾问，恋爱错了对象，可以受到警告，甚至连国王的头衔都可以因之取消。我们当然还记得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现在谣传很多的伊丽莎白公主又在为恋爱烦心了。国王的仪表仍旧，只是权力没有了。他们的民主是这样得来的。

传统在英国政治里的牢固时常引起外国去观光的人的注意。让我再讲几件巴力门内的小节目，很能借此看到英国政治所倚附的精神。

英国以前的国王也是很专制的，要杀人就杀人。巴力门是英国人民费尽了力量逼着国王召集的民意机关，它的目的就在剥夺国王的权力，它和国王之间自难有友谊可说。当初，议员们在巴力门里辩论时，墙上长着耳朵，谁骂了国王，出了门可能就失踪了。所以在巴力门内发生了一种避讳的规矩，在辩论时从不称名道姓。指着辩论的对方时就说“这位议员先生”（The honourable member），若是要指不在眼前的人，可以加上议员所代表的选区的名字。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没有提到别的议员的名字的，虽则议员的保障已是绝对的稳固了。

要有自由言论，人权保障是绝对不能少的。巴力门是个代议机关，是用口头辩论来代替用枪子决胜的保险机构。这避讳名字的传统，虽则已失时效，徒具形式，但是却成了一种有意义的象征。在巴力门内议员的言论须有绝对保障，不论说什么话，都不能引用来构成说话者任何罪名的。我记得在1938年，有一个议员，丘吉尔先生的女婿，同时在防空部队里当军官的，在巴力门里质问政府时列举事实说明伦敦防空准备的空虚。他所引用的数字却和军部秘密文件里的计划完全相合。军部大为震惊，认为秘密文件一定已经泄露，不能不赶紧彻查，所以用命令要这位议员穿了军服（意思是以防空部队军官的身份）出席军事法庭。他拒绝了这命令，一口气跑到巴力门里报告被传经过，认为政府违反了基本宪法精神，干涉了议员在巴力门内言论的自由。那时欧洲风云虽则很紧急，国会却因为这案子停止了其他的讨论，临时划出三天来辩论这违宪案。所有的议员差不多全体认为军部大逆不道，甚至要求张伯伦内阁立刻辞职。结果是政府引咎，但是因为时局关系，准免辞职。这场风波表示了英国政治对于基本民主精神的认真。国会永远不放心政府，片刻不肯轻易疏于防范。这种防范权力被滥用的精神，也充分表现在避讳称名道姓的传统里。

英国人民虽则享有全世界最民主的政治，但是他们却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念念不忘民主没有贯彻时的经历。下院和上院间的关系又是一例。在早年，由贵族所组成的上院具有很大的权力，远超过由平民代表所组成的下院。平民和贵族间曾经长期的争斗，结果是平民胜利了。在争斗期间上、下两院形如敌人。他们虽则在威斯敏士特同一个大厦里分别开会，但是互相不相通话的。在下院里说起了上院时只说“那边”，好像一个受气的媳妇用指头指指隔壁代表婆婆的意思。到现在下院在政治上完全制服了上院，而且感情上早已很融洽，但是照例还是用“那边”来指上院。我有一次去找上院的一个议员，不知道战后下院的会议厅被炸在修理，借用了上院的会议厅议事，所以找到了下院的通报室。那位警察看了看我所要见的名字，摇了摇头，向我冷冷地说：“我们不管他们的。”把那条子还给了我，不再指点我去向了。后来我问起朋友为什么这位警察这样不客气？他和我说，这是传统，上院和下院在表面上是没有往来的，他们“算”是冤家的呀！

下院的权力尽管已大过了一切，但是他们并不摆在面孔上的。表面上看去下院还是怪可怜的媳妇。每届国会开幕时，国王照例要发表一篇训词。这篇训词其实就是政府的施政方针，是下院多数党领袖，政府里的首相起的草，预备在下院里提出来公开辩论的。但是他们的传统却不是这样简单。在下院没有权力时已定下了规矩。国王到上院，皇后坐在旁边，下面是穿了紫袍的贵族们，靠两面的板凳上坐下。国王开始念他的训词。在贵族们背后站着几个下院的议员，包括他们的主席，是下院派来“窃听”的。他们没有座位。国王念完训词，下院主席急急忙忙赶回下院，登台宣布：“我已听到了国王的训词了，而且为了准确起见，我还取得了一份记录——”于是他开始念他的“窃听”来的训词了，其实就是下院多数党领袖所起草的施政方针。

这些富于戏剧性的传统是英国政治里的特色。可能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些花样来点缀这太缺乏趣味的政治，但是这些传统的用处显然并不限于艺术兴趣的满足。他们爱好传统是要人记得，现在生活中所宝贵的一切是经过一番辛苦，付过一笔代价才得来的，这样方能使人对于现有的权利看得重要，不肯轻易放弃。

人民的权利得之不易，而失去却不难。德国人民可以莫名其妙把《魏玛宪法》埋葬，拱手让希特勒来套上锁链。就是以现在美国情形说，只要有人拿了红帽子来一吓人，他们可以安安静静让邻居被政府检查，被检查处诬告，甚至连职业都可以被政府夺去。人权是要争的，争得了还是要时常防着点，一不留心就会被人偷走了。英国人民在这方面是最老练了。这许多传统表面上似乎只是有趣，谁明白它们也是有用的呢？

旧瓶子里装新酒，不是为了装潢好，而是为了要使新酒不变质。我们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自己欺自己说是酒已经不是以前的了。中国的传统在新名目之下腐化、发霉，而英国却能用传统来警惕人民不走回头路。中英两国即使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但是绝不是在这上边。英国朋友的好意，我们实在承当不起。

1947年

第二辑 白首志不移

留英记

我是1936年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生到英国去留学的。进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人类学。1938年毕业回国。这里要追记的是这一段留英生活。但顺着回忆的思路联想到许多和这段生活有关的事，不受题目的拘束，也把它们写了下来。

一

先说我是怎样得到留学的机会的。

30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留学已多少成了变相的科举。有些大学生着了迷，搞得颠颠倒倒，这些形象对于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似乎是很熟悉的。

但是以留学和科举相比还有点不同：封建时代有资格大做其金榜题名美梦的人范围似乎广一些，至少传统剧目里足够反映出状元公这个人物在群众的想象中也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熬得过十年寒窗，百衲的青衫也会换得成光彩夺目的紫袍。留学却没有这么容易。这是个资本主义的玩意儿，讲投资，比成本。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

留学要花钱，钱从哪里来？这里有“官费”“自费”“公费”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养洋务人才，派留学生出洋，但是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还很多不愿离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国，更少愿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因此，留学生的费用全部得由官家负责，此之为官费生。留学回来的人，官运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学而优则仕，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守则，留学回来有官可当，群焉趋之。官费留学的机会逐步就被达官贵人所把持，用来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和这些有权选派留学生的权贵没有关系的就沾不着官费之光。沾不着光而又有钱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钱，此之为自费生。

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费生和自己家里出钱留学的自费生之外，还有一条让既没有钱又靠不上势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学机会的路子，这是一条帝国主义安排下的路子。帝国主义者拿钱出来收买中国的青年，为了要培养为它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必须找一些好名好义来掩盖一下。所以这条路子的花样多，走起来也比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利用“退回庚子赔款”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清华学校”（最初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改称清华学堂，又改称清华大学）。这段历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叙述，不必在这里多说。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它和官费、自费有所不同。它是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来招生的，因而使得许多原来在钱和势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学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学的机会，使他们也可以大做其留学美梦。这种通过考试取得别人的钱去留学的则称之为公费生，以别于官费和自费。

我是靠清华的公费出去留学的，但是又不同于经过“留美考试”的公费生。为此，得把清华公费留学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或是后来的清华学堂，都是专门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补习的学校，是一个“加工厂”。招收的是十四五岁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要经过七八年才送去美国留学。凡是考得上这个学堂的就取得了留学资格，加工期满，照例一定放洋（除了招收这种小学毕业生之外，也有少数年龄较大的，在清华园住上几个月就出洋的，此外还有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申请清华补助等）。1925年这个办法改变了，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1928年学校的名称也改成了清华大学，意思是不再做加工厂，而是个出成品的工厂了。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并不是个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清华还是每年要为美国遣送一批留学生。于是另外定出了一个留美考试的办法，报考的资格也由小学毕业提高到了大学毕业，而且不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可以报考，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也同样可以报考。每年在报上公布当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额。这叫作“留美考试”。另外，清华还保留一些公费名额给自己研究院的毕业生和各系的助教。我是以研究院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公费的。清华的研究院招收大学毕业生，规定至少学习两年，提出论文，经过考试及格就可以毕业。每年在毕业生中按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最后毕业考试的分数，经学系的推荐，挑选若干，给予公费留学的机会。

当时这种性质的公费留学，除了清华的留美考试之外，还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试，听说中法大学也有类似的公费遣派留学生的办法。在三十年代下半期，这类公费留学生的数目在留学生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此外，在我国各地所设立的许多教会学校和青年会等团体，也为外国吸收我国学生安排一些路子，但是这些路子并没有上面所说的那样明显，而且也比较分散。因为我在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之前在燕京大学读过三年书，所以对这些路子也知道一些。

原来美国各大学里有一种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钱的来源是私人的捐款。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常常要逃避捐税，假冒伪善地捐些钱做做“功德”，帮助清寒学生上学和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是其中之一。各大学也以此做广告来招揽学生，每年在“校览”上公布，说明给予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条件，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申请，受惠的学生不受国籍的限制，甚至也有专门指定给哪一国留学生的。

这一类助奖制度并不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而是由各大学所设的审查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所提出的机关或个人的推荐书来挑选。推荐书自然都是为申请人说好话的，所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哪个推荐机关或推荐人腰杆子粗和哪个大学的关系深。推荐人也就举足轻重，成了经纪人。美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这些学校、青年会等就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为他们的学生或朋友找留学的机会。由于这种助奖制度本身并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固定的，有资格推荐的人可以推荐也可以不推荐，推荐了有没有效也不一定，所以在这些教会学校里虽则表面上并不像清华一样标出留学科目的清单，公开号召角逐，而实际上为了争取留学机会也对师生关系、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学生想得到推荐，他就得多方接近有势力的教授，博得他的青睐。那些教授就又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在学生里发展他个人的势力。而且同学之间为了争取这种留学机会，钩心斗角，费尽心机。

当然，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还有自己刻苦积蓄，到外国去半工半读的留学生，以及更有组织的“勤工俭学”等路子，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去说了。

二

我到英国去学的是人类学。在此可以谈一谈我怎么会选上这一门学科的。

我在燕京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从燕京的社会学系，进入清华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研究生院，又到英国去学人类学，虽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但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这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一段历史，这里把它记下来或许也是有意思的。

燕京大学之有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字叫甘布尔（Gamble）的美国人创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到中国来做青年会工作，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和伯吉斯（Burgess）合写了一本《北京调查》的书。他进一步，想培养一批中国人能像他一样一面做青年会工作，一面进行社会调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国所赚去的钱已不少，就拿出一笔来做这件事。拿这笔钱出来还得有个名义。于是拉住他的母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叫“普林斯顿在中国”的基金，交给燕京大学，作为培养社会服务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学拿了这笔钱先办社会服务系，后来改称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添设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合成为法学院。

这一段历史说明燕京的社会学是从青年会工作和社会调查这两个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从美国传入的，培养目标是社会服务的人才。这一套字眼在美国人听来很容易懂，因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部分，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人，这些字眼的含义不加以注解也就不会明白。青年会工作是“社会服务”的一种，它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电影院、浴室、弹子房、运动场、业余补习学校，一直到旅馆的综合体。青年会是基督教主办的，所以是教会工作的一部分。它实际的作用就是通过满足一些市民社会生活上的需要来进行基督教的宣传，也就是从生活服务入手来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传教工作。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这一类的社会服务特别发达，那是因为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就会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激起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剥削阶级拿出一些钱来，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救济”和弥补。要进行这项工作，一方面要有一批人去了解社会情况，发现“社会问题”，这叫作社会调查；一方面又要一批人去发放救济款，去做“思想工作”，去办理儿童教养所等，这叫作社会工作。燕京大学最初传入的“社会学”，就是这些名堂。

我是1930年从苏州的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社会学系的。当我挑选这个学系时，并不明白社会学是什么东西，我当时抱着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投入了这个学系。我在东吴时读的是医预科，为了鼓动反对校医打人的一次风潮而受到学校当局要我转学的暗示，离开苏州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后，南北军阀混战的时期，在文化战线上正在热烈展开社会史的论战。这许多刺激使我抛弃了当医生的想法，决心要研究一下中国社会。所以到了燕京，注册进了社会学系。

我这个愿望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愿望的青年人是不少的，而且有许多青年接受党的领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也有一些像我一样的人，还不能接受马列主义，又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要求另外寻求一个出路。所以在这时燕京社会学系冒出一种发展理论社会学的要求，现在看来也并不是偶然的。所谓理论社会学是和上面所说的那种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的实用社会学相对而言的，实际上指的是那一套进行社会改良的理论。

回想起社会学在西洋的历史也一直有这两个方面，例如19世纪 50年代写过《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的研究》（即严复所译《群学肄言》）的英国的斯宾塞就是这种所谓理论社会学的祖师之一。他想尽各种理由来证明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就到了最完善之境，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全都不及它的优越。这样就在思想战线上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的好景不长，它本身所包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严重，百孔千疮，昭昭在人耳目。为了要缓和阶级矛盾，麻痹无产阶级的意识，不能不对所谓“社会问题”进行“社会调查”。以英国来说，19世纪末年就有蒲斯（Charles Booth）对伦敦工人生活进行过规模相当大的调查。这一类社会调查的目的一方面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加以解释；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设计“改良”的方案。前一方面就形成“社会理论”，后一方面就形成“社会工作”，譬如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所谓贫穷问题，一些理论家就出面来说工人阶级贫穷并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而是出于孩子生得太多，话当然要说得更复杂些，但当时的“人口论”骨子里就是这句话。这就算是社会理论。另一方面也就采取了许多所谓“最低工资”“人口节制”“贫穷救济”等具体措施来减少工人们“铤而走险”闹革命的危险。这就是社会工作。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布尔、伯吉斯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在摸索中却找到了人类学这个冷门，提出了所谓“社区研究”的新路子。

人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比社会学也许更是模糊。人类学，研究人类之学也。望文生义，凡是和人有关的全可包纳在内。事实也确是这样，上自几十万年前的人猿化石，下到民间传说、风俗习惯，都可以在人类学的教科书中找到它们的地位。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的人类学中专门研究殖民地上土著生活的一部分称作社会人类学的（欧洲大陆称“民族学”），特别发展了起来。燕京社会学系提倡的人类学也只是指这一部分而言。这一部分所谓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发展也是应形势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者分别占据殖民地，对殖民地上的人民摧残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殖民地分割完毕，帝国主义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大战。战后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要在它已占领的地区开发资源供他们掠夺，必须利用土著的劳动；一是殖民地人民开始更有组织的反抗，使帝国主义者想直接单靠武力来统治遇到了困难。如果长期维持着战争状态，不但军费浩大而且不便于进行剥削，这个算盘是打不过来的。因此，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大英帝国带头搞起所谓“间接统治”来了，就是利用当地的部落上层，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吸收当地劳动，开发当地资源。要实行这个殖民政策，不仅需要做资源调查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而且需要懂得当地语言能对当地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后者就是所谓人类学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人类学者在殖民部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下，对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开展了很广泛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在这项工作里冒出了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他们搞出一套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还有一套所谓“理论”，这套理论主要是用来指导他们怎样去调查一个土著部落的一些经验。我们在这里不必去详说，要说的是，他们这一套东西看起来比从美国社会服务里学来的“社会调查”深入得多。原因是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着重在数量的统计，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言自喻的，但一应用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数量统计不易正确，而且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这类调查显得支离破碎，不能说明问题。人类学调查着重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的解剖，用到中国来似乎更适合一些。为了和“社会调查”做出区别，后者称作“社区研究”。

为了发展这种“社区研究”，燕京社会学系在1935年还向国外搬了一位当时功能学派的大师布朗（A.Radcliffe-Brown，英国人，后来当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在《社会学界》（燕京社会学系的刊物）连续出了两期专刊，极尽鼓吹之能事。

在说到我留学英国的事之前还得加一个插曲，就是我到清华研究生院去读两年书的原因。我在燕京读书时，可以说是个拥护“社区研究”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时社会学系的当权者是社会服务派，所以毕业后想由社会学系推荐去外国留学，还不具备条件。支持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出了个主意，并且为我奔走，设法送我进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使我一则可以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打个底子；二则可以在研究生院毕业后得到公费去英国直接跟功能派的大师学习。

这个主意是实现了的。只是清华研究生院里收我做学生的人类学教授是个俄国人，名叫史禄国（S.M.Shirokogoroff），他的人类学是帝俄时代的老传统，和英、美很有差别。帝俄的学术是传袭大陆的系统，人类学包括的范围首先是体质，其次是语言，再其次是考古，最后才到社会文化的“民族学”。他为我制定了一个长期计划，第一个时期专门学体质人类学，其实这是门生物科学，幸亏我曾有两年医预科的基础，所以还算衔接得上；一面补习解剖学、动物学，一面向他学人体测量和人体计算学。他打算第三年才教我语言学，谁知清华研究生院改了章程，两年就可以毕业，而且他自己第三年就要休假，所以我在清华只完成了他替我规定的计划的第一阶段。这两年我所学的和上面所说的“社区研究”关系不大，但是由于这两年的学习，满足了清华规定的公费留学的条件，使我能到英国去留学。

三

1937年夏天，我从上海出发去英国。到英国去留学这一点还得说明一下：按清华的制度，研究生院毕业生符合规定条件，给予公费留学机会的，可以自己提出留学计划，并不一定要到美国去。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成见，认为真是要讲学术，最好到欧洲国家去留学，对于美国的学术水平不太看得起。这个成见有什么根据很难说，可能是由于美国留学生太多了，物以稀为贵，到欧洲去留学回来身价可以高一些。这是我要去英国的一个原因，但主要的还不在此。上面我已经说过，我的留学计划酝酿已久，是和燕京社会学系里那一批搞“社区研究”的人一起策划出来的，这些人中间带头的是吴文藻先生。他心里有着一个培养徒弟的全盘计划，分别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把他们分送到英、美各个人类学的主要据点去学习，谁到哪个大学，跟谁去学，心里有个谱，后来也是逐步实现了的。他认为我这个人最好是去英国跟功能派的大师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去当徒弟，理由之一据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和这位老师有点相像。实在的原因是英国没有美国那种助学金制度，派人去留学的机会不多，我当时既然有机会去英国，当然不能错失。去英国的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这里可以提一笔，我这个事例也说明了在三十年代后期，留学制度确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早期的留学生出国时的水平很多是比较低的，在国内只是准备了一般的基础，专业训练比较差，到了国外才选择专业、选择老师。但是到了我出去留学的时候，不论是经过留学考试或是研究生院毕业之后才出去的，都在专业上花过了一番功夫；学什么，跟谁学，这些问题在出国之前都经过一番考虑的。这样加强了目的性和计划性，对于专业培养和提高质量，看来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要跟马林诺斯基去学呢？这里得介绍一下这个人。他的原籍是波兰，早年在波兰的古都克拉科夫大学学物理和化学，由于体弱多病和精神抑郁，医生劝他摆脱些正科，涉猎些旁门。他挑了本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的名著《金枝》，从此他沉溺在这一门学科里，到德国和英国去留学。世界大战发生前夕他正在美拉尼西亚的一个小岛上做调查研究工作。大战发生，波兰和英国处于敌对地位，他不能自由离开这个小岛，于是他就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很仔细地记录下他对这个岛上居民生活的观察。就是这样他发展了深入地对一个人口不多的部落亲密观察的调查方法。由于他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不能像过去的人类学者在各地搜集比较材料，他就着重注意一个小部落里政治、经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从而发展了他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大战结束，他带了很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回到英国，1922年出版了轰动当时人类学界的《西太平洋航海者》。

他的这套方法、这套理论、这套著作，过去在人类学里并不是没有，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而他却一举成名；所不同者时也，即形势也。我上面已说过，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上碰着了新的问题，如果维持原来的直接统治的政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愈来愈不好应付，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法进一步利用当地劳动力来开发当地资源取得更大的利润；因此，提出了“间接统治”的策略，利用当地原有部落组织和原有统治势力，制造可以依赖的社会支柱，来加强对当地人民的剥削。这是个很毒辣的反动政策。为了执行这个政策，就需要深入了解殖民地各部落的实际情况，考虑怎样去利用原有的制度来为殖民主义服务。马林诺斯基的一套恰巧符合了这个要求。

马林诺斯基在英国学术界一帆风顺地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这是很少前例的。英国人对外籍学者的偏见极深，他作为一个波兰人，虽则后来入了英国籍，而能一跃被选为教授，在英国学术界是少有的（英国各大学中设立社会人类学教授的讲座是从他开始的）。不仅如此，他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培养了不少门生，一个个都成为各大学人类学系的台柱，而且受到英国殖民部和美国罗氏基金会的直接支持，每年掌握着大笔调查经费，调度大批的调查工作者，到非洲各地进行研究。不到10年，功能学派的声势压倒了人类学里任何其他的派别。这一切如果离开了历史背景是无法理解的。

在英国要跟从一个老师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先得讲一讲英国学校的制度。英国的大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我能讲的是我所进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提起这个学校，老一辈的英国绅士们是要摇头的，认为有点“左倾”。这当然完全和事实不符，因为它正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大本营。但是从学制上说，19世纪末年却算是有点“改革”味儿，也就是说它不按传统办事。英国的教育制度阶级路线十分明显。最初只是贵族和有钱人家的子弟能念书，这种学校叫作“公学”，最著名的有伊顿、哈罗等有数的几个，收费极高，限制极严，据说贵族子弟在没有出世之前就得报名。但是这些学校却保留一些名额给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包括尼赫鲁一类人在内。这些“公学”公开承认是专门培养统治人才的，而且事实上历届内阁阁员除了工党政府外，几乎全是由这几个公学的毕业生所包办。各学校以毕业生进入内阁的人数多少来比赛。我记得我在英国时正碰上鲍尔温上台，他在就职演说里曾说，使他特别高兴的是内阁成员中母校的同学占了多数。从这些“公学”毕业后就可以到实际政治中去活动了，其中一部分要深造的，进牛津、剑桥等大学。这是一个上下相衔接的系统（伊顿毕业的一般升牛津，哈罗毕业的一般升剑桥），平民无与也。一直到了19世纪的70年代，议会里才通过国民普及教育的法案。公家设立的学校却叫作“私学”。凡是英国公民按法律都得进这种“私学”，所以也称“义务教育”，意思是受教育是一种义务。但是当时一般平民出了“私学”就没有上升的机会了。高等教育还是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到了19世纪末年，一些参加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最著名的如韦柏夫妇、萧伯纳、威尔斯等人组织了费边社，主张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办高等学校。费边社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团体，反对马克思主义，妄想通过合法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办的学校就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曾培养出许多工党的骨干、工人贵族。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舍也说明了这段历史。到过牛津、剑桥大学参观的人没有不被它们古雅的建筑所吸引的，而这个学院却有如我们解放前上海的弄堂大学。它的大门是在荷尔本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大门旁就是一些茶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喝茶和吃饭。这个学院的门面实在没有什么气派可言。英国人却有这个风尚，喜欢保留原来的外形，尽管内部的设备不算坏，而这个门面几十年来一点也不肯改造。

它的学制也不同于牛津、剑桥等老大学。据说创办人是有意吸收了一些美国的大学制度，由于我当时并没有关心大学本科的制度，所以现在也说不出来。我所知道的是它的研究生院的那一部分。我说本科和研究生院其实是已经用了我们自己的学制来说话了。在他们不是这样说法的。按他们的说法是读什么学位，自己是什么学位的待位生，注册时就是这样注册的。根据每一种学位规定他应当参加什么考试，提出些什么论文。至于你怎么样才能满足这些条件那又是一回事了。以我所注册的“哲学博士”学位来说，那是最简单了，规定两条：一条是从注册到毕业至少要有两年，一条是提出一篇论文，经过考试认为合格就可以取得那个学位。这两年里你应当读些什么课程完全不加规定，从章程上说，你交了注册费之后尽管可以不到学校，到期你能提得出论文，考得过，一样可以得学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院每年公布一系列课程，哪一个系什么教授或讲师开什么课。你既注了册，就可以自己去挑选课程。表面上没有人来管你，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名教授开讲时，整个大教室坐得满满的，甚至窗台上都坐满和站满了学生。我是个爱串课的人，毫不相关的课，只要按公布的时间、地点，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听上一堂课。当然，如果都是这样自由散漫地搞，也就不成其局面了。实际的关键不在章程上，而是在一套不成文的习惯上。你注册时入哪一个系，读什么学位之后，注册科就介绍你去找系里的一位负责人，他就给你指定一个业师，这位业师就是有责任帮助你去取得学位的人〔我用业师这个名字因为要和导师有所区别。英国的导师制（tutorial system）有它专门的意义。导师是tutor，实行于大学本科。业师是指指导写论文的老师，称director；被指导的学生可说是门生，业师和门生之间存在着学术上的师承关系〕。他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建议你去听什么课，参加谁的席明纳（即讨论会），怎样写论文。通过这种业师制，做得好，确是可以因人施教的。这也有点像我们的师徒制度，师徒之间的关系，一般是十分亲密的。英国社会上特别注重私人关系，这可能是封建的残余，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常常要搬出一系列的关系来，这位是谁的儿子、谁的学生、谁的朋友等，而这样的介绍也就说明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学术界里最重要的就是“谁的学生”，意思是“他是在谁的指导下学出师的”。另一方面当老师的也以自己有好的徒弟为荣，谈话时也常会听到用“他是你的学生”来作为一种恭维的话。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学美国，而保持了英国的传统。我并不太知道美国的情形，听起来其师生关系也富于资本主义性质，就是花钱买教师，而英国多少还有一点封建，光是花钱不成，师徒关系的建立比较曲折。收不收一个徒弟是师傅的权利，你在学校里注了册，系里有责任替你指定一位业师，但是如果被指定的业师对你不满意，随时可以要系里另外换人来指导你，一个一个地换，永远出不了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系里的教师学问地位不同，通常一个新来的学生，总是由一个讲师或比讲师高一级的“读者”（相当于副教授）来指导。经过一个时候，如果这个学生表现得好，有培养前途，给教授看中了，也可以换业师，由教授自己来做业师。

能拜得上有名的教授做业师，好处可大了。且不说学术上的受益，只说取得学位这件事也就有了把握。按英国的制度，给学位是大学的事，譬如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书，取得的学位是由伦敦大学给的。当你的业师认为你的论文有资格可以提出来申请考试时，伦敦大学就为你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考你。这个委员会里的人是从各方面请来的，你要向他们答辩，答辩过后，投票决定。否决一篇论文并不稀奇。否决后你可以下次再申请。被否决一篇论文，对学生固然是件倒霉的事，对业师也不很光彩，因为学生申请考试总是先要得到业师同意的。自己的业师在这个学科中如果地位高，他的眼光当然也准些，他认为过得去的论文，在他的同行中也不容易有不同意见，而且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出来为学生辩护一下。在答辩时“考官”之间引起争论也不是稀奇的事。所以，业师腰杆子粗，学生也容易过关。学生最怕的是“考官”中有自己业师的老师，祖师爷发起脾气来，那就完蛋。

英国这套制度也是他们从经验中积累出来的，其中也有些怪有意思的东西，业师制是其中的一个，在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老师的责任心上都有它的长处。但是，这也是造成学术界里宗派主义的根源之一。

言归正传。我到英国去是有目的的，目的很明确，要跟马林诺斯基去学他的那一套社会人类学。但是在英国这个制度之下，怎样拜得到这个业师呢？

我在清华研究生院里是跟史禄国学习的，他对于欧洲学术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原来的计划是想一手把我培养成他的学生，所以制订过一个长期计划，但是后来他也明白客观条件并不容许他贯彻这个计划了，主要是他在清华待不下去了。他同意我在清华的学习告一个段落之后到英国去。但是他坚持一点，我在出国之前必须先在国内做一年实地调查，带了材料出国。这些有欧洲传统的学者都有一种怕他自己的学生在他同行面前丢脸的顾虑。我出去一定会说是跟史禄国读过书，他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我大出洋相，他的面子也就不很好看。所以最后他得补救一下，要我“临时上轿穿耳朵”，为出国多做一些准备。我听他的话，1935年清华研究生院毕业后，请假一年到广西瑶山去调查了一次。这次调查是失败了的，和我一起去的我的爱人死在山里，我也负了伤。转回家乡，看看手边调查所得的材料很不充实，心里很难过。恰巧这时我有个姊姊在我家乡一带的农村里推广蚕丝业的改良工作，我去看她，她劝我在乡下住一个时候，一则恢复一下情绪，一则休养一下身体。我在乡下，住在她帮助农民办的一个小型合作丝厂里。反正没有别的事，开始问长问短，搞起“社区研究”来了。

这里不妨附带说说这个插曲。我这个学蚕丝的姊姊，在苏州附近的浒墅关的一个蚕业学校毕业后，到日本去留学，留学回来就在这个学校的推广部做工作。推广部的工作就是在附近农村中推广改良养蚕制丝的新方法。江浙太湖流域原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好地方，其所以富庶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里的丝绸业十分发达。有些农村，农业只够供给农民一些日用的粮食，其他生活费用全是从养蚕、制丝、织绸以及有关的手工业中得来。这地方出产的生丝闻名海外。海关报告上有一项叫辑里丝，就是这地方的产品，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占着重要地位，但是在20年代却受到了日本丝业严重的竞争，出口锐减。主要原因是土法生产质量太差，这也就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出口商人和用质量差的蚕茧来制丝的工厂老板。所以从制种、养蚕、制丝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用洋法来代替土法，这就是蚕丝业的改良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是农民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只有这需要在当时还是无法实现的，其所以能开展起来，还是由于民族资本家的利益所在，蚕业学校提供了一批技术人员。这些因素的结合，使30年代蚕丝业的改良运动在江浙这个地区确是做出了不小成绩。我在了解这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时，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农村的生丝制造和运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这个改良运动的产物。为了要采用比较科学的养蚕技术，在幼蚕时期要控制温度和湿度，最方便的是稚蚕公育，就是各家在一起养幼蚕，这就是集体化。收了茧，如果不把蚕蛹烘死，就不能储藏，必须脱手出售，这样就会吃中间茧商的压价。为了要卖好价钱，农民自然会愿意一起来解决烘茧的问题。茧子既然可以储藏了，为什么不自己制丝呢？合作的方法一引进，很自然地发展了起来，因为这样做的利益是十分具体的。同时，民族资本家也乐于鼓励农民这样做，因为这样做被挤掉的是一些中间小商人、收茧商和土丝行，而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积极性一起来，民族工业的原料问题、出口丝商的进货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换一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发展合作事业，和大资本家的利益并不矛盾，而且替大资本去挤小资本，给大资本更多的剥削机会。我当时当然没有看得这样远，只看到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就沾沾自喜，认为找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门路。我就在这个农村里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在从上海到伦敦的路上，把这些资料整理出了一个草稿。

我到了伦敦，就投奔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被介绍去见人类学系的弗思博士（R.Firth）。他是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徒弟，所谓第一个徒弟者就是在马氏手上第一个得博士学位的人。他当时在系里当“读者”（即副教授），是新西兰人，为人很和蔼，但具有英国传统的拘谨。我手上并没有私人的介绍信。私人介绍信是英国社会上建立关系的必需品，没有这个就只能公事公办。我相信我给他最初的印象是很不妙的。那时，由于伦敦的气候关系，我的背伤又发作，精神很不振作。一口苏州音的英文，加上了紧张，大概话都说不清楚。他和我交谈之后，第二天注册处给我一个通知要我去参加一次英文测验。我的英文程度固然低，但用笔来回答还可以敷衍过去。大概根据测验成绩，他认为还可以接受，所以又约我去谈。这次才谈到我在中国的学习情形，史禄国的名字还算吃香。我又大体上把在瑶山的调查讲了一遍。因为我估计既然要读人类学，而人类学主要是研究当时被侮称作“原始”的部落，我这些材料也许更符合于要求。讲完了，才谈起我在出国前还在农村里住了一个时候，也搜集一些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材料。这一通话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是个含蓄的英国绅士，毫不激动地要我把这两方面的材料都给他写一个节略，但是他的口气里面，注意的却是我第二个题目。后来果然经过几次谈话，他替我把论文题目肯定了下来，写《中国农民的生活》。

看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后来才明白，他这个决定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这里值得提一笔。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在人类学的出版物里就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中国、日本、印度、南洋以及拉美农民生活的调查报告，说明正在我编写《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同时，各地都有人在进行类似的调查工作。这个趋势是当时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动向。拿弗思本人来说，他原来是以研究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上的土著起家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也转入了马来亚的农民生活的研究。所以当时他决定不要我写瑶山调查而写农民生活作论文，绝不是偶然的。导师，论文，都这样决定了，但是我还没有见到马林诺斯基的面。

四

我第一次看见马林诺斯基是在他的席明纳[1]里。

提起席明纳，我得先说说这个东西。席明纳是欧洲传统的一种教学组织，也是一种教学方法，在欧洲各大学指导高年级学生时常被采用。英国大学里教师们怎样去教他们的功课，完全由他们自己做主，他们愿意怎样教就怎样教，很有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味道。以我自己接触到的来说，大家熟悉的罗素也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开过课，他是登台念讲稿，一字不漏，讲完一个课程就出一本书。我就听过他的“权力论”。我也旁听过一门逻辑课，这位教师的名字忘了，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有点像我们的小学，许多公式要学生大家一起念，还要指着学生的名字站起来答复问题。我看情形不对，第二堂就没有敢再去。马林诺斯基不喜登台讲课而善于搞席明纳，当然搞席明纳的不止他一人，但是他的席明纳有它的特点，而且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相当有名，在人类学界当时也是为大家所推崇的。席明纳简单的可以译作讨论会，但是讨论会这个名称还传达不出它的精神，所以用这个音译的名词。

他树立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逢星期五（除了假期），他总是坐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间门上标着他名字的大房间里。这间房说是办公室不很合适，因为满墙、满桌，甚至满地是书籍、杂志、文稿，到处是形式不同的沙发、靠椅、板凳。到了那个规定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同事们、学生们就陆陆续续地来了，相当拥挤。这批人中有来自各国的人类学家，有毕业了已有多年的老徒弟，也有刚刚注册的小伙子。他有他一定的座位，其他人就各自就座，年轻的大多躲在墙角里。这里没有禁止吸烟的告示，因而烟雾腾腾，加上这位老先生最怕风，不准开窗，所以烟雾之浓常常和窗外有名的伦敦大雾相媲美。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呢？有些是马林诺斯基自己邀请来的，凡是要和他谈学术的朋友就在这时候到这里来。其他场合当然也可以谈学术，但是在这里是公开的谈，大家一起谈。绝大部分是自动来的，凡是他的门徒到了伦敦，逢到那一天就争着要来此会会老师，主要的目的是要在这里闻闻人类学的新气息。这个席明纳作为一门功课，名称就叫“今天的人类学”。在当时人类学范围里来说，这个名称倒也不能说不名副其实，因为在这里讨论的，是不但是书本上还没有写，课堂上还没有讲，甚至一般的人类学家还没有想到的问题。这类问题为什么在这里会提得出来，与其说是靠这个老头子学问高，倒不如说靠参加的人多，他们四面八方从实地研究中带来了新问题。他们遇到困难，或有了心得，在老师的席明纳里发言，经过讨论得到了启发，又回去工作，解决问题，提高质量。大家得到好处。不知马林诺斯基哪里学来的这一套办法，使他的席明纳成了他这一门弟子所喜爱的东西。

马林诺斯基自己在席明纳里不多说话。他主要是起组织作用，就是事先安排一两个主要发言人。这个发言人首先念一篇准备好了的文章，有的是调查报告，有的是对于一个问题的意见。换一句话说，这个老头子首先抓的是在席明纳里要提出什么问题，大体上有一个方向。我在伦敦的第一年，席明纳里主要是讨论怎样解剖一个文化的问题，他称之为文化表格，内容后来翻译成中文在燕京的《社会学界》发表过。第二年主要讨论的是文化变动。他死了之后，有位学生把这些讨论整理出来，也已经出版。他的特点是不喜欢讲空理论，什么时候都不许离开调查的“事实”说话，所以讨论时，都是那些亲身做过调查的人摆材料。老头子听得高兴时，插上一段话，这些插话就是大家所希望的“指导”了。他写的文章和写的书中有不少就是当时插话的记录。

我最初参加这种场合，真是连话都听不懂。听不懂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里的人虽则都是在说英文，但是来自世界各地，澳洲的、加拿大的、美国的、欧洲大陆的之外，还有亚洲的、非洲的，口音各有不同，而且在席明纳里都是即兴发的言，不是文言，而是土话。其次是材料具体，富有地域性，地理不熟，人类学知识不足，常常会听得不知所云。我们这些小伙子就躲在墙角里喷烟，喷喷就慢慢喷得懂了一些，也觉得它的味道不薄了。

回头来讲我第一次见这位老先生的事。那天席明纳里照例已坐满了许多人，马林诺斯基坐在他的大椅子里在和别人讲话。他是一个高度近视、光头、瘦削、感觉很敏锐、六十开外的老头。弗思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替我做了介绍。他对我注视一下，说了几句引人发笑的话，这也是他的特长；接着说，休息时跟他一起去喝茶，说完他又去和别人说话了。

喝茶是英国社会生活里的一个重要制度，每天下午4点～5点都要喝茶。喝茶是引子，社交是实质。学校里也是这样。到了这时候，教师和学生都停止工作到茶室里去聊天。教师有自己的茶室，就在这时交换意见，互相通气；有时教师也约学生去一起喝茶，增进感情。

喝茶时才知道他刚从美国回来，他是去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会的，在会上还得了个荣誉学位。他在美国遇见了吴文藻先生，已经知道我到了英国。过了不久，又有一次约我去喝茶，这次不是在大茶室里，雅座中只有我们两个人，他问了问我到伦敦以后的情况，我告诉他已经跟弗思定下了论文题目。他随手拿起电话，找弗思说话，话很简单，只是说以后我的事由他来管了。这是说他从弗思手上把我接收了过去，他当我的业师了。接着回头问我住在哪里，我把情况说了之后，他立刻说：赶快搬个家，他有一个朋友可以招呼我。我当时觉得很高兴，终于达到了跟这个著名的学者学习的愿望了，但是为什么他这样看得起我，不大清楚；同学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为我道贺，也觉得不平常，因为要这个老师收徒弟是不容易的。据说多少年来，在我之前，在他手上得学位的不过十几个。我的幸运当然引起同学们的羡慕。

马林诺斯基主动地承担起做我业师的任务，并不是我在他面前表现出了什么特别的才能，我那时连席明纳里讨论都跟不上，话也听不太懂，正是躲在墙角里抽烟的时候。原因是他在美国和吴文藻先生会了面。吴文藻先生是代表燕京去参加哈佛300周年纪念会的，有着司徒雷登给罗氏基金会的介绍信。马林诺斯基一直是罗氏基金培养的人物，他的学生们在非洲进行的大部分调查就是罗氏基金给的钱。吴文藻先生到美国去，后来又到英国来，口袋里就有一个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的计划，我这个人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深得罗氏基金的赞许。这些，马林诺斯基都知道。他是个感觉敏锐的人，在这里卖一个人情，正可以迎合老板的用心；而且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在东方为他的学派开拓一个新领域，又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没有这一段背景，他那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根本可能一直看不到这个其貌不扬、口齿不清的外国学生。

其次要讲一讲搬家的事。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是没有学生宿舍的。学生都在伦敦市内自己找房子住，学校不管。伦敦市内有一种叫“膳宿寄寓”，专门招待单身房客。有些是房主人因为有空闲的房间，租出去可以收一些房钱贴补家用。更多是那些下层的中产人家，以此为业，向房产公司租一幢房屋，招四五个房客。女主人自己管理，煮饭侍候他们，收得房租，除了付去给房产公司的租金外，可以有一笔收入，用以维持生活。我在伦敦的时候，普通一间房，包括家具、床褥在内，早上和晚上两餐，每星期从11个先令到1英镑。在市内没有家的学生就找这种寄寓住。每个街道角上的杂货店里有一个小小的广告板，板上揭示着附近出租的房屋。住几天到几年都可以，你要搬家，就搬家，很方便。这种下层的中产阶级种族歧视并不显著，特别是学校附近，各国的留学生不少，对不同皮肤颜色的人也看惯了，甚至有些特别欢迎中国学生，因为中国学生很讲人情，和房东会拉交情，平时送些东西，很能讨得欢心。当然，也碰着过去找房子时吃闭门羹的：“对不住，已经租出了。”但是依我的经验说，在这方面受窘的并不常见。这是和房东的阶级成分有关，有钱的剥削阶级不会干这个行业，很多是工人和小职员的家庭，才需要自己的老婆操作招呼房客。这个阶级在种族歧视上成见不深，而且一旦接触到了以平等待人的房客，不论属于哪个国籍或种族，很容易打破那种不合理的成见而交起朋友来。

马林诺斯基要我搬家就是要我改变我在伦敦生活的社会环境。他介绍我去住的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家。这位朋友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夫人。她父亲是位人类学家，而且是个贵族，写过很有名的著作，名叫John Lubbock Averbury。她嫁给一位陆军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师长，在前线阵亡，所以她有很丰富的抚恤金。她的儿子在银行里做事，银行老板和她有亲戚关系。女儿是一个有名的新闻记者，写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风行过一时。家在伦敦的下栖道，下栖道是个文化艺术家聚集之区。一座房屋有四层楼，雇有厨师、女仆和管家。在英国社会里，不算阔绰，属于中上，或是上下的那一阶层。她在经济上并没有出租房屋的需要，但是这位中年寡妇却极喜欢和文化人往来，由于她父亲曾是个人类学家，所以她认识不少印度的学者。她和尼赫鲁也相识，他的女儿来英国留学就拜托她招呼照顾，她也以此为乐。在她家里有些青年人，生活可以更丰富些。马林诺斯基把我介绍去，算是对我的照顾，而其实是要我和这个阶级接触，感染一些英国统治阶级的气息。

这位夫人受了朋友之托，对我管教颇严。她心目中英国文化是最高的，有意识地要我“英国化”。她请客时我得和她的家人一样参与其间；她有朋友来喝茶，我也要侍坐在旁。而我这个人生性就不喜欢这一套，在这种场合里总是别扭得发慌。记得有一次，她约我去她娘家的乡间一个别墅，我听说在那里晚上吃饭要换礼服，而我哪里有这一种东西呢，拒绝她又不成，只能临时托故不去。她竟怒形于色。自从这一次之后，大概她觉得“孺子不可教”了，对我也放松了一些。

我在她家里住，一个星期要交管家两个几内（1个几内值1英镑又1个先令），较一般“寄寓”高了四倍。这还不算是“房租”，因为我是算那位夫人的客人受招待的。实际上，她在我身上花的可能还要多一些，不但供我膳宿，连社会生活，比如请朋友喝茶、吃饭都不另要我付钱。在她是一片好意，在我却负担很重。清华公费每月100美元，学费书费一切包干在内。所以不但精神上感到拘束，经济上也同样不觉得宽裕。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我托辞经济可能发生问题，才摆脱了这个“好意”，重新回到普通的寄寓里去。

我提到这个插曲，目的是想揭发那个老大帝国主义怎样做殖民地工作的。像尼赫鲁这样的人从骨子里浸透着英帝国的气味，这不是偶然的。殖民主义是整个英国统治阶级的中心活动。一般看得到的是它的军旗和炮舰，而看不到的是无数细致、复杂的社会活动。通过日常的、看来十分平易的社会接触，英帝国把殖民地的上层人士的灵魂勾引了去，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的深处收服了这一批在殖民地社会上有势力的阶层。这批人口头上和表面的行动上尽管要求独立，反对英国统治，但是在骨子里是跟着英帝国走的；像被摄了魂的人，不知不觉受着巫师的调遣。英帝国表面上是崩溃了，而一个无形的帝国依然存在，几百年的殖民经验中修炼出来的魔道还在新的躯体上作怪。

五

接着谈谈我这位业师怎样指导我学习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一般都可以去参加马林诺斯基的席明纳。席明纳是他指导学生学习的主要场合。他在席明纳里从来没有长篇大论地发过议论，但是随时用插话的方法，引导在场人的思路。这些指点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善于组织别人互相启发、互相辩论，他自己也就在这里学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示范地表演出一个人怎样去分析问题，怎样去发展自己的思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他的席明纳里是没有地位的。在争论新问题的过程中，他用他自己的思索，带动学生们的思索。这一点是使学生们最佩服他的地方。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他把立场、观点灌输给了学生。

直接受他指导的学生除了参加席明纳之外，还有机会“登堂入室”，那就是到他家里去，参加他自己的著作生活。师傅是在他自己作坊里带徒弟的。这位老先生是个鳏夫，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好几年。他一个人住着一所普通的住宅，生活很孤独，而且没有规律。想到要吃东西时，自己开个罐头，烤些面包也算一顿。大多时间是在外边吃的。工作时有一个女秘书帮助他。我们这些学生到他家里去，有时也替他搞搞卫生工作，清理一下厨房，把瓶瓶罐罐扔出去一些。他的书房卧室更是乱得叫人难于插足，不但桌子上，连地板上都是一叠叠的稿纸。不准人乱动，只有他知道要什么到哪里去摸。我已说过他是个高度近视眼，事实上他的眼睛已经不能用来工作。他的秘书和学生有义务给他念稿子。他闭了眼睛听，听了就说，说的时候，有秘书替他速记下来。

他同时在写好几本稿纸，有时拿这一本念念，改一段，添一节；有时又拿另一本出来念念。这些稿本很多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定稿。有些后来经过他学生编辑出版了，有些可能还没有。

在旁听他怎样修改他自己的著作，对一个学生是很有好处的。普通我们读的书，都是成品，从成品看不到制造的过程，而一项手艺的巧妙之处就在制造过程里。成品可以欣赏，却难于学习，但是谁有机会看到一个学者创造思想成品时的过程呢？上面所说的席明纳是创造思想成品的一个步骤，单靠这个步骤还是完不成成品。“登堂入室”又看到了这个过程的另一工序。他有时也要征求学生的意见，这样说成不成，那样说好不好，一字一句全不放松。这样的学者尽管立场、观点有很多可以批判之处，但是在做学问时，严谨刻实的态度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还有一种场合他也要打电话把学生叫去，凡是有朋友来和他讨论问题，他觉得哪个学生旁听一下有益处时，他就要把他传呼去。有一次，他和一个波兰学者谈得高兴了，忘记旁边还有异乡人，大讲其波兰话。他曾和我说，学术这个东西不是只用脑筋来记的，主要是浸在这个空气里。话不懂，闻闻这种气味也有好处。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他所用力的地方确是在这里。他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生活、气味、思想意识。在我身上，他可能是失败了的，但是有不少学生是受到了他这种影响。他从来没有指定什么书要我念，念书在他看来是每个学生自己的事。他也从来不考问我任何书本上的知识，他似乎假定学生都已经知道了似的。但是当他追问一个人在调查时所观察的“事实”时，却一点也不饶人，甚至有时拍着他的手提皮箱（英国大学生和教授们手里提的是一种小型的皮箱），大发雷霆。他对我可能是有点另眼相看，但是被他呵责也不止一两次。当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懒汉。其实我已尽我所能了，但总是不能使他满意。他实在拿我没有办法，又似乎一定要保我过关，只好叮嘱一位讲师，替我把论文在文字上加了一次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另有着眼的大处，肯这样“培养”一个学生实在是太难为了他。

现在回想起我身受到的那一套马林诺斯基的“教育”，如果要找它的关键，也许可以说在于从各方面来影响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用的方法不只是靠说服，而是通过社会生活、学术实践，并且用他自己做具体的榜样，“潜移默化”地从思想感情上逐渐浸染进去的。因之我想，任何人世界观的形成和改造，也必须通过生活和学术的实践才能见效。

最后，到了1938年的春天，他催促我，要我赶快把论文写完。他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表面上有说有笑，而骨子里却抑郁深沉。据说他有一种恐惧死亡的精神病症，所以当欧洲的战云密布的气氛袭来的时候，他紧张得受不住，准备去美国了。行前打算让我考过了，好告一结束，所以为我举行的考试完全是一种形式。伦敦大学只派来了一个“考官”，记得是叫丹尼森?罗斯爵士，是一个著名的“东方学者”。考试是在马林诺斯基的家里举行。他为这次仪式预备了几种酒。这位“考官”一到，就喝起酒来，举杯为这位老师道喜，说他的这位门生在学术上做出了贡献。接下去使我吃惊的是，他说他的老婆已细细读过这篇论文，一口气把它读完，足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句话也可能表示，他自己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他说完了这段话，就谈起别的事来了。在他要告辞时，还是马林诺斯基记起还有考试这回事，就问他是不是在他离开之前完成一点手续，在一张印得很考究的学位考试审定书上签个字。他欣然同意，又喝了一杯酒，结束了这幕喜剧。

送走了这位考官，马林诺斯基就留我在他家里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在电话上找到了伦敦的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有他的一个学生写了一本论文，问他愿意不愿意出版。这位老板回答得很妙：如果他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立刻拿去付印。马林诺斯基回答了“当然”二字，这件事也就定下了。书店的效率并不坏，在我回国之前，清样都打了出来。这本书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还加上一个中文书名《江村经济》。

一个作家在英国要出版一本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在下栖道住的时候，认识过一些角楼里的作家，他们带我去参加过一些经纪人的酒会，所以也知道一些内情，在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下。在英国，作家和书店之间有一种经纪人。一个作家不通过经纪人而想找到出版的机会是近于不可能的事。经纪人每星期有一个定期的酒会，凡是经过介绍的作家都可以去参加。在这个酒会上许多作家在这里碰头会谈，经纪人就在这种会里放出现在需要哪一种稿子的暗示。经纪人是熟悉行市的专家，他有眼光可以看得出市面上要哪一种书。作家受到这种暗示就琢磨怎样能迎合这种需要，在这种酒会上他也放出风声，自己在写什么。经纪人听得对头就来接头，他提出各种意见，怎样写法才能畅销。作家有了稿本就交给经纪人，由经纪人去考虑送哪个书店出版。如果这本书出版了，经纪人照例扣作家所得的10%。一个经纪人如果能经手10本销路广的书，就抵得上一个名作家的收入，他所花的成本只是每星期一次酒会的开销。作家是离不开经纪人的，因为作家不知道市场的行情，写出的书不合市场要求，根本找不到出版商的门。出版商也离不开经纪人，因为经纪人掌握一批作家，能出产所要的成品。经纪人其实不仅懂行情，而且是操纵行情的人，他们有手法可制造畅销书，可以奴役作家。作家如果不听经纪人的建议，多少岁月的劳动可以一文不值。所以住在角楼上的无名作家见了经纪人是又恨又气，背地里什么咒语都说得出，但是每逢酒会的时候还是要抱着一举成名的侥幸心理，打扮得整齐一些，陪着笑容，在那里消磨一个午夜。

我那天晚上，听着老师挂电话，出版一本书那么容易，又想到下栖区里啃硬面包的朋友，觉得天下真是有幸与不幸。当时我哪里懂得就是这个“幸与不幸”的计较，多少人把自己的灵魂押给了魔鬼。

放下电话，马林诺斯基沉思了一下，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他嘴里吐出一个字来，Earthbound，后来又摇了摇头说：“你下本书用这个名字也好。”Earthbound直译起来是“土地所限制的”，后来果真我第二本书就用了这个名字叫Earthbound China，用中文说，意思可以翻译为“乡土的中国”。他这短短的一句话，不是在为我第二本书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后的方向，他要我回国之后再去调查，再去写书。我的确在他所指引的道上又走了好几年。这是后话，不在这篇《留英记》里说了。

1962年4月3日于北京

[1] Seminar的音译。

赴美访学观感点滴

今年四五月间，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访学一月，历经10城。飞机旅行似蜻蜓点水，短期中接触面颇广，拉手道乏，举杯祝酒的人数，每城以百计，数量冲淡了质量，思想交流少于礼仪交欢。即在专业座谈会上，话题方启，思路方通，散场之刻已到，如谓访学则难入堂奥，因此，这次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个重建联系的作用。

我个人的特殊条件更使上述情况较为突出。一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美国是两门学科，一般是各自设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我却是个两栖类，两门学者都以同行相视，不宜轩轾，因而须兼顾双方，任务加倍，未免顾此失彼。二是少壮好写作，狂言拙作流传海外已有40年，同行后起者大多读过这些书，加上20年来有关我个人的谣传颇多，此次出访，多少有一点新闻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见之人为数较众，难免应接不暇。三是我三十多年来和国外学术界实已隔绝，最近几年虽然接触一些外文书刊，也没有时间精心阅读。接到访美任务后，佛脚都抱不及，仓促启行，心中无数。新名词、新概念时时令人抓瞎。四是旧时相识，多入鬼录；幸存者众多退休。现在这两门学科的主力几乎全是我同辈的学生。后辈之歌，曲调舛异，领会费神。五是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在讲文化、讲社会的学科里要找一套能相互达意的语词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来没有学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当然难上加难。

以上是这次赴美访问个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想唯有找个我认为可靠的引路人当向导。他是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1930～1933年）的同班同室的老同学杨庆堃。他是美籍华人，从40年代起即在美国各大学里任社会学教授，现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是该校六个荣誉教授之一，在美国社会学界有一定地位，认识的人多，堪当识途老马。由于美国大学教授退休年龄延到70以后，所以和我年岁相若的这位朋友还能在这门学科中活动（退休后就不同）。我在出发前就把我要了解美国社会近年来的变化及当前美国社会学的基本情况的问题提纲寄给了他。他为我向我所要访问的各大学里的同行熟人进行了联系（为此他打了一百多次长途电话），使一些学界同行能事先安排和我会晤的日程和根据我的要求进行准备。

我在结束华府访问的序幕后，即同薛葆鼎同志同去匹兹堡（他是匹兹堡大学毕业生），各就老关系，摸索门道。我找到杨庆堃，在三天中，除受到该大学隆重款待外，向该校社会学系诸教授深入长谈。杨又怕我年老记忆力衰退，约请相熟的教授三人分别为我编写备忘录，其中有关美国社会变化部分长达160多页。这样热心相待，在美国是少见的。这三天的集中学习为我这次访学打下了有益的底子。

同时也得到一条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工作中，必须找到熟悉调研对象的向导，依靠他去建立群众关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提供资料。学术访问也应采取这个方法。

重点访问

通过老杨的事先联系，我抓了三个重点（匹兹堡除外）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每个重点都抓住一个人，他们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德教授（Merton H.Fried）；波士顿，MIT（麻省理工学院）的皮蒂教授（Lisa Redfield Peattie）；芝加哥大学的特克斯教授（Sol Tax）。

弗里德解放前曾在中国研究中国社会，能讲中国话，懂汉文。他现在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的著作以概论著名。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有一本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1953年初版，1970年再印）。我是两三年前在一次招待某一美国学术代表团的宴会上初次和他相见的。他当时就送了几本著作给我，这次我到纽约，适逢他去加拿大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为了要和我见面和组织一次讨论会，特地请假返回纽约。我跟他在一起有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我在他主持的一个较大型的座谈会上发了一次言，主要是根据我去年在京都（日本）的发言稿朗诵的，接着答复听众提问。会后反映答复问题印象比发言为深，但感到时间不够（实际上答复问题时间长于发言）。以后，我吸取这个经验，发言以少而明确为上，多留讨论时间，可加强针对性，效果好。弗里德总结时说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者向美国学术界第一次的学术演讲，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是有成绩的，值得学习的。《华侨日报》对这次座谈会有连载两天的报道。会后，弗里德约了几个教授请我吃中国馆子，在亲切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并于饭后驱车巡视有名的纽约黑人聚居区哈兰姆，为我讲述黑人问题，坦率诚恳，得益匪浅。

皮蒂教授是前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女儿。雷氏是美国人类学界从40年代～60年代初期的挂帅人物。在学术上倡导对农村的乡土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卓有成绩。他的调查基地是拉美的农村。不幸早死。我和皮蒂可说是有三代的交谊，皮蒂的外祖父派克（Robert Park）是建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帅，1933年到燕京大学讲学，我听了他的课，受他的影响，开始提出实地调查中国社区的主张，和杨庆堃等同学一起编印《派克社会学论文集》。1943～1944年我初访美国，在芝加哥见到派克的女儿，即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皮蒂的母亲。雷夫人自告奋勇，帮我编写Earthbound China一书，当时我根据中文底稿逐句口译，她边记边问，然后写成英文，半年脱稿。我又在雷氏的乡间旧居写该书最后一章，日夕相处，情谊颇笃。当时皮蒂还是个中学里的小姑娘。1949年雷德斐尔德应约到清华讲学，携眷及幼儿詹姆斯住在燕京大学招待所。我又和他夫人口述我当时在各刊物发表的文章。她回国后，汇编一书即China’s Gentry（《中国的士绅》）。当时詹姆斯还在小学。解放后，我和他们断绝来往，其间雷氏夫妇相继逝世。雷夫人经常向其子女及友人表示对我的怀念，并于死前遗嘱将我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书版税保存，中美复交后归还我。其女皮蒂继承父学，是MIT第一个女教授，曾在拉丁美洲调查研究，著作受到人类学界的重视，主要是研究第三世界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现在MIT人类学系研究波士顿的公助住宅问题。她把人类学研究开展到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人事工程的领域，是一棵人类学里的新苗。其弟詹姆斯已在芝加哥大学任古典文学教授，有著作，用人类学观点研究古代希腊文学，别树一帜。

我到达波士顿，皮蒂即来寓所相访，驱车到她所研究的地区巡视，一路介绍研究经过和她的见解。我向她说：我在三十年代没有认识她的父亲，天各一方，但是到40年代一见面，却发现我们平行地在研究同一个领域，得到很相近的体会。现在又见到她，30年的分隔，又走到一处去了。但是，现在是她已走在我的前面，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研究已经做了有十多年了，目前又开始研究美国都市问题。我还说，她的治学像她的爸爸，她的文采像她的妈妈，写一手简洁流利的好文章，在幽默处胜爹娘一手。她又带我去拜访退休中的美国社会学老辈，我初访美国时的名教授，休斯（Everett Hughes），派克的接班人。他送了我一本他写序、跋的《派克传》。皮蒂的谈话使我对美国社会多了一些较深的认识。

特克斯教授早年是雷德斐尔德的助手，继承后者的学业，60年代是美国人类学界的挂帅人物，历任美国及国际人类学会的主席和国际性权威刊物《当代人类学》的主编，现年73岁，已退休。我过去没有见过他的面，1943～1944年我在芝加哥时，他正在拉丁美洲调查。但由于我和雷氏一家的关系，他对我是十分熟悉的。这次见面分外热情。我和他在芝大召开的人类学座谈会上相见，当即约我于下一天到家相叙。翌日，一早，他偕夫人及女儿女婿四人亲自来迎接我到他女儿家做客。他的女婿弗里曼（S.Freeman）是芝大人类学系教授，年轻健谈，议论新颖，常不苟同其翁之论。其女苏姗是另一个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当天收到一本她新出版的著作，就送给我，作为纪念。我坐定后，陆续有他相约的知交来到，包括和特克斯齐名的同事伊根（F.Eggan）。这次家叙，谈得透彻。弗里曼夫妇分析尖锐，如指出“行为科学”这名词的产生是由于美国社会科学者想拿福特基金的钱，而这个基金的董事们却认为“社会科学”这个名词和“社会主义”太接近，这些人因而制造了这一新名词。他也同意我的看法，社会科学中许多新名词是旧货上贴上的新牌子。他很痛快地点出：美国人类学的理论是通过英国输入的大陆货，特别是法国产品。这些都是一针见血的提法，给人启发。

特克斯是年老持重的人，他的一生以提倡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出名。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理论，而要求人类学必须为其研究对象即文化较落后的民族，起建设性的作用。他反对把这些民族作为“掠夺”学术资料的对象。因此，他听我介绍我国的民族研究时，十分兴奋。我讲完了，他接着就向我提到一件事，就是美国的一些人类学者已商量要在明年3月份召开的应用人类学会议上给我“马林诺斯基纪念奖”。马氏就是我在英国读书时的老师，我表示这是过奖，我这些年来实在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可言，而且要在会上发表一篇论文，我也准备不好。他立刻说：“你今天讲的就很好，再讲一遍就行。”

这次家叙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值得一提。我的一位燕京时代的老同学卢懿庄（女），现在芝大任社会学系副教授，也被邀参加这次家叙。她一进门，苏姗抱住她，高兴地向她说：“费教授已经来了，他一个人独自来的。”原来在美国的国民党报纸放出谣言说我在美访问是受人监督的。苏姗发现这是谣言，所以高兴得在卢懿庄面前跳了起来。有特克斯这位有名望的教授做证，此事传出，是对国民党最有力的一个驳斥。

几点体会

从访问的面来说，历经10个城市，大学有匹兹堡、哥伦比亚、耶鲁、哈佛、MIT、密执安、芝加哥、加州、斯坦福、夏威夷等。每到一校，除全校性负责人接待外，分别就专业组织座谈会，以我为主宾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各一次，每次一般是半天，亦有加班达一天的。大学之外还有以研究机构为主人约请座谈的，计有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全国科学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威尔逊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兰德公司等。研究机构的座谈会以听取主方报告为主，各大学的座谈会一般是宾主对话；而在社会学及人类学座谈会上却常是主问宾答的局面，因此宣传较多而了解较少。从点滴的观感中得到一些不全面的体会，略述如下：

理论烦琐，各家分立。这种基本情况可以从老杨替我翻译问题提纲时提出的一个意见说起，我在问题提纲里用了“学派”一词，老杨来信中说美国已无“学派”，只有不同“理论”，所以建议不用school而用theory来翻译。这触起我的注意。原来“学派”被用来指我所熟悉的30年代以来英国人类学的传统，指的是一个师徒相承的门户，有祖师立说，掌握学坛，在理论上有一套，在学术界有一派势力，代有主帅。一个学派是一个职业性的垄断集团，可说是学阀，如功能学派就是以马林诺斯基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前后为主，把持英国各大学的讲座达30年之久，几乎是独霸天下。直到60年代才发生世代交替，马、布及门弟子（第二代）于70年代几乎全部退休，告一段落。在美国并无此种情况，40年代我初访美国，各校分别有名教授，各树一帜；如哥伦比亚的林顿（Linton）、哈佛的克拉克洪（Kluckhohn）、芝加哥的雷德斐尔德、加州的克罗伯（Kroeber），还有两位能干的女将：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米德（Mead），这些人都已去世。70岁以上的人物尚为学界所尊重的，惟特克斯和伊根等少数宿儒而已。现在各大学任教的像上述哥伦比亚弗里德一样的人已经不多，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员军人。战后美国实行的办法是复员军人按入伍年数公费入学，为学术界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构成当前社会科学界的主力，现在是50岁上下。这一代似乎和上一代不同，理论修养底子浅些，学究气少，善于标新立异，各言其是。特克斯说，现在美国开人类学会有点像置身于联合国会议的气氛。百家争鸣，群龙无首。这是老杨之所以不愿用school而想用theory来译“学派”一词的客观背景，也提示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情况。

所谓工业化之后的时期，其特征之一就是知识的应用。在工业里，科技知识成了生产中决定性的要素。影响所及，社会科学里也出现“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的概念，和“知识企业”（knowledge business）的组织，兰德公司就是典型例子。这就是把知识作为商品，公开接受订货，进行生产的公司组织。这种新型的服务行业的出现，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辟了一条就业的渠道，也就影响了学科的本身。过去大学里的社会学课程是作为公民必修的常识而得到普及的。1978年美国设立社会系的大学有215个，教授、副教授共4582人。这是各大学研究院销售博士级毕业生的主要市场，在上述新型服务行业出现之前，大学教师是这些社会学博士的主要出路。为了培养这些每周要登台讲上三小时以上的教师，必须具备一套言之成理的学说，也就是所谓“理论”。设立研究院的大型大学或称高级学府，为了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必要占领一批大学，容纳它们的毕业生。有点像不同工厂生产的货物各有其垄断的市场，其产品也须标上不同牌号，同是饮料，可口可乐之外还有7-up等。这是各大学的社会科学要制定一些特别的配方，即所谓“理论”的原因所在。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竞争是推动力，标新立异，贬人誉己也就相率成风。自从“知识企业”发展以来，显然又产生了一种变化，那就是崇尚“应用”。大量学者，如匹兹堡大学里给我上课的几位教授，都在致力于所谓效果测定学（各种assessment）。在兰德公司我曾听一个专业小组讲他们怎样测定对贫民公费医助的效果（这是向政府承包的一项订货）。围绕这些研究工作，大量利用电子计算机，发挥所谓“模式论”。

所谓模式论（model）是指规定一些作为前提的事实条件，然后演算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程序和规律。这套作为前提的条件并不完全是主观假设，但也不是客观上已出现的现实，而是各种可能出现的事实，演算是根据被证实的事物间存在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尚未证实，就得按各种可能性来推测。演算的程序和可变因素的处理十分繁重和复杂，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使这些演算成为可能。就其演算表演来说，确会使人有神妙之感，但看完之后，对其结论来说，却又会使人有故弄玄虚之讥，因为不经过这一番电子世界里的折腾，似乎单凭人体思维，甚至已有常识，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对此，我是门外汉、乡巴佬，不敢多赘一词。

这种模式论在我看来可以认为是实用主义的产物，和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提高理性认识的唯物辩证法是不同的。还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转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到了这种应用社会学，已经相当贫乏的理论园地，更显得萧条萎靡了。特克斯为我组织的“家叙”中，有一位女人类学教授为我解释当前流行的所谓“象征理论”（symbolic theory），我听完后，发生了一个问题：这理论在哪些方面突破了马林诺斯基在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一书里关于语言的作用论呢？在我听来，在这一套新的名词的装潢下，还存在着似曾相识的燕影。

事物必须一分为二，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它的弱点里也包含着它的长处。它的弱点是见木不见林，抓战术而忽略战略，但从见木和战术上讲确是认真，锲而不舍，颇有成就的。知识之有别于空想是在其反映客观事实，在学术工作上，就是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说来必须充分掌握资料（data）或“情报”（information），这里包括资料的搜集、核实、整理、归类、储存、应用。我们旧时的考据之学也就是当前广义资料学中的一部分。美国社会科学在资料工作上有很大的发展。其所以能大发展者一是由于现代科技的飞跃，二是由于尊重直接观察得来可以考核的事实的精神。他们能不惜工本地大量搜集实物、文字、口头记录等第一手资料，反复核对考证，系统分类，归档储存，随时可以提供查阅应用。近年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更使这方面的工作得到惊人的飞跃。我参观了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印象极深。不说别的，只就我们一般研究工作而言，大量时间耗费在查找资料，为了一段话要找个出处，就可以费上一天，甚至几个月都借不到所要的那本书。而在美国现代化的研究机关里，凡是已经储存在情报系统里的资料，在几秒钟或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显示在案头的荧光屏上。

从资料到结论的分析综合过程又是美国社会科学者着意重视的焦点之一。不妨举几个我这次访问中听到的实例来说。4月24日在华府参加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座谈会上听到一篇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的主题是怎样利用已有的不太准确的资料来取得接近于实际的结论。研究者细致地分析这些资料可能发生错误的因素并提出误差程度，然后逐一校正这些资料。其洞察入微、思考周详处令人折服。这种治学精神和所循的方法值得我学习，我过去同样接触过这些资料，每每因其不太准确而丢弃不理。物尽其用，在于用之者的水平，我愧不如。

在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所座谈会上基希（Kish）教授讲统计中的选样法的运用和效果。统计中的选样法是要解决以点概面的问题，要了解全国的情况，不可能一一调查，只有选择少数重点作为样本，根据这些样本的情况，用统计方法来取得反映全面的结论。如民意测验，他们只在两亿人口中选取几千个样本，测验结果往往是很符合全面情况。怎样选择是大有讲究的，对此基希教授颇有研究，而又津津乐道。一再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学生，推广这种方法于社会研究工作。我也表示在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调查中点面问题是必须重视的，选样法值得我们学习。

在旧金山加州大学遇到人类学系的施坚雅（G.W.Skinner）教授，他是以研究中国传统市集组织著名，进一步根据中文历史资料研究历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乡村市集组织最早是杨庆堃在1933年调查山东农村时的研究对象，后来我在江苏和云南农村调查也接触到这个题目，但都未能继续，也没有用这些直接观察到的资料联系到历史资料来分析，探求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施坚雅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钻研这个问题，成就也就超过了我们。值得提到的是他向我提出一张开列有十多种我国的地方志，每本书后注明现在中国何地和哪个图书馆。他说这几本书，中国之外是没有的，希望我能帮他看到这几本书，允许他照相，作为研究资料。我答应他向有关方面反映他的要求，同时，使我佩服的是他那种探索资料锲而不舍的精神；显然，他对中国地方志的目录是谙熟的，不但知道书名，而且知道在哪里。不下功夫哪里能做到这一点。他能超过我们就是在于这种精神。由于他在搜集资料上花尽力量，得之不易，也自然会珍惜资料，想尽办法，加以利用。这也就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发展。

接着可以讲几句关于对中国的研究。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最早所谓“汉学”着重的是语言、文学和古代历史和哲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不是重点。最早在中国教会大学教书的学者们做过一些这类工作，如北京市调查的甘布尔（Gamble）、南京金陵大学巴克（Buck）的农业调查等。中国学者早年也有用英文发表有关当代中国社会调查的著作，我那本1939年出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这本书被美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定为入门必读参考书之一，因而这一代的人类学者都知道我的名字。这本书受到重视的原因，在我自己看来并不是在理论上有什么创新（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处处跟着老师的方向走），而是为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30年代及其之前的人类学都是以殖民地的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在美国早期主要是研究北美的印第安人，30年代后期扩展到拉丁美洲；英国早期是研究印度洋及南太平洋各岛屿的土著，30年代起主要研究非洲民族，50年代扩及南亚但重点还是在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来的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民族主义高涨，西方人类学者可以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日益缩小。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走上研究经济比较发展的社区，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自己的社会。当前美国人类学里就有所谓都市人类学、医疗人类学，以及上面提到过的参与城市规划的人事工程研究等。而我早年的著作都是以中国人类学者的身份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的，所以也就被认为起了先驱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为我国人民得到解放后，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在国际形势中举足轻重，加上我们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想要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记载着解放前中国农民生活的那些书，也就成了有助于了解当前社会的历史背景的重要参考资料了。这种书在西方为数不多，有关的著作也就容易受到注目了。

中美关系中断时期那些想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人只有到台湾和香港去进行调查。在过去10年里出版过不少这类的调查报告，在方法上大多以我那本书为样本，但立论上却有不少是以批评我的姿态出现的，有一部分是要驳倒我“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落是出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的论点。比如不久将来我国作为交流的研究人员的波特（Potter）就是如此，他强调西方工业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不论他的立论怎样，他见到我时曾说，他过去就是用我这本书作为模本，并唱反调的。这些在台湾学中文和汉语，和在台湾或香港进行过研究的人，确是不免受台湾的影响，加上当时美国反对我国，这新的一代对我国的感情和上一代是有所不同的。我们除了要注意这种情况外，我认为，有必要主动培养立场公正的学者来研究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值得切实研究的课题。关键应当是在加强我们自己的调查研究，才能吸收别人正确的观点和资料，反驳别人错误的观点和资料。学术战线上只有以学术来取胜，别无他途。

我还感觉到美国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向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有所不同。社会学者不少是希望在中国找到服务的机会，如表示在人口调查、社会效果测定等方面他们能出力，提供新技术。也许可以说是想开辟一个应用社会学的新市场。有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提出为我们训练使用计算机的技术及研究人员，这是开辟新市场的第一步。我认为这也符合我们的需要，可以考虑的。很少社会学者向我提出要求研究中国社会。提出这类要求大多是人类学者。而人类学者提出的要求又很少属于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绝大多数是要研究汉族的农村、家庭、人口以及老年人问题等社会学方面的问题。

1979年5月29日

访加巡回讲学纪要

我于1979年10月5日离首都去加拿大访问，共六个星期，于11月18日离温哥华返国，21日到达北京。这次访问加拿大的任务，主要是到各大学讲学，所以称作巡回讲学，顺便了解加拿大社会的基本情况及其社会学的特点。

一

这次访问是应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邀请。麦大在若干年前接受柯明斯氏的捐助设立“柯明斯讲座”，每年聘请社会科学方面有国际名望的学者到该校做公开演讲，以加强加拿大与国外的学术联系。1979年经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加籍华人教授林达光博士的推荐，决定聘请我担任本学年度柯明斯讲座。经我院领导批准，接受了此项聘约。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鼓励与督策，亦是表示加拿大社会科学界对加强中加文化交流的愿望。

麦吉尔大学宣布聘约我访加讲学后，加拿大各大学纷纷与麦大联系要求我便道到各校访问讲学。麦大东亚研究中心取得我的同意后安排了另外10个大学的巡回讲学，按序是：蒙特利尔、魁北克、圭尔夫、约克、多伦多、曼尼托巴、里贾纳、卡尔加里、不列颠哥伦比亚、维多利亚。从麦吉尔起到维多利亚止，公开演讲共11次，听众共约1100人（从300多人到几十人）；座谈会15次共约125人；讲课17次，共约650人；同行会餐46次，接触外国教授进行交谈的100多人，华人教授36人，美国来加约晤的9人。

我到加后，即得到我国驻加大使王栋同志邀约到渥太华大使馆会晤及便宴；并由一秘刘靖华同志到蒙特利尔参与我在麦吉尔大学首次公开演讲，体现了我国政府重视中加两国学术交流，影响良好。

加拿大各大学亦重视我这次巡回讲学，招待规格较高，公开演讲时一般由校长或学术上有地位的教授主持，设宴与各校负责人及主要教授会晤，同行学者分别约定工作会餐及邀我到他们教室替他们讲课与学生见面交谈。圭尔夫大学授予我该校客座教授名誉，短期内享受该校教授的一切权利，并邀请美国知名学者，如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怀特教授，前来参加公开讨论会。里贾纳大学安排加拿大电视台记录和放映该校经济学系教授与我的电视谈话。在约克大学被约参加正在该校举行的安大略省的社会学会年会，讲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情况和设想。萨斯喀彻温省特别重视民族问题，省政府设宴招待，由公共福利部部长主持并发表欢迎词，颇为隆重。

公开演讲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内容讨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缩小以至消灭的在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等方面的两个差距：对外是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内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差距，并指出这两个差距之间的关系和缩小以至消灭民族之间的差距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正触及加拿大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到的困难，因而引起了加拿大听众的切身兴趣。有人在听讲后立即在场提出加拿大应向中国学习并交流有关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公开演讲的听众，除各校师生外，还有各地的侨胞，有些甚至从几十里外赶来参加，大多是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国，尽管过去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但一致热烈要求知道国内情况，又因为很多人听过我的名字很想一见此人，并且为了我国学者登上加拿大学府的讲坛而感到振奋，他们增添了会场兴高采烈的气氛，并且在曼尼托巴大学公开演讲会上压住了预先在校刊上发表挑战性“读者来信”的极左分子企图捣乱会场及恶意提问的阴谋，充分表明了侨胞的爱国高于一切的感情。这种学术交流活动事实上确可发生增加侨胞向心力的作用。我这次访问得到各校华人教师的殷勤招待，至为感人。而我到各校讲学也被认为给华人教师撑了腰，对他们今后在各校的地位有一定的帮助。

二

这是我初次访问加拿大，过去对加拿大所知极少。访问前也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在了解加拿大情况这方面是很不够全面和深刻的，只是一些旅游观感罢了。

加拿大处于西方世界的边缘，发展的历史比较短，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从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来说是现代先进的国家。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八位，1976年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达7510美元，略次于美国。幅员广大占北美洲的一半，近1000万平方公里，1平方公里平均只有两人，而事实上已经开发的地区只是沿加美边界3000英里宽、200英里纵深的一条地带。在这片土地上只用总劳动力的7.2%，出产1300万吨粮食（1971年），而国内消费400万吨已经足够。农场平均面积，除纽芬兰以外，东部在150英亩上下，中部平原诸省从420～686英亩。近年来石油、铀、钾等重要矿产的大量发现和采掘又展开了广阔的前景。但是这个农工科技发达的国家，在经济上却并没有摆脱殖民地的烙印，它的生产主要是采掘的初级工业，重要的制造业相形见绌。它依然主要是工业原料的提供者和工业制成品的输入者。就是以它已发展的工业而言，也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性质，当前至少一半以上的工业是受美资控制的（汽车业96%、石油90%、橡胶90%、化工80%、电气66%、机械60%）。而且设立在加拿大的许多公司和工厂是在美国注册的子公司和分厂，受美国法律的限制如禁运条例。这些公司、工厂的职员和工人参加美国的工会。这一切说明了加拿大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在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在这里我才初次看到第二世界的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加拿大表现得甚为突出。

加拿大的民族情况相当复杂，问题也很严重。从历史上说，北美这块大陆并不是人类的发祥地，这块大陆上的人都是从别处移入的。大约在2.5万年到2万年前开始有人类从西伯利亚越今白令海峡（冬季是可以步行通过的）进入北美，他们的后裔就是现在的印第安人。大约在2000年前，又有一些从亚洲大陆进入美洲北极地区，他们的后裔是现在的爱斯基摩人（近来因他们不愿被称为这个名字，改为伊纳伊特人）。大约在1000年前，欧洲的诺斯曼人在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岛建立过居民区。但是，欧洲近代的移民进入加拿大开始于16世纪中叶，17世纪初才有较大的白人移民居住区。这些移民主要是以收购毛皮为业的。他们依靠当地善于狩猎的印第安人取得野兽的毛皮，贩运于欧洲市场。移民人数增长繁殖，才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当时采取了与印第安人“立约购地”的办法来占领北美土地。按这办法，印第安人把他们原来居住的土地“卖”给殖民者的国王，并由买主指定一块土地留给他们称“保留地”；此外，每年给他们一定的津贴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因此，至今法律上，印第安人并不是加拿大的公民，而是与英国国王订约的对手。这种关系既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属关系，又不同于封建社会的臣属关系。它形式上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种契约关系。实质上，最初是白人利用土人去猎取毛皮，低价收购，然后以“购买”名义掠夺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圈在无从发展其经济的保留地里，给予微薄的救济金，让他们自生自灭。在实现这种民族绝灭政策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印第安人的武装反抗，大量遭到镇压和屠杀。在过去200年中，原是这块广大土地的主人，现在已接近于消亡的边缘。据估计与白人最初接触时，印第安人总数约为20万，随后人口下降，直到近年来才有所增长，1974年登记为印第安人的共276436人。这些人分属在2200多个“保留地”中。按加拿大法律，凡与外族通婚即丧失其印第安人的成分，不得享受政府津贴。所以现有的人口统计数字只限于法定印第安人。

我曾访问过两个保留地。这些保留地既无农业、又无工业，保留地里居住的印第安人全靠政府微薄的津贴过活。我所接触到的“头人”和“干部”，精神状态都十分衰颓失望。据说，由于失去劳动生产的权利，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的酗酒和自杀已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

印第安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脱离保留地，到城镇去谋生。虽然加拿大并不像美国那样歧视有色人种，但是在竞争的社会里，印第安人的就业机会很有限，安家立业更是不易。至于被称作Meti的混血，一般不被认为是印第安人，在白人社会里低人一等，处境困难。

近年来，由于移民中民族意识的高涨，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注意民族问题，因而对印第安人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尤其是一些印第安人较多的省，如萨斯喀彻温（印第安人占12%），对印第安人的教育与福利方面正在探讨一些较开明的政策。

当前，加拿大在民族问题方面感到最严重的，是法语居民要求分离独立的问题。这问题具有较深的历史根源。早期欧洲向北美移民主要来自西欧靠海的英、法两国，从法国去的移民以今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流域为中心，后来称为“新法兰西”。英国去的移民大多聚居在其南，今美国波士顿一带，称“新英格兰”。英语移民逐步向北扩张，争夺毛皮资源，与法语移民发生矛盾。

北美欧洲移民间的地位是按各自祖国在欧洲势力的消长为转移。尽管法语移民在加拿大中心地区占有主要地位，由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被英国击败，1763年的《巴黎条约》把法国在北美的领土全部划归英国统治。英语移民大批北上，进入今加拿大境内。1776年北美发生独立运动，今加拿大地区的居民并未参加，而独立战争中美国的保皇派在失败后纷纷北徙，为数达4万人，进入加境，在加境内增加了英语居民的势力，与当地法语居民旗鼓相当。法语居民大多聚居于今魁北克省（当时亦称“下加拿大”），英语居民大多聚居于今安大略省（当时称“上加拿大”）。北美合众国独立后，上、下加拿大依然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法语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受到歧视，他们又不像后来移入的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甘心改习英语，而竭力保存其法语特点，因而构成了一个加拿大境内的少数民族。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力量削弱后，加拿大的自治权利日益扩大，于1926年获得自治领地位，在经济上法语居民的民族资本逐步成长，他们在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上平等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的势力实际上退出了美洲。加拿大在其纪念建成统一的联邦百周年的1967年，采用以枫叶为标志的国旗，象征了它政治上获得主权国家的成熟。但是，在经济上却是前门驱狼后门引虎，比英帝国实力更强大的美帝国却接替了控制加拿大的地位，形成上面所提出的加拿大对美国的依附性。这个新的霸权有别于旧的帝国，因为它是无形的。表面上，加拿大保持着独立主权的地位，社会上繁荣景象无逊于美国。但实际上受控制的地位是令人窒息的，特别是历受遏制方的抬头的法语资产阶级对此反感更为深刻。这种形势助长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他们先是争取法语与英语的平等地位。70年代，加拿大联邦政府提出了所谓双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政策。但是，国内语言和文化在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摆脱政治上、经济上所受霸权的控制，达到民族独立发展的要求。近年来，在法语居民占80%的魁北克省发生了较严重的分离主义。据说，明年该省将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将是80年代加拿大面临尖锐的民族问题。这是霸权主义控制下的第二世界民族问题日益严重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

加拿大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处于西方世界的边区和在政治上、经济上属于第二世界的事实，也反映在学术上的依赖性和最近正在兴起的独立自主的要求。这种趋势，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社会学界，是比较明显的。

加拿大的学术界，最早是受英国的影响，许多高等院校完全是英国式的，现在还留着一些如多伦多附近的皇后学院，保持着一定的贵族气氛。但随着英帝国势力的退出，加拿大的教育表现了明显的美国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高等教育有一度大幅度的扩张，当时各大学所增聘的大批教师几乎都是从美国请来的，课堂上用的也都是美国大学的教科书。直到现在，加拿大大学里当教授的学者绝大多数是美国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具有美国大学授予学位的，即使是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学者也须到美国去镀一下金，在美国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才能在加拿大学术界立足。这充分表现了加拿大学术的依赖性。

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上述的依赖性似乎也是存在的。但在某些学科，加拿大是能和美国比美的，如麦吉尔大学的医学院在北美负有盛名，多伦多大学的理学院有若干专业也是受到称誉的。在社会科学，则似乎相形见绌了。以社会学来说，和在英国一样，它在早期并不受重视；到了60年代，在美国的影响下，才日见发达。现在加拿大各大学里的社会学教授，很多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直接或间接培养出来的，这一学派至今还占有相当大的势力。最近已有一部分社会学者提出了建立“加拿大社会学”的口号，反映了加拿大当前反对霸权控制的倾向。他们已逐渐在社会学界里受到重视。这派的积极分子、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女教授马尔查克，已当选为加拿大社会学会会长。她向我表示，今后各国社会学者应当研究本国社会的特殊性来发展自己的社会学。她赞扬我国联系本国的少数民族的实际开展民族学的研究。有些社会学者在讨论会上发言，认为加拿大社会学者研究加拿大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时，中国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应当扩大两国之间的交流。这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存在着共同的问题，这是反霸统一战线的客观基础。

加拿大各大学里现在还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但在若干大学，如麦吉尔、多伦多、约克、蒙特利尔、不列颠哥伦比亚、维多利亚等，设有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东亚或东方研究中心。在其他大学，如曼尼托巴、卡尔加里等，都有专门研究及讲授中国历史或社会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些是华人。华人教授中较有地位的，除麦吉尔的林达光外，还是不多的。

加拿大的大学里，华人教师不少，但一般说来，他们的地位过去是受压制的，最近几年来才有一些华人教授受到重视，如圭尔夫大学地理系的陈国相、里贾纳大学政治系的谢培智、曼尼托巴大学社会系的黄泽倩、卡尔加里大学数学系的章国华等。他们十分热忱地接待我们，使我们意识到他们渴望祖国学者的联系和支持。我们也确实需要有计划地扶植一批华人教授，帮助他们提高在当地学术界的地位，使他们在两国学术交流中起更大的作用。

现在加拿大的华人教师大多数从台湾、香港、南洋各地来的。他们绝大多数也是爱国的，有许多已经有了良好的表现。近年来，华侨中知识分子的人数及影响已大为增加，在加强对外友好关系和争取华侨为祖国现代化做出贡献上，这些华人教师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

1979年12月

访澳杂记

一夜过了一夏

人们运动速度加快，地球似乎越来越小了。澳大利亚已不像我过去想象中的那样遥远和偏僻了。我这次访澳，从香港起程，直航飞行9小时，到达澳东海岸的布里斯班。我在澳期间打听过：如果坐船，这个旅程要花多少日子？有意思的是，我所问过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回答得出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已经是个历史研究的课题了。回国后我偶然遇见一位40年代在澳留学的朋友，他还记得那时从上海到悉尼一共坐了18天船。如果用时间来计算中澳之间的距离，不到半个世纪缩短了50倍。昔日的天涯海角已成了今天的比邻街坊了。

我这几年来虽则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打过几个圈，但总是跟着赤道平行的方位环行的。东西方向的高速旅行，对于我这种有了点年纪的人，时差所引起的“日夜颠倒”，还是难于习惯。这次到澳大利亚主要是由北向南的旅行。澳洲西海岸和我们北京在一条经度上。澳洲东西岸相距300多英里，时差是两小时，估计对我的作息习惯影响不会太大。南北方向的高速旅行，我还是第一次，不料又发生了“季差”问题。

我们中国和澳洲分别坐落在两半球，我们在北，澳洲在南，中隔赤道。同一时间，季节不同。北半球的春天是南半球的秋天，这就是季差。

我是4月11日离开北京的，正是山桃刚谢、丁香待放的晚春。在香港停了8天，有朋友邀我去郊游，曾在杜鹃花丛留念照相，应说是初夏时节。19日起程去澳，一夜9小时在飞机上度过了一个夏季。我在布里斯班入境，继续飞到悉尼，再转机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这个公园式的都市，沿街的枫树正在转色，淡黄到深紫，点缀得层叠多彩，一片秋色宜人。

时差和季差都会跟我们生活习惯所养成的生理规律发生矛盾，引起适应的问题。高速旅行去美国，初到那几天难免白天打瞌、黑夜难眠之苦，这是出于我们作息习惯养成的“生物钟”和当地时钟对不上号的结果。季差的周期比时差大，时差是日夜之别，季差是春秋或冬夏之别。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不仅是生理上要适应，还包括心理上和社会行为上的适应。这些问题我过去是不明白的。

当朋友们邀请我去澳大利亚访问时，特别在时间上为我花费了一番心计。最初约我去年秋天，大约9月份去，我因事不得不延期。他们就把我的访问改到1981年的4月下半个月。他们规定这两个时期，因为在这两个时期北京和堪培拉的气温是相当的。他们知道如果我1月份去，就会从冰雪盖地的北国骤然进入烈日当空的南天，这种变化估计我未必吃得消。我这次访问确是避开了气温骤变的袭击。

当然，我还不敢说，季差对人的生理影响只是一个气温的因素。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70多个寒暑，总是通过春夏秋冬这个时序活过来的。这个时序无疑是已成了我生理活动的习惯。现在我突然在空调的飞机里用了9个小时度过了一个夏季，这可说是对这习惯周期的严重突破。它能在生理上不引起反应吗？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有一点我感受到的是初到那几天，筋骨酸痛大有“变节气”时的味道。这在年轻人也许是不会发生的。

季差在我心理上却常常引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比如说，明明日历上写着是5月，而在我寄寓的宾馆窗头正挂着长得丰满可爱的石榴，有些已经开裂，露出红喷喷的子实。我每次见到这种景象总有点困惑、迷惘，好像5月里不该有石榴结实的事。事实既然摆在眼前，那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发生了点错失了。我得转一下念头才清醒过来，自己对自己说，怎又忘了季差。接着，耳边却似乎又听到了我幼年时妈妈常常喜唱的小调：《五月里来榴花红》。

在一本澳大利亚历史书上我读到有一段记载，说是早年欧洲来的移民埋怨这个没有诗意的地方。我经过了5月里石榴结实的启发，才懂得移民埋怨的根子。他们所埋怨的大概不是这地方出不了诗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里有的是诗人。移民们所苦恼的原是他们本乡所熟悉的许多诗篇，在这个大陆上格格不入，发生了一种无名的反感，竟错怪这地方没有诗意。

这种埋怨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里是找不到的。我并没有打听过在他们的日历中季节是怎样安排的。我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新年，把新年放在哪个季节里。他们根据本土的生活条件安排他们自己的日历，长期在一定区域里生活，感觉不到地理上的季差，也发生不了5月里石榴结实的异常之感。从北半球来的移民却不同，他们带着原有的日历来到这个大陆。英国的年月日全都搬到了澳大利亚。英国的1月1日也是澳大利亚的1月1日。不这样也不行，他们和本国还是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必须有一个共同计算年月日的历本。但是这么一来就发生了一年中季节的序列问题了。

南北半球要在年月日上取得一致，北半球一年中的季序是春夏秋冬，南半球就成了秋冬春夏了。当然也可以硬性规定继续使用一年从春季开始的序列，但是看来这样做法实际上会引起种种的不方便，原因在于人们的生活很多方面是紧密和气候联系的。把春夏秋冬等季节名称抽掉气候内容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如果把春天作为大地苏醒，植物开始生长的季节，那么要在年月日的历法上和北半球取得一致的话，南半球不得不一年之始在于秋了。5月里不是榴花红，而是石榴结实绽晶珠了。

我没有时间去研究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由于季差而引起的种种问题。我心头常有这一个疑问：澳洲的儿童过圣诞节时正值高温的大热天，而他们的圣诞老人是不是还穿着皮袍呢？如果没有改装，儿童们心目中的这个老人会是怎样的一个怪物呢？朋友们好意地安排我在躲得开气候骤变的时期中去访问澳洲，也因此而使我对那些像圣诞老人装束的问题丧失了直接观察的机会了。

时差也好，季差也好，原本是亘古以来一直存在的自然现象。但是这些现象成为我们生活中必须予以适应的因素却是近年来的新事物。我在这随笔里首先记下我对这些新事物的感受，无非是想说明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的思想必须跟得上这世界的变化。

我还记得当我在初小里念书时，老师用海面上先见船桅后见船身的事实来讲明地球是个球体，我那时的想象力实在跟不上去。后来还是靠我的哥哥用了个大皮球做实验，我才领会过来，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并不像我奶妈所说的有个大乌龟背着的。但是那时我还觉得住在球面上没有让乌龟背着比较安全。说实话，相信这块土地是个球还是相信由乌龟背着，对我那时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这已不是信不信由你的问题了。大地是球形的事实已进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了。你不在生活中记住这个事实，就会在午后打电话去纽约把你的朋友在半夜里叫起床来通话，打扰他的安眠休息；或者就会在澳大利亚的5月里见到石榴结实而错怪这地方没有诗意了。

要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生活下去，我们需要适应的不只是时差和季差这些旅行上的新问题。我们还得打开眼界，清醒地多看看这个似乎越来越小的地球上，人们越挤越紧的新世界的真实面目。我就抱着这个愿望，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三个星期。

在世界中心之外

过去我对澳大利亚确是很陌生的。世界史的教科书里很少提到它。有关它的消息经常占不到头条新闻的地位。我总觉得它是在世界中心之外。这次访澳，上程时心里不免有点嘀咕。对这个陌生的地方，短短三个星期的访问能认识多少呢？如果单靠自己摸索，恐怕连边都沾不上，所以想，还不如先找个入门之道。我见到对这地方比较熟悉的朋友，一有机会就提出一个要求，要他们告诉我，怎样用简短的几个字说出澳大利亚的特点来。

有位朋友听了我的问题和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后，反口问我：“你倒说说，为什么你们这样忽略这个大陆呢？”我顺口回答说：“它太偏了点，不在交通要道上，它是个世外桃源呀！”他说：“对了，这是个lucky appendage。”我高兴地记下了这两个字。

要把这两个字翻译出来不大容易。查字典，lucky是运气好的、侥幸的；appendage是附属品、悬挂物。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来形容澳大利亚，不加说明难以理解。至于提出这两个字来的朋友用意何在，我并没有细问。但是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却成了一把钥匙，用它去开门理解这个陌生的大陆。

让我为这两个字做一点注解，而且先从第二个字说起，第一个字留在下几篇再讲。

一说澳大利亚是个附属品、悬挂物，我眼前就出现了它在地图上的形象。它是有点像挂在欧亚大陆下面的一块不大不小的陆地。如果要讨好主人，说一些奉承的话，不妨把它比作垂悬在项链下的一块宝玉。一头从马来半岛起沿着印尼[1]到帝汶，一头从我国台湾起沿着菲律宾到新几内亚，不正是构成了粒粒明珠的一个项链吗？

可是提出这个字的人心目中并不一定把它作为一个褒义词用，可能多少还带着无关重要、可有可无的意思，可说是个附件、题外之文、副册上的名目，总之是入不了正传，处于次等末座的东西，更坏一些就成多余的赘疣了。我说它不在交通要道上，引不起人的注目和关心，并不带有轻视之意，而且这种说法也许已不能反映它当前的情况。以过去的历史而论，我想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可以这样说的。

澳大利亚原是从欧亚大陆漂流出去的飞地，据说在四五万年前，上面所说的那条项链穿得比较密，它和欧亚大陆还是藕断丝连。后来冰山融化，海水上升，把那些可以步行的堤岸般的桥梁淹没了，澳大利亚才成了四面环海的大岛。这块大陆上最早的居民据说是4万多年前（有人还说得更确切些，是3.8万年前）从亚洲大陆，走路加摆渡，陆续移入的。这样说的根据是澳大利亚和美洲一样至今没有发现过原人的遗骸。最早移民到达这大陆的时期是由考古学者从已经发现的这些移民所用的石器测定的。在那个时候，马来半岛向南过印尼，再向西到新几内亚入澳大利亚，可能是一条“交通要道”。后来这条要道却断了。在几万年里，欧亚大陆的居民所创造的文化并没有继续被引进澳大利亚。在200年前欧洲人移入时，当地的居民还在用简单的石器，保持着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这说明了他们已经有很长的时期被隔绝于欧亚大陆了。它曾经是个超级的桃花源。

早期的人类怎样从亚洲大陆移入澳洲的呢？中间为什么又隔断了几万年？这段故事的内容留着将来的历史学家去补写吧。说澳大利亚是个“超级世外桃源”，那是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人类历史最热闹的舞台是欧亚大陆。被隔绝在这热闹舞台之外的澳大利亚是不是个桃花源，下面还要讲。在文化上发展得很慢是事实，相对地说他们是落后了。他们的后代似乎已忘了本。我还没有听说，现在澳洲土著居民中流行着向往“遗失了的故乡”的传说。但是欧亚的居民却一直流传着南方大洋里有个财宝遍地的大岛的“海外奇谈”。这些民间的奇谈在我们中国一定早已有之，后来才有人用来写成了《镜花缘》这部小说。在欧洲，那个“香岛”从希腊时代起一直成为人们梦想中的财源宝地。著名的托勒玫（Ptolemy）在他所画的地图上，在相当于今印度洋的“大池”南面留着一片空白的陆地称作Terra Incognita（未明之地）。欧亚居民从不同的动机去探索这南方大陆的人也许历来并没有断过。到现在令人费解的，倒是为什么在18世纪以前，除了已成澳洲土著的早期移民外，一直没有外地的人进入过澳洲。在这几万年中，这个大陆的大门确实是关得紧紧的。

不妨回头看一看，有人说4000年前就开始有马来人从亚洲南部向南洋各岛移殖。但是澳洲大陆上却没有马来人的踪迹。大约2000年前印度南部信仰印度教的人为了寻找黄金和香料进入印尼诸岛，逐步西进，15世纪已到达今印尼的龙目地方。在接近澳大利亚的大门时，国内受到了伊斯兰教徒的袭击，从此停止前进。

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早就向南洋移殖的，可惜很少留下文字的记录。到了明代初年，我国的科技条件已发展到了能作大规模的远洋航行。15世纪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的舰队活跃在我们的南海和印度洋上。我在堪培拉遇到一位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他说，那时有许多中国人在南洋捕捞海参，到15世纪30年代，因为今印尼望加锡一带的海参供不应求，正要派人到被他们称作“海参之地”（Marega）的澳洲北岸扩大捕捞区域时，接到了北京下达的海禁命令，以致只能作罢。否则，亚澳间经过几万年的隔绝恢复交通的首功就会写在我们中国人的账上了。

历史学家喜欢作这类带着惋惜口气的推想，令人意味到某种偶然事件似乎会改变历史的轨迹。事实上未必如是。无论如何，历史并没有照顾到后人的惋惜，选择了它自己的道路，又给了澳大利亚200年不受外界的干扰。

把澳大利亚重新和外界沟通的首功终于在1606年落入悬着荷兰旗帜的“小鸽号”的水手们手上。这条船到达澳大利亚北岸约克半岛海角的日子较哥伦布到达美洲的1492年晚了114年。澳洲这个地名在航海史上出现得是比较晚的。欧洲航海者的到达澳洲并没有立即给澳洲带来什么变化。这些航海者不畏惊风险浪，出没于浩瀚的大洋之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敬佩，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怕死，主要还是为了黄金和香料。当“小鸽号”的水手们登上澳大利亚海岸发现既无黄金又无香料时，不禁大失所望，弃之如敝屣，回去说这地方“一无可取”。

“一无可取”一时竟成了欧洲人对澳大利亚流行的定论。如果说这是对澳大利亚的冤屈，这冤案又使它封闭了180多年。后来欧洲人移入澳大利亚并不是出于这“新大陆”的引诱，相反的，正是因为它是个“一无可取”的化外之区，才把一些无处安置的囚犯押送至此。关于这一点还得补说几句。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开始时都是欧洲移民把原来的土著居民赶走后建立起的隶属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后来都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这三个地方的早期移民性质上却有些不同。大体上说来，美国的早期移民中很多是在本乡受到当时政治、宗教的压迫，想到新大陆来“自由自主”生活的人，还有更多的是在欧洲各地生活不下去的农民。加拿大早年的移民大多是收买毛皮的法国商人和政府派去为这些商人做后勤工作的人。后来法国在大陆上被英国打败了，把加拿大割让给了英国，英国移民逐步从美国扩张到加拿大。当美国人闹独立时，加拿大没有参加，于是成千上万主张保皇的英国移民从美国北上进入了加拿大。美国获得了独立，加拿大还是英帝国的属地。

美洲13个“殖民地”对英帝国的独立宣言是1776年发表的。美国的独立对英帝国的影响当然很大，其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新问题，就是英国有许多原来可以流放到美洲殖民地上去的囚犯没处流放了。英国的监狱里越来越拥挤，舆论哗然。1779年就有人提出在澳大利亚开辟流放地，收容这些囚犯。1786年英国政府才决定接受这个建议。1787年5月750个囚犯共乘11条船，由280个官兵和扈从人员押送，航行8个月，于1788年1月26日到达澳洲东岸的“博塔内湾”（植物湾），不久就落脚在附近的杰克逊港，建立了澳洲第一个囚犯流放地，后来发展成澳洲的最大都市悉尼。

囚犯流放在法学上说是一种刑罚，把一些定了罪的囚犯输送到外地去进行劳动，一方面是把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和原来的社会隔离，免得这些人再捣乱；一方面使犯人能从劳动中得到改造。这种刑法古已有之，名为流刑，俗言发配。实际上，这又是一种统治阶级获取无偿劳动的剥削手段。在欧洲移民开发美洲的过程中，产生了剥削黑人劳动的奴隶制度。在他们开发澳洲时，开始就采用了剥削囚犯的流放制度。对象和名义尽管不同，无偿劳动的实质是一样的。

看一看那些被判流刑的囚犯所犯的罪就可以明白这种制度的实质了。有记录可据的，1790年有个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囚犯是因为他偷了价值6便士的棉布和价值4便士的印花布。这种小偷小摸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城市里到处都是。英国政府就根据殖民地提出的要求，给他们输送这类囚犯去做无偿劳动。流放地起初是用这些囚犯建筑房屋，开垦土地。但是澳洲这个流放地经营无方，奴隶劳动效率不高，粮食都不能自给，还得靠外来的接济。后来以节省政府开支为名把囚犯发配给私家去使用，也就出现了变相的奴隶买卖。这个制度当然是相当复杂的，我不能在这里多说了。

为了要说明澳大利亚早期的社会特点，引用一些数字也许是有帮助的。1819年，欧洲人移入澳大利亚大约30年之后，新南威尔士州的人口达到2.6万人，其中1万人是囚犯。占总人口的38.3%；在现今的塔斯马尼亚岛（当时称“万典曼”的地方）的人口达到4270人，其中2190人是囚犯，占总人口的47.1%。1828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增加到3.6万人，囚犯比例高达48%；塔斯马尼亚人口增加到2万，囚犯比例是38%。如果加上刑满释放的囚犯和囚犯的子女，这个数目要占总人口的3/4，恰巧和1788年最初这批移民中囚犯和押送人员的比例相当。

用强迫性的无偿劳动来进行生产，效率是很低的，而且又由于囚犯中的男女比例悬殊（1828年，新南威尔士囚犯中男女的比例略低于10∶1）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经济，也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也许这时的澳大利亚才真的适用得上“一无可取”的评语。

与此同时，19世纪的20年代，英伦三岛，特别是爱尔兰，出现了大量失业现象，而澳大利亚利用囚犯劳动的弊病在实践里已充分暴露。所以从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就资助那些愿意到海外谋生的人移居澳大利亚，在20年里达到20万人，大大超过澳大利亚已有的居民。就是这股移民的浪潮冲垮了囚犯劳动制，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基础。英国政府宣布停止输送囚犯到澳大利亚是1840年，但是事实上到1868年才全部落实，与美国解放黑奴（1863年）几乎是同时。但这不能说是巧合。这类历史前进的步伐并不是出于某些人的慈善和高明，主要还是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用权力强迫人进行无偿劳动的剥削制度在澳大利亚移民社会里实行了半个多世纪，一共从英国输入了10万个囚犯。这个历史事实给澳大利亚留下的烙印，可能到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

上面我说了一段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目的是想找出为什么它很早就没有成为人类活动和发展中心之一的由来。这段历史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印象：它似乎是悬挂在某一个主体上的附件。我那位朋友选用appendage这个字来点出澳大利亚的特性，至少对我来说是富有启发的。

这是好运带来的吗？

Lucky appendage是招待我的那位朋友用来描绘澳大利亚的谑词。它曾使我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细味一番，还是联得不切。陶渊明对遗世独立的世界，淳朴真挚的民情，具有虔诚的向往。而给澳大利亚的这个谑词却不然。一口把它说成是个独立不了的附件，又在前面加上了个“侥幸得到了好运”的形容词。当然，现在用了简笔字，侥幸不分，这个形容词的尖刻性也冲淡了些。全词之意等于是说：这是个不知怎么地交上了好运的小子，是句酸溜溜的话。汰去酸味，说的是澳大利亚靠它地处偏僻，不搅在这多事的漩涡里，倒能独善其身，免遭灾祸，享到了康泰之福。经过了两次世界战争之后，这种看法在澳大利亚据说是相当普遍的。

这种看法在肯定澳大利亚当前的繁荣这方面说是带着甜味的。这似乎也反映澳大利亚人对当前的生活相当满意的意思。我在去澳之前，曾问过香港的朋友对澳大利亚的观感。他说：“澳大利亚没有香港那么紧张，人们似乎很安于其位，不那么热衷于向上爬。说得不好听一些，有点懒洋洋的劲儿。”这个考语的前半句澳大利亚的朋友们大多能表示同意，后半句引起的议论却不少。从我这个第三者看来，那种你死我活、不进即退的气氛在澳大利亚似乎是轻淡些。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没有听到过中年教师为保不住讲席而发愁。这是和美国不同的。我私下里也向华人教授询问过，他们同意澳大利亚的生活比较稳定。至少社会的中上层对现状一般是满意的。也许正因为他们看到物质生活比他们为优裕的世界没有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么安定，所以发生了身在福中之感，说自己的运道不坏。幸与不幸原是出于比较的。

甜味背后常存在着苦味。他们把当前相当满意的生活看成得之于消极性的条件，地理上的偏僻，幸免于劫难等。这些当然是事实。以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来说，除了1942年2月19日日本空军轰炸达尔文港之外，并没有在这个大陆上遭到过敌人的袭击。有人把澳大利亚说成是免受入侵的大陆，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00年前英国大批移民来到这个大陆，把原来在这土地上居住的土人，赶走的赶走，打死的打死，不是入侵是什么？自从欧洲移民侵入以后的200年里确是没有任何人用武力打进过这个大陆，占领过这个大陆。日本人在空中扔了炸弹，并没有下降到地面上来。

苦味是来自这一个问题：保得住今后澳大利亚一直是个免受入侵的大陆吗？即使我们不提战争的事，澳大利亚能一直保持它这样的好运道吗？如果把澳大利亚的今天只看成侥幸的结果，那么对未来的澳大利亚就难免忧心忡忡了。这种被动的、消极的看法如果确是相当普遍的话，这里也就存在着甜味变成苦味的可能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容许我顺着我的想象力说下去。我首先想到的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历史烙印。我在上篇提到现代的澳大利亚是从200年前建立的囚犯流放地上发展起来的。在早年的欧洲人心目中，美洲和澳洲是不同的；前者是个充满着自由的新大陆，而后者是个被迫劳动的受罪地。在受罪地上能生存下来，能生活下去，能得到好过的日子，对那些不敢对前途存有希望的囚犯们来说，除了“侥幸”二字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侥幸是预料不到的收获、喜出望外的好事。

说到喜出望外，让我复述一个澳大利亚人所乐道的历史事件：最初在澳大利亚建立的流放地有一千多人。他们的粮食原是指望能靠囚犯们开垦土地来自给的。但是强迫劳动效率太差，过了两年还得靠从英国运粮接济。1790年3月，一艘运粮船半途触礁，已经储粮不足的流放地发生了断粮的威胁。该年4月每人每星期只能配给4磅面粉。正在这绝望的关头，6月3日，远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艘挂着英国旗帜的粮船。这条救命船的到达，真正使饿得快死的人喜出望外，永远留在澳大利亚人的记忆中。这条粮船名“朱立阿娜夫人”。

“朱立阿娜夫人”是个救星，但是她之成为救星，正因为那个流放地不能自力更生。救星的背后就是灾难。这应当作为历史的教训传给后代。但囚犯们看不到此，他们额手相庆的是“运道真好”——lucky appendage这个谑词能说不是同样流露出这种得之天助的心情，反映了这流亡地的历史烙印吗？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历史当然不是一连串好运的累积，它和其他地方一样，一切成就都是劳动人民双手创造的。但是回头看看，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却并不缺少像在地平线上出现“朱立阿娜夫人”号那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迹。这是说，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困境里出现过多次及时的突破。

先说第一个突破。欧洲移民在澳洲东海岸登陆建立了囚犯流亡地之后，要生存下去，不能老是靠外来的粮船接济。发展农业种庄稼要土地，而东海岸宜于种植的土地却不多。紧靠东部的海岸线有一条山脉，名叫大青山，离海岸近的不到50公里，远的也不过400公里。人口日增的移民被这高墙关闭在狭长的海边上，越来越感到窒息。1813年，定居后25年，终于在悉尼山坳找到了越过大青山的缺口。1815年道路筑通。这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山外的沃地千里不仅提供了粮食的产地，而且为第二个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个突破是在解决用什么特产去换取海外供应的生活必需品。最初澳大利亚输出的只是些像鲸鱼、海豹一类的海产，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也不易持久。移民的社区在30年里增长到了3万多人，靠自力来制造日常用品是有困难的，要到老家去购买又用什么东西去换呢？正在两难之际，他们试验成功了有名的“美利奴”绵羊。这种羊是非洲种和欧洲种杂交成的，特别适应于澳洲内地干旱高温地区，毛厚质高。大青山通道开辟后，山外这片平原正是放羊的好地方。所以到1831年，每年输出的羊毛达到了134万公斤。至今羊毛还在澳大利亚输出品中占着首位，1978～1979年达15亿澳元，占输出的11.2%。19世纪的第一个50年里这两项突破，使人口从1820年的3.4万发展到1850年的40万，增加了十倍多。

刚刚踏进19世纪的50年代，又发生了第三个突破。那就是在新南威尔士的巴瑟斯特发现了金矿。这是紧接着美洲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震动当时世界的特大消息。这消息传到我国，成千上万的闽广农民远涉重洋，投身到这个淘金热浪中去。由于澳洲出了个“新金山”，美洲的金山加上个“旧”字。至今美国加州的圣弗朗西斯科还用旧金山作为它的中文地名。其实新旧之间，只差了三年。关于到新金山去的侨胞，我还要另写专篇，在此不多说了。

据说澳大利亚的金矿确是会令人着迷的。从岩石里迸出来的金块有的可以和石卵一般大。当然有多少人拾得到这样的金块谁也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人拾到了，那就会激动着人们去碰运气了。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奔向有人拾到金子的地方，形成一股热潮，所以被称为淘金热。金矿的发现在经济上的突破，可能还没有它所引起人口流动的影响为大。澳洲金矿分布较广，1892年西部的卡尔古利金矿的发现对澳洲西部的开发起着很大作用。

19世纪的淘金热并不能看作科技发达的结果，所以它总是裹着一层浪漫的色彩。真正在澳大利亚经济上发生突破作用的矿产发现是发生在本世纪的50年代。这个突破却没有造成什么热，而是静悄悄地在改变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事实上形成澳大利亚人“运道不坏”的物质基础，也可能会成为由甜转苦的引线。

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通过科学的地质勘查，逐年发现了许多丰富的矿藏，有煤、铁、铜、镍、镁，特别是原子能的原料铀等。矿产总值，1978年比1966年增加了七倍。现在矿产品已占输出总额的 30%，而60年代只占7%。单以铁矿石的输出额来说，澳大利亚已占世界第一位，1978年达9亿澳元；以产量来说是世界第三位，1978年达8300万吨。澳大利亚的铁矿是日本钢产原料的主要来源。现在在澳大利亚流行着的诽语说，这些矿井都已成了日本的飞地。

澳大利亚经过这几次经济上的突破，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地提高。它曾经在各国每人平均国民收入的比较表上占过领先的地位。那是从1860年，发现金矿后的10年开始的。这个地位它保持了半个世纪，到1910年才被美国和加拿大超过。到70年代又被法国抢了先。目前在这些大国的行列里，它还站在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的前面。这样看来，澳大利亚的中上人家一般感到生活不坏是有物质基础的。而几次经济上的突破又比较来得及时，容易使人们感到时来运到。这样也就产生了那种顺运遂生的心理，给人家一种懒洋洋安于其位的印象。

谑语有如漫画，一针见血，点出了当前澳大利亚人的那种特有的心理，也就在听者的心头挑起了一个问号，用澳大利亚的话说是，Will she be right？——这样下去，她还行吗？这问题正在绞澳大利亚人的脑筋。我相信问题一旦提出，答案总会有的。

翻过这不光彩的一页

如果按历史顺序写澳大利亚，讲到这个大陆上的人，就得先写土著居民，他们是最早居住在这地方和最早开发这地方的人。我是写旅游随笔，当然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个顺序。同时，我做客方回，澳洲给我的美好印象犹历历在目，加上主人们对我的殷勤优待，余情未已；到了家，自然不会开口就提不愉快的旧事。这是人情之常。

这也许是出于我的多心。我在介绍澳大利亚时，写下这段不愉快的旧事，很可能非但不会引起朋友们的见怪，而且会得到他们的鼓励。他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先人一样都在历史上留下过值得纪念的功绩，但也做过许多令后人惋惜的错事。前人之过，后事之师，用不着掩饰。在这次访问中，只要一提到澳洲土著过去的遭遇，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没有不深感痛心的。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人民在对待土著居民的态度上已有很大改变，反映在政治上的是政府对土著居民开始采取所谓“保护政策”。这种改变无论怎样应当肯定它是进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土著居民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注意。一般来说，澳大利亚人民存在着一种对不起土著居民的心理，愿意做一些多少带一点赎罪味道的事，来减轻自己的内疚。这是近年来议会里通过不少对土著居民救济措施的背景。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老同学斯坦楠教授。1936年～1938年我和他一起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人类学。课后在茶室里聊天时，他喜欢讲澳洲土著的情况。他经常用最尖刻、猛烈的言辞攻击当时澳洲的民族绝灭政策。他不仅在茶室里高谈阔论，而且写文章在报纸上暴露当地的实情，还向伦敦政府提出申诉。这个为被压迫民族抱不平的青年学者受到班里同学的赞许。我们这个班里的“老大哥”是后来被誉为非洲肯尼亚“国父”的肯尼雅塔。我和斯坦楠于1938年分别后一直没有过联系。我只是知道他回到澳大利亚去了。

这次我访问澳大利亚，一到堪培拉就打听我这位老同学的下落。他在澳大利亚学术界是个老前辈，已退休好几年了。朋友们告诉我，他从伦敦回国后没有几年就发生日本轰炸达尔文港的事件。他投笔从戎，参与北部领地的防御工作。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北部领地土著居民在国防上还占一定的重要地位。他多年在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在团结土著，共同抗日的工作上做出了贡献。战后，他回到学术工作岗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人类学教授。他以学术上已有的权威地位和在抗战中赢得的声望，为土著居民争取平等权利数十年如一日。几年前在一次讨论土著问题的学术会议上，他突然中风，虽经医治，但说话和行动至今不能恢复自如。

我和这位老同学相隔43年，能再度握手言欢，对双方都是喜出望外。他潮润的眼睛、哆嗦的双手、喃喃的语音，流露着激动的心情。他的话很多我并不能辨别，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相互的心领神会。我明白他要告诉我的是当年他在伦敦茶室里许的愿，现已成了历史事实。他确是为澳洲土著工作了一生。值得安慰的是，他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临别时，他赠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论文选集《他们没有梦想》。这本书记录下了澳洲土著的苦难遭遇，同时也记录下了澳大利亚各族人民在民族关系上的觉醒。《他们没有梦想》是土著居民对白种移民的深刻评语。这个评语对斯坦楠说是不适用的，因为他是有梦想的，想要实现一个民族平等的澳大利亚。当然这只是个梦想呢，还是将实现的前景，现在还不是做出答复的时候。

有些为澳洲土著抱不平的朋友倾向于把他们在和白种人接触之前的生活描写得美好些，以此来突出白种人所做的坏事是有意义的；但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悲剧，我们也应当看到澳洲土著社会长期不发展，以致在骤然和西方的现代文明相接触时，无以自保的一面。我们固然反对人和人之间讲“优胜劣败”，但同时也要提倡自强不息。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上要真正消灭以强凌弱的局面，弱者必须团结起来自力更生地赶上强者；只有在各民族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时，才能实现一个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和平世界。我们在澳大利亚土著的遭遇里应当得到这个教训。

澳洲土著在这块大陆上已经有3万年的历史。学者们一般都同意，他们是最后冰川期从亚洲移居这个地方的。这时他们已进入了石器时期。这就是说，当他们的祖先到达这个地方时，已经懂得制造石器来进行简单的生产活动，经营狩猎和采集的经济。到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解释的是，为什么自从澳大利亚这块大陆和欧亚大陆之间交通断绝后，在这样长的时期里，澳洲土著社会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17世纪初欧洲的航海者“发现”这个大陆时，他们还是“用石器生活的人”。19世纪英国有一千多人到这里建立囚犯流放地时，他们依然用石器生活。以一个个人说，澳洲土著天赋的智力并不低于其他民族，他们传统的艺术更表现了深厚的造诣。但是由于现在我们还没有明白的原因，他们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都停滞在原始的阶段，结果在现代火器面前他们无力保卫自己而走上了绝灭的道路。

据估计，在白种人来到之前，澳大利亚的土著大概有30万人，到1901年只剩6.6万人，1921年又减少了0.6万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回升：1947年是7.3万人，1971年达到10.6万人。最近1976年的普查达16万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2%。他们的人口增长率目前是0.2%，如果按这个速率增长，大约32年后可以达到32万，恢复200年前的数字。

在人类学的课堂上讲到民族绝灭时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南端的大岛塔斯马尼亚岛（这岛在澳大利亚的位置，有点类似海南岛之在我国）。该岛在1804年英国人建立囚犯流放地时有土著2500人。大约30年后，当地政府决定把这岛上的土著集中起来送到另一个小岛上去，这时只找到了200人。这些人中最后一个是在1876年死去的，正是白种人移民澳洲百年纪念的前12年。

大体上说来，澳洲土著在和白种人接触后的150年中死亡了4/5。如果澳大利亚对土著的政策一直不变，按过去的消亡率计算，现在应当已经绝灭了。

澳洲土著绝灭的过程和北美印第安人似乎有点区别。在北美印第安人和入侵的白种人打过仗，硬是一批一批地死在战场上。在澳大利亚据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形。他们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被白种人侵占去的；他们是一个人一个人被枪杀或是自己贫病而死的。这是一场没有声音的战争，一年一年地到处是战场，到处是死亡。

澳大利亚土著怎样会发生这种形式的绝灭过程的呢？话得分两头说起。澳洲的自然条件，对只能利用石器进行生产的土著来说，既不富裕，也不贫瘠。这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土著并不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他们经常要按水源的变动而移动。天然的蔬菜和果实可以随地采集，加上不难捕捉袋鼠和鸵鸟等可充野味，一般说来，日子是容易过的。但是这种经济基础不可能发生人数众多的群居生活。他们分成无数小群，每群不过十人到百人上下，占有一定的土地。随地理上的山川河流的形势，若干小群松松散散地联系成一个地方性的大群。这种大群并没有集中的权力，所以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一个有组织的、能发挥集体力量的部落。这几万个小群分散在768万平方公里的大陆上，确是地广人稀。他们和平共处，各自谋生，形成了一个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世界。就是这种建立在极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引起过许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搞得焦头烂额的人们的无穷幻想，把他们形容得像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那样美妙。

澳洲土著对他们传统生活是否满意那是另一回事。白种移民一进入这个大陆，他们就遇到了一种使他们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也显然不是他们原有的传统社会组织和保卫力量所能抵得住的。

据说，押送囚犯到澳大利亚来建立流放地的长官们在出发前受到过训令，必须与当地土人和平相处。但是这些外来的移民不是些自带粮食的游客，他们不但要在这地方自谋生活，而且还要世世代代繁殖下去。他们不能没有土地。主客之间发生了土地之争。土著居民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分不开的，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土地就不能按熟悉的方式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有较强大的社会组织，他们必然会用武力来保卫他们的土地，因而发生战争，和我们在北美和南美所见到的一样。但是澳大利亚的土人没有这样强大的组织，他们一小群一小群地被外来的白种人从他们原有的土地上撵走了。个别的人企图抵抗，被枪杀了。大多是被抛在陌生的地方，漂泊无依，饥寒贫困，一个个无声无息地折磨死去。

最近的30年，澳大利亚人民已有所觉醒，否定了过去那种对土著的民族绝灭政策。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和还有较多土著居民的北方领土的地方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政策，保证土著居民对他们现在居住的保留地具有土地所有权，就是说防止有人再掠夺土著的土地。同时还拨款配给他们生活必需品和允许他们享受澳大利亚一般的公民权利，不加歧视。

在法律上承认土著的平等权利并且能在政府收入中拨出一部分经费，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当然应当说是件好事，特别是对照了过去那种民族绝灭政策，更应当欢迎这30年来的转变。但是从长远看这些慈善性质的“保护政策”果真能使土著居民在澳大利亚社会里取得平等地位和发展机会吗？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现在澳大利亚土著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还在偏僻的地方保持他们小群的聚居生活，留恋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但生活上已经日益西化，依靠政府的配给和资助过日子；另一种人是已经散居在城市里，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但事实上也进入不了白种人的社会，在就业上竞争不过白种人，只能以廉价出卖劳动，成为目前澳大利亚都市社会里最贫困的底层。

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中有不少怀疑政府执行的政策能根本扭转土著绝灭或同化的趋向，认为不靠自己的劳动而依赖救济过日子只能造成一些寄生虫，对个人和对社会都没有好处。但是怎样才能帮助土著居民克服当前文化和经济上的差距，自力更生地发展起来呢？那就是既要帮助又不要包办代替地为土著居民建立起一个经济上能自给，政治上能自治的基础，一个向前发展的台阶，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一个民族自治地方。至于怎样实现这个目标，那正是斯坦楠教授下一代人的任务了。我相信澳大利亚的朋友们中一定会有人勇于把澳大利亚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真正地翻过去。

尽是他乡之客

如果想用“尽是他乡之客”这句成语来表达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个特点，前面还必须加上半句限制词，那就是“除了少数土著居民之外”。澳大利亚土著其实也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但几万年究竟为时太久了。他们被称为土著就意味着土生土长的本地产物。土著是客籍的对称，我在上篇所写的是一回喧宾夺主的故事。所以从现在说来，除了只占总人口1%的土著外，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的社会。

这话如果说到这里为止，很难说已道出了澳大利亚这个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哪个不是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在一地子子孙孙繁殖起来的呢？我们如果要说出澳大利亚这个移民社会的特点，还得表明它为期尚短，他乡之客还在不断进入。这是个既年轻又尚未成熟的移民社会。

澳大利亚的历史好就好在起讫分明，段落清楚。以欧洲人进入澳大利亚这个大陆来说，第一批定居的移民到达的日期，有记录可查，毫不含糊：1788年1月26日，共1030人。有了这个日期，我们就可以推算：以30年为一代，最早的这一批传到现在还不到七代，那就是说当前60岁以上的老辈还可以听到他们的老祖父传达初建囚犯地的人的亲身经历。这等于我在幼年听老祖母讲她的老辈所目睹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绘形绘色，絮絮入微，至今难忘。

在澳大利亚要找个早期移民的后裔，是不容易的事。我在这次短期访问中所遇到的朋友们，如果计算一下，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竟占少数。这固然是我的特殊条件使然，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是大学里的学者，其中还有不少华人，许多是从国外请去的。但是以人口统计来说，现在的澳大利亚人，出生于海外的，也就是说本人是移民，竟占人口总数的1/5，大约300万人。这些移民的儿女（父母中有一人是移民的），大约有150万人，占过去25年出生的600万人中的1/4。

澳大利亚现有的人口99%是在过去大约200年里从外地来的移民和这些移民的子孙。从1788年起，以后的150年中，入境的移民超过740万人。有计划地大规模吸收移民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从1947年起入境移民达350万人。澳大利亚从这年起人口增长率是1.8%，其中0.8%是得自移民。

我在上面几篇里已经讲过早年澳大利亚并不是一块具有吸引力的乐土，甚至被说成“一无可取”的地方。欧洲人移入后30年还只有3万人。到了19世纪中叶才第一次出现移民高潮，20年中达20万人。20世纪初年人口总数不过370万；又过了半个世纪，增加一倍多一些，1950年是800万；直到60年代才超过1000万的大关。由于人口基数过低，所以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在绝对数字上讲是很慢的。到目前，768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广阔的大陆上，平均1平方公里不到两人。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样确是称得上现代发达国家中地广人稀的突出例子，但是这片可以容纳大量人口的地方，却并不是人人可以搬进去的旷野。英国人把它们的国旗插上了这片大陆，英帝国就认为有权占有，守着门、把着关，放多少人和放哪些人进去都得由它决定了。后来澳大利亚成了独立自治的国家，移民入境一直受着政府的控制。

我在前几篇里已经讲过，澳大利亚早年曾是英国流放囚犯的地方。这时的移民是强迫进入的。后来英帝国的统治阶级利用囚犯的无偿劳动开辟了这个“殖民地”；又改良羊种，发展牧业，为英国本土毛纺工业提供优质原料，加上金矿的发现，澳大利亚开始需要更多积极性较高的劳动力进入这个地区。这样才让英国大量普通老百姓移居这个地方，并给他们一部分旅费和谋生的土地。移民人数因此大增，使它的人口从1851年的43万，在10年中增加了一倍多，突破百万大关。但是从百万大关到千万大关却用了100年。这就表明了移民的多少是决定于门开得多大；门开得多大又决定于把门的人的利益。地广人稀只是移民的潜在条件罢了。

英帝国的和后来澳大利亚的统治阶级把守着澳大利亚的大门，放进来的首先是英伦三岛的人，其次是帝国属地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从这些地方来的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90%以上，其余的人中除去大约1%的土著外，是从门缝里挤入的非盎格鲁-萨克逊人，包括我国去的华人。华人最多时超过3万人。他们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淘金高潮里，被当地矿厂主人转折拐骗来的。中间经过了半个世纪不愉快的历史，到1901年澳大利亚议会公开实行白澳政策，排斥有色人种移入这个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是一条重大的分期线。移民政策也从那时起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普通都说，日本在达尔文港投下的炸弹惊醒了澳大利亚人安心自处世界中心之外不受干扰的美梦。睁开眼睛一看，北面尽是些人口拥挤的国家，而自己却以这样少的人拥有这样多的土地。他们不禁要问，这还能保得住多久？再一看，替澳大利亚守了有一个半世纪门的“大英帝国”，在这次战争中已经自顾不暇了。这时他们才觉得人太少了。在舆论界发生了一片告急之声。加快移民成了议会里的主调。

表面上看来澳大利亚在移民问题上从关闭到开放，又在移民的种族成分上放宽尺度，是出于它的安全感。但是仔细看看，却并不尽然，甚至主要原因并不在此。用武力破门而入的做法，在澳大利亚确是发生过，但这已是200年前的事了，在以后的历史里重演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这个题目是唬得住人的，所以容易不翼而飞，成为舆论之风。在这种舆论背后还有更实际的原因使一些人感到澳大利亚需要更多的人口，那就是战后的经济发展。

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固然受到一定的损害，在战场上和俘虏营里死亡的达5万个指战员。这数目不能算大。由于澳大利亚本身不是战场，所以也说不上物质上的破坏。另一方面为了支援盟国的军备和受破坏的国家的日用品，它成了一个盟国的供应基地，那就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发展。我们可以不说他们发了“战争财”，却也不应否认这次战争推动了他们的经济成长。在这个基础上，澳大利亚的经济在战后确是繁荣过一时的。它的经济结构起了根本变化。农业从1946年～1979年增产78%，但是农业人口却逐年降低，现在只占总人口的15%。工业也迅速现代化。战后30年里采掘工业从20%～30%降到10%，制造工业提高到25%，特别是服务性工业达到了65%。这样的发展必然引起劳动结构相应的变化。原来的劳动队伍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的被吸收到技术性和收入都较高的工种中去，留下许多非技术的和需要重体力劳动的工种要人接替。这些劳动力不可能单靠人口自然增长来供应，所以必须到海外去招工。应用外来的成年工人是件占便宜的事，因为这个国家并不要负担培养这些工人成长的费用。在本国培养一个工人的成本远较到别国去招一个工人为高。那些大量吸收移民的国家都在这方面沾了别国的光。澳大利亚的企业老板们对此颇有经验。

澳大利亚的工业底子薄，在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先进国家，在劳动成本上又较东方那些小老虎高，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澳大利亚的工业品势必处于劣势。他们只有靠保护关税来开展国内市场，但人少油水就不大。这也是为什么新兴的工业势力不顾国内还有失业队伍而依旧高唱要吸引移民的另一个动机。

这些新兴的经济势力打着国防安全的旗帜把澳大利亚移民的门开大了。1969～1970年度移民人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18.5万人。嗣后，虽则逐年下降，去年度还是7万人。这是澳大利亚按计划引入的数目，说明了用移民来加速人口增长还是他们的政策，看来还要继续下去，所以我说澳大利亚这个移民社会还在生长中，尚未成熟。

战后的移民在民族成分上出现了新的特点。战前澳大利亚移民主要来自英伦三岛和英帝国的属地。战后，这些地方供应不上澳大利亚的移民要求了，因此不能不向其他地区吸收移民。首先还是向欧洲的白种人开门，接着也向亚洲有色人种开了一点门缝。以人口统计来看，从1947年～1974年的移民中只有45%来自原属英帝国的白人国家；从欧洲其他地方移入的人占46.3%，其余的8.7%是从亚非拉地区来的。现在澳大利亚人中有140个不同的民族成分，90种不同的语言。

移民的民族成分的变化使澳大利亚人对待移民的态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移民中虽则有少数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一直感到受信基督教的英格兰人的歧视，成为澳大利亚内部政治上不协调的因素，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澳大利亚人总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澳洲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他们要排除有色人种，而且对一切移入澳大利亚的人都要进行同化，同化于90%以上的英国人，使所有在澳大利亚的白种人都成为Dinkum Aussie（好样的澳仔）。

战后大批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涌入澳大利亚，情况也就不同了。这些人并不像浮萍一样一个个不相联系地漂进来的。他们进入后也不像过去一样很多分散在乡村里各自谋生的。他们入境后往往和自己同一地方来的人几十家几百家地一起住在城市里的一个地区。立住了脚跟就到本国去招引亲戚朋友，人数因之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保持自己原来语言和生活习惯的社区。现在澳大利亚每一个大的城市里都有同一民族成分聚居的区域。悉尼的马耳他人的聚居区从1947年的750人，现在已超过1.5万人，意大利人聚居区从1000人达到了2万人，南斯拉夫人聚居区也从300人达到2万人。墨尔本的情形也是这样，马耳他人、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都是从几百人发展到了两三万人。战后移入的各个民族的350万人大多就是这样分别聚居在各大城市里。在这种情况下要再提“同化”，那就不太容易了。

1966年有个名叫James Jupp的作家写了一本书《进入的和离去的人们》，公开承认对移民进行同化是做不通了。他提出了澳大利亚面临的是“少数民族问题”。澳大利亚已经不是个民族熔炉，而是个民族拼盘，那就不能再讲民族同化，不得不找一个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办法了。

澳大利亚政府适应新情况的要求，1977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民族事务局，作为移民和民族事务部的顾问机构，以促进和发展澳大利亚各民族成分之间的团结。各政府部门设民族联络员处理有关民族关系的事务，雇用翻译人员提供语言服务，帮助不能使用英语的移民。广播电台有多种民族语言广播，我在布里斯班就遇到一位华人教授在协助广播电台播送华语新闻。

澳大利亚这个移民社会还正在发展之中。

1981年5月

[1]即印度尼西亚，下同。

英伦杂感

我这次到英国去，主要是接受赫胥黎纪念奖章。赫胥黎一生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但由于当时宗教的势力很大，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讲人不是上帝造的。赫胥黎年轻，出来公开和主教辩论，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论战，奠定了以科学态度对待人类的基础。进化论传到中国相当早，赫胥黎的名著Evolution and Ethics是严幾道先生翻译过来的，他译作《天演论》，译名也很好。在此我们回想一下严复的一生很有意思，有许多经验教训。严复早年和伊藤博文都是在英国学海军的，伊藤博文回国后建立日本海军，使日本成了强国；严复回中国没有建军打仗，却翻译了一套书。他翻译这套书，看来是有选择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一套著作奠定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基础。赫胥黎《天演论》里讲的“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这个很简单的道理，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发扬民主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再过50年全面回顾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时，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运动也写进去。赫胥黎的学说对我们中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赫胥黎在世时，正是大英帝国到各处殖民之时，接触到各地的非白种民族。那时，对这些非白种民族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看不起，要消灭他们；一种是要平等相待，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赫胥黎虽然对于生物发展史认为是优胜劣败，但对于现有的人类却主张平等相待。他的教育主张是承认差别，再消灭差别。在这个问题上，本来英国有个种族主义的学会，赫胥黎起来反对，另外成立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张种族平等，这在当时是个进步的力量。

1900年，为了纪念第一个会长赫胥黎，创立了一个纪念演讲，并颁发了奖章。人类学会是会员们自己掏腰包来办的，请我吃饭还得由大家凑份子。为了我去领奖章的费用就商量了好久，后来还是把它作为英国科学院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交流计划的一部分，让我到伦敦去访问两周，路费还得由我国自理。

皇家人类学会每年由理事会选出一位赫胥黎纪念讲演员接受奖章。为此要专门召开一次讲演会。1900年以来接受奖章的，早年如戈尔登、《金枝》的作者弗雷泽、赫顿等都是著名的英国学者；后来才有法、德、美等国的学者，东方学者只在60年代有一位印度的人类学者，去年他们才又选举了我这个东方学者去接受1981年的奖章。

我这次到英国住了半个月，中间有一个周末，他们让我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附近——英国的腰部地方去休息两天。这里是英国的农业发达地区，早年文化比较高，有点儿像我国的苏杭。我以前认识一位英国的学者林赛勋爵，他原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的院长，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独裁，所以，我1946年去英国时，他对我特别殷勤。他在上议院发表过一篇有名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上院进行辩论之前，他曾约我到他家里去商量过这件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战后他主张英国教育制度必须改革，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美国的路，要走出自己的新路子来。他在牛羊成群、绿草如茵的农牧地区——基尔办了一所大学。我的主人在这个周末休息期间特别为我安排到这个大学去访问。我虽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但也感觉到这所大学与别的大学的确有所不同。

在基尔大学附近有个市镇，是英国传统的陶瓷之乡。镇上有许多陶瓷制造厂，其中最大的是埃奇伍德公司，据说也是世界最大的陶瓷公司。我的主人为我安排去参观这个公司。他们对我的欢迎仪式很隆重，还升了中国国旗。

这个地区原来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现在烧瓷禁止用煤，全部用电，所以空气已变得很干净了。他们带我看陶瓷公司的陈列室，表现这家公司从创办至今的变化。一个橱里陈列着早年英国普通日用粗瓷，和我们家乡农村里所用的土制碗碟很相似。第二橱一看就知道英国早年的细瓷完全是模仿中国的。这里陈列的茶壶同我老家的完全一样，画的也是一个公子、一个娘子，只是画中人穿上了洋服罢了。可见英国制造瓷器的技术原是从我国引进的，所以至今英语瓷器还是叫China（中国）。

接着陈列的是公司创业人埃奇伍德一生改进英国陶瓷的经过，从模仿中国到自出心裁，创造独特风格，从日用品发展到高级的艺术品。这里还展出了他的日记，记着一次一次做的实验。他开始应用温度计，清清楚楚记下每次实验的温度、加料的成分、出品的颜色等。后来，埃奇伍德丢了一条腿，像潘光旦先生一样，但瓷器实验和研究工作还是继续进行，一直到死。这个公司的陈列室的橱窗记录下他一生的事业。

最后展出的是一幅大油画，画着埃奇伍德的合家欢。他的大女儿是达尔文的妈妈。埃奇伍德家族不仅有陶瓷专家，而且有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听说埃奇伍德、达尔文、高尔登等英国18和19世纪的知识界名人，大多是亲亲戚戚。他们都是英国士大夫阶级，从埃奇伍德到赫胥黎四代人，相当于中国的乾嘉时代。中国的乾嘉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人聪明才智开花的时代，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盛世。我们乾嘉盛世的士大夫搞些什么呢？他们继承了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与顾亭林等人的搞考据、搞版本的传统，最后修成了四库全书。我们那时的学者同他们的学者一样都是封建制度里出来的人物，他们那里出埃奇伍德、达尔文、赫胥黎等。他们重实验、重调查、周游世界、知识渊博，形成一股风气。这个风气开了花。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万事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香人家”，书，书，书，离不开书，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畿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应当引进的，但只有理论破不了封建。

我从这里想开去，想了很多问题：我们知识分子中间，要真正做到眼睛从书里边转出来很不容易，到现在有多少人是转出来了？看见了经典著作就崇拜，觉得引几句别人的结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风气，似乎还没有结束。中英两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上面有点分道扬镳了。这一分道扬镳，不过两三百年，就出了这么大的差距！

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应当多想一想。他们有这样的学风，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从封建主义发展出资本主义，把人类带进新的阶段。很多人曾为它花了功夫，有很多人曾为它而死，才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已进入消亡的阶段了。历史在向前发展，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定要经过人们去创造。这个过程比从封建到资本主义还要复杂。因此，我们还得要学习他们早年的这一批人所代表的学风，搞实验，搞调查研究，不能靠坐在房里说话，不能靠书本来解决问题。这是我参观了英国的陶瓷之乡的感想。

在英国科学院的招待宴会上，我的老师雷蒙德?弗思问我：你1946年来后写过一本《重访英伦》，拿现在同那时比一比，你有什么感想。我说：这本书我已没有了，但我还记得这本书的第一句话：“这是很痛苦的，当一个骄傲的灵魂，活在一个瘫痪的躯体里。”我指的就是当时的英国。1946年世界大战刚结束，英国疮痍满目，许多事要做而不能做，丘吉尔说他主持的是一个为完成帝国解体的内阁。到现在为止，英国能一直在维持着安定的局面之下结束西方最庞大的帝国，这是不容易的。那位教授插话道：“不，没有麻痹！”我一听，直觉地接口：“是呀，这不是骄傲灵魂的声音吗？”这一点是值得骄傲的。他们没有服输啊！你看他们还在埋头苦干。

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位92岁的老太太。当我28岁写完论文后，曾请她给我润饰原稿。当时她是讲师，49岁，现已退休。我们谈了一上午，她留我吃午餐，自己烧菜给我吃。她给我一本刚出版的书——《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描写她早年的英国社会情况，凭她的记忆，刻画入微，细腻惊人，对当时印象写得历历在目。她这样的脑筋是罕见的。我的老师弗思，81岁，现在他已封了爵位，在上议院里有他的座位。他每年要出一本书。不久要出一本大洋洲他早年调查过的一个民族的字典，是硬功夫。我还去看过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也是我当学生时的讲师。她行动已经不大方便，但是她又送了我几本新出版的著作，而且说她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盛着骄傲的灵魂的躯体，的确不能说已经麻痹了。它的情况怎样呢？当然，不能不承认：不那么灵活了，不那么强壮了。在上面提到过的陶瓷之乡，过去一直没有过失业问题，但是最近三年却不行了。那个城市的市长请我吃饭时，就抱怨政府允许台湾的瓷器进口，以致他们的市里也发生了工人失业。我又遇到一位社会工作者，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发生了和我们同样的待业青年问题。在英国，失业不要紧，失业工人有救济金，每月有40～60英镑，生活可以过得去。但是如果一个青年找不到职业的话，他就得不到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也就成了“待业青年”，现在社会上出现许多严重问题，不少就是这一种青年搞的。因为紧缩教育经费的缘故，今年大学教师要有上千个失业，因此我在那里的时候，电视里出现了教师上街的镜头。在他们那里，过去社会上有不少没有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靠写稿、画画等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有个表弟，40年代是徐悲鸿的学生，去英国留学，没有回国，靠一支笔，每年开开展览会就可以活下来了，不要什么职业。可是他说现在不行了，他的画不容易卖出去了。不用再找很多数字，就可说明是经济萧条的缘故。整个社会是这样的空气。

英国在战后搞“福利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儿童免费教育，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保险，甚至老年公民坐公共汽车都免费。这一切都得要国家负担下来。财政越来越紧，工党政府搞不下去了。保守党“铁夫人”上台，要想改变这种情况，但改变不容易。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之下过日子的。民族问题也搞得很紧张，爱尔兰问题是大家知道的。“北爱尔兰民族自卫军”，杀人、闹事、搞恐怖活动。我在那里时，一个议员被北爱尔兰民族自卫军暗杀了。政府的保安人员怕他们有一天会搞到女王头上，所以劝女王出门不要再坐马车了，换个防弹汽车吧。女王回答说：“我们英国王室不能在恐吓面前低头。”这不又是骄傲的灵魂在说话吗？话是不错的，有气魄。可是能行吗？无论怎样，英国骄傲的灵魂的确还存在，她的躯体却究竟不如当年了。

“骄傲”二字在英文里并不是坏名词，也可以译作有志气。英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他们比以前是穷了，至少也可以说紧了。但这30年，有一点我觉得值得佩服的是他们的社会秩序一直很平稳、很安定。美国固然比英国有钱，但是在社会安定上差得远。两国的地下铁道、电车的对比就很明显，英国的地下铁道，今天还是我在英国做学生时候的样子，一切如故，好像四五十年前就是昨天一样。可是，美国纽约的地铁，乱得不成话，乌七八糟，简直不敢去坐了。英国的海德公园还是照样可以随意出入，随意讲话；美国纽约的中心公园你就不能去，去了可能出不来啦。英国的特雷福高广场，照样鸽子满天飞，而美国的时代广场呢？我也不好意思说了。

所以英国同美国还是有点不同，究竟是老牌。“老牌”不是在经济上，而在有个骄傲的灵魂。在知识分子里边表现得很清楚，像我的老师们，80岁、90岁还在刻苦钻研。他们没有生命快要结束、世界就要完了的感叹。他们不是为个人一世的虚荣，而是要为人类积聚知识。他们要通过实验去观察，去理论联系实际。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不如他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这次在英国只有两个礼拜，观察不深，就是同一些朋友谈谈话。可是碰着的人，很多方面还是我的老师。

1982年1月于北京

脚 勤

三年前我重访美国时，有一件当时觉得怪新鲜的事，那就是常常看到大小城市不太热闹的街道两旁的行人道上，三三两两，男男女女，络绎不绝，缓快不同地在跑步；不是比赛，不是赶路，是怎么一回事呢？旁人告诉我，这叫jogging。查字典这个字的意思是轻撞、颠簸、磨蹭、缓进。用它来指这种活动是原意的衍生，指的是为了健身而进行经常性的慢跑快步。中文里没有现成的对词，翻译困难，我试用“脚勤”二字，以其音近，义亦可通。

在美国脚勤成为时行的风尚，据说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40年代我初访美国时没有见过，难怪我觉得新鲜，引起了我不少想法。首先使我高兴的是“我道不孤”。近年来我一直主张慢跑快步的经常锻炼。脚勤和慢跑快步相类似，但它是以跑为主，不是快跑，是一种快慢自由的跑步。年岁增长，我近来已步多于跑了。我养成这种习惯，可以溯源于十年动乱时期的“牛棚”生活。那时一清早就得起来跑步，起初对这种带着放风性质的强制活动颇有反感。但也无可奈何，日子久了，习以为常。出了“牛棚”，并没有放弃这个习惯，觉得清晨跑步确能使人神清气爽，做起事来劲头足些。这样，反感变成了好感，被动变成了主动，坏事变成了好事。当然，我虽然没有风雨无阻地坚持不断，可只要有条件时总要跑一跑，甚至出差在外住旅馆也要找机会小跑一阵。效果如何固然难说，我臃肿身态并未因此改形，但这些年来病假确实很少。说不上延年益寿，也不能不说有助健康。当我看到美国近年来风行脚勤，不免联系上我自己的经验，更增加对这种健身之道的偏好了。

为什么此道在美国会风行起来？我问过不少美国人，回答是一致的，都说是为了锻炼身体。作为健身之道，脚勤有它方便易行的长处。早晨也好，傍晚也好，甚至工间休息时刻，无时不能上街脚勤。一般城市，除了闹市，不乏林荫大道，宽阔平坦，都是为脚勤准备下的优良跑道。脚勤的人既可个别行动，不受牵扯，也可邀个伴侣，并肩而行，或三五成群，鱼贯成队。他们可以快慢自如，无妨落后，不必争先，既不紧张又不迫促。脚勤并无一定服饰，天热则背心短裤，天寒则绒衫线裤，并无规格。其实，脱下上衣，解除领带，卷卷袖子，开步就跑，亦无不可。

方便易行固然是脚勤容易普及的长处，但是要能普及成风，却还要脚勤者具备主观条件，那就是要有锻炼身体的决心。脚勤之异于普通跑步者在于它是经常性的体育活动，不是一时兴起，跑它一阵，也不是季节性的运动，跑一时，停一时。脚勤的人都说，“贵在坚持”。我试用“脚勤”二字作这种活动的译文，着重就在这个“勤”字。勤就是坚持某种活动，脚勤指的是“两脚坚持经常跑路”。没有决心就坚持不了。是什么使那么多人自觉地要用这个方法来锻炼身体的呢？

作为一个学社会学的人，我总是会先想到美国这些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想看一看这些变化和脚勤的风行有没有联系。这一看，对我来说，看出了不少道理。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结构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从事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就是在第一产业，即采掘业，和第二产业，即制造业，设计和管理等第二线的人员也是越来越多。总的说来，在整个生产活动中体力劳动的比例越来越少了，脑力劳动已取代体力劳动在生产活动中的优先地位了。

如果套用我们的老话来说，美国这种社会里“四体不勤”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日益上升。他们出门坐车，工作中坐多站少，全身活动更少。回家，家务劳动有机器作助手。吃饱了，在沙发里一坐，看看报、读读书，谈谈天。房里有收音机、电视机，要听音乐、看影片，扭扭开关——如果按这种生活模式活下去，结果是体形臃肿，百病丛生，文明的好处向反面转化。

人原是动物，动物要动才能活，动得少就活不了。这是生物规律。但是人要发展生产，不能停留在靠体力劳动来谋生的水平上。很早交通耕作就用“犬马之劳”，行船张帆就借风力，接下去用机械帮助体力，再进一步就只要看看仪表，扭扭开关就能指挥庞大机器。这是一个以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的历史过程，文明的表现。这个历史过程和基本的生物规律发生了矛盾。四体不勤，身心羸弱，其后果不是会导致人类体质的退化了吗？

在这个矛盾上出现了人们自觉锻炼身体的体育活动。体育活动是为了健身的目的而进行的体力活动，用来防止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人们因四体不勤而发生身体上的各种不健康的后果。

美国当时那种社会劳动中体力部分越来越少的情形正是激起广大人民以体育活动来作为健身之道的社会背景。在体育活动成为群众的迫切需要时，脚勤这种方便易行的方法也就不胫而走，蔚然成风了。

我也曾把这个意思征求过美国朋友们的意见。他们说，一般脚勤的人固然可以说是自觉的要锻炼身体，而促进这种锻炼的动机却很多是在“怕生病”。在美国这种社会里，医疗是件极为费钱的事。门诊挂一次号就得几十美元，而且在诊断之前要做各种检查，项目繁多，价格昂贵。住院动手术可以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倾家荡产的大事。我多次出国，在朋友们面前一提起生病，总觉得有谈虎色变之感。在学校里工作的人，都要在工资里扣除医疗保险费。保了险的人生病时由保险公司付医疗费用。但是保险公司目的是在赚钱，所以规定的条件十分苛刻，结账时结果病人还是要贴上不少钱才能出院。于是疾病成了生活的威胁。脚勤是在这种威胁之下逼出来的“自觉”活动，怪惨的。

还有一些朋友更尖刻地指出：现在美国人已经发现最可靠的只有自己这个肉体了，其他的东西全靠不住，全不会为自己的好处着想的。这话也许带着一种气愤味道的夸大之词，但在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异化于社会的个人到了极端免不了会有这种人生观的。如果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真的成了处世立命的箴言，那个社会里的人自然不能相信身外任何一个人是可靠的了，那么可靠的不只有自己这个肉体了吗？怎样保持这个唯一可靠的宝贝也就成了这种人的注意焦点了。这样说就可以更深一层明白为什么美国风行脚勤的原因了。

这种说法固然有点对美国社会的讽刺，有如漫画，却不失为一针见血之论。我听来，却另有启发，就是我们讲健身也确有一个动机问题。我不应当“无限上纲”，把好事偏要“搞臭”。一个人肯经常锻炼，搞好身体，不论怎样总是件好事。不能硬扣“自私”“为己”等帽子。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提高一点来想一想：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些人是怕生病，生了病经济上会遭受打击；有人认为身体健康可以多享受些生活的乐趣；当妈的，怕自己病了，孩子没有人照顾；还有不少人怕身体软弱不能坚持职务，工作做不好，我想这些不同的想法表现了不同的人生境界，后者比前者要高。那是因为人是靠社会才能生活的，社会是由能“推己及人”的成员组成的。社会的成员人人能为了别人的好处去健全自己的身体和思想，这个社会的团结就强了，力量就大了，发展就快了。社会主义社会里讲求健身之道，应当站得高一点，身体好是为了工作好。

我们不应当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那种生了病会倾家荡产的经济威胁，就觉得不必强迫自己每天锻炼。我们身在福中要知福，必须爱惜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里的公费医疗，因而要多多锻炼身体，以少花公费而心里感到平安。

看得长远一些，在我们中国城市里，生产工作中脱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也会日益增加的。随着城市的现代化，我想，脚勤一类方便易行的体育锻炼也会逐渐传播开来。我偶然在早上路经大学区的公路两旁也看到有不少青年人在跑步，这就是脚勤的开始。整天趴在书桌上或是办公桌上的人养成一种类似脚勤的习惯，我想是大有裨益的。

至于我们这些老年人，脚勤只能取其意而行之，以步代跑为宜。我们传统的健身之道就有一条是“多步行”。每天有时间就动动腿，走走路，这种平凡的运动对身心健康可能比激烈的运动强得多。老年人最忌怕动。脚勤正是治理怕动的对症良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脚勤是值得提倡的。

1982年10月

访日杂咏

1984年12月，由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安排，我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去日本访问。从该月1日出发，同月15日返京，一共半个月。同行者有张君秋、谢铁骊、浩然等同志共八人，各有专长，行当不同，所以自称“八仙过海”。时间虽短，所到的地方不少，这固然由于现代交通便利，节省了航时，增加了幅地，但也因此比走马看花更是过眼烟花，稍纵即逝。调查研究自然谈不到，甚至记日记的时间也很不易得到。为了记下一些印象，我采取了利用在候客或在车上、机中的片刻，随口即景写下一些顺口溜，称之为杂咏。归来后，趁记忆犹新，按所积12首为纲，略加记述，以留鸿爪。

12月1日 于赴日飞机途中

清晨，尚未破晓，即赴机场。夜雾迷茫，逐渐开朗。同行“七仙”均已先到，干劲很足。记得幼年常听先父讲早日留学日本时，从离家时起，到达东京，一路经过，就以口述也要半天。现在上了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上海，办过出国手续，再坐两小时就在成田机场降落。只隔一代人，科技发达的结果，已有异世之感。而这些国际旅行现在已是家常便饭，不足奇怪了。星际旅行的时代即将来临，我在机上，看着窗外像地毯一样软绵绵的白云，一望无际，写下：

朝辞京国雾方开，穿透云层似出埃。

乘风九天揽日月，瞬间瀛岛会友来。

12月2日

抵东京后，住新大谷旅馆。我国与日本复交后，我国的大使馆在馆址肯定前，曾暂住此旅馆，因此双方关系友善，国内代表团到东京大多寄寓于此。我在1979年初次访日亦住此旅馆，所以感到很熟悉。晨起，踞窗下望，正是该馆的后花园。入冬以来树叶色泽变化不同，有青翠如故的松柏，艳红如血的枫叶，还有橙黄深浅不同的其他树木，织成一片锦缎似的画面。小桥架在碧绿的池塘上，还添上人工瀑布，潺潺流水。我举目瞭望，层楼高耸，远接天际。据说这一片建筑，尽是30年里从清理了废墟堆的基地上造起来的，感触特深。

橙黄红绿冬园景，日照池塘波皱轻。

莫道卅年如过隙，羡他先我得中兴。

12月4～5日 访能登半岛姬村

在东京住一晚，得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的协助，为我安排去日本内地参观。她知道我近两年来在故乡江苏进行农村与小城镇调查，所以特地介绍我到日本传统农村面貌保留较多的能登半岛去观光。能登半岛在日本中部，面西向日本海，突出海中，较为偏僻。由于它传统古迹较多，又不属军事要地，所以上次战争中，免于美军轰炸。这个半岛属石川县，县城在金泽市。金泽市在日本也是以“鱼米之乡”闻名，沿海产鱼，平原及山地均出五谷，而以大米著名。近年已与我家乡苏州市结为姊妹城，因此多了一道关系。

从东京去金泽，乘电气火车需5小时16分，但乘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到石川县小松机场只需1小时05分。我们于2日下午乘飞机至小松，转公路去金泽，已晚。歇该市。翌晨乘面包车访能登半岛。一路参观羽咋农村，晚达姬村。

姬村是一个小渔村。背山靠海，实际上是利用一个狭小的山坡筑村，背山面海，有良好的渔港。全村现在还不到100户人家，几乎全是农民。传说是一个贵族带了家属漂流至此。其女艳丽，因而被称为姬村，即美人村之意。早年这个渔村有山坡作障，出入不便，有如世外桃源，近年凿通了一个隧道，交通方便，汽车可以直达海边。50年代经济发展，人口也增加了1/3。这固然是局部的现象，而实际上也代表了日本起飞的一般情况。换一句话说，至少在50年代日本和我国在经济水平上还是差不多，差距不大。

这次去姬村条件是很好的，中根教授有两位学生在金泽大学当教师，他们都在姬村调查过，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和当地的人有了交情。另外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跟他们在姬村一起工作过。当地的人对他印象很好，对中国人也就不感到陌生了。这次中根教授亲自陪同我们去访问，受到当地政府分外的重视，不仅和我们礼尚往来，而且还加上一点尊重的味道。我和中根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前后同学，论年次我长她近20年，所以当得“学长”。日本人也讲究辈分，而且对学者是敬重的，石川县知事是中根的熟人，她事前已和他联系，他特地派了一位助理，一路照料，十分礼貌周到。

在姬村我们过了两天“日本日”，就是一切按照日本生活进行。到达时已近晚，稍坐，就进日本式的浴室洗澡。说起来并不完全是“日本式”，因为男女是分两班入浴的。浴后穿和服，晚上举行日本式的宴会。这次宴会是乡村风格，也许也已和传统形式有别，是大家围着一个大桌子席地而坐的。这与后来在回程中，路过和仓温泉时，在加贺屋旅馆的午餐排场就不同，按古老的规矩各人有各人的小桌子，不搞大桌面的，吃的几乎全是海味，而且有一半是生的：生鱼生虾，还有生海参。关于日本的“食道”在这里不细说了。当晚我们全体睡榻榻米，即地铺。睡得很香，但我肚子太大，早上要从地上爬起来却十分狼狈。

翌晨告别，主人准备了笔砚，要我留书，我写了条幅，以答雅意。

晨霞出水访姬村，“榻米”鱼鲜待客情。

远海渔航归正早，满载欢乐入新春。

12月5日 赠金泽大学社会学系师生

从姬村返金泽路上，我们又参观了一些小工厂。这些工厂和我国的乡镇工业一样办在乡村里或小镇上，有些是“夫妻厂”，比如我们看到的有一家织布厂，十多台自动的织布机，只由夫妇二人轮流照顾。但是这些小工厂实际上都是大企业下的蛋，原料和市场都是由大企业包下的。

我们回到金泽访问了金泽大学。陪同我们去姬村访问的两位教师和一位中国留学生，都是该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师生。我们就在一个没有受过美军轰炸、还保留了百年古树的公园里聚餐。这个公园就在金泽大学的对门。金泽大学的大门也就是原有古城的城门。这个公园原是这地方领主的后花园，一望而知是我们苏州亭园的翻版。金泽凭这些亭园和苏州结拜姊妹多少是够得上的。

席间，主人要我留字，我写了下面一首：

祖龙早岁觅神仙，东海瀛蓬渺若烟。

震泽而今友金泽，丝绸鱼米兄弟间。

太湖旧时只称震泽，后来曾是今吴江县一部分的县名。今松陵镇的城内过去曾经有两个县衙门，一是吴江，一是震泽。现在只有靠近太湖的一个市镇还称震泽。我用此名指苏州一带。

12月6日 在京都访周总理纪念碑

周恩来总理早年在日本时曾经在京都小住，两访该市郊外的岚山。1919年4月5日写了一首诗，后来流传甚广。1978年11月，廖承志同志写了这首诗，镌刻在岚山的一块大卵石上。翌年4月，邓颖超同志亲自去日本参加竖立这块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的开幕式。我们来到京都，驱车到岚山龟山公园瞻仰敬爱的总理的诗句刻石。山下有一桥，桥名渡月。归程上我写了一首：

总理雨中访岚山，我辈骄阳再度攀。

红叶成诗浑如画，松风徐渡月桥还。

12月7日 云仙山景

主人建议在访问期中去一风景区游览休息。因之我们离开京都飞抵长崎机场后，不立即进市，而岔道到云仙一游。云仙这名称就很雅，是国家保护的森林区。而且以高温的温泉著名。泉水几达沸点，所以四处泉源蒸气腾升，实属奇景。到达后，同人都争出游山，而我因体胖丧失爬山条件，只能在室内静坐观山景。多日奔波有此半日闲逸，亦属难得，口占一绝：

温泉云起出深岫，翠柏青松绕四周。

闻道云仙红叶俏，犹留残艳过深秋。

12月8日 赴长崎途中登仁田台远眺

在云仙住一宵，翌日坐车绕山赴长崎市。途中遇风景绝胜处即停车眺赏。山青海绿，远山出云上。岛屿点点，白浪滔滔，确似仙境。导游在仁田台远眺时，遥指一岛，名汤岛，如浮海一叶，绕以浪花。说是早年西方传入天主教，当时执政者，犹想闭关自守，对这些天主教徒进行迫害。日本首先对外开放的长崎，成了矛盾的中心。矛盾激化，实行武斗。抗暴的群众最后据汤岛不屈，以致全部被屠杀。我没有机会查对史实，作为传说，亦颇动人。日本导游每到此处，必说此故事，亦足发人深思。在车上得四句：

云浮海上峰，缥缈太虚中。

汤岛涌波急，当年血染红。

12月9日 访长崎和平公园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以失败告终。对日本人民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从这次战争中醒悟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实际上也是对日本人民的侵害。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人民受到的损失是严重的。即以最后受到两次原子弹的轰炸，其惨状也是骇人听闻的。为了使世世代代铭记这个教训，他们于战争结束后就在长崎受炸的地区建立了一个和平公园，意思是表示反对战争，力保和平的决心。

我们到长崎的翌日，就去访问这个公园。我写了一首五古作纪念：

腊月长崎暖，好花迎佳宾。

船通寰宇远，市享盛繁名。

回首卅年前，黑雨惊人间。

万家灯火灭，顷刻成尘烟。

扩张非国策，从此弃刀兵。

立像记此训，世代永和平。

12月11日 参观冲绳岛水产博物馆

我们从长崎坐飞机去冲绳。冲绳岛即琉球。我们受到当地官民的热烈欢迎，当我们到达的晚上，就邀请我们去出席当地民间歌舞表演会。我们到会略迟，节目告一段落，立即广播中国文化交流的代表团莅会，引起了全场的掌声。主持这表演会的负责人亲自向我们解说，今晚将表演古时迎接天朝使节时的歌舞，言下之意，这是对我们特别安排的欢迎节目。冲绳县知事接见我们时也一再讲到冲绳和我国历史上深刻的文化联系。这一点，即使是我们这些初次来访的客人也很容易体会到的，因为到处都有具体的物证，连知事招待室桌面玻璃下所压着的一张图案，恰巧和我们团里的一位女同志所穿的蓝底白花的花纹一致，都是从我国少数民族蜡染的图案演化来的。

冲绳岛在日本来说是极南的边区。在上次战争中，美军就在这个岛上登陆，一直控制了这个地区的行政，直到1972年才归还日本，但是美军基地还占有该岛一半的面积，我们在公路上行车，就能看到坦克大炮和各种飞机。日本为了促进这边区的繁荣，1975年在该岛举行了一次世界海洋博览会。会后就把已有的建筑和设备开办了个规模很大、水平很高的水族馆，吸引旅游者，每年达几十万人。在馆里陈列着深海里活的大鲨鱼，这据说是世界上仅有的特色。水底琳琅满目，犹如进入了水晶宫。

冲绳岛的首府称那霸，我们就住在这市里。气候近半热带，入冬还是很暖和，沿路有一种名为“扶桑”的鲜花正盛开，我又即景写了一首：

八仙飞渡过南海，那霸扶桑正盛开。

白浪碧波天际静，琉璃水底玉成堆。

12月14日 与日本社会学同人聚餐

这次出访，以多交朋友，增进友谊为目的，不是学术访问，所以到快结束这次访问，重访东京等待返国的几天里，才和同行的日本社会学家相接触。我即席写了一首，亦所以自嘲也。

海外访知己，暮年日益稀。

相逢如相问，老骥试霜蹄。

12月14日晚 辞行

时间在旅行中过得特别快，犹如一刹，已到归期。临行前夕，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诸位招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话别告辞。我写了一首辞行词：

中日本同根，叶茂根日深。

一衣带相隔，相见兄弟称。

友谊世代传，永结姊妹城。

八仙同过海，传说竟成真。

把手毋相忘，推心出至诚。

聚会总有期，珍重约来春。

1984年12月17日于北京

能登三日记

这是一篇访日杂记。我参加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的访日友好活动，从去年12月1日起到15日返国，共半个月。这是我第三次访日，这次访日主要任务是交朋友、叙友谊。但是我私自有个打算，想趁此机会了解一些日本的农村和乡镇企业的情况。在出国前就给一位老朋友，东京大学的中根千枝教授去了信，请她为我安排一些农村访问。我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就由她陪同一起去游访能登半岛。这位教授也和我一样是个忙人，她能在百忙中抽出三天为我们做向导，那是十分令人感激的。

中根教授带我们去能登参观是经过考虑的。首先这是一个农业区，有小型乡镇企业，符合我所提出的要求。其次，能登是在日本列岛中最大的那个本州岛西岸，伸向日本海的一个小小的半岛。地属石川县。石川县的首府是金泽市。金泽是我故乡苏州的姊妹市。这样又攀上了一点关系。第三，金泽市有个大学，这所大学里有个社会人类学系，系里有几个中年教授是中根教授的门生。石川县的知事又是中根教授的好友。这样在人际关系上就有了门路。所以中根教授事先已为我们这次短促的“调查”铺好了道路。我们所走的路线是金泽大学那几位教授调查过的熟门熟路，而且这个系里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曾跟着这几位教授下过乡。乡人对中国人有比较好的印象。最后，也许也得提一下的是这个地区在上次大战中没有遭到破坏，那是美军公开声明保留的日本传统文化区。

从地图上看，东京是在本州岛中部南岸，向西北，飞行一小时就到金泽附近的小松机场。东京、金泽、京都正形成一个三角。我们这次访日的第一步，就是从东京去金泽，参观了能登半岛后，回到京都，一共前后往返包括在内是四天，在能登半岛旅游三天。我来去匆匆，原想在日本时就把这段旅行的观感写下来，但主人太殷勤，朝出晚归，无片刻闲，实难动笔。返国后曾就沿途杂咏，凑成一文，给《中国老年》为老朋友消遣。时隔两个月，我才抓紧补写此记。年老了，有许多事已记不住了。

能登半岛地形像只水鸟的头，嘴伸向东方。金泽在它的喉咽背脊上。我们从小松机场到达金泽已经入晚。第二天就从金泽沿着半岛颈部朝北驶向它的嘴尖。中途在羽咋这个小镇附近的一个农村里停了两次，访问了该地的农协和老贺町的坂井助七家。

羽咋市有2.9万人，是个丘陵地带，山坡上树木密集，入秋来红叶夹杂其间，景色秀丽。坡间平地全是耕地，乡间镇上房屋四周常是农田，不失其为农业地区。我们第一次停车是为了参观一个蔬菜收购站。询问之下，我们得知这地方的农户的农业经营产前产后都依赖农协。农协是农民自己的组合，据说成员是自由参加的，但事实上没有不参加农协的农民，因为农民生产过程中处处要靠农协。农民通过农协取得信息，决定他们种什么作物，而且向农协购取种子，耕作时需要农协的技术指导，机器、农药要委托农协去购置，机器坏了要请农协派技术员来修理，收获后又要由农协去推销，这时按产品价格给农协2%的报酬。

我们参观的是蔬菜收购站，是农协专门收购蔬菜的地方。我们到达时，主要是在收卷心菜，这个市的农协只是为蔬菜就设立了四个收购站。但是这个地区主要农产品不是蔬菜，而是西瓜。西瓜收成后才种上萝卜或卷心菜。也有一部分土地用来种水稻。各种产品分别有农协设立的收购站。普通农户一般种稻田10亩，自给之外有一部分剩余出售。农产品中，西瓜最值钱。但是如果不会经营，也会赔钱。我们随后访问的坂井家，就是这样。今年总的说来是个丰收年。每户平均收入320万日元（约人民币10万元），人均收入约80万日元。每户平均耕地约1公顷。

以我们现在流行的词汇来说，我们在羽咋市看到的农户可说大多是西瓜专业户。西瓜是商品作物，出产后供应各大城市，质量规格要求得十分严格，同时价格变化大。所以如果经营不善，就会赔钱。因此，对集体的农协依赖性很大。在一定意义上，农协操纵着农户的生产活动。这可以说是个体所有制上的集体经济实体。我们没有时间钻研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怎样发展专业户和促进专业户的集体化上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次停车是去访问坂井家。主人坂井助七73岁，小我一岁。在战时曾到过中国汉口，老妻65岁。我们去访问时只有老夫妇在家。访问这家的原因是这地方有一种著名的土产，依我们的话说是柿饼，就是把柿子晒干成为干果。他们的柿饼和我国的柿饼有所不同。我们的柿饼是平扁、色黑、外裹一层白色霜花。他们的柿饼保持深黄色，无皮，不那么干，较软，形状也与鲜果相似。味道我觉得不相上下，对我这样牙齿不好的老人来说，日本柿饼略优于我国的土产。坂井家已有几代从事此业了，可能在当地是有点名气的，所以招待我们这些贵宾去参观他家并品尝当地土产。

据说柿饼制作在日本由来已久，是否从中国引进已无从考证。但在维新以前各家大多自己植树，结了柿子，吃不完就穿起来在屋檐前晒干，用以保存。到了这个世纪20年代，才出现专业户，作为商品生产。那是因为城市发达了，城里人自己不种柿子树，吃不到柿饼，而愿意出钱买来吃。过去自给的产品，转化成了商品。因此在老贺町出现了不少柿饼专业户。坂井家是其中之佼佼者。

坂井家成为柿饼专业户是从坂井助七的上一代开始的。战时停了业，到战后1947年才由助七重建旧业。现在已有柿园四亩半，老两口从事经营，去年收成好，达3万斤，扩大了专用晒柿的两层木屋，新建一套，贷款500万日元。他们就在新建的木屋里招待我们。木屋里生着炭火，保持一定温度，使大串大串的柿子得以风干。过去去皮是用手剥的，全家老少都得出动。现在已机械化了，每天可以剥3000个。坂井家也出现了家庭内部的专业分工。柿饼是老夫妇的专业。大儿子和媳妇主要种西瓜，次子出外找工作。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两个孙子在上学。年轻人对柿饼这一行不沾手。

按日本的传统，长子继承父业，几乎是不可改变的习俗。而坂井家却破旧了。我就故意向老夫妇表示同情，并问他这个产业准备传给谁呢？他说他大儿子原在外地工作，去年才回来种西瓜，一则是不大会种，年成也不好，去年亏了本，今年才赚回来。所以他说农业太不稳定，不如到城里去挣工资好。他不赞成孙子这一代再继承父业了。这个地区在日本来说是传统势力较强的地方，但是那种向城市集中的人口流动也已开始。在坂井老农的思想里能坚守农业岗位已只有他这一代人了，现实可能比他所说的变得还要快一点。

坂井这一家人，除了次子出门，两女出嫁，其他的成员都还住在一起，可说是个“三代家庭”。这家在日本农村里可能算得上殷实之家。15年前盖了现在的住房，花了4000万日元，现在除柿园外有1.7公顷田（约25亩）主要种西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留着6亩地种水稻，为的是他们的粮食还是要自给自足。在生产技术上是够现代化的，小型拖拉机一台，手扶拖拉机一台，水稻插秧机一台，还有大小卡车各一辆，轿车一辆。这一带的农户平均收入是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我仿佛看到了我国将来普及了万元户之后的农村景象。12月3日晚宿于能都町姬村。

我在《访日杂咏》里已提到过，我和中根千枝教授有过约言：这次旅行全部或尽可能是要日本式的。我所说的日本式其实是指日本传统式的。但这一点却已不容易做到，因为日本人的生活本身变得很大。譬如说，这几年我去过日本两次，每次住的旅馆都和美国、香港的一个样子。房里有床、有桌子、有沙发，有浴室和厕所。听说日本传统式的旅馆是有的，但是日本的主人不会招待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住。这次我们到金泽过夜，住的还是西式的旅馆。但主人既然知道我要有几天日本式的生活，所以在姬村就改变了常规，在衣、食、住上特地安排好让我尝一尝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说实话这只是略略品尝品尝而已。尽管这地区曾作为日本传统的文化区免于美军的轰炸，实际上传统生活的改变看来也并不比其他地区为缓慢。

姬村在能登半岛的尖嘴下唇。背靠岩石小山，面对大海，全村只有一条狭长的沙滩，一排房屋和一条街。逐年填海，现在有些部分已经在街对面筑起房屋。过去这村出进都得爬过那个岩石小山，山有几十米高，因此是个比较隔绝的世外桃源。现在凿通了一个隧道，汽车可以穿山出入，和外地交通已畅通无阻。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村的经济近年来大为发达。它靠海只有吃海，全村几乎全是捕鱼为业。但是这个半岛的渔业远不如北海道，因为近海鱼源很少。自从开展了远航捕鱼之后，这个村子就腾飞了。能登半岛别处人口在下降，而姬村却在增加，50年代初只有180多户，现在已有289户。

经济发展也改变了它的传统面貌。我们住在该村渔业组合前几年才盖起来的老人俱乐部里，备有洗澡池和健身房，还有餐厅和休憩室，楼上还有卧室。建筑是西式的。为了满足约言，就利用西式楼房安排了一些日本传统的生活给我们尝尝。我们到村已经靠晚。坐在招待室里闲话一会儿天就黑了。招待室是西式的，有转动的皮沙发，又大又软，我体胖坐下了站不起来。准备用餐前，我们开始按日本生活方式进行。大家先去洗澡，但还是掺了一个中国礼教的沙子，让我们男女分前后入浴。浴后大家都穿和服。说起和服我想到在日本街头看到不少招牌上写成“吴服”。这一字之差可能反映了一点历史渊源。但对此我没有想出答案。

穿上了和服，我们就入座用餐。女的跪地，男的盘膝。这就难为了我这身形，只能乞求照顾，允许伸腿坐地，不作失礼论。吃的全部是日本土产。日本土产中原多生鱼和海鲜。在这个渔村里，这特点也自然格外突出了。我竟吃到了新鲜的生海参，算是生平初尝。在餐桌上我学会了唯一到现在还记得住的一句日语：Oishe，好吃。以后这个词很有用处，因为这次友好访问，主人们多用日本式的菜招待我们，我这句日语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我不善饮酒。但是既说要遵守日本方式行事，那就也得举杯对饮。日本酒有一点绍兴酒的味道，这和上面所说吴服是否有关，我又不得而知了。

饭后，主人引导我进卧室，出于我的要求，请本团的翻译同志同住一室。室中除正墙下有各类摆设及壁上有画幅外，只有两个席地打开的铺盖，安放在光洁的“榻榻米”上。另外有几个准备跪坐的垫子。我想到日本人中不会没有胖子，不知他们怎样适应这样的睡具，因为我一躺下，没有人拉我一把，也就起不来了。幸亏我们两人同宿一室，我不至于连连打滚。

第二天清晨，我贪看海边日出，所以很早就爬了起来。没有上泰山之巅，在这里同样欣赏到太阳出海的奇景是出我始料的。大概是由于人眼对突然射来的强烈光线的反应，看来这个天体像是跳出地平线来的。太阳刚一露面，水面上迅速展开它的反光，在浪头上变成了满海琉璃，闪烁流动，回顾屋后，翠松高岩正如一幅庄严的锦屏，迎着朝阳如欲飞翔。我这支笔还够不到写此美景。

这样一个海滨胜地，确是不会缺乏耐人寻味的传说的。我在早餐桌上就顺兴向主人提问，为什么这个村子命名姬村？姬字在日本是否作美丽的少女解？答复是关于姬村这个名称有好几个传说。一种是就地形说的。当隧道未开时，一般用小船与外村往来。从水面远望村后岩石有如少女，所以称姬村。姬确是少女之意。我没有去水面核实这个形象是否属实。另一种是就历史说的。在古时有一个官人，被朝廷贬谪，驾了一条船，漂流到这个海滩上住下。这位官人有个美丽的女儿，名扬四方。她的后代还继承她的风姿，成为美人村。我听去这位官人很像是个中华人士，东吴出美人，又在思想上联上了“吴服”。这段历史固然难于考证，至于姬村女子是不是美这一点我因在村时间太短，所接触的多为男子，所以也只能存疑不论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村的自然条件促使村里的人的亲密团结。在过去这是个天高皇帝远，封建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社区一直保持着高度自治的传统。他们的专业也要求他们全村各家合作互助。能登半岛近海渔产不丰，要捕大量的鱼必须出海远航。渔场在北海道附近。所以出航一次就得以月计。出航的多是青年男子，留在村里的多是些老弱妇孺。为了保卫和生存，不加强团结互助是不行的。他们就有一个名义上叫渔业组合，而实际上是个地方自治机构。有记录的年代一直可推到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第一任组合长任职达28年之久。我们在他的故居前听向导讲他的故事。听来确是个能人。接待我们的现任组合长也已任职15年。在这些为群众信托，真正为全村服务的人辛勤工作下，这个村的渔民从帆船改用了机帆船，再进而购置汽轮、油轮，现在已经基本上都用机器捕鱼，鱼在船上冷冻了。当然，日本政府在渔业的改造和发展中也起了支持和引导作用。1958年农民中央金库直接向这个村的组合发放贷款，发展远洋渔业。第二年就得到全国渔联的表彰。1961年建造了渔港，先后三次填海扩建，我们去时正看到他们在兴修鱼市场。跟着生产的发展许多公共设备，像招待我们居住的老人俱乐部，都是这几年里兴建的。

姬村的渔业组合是个体户和国家之间的中间环节。渔轮是属于个体户所有的。全村50吨以上远航渔轮一共有37只，其中99吨的有23只。许多渔船所有者就是出海捕鱼的船主。他们一般雇用一些渔工，一条渔轮大约6个或7个人。打鱼的收入，60%归船主。雇工保证得到每人基本工资最低15万日元。如果渔船收入的40%超过雇工基本工资总额，多余的分给雇工。因此雇工积极性较高。船主是个经营者，一般向银行贷款购置渔轮，逐年还本付息，同时负担风险，年成好时，很能赚钱。

我们在姬村散步时，经过一家十分辉煌的住宅，完全是我国的宫殿式，琉璃瓦，大青砖。主人邀我们入户参观，里面摆设极为华丽，当然不免有一点暴发户的俗气。这一家拥有3条远航渔轮。早年这家主人是亲自出海的，现在年老了，已不再在海上颠簸了。这家主人的儿子，按日本传统是应当继承父业的，但是这家收入多了，儿子就去大城市经营其他事业了。现在这3条渔轮是出租给别家经营的。

远航捕鱼主要鱼种是鲑、鳟、墨鱼，多做生鱼片之用，是日本的畅销食品。捕后不用加工，就冷冻包装，返航后交渔业组合贮藏、出售。渔业组合提供渔业服务，如建有储油库、仓库等，近年更设计扩建渔港和鱼市场。这些公共建设所需费用大体上是国家出50%、县出25%、町出15%、受益者（即渔民）出10%，可见主要是各级政府出资建设，这是为了日本要发展渔业，适应人民对这种基本食品的需要。个体渔户尽管是渔轮的所有者，实际上一面倚靠国家的贷款和渔业建设，一面倚靠集体的渔业组合的服务，离开渔业组合就寸步难行，所以全村渔户都是组合成员，组合也实际上是地方的村一级的政府机关，只是组合长是民选的不是任命的。我们在姬村住了一晚，次日上午在村里走了一圈，访问了大小渔户，就上车南行，返金泽。在中途安排我们参观两个乡镇企业。这里我用“乡镇企业”这个名词只是指设立在乡镇或农村里的企业。我们所参观的两个纺织厂都是设立在村子里的，厂房四周全是农田。这两个工厂一个较大，是个公司性质，日本人称株式会社；另一个是夫妻工厂，是家庭机器工业。这和当前我们生产队集体所有的乡村企业是不同的，后者相当于我们的专业户。

第一个工厂现在称得上村株式会社。创办人名叫丹后德藏，在厂内花园里还有他的铜像。他在1900年办厂，1918年才组成公司，称株式会社。开始是手工织机，到大正年间才改用动力机械。在战争期间征为军用。战后一蹶不振，只生产一些生铁的锅盆用具。1947年重新生产纺织品。到1955年才采用大型纺织机，1970年废旧更新才飞跃起来。最近又全面更新了一次。我提出这些年份是想说明日本经济起伏和发展的大体过程。在50年代日本刚刚从战争的破坏中喘过气来。这个较偏僻地区要到70年代才开始现代化，最近这15年是个飞跃发展时期。以日本全国来讲，经济发展最早也早不过60年代中期。我这样说自然是有和我们中国相比较的意思。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经济上我们比不上日本了，但是关键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差距就是在这段时期里拉大的。

这个纺织厂名义上是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但是自从1975年以化纤为原料后，实际上这个工厂的性质已有了变化。日本的化纤工业是个大企业，它通过大的公司组织，把产品分配到各地大大小小的纺织厂，要它们按市场需要的规格生产，产品由大的公司包销，这大大小小的工厂都成了化纤企业大公司的加工厂，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上完全落入大公司的控制网内。

我当时就想到，如果我们中国在大大小小的乡镇工业的基础上能联合组成一个原料供应和承包销售的经济机构，在经营方式上不是可以仿效于日本现有的形式吗？为了这个问题，我回到东京曾请教两位有实际经验的日本经济学家。他们说，现在日本的工业有分散到小单位去制造的倾向。零部件都在小厂里制造，大厂只做装配工作。信息则集中在大公司手上，它按市场的变化，决定大大小小的制造单位生产什么商品，商品要什么规格等。从实质上，我看，日本的大小企业正在形成若干大系统，每个系统都有相当复杂的组成部分。这是现代企业发展的趋势。我联系到国内情况，苏南乡镇企业正在纵向、横向、同业和兄弟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和挂钩，实质上也反映着这个趋势。我们确是应当使国家、集体、个体不同性质的大小企业密切协调和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网络。解剖日本企业的发展过程应当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夫妻纺织厂实质上也是同一企业网中的一个成员。名称是丹后家庭纺织工场，有14台宽幅织机，由夫妇两人经营。这种形式的家庭机器工场的效率是极高的。14台机器只有一个人看管。夫妇两人日夜轮流值班，机器不停。当然，这种高度劳动只有在一定的家庭形式中出现，而且应当看到并不是常态。因为年轻夫妇的家庭生活完全被工场的劳动所代替了，而且我想这对夫妻如果生了个娃娃，这种形式的工厂也维持不住了。但无论如何，当我们去看时，确是如此。女管家在值班，男管家匆匆忙忙地招呼了我们一下。我们也识相，不愿意占去他宝贵的时间，我曾向日本陪同人员询问过他们对这种夫妻工厂的意见。他们说这些年轻夫妇有个猛劲，就是想趁年富力强的时候，把家底打结实，他们并不是想这样干一辈子的。一般是先贷一笔款，盖个厂房，购置一套机器，然后接受大公司的订货，可说是来料加工。所取得利润往往比一般在工厂里当工人的高出一倍，发一笔财，然后改业。挣钱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劳动的时间就比一般工人长，而且不肯浪费一点一滴。从大公司的立场来说，只要保证产品质量，按规定价格收货，它才不管这些产品是怎样做出来的。

我也问过陪同人员，为什么这些小厂办在乡村里。他不假思索地说，成本低。他举第一个工厂作例子，过去从外地招工，要为工人准备宿舍，还要管理他们的生活，增加工厂支出。70年代开始，城市里的第三产业大发展吸收去了大批劳动力，工厂招工不容易。这个厂就想出了把厂房分散，一个工厂分在三处建厂房，而且招收年龄较大的本地女工。分厂最大的也只有100人。这样，工厂不必管理工人的住宿和生活了！工资提高些也不碍事，因为成本低了。这厂的工人女的每月可以拿11万～12万日元，男的16万～17万日元。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工业似乎是从先集中然后走上分散的路上去的。如果这代表日本企业现代化的一种趋向，我们的新兴企业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不必走他们的路子，一上来就分散，然后在经营上集合起来，形成一个企业网。结果也一样能实现现代化的经营。

金泽是苏州的姊妹市，都是以传统手工艺品著名的古城。石川县的知事赠送我的一本介绍手册中，关于当地传统文化有下面这段话：

“江户时代（1603～1867年），在我国最大的领主前田家族的财力及其治理之下，加贺领地内以金泽城为中心，建起了独自的文化圈……收藏在石川县美术馆里的古九谷，是加贺领地管下的大圣寺领地第一代领主前田利治等人在1655年前后建窑制作的彩色瓷器。这一名器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其传统的技巧为现代的九谷烧所继承。此外，具有高度的传统工艺技术的加贺友禅、轮岛漆器、金箔等制作，从产业方面滋养着本县的文化土壤。”

我们限于时间没有去参观石川县美术馆，但是由于主人深知我的脾气，不喜欢只看产品而特别对生产过程有兴趣，所以在我离金泽去京都之前利用一个上午安排了一个节目，去访问加贺友禅印染工场。

加贺是这个地区的传统地名，一个封建领主前田家族的领地。在东京和京都的街道上常可以看到以加贺料理作招牌的菜馆，有点像我国四川菜、扬州菜一般意思。友禅是一种花绸，在坯绸上印染花鸟山水以及人物图像。历来的用途只限于女子和服及其腰带，但最近还被用来制作连衣裙、领带、手提包、桌布之类。

在日本大城市街道上，现在已很少看得见妇女穿着和服上市，有之也只限于中老妇女。年轻的中学生全穿制服，一律短裙白袜。稍长即穿西式服装。我认识的老朋友中常常喜穿和服进入社交场合的只有上智大学的女教授鹤见和子。她到中国来访问时也穿和服，尽管她出自以最早接受西方文化著名的世家，她的打扮却成了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一般说来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日本的现代化在生活上变动得最快的也许是衣着服饰这一项。我问过中根教授，为什么日本妇女的衣着变得这样快。她先是说：那是由于穿西装比较方便，后来又加了一句：便宜得多。方便是容易理解的，日本女装的那条腰带不是从小练习，就围不像样。我在日本访问时，还在电视里看到教观众怎样围结腰带，看完了我惊叹这完全是一项手艺工程，更不用提梳头拢发了。对于一个从事现代职业的妇女，这一套服饰实在太不方便了。但是怎么说西服较便宜呢？这次我去参观了友禅印染工场才有了体会。

日本妇女穿的和服和围的腰带大有考究，一般说来实在都是手工艺术品。高级的全部由艺术家一件件分别绘制，叫作手描友禅。殷实人家嫁个女儿，结婚时用的礼服，一般属于这一类，一件和服价值几十万日元，合人民币万元以上。我有一天晚上回旅馆，正逢有家在旅馆里办喜事，刚刚结束，主人列队送客，我就在旁观察。来客中中年以上的妇女都穿黑色和服，那些穿着鲜艳夺目淡色和服的，据说都是未婚少女。在这么多客人中我没有看到一个穿西服的妇女。而且她们穿的几乎都是用手描友禅制成的。在这里我才明白，在石川参观时曾担心这种手工艺术品能有多大市场是不现实的。日本妇女日常已经很少穿和服的了，但几乎人人家里有几套和服，每逢赴宴之类的场合，不穿考究的和服出场是会觉得丢脸的。新娘按西式披纱短袖地行了婚礼，还得换了和服出来迎送客人。

话还得说回来，我们住的是高级旅馆，在这种地方举行婚礼的家族和他们所往来的亲戚朋友不应当认为可以代表日本人民的多数。高级的手描友禅不太可能是人人皆可有的奢侈品。我们在参观加贺友禅印染工场时，也看到一种绘好了花样，制成套板用手工一层层套印的友禅，称作坂场友禅。这种友禅成本较低，价钱便宜些，一般妇女都可以买得起。但是这种友禅还是手工艺品，谈不上是机器工业品。所以和西服相比，还是较贵。

从我们所参观的印染工场来说，是由25家小工场组成的。工场就设在市镇的民房里，一间房里可以有七八个男女工人在描花绘图。另外有小工厂共同建立的印染作坊，房间较开阔，一条条长板，铺着待染的坯绸，有蒸箱，水洗和调整的设备。这25家小工场组合成一个集体，要使用公共的设备时，分别交费。这样小场大的有二十多人，小的只有两个人。每年他们搞一个展销会，在会上商店前来定货。一般是来料加工。小工场主人自负盈亏，他可以付工资雇工。

我们去访问了一家著名的友禅大师，是个日本人所说的“人间国宝”，就是高级艺术家。这次参加我们友好访日的张君秋同志，日本人就称他为人间国宝。我们所访问的那位友禅大师，在1927年从师学艺，经过10年的学徒生活才出师，独立门户。在这学习过程中很多人半途被淘汰了。据他说同学有50多人，成才的只有7人。各个艺人都各有专长，自成一格。我们所访问的那一位是擅长古典人物描绘。当他观看了中国京剧，就设计了多幅描画，其中有一幅是手持孙悟空面具的演员，惟妙惟肖，确是珍品。这些传统艺术家还是有长子继承的家法。这位艺人的儿子虽则继承了友禅家业，但是却擅长花卉设计。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传父亲的专长。他说他们有“易子而教”的习惯，那就是他不直接从父亲学艺，而是向父亲的师兄弟学艺的。据说原因是学艺必须严格，和亲子关系是有矛盾的。我真想不到在日本还在实行我国古代的传统。

能登三日，真像一瞬。顺着记忆，纵笔杂记，不讲章法，仅作茶余谈屑。

1985年2月10日追记

港行漫笔

人造石林

飞机下降，接近地面。初访香港的一位朋友眼望窗外，惊叹地说：这简直是人造石林。石林，我到过，在昆明市路南县的乡下，彝族阿细人地区。平地耸立千百个大小石柱，排列得相当紧密，参差不齐，高低不等，犬牙相错，确是天下奇观。我这位朋友的香港初瞥，作此比拟，新鲜贴切，十分形象。我也凑上去观望，半年暂别，一眼就看出闹市东头又耸出一片新建高楼，人造石林还在增长、扩大。

香港对我不是个陌生地方。30年代去广西调查，负伤回粤治疗，能行动时就到香港去观光。那时香港人口还不到100万，给我的印象酷似广州而不如广州繁荣；满街都是广东人，赤脚穿木板拖鞋。沿海拥挤不堪的街道和码头似乎老是又湿又滑，一片脚踏板噼啪之声，扰人听觉。

40年代，日本投降后我重访英伦，归途路经香港。由于我是英方的文化贵宾，受到香港大学校长和香港主教的殷勤招待，往来于居住在半山别墅里的上层人士之间。这里见到的是香港另一世界，英国绅士派头比不列颠更不列颠。这个世界在社会生活上和早年看到的那个木拖鞋阶层是隔绝的。论市面，我看还赶不上上海。当时由于大批大陆移民进入，人口增至160万人，其中几乎有50万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一隔几十年，我再来香港已是80年代了。最近这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到过这地方，不是承邀专访，就是过路中转去美、去澳、去印度。每次停留时间不长，但多少也亲眼看到一点香港的新面貌。就说人造石林吧，它就是70年代兴起的。这10多年来，它不断增长扩大，连成一片。现在城市中心还遗留着一些30年代的建筑，当年的大厦被夹在摩天楼中间，显得特别寒碜，但却提供了反映香港发展的标志。

香港在150年前是个无名的小岛，只有20多个渔民村落，不到4000人。1842年英国仗其炮舰的威力，胁迫清廷订城下之盟，大概出于当时紫禁城里谋士们的逆料，要求割让的却是这区区一小块四面环海的弹丸之地。他们疑惑洋人怎会看中这个荒岛？！给就给吧。要求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庸臣们预料这个荒岛一百多年后竟会是个世界金融中心和东亚工商中心之一，当然这也太不近情理了。其实就是今天，在现实已摆在人们眼前时，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如实地理解香港的地位的来由呢？正是这样，我们对这个人造石林，除了惊叹它所表现人力的雄伟外，自然不免要想一想：人间怎么会出现这个奇景？将来又会怎样？50年、100年以后的事不说，12年以后的事总得多想一想吧。

要思考这些问题，首先要认识香港的现实。这是这次专程访问的目的。时间虽短，20天里所见所闻，所思所议，却有不少。说是参观，也许还是言过其实，观看有之，参与则未。有点想法，随笔写下，不讲起承转合，不求全貌完形，只是片断鳞爪而已，故称之为“漫笔”。

万里星海

白天看石林只见外形，一片兀然耸立的巨厦，几十层的高楼，看不到甚至不觉得这正是蜂房蚁穴般万头攒动的巨大立体人群。到了晚上或午夜，如果登上山顶，俯视全港，灯火灿烂真是万里星海。这时，就会冒出世外来客之感，似乎看到了每一盏灯下都聚着一堆人。那岂是星海，实是人海。天下怎么会有这些多人密密麻麻、紧紧地挤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呢？

从空间来说香港真是个弹丸之地，一共只有约1000平方公里。就在这只有四位数字的面积上却住着七位数字的人口——540多万。如果把这么多人均匀地摊放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平方公里就有5500人。这样的人口密度，还不到摩肩接踵的地步。而事实上这里是个山冈起伏的岛屿，可供人们建屋居住的主要是一条纵深不能以里计的狭窄海岸。这540多万人如果挤在这海岸上，那就会出现有如海滨游泳场的场面了。人们要居住、要生产、要工作，只得向立体空间要面积，寸土之上重叠它几十层。这样，每个人不就可以有几尺方圆之地可以容身了吗？于是乎人工石林拔地而起。这几年来，人们已觉得沿海平地太少，凿山填海，扩大面积。新近扩建的石林和飞机跑道都是这样搞起来的。

当初英国殖民者攫取香港这个被称作“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时，对人口集聚之速是估计不足的。他们看中的是这个不冻的深水港口。以海上霸权为基础的英帝国是想在这里扼住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的商道咽喉。这点可说他们是看准了，因为至今这个港口仍是东西方之间物资吞吐的枢纽。去年香港外贸总值在3500亿港元以上。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从物资运输来说，它在东亚也是数一数二的商港，仅集装箱运输量，已在世界上名列第三。据说到80年代末，现正在扩建的工程完成后，将首屈一指。

攫取香港之初，这个殖民帝国预料不到贸易发展、人口汇集之后，这个小岛承受能力不足。光是淡水的供应，岛上的雨水能养活多少人呢？于是魔掌又伸向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南端，1860年用不平等条约把这块土地割去。但还是不满足，1898年再次拓展香港的范围，把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作为租期九十九年的租界，称为新界。1997年收回香港的协议是以这个年限推算的。香港岛、九龙、新界合称香港。

如果香港仅仅满足于成为东方海运贸易中心，大概只能形成上述30年代和40年代的面貌。香港经济的起飞是近30年来的事，工业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依靠的是移民的智慧和劳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一只和南朝鲜[1]、日本、台湾、新加坡并称的东亚经济“老虎”。它的兴起是有时代、地理和人力的多种因素，今后它在世界经济中还将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天时、地利、人和都搞得好的话，它的前途是不能不令人侧目的。

头重脚轻

到达香港适逢周末。主人建议我们不妨利用这休息期间，绕香港一周，心里好有个全貌。我们从香港的跑马地出发，穿过海底隧道，到九龙；再穿过狮子山隧道入新界，过沙田（即中文大学所在地），经大埔、粉岭，如果直往东北即是深圳，往西北即沙头角，隔山可遥望珠海。我们折向东南，到元朗用了午餐，席上海鲜极为可口，然后沿海岸向西南，返香港岛。

香港地处南海，草木四季常青。一出九龙便进入丘陵地带，高速公路蜿蜒曲折，两旁有山有海，一路风景宜人。汽车每行走一二十分钟就有一堆高耸的建筑群，自成一体。主人指点着说，这是香港近几年来推行新市镇发展计划的结果。1972年开始按计划公私投资兴建这类为疏散聚居市中心人口的居住区。在80年代中期，建成3个新市镇，为180万人提供了居所。现在正在伸展，准备到90年代，增至7个新市镇，届时可容纳居民300万人，所以我们一路看到许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尽管工程浩大，但就近一望，施工现场干干净净，不像内地一些建筑工地那样嘈杂凌乱。

我印象特深的是，一路上除了少数菜圃外，竟看不到一块长粮食的农田。后来一查香港的统计资料才知道全区可耕地只占7%，主要用来种植蔬菜和果树。50年代这里还有9000公顷稻田，80年代已减到10公顷以下。偏僻村落附近的水稻田，多已荒置退耕了。可见殖民者扩张新界，目的不是在香港搞小而全的自给经济。香港是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经济上自给的社区的。

香港各项产业的比例，和我们大陆相对比刚刚倒了个头。开发自然资源的渔农矿等第一产业，可以说根本没有成长起来。农业上面已说过，渔业稍好一些，有5000艘渔船供应本市的咸水鱼，所以沿海小镇上有极可口的鲜鱼可吃。但是淡水鱼88%是从大陆运去的，广州附近很多渔村就靠此致富。矿业如果包括开山凿石在内，这几年来填海运动搞得很起劲，也许可以和渔业比一下。把渔农矿统统算上，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10%，只有一位数字，有人甚至估计只有1%，可说微乎其微了。

香港的第二产业，即原料加工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虽然开始较早，但是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却是近20年的事。去年统计已有近4.7万家工厂，职工达85.5万人。工业产值占总产值近30%，形势还在看涨。香港有这样多工厂，但自己一无原料，二无能源，三少空地。它能发展的就是些轻工业，包括纺织、服装、电器、电子、钟表、玩具等劳动密集和智力密集型的小工业。原料和能源全靠岛外提供，在本港加工后，再把成品卖到外地去。香港产品中接近90%是外销的。所以这种工业是和外贸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是近20年来东亚勃兴的几只经济小“老虎”共同的特色。

香港在经济结构上和大陆的最大区别就在它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大，高达69%。商业发达本是商埠的特点。问题在于它主要不是为本地居民服务，而是为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这里真是世界各地物资流动的中转站。去年香港入口总值约2000亿港元，其中800亿只在香港过一过手。如前所述，香港的工业其实主要也是加工性的中转活动，就是从外地进了原料，经过加工制造，又卖到外地去。这一转手，一加工，香港人就得到了油水，除了本身的消费和享受外，还能积累资本再生产。油水大，利润高，尽管外地的人看得眼红，香港仍把大门打开，拱手相迎，殷勤服务，把外资源源不断地引了进来。去年一年共接获830宗来自世界各地有关工业投资的询问，其中有490宗已表示积极考虑成交。外商投资的工厂生产总值占香港产品出口总值的18%，其中以美资为最多，占一半以上。

香港是个对外汇不加限制的自由港。各国资本家都可以随意在香港进行各国货币的倒卖，因而成了一个资本大量流通的金融中心。一个电报就可以把上亿的钱输入或输出香港。我这次访问还是没有去参观香港的交易所，只听说其规模在国际上是可以名列前三名的。

从总的来看，香港的经济结构：金融、贸易占六，工业占三，其他占一，是个头重脚轻的模式，和大陆刚刚倒了个头。

取个吉利

70年代东亚冒出来的几只“经济老虎”都具有香港那种头重脚轻的特点。但不能因为它们一时的繁荣就看不到它们的脆弱本质。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本来是重视根基，比较稳妥的。问题出在把农业看得太狭了，只搞“以粮为纲”，排斥了第一产业的其他部分，成了“独脚”。第二产业又重重轻轻，把主力放到了收效期长的大型重工业方面，加上缺乏经营大企业的经验，不算经济账，搞得不但无利可图，还要年年补贴，成了国家的包袱。更严重的是贬低了第三产业的地位，不仅不去发展，还要打击。幸存者奄奄一息，恢复都很困难。结果头脚两弊，一时赶不上头重脚轻的几只小“老虎”了。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的公式办事，就能纠正贯彻“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方针中出的偏差，再把发展第三产业加上去，也就可以头脚并重，稳步前进了。香港这只小“老虎”之所以能头重脚轻地发展起来，是靠了有人供给它粮食、原料，还有人买它的工业产品，整个经济过程中它只抓中段，也可以说最肥的一段。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全仗经济规律来保证，使得卖者肯卖，买者肯买。说得更透彻些就是用低价买进原料，高价卖出产品，取得了市场优势。要做到这一点，非靠掌握中间这一段不行，就是要有低价的劳力，能抓住消费市场，还要善于经营，发挥各个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不能不承认香港的企业家和劳动人民是努力和灵活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做出了成绩的。问题仍在于这种头重脚轻的模式是否能耐久。我曾看过一本名叫《油断》的小说。描写日本如果一旦断了石油的供应，会出现怎样可怕的情况。这虽然是一篇科学幻想故事，但却说明了在原料和能源不能自给的国度和地区发展起来的工业是脆弱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会发生像小说里所说的那种景象，但是即使不发生那种非常事件，市场这一头还是潜伏着危机。这几年资本主义世界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不景气和经济危机，尽管有些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找到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但是我还是不大相信，至少得承认资本主义市场波动很大，而且这种波动又是经常的。一旦有事，香港就会首当其冲。70年代初石油危机发生时，如果不是祖国及时支持，香港就有点吃不消了。

实际上香港的企业家有如在严厉的婆婆手下当媳妇，心里明白，尽管巧也度不过无米的日子。他们战战兢兢一分一厘地计较，哪能像内地有些爷儿们那样大手大脚地花国家的钱。香港绝不是地面上撒着钞票尽人去捡的“天堂”。到了香港才能真正尝得到优胜劣败的滋味。在这个竞争场上的失败者，只有怪自己没用，怪不得别人，而这种失败者有的是，只是不见报纸，不传人口罢了。我就有个早年的同学，多次到港都打听不出他的消息。这次才偶然从别人嘴里知道他的下落。他正是市场失意人，到台湾传教去了。风尘中被淘汰的人物岂止是这位老同学一人！

香港人心里最明白旦夕祸福的意义。你到处得小心，时刻得留神，不要在无意中露出那些不吉利的字眼来讨没趣。比如宴会上连“干杯”都犯忌，袋里干瘪了不是坏了吗？内蒙古草原出一种发菜，广东口音念起来是“发财”，因此香港人很喜欢这种菜。在香港市场价钱可高了。总之，香港人什么都要讨个吉利。据说如果有歹徒持刀向你要钱，你赶紧给他100元一张的红钞票，就能免于见血。这类事例说不完，只要问任何一个香港人，他都能说出一大堆。

讨个吉利，严格说来不是属迷信一类，更和宗教有别，它是一种提心吊胆的心理反应。人们怎么会搞得神经这样敏锐，把命运看得这样不能主动，一切都得碰运气的呢？我想根源就是这头重脚轻的经济模式在作怪。

蜂窝厂家

我最关心的自然是香港新兴的小型工业。于是，主人便带我去观塘参观。观塘是九龙靠东头的一个市镇，也可说是老的卫星镇，离九龙老街闹市还有一段路。由于建镇的时间较久，不像新建的市镇那样有计划、有规模。观塘是香港的主要工业区。

看惯内地工厂的人到此会感到新奇。内地的大工厂往往占着一大片土地，四面围墙，有些墙上面还圈有铁丝网，表示“工厂重地”，而且烟囱耸立，很有气魄。在香港，也许由于我见识有限，似乎很少有这样气派轩昂的工厂。这里大多数工厂和居民住宅一样，挤在一座座被称作多层工业大厦里。在这些几十层高的大建筑里，有的一层一厂，也有一层多厂，很少一厂多层。我无以名之，名之为“蜂窝厂家”。

这些多层工业大厦许多是公家建筑好了，分层分间地卖给或租给商家去经营各式各样的制造业。它可以适应各种规模大小不同的企业。当然私人同样可以建造这种大厦，留着自己用，或卖或租给别人用。我上面已说过香港现在已有4.7万多工厂，如果每个厂都要自己建成一个小王国，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怎样挤得下呢？蜂窝厂家应当说是香港的新创造，因地制宜形成的特点。现代建筑广泛装置电梯，高层运输已十分方便。

香港的工厂小型居多，平均每个厂不到20个职工。我起初看到这几个统计数，还不大相信。后来到观塘去一看，才觉得这些数字是合乎事实的。我们内地讲工厂的发展，大多是指规模越搞越大，人数越来越多。香港并不如此，而有点类似于细胞分裂，一个厂可以发展成为两个厂，甚至许多厂。所谓一个厂是指一个核算单位。一个老板可以拥有许多各自核算的厂，形成一个有总管的工厂群。一窝蜂可以有许多蜂房嘛。

我在观塘参观了一个针织厂。这个厂设在一座多层工业大厦里，运货汽车可以一直开进大厦，停在电梯前卸货。这座大厦有十多层楼，都从一个大门出入，每层是一个厂。每个厂有一套管理机构。管理室连着车间，车间里很多工人在操作，每一立方空间都得到充分利用，有的成品就在车间里打包；出厂前就存放在车间。楼下有一层是仓库，但是这些厂却不愿意利用这仓库，因为仓库是要收租钱的。能省一分钱，就得省一分钱，只有这样才能使成本压低下来。

这座楼里的各层厂家都属于一个老板。老板在总经理室里只管各厂每天报来的生产情况和出现的问题。他只按规定的数目提取各厂的利润，并替各厂解决不是一个厂能解决的问题。他陪同我到厂房里去参观，有一家厂进门就见财神龛，龛前轻烟缭绕。他看我注意这种景象，立刻说：“这些我全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要奉什么神就奉什么神，只要按计划、按合同办事就行。”总老板对这些是放手的，他说：“这样他们才肯出力干。”用我们的话说，放权才能调动下层的积极性。看来这位老板并没有学习过“文件”，也没有学过“管理学”，实践指导他，使得他懂得怎样使他的企业发展起来，从70年代几十万元的本钱，到现在已拥有几亿的财产了。这就是生意经。我看我们也要读这个经，才能把我们的企业从亏转盈，从僵转活。

从观塘的蜂窝厂家出来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奇特的念头：如果我有孙悟空的本领，真想一口气把这密密麻麻挤在多层大厦里的许多工厂，吹散到内地广大的农村去。那么，这些蜂窝厂家不就成了无数的乡镇企业了吗？我们除了无须建筑多层工业大厦之外，香港的小型工业在经营上确实是我们乡镇企业的一个范本。这范本里写着乡镇企业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文章。

居民小镇

从观塘参观回来，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些工厂里的职工们的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呢？内地大企业的厂长们，有关职工的吃、喝、拉、撒，结婚、生育、老病、火化，样样都得管，而且这些费用都得出在工厂账上。他手上的政治账、社会账、经济账都得算，就是企业效益账算不清。真是厂厂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厂长我看香港的企业家是干不来的。可是我们也要问问：香港的厂长不管职工生活，由谁去管呢？

香港的企业情况当然不尽相同，这些蜂窝厂家在安排职工生活上却和我们的乡镇企业有点接近。当然城市里的工人究竟和乡村里的工人不同。单讲住所，乡村人家一般都有祖传的房屋，修修补补，添添造造，有屋可住。香港居民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自己有房子的是少数，在工厂当职工的有房子的更少。如果工厂不管，那就会出现如解决前上海杨树浦那样的“贫民窟”，就是用木板挡墙、洋铁皮盖顶那种的窝棚了。

香港原来也有不少类似杨树浦那样的区域，但是现在几乎看不到木板窝棚了。市民的居住问题近10年来受到社会重视，已作为市政建设的重点项目。解决办法是公私并举，建筑高层楼群的居民小村。许多大厦是由公家投资建造，以成本价格售给符合某些规定条件的中下收入的家庭。同时，鼓励私人投资建筑新村，以稍高价格出售。从1978年以来，已出售4.4万个住宅单位，其中有37%是公家出售的廉价房屋。这些公建房屋的购买或租赁者只限于月收入在6500港元（去年提高了1000港元）以下的家庭。租金约占家庭收入的7%～8%。售价从10万～30万港元不等，但可分期付款。私人投资建造的房屋任何人都可购买或租赁，价格较高，租金约占家庭收入的20%。收入较低的家庭可享受优惠，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香港这些措施值得内地各大城市参考。

我有位亲戚住在美孚新邨。这是最早的一个由私人投资建立的这类居民小镇。这个新邨的兴建者是美孚油行的老板。他原来在九龙西部沿海有个油库。九龙市面扩张，油库势必迁移。他就把这块土地用来建筑新邨，那是在70年代初期。每年增建，分8期完成，现已有99幢，每幢20层，共容纳10万人。这种新邨规划合理，布局得当，每幢大楼的基层都是为生活服务的设施，诸如菜场、商店、菜馆、银行、邮局等，还有专用的公共会场、电影院、娱乐场、小学、中学和业余学校，以及停车场——凡是生活上需要的一切服务行业在这里应有尽有。为了使居民有良好的居住环境，高楼之间的空地布置得如公园一般，老年人可以在此散步、练功，孩子们可以在此游戏，年轻人有公共长椅可以休息看书，或谈情说爱。公家又通地下车道，便利新邨居民的交通。这种新邨的指导思想，旨在使居民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家园，生活方便、舒适。他们有了这种归属感，在别人问起他们住址，以某某新邨作答时，脸上便会有光彩。这样居民也会爱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公共场所都搞得十分清洁。这给我很深的印象。

像美孚新邨这样的居民小镇已在香港推广，有些已经建成，而且比美孚新邨更新、更舒适。到90年代这样的居民小镇计划增加到7个，容纳居民300万人。我想这是香港人民的创造，在全世界上做得也是出色的。

工作之余

香港人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人均产值达5.2万港元。我接触的产业工人不多，但在工厂参观时，分秒必争的气氛很感动人。机关、学校的办事人员，眼明手快，做事利落。我带了几篇杂志上最近刊出的文章要给朋友们看，上午借去，下午已复制多份，人手一篇了。对工作认真负责也是不能不承认的。当然不是说香港人生来就特别勤奋，我想他们这种办事精神是在不好好干就得卷铺盖的压力下锻炼出来的。日子久了，不抓紧工作就不舒服了。这种压力的滋味，吃惯大锅饭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工作认真，工作之余怎样呢？是不是一下班就懒倦了呢？看来并不如此。他们的生活节奏很紧张，早晨一般没有我起得早，但没有午休，晚上却大多善于熬夜。他们的生活琐事又没有我们那样繁重。八小时之外的时间是怎样打发开的呢？

我们刚到香港的周末，坐车去郊外观光，半途在鹿颈地方停车休息。公路旁扯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有字：某某地区华人长跑比赛。正在此时有些赛跑的人到达终点了。一问，他们都是中年的普通市民，这是参加民间团体组织的周末活动。

车过海滨，傍水倚山的树林下，看到不少男女老少，一家子一起席地野餐。在这些风景幽美的地方，公家砌着小土灶，供应游人使用，只在树林旁挂着谨防火灾的牌子。沿途还看到一簇簇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使劲儿往山坡上冲。香港市区的路上看不到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是在郊外专门租给人们游玩的。

这些周末景象令人羡慕。哪一天北京郊外也能如此，那就好了。但是这些人可能还是少数。多数人工余时间还是在室内活动。这是他们进行社交的机会。香港的大小菜馆不计其数，哪条街上都有。居民小镇的基层菜馆鳞次栉比，中西俱全、各色皆备。看来这些菜馆天天客满，生意兴隆。除了挂牌营业的菜馆之外，还有种种俱乐部和民间团体的内部馆子，专供会员请客吃饭，过去是“吃在广州”，现在是“吃在香港”了。这并非虚言，而是世界公认的定论。你想吃什么，在香港就有什么，而且风味地道。

这不是说香港人特别馋，或是胃口特别好。请客吃饭可能已成为社交的必要手段，在商业社会里信息是财神，香港菜馆之特别发达颇类似早年重庆的茶馆，到处都是。这样讲来，至少香港人中做生意挣钱的，八小时之外，正是他们业务活动的好时光。

其实，利用八小时之外进行社交不论什么社会都是极重要的。人和人不能只在工作上接触，要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和发展，就有赖于思想和信息的交流。英国各大学里学术空气最浓的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下午的茶室里。我想，把社会交际视为畏途的人，对此听来也许不太容易入耳。

赛马场上

香港有一家报纸，在我去港之前，发表了一篇响应我《港胞三愿》的文章，题目是《马场四愿》，最后说如果我再去香港，务必去参观一次赛马。主人听我说起这件事，欣然约我去马场实践一次。我说实践，并不是说去骑马参加赛马，那不是我今生能做的事了。我所说的实践是像普通香港人一样去参与“赛马”，就是到马场去投注赌博。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新鲜事，要我说出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觉得困难。能说的首先是这是香港人中绝大多数群众都参与的活动。一星期一般有两次赛马。到赛马之日，可以说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力。真如《马场四愿》所说的，不懂得马会就不懂得香港人。

我翻开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一九八五年》这本类似年鉴的书，在看完经济、就业两章之后就见到六幅《马会百年》的彩色插图。所附的说明很有意思，标题是《造福社会，惠及市民》，下面说：“1984年，适逢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100周年纪念。该会服务社会，成绩斐然，历年秉承不牟利宗旨，拨出所得盈余资助各项饶有意义的发展计划——教育、卫生、康乐、社会福利以至艺术方面的均有。拨款由香港赛马会（慈善）有限公司分配支付，1983～1984年度内，共捐款2.66亿元，赞助各项慈善及社区建设计划。自赛马于1971～1972年转为专业化至今，该会先后拨出慈善款达15.6亿元。1983～1984年度内，马会资助逾94项慈善及社区建设计划，惠及社会每一阶层。”

这里讲的确是事实，无须怀疑。赛马原是一种竞技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赛马并不有别于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作为一种文体活动，赛马是可借以锻炼，有益身心。同时观众们在场观看，看哪些马匹和骑手奋勇争先，拍手助威，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香港马会来自英国，英国原是牧业民族，赛马可能也就是这样开始的。

英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社会，牧马已失去其经济价值，但是赛马作为一种体育运动依然为人民所喜爱。于是他们组成赛马会，成为一种俱乐部，称马会。平时有人饲养和训练马匹，马主人要骑马运动时就可以从马厩里牵出来。爱好马术的人，定期比赛，也成为观众娱乐的机会。

观众在赛前不免对赛马结果有种种猜测，有人说这匹马跑得快，有人说那匹马才好，他们就下开赌注了。猜中了就赢，猜不中就输。赛马者的胜负，变成了观众的输赢。这种个人之间赌输赢原是不足为奇的。在商业社会里有人看中了这是谋利的机会，就出来组织观众下注赌博。赛前各人下注买定哪匹马会跑第一，比赛结果把猜错的人下的注统统合起平分给猜中的人，组织者自己扣下一笔服务费用。于是赛马会成了一种企业，它的重心不在骑马者锻炼身体，而转化为观众的赌博。有人专门养马来做比赛，马主人根本不必自己上马背，而是雇用骑术好的骑师来驾驭马匹。赌博下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不仅猜测哪匹马会跑第一，还可以猜哪匹马是头三名，或是哪两匹马会跑第一第二两名，等等，猜中的机会越少，猜中后分的钱也越多。可见，赛马会吸引人的已不在看马术表演而是在赌博了。组织这种赌博的人是稳拿钱的，而且公开规定佣金的比例。

现在香港的赛马是由一个“赛马会有限公司”承包的，它规定群众下注总数中作三股分：一是分给猜中的马票持有者，二是马场自己的经营费用，三是给政府的税。具体比例我不清楚，只听说每一场赛马政府要得到几亿元的收入，一年要有几百亿元。政府拿到这笔收入后，有一部分就用来做所谓“慈善事业”和“社区建设”。“造福社会，惠及市民”是指这一点施舍。

到了赛马那一天，香港真是万人空巷，其中有一部分挤到马场上，更多的人在电视前用电话下注。赛一次马卖一次票，只要几十分钟，一次马赛下来，输赢就定，赢家就可以分到钱了。下注多少是观众自定的，十元、百元、几千、几万元都可以。赢家一下子就可以收回成倍的钱，有时真是一本万利。人们都争着传说某某人一场赛马成了百万富翁。这自然不是虚构的。但总的说来，因为要扣去经营和税款，最后分发给赢家的总数大大少于全部下注的总数，所以算总账，买马票的人总是要输的。但是从一个个人来说却有运气好坏的问题，有赢有输的机遇。靠这一点侥幸心理，人们像发了狂似的去买马票。

从资金集中上看，这倒是一个方便的办法，但是这种赌博在社会上引起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惠及社会”是从有形的、局部出发来说的。对每个市民来说不仅物质上每星期要抽一次血，而且抽得又不平均，集中在一些“运气不佳”、死心眼儿想侥幸发财的人。人们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流行的看法是：马票富不了人，却可以把人搜干。尽管这样，人们还是掏钱去买马票。

买赛马票当然还不同于在澳门时我们看到的赌场。赌场周围是银行和当铺，据说还有放“驴打滚”的高利贷者在场里等人上钩。在那里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

为什么香港马会这么兴旺，为什么澳门的赌场闻名天下。这里让我留下这些问题给读者自己去回答吧。

1985年6月24日

[1]今韩国。

英伦曲

1986年6月访问西欧四国，首先在英国伦敦着陆。英伦是我旧游之邦，屈指算来，这是第四次，和初次相隔恰好50年。1936年9月开始我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为期两年。1962年4月应家兄之约为政协《文史资料》写《留英记》，在《选集》发表。

1938年离英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经过了8年在后方的抗战生活，于1946年11月，我应邀去英讲学，为期一个季度，翌年3月返国。访英期间，为《大公报》写访英通讯，后以“重访英伦”为题出版。重访之时，英国战争的疮痍未复，人心思变，工党应运执政。其奋发图强之志，令人侧目。而我国抗日胜利后，在朝者却转矛反共，发生内战。对比之下，感慨无穷。

又隔了多事的35年，1981年12月，全国进入振兴之际，我应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之约，赴英接受赫胥黎奖章，逗留旬日，归来在民盟1982年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论了我这次访英的感想，整理成文以《英伦杂感》发表。离这次访问又是5年了。

英国在这50年里发生的变化是极为深刻的，但在外表上却还是极力保存传统风格。方场圆市，大街小巷，大多还是本来面目，纪念民族英雄纳尔逊的华表，丝毫无损地依然耸立在有四个铁狮围护的屈拉法尔加广场中央。国会大厦的墙面虽已清洗去污，塔顶的“大本”依然按时发出沉着悠扬的钟声。甚至我走进母校LSE的校门时，门右那个当我在学时常去用餐的小店，门面如旧，令人惊喜。这次访问住海德公园旅馆，室内摆饰保存了维多利亚的风采，那张高及我半身的卧床，难为了我这加重级的躯体。这一切很易使人得到错觉，今日的英伦还是昔日的英伦；说这是错觉，乃是英国实已大变。

我没有忘记《重访英伦》这本书的第一句话：“这是痛苦的，麻痹了的躯体里活着个骄傲的灵魂。”那是我看到战后帝国瓦解后的英伦时所捕捉的印象。

已是时近300年前的事了，英国从西班牙的手上接过了海上霸权。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两个女王奠定了太阳不落的帝国，在20世纪里经历的两次大战中，终于在庆祝胜利声中解体。谁也逃避不了历史决定的命运。英国人心里明白，正如丘吉尔自己宣告是个清算帝国的首相。如果这个帝国并不真是像英国人所喜欢说的“是无意中诞生的”，那么它的告终不能说不是有意识的排布。我这次访问印象最深的倒是那“骄傲的灵魂”，在接受帝国解体上表现得那样镇定、自若、从容。帝国的创建事实上固然不会真的如他所说那样顺当、自如；这个帝国却结束得那么洒脱、漂亮。

我在《重访英伦》里记下的印象显得太仓促和肤浅了。骄傲的灵魂顶得住躯体的收缩。依靠向殖民地抽血来维持的生命，原是卑鄙和虚弱的。抛弃这寄生的生活，自力更生，这才够得上骄傲、自豪。

《重访英伦》里对工党新政的期望，没有成为历史事实，可是他们在战后所开创的种种社会福利，在这几十年却已融入了英国的传统。铁娘子的收缩政策，还是挖不掉已长入了泥土的草根。一旦经济康复，繁荣来临，及时的春雨，还是会使繁花把茵茵草坪点缀得美锦一片。

这次访英，极为仓促，只过了四夜。离英后在旅途上，回忆三岛，写了下面一首《英伦曲》：

纵笔天下不知艰，负笈西游一少年。

名师一代风骚著，后学五洲衣钵传。

蓦地战火遍欧陆，无情铁雨浇桑田。

从戎乏术徒自恼，弦歌未绝赖诸贤。

劫后重访英伦日，瓦砾未收窟未填。

今朝随槎使旧邦，三岛新貌惊归燕。

帝国体解生机敞，康复更生意志坚。

举杯同祝和平久，友好常青谊不迁。

芳草茵茵年年绿，往事重重阵阵烟。

皓首低徊有所思，纸尽才疏诗半篇。

1986年7月28日

访日记吃

一

一连有半年多没得几天休闲，人困马乏，很有点难以为继之势。朋友们劝我出国改改环境，为我安排了旬日去日本访问。名为讲学，憩息其实。时在深秋，天高气爽，不冷不热。住东京国际文化会馆，人丁不杂，宁静不喧。庭院杂树，松枫相映。别有情趣，闲情可贵。写六韵以记此境。

伏枕闻鸟鸣，轻装异国行。

朦胧纸窗白，犹疑夜月明。

嚣廛近咫尺，深巷隔市声。

翻身重入梦，难得此闲情。

红叶秋风舞，天外雨过晴。

高卧无庸起，叩门人不惊。

1987年11月24日

于东京国际文化会馆

这次访日，既无任务，又不问政，归来有何可记？有之，其唯吃乎？

吃亦有道，乡有乡品，族有族味，作为人类学者不容忽略。但我这些年来出国访问，都受人招待，住大旅馆，参加宴会，世界各地几乎千篇一律，难分欧亚。没有熟人引导，普常人家一日三餐吃些什么，怎么吃法就难知道。前年访日，约游金泽姬村，主人虽则同意按本地习俗招待，但还是特备盛馔，饱尝了日本海滨的鱼鲜，还享受了一顿传统席地而坐，下女专侍的宴会，对日常用餐仍是漠然。这次经我再三央求，固然吃到了一般教职工的伙食，并到乡村民宿和传统小店去品尝了一番，但对日本吃道的知识还是增加得不多。

前年偕同我去姬村的中根千枝教授原定在她家里吃家常便餐。但临时因为她的妈妈刚从医院返家，不宜劳累，所以改变了计划，到她公寓大楼前街一家小饭馆去吃一般职工午休时的饭盒。这类小饭馆在大街小巷里是常见的。铺面的玻璃窗里陈列着各色各样的饭盒吸引过客。饭盒是指装饭菜形色不同的盒子。有一层的，有多层的。最简单的是一层米饭上盖一层菜，鱼、肉、菜蔬之类，有如我国的盖饭。比较复杂些的饭盒，盒内分成好多格，每格里安放一小点荤的或素的不同的菜，玲珑精致。这些饭盒盖紧了都可以携带或递送，十分方便。我们在这小店前观看时，就见到一个小伙计，端着一叠饭盒，往公寓大楼送去。

我们进入一家名叫天麸罗[1]的小店。店里前部是一般的便座，靠里有一玻璃屏隔，背后是厨房，炉灶前有一个长桌，靠桌有一排凳子，那是传统形式的座位。炉灶一端陈列着鱼虾菜蔬等原料，任凭客人挑选。厨司身旁就是一锅沸滚的油。客人点什么，他就把什么下锅，经过这样一炸，不论鱼虾，其味也就相差无几了。厨司把炸就的菜，安放在饭盒里，端给客人。这是个有多格的饭盒，格子里除主菜外，还有各种泡菜，另一较大的格子里放着一圆筒米饭。饭盒外另外给一碗日本人日常用餐时都有的也最喜欢的酱汤，和一小碟作料。作料比我们国内的一般酱油要鲜美些，但酱汤则我不敢领教了。这些就够你一餐了。

我们吃的那一餐，每份值1300日元，我又看了一下价目表，有高至1600日元的。心里一算相当人民币40～50元，未免觉得太贵了。可是陪伴我同行的女儿却提醒我，要我问问东京普通职工的工资。我得到的答案是公司里的低级职员一月的工资大约在15万上下。我们这样的一餐约占他们每天收入的15%。如果午夜两餐都在馆子里吃，就要占他们收入的1/3上下，单身汉还不算多，要养家的就比较紧了。所以一般职工都是自己带饭盒的多。家里买菜煮饭，成本就低了，即便出门要上馆子，也吃便宜的饭盒，大约500日元，在日本只要有工做，养一家人在吃上面不是一个负担。在旁的朋友听到了我同女儿在议论此事，插口说现在东京的居民最费的不是吃而是住。在他的口气里，一般职工一家的吃已不用愁，只在居住上还感到相当大的压力。这和我国职工的情况刚刚相反，一个月得来的工资一大半都花在吃的上面。

这种饭盒是日本职工普通便餐的方式。除了在家吃饭或是社交宴会外就是吃这类饭盒，可以在小店里买，可以在车站上买，也可以自己家里做好了携带了去上工。这次访问期间，我曾在各大学参加了多次讨论会。会后如逢正午，他们就端出饭盒分发各人，既不需特设的饭堂，在讨论会的圆桌上就解决了这一餐的吃的问题，真是又方便又省时间。这使我不能不想到日本传统的勤俭之风。他们能充分发挥花费最少，收益最多的生活原则。我早就注意到他们在解决住的问题上，空间利用得这样经济真是惊人。空空的一间屋，用能移动的木壁，不论何时按需要可隔成大小不同的房间。晚上做卧室，白天把卧具收起即可做起坐之用。就地而眠，席地而坐，无须床椅桌凳。家具陈饰都简化了，既易清洁，尤见朴实。这次又见到他们在吃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同一作风。据说，普通农民平时就是一团米饭、一些泡菜、一碗酱汤。如果有一条小鱼就算是丰餐了。使我迷惑的是他们吃得这样少，劳动强、效率高，在营养上不知是怎样平衡过来的？这小小饭盒，令人深思。

二

朋友们知道我早年访问过广西大瑶山，发表过一些文章，建议我花上一天去东京附近的山区看看。这个山区在东京西的山梨县，有个上芦川村是东京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点，我的朋友和当地的居民都熟悉。说是在东京附近，在高速公路上走了近两小时才进入山区。山区里公路四通八达，交通还是方便。说是山区其实是个丘陵区，并无大瑶山里那样的陡峰峻岭。真正比得上大瑶山的地区还在往南二三百公里的富士山区。我这次没有去成。

山虽不高又不险，路却也曲折盘旋。我们在车上穿行过不少山村。村子不大，十多户，或几十户人家。靠坡建屋，山谷里一层层稻田一眼看去相当秀丽。日本近年来米谷产量已超过自给的需要，已加限制。所以山区里很多土地已改种经济作物，一路上看到不少标着某某农场的果园，秋末正是橘子丰收时节，我们吃到了时鲜。他们的橘子确实可口，胜过我家乡洞庭山的名产。他们告诉我，这几年他们在改良品种上费了不少功夫。他们橘子的原种很可能来自大陆，经过科学培植，个大味酸甜，而且核很少，已近于无核，因而占领了国际市场。我国的水果改良更新的不多，变质衰退的却不少，言下不免心酸。

我们的车停在有一块招牌上写着“君影草民宿”的附近。我不懂日文，但日本店铺名号多用汉字，所以可望文生义。“民宿”是旅店的意思。偏僻的农村里有旅店是出于我意外的。原来日本这20年来经济发展得迅速，人口大量集中到东京等大城市里。在这期间，许许多多像日本电视剧里看到的阿信那样的乡下人大批进入了拥挤的大都会。这种变化对这些人来说生活和文化上固然是现代化了，但看来变得太突然了一点，在日常吃住的习惯上不会那么容易适应。在那么紧张的城市生活里搞得厌倦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幽静的村居，可人的乡味。也许就是这种心情，把成千上万的市民，在周末假日送往像上芦川村那样还多少保存着一些旧时风貌的乡间。他们找家“民宿”，吃一顿火锅，会觉得像满身臭汗冲一次凉那样爽人心神。

这家“民宿”原是一户普通的农家。他们有菜园子，以种地为主，只把旧屋的上层楼房改造一下，搞得整齐些，加上一小间现代化的洗手间，办了个旅店。有大小四五间房子可以招待来客。没有客人时也可自宿。这个村子比较古老，据说这所房子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接待我们的这位女主人的祖父就出生在这里。这个村子现有70户，据说她祖父时已有50多户，三代人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不算多。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有人离村外出。她家的三个孩子长大后都走了。现在老夫妇两人都已经60来岁了，办个民宿，收入可以多一些。

我们按日本规矩，脱了鞋进屋。秋末山地比较寒冷，所以主人就招呼我们在一个可以暖脚的小炕桌周围坐下。原来日本山村里农民的房屋和我在大瑶山里见到的颇有相似之处。在正房靠右边有个火炕，火炕里烧木柴，是煮水、煮饭的地方。现在这地方的农家已经不用木柴做燃料了，有煤气罐从镇上运来。取暖也不用生火，而用电炉装在炕下。炕上面加上矮桌，盖上绒单。客人就可以沿炕坐下，把脚伸到桌底下，暖乎乎的，很舒服。我太肥胖，弯腰平坐，坚持不住。他们特为我设一个有靠背的座位，真感谢他们的照顾。

坐下来就和男主人闲谈这地方的风俗习惯，家常杂事。女主人在炕的那一头的一间小屋里替我们准备午餐。她有专用的煤气炉，还有冰箱等家用电器。不久先端来一大碟的一块块黑乌乌棕色的东西，这是这地方的土特产，汉文名叫“鬼芋”，有点像我们家乡的玫瑰芋头，酥松香糯。接着上了一盘酸菜，是我们家乡叫雪里红那种蔬菜泡制成的。大家吃得爽口称好。陪我来的中根教授想起了她的妈妈喜欢吃这种酸菜，在城里买不到这样好的，赞口不绝。我们临走时，这位女主人给中根教授送了一大包酸菜，还加上一大包他们自己制的酱。可见这些日本人最基本的下饭的佐食在乡间还保持它们的特味，不是城市里食品公司的商品所能相比的。

主菜是四种不同的菌类，另外加上白菜、胡萝卜和白萝卜等煮在一起的火锅子。火锅子下面的火是用煤气做燃料的。这些香菌都是主人自己当天一早在山上采集来的，新鲜肥嫩。其中一种名叫“老鼠脚”，大概可以和云南有名的鸡枞菌比一比，可是我没有吃着过新鲜的鸡枞菌，所以当不了评判员。

火锅子看来是日本烹饪里极为普遍的料理方式。我没有打听过它的来历。推想起来不大可能从温暖的地区传入的。有人告诉我，日本人的祖先有许多是从大陆上过去的，有两路，一路是从朝鲜半岛南下，只要渡过对马海峡就进入了日本。据说这部分移民为数较多。另一路是跨海漂洋而来，其人多中国大陆的滨海居民，为数也不算太多。这样说来通行中国北方的火锅是从前一路传入日本的可能性较大。我对这方面的历史知识不足，无法多说了。

我们从这家民宿出来，又去访问了这村子里的一家大户。这家大户以它房子的柱子在村子里最为粗大而出名，算是旅游的一景。我们对这根被村民引以自豪的方柱鉴赏了一番，大约有半米见方，穿过一层楼板，直通屋顶，木质结实，有点近于我们的红木。据说这根木材是几百年前从这个山坡上砍伐来的。主人用了传奇式的口吻叙述当年动员了多少村子里的人把它运到这个地方。在我们听来，正是日本封建时代农村社会结构的描写。一个大户和普通农民的封建关系至今还有残余。民宿的主人告诉我们这个大户是他们的“认亲”。这个村子“自古以来”普通农民必须和一家大户建立“认亲”的关系，借以得到它的保护，同时要接受一定的义务，比如那家大户搬运那根大木材所动员的劳动，就是出于那些认这大户为亲的农民。现在年轻人到城市里去找工作了，也就不再履行认亲的义务了。

当我们在这家大户里和女主人攀谈时，她一面同我们讲话，一面指使几个帮工，整理她们刚从菜地上摘回来的菠菜。碧绿的菜叶，粉红的菜根，娇嫩挺实。这些菠菜都已洗得干干净净，她们把五六棵用纸带绑成一束，纸带上印着“山区菜蔬”字样。然后安放在纸匣里，门前有一辆中型运输汽车等着，当天要送到东京。她很骄傲地说，现在城里人就是喜欢我们山区的菜蔬，又提高了嗓门说，这些是不用化肥，没有污染的自然食品呀。我没有问她，这些帮工是不是她家的认亲户，但是反正现在帮工都要付工资，不是造这座房子时运木材的时候了。社会关系的实质已经变了，形式上留些旧时的烙印也无妨，甚至还有点古色古香，增加些引人的味道。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离开了这山村，重返百里洋场的大都市，山菌的余味不仅还留在口里，城乡对照触动了我的心情，久久不得安静。写此“记吃”，作《中国烹饪》的简报。

1987年12月26日追记

[1]今作天妇罗，日式料理中用面糊包裹后油炸的食品总称。

清水人形

从东京乘高速火车到京都已经过午。连日晴朗，这天却变了，多云转阴，阴又转雨。旅馆里出来走向故宫[1]，已须撑伞。我来游京都，因为它不像东京那样西化，多少还保留着一些东方气息，这次雨中观赏，多了一层淡描韵色，更见得古雅宜人。但路滑扶行，步武艰缓，耽搁了不少时间，从故宫出来已近黄昏。

按原定计划还要去清水寺，以便居高临下，览赏京都暮色晚景。日本大城市里的寺庙，有些像上海的城隍庙，周围多市集，沿街小商店密如梳栉，行人相挤，热闹非凡。车子只能停在街巷外的场上。雨却越下越大。主人看看天色，改变了主意，不主张我仰行上坡，建议就近去拜访一家名叫清水人形的艺术品商店。清水是寺名，也是地名，又成了店名。人形是各色人像、物像的小型陶器，原是玩具，后来成了艺术品，以供室内摆饰，有点像江苏无锡的泥娃娃，是具有地方特点的传统手工艺。这家商店兼作坊，门面虽已西化，格局还存古色。店面大玻璃窗里很讲艺术地摆着出售的样品，招徕顾客。进门一侧靠壁排着一列精致的玻璃柜，俨然是个陈列馆。柜里安放着该店历代的代表作，非卖品，仅供鉴赏，以表本坊水平。店后通小作坊，艺人们正在现场操作，来客可进入参观，评论手艺。这是塑型作坊，烧陶则在另处。

这家商店兼作坊的主人名叫高桥千鹤子，四十上下的妇女，丰腴热情，开朗好客。见我们入店，立刻招呼我们到店后坊前那方待客场所。这里匀称地排着一行矮座。我们方坐定，她即按日本礼节跪着向我们献茶。陪同我们往访的鹤见和子教授向我们介绍这位店主人，说是她多年来的好友。回头向她介绍我时说我是从中国来访的社会学教授。我注意她的神态，听到我是社会学家，立刻热情洋溢地向我频频点头微笑。

我写到这里，还得补一笔说一说那位邀请我访日的鹤见教授。她出生于东京的书香门第。有人告诉我，她的父亲是“日本的胡适”，意思是最早把西方文化输入日本的桥梁。和子是长女，现已年逾花甲，未嫁，大学时代就在美国学习，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讲国际关系，回国后在上智大学任教。上智大学类似我国过去的燕京大学，亦称英语大学。这样说来，她必须是个西化的学者了，其实不尽然。自从我和她相识以来，没有见她穿过西装，一身称身的和服，出入于各种学术会议，引人注目。她能写一手秀丽的汉字，著有好几本有关日本民俗的书。更出于我意外的，去年她来江村访问，宴会上表演了日本艺伎的舞蹈，原来她曾师从过著名的艺人，在日本尊称“国宝”。和她对照，我自己就显得干瘪单调了。我们一向知道，日本的现代知识覆盖面较广，但对他们知识界文化的深度还缺乏认识。一个在讲堂上讲国际关系，在学术会议上讲文化内力论，写日本民俗的著作的女教授，还能深入民间艺人，结交清水人形的女店主，这样广阔的接触面，值得我们用来做反省的镜子。

经过介绍、用茶道，鹤见对店主人用日语讲了一段音调很激动的话。她又突然想到把我丢在一边似乎失礼，所以回头用英语向我解释：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店主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李维来信说，不久就要来京都，要我告诉店主人。我又注意到那位店主人听了这消息，正在抑制她兴奋的反应。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是鹤见向我叙述的一段二十多年来的故事。

1960年鹤见接待她的美国同事李维教授来访清水寺，偶然的机会，闯进了这家清水人形的小店。他一下被陈列柜里的一件小小的作品迷住了，这个作品是一个用象征手法塑出的日本少女的人形，即陶像，作者为它命名为“阳炎”（kagero），意思是初升的太阳。这位教授站着久久不忍离去。他把身旁站着的一位姑娘当作了店员，问道：“这个作品要多少钱？”这位姑娘就是高桥千鹤子，当时还只是十七八岁，是这家作坊主人的长女。她摇了摇头，很有礼貌地说：“这是非卖品。”原来这是她的处女作。她从这位教授的表情和行动中领会到他真的赏识了她的作品了。她心里多么欣慰，但是怎能出卖呢？

这位教授实在舍不得和这个不知怎样会打动了他的心的艺术品分手，留恋不走。依依之情反过头来打动了初出茅庐的少女之心。天涯有知己，这对艺术工作者是多么值得宝贵的机遇。她转身向站在旁边的鹤见说：“请他带着走吧，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鹤见感动得用手帕擦着眼睛，把这句话翻译给了李维教授。“阳炎”去了美国。

日子若无其事地过了22年。1982年，李维又到东京来找鹤见，约她同去京都。他们一下车就直奔清水寺，找到清水人形小店。当年的小姑娘已入中年，成了商店和作坊的主人。李维见到她，把手提包里带着的一件礼物，递到店主人的手上。打开一看，一点不错，是“阳炎”，“阳炎”又回来了。她怔住了，不知怎样才好。李维紧紧地握住女主人的手，郑重地说：“归根到底，这个娃娃是属于你的。”他这次是专程送阳炎回家的。不知道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翻腾了多少夜晚。鹤见在旁边，一言不发，看着店主人把阳炎放入陈列柜里。再后，着重地告诉店主人，李维真是位社会学家，意思是他是懂得人的学者。

我听完了这段故事，心里才恍然，为什么店主人听说我是社会学教授时，表现出那种喜悦亲切的表情。我们临别时，她又紧紧偎着我，同我一起照了一个像，留作纪念，并送了我一个阳炎的复制品。在她心里，社会学是门懂得人的学问。我沾了光，但愿她的信念是真的事实。不，至少我应当说，我们应当做到像她心目中的社会学者。

在大雨中，我们离开了清水人形这个值得我永远纪念的小店。

1988年1月14日于香山饭店

[1]此处指京都御所，建造于公元前794年，是日本的旧皇宫，在日本本土别称“故宫”。

《外访杂写》前言

这本《外访杂写》包括30篇短文。它们都是从过去出版的书和刊物上发表的国外访问记里挑选出来的，很难说有什么挑选的标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限定的篇幅内，理出了一些自己看来还顺眼的作品，按年代安排了个次序，前后跨越44个年头。

编完了这本小册子，心头突然浮起了早年看西洋景和读《镜花缘》的联想。后之视今其将如今之视昔？所以在书前写几句话。

当我在小学里读书时，我的学校和城隍庙只隔开一条小河。每逢节日，城隍庙里常有戏班子来唱京剧。锣鼓一响，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像热石头上的蚂蚁，坐不住了。下课铃一响，一哄过桥。其实我至今还欣赏不了京剧，对台上的戏兴趣不大，吸引力是来自台下的小吃担子和场外的西洋景。

现在年轻的读者，可能有许多不知道西洋景是什么了。当时有走江湖的“文艺服务员”挑了一担“流动画片展览”，在热闹的集市、庙会等场合，就地搭个“简易棚”，把配有放大镜的匣子安在架上，孩子们只要花一个铜币，就可在一个镜口看放大了的画片，一连可看十几张。从这些画片，我看到了学校教室里只听先生讲而看不到的许多新鲜事物，好像车头冒着烟，像蜈蚣般一节连一节的火车，还有几匹高头大马拉着有大轮盘的车子，车上坐着戴高帽子的车夫，后面还有穿大裙子、束紧了细腰、黄头发的洋婆子和长着一双眼珠圆溜溜的洋娃娃。这些是我们在乡下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洋玩意儿，给我的印象过了六七十年还忘不了。

《镜花缘》是清代李汝珍写的一部充满海外奇谈的长篇小说。当时流传在民间的“君子国”“女儿国”“穿胸国”等“国际知识”大多是从这本书里扩散出来的。小学生念这样的小说，一知半解，不认得的字就跳过去，让自己的想象去填补空白。这里读到的异国风光，至今犹在目前。可惜我的藏书全部做“四旧”破掉了，不然今天还想拿出来和我这本《外访杂写》对照着看一下，这面镜子里的花朵和我究竟有什么因缘。

讲起西洋景和《镜花缘》真是老头儿说古话了。其实算一算年岁，在我对它们大感兴趣时离今还不到一个花甲之差，离我写《初访美国》时相差还不到20年。时差算不得长久，世差却太大了。冒烟的火车头在外国大多已进入了博物馆，就是在我们国土上拉客车的车头这几年也不再冒烟，火车不生火了。大裙子的洋婆子只有在戏台或电影里还时有出现，海滩上则已小到无可再小了。看来只有洋娃娃眼睛还是那么圆溜溜逗人喜爱。想起这些，不能不有点惊心，世界变得这样快。

世界在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在变。这本小册子里写出了这个在变动中的世界的一些镜头，更重要的也许为我们提供了像我这样一个活了近80年的人，世界观怎样变化的标本。我想起西洋景和《镜花缘》，因为这是我接触国外世界的起点。如果有人想解剖这个标本，最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

我不敢说，在这个世纪的20年代，我还在小学里时，西洋景和《镜花缘》是有代表性的信息来源。这时在首都已发生了五四运动，时代的先锋早就越过了乡间小学生的水平。但是也应当承认，这种现在大家都觉得荒唐可笑的世界观，确曾在前一个世纪里普遍地存在过。它的根子扎得很深，不仅到这个世纪初期小学生们还得靠它来认识外边的世界，现在是否已经云消雾散，可能还不易肯定。

如果以这个出发点来对照这本小册子里所看到的我的世界观，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从什么变到什么呢？允许我自己用笼统的话来说，是从感情的反应进入了理智的探索。这应当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根本的变化。评价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如果只以它合不合自己的胃口来做反应，合则说好，不合则说不好，那就是感情的反应。一个人最初接触到和自己不同的文化时，凭个人好恶而感情用事，那是免不了的。只有感情用事碰了壁，吃到了苦头，理智才能出头。理智出头就是要动动脑筋，看看跟我碰壁的对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感情反应是容易的，好恶之心人皆有之，呼之即来。用理智来认识客观事物却不简单了，要端详、要观察、要琢磨、要思考、要验证。这个理智活动的过程即普通所说的探索。

我手边已没有《镜花缘》这本书，无法去查考，作者有没有交代，为什么提这个书名。望文生义，镜中之花应当说是实物的反映，并非主观的虚构。这和早年我读过的英国“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不同，前者是“写实”，后者是寓言。用写实来要求《镜花缘》，以现有的知识来评判，应当说是荒诞无稽。但凡是以反映实际为目的的探索，总是有事实上的限制。反映事物的镜子是人的头脑，而人的头脑不是仅有理智，它还包含着感情。真伪之外，还有好恶。何况理智要有观察为根据，而观察不可能不在有局限的时和空中进行。所以凭理智来认识世界，只能说是探索，探索的结果是否真实，大可留有余地，不妨包容着不同程度的荒诞无稽在内。《镜花缘》的失实，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我这本《外访杂写》中有多少虚构就得等以后的人来说了。

我说这小册子不过记下了我探索的过程，但探索什么呢？要用一句话答复这个问题，难为了我。现在看来，我这四五十年心里确是有一个疑问在烦恼我：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怎样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来体现宇宙的不断发展？这是个大题目，人类发展到这个时候，看来不解决这个问题，说不定会出现巨大的灾难。

人类是这个宇宙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地球上各处出现的一种动物。人比其他动物强，强在他们不但能群居，而且创造出了一个分工合作的系统，建立起一个社会秩序。靠了这个特点，他们世世代代积累知识，改造自己和改造自然。在近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无数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小群，融合成了一个个大群，到目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几乎都包含在一个生活上休戚相关的社会体系之中。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这个体系更没有完善。没有完善的意思是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多和一之间还没有协调好，矛盾重重。矛盾的性质错综复杂，一时还理不清。但有一条是基本的，大大小小的群体之间，尽管生活上已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但是心理上还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是其是，各美其美，甚至还要以我之是强人为是，以我之美强人为美，一句话，相互不理解，相互不容忍。这个“多元一体”还少一个共同的意识基础。怎样使人群间能相互理解是我要探索的课题。

要使各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非、好恶的各种人群之间互相容忍，互相尊重，我认为首先得通过理智的探索，去认识不同的由来。明白了各有各的理，才能求同存异，多元一体才能成为一个和平的格局，也只有建立了这个格局才能保证人类继续是宇宙发展的先锋。

我从《人生的另一道路》开始到《清水人形》探索了44年。“冯唐易老”，转眼快到八十。课题刚刚展开，生物的极限已经临近。我不过是我这个时代的西洋景的挑担郎，李汝珍一流人物。物换星移，让后来者踏着我们一代代的足迹去探索人类怎样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课题罢。

1988年2月4日

席间谈絮所引起的

我一向不善于应酬语言，每逢赴宴难免感到局促、拘谨。这次纽约受奖宴会上，却侥幸地就坐在一位谈吐如流水的哈代夫人座右。我一言，她十句；只要我随口出题，就能领教到一篇耐人寻思的议论。

比如说：我在上生菜时，只说了一句“美国的生菜真不错”，她接口的谈絮却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思索。她说：“这些生菜确实比早年的好得多，又厚实，又新鲜。这是近年来朝鲜人的贡献。”她紧接着又加了几句：“这一行给他们包了。哪一家不吃他们种的蔬菜？那些朝鲜人来时是难民，现在可全都富了。你们不是叫‘万元户’吗？他们很多是万元户了。”

我故作惊奇的神态以引她继续谈下去。“他们怎么能不富呢？半夜3点钟就起身了，一清早蔬菜已到了市面上，其他的美国人睡得正香，有些还刚上床哩。”

记得我在70年代末写的《访美掠影》里曾称美国是个“民族拼盘”。这个拼盘最近的10年又起了些变化。70年代引我注意的还只是纽约市里那一百多万的波多黎各人。我在40年代寄寓的科罗纳区当时是意大利移民的聚居区，70年代已让位给波多黎各人了。这区街道上的商店、电影院的牌子和广告全是西班牙文字，问路时用英语得不到答话。所以我说“一二十年后如果我还活着，又来纽约，也许必须带着西班牙语的翻译才能进行访问了”。这句话我是否言中，不敢说，因为这次到纽约时间太短，没有去追踪旧迹。从哈代夫人的口气里，当时在这个“民族拼盘”里还不那么惹眼的“东方人”，一别8年后，似乎正在突出起来了。

50年代朝鲜战争和60年代越南战争中引入美国的这两个地区的难民，现在已在新大陆生了根，当时的孩子都已成人。他们勤劳耐苦的东方本色，在新的土壤里开花结果，脱贫致富了。

哈代夫人的话已岔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但是我在一刹那，浮想起了上一天留下的还没有褪色的印象。上一天，我的一位老同学特地从远地赶到纽约机场来迎接我。他不是别人，我在《初访美国》一开卷就引用的那封长信，就是他在30年代写给我的。他在这封信里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作“人生的另一道路”。他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半生。现在我们都老了。过了一晚，我约他在我旅馆里，两人开了瓶红酒，相对闲话了半天，直到大家昏昏地都睡着在软绵绵的沙发里。

他告诉我，如果我迟到两天，我们就不能在纽约见面了，因为他和夫人已报名参加一个夏威夷避寒的旅游团，下一天就要出发了。他的游兴似乎不小，去年不仅到北京来了一次，还去过阿拉斯加。他又说，他夫人也退休了，所以可以到处走动。现在匹兹堡的那个前有草坪、后有花园的住宅已经卖去，住入了一个老年的康复中心，生活上一切都有现代化服务，出外旅游没有后顾之忧。听来他已经在“人生的另一条道路”上走到最后的一段，这一段的日子里的生活也已经安排妥帖了。

我从朝鲜菜农半夜起身联想到我的老同学的晚年旅游，似乎看到了这条道路的首尾两端。其间一段也正是“东方人”怎样进入这“民族拼盘”的过程，它正在改变着美国社会的人的结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去威斯康星机场，准备启程返国的路上，送行的一位华人教授和我在车上讲到我那位老同学时的一段话：“他总算最后赶上这一班车。不然他还是出不了头的。”他最后赶上的这一班车指的是60年代末期美国黑人的反抗风暴带来的对有色人种在就业上平等权利的立法。我那位老同学在美国待了有40年才算当上了教授。

那位送行的朋友带着一点感叹地加上了一句：“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哪个人心里不是绷得紧紧的？到能宽松时，已经老了。”我接口说：“心头紧，生活多少是宽裕的吧。”他笑了一笑，汽车刚要转弯，没有接话。

生活宽裕对上面提到的两位教授来说还不能说过分。但是我的那位老同学真是感到宽裕时还只有最近这几年。我8年前去见他时，他的夫人虽则已超龄，但还是不能退休，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孩子学法律的刚大学毕业，一个孩子还开始学医。学法律和学医的学费都很高，不是一个当教授的爸爸能负担得起的，所以还得妈妈出把力。前年小儿子也毕业了，妈妈才退休，老夫妇才能到处旅游。说来也很巧，那位送行的教授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个孩子开始要学医，孩子的妈妈就得工作。爸爸要来中国讲学，妈妈不能跟着一起来了。

我在《初访美国》和《访美掠影》中都讲过美国华人的特点。他们要经过几代人的接力，才能改变在“民族拼盘”底层里的苦力地位。以我那位老同学来说，他的夫人从父系说是第二代，从母系说已是第三代。他的父亲是躲在船舱底下混进美国的，一生关在洗衣房里劳动。他把自己的血汗转化成第二代的智力。当他年老时，已有一个当教授的儿子和一个当教授的女婿。这个儿子、这个女婿他们血液里还是流着中国人的传统，眼睛望着下一代，接力棒还得传下去。无论怎样劳累，也得把孩子送到社会上最有面子、生活上最有保障的职业里去。在当时向华人开放的就是律师和医生这些智力密集型的工作岗位。这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美国华人的一般出路，所以有人说美国的华人已包揽了科技工作岗位。看来这不仅限于华人，美国的所谓“东方人”可能都在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本世纪初期关在闷热的洗衣房里的华人不就是80年代半夜3点钟起床的朝鲜菜农？

怎样去理解这一系列的事实？美国的“民族拼盘”不仅是成分更多了，而且底层正在向上渗透。在席间我突然涌起一个念头：美国原来的那些WASP（信新教的西欧白种人，即17世纪初年从欧洲去的第一批移民）的社会地位看来正在被架空了。再看现在美国家庭里，从厨房、卧室到客厅里，所有的家具、电气用具和装饰品，在美国公司的商标底下，几乎十之八九有一行××制造的小字标记，××又几乎全是东方小龙的名号。美国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说正在被小龙们掏空了？架空也好，掏空也好，美国社会经济和结构正在起着内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意义，我还捉摸不住。

当我用架空和掏空这些带着警告性的名词来描述上述情况时，有些朋友却要我注意：美国原是个移民们的新大陆，现在不过向东方口子开得大一些，用不着大惊小怪。美国能在半个世纪里青云直上，历史上的机遇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对人才的开放才是关键。原子能的发明者哪些是美国老移民的后裔？还不是从欧洲和东方这一期引进的人才？远亲繁殖是培植优良品种的不二法门。美国在智力发展上引用了这一条法则。开放才能引起竞争，有了竞争，就会有人半夜3点钟起身下菜圃，社会上才能有又厚实又新鲜的蔬菜享受。你看到了四小龙劳动产品在美国的泛滥，却忘记了骑在小龙背上的那个无形的金融势力，这个势力又掌握在谁的手上呢？

我听了这番话，不得不转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8年没有飞渡太平洋了，我的头脑是不是还停在《访美掠影》上没有进入80年代？

1988年3月11日于北京

红场小记

年来一连串突发的变动，对年迈的人来说，真有点应接不暇，如入雾中。有的来得惊人，有的来得喜人，大多是始料所不及的。今年8月初应苏联科学院之约，轻装简从来到莫斯科小住一周，亦是得之偶然。

20年前，这对我还属于该批斗的非分之想。记得那时在干校劳动，休息时躺在棉田埂上，仰望飘着白云的蓝天，神游意放，不知怎的漏嘴，说出了要走遍天下，漫步红场的夙愿。

“这样的人现在还做这样的梦，想放毒天下，该批！该批！”于是便引起了“茶杯”里的一场小小的风暴。事犹如昨，没想到而今竟然坐在了红场边的石墩上，我不得不产生了“庄生梦蝶”孰真孰幻的心境。

这是我抵达莫斯科第二天的事。

其实头天晚上从机场入市经过林荫道时，我已从树隙中窥见了远处一个个金顶圆塔。座旁的主人指点说：这就是克里姆林宫。久仰的“圣地”果真出现在眼前。摆弄了我一生的风暴，不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吗？把它称之为“圣地”，谁曰不宜？

相隔一晚，时差还没有完全调过来，我却已踏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宫门。这里曾经一度是统治俄罗斯帝国的中心，和北京的故宫一样，如今已成为人民的博物馆。游人接踵，从甬道仰望过去，确似潮涌。所谓甬道其实是夹在用红砖砌成堞形的短墙内、缓缓向上的、用石块铺就的道路，有几百米之长，通向宫门。但是，到达门口，我的两腿却向我发出了“暂停”的信号。所以我便建议入门后取道偏左的斜径前行，那条道显然平坦些。可惜快走到一尊称为“炮王”的巨型铁炮前，我实在难以支持，央求留下，目送同伴们前去登堂入室，参观遗址故物。

同伴们走后，我独自挑了一方深浓的树荫坐定，等待他们兴尽归来。我则乘此畅览游人。广场楼高，游人渐行渐远渐小，有如蚁聚，往来蠕动。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肤色不同，服装各异，不失为展览对象。当然，经过“炮王”驻步者亦不少。他们把“王”团团围住，听导游高声解说。我在旁听其声闻其音而不明其意，但就其抑扬顿挫的音调，亦能体会其激昂自豪的情绪。由此推想，这尊特大的铁炮大概是当年在冰天雪地里击败拿破仑时大显神威的功臣。我本拟等同伴回来予以征询，但是见到他们之后，又因更急切地想知道怎样去红场，此事就被挤掉了。所以伴我半小时之久的炮王到底有什么辉煌经历，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

我一到莫斯科就不辨方向了。在我的感觉里，这尊炮王的炮口似乎应当是指向西方的。由此推想，几个世纪前是否已是东风西风谁压倒谁的时代了呢？（有位朋友看了我这篇短文后，笑着向我说，这门炮太大了，根本没有使用过，只是个“好大喜功”的象征罢了。这话不知是否可靠，不妨附注于此。）

我停下稍息，是因为当时已感体力不济，但心里还是惦记着红场，自思应当节点余力，免于力竭而使此行的主题失之交臂。我原来想象的红场，有如天安门，游完故宫，出门便可登场。我不敢说我想象的格局错了，但是对游客们来说，宫、场之间并无公开的通道，必须返回宫门，绕宫而行，转向侧道上坡才能入场。同伴说此道不算远，但对我来说确实不算近。幸亏沿路有长椅可以靠背而坐，且行且歇，且游且赏，就像逛公园似的。

事实上克里姆林宫的外围就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公园。游人多在此处憩息。路旁长椅，虽然不至于坐满，但也并不是虚设的。坐着的虽有青年男女，但大多是带着孩子全家出游的小家庭。有些还把婴儿车搁在座边，这使我感到这里大有周末气氛。但是屈指一算，这天还是星期五，而这些游客看来亦非全是“外宾”，怎么不是假日而这里会有这么多闲散的人群？我有点纳闷。同伴带点幽默的音调对我说：我们的周末是从星期五下午就开始了。如果再提早一点也可以。

各国作息制度不尽相同，各有特色。接待我们的一位主人是苏联科学院的研究员，他说他就不需要坐班，每年按计划写成一本书就行了。平时去院里走走，主要是为了和同事们见见面、聊聊天罢了。后来，我去参观了好几个研究机关，除了负责人的办公室有些很有气派之外，研究员的办公室即使是专用的房间，屋内的陈设都相当简陋，甚至零乱、邋遢，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书籍不多。可见他们的工作场所不在院内办公室，而是在其他地方，不是图书馆，就是家里。研究员的作息当然可以不同一般。那么，一般工作人员的作息又如何呢？在招待所，我们在与服务员的交谈中了解到，我们住的一层楼是由三名服务员承包的，日夜有人值班，平均分摊，一人做一天工，休息两天，周而复始。谈起工作效率，我们的主人总是笑着摇摇头，用流利的汉语说：“不行，不行，简直不行。”沿着宫门侧道走了近五六百米，我们来到有警察站岗的铁门前，也许这是环宫公园的出入口。离铁门不远处，我看见许多人围聚在一个红色的石台四周。石台内燃着一盆火，火焰远远就可以看到。这就是莫斯科阵亡战士纪念台。没有华表、没有石碑，只有燃着火焰的平台和台上军帽和步枪的雕塑。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平台周围的人群里有若干披着白纱的新娘（披纱还长长地拖在地上），由穿着黑色礼服的新郎牵挽，旁边还有一对对戴着红色披肩的傧相[1]。我们走近一看，有些新夫妇正在台前献花。看来，这里正在举行婚礼。陪同我们的主人解释道：莫斯科的婚礼也是多元的。这几年去礼拜堂举行婚礼的又多了起来，但仍有不少人到阵亡战士台前来行礼。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什么仪式都不举行，登记一下就够了。看来，复旧的、革新的，什么都有。这就是当前的苏联。我想不必去斤斤计较在上帝面前起誓与在阵亡战士台前献花哪种先进，更不必去讨论举行仪式和不举行仪式哪样算革新。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苏联正在变化之中。

出了铁门，右转即是走上红场的坡道，对我来说是相当陡的，因此也相当费力，两只脚越来越沉重，呼吸越来越急促，竟至气喘如牛，勉力前进，最后总算踏进了红场，望见了列宁的陵墓。然而，我至此已不能不停下了脚步……若是早来几年，一定还能更走近几步，去向一代英豪致敬的。而今老矣，见到陵墓，心愿已偿，聊可自慰了。

喘定下坡，驱车返回，一路思绪如潮。花开花落，逝者如斯，但恨年迈我来迟。

1990年8月16日于莫斯科十月广场科学院招待所

[1]即婚礼中的伴郎、伴娘。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逝者如斯未尝往

杜鹃与杜甫

植物学家龚自珍

悼锡德兰·韦柏先生

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

雄圣甘地

缅怀肯尼雅塔

缅怀福武直先生

第二辑 良师与益友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

信得过的人

悼愈老

旅途读巴金《随想录》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第三辑 风范与风物

物伤其类

一封未拆的信

郑兆良和积铁

悼福彭

“严伊同学”

一代良师

在人生的天平上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人不知而不愠

开风气 育人才

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

爱国学者的一代人

推己及人

第四辑 人生的况味

日译《生育制度》序

两篇文章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

谈写作答客问

《社会学文选》自序

《山水、人物》自序

《云南三村》序

八十自语

忆小学乡土教育

《行行重行行》前言

猴年辞岁

第五辑 文章千古事

《爱的教育》之重沐

读张菊生先生《刍荛之言》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曾著《东行日记》重刊后记

旧话相应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青春作伴好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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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是温暖的驿站 : 费孝通人物随笔 / 费孝通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0

ISBN 978-7-5596-2529-8

Ⅰ. ①人… Ⅱ. ①费…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2114号

人间，是温暖的驿站 : 费孝通人物随笔

作 者：费孝通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郑晓斌 徐 樟

特约监制：木易雨田

特约编辑：李 娜

装帧设计：易珂琳

版式设计：徐 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4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7印张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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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逝者如斯未尝往

杜鹃与杜甫

我不识杜鹃，亦未听见过杜鹃的鸣声。即或听见过，亦因与杜鹃素不相识之故，未及倾耳细味。但是为了杜鹃在中国文学上却久已成了一个很普遍的题材，所以我意想中的杜鹃也成了一种神秘的“诗鸟”了。

我屡次想寻一个机会和杜鹃诗鸟一见，并且常喜搜集关于这诗鸟的记载，但是为了自己学识浅陋的缘故，好久得不到良好的结果。犹记得在姜尚愚先生教我们历史时，曾一度讲起它，并且转述其鸣声。唯隔了两年的现在，实在追忆不起了。

由诗鸟杜鹃，常联想到诗人杜甫。这种联想虽是一种极可笑的事，但是在相同的“诗”和“杜”两字上，或未始不可强为相联。

在杜甫的两首诗上——《杜鹃行》和《杜鹃》——使我更认为有相联的可能了。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万事反覆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

照传说上说：“蜀之先，肇于年皇之际；其后有王者曰杜宇，称帝曰望帝。后化作杜鹃，人民见鹃鸣而思望帝。”

杜鹃是望帝的化身，久已为人所公认。所以杜甫见群鸟的“礼若奉至尊”，不免要引想起当时乱世的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加上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如何能禁不放声一唱！他想，若果真在这乱世里出了一位赤心的明君，他一定愿和百鸟的待杜鹃一般地侍奉和扶助他。就是一个“寄巢生子不自啄”的皇帝，也愿“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的“礼若奉至尊”。但是可怜，在这禽鸟都不如的人类；在湮灭失传了人伦礼法的人类；在除了互相残杀和争斗外，毫无其他合乎人道作为的人类里，既无明君可寻，更没顺民可求！所以他不能不反而去歌颂禽鸟地说：“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

进一层，他就杜鹃认作了他想象中的明君了。所以他“我见常再拜”，以致一旦“身病不能拜”，就“泪下如迸泉”了。

依我这种无谓的牵引起来，杜鹃与杜甫，却发生了君臣关系了。我为了崇拜诗人杜甫，更不能不急欲一见杜甫的“明君”诗鸟杜鹃了。

前天在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上读了一篇济慈的《夜莺歌》，在“其声哀痛口流血”一点，我又疑心济慈的夜莺即杜甫的杜鹃了，惟其所不同者济慈以夜莺自比，杜甫以杜鹃比明君罢了。

1927年11月28日晚草于东吴一中

植物学家龚自珍

在暑假时，因青哥很喜读龚自珍的文章，所以把一部久藏在书架角里，连我见都没有见过的《定盦全集》，移放在天天遇见的书桌上了。

我因为它外观既不美观，翻开来又是每行里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奇怪生字，所以我恨透了它。但是在晚上乘凉时青哥常大赞而特赞龚自珍的笔法什样有奇气，什样有色彩。他常背了几段给我听，我虽则似懂非懂，但是却常给他引得发笑起来，因为龚先生的文章里常有许多奇怪的植物名字，真和植物学教科书一般。

后来我顽性敌不过青哥的引诱，也跟胡乱地读了几篇。虽则不用心地去读，不会增进什么知识，但是龚自珍之为植物学家，却给我证实了。只要看他几篇游记，他没有一处不在百忙里夹述两句关于植物的记载，而且用他植物学家的眼光来分析：“这是什么名称？这种植物出产在何处？产在这里的植物比产在那里的好是坏……”

举几个例来说：

《说京师翠微山》：“……草木有江东之‘玉兰’，有‘苹婆’，有巨‘松’‘柏’，杂华靡靡芬腴……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不忘龙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飞，白昼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亩。平生至是，见‘八松’矣。邓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肃；邓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邓尉之‘松’，殆不知天地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间不可无是‘松’者也！”

《说昌平州》：“……其谷宜‘麦’亦宜‘稻’……其木多‘文杏’‘苹婆’‘柿’‘棠’‘梨’……”

《说天寿山》：“山多‘文杏’，春正月作花，山之势尊，故木之华也先；山气厚，故木之华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虽寒而不冽……”

《说居庸关》：“……木多‘文杏’‘苹婆’‘棠’‘梨’，皆怒华……”

《记王隐君》：“……出门遇‘梅’一株，方作花……桥外大小两树依倚立，一‘杏’，一‘乌桕’。”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阜有‘桂’，水有‘芙’‘蕖’‘菱’‘芡’……”

综合以上所举的几篇里，关于植物的记载已不下十余种。若他不是植物学家，如何会识这许多连我们听都没有听过，见都没有见过的各种植物，如“苹婆”“玉兰”“芙”“蕖”这些东西呢？更加上了他建造了病梅馆去医疗病梅，所以参互求之龚自珍之为植物学家无疑了。

但是龚自珍的植物学家，固异于现在的植物学，他所研究的是“气”，而近代植物学家所研究的是“质”，易言之，龚自珍是个艺术化的植物学家，不是科学化的植物学家。但是无论如何，在龚自珍文学家的尊号上，总是可以套得上植物学家的尊号的吧。

1927年11月30日于东吴一中

悼锡德兰·韦柏先生

能及身见到自己孕育、保养、栽培、提携的理想长大、成年、发华、结实的人物是历史上所罕有的，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首创者，工党之父，锡德兰·韦柏先生〔（Sidney James Webb ）即柏斯斐德男爵（Lord Passfield）〕却是罕有者之中的一个。他以89岁的高龄，在工党政府调整阵容，以壮健的自信迎接英国近代最艰难的第三届国会的前夕，与此深深刻上他思想烙印的祖国，与此正徘徊在和平歧路，受着左右思潮激荡，已近迷惑的世界，长辞永诀了。如果还有人对这已为人间服务了超过半个世纪的记录觉得不足，真未免贪婪；我们只有抱怨上天对英国的偏心，竟这样地不吝啬人杰，让这蕞尔岛国上，在过去百年中，聚集着这样多不世出的才智，而且，怎能使人不妒忌，又给他们这样长的寿命？至今还有萧翁硕果独存；以经验，讲历史。就是这些老而不旧，历久而不顽固的人物，支持着英国社会兴替的秩序，变迁得这样深，这样快，而依然有条不紊，从容有度；革命不需流血的光荣成就。

可是，韦柏先生的逝世还是使人感觉到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好像寿命给他这种人的限制是不公道的。读他书的人从不会想到他的年纪，他的思想永远不过时，只要是他还活着。78岁的时候，他还会写出1200页的巨著，而且这巨著却又是对苏联社会最公平的介绍和批评。年龄竟成了复利的母金。谁会不私下猜想：“当他过百岁生日时会给我们什么宝贵的纪念品了？”他永逝的消息带来的怎能不是失望，一种似乎不应当有，但又是免不了的私怨，放走了一个缺不得但又留不住的客人一般的怅惘，一种寂寞，一种空虚。

这时我又想起了斯宾塞（Spencer），那一个汇集英国个人主义时代的大成的哲人，弥留时，韦柏夫人向他说的话了。她说：“当我们丧失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是不能缺的。”和空气一样：有时，太自然了，不希奇的；没有时，那才是不得了。我们实在不应让上帝把韦柏先生召回天国，我们人间还不能缺他。这是他：缓冲了现代工业所带来的阶级争斗；这是他：筑下了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是他：豁免了英国，可能是全世界，一次左右壁垒分裂所会引起的流血悲剧。如果我们没有沙迷了眼睛，怎能说：这已是他功德完成的日子？

——但是，这是我们过分的奢望。也许，我们应当让他安息了。他已指出了这条维持人类文明的道路，走不走应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韦柏先生的传记是平淡的：没有马克思的流亡，没有拿破仑的长征，甚至连罗斯福的小儿麻痹症都没有。他不像穆勒一般7岁能文，他也不像小彼得一般弱冠执政——他虽则没有这些，但是对时代的贡献却不下于任何一人。

他这平淡的一生开始在一个平常的家庭里，像20世纪中叶英国中层阶级的其他家庭一般的平常，平常得不时夹着些恼人的贫窘。但是不时的贫窘并没有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16岁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活，在一个经纪人的写字间里当个小书记。这工作并没有阻碍他求学的生活。三年的自修使他能通过文官考试进入公务职位。按部就班地连续应试，22岁升到了最高级的书记官的地位。公务又限制不了他的学业，公余他在法律学院上学，经过10年，使他能辞去公务，执律师业。

33岁起，开始他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涯。他那时被选入了伦敦地方议会。他的从政却和别人不同。多年公务员生活和他善于思索，不懈观察的性格，使他对于政治，尤其是行政制度，发生研究的兴趣。他参加政治的动机并不在个人事业的发展，而是想从实地经验中去了解英国政治制度的情况。从那时起，他开始写他那七大巨册的《英国地方政治制度史》，在他平生的著作中，还只是极小的一部。

他平淡的传记中唯一略具色彩的节目是他的婚姻（假如他迟生半个世纪，他这种婚姻也并不能说有任何别致之处）。他的夫人裴屈莱斯·波特（Beatrice Potter）是伦敦有名的望族九姊妹之一（另一个姊妹就是现任经济部长的克利浦斯的母亲），自幼跟从父友斯宾塞学习，眼看这独身的哲学家怎样一页一页地写成他的名著综合哲学，可是她却在个人主义的渊源里蜕化出了社会主义的根苗。从社会地位讲，这一宗婚事，在当时看来，是相当“非常”的。也许从性格上看去，也不易使人能预料到他们的结合。韦柏先生平稳的性格一如他平稳的身世，是个不易激动，理胜于情，胸无城府，坦白易近的人，而他的夫人却是个感应极锐利，悟性极敏捷，而且又是富于清教徒的道德观念的人。可是这许多距离却阻挡不住这两人的结合，共同的兴趣给合了他们，他们的结合又产生了共同的事业。自从结合之后，他们的事业实在是“共同”的：写的书是共同的，不但一同搜集材料，一同讨论，连写出来的文字，都分不出是谁起的草。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像是一个作家的笔名。没有人能想象假如锡德兰不加上裴屈莱斯英国文坛会有怎样的损失；损失是一定的，自从1943年裴屈莱斯死后，锡德兰从没有再出版过一本书。这四年的寂寞生活可能是韦柏先生成年之后贡献最少的四年。

“费边”（Fabian）像是韦柏夫妇的绰号，他们不但是费边社的开创者中的要角，而且一直是该社的台柱，虽则他们并不是开创者之中最后去世的人物，只差萧翁一位。费边本是古罗马名将，他采用迁延战术击败汉业堡。这字因之用来指缓进主义。韦柏夫妇采用此名来称他们的学社表示他们所主张的是：慢慢的，用正常的民主政治方式，争取国会里的名额，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立法。这方法比了马克思所主张革命的方式是缓进的，是迁延的，所以是费边的。

激进的社会主义认为“费边”是条盲巷。因为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只有在对于资本主义下的特权阶级有利的时代方能存在，如果这方式会威胁他们的特权时，他们立刻会取消这种方式，不等到你能用这方式去打击他们时，这方式本身已经不见了。这说法自有相当根据。民主政治是协商的政治，是同意的政治。如果有力者不愿协商，不愿同意，这种政治自然不能成立。因之，民主政治的最后试验是在社会上有力分子是否能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而放弃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不去破坏这政治的方式。激进社会主义认为天下不会有已经执到权力，已经得到特权的人，不想尽一切方法，包括暴力，去维持权力和特权的，所以夺取权力，消灭特权，不可能不用暴力。

费边社会主义却说：“让我们试试看。我们英国人也许可能不需要暴力的。这样说好不好？只有在不尊重民意，想靠暴力来维持少数人特权的地方，才会发生暴力革命，所以如果我们能说服这少数人，使他们明白在暴力革命丧失特权不如自动的放弃为上算，暴力革命不是就能避免了么？我们相信英国人可以有这一点聪明。”

韦柏先生不但说这是可能的，而且要使这可能性实现。他教育和组织人民，领导他们争取应得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他尽力说服对方：辩论，著作，用事实证明他的看法，要求大家以理智和远见来求公共的幸福——这是他一生的事业。

在教育事业上，他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友里包括现在政府领袖艾德礼、唐尔登、诺贝干等——把社会科学列入大学课程中。他创刊《新政治家》周刊，一直到现在还是英国有力的进步舆论的发言者。他主持费边社的研究计划，对英国社会制度的各方面作详尽的研究，历史性的和实地调查性的研究报告陆续发行，使英国人民对于自己的社会有充分的了解，了解是理智的开始。

在组织事业上，除了他所主持的费边社外，他促进了工党的成立。工党是费边主义的实验。他呼吁劳工阶级团结，参加选举，进入国会，执掌政权，实行社会主义立法。1915年，他自己出任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主持工党政策的厘定。1919年他被选入国会。1929年在工党政府里，他担任商业局主席，他举行了一次空前的英国工商业调查，是后来经济计划的基础。这时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他力求退出实际政治，因为他明白他的贡献并不应限制在日常的公务上。但是政府不肯放他，他又入过一次阁，一直到1931年才达到这愿望。

他所参加的那次工党政府，并没有在国会里把握绝对多数，所以实验的结果并不能使他满意。英国的特权阶级固然比别国聪明，并不想破坏民主政治来保障自己的特权，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并不能有效的，但是也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肯轻易放弃特权。工党政府终于垮了台，韦柏先生默默地在思考着这些基本问题。在1923年他已经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败》一书中指出了这困难：资本主义并不肯自动地退让。他于是研究苏联的革命，他偕同夫人一起亲身到苏联去视察，1935年，他那部介绍和批评苏联的巨著《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这是他最后一部巨著。

从那时起，世界已进入一个将到的大风暴。东方的日本烧起了侵略的火焰，欧洲的反动势力从西班牙入手，终于把英国卷入了战火之中。在战争中，韦柏先生似乎给人所遗忘了。但是他没有忘情于这个多难的世界，他厌恶暴力，而暴力正支配着整个欧陆；他怀爱民主，而民主已成了软弱无能的罪名。他一生的信仰正在遭受火的考验。这时已不再是话和笔，而是血和肉的答辩。在这最危急的时候，1943年，形影相依，偕老白头的裴屈莱斯，受不住这丧乱和忧患，先他去世。这一切的打击对他是深切的。但是他还活着，他要得到一个答复，才愿意长辞永息。

1945年带来了他所盼望的历史的答复：法西斯崩溃，民主政治得到了最后胜利。这还不够，7月26日，他微笑了；英国又成功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他一生所努力的目标，工党在民主政治正轨上获得了政权，而且在国会里得到了绝对多数的地位。他祝福他自己培育出来的子女们：

“现在可成功了。”

韦柏先生是有耐性的，他是费边。费边不怕失败，因为缓进就是节节失败，节节上进的意思；这和急功相反。谁也说不定英国是否能保持这革命不流血的记录，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宝贵的理想。在这刚受暴力摧残过的世界上，这理想更值得宝贵，更值得爱护。

我们留不住韦柏先生，但是他所带给我们的理想却不能让它轻易离开这人间。

1947年10月31日于清华胜因院

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

恕我又一度地在英伦传来的丧钟声里写这类追悼的文字。时代汹涌激荡，浪花四溅里更显得滚滚巨流的浩荡无涯。千古人物，来去匆匆；今昨之间，宛如隔世——历史刚要翻过一页，史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的名字轻轻地在书角卷影里溜过了我们的眼梢。要过去的终于过去了。

威斯敏士特的巴力门在正为游丝将断的外长会议所烦忧的气氛中（12月15日），议长宣布了为前首相鲍尔温致哀的仪式，静默中带来了多少人不同的回忆。11年前就在这屋顶之下发表皇储逊位的英雄，曾不断地受过当今议席上占着多数的人们的咒诅（这个从来没有被工党所饶赦过的铁腕），但是在这天的哀悼中却没有了仇恨，恩怨在巴力门里，真可以像伦敦的雾一样容易浓，一样容易消。共党的议员Gallacher并非例外，他说：“希望没有什么话，没有什么事，会在现在说来和做来，去打搅他的安息。”像是失去了一个朋友，虽则生前他们对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亲热。

鲍尔温象征着过去的英国；他是个典型的一代人物，那正在消逝中的一代；那简朴、认真、坚韧、拘谨、保守、自负的人物。承继着宏伟但是森严的祖业；在这巨邸里多的是过去的光辉，但时间已蒙上了陈旧的一层；望去虽不失香色古雅，接触上却冷酷没有温情，不但如此，骨子里已经腐蚀，门面固然还算完整——那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

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是曾在19世纪蓬勃地创造帝国伟业的资产阶级，在战争的亏耗，列强的争霸，殖民地的反抗以及打击下，艰苦撑持的衰落局面。从现在看来，也正可以说是这阶级最后的挣扎。鲍尔温的差使并不是愉快的。他要在英国传统民主所允许的方式中遏制那就是从传统民主精神所孕育出来的一个新势力，要求经济民主的新势力。这曾领导过英国人民向封建社会要求解放的资产阶级，经过了几个世纪，终于造下了个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使早年所标榜的政治平等和自由失去了真实的内容，劳工群众并不能公平地分享工业所带来的优裕生活。当他们想从政治民主中去要求经济民主时，面前却横着个有经验，有才干，有决心的保守势力挡着路。

具有悠久渊源的英国新贵族，资产阶级，是优秀的，不是腐败的。从他们自己的利益说，是负责的，有为的；从相反的利益看去，是狡猾的，老练的。他们不是暴发户，不嚣张，沉得住气，计算周到，行动阴险，“假冒为善”因之也成了咒诅他们的确当名词。如果人类历史里缺不了一段以个人来负责积聚财富，扩大生产力，建立有效的经济组织，把人们从封建和乡土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英国资产阶级确是完成这任务最合式的人物。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式微，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人谋不臧，而是时势的改变。像鲍尔温，像丘吉尔，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来评价，不能不承认都是一代人杰。

英国历史上缺乏拿破仑式的人物，把个人权力的扩大和维持作为他行动的枢纽；英国的政治家常是利益集团的公仆，他们个人的毁誉和所代表的利益的毁誉，因之也应当分别而论。在英国人的眼光中，公私的界限从不相混，私人间的友谊尽可跨党，他们也从不吝啬对异党的精彩表演报以会心的微笑，甚至热烈的鼓掌。下棋的不会恨毒对手的妙着。

鲍尔温在异党支配下的巴力门里能赢得全场真挚的哀悼，并不是靠他一生的政绩，而是靠他始终如一的政治风度。他的风度，别国人士也许很难欣赏，却正是英国式的。

他在首次组阁的演说中引为最足以自豪的，不是他政策的高超，而是在他内阁里半数以上的阁员是他中学的同学。这一个小小的插话，引起了全场的赞许。只有英国人会这样。英国当时从政的人物大多经过贵族性的教育，最著名的是两个中学，伊登和罗培。在他们的教育中最注重的不是技术，也不是学识，而是在社会生活中所需的组织力，责任性和领袖气魄。这些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在团体竞赛中，所以足球和赛船在他们学校生活竟成为近于仪式性的大事。在这里他们要实践传统的基本道德：fair play，sportsmanship那一套很难找到确当翻译的精神。这些精神就是他们政治的基础。鲍尔温这小小的插话表白了他将谨守“队长”的任务，也是保证了他有遵从传统精神的决心。

在他退休的告别词里，他又说，最使他安慰的是他有机会把他的地位传授给张伯伦，因为他早年曾受知于张氏之门，得之于张氏的还之于张氏，无愧于心。这并不是私相授受，把国事看成家事。这一层他不必顾忌，因为首相的地位是要经过在朝党的推荐，他并无决定之权。他这样说却表示了“自己不过是个别人的公仆”，对政权没有私心的贪婪。英国人喜欢这态度。

再说他的退休，这在英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并非由于在国会里失了信任，也不是因为衰老难持，而是为了实行传统fair play的精神。爱德华的婚事为难了这负有管束皇家责任的首相。一个离过婚的美国平民妇女，如果被拥为万民之母的皇后，真太使保守的绅士们难堪了。但是固执的皇储却不愿为这传统牺牲他私人的幸福，于是被鲍尔温逼得自动让位。鲍氏这样做，固然卫护了皇室的“清白”，但是逼宫之举，未免太违反人情，太对不起爱德华，于是事成之后，悄然引退。这种“公平交易”在别国人看来可以是无聊，多余和没有意义，但是英国人民却在静默中赏识了他的“无私”。

鲍尔温和丘吉尔性格上则相反，如果没有战争，丘吉尔也许终身不会在英国掌执政权的，因为英国人并不喜欢丘老那样叱咤风云的豪放，鲍尔温才合英国的标准。以他们两人的文章说也够看得出他们的分别了。丘老是属于阳刚的一路，讲声调，重色彩，多重复，富刺激；气魄浩瀚，热情充沛；用的字怪僻而复音，用的句子排列而对称。鲍氏却一切反是，他善于用单音字，短句子，通俗而平易，淡如水，清如涟，絮絮如老妪话家常，亲切而近人；简洁，明白，淳朴，坦荡，是属于阴柔的一路。英国的性格如它的景色，阴柔胜于阳刚：旷野草原，凹凸起伏而不成山冈，虽不能极目万里，但宽放舒畅，也不会起局促之感。雾雨迷蒙，更隐蔽了明确的线条；阳光稀少，又培养出晦涩含蓄的画面。在政治上相配的是鲍尔温和艾德礼，不是丘吉尔和克利浦斯。我并不是说克伦威尔、庇得、丘吉尔、克利浦斯不能在英国政治上奇葩怒发，但是这些究属风云豪杰，是变局而不是常态。

阴沉并非苟且，鲍尔温是多谋的。他守卫这已将被时代所扬弃的传统，真煞费苦心。这样一个人才担负起这样一件与历史无益的任务是值得惋惜的。我们对曾国藩的遗恨正不妨借用来凭吊鲍氏的际遇。他们只拖延了无可挽回的趋势，寂寞的归结于无情的灰飞烟灭，如果不在英国，还无从得人宽宥，而免于后世的指责。

第一次大战之后的英国实在已到了清算帝国的时机，资本主义所导引出来人间的残杀已空前地演出了一幕，人类如果有智慧的话，这教训应当已经足够。当时英国并非没有人感觉到穷通变革的需要。战时首相劳合乔治已开始从温和的立法过程去迎合劳工的要求，但是雄厚的保守势力还没有死心，他们挑选出这个忠实的阶级公仆，鲍尔温开始向进步势力反攻了。他著名的“卡尔登总会”的演说，在1922年击破了英国自由主义的堡垒，劳合·乔治下台，自由党从此一蹶不振。中间政党的垮台使劳资阵线短兵相接。他知道这一个硬仗绝难幸免。1925年矿工罢工的巨浪以压倒的优势袭击资方。他付了2200万镑工资津贴的代价缓和了这攻势，争取了九个月的时间；他并不利用这休战去想法解决矿业里的纠纷，而在准备他的反攻。他组织了一个“资源维持机构”，以备罢工时应战。等他准备就绪，1926年大罢工终于降临。他审时量力知道劳工阵线有隙可乘，逼住工会下不了台，当调解已属可能时，他走了。罢工对于国家经济的损失，他不关心；罢工所引起社会的混乱，劳工的穷困，他熟视无睹；劳工要求的合理，他更不考虑；他拖延着这个于劳工不利的局面，他心目中只有一件事，要一劳永逸的彻底把劳工的新兴势力压制下去，使这世界成为资产阶级的温床。他肯付代价，有耐心等待。到劳工阵线混乱，到一般舆论厌恶罢工时，他还手了。1927年，他在国会里通过了限制罢工的法案，用一面重枷压上劳工的肩头，一直到20年后，才被现任的工党政府所取消。

鲍尔温想为资产阶级建设的温床并没有因之稳固，1929年，工党又在大选中抬了头，但是鲍氏却镇静应付，他所代表的势力还是雄厚，最初是金融势力逼着工党内阁开放政权；他握有民营的英伦银行在手掌里，麦克唐纳跳不出他的圈套。联合政府成立，麦氏出卖了工党。1931年工党在大选里一落千丈，保守党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胜利，他们的政权一直维持到这次大战的结束。忽视鲍氏的政治手腕是自欺，他至少延迟了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有20年之久。如果没有第二次大战，谁也说不定，他是否可能不致及身见到他所打击的势力终于长成的。

他的失败也不能说是他自己造成的，更正确一些说，他虽则善于招架，但是他所卫护的传统秩序中的矛盾却日形显著，终归瓦解。他为了要打击劳工势力，限制罢工，纵容主要的工矿业由私人无计划的经营。单以煤矿一项说，出量日跌，大批矿工抛弃了这不见天日的地穴，向都市转业，以致劳力缺乏，伏下了去冬英国煤荒的根源。多少工业区域遭受了不景气的风暴，沦为萧条区。我在《悼爱玲·魏金生》一文里所提到的“饥饿请愿”就发生在1935年，为了失业而引起的抗议。这些事件固然没有直接威胁鲍氏所代表的保守政权，但是国富消耗，使他不能不缩紧军备，最后差一点竟可能抵不住外来的侵略。

缩军本来是应当的，但是英国的保守政权在第一次大战战后，像这次战后的美国一般，依旧一贯地在世界上维护那曾引起过一次战争的经济秩序；战争的根源不加清理，还是想用着传统的分化政策来维持势力均衡的局面。当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1]的时候，鲍尔温一方面在国联里反对意大利，而同时却和法西斯的黑衣宰相讨价还价，要保证英国在地中海里的利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新趋势并没有了解的能力，因为除了保护他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外，并没有其他的兴趣。他的继承者张伯伦在希特勒已经拔剑张弓时，还幻想他可以利用这霸王东向为英国资产阶级铲除个敌人——苏联。鲍氏的缩军政策是为了要减轻受创了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担负。他聪明知道这担负如果转嫁到劳工身上必然会加强新兴势力，但是自己却又担负不起，于是一方面纵容法西斯的抬头，另一方面又暴露自己的弱点，鼓励法西斯的侵略行动。如果人类的兴趣是在和平，不是在任何集团利益的维持，历史对鲍尔温的政策是难以原谅的。

当少数人的利益并不能配合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就不免会发生鲍尔温所遭遇的运命。鲍氏的风度，文采和才能，虽则邀得了巴力门的崇慕，但是盖棺定论，岂能免于“一代之能臣，和平的罪人”的批语？

鲍尔温死了，同他一起消逝的是英国历史上重要的，但并非最光荣的一章。如果这过去的确是过去了，我们也不必再去打扰这已安息了的魂灵了。

1948年1月11日于清华胜因院

[1] 阿比西尼亚：又称为埃塞俄比亚帝国，存在时间为1270年至1974年。

雄圣甘地

雄是一时的，圣是永久的；雄是权变，圣是常道；雄是术，圣是理。雄和圣要能相合，使一时的成为永久的，使权变不离常道，使术不悖理，是难能，因而也可贵。不择手段是雄而背圣，用行舍藏，怀道隐遁是圣而弃雄——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雄圣联不上，使人怀疑现实和理想，政治和道德，总是相排斥的。甘地在人类历史上是仅有的人物；被认为相排斥，相对立的将在他的一生事业中证明是相合的，相辅的。雄和圣将结合在甘地身上。只有像甘地这种坚韧的灵魂，凝聚的气魄，苦炼的肉体，才能当得起这真理的考验。这考验真无情，在他自称已是“垂死老人”时，还不给他安息的暮年，还要他在这人类文明的被雄而忘圣的人物所威胁，道德基础被凌辱，人格国格被金元所亵渎的关头，再度标象出迷惑了的人群自救的道路。

他如骸的肢体，他如丝的喉音，还要被历史借用来警醒这面临空前灾难的世界。他说：“我没有足够能力说话或行动的日子已不远了，”但是他继续说，“在上帝的手里，就是死，我也不怕。”——“上帝使余开始绝食，故惟有上帝能使余终止绝食。”

他这次绝食是由于印巴冲突而引起的。绝食是甘地常用的武器，以非暴力抵抗暴力的武器。可是这次他所要抵抗的对象却不是外来加于印度的暴力，而是外力消除后所爆发出来内在的暴力。这使他更痛心，因为他的仇敌，暴力，并没有离开他，已进一步逼入印度的魂灵。他的仇敌并不是什么人，什么国，而是暴力本身。谁使用暴力就是他的仇敌，但是谁放弃暴力也就是他的朋友。暴力像是魔鬼，附着人体，去打击人类的文明，甘地并不因这魔鬼所附着的人和他的亲疏而改变他的态度；他会自杀，如果这魔鬼附着他自己。

甘地所不肯屈服的是暴力，他向暴力宣战。这似乎是矛盾的说法；多少人讥笑甘地，一说起武器，一说到宣战怎能不包括暴力？向暴力抵抗，向暴力宣战，自己就得用暴力，也就是对暴力屈服了。非暴力就谈不到抵抗和宣战——这表面的矛盾也正包含在我们“止戈为武”的训诂里。我们的历史却没有证实这种训诂并非是不可能，这是甘地，在为这训诂作见证。

暴力不能以暴力来消灭，这样做不过是以暴易暴，暴力换一个附着的躯体。战争，暴力的冲突，正是暴力滋长的沃土。暴力会传染，会像瘟疫一样地蔓延。所以克服暴力决不能是暴力，但是什么呢？甘地要答复这难题。

多少人讥笑过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讥笑他的人认为不以暴力去回击暴力，将永远被暴力所压制。暴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当自己能利用它来压制别人的时候，这是个好工具，如果被人用它来压制自己的时候，这才是该咒诅的，其实该咒诅的并非暴力，而是为什么自己不能有效地使用暴力来压制别人。好汉要自强，那是承认了人和人的关系只是力的平衡；不是去取消力，而是自己增加力。

忽略人和人之间有着力的平衡是错误的。人从禽兽的水准里冒出来，但是骨子里还是充满着兽性。禽兽的水准，大体说来，弱肉强食是一条原则，存在是力的平衡；但是认为人和人之间只有力的关系，也是错误的。人在个体肌肉之暴力之上发现了有组织的团体之力。靠这力量人吃了禽兽，不被消灭就被豢养。团体之力在其在外的表现上也可以是暴力的，但是这更强的对外暴力却是从否定了对内暴力里得来的。否定暴力是道德，是团体间合作的保障，是和平，友爱的基础。

讥笑甘地的人认为暴力决不会消灭，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一家，人类是一个大团体，全体合作来创造文化是幻想。这种幻想被视作不切实的宗教，即在宗教里，他们甚至可以说，和平的世界也只是已失去的伊甸园和身后的天国，不是这个人间的世界。在人间，不会有统一的利益，永久是分着壁垒，分着团体，也永远有冲突，解决冲突的方法最后也只有暴力，和平不过是休战，友爱不过是假面具。现实是政治，是权变，是玩手段；甘地错认了现实，相当残酷的现实。他是个幻想者。幻想者应当做个小说家，至多是个宗教家，但不能是政治家的。

但是甘地却是个实行家，他在儿时就有印度统一的美梦，现在没有人能否认印度有今天的独立应当归功于甘地。他在把理想实现，在依着他的理想改变现实，决没有停留在幻想的虚无缥缈间。但是他的“政治”却有别于普通的“政治”。他是超出现在所谓政治家所默认的前提。西洋的政治家有着一个至今没有变的前提：世界上永远有着主权分立的国家，国和国之间依赖暴力维持平衡。战争是一切计算考虑不能少的坐标。他们也谈“天下一家”，而实际是“一家天下”。天下一家是指全体人类是一个团体，所谓一个团体就是有一个道德基础，道德原则适用于一切人，不因所属团体而加以分别。一家天下是某一团体独占暴力，统治其他一切团体。

甘地放弃了这前提，他要以同一道德原则来应付一切事变。他反对英国统治印度，他也反对日本统治中国，他更反对印度统治巴基斯坦，或巴基斯坦统治印度。他欢迎一切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但是他不相信暴力是解放的手段。他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曾发表过一封公开信，这封信也曾引起英国政府对他的怀疑。他在原则上同意日本要赶走西洋在东方的统治，但是他指责日本，用暴力来做这事，结果将是以暴易暴。他反对印度参战，但也反对印度利用日本来赶走英国。他这种被认为不切实际的政策，我相信到现在也许可以使一般人了解了。

他一直在警告人类，暴力会腐蚀人性。战胜国家靠了它所使用的暴力获得了胜利，但是会丧失它的灵魂。我想目前的美国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为了自由，为了民主，它培植了暴力，希特勒是死了，但是希特勒的鬼却战胜了美国。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人民自己丧失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丧失了罢工的自由；美国的传统民主精神在战胜纳粹之后会遭到内在的腐蚀，在事前很少人会相信，但是甘地却早预言了暴力的阴险。手里握有暴力的人，面目是相同，不论出身是什么。

甘地的任务是在建立一个大同的天下；除非我们认为这是不好的或是不必的，这如果是人类的目标，努力的方向不能是秦始皇式的兼并，不是拿破仑式的征服，这些在历史上证明是无效的；这里甘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不是暴力的统一，而是道德的统一。

讥笑甘地的人忘记了人类的历史。欧洲曾经有过两度的统一，一是罗马帝国的统一，一是基督教的统一。前者是暴力的统一，后者是道德的统一。在马槽里出生的拿撒勒人耶稣凭他道德的武器，继承了罗马的天下。这并非神迹，而是人类群体生活的原则。暴力的统一是一时的，而道德的统一是永久的。

印度是一个极复杂的群体组合；宗教，文化，种族把这大陆上的人民割离分碎，成了无数不相了解的团体。世界上最严格的社会阶层是印度的caste；世界上最排外的宗教是印度的印回两教；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是印度的“满哈拉加”和平民。在这充满着纷争的大陆上，在过去几百年来又加上了个曾是最强的大英帝国的统治。这里甘地勾出了个统一的美梦。印度如果能统一的话，世界的统一决不能是更艰难的事了。暴力曾表面上做到了印度的一体，那是英国的统治；但是没有人比甘地更清楚，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团体，因为在这纷争扰乱的局面中，缺乏一个道德的统一。他很坚决地否定以印度社会任何一个团体来代替英国的统治，那是以暴易暴，他拒绝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赶走英国，取得独立；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以暴力去赶走英国是做不通的，在二次大战时，甘地确有充分的机会采取革命手段获得独立的。但是他拒绝这种试探，他为了暴动而屡次绝食过。为什么？暴力会腐蚀他道德统一的成就。以暴力来倾覆英国统治是可能的，但是以暴力来建立统一的印度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他的认识是正确的，如果印度统一的障碍只是英国的统治，这次独立之后，不应再有印回的冲突了。甘地是现实的，他要在根本上下工夫。他去和被视为污秽的贱民相接触，为的是要在社会阶层的鸿沟上架一道桥梁，逐渐把鸿沟填平，他调解印回的歧异，他淡食单衣和贫民同甘苦。他在这许多阻碍统一的界线上跨过去，象征了印度的真正一统。没有仇恨！没有成见，他在建立道德的基础。

雄圣甘地——这一个亿万人所信赖的道德标准，不但了解人间道德的力量，而且是明白怎样去应用道德力量去实现理想的人。

六天的绝食终于消弭了印度的内战。我们带着羡慕而又有一点嫉妒的心情，庆贺印度人民逃过了一个劫难，更庆贺印度能有这一个万民的领袖；寄言印度的人民，善于爱护这雄圣兼有的甘地，不但为了印度，更为了这面临毁灭的世界，爱护他；也就是爱护一个为人类建立道德基础的功臣。愿他的声音超出国界，我们全世界的人民，不愿在暴力中毁灭的亿万生灵，需要他。我们惭愧，同是东方的文明古国，我们竟这样不肖，辱没我们祖先的光荣，在使用西方的暴力残杀自己的同胞。东方！这和平的名词，这曾拯救过西方文明的力量，现在蒙受了自己给自己的耻辱。在惶恐中，我们只有把眼睛望着我们邻居，背着东方的传统使命的雄圣甘地。

1948年1月22日于清华胜因院

缅怀肯尼雅塔

提起肯尼雅塔，我的记忆回到了46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二楼马林诺斯基教授的办公室里。开学后每逢星期五下午，马林诺斯基教授就在他这间办公室里召开著名的“今日人类学”的讨论班。参加这个讨论班的除了跟他学习的学生外，还有从世界各地到伦敦来访问的人类学者。在这班上讨论着当时这门学科正在开展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一时成为指导社会人类学向前发展的学术中心。

我是1936年秋天进入这个学院念书的。开学后一个多月，马林诺斯基教授才从美国讲学回来继续召开这个讨论班。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这间已经坐满了人的办公室，中间的沙发里坐着那位戴着相当深的近视眼镜、面貌清癯的世界闻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身后的书架上、书桌上，甚至桌下地板上堆满了一叠叠书本杂志。我悄悄地在墙角边找到了一个座位。那位教授的眼光突然扫到我的身上，朝着我点了一下头，大声地向在座的同学介绍说：“这是从中国来的年轻人。”话犹未息，我身旁有一只巨大、有力、黑皮肤的手紧紧地把我握住，一股热情直传到我的心头。抬眼一看：是个古铜色的脸，下巴长着一撮胡子，目光炯炯，满面笑容，端庄纯朴，浑重真挚。耳边听到轻轻的声音说：“我叫肯尼雅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非洲的黑人兄弟握手。

偶然的接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把我们这两个分别来自万里相隔的亚非两洲的人在感情上结合到了一起。从此，我们在课间休息时就常常同到学校附近霍尔本地下茶室去饮茶聊天。当时学校里的风气，这种茶时的叙谈，上下古今无所限制，但谁也不涉及个人的身世。我从他的名字上知道，他是来自东非的肯尼亚。肯尼亚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从他在班上的发言中知道他的故乡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挣扎。我从他在茶室里的谈吐中明白了他是个无所畏惧，一心要为非洲同胞的平等自由而献身的人。他体格魁梧壮健，望去像是一尊雕像，似乎随时准备着挑起千斤重担。他那低沉的喉音传达着他深厚抑郁的思虑，明快锐利的对答表现出他英勇果断、敏捷坚决的性格。再加上他幽默机警、豁达老练的语调，使人一看就会知道他不是个初出茅庐的书生。

我从马林诺斯基教授对他那种亲切和悦中带着器重钦佩的态度里，体会到他们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内心的契洽。这位老师无疑是赏识着这个学生特具的品质和他将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正是这位老师所瞩望的将在20世纪后期上演的那出戏剧中不能少的人物。这位老师用他善长的诙谐口吻来揶揄这位学生时，我总觉得他并不自觉地暗示着门下得人的骄傲。如果这位老师本人没有亲自受过民族被分裂，亲友受欺压的痛苦，我想他是不可能流露出对这位学生的那种深情厚谊的，而这些溢于言表的情谊也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引起我这个来自正在蒙受侵辱的东方大国的青年的领会。

在年龄上，我和肯尼雅塔相差至少有10岁。我没有和他比过长幼，这是不用比的，只要一接触就分明了。他不仅在我眼里是个兄长，同班同学在他面前似乎全都显得幼稚了。后来从他的传记里，我才知道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一个在东非殖民地草原上放羊的孩子，有谁会替他记下生日呢？在肯尼雅塔的眼中，我准是个还不很懂事的年轻人。他同我亲近与其说出于对他私人的吸引力，倒不如说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不是这样，他怎样会一听到老师给我的介绍就伸出他的友谊之手呢？他对我一直像个兄长一样，关怀体贴，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在学校之外搞些什么事。我当时只把他看成是个有正义感的非洲学者。

在1938年返国之前，我读到了他在伦敦出版的《面对肯尼亚山》。我很爱读这本书。说实话，这书的内容我现在已回想不起来，但是清楚难忘的是在这本书里跳跃着那颗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心。我为他那股斥责殖民者伪善的劲而叫好。我当时所没有觉察到的却是，他不仅是个文笔生动的作家，而且还是个久经锻炼的实干家。就在他和我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他更大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为非洲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中。这是我在他死后，读到了别人给他写的传记时才明白的。

当然，如果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书生一眼就能识破他当时正在帝国的心脏干着为它掘墓的工作，后人也决不可能写出他后来这段历史了。实际上，当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活动家了。他已经两次访问过苏联，在德国汉堡参加过国际黑人工人会议，并且在柏林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地下工作，终于逃出纳粹的虎口，到伦敦来“上学”。这段历史居然会瞒过伦敦监视着他的帝国特务，甚至在他被搜查时，始终没有被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们抓住任何把柄和口实，能在伦敦居住了17年，成为非洲人民要求独立解放的喉舌。当时如果有人把他这段经历告诉我，我想我也不会相信的，而这却是真正的历史记录。

1938年暑假，我离开伦敦回国，此后我从来没有再见过肯尼雅塔了。我已想不起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们并没有相互告别过。如果不是由于我健忘的话，在1938年已不常见他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班了。这可能是由于他已修业完毕，他的论文这年已经出版；也可能是当时风云日急，意大利的铁骑已侵入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策划着非洲人民大团结的肯尼雅塔看来已顾不得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朋友了。我回国之后，每次在报纸上看到非洲民族运动的消息，总希望能见到肯尼雅塔这个亲热的名字。但是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在两地过着战时的生活。

1946年11月，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我重访英伦。我见到了老同学就打听肯尼雅塔的下落。朋友们都说：真遗憾，他已在几个月前回国去了。我一听到这消息，也无心去问他过去这几年是怎样过的了。“肯尼雅塔回非洲了！”这个消息包含着多少意义，但是对这个消息的下文却都心照不宣。也许那时各人还有各人的设想，在我来说，这是“猛虎归山”。这话在当时说来，确实还早。非洲人民的劫数未尽，这条猛虎回返的不是个平静的青山，而还是个踩在白人脚下的火山。

已经遍体鳞伤的“大英帝国”，对东非这块肥肉还死噙住不放。但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肯尼亚人民又急不可待要摆脱被奴役的地位。火山就要爆发。肯尼雅塔明白他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也是尽人皆知的。看来他在考虑的是怎样能避免一些这火山的岩浆可能对他祖国造成的损失，让他能从敌人那里接过一个能快一些建设起来的祖国。这当然不是离乡17年，手无寸铁的肯尼雅塔所能自己选择的。殖民地政府在英帝国的支持下正在妄想扑灭人民的怒潮，执行着传统的镇压政策。于是一步一步地迫使肯尼亚人民拿起武器，实行反抗。殖民者无中生有地把这些武装反抗称作“茅茅”活动。“茅茅”是恐怖分子、社会叛徒的代号。真是自己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对“茅茅”的镇压，正如火上加油，搞得这些白日见鬼的殖民者坐立不安。他们把自己激起的群众反抗归咎于众望所归的肯尼雅塔，妄想把他除去之后，还能恢复他们的天堂。1952年11月，以“茅茅”幕后策划者的罪名逮捕了肯尼雅塔，当晚用飞机把他投入沙漠边上的一间特建的小屋里。随后捏造罪证判处7年徒刑。刑满之后还要限制他的行动，实行软禁。

殖民者打错了算盘。肯尼雅塔固然被关进监狱，可是这一关他的声望却更高了。他成了肯尼亚人民命运的象征。人民感激他，把殖民者给他的折磨看成是对他们自己的折磨。火山喷射了，反抗运动如火燎原。肯尼亚人民固然受到惨重损失，但是殖民者却也活不下去，身边不怀着实弹手枪，大街上都不敢行走。他们被孤立在愤怒的群众中间，朝不保夕。历史就是这样进入了60年代。1963年，英国政府被形势所迫，不得不顺从肯尼亚人民的要求把肯尼雅塔释放出来，当肯尼亚自治政府的第一任总理。1964年年底，他被选为肯尼亚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在垂暮之年亲眼看到了肯尼亚自己的国旗升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时他笑了，说出他衷心的感受：“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肯尼雅塔从1946年离开英国到1964年当选总统这18年的经历我当时是一无所知的。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肯尼亚总统肯尼雅塔”这几个字时，我倒并不感到惊异。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这是件很自然的事。应当出现的事果然出现了。同时我确也怀有过一种奢望：也许在今生还会再见到这位第一个和我握手的非洲兄弟。现在明白这已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境。他在我有出国的条件前逝世了。

我觉得遗憾的倒不是已不能在他热爱的国土上再和他握一次手，而是我至今对这一位长期来怀念的朋友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我至今还不能如实地刻画出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在非洲土地上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人物。这几年来，虽则我知道他是已经过世了，一直怀着一种想对他再认识的欲望。

前年，1980年，暑假，我们邀请了几位美国的社会学家来讲学。有一位教授在演讲中，提到了肯尼雅塔的名字，是在讲权力性质的转变时讲到他的，而且用另一个非洲的政治家恩克鲁玛作了对比来说明同样是时势造的英雄而走上了人治和法治的两条道路，取得了两种结果。他的大意是说：看来肯尼雅塔头脑清醒，明白他一生的起起伏伏，反映着历史的进程。他最后赢得的威望和权力并不是靠自己的本领取来的，而是作为群众的象征而得到的，所以他利用自己的威望，把已经握在他个人手上的权力转变为法治的权力，也可以说，把人民给他的权力纳入法律之内。肯尼亚至今是个非洲最安定、最繁荣的国家。恩克鲁玛却没有这样做。时势造的英雄想转过来造时势，结果却被时势所埋葬了。

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却不敢贸答，因为我对非洲各国这些年的情形并不清楚。我能说的只是，依我和肯尼雅塔个人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来说，他是有可能这样做的。他确实具有令人敬佩的特长，但他也确实没有利用过这些特长在别人面前突出自己。他并不因自己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待人的态度。他在侮辱面前不低头，他在荣耀面前不凌人。这些是他以非洲黑人的身份能和来自各国的同学相处而不亢不卑，不骄不谀，周旋自如，赢得众人的敬爱的性格和品质。

斯人已逝。他留在每个有机会接触他的人心头的那个善良的印象是不会磨灭的。

1982年2月28日于乌鲁木齐

缅怀福武直先生

犹忆三年前，福武直先生七十庆寿，我未能亲往祝贺，曾托友人赠诗相遗。有句：“海外访知己，暮年日益稀。”知己日稀，交情日笃。前年与先生晤谈于东京，恨时间之短促，以在北京再见相约。及时先生果来华，而我却适因事外出，无缘践约。去岁噩耗传来，先生年幼于我而竟先我辞世，伤哉！今年初获若林敬子女士来信，谓先生生前友好倡议集文为纪念，承不弃，嘱为文参与。忽忆前诗，情不自禁，即韵续咏：“君竟先我去，羡尔事有继。”

人寿原不应以天年为限。作为生物的个人固然各有其自然的限度，但人之所以有异于其他生物者，即在其天年之外犹有可离其肉体而长存的社会影响，亦即古人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人师表就是立德，培育人才就是立功，著书立说就是立言。此三者固然都是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但一旦为社会所吸收，成为众人之事，就超脱了个人的天年，而得与社会长期共存。先生离世不久，而国内外社会学界同人念念不忘先生的道德文章，各以其所得于先生者发抒新见，著文立论，不仅表达后辈的思慕，亦所以发扬光大先生的成就，扩大社会影响。这岂不是后继有人之明证，怎能不使人羡慰？

我冒昧称先生为知己，实际上直到70年代末才有缘亲聆先生的教导。当时一见如故，友情自溢。何以故？其出于我们两人有相通之处乎？念先生在社会学上的造诣始于在中国华北、华中的农村调查。于大体上相当或稍前的时期，我亦已在中国华东及西南做农村调查。但两人关山重隔，战火弥天，各从其事，无由相识。事后互相对比在立论观点，为学方法上我两人却又何其相近。这岂能说是历史的偶然。

我经常自觉一个学术工作者尽管主观上总是力求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但盖棺论定，总是难逃于时代的大气候。近代的东方正处于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时期。中国如此，日本亦非例外，迟早和速度不同耳。一个以研究东方社会为职志的科研工作者，不仅其自身的生活，其所接触到的社会和其所关怀的人民不可能离开这个主流。我和福武直先生之所以异地而同流，盖出于同一时代，抱有同一志趣的缘故。

我们都是东方的社会学者，都受到了近代社会科学的训练，都明白只有从在社会中生活的众人的具体行为和思想里才能认识到这些人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形态和轨迹。这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基本条件是在掌握可以证实的调查资料。在传统的东方，众多的人口聚居在从事农业的村落中，这又决定了要了解东方的社会很难不从农村入手。在这些农村中一般都缺乏现存的可靠的调查资料。于是，亲自从事农村调查成了研究东方社会的学者入门的必修课。这个客观的道理，使福武直先生和我不约而同地都走上这一条从农村调查作为社会学开始入门的路子。

先生的中国农村调查只是他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他从中国的农村调查之后接着就跨出中国的范围，进入日本和印度的农村社会研究，更进一步又跨出了农村社会的范围，进入了东方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的整体研究。他70年代著成了《现代日本社会论》，80年代又出版了英文本的《当代日本社会》。这些都是从点到面，从基础到上层建筑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基本上完成了他在社会学方面独到的体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实证要受理论的指导，而且要上升为理论，成为实证的理论。科学的正确形态只能是这种实证的理论”。他号召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必须要求我们的科学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1]

从实际出发分析现实社会，用以指导人们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也正是我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目标。福武直先生在这条道路上用了比我较短的时间而取得了成果。我自己则由于无端损失了20个年头，即使幸而在垂老之年有机会急起直追。但时不再来，夙愿看来已经难偿。而福武直先生一生的成就却替我这类抱有相同志向的人提供了典范，使我们对这条为学之道更具信心。

更值得欣羡的是我上边已提到的福武直先生在60和70年代中培植了日本社会学新的一代。在先生的暮年已看到这大批幼苗茁长成材。先生不仅身体力行，建功立业，而且后继有人，使先生所创导之学日见光辉，使后来者得以理解东方社会怎样从传统社会中脱颖而出，为21世纪全球性的社会做出贡献有了指望。在这些方面，我只有心向往之而自叹难追矣。

在我和福武直先生最后一次分手时曾恳请先生遴选10本日本现代社会学的代表著作译成中文，使先生所培植的一代日本学人的著作能不受文字的限制流传中国。不意此事未成而先生已归道山。我诚恳希望中日两国社会学界的同人为纪念先生对两国学术交流的挚深友谊而努力完成此约。

个人的天年总是有限的，但一生所提供予人类的精神贡献，则像播扬在人间的种子，到处会生根茁长。后继有人，我相信福武直先生是可以含笑九泉的。

1990年1月20日于北京

[1] 《社会学界的现状与未来》，转引自《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中译本，第56页。

第二辑 良师与益友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

闻一多烈士，殉难已经30多年了。

今年是烈士诞辰80周年，他的生前友好、学生、战友，都一直在深切地怀念他，怀念这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民主战士，怀念这位对我国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对新文学运动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诗人、学者！

我在青年时期，读过他的那些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而又带有浪漫情趣的诗篇，曾经为他的《死水》深沉的愤激所感动，也曾为他那倾诉着一个知识分子良心的《静夜》里的崇高情操，兴起过钦敬之情。

30年代初，在清华园里见到了他。虽无交往，但从他的诗，从他的文章，从他对黑暗现实的沉默中所显示的正义感，看到了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特别是他对神话、传说的酷好，这对当年正在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青年来说，更有亲切之感。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都在昆明，在一起工作，更有幸的是还曾在一起战斗。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或是在民主运动中，他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洒脱的风度，严谨的学风，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态度，坦率真诚的性格，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仍历历在目。

记得1943年，我在《鸡足朝山记》那篇游记中，触景叙情，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一个教书人的生活，写过这样几句话：“自从那次昆明的寓所遭了日寇轰炸之后，生活在乡间，煮饭、打水，一切杂务重重地压上了肩头，又在这时候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忍受着没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虽则有时感觉着一些雪后青松的骄傲，但是当我听到孩子饥饿的哭声，当我看见妻子劳作过度的憔悴时，心里好像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有这样的心绪的在当年也许决不止我一人，这是在那个“国家存亡的关头，不能执干戈卫社稷，眼对着一切腐败和可耻，又无力来改变现实的人，最容易走上这消极的路”。

不久，我就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年之后归来，昆明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已经进入高潮。这时的闻一多先生同我出国前的状况也大不一样了，他已经是昆明广大青年热爱尊敬的民主教授。他见到我，立即伸出热情的欢迎的手，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一年前的那种思想：“不好！不好！”他说：“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想法，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而且钻进乱纸堆，就像你们知道的，听任丑恶去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结果呢？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榜样是最好的引导，他的谦逊而又坚定的声音，发人深省。从此也作为一个新兵向先进的同志学步，并且从学得的一些新的看法，对先前一度浮现过的思念试作清理。但比起闻先生一往无前的坚毅步伐，就难以自宥了，每一念及，着实感到愧疚！

那时间，闻先生已受到党的教育，参加了民主同盟，斗争有明确的方向。在知识分子相当集中而民主阵营中思想又较复杂的昆明，他始终旗帜鲜明，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这无论对我个人说，或对其他朋友说，都堪称典范。应当说，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形势多变，斗争尖锐，书生意气常不免犹豫多虑。每当有重大争论分歧时，多以他马首是瞻。由于他在学术界和文坛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在中外享有声誉的学府中居有一定的地位，而又言行一致，无私无畏，作风正派，热情诚恳，他的举止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青年学生和同辈师友的尊重和信任。他在被誉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和整个昆明，起了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对民主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尽管如此，他却总是虚怀若谷地向比他先行的同志求教，也向共事的朋友和青年学生求教，他一再指出青年是他的老师，是青年人推动他前进。当然，有时他也会同人争论，坚持自己的看法，正确的决不轻易放弃；如果是不对头的，只要真相一明，道理说清，他会无保留地说：“你对，我错了！”服膺真理，表里如一，始终不失赤子之心！

有一件事情，如今又浮上心头：在昆明民主运动正待发展时，由于我们几个书生掉以轻心，苦心经营的一个宣传民主的刊物，被坏人一下子篡夺过去了，还公然在反动报纸上刊登“启事”，攻击民主运动。闻先生本来并不具体过问这个刊物，发生这个事件后，他非常气愤，认为决不能任宵小如此嚣张。立即同吴晗同志等邀集有关的人商议，要维护民主声誉，揭露敌人玩弄分裂民主力量的阴谋，还奔走设法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刊出声明，使这个被一伙人窃夺后的刊物和借刊物以投机的小政客名誉扫地。闻先生这种坚持原则，嫉恶如仇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生的“一二·一”运动中，闻先生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夜以继日，奔走呼号，团结广大师生并肩战斗。当蒋介石屠杀了青年后又装腔作势专对昆明发表什么文告，妄图压制学生运动时，闻先生在校内外各种集会上公开驳斥反动头子的谬论；又奋笔疾书精悍的杂文，描绘了被法西斯血腥恐怖吓昏了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当蒋介石派遣御用文人来昆明破坏西南联大和整个昆明师生的团结时，他不顾威胁恐吓，义正词严，面对面地谴责那一小撮披着学者外衣的反动政客的丑行，保卫了团结，保卫了民族正气，保卫了“一二·一”运动的光荣。此情此景，亲历其境的人，除反动分子外无不为之感奋。毛主席在表彰闻一多时特别提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面对阴谋诡计，知难勇进，不畏强暴，爱憎分明，怒斥仗势欺人的帮凶学阀的言词，真是掷地有声，深印人心。

而他同昆明青年也正由此建立了呼吸相通，命运与共的亲切关系，博得了广大青年的尊敬和拥护。万千群众随他的欢呼而欢呼，随他的愤怒而愤怒。他实在是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用精炼的诗的语言，满腔的爱国热情，强烈的正义感和坚定的信念，像他纪念“一二·一”烈士时所说的，使糊涂的人清醒过来，怯儒的人勇敢起来，疲倦的人振作起来，而反动派则战栗地倒下去！

他在大庭广众中常作狮子吼，而在座谈讨论或个别接触中，又善于娓娓而谈。研究什么问题，商量什么事情，总是推诚相见，以理服人，从不敷衍塞责，虚假应对。他认为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人，自己首先要有民主作风。他确实是按照新的思想新的标准，在不断摆脱传统的因袭，不断改造多年的习惯。大家信赖他，有事也乐于找他交谈，他也就自然地成为一座桥梁，把组织委托的任务或有关时局形势的认识，通过各种联系的渠道，并用自己的语言，及时转达到群众中去。当时在大学同事中有好些进步活动，多是经由他同吴晗同志等联系的。友朋相聚，认识水平有参差，一般都能畅所欲言。由是内外上下之间，可以声气相通。所以当年尽管生活十分清苦，大家在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中经受锻炼，精神逐步有所寄托，眼界逐步开阔，从对现实的苦闷中逐步兴起了希望。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又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时的沙俄知识分子是迥然不同的。闻一多是光辉的典范，他像“一团火”，要把旧社会彻底烧毁。而心中充满爱，爱祖国，爱人民，热烈地向往着必将诞生的新中国！

闻先生一向受人敬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毕生认真坚守自己的岗位，始终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不管生活如何艰苦，不管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威胁恐吓，他都安之若素，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对于自己承担的责任从不松懈。他对学生助手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对教研工作主张树立自由学风又忌放任自流。他治学谨严，长期治理古代文献，从事考据训诂，吸取近代科学方法，保持了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贡献早经郭老（沫若）做过中肯的评价，外行自难置一词。不过我清晰记得他同一般考据家很不相同，思路开阔，从不拘泥于本行的范围之内。早在30年代初研究神话，就已涉猎到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精神分析论等等学科的领域。到了抗战时期，正式“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易”，“从《易经》中寻出不少的古代社会材料”。又保持着诗人的敏感，赋予古董以新鲜气息，从《易林》中找出了许多诗意。还在《风诗类钞》开宗明义指出过去读《诗经》者多是用经学的或历史的或文学的方法，而他对这本书的读法则是社会学的。他对西南兄弟民族丰饶的传说、神话、民歌、民谣以至艺术服饰等等，都有很大的兴趣，而对于兄弟民族苦难的遭遇，更怀有深切的同情。他多次希望古籍史书的研究能同实际的社会调查相配合，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定能取得更多的成绩，也正因此，他的研究就远远超越于一般考据学家和古文献的研究者了。他曾说过：“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今天外，还有那两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的兴趣如此广阔，钻研又非常认真，一股寻根究底，追源溯本，不弄清原委决不罢休的劲头，受到党的引导，就从本行业务的探索，自觉地进入革命经典著作的学习，而谦谨好学的作风又使他乐与同行交往。事业心，学术的研讨，诗人兴味无穷，身居陋室而风趣横生，虽常饥肠辘辘，依然意兴高逸。有缘过从，受益良多。从来天才出于勤奋，闻先生之所以在诗的创作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精湛的造诣，岂是偶然！

在他牺牲前半年多的光景，由于形势的发展，经他同吴晗同志等的推动，我们曾办过一个刊物。他筹划支持，关怀备至，而对于怎样把刊物办好，更有精辟的见解，认为最重要的是摸透读者的心愿，解决读者的疑难，切忌不着边际的空谈和枯燥无味的说教，尤其不能装腔作势教训别人，这样有理也难服人。要像朋友一样商量共事，平等相待，亲切交谈，有具体事实，又说清道理，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一个刊物不一定每篇稿子都能如此，但一定要有这样的文章，刊物才会在读者心中生根！语虽寻常而入情入理，感人至深。他自己的文章或讲演，确实达到了这种境界，说理论事，嬉笑怒骂，都与读者或听众“心心相印”。他的文章，不仅文字优美，感情真挚，而且风格别致，不落俗套。

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很快得到万千青年的爱戴，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坚持跟着党走，斗争英勇，又善于联系群众，鼓动群众一起斗争。同时也因为他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风（包括文风学风），同群众从感情上建立了亲切无间的关系，相互信赖，相互鼓励。然而，人民所敬爱的好人啊，必然为反动派所忌恨，打击迫害造谣诬蔑，接踵而来，蒋介石集团拥有几百万军队，无数的宪警特务，对仗义执言的一介书生，却惊慌失措，使出人间最卑劣的凶杀暗害手段。因为反动派没有真理，只能搞些鬼蜮伎俩。而他大义凛然，面对极其危险的处境，也不为所动，“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岁月如流，许多光阴虚度。人入老境，往事不免淡忘。但有些深刻印象，却总难磨灭。回首当年艰苦的岁月，目睹烈士为祖国为民主辛勤工作，不辞劳苦，真如敬爱的周总理所表彰的，他是人民“最忠实最努力的牛”。他不仅为人民忠诚服务，而且为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他是个铁骨铮铮，有骨气的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不畏强暴，正直无私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崇高形象！

典范永存。我们要牢记周总理的教导，“学习他的榜样”，永远地怀念他！

1980年6月

信得过的人

——忆吴晗同志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郭沫若同志为闻一多全集作序时引用的一句诗。他说：“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我想这句诗对于吴晗同志来说也是适用的。

许多朋友都知道：当年在昆明民主运动中，闻一多和吴晗都是深受青年敬重的民主战士。闻一多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暗杀于昆明街头，吴晗则被林彪、“四人帮”诬陷死于冤狱之中。一代学人，含冤而逝，“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

吴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他的夫人袁震同志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多年病残，也遭毒手，女死儿散，真是家破人亡。如今，党中央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沉冤也得昭雪，学界是非，文坛功过，重得分明，老晗你可以瞑目了。

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专攻明史，著述甚多，学术上造诣很高，学生时代已露头角。他在解放后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在解放前，更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了周围的师生朋友从事民主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样一位好党员、好战士，竟被诬为“黑帮”“反共文人”，是非倒置，莫此为甚！

吴晗同志抗战以前和我同在清华，相识甚早，但彼此过从渐多而成为知己，则是40年代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追忆往事，历历在目。他那光明磊落，爽朗刚直的性格，对敌人英勇无畏的神情，深深地印在许多朋友们的心中，尤其难忘的是他在当年昆明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自己的感受更深。

当时昆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除少数先进分子，多数人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都少了解，大家主要是从爱国主义出发，要求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希望祖国经过抗战能得繁荣富强，但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破坏团结，压制民主，特务横行，贪污腐化，广大工农惨遭剥削压榨，知识分子也备受摧残，许多人都弄得衣食不周，有的甚至濒于饥寒交迫之境。人们都祈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这国破家危、民不聊生的时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开展民主斗争。但怎样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把党的号召变成我们大家的行动，要有一些理解和熟悉知识分子的人来起个桥梁作用，把党和知识分子紧密联系起来，吴晗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本身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知名的教授，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之中，熟悉周围的人和事，同大家有共同的语言，便于利用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联系各种类型的群众，传达贯彻党的意图和方针政策，也能准确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汇报给党，供制定战略策略的依据。同时也由于他的学问、文章和行义，在师友学生中有相当影响，组织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这些长处，因此他能做别人一时难以做到的事情，起别人一时难起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反动派竭力阻塞党和群众的联系，一般从事教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是不容易和党接触的，而大家又是多么希望见到党啊！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不断得到发展，有些久经考验的同志相继来到昆明参加指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让我们直接听到党的声音，一些学习讨论活动我们多是经由吴晗联系，有些同志需要有公开身份便于参加活动，找到有关的人都是勇于承担风险的，如华岗同志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就是由吴晗同志引荐的，彼此都以能为党做点事情而感到荣幸。

吴晗和进步青年的组织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我看到不少学生都乐于找他“谈天”或出主意，他支持和鼓励了许多青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是当年昆明青年敬重的一位民主教授。西南联大被誉为“民主堡垒”，其中自然有他的一份辛勤劳动。解放初成立全国青联，他被选为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也正表明他和青年运动的关系。

当时他还花了不少精力，协同组织和青年学生一道，做了团结老一代教授的工作，像张奚若[1]、潘光旦等老师，都同他有深厚的友谊，还有像邵循正[2]、费青[3]、向达[4]等和我这样一些人，都是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影响。他同闻一多烈士的亲密交往，共忧患，同战斗，在师生中更留有深刻的印象。

对于一些暂时被认为是所谓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有的人怕麻烦，不愿做耐心争取的工作，吴晗和闻一多等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毅然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尽量利用原来的关系，让大家增多联系互相帮助，还特地找了一些朋友，办了《时代评论》周刊，给大家增辟一个说话的论坛，推动更多的人参加民主运动。他们两位生活都很艰苦，仍不辞辛苦奔走筹集经费，开办之初没地方印刷，又是他们联系地下印刷所支持承印。刊物虽然只出了18期就被反动派封禁了，但经过这番努力，的确增加了不少朋友，使敌人更加孤立。吴晗和闻一多同志认真执行党的指示，谦虚诚恳，团结群众，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以后复员回清华，我们曾在一起组织过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等问题的学术讨论，尽管讨论中有些观点不尽恰当，有的研究水平不高，他从不以高明自居，总是用商量探讨的态度，把多年精湛的研究心得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毫无保留地摆出来，通过讨论引导大家提高学习革命理论的兴趣。从长期的接触中，可以看出吴晗同志不仅对中国历史知识丰富，而且对马列主义也下过刻苦的功夫。他还有一个好的文风，善于用自己的语言明确地表达出所要讨论的观点。文字简洁明快，更是文如其人。

正因为他既讲原则，又有耐心，熟悉情况，又真诚正直，热心助人，所以深受大家欢迎。既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也是大家信得过的人。解放后，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工作十分繁重，大家看到他还兼任着许多社会活动，无论在学术研究上，在文化交流上，或科学普及和通俗读物的组织推动上，吴晗都力所能及地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团结了一些同志，调动了一批写作力量，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四人帮”妄图把吴晗同志搞臭，真是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

40多年过去了，吴晗同志含冤逝去也10年了。重新回顾这些往事，思绪万千，他为写海瑞而遭千古奇冤，他的性格却也真和海瑞有些相似；他主张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我们也将深切地怀念他的战斗的一生，而他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验，也都有不少内容值得珍视，希望能得到整理和印行！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老晗你安息吧！

1979年2月20日

[1] 张奚若（1889~1973年）：学者、政治学家、教育家，代表作品《主权论》《社约论考》等。

[2] 邵循正（1909~1972年）：历史学家，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杰出贡献。

[3] 费青（1907~1957年）：费孝通先生的哥哥，著名的法学家，著有《国际私法论》《法理学概要》《西方法律史》等。

[4] 向达（1900~1966年）：字觉明、觉民，笔名觉明居士。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

悼愈老

愈老永息了，他为祖国的革命和振兴，全心全意，忘我地辛勤工作直到九十高龄。消息传来，凡是和愈老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感到突然和震惊。国家的振兴还需要他，民盟的工作更不能没有他，一阵寒风，催他归去，去得还是太早了，怎能不叫我们悲痛。

愈老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历来受人敬爱。他固然没有在教室里讲授过课程，但是受到他教益的人遍及海内外。以我自己来说，小于愈老15岁，在学生时代就是他所主编的《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和他所参与创办的《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这些刊物推动了当时像我一样的千万青年前进的步伐，靠拢革命的主流。愈老在30年代初期所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开拓了一代人的视野，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向往社会主义的种子。愈老在中国土地上日夜劬劳，埋头耕耘，为改变这个几千年来封闭的传统社会为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不愧是一代师表。

我和愈老初次见面已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1947年春。我在访英伦返国途经新加坡，愈老和沈大姊在机场接我，一见如故。逗留期中，愈老为我分析国内国际形势，顿开茅塞。回想起来，在解放前的一段时期里我能比较坚定地选定我的立场，这次在新加坡和愈老的会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解放后，由于同在盟内工作我和愈老接触的机会是经常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愈老的领导下做盟内的文教工作。他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对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入人民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起的作用和所有的问题是有深刻的体会和同情的。我多年来愿意致力于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愈老的启迪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虽则我在这项工作上没有能做好，有负愈老的期望。

在十年动乱最艰苦的日子里，愈老心中始终关怀着知识分子的劫难，特别是盟内的老同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暴露后，愈老在周总理的授意下，恢复了在京民主人士的学习活动，在急风暴雨里，为党的统一战线保住了一线生机。1972年我从干校回京后定期参加这个小组学习会，切肤地感到同志间的温暖，激发了对国家前途的信心。这为我在大局扭转后立即全力投入工作的决心打下了基础。

愈老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对人推心置腹，体贴入微。勇于拯人之危，善于解人之困。他总是用朋友的身份帮助别人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不居功，不求名，助人为乐。他早在30年代就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为党工作，但从不脱离群众，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剖析是非，以理服人。在他公开党员身份之前，竟有许多至交不知他是党员。他完全以至诚感人，取信于人；身教力行，树立模范，使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做到了为群众敬爱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做人应该做这样的人。

在过去短短的七个月里，我们民盟竟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史大姐、华公和愈老。岁月如梭，流光难留。逝者已矣，生者奈何？国家形势大好，但进程中问题众多，正需要群策群力，在党的领导下，一鼓作气，振兴中华。无可否认的，我们盟的组织面临了严重的新老结合，新老交替的问题。带路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个队伍，看来事实已证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动手得已经迟了一步。我们只有加快步伐，引进和锻炼新人，接好这个班，才能完成党所交付我们的任务。

愈老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任务，同时更值得我们宝贵的是遗留给我们的为人的模式。我们只有时刻自觉地遵循着愈老所创立的模式前进，才能担负得起他所遗留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使民盟工作有一个新的开拓。

缅怀先哲，思虑万千，仅以此时此刻的悲思和前瞻来表达我对愈老的哀悼和崇敬，并以此与同志们共勉。

1985年2月1日

旅途读巴金《随想录》

昨晨离北京，午前飞抵南京，今天下午动身，傍晚到无锡。无锡是这次南下农村专题调查的第一站，这两天是在旅途中。

今天中午偶然想起曾有写《新中国的一日》之约，一查手册记事，应写的一日正是今天。到了旅馆，吃过晚餐，入睡前写下这几页，以偿诺言。

旅途生活有什么可记的呢？想了一想，值得记下的是在飞机上和火车里看完了巴金的《随想录》第一集。

当我一早离家时，我的女儿问我要不要带几本书在路上解解闷？这是我的老习惯。这次出门似乎过于紧张了一些，到临行前一晚才编完天津人民出版社要我早日交卷的选集，由我女婿整理的行装都没有过眼。经女儿一提，连忙伸手向她要书，她顺手把最近为她女儿买的一套巴金的随笔，塞进手提包里。书薄本小，便于插入口袋，有零散时间都能翻阅。

说来也惭愧，我对巴金慕名已久，但自从在中学里读过他的《家》之后，我并没有读完过一本他所写的其他小说。我想我一定曾和他在什么公共场合下握过手，但不记得有任何一次曾和他通名请教，更说不上交谈了。我对他一向有很好的印象，可以用得上尊敬二字。那是从师母冰心女士口上得来的。我不只一次听到她说起这位“说真话的人”。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里，肯说真话，而且敢于把真话，怕口说无凭，用黑字印在纸上的实在不多。我按着手指计算，两只手已经够用。物以稀为贵，人亦应以稀为尊。至于他说了哪些真话，我却没有问过。

我上面说的这段话，也应当可以说是真话，如果我不因潜意识的干扰，记忆不致有误的话，事实是如此。真话够不上，也可说是实话。真话是心口如一，实话是言而有据。巴金自己谦虚不敢自立于作家之林，不称自己的作品为文艺。这是真话，但不是实话。我对文艺不敢高攀，非不好也，而是走不上这条路子。年轻时也喜看文艺作品。在清华住校时，枕头底下老是放着一册袖珍本的《战争与和平》，睡前不时翻出来读几段。同房的那位读地质学的朋友爱看《红楼梦》，我们还时常相互“对考”，一人读上一句，另一人就得接下一句。我那本翻得烂熟的《石头记》是在英国回来时，在船上送了人的。当时估计，既到后方投身抗日，这类书无须跟我了。

从此，我真的没有看完过一本长篇小说，倒并不是冒烽火上前线顾不得这些，而是在后方当教授，柴米油盐已够把业余时间消耗精光，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来品赏文艺。解放后，新小说我不爱看，旧小说又看不得，所以和文艺也就疏远了。

这次上路带上了巴金的《随想录》，从北京看起看到南京，从南京看起看到无锡。薄薄一小本看了足足有五个多小时。看书的速度没有平时快，不是因为旅途上有干扰，这样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时候近年来是不易多得的；而是因为阅读时常常走思出行，引入了自己的重重往事。惊醒时，又得重找移神的断头。这是老相吧，年龄到了，思想难于控制，不易专一了。这自然是个生物原因。看来更切实的可能是这本书写下的好像不仅是作家自己的随想，还把我的思绪也带着织了进去，我身在空间向前移动，而思想却在时间里倒流。真是“芳草茵茵年年绿，往事重重阵阵烟”。

我当然不敢自比巴金。他长我近10岁，永远也追不上他。但毕竟共同经历了三个朝代，而且还同样莫名其妙地从这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得明白怎么会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这20年反常岁月里活了过来。正因为有这一点相同，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这些语言埋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心里，很少写成文字。有人不会写，有人不敢写。一有人写了出来，这些人必然感到痛快。痛是难免的，谁没有伤疤？痛得愉快，这些话埋在肚里会发霉，伤人心骨。

巴金是个善心人，他想通过他的笔，把他经历过的那些使他痛心的事，暴露在太阳底下晒晒，杀杀菌，让别人可以不致再受同样的祸害。这番心意令人起敬。但愿他那片心能感动“上帝”，真话发生实效。心有余悸的人自然还会害怕事与愿违。但这是今后之事，事虽难说，善心人终必有善报，是人类想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坚持的信条。让我为巴金老人祝福。

旅途总有尽头，火车按时进站。车停时，我刚刚看完《随想录》的最后一页。把书插入口袋，睁眼四顾，似乎回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像电视机上扭入了另一频道，音响色彩全变了样。

热闹的场面结束后，回到房里。关上灯，向窗外望了一时太湖的夜景。想起旧约，提笔写下这一天的记事，以此交卷。

1987年5月21日写于无锡太湖饭店2号楼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1]

今天，我能来参加关于梁漱溟先生思想学术的讨论会，感到很荣幸。因为梁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进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来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化。

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原本想就梁先生用心思打撞的问题提出一些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坐定过。因此这次讨论会上我不能提出论文来求教于梁先生和诸位到会的学者，请予原谅。我只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为什么爱慕梁先生的心意。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么？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限于我本身的水平，我对这位思想家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仅能提供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做参考。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大家庆祝梁漱溟先生从事教育科研70周年和95岁寿辰表示祝贺。我敬祝梁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国思想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1987年10月31日

[1] 本文是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召开的梁漱溟先生思想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讲话。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宗教伦理和现代化”。我们很想邀请梁漱溟老先生亲自参加和大家见面。他曾表示同意，但究竟年事过高，行动不便，不易承受车航之劳。为了表示支持这次会议，他特地作了一次发言，要我们把录像在会上放映。我想就梁老先生的思想说一段话，作为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这里所说的梁老先生的思想并不限于他这次发言。这次发言只表达了伦理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也可以说，这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梁老先生的思想体系在座的学者都是熟悉的，我们在放映他的发言前也作了简单介绍，毋庸我在此重复。

我今天想讲的是他的文化体系论，这使我联想到社会或文化人类学里的文化格式论。梁老先生认为西方、印度和中国存在着三种文化体系，各自从不同的对人生的态度出发的。由于不同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不断追求人生欲望的西方文化，否定欲望、回头向后看的佛教文化和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儒家文化。我并不想去讨论他所作出的文化体系的分类和分类的内容，只着眼于文化分类本身而把这种企图联系到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格式论，并加以比较。

文化格式，cultural pattern，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者Ruth Benedict在1934年提出来的。她认为生聚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历史过程里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自成体系并具有其特殊的格式，所以称之为cultural pattern，中文里可译作文化格式。比如，她在美国西南部Pueblo印第安人中分辨出apollonian（宁静型）和dionysian（放纵型）不同格式的文化。文化格式论以及和它同时的文化功能论等西方人类学者都是批判了前期的文化传播论的理论而产生的。它们都把文化看成一个各部分有机结合的整体，即所谓整体观点holistic view。而文化传播论则认为一个文化中的构成部分是并无内在联系的一堆文化零件（cultural trait）。文化格式论和一般文化功能论的区别是它进一步认为不同的整体各具特性。有如每个人都有其个性，一个地方的人群有他们地方的特性，一个民族有它的民族性，一个国家有它的国民性等。

我从整体加特点的文化观上把梁老先生和Ruth Benedict联系了起来。这是我主观上的联系，并不包含他们两人的思想有过接触或有过相互影响。他们可说是独立起源的。论年龄梁先生幼于Benedict 6年（Benedict生于1887年，卒于1948年，梁先生生于1893年，至今健在）。但是梁先生的思想成熟得较早，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1919~1920年讲的，而Benedict的Cultural Pattern一书是1934年出版的，相差十多年。他们两人的学说盛衰的时期也不同。梁先生的东西文化论是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热门，30年代已转入低潮，40年代隐退，50年代受到批判，80年代重又受人注意，当然还不能说是热门。Benedict的Cultural Pattern在30年代中期推出，40年代因出版了提出日本文化格式的《菊花和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年）而风行一时，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重视，资助她开展所谓“文人资源”的研究（human resources studies)，参与的学者有120人，可称为高潮。但自从她去世之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他们两人的学说固然有上述相同之点，但还是各成一家的。由于他们学术的兴趣和训练不同，接近及进入这个文化分类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梁先生是从对人生应取什么态度的伦理问题上起步的，他有过一段皈依佛教的经历，从自身的体验中进入文化的研究，发现三种不同的文明各有其不同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爱国感情和责任感，使他追究中国文化的出路而提出了这三种文化体系有其发展上的客观顺序，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没有按这客观顺序进行，出了问题，所以要回头接受西方文化。但是人类最后要落实到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儒家文化。

Benedict早年原是研究文学的，然后通过民间传说及民俗的研究进入社会人类学。她所熟悉的是在文化中活动的个人，具有不同性格的角色。个人如此，文化是否也存在不同的性格？她在研究美国印第安人时就被不同部落间人们气质的差别所吸引住了。有些部落比较豁达，有些比较拘谨。这些气质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她文学的底子使她想起希腊神话里的太阳神和酒神的性格，因而就借用这两个神的名字来表示不同印第安人部落的特点。这些不同气质是怎么产生的呢？她并不像梁老先生一样从人生态度上去寻找根源，而从人的心理基础上找原因。依她看来，人的心理基础原本是相同的，但各个民族集团依自己历史条件从这基础里各取所需地发展它的格式。而且一旦形成了独特的格式，也就会按这格式去挑取和吸收外来的东西，排除其不相适应的东西，因之她不认为各格式间存在发展的顺序。这是Benedict和梁先生所见不同之处。

我主观上就这两人理论上的相同处而把他们联系了起来，我又怎样去理解这两人理论上的同和异呢？我喜欢把这些曾在社会思潮中出现的理论联系到大社会的变动过程中去看它们发生的原因。我想在这里附带说一说。

这两人的思想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经过这次世界大战，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原有的那种可以关起门来独自生活，至多只和外界交换一些商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活上实际已经休戚相关的各地居民由于过去自生自长所形成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却还很不一致。这些差别阻碍了他们和平共处，产生了威胁到他们生存和发展的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反应较为敏捷的思想界的种种思考。就是这种世界新形势使太平洋相隔两地的学者前后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对文化的观点，这些观点对照过去的时代来看显现了易见的区别。最突出的是他们的文化整体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早已和西方接触，当时对西方文化的权威性态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这是一种文化可以零售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四运动批判了这种体用分离论，看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是体用一致的整体，各有其“体系”。梁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是体系之区别。他进一步探索区别的关键而发现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因而推出了《究元决疑论》，发展成有系统的论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五四”反传统精神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在文化理论上并没有出现新的突破。梁先生这种从哲学入手归结到儒家的复兴论，尽管在其本质是属于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才能回到儒家的人生态度的迂回战略，但是由于表面上被视为为儒家辩护，难于为反传统思潮所接受而不得不退居冷宫。解放后“一面倒”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文化观上是“全盘西化”的性质，但西化中又被分出了两性或两姓，而把梁先生的理论不求甚解地摆进应加批判之行列。这是梁先生学说未能进一步通过学术上的辩论而得到完善的历史背景。

世界进入70年代，梁先生的学说被西方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学者从书堆里发掘了出来，针对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引起了注意，又为许多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的申引发挥，引出了“新儒学”的诞生。出口转内销，梁先生的旧著在80年代又得到重版。梁先生在耄耋之年整理的旧作《人心与人生》也出版问世。

梁先生的思想又一度得到思想界的重视，也不是偶然的。经过30年的“一面倒”，在实践中认识到“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固然不行，全盘接受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也行不通。从而觉悟到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原有的基础上，采取群众能接受的办法，逐步改革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中国才能存在于现代世界，发展成先进国家，并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秩序。在这个历史关头，对人类文化的本质，各国各地文化之所以有异同，在发展过程中怎样互相对待，又怎样推陈出新，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末，文化观的研讨势必兴起新的高潮。梁先生的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产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尽管其中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作为提出问题，提出观点的先锋是值得我们后辈敬仰的，正如他自己在《人心与人生》的结语中所说：“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我从梁先生的发言联想到Ruth Benedict。我对美国的社会人类学隔膜已久，我不知道她的学说后来有什么发展。我的联想本身表明了我对西方社会人类学的期望。在当今的世界上，文化传统不同的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分不开的经济体系里，怎样能形成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应当是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当前的热点问题。我盼望由重温梁先生和Benedict的学说而促使我们面对现实，多做贡献。

谢谢各位。

1988年5月22日

[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1]

一个老朋友告别了我们，活着的人有点恋恋不舍，怀念他，友情也还要继续下去。楚老临终的时候有遗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什么仪式。我们尊重楚老的意见，但是总觉得心里有些话，需要大家聚一聚，谈一谈，感情方面才可以稳定下来。我们今天开这个追思会，意思很深，不是追悼的意思，不是光觉得悲伤，而是怀念他，有什么话说一说，使我们还活着的人心里清楚一点。

我是1941年在昆明开始和图南同志结交，到现在已经将近60年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当时我记得的他，同最后我看到的他，印象没有变。在我心目中，图南同志的形象在近60年时间里没有改变，这个特点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在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变，人生舞台上各种各样的架式都有。其中能够保持一贯的，我初次见面得到的印象保持到最后都不变的人，不多。这么多年过去了，图南同志却是一贯的，不管社会怎么变，他一直都是我忠实的朋友，一个可靠的朋友。我很敬慕这样一个人，能做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我自己也就满意了。他的故去，可以说是“无病而终”。当然，这里说的“病”，意思不一样。九十几岁的人，达到了自然规律的一个界限。早上起来还吃饭，坐在那儿默然而息，生命告终了。这个事很能代表他这一生。我们交往了近60年，他始终如一地走过来，不给人突然的感觉。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社会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图南同志在东北的时候，曾经因为做党的工作坐过牢。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一点，我最近才知道这个事情。他没有因为为党工作受过打击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工作顺利时是这样，被抓之后也是这样，始终如一。在惊风巨浪里，我们的情绪，做事情的态度，对人的态度，都容易因为境遇变化而改变，图南同志却能坚持60年不变。

他比我大10岁，是我的上一辈。现在回想起来，比我大10岁的很多老师们，我的前辈中的知识分子，的确有一个劲儿，这个劲儿现在似乎不太容易见到了。最近几年里边，我写了不少纪念我的前辈的文章，出了一本书，叫《逝者如斯》。我是在想，能不能把我上一代的这些学者怎样做人写出来，让人们知道一点。我想到了很多人，不熟悉的不说了，我所熟悉的就有潘光旦先生、曾昭抡先生、吴泽霖先生，都是我们民盟的同志。我所熟悉的这些上一代老师们，都有相同的这么一个劲儿，一以贯之。就像图南同志，从大革命时期就跟党走了，这么多年，他的信念始终不变，对人对事的态度也不变。我同他在盟内一起做事情，1957年以前搞知识分子问题，他是文教委员会主任，我是副主任，在他领导下做事情。从那时起到后来，我的处境变化很大，一会儿挨骂，一会儿受捧，可是图南同志对我的态度没有变，从开始到最后始终一样。

前一段，我和他都在北京医院住院，房间相隔不远。我出院时去看他，他对我说了三句话，说：“中国还需要你，世界还需要你，你还得好好保重。”他的话让我很感动，他寄希望于别人，不为他是自己的朋友，而是为了国家，为了人类，这是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图南同志能在几十年里不变初衷，就在于心中无我，不是“我”字当头，而是有更大的目标，为人民服务，为全世界人民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叫作共产主义。他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对待别人，对待自己。这一点，我想他是做到了。

图南同志后来说，在他身后不要开纪念会了。这是因为，他的事业还在继续。孔子说这是“逝者如斯”，苏东坡《赤壁赋》里接下加了一句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事情是过去了，可是并没有走，还在。人就是这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里的过客，最长不过九十几年，100年就很少了，我认识的只有一个孙越崎[2]老先生。大家迟早都要走上逝者之路，相差无几，这是自然规律，都会像流水一般过去的。可是应当看到也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共同的信念，是具有共同信念的人和人的关系。现在很少有人讲这个事情了。今天纪念图南同志，我又想起这个问题，想讲一讲，提出来。

现在，我们都处在社会的大风浪、大变化里边，很少听人讲到人的修养问题，但这还是一个需要讲的大问题。刘少奇同志写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共产党员要有修养。我们民盟盟员也有一个修养的问题，一个人怎么对待别人的问题。有修养的人，不是在得失之间做选择，而是在对人对世界的贡献上考虑自己的行动。这一点，存在着我们同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以理性的个人的打算为出发点来考虑的，用理性来权衡得失。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从社会的利益来决定个人的行为。从个人出发和从社会出发，是对于人生处事的两种基本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底子是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的。它不倡导从个人出发，而总是以集体为权衡的导向，至少也是从一个家庭为出发点，而要求推之于国家和天下。这种从群体出发的文化生生不息地传下来，它是超越于个人生死的。我们有这个底子，从一个小的孤立的社会里边向外延伸，到将来扩大到全世界、全人类，这不就是共产主义。

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怎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还得着重一个自我修养的问题。我想，图南同志能这样无疾而终，能走过这样剧烈变化的社会而一贯地坚持一个信念，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形象，至少在我心目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变的形象。这形象是他从坚持不懈的修养中得来的。他的修养似乎是无形的，其实处处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一意一行之中，从他的书法就可以看得清楚。他这一手具有浑厚朴实的那种不同凡众的好字是经过勤学苦练、千锤百炼、锻铸成的。看到他写的字也就明白他的为人，坚持真理、忠厚待人、无私忘己的高风亮节。我以在这一生中有这样的一位朋友而自幸。他是我的一个想追赶而总是赶不上的活榜样，一个不趋时、不趋势一以贯之的榜样。

1994年7月7日

[1] 本文是费孝通先生在民盟中央的“楚图南同志追思会”上所作的讲话。

[2] 孙越崎（1893~1995年）：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工矿泰斗”。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此时此刻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足足有10个年头了，我到江西共青城凭吊他的墓地也已是5年前的事了。我自己实际年龄也已进入了九十大关。此时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到老来还能亲眼看到我们民族复兴的曙光，实在是件梦里都不敢企求的幸事。想到许许多多先我而去的良师益友，我怎能不珍惜我这难得的命运。一念及此，我更不能不想起我尊敬的耀邦同志了。

我总是认为，在我一生经历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英明果断、力排狂澜，我们这一小撮“毛选里有名的六教授”，绝不可能这样容易破冰山而重见光明的。我能有今天就不应该忘记耀邦同志对我们的这段恩德。

在1980年以前，我应当早就认识耀邦了，但是实际上除了见面时点头握手外，并谈不到相识和相知。在我回忆中初次说得上真正交心的是在1980年我得到改正之后，也就是说在我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初期，确切的日子已不记得。有一天我正在民盟中央客厅里和盟内的同志们谈话，突然通知我们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耀邦同志。他当即声明这是他一时兴起来看望大家的，想顺便谈谈。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就在这次会见时，他说了“民盟是个党外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第一是爱国的，第二是学有专长的，第三是为人正派的”。他接着说，“我们就希望能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我们合作，成为复兴中国的一个力量”。这段话当时并没有用笔记下来，更没有录音，但口口相传，至今在老盟员中几乎念念不忘。

我还记得当时大家就议论开了，认为这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为民盟定了性。而且提出了民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说盟员为人正派，因为当时正盛吹“宁左勿右”的风。提出正派做人的标准正切合时宜，和当前讲正气联系起来，不是更能发人深省么？

由于我最近参加了一次统一战线理论的讨论会，我又想起了耀邦同志那次乘兴访盟一事，所表露出当时党盟间那样亲密无间的关系，使人神往。在上述的谈话中耀邦同志那样轻松、平易地表达了统战的目的和方针，更是难得。耀邦同志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在这里不妨用一段我自己的经历来加以说明。

我想到的是耀邦同志在1983年11月3日看了我所写的那本《小城镇 大问题》小册子之后随手写下的一段话，后来被说是他的批示，其实是读后的一点感想，并不准备给我看的，而是为了想推荐这本小册子给党内的一些同志看。不久，当时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看到了，特地通知我到部里去看一看，当我读到了耀邦同志写在我发表的这篇文章上的话时深受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对我其后20年的生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瞭望》的编者打算出版一本《小城镇四记》，收入这篇文章时，请示了耀邦同志，同意把这一段话的一部分发表在这书的前页，得到公开。

这篇《小城镇 大问题》的文章是我在1982年9月20日在江苏家乡调查时写的，回到北京后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当时全国政协的朋友们作为参考。我并不知道它怎么传到了耀邦同志的手上。后来听说，他有一次有点感冒，在家休息时无意中看了一遍，他阅毕在小册子上顺手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表达了他的真情实意。就是这点坦心置腹的话感动了我。耀邦同志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人启发。他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虚怀若谷地说出了小城镇这件事对当时党内的许多同志还是个新问题，他自己也不过是“蜻蜓点水”偶有接触，还没有深入，因此还不忙着决策。他还用反思的口吻说，如果情况没有摸透，考虑没有成熟，“硬着头皮去干……必然成不了功”，而且会“吃苦头的”。这些话出自主持大政的领导同志之口，我认为值得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榜样。最后他认为这篇文章还“值得一看”，因为它可以“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我这篇文章会到达耀邦同志的手里，也没有想到他会愿意在百忙之中把它看完，而且还要推荐其他同志们看看。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却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的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而且又悟到了这正是统战工作的真谛，做到了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的要党的领导同志多交几个党外朋友。

后来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对他更为尊敬。我感激他不仅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而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做一个党的朋友；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我愿意老来纪念耀邦去世10周年时，记下我这一段经历和我对他感激的心情。

2000年1月

第三辑 风范与风物

物伤其类

——哀公逵

“云逵死了！”这几个字到了我手上。

他不是愿意死的人，更不是愿意这时死的人。他不怕活，生活对他虽则这样苛刻，这几年来狼狈得够他受，可是他从没有和我一般埋怨过“多此一举”的生命，死却偏找着他。多少人应该死的不死，多少人愿意死的不死，老天不公平到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满怀不平想申诉，可是举目没有半个了解我的气愤的人，郁积得受不住，只能悄悄地围上项巾[1]，离开这木庚院。早春稀有的冷风，吹在却尔思河面，解冻未久的微波在发抖。

好像是民国二十九年，似乎也是这个天气（我的记忆这样模糊），在呈贡三台山上，听吴文藻先生说起，城外有个魁阁，魁阁里有位陶先生。当时我们在山顶远远望去，在一丛松林里，隐约有个古庙。湖光山影，衬出夕阳缭乱里的归帆。找到这地方去住的，定是个不凡的人物。云逵本是个诗人，血里流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泥于实际，富于想象，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流露得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那天不知为了什么，没有去找他，新婚的人也不会欢迎这近晚时的生客。

有一天，我从呈贡赶晚车回昆明，好像是有一点微雨，人都挤在停在站上的车厢里等待那永远不守时刻的阿迷车。在我身旁坐着一个穿着咔叽布[2]短裤，褪了色的呢帽，衔着烟斗，眉目鼻子挤在一架近视眼镜周围的中年人，他忙着招呼一群女孩子，说话时有一点口吃，但是北方音咬得很准。不久，在那群说广东话的女孩子里有一个叫着他的名字：“云逵。”我有一点不相信，这就是住在古庙里度蜜月的不凡的人么？我有一些迟疑地伸出了手：“这就是陶先生么？”他那多肉的手掌，又使我感觉着一点异样。

其实，这并非我们初次见面。他提起了，我才记得，远在10年前，我在清华，认骷髅、量骨头、杀兔子的时候，他曾到我的实验室里来参观过。这时他刚从德国回来。在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他是很少人中的一个先进。我在这试验室里，因为无聊所以在东安市场弄了个香炉来，逢着心里闷的时候，就烧香。白骨满桌，香烟缭乱，另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在半夜月明的时节。他进门来，我是个小学生，老师带着此贵客，见面之下，有一点窘。谁知道他并没有考问我散乱的统计图表，只用着我听不懂的德文和老师讨论着他们的问题。临走时，抚摸了一回这个毫不古雅的香炉，向我笑了一笑。这一笑我还记得。

在车上，我们两人就攀谈起来，话从海外说到天边，一直到车到了昆明，才重又听到耳边还有广东的莺声。分手后，健忘和疏懒的我也就记不起去魁阁找他的约言了。后来听说他太太回广州湾去了，他是否在古庙里，我也没有打听。

隔了又不知多少日子，我知道他加入了云大社会学系。因为在一起做事，所以后来差不多天天见面，他那时已搬来学校里住，靠医学院的一间矮房里。太太是走了，他的房间乱得和我在大学里念书时的宿舍相似。我一进他的门，他一定要忙着找茶具，把床上的被向里一推，似乎很抱歉，一手搔着头，摇了摇：“怎么办？”一忽[3]，很坚决地说：“不管它。”这是他，他不像我那样安于糊涂散懒。他的性格多少有一点和我相同，可是他却偏不肯承认他的性格，而且永远在想和他的性格反抗。我好几次和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弄艺术？诗、画、音乐，也许除了跳舞，都是你的专长。不，你一定是名角，若是你上了舞台。你偏要死劲弄科学。中国少了个特出的艺人。”他有时也承认：“我父亲是个画家，可是，我就不愿意像我父亲一样。”——“一个研究遗传的人说这话！”我接着顶住他。他笑了，使我想起抚摸香炉时的一笑。他没有话时，就来了这老话：“你自己呢？”大家是人，顺了风张篷，有什么意思？人总是不服气的，总是要找个最狠的仇敌，而最狠的仇敌决不在外，就是自己。魂灵最怕安定，除非有了个永远也克服不了的对象，生活才有重心。这也许就是云逵所谓“力人”。不论人家怎样不了解他，他是在实践这理想，在向他遗传争斗。

我在这种精神上自知比他差得远。他能在新婚不久，把太太送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荣，偏要深入弯荒。他能好好活下去，偏在这时死去——似乎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他。这是，我若没有错解他，否定现实，在否定中创造新的境界。这个精神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已经断伤殆尽，差不多已完全丧失了。顺命安分，走近路，满足在低级的团圆上。航海探险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奇事，三宝太监下西洋，唐僧上西天，都值得编成神话。在别人实是家常便饭，英国人中很少没有亲戚朋友在海外；美国到了无险可探时，还会在高空里走绳索，否定安稳，不服命运；在中国这些是荒唐，多少人为宝玉惋惜：“何必自苦？”云逵这种人在中国是不会长寿的，他生错了地方。

那次敌机轰炸昆明文化区，他那间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它堆成了一个小丘。他来找我们时，我们的门面也已经认不清。我们相见之下，大家觉得很轻松：“等得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现在看来，我们得感谢这些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我们的研究室也决不会搬下乡，大家的生活也不会和工作打成一片，连现在这点成绩也不会有。这是云逵，不是别人，把我们的研究室安置到了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魁阁也从此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饮水思源，我们怎样能忘记云逵？

云逵是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4]大师门下出身的。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很多地方刚刚是针锋相对。前者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方法的相异之处入手；后者注重现代、功能、结构，从各方法的相同之处入手。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是有它内在发展的铁律，是天地精华的不住外现——我并不想在这里申引两派文化论的差别，只是想说云逵和我二人师承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基本出发点上有些不同，所以讨论时也更显得有趣味。有人误解魁阁，以为它是抄袭某某学派，其实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都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我们在讨论会中，谁也不让一点人，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云逵常和我说：“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我也和他说同样的话。

中国人不很容易赏识“相反相成”的原则。我们听见和自己不合的意见，总会觉得人家和自己过不去，因之影响了交情，甚至互相中伤，形成了党同伐异的风气。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免受这传统的遗毒，但是在和云逵相处的四年中，我实在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当他离开云大时曾和我极诚恳地说：“我确有很多时候气你，但是我们的交情也就在这上边建筑了起来。”我是明白他的，他是个要求丰富生活的人，生活要丰富就得有一个可以时常找到和自己不同见解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引得起内心的矛盾，有矛盾，才有新的创造。他是我的畏友，我爱找他谈，就因为我们不会在离开时和见面时完全一样，不会没有一点新的领悟，不会没有一点新的烦恼。他是明白学问的人，为什么中国明白学问的人就不易长寿？这是我永远不明白的。

在魁阁的一年多中，我们的相知不仅是在学理上，我们在生活上也有深刻认识。我永远记得，当我孩子在艰难中出世后，他第一个来看我们。他用鼻子闻，用手抚摸：“这是人间最美的，孩子的气息。”第二天他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我已背不上来。爱孩子的人才明白生活的艺术。他时常偷偷地看我的孩子睡时的安静，无邪的天真。有一次我在孩子身边抽烟，他很严肃地要我把烟灭了。“对孩子不好。”云逵懂得爱。在他不自觉的小举动里，我看他时常会忘记自己。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却并没有在他眼底长大，这是他的憾事。

提起他的孩子，我怎能忘记和他一同从大理回来的一幕？他知道我的历史，我们谈话中，他总是极小心，绝不提起我的往事。那是因为他知道假如他是我的时候，他会怎样难过。谁知道他所要避免加之于他朋友的感情，却会成了他自己的经验，而且更加重地降到了他最爱的人身上。他若有知时，恕我提起这一段最好能忘了的创痕。

在大理时，我们一同到街上去买小皮袄给孩子。他突然和我说：“我总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孩子，你知道我是最爱孩子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孩子。”虽则我们离家只有20天，有家的人，大家有些想家，归程的一路，在汽车里聊天，都是些有关太太和孩子的琐话，谁知道这时他的孩子已经急病死了呢？我们到翠湖东路时，还不知道出了这事。他那时住在玉龙堆，几步路就可以到家，但是招待我们的朋友却拉住了不放他回去，要他吃了饭再去。他们知道了这悲剧，不敢说，偷偷地把这话告诉了我。他一直被蒙蔽着，还要和我说尧尧不知道好不好。他又说，买小皮袄时，他不知为什么想不起尧尧的身材来，好像没有了，空虚了一般。我听着，实在受不住，想哭，又不能。所以我拉着他说：“我们先去你家看看吧。”一路上我说了很多无聊的话，想瞒住他，可是我的神色和举动引起了他的疑心。一到家，房里没有灯，同居的朋友从楼上匆匆忙忙地奔下来——

“尧尧怎样了？”

“没有，没有怎样，你上来说。”

“完了，他死了，一定死了。”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痛哭。我呆着，直说：“哭，痛快地哭！”可是他还是收住了：“不要紧，我受得住。”眼泪却直流。我扶着他下楼。他和我一遍一遍地说：“我对不住他们。”——一句沉痛的话。

云逵经了这次打击，有一点变了。可是我常在乡下，他在城里，相见不多。有一次他约我一同到女青年会去找他太太。他太太刚在弹钢琴，我们不愿打断她，轻轻地坐在她背后听，好像暴风雨方罢，有一点严肃和惨淡，有一点不自然的平静。我心上一阵阵冷，大家没有提孩子的事。

我离开昆明前一刻，他到我房里来，一直送我上车，似乎大家有话要说，可是都没有说什么，这是我们最后相见的一面，后来从别人信上知道他又有了一个小女孩。

“云逵死了——”之毅的信上说，“情形很惨。”树青信上说：“刺激很深，宁为治世犬，毋为乱世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是我自己。门外过着一队兵，在唱：It is a long way—a long way.——我不能再写了。

1944年2月于哈佛木庚院

[1] 项巾：围巾。

[2] 咔叽布：加厚的全棉布，一般用于夹克、工作服等。

[3] 一忽：犹一会儿。

[4] Eugen Fisher：中文译名为欧根·费雪尔，著名人类学家。

一封未拆的信

——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从我们魁阁走上公路，向北，约莫半个钟点的路程，就到三岔口。中央农业实验所有一个分站疏散在这村子里。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机关时常有往来，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三岔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便道常来我们魁阁，我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岔口望他。在一次闲谈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

“沈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这样说，“我在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

我停了一忽，接着说：

“说来这已是20多年的事了。最后一次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那时候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我母亲去世不久，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生活细节的话。中学时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尤其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她那时所说的，听过也就忘了。但是，我一闭眼，还记得这位老师的笑容。一副近视眼，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那时看来算是相当时髦的。至少，她所穿那件红方格子带裙子的衣服，在我印象里是件标准的西装——”

我一面说着，20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来愈逼真：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在这地方我们分手了。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了他幼年的女教师，怎么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手插在裤袋里，脸红红的，眼睛潮润润的，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多不好意思？

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忆：“沈先生不是在苏州那个女学校里教过书的么？怎会教得着你的呢？”

十多年前，我如果听到这话，一定要脸红，决不会接着说：“是呀，我是在女学校里长大的呀。”徐先生好奇地听我说下去：“那个学校名叫振华。苏州人大概都知道这学校。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苏州的织造府谁不知道？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据说他所描写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

我在中学里时，最怕是有人提起我的来历；愈是怕，愈成了同学们取笑的把柄。“女学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我怎么会有勇气，在我女老师的身边并排着走？校门救了我，我飞跑似的冲进铁门，头也不敢回，甚至连“再会”两字也没有说。可是，虽则这样鲁莽，我却并没有这样容易把这事忘却，20多年后，还是这样清楚地记得：那副眼镜，那件红方格的西装，和温存的语调。

我进高小刚是10岁，初次从小镇里搬到苏州。羸弱多病使我的母亲不敢把我送入普通的小学。振华靠近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我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所办的，而且是个女学，理论上说，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至少欺负时不太动用武力。不久我成了这女学校里少数男学生之一。入学时我母亲还特地送我去，那时校址是在十全街，就在那时我被介绍给这位沈先生。以后她常带我到她的房里去，她房里的样子现在已模糊了，只记得她窗外满墙的迎春花，黄黄的一片。当时，沈先生，我后来总是这样称呼她，其实还是和这一片黄花一样的时代，但是在我却免不了她已经属于“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伟大人物那一类了。我当初总有一点羞涩，也有一些异样：在四年的小学中，老师在我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打手心的是他，罚立壁角的也是他，一个似乎不太讲理，永远也不会明白孩子们心情的权威。可是这个老师却会拉着我的手，满面是笑容，是个手里没有戒尺的人，这使我不太明白。我想，我那时一定没有勇气望着她的眼，不然，我怎会现在只记得满墙的迎春花呢？

沈先生教我算学，每次做练习，我总是第一个交卷。习题做快了，又不重看一遍，不免时常把6写成8，2写成3。“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其实我的心哪里是在做算学？课堂外的世界在招惹我。可怪的是沈先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顽皮的手心，或禁闭过这个冒失的孩子。她望着我这匆忙的神色，忙乱的步伐，微微地摇着头：“孩子们，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

过了有10年的一个暑假，我在沪江的暑期学校里选了三门算学课程，天气热得像是坐在蒸笼里，我伏在桌子上做题解；入晚靠窗眺望黄浦江的烟景，一个个还是几何的图形。我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历史上的人名，地理上的地名，而对于数字并不怎么怕；若是有理由可说的，该是我高小里历史和地理的教师并不是姓沈的缘故吧。多少孩子们的兴趣在给老师们铲除送终？等大学毕业，一个人对于学术前途还没有全被封锁的，该算是很稀少的例外了。

我的性格也许是很不宜于算学的，可是为了有这个启蒙的教师，我竟为了它牺牲了一个可以夏游的暑天。

从那天偶尔在街上见面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老师。我也没有去想着她的理由。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苍翠，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雨水已经没入了泥土，没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可是，培养了出来，向广阔的天地间一送，谁还记得他们呢？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不常回头的。小学教师们的功绩也就这样被埋葬在不常露面的记忆之中了。

一直到徐季吾先生说起了沈骊英先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我才引起了这一段内疚。其实，如果不是我当时也在教书，也许这段内疚都不会发生。人情原是这样的。我问起沈先生的生活，徐先生这样和我说：

“她已是一个一群孩子的好母亲，同时也已成了我们种麦的农民们的恩人了。华北所种的那些改良麦种就是她试验成功的。她从南京逃难出来，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可是，亏她的，我们所里那些麦种却一粒不漏地运到了重庆。我们现在在云南所推广的麦种，还不是她带进来的种子所培植出来的？所里的人都爱她。她是所长的太太，但是，她的地位并不是从她先生身上套取来的，相反的，她帮了她先生为所里立下这一项最成功的成绩。”

我听着了，不知为什么心跳得特别快，皮肤上起一阵冷。一个被认为早已“完成”了的小学里的老师，在我们分离的20多年中，竟会生长得比她的学生更快。她并没有停留，她默默地做了一件中国科学界里罕有的大事。改良麦种，听来似乎很简单，可是，这是一件多繁重的事？麦子的花开得已经看不清楚，每朵花要轻手轻脚地包好，防止野蜂带来了野种。花熟了，又要一朵朵地把选择好的花粉加上去。如果“粗心大意”，一错就要耽搁一年。一年！多少农民的收入要等一年才能增加？

家务，疾病，战争，在阻碍她的成功，可是并没有打击倒她。她所改良的麦种已经在广大的华北平原，甚至在这西南偏僻的山国里，到处在农民的爱护中推广了。

我从三岔口回来，坐在魁阁的西窗边，写了一封将近五张纸长的信给我这20年没见过面，通过消息的老师。我写完这信，心上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我想，任何一个老师在读着他多年前学生的信，一封表示世界上还没有把老师完全丢在脑后的学生的信，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我更向她说：“当你在实验室里工作得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有一个曾经受过你教育的孩子，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老师，也在另一个性质不同的实验室里感觉到工作后疲乏的可贵。我可以告慰你的不过是这一些。让我再加一笔，请你原谅我，我还是像在你班上时那样粗心大意，现在还没有定心做过一个算题。”

我把这信挂号递给呈贡的邮局，屈指数日子，盼望得到一封会使我兴奋的回信。

不到一个星期，徐季吾先生特地到魁阁来报告我一个消息：沈骊英先生脑充血死在她的实验室里。我还是坐在靠西窗的椅子上，隔着松树，远远是一片波光，这不是开迎春花的时节。但是波光闪烁处，还不是开遍了这黄花？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寄出的信退了回来，加了一个信封，没有夹什么字。再没有人去拆这封信了，我把它投入了炉子里。

1946年1月11日

郑兆良和积铁

门外传来十分耳熟的笑声，这年头很少听见的那种从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除了我在燕京里同户的那个被我们称作“大孩子”的老朋友，不可能是别人。没有等我去开门，大脚步踏进来的，果然是他，已阔别了5年的郑兆良先生。他一手提着好几匣东西，像是给我孩子的礼物。我心里想：这大孩子心上真是只有孩子们，儿童节没有到就来送礼。我们坐定还没有说多少话，他已忙着打开匣子来给我看，果真是我曾在英国孩子们“小工厂”里看见过的“积铁”。

“你哪里去觅来的？”

“我自己造的呀！”他张开了嘴，用手拍着胸脯，脸上表现出高兴和得意的神气。

我并没有认真相信他的话，却问他：“这是给我孩子的么？”

他摇了摇头：“不，带给你的。”突然又提高了嗓子：“孝通，这是我的idea[1]。”——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重庆，无意中在渡船上碰着了，一起上南岸，他送我到我寄宿的工厂里。路上他告诉我：他正在一个儿童保育会做事，他提出了许许多多关于儿童的问题问我，我和他开玩笑说：“我是长成了，谁像你心底里念念不忘的只有孩子们呢？”他却认真了起来：

“我就爱他们，可是，叫我怎么忘得了，他们不得了了呀！”他告诉了我更多后方保育工作不合理的事。怎样有人把救济儿童的物资浪费，怎样有地方把孩子开除了出去，甚至沦落为娼妓的。他不厌其详地把我看成了一个申诉的对象，一定要我帮他解决这些他实在看不惯的现象。“你得和我一起来想想法子呀。”在他面前我发觉了自己的卑鄙，我用了老成两字掩饰了懦弱和冷酷。这时我才领略了“不失赤子之心”的意义。

到了南岸的工厂时，我给他路上的一番话说得很有点感伤，但是感伤却又不是属于我们这位“大孩子”的。他是个倒头就睡的人，问题对于他是怎样去克服，他不考虑人情，不讲世故，不畏缩，因为他不怕后果，只要所做的是对的。这也是他绰号的来源。

不失赤子之心，不但是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而是一种mentality[2]，一种心境，孩子们是好奇的，无所为的好奇，因为他们并不把“己”作为世界一切的中心，所以他能超脱了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的标准去看世界。他可以为一个不相识的孩子的苦难而动心，更可以因为要免除人间一桩不合理的设施而得罪他的上司，他会在当时没有想到这样做对于他的职业会有什么影响。这种人同样会发生种种似乎不近人情的联想，把很多身外的事，不在自己的利益上，配搭起来，成为各种不平常的idea。

兆良在这小工厂里走了一圈，回头却和我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教育问题来了。他先告诉我，当他在红十字会里做事时，曾经派到缅甸去运东西。他在一路上最看不惯的是司机们糟蹋卡车。他气愤愤地说：“这简直是犯罪。一个应当可以用几年的卡车，到他们手上，几个月不到就完了。”他说来比丢了他自己的东西更肉痛。我是知道他的习惯的，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用了他的东西或钱而说过半句怨言的。归结他的气愤却又是问我：“你看，怎么办才成，这些人怎样才能使他们爱惜机器？”

“这和你的保育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我又逗着他说。

“吓，我有idea了——”他高兴得用拳头在我腿上重重地打了一记。这种拳头我是熟悉的。

我虽则知道他出了学校已经换了近一打多事情，但是每次见面当我想劝他不要再孩子气时，只要听了他一番申诉，就无法开口了。我背地里曾和相熟悉的朋友说：“兆良生错了一个国家。”他听见了很气地回答我：“我就是为这个国家生的。”——我想他是对的。他这种做人的办法固然可以得罪上司，席不暇暖地从一个机关到另一机关地转动，但是也有常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做来却是轻而易举。

譬如说吧。有一次他在一个工厂里去当管理工人伙食的事。这工厂的工人据说是最难管理了，整天爱闹事，尤其是关于伙食（没有好差使会轮得上我们这位大孩子的）。他到了，先去看厨房，一看在污水桶底下全是半熟的饭。他不加考虑地认为不该这样“浪费”，于是把这事揭发了。他把工人找来，问他们说：“你们要吃得好，就得自己管，每一粒米都不该糟蹋。”工人们很高兴地接管了伙食，大家监督着合作办去，几个月，从没闹过一次事。他的本领在哪里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他在办这件事时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以往伙食办不好，就是因为桶底里的饭太多。办事的人不贪污，为工人福利着想，怎么会办不好呢？但是难得的就是这件看上去极自然的事。

还有一次他被行总派到解放区去分发物资。在猜忌、欺骗充满了的气氛中，他一看墙上贴着反对行总的标语。他拉着当地的负责人，一定要把这标语撕去：“我到这里来是用人和人的关系来的，不是什么党派对党派，国家对国家。我要公平地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应该得到这些东西的人，你不该说标语上的话。人和人往来一定得互相信任，否则就不必做，干脆。”我想象他那时的神气必然是像在同学里讲理的时候一样，理直气壮，心里没有鬼的人才能有这种坦白和勇气。当地的负责人被他说服了，把标语当众撕了去，从此他成了大众的朋友，从没有受到过一点留难[3]。这在别人是不容易的，在他却很自然，那是因为他心目中只有救济，没有其他。他不明白在救济工作中怎么会有政治，就因为不明白这个，他完成了救济工作的本身。

“你离开行总了？”我问他。

他笑着：“凡是有裁员或改组时，我总是第一个轮到的。”在他说来一点酸意都没有，像是说一条物理的原则一样。他接着：“我不和你讲这个，我是来给你看这个玩意儿的。”他把那几匣给孩子们玩的积铁都卸了开来。积铁是个新名字，在中国也少见。这名词是从“积木”里套出来的。积木是许多各式各样的木块，孩子们用来堆出各种形式的东西。积铁在原则上也是这样。匣子里有各式各样的铁片，铁片上有着许多洞，另外有许多轮子和螺钉。用螺钉配合铁片和轮子，构成种种好像风车、升降机、桥梁、小房子等模型，因之可以称作“积铁”。这种玩具在英美大概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们的孩子们大多玩过这个。

他一手握着一个已搭成的“曳重机”，一手拉着我的膀子，头微侧着，眼睛看着我：“你说，我为什么弄这个？你不要小看它，我已花了6亿了。参考了多少书，换了好几个图样，现在做成了。”

“你是说，你办了个玩具工厂了么？”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这是我的idea。”

于是他提到我们在重庆南岸的话来了。原来他一直在想那时向我提出来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国人知道爱惜和善于应用机器？”这问题在这位心底里忘不了孩子们的朋友，很容易牵上了教育问题。一个心里不是真正有孩子们的人，绝不会想到儿童玩具这个东西。人老成了，早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尤其是在这个一切都是为成人而设备的中国社会里，我们是否真正有过童年还是很成问题的。孩子被视作了没有完全的成人，不完全就是缺陷的意思。我们做大人的就一贯地去征服孩子的“缺陷”，把长衫马褂替孩子穿上，讲话得斯文，见了人要鞠躬，目的在使孩子成个具体而微的成人。房子里固然不准留一个老鼠窠一般的孩子世界，连在墙角里的泥沙都不许孩子去经营他的天地。颈项里套着个锁片，一周岁就要在盘里放下银元、钞票、文房四宝，让他去摸，用来测验他一生的兴趣。玩具是多余的，不但多余而且是“玩物丧志”，要不得的。狗叫猫叫的小学教科书已改编成对国旗和国父行礼的赞礼口诀。最近我常陪我的孩子读《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一类的读物，童话已长成了政治讽刺。我不敢说这是不好，但是孩子们对这些微妙的笔法似乎并不有什么领悟——我们还是一贯地否定了孩子们有他们的童年。

我接过那个“曳重机”，转动那些螺钉，不经意地掉了下来，不知什么潜意识里的郁结在作怪，我把这“曳重机”拆成了几块。兆良在旁边看着我笑：“你小时候也曾经拆坏了闹钟给你爸爸打过手的吧？”

“是呀！”

“可是你会装么？你试试看，把这曳重机装回去。”

说来真奇怪，我明明记得曳重机的模型，可是东装也不是，西装也不是，这个螺钉弄上去了，绳子又不动了。那个螺钉装上去了，钩子又反了。我失望地撒了手。“兆良，我明白你的idea了。我这个脑子，这双手，只会白纸上写黑字，空口说白话。你来给我这个教训的，是不是？”

“还算你聪明。老实说，你还是难得的，你还会拆，已经不错了。我已经试验过好些朋友了。像我们这些年纪的，当我把这曳重机给他们时，他们规规矩矩地端详了一番，在桌子上一放，再也不肯去动它了。他们和我讲很多大道理，一直到我离开他们，他们从没有一点用手来玩弄一下的意思，更不知道螺钉是可以卸，可以装的。可是他们和你一般在讨论中国应当怎样工业化的问题。”

兆良刚从燕京来，他说工学院的第恩先生曾告诉他，班上有一个学生理论念得很通，图也画得精巧，有一天到发电厂里来参观，却连摸摸机械的兴趣都没有了。第恩先生说他不明白这个学生为什么要进工学院。

用手去摸东西是一种习惯，在我们传统里是不讲究的，甚至是反对的。用物质来表现一个意念，也可以说意念的外形化，需要和物质有亲密和熟悉的好感。物质要不成其生硬，不成其为精神的对称，就得靠我们肯动手把二者沟通起来。这却正是我们传统文化最缺乏的，也正是我们进入现代文明最大的束缚和限制。一个意念不能外形化，不能在物质里表现出来，留在象征阶段，只是个壳子，没有内容的，因之也是死板的，改变不了现实的。要征服这个缺点，却必须从习惯那底子上做起。习惯得养成得早，童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代，因为就在这一时代我们在养成我们基本的习惯。如果我们不满意于我们的传统，最应当注重的应当是我们下一代的童年。

这一套话早已说够了。现代化，工业化那一套论调可以说已经不少了，但是这一套论调却依旧是文章多，事实少。肯把这些理论化成一项一项琐细的事务，逐一在试验的却不多。这种工作必然是琐细的，而且必然是部分的，甚至是片面的。琐细所以不堂皇；部分所以不完全。对于那些醉心于全部计划的人是不惜考虑的。

从几匣积铁里去看出中国工业基础，自不免被大人先生们觉得是荒唐，用时髦的字说，是幻想。不错的，靠这些零星玩意儿，能做出些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呢？但是在这时候能有人注意到从基本上去培养儿童习惯的问题，而且不惜小题大做，拿得这几匣积铁来，我却觉得中国工业化的希望至少多了一点踏实的根基了。

也许这是我的偏见，我始终不相信在原有的传统文化里，运一两千部大机器进来，中国就会有工业基础。机器是要人用的，它得进入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要用机器就得另有一套生活习惯。这一套习惯才是工业化的保证。我并不说，等人长大了，习惯就僵化了，没法学习了；但是我愿意说，要养成习惯，开始得愈早愈容易。儿童玩具在一个文化里地位的重要就在这里。

在这一个从来不承认童年是成人的摇篮，玩具是文化的模型的中国，能有人在这上面下功夫，做试验，而且能在一切制造事业都这样艰难的年头，把曾是西洋文化基础之一的“积铁”，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儿童能自由地和铁片、轮盘、螺钉接触，在这些零件中去创造他们的意念——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一件太可以重视的事。我怎能不骄傲，这人就是我在大学里朝夕相处的老朋友？我又怎能不惭愧，同是一间户里出来的学生，一个已经从文字的缚束中解放出来，在活生生的铁片中表现了怎样去改造中国文化的一条道路，而另一个却天天还是在笔头上弄字眼儿，愈钻愈不能自拔？

“我的idea怎么样？你不笑我，活了40年还是个孩子么？”

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像他的笑声一般，已经这样久没有听见过，又这样能打入我的心胸地使我感到一种活力和希望。“即使所有的人都讥笑你，你也会在这里找到一个了解你的朋友。你的成就已超过了我们这一群了。”“可是，”他接着说，“成本太贵，我没有法子把这个东西分送给村子角落里每一个孩子。他们买不起，我也送不起。但是我愿意这变成少爷小姐们点缀的摆饰。这不是我的idea。”

是的，这是个钢铁的时代，积木、泥娃娃不能代替积铁，孩子们一定得从小和这个“时代的材料”混熟。但是哪里来这样多的钢铁去做积铁给孩子们呢？

钢铁真的没有么？不是真的。我们整天在用钢铁做武器，在杀人，但是在教育上，这材料却没有了。钢铁象征了这时代，我们还是被时代所抛弃，没有主动地去迎接它。像以往他所问我的其他问题一般，我没有法子回答他。但是也像以往他所问我的其他问题一般，总会给我认识了一些存在我们四周最基本矛盾。我羡慕他能发现这些问题而被这些问题所困。这也许就是一个肯用手的人所具有的长处吧？

“我相信，从这方向做去，我会实现我的idea的。”我们分手时，他这样向我说。

让我在这篇末附带地说：郑先生正在组织一个“儿童现代学艺促进社”，他和发明“中华万能式”的华文打字机的彭泽先生和技师张澍先生合作制造技术科学玩具。他们利用制造打字机的机器制造积铁，第一批出品已经成功，为数只有几百套，是试验性质。他们不愿把这种玩具弄成营业的商品，而想设计出一个办法来能大量地供应儿童的需要。他们的工厂是在天津十区宜昌道。据郑先生向我说，他们极欢迎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而热心的朋友们去参观，并且一同想出个最有效的供应方法来。

1948年3月30日于清华胜因院

[1]　idea：主意、想法。

[2]　mentality：心理、思想、智力、精神力。

[3]　留难：无理阻挠刁难。

悼福彭

一个以解除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的职责而乐在其中的人是应当受到别人的尊敬的。福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以有他这样一个人做朋友而感到自豪。

福彭曾告诉过我：他立志学医是因为他早年患过严重的骨症，痛苦万分；当时许下了个愿：如果他还能活下去，这一生就应当用来解除患同样病症的人的痛苦。正当他病危之际，一个比利时的骨科大夫，他父亲的朋友，来到中国探望他们，动手术挽救他的生命。以后的60多年，他就用来实践他许下的心愿。

坚持这个志愿，岂是易事？福彭在比利时学医，学成时，国内抗战爆发。像他这样学有专长的医生，在国外哪处得不到安定富裕的生活，但是福彭却毅然返国到云南大后方投身医学教育工作。抗战后方当教师的生活是艰苦的，医学院里的教授个人不开业而集中精力于教学工作的不多，福彭是其中之一。个人的享受不在他的心上。他一刻都不肯放松的是他的业务：研究和教学。1928年我和他在同一张桌子上做实验时，他就是这个劲儿，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1945年我从呈贡移居云南大学晚翠园的教员宿舍，正在医学院解剖室的附近。他一早来上班，过我家时，常常推门进来，看见我还高枕未起，总是话也不说，捶我一拳，反身就走。我心里想，这家伙，这样早又来报到了。他就是这样起早摸黑地搞他的实验。

他的学生中有些也和我很熟，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学生们怎样地敬爱他。当他的学生是不容易的。他称得上是个严师，但是学生们心里都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出高徒。最使得学生们心服的是他以身作则。他是严己以律人。严格要求自己的学术在他已成了习惯，真是五十年如一日。我最后见到他是1980年。我们自从1957年遭受同样的打击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一进他家门第一件事却是给我看他正在绘制的一叠关于心脏的解剖图。年已过古稀的福彭还是我最初相识时的福彭。

我和福彭在一起的时候少，分离的时候多。但在我们，在一起和分离差别不大，在一起时，我们的话不多，捶一拳，反身就走。一拳传达了语言不能表达的深情。什么深情呢？他知道我明白他，我知道他明白我，这就够了。以1957年这件事说吧，我早就料到他会受到和我一样的遭遇。像他这样一个刚直不阿的性格，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对于他，我心中有数。他一定能支持下来，而且不怨天，不尤人，利用一切条件搞他念念不忘的业务。至于他能有多大成就，那不是由他本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了。他这个劲是夺不掉的。我在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中，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慰，福彭果然是我所了解的福彭。我们分手时，我真想捶他一拳，用以告诉他：“我明白你。”

明白什么呢？他明白他懂得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愉快。他最后的遗言要把他的遗体作实验之用，集中地表达了他对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懂得有一个东西比他的躯体更重要、更高贵。有此，这个躯体才有意义。这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许下的愿，立下的志：用这一生来解除别人的痛苦。这样死可以化为生，痛苦可以化为愉快。这一点我相信，福彭是明白的，有体会的。他就是这样做了一生。

临别时的一拳，我没有捶出去，留一点余地也好。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究竟对福彭懂得多少，还得他捶回我一拳，才能检验。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在他留下的躯体里现在的人还是解剖不出来的。无论怎样，我相信，福彭是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地永息的。我能做到像我这个朋友所得到的结束，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1982年4月7日

“严伊同学”

接到《读书》编辑部转来读者来信，指出我在《读书》今年第4期发表的《英伦杂感》一文中有一则史实不确，现加订正如下：严复和伊藤博文并非同时在英国学习海军的同学。

该文系我在一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别人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经我修改后寄给《读书》发表，其中有一些凭一时记忆失误的史实没有核对纠正是我的责任，应予批评，幸有读者不吝指出，实在感激。

关于“严伊同学”一事的误传，由来已久。让我先抄录读者寄来的摘文三则：

(1)摘自《华严选集》（香港皇冠出版社，1977年11月），作者华严，本名严停云，是严复的孙女，严叔夏的女儿。文题：《我的祖父——严复（写在〈严复思想述评〉重印前）》。原文如下：

“鳌头山”（按系严复故乡阳歧乡的鹅头山）老松临风，极目荒凉。那儿，长眠着我的祖父。他的故墓并不体面，青石墓碑破损了，学生们屡屡向他的墓地扔石头，一面口里谩骂：“哼，你这老家伙，和伊藤博文（事实上，祖父在英国和伊藤博文见过面，但从未和他同学）一同在英国留学，你得第一名。伊藤博文回日本为国家做了多少事，你呢？你为国家尽了什么心力？”多少次，母亲抚摸着那残缺的墓碑流眼泪，父亲轻拍她的肩膀，安慰着说；“不要难过，父亲不会介意这些的。”

(2）福建文史资料未刊稿，《对严以玉〈严复轶事〉的核对意见》，作者严家理，系严复的侄儿，此稿作于1964年6月。原文如下：

按幾道[1]先生与伊藤博文并不是同学。社会上有些传说，甚至过去北大教授诗人刘半农所著诗中赞扬他名次列在伊藤博文之前的事。刘更荒唐，将英国作美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误为哈佛大学。

摘文后附：伊藤博文（1841~1909)，严复(1853~1921)。

(3)《读书》编辑部来信，原文如下：

第4期第125页说：“严复早年是和伊藤博文同时在英国学习海军的同学。”有的读者查阅了史料，以为不确。据《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版）载，伊藤博文留英为1864年3月至6月，而这时严复仅12岁。严复留英时在1877至1879年（据赵靖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这时伊藤博文已近40岁，并不在英。

以上三则均认为严伊并不是同学。严伊曾否在英见面，(1）与（3)说法不一致。我曾托人去查日本辞书，找伊的年谱，至今未获复。伊曾否去英学习海军尚是问题。如（3)说，他在英时期只有三个月，很难说是“留学”，当时英国学制如何我并不清楚。(1)(2)都出于严氏亲属之笔，可靠性较高，但未提结实事据，还待进一步考证，才能定论。我自己对此项研究实在有心无力。即是一般学者常备的工具书，在浩劫中已全部丧失，年来尚无力购买。由于缺乏随手可查的基本设备而造成的失误，想来可以为读者见谅的。

如果还是允许我以记忆来说，我从小就听到过“严伊同学”之说。甲午之战的失败对我的上一代震动极大，他们有意识地要把这国耻教育我这一代。我的父亲是当年主张办新学来富国强兵的人。他的态度和（1)中所记的学生不同，主要是用这传说来谴责当时清廷的腐败，并且联系了慈禧用海军军费建造颐和园来讲的。他最愤慨的是像严幾

道先生这样的人才不能得到发挥所长而落到卖文自活的下场。如果这可以代表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想，我们很可以理解“严伊同学”传说的社会意义了。这个传说发生的经过我确实不清楚。在我父亲一辈的青年时代，即上个世纪之末，日本维新是他们心目中最具体的样板，伊藤博文在他们是个又恨又羡的人物。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伊藤博文？我们中国男儿哪个不如他，可是“比伊才高”的严幾道为什么不能起用而在实战中中国被日本打败？这些感情是编造出“严伊同学”传说的实质。这个传说在当时也确是激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

我们怎样对待这个传说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首先要承认科学的历史，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容歪曲。如果证明严伊并没有同过学，就得承认“严伊同学”不是事实，不能用任何理由来篡改历史。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形成这传说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热情。我们对此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和赞扬。这种态度我想是可以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正如（1）里所说“不会介意”的。

以我自己来说，直到我接到读者来信之前，我并没有丝毫怀疑过“严伊同学”是否虚构，我是认以为真的。但对这件事的看法却有几度变化，在这里讲一讲也很有意思。

我早年当然曾经无条件地接受过父亲一辈的看法，为严幾道先生抱屈，清廷腐败，误才误国。我很早就看到过父亲书架上放着的严氏译著，但是看不懂。说实话，我是先读了《原富》的英文本之后才看懂严氏译本，而领会到他确是翻译高才的。当我懂了一点严氏所译诸书时，我对“严伊同学”的看法变了，我发生了“严胜于伊”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内容还有变化。最初是认为，不能立功，就得立言。功虽显赫，昙花易逝；言留于世，流久弥长。那就是说，严复如果竭尽一生之力建设海军，即便有成，对国家的贡献还不如他在思想上的影响那样能深入和久远。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我把日本军国主义归罪在伊藤博文那一类人物，于是又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中国没有走上日本维新这条路，也许对人类历史是一个极大的幸事。我们中国如果也搞成一个军国主义的霸权国家，人类的前途也就不堪设想了。中国出严复远胜于日本出伊藤博文。

现在回溯我自己围绕着“严伊同学”这个传说看法上的变化自然难免自觉可笑，但这里的确埋藏着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倒不是严复的评价而已，其实是我们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怎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西方文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严的评价里也暴露出种种矛盾。我曾有一时，认为严引进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成果是高明的，与他对照的是保存封建意识而引进武器和机械的日本维新之路。当然，严所引进的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代的意识形态。他所选择的代表作是有水平的。过了一个世纪，我们还是可以从他所走过的路上引进西方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有区别，从思想意识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相同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对这种办法产生了怀疑。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生产技术不改变，生产力不发展起来，外来的思想意识生不了根，会换汤不换药，旧东西上贴新标签。从这方面着眼，“严逊于伊”了。我尽管在《英伦杂感》里先说：“再过50年，全面回顾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时，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运动也写进去。”后面却又说：“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万事惟有读书高’，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幾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里的东西。”

每个人的思想是盘旋着上升的。历史实际在发展、在变化，我们的思想也正反映着这些发展和变化。对自己的思想反复想想大有意味。我只要还活着，对这类问题还是放不下心的。说是自讨麻烦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乐趣就在这里也可以。至于我的想法符合不符合实际，或符合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刊误之便，附述如上。

1982年8月24日

附言：写成此稿后又接到浙江师院金泽民同志来信。来信摘要如下：

严复与伊藤为留英同学说，在旧时流传很广。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云：“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陈文没有实指同学为谁。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始指明云：“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伦皆其选，而复试辄最上第。”

伊藤博文……并非严复的同学。伊藤留英在1863至1864年间。第二次以日本大使岩仓具视的副使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到英国考察……考严复年谱，伊藤留英时，严复尚十一二岁，未进福州航政学堂。严复于光绪三年（1877）抵英时，距伊藤留学返国已13年，距第二次赴英亦已有5年，因此，根本不可能为同学。

1982年9月5日

[1] 幾道：“幾”为“几”的繁体字。几道为严复的字。此处为原文用字。

一代良师

我今天来参加“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大概不讲话也不行。刚才雷先生讲的话我基本上都同意。我想就雷先生已讲过的发挥一点感想。就是我们对于上一辈人应当怎样看法？怎样要求自己？

每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缺点。我们希望历史不断地发展，一天比一天好，那么就要我们以学习前人的长处为主，否则历史就不会发展了。我们究竟应该向上一辈人学习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把我们所有的上一辈人都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对我们好像只有错误的影响，一点好处都没有。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和他们划清界线，一切重新做起了。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我们社会学也不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如果过去的一切都应当否定，我们不是成了无源之水了么？今天我想大家已经觉悟到这种对过去全盘否定的态度本身是有害的了。

我常常想到过去的很多老师，我觉得我自己今天的许多知识和思想，的确都是跟这些老师学来的。我觉得我这一生还能说是幸运的，在当学生时碰上了很多好老师。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杨开道先生。我在燕京和清华这一段生活里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三位先生了，是他们把我带进社会学这个领域来的，后来在清华，碰到了史禄国，出国后又碰到了马林诺斯基，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没有学好。还应该提到的是吴景超[1]先生，我与他也很熟，但我只上过他一门课，对我的影响没有前面三位先生那么深刻。我现在在学术领域里所做的东西并没有超过上面所提到的几位老师。我从燕京、清华这几位老师所学的不仅是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一方面。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我相信这几位老师做学问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做人的精神支柱。我们搞社会学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就是为了要使我们中国的社会更好。什么叫好？各人有自己的看法，大家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国家不能这样穷，这样弱，我们的中国人不能在现代世界上处在落后的地位，我们在今后的世界上不能低人一等，我们中华民族应当重放光明。

我当学生的时候同这些老师们接触很多，不像现在的师生关系。那时我差不多每个星期总有机会同上面讲的这几位老师见面、讲话，看他们怎么生活，如何待人。现在好像只有在上课时老师才和学生见面，上完课就不再接触了。这样就很难学到东西。做学问是一种最细致的脑力劳动，一定要通过直接接触才能学到。我常这么说，只有通过经常和老师直接接触才能学会怎样做学问和怎样做人。如果光看一个人写的东西，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如何写出来的呢？你能学到多少东西呢？

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接触——直接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而形成一门学科。学科是人们智慧的积累。

我们下一辈人去看上一辈人时，如果把他们一切都否定了，受害

的是谁呢？不是上辈人，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对待前辈的不正之风我看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我们要多看看，看看他们过去的成就，看看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些成就的。肯定前人的成绩，不是不要批判他们的缺点。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全面和一贯正确的，何况时代在前进，即使在过去是正确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在现在和将来保持其正确性。我们只有立足在今天的现实去评估前人的知识和思想，这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是我们对待上一辈老师的态度。

时间不多了，本来叫我讲杨开道先生，我也去找了一点材料，拿到一看是一份他在被批判时的自我检讨。这对我的刺激很深。他决不是像他被逼写下的那种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人。我所认识的杨开道先生是一个想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当时农村贫困落后的人。这是他的抱负。我就是从他那里学得了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就给了我这一生的精神支持。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这里有多少学社会学的人还有我们前辈老师的抱负？我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能走到我们的前面去，一代比一代好，决不能一代比一代差。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我们深刻地想一想。

1988年5月3日

[1] 吴景超（1901~1968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

在人生的天平上

——纪念吴泽霖先生

我的前辈，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中，确有许多后来长成为这个世纪我国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有较广阔的学术底子，凭一己的天赋，在各自的专业里，执着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我国学术的基础，打下一个个结实的桩子。不久前永息的吴泽霖先生就是其中我熟悉的一个。

吴泽霖先生一生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专业是我国少数民族博物馆事业。正如一位长期协助他工作的同志所说的：“吴老为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事业的发展灌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他走到哪里，就把这专业的种子撒在哪里。他这种锲而不舍地追求科学、振兴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精神，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殉道者的境界。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和最有权威的民族博物馆专家。”

博物馆的事业在中国已有百来年的历史，如果把私人对珍贵文物的收藏作为博物馆的起点，那就更加源远流长了。但是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那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

吴泽霖先生早在抗战开始，随大夏大学由上海西迁贵阳。他就在该校建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1940年在贵阳举办了三次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这是少数民族文物在贵州第一次公开展出，当时报纸誉为“国内首创”。

这“首创”的意义是深远的。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些年里，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正在大肆鼓吹大民族主义，根本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就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贵阳发生过强迫苗族妇女剪发改装的民族压迫事件。把少数民族作为同等具有灿烂文化的民族，把他们的文物在社会上公开展览，事实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强烈抗议。少数民族文物博物馆事业就是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诞生的。

我有机会亲自见到吴先生是1941年他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真是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哪儿。在云南他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并收集了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进行公开展览。抗战胜利后，吴先生携带这批文物随清华迁校返回北平，在清华大学内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永久性的民族文物陈列室，也就是小型的民族博物馆。在筹备过程中我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去参观一批由台湾运回大陆的珍贵的高山族文物。在座的还有梁思成先生，我在旁看他们一件件认真地鉴定这批文物。我这时才发现吴先生不仅是个社会科学家，而且是个精湛的艺术鉴赏家。他们两人可以在一块木雕前面谈上十几分钟，从此我明白一个民族学者没有艺术的修养是不会全面的。后来我才知道吴先生原来具有艺术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在江苏常熟乡间是个有名的绘画家，吴先生幼年时还当过他父亲的助手。这种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可能是引导他成长后偏爱少数民族艺术的根源。

后来我又想到，吴先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帮助了他坚定地信守民族平等的观念。在各民族的文物中可以透视到各民族所共同具有的艺术创造力。这种艺术创造力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即使在最简单的一块石头、一片木板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最高的艺术创造力。认识到这一层，才能真实地相信各民族根本上是平等的。

吴先生在留学时期已接触到世界上各种民族和当时在美国十分猖獗的种族歧视。他衷心地“路见不平”。他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里极力揭露和批判了这种种族歧视。他这种崇尚民族平等的思想一直贯串了他一生的事业里。民族博物馆的创建只是他为实现他的这个理想的一项具体措施。他热爱民族文物是他从心底里认识到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表现。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感情，导致他一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解放后，1950年吴先生和我一起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先到贵州后，又来到广西，访问当地的少数民族。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吴先生是最年长的。我当时还担心他年已过半百是否能吃得消民族地区的工作。那时的民族地区绝不能和现在相比，深入访问少数民族千家万户必须爬山越水，很多地方还只能徒步往来。我幼于吴先生12岁，已经感到行动艰难，对吴先生来说应当是一项体力上的考验。但是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能参加这个队伍时，他不仅毫无难色，而且表示出求之不得的兴奋。我们在贵州和广西访问的两年中吴先生在种种困难面前，没有后退过一步。

记得从贵州的威宁返回毕节的道上，正值大雪。我们所乘的卡车相继抛锚，大家只能手拉着手，穿上草鞋，沿山坡的公路上上下下地步行。黄昏时到了一个村子，村子里正值闹瘟疫，不能接待我们。我们几十个人不得不挤在路旁的一间道房里过夜，生了一个营火，大家围坐着。吴先生为了鼓舞大众的情绪，带头讲故事，把一个凄凉的夜宿，转变成了一个欢笑热闹的晚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平时谦让温厚，决不争先，但在困难面前，胆大心细，勇于承担。第二天到达山下，毕节派车来接应我们时，吴先生的草鞋底已经磨破了。事后，我们每次谈到那晚的情景，一直觉得留恋不止。

这两年的辛勤劳动对吴先生来说是心满意足的，因为在这段期间我们收集到了大量少数民族文物。回京后，经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在北京三大殿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为期三个月，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任命吴先生为主任。

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宣告成立，吴先生和我都参加了这个学院，并在中央民族学院里开辟了一个文物室，整理、保管、陈列当时各方面收集到的少数民族文物，包括清华大学原有的收藏。在当时说，已初具了少数民族博物馆的雏形。

后来，吴先生工作有了调动，1956年他调到西南民族学院，后来几经更迭，1982年又到中南民族学院执教。民博的火种跟着他传到了成都和武汉。我虽则没有机会去参观过他在这两校成立的民博机构，但是我几次见面中得知他在民博事业的认识上正在不断升华。在北京这段期间建立的，用他后来提出的分类法来说，还是属于民族博物馆性质；而其后在成都和武汉所建立的却已逐步向他所谓民族学博物馆发展。这两类博物馆的区别是在其服务对象有不同。前者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主要是在宣传民族政策和介绍民族情况，是普及性的；后者是为民族学研究工作服务的，着重围绕一定的专题搜集文物，用来阐明民族学上的专业问题，所以是专业性的。当然这二者也不应作严格的划分，专业性的文物搜集同时也必然能反映各民族的情况和民族政策，而一般性的文物搜集也必须针对一定的民族特点和发展水平，同样是民族学中的重要问题。而且二者都是国家民族政策的实证，起到政治上的宣传教育作用。推测吴先生提出这种分类的意见目的是在于强调教育和研究机关发展民族学的研究必须以实物论证，通过实物来阐明理论上的观点。这是我完全支持的。

5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云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吴先生在民博事业上的工作不可能是例外。吴先生个人的遭遇在同行中更可以说特别严重。他一生谨慎，从不出格；他一生爱国，没有半点私心。但是在暴风雨中，不仅一样在劫难逃，而且不近情理地蒙受到家破人亡的打击。以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来说，他是因为西南民院右派定额不足规定比例，而在1958年补划的，这种处理实在是错得离奇。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遭遇一直到80年代调离到中南民院后才得到部分的更正，而主要的损失包括他的家庭的受害和岁月的丢失是无可补偿的。即使在错划右派改正之后，他还是以七十高寿独身寄宿而被安置在四层高楼的单身宿舍里。我每见到他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心里总是不得平静。但他却反而安慰我说：这给了他很好的锻炼机会。也许他是对的。他身心康泰一直坚持到92岁，平时很少病痛，岂非实事？

现代的年轻人也许不大能体悉到像吴先生这样的为人，而他这种精神在我的前辈中却并不是稀有的。这种人是怎样想的呢？让吴先生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吧。下面是他在答谢同人们庆贺他九十大寿时说的话：

“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现在我估计一下自己……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做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我仍然欠了人民一笔债。欠了债，必须还。还债是好事，做好事不怕晚……只要一息尚存……还能……争取使天平的两端基本上取得平衡。”

吴先生在这个人生的天平上是否如他所说的还没有压平，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断。我想说的很可能就是他这种历史观和社会观。把个人放进历史和社会的天平上来衡量自己，是推动我的上一辈人才辈出的力量。吴先生所开创的事业能否早日开花结果那是有赖于历史的条件，到现在不可讳言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一点吴先生是有高度自觉的，他只求耕耘，不求及身收获。我完全同意他有一天同我说的话：“中国总有一天会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民族博物馆的。”他的信心带动了我。而使他有这个信心的却正是他那种高度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1990年9月5日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我今年5月渡沪，深入凉山，第一站是西昌。在面对邓海的小楼上憩息时，一位同行的朋友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是科学出版社发行的《为接朝霞顾夕阳》。那位朋友指着作者的名字问我：“西南联大的老人，你熟悉他的吧？”我一看忙着点头，突然一转念，却又怅然自思：“这样一个我一向尊敬的人怎么连他现在在哪里都说不上来了？”作者是汤佩松先生。这是他的一本回忆录。

自称是“一个清华人”的汤佩松先生现在已经是88岁的老人了，比我年长7年零10天。这不到10岁之差却把我们两人划成两辈。正因为辈分不同，加上了我又是个学医未成，在生命科学中半途掉队的人，原是无缘和汤先生相识的。当然，正如送我这本书的朋友说，我们两人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同事过，但他住在大普集，我住在呈贡魁阁，南北相距有一天步行的路程，相见自是不易。他的大名却早已灌入我的耳中，那是因为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和汤先生是莫逆之交。不仅这本回忆录的第一页中有潘先生的名字，而且汤先生在接到我托人带给他赞赏这书的口信后特地签名赠我的那本书的扉页上还写着怀念潘先生的话。

我早年对他的印象是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人。当时，文指的是他能说一口好英文，武指的是他会打球。在他这本回忆录中不仅得到了证实，内涵更丰富和提高了。他在清华学堂里就是个活宝，成绩一直维持优良外又是“一个少数几名获得‘全能’奖的体育运动员”。他在球迷中名声太响，以致当时他的化学老师甚至怀疑他超人一等的实验报告是抄高班同学的旧作业，理由是：“一个在球场上出色的运动员，不可能是一个功课好的学生。”真冤枉了他。

在读到这本回忆录时，我差一点成了这位化学老师的同类人，因为在我初读这本回忆录时，竟怀疑这是不是他亲自执笔写成的，因为我不大相信一个一生在实验室里搞自然科学的学者能写出这一手动人的文章来。直到我看到他叙述从昆明复员回来写这篇《一个清华人的自白》时记下的一笔：“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从清华园本校步行到几公里外的颐和园对面（升平署）我的办公室（和宿舍）来，专门为了赞扬我这篇‘文学作品’，这是我一生中几次少有的幸遇之一！”能得到朱自清先生赏识的文才必然是货真价实的。这也说明汤先生的能文能武是高规格的。

汤先生在清华的教师中念念不忘的是马约翰老师。他说：“我在那时及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克服许多困难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优良运动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是和在清华8年间的强迫性体育制度分不开的。具体地说，体坛巨师，已故的马约翰教授的培养起了极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所说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这两个字很难翻译，而正是清华人之所以成为清华人的精神内容。

以足球来说，sportsmanship是竞赛道德，是从球员怎样对待竞赛对手来说的，要能主动的严守球规，己所不欲勿施于对方，不搞小动作，尊重裁判的裁决，不计较胜负始终全力以赴。在这种竞赛精神下才能显得出球艺，球艺是以运动道德为前提的，二者也是分不开的。Teamwork则是从球队内部队员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各个队员要能各守岗位，各尽全力，密切配合，不存个人突出之心，步步从全队整体出发，顾全大局。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在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受过良好运动员训练的人重要的是在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使他所处的社会能赖以健全和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汤先生的自传，那就能对他之所以感激马约翰先生有所领会了。

汤佩松先生的一生确是有点像一场精彩的球赛。他使出浑身解数冲向一个目标，有如球员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这个球门就是他所说的“生命的奥秘”。他一丝不苟地谨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这个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样总是有点牵强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像他在球场上踢球一般。我既是个球迷，自容易这样来体会和赞赏他在这本回忆录里写下的一生经历。

在汤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门是清楚的，也就是说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十分自觉的。更引人入胜的是他叙述这个目标怎样逐步由模糊而明确，由动摇而坚定，由抽象而具体，由“定情”而坚贞不移。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里，他的兴趣被一个物理化学教授吸引到热力学这门学科中，又被他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个老师避而不答的“愚蠢问题”播下了他一生事业的种子。这个“愚蠢问题”是发生在胚胎学班上，当他的老师刚讲完种子在萌芽过程中胚乳里无结构的淀粉质逐步转变成为有形态结构的幼苗这个变化时，他突然站起来向老师发问：“在这个形态建成过程中，无组织的有机化合物是以什么（化学、物理学）方式达到一个有形态结构的幼苗？”这是个当时生物科学里还没有人能答复的问题，甚至还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生，当着老师的面这样发问，不是有点冒失，甚至有意撞碰和捣乱么？他看到老师的窘状，不能不后悔而认为这个问题是“愚蠢”的了。

愚蠢和敏捷本是一回事的两面。这个问题实际触及了一个探求生命现象的物理学及化学机制，企图答复“生命是什么”的根本问题。

提出“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希奇，古已有之，而且甚至可说人人发生过。我们天天接触到的东西，有的是活的，有的不是活的。活和不活的区别我们都明白。但是这个区别怎么产生的？一个东西怎么会是活的？那就提出了生命是什么的问题了。但一般人却不去思索了，把问题挂了起来，或是说这是“天生如此”“上帝知道”。

自从人类对自然的知识丰富了一些之后，明白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上曾经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存在活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所谓生物，是后来发生的。相信这段自然历史的人不免要问：没有生命的世界里怎样发生生命的呢？

如果一个人发生了一个无法答复的问题，似乎可以戴得上愚蠢的帽子。汤佩松先生在课堂上提的问题其实已超过了“无法答复”的界限，因为他已经指出了答复这问题的方法，就是要用化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的是一个科学命题，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问题，不是愚蠢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一些，超前了一些，因此当时那位胚胎学的老师只能避而不答了。我们不能怪这位老师，因为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生物科学还刚刚开始和物理化学相结合。汤佩松先生冒了尖，敏捷过了人。

超前或敏捷过人是汤佩松先生突出的个性。他老是跑在他这门学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师辈或当时的权威瞠目结舌。再举一个实例：汤先生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完本科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1930年他受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之聘去协助当时的权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题目是“种子萌发期中呼吸作用的温度特征”。这是生物科学当时的前哨课题，目的是在找出呼吸这种生理现象和温度的关系，求得在不同温度中生理上化学反应速度的常数。可是我们这位不甘心在时代水平上“人云亦云”的超前哨兵却“对老板的总的思路开始怀疑甚至厌恶”了起来，因为他认为“呼吸作用只是气体交换的表面工作，离探索生理功能的实质相差甚远”。

汤先生在完成和老板约定的试验工作的同时，私下却做了一些“黑活”。通过这项“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制和光恢复方法首次证明了在植物中存在着细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实验又突破了当时酶学动力学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数，因为米氏公式只适用于离体单纯的酶本身（in vitro）而不是存在于细胞体内（in situ)的酶活性与氧浓度（分压、底物）的关系。换一句话说，米氏是把细胞破碎后去测定的，而汤氏则在完整生活着的细胞中测定的。这项“黑活”把汤先生真正挤进了探索生命奥秘的大门，而把当时的那些权威一下抛在身后。

他在1933年离美时绕道走欧洲返国，目的是探探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的水平。他访问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谢）作用的权威。在英国剑桥大学遇见Keilin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这些关于细胞色素在体外氧化还原现象是否能代表它们在体内进行的规律？”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只能由你自己去回答。”这句简单的答语指出了汤先生正在进行的“细胞呼吸作用的动力学研究”将是他在这门学科中“独树一帜”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体系。他当即立下决心将为此奋斗终身。这个体系的主导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尽可能简单的，并又在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机体（动、植物或其细胞）在尽可能单纯的化学及物理环境（反应体系）中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一些无组织的（有机）物质是如何通过呼吸代谢、能量转换而变成有形态结构，能进行包括生长、发育在内的生命活动现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了。

如果容许我用通俗的语言来重复上面这个科学命题，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作为一个活着的人继续不断地在吸收体外没有生命的东西把它们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又把原属于我们这个有生命的部分排出体外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这里不就存在着从无生到有生，又从有生到无生的不断转化过程，也不就是生命的过程么？如果我们对这个过程能用化学和物理学上的概念解释清楚，不就是说明了生命的奥秘了么？我这样说如果和汤先生的科学命题相离不太远，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汤先生抓住呼吸这个关键。普通人不是都认为生死相差只是一口气么？这口气就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力和化的来源，力是指热力，化是指代谢作用。断气也成了死亡的同义词。我和生物学告别已有60年，对这类的问题本来不应当有发言权的。说些门外的话，如果不合原意，还得请汤先生及读者原谅。

在这里我想说，像这样的一条科学思路在生物学界里应当不是难于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如果“超了前”，却还是会被没有赶上前哨的“权威”们所冷视和排斥。汤先生1933年回国后，还没有来得及在武汉大学落窝，就碰到了抗战。尽管抗战时期生活怎样颠簸，他的时间多半花在总结过去关于细胞呼吸的研究工作，从而理出一条学术思路。他撰写了三篇论文。第一篇就是《一个完整而正在进行生命活动的细胞（生物）如何将外加（或内储）的无形结构的物质转变为自身的有序性较高的结构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熵与形态变换的关系》。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他国外的老师和老友，当时这门学科的权威R.Gerard，请他提意见并转投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生物学季刊》）发表。这位老友却很为难，因为直到这时（1941年）西方的生物学界对“在进行生命活动的细胞”这个研究对象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在文前作了一篇‘说情’式的介绍，并称此文作者是在战火纷飞的中国的困难条件下文献阅读不全而写作的，故而有些‘与众不同’”。

另一篇是论太阳能的生物转化作为人类（生物）能源的基本意义的论文，1944年发表在Scientific Monthly（《科学月刊》）。此文一发表，该刊收到过不少谩骂性的“读者来信”。第三篇是汤先生和王竹溪合写的《细胞吸水的热力学处理》，在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物理化学杂志》，1941年）发表，见世后却如石落深山。直到1985年在Kramer所著的《植物细胞和环境》一书中才提到说：“2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早已讨论并认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方发现这篇文章。”“希望这篇（指Kramer的）短文能……弥补我们对汤和王关于细胞水分关系热力学的先驱性论文长期忽视的遗憾。”

在学术上一直是个超前人物的汤先生不能不在今天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说：“时间和岁月是对科学成果估量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裁决者。”他是个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有着竞技道德和队伍精神的锻炼，他不计较荣誉和得失。他在自传的结语里写着他一生奉行的信念，首先是“忠于科学”，而且他说，“科学就是积累、继承、突破和演进的过程。它来自个人，却属于全人类”。

对这样一个在科学阵地善于“突破”的超前人物，当前的读者也许会发生一个问题，如果上帝给他一个安定的环境，优裕的条件，他对人类知识的累积会做出多大的贡献？话里也不免流露出为这样的人才抱屈。在读完了他的回忆录后，必然会明白那种所谓“安定的环境、优裕的条件”，在他一生中其实都是唾手可得的。但是他一一地自觉地拒绝了。他自愿、主动、视为当然地选择了这一条在一些人看来也许会说他是个“傻子”的道路。这本自传是用他一个接一个坚定的决断串成的。

他是1933年3月上旬从美国乘船回国的。他的一位至友在接到他要回国的消息，特地赶到哈佛劝他一定不要离开美国，因为这位朋友相信他在美国一定会脱颖而出，为生物学做出惊人的贡献；并且已经为他的研究工作和前妻因目疾而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全都做了妥善的安排。但是他谢绝了。

后来过了大约有20年，在50年代的“思想改造”中，斗争他时要追究他回国的动机。他说这是完全出于他的意外的。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一向的想法很简单：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他在美国的生活一直是顺利和愉快的，对美国人是友好的。但是总是觉得他不属于这个地方（I don't belong here)，“生我之乡的山山水水总是最可爱的。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什么要回国的念头”。

当然有人可以说，他当时已得到了武汉大学教授的聘书，而且还答应用2000元美金为他建立一个研究室。那不是“衣锦荣归”而且有了“独树一帜”在国内学术界露一手的机会了么？这个说法却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其后两次拒绝离国从业的机会。

他在抗战时期所遭受的困难，这里不必多说。1943年他的前妻，加拿大籍，由于营养不足，缺医少药，以致双目失明，不能不在怀孕期间，带了两个孩子，离昆明回娘家。感情十分亲密的夫妇一别四年，1947年汤先生在日本投降后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去伦敦参加学术讨论会，返国时便道去加拿大探亲。他的前妻和所有的亲友都力主他一家人不应再分离了，并在温哥华大学替他谋得了职位。但是他自认是个“清华人”绝不能和母校“不辞而别”，在加拿大家里同妻儿只团聚了两个月，就回到北平。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79年，中加建交后，他经历了“文革”的折磨，又回加拿大探亲。这时他的前妻已经过世，他又拒绝温哥华大学的聘约，在前妻的墓前献了花。和三个儿子告别回国了。他当时已经76岁了。如果还有人要追问他为什么要回国，他已经以行动做出了答复：“我是属于中国的。”不能辜负“一个清华人”这个光荣的称号。

说汤佩松先生是一个杰出的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已为“探索生命奥秘”找到了一条科学之路。他已用科学的语言说明了，通过呼吸代谢、能量转换，无生的东西怎样转化成有生的东西，变成有形态结构，并能进行生长、发育的生理机制。他已经用被称为生物力能学的体系占领了生物学发展的这个前哨阵地。汤先生对个人的成就应当可以满足了。但是还是孜孜矻矻工作。因为他深知一门学科要有它的生命，需要科学家本身的代谢作用才能持续和发展下去。生命奥秘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探索。他在自己冲锋陷阵之外，着手培养后一代的继承人。建立一个科学队伍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1938年他应母校清华大学的聘约，从贵阳往昆明的路上，在回忆录里有下面这段话：“不知道为什么连美丽壮观的黄果树瀑布都没有引起我的赞美，倒是曲靖城楼上‘金汤永固’的金字黑匾却那样使我难忘。”其实使他难忘的正就是使他不愿留居国外高等学府的那股情深义重向往祖国的热忱。那股热忱是出于超过个人寿命而能长期持续下去的集体生命，祖国对他的召唤。用他的话来说：“要在这个后方基地为百孔千疮的祖国做出我应当做、也能做的贡献。”他应当做也能做，而且确实做到了的是：“为战时和战后国家贮备及培养一批实验生物学的科学人才。”他明确地把“为国储才”作为他在抗战时期向自己提出的目标和誓言。

体育锻炼使汤先生不仅明白竞赛道德是对人处世的基本守则，而且深信队伍组织是成事创业的不二法门。足球要个球队，科学研究要个实验机构。汤先生一到昆明就着手组织他的科研队伍。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北方三个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时组成的联合体。清华大学用独立的基金在联合体之外另设了五个研究所，其中农业研究所下设植物生理研究组归汤先生主持。为了避免敌机的空袭干扰，这些研究所陆续迁出昆明市区。1940年农业研究所除昆虫研究组外和其他两所迁到了昆明北郊的一个小镇上，这个镇名称大普集。“大普集”从1940年到1946年成了我国抗战时期有名的科学中心之一。聚集在这个中心里的人也就自称是“大普集人”，其中最活跃的，起着核心作用的就是汤佩松先生。

他这本回忆录里最能使同西南联大沾过边的人萦怀万千的也许就是这记下了大普集时代的第11章《难忘的岁月》。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就我个人（及我的研究室的许多同事）来说，这一段的生活占了抗战8年中的最长时间，是工作和收集青年工作人员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内在生活上愈来愈艰苦，工作上由于物资的来源和供应愈来愈困难也更加艰苦。而正由于此，我们之间也愈来愈团结，意志愈坚强。无论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总是协同一致、互相帮助……这6年在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才上也是一个最集中和高潮的时期。”

在这一章回忆录中，汤先生指名道姓列举了他这个研究队伍的人，我统计一下有27人。这个队伍是指在他的研究室工作和生活过的同事和学生们，至于在大普集与梨园村之间的一家茶馆里每月定期会晤，无拘无束地进行学术讨论的，以及国内外到大普集来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们都没有统计在这个数目里。这27人后来几乎都成了这个学科的带头人和骨干分子，分散在全国有关的学术机关里。他们现在可能已全部进入了退休行列，但这一代学者所创下的业绩，历史会做出公正和权威的估量。

汤先生这支生花妙笔把当年这几间泥砖盖起的“陋室”里仙境般的灵气，一一从回忆中记录了下来：从门上手锯的木制金字，室内那些分别由成员们从远洋带回来的冰箱、电动唱机等“超级”设备，墙外喊声震天男女混打的排球场，“雷打不动”的周末桥牌集会，以及香飘门外的“殷家烙饼”和改善生活时的“汤阴楼”聚餐会，一直到四合院场地上尘土飞扬的“盛大舞会”，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起来还是那么风趣横溢和栩栩如生。这不仅是令人难忘的，而且是历史上也永远不会褪色的镜头。

至于这个科研队伍在这样简陋的战时设备下，在学术上做出的成果中，许多都是这门学科的先驱甚至超前的作业。幸亏汤先生已经把这些成就的基本观点和哲学思想总结在他的Green Thraldom一书中，至少在国外已经不会失传了。这里用不到我这个外行后生多赘一词。

我想也许还有人存在一个问题，这种生命奥秘理论上的探索对实际的国计民生究竟有多大用处呢？用这些大普集人所做的研究成果就能扫清这些人的怀疑。让我随手举出下面一些具体例子：这个研究室成功地从荸荠中提取出了一种新的抗菌物质，称作Puchiin，取其音同荸荠及普集。这是紧接着轰动世界的青霉素之后，国际上首次在高等植物中发现的一种抗生素，可惜当时未能在医药中得到应用，但是它的实用价值很显然，没有得到实用是另一回事。还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最近在山东和四川看到农村里正在大量推广的用塑料薄膜覆盖来提高棉花和玉米产量的新技术。在读到汤先生的回忆录后才知道，这个现在才得到下乡的新科技却是汤先生在30年前的《农业学报》上早已经提出的育秧方法。

汤先生从专业出发还提出了整整下一代人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有关国计民生甚至整个人类前途的深远问题，比如他从营养学的分析引导出来的世界粮食问题和人口问题。1940年前后出版而现在已绝版的《天、地、人》论文集里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经济体系如何改变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的问题。这些不正是至今我们还在探索的课题么？只说汤先生具有先见之明是不够的，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竟如泥牛入海，而导致了我们在这半个世纪里走上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

抗战胜利，复员回北平是1946年的夏天。汤先生以“无穷的精力”劲头十足地指望“大普集”能在美丽的清华园里茁壮成长。这股充沛的热情在庆祝复员后的第一次校庆那一天像高压下的喷泉，一泻千里地涌流出《一个清华人的自白》那篇引起朱自清先生赞赏的传世之作。他日以继夜地一心一意扑在筹建清华农学院的工作上，成了他“一生中少有的几次美丽好景中的一个”。在这个美景的向往中，他等待着北平的解放。在1948年12月中旬的围城时期召开的一次清华大学全体教授会议上，他又一次表白了清华人的呐喊：“清华是全中国国民的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在回忆录里，他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怒吼正好是由她的儿子‘一个清华人’在这个关键时刻首先发出的。他没有辜负‘一个清华人’这个光荣称号。”

汤先生这本回忆录是1986年8月写成的，离开最后一次“清华人”的呐喊已经38年。这38年比他从学成回国到清华园解放的15年要长得多，可是在回忆录里却只占了150页中的18页。这段时期对一个以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经历来说原是没有多少可以鼓舞后人的事值得述说的，如果把那些最好在记忆里抹去的事写出来，经历过的人不言自喻，没有经历过的人读到了好处也不大，我看少说还是较好。他只用最简括的语言总结了这段生活：“往事已矣！决无私人怨恨！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可以自悯，更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自然演变过程。”

在回忆录的倒数第3页，他对自己这一生做出了如下估计：“在植物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力能学中我的确很努力地做了不少工作。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也尽了我能尽的力量。但我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毕竟离我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相差很远。我工作成就不多、贡献不大，特别在建国以来未能做出合乎我主观愿望的成就，这只能归咎于我自己的努力和工作水平不够，决不能归咎于任何客观条件，如物质条件的不足或政治运动的频繁上。”

这段话里，他重又以他青年时代运动员的那种坚持竞赛道德和队伍精神的面貌留下了他在科学界的形象，一个不朽的形象，称得上“不愧是个清华人”的形象。

写到这里，我觉得言犹未尽，还想在这本书的书名中的“为接朝霞”这四个字上做点文章。正在下笔踌躇时，来了位朋友，抢着读完了我的草稿，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我，一语不发，接着讷讷自言：“真是个白头宫女，还有心情闲坐说清华。”好，让我就用这句话来结束这篇读后感吧。

1991年8月10日于丹东山上宾馆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今天我来参加顾颉刚百岁纪念会，感想很多。我对顾颉刚先生一向敬崇和爱慕，他是我们三吴书香的骄傲。他在燕京大学执教时，我正在未名湖畔上学，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听过他的讲。我们属前后两代，相差17年，由于学科不同，我错失了上门拜师的机会。我对史学早年并不发生兴趣，更怕读古书，读也读不懂，因之，和顾先生交臂错失。

顾先生的名字我早已耳熟，他的为学我是衷心钦佩的。那时我还在东吴附中读书，我已读到顾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是在1926年出版的）。当时我上课时不很守规矩，凡是老师讲的课听得厌烦时，就偷偷看自己想看的书，《古史辨》就是其中之一。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告诉我，书上的东西不要全信，看书要先看一看这书是谁写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那时我正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思想活泼，就喜欢听这种别的书上和教室里听不到的话。头脑里还没有形成教条，敢于怀疑，很忌“有书为证”这类的话。所以《古史辨》吸引了我，提醒我不要盲目认为凡是印在书上的都是可靠的。

后来我看到陆懋德先生说：“此书实为近年吾国史学界极有关系之著作；因其影响于青年心理者甚大，且足以使吾国史学发生革命之举动也。”我就是受到这本书影响的青年之一。我还极同意周予同先生所说的话：“他不说空话，不喊口号。”“他是有计划的、勇敢的，就心之所安，性之所近，力之所至，从事学问与著作。”这些我在青年时代听到的话，铭记在心，现在年老了，可以加上一句，“受用一生”。我按这几句话做，固然吃了不少苦头，但也尝到真正的甜头。苦头吃过了，也就过去了。甜头却留在心底，历久更甘。

近世的中国学术界大体上也许可以分为四代。从“五四”到抗战是一代，属于我老师们的一代，顾先生就是属于这一代。从抗战开始到解放前后是我这一代，解放后到70年代末是一代，最近这10年又可作为一代。一代有一代的特点，各领风骚几十年。第一代的人物我所接触到的许多老师中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们确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追求真理，热爱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之可贵不是已存在的知识而已，主要在不断追求知识的这股劲。一个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脑袋，能有天大的本领，装得尽人间知识？只有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知识，累积起来，才能越来越多。比如我年轻时代在东吴学生物学时，遗传基因还是先进的知识，现在时隔不过几十年，人们已经掌握了利用基因来改造物种的技能，即所谓遗传工程。已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经过不断追求就成了无限。人类是演进来的，还在演进，将来会演进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我上一代的学者那种一往无前推陈出新的精神确是动人。我相信它符合宇宙的演进规律。我去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清华人的一代风骚》，就是想歌颂我们上一代的这种精神。我写的是关于汤佩松先生一生的奋斗经过。他在生物学战线上冲锋陷阵，远远地超出当时西方的生物界。可惜生不逢时，他培养的花圃里并没有百紫千红的煊赫起来，但是那种精神却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素质，光辉的前途是可以信得过的。

顾先生不又是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么？他的《古史辨》却比汤佩松先生的“生命之源”幸运多了。顾先生这支锋利的笔杆居然把几千年占在历史高位的三皇五帝摧枯拉朽地推倒了。原来不过是历代编下的一段神话！历代古人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搭成的这座琉璃宝塔被顾先生拆成一堆垃圾。这不是一件大大的快事么？三皇五帝的偶像都拉得倒，也预示了没有事实基础的历史的纸老虎，都不会经得住科学的雷电。

顾先生是打破偶像的前锋。他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说：“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这四种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论上。本来语言风俗不同，祖先氏姓有别的民族，归于黄帝的一元论……有了这样坚实的一元论，于是我们的历史一切被其搅乱，我们的思想一切受其统治……所以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

顾先生这番激昂慷慨的议论，加上他史不绝书那么厚厚的论证，使像我一样的青年学生完全折服了。事经半个多世纪，我年纪已进入耄耋之列，顾先生也已经过去了13年，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他的百岁时，作为他一个没有及门的同乡后生，我心里却非常矛盾。我毫不动摇地承认顾先生所说历代虚构的这部上古史，甚至可以类推到以后的许多传说性的史实，都是不足信的。但是我们的祖祖辈辈难道全是居心叵测的诳言家么？他们为什么要编出一套虚构的历史呢？他们认真地虚构这一套历史这件事的本身反映着一件什么真实的历史过程呢？从这个伪编过程能不能就得出结论说，“古代真相不过如此”，只是一片荒唐的虚妄传说，因而“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对这个结论，心里还有疑问，实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

顾先生一代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学术界不动思想，轻易信人，人云亦云的风气，所以顾先生自己说要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我这一代在这种学风上虽则已大为衰退，但尚幸余风未灭，只是几经风雨，有话常自己咽下。今天在顾先生的纪念会上尽情一吐，也可说是话得其所。

其实今天我想说的内容，在1958年前已经提过了，只是没有联系到《古史辨》本身。今天补此一课。那是1939年的事，当时我匆匆忙忙从英国回来决心和同胞们共赴国难。到了昆明看到顾先生在2月29日《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文。他的意思是“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并且着重说：“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我看了这篇文章就有不同意见，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我并没有去推敲顾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我就给顾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异议。这封信在该年5月1日《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公开刊出了，题目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接着顾先生在5月8日和29日撰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长篇大论，意重词严。

这样的学术辩论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

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到“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

顾先生自有他的想法，我已无法当面请教他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人神可通，他一定不会见怪我旧事重提，因为历史发展本身已经答复了我们当时辩论的问题。答案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不是能一不能多，能多不能一。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民族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群体，而是可聚可散，聚散并不决定于名称上的认同，而决定于是否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的富饶。我们这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来之不易，历经几千年，是亿万人努力创造得来的成果，我们子子孙孙自应力保其繁荣、富强、完整、统一。过去创立的功绩，不应抹煞了，今后的光荣只能立足在这个现有基础上，从不断创造、不断更新中得来。这一点我希望顾先生能含笑点头，予以同意。

我刚在说到我对《古史辨》心里还有疑问后，插入了我和顾先生在民族问题上的辩论，似乎有一点乱了思路。其实并没有。因为顾先生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正说明顾先生思想上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并没有重视一切思想在当时必然有它发生的历史背景。正如顾先生当时要提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样是迫于时势。三皇五帝是否也有其必须提的背景呢？我对顾先生的三皇五帝纯系虚构的说法，并不怀疑。但是想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要虚构这座琉璃宝塔来“欺世骗人”？真如顾先生所谓拆穿了，“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意思是它只是一片荒唐的虚妄传说。我们古代历史不是成了一回荒唐事迹了么？我们自然会说“民族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了。这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因为我认为这是出于他没有更进一步深究这座宝塔在中国古史里所起的积极作用。其实顾先生在厚厚的多少本《古史辨》中有许多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提到或暗示，这个虚构过程是密切联系着中华民族从多元形成一体的过程。尧、舜、禹、汤原是东南西北各地民族信奉的神祇。当这些民族与中华民族这个核心相融合时，各别的神祇也就联上了家谱。这一点顾先生不仅不否认，而且提出了不少证据。使我不能了解的是为什么顾先生那样热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统一体，却不愿承认缔造这个民族统一体，使信奉个别神祇的许多集团归成一体的有功的群众呢？分别的神祇原本是小集团认同的象征。各个小集团融合成了一个较大的集团，很自然需要一个认同的汇合，这时分别的神祇也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虚构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族的群众。如果我们同意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不断扩大正说明了我们民族的强盛和文化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不肯认可这种认同象征的联宗呢？

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不能不怀疑顾先生的思路中存在着个没有解开的矛盾。如果他真正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容纳多元，融成一体，那么他的《古史辨》岂不就是我们民族自古有之的这种伟大性格的见证么？也正因为有此渊源，我们在未来的世界中才可以成为和平共处，兄弟相待的全球性社会的一个支柱。我同意顾先生把我们民族光荣放在将来，但将来的光荣是有根底的。这根底就是我国5000年来的历史，包括顾先生深加辨析的古史。

顾先生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已经纷纷萎逝，我作为紧接这一代的后辈，深自疚愧，不仅没有能发扬光大前辈的为学精神，甚至难以为继，甘自菲薄。国运其昌，命在维新。缅怀前贤，敢不自勉。

1993年8月10日

人不知而不愠

——缅怀史禄国老师

1991年8月在辽宁丹东鸭绿江边度暑。丹东是个满族的聚居区，据1990年人口普查，丹东地区满族人口超过100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40%以上，已有三个县，岫岩、凤城、宽甸建立了满族自治地方。我抽出几天时间访问了附近的满族农村。在访问过程中我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我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曾读过当时的老师史禄国教授在20年代写的《满族社会组织》一书。引起我对满族研究的想法，如果有机会再去现场深入调查一次和史氏旧著的内容相比较，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在最近70年里的变化了么？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陪同我去度暑的潘乃谷同志。假期结束回到北京，她立即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里说服了高丙中同志，参与这个研究课题。她先在北京图书馆找出了这本久已被人遗忘的旧书进行翻译，作为这个课题的初步工作。1993年暑季译文原稿送到了我的手上，并且说这本译稿已由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希望我写一篇序文。写序我是不敢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老师，按我自定的写作规矩，在师承上不许越位。我只同意在书后写一篇记下一些对这位老师的追忆。

1933年暑假前，距今可巧正是61年前，燕京大学的吴文藻老师带着我去清华大学登门拜见史禄国教授。为了这次约会，吴先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走中国化的路子，所谓社会学中国化是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宗旨的社会学必须从中国本土中长出来。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培养一批年轻学生做这件事，他在这年又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到燕京大学来做客座教授，传授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这套方法据派克说是从现代人类学里移植过来的。西方当时人类学者都必须参与到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族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去，通过切身的观察、理解、分析、总结，取得对实际的认识。这种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的方法被称为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派克和他的学生们就采用这种方法去调查芝加哥的都市社会，建立了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吴先生就有意采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这是他的意图，要实行这个意图就必须培养一批人。当时我正好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班的学生，成了他看中的一个培养对象。

要培养一个能进行社区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学者，在吴先生看来首先要学会人类学方法，于是想到了就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清华大学里的一位教人类学的史禄国教授（以下简称史氏）。燕京和清华两校是近邻，但是要送我去从史氏学人类学却不是那么方便。吴先生为此先说服了清华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学人类学的研究生，更重要的一关是要说服史氏愿意接受我这个研究生。这却是个不容易过的关，因为这位教授据说生性怪癖，不易同人接近。为了要他愿意收我这个徒弟，吴先生特地亲自带着我去登门拜见。换一句话说，先得让他对我口试一番，取得了他首肯后，才能进行正规手续。

史氏是怎样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我一直不清楚，也不便打听。直到我打算写这篇后记时，才查了他自己的著作和请一位日本朋友帮我在东京搜集了一些资料，关于他的学历才有个简要的梗概。从这个简历中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有个不很和人接近的名声。

这位日本朋友复制给我的英文本《国际人类学者人名字典》(C.Winters编，1991年出版，以下简称《人名字典》）中有关史氏简历的条文，由A.M.Reshetov执笔，原系俄文，由T.L.Mann译为英文。史氏的原名是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他所出版的著作署名时名尾不用v而用ff)，在中国通用的汉名是史禄国。这个汉名是否由他自己起的，我不清楚。但是至少是他认可的。

史氏的生卒年月有两种说法。一是上述《人名字典》说他1887年6月2日生于Suzdal（俄罗斯），1939年10月19日死在“北京”（当时我们称北平，在日本军队占领时用什么地名我不清楚）。但是《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北方通古斯》）中译文的译者前言里另有一说，在他名后附有（1889~1939)，意思是生在1889年，比前说迟两年。中译本说是曾“利用原著和日译本”。我请那位日本朋友查了这书的日译本，译者是川久保悌郎、田中克己。在译者跋文里有“教授1889年生于俄罗斯古都附近其父的庄园里”，可见第二说来源于此。这两年之差，不易断定何者为误。

据汉译《北方通古斯》译者前言：史氏“191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15年被选为该院人类学学部委员（时年26岁或28岁）。曾于1912年至1913年在俄国后贝加尔和1915年到1917年在我国东北多次进行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十月革命以后流亡我国。从1922年至1930年先后在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以后在北平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到福建、广东、云南和东北等地进行过学术调查。1939年逝世于北平”。

史氏在《北方通古斯》自序中说：“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后贝加尔做过三次考察，1915年到1917年期间我又去蒙古和满洲做了考察……1917年科学院又派我前往中国的蒙古以及西伯利亚毗邻的各地方，使我得以继续过去几年的考察。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整个远东，特别是西伯利亚各地，陷入不安定状况而几次中断，我的研究性质改变了，新资料的搜集几乎限于汉族（体质）人类学的问题。”“1917年俄国旧政权崩溃以后……决定返回圣彼得堡……1917年结束的第三次考察，持续了两年多……1917年末在北京进行了对满族的考察……从1918年春季以来……我再也没有到通古斯人和满人居住地区去考察的机会了。”从史氏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对通古斯人及满族的实地考察主要是在1912~1913年和1915~1917年这几年中。他又提到过1920年离开西伯利亚时丢失过一部分资料，表明1917年后还去过通古斯人的地区，看来没有进行正规的调查研究。

《人名字典》记着1918~1922年他是在海参崴大学工作。他自己在所著Ethnos专刊的前言中说；“经过了10年的思考，1921~1922学年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讲‘民族志’这门课程的引论里阐述了这个理论。”这说明1922年流亡到中国之前曾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里住过一年。

1922年他曾到过上海，但他在上海的情况，我不清楚。据他在《北方通古斯》的序言中表示感谢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和英文部主任邝富灼，还有上海巡捕房的人，说明他在上海和当地的社会是有联系的。后来不知哪一年他受到了厦门大学之聘担任研究教授。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编写和准备出版这本著作。这书的序言是1928年7月在广州写的。当时他是否在中山大学任职我没有确证。我认识的一位民族学家曾经和史氏一起去广西或云南考察过，是和中山大学有关系的。但是这位朋友几年前已逝世，我也无从追问了。据日译本译者的跋文说：他是1930年秋到北平辅仁大学及清华大学任教。我只知道他和辅仁大学的许多欧洲学者往来较多，但是否担任教授的职务不敢肯定。依我1933年起跟他学习的两年中，没有听说他兼任过辅仁大学的课程。

我是1935年和他分别的，他就在这年的暑期按清华的惯例：教授工作5年后有休假出国一年的权利，去了欧洲，但由于一直没有通信，他的行踪我无法得知。我1938年返国正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已经沦陷，情况不明。我所见到从北方南下的人中，没有提到过他。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于1947年回到北平，听说他已逝世。据《人名字典》他是1939年10月19日死的。《北方通古斯》日文本译者跋文中记着1942年在北平访史禄国夫人的事。当时她住在景山山麓。他的夫人是1943年去世的。

从上述史氏简历中可以看到他一共享年50岁或52岁。在这半个世纪中有2/5的时间，约有20年，是用在打学术基础的受业时期。由于他出生于帝俄末期的世家，深受彼得大帝传下来的向西欧开放和向东亚扩张的基本传统影响，后来他留学法国和研究通古斯人。《北方通古斯》日文本译者说他受的是“古典教育”，用我们的话说是欧洲早期的通才教育，着重学习数理化文史哲的基础知识和掌握接通欧洲文化的各种语言工具。他在大约20岁时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在当时西欧文化的中心，接受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实证主义思想的熏陶。他接受进化论的观点，把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和所创造的文化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企图用科学方法来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他确是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的。当时欧洲的人类学还是在研讨文化起源和发展阶段上徘徊，希望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中寻找到人类文明的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突破了这种“古典”人类学的传统。史氏就在这时投身到人类学这门学科中的。他扬弃了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的那种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的老框框，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

从人类学的历史上看，他和波兰籍的Malinowski(1884~1942)，威尔士籍的Radcliffe-Brown(1881~1955）和德裔美籍的Kroeber(1876~1960)，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初露头角的所谓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这一代的人类学者基本上都走上了所谓功能论的路子。以我的水平所能理解的限度来说，史氏在这些人中出生最晚，生命最短，所讲的人类学包罗最广，联系的相关学科最宽，思维的透射力最深，但是表述的能力最差，知名度最低，能理解他的人最少，因而到现在为止，他的学术影响也最小。

史氏的造诣和弱点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学术的旺季无疑是1910~1917年的大约7年时间。当时他在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里是一个受到上一代栽培的多才多艺、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26岁当选院士，三次参加受到国家支持的人类学实地考察队，而且在1917年革命狂潮初起时还受到人类学博物馆馆长的安排，再去西伯利亚考察。从他当时已初步形成，后来发表有系统的综合性的民族学理论框架看，不能不说他是个多才，而且勤奋好学的青年。他除写作之外还善绘画。在他那本《北方通古斯》里插入了两幅自绘的彩色画。他有一次对我说，用绘画来写生比摄影更能突出主题。他对音乐也具有深厚的欣赏力，他夫人是位钢琴能手。我在他的书房里和他谈话时常听到隔壁传来的琴音。他有时就停住了话头，侧耳倾听，自得之情另有一种神采。所以我说他不仅多才而且是多艺。

具有这样天赋的青年，在当时浓厚而严格的学术气氛里，他获得了他一生事业的结实功底。但是正在他学术旭日初升之际，无情的历史转变给他带来了严厉的打击。他从1917年起就走上了坎坷的命运。他在《北方通古斯》的自序里透露过，1917年前在各地调查时，一路受到官方的殷勤协助，其后一下变成处处跟他为难的旅行。从1917~1920年他仆仆道上，行旅匆匆，甚至行李遗失，资料被窃。最后不得不远走海参崴，仅一年就开始告别祖国，过着流亡异乡的生活。

在这里插入一小段和我另一位老师Malinowski（以下简称马氏）的对照，也许可以加深对这两人遭遇不同的认识。马氏出生于波兰的Cracow[1]，当时属奥匈帝国。他的父亲是个有名的语言学家。他大学毕

业后留学德国，后来从1910年起又到英国留学，1914年由英国伦敦大学资助去澳洲调查研究。欧战爆发奥匈站在德国一边对抗协约国。那时他正在澳洲调查，被列入敌国人士，行动受到限制，不得离境。但由英国学者担保，可利用这时期在澳做学术研究，因此他有机会从1915~1918年几次深入Trobriand岛，参与土人社会生活。他用观察和体会结合的生动资料写出了惊动一时的著作，一举成名。加上他纯熟的英语和优美的文笔，扩大了影响，成了两次大战之间社会人类学功能派的带头人。

回头看看史氏，他在中国虽然也取得了大学里的职位，但他所讲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国不可能为同辈学者所理解。何况他又不能用他母语做媒体来表达他的学术思想，只能借助于他自认驾驭尚欠自如的英语来发表他的著作，传播面狭而且不够透彻。于是两人及身的社会声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史氏在1930年进入清华之前的生活我不清楚。据我从别人口上所得来的印象，他所接触的中国同行学人对他至多是以礼相待，甚至由于莫测高深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清华园里和他有来往的倒是生物学系的一些教授，这是我从同乡的生物学系助教口上听来的。他们系里的教授有疑难的问题，多去请教他。我想这是事实，因为我在清华时的工作室就是在生物馆里，占有一大间实验室，而且我可以到生物学系所开的课程去做正式附读生听课并做实验，老师们对我也很优待。这些都是出于史氏给我的安排，表明他和生物系的关系似乎比和自己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更亲近些。

人类学在清华园里知道的人不多，史氏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学者，知道的人更少。他不但在清华里不知名，甚至全国全世界在当时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他在学术本行里有往来的人据我所知道的只有在辅仁大学里的一些欧籍学者，而且大多数是天主教神父。天主教神父从明朝以来就是传播西方学术到东方来的桥梁。这座桥到民国时就只留下了辅仁大学这一个小小据点了。

史氏深居简出，与世隔离，自有他的苦衷。他是个回不了家乡的学者，而所以回不去，或不愿回去，是因为家乡已经变了色，对他是合不来的。至于他怎样能立足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其社会政治背景我是说不上的。只有一次我在他家座谈，突然看见他神色异常，因为隔窗见到了几个外国人走向他家门。接着又见他夫人匆匆出门去把来人打发开了。他当时那种紧张的表情，留下我不易忘怀的印象。后来我有位朋友私下同我说，苏联的克格勃[2]是无孔不入的。我当时也不大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但模糊地理解到我这位老师这时的表情是有点大祸临头的味儿。我怎敢多问呢？

他在清华园里是个孤僻的隐士。生活十分简单，除一周在教室里讲一两堂课外，整天关在书斋里翻书写作。闲下来就听夫人弹钢琴。傍晚两人携手散步，绕清华园一周，每日如此。他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养成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使人觉得他是个很难接近和相处的怪人。这和当年我在伦敦时见到的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马氏正好是个对照。同是异乡流亡客，世态炎凉处两端。

人是社会的动物，最怕是没有人懂得自己，周围得不到自己所期待于别人的反应。在这种处境里连孔子都会兴叹“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人之相知是人和人所以能结合成社会的基本纽带。没有共识就不可能有社会交往。孩子哭妈妈就知道他饿了，喂他奶吃。这就是相知的基本模式，也是社会的基础。

一个学者也是为了要社会上明白他所思考、所推敲的问题，所以竭尽心力表达自己的见解，即使四周得不到反应，他总是想著书立说，希望远方也许有人、身后也许有人会明白他的。这是司马迁的所以负辱著书，留言于后世，“疾没世而名不称也”。我说这段话，眼前似乎出现了这位成天伏在书案前的老师。他不就是这样的人么？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这句话紧接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后，不能不使我猜想他正是希望远方有个明白他人的人能来见他。

史氏在世之日，恐怕深知他的人是不多的。我总觉得似乎是有一条界限，把他的后半生排除在当时的学术圈子之外。他去世后，1986年我三访英伦，在LSE[3]的一次座谈会上，在休息期间有一位英国朋友，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喜悦的口吻说：“史禄国在苏联恢复名誉了。他的著作被公开了，肯定了，而且承认他是通古斯研究的权威了。”这位朋友知道我是史氏的学生。因为我把史氏的名字列入1945年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一书的扉页上，作为纪念我的三位外国老师的首位。所以这位朋友知道我和史氏的关系，把这个好消息通知我。同时我也了解到史氏不能回国的原因，他在祖国曾是被归在“反动学术权威”一类里的。这个标签的涵义我自有深刻的体会。名要搞臭，书要禁读。1990年8月我有缘去莫斯科访问苏联的科学院，接待我的人证明了1986年我在伦敦听到的话。我作为史氏的学生也叨了光。

当我收到那位日本朋友寄来《人名字典》的复制件中有下面一句话：“他又是被推崇为第一个给Ethnicity（民族性）这个概念下定义的人。”《人名字典》这一条文的作者引用史氏的原话“Ethn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做出区别。这是民族志的单位——民族志科学研究的对象”。原文出于何书没有说明，我无法核对。

我最初读到这句话时，觉得十分面熟。这不是和近几十年来我国民族学界所背得烂熟的民族定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就少了共同地域和

共同经济这两个要素？怎么能把这个“经典”定义的初创权归到史氏名下呢？再看写这段话的人署名A.M.Reshetov看来是个俄籍学者，而且条文下注明是从俄文翻译的，译者署名T.L.Mann以示文责由著者自负。这本字典是1991年出版的。出版社的名字在复制件中查不到。写这条文的日期当在我去访问莫斯科前后不久。我思索了一会儿，才豁然开朗。史氏在世时，这种话在苏联是不会有人敢说，更不会见诸文字，而是送到国外出版的字典里公开发表的。

还应当说明的是，我在用中文翻译上面这句话时也很尴尬。史氏用的Ethnos是他的专用词，采自拉丁文，在《牛津英语词典》直译作Nation。史氏采用拉丁古字就是为了要避开现代英语中nation一词，因为nation在19世纪欧洲各民族强调政治自主权时，把这词和state联了起来，成为Nation-State。State，是指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于是Nation也染上国家的涵义，比如联合国的英文名字就是United Nations。为了把民族和主权国家脱钩，他采用了拉丁文Ethnos。为了不再把浑水搅得更乱，我就直接用Ethnos，原词不做翻译了。

由于史氏对用字十分严格，不肯苟从英语的习惯用法。这也是普通读者不容易读懂史氏著作的一个原因。他用词力求确切性，于是许多被各家用滥了的名词总是想违避，结果提了不少别人不易了解的新词。他抛开通用之词，采用拉丁文原字，使其不染附义，Ethnos是一个例子。更使人不易理解的是用一般的英文词汇加以改造而注入新义，如他最后亲自编刊的巨著的书题名为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Psycho原是拉丁文Psukhe演化出来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灵魂的意思，但英语里用此为字根，造出一系列的词如psychic、psychology等意义也扩大到了整个人的心理活动。晚近称Psychology的心理学又日益偏重体质成分，成为研究神经系统活动的学科。史氏总觉得它范围太狭，包括不了思想，意识，于是联上mind这个字，创造出Psycho-mental一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com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这个词要简单地加以翻译实在太困难了。我近来把这一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简称作心态，也是个模糊的概括。

他强调心态研究原是出于他研究通古斯人社会文化中特别发达的Shamanism（萨满信仰）。萨满是一种被通古斯人认为是人神媒体的巫师。过去许多人把它看作迷信或原始宗教，但史氏则采取实证主义的立场，把它作为一种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它具有使群体持续和适应一定客观环境的作用。这是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

马氏的巫术分析也是采取这样看法的，但是没有像史氏那样深入到生理基础去阐明这种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马氏在理论上没有史氏那样深入。

史氏的人类学和马氏的人类学的差别也许就在这里。马氏也把文化看成是人类为了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他没有走进生物基础里面去，而满足以生物基础的“食色性也”为他研究社会文化的出发点，去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就是如何在满足生物需要上起作用。史氏的生物学基本训练似乎比较深透些。他把人类学的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他更把人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看作是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尽管人类比前阶段的生物种类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基层还是生物的机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论中说“在这些单位(Ethnos）里进行着文化适应的过程，遗传的因素在其中传袭和改变，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生物适应过程即在这单位中进行的”。

他的Ethnos论最精彩的分析是可以用算术公式来表示的一个可视作Ethnos单位，即民族认同的群体，在和同类单位接触中所表现出各自的能量。这能量是这单位的地、人、文三个变量相生相克的综合。地包括生存的空间和资源，人包括成员的数和质即生物基础，文是人造的环境，包括社会结构和文化积累。三个变量相生相克的关系中表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消长。在相接触的各单位间能量上平衡的取得或失却即导致各单位的兴衰存亡的变化。所以他的理论的最后一句话是“Ethnos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类学就是研究Ethnos的变化过程，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兴衰消长，是一种动态的研究。

史氏把体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他所讲的体质人类学决不限于体形学（人体测量学），而要深入到生理现象，从人体形态的类型发掘其生理上的差异，一直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的区别。如果停止在这里，还是生物学的范围。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许就在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进自然现象之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人类学。我用这一段话来总结史氏的理论，自己知道是很冒失和草率的，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和史氏理论的真实思想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作为我个人的体会，在这里说一说也算是写下我向他学习了两年的一些心得。

正因为他把人类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我时常感觉到他的眼光是一直看到后人类的时期。宇宙的发展不会停止在出现了人类的阶段上。我们如果把人类视作宇宙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是最后阶段，那么等于说宇宙业已发展到了尽头。这似乎是一种人的自大狂。在读了史氏的理论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是宇宙本身发生了有“智力”的这种人类，因而产生了社会文化现象，其后不可能不在生物基础上又冒出一种新的突破而出现一种后人类的物体。这种物体所创造的世界将是宇宙演化的新阶段。当前的一切世态不过是向这方向演化积累过程中的一些表现罢了，Ethnos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说似乎说远了，但正是我要说明为什么我感到他和马氏相比在思路上可能是高出了一筹。正因为史氏的理论宽阔、广博、深奥，又不幸受到文字表达上的种种困扰，他之不易为人所知是不足为奇的。我虽则跟他学了两年，但还是个不太了解他的人。自惭自疚，为时已晚。

也许我是史氏在中国唯一的及门弟子。但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我没有能按照他在我们初次见面时为我规划下的程序完成学业，可说是个及门而未出师的徒弟。他给我规定了三个学习阶段，每个阶段用两个学年。第一阶段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其间还要自学一段考古学。这个规划看来是重复他自己的经验。体质、语言、社会及文化和考古是他自己的学术基础程序。在他留下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从这些学科的训练中所取得的知识，怎样纯熟地运用到他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中去的。

他1922年后在上海、广州和北京的时间，由于他不熟悉汉语，无法进行社会调查，但是他还是利用他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在各地进行人体测量。1924~1925年间发表了三本有关华东、广东、华北的中国人体质研究的科学报告。他还应用他在体质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流动做出过富有启发性的推测（见《北方通古斯》中译本第228页附图）。这三本有关中国人的体质研究至今还是空谷足音，并无后继。

史氏在人类学方面主要的贡献是在通古斯人的研究。他所著有关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和心态研究这两大巨册现已得到高度的声誉，成了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从他有关通古斯人和满族的著作中，读者必然会体会到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根底。他不仅能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去接触和理解各族人民生活，而且用以分析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发展。史氏不仅能纯熟地说通古斯各种语言，而且对语言本身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完成了《通古斯字典》，用俄语对译。我在从《人名字典》有关史氏简历所附著作简目中得知这本字典1944~1954年已在东京出版。我衷心地感到慰藉，史氏坎坷的一生，终于抵达了他向往的目标，从人类的体质、语言、社会和文化所进行的系统研究环环都做出了传世的成果。他没有辜负历史给他的使命，为开拓人类学做出了先行的榜样。

1935年暑假我刚学完他安排给我的第一阶段的课程，就是体质人类学后，我们就分手了。他当时因在清华已届五年，按校规可以由清华出资送他去欧洲休假。我当时即听他的嘱咐去广西大瑶山调查当地的瑶族。他还为我装备了全副人体测量仪器，并从德国订购了一套当时高质量的照相机，不用胶卷而用胶板。我用这照相机所拍摄的相片有一部分发表在《花蓝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两书里，颇受出版社的赏识。这应归功于这相机的质量而和我的手法无关。

我还应当记下，他特地为我和同行的新婚妻子各人定制一双长筒皮靴，坚实牢固，因为他知道西南山区有一种有如北方蝎子一般专门叮人下腿吸血的“蚂蟥”，穿上这种靴就可以防害。他用自己田野工作的经验，十分仔细地给我做好了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料想到就是由于这双皮靴竟免了我受一生残废的折磨。因为我们在瑶山里出了事故。一个傍晚的黄昏时刻，我误踏了瑶人在竹林里布置下的捉野兽的机关。当我踏上机关时，安放在机关顶上的大石块一下压了下来，幸而我向前扑得快没有打着我的头，而打在我的腰腿和左脚上。我腰部神经当即麻痹，而左脚奇痛，原来左脚骨节被重石压错了位。如果没有这双坚实的皮靴挡一挡，我的左脚一定压烂，如果流了血和感染了，这左脚也必然完蛋了，甚至我的生命也可能就此结束了。后来我妻子独自出林求援溺水身亡，事过后瑶人劈林开路把我们一死一伤的两人抬送出瑶山。死者已矣，我经过半年的医治，才能拄杖行动，但左脚骨节错位，至今未复。我没有和妻子全归于尽，寻根应当归功于老师送给我这双皮靴。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事。

至于我这位老师对我的教育方法，从简道来，就是着重培养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来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标和创造各种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他在体质人类学这一课程上从没有做过一次有系统的讲解。他给了我几本他自己的著作，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关于中国人的人体研究。并用示范的方法教会了我怎样使用人体测量的仪器。随着就给我一本日本人所著的关于朝鲜人的人体测量的资料，完全是素材，就是关于一个个人的人体测量各项数字，一共有500多人。接着就要求我根据这些素材，像他所做过的分析那样，找出朝鲜人的人体类型。怎样找法就由我在他的著作中去琢磨。

他为我向生物学系借了一间实验室，实验室的门有两个钥匙，他一个，我一个。他就让我独自在实验室工作，但是任何时间他都可以自己开门进来看我在做些什么。我们在工作室里见面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他这两年主要的工作，是在编写和刊印他的《通古斯人的心态》巨著。每天主要的时间是在他自己的书斋里埋头工作。可是每天傍晚总要和他夫人一起绕清华园散步一周。当他经过生物馆时，就可以用身边带着的钥匙开门进入我的工作室。我这时大多已回宿舍去了。他正好可以独自查阅我堆在桌上的统计纸，看到错误时就留下“重做”的批语。我一看到这字条，就明白一个星期的劳动又得重来了。

《朝鲜人的体质分析》交卷后，他就替我安排去驻清河的军队测量士兵的体质，每周两次，由驻军派马队来去接送。士兵测量结束后，在暑假里，他又替我接洽妥当到北平监狱，测量犯人的体质。分析这两份资料又费了我一个多学期的时间，独自埋头在这个工作室里打算盘和拉算尺。这又是他的主意。他只准我用这两种工具进行计数。我问他为什么不引进一些较先进而省时间的计算工具。他的答语一直记在我的心里。他说：“你得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继续你的研究工作。”其实这又是他自己的经验总结。他在体质人类学上的贡献，就是靠这两种工具做出来的。他这句话却成了他对我一生的预嘱，只是我没有能像他一样不自丧志地坚持研究。在1957年之后我浪费了足足20年。我更觉对不住这位老师的是瑶山里所取得的资料，在李、闻事件中遗失在昆明。我没有及时地把这批资料分析出个结论来，以致悔恨至今。不幸的事还不止此。我的两篇关于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体质分析的毕业论文，也在抗战时期清华图书内迁时，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到现在我在体质人类学上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参考的成果。史老师在我身上费的心计，竟至落了空。

我和史氏在1935年分手后没有再见的机会，他给我规定下的三个学习阶段，也没有按预计完成。我1936年直接到伦敦跟马氏学社会人类学了。到现在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个跳越的阶段没有把语言学学到手，正是我一生学术研究中主要的缺陷。不听老人言，苦果自己受。

我跟史氏学习虽只两年，但受用却是越老越感到深刻。我在别处已经说过，如果要追究我近10年来城乡发展研究中所运用的类别、模式等概念，其来源应当追溯到我埋头在清华园生物楼里的两年。那时不是天天在找体型类型和模式么？至于我在民族学上提出的多元一体论更直接从史氏的Ethnos论里传来的。前人播下的种子，能否长出草木，能否开放花朵那是后人的事。我这一生没有做到，还有下一代。值得珍视的是这些种子，好好保留着，总有一天会桃李花满园的。让我把这种心情，写在这本《满族社会组织》的中译本的书后，传之后世。

1994年2月癸酉除夕于北京北太平庄

[1] Cracow：克拉科夫，位于波兰南部，是克拉科夫省首府。

[2] 克格勃：苏联的情报机构。

[3] 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开风气 育人才

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会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后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这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忆反思。因之，我挑选这时刻说一些感想，和同人们一起鼓劲自励。

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10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带头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学术方针中，有不少就是吴老师留下的教导。因之在吴老师逝世的10周年回顾一下他始终坚持的学术主张，对这个研究所今后的继续发展，应当是有用的，对同人们今后在学术领域里继续开拓和创造也是有益的。

吴文藻老师的生平和主要论述，在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里已经有了叙述和重刊，我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从我个人的体会中捡出一点要点，略作诠释。

首先我想说的是吴文藻老师的为人，他在为中国社会学引进的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使他自己成为一代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不，这不是吴老师的为人。他着眼的是学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在65年前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我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人才，人才，还是人才。人才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弘扬！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吴老师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只有了解了65年前中国各大学社会学系的实情，才容易理解吴老师当时初次踏上讲台授课时的心情。正如前述文集的附录里“传略”所引用吴老师自己的话说，当时中国各大学里社会学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接着他深有感慨地总结了一句，“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

我是1930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有缘见到吴老师初次上台讲“西洋社会思想史”的一个学生。我从中学时就在教会学校里受早期教育，是个用舶来物滋养大的学生。吴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上留下了我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个印象说出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一定很难理解。我当时觉得真是件怪事，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回来，又是从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课堂上怎么会用中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我当时认为是怪事的这个印象，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当时我会有这种印象才真是件怪事。这件事正好说明了这65年里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这个变化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心血，但只有在这个变化的大背景里才能领会65年前老师和学生的心态和他们在这65年中经历的苦乐。

现在来讪笑当时的“怪事”是很容易的，但如果置身于60年前的历史条件里，要想把当时的学术怪胎改造成一门名副其实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却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吴老师当时能做到的只是用本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史。这一步也不容易，因为西洋社会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要用中国语言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

65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

从65年前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现在看来必然会觉得是件很自然的事，不过是纠正在中国大学里竟要用外语来讲授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课程的怪事。经过了一个甲子，除了教授外文的课程之外，在中国学校里用本土语言来授课已成了常态，但是，社会和文化科学的教材以本国的材料为主的似乎还说不上是正宗。吴老师所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在目前是不是已经过时，还是个应该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宗旨，实质上是继承和发扬吴老师早年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

这个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国化问题牵涉到科学知识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问题。其实在大约60年前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学生所办的《社会研究》周刊，就曾经展开过一番“为学术而学术”和“学术为实用”之争。尽管“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为了丰富人类知识而追求知识，固然也是一种不求名利的做人态度，有它高洁的一面。但是我在这场辩论中始终站在“学术为实用”这一面，因为我觉得“学以致用”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吴老师当时没有表态，但后来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介绍进来，为学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在功能学派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为了满足他们个人和集体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对人类的生活是有用的意思。人文世界就建立在人类通过积累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之上。知识是人文世界的基础和骨干。学以致用不就是说出了知识对人是有用的道理了么？用现在已通行的话说，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

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的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

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到社会学的内容里去实现“社会学中国化”所必要做的初步工作。我记得30年代的初期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在这方面已逐步成为普通的要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用中国已有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在当时的教会大学里偏重的是第二种倾向。开始引进这方法的还是在教会大学里教书的外籍教师，其中大多不懂中国话，雇佣了一批中国助手按照西方通用的问卷，到中国人的社会里去，按项提问，按表填写，然后以此为依据，加上统计，汇编成书。这在当时的社会学里还是先进的方法。南京金陵大学的J.L.Buck（布克）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用此法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不能不说是有贡献的。这个方法不久就为中国的社会学者所接受和运用并加以改进，适应中国的情况。最著名的是当时在平民教育会工作后来转入清华大学的李景汉教授。他在河北定县和北京郊区一个农村的调查首开其端，接着燕京大学的杨开道教授也开始了北京附近清河镇的社会调查。这些实地调查在中国社会学的进程中有它们重要的地位。至于抗战时期在社会调查工作方面，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曾经结合经济学在滇池周围各县进行过人口调查，由陈达教授给予了指导，方法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形成了一种传统，为中国人口学奠定了基础，则是后话。

吴文藻老师当时对上述的两种研究方法都表示怀疑。利用已有的书本上的中国史料来填写西方的理论和基本上借用西方的调查问卷来填入访问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请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Robert Park（派克）教授来校讲学，给燕京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实地调查方法。吴老师很敏捷地发现了这正是改进当时“社会调查”使其科学化的方法。他从派克教授得知这种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中吸收来的，而且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已用当时所谓“田野作业”的方法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吴老师抓住这个机遇，提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论，并且决定跟着追踪进入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去谋取“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我又回想起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里在我们这批青年学生中掀起的“派克热”。派克带着我们这些学生到北平去，去现场参观贫民窟、天桥、监狱甚至八大胡同，从而领会了派克所说要从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社会的实际。这正是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时要求我们用理论去结合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这个中国是中国人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当派克教授讲学期满返国时，我们这辈学生出版了一本《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送他做纪念。这本书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就在那年暑假，这一群青年学生就纷纷下乡去搞所谓社会学的“田野作业”。吴老师则正开始认真考虑怎样去培养出一批能做“社会学调查”的学生，他知道要实现他改革社会学的事业，不能停留在口头的论说，必须做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让这些研究成果对社会的效益去奠定这项学术改革的基础。能做这种“社会学调查”的人在哪里呢？当时各大学还没有培养出这种人才。所以吴老师就采取了现在已通行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他在1935年请来了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Radcliffe-Brown（布朗）到燕京大学讲学。又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中挑出一部分有志于做这项工作的人去学人类学。我就是其中之一，由吴老师介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跟俄籍人类学家Shirokogoroff（史禄国）学人类学。其后又为李安宅、林耀华等安排出国机会到美国学文化人类学。吴老师自己利用1936年休假机会去美国和英国遍访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我在该年从清华毕业后得到公费出国进修的机会，在伦敦由吴老师的介绍才有机会直接接受Malinowski（马林诺斯基）的指导进行学习。

我提到这些似乎是私人的事，目的是要点出吴老师怎样满怀热情地为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费尽心计。我在这里引一段冰心老人在她《我的老伴》一文中所引吴老师自传中的一段话：“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现在李安宅已经去世，林耀华和我今年都已到了85岁，这几个人就是吴老师这段话里所说的那些学生，都是吴老师亲自安排派出去学了人类学回来为“社会学中国化”工作的人，也是吴老师开风气、育人才的例证。

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直至今天看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仍然不失其现实的意义。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社会学里一直起着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60多年前开始的这个风气，是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时代需要的命题中生长起来的。即使是今天的人，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专家，只要想扎扎实实地研究一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常常会感到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个问题说起来，当然还有更深的道理，因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文化的，文化是由民族传袭和发展的，所以有它的个性（即本土性），所以在研究时不应照搬一般化的概念。早期西方的人类学是以“非西方社会和文化”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因而注意到文化的个性（即本土性），因而强调研究者应采取田野作业的方法，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这就是他所强调中国社会学应引进人类学方法的用意。同时他把这两门学科联系了起来，认为社会学引进人类学的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

吴老师出国休假期满，回到燕京大学，正值抗日战争前夕。他原想返国后在燕京大学试行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并为实现他提出的社会学调查工作继续培养人才。这个计划事实上因战争发生已经落空。他和他同辈的许多爱国的学人一样，不甘心在沦陷区苟延偷安，决心冒风险，历艰苦，跋涉千里进入西南大后方，参与抗战大业。吴老师于1938年暑到达昆明接受云南大学的委托建立社会学系。不久，我也接踵从伦敦返国，立即投入云大新建的社会学系，并取得吴老师的同意在云大社会学系附设一个研究工作站，使我可以继续进行实地农村调查。这个研究工作站在敌机滥炸下迁居昆明附近的呈贡魁星阁，“魁阁”因而成了这个研究工作站当时的通用名称。在这里我回想起魁阁，因为它是在吴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在他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尽管1940年底吴老师离开昆明去了重庆，这个小小的魁阁还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

吴老师到了重庆后，又着手支持李安宅和林耀华在成都的燕大分校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系和开展研究工作的据点，并适应当时和当地的条件，在“边政学”的名义下，展开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同样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昆明和成都两地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应当说是吴老师为改造当时的社会学在抗战时期取得的初步成果。抗战胜利后，1946年吴老师出国去日本参加当时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即辞去代表团职务，于1951年克服种种困难返回祖国怀抱。

在吴老师返国后，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原在各大学中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原来在社会学系里的教师和学生分别安置在各有关学系里。其中一部分包括我自己，转入新成立的民族学院，开展有关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实际上和吴老师在成都时开展的少数民族研究是相衔接的，所以从学术上看吴老师所主张的联系中国实际和吸收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在新的条件下，还是得到了持续。而且适应当时民族工作的需要而得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吴老师1951年从国外归来后，1953年参加了民族学院的教学工作。不幸的是他和其他许多社会学者一样在1957年受到反右扩大化的影响，被错划为右派，失去了继续学术工作的机会。又经过了20多年，到1979年吴老师的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这时他已经年近80岁了，但对社会学的关心从未间断过。当1978年社会学得到重新肯定和在准备重建的时候，他在自传里曾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作中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做出贡献”。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中断了有20多年。这是历史事实。而且正中断在它刚刚自觉地要改造成为一个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学科的时刻，社会学在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时，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土地上从头建立起一门符合当前新中国需要的社会学。因此不只是在大学里恢复一门学科，在大学里成立社会学系，而是要社会学本身进行改造和创新。正是吴老师在上引自传的话里着重提出重建和创新的意义。其实他也说出了怎样去重建和创新的路子，就是实行他一生主张的理论联系实际和从具体现实的人们生活中去认识和表达社会事实。吴老师是在1985年去世的，他在自传中这句话不幸已成了他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和创新的遗嘱。

我纪念吴老师的话说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现在可以转身过来纪念北大这个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了。这两年值得纪念的事在时间上正好在今年相衔接在一起。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始时就说，今天我们所要纪念的两件事并不是巧合，而是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因为这个研究所的宗旨正符合吴老师总结了一生经验而表达于他遗嘱中的主题，所以两者是一脉相通的。而且我自己正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中介人。接下去我应当说一下这个研究所成立的经过。

1999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时，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讲到了社会学，并说：“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可以说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肯定。接着是怎样落实这项政策的具体工作。当时在过去大学里讲过社会学的老师大多数已经去世，留下的不多，我是其中之一，所以理应响应这个号召。但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能得到恢复，我当然由衷地感到鼓舞，但是对于重新建立这门学科的困难，我应当说是有充分的估计的。社会学在中国，在我看来在解放前并没有打下结实的基础，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它是正处于有人想改造的时候中断的，所以提到恢复这门学科时，我曾经认为它是先天不足。又经了这中断20多年，可以调动的实力不强。对重建这门学科，我的信心是不足的。最后我用“知难而进”的心情参与重建社会学这项工作。

我记得胡乔木同志在该年社会学研究会成立时的讲话中曾说：“要赶快带徒弟，要教学生，即在大学里边恢复社会学系，现在许多同志（指学过社会学的人）都老了。我们希望从我们开这次会到有些大学设立起社会学系这中间不要开追悼会。”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要教材，而当时正是教师教材两缺。既然在一些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作为一个紧急任务提了出来，我们也就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于是从各大学里征集愿意学社会学的各有关学科的青年教师进行短期集中学习。从若干期学习班里挑选一部分较优秀的成员，采取集体编写教材的方法，加工自学。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编出了《社会学概论》这一本基本教材，然后由编写人分别在一些大学里试讲。通过这我们所谓“先有后好”的方针，到1980年起在南开、北大、上大、中山等大学里开始社会学这门课程的设置。在这个基础上陆续在一些大学里建成社会学系。到现在全国已有15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或专业。1985年我在教委召开的一次社会学教学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表示重建社会学的任务到这时可以说已初步告一段落。“戏台是搭好了，现在要看各位演员在台上的实践中去充实和提高这门学科了。”我说这句话时的心情不轻松，怎样去帮助教师们能在实践中充实提高还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这问题其实我在采用上述的速成法培养社会学教师时早就看到了的。我从吴老师的遗言里得到启发，看来我们还得从他所指出过的路子上去解决这个充实和提高社会学内容的问题。所以我在《社会学概论》的试讲本前言的结束语里说：“我认为编写人必须定期选择专题投身到社会调查工作中去，联系相应的理论研究，用切实的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概论》的内容，并提高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水平。”

话是说出了口，但如果我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这些话很可能成为一套空言。因之我一方面在说“戏台已经搭成”，另一方面我想有必要再创立一个机构使社会学这个学科的教师能够不断接触实际，进行田野作业。所以我建议北大成立社会学系之后，再设立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并自愿担任该所的所长，以便继续带头进行实地调查农村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田野作业。我力求能继承吴老师的“开风气，育人才”和“身教重于言传”的精神，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去带动北大社会学学科的教师和研究生的实地研究风气。这样开始我的“行行重行行”。为了摆脱该所的行政事务，1987年我辞去所长职务，但依旧以名誉所长名义保留学术指导的任务，直到目前。

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实际的重要途径，结合人类学来创建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学，是我们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工作。我在1990年给北大校领导的信中曾建议：“从我几年来亲自实践的经验看，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以社区为对象，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和培养年轻一代扎实的学风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突出北大的特点和优势……可把所名改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这样可以继承传统，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也更加名副其实。1992年研究所正式更名。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10年来，主要从事了三个方面的工作：边区开发、城乡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探讨。这些研究都是跨学科的，体现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综合的想法。同时，这些工作的开展与我多年来十分关注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现实应用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断努力。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采用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的贵族态度。处在社会变迁中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努力为社会现实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素质的改善，付出不懈的劳动。这一点也许也是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大特色。

从该所建成的1985年至今年已有10年。回顾这10年，这个研究所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我们应当饮水思源，感激吴文藻老师为我们大家开创出这一条改革社会学，使其能适应不断在发展中的新中国的道路。因此在纪念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个10年的时候，我愿意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的10周年。应当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联结在一起是恰当的，同时也正应当用以加强同人们任重道远的认识和自觉的责任心。

1995年12月10日

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

春节期间，冬林携同她弟弟士杰一起到我家里来看我，并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母亲浦熙修的文集编定，准备出版，要我写一篇怀念的文章。我听了首先认为他们姊弟二人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我认为这是浦二姊生前的一桩不敢认为会实现的梦想。我相信这位知心难友心里一定盼望有这一天。暴风雨过去后，她有机会能在明朗的阳光下让人看到她一片爱国爱党、忠心耿耿的真正面貌。这本文集虽则我还没有机会拜读，但据说将收集她在遭到劫难之前，即1957年以前历年所发表过的文章。这里积聚着她一字一字真心实意写出来的一贯精神的结晶；这也是她一生为人的真凭实据，应当可以把劫难中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对她的侮蔑和中伤一扫而清。我还是相信后来的子子孙孙是有判断力的，而且真心盼望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也不会再遭到我们这一代人所遭到过的劫难了。

我同意冬林姊弟提出的要我写一篇怀念我对这位知心难友的文章，因为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她，而且感到和她往来相处的那段经历，不仅是支持我渡过那场劫难，使我有第二次生命，而且是鼓励我珍惜我这20多年来不敢自懈地工作的动力。因为我心底里还有她这个人，我要求自己这一生能做到她指望我所应当做的事情。

对浦二姊的怀念，我在1987年6月曾为上海《文汇报》50周年写过一篇《纪念〈文汇报〉的女将》，记下了我当时对她的怀念。时间又过了12年，我的记忆力更差了，当时记不起的事，现在更模糊了。在我对浦二姊的怀念之情实在无须加以添补，这段经历又经过了近20年的洗练，我内心确是觉得更光洁可爱了。

我这次再怀念这位难友时，在题目上加了“知心”两个字，这是我这段时间里不断回思浦二姊这个人和我的友好关系时，想起的称呼。她是我的难友那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确是从1957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听到我们被宣判成“章罗联盟”的干将和军师时，开始其后13年不寻常的友谊。起初不过是一般的难友，同受劫难以后有的那种共同感情的结合。但同是受难人并不一定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想和意识，所以不一定是知心朋友。经过1958年这一年在社会主义学院的一起学习，有了相互交心的机会，大家多了一层相识，建立了心态上深一层的联系，所以我加上知心二字在难友之上。

怎样描述我们之间的那种知心难友的实质呢？首先当然我们有共同的境遇，我们都是从社会的正常活动中，突然在一声号令下被孤立出来的人。人是不能离群独立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必须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我们被指定为“人民的敌人”以后，就从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和别人划出了一条界线，成为一般人不敢接触和往来的对象。所谓“划清界限”。

我曾打过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人之不能离开社会可以说有如鱼之不能离开水。一条活鱼从水中打捞出来后，放在沙滩上用强烈阳光来干晒，成了所谓枯鱼，这样的鱼是活不了多久的。这些枯鱼要苟延生命，只能“相濡以沫”。知心的难友在处境上就有类于沙滩上的被晒在一起的枯鱼，他们只能“相濡以沫”，就是在沙滩上互相把自己的吐沫来共同维持生命。我们这些难友就是相濡以沫的枯鱼。他们在被众人视为异类时，还能在相互间保持着社会中人和人在精神上相互支持的作用，因为这些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右派分子”，还允许个别接触讲点知心话，流露心与心之间的同情。我说知心难友的可贵就在这里，就是被孤立的人还能在这些难友中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作为精神营养。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学院里学习的难友也不一定能相互慰藉成为知心人。这一点体会，正是我接近90岁这几年中补习社会学的心得。

社会主义学院结业后，我们这些被认为已有点改造的难友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一部分还恢复了政协委员，享受了一些如集体学习和外出参观访问等政治权利。浦二姊还安排在政协文史委员会做编辑工作，所以她自己解嘲说，原来的“新闻记者”递升成了“旧闻编辑”。她兢兢业业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而且写出了乐松生同仁堂的企业史、董守义参与奥林匹克纪事，以及修改董竹君的回忆和溥仪前半生的历史等这些经得起学术考核的历史著作。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57年掀起的这股巨浪，还在翻天和高涨，到1966年升级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次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特大灾难，牵涉到亿万人。“文化大革命”和“反右”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

我们这些“摘帽右派”一夜之间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真是闹得家破人亡。潘光旦老师和浦二姊，都没有渡过这场灾难而离开了人世。我作为一只死老虎不知怎的活了下来，以至于今。1980年又得到改正，获得了已经有19年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在上一篇怀念浦二姊的文章中，已说过我在1966年被抄家接着进牛棚、受批斗，直到1969年11月下放沙洋干校。在这段时节里，我几乎完全失去自由，已记不得和浦二姊是否还有机会见面。直到1970年我才利用回北京的假期，又见到浦二姊，这时她已病重，我们是在大家心里都明白即将永诀时分手的，我回到干校不久她就去世了。但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消息。浦二姊是在心怀坦白的心态中受癌病在身体上的折磨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她没有走出这段黑云压城的劫难。在这个结尾上，我一直觉得有一种对运命的不平之感，我甚至有时狂想，愿与老天对簿，愿意把它无意中给我的近20年的寿命收回，转移给这位能干的女将。因为我深信如果这样一转移国家和人民的收益无疑会比现在的安排可以大的多。对此我还有何可说呢！

我在怀念浦二姊时总有一种想法，我们这一代人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是在这神州大地，甚至整个地球上，人类还应当活下去。为了人类继续发展，我总是有一种非分的想法，愿意像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扭曲灵魂的历史能否从此不再重演了。我们这一代受过劫难的人，是否有责任把我们所受的灾难总结出一些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化怀念为防灾的力量，使得子子孙孙的灵魂再不遭扭曲呢？这也许是对亿万难友怀念的积极的行动。巴金老先生提出过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也许早已看到这个意思了。我自认脆弱，而且加上年已老了，让我留着这个意思来结束这次对浦二姊的怀念吧。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有过这一段可悲痛的历史。

1999年3月14日

爱国学者的一代人

——在纪念曾昭抡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几天前，我接到一份通知，说民盟中央要举办纪念曾昭抡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问我能不能参加。我说我一定要来。说过之后，我就想，曾昭抡先生在我脑筋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不清楚不行，曾先生在历史里边该怎么评价，我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在我心目中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正代表了“爱国学者”这一代的人。要定个位。我想来想去，有四个字觉得比较妥当一些，就是“爱国学者”。

从年龄上讲，我比曾先生差10年，晚他一代。他这一代人，我接触到了，可是我不属于他那一代人，下一代人认识上一代人不容易，我上一代人的特点在哪里，不容易看得清楚，我看曾昭抡先生，是小一辈看前辈。两辈人在历史里边的位置不同，发生的变化也很大。我希望自己能超脱出来我这一代，设身处地去想想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领略一代风骚。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清华人的一代风骚》。这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在各个学科上都表现了出来。

说老实话，我能看出来这一点，但是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比如讲曾昭抡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已经很出名了，是系主任。因为潘光旦先生的关系，我同曾先生也比较熟识，经常听到说他的笑话。他这个人连鞋都穿不好的，是破的。他想不到自己要穿好一点的鞋，还是潘太太提醒他要换一双。最突出的是，下雨的时候，他拿着伞，却不知道打开。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批老头子是怪人。可是我们同情他们，觉得怪得有意思。不修边幅，这是别人的评价，是好话。在他们的真实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我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

我最近看了不少写上一代知识分子生平的书，比如陈寅恪，他一定要在明朝到清朝的知识分子当中找到他可以通话的人，所以写《柳如是别传》。他感到语言能通、能交流思想的人，还是在明清之交。志向不同，讲不了话的。代沟的意思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志不同也。现在，我们同下一代人交往，看不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志”在哪里。他也有他的志，有他追求的东西，有他生活的着落点，可是我们不能体会他了。这和我们对老一代人一样，我对曾昭抡先生这一代人，包括闻一多先生，他们一生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他们心里很清楚，我们理解起来就有困难。曾先生连家都不要的。他回到家里，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保姆很奇怪，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回事。这是个笑话，也是真事，说明曾先生“志”不在家。

他的“志”在什么地方，我看的不一定对，但我看到了两个主要的东西，第一个是爱国，这是我看上一代人首先看到的东西。他们的爱国和现在讲的爱国不同。他们真的爱国，这是第一位的东西。为了爱国，别的事情都可以放下。第二个是学术，学者要有知识，有学识。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面，是他一生唯一的任务。一是“爱国”，一是“学者”，曾昭抡先生身上这两个东西表现得很清楚。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曾昭抡先生对待化学，是和对待他爱人一样的。他创办化学学会会志，用的钱都是自己掏出来的。不是人家要他拿钱，是他主动把工资拿出来办这个杂志。杂志比他的鞋重要。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抓住了要害。人生经历当中的有些东西，随着历史发展就过去了，像“六教授”，像“右派”，这些东西都过去了，不再讲了，可是实验室对于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是不会过去的。这是学习的需要。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的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在我心目中，曾昭抡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学者。

我们民盟也是从爱国这两个字上长出来的。我和曾先生差不多同时进民盟，都是在40年代。进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当时我们觉得，再那么搞下去不行了，要当亡国奴了，要救亡，所以要加入民盟。不是想当官、想当部长才进民盟的。他后来被打成右派，官做不成了，他也不在乎。他觉得这样很好。编写了很多教材，培养了很多人才。他在的那个学校我去过，在珞珈山上，高高低低的路不大好走。他还是老样子，穿的还是破鞋子，走路碰在树上，碰破了头也不在乎。他心里边装的就是一个学科的发展，志在此也。

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没有志向了。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他没有志了，没有一个一生中不可移动的目标了。我觉得“志”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我的上一代人在这个方面比较清楚。像汤佩松，把一生精力放在生物学里边；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现在科学院里的人，可以在一门学科的考卷上证明自己学得很好，分数考得很高，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得到各种各样的名誉，可是他并不一定清楚进入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比自己的老婆还重要。我对现在的年轻人不大了解，也不大理解。我这一代人不能完全理解上一代人，下一代人也不能完全理解我这一代人。相差10年，就有了不能理解的地方。我希望大家能互相地多理解一些。中国文化要是再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科学界就不能缺曾昭抡这样的人。我希望有这一天。知识分子靠的是知识，国家发展也需要积累知识，这是根本。曾先生当部长的历史很快就过去了，可是他花钱办的化学杂志还存在，他拼命发展的学科还存在，他的“志”转化成的东西还存在。我不知道新的一代继续下去的人心里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危险了。没有“志”了。文化就没有底了，没有根本了。我很担心。

1999年6月10日

推己及人

接到参加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通知，我就开始想该怎么讲，花了很多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怎么表达我的心情呢？想了很多，也确实有很多话可以讲讲。可是我来开会之前，我的女儿对我说：不要讲得太激动，不要讲得太多。我马上就到九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宜太激动。可是今天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不容易。我同潘先生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触之多，关系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从时间上看，我同潘先生的接触要比他有的女儿还要长一些。小三出生之前，我已经和潘先生有接触了。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时间是1930年之前，早于我来北京上学的时间。后来，在清华大学，我和潘先生住得很近，是邻舍。到了民族学院，住得更近了。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联在一起，分不开了。这一段历史很长，我要是放开讲，可以讲上半天。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这一点，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差别很大。潘先生这一代和我这一代就差得很远。他是个好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

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作“己”，这个特点很厉害。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归根到底，要懂得这个字。在社会上，人同别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有一个“己”字。怎么对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个“吾”，是“己”。在英文里讲，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这个“self”是怎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可是现在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为自己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不是潘先生一个人，而是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怎么才算对得起呢？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不是去追求一个好看的面子。这是不难做到的。

可是要真正对得起自己，不是对付别人，这一点很难做到。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我认为是好的。怎么个好法，很难说清楚。如果潘先生还在世的话，我又该去问他了。在我和潘先生交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把他当成活字典。我碰到不懂的问题，不去查字典，而是去问他。假定他今天还在，我会问，这个“己”字典出在哪儿？在儒家学说里边，这个世界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提出“推己及人”？“一日三省吾身”是要想什么？人在社会上怎样塑造自己才对得起自己？潘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过课，专门讲儒家的思想。我那时候在研究院，不去上课，没有去听。后来我想找到他讲课的时候别人记录下来的笔记。新加坡一个朋友叫郑安仑，听过潘先生的课。我要来了郑安仑的课堂笔记，可是他记得不清楚。我后来想，其实不用去看潘先生讲了些什么，他在一生中就是那么去做的。他一生的做人做事，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他不光是讲，更重要的是在做。他把儒家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了出来，体现了儒家主张的道理。

这个道理关键在哪里？我最近的一个想法，是觉得关键在于“己”字。“己”是最关键、最根本的东西，是个核心。决定一个人怎么对待人家的关键，是他怎么对待自己。我从这个想法里想到了自己。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讲我看人家怎么看我。潘先生同我的一个不同，是他自己能清楚地看待自己。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这个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孔子的社会思想的关键，我认为是推己及人。自己觉得对的才去做，自己感觉到不对的、不舒服的，就不要那样去对待人家。这是很基本的一点。可是在现在的社会上，还不能说大家都是在这么做了。潘先生一直是在这么做的。这使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差距。我看人看我，我做到了，也写了文章。可是我没有提出另一个题目：我看我怎么看。我还没有深入到这个“己”字，可潘先生已经做出来了。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说他好，是个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怎么对人，知道推己及人。他真正做到了推己及人。一事当前，先想想，这样对人好不好呢？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体会一下心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今天讲潘先生，主要先讲这一点。我想这一点会得到大家的赞同，因此可以推广出去，促使更多的人这么去想、这么去做。现在的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

要想找到自己，办法是要知道自己。不能知己，就无从“推己”。不能推己，如何“及人”？儒家不光讲“推己及人”，而且讲“一以贯之”，潘先生是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现在，怎么做人的问题，学校里不讲，家里也不讲。我们今天纪念潘先生因此很有意义。怎么做人，他实际做了出来。我作为学生，受潘先生的影响很深。我的政治生命、学术生命，可以说和潘先生是分不开的。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在思考这个差距的过程中，我抓住了一个做人的问题，作为差距的关键。我同上一代人的差距有多大，我正在想。下一代人同我的差距有多大，也可以对照一下。通过比较，就可以明白上一代人里边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家公认的好人。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受些启发，多用点脑筋，多懂得一点“己”字，也许就可以多懂得一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这使潘先生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他没有觉得自己冤，而是觉得毛泽东有很多苦衷没法子讲出来，也控制不住，最后演变成一场大的灾难。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1999年9月15日

第四辑 人生的况味

日译《生育制度》序

一本早年的著作，经过了大约四十年，按原样重版，又翻译成日文出版，这对作者本人来说不免又喜又愧。喜的是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经过这样长久又这样坎坷的岁月，作者竟能及身见到还有海外的读者愿意阅读这本书。可是也必须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作者本人的思想多少已有了些改变。有些方面可能是比较成熟了些，有些方面却没有赶上时代，显得落后了。而且年事已高，锐气未免消失不少，今不如昔。青年人的可爱，也许就在“初生之犊不畏虎”。想当年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还只有三十多岁，满怀抱负，要一探社会的究竟，还立志要写“三部曲”，一是讲人们怎么和怎样在社会体系里共同生活？一是人们怎样通过新陈代谢使社会体系能维持和延续？一是社会体系本身又怎样通过人们的创新而不断变化？这本《生育制度》其实就是我第二部曲的试笔。早年给自己树下的愿望到现在这年纪可以断言是落空了。这倒不能全怪过去的处境坎坷，主要还是阅历多了，明白了天高地厚，个人那么渺小，哪敢再做这样的妄想。近年来重读早年的作品，还常觉赧颜不止。看到要害处，却每见自己逡巡却步，穿不透、突不破，火候未到家也。现在要把这些初出茅庐的作品送到日本学者面前去请教，怎能不发生一种自惭之感呢？

我敢于把旧著重刊，还要翻成外文出版，自有另一种想法。我想，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历史在一定时空的产物，同时也成了当时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会在更大的地域和更长的时间里起着影响其他事物的作用。历史者就是古人每一念及就会怆然而流涕的“天地之悠悠”。著书自非例外。在有文字的时代里，人们总是会用它来反映当时当地一部分人的一些观点。本身是历史产物的观点通过文字发生社会作用，同时也留下历史的脚迹。至于通过哪些人的头脑和手笔进行反映，那是无关宏旨的。文章一离手，实已不属于作者个人。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为它已成为历史长河、社会巨海中的一浪。如此看来，我还有什么权利把反映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年轻人中一些观点的记录，由于曾出于我的手笔而把它掩饰起来呢？

作为一个旧著的作者应当比其他的读者对写成这本旧著时的历史背景和主观条件更为了解，特别是经过了四十年的岁月，应当可以站得远一些，甚至高一些来回溯当年情境。老眼看春水，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有条件和兴致能写成文字，对旧著的其他读者，在体会该书的内容时，或者也可有所裨益。这是为什么我答应旧著重刊、翻译外文、并且写序的缘故。

让我先说一说此书写作的经过。话得从稍稍远一些说起。

1938年暑天，欧战爆发前夕，我校对过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清样，告别伦敦，取道马赛，乘轮返国。那时，亚洲大陆，烽火弥天，故乡陷落，遣送我出国留学的清华大学已迁到昆明，并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我在国事危急之际，从西贡上岸，直奔昆明。在昆明遇到我母校燕京大学的老师吴文藻教授。他事先已为我申请到中英文化基金的研究费，使我在返国不到半个月就能下乡在昆明附近的禄丰县的农村里开始社会调查。在这基础上，取得燕京大学的资助，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学研究室。1943年我应邀去美国讲学，利用这一年时间，把研究室同仁们的调查成果翻译成Earthbound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两书。1944年返国后我开始在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担任教课。我开了两门课程：一是家庭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战时后方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一个教授的工资养不活结了婚又生了孩子的小家庭。我不得不以写稿补给。我在大学的教室里讲完一堂课，回来就把讲稿整理成文，卖给报馆和杂志社去发表。这种处境养成了我喜写短文的习惯，也在当时赢得了多产作家的名声。

1946年暑季，西南联大决定分别迁回原址，清华将回北平，即今北京。我贪恋四季如春的昆明气候，打算用这假期，在北上前把这几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分题整理成几本文集：有关农村社会的讲稿编成《乡土中国》，有关家庭问题的编成《生育制度》。

没有料到，这本《生育制度》却遭到难产。该书刚编成一半，当时已统治了昆明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这些被称为“民主教授”的人物，加强了横暴的迫害。闻一多先生首当其冲，光天化日之下被特务枪杀于大学宿舍的街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恐怖日子，我终于带妻携女逃出昆明。这消息传到了伦敦的朋友，他们多方设法邀请我去英国“换换空气”。我回到故乡，住在江苏省浒墅关我姊姊为我借得的一所房子里，等待朋友们为我张罗出国手续。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这本《生育制度》的编写工作。

也许可以在这里提一笔，我原本打算在这书后部关于亲属制度还要多写几章，但由于手里无书，难于下笔，所以不得不草草结束，实属憾事。还想附笔一提，我于1982年重访浒墅关最后写成此书的旧居。我当时借住的那间房屋还在，但因主人外出双门被锁，未能入户。我只能以此屋为背景摄了一影，以留纪念。今既出日文版，不妨附印扉页，以飨读者。唯当年住在此屋里写作的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壮年学者，现在如相片上所示的，已霜雪满头了。

这本书不仅难产而且境遇也是够寒峭的。1946年秋季我把稿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之后，就上飞机去伦敦了。像个弃儿一般，我已无法照顾它了，既未校阅清样，最后润色，又逢战事不息，素以印书质量著名的这个书店，在烽火乱局中的出品竟致纰缪屡见。我收到这书初版样本后不久，全国解放了。这书流传为数极为有限。社会学这门学科在大学里从1952年起就中断了，到1979年才得到恢复。这本书淹没无闻者三十年，有些图书馆甚至因为作者的关系1957年后把该书打入了冷宫。社会学得到恢复后，我才从墙角的书堆里捡出这本久已被遗忘的旧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学丛书》向我约稿，我就以此旧著搪塞。承蒙他们不弃，1981年重刊出版，1983年又二次印刷。此书的运命似乎已有转机。

1982年我应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之邀去东京访问，以文会友，我宣读了“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访日期间我又见到当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中根千枝教授。她和我本是同门弟子，都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过Raymond Firth教授（现已因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取得爵士荣誉）。这位老师现尚健在。我们这两个同门弟子相差二十年，我是在三十年代听过他的课，她是五十年代跟他学习的。1975年中日开始友好往来时，她就代表日本文化教育界来华访问。我们初见，一如故交。记得她当天就赠送我一叠著作，其中有一本是用英文写的《日本社会》（企鹅普及本，1973）。我当夜读完，翌日就交换意见，她十分惬意。事后我邀请许真同志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中根教授写了中译本序，我亲自翻译。这次访日，我又见到她，她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几天宝贵的时间，伴同我去仙台参观日本农村，盛情可感。我在这次访问中赠送她一本已重刊的《生育制度》。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她建议请人把我这本旧著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我当即首肯，她又选择了她的得意门生横山广子作为这书的译者。横山女士1983年来中央民族学院留学，携带该书译文稿本，其中所有疑难之处，一一由我亲口解释。她还为我找出了一些排印上的错字。她那种阅读细致、翻译认真的为学精神，使我敬服。

1984年6月，中根千枝教授又来访华，带来了该书的清样。她已亲自校阅过，她要我对书中一些我本人创制的专门名词，如“社会继替”“世代参差”等，作进一步的口头说明。这些名词固然对日本学者会感到生疏，但好在日文中有汉字，日语又有吸收外文的习惯，所以我不想割爱，请她保存原相。如果这些名词引起读者的困难，其责任当然是属于我的。

我也乐意接受东京大学出版社的建议，为日文译文本写一序言；并且同意在四十年前写成的旧著后面，附入这几年里我关于中国家庭结构所写的两篇文章：一是1982年在东京的讲话，上面已经提到，一是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化和现代化”讨研会上的讲话“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这两篇文章可说是我对生育制度一些观点最近的看法，也是我应用这些观点来研究中国实际的尝试。

贯穿我这本《生育制度》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社会必须有一套办法来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矛盾，也就是生物的个人和社会的集体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通过个体的新陈代谢来取得集体的常存而统一起来的。社会体系中个体的新陈代谢包含着社会成员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单纯依靠生物机能来完成，而还必须有社会性的抚育工作。任何集体必须有一整套由历史积累下来的由社会来完成这过程的办法，就是我所说的生育制度。我是在分析这个过程中看到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只有通过分析这个基本矛盾，才能理解家庭这一类社会细胞的作用。

我从本质上分析这个过程，不能不触及自然发展中从生物到社会的飞跃，从而把只从现象发生前后所看到的“性爱——结婚——成家——生育”的程序颠倒过来。为了集体需要的新陈代谢，社会必须再生产新的成员，社会新成员的再生产必须经过生物性的生殖和社会性的抚育，新成员能否出生必须得社会的批准，社会成员的培养更需要社会的抚育，于是出现“家”，要使男女成家，必须经过社会规定的结婚手续，并服从社会规定的两性关系。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观点，正是传统认识的倒叙。

上面所说的传统认识很可能产生于西方社会，那是因为在现代的西方社会里个人间的契约常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础。本书中提出“婚姻不是件私事”，显然不易为现代的西方人士所接受。实际上从来没有把婚姻真正认为是男女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东方人士，至少我们中间的汉族，却也会从现象发生的次序而把我所提出的本质上的程序看成是奇谈怪论，至少也会感到有点标新立异。好意的评论者也注意到这个次序而为我辩解。其实，究竟谁是倒叙，牵涉到的不是这些细节，而是根本性的差异，不同文化的不同社会观。

由于我是从中国文化中长成的，尽管受到过相当多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根本上却并没有离开中国文化的社会观，个人不过是世代之间的一个链环，俗语说“传宗接代”就是不把个人摆在社会之前，不把个人和社会对立的观点。用哲学的术语来说，人和社会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没有人当然没有社会；社会是为组成它的众多个人服务的，社会如果不能使人们生活下去，它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依据。但是众多的个人一旦形成共同生活的集体，就产生了一个凌驾于个人，控制着个人的实体，这就是社会。社会是人创造的，但它又反过来塑造了一个个人的生活方式，要得到生活的人也就离不开它。所以自从人既是动物而又不是动物时起，也就是大自然从生物界飞跃而发展出社会界时，社会已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不断新陈代谢的久长和稳固的实体。这不可能出于集体中众多个人之间的契约结合。

必须承认，在西方学者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学者中，也有采取这种社会观的，因之，也有些西方的朋友用西方的学术派别来分析我的思想。无疑，很多是极中肯的，也符合我的学习经历。但是我反复自我解剖，却倾向于认为我这套根本的社会观，与其说得之于西方学者，倒不如说是来自早年滋养我成长的中国泥土，我的思想之根深深地埋在中国的文化里。

我这种社会观并不是我的创造，它存在于亿万中国人的心头，他们不一定能用语言来说，但是他们却用行动在实践。凡是碰到不符合这种社会观的事，他们就会感到别扭，感情上过不去。我在香港讲的那篇《老年赡养问题》里，就用“前有祖宗、后有子孙”的社会观来指出中国家庭结构的特点，也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区别所在。

中国人很少会欣赏困守空巢的老人。只要具体条件允许，绝大多数的子女总是会和年老的父母同居在一起，甘心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是社会舆论所支持的美德。值得我们注意的，不论在农村或是城市，目前的趋势不仅所谓核心家庭的比例在增加，而同时已婚而且已有了孩子的子女和父母同居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核心家庭的情况，不是父母已故，就是两地分隔，或是父母已与其他子女同居。空巢型的老年夫妇，除了由于已无子女可靠者外，是很个别的，不常见的。

这里我不想再追问中国人的这种社会观的根源，只想说我这个人就是在具有这种社会观的中国文化中长成的。我并不想预言这种社会观什么时候才会改变，或者估计现在的中国人中有多少已经改变，反正文化是不会固定不变的。值得指出的是，我这本书其实就是这段时期中国历史条件下包括我在内的这一部分人所有观点的反映。旁观者清，从另一个文化中成长的人，也许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这本书而得出其他的体会，甚至更正确地认识到我要在这本书里反映的实际。这也是我愿这本书能译成日文并得以向日本读者请教的原因。

1984年7月12日

两篇文章

我一生有两篇文章都是三十年代写起，至今还没有写完。我1935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才二十五岁，年华正茂，一股劲想搞社会调查。调查社会不那么容易，我想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社区开始，所以到广西大瑶山去调查。进行到一半出了事，这第一篇《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文章没有做完。

1936年我回到家乡休养，家乡有个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很有远见。他从二十年代就搞科技下乡，把现代养蚕缫丝的科学技术送到乡下给农民。学生们到一家家农户去推广怎么改良养蚕，把中国的土法缫丝改成机器制丝。不但这样，他们又看到，把生产技术提高了，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好处全被中间剥削搞走了。他们想到科学技术的提高应当使千家万户都富起来。这思想是很好的。为了消除中间剥削，他们教农民自己制丝。学校送了农民一台机器，办了一个小型丝厂。农民自己当老板，是个合作社，大概是在1933年成立的。从种桑树、养蚕、制丝到出售，成为“一条龙”。我的姊姊费达生就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做这件事。我去探望她，在村里住了一个月。我对周围发生的事觉得很有意义，问东问西，把材料记了下来。秋天我到英国去留学，就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书。这是第二篇文章的开始。

我从英国回来抗战已开始了。我到了昆明，后来闻一多先生遇难的事件发生了，我才离去。我在云南期间调查了几个农村，写了一本《禄村农田》。解放后，土地改革，合作社成立之后，1957年我才又到开弦弓村去了一次。

三十年代我提出八个字“人多地少，工农相辅”。这是说在我们家乡这个地区的农民，单靠农业富不起来，必须搞副业和工业，农工要相辅。男耕女织是传统的农村经济模式。我们家乡农业加上了蚕丝副业，农民生活比其他地方好，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在“三座大山”高压下，天堂保不住了。尽管有远见之士想通过科技下乡使千家万户富起来，搞合作性质的集体工业，但杯水舆薪，无济于事，在抗战中这一点乌托邦式的小试点也被摧毁了。解放后，我们有条件做这些事了，可是没有做，而开始向单一经济发展，要农民单纯搞粮食，忽视了“工农相辅”的原则，把当时的副业几乎都搞掉了。因此我在1957年下去的时候看到农业发展了，农民没有富起来，手里没钱，人这么多，机械化进不去，农村经济问题长期不得解决。《重访江村》没有发表完，我被划成了右派。这第二篇《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没有写完。

1980年我得到改正时，在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许下了一个心愿：把这两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写下去。可是人生几何，来日苦短。心里盘算一下，当时年已七十，我假定自己的脑筋能工作到八十岁，我在座谈会上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这十块钱怎么花？应该多想一想：是集中使用呢还是随意零花？这一想，我就决心把这十块钱用来接着写上面所说的两篇未完成的文章。这句话，言犹在耳，一转眼十块钱已花去了一半。前几天刚刚过了七十五岁生日，离八十岁只有五年了。我手上只有五块钱了，这五块钱打算怎么花？

先说第一篇文章，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解放前我在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半途而废，所取得的人体测量材料保存到昆明，在一多事件后，我匆匆离滇时丢失了，很可惜。当时我在山区搞调查连路都没有，马都不能骑，就靠自己天天爬山，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1980年后，我带了几个学生又去大瑶山，一则老了，二则胖了，跑不动了。换句话说，我要去上山调查的条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搞调查不像当官的人去视察，只听别人汇报，而要亲自去观察人们的生活，那就要爬山涉水，我现在是做不到了，因此我很失望。这一篇文章怎么写下去呢？虽然已经有几个学生去大瑶山继续我的调查，但总不如我自己动手痛快。这篇文章怎样写下去，还得另想办法。

第二篇文章呢，到家乡去串门访友，比较容易些。1980年我三访江村，正是三中全会以后。下去一看，这地方虽则还没有开始实行联产责任制，可是“社队工业”篷勃发展，变化很大，问题也很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都有孙子了，一个人变成二个，二个变四个了，加倍了。家家户户人丁都增加了，全国就增加了一倍。这些人都生活在原来的这一片土地上，三十年代我就讲过“人多地少”，八十年代呢，人更多，地却更少。造房子，开公路，总的耕地面积减少了，而要吃饭的人更多了。住在农村里的人又不许出来，一个农村户口要变成城市户口吃商品粮，比上天还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口问题怎么办？有人说假如当时听了马寅初老先生的话，人口可以少四亿，现在我们就轻松多了。可人已经生出来了，不能不养起来，不但养起来，他们还要生孩子。一家只生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结果是人口“长”“挤”，城乡又不通，成了一盘“僵”局。

我们不能不承认，我国人口这盘棋没有做活。要做活，必须有二个“棋眼”。哪二个“棋眼”？我说：农民必须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可以离土不离乡。不要都从事农业，要农工相辅。除了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手工业外，更重要的是要发展一村或几个村子联合起来搞的集体性质的现代工业。这个出路实际上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农民在没办法的时候自己想出来的。七十年代，在江苏一带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城里停产闹革命，打派仗，很多工厂停工。但是人民还是要“吃、穿、用”，东西从哪儿来呢？农民办起工厂来了，你不做我做，城市里一些工人不愿打派仗，回到了家乡，加上一些干部下放农村，帮着农民搞起了小工业。

1980年我们到小城镇一看，过去冷冷清清，现在热闹起来了。我是小镇上生长大的，早年镇上有茶馆，有小吃店，有五金、百货、布匹、买卖粮食的、加工的，热闹得很。可是自从五十年代统购统销，后来反对贩运，流通渠道单一化。民办变官办，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一搞，搞的镇上冷冷清清。胡耀邦同志1989年初到云南保山一看，他就发言了。这样不成，小城镇要恢复。小城镇不恢复农村就没有一个中心，也发展不起来，知识分子就留不住。

的确，小城镇人口一般都下降了。三十年来从全国讲，人口加了倍，小城镇上的人口却比解放前还要少。所以，假定能恢复、发展小城镇，农村的人口压力就可以减少，农村里多余的人口就有了出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棋眼”。在小镇上工作的人不用离开家，住在农村，到镇上去做工作，这些工厂不用办食堂，也不用办宿舍，成本低，便于竞争。我们如果能发展乡镇工业，农民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这样一搞，我们的人口这盘棋就活了一半。

去年我们在吴江县调查了七个小城镇，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可以解决我们人口问题的一条出路。”经过各级领导部门进行研究，今年四号文件完全肯定了这一条。多办乡镇企业成了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条道路。当然对乡镇工业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看法，新事物必然带上不少不太好看的面貌出现。过去上面不许它抛头露面，它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阴暗处就不免有些歪风邪气。今年在北京开了一个江苏省乡镇企业工业展览会。我去参观，讲解员对我讲：过去我们不敢见人，现在光明正大，大摇大摆进京城了。这个变化很大，这样一来，江苏乡镇企业生产总值很快发展起来了，去年乡镇工业占全省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今年占三分之一，增长速度从30%上升到40%。乡镇企业不仅提高了生产力，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搞法，避免了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西方工业革命初期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我们不同，我们工业的发展是在农村繁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工业不仅不去破坏农村经济而且正在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三十年代讲的“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并以新的形式出现了。这是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大事。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的道路。小城镇工业能吸收多少人呢？从全国来算，到2000年时，十二亿人口中可有40%放在农村，40%放在小城镇，20%放在大中城市和工矿大企业里。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标志。我在江苏调查到，在苏北，从工农业生产总值上说，北边徐州是工三、农七，工业少于农业。到扬州北部才工农各半。苏南一般是工业超过农业，以中等地区的吴江县来说已是工七农三。到了上海附近的几个县是工八农二，到沙洲有几个乡已是工业占了九成，这样的农村可以说已经工业化了。苏南经济发达的农村里，农民的生话比我们这些教书匠好得多。有些事简直听了不敢相信。我到农民家去参观，上楼时，他看看我的鞋，鞋太脏，要脱了鞋，穿上拖鞋上楼去，楼上是油漆地板，我自己家里也没有这样干净。我过去也不知道什么叫“立体声”，我想音乐还有什么立体？“立体声”我是在农民家里初次听到的。现在江苏农村里的房屋可以分三代，第一代茅草房，第二代砖房，第三代是楼房化，别墅式。苏北正在由第一代变为第二代，苏南是正在由第二代变为第三代。穿的就更不用提了，苏南农村里看不到打补丁的衣服。现在小姑娘的头发全都曲了，曲头发不简单，这不光是形式的变化，而表示她自己有了独立使用钱的权利了，过去是不成的，小姑娘出去做工，钱都要交给父母。现在还是交，但奖金都不交了。奖金拿去烫头发，作零用花。这是因为乡镇企业发展了，女孩子当了工人，在家里取得了部分的经济自主权。这是一个大变化，很深入的，从经济结构的变化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到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到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这几年来，一年一个样子，我尽管一年下去几趟还是感到赶不上形势的发展。

我这篇文章越写越有劲了，现在已写到小城镇。这篇文章已不是我单枪匹马地写了。我们和江苏省的研究机关、大学，特别是发动了基层干部，协力同心地一起搞。没有大家热情的帮助，这篇文章我是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写下去的。这个办法我认为也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里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我们的研究成果，不是研究人员关着门在书本里翻出来的，而是同群众一起，同各级干部一起，到基层去直接观察中总结出来的。

这是第二篇文章，写到昨天，关于小城镇部分已有四篇：《大问题》《再探索》《苏北篇》和《新开拓》。昨天离开南京时，把《新开拓》初稿交了出去，工作相当紧张，但味道很浓，吸引力很大。

这篇文章怎样写下去？我同江苏省委研究了一下，开始要“卷地毯”，就是制定志标，设计问卷，在一定范围里进行普查，然后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量分析。我过去的调查是微型定性调查，就是所谓“解剖麻雀”。可是究竟多少小城镇能成为我解剖的麻雀呢？我说不出来，所以要采取计量的分析，像地毯一样把整个领域卷一卷。这样会卷出什么结果来呢？我想至少可以卷出一幅江苏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和各区的面貌来。

过去这篇文章写得太急，只抓了些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工农业产值等，对人们头脑中打的什么主意却讲得不多，只在最后一篇《新开拓》里把人讲出来了，也只讲到哪些人在办哪些工业，也没有深入到他们头脑里去。也就是还没有钻进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我希望明年春天能得到领导上的支持，照顾，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住到过去调查过的农村里去，写一篇《江村五十年》。因为我1936年开始去调查，1957年又去调查，到1986年，刚是五十年，写篇文章作个纪念，回个心愿。这是第二篇文章的构思。

第一篇文章呢？瑶山我爬不动了，写不下去了。可是我还可以跑点平原地区，所以从去年开始开展了“边区开发”这项课题。黑龙江、内蒙、甘肃我都去了，重点放在内蒙。现在搞现代化中存在二个差距问题：第一个差距，是我国同先进国家之间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差距，还有一个是国内的边区同沿海地区的差距。国内东西差距的问题怎么办？这里还有民族问题，比较复杂。这次到甘肃定西，我写了一个报告给政协，提出十六个字：“以东支西”，东部以三个力量：智力、财力、人力去支援西部地区。“以西资东”，因为我国主要的自然资源都在西部，沿海地区很少，西部就可以用得天独厚的资源支持东部的工业。东西双方的交流必须“互利互惠”，做到双方都有好处，不能把我们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单纯作为“原料基地”来看，只要它原料，不给它发展。东部必须支援西部发展本地的工业，使西部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达到“共同繁荣”。这十六字的方针，实际上现在正在做。定西地区很苦，但是他们有黄豆，他们同江苏一个县合作，用黄豆换了一条豆品加工生产线，以黄豆换技术。“互利互惠”的结果是“共同繁荣”。这是第二篇文章，今年刚刚开始下笔。

我把广西瑶山的这篇文章扩大了，不在瑶山做了，做到大边区去了。但是再一想我已来日不长，1980年所说的身边的十块钱，只剩五块钱了。我希望在今后五年里，这二篇文章要结合上培养一批研究生，使五块钱变成几十、几百块钱。这还得看领导上能否给我招收几个博士研究生，培养出几个中国的博士来，同外国比比。哥伦比亚大学要派一个博士生来请我培养，我说可以，但是要中国人。我们国内的大学也可以给我人，委托我培养，可是要听我话，不三不四的我不要。不好就可以出示“黄牌”“红牌”，导师要有这个权。这就算是我今后的打算吧。

最后，我有一副对联。我到梅兰芳故乡泰州参观时，一位陪同我去的同乡，出了一个上联给我对：“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我花了一个晚上才对出来，下联是：“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平仄不太妥，但表达了我的心怀。

1984年11月8日整理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

这本《社会学文集》是我从1978年到1984年所写自认为带一点学术性的文章的汇编。用《社会学文集》这个书名，严格说也许不够确切的，除非从比较宽广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学，把它看成是一门研究人际关系的学科。这本文集实际包括了已经出版的四本小册子：《民族与社会》（1981）、《从事社会学五十年》（1983）、《社会学的探索》（1984）、《论小城镇及其他》（1985）。这四本小册子书名虽异，性质相同，都是短篇文章的汇编。我从1981年起，每过一年或较长的时间，就把这段时间里所发表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出版。大体上分成两类：一类是我所谓带一点学术性的文章，一类是杂写。上述四册是前一类，杂写也出了甲、乙、丙三集。

我从小喜欢写作。自从1924年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习作后，到1957年实际上并没有间断过。特别是从四十年代开始，我在抗战后方执教时，为了维持艰苦的生活，不得不卖文来补充收入，经常投稿各种刊物和报纸，真有点饥不择食。抗战结束后，我曾把那一时期的文章归类集成若干小册出版。这无非是当时的穷书生多得一些稿费的办法，同时却养成了我勤于笔耕和喜欢发表的习惯。

我这种随写随发表的习惯，严格说来并非著作的正道，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比较率直地暴露作者的思想。在这个变革迅速的社会里，这些作品倒为历史过程留下一些真实的痕迹，反映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把这些文章里所表达的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来看待，它们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尤其是把历年的文章联串起来，就容易看得清楚当时一些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我希望读者也不妨采取这种态度去阅读我这本文集。如果能多想一想：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有这些思想？会说这些话？那就很有味道了。至于这些文章对作者本人会引起什么毁誉，那是不足挂齿的。

也许还应当提到的是1957年到1979年之间这段时间，除了一些翻译之外，我没有发表过什么表达本人思想的文章。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979年以后我的旧习惯又有复萌的条件了，这对我是件快事。像我这样一个人又能仰首伸眉，论长说短，这件事从时代的变化来说也不能说是件小事。这本《文集》能够出版问世，自有其值得深思的意义。

这本文集挂上社会学的牌子固然是不完全恰当，但我这段时期里主要的工作是在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我的命运和社会学的命运多少是联结得比较密切的。1957年我发表了“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之后不久，社会学进一步被贬入了冷宫。我在1978年能发表“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正因为社会学的合法地位重被肯定了。到1980年我在答《中国青年报》问时，已有机会向青年读者讲一讲我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的经过。到1982年，社会学重建已有眉目，使我能发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这些对我是一种安慰。把这经过列入文集的内容也为历史留下这一值得回忆的记录。

社会学的重建也带来了我一生的第二次的学术生命。这段生命开始，我的年龄却已经过了七十。1981年我“三访江村”，重又接上了中断了二十八年的农村调查。我初访江村是1936年，重访江村是1957年。学术工作脱离了实际也就会丧失活力。一旦我又有机会重返农村里去调查，我的思想也就像草木把根插入了土中，从此又得到了滋养。就是在江村的调查中我看到了研究作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小城镇的重要性，1982年我正式提出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倡议。1983~1984年我也就有条件发表四篇论小城镇的文章。这一条发展的线索在这本文集里表现得很具体。

如果可以说社会学是这本文集的主干，那么民族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就是两个同本的旁枝。自从五十年代开始，我曾有机会参与民族工作，做过民族调查，直到1957年才告中断。但是这一段时间里和少数民族同胞的亲密接触，使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切的感情。我第二次学术生命恢复之初，如这本文集一开始所表白的，还是从民族学起步的。接着几年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重点转移到了社会学的重建和农村及小城镇的调查，民族研究成了旁枝。但是1983年我发表了“做活人口这块棋”，把小城镇联上了边区开发，重又拾起了民族研究的线索。1985年我自己提出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从东南转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边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的文章已越出这本文集的时限了。

另外一个旁枝是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这里包含着我的一段辛酸回忆。如果不是我的误解，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直接的导火线是我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事过境迁，到了八十年代，为了振兴中华，重视知识和重视人才已成必要的社会态度。知识分子问题也进入了另一深度，而提出了智力开发这一项当前急务。这本是我的老课题，又因为我在中国民主同盟工作，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我对这方面的问题也就缄不了，在这本文集里占了一定的分量。

一个人活着一天总得工作一天。我除了能写写文章以外，一无所长，看来也将以此终生。如果天假以年，当然希望能为这本文集出版补编，以飨读者。

1985年7月7日记

谈写作答客问[1]

问：您的许多著作将参加1985年底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书展”。就此机会，您能否把您过去的著作，向海内外读者作一个“自我介绍”？

答：我写的书，主要是两个时期的产物，一个时期是解放前，另一个时期是解放后（主要是最近几年）。解放前，我主要从事社会学方面的调查。1936年，我在家乡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乡村进行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在英国完成了一本英文书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这本书最近又出了第五版，当时我没想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五十年代后的今天还有人读，还有销路。后来我又在美国写了一本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由芝加哥大学出版，也重印了好几次。回国后，由于内战，时局动荡，我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工作，于是就给《观察》杂志、《大公报》写一些短文，一部分后来翻译成英文出了本集子，China's Gentry（《中国士绅》），曾被美国、印度等国的一些大学当作大学课本采用。这些就是我在国外出的书，其中后两本是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而Peasant Life in China则是直接用英文写成，它的中文译本《江村经济》今年才出。

解放后，我主要做具体工作，写的文章不多，1957年以后就不能

写文章了，只好译一些书。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又开始写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恢复社会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学1952年就被迫停止了，很多搞社会学的人都错划成了右派，现在要重新开始。为此，我还帮助大家编了一本《社会学概论》。1979年，我又开始下去调查，1981年旧地重游，写了《三访江村》，作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的讲话稿。这里的“江村”，就是我1936年去调查的江苏那个村子的“学名”。我恢复调查工作后从调查乡村上升一层调查乡镇，研究小城镇的问题，这一部分课程，去年才告一段落。这几年所写的文章编成了一本社会学文集也要拿到香港去参展。第二步，我又开始搞边区调查，近两年主要集中在内蒙、甘肃一带。写了些文章，不过还未整理成集子。最近我又去了一趟“江村”，写了《九访江村》，明年还准备写一本《江村五十年》的书。

另外，我还有一些散文，像《杂写甲集》《杂写乙集》，现在丙集也快出来了。

至于香港方面，他们把我解放前的一些书翻印出版了，但事先我不知道，台湾也印我的书，不过改了名字。解放后的著作，恐怕港澳的读者不很熟悉，可以在这次书展中看到。

问：您对您的这些书，有什么评价？

答：我只是自己尽力去写。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条件比较艰苦，和外国学者无法相比。我解放前的一些书是抗战期间写成的。解放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什么东西都丢了，现在是地地道道的白手起家。然而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没有停，能做的事情都尽力去做，而且“产量”比较高。近年来，我每年要出两三本书，其中有的是论文集，有的是短篇文章，即“杂写”。现在，我有六本书正在排印之中。

至于文章写得如何，得人家去说，我自己不好讲。不过大家喜欢看我的文章，这我是能够感受到的。

问：那么您自己最喜欢您的哪些书呢？

答：这很难说，因为种类各不相同。有理论性的，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有调查性的，如《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以及我最近搞的小城镇研究。当然，我自己最喜欢写的，是那些短篇文章。可以写得很灵活，不受拘束。

问：记得您在谈到您为什么把旧著重刊时说过，您的著作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对社会发生了作用，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文章一离手，已不属于作者个人。因此，您没有权利把曾经出自您手的一些历史的记录掩饰起来。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而且研究者不是别人，正是您自己的话，您将怎样估价这些出自您之手的“历史产物”呢？

答：人总要谦虚一点为好。自己的传记最好让别人去写，好话让别人去说。如果一定要我本人讲，那么我坚信，在研究中国社会方面，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尽管中间经过了很大的波折，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方向是我一直坚持的。

具体地说，我的第一本书《江村经济》，提出了一个研究农村的新方法，是第一本把中国农村的一些状况用科学方法总结出来的著作。我的老师说我在国际人类学界带出了一个新的风气。因为过去的人类学，总是研究落后民族、小民族，是白种人研究非白种人，殖民者研究殖民地人民，不讲现实问题，也不涉及现实的改造问题；我则研究一个有文化的农村，研究本国的问题，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后来我写的Earthbound China，在学术上又有所深入。总之，我坚持学术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最近关于小城镇的研究，也是这方面的进一步深入，直接为四化服务。中国的实际建设不是空的，是很具体的，要下去调查研究，不论是在学者中还是在实际工作人员中，都应该提倡这种风气。

问：最近，美国学者阿古什（R.David Arkush）写的《费孝通传》在国内翻译出版了，您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答：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事，我不愿发表太多的意见。为这本书，他花了很大的力量，很不容易。不过我觉得最大的缺点，是他把我的思想作为一种受了西方影响的思想来分析，从西方的学术发展来评价我。他不了解我东方的“底子”，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中国学者。我是中国人，我的基本看法，也是中国人的看法。

问：那么您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展望？

答：中国社会学在近二十年内青黄不接，我们第一步工作是建立机构，培养大学师资。一个学问，要搞掉它很容易，要成长起来，总要二三十年，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奋斗。

问：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和港澳学者的交流是否很多？

答：港澳学者们在帮我们的忙。不过他们的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生长，在中国生根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应该是有地域性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条件，就决定了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这一点有些同行不同意，但我坚持。我们很需要借鉴西方的社会学，但是必须培养自己的社会学家。中国的社会学，必须从自己的土壤之中生长出来。

[1] 1985年在香港举行“中国书展”，筹备委员会薛诵同志前来访问。后来编成“留下历史的足迹”，编入《书人书事新话》。

《社会学文选》自序

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社会学文选》，并建议由我自选。趁我头脑尚清醒时，让我自己看看过去所发表的文章里有哪些值得重印，并留给后人阅读。这是说，在旁人看来，我的学术生涯已接近尾声了。

说实话，我过去没有想到会活到这年纪的。三十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四十年代人要我死而没有死，六十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每次没有死都是出于偶然的机遇。多次出死入生，对自己个人的荣辱看得不那么认真了，但是想到身后的事却还不能无动于衷。

文章千古事，并非虚语。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写下，通过文字的媒介，送入了别人的头脑，也就成了社会事实，发生社会影响，因而有功罪可论。自编文选，总是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这就带出了自我评估之意，真难为了我。

我对自己的作品估价是不高的。1982年答复为我写传的阿古什先生的信里曾说：“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人，不大愿意常常照镜子。”对他给我勾画的形象作了如下的自宥：“我这一生所处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对每个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又给人很苛刻的条件，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在考验一个学生。我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分数是不高的。当然我还有不太多的时间，可以争取再增加几分。”说了这话又是五年，究竟增加了几分也很难说。真是“笑我此生多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

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是不错的。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几十年那样激烈的变动。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里引起相应的激荡，孕育一代文章。“一介书生逢盛世”，我多少自觉到不应辜负这个时代。但是主观努力总是抵不过严峻的客观条件，以致到这时候还是不得不自己承认，“分数不高”。

论我得之于社会的投入，应当说是优裕的。像我一样“受过当时正规教育全部过程”的人，在我同辈的青年中屈指可数，比我年轻的几代人更不用说了。我依靠家庭的支持完成了大学的教育，这笔费用全部是由我母亲从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工资里节约出来的。我出国留学是国家公费，实际上是取之于退回的庚子赔款，是人民的血汗。这样的投入跟我其后交给社会的产出看来很不相称。我总是有一种自责的心情，“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为自己作估价不可能很客观。我从别人对我的评论中常体会到他们总带着一些原谅我的口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个程度是不太容易的。那不是对作品实有价值作出的评语，其实只是说这个人应当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但是并没有，原因则推给了客观条件。我固然可以用以安慰自己，但是天下哪有一个杰出的作家不是从重重困难的条件里挣扎出来的？“文章憎命达”，说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够格。

伟大的时代必然会出现伟大的作品，也许正是因为激烈的社会变革为生长在其时的人，提供了平时难于发生的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生活实际，成了一切思想领域里的杰出作品的宝贵泉源。激烈的社会变革同时也一定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坎坷不平的实际生活。像在急湍中游泳，一路淘汰着顶不住漩涡的人。如果对这些人说，只要水流里没有漩涡，你是能游到终点的，那有什么意思呢！

在自编文选的过程中，除了“愧赧对旧作”之外，也有聊以自慰的一面。我想不到还能在临近终点时有几年的时间在学术跑道上作出最后的冲刺。我猜不透老天的用意，但必须老实说，这机会是得之意外的。

社会学在中国是1952年中断的，到1979年才重建。我是在1957年被打入另册，到1980年才正式“改正”，重被别人作为正常的人对待。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时代的急流里抬不起头来。更可怕的是失去了精神支柱，对自己矢志要在这一生中追求的目标从模糊直到幻灭。“士不可以夺志”，而我的志被夺走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年复一年对我过去所写的文章的批判，使我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起初不得不“向人民伏罪”，随后也确是觉得“毒草害人，罪该万死”，甚至也学会了用别人批判我的词汇和逻辑去批判别人。哀莫大于心死。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真的挫伤了一个个人的心。似梦如魔地过了不明不白的二十年，如果不是在历史上发生了“拨乱反正”这一大转折，我一定会像我许多老师和朋友一样在莫明其妙或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心情中离开这个世界。我怎么会活着过来的呢？自己也说不明白。我厌恶我自己这二十多年的生活和言行，除了在梦里，还常常来干扰我，我再也不愿回想这段情节了。我想把这一切推出记忆的领域之外。说我懦怯无能也好，说我宽容大量也好，事实上我连电视屏幕上的悲剧都看不下去。看来是创伤难愈，余悸犹存。

无论如何，二十多年的阴影我是把它埋在心底里了。在这本文选里，读者可以看到我最后几年冲刺的面貌。人的心理原本是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在这段时间里有一点看来占了上风，那就是我下定决心，要用最后的十年追回失去的二十年。日子是过得有点紧张，但我不能再辜负生命的最后一段了。人称晚节，我叫它最后的机会，是表白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的最后机会，是回偿一生得之于亲人，得之于社会的最后机会。我的确自觉地深深爱惜这得之匪易的机会，难是难在挥之即去的学术工作却不能呼之即来。我心里希望还能在这几年里多得几分，事实上怎样就很难说了。在人家眼里我是已快活到尽头的人了，是自编文选的时候了。“芳草茵茵年年绿，往事重重阵阵烟。皓首低徊有所思，纸尽才疏诗半篇。”

我一生的学历已附入这本选集，毋须在这里多说。但是便于读者理解我个人学术上发展的经过，不妨让我自己勾画出一个轮廓：我的行文格调二十年代末已经形成，为学方法三十年代中期已经奠定，基本概念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前期大体建立。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五十年代早期是“学习适应新社会”的时期，看来没有学好，从后期起到七十年代末只能说是个可悲的空白。八十年代重新投入学术工作，写作上出现了第二个丰收期，在行文格调、为学方法、基本概念上则只能说是得到了继续和展开，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但是通过这几年的工作，由于坚持理论不脱离实际，有些论点在历史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有些论点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的说来，可以说是进入了实用阶段，因而它的价值也容易得到由实践检验的机会，为社会所接受，使自己有所自慰。如果天假以年，我还能活到九十年代，有一段写“余笔”的时间，通过多读些别人的著作，细嚼此生的经历，是否还能突破早年的格局，那就得由后人去评论了。

要理解一个人思想的来龙去脉，必须有个全局观点，要在这个人的全部著作中去寻找。而我这本《社会学文选》却不仅只是从过去已发表的文章中挑出来的一部分，而且人为地加上了一个《社会学》的框框。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这本《文选》之前，民族出版社已先人一步，编定了一本我的《民族研究文集》。我所进行的民族研究和在边区开发这个课题下所写的文章，按我的学科分类也应当属于社会学的范围。这一部分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学的文章既然抽了出去，就不能再在这本《文选》里占用篇幅了。这是应当在这里声明的。

我一向不主张用学科的框架来限制自己向实际的探索。我认定我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个目标固然具体，但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如何下手呢？我相信科学研究必须有可靠的资料为根据，最可靠的资料是出自自己的观察，所以一开始就着重实地调查。研究社会，就得观察人的生活。到哪里去观察呢？我认为应当从基层入手。在中国就是到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农村里去全面观察农民的生活，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占人口80%的农民。这种看法奠定了我以农民为基本对象和以社会调查为基本方法的研究方向。当然，只看到农民，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中国社会的，但认识全局只有从局部开始。我在前期只调查了农村，到八十年代上升到小城镇，还没有跨出农民的大范围，所以离开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还远。一代不成则继以二代、三代，这样去做研究工作看来比较扎实些。

这本《文选》内容的排列没有完全按文章发表的前后，而是分题处理。先交代清楚我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看法和这门学科在中国的遭遇，其次是提出我在四十年代前期对于农村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认识，然后进入我以江村为主的农村调查，接着从农村调查基础上伸引出小城镇调查。我另一个超出农村调查范围的研究课题是知识分子问题。以上三部分都用1984年我在中国民主同盟开办的暑期多学科讲座所讲的《社会调查自白》中有关章节作为引导。最后一部分是我在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关家庭问题的讲话。

我历来发表在各种报纸和刊物的作品包括不进学术文章范围的还有不少。我从十四岁起就喜好写作，第一篇得到发表机会的是《少年》杂志1924年第一期《少年文艺》栏里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从此我的写作并没有长期间断过，就是在那可憎的二十年里，我还是经常要写“交代”，写“思想汇报”，写批判别人的大字报。实在不能写作时，我就翻译，没有搁过笔。用传统的话来说是作了一生的孽。作孽是欠债，今生偿不了，来生还要清算。这次自编选集，我把旧账翻阅了一遍。编完了之后，似乎卸下了一些包袱，有一种轻松之感。让我引用《江村经济》自题诗里的一联“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1987年6月24日

《山水、人物》自序

这本小册子是我自己向江苏人民出版社建议印行出版的，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就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1948年春天，我已结束昆明的七年抗战生活回到了北京，执教于清华。我当时想清理一下过去所写的一些旅行的游记和怀人的杂文，把它们合编成一册，题作《山水、人物》。编就，还自己抄写清楚，订成一小薄本，寄给安平，想让他编入《观察丛书》。

1948年正是个战火连天、风云变幻的年头。当安平收到我的稿本时，他已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他在夹缝里支撑着《观察》的继续发行。这是个当时蒋管区广大知识分子赖以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定期刊物，风行一时，因而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不久，他带了我这本稿子匆匆地到清华胜因院来找我。他已无法在上海勾留，不得不避居到我的家里。他是个极端负责的编辑，即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还是要把无法出版的稿子，亲自送回作者。

这本稿子从此一直压在书架底下，被人遗忘了。尽管曾经被移动过不少次，总是无人顾问，它沉睡了快四十年。在这近四十年里，我先是“改造思想”，旧作当然不敢见人；接着是被打成右派，已出版的书都封存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哪里还顾得到没有出版的稿子？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我是首当其冲，家里的书籍文稿，一抄再抄，荡然无存。我已死了心，认为此生不可能再见天日。旧稿的存亡，与我何关？

“文革”前，我在作为摘帽右派时，被派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二层的一间工作室时坐落。我的桌子靠门最近，旁边有个书架。书桌里放不下的东西，就按在书架上，堆满了几层。文革来得突然。我的行动一声勒令就失去自由。我也无须上班，被管制了。回想起来，自从1966年9月1日起，我就没有再去坐班的机会了。直到1972年春天，我从湖北沙洋干校回京，才重新坐到六年前的老位置上。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间房里的书桌和书架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除了厚厚地积上了一层尘灰。六年中怎能保持原状，至今对我是个谜。我也毋需追问，反正这把邪火没有燃着这个书架。

回京之后，我被安排作翻译工作。翻译工作只要有一本字典和一部百科全书就够了。我没有必要去清理书架，腾出地方来安放新书。这样又过了六个年头。1978年我调动了工作，在民院的坐位得撤走了。这时，我不得不把书桌里的乱纸，书架上的书稿搬回十分拥挤的宿舍里。为了减少容积，又不得不把这堆东西清理一下，不要的由自己付之一炬。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竟在这堆书稿里发现了安平回给我的《山水、人物》，和我与王同慧[1]在三十年代同译的《土族的婚姻》，这两本存稿。我已说不清当时是惊是喜。历劫犹存，相对无言。我把这两本底稿安放在书柜里。

又过了九年，1987年的春天，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江村经济》的出版发布会来到北京，叩门相访。他们热情地表示愿意继续出版我的著作，我苦无以应。他们说没有新写的，旧稿也要。这句话使我想起了那两本多年沉睡的稿子来了。在它们的沉睡中，我已是白发苍苍了。

我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接受我出版这两本稿子的建议。它们还能与世人相见是谁也预想不到的。它们能默默地渡过劫难，也

是谁也难于相信的。历史上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机缘，那就难说了。我又何尝预料到今天会写这篇序言的呢？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一时兴起，在我书柜里搜出来的还不只是这本已装订成册的《山水、人物》，除了那一叠已发黄脆裂的《土族的婚姻》稿纸外，还有不少散乱的存稿。其中有一叠是复制件。前年中央民院有两位同事在日本东京大学进修，他们在该校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在1928年出版的刊物，名叫《水荇》。这是我在中学毕业时编印的纪念刊。他们发现其中有我的文章，特地复制了寄我。还有一叠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朋友寄我的。他听说我早年在《少年》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不辞麻烦地找到了九篇，也给我复制了。这些散装复制件一并给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搜了出来。

当他们表示愿意出版这本《山水、人物》时，我又建议把曾因反右斗争而打入冷宫的两本游记也收入集内。它们是《兄弟民族在贵州》和《话说呼伦贝尔》。他们同意了。并且说要附入我少年时的一些作品作为《少作篇》，我也同意了。以上是这本小册子诞生的经过。

1987年7月我收到了这本书的清样。这时正因中国民主同盟在北戴河开办“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研讨班”，要我去讲一课，我带了这份清样到了这避暑胜地。花了我两天时间，校阅了一遍。说实话，这是我最初编成这小集之后，第一次从头到尾自己阅读了一遍，其间已相隔近四十年了。心头自会另有一种滋味。

别的我不想说了。这些都是我在解放前写下的东西，表达了抗战和内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凡是有同样经历的读者，借此可以重温一遍，甘苦自知。凡是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不妨作为历史资料来对待。我这一生，总是心里怎样想，笔下就怎样写。

至于所附的“少作篇”，我自己读时却不大相信是出自自己的手笔。我怎么会在走出少年时代时留下这样灰色的脚迹的呢？再一想，那是可以理解的。我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正是1938年。1937年白色恐怖笼罩江南。许多和我一起兴高采烈地欢迎北伐军进苏州城的青年朋友，就在这一年里，失踪的失踪，被捕的被捕，死亡的死亡。逆风猛烈地震撼刚刚踏进青年时代的心灵，这里流出了一片片灰溜溜的“水荇”。是泪还是血，很难说。我这一代许多人就是这样开始的。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从我在《少年》杂志发表的作品里选出了《一根红缎带》作为少作篇的开始。我已记不清这是哪年写的。我最早向《少年》投稿是鼠年。因为我记得开始登载我文章的那本封面上画着几只老鼠，推算起来应是甲子年，即1924年。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运命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白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我们还有下一代。

1987年7月27日

[1] 王同惠（1910~1935年）：费孝通先生的第一任妻子。

《云南三村》序

日子似乎越过越快，应当做的事总是不能及时完成，堆积成山，压得使人难受。这可能是人到老年难免的苦处。以这本《云南三村》来说，我早就该编定交去出版，不料一拖已有两年，昨晚才算全部看完一遍，了却了这桩心事。

能有几天不受干扰地集中时间校阅这部稿子，可以说也是得之偶然的机遇。今年国庆节前夕，突然接到澳门东亚大学的邀请，匆匆就道，4月4日到达。东亚大学要我做的事并不多，参加一次仪式和讲一次话。但两个节目，由于中秋放假加上周末休息，拉开了好几天。由此我无意中得到了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带上这部稿子，利用这段空隙，从头阅读了一遍。

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这本书已是二年多前的事了。这本书包括我和同事张之毅同志于抗战初期（1938~1942年）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的三本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前两本报告分别在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用的还是抗战时后方的土纸。第三本报告一直没有出版过。1943年我访问美国时，曾以英文把这三本报告写成Earthbound China一书，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里。

从云南内地农村调查开始时的1938年11月15日算起，到今天已接近五十年，只差一个月又三天，快整整半个世纪了。这半个世纪里，从世界到个人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自从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后，我一直有意想把我国早期社会学调查成果整理出来，重印出版，使后人能了解这门学问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但这几年我总觉得应当做的本实在太多，大概是由于有了点年纪，精力已日见衰退，望着案头待理的一叠叠稿纸，已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此项打算未能如愿实现。

我的《江村经济》还是靠了朋支们的帮助翻译，今年方与读者见面。当时我就想到已经约定出版的《云南三村》应当接着付印。我把这意思告诉了张之毅同志时，知道他那时已在埋头校阅《玉村农业和商业》这本旧稿。他是个认真做学问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文如其人，读者在本书里就体会得到这位作者的性格。说是校阅，实是重写。这几天我阅读这本稿本，发现他从旧稿中剪下来贴在稿子上的占不到全稿的三分之一。我耐心地等待他把定稿送来，谁知道送来的却是他老病复发的信息。我去医院看他时，他已昏迷，话也没有能接上口。今年6月8日他逝世了。丧事过后，他的家属在案头找出了这一本他亲自剪贴改写的稿本，送到了我的手上。我心上一直挂着这件事，但腾不出手校阅，十分难受。

真是想不到，将近五十年前，为了油印他那本《易村手工业》，我曾一字一句地亲手刻写蜡板，过了这么半个世纪，最后还是轮到我，为了出版这本《玉村农业和商业》，又一字一句地亲自校阅他的修正稿。这段学术因缘，岂是天定？但是今昔还是有别。当年我凡是有看不清楚或不太同意的地方，总是能拉住他反复讨论、查究。而现在凡是遇到模糊的字迹，不大明白的句子时，只能独自猜度了。此情此景，在异乡明月下，令人惨然。

关于云南三村的调查经过，本书中都有交代，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

现在很可能有人会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的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禄村农田》却的确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初次去禄村的日子离我从伦敦到达昆明时只相隔两个星期。为什么这样急不可待？《江村经济》最后一段话答复了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实事求是”。因此，实地调查具体社区里的人们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我从自己的实践中坚定了这种看法。1935至1936年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大湖边上的江村调查是我的初步尝试。经过了在伦敦的两年学习，我一回到国土上，立刻就投入了云南内地农村的调查。这里有一股劲，一股追求知识的劲。这股劲是极可宝贵的。

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只有我和前妻王同惠两人，江村调查只有我单枪匹马。但是到了云南却能聚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来进行这项工作了。出于老师吴文藻先生的擘划，不但1938年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系，而且1939年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室。我接受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学工作人员的微薄津贴（1939~1941年），以云大教授的名义，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开展社会学调查。1940年昆明遭到日机大轰炸，社会学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农村里去。我们租得一个三层楼的魁星阁，成为我们的工作基地，因此这个研究室也就从此被称为“魁阁”。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回到昆明，前后有六年。

1939年春季我在西南联大兼课，张之毅同志在我班上听课。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首先报名自愿参加我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他带头陆续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等同志参加，加上云大的教授许烺光先生和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有义同志，形成了一个研究队伍。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采取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1]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写论文。这种做研究工作的办法确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效果是显然的。像《易村手工业》这样的论文是出于大学毕业后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

张之毅同志参加研究室的第一课是跟我一起下乡，去禄村协同我进行调查。学术是细致的脑力劳动，有如高级的手艺，只是观摩艺术成品是不容易把手艺学会的。所以我采取“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的方法来培养新手。从1939年8月到10月中，张之毅同志和我一起在禄村生活和工作。随时随地提问题，进行讨论。所以他摸出了我从江村到禄村比较研究的线索，并共同构思出今后研究的方向。我们又在该年10月18日一同去寻找一个内地手工业发达的农村来为以农田

为主的禄村作比较研究，走了六天才找到易村。拟定调查计划后，11月17日，他便单独去易村进行工作，这时他已经有了调查的初步经验，而且对要了解的问题已心中有数。从这基础上，他克服种种困难，在27天里取得了丰富的数据，而且提高了认识，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下一个玉村调查打下了基础。

玉村调查是在1940年和1941年中进行的。由于玉村离呈贡的魁阁较近，而且交通方便，所以他能和我的禄村调查一样，在整理出初步报告后，再去深入复查，步步提高。由于他所遗下的稿本里缺了叙述调查经过的一章，我已记不住他进行工作的具体日期。但是由于这本稿子曾经反复在魁阁的“席明纳”里讨论过，又在我改写英文时细嚼过，所以我对玉村调查的主题印象相当深刻。实际上，它已为我在八十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玉村是一个靠近玉溪县镇的农村。玉溪县镇是云南中部的一个传统商业中心。它在土地制度上是从禄村到江村的过渡形式，在农业经营上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的特点，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无怪这样一个富具特点的研究对象能吸引住张之毅同志的研究兴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加上一直到八十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浸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见解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证实的”。于是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里，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禄村农田》就是带了这一系列从《江村经济》中产生的问题而入手去研究的。从江村到禄村，从禄村到易村，再从易村到玉村，都是有的放矢地去找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和比较，用来解决一些已提出的问题，又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换一句话，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当我发表《江村经济》之初确有人认为解剖这么一个小小的农村，怎样带得上《中国农民生活》这顶大帽子。当时这样批评是可以的，因为显而易见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农村，哪一个够得上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典型资格呢？可是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具体、个别、局部开始的。如果我停留在《江村经济》不再前进一步到《云南三村》，那么只能接受上述的批评了。

当然也有人为我辩护说，《江村经济》这一类的研究目的不是在提供一个“中国农村”的典型或缩形，而是在表达人类社会结构内部的系统性和它本身的完整性。这本书为功能分析或是系统结构分析作出了一个标本。

我本人并不满足于这种辩护，因为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并不限于这个小小江村。江村只是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点。但是从这个起点又怎样才能去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又怎样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呢？这就是怎样从点到面，从个别到一般的问题。

我并不想从哲理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我明白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农村，而且都在变革之中，我没有千手万眼去全面加以观察，要全面调查我是做不到的。同时我也看到这千千万万个农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不是千变万化各具一格。于是我产生了是否可以分门别类地抓出若干种“类型”或“模式”来的想法。我又看到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个万花筒，随机变化出各种模样，而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相同的结构，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结构。条件是可以比较的，结构因之也可以比较。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

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类型本身也可以由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但是可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这种研究方法看来有点迂阔，但比较现实，做一点，多一点，深一点。我不敢说这是科学研究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我在半个世纪里通过实践找出来的一个可行的办法。

社会科学实际上还是在探索阶段。目的是清楚的，我认为就是人们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云南三村》是抱有这个目的的一些青年人经过几年的探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我相信这些记录是值得留下来给后人阅读的。

《云南三村》是“魁阁”的成果。我在1946年李闻事件发生后仓促离滇，这个研究阵地就由张之毅同志留守。他在云大坚持了两年，1948年离滇去闽。其后我和他长期不在一起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道路。尽管他的工作岗位曾有多次变动。解放后，他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写出了《无锡、保定两地调查报告》和《冀西小西区考察报告》，均未出版。1981年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里重又聚在一起，但是，1985年由于我不能不离开社科院而又分手了。坎坷多事的人生道路，聚散匆匆，人情难测，但是张之毅同志始终如一的和我一条心。急风暴雨冲不散，也冲不动我们五十年的友谊。却不期幼于我者竟先我而逝，他的遗稿还需要我来整理，尚有何言？如果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条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今后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愿他的名字永远留在这块奠基的碑石上。

1987年10月13日于澳门凯悦饭店

[1] 席明纳：是费孝通先生对“Seminar”的音译，将其概括为“席学、明辨、纳新”。

八十自语

我的生命已经跨入八十岁的界限。孔子说到七十就停住了，因为他没有跨过八十的界限。八十之后应当怎样，现代的人才有资格说。我国平均年龄已达到七十以上。进入八十岁的人越来越多了。超过八十岁，以多寿为祝的传统中应当说是件好事。事实上是不是件好事，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是否能养得起体力衰弱的老年人。在中国使多寿成为好事还有待我们的努力。

人寿又似乎属于不受主观意志所转移的范围。我早年确实没有料想到从小就以羸弱为父母所愁的幼子会活得这样长，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年龄。既来之，则安之。这是我跨过这条年龄线的第一念头。安之看来还是不够的，不仅自己要安，还得使人家也安，那就是不能成为社会包袱。我自己明白，过去的八十年，受之于社会的远过于我对社会作出的贡献。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必然使社会萎缩、软弱。我跨过了被视为老年的界线，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这是我第二个念头。

第三个念头是，我是不是还有些本想做而没有做完的呢？跨入老年，自己应该明白，等于是说来日不多了。如果手上还有些没有做完的事，那就得抓紧做了。有没有做完的事，就看自己有没有要做的事。这是属于“人各有志”的内容。我在跨线之际也试图自己答复自己：“尔志何在？”我的答复也是四个字：“志在富民。”这四个字也许可以贯串地表现在我从三十年代起所写的文章之中。当然这些都是纸上谈兵，但还不能不说是有志于此。富民作为目标，从八十年代开始已看到了端倪。划在贫困线以下的不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了。我有希望在这一生中能看到消灭在贫困线下的数字。

“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做出较好的答案吧。

1989年11月2日

忆小学乡土教育

家乡来信要我为他们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写几句话。编写乡土教材的目的是在使本乡人熟悉本乡事，培养热爱家乡的感情，立志为家乡建设出力。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愿意支持和参与。其实我几十年来在家乡做社会调查就是在编写乡土教材。现在将有更多的同志从不同角度来介绍家乡不同方面的情况，乡土教材一定会更丰富更充实，我感到十分高兴。

提到乡土教材，我不能不联想起我在小学里沈校长给我们讲的“乡土志”。我1910年出生在松陵镇，当时只说是吴江县城。1916~1920年在吴江初等小学里念书，因为校址是原来供奉雷神的雷震殿，所以一般就叫作雷震殿小学。几年前我还去看过，庙已没有，学校还在，旧校舍改建成了大楼，面貌已更新。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乡土志”。当时我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衍声附会，讹成了“香兔子”。这个荒唐的误会，留下的印象却很深，至今我还喜欢把它作为笑话来讲。我幼年在动物中最喜欢的是兔子，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是乡土志。这也许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原因。

讲这门课程的老师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我记得他是姓沈，名天民。我很敬重他，不怕他。他不像有些老师那样老是背着脸流露着讨厌我们这些孩子似的神情。他会拍拍我的小脑袋，微微带着笑容问我这一阵身体可好些了？原因是我这些年常常生病请假，大概在他的眼中我一直是个怪可怜的病娃娃。他对我的关心抚慰使我感到亲切温存，每一想起还是音容宛在。

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香亭的故事。至今我每每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仍悠然在目，使我心旷神怡；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种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

我还记得当时课堂上贴近着我坐的那位同学，他名叫沈同，是沈校长的儿子。跟我相好，玩耍说笑在一起，课堂上还会忘乎所以地在下面搞起小动作来。小学毕业后，我们就分手了，没有料到1933年在清华园里我们又聚在一起，我是研究生，他是助教，两人不但口音都没有变，性情脾气也都未脱童年本色。从此几次同事，直到老年。从他口上，我听说他父亲在我1920年离开吴江后不久就去世了。家道清寒，但从不言苦。他一生的精力全都花在家乡儿童的身上。他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在我前后几班的同学里后来至少就有五个学有所成，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教书。我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

当然，我也不敢忘记自己的父亲给我做出的榜样。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的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我常见他书桌上堆满了各地收集来的材料和笔记。有时为了好奇，趁他不在时，我偷偷地去翻阅这些材料。我虽则很多看不懂，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随班听课的记录，还有评语，某某教师讲解扼要明白等。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料到在他的儿子中后来会有人继承了他的调查工作。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做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

我父亲写完了视察报告就请本乡的一位书法很端正的先生抄写，我的两位哥哥的任务是作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我因为年纪小，只配在旁陪坐。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校对过后他自己还要阅读一遍，如果有没有校对出来的错字，就要责备我两位哥哥，说他们校对得不够认真。看来我哥哥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而我这个陪坐的孩子却没有学到这一手，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印成书的文章里，还是错字常见。在旁边听他们校对，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对我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每次出差回家总要带回的几部新的地方志。地方志就是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和风俗的书，其实也就是沈校长所讲的乡土志和现在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我父亲在视察过程里收集到江苏各县的地方志，装满了一书架。我也常翻着看，其中如人物传记、风俗节令等也还可以看得懂一些，至少对这类书已不生疏。我在大学毕业时做的论文就是用全国各地方志里所记载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作材料写成的。

我从1935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就开始做社会调查。1936年回家乡在庙港的开弦弓村养病，天天同乡亲们谈家常，了解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以及有关生老病死的风俗习惯，后来去英国留学，用这次调查的记录写成了一篇论文，出版时书名《江村经济》，它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我最近十多年里每年回家乡了解情况，发表过多篇访问记。今年春天我又到盛泽、北厍去转了一圈，把我在这十年里所看到家乡在经济上的发展作了个初步总结，称作《吴江行》，也可以说是一份乡土教材。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结语，写下了我写这篇乡土教材时的心情：“我在写这篇《吴江行》时，回溯了故乡十年的变化。这是我们祖国在这不平常的十年中的一个镜头，它给了我安慰，也给了我勇气。我故乡的父老乡亲没有辜负这大好年头，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我相信是结实的，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入了千家万户，它会生长，它会结果。再有十年，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尽管我不一定能再写《吴江行》，我的故乡一定会更美好，更可爱。这不是梦想，应当是故乡人的共同信念。信念会带来力量——创造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愿我今后还能为家乡亲友多写一些乡土教材。

1991年9月16日

《行行重行行》前言

我同意把过去十年里所发表与乡镇发展研究有关的主要文章集中编成一册，给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们作参考。这些文章都是在我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走一趟，写一篇，几乎成了我这十年研究工作的习惯。因此我想用“行行重行行”作为这本集子的总题，以“乡镇发展论述”为副题。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就是这样一步步得来的，也体现了我一向主张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不求惊人，但求细水长流，一步一个脚印。

八十年代我学术生涯得到重生。我经常喜欢说这是意外收获，得之偶然。既然我还活着，也就舍不得把日子再白白糟蹋掉，所以从1981年起又重理旧业，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凡有所得，按我在抗日时期养成的习惯，写成文章，随时发表。日子多了，走的地方多了，发表的文章也多了，积几篇就印成小册子出版，这十年里也有十多本了。现在已是1991年，回顾一下，抓乡镇研究刚好十年。十年算一个段落，应当结结账，编出这本《行行重行行》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曾经一再表白，我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评估是不高的。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而且，又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下笔很快，不多修饰，从小老师就说我这样毛毛草草，成不了大器。现在已到老年，要改也不好改了。

话也得说回来，我自己有时也喜欢反复看看自己写下的这些文章。反刍有反刍的滋味。尤其是把前后的见闻，串联起来加以思考，有时也会出现些新的体会。如果我不是这样“走一趟，写一篇”，说不定到现在连这十年我国乡镇发展的轮廓都说不上来。经过走了这几万里路，写下了这几十万字，心里似乎觉得对这段发展历史多少有了一点认识。

这十年，中国农民生活上的变化是十分深刻的。说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时期，也不能算是夸大。我是个在五十年前对中国农村进行过有意识地观察的人，当时我写出过“中国问题是个饥饿问题”的话。现在再去现场看看，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和饥饿已经告别。但从时间上看恐怕还不能说太久，是这十几个年头里的事。现在看来，如果中国人都能争气，彻底在我们国土上送走这个瘟神已属于可以做到的事了。这是个大变化。怎么变的？在反刍这十年留下来的记录里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答案来。

中国实在大。我这十年尽管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跑在写，但所见所闻，所思所记还只似蜻蜓点水而已。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在所难免。我自己明白这一生能主动掌握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愿还能为后来人多做一些破题开路的前期工作。

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廊。具体地说就是从我熟悉的家乡入手。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吴江县，我三十年代调查过的村子是这个县里庙港乡的开弦弓村，我给了它一个学名叫江村。这是我已有的基础。在1981年三访江村时才想到要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城镇”的调查。而且决定在吴江县开始。结果在1983年发表了本集的第一篇《小城镇 大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破题工作。然后由吴江这个点，由近及远地开拓出去。先是由苏南四市，随后到江苏全省，写出了“小城镇四记”。

1984年我决定走出江苏省，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边区，一路是走沿海各省。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当然，我所到过的地方并不限于本集子里所记下的那些，比如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和陕西我也曾去做过比较系统的调查，但是文章没有写出来。其中有些留给我指导的研究生去写成了论文，有些我还没有写成，编不进这本集子。好在我目前身体还能走动，头脑还没有糊涂，希望还能有几年时间再走些地方，再写些这一类的文章，这本集子如果有再版的机会可以增补进去。

也许由于我已发生了来日不多的感觉，所以也常常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或为别人的著作写后记的机会，对自己的思路作些小结。

最后，我必须提到，使我能走一趟，写一篇地继续了十年，主要是由于我所在工作机关的支持：最初是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是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大学。同时如果没有所到各地领导的协助和合作，我是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对当地的情况有所了解的。我这十年由于种种具体条件的限制已经不可能像早年那样比较长期地住到乡村里去深入和群众接触，只能主要依靠各地干部同志提供的情况，和委托陪同我去考察的助手分别下乡或下厂去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及通过在当地进行的各种访问和座谈来取得一些感性知识。从科学性上来说，当然是不如以前了。所以我也不敢轻易用调查两字，只能说是访问和考察，至多不过起些破题和开路的作用罢了。冯唐易老，名位累人，那亦是无可奈何。能够用以自勉的，不过是在不易改变的条件下，尽力而为，做到治学之心，有始有终而已。

1991年10月31日

猴年辞岁

年过八十，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一转眼，《群言》的编辑又来约我写辞旧迎新的过年杂感了。到了年终，回头看看自己这一年是怎样过来的，有什么感想，应该说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

1992年，说是猴年吧，对我个人来说，家宅平安，笔耕未辍，“行行重行行”还在继续，又跑了万里路，写了十万字，值得自慰。

人言道，老从脚上起，我总有点怕它上升。这一年看来还没有老到头上，我像前些年一样东西南北地跑了不少地方。在改革开放、开发猛进的大气氛里，见到的新人新事，实在是笔不胜书。横架珠江的大桥，准备动工，预示着这片先走了一步的南粤滩头，还要锦上添花。钱塘江口的枫泾商城指望着万商云集，闹市喧天。黑河江边，两岸夜市，灯光相映。兰州丝路盛会，欢庆千年故道重开，欧亚大陆桥如期接轨。更难忘的是我在桂子飘香时节重返吴江，相别只半年，回乡寻故里，竟会相见不相识，高楼大厦淘汰尽了狭巷低檐，连我出生的矮屋已了无陈迹。这样快的发展，怎能叫人不激动，不兴奋？1992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它将以我国腾飞之年载入史册。

这一年在西方各国也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头，是哥伦布发现被称为“新大陆”的500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标志着世界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有不少西方史学家把这年作为世界现代文明史的开始。当然这500年从全人类来说，不得不承认是人类生产力大发展的500年，也是全球人类社会被捏成一体的启程碑。500年过后，反思一下这一年对人类发展进程上的意义和教训也是应该的。

可巧我凌乱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新近由一位朋友从美国寄来的，至今还畅销的书，书名是《列强兴衰史》，副名是《从公元1500年到2000年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著者是一位英国牛津出身，现任耶鲁大学教授的保罗·肯尼迪。这本书里讲的正是最近这500年里列强兴衰的历史。即以简装本来说，也是一本有540页的巨著。我在这匆匆忙忙坐不定的生活中，实在无暇享受细读这本十分引人入胜的作品。可是翻出导言来一看，第一句就说这是一本叙述和解释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现代时期列强兴亡历史的书，又是一个从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来为人类历史分期的例子。使我触目惊心的倒是，这书开卷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显赫地印着“中国明朝”几个黑体字，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说：“在现代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能比得上中国那样进步和自感优越的。”下面500多页的内容，在作者的笔下正是世界这个舞台上转换主角的经过——西兴东衰。

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的，现在看来，这位作者年少气盛，太急躁了一点，没有耐性再等待几年能按照该书副名所说的以2000年来作结。看来他没有预料终剧正演出在他发稿之后的这几年里。而且也许可以说，如果他等到2000年才出版这本书，它的历史的内容可以更精彩和完整一些。说完整，意思是有始有终，从兴到衰的全过程。当然我也不敢说得这么绝，历史是曲折的，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岂能预料，这个世纪怎样作结还有待下回分解。历史分期本来不过是抽刀断水而已。

这本书末尾空白的这几年我正在“行行重行行”。所见所闻使我想到下一本500年世界史，是不是还是会从中国开场？我“行行重行行”中留下的足迹也许正是它的楔子，而这本续集的主题又将是什么呢？我并不苟同于500年一周期，周而复始的历史观，使用“西衰东兴”来平衡上下两集的对称。我在孔林中留下片思，已流露出我并不欣赏这位牛津出身的学者的气度，他把值得立传的世界舞台主角留给了杀人如麻、以力服人的霸主，用兵强马壮、铁甲利箭来作为兴衰的尺度。我还是盼望一个全世界人类能共同生存，荣辱与共的新格局。把遥远的大同世界安在下一个500年历史里可能还太性急一点，但是人尽其能，各取所需，遂生乐业，和平共处应当是人类可以争取到的世界秩序吧。

老年人似乎有权利对遥远的将来多做些梦。这倒不是因为能做梦的日子已不多，而是因为他们在梦后的世界里，还是有份的。今后现实世界的舞台上会出现什么剧种，多少会决定于他们梦中出现的境象。现象如果是硬件，理想的梦就是决定硬件内容的软件。辞旧迎新的思考还不是下一年行动的指针么？

1992年已经落幕，光荣地落幕。鸡年接着猴年递过来的接力棒。棒上是否应刻上句吉利或激励的话？如果要的话，我将用八字相赠：“脚踏实地，胸怀全局。”

1992年11月于津浦路车厢

第五辑 文章千古事

《爱的教育》之重沐

——振华女校40周年纪念献给校长王季玉先生

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龚自珍

每逢有朋友问起我最喜欢的书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爱的教育》。有时我也自觉可怪，为什么这本书对我会这样地亲切？当我经了多年远别，重返苏州，踏进母校的校门时，这问题的答案蓦然来到心头：这书里所流露的人性，原来本是我早年身受的日常经验。何怪我一翻开这书，一字一行，语语乡音，这样熟悉。我又怎能不偏爱这本读物？

25年前，我和几个小朋友在操场角里，浪木旁的空场上闲谈。那时的振华还在严衙前。住宅式的校舍里，孩子们下了课，只有一角空地可供他们奔跑或闲坐。这些孩子们中间有人这样说：“我将来总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不喜欢张良，项羽才是英雄。”

“我不希罕这些，我要发明个飞机，一直飞到月亮上去探险。”

另外一个孩子却说：“我是想做三先生（我们那时称王季玉先生作三先生，因为她在家里是老三）。”

很快的有人笑了：“教书？教孩子们书？我不干！有什么意思？”

“可是三先生为什么不去发明和探险，不去做项羽和张良，而在教我们书呢？”

我就说：“她该去做大事业，留了学回来。在这小学校里看着孩子们拼生字，真是——”

“你真的愿意她离开我们么？”有位小朋友急了。

没有人再说话了。孩子们被问住了。没有人能想象三先生会离开我们这些孩子的。如果她真的要去做项羽、张良，到月亮上去探险，孩子们也不会放她。孩子们话是不说了，但是谁都感觉到一种悟彻：看孩子们拼拼法似乎比到月亮去探险更值得我们的爱好。谁也说不出这是什么原因，可是这悟彻却使他们靠近了人性。在这把人性愈抛愈远的世界里，大家想在做项羽、张良，或是上月亮去探险时，我回忆起了25年前操场角落里所领悟的一种模糊的感觉，虽则我还是不知道应当怎样去衡量人间的价值，我总好像又重温了一课《爱的教育》。

苏州的冬天是冷冽的，在艰苦中撑住的学校，当然更不会有室温的设备。孩子们穿得像泥菩萨般供在课桌旁，有太阳的晒太阳，没有太阳的烘手炉。“拜拜天，今天不要上黑板吧。”孩子们在私语。果然，三先生没有叫我们上黑板，她自己在台上抄字给我们读。这天的字可写得特别大，而且没有往日那样整齐了。再看时，三先生的手肿得像只新鲜的佛手。

“三姨每天朝上自己洗衣服，弄得这一手冻疮。”坐在我旁边的她的侄女偷偷地和我这样说。话里似乎责备这位老人家不知自惜。我听着也觉得这是大可不必的。第一是大清早不必老在冷水里洗衣服，第二是既洗了衣服，生了冻疮，又大可不必在黑板上写字。学生们袖着手，老师却忙着抄黑板，这又何苦呢？

那天放学，她的侄女和我一路回家，又告诉我说：“人家请三姨到上海去做事，她不肯去。”

“上海去了，不是可以不必自己洗衣服了么？”我还没忘记那只冻疮的手。

“可是三姨不肯去。”她侄女又加重地说了一句。

三先生在孩子们心目中总是个不大容易了解的老师。我们那时不知怎么的想起了要出张壁报，怕学校不允许我们张贴。我们去告诉三先生，三先生没有说什么话，点点头，在书架里拿出了一叠纸给我们。这真是使我们有一点喜出望外，因为三先生自己是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张纸的，这次却这样慷慨，原来她不肯放松足以教育孩子们的每一个机会。

我们那时的壁报贴在小学部进门处的走廊里，走廊相当狭。我们那时通行着一种“捉逃犯”的游戏，一个人逃，一个人追。我有次正当着“逃犯”，一直从操场那边冲进走廊，想绕进小学部回“窠”。这一冲却正撞在站在走廊里转角处看我们壁报的三先生的怀里。我站住了，知道闯了祸。可是抬眼一看在我面前的却并不是一个责备我的脸，而是一堆笑容：“孝通，你也能做诗，很好。”她拍着我的小肩膀，“留心些，不要冲在墙上跌痛了。”我笑了一笑就跑了。直到这次回到母校，看见季玉先生的笑容时，才重又想起了这一段事。25年了，时间似乎这样短，还是这个老师，还是这个孩子。

振华是40年了，我离开振华也已经20多年了，其间又经过了抗战的8年。原已经长成的振华，经此打击、破坏，也似乎停顿了一期。但是，我再来时，季玉先生却还是20多年前的三先生，一个看孩子们拼拼法，清早洗衣服，被孩子们撞着会笑的老师。她伸着手拉住我说：“孝通，你还是这样。”我也说：“季玉先生，你也还是这样。”她笑了，笑里流露了她的愉快，笑里也告诉了我25年前所不能了解的一切。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爱读《爱的教育》了。

1946年11月1日

读张菊生先生《刍荛之言》

《中建》第1卷第7期转载了张菊生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的致词，题目是《刍荛之言》。这是一篇大家应当读而不易读到的重要文献，因为张先生在这短短的致词里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民大众要想说的话；同时也以他学术先进，年高德劭的资格，对我们这些厕身文化界的后进发出他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们：学术不能在战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里。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里的鸵鸟，不看看血淋淋的现实。更警告我们一个更明白不过的难免结局：我们将“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他对我们有期待、有号召，就是效法向戌[1]和宋牼[2]做时代的和平使者，所以他最后说：“元济[3]也有无穷的期望，寄托在今天在座的诸位学术大家。”在座的学术大家们对于张先生的期待有什么感想和反应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我读来，除了惭愧内疚之余，却有很多感想，所以想在这里拉杂一谈。

一

张先生年事已高，从他个人的生命历程上说已到了最后的一段，一生事业已告完成；道德文章也已有定论。对他私人来说，正可以自娱暮年岁月。世界虽乱，直接还威胁不到他老人家的生活，不会像“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饭，晚上都是喝粥”。但是他忍不住了。他在这国家盛典中说出这许多煞风景的话来，若不是心里难过到万分，决不会如此。什么使他心里难过到万分的呢？

这些年来我常常觉得老年人比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对于国事积极得多。青年人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可以理解，被称为保守的老年人，反而积极起来，那真值得我们反省。现在的老年人实在看不过这个局面了。“看不过”的三字包含着相当复杂的心理背景。中国过去一个世纪虽则进步的势力遭受到很多挫折，但是我们得承认这些挫折并不是都出于老年人的顽固。当西洋的工业势力打开了远东大陆之门，最初虽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半推半就的拗执，但是很快地代表传统这一代自承认失败了，心理上向新兴的力量低了头。即使想为传统旧势力挣扎的也不能不穿着时髦的外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雄图竟成了一出喜剧，这也是表示中国人民在心理上已充分准备着接受和传统不同的新时代。年老的一辈退休了，“这世界不是我们的了”。但是经了半个世纪，再看看这局面，连50年前的情形都不如了。自称为代表新势力的人物不但把国家的事务弄得不成个样子，而且在个人做人做事的标准上说，也一无是处。他们利用了一般人民弃旧迎新的心理，篡袭了名位，营私舞弊，表演出世纪末一切丑态——这在那些甘自引退的老年人看来竟是一种欺骗。他们有充分理由去回想当年，那些被新势力所指摘，甚至打击过的人，在负责上，在自持上，都比现在这些胡搞的人强。这种回想使他们会气愤，觉得历史太不公道。他们伤心，他们痛心，他们觉得心里难过。说是悔不当初自己负责把握住这国家的船舵，那是过分，因为他们在心理上早已把这任务交托给了下一代。但是这些不肖的子孙竟这样滥用他们所交出来的权力，又怎能甘心？

张菊生先生提到50多年前德宗皇帝[4]要求改革的热忱，他肯看书，他知道要力避腐败的积习。这些小事情竟在50多年后的今天浮起在张先生的心头，使他觉得这一点精神都值得念念不忘，他对于当今执政者的失望是够深刻的了。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他对于这伤心史的结论：“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但是我们绝不应逃避老前辈的谴责，更不应忽视了引起我们老前辈悲痛的实况。

二

张先生接着提到了目前内战这桩令人“多么痛心的事情”。我们得感激张老先生能把这久已被戡乱的大帽子罩住了，不许人民多说的痛心事，公开地提出来。没有任何颜色的帽子加得上张老先生的头上，他的苍苍白发保证了他除了悲天悯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用心。他这种本来可以不必讨人“惊愕”的人物能在这场合下把这问题再提出来，可见这个问题在人民中间实在并没有给戡乱的大帽子所罩死。

张先生认为这样下去：“人家一天天的猛进，我们一天天的倒退。我想两方当事人，以为战事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尽，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这段话

我是十分同意的。战争的破坏是残酷的，尤其是现代化的战争。西班牙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不论战争是否是中国蜕变成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要的节目，这总是件惨事。而且即使我们认为这有如替病人开刀，不如此不能医治好这病人，也得考虑一下，这病人是否吃得消这种手术。

当然我说这话是有个前提的，那也就是张先生的前提：“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至于不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心上的，这套话是不必说的。张先生认为这前提是存在的，所以他说：“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地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呢？”他既确定了这前提，所以认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又说：“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我必须说明，我个人以前也是这个看法的。我相信一切软心肠的人都曾经有过这个看法的，而且也不妨说，应当作此假设的。这几年内战使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不能不怀疑这个假设了。如果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尽管看法不同，也没有在这几年事实教训里看不到这样蛮干下去会把国家和人民都给牺牲掉了的，而且更不会用牺牲国家权利和人民血汗来支持这个战争的道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两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或是双方，并不如张先生所说的为国家的改造，为人民的福利着想的。

我们对于双方的情形并不能同时知道。在消息封锁和宣传技术之下，我们对于中共的情形实在不知道。关于不知道的，我们没有法子作批评。但是在我们所熟知和身受的一方面说，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张先生所说的前提。谁能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政府是在改造国家，为人民造福？或者有人说宪政是当前最大的改造。但是连负责办理选举的人都公开说这是一个没有遵守法律的选举。当然又有人可以说没有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想的现实，而且历史上很多事情是弄假成真的。我们也但求如此，成人之美也是应当的。可是事实又怎样呢？一方面颁布提审法，三令五申地要实行这民权的基本保障，而另一方面却设立了特种刑庭。宪政如果是改造国家的设施，不应当只是名义，无论如何得影响一些事实。不然，我们做人民的就有权利怀疑执政者是否真的想把“国家好好地改造”了。

改造国家是为了人民的福利，并非变戏法给人民看。所以国家是否好好改造了，最简便的测验是人民的生活怎样了。这一端事实太昭彰，用不着我多说。或者有人可以辩护说，因为有内战，所以人民遭殃，中共不“乱”，中央不必“戡”，人民就有好日子了。这是当前政府常用的逻辑。我同时也常听见政府中人高唱“向英国看齐”。我因为也到过英国，所以不妨也谈谈英国情形来说明上边的说法是不通的。英国也曾经参加过战争（不是内战），政府也需要大量的支出。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人民的福利，所以一切政策都做到尽力保障多数人民福利的目的。举些小事：怕孩子们在都市里遭轰炸，战时差不多全部疏散到乡间，政府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而我们呢？有开封的惨事，有枪杀难生的事件，比较之下，怎能说政府目中还有人民？再说英国战时的经济设施，一切以保护最大多数平民为目的。高度的所得税、遗产税，把富有的人的钱征出来支持战争，一般人民在战争中虽然生活艰难了，而衣食却反而因配给而足够了。据客观的报告，英国人民经过了这次战争，健康水平反而提高了。人民福利不是一句口号，并不是要等天下太平了才能讲得到的奢侈品，如果为了人民福利而引起内战，政府总得在种种设施上表现出它的目的，尽管有心无力，也得尽心。政府可以恨那些言论界为什么整天批评，不说些好话。其实，政府必须先做出一些好事来，才能引得起人的好话。把好话自己说尽了，而做出来的事没有半点兑现，怎能怪别人不说好话呢？至于因为别人不说好话，而加以为匪张目的罪名，那更是南辕北辙的下策。

如果政府觉得有人错怪了它不为人民谋福利，最好的答复，不是入人于狱，而是用事实来证明。到现在为止，我恐怕这些事实还不存在吧。

三

张先生呼吁的和平是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人所不能同意的。其实说起来，没有人喜欢战争。战争原本是一种手段，使用这手段的人自己也没有不盼望早日结束战争的。所以单讲“和平”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之，我们一定要问采用这战争手段的人想从这手段中取得什么结果？也就是说“和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明白了“和平”的内容之后才能说这个内容中是否可以用战争的手段来取得？是否还有比战争更好的手段？

张先生认为现在交战双方所愿意做到的目的是“保全国家，复兴民族”，所以可以接下去说这样的目的是不必用战争来取得，而且用了战争的手段反而会取不得的。张先生接受这个双方的目的是根据双方所说的话。我也曾经说过，如果把国共双方说要建设的中国的内容来看，实在差别很少。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中共在抗战时期公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实在分不出重要的区别来。据说后来内战发生了，中共实行土革，在经济政策上似乎比三民主义所要做的温和手段有一点差别，但是目的还是都在“耕者有其田”。最近国民党方面也在高唱土革，华北区甚至已经在试行。

如果双方都对于他们所标榜的政纲守信用，我愿意和张先生一般的想法，认为这次内战是大可不必的。但是内战既已发生，事实告诉我们其中必有不守政纲的政党存在，不然政治协商会议决不致不欢而散的了。国共双方并不是没有过商谈，但是边谈边打，一直到大动干戈，其中原委必然在他们所说的话背后。我们并不是不愿信任政治家的话，而是事实使我们不能信任。

在这里我不能不根据我的看法一说以就教于方家。我愿意重提一笔中山先生的革命观：他认为中国原来的社会秩序不能适应于现代世界，所以要革命，革命是指改变社会结构。他提出传统结构中有寄生的地主阶级，所以他主张“平均地权”。他预料在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强大的资本家，所以主张“节制资本”。这里他规定了两个对内经济上革命的对象。他又看到帝国主义侵华的一部历史，所以主张必须抵抗；又看到专制的独裁政权会谋政权的稳固出卖民族利益，所以主张争取民权。帝国主义和独裁政权是政治上革命的对象。国民党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负有完成三民主义的责任。如果国民党能一贯地向这些目标做去，保持它的革命性，必然会得到人民拥护的；如果有任何力量阻挡它的话，它也必然可以倚赖人民的力量去克服的。抗战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得到了全民的拥护，一直执政，没有发生过动摇。为什么？因为它执行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

为国民党的利益计，只有继续贯彻三民主义。在抗战结束时，就得克服豪门资本的抬头，就得实行土地改革，就得利用敌人在我们国土上的工厂，立定工业化的基础。如果它这样做，绝不会发生一个势力日见膨胀的反抗它的政党。可是事实上，它并没有这样做。我相信要求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决不能说是苛求，这是最善意的也应有的希望，因为国民党是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纲而执政的。

从胜利到今日，豪门资本的猖獗是无可掩饰的事实，就是最近改革币制不能如愿成功，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还是受了豪门之累。土地改革迄未实行，征实征购，国家的经费大部分还是由农民来担负。更加以通货膨胀，中产阶层，崩溃不止。迄今不受贫困之苦的只有极少数受战争利益的豪门了。

国民党不从政治上去谋自强，而一贯地以种种压迫去对付异己，结果使反对它的人数日多。它又不容反对者用和平方式做正当的政争，结果反对的人中无力的灰心了，不说话了，有力的采取了武力的手段。武力的政争一旦发生，局面自然使人痛心了。

张先生未始不同意于我这种分析，因为他也提到了“近来还有一件可惨的事情”，那就是拘捕学生。手无寸铁的学生，入世未深，不像那些中年的知识分子，明白明哲保身的古训，他们把不满政府的言论，公开坦白地说了出来。他们肯批评政府，自然心目中还有个政府，也总是希望政府能改善。而政府对于他们却是“拘捕”，送入特种刑庭。表面上，学生自然无法抵抗。

但是事实上却替政府所指的“匪”制造了多少干部，更制造了无数同情者。政治和物理一样的有原则可循。用“力”去屈服人必然增加反抗的“力”；只有用理去说服人才能改变反对者为支持者。政府却忽于这一个极简明的原则，不在自己政治上去收拾人心，而用力去强制人民顺服，结果是噬脐之祸，悔不及矣。

四

我这样说并不是承认中国命运的悲剧。依现在的趋势下去，张先生的警告固然竟其可成预言。你看：国民党在军事上受了挫折，一方面更要投靠美国，甚至不惜引起世界大战，以求侥幸；一方面，国库支出更多，税收地域日缩，通货必然更见膨胀。对人民的不满更要高压，像是一个恶性循环，愈走愈紧。那时不但胡适之先生晚上喝粥，中午也不一定有白米饭吃了。中共方面呢？军事的优势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但是面对的军事力量在美国的接济之下也可能拖得很久，于是中共区里的人民不但得做长期艰苦的抵抗，而且因为工业生产的不能急速发展，加上可能的轰炸，在兵源和军事上消耗有生力量。这长期的挣扎，以中国整个的看来，确是很惨的，惨到有一天战争结束时，“什么都破了产”。

但是如果我上述的局面果真要形成的话，我相信全国人民，不分哪个政党总有如张先生所说的“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人，我和张先生一样，期待于他们能出来打破这悲惨的运命。

可以继续战争的可能性是极多的，但是可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不论是属哪一方面，都须接受一个相同的目的。“为国家，为人民”，更具体一些，如果国民党从此立刻以实行三民主义为一切行动的纲领，中共一贯以实行新民主主义为准则，两党之间就不难获得一个共同合作的基础，先有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才能发生和平的事实。和平的前提只有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具体一点，实行民治、民有、民享。如果哪一党离开了这准则，这个战争一定会继续下去，一直到真正遵守中山先生遗志的那个政党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获得胜利。

政治有如下棋，求自己不可胜才能得到胜人的机会。为政者而不从这基本原则上出发，想侥幸借外力来平定天下，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读了张菊生先生的《刍荛之言》，年幼学浅的我也随着记下这一点感想，可以称作“刍荛之余”，不知是否也有一得之处。但是以各言尔志之意，说下这段卑卑并无高见之论。忧心国事，原无年龄之别。除了惭愧之外，内疚更深，所以不避人言之患，倾怀一述。只希望这个多难之邦，总有一天会恢复它的光荣。

1948年10月25日

[1] 向戌：春秋时期的宋国大夫，倡议发起第二次“弭兵”运动。

[2] 宋牼：先秦道家“宋尹学派”的代表人物。

[3] 元济：为张菊生先生的名，菊生为其字。

[4] 德宗皇帝：即光绪帝。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胡寿文同志送来他和潘光旦先生共同翻译的达尔文著《人类的由来》一书的清样，并告知此书出版有日矣。他知道我熟悉这书翻译和出版的经过，要我在书后写几句话。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略写几页以记其始末。

这本书的翻译，是潘光旦先生一生学术工作中最后完成的一项业绩，充分体现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我师从先生近四十年，比邻而居者近二十年。同遭贬批后，更日夕相处、出入相随、执疑问难、说古论今者近十年。这十年中，先生以负辱之身，不怨不尤，孜孜矻矻，勤学不懈，在弃世之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

记得早在1956年商务印书馆的友人来访，谈及翻译介绍西方学术名著事，先生即推荐达尔文一生的著作，并表示愿意自己承担《人类的由来》的翻译。随后他即函告在国外的友人，嘱代购该书原版。书到之日，他抚摸再四，不忍释手，可见其对该书的深情。先生早岁在美国留学时，学生物学，并亲听遗传学家摩尔根之课。他结合自己人文科学的造诣，发挥优生学原理和人才的研究，后来在执教各大学讲社会学课程时，亦特别着重社会现象中人类自然因素的作用。他推崇达尔文由来已久。

达尔文是十九世纪英国学术上破旧立新的大师。他身患痼疾，为探讨自然规律，苦学终生。1859年他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总结了他自己多年在世界各地亲自观察生物界的现象，发现自然选择在物种变化上所起作用的研究成果，探索了物种的起源和进化的规律。达尔文忠实于反映客观实际，勇于把见到的自然现象公布于世，使之成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尽管达尔文当时并没有把物种起源直接联系于人类，他只说了一句话：通过《物种起源》的发表，“人类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开端就会得到一线光明。”但是这书的发表，对上帝造人的宗教神话和靠神造论来支持的封建伦理却不啻发动了空前未有的严重挑战。当时保守势力的顽抗反扑和社会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使一贯注意不越自然科学领域雷池一步的达尔文也不能默然而息。他发愤收集充分的客观事实来揭发人类起源的奥秘。终于在1871年（《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十二年），发表了《人类的由来》这本巨著，用来阐明他以往已形成的观念，即对于物种起源的一般理论也完全适用于人这样一个自然的物种。他不仅证实了人的生物体是从某些结构上比较低级的形态演进来的，而且进一步认为人类的智力、人类社会道德和感情的心理基础等精神文明的特性也是像人体结构的起源那样，可以追溯到较低等动物的阶段，为把人类归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这是人类自觉的历史发展上的一个空前的突破。

一百多年过去了，对人类的由来研究已有许多新的发现。这本书中有些论点很可能已经过时，正如达尔文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说过的那样：“我作的许多结论中，今后将发现有若干点大概会是、乃至几乎可以肯定会是错了的。一个题目第一次有人承当下来，加以处理，这样的前途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并不是白壁微瑕，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这样逐步完善的。难能可贵的是像达尔文这样，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新的问题，予以科学的探讨，而取得对基本规律不可撼摇的认识。这一代科学巨匠和伟大思想家所留下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一个世纪来毫不减色地称得上是科学研究人类的起点。对达尔文这种贡献的倾心推崇，促使潘光旦先生决心要翻译这本书，使它成为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力量。他也愿意用这个艰巨的工作来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一点贡献。

翻译像《人类的由来》这样一本学术上的经典著作，毫无疑问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没有坚持长期高度脑力劳动的决心是不会敢于尝试的，即使上了马也难于始终一致地毕其功于一生。潘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担任这项工作的准备，而且具有完成这项工作的修养。从业务上说，达尔文的博学多才，广征博引，牵涉到自然、人文、社会的各门学科，要能一字一句地理解原意，又要能用中文正确表达出来，不是一般专业人才所能胜任的。潘先生之于国学有其家学渊源，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庭训，加上一生的自学不倦，造诣过人。他在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时即受知于国学大师梁启超，梁在他课卷的批语中，曾鼓励他不要辜负其独厚的才能。学成返国后，他对我国传统学术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有余力就收购古籍，以置身于书城为乐。他几经离乱，藏书多次散失，但最后被抄封的图书还有万册。他收书不是为了风雅，而是为了学习。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为了摘录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史料，他又从头至尾地重读了一遍二十四史。他所摘录和加上注释的卡片积满一柜，可惜天不予时，他已不能亲自整理成文了。

同代的学者中，在国学的造诣上超过潘先生的固然不少，但同时兼通西学者则屈指难计。他弱冠入清华受业，清华当时是专为留美学生作准备的学校，所以对学生的外文训练要求极严。他在校期间，因体育事故，断一腿，成残废，而依然保送出国留学者，是因为他学业成绩优异，学校和老师不忍割爱。据说他英语之熟练，发音之准确，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返国后，他曾在上海执教，又兼任著名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他所写的社论，传诵一时。文采风流，中西并茂，用在他的身上实非过誉。他自荐担任翻译达尔文这部巨著，是他审才量力的结果，有自知之明。朋辈得知此事，没有不称赞译事得人，文坛之幸。

我常谓翻译艰于创作。创作是以我为主，有什么写什么。而翻译则既要从人，又要化人为己，文从已出，是有拘束的创作。信达雅的信，就是要按原文的一字一句地和盘译出，译者要紧跟密随著者的思路和文采，不允许有半点造作和走样。凡是有含混遗漏的，就成败笔；凡是达意而不能传情的，就是次品；翻译的困难就在此，好比山要越，关关要破，无可躲避。翻译的滋味也就在此，每过一山，每破一关，自得之境，其乐无穷。潘先生每有得意之译，往往衔着烟斗，用他高度近视的眼睛瞪视着我，微笑不语。我知道他在邀我拍案叹服，又故意坦然无动于衷。以逗他自白。师生间常以此相娱。此情此景，犹在目前。先生学识的广博，理解的精辟，文思的流畅，词汇的丰富。我实在没有见过有能与他匹敌之人。而这还不是他胜人之处，卓越于常人的是他为人治学的韧性。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

潘先生喜以生物基础来说人的性格，我们也不妨以此道回诸夫子。他这种韧性和他的体残不可能不存在密切的联系。以他这样一个好动活泼、多才善辩的性格，配上这样一个四肢不全的躯体，实在是个难于调和的矛盾。他在缺陷面前从不低头，一生没有用体残为借口而自宥；相反的，凡是别人认为一条腿的人所不能做的事，他偏要做。在留美期间，他拄杖爬雪，不肯后人。在昆明联大期间，骑马入鸡足山访古，露宿荒野，狼嚎终夜而不惧，在民族学院工作期间，为了民族调查偕一二随从，伏马背，出入湘鄂山区者逾月。这些都表示他有意识地和自己的缺陷作斗争的不认输的精神。但是另一面，他也能善于，顺从难于改变的客观条件来做到平常人不易做到的事，那就是身静手勤脑不停。他可以日以继夜地安坐在书桌前理头阅读和写作，进行长时间的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而不感疲乏。我常说。他确实做到了出如脱兔，静如处女。所以能如是者体残其故欤？没有这种修养，要承担翻译这一本难度很高、分量极重的科学巨著是决不能胜任的。事实确是如此，即以潘先生这样的才能和韧性，在这件工作上所费的时间，几近十年。现在还有多少学者能为一项学术工作坚持不懈达十年之久的呢？

潘先生从事翻译这本书的十年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十年。文章憎命达，平地起风波。1957年，他承担翻译这巨著的翌年，反右扩大化的狂潮累及先生。我和他比邻，从此难师难徒，同遭这一历史上的灾难。可是我们的确没有发过任何怨言，这不能不说是出于先生循循善诱，以身作则的缘故。他的韧性在这种处境里又显出了作用：对待不是出于自己的过失而遭到的祸害，应当处之坦然；不仅不应仓皇失措，自犯错误，而应顺势利导，做一些当时条件所能做的有益之事。他等狂潮稍息，能正常工作时，就认为这是完成翻译达尔文这部巨著的机会到来了。我当然还记得曾有人提醒他：这书即便翻译了出来，还会有出版的可能么？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先生一笑置之。我体会到在他的心目中，乌云是不可能永远掩住太阳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不会永远埋没的。司马迁著《史记》岂怕后世之不得传行？只有视一时的荣辱如浮云的人才能有这种信心，而我则得之于先生。他从戴上右派帽子后，十年中勤勤恳恳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重读二十四史，一件就是翻译这本书。这两件事都是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正需要个没有干扰可以静心精磨细琢的环境，政治上的孤立正提供了这种条件。当然，他之能利用这个条件来完成这些工作，正说明了他胸怀坦白，心无杂念。

在着手翻译时，他就约其长婿胡寿文同志参与其事。翻译这样的名著，一般是不宜别人插手的，凡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必然懂得最怕是校阅别人的译稿。认真地校阅别人的译文，不仅要摸透原文，还要摸透需要校阅的译文，多此一番手脚，何如自己动手之便？各人行文笔法总是不同，如果多人执笔，势必使全书笔调驳杂，降低质量。先生不避此忌而约胡共译，目的当然不在减轻自己的工作量，而实在于培养青年人。以我目击而言，他先是对胡就原文反复讲解，然后对胡所交译稿逐字逐句地修改，又要向胡逐一讲明修改的原因，再发回重抄。先生所费之力倍于自译。他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进行面对面的教育者，除对下一代的培养外，岂有他哉？他在胡寿文同志身上用这工夫，当然不能说其中没有亲属之谊的成分，但是与他对其他学生的态度并无不同。以他对我来说，我们长期比邻，以致我每有疑难常常懒于去查书推敲，总是一溜烟地到隔壁去找“活辞海”。他无论自己的工作多忙，没有不为我详细解释的，甚至常常拄着杖在书架前，摸来摸去地找书作答。这样养成了我的依赖性，当他去世后，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的寸步难行。

邀胡参与译事，加以培养，主要是因为胡原在清华学生物学，后来留北京大学执教。先生认为一个学生物学的人，对这门学科的历史如果心中无底，必然难于深造。在生物学中像达尔文的著作那样丰富的智力宝库更有熟读的必要。他希望胡寿文同志那样的青年，不应满足于成为一个已有知识的传递者，而应当以一个继往开来的学术环节自任。要培养这样的学者，就得让他重复一次这门学科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才能懂得什么叫推陈出新。胡寿文同志这一代人在校期间所得到的营养不如前一代，特别于外文缺少工夫，所以先生用参与译事的机会，亲自指导他补足其短缺。这番用心，其意深远。

先生平素主张通才教育，那就是认为做任何学术领域里的专业研究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基础。他本人能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无不运用自如者，正得力于基础较广的学术底子。这种主张在建国初年正与当时流行的专业训练相左，他也因此受到批判。三十年后，这种理工分离、文理分离的教育体制已成了必须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的对象，到了我们有必要破除成见重新对通才教育加以认真考虑的时候。先生之译达尔文名著，推其意当不在仅仅传播一些一百年前达尔文得到的科学知识，而是瞩望于我们国家的新一代中能产生自己的达尔文。达尔文正是他所说的通才教育的标本。

1966年初，潘先生和我一起瞻仰革命圣地井冈山返京，他干劲百倍地急忙整理抄写他业已基本译成的这部译稿。他的文章原稿都要自己誉写，蝇头小楷，句逗分明。他高度近视，老来目力日衰。伏案书写，鼻端离纸仅寸许。最后除了一些有待请教专家协助的原著中的拉丁文和法文引文外，全稿杀青。敝帚自珍，按他的习惯，必定要亲自把全稿整整齐齐地用中国的传统款式分装成册。藏入一个红木的书匣里，搁在案头。他养神的时候，就用手摸摸这个木匣，目半闭，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种知我者谁的神气。

晴天霹雳，浩劫开始。1966年9月1日，红卫兵一声令下，我们这些所谓“摘帽右派”全成阶下囚。潘先生的书房卧室全部被封，被迫席地卧于厨房外的小房里。每日劳改，不因其残废而宽待。到翌年6月10日因坐地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缺医无药，竟至不起。我日夕旁侍，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先生既殁，其住所将启封作另用。其女入室清理，见遗稿木匣被弃地下，稿文未散失，但被水浸，部分纸张已经破烂，乃急携归保存。当是时，林江妖氛正浓，潘氏一门全被打成“黑帮”，批斗方剧。这部遗稿能存于世，实属侥幸。1972年胡寿文同志从江西返京，才有机会于劳动之余着手整理这部遗稿，破烂部分重新翻译补足。1974年又参照德文和俄文两种译本加以对校，作了一些订正。然后发动在京亲属，重予抄写。劫后存稿，终予复全。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胡寿文同志来商此书出版事宜。诸友好为此奔走，到1979年三中全会后才取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恢复早年的合同，安排出版。1982年见到清样，果然实现了潘先生动手翻译时的信念。这是一场保全文化和摧残文化的大搏斗。乌云终究是乌云，不会永远遮住光明的。此书的出版，至少对于我，是这个真理的见证。我相信一切善良的人们一定能从中取得启发。

1982年5月19日于东方红37号长江轮

曾著《东行日记》重刊后记

民盟中央王健同志转来曾昭抡同志所著1936年由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东行日记》的复制本，并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把这本书收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重予出版，叫我写一篇序言。作为曾昭抡同志生前的战友，这个任务我是义不容辞的。写序言则不敢，只能写一篇后记，主要是说一说本书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可是事隔半年多，久久下不了笔，直到“年关”在即，出版社派人坐索。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这篇后记老是写不出来？

说是年来大忙乱，静不下心，这是实话但不是实情，实情是我对曾公（他生前我总是这样称呼他的）是怎样一个人一直不甚了了。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隔膜；既敬慕，又常笑他迂阔、怪谲，以致我对他的形象的线条总是不那么鲜明。这又是不是由于我们两人辈分上有长幼之别，他长我十一岁，而存在着“代沟”？是不是由于我们两人专业上有文理之分，他学化学，我学社会，而存在着“业差”？我想都不尽然。

曾公平时拘谨持重，岸然似老，但一接近他就会感到他那么平易、和蔼，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神气。而且他喜和青年人结伴，在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长征”队伍里，他和联大的学生混在一起，表面上谁也看不到这里有一位“教授”。我们年龄上确有接近于一个干支的差距，但是我们也说得上是“忘年”之交。专业不相同当然是事实，我所学的化学，尤其是有机化学，早已回了老师。但是他却曾经深入凉山，对彝族社会进行过观察和记录，跟我在瑶山的调查前后相隔不过五六年，怎能说我们在求知的对象上没有相同的领域呢？

其实我和曾公近三十年的往来，实在不是一般人们的友谊，也不是专业上的师从，而是出于在同一时代追求同一理想而走上了相同的道路，用老话来说也许够得上“志同道合”四字，“志同”是我们都爱我们的祖国，要恢复它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道合”是我们都想从智力开发的路子来达到上述的目标。既然我们志同道合，那么为什么我又不能从他为人处世的具体事实上来说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被这个问题困惑着，使我每次动笔要为这本《东行日记》写后记时，总是欲写还止，执笔难下。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中《祖国各地》专题介绍某一名山的节目里看到：当镜头从山上俯视取景时，丘壑起伏，田野交错，清晰如画，一览无余，但每当镜头从山下仰视取景时，云雾飞绕，峰岚隐现，缥缈无形，难于刻画。我突然醒悟：识人知心，亦复如是。我写不下这“后记”不正是出于我仰视之故欤？于是我定下心来，细细读了王健同志送来给我参考的文章：王治浩、邢润川在《化学通报》1980年第九期发表的《知名学者、化学家曾昭抡教授》。这篇文章一路把我头脑里储存下的对曾公的许许多多零星杂碎的印象串联了起来，证实了我过去确是没有全面认识清楚我这位曾为同一目标而走过相仿道路的战友。识不清的原因既非“代沟”，又非“业差”，而是我们两人的境界还有高下，曾公之为人为学，我叹不如。超脱陈见，重认老友，似觉有所得，因写此记，附在曾公旧著之后。

我初次见到曾公是在昆明潘光旦先生家里。潘先生介绍说：“这位就是和一多一起从长沙徒步三千里走到云南来的曾昭抡先生。”我肃然起敬地注视着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出乎我意外的，这句介绍词却并没有引起他面部丝毫的表情，若无其事地和我点了点头，转首就继续和潘先生谈话，絮絮地说着，话不多，没有我所期望的那种好汉气概。我有点茫然，一个传说中敢于不顾生命危险进行炸药试验的勇士，竟有点羞涩到近于妇道的神气。这是我对曾公最早的印象。

曾公和潘先生是一辈，他们都是早年的清华留美学生，老同学，原来一在北大，一在清华执教。抗战时两校和南开在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他们住到一地，往来也就密了。我是潘先生的学生，常去潘家，因而有机会与曾公接触。特别是抗战后期，我们都对当时国民党抗战不力，一心打内战感到气愤，所以气味相投，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可是我记不得那时有什么小组生活之类的集会，会上要轮流发言那一套，只是有时不约而同地在哪一家碰了头，谈上半天一晚。闻一多先生一向是激昂慷慨的，而曾公却常常默默地听着，不太作声，有时插上几句话，不是讲什么大道理，而常是具体的建议该做些什么事；凡是要他承担的，他没有推辞过。

尽管我们来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时，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说，否则经常是熟视无睹，交臂而过，若不相识。起初我不太习惯于他这种似乎不近人情的举止。有一次曾和潘先生谈起，潘先生大笑说：“这算什么，曾公的怪事多着哩。”关于曾公的怪癖传说确是不少。比如，有人说，有一次天空阴云密布，他带着伞出门，走了不久，果然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衣服被淋湿了，他仍然提着那把没有打开的伞向前走，直到别人提醒他，才把伞打开。还有一次在家里吃晚饭，他不知怎地，心不在此，竟拿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爱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炭，才恍然大悟。至于晚上穿着衣服和鞋袜躺在床上睡觉是常事，而他所穿的鞋，在昆明学生中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这些我过去总认为是曾公怪谲之行。但是我也知道，他却是非常关怀别人。他知道同事和学生中有什么困难，解囊相助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他总是先想到别人再想到自己，甚至想不到自己。记得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他先知道我要被划为右派，一次见面，他不仅不和其他有些人一样避我犹恐不及，而很严肃又同情地轻轻同我说，“看来会有风浪，形势是严重的”。我在握手中感到一股温情，如同鼓励我说：做着自己认为正当的事是不用害怕的。他在这一场没头没脑的事件中，还是这样关心我。谁料到他竟和我被结在一伙里，被推下水，而没有见到改正就弃世的是他而不是我呢？在他，我相信不会觉得这是遗憾，因为我在那一刹那间感受到他的那种自信正直之心，已透露了他对以后的那段遭遇必然是无动于衷的。

他确是个从不为自己的祸福得失计较的人，名誉地位没有左右过他人生道路上的抉择。早年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而且赢得老师的赏识，要留他在本校教学做研究，在科学界中成名成家。但是他没有犹豫，毅然归国。这是1926年，那时国内各大学里设备完全的化学实验室都没有。他宁愿接受十分艰苦的条件，立志为祖国奠定科学的基础。他回国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看到学生从书本上学化学，很少做实验，教师满足于教室里讲化学，黑板上算公式，很少从事研究。他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千方百计地创立化学实验室。1931年转到北京大学当化学系主任，到任三把火，就是添设备，买药品，扩建实验室。中国大学里做实验，搞研究的风气，至少在化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是从曾公开始，即使不能这么说，也是因曾公的努力而得到发展的。就是这种学风，使这门学科人才辈出，才有今天的局面。

曾公对科学事业着了迷。没有知道他这样着迷的人会和我早年一样，因为他见面不打招呼，穿着破鞋上门而见怪他。他对化学着迷并非出于私好，而是出于关心祖国的前途。科学落后的情况和因此而带来对祖国的危险，他知道得越深刻，就会觉得自己的责任越重。他一心扑在科研上，科研上的问题占满了他的注意力，走路时见不到熟人，下雨时想不到自己夹着雨伞，盛饭时分不出饭匙和煤铲，睡觉时想不到宽衣脱鞋，这些岂能仅仅列入怪癖的范畴？知道他的人果然也笑他，却是善意和赞叹的笑。

如果回头计算一下，他一生单是在化学这门学科中所做出的创业工作，就会领会到他怎样把生命一寸光阴一寸金地使用的了。开创一门学科，首先要进行这门学科的基本建设。他前后担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化学系主任，不仅如上所述大力扩建实验室，打下结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紧抓充实图书资料，要把这门学科中前人已有的知识，有系统地引进国内。他亲自动手购订国外有关这学科的重要期刊，凡是不成套的，千方百计地设法补齐。这一点的重要性至今还有些学科的负责人不能理解。这并不足奇，凡是自己没有亲自做过研究的人，不论地位多高，也决不会懂得曾公为什么这样重视期刊。在他看来，这正是重实验、抓研究的先行官。

他对学生的训练是十分严格的。当一个学生快毕业时，就像快出嫁的女儿要学会独立当家一样，必须学会一套自己钻研的本领，所以他在1934年规定了北大化学系学生必须做毕业论文的制度。规定写毕业论文就是要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能学会运用已学得的知识，就专题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独立的研究。现在我国各大学大多已实行的毕业论文制度可能就是在北大化学系开始的。

曾公所日夜关心的，并不只是自己能教好书，而是要在中国发展化学这门学科，为中国的建设服务。曾公在转到北京大学任教的翌年（1932年），感到当时所有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和工程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发展中国的化学事业，所以他联合了一些同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他认为学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行学术刊物，学会一成立他就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即今《化学学报》的前身）的总编辑，前后达二十年之久。他省吃俭用，衣鞋破烂，别人不明白，当年教授的工资不低，他又无家庭负担，钱花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这个刊物就是他私人的一项重大负担。究竟为此他花了多少钱，现在谁也算不清了，这数目他从来也没向人说过。他为这刊物花钱有点像父母为孩子交学费那样甘心情愿。他看到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逐年成长，心里比什么都感到安慰。

他胸怀全局，总是关心这门学科，要使它能在中国土里成长起来。这可不容易。我记得二十年代末在大学里念化学时，用的还是英文课本，老师还得用英语讲授。当时化学元素和化学作用都还没有中国名词。这样下去这门学科在中国是生不了根，结不了果的。早在三十年代曾公就关心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他一直为此努力了二十多年，到1953年，在曾公主持下的一次中国科学院的会议上，才通过一万五千个汉文的化学名词。这是一项艰巨和繁重的工作，他为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又有谁能估计得清楚呢？

曾公是个认真负责的教师。他从不按现成的课本宣读，强调自编讲义，跟着这门学科的进展而更新。他一生开讲过的课程颇多，既有通论如“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又有专论如“物理化学”“有机合成”。他反对填鸭式的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结合实际、独立思考的能力。例如早年他讲“有机分析”时，就分给每个学生十个未知化合物和五个未知混合物，让学生按课程进展，自己去分离、鉴定。他亲自教出来的学生，有好几代，其中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王葆仁、有机化学家蒋明谦、量子化学家唐敖庆等都是出自他的门下。可是我和他相交几十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对人以老师自居，他是个勤恳的园丁，满园桃李花开，人们见到的是花朵。花朵有知当然不会忘记栽培人的辛劳。曾公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上，事必亲躬，从来不掠人之美，别人由于他的指导和帮助取得的成绩，他又从不居功。他不抢在人前自耀，又不躲在人后指摘，因为他不是以学科来为自己服务，而是以自己的一生能贡献给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为满足。他的功迹铸刻在历史的进程里，不是用来在台前招展的。

曾公对化学的爱好和对这门学科的贡献是熟悉他的人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把他看成是个封锁在小天地里的专家，那就贬低了曾公的胸襟了。容许我坦白的话，我早年对他确曾有过这种偏见。但是自从1942年我和他一起去云南西部鸡足山旅行后，我开始注意到他兴趣之广和修养之博。《东行日记》可以作我这种印象的佐证。即以该书十五节对东宝剧场的记述和评论来说，不是个对西方音乐舞蹈有爱好和修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他在这些方面没有表现出他的造就，并不是表明他没有这种才能，只是他的时间和精力顾不到。偶一涉足，还是放出光彩。他旅行凉山回来所发表的社会调查必须肯定是这个地区最早的民族学资料。

一个人的高贵品格不到最困苦的时候别人是不容易赏识的。积雪中才显得青松的高节。曾公一片为国为民的真诚，不蒙明察，竟然在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撤消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务，受批判，受凌辱，真可说一夜之间，个人的处境翻了一个身。这是常人所难于忍受的，但是曾公却能处之泰然。在他，这一切都不过是工作条件的改变而已。在教育部领导岗位上可以为开发智力作出贡献，撤了职，换个岗位不还是一样能为同一目的出力么？

1958年，他应邀去武汉大学执教，他感觉到的是兴奋和鼓舞，绝不像其他人一样心存贬谪之苦。他高兴的是，他又回到了熟悉的讲台上，能为国家培养这门学科的接班人了。有人称赞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其实这话用不到曾公的身上。在他，什么是上，什么是下决不在官民之分。凭什么说一个行政领导是高于一个为国家直接创造和传播知识的教师呢？社会地位的上下高低应当决定于一个人在工作上是否称职。

曾公这时已年近花甲，一回到教师的岗位，他的干劲又来了。他立刻成了学生敬爱的老师。他亲自讲课，下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和查阅资料。不管严寒酷暑，不顾风雨霜雪，他每天步行到实验室，而且到得最早，离得最晚。有一次因为天黑，他又高度近视，看不清道路，深夜回家时，撞在树上，碰得血流满脸，但是他毫无怨言，不久就继续上班，若无其事。

曾公受到的考验却还没有结束，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更加严酷。到武汉后三年，1961年，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癌症对他发出了在世时间不长的讯息。他的反应是加紧工作，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最大可能的成就来。1964年，他向武汉大学领导的思想汇报里，向死神发出了挑战：“我虽年老有病，但精力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觉得在生命停止之前有责任把中国的化学事业带进世界先进的领域里去。所以在武汉大学他开讲“有机合成”“元素有机”等专门课程，编写了二百多万字的讲义，而且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高分子等科研组。他顶住了痛症的折磨，组织撰写《元素有机化学》丛书，自己执笔写第一册《通论》，当他听到同行一致肯定他这本《通论》是我国第一本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成功著作时，他感到的是和死神斗争得到了胜利的喜悦。

患病期间，学校领导让他到北京治疗，他还是坚持每年回校两次，每次三个月，指导教学和科研，自己又写出了几百篇论文，有一百多万字。更感动人的是他在这期间刻苦自学日文，看来他下定决心不完成早年给自己规定的计划是不离开人世的。我在读《东行日记》里就看出那时他已感到不能直接和日本学者对话的苦恼。事隔三十多年，他不考虑这个工具学到了手还能使用多久，竟学会了这种语言。有这种境界的人才够得上是个真正的学者。获取知识，就是认识客观世界，不仅是个手段，也是个目的，因为这不是件个人的事，而是为社会、为后代积累共同的财富，为人类不断发展做出努力。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是个更大更高的实体的手段，这个实体借着一个个人去完成它自身的发展。从求知之诚上才能看出曾公在死神威胁下决心学通一门过去不能掌握的语言的境界。

历史似乎太无情，正在曾公体力消磨到接近不支的时刻，人为的打击又降到他的精神上。十年动乱一开始就残酷地夺去了他夫人的生命。这是1966年9至10月间的事。曾公当时所受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再去打听，也没有人愿意再告诉我。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但是我想不应当埋没的是像曾公这样一个人，中国学术界最杰出的人才，在他一生奋斗的最后一刻，必然会留下令人怀念的高风亮节。这些只能让最后和他一起的朋友们去写了。曾公是1967年12月9日在武汉逝世的，后于潘光旦先生的逝世大约半年。哲人其萎，我有何言。

读曾公的旧著，想见其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义在斯乎？写后记以自勉焉。

1984年1月30日

旧话相应

——《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柳无忌教授的长妹无非，今年5月给我来信。信中说：“友谊出版公司将出版一本无忌的散文选……无忌请赵朴老[1]题签，已经求得。他还请你撰写序言。”我有点为难。尽管我很早就知道无忌的名声，但是如果套用无忌所说和苏曼殊的关系，可以说还不大“相识”。当然我们是已握过手，通过名的。如果我回忆无误，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次政协茶话会上，我突然被一位发言人的吴江口音所吸住，真和我在伯仲间，一想，准是慕名已久的同乡柳无忌教授。会散，我走上去握手，作了自我介绍。那天围着他握手和说话的人很多，我想他不一定记得这件事和记得我这个人了。

无非来信却说是她的哥哥要我为他的散文选写序，我实在不大敢相信，也许这是出于妹妹自己的意思吧。无忌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不但是个作家，而且是个研究文学的学者，怎会找我这个外行来写序呢？我尽管喜欢读文学作品，究系业余的爱好而已。我动笔作文，连“散文”两字也不敢用，只称“杂写”。非自谦，乃心虚也。因此我颇想复信婉辞。随信寄来的两本无忌的旧著，《古稀话旧集》和《休而未朽集》，一直插在书架上没有动过。复信却因事忙没有写成。

6月，无非又来信催稿。我刚从江苏调查回来，这次游焦山时，收到了“上帝给我的一点信息”，医生要我注意休息。我不得不从命，得到两天意外的闲暇，于是从书架上取出这两本书，从头读起，想借以换换脑筋，作为养身之道。可一开卷就放不下了。晚上还偷偷地在床上看到午夜。读毕，辞写之意，固然已无，但是写序还是觉得不合适。我自己有个规定，凡是作者长于我，不写序，只能写书后。让我把读了无忌的这些散文所想到的一些旧事，写出来附在书后，题为《旧话相应》。

无非来信称我表兄，礼尚往来，我原本在此文开笔时，就得用这称呼回敬无忌。但又有点怕不合时宜，所以用了“教授”两字。这年头对人的称呼不得不费点考虑。我这种避嫌也许是多余的，我们两家有姻亲关系原是事实。无忌之父是柳亚子先生，无忌所编《柳亚子年谱》第3页，1887年下有“母费太夫人（同邑江城费吉甫女，费仲深姊），名漱芳，亦年二十二”。该书第1页，王晶垚序有：“他的母亲费漱芳，出身于仕宦之家，读过几年书，可算是清代大名士袁子才的三传弟子。”这个关系我也从我父亲的口头听到过。我家的家谱原已不全，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家被抄，已经遗失，现在只能以所记得的口传为据。费仲深是费巩之父，费巩是在抗战时期（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的一位民主教授，当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我的父亲称费仲深作叔父，但并不是嫡亲的叔侄，这是说，费仲深和我的祖父并不是亲兄弟，究竟同哪一代祖，我已无法查考，只能说总之还在五服之内。但是吴江费姓原有南北之分，闹过矛盾。我父亲这一支属南费，而费仲深属北费。北费历代做官，称得上“仕宦之家”，而南费却以“耕读”相传，自鸣清高，到了我祖父，家道破落，父亲一生只能从事教育了。按传统的亲属制度，我和无忌兄妹是属表亲。表亲的范围可以扩张得很大。所谓“一表三千里”。我们之间虽无千里之远，也不能不少于几十里。

如果容许多说些旧话，应当提到柳费两家。到了亚子先生的一代，听说发生过隔阂。具体经过我没查考过，从我幼年耳闻来说，这位外甥和舅父不合。以我推测，可能出于政见的不同。费仲深和袁世凯是亲家，而亚子先生却是胆敢直言的反袁派。旧社会的社会关系当然不会那样简单地可以用政治立场来分析。《年谱》1927年，“妹婿凌涌益被捕以母舅费仲深营救得释”。凌之被捕是出于蒋介石的阴谋。亚子先生塞藏复壁得免。

上面所谓柳费两家，其实并不能包括我父亲在内。我父亲不仅辛亥革命中在吴江县是个积极分子，而且接吴江知县大印的就是我的父亲。我很早也听到过南社这个政治性的文人团体，从父亲的书橱里我看到过和《新民丛书》放在一起的南社的刊物。我父亲1879年出生，长亚子先生8岁，应是同时同乡人物，但由于我一直不太理解的原因，尽管我父亲经常推崇亚子先生，在南社名单里却没有我父亲和舅父杨千里的名字。我舅父和亚子先生当时还有吴江“杨柳”之称。是否柳费甥舅之间较早就有分歧，因而连累到旁支的费家？这个疑问我已无法解答。在我重读《年谱》到第8页，1895年，“始患口吃病，系从费家五舅父树达及表兄弟孟良与仲贤处（均患此病）学得”。似属亚子先生的自述之笔，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反映着他对舅家的反感。

我这段话旧，如果作心理上的分析，也许还是在想答复我和无忌为什么有许多机会相识而一直无缘往来的缘由。当然推溯到家属历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不“相识”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老是你去我来失之交臂，属于“动如参与商”的模式。我比无忌小三岁，他是1907年出生，我是1910年出生的。长无非一岁，她是1911年出生的。无非还有一个妹妹无姤，小我4岁，1914年出生，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她在本科，都是社会学系的学生。我们是相识的，但往来不多，不相熟。这也说明，到了我这一代，费柳的亲戚关系，已疏而不论矣。

三岁之差，在学龄上可以是同辈，也可以是前辈或“师友”之间。我和无忌虽然都和清华有关，广义说是校友，但没有同过学，而且也没有在同一年同过校。他是1925年进清华园的，入留美预备学校，1927年留美。我是1933年进清华研究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他离园我入园，相距6年，在清华我们碰不上头。因此他在《话旧》中提到的许多清华人，大多是我的老师一辈。他的二舅父郑洞荪先生是我很喜爱的前辈。由于同乡，我有名目可以去找他，他对我也常另眼相待，凡有所请，无不立允。无忌的表弟郑重，是我在校时相熟的同学，但已久不往来了。

无忌去英国是1931年，他和朱自清先生一起住在“农庄田地”Hampstead Heath附近，朱先生也是我敬佩的前辈。我不像无忌那样有幸亲聆朱先生的教课，但是有一次他在他住宅前见到我，告诉我他将把《初访美国》中的一章选入他主编的中学的国文读本里，这句话我一直留在心上，一个敬服的前辈的一句话常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我至今还喜欢杂写，甚至欲罢不能，未始不是受了朱先生这句话的推动，尽管我始终没有看到他所编的这个读本。

“农庄田地”也是我在伦敦时常去的地方，但我又后于无忌的脚迹5年之久。我在伦敦搬过好几次家，路名有些已记不起来。在英国留学的人跟房东太太的女儿常常有不同程度的友谊，从实利出发说，这样的人是最有效的英语老师。像我这样不是圣约翰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阅读英文可以没有太大困难，而英语就不容易上口，所以到了国外必须补习英语，而房东太太的女儿一般是最合适的义务教师，除非和无忌一般遇到了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妇人”作房东。当然，对无忌来说，那时早已不需要找个英语教师了。读到无忌的伦敦旧话，不禁神往。这里可以说，我们又是“但恨同地不同时”。

我们两人也曾经同时同地过：时是1938年秋到1942年夏，地是昆明。无忌早我半年到这个被称为南国的春城，他在写南岳日记时，我正在“农庄田地”溜达。说溜达不确切，我常常骑了自行车，到高低不平的林荫野道上去散心。凡逢道路坎坷或上坡太陡时，就推着车漫步。晚霞黄叶的印象，犹在目前。

1938年我结束了学业，赶紧回国来参与“烽火中的讲学”。但当时上海、广州都已沦陷，我只能从西贡上岸，直奔昆明。一到昆明我下了决心，继续做社会调查。吴文藻先生为我取得了中英庚款提供的研究费，我挂了个名在云南大学，去昆明附近的农村里开始调查工作，所以有一年多不常住在昆明。1939年我在昆明结了婚，成了家就和我的哥哥费青一起在文化巷租了一个小院子住下。读了《烽火中的双城记》才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一条巷里，但是我们确是失之交臂，说不定，在狭巷里还照过面。1940年底我们在文化巷的房子也被炸毁了，可见尽管相见不相识，同地还是遭到了相同的灾祸，同巷之缘又告结束。无忌送走了家眷，住到了大普基，我们全家搬到呈贡乡下去。那时呈贡和大普基，似乎路途遥远，连交臂照面的机会也没有了。

如果容许我这样续貂地顺着记忆写下去，此后我们两人又在时地上捉起迷藏来了。1943~1944年我到美国去讲学，住了有一年，无忌那时在重庆。他1946年1月去美国，我还在昆明。从此我们隔着大洋各有千秋，直到1979年我才重访美国。我曾到过无忌教过书的耶鲁和匹兹堡等大学，1980年三访美国时，又到印第安纳大学，访问了无忌创办的东亚语言文字系。无忌在“茶休庆宴”追忆中所提到的一些学者如西诺、诺布以及许多华人学者我都有缘相见，但和无忌却无缘。他已退休，住到孟乐公寓里去了。不用说，一路上学者们向我提到无忌的还是不少。

再说下去该是在政协礼堂握手的事了。握手的接触只能以秒计。通报姓名和表示相见恨晚，也用不到一分钟。从此又参商难逢了。但这次读到了这两本散文集，却填补了我对无忌仰慕心情中的缺口。人之相识，不在容而在心。文为心声，读其文，闻其声而识其人矣。可叹而又可喜者，等我真正已识得无忌，自己也已经年逾古稀了。

我能深深体会在冷酷无情的竞争世界里，捧到“洋铁饭碗”时苦笑的滋味，而自幸没有在这个道上折磨自己。其实哪一条人生的路上没有“累积的苦痛，抚膺的怒气，过去现在，有意无意的错误”，种种不如意的事呢？苦笑之后，回过头来，像我们这些被称为老年的人，应当可以自笑笑人，看“后一代如潮流般滚滚而来”，“从宁静的回忆中，优游自在，写出此时此地，心头的情绪”了。

无忌写出这心情时是71岁，我现在抄这些诗句时已是74岁了。我长于当时的他三岁。在他长到我现在这年龄的三年中，他尽管住在孟乐公寓里做“堡垒中的高年公民”，偶然也参加“优哉游哉”的队伍，去寻景觅境，但是他不但“休而未朽”，而且从谋生中解放出来之后，勇敢地负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职责”，“从事中国戏剧的研究与介绍，以英文写述一部三册的中国戏剧史，唐、宋、元、明、清”这样的巨著，没有安适的生活、澹泊的境界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怕无忌所说的余生大概也难有闲适的心情。我瞩望早日能看到这三册巨著的行世。

写到这里，还要我继续“相应”，就难免不觉得惭愧了。我在这三年里，忙忙碌碌，坐不暖席，早已许下愿，要偿清欠账，还是遥遥无期。虽没有老态龙钟，老眼蒙眬，更没有顾虑再来一个“大筋斗”，但是眼高手低，不免心焦情急。“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真不知只见过一面的同乡前辈会怎样为我解说。今日之事，过几年又成话旧的资料。到时，如天赐以缘，可以不再借助于文字以相应，而剪烛晤谈了。

是为读重印《柳无忌散文集》后记。

1984年6月27日于北京

[1] 赵朴老：即赵朴初（1907~2000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读《蚕丝春秋》书后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我前几年为纪念郑辟疆先生写下的题词。郑先生是先父的至交，后来又是我的姐夫，我的姐姐是费达生。这是句从我心底里说出来的话。表达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当时还说不清楚。

郑先生长我30岁，与先父同年。年龄和辈分的差距使我很少和他有亲密接触的机会。我对他的形象是从我的姐姐身上得来的。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没有郑先生就不会有我姐姐这样的一个人。我敬爱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郑先生的为人。

我感谢《蚕丝春秋》的作者余广彤，他告诉了我郑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告诉了我姐姐是怎样在郑先生的人格感召下成长的。

我并不想去评论郑先生和我姐姐这两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怕私人的感情会影响我的判断。他们不是大人物，只是普通的教师。但是我一想到他们，心中总有一种自疚之情。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我们上一辈的人怎样立身处世，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对我们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们中国有过不少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报酬地埋头工作的人。而且，这样的人是会受到后人的尊敬和钦爱的。

郑先生不是个传奇人物，是一个普通的公职人员。在他的一代里，依我可以回忆到的说，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说他多少具有我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也许并不过分。他出生于江南小镇上清苦的读书人家。他父亲是个落第的儒医，到四乡农民中行医的“郎中先生”。如果当他刚刚成年时，历史上不发生戊戌政变，他也只有走上他父亲的老路。如果又是进不了“仕途”，还不是只能把这希望交给下一代？可是时代究竟开始变了。我们不应当低估了在本世纪之初像“蚕学馆”那种新事物的出现。不妨想一想，过了快要一个世纪了，而“科技下乡”“职业教育”等等还是有待实现的目标，学用怎样结合现在还在困扰大学里读书的学生！再说，一个从蚕学馆里受国家培养出来的青年，有机会去日本看到了当时先进的社会面貌，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怎样摆脱落后的家乡，而立志要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不要轻视了这一念之差，这一差却划出了国家兴亡的界线。这个世纪的两端对比一下，怎能不令人沉默深思？

郑先生就凭这一点决心，说不上什么大志，他定下了自己一生的航向。引进先进技术，对传统蚕丝业进行改革。如果只从蚕丝业的改革本身来说，郑先生所做出的贡献，自有专家去评论。我对郑先生的崇敬并不是只来自在事业上的成就，而是有见于他取得成就的精神素质，用传统词汇来说是他的人格。没有他这种精神上的修养，要在千百年所养成的习惯势力中，推陈出新，使科学技术扎根到千家万户的农民之中去，实在是难于办到的。

郑先生是丝绸之乡的儿女，他的母亲就是小镇上的一个普通妇女，除家务劳动和很短的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织机上的。郑先生就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熟悉传统丝绸业对劳动农民生活上的重要意义。可是正是到他这一代，原来养育这一带人民的丝绸业在和国外的竞争中开始没落。郑先生也就是在这农村危机出现的初期最先接触到生产丝绸的新技术的人。历史决定了他的任务，他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

育蚕到织绸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千家万户的生产活动。蚕丝的改革是一场艰巨的新旧斗争，不是少数人所能胜任的。但是一切改革都得有人倡导，有人规划，有人切实工作，才能见效。郑先生可说是从头做起的一个人。他一生的记录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蚕丝业改革史。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改革的决心变成改革的成果。这个过程写出了他坚定不拔，不怕困难的性格，也写出了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这是值得每一个改革者细心学习的。

这本传记告诉我们郑先生曾经在山东的一个偏僻的职业学校里，用了12年的时间摸索出怎样培养改革蚕丝业所需的人才的经验，不仅自己亲自上堂讲课，而且编出了一整套从育种到制丝的教材。他告诉了我们：进行社会改革，培养人是第一，必须教育先行。

郑先生一生没有脱离过学校。他首先是个教育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使教育脱离实际。他在办教育时心里十分明确要教育出怎样的人来，对社会有什么用处。正因为他有的放矢地办教育，他所主持的浒墅关女蚕校不愧是中国蚕丝业改革的发动机。他在女蚕校里培养出一批有我姐姐在内的有技术、又有干劲的学生。凡是了解中国蚕丝事业的人，我相信没有不承认改革之能见效就靠这批骨干，其中有许多人为了事业甚至牺牲个人成家的机会。没有她们的智慧和劳动，今天中国的丝绸产品能在对外贸易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想象的。

我姐姐和郑先生相识是在1918年，那时我姐姐是女蚕校里的一个学生，只有15岁。郑先生是女蚕校新任的校长，年近四十，他们是师生关系。1923年我姐姐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女蚕校工作，他们是同事关系。在长期的共处中，我姐姐接受了郑先生精神上的熏陶，把中国蚕丝业的改革作为自己一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决心向郑先生学习，把个人的打算全部从属于事业的需要。在1950年和郑先生结为夫妻之前，同事了27年。在这27年中他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扣密配，把他们的理想，逐步地化成事实。但是郑先生在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纪念会上宣布他们两人结婚之前，没有一个人料到会发生这件事，而这事一经宣布又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这事是不应该不发生的。这种奇异的群众心情只会发生在这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解放带来了新的社会精神环境。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会不明白，如果不等到这个时刻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旧社会的舆论必然会对他们两人为之奉献一生的蚕丝改革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郑先生对此完全是清醒的，他当时的选择是宁可独身终生也要保卫住这番事业。他把这样强烈的私人感情平静地埋藏在心底这样长久的岁月，我想这对他并不会带来痛苦和烦恼，因为这是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受之如饴。在他心目中做人就得做一个为别人谋幸福的人，做一个替别人打算高过于为自己打算的人。郑先生时刻关心的是千家万户赖以生存的蚕丝事业。

我姐姐就是在郑先生这种人格教育中成长的。她能接受这种教育奉行一生固然有其内因，但是没有郑先生以身作则的感召是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现有的业绩的。他们在结婚之前在精神境界里早已一而二，二而一地分不开了。前辈黄炎培老先生用“同工茧”来作为他们两人结合的比方。这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同工茧，是以千丝万缕的精神纤维结成的同工茧。

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的。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但是我尽管自己做不到，对能这样做的人是从心底里佩服的，做人应当这样做。抛开为人处世之道不提，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郑先生已经过去了。我姐姐也已经85岁，可是她还是不服老，百尺竿头还要再进一步，用生命的全部奉献给振兴蚕丝事业。我相信这样的人一生是愉快的。我懂得我姐姐所说过的话：“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获得最大安慰的，也许就在为人家服务后，人家对自己的感激。”如果到太湖周围有桑树的村子里去，只要一提到他们两人的名字，就会从广大劳动农民的脸上体会到对他俩感激的心情。

孔子作《春秋》，使贤者得到肯定，使不肖者有所警觉，使乱臣贼子惧。从这本传记的书名上，我体会到作者为郑先生和我姐姐写传的深意。

1988年8月

青春作伴好还乡

——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而写

请允许我在这本书前，记下一段有关这本译稿本身的经历，也是一段我私人的遭遇，和这本书的内容是无关的。把这段遭遇写出来作为这译本序言，似乎无此先例。但我又觉得不得不写，而且只有作为这译本的序言写下来最为适当。这一段可说是我一生悲欢离合的插曲，连我自己都不敢信以为真的传奇。传奇带有虚构之意，但是这译稿的经历却是纪实。

这段经历的开始应当推到60多年前，我初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清华的两年，从1933年到1935年，可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最平静恬适的生活。就在这“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的环境里，我结识了同惠。她姓王，燕京社会学系的学生。我们在燕京同学过一年，但相隔两班。

1933年暑期我从燕京社会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专门跟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当时体质人类学是个冷门，在清华大学其实只有我一人专修过这门整天和人的骨骼打交道的学科。因之我在清华园里天地很小，“一师一徒”之外很少与人来往。我的社会生活实际上还是留在相去不远的未名湖畔。

我进清华学人类学，原是我在燕京时吴文藻老师的主意和安排。吴老师在燕京教社会学，提倡社会学中国化。他又听信几位国外来的访问教授的主张，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应当采取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即所谓“田野作业”。因此吴老师一心一意要说服几个学生去学人类学。我就是被他说服的一个。

30年代，中国大学里开设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很少见。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清华的社会学系在系名中加上了人类学的这个名称，为什么这个系聘请这一位俄籍教授史禄国。但是要在中国专修人类学可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而且清华大学就在燕京大学的附近，却是事实。因此，吴老师就出力介绍我走上了这架独木桥。我在1933年秋季从未名湖搬入了清华园。这一搬动，现在回头看来是我这一生决定性的大事。决定了其后60多年的人生历程。

我的学籍虽然从燕京改成了清华，但是我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变。未名湖和清华园本来只有一箭之遥。加上当时自行车早已是学生们通行的代步工具，两校之间，来往便利。这些社会和物质条件注定了我当时结识王同惠的因缘。

这段姻缘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就是说得之偶然。因为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当然这并不是两个书呆子碰了头，没有男女之情。如果连这点基本的人情都没有，那就成了图书馆里坐在一张桌子上的同伴了。牵住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我和同惠原是燕京社会学系同系不同班的同学，按当时燕京的风气，同系的男女同学在各种聚会上很多接近的机会。相互来往是件寻常的事，所以我们两人起初只是普通的相识，不涉情意。记得我住入清华后的第一年，大约是1933年的圣诞节，我送了她一件礼物，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那是因为节前的一次燕京社会学系的聚会上，我和她有过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我为了要说服她，借这个当时燕京通行逢节送礼的机会送了她这本书。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后来我俩相熟了偶然有一次闲聊时，她曾告诉我，是这件礼物打动了她的“凡心”，觉得我这个人不平常。这个评价成了我们两个人的结合剂，也就是牵引我们两人一生的这根线。

一个赏识“不平常”的人，而以此定情的人，也不可能是个平常的人。吴文藻老师在为《花蓝瑶社会组织》写的导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得识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的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等到我们接触多了之后，我更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她在我班里曾译过许让神父所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在蜜月中整理完成），那时她的法文还不过有三年程度，这成绩真是可以使人惊异。”

我抄录吴老师这段话，是想用同惠在别人眼中的印象来说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吴老师对她的评语是“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做老师的对学生是否勤奋为学是可以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及课外的谈话里看得清楚的，至于“思想超越”评语中的内涵却不易体会。吴老师只提到她“肯用思想，对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但思想上越过了什么？我琢磨了很久，想来想去，还只能用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不平常”三字送还给她自己了。不是我回敬她的，是吴老师对她的评定。

以上这段话也提到了她翻译现在我正打算发稿的这本《甘肃土人的婚姻》。吴老师以此来证明她有语言的天才。她在动手翻译这本书时“她的法文还不过三年程度”，就是说她只学了三年法文，就有能力和胆力翻译这本用法文写成的人类学调查报告了。她学习语言的能力确是超越了常人的天才，一般大学生是做不到的，何况她又不是专业学习法语的学生。翻译这本书正是她在吴老师的“文化人类学”和“家族制度”班上学习的时候，也正是她对这两门学科真正“发生了兴趣”，和她肯用思想的具体表现。

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得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里和我作伴。这时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废墟和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追念中不时感到这段生活似乎和我的一生中的基调很不调和，甚至有时觉得，是我此生似乎不应当有的一段这样无忧无虑、心无创伤的日子。这些日子已成了一去不能复返，和我一生经历不协调的插曲了。

我和同惠接触频繁后，她知道我手边正有一本已完成而还没有找到出版着落的乌格朋的《社会变迁》的译稿，她就要去阅读。我顺便建议她向图书馆借英文原本，边阅边校，作为我们两人合译本出版。她一向主张我们两人必须坚持对等原则，她告诉我她正在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要我同她一样边阅边校将来作合译本出版。我这时正在为清华研究院毕业时需要考试第二外国语发愁。我的法文刚入门不久，进步很慢。我就同意她对着原文，按她的译稿边学边抄，作为补习我的第二外国语的机会。有来有往，互相促进是一种对等的关系。我和同惠后来虽则已经生死相别，但精神上我们之间还是坚持了这个对等原则。她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应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支持我一生事业的动力。

在我考入清华研究院时，关于研究生的学习时间在章程上并没有加以规定。所以史禄国老师为我制订了一个三期计划，每期两年，共六年。但到了1935年研究院做出了补充规定，修满两年就可以申请考试，考试及格可以毕业，如果成绩优秀还有享受公费留学的机会。史禄国教授经过多方面考虑，又为我出了个主意。让我修完体质人类学，共两年，就申请考试，毕业后去欧洲进修文化人类学，但出国前要花一年时间作为实习，去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我听从他的指引，又由吴文藻老师设法接通广西省当时的领导取得去大瑶山考察的机会。

当我把史老师的计划告诉同惠时，她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刻提出要和我一同去广西的意见。这是她主动向我提出的。她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不能不联系到我们合作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书了。在我们一起翻译这本书时，她曾经向我说过：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可见吴老师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已经说服了她。当广西省接受我去大瑶山考察时，她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是一个实现她梦想的好机会。我当然赞成她的想法，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做调查工作，对工作太有利了，进行社会学调查，有个女性参与有许多方便，因为有许多事，单是男性是不容易调查到的。我们把同行的意思告诉了吴文藻和史禄国两位老师，他们都对这个主意表示赞同和支持。但是考虑到我们两人要实现这个合作同行的计划，不能不对两人如果以同学身份出行，社会上是否能认可，会不会引起非议和种种难以克服的事实上的困难，还有点怀疑。我们两人面对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一的答案，那就是如果我们结了婚一起走，就不会和社会习俗相抵触了。我们就这样约定了，也就这样做了。暑假一开始，我们就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这段经过就是吴老师在上述导言里所说的一段话的事实根据。他说：“她（同惠）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又称我们为“这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这样的结合事后看来也确是“不平常”的，而且可以使师友感到“令人欢喜”的，但是我们相识只有两年，结合只有108天，正如春天的露水一般，短促得令人难以忍受。天作之合，天实分之。其可奈何？

我们举行婚礼时，我的姊姊费达生特地从家乡赶来，参与主持。婚后带着我们两人到太湖鼋头渚小住。这段时间就是吴老师在导言中讲到这本《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在括弧中所提到的“译稿在蜜月中整理完成”这句话里的所谓“蜜月”。

这本译稿确是在蜜月中完成的。但是它随后的下落，我最近苦思冥想，彻夜难眠，遍索枯肠，绞尽脑汁，还是不能肯定。我想这本译稿既不可能随着我们进瑶山，又跟我去英国；1938年返国后，在昆明逢轰炸，进魁阁，经李闻事件，最后还要我带着它回江苏老家。然后在1947年再从老家跟我回到清华。在这个想象的旅程里我几次丢失过我所有的行李，包括在瑶山测量的人体资料。所以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要带着这本译稿走这个崎岖的和惊险的旅程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稿本并没有和我一起走过这么长的旅程，而是在我们译完之后就留在老家。1947年当我重访英伦回国时曾在苏州老家住过几天，这本稿件可能在老家等着我，12年后和我一同回北平的。

上面我说的这本译稿的经历只是我事后反复推算出来的唯一可能的经过，就是说这本译稿在我老家待了12年，其实在这12年中我的老家也受到过日军的冲击，搬了几次家，这一叠不显眼的稿纸怎么会保存下来，还是一个谜。靠头脑来记忆的历史里难免存在些难于理解的谜案。这个谜案已无从再追究了。为追索此事，我已有一段时间每晚要在床头放着安眠药备用。

接着这段谜案，又是一段令人难于置信的巧遇。1947年春季，我回到清华园，可以肯定这时这本稿件不可能不在我身边了。我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离开清华园，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岗位是民院的副院长。家住在广华寺的教职员工宿舍的南二排1号，办公室是在民院新建的1号楼二楼。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我被划为右派，取消了我所有的公职，只保留了四级教授。因此我从1号楼二楼的院长办公室里被撵了出来，作为一个普通的研究室工作人员，搬到2号楼二楼四人一室的工作室里工作。那里，每人有一张写字桌和一个书架。我从1号楼搬来的书稿就安放在那指定给我用的书架上。我已记不得怎样搬的，也记不得搬了哪些东西过来。在这一方小小的空间里，我工作了有9年。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波及民院，一夜之间，我成了“黑五类”。生活上的变化来得这样突然和这样巨大是没有人能预想得到的。我在广华寺宿舍里的家被彻底抄尽了，只留了一间厨房供我自炊，厨房扩大出来的一个披间，供我搭床。我所有的书籍、稿本等等全部用大车载走，一去不复返了。

回顾这段百世难逢的劫难，也有许多一连串的巧事把我的这条生命维持了下来，这本译稿的重新发现是巧事之一。所谓巧事就是出于一个人预料的经历。我说过从这本译稿在蜜月中完成之后怎样会留在人间是个难于猜想的谜案，它的重新发现不能不说又是一个谜案，或是一件出于我意料之外的巧事。我已不记得它怎样从民院的1号楼被搬进2号楼。这次搬动同时也标志我的一次降职。我在四级教授的职位上待了22年。从“文化大革命”后期“下放干校”结束回到民院，再到我调离民院一共有8年。这8年我一直在民院2号楼工作。可是看来我一直没有去翻动过书桌边的书架。1978年当我被通知应当离开2号楼时，我不得不把那些存放在书架上的旧书积稿清理一下以备搬走。当我两手触到这一叠《甘肃土人的婚姻》的旧稿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不是在梦中。我确实被这一件预想不到的发现搞昏了头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这本译稿又出现在我的面前的呢？我至今还记不起什么时候又怎么会把它安放在这个书架底层的。这并不是又像这译稿怎样度过最早12年那段经历对我是个谜，因为我从1号楼搬到2号楼是件在头脑里至今还很清楚记得的事。但是我想不起来的是搬动时手边有这份稿子，更记不得我怎样把它塞在这书架的底层。我严格地搜索我的记忆，我追问自己是不是有意把它藏在这个偏僻地方，免遭抄家的劫难？我扪心自问，我确是没有过被抄家的预见，更无意隐藏此稿。倒过来一想，如果这本译稿存放在广华寺的宿舍里，现在早已化成尘土，不知消失在天下的哪个角落里了，因为我放在宿舍的书稿1966年已全被抄走，至今没有下落。凡是逢到没有预料又记不清来踪去迹的事，总是不免令人吃惊，何况又是正凝聚着我一生的心殇的这本译稿。

我在这篇回忆性的序言里不能不凭着我头脑还没有完全老化的记忆力写下关于这本译稿的经过。其中有许多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谜案和巧合，只能如实写下。真是大浪淘沙，惊涛拍岸，随波逝去的已经去远了，那些隐伏的，贴心的，留下了。去也好，留也好，如果要问个为什么？那只好请原谅，不必去追究了。

如果我在上面凭不完整的记忆推算出来的有关这本译稿的经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话，它第一次重新到我手上，并带着它回到清华园的是1947年。过了又10年，1957年，这本译稿才被移置在民院2号楼研究部的集体办公室的书架底层。它在这里被遗忘地安睡到1978年才重新第二次回到我的手边。

说这本译稿被安放在民院2号楼研究部集体工作室书架底层是在1957年，那是我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时开始的，过了有21年，我又在书架底层重新发现这本译稿，那是因为在1978年我的工作岗位从民族学院调到了社会科学院，不能不清理在民院2号楼的老窝。1957年和1978年这两个年头在我的一生中都是值得看成是划阶段的标志。我曾把我的学术生命分成两截，中间留着一段学术生活上的空白，从1957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所以1978年这本译稿的重见，预示了我第二次学术生命的来临。就在这一年，我调动了工作岗位并被批准去日本东京参加联合国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曾以“破冰赖君力”一诗赠给邀我赴会的鹤见和子教授。

我在书架底下重见这本译稿时实在太激动了，说不上惊喜二字，而只能说悲从中来。我手抚这一叠面上几页已经黄脆的稿子，翻出来一看，我不仅还认得我自己的笔迹至今未变，而且还看到另外一人的笔迹，但已认不得是谁写的了，再仔细想来，不可能不是出于已去世43年的前妻王同惠之手。可是我竟不能用记忆来追认她的字迹了，因为我手头没有留下她写下的片纸只字。现在想来我们两人从相识到死别这两年多时间里，确是没有用书信做过思想交流的媒体，即使她留下一些字迹也早已丢失在瑶山里了。

这本译稿既然已经又回到我身边，我怎样处理它呢？当时我还没有进入第二次学术生命，因为我头上还戴着“脱帽右派”的帽子，还不敢妄想有把它出版的可能。我当时能做到的只是把这本译稿的伤痕修补完整。那是因为44年的岁月，它虽没有经过像它的译者一样的惊风骇浪，但究竟寒暑更易，部分纸张已磨损和破碎。我托人从图书馆里借到了许让神父的原著。但我自己的法文已遗忘殆尽，不得不央求友人补译了若干残页。我只重读了一遍译稿，没有删改一字。

重温旧稿时，我耳边似乎常出现同惠的问号：“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呢？”这个问号很可能就是驱使同惠坚持去瑶山的动力，我又怎能不受到这问号的压力和启示？我于是想，现在离开许让神父写这书时已有了一代之隔，我们至少应当有一本这一代中国人自己写的“土族婚姻”来为同惠圆梦了。我既有此意，一时就不再打算单独出版这本译稿了。为同惠圆梦应当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当时也曾想寻找个实现我圆梦的机会。

在我调离民族学院进入社会科学院时，我的具体岗位是担任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我当时的确打算重新拾起民族研究这条线，继续我的学术工作。该年8月我在东京联合国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题目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这年9月我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发表了《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讲话。这一系列的论文足以说明我当时的学术导向是继续民族研究。

在这里我想插一节有关许让神父的话。我实在不知道同惠为什么翻译这本《甘肃土人的婚姻》。当然有可能是由于吴文藻先生在讲“文化人类学”和“家族制度”课时提到了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在当时人类学界并不能说是一本有名的著作，许让神父在人类学界也并不是个著名的学者。同惠怎么会挑这本书来翻译的呢？她没有同我说明过。我在书架底层重新发现这本译稿时还不知道许让神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只在该书的附注中常见到引用史禄国老师的著作，估计他们之间可能是有联系的，因为我在清华念书时就知道史禄国老师在北平城里有一批常在辅仁大学会面的欧洲学者，其中有些是天主教的神父，但是否包括许让神父我并不清楚。

直到1990年我才从《西北民族研究》上读到的房建昌先生的一篇关于土族白虎祭的文章中得知许让神父的简历。据该文引芈一之的《青海民族入门》中的一段说，许让神父是比利时籍，中文名康国泰，1910年由甘肃甘北传教区派到西宁传教。在南大街修建宽敞的天主堂。1932年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甘肃土人的婚姻》。后来在美国费城出版《甘肃边境的土族》三大册，包括《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1954年）；《土族的宗教生活》(1957年）；《土族族谱》(1961年）。引文还说：“康国泰上引书卷序言自称：1911至1922年他在西宁地区传教，对土族最感兴趣。他于1909年（宣统元年）抵达甘肃省(1928年青海建省），1911年抵西宁，被派至塔尔寺学了半年藏语，后被派至碾伯（包括今乐都、民和）分教区——传教点，继续学了四年藏语，在传教过程中，他觉得土族比藏族更引起他的兴趣。”

许让神父为什么觉得土族比藏族更能引起他的兴趣？我至今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三大册关于土族的巨著，所以还不能答复这个问题。但是在1957年前，我从民族研究的实践中也曾看中过土族在内的处于甘肃、青海到四川西部的那一条民族走廊里的一些人数不多的小民族。这条民族走廊正处在青藏高原东麓和横断山脉及中部平原之间的那一条从甘肃西北部沿祁连山脉向南延伸到沿甘肃边界和四川北部的狭长地带。在这里居住着一连串人数较少的民族，如裕固族、保安族、土族、东乡族、撒拉族以及羌族等。它们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等人数较多的大民族之间，它们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都各自具有其特点，同时又和上述的较大民族有密切的联系。我曾设想过如果“从历史上，从现在的语言、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等，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

我在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遇到过许多难题，不少是发生在这个民族走廊里。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四川省西北部平武、松潘一带，有一个小民族现在被称为“白马藏族”。解放初，他们选派了一位代表上北京，是个老大娘。国家领导人接见代表们时，问她是什么族？老大娘很紧张，话也说不上来，旁人就替她说，是藏族。她随着点头称是。后来这个镜头上了银幕，而且介绍词上称这个老大娘作藏族。这部电影传到这个民族，观众很有意见，说他们和藏族不一样，语言不同，服饰不同，也不信喇嘛教。于是提出了识别问题。有人专门去调查，认为白马人和拉萨的藏族确是有许多差别，但和藏族中的嘉绒人却相当接近，这个族别问题至今没有定论。看来这一部分人可能是原来的土著民族，夹在藏族、彝族、汉族之间，受到外来的影响很深。

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我碰着不少同样性质的难题，因之觉得这些地区的民族研究大有可为。可是我当时想继续做民族研究的愿望却并没有顺利实现，因为1979年社会科学院受命恢复社会学。社会学命运多蹇，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1957年由于有些社会学者想效法苏联恢复社会学在学术上的地位，都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社会学者被划成了右派，受到人身打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党的领导才决定替社会学恢复地位并要求“补课”，就是要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可是经过这场浩劫，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留在人间的已经不多，即使能挨到这时的大多已年老了。我那时刚调入社会科学院不久，这个重建社会学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推脱不了。刚刚将要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又被拉出了民族研究的这条轨道。幸亏民族学和社会学在我的思想中一直是不加区别的。只是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同。民族学也可以包括在人类学范围之内，人类学和社会学原是通家之好，名称虽然不同，实质是可以会通的。我的岗位工作名义上已由民族研究所调进社会学研究所，由副所长改为所长。这一变动使我为同惠圆梦之想不得不推后了。1985年我才离开社会科学院，在政协和人大的支持下专心到各地去实地考察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走一趟，写一篇地编写我的《行行重行行》，一直到目前。该书续集即将出版。

《行行重行行》的主题是乡镇发展，包括农村，小城镇因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1984年我的考察地区开始从东部沿海各省转移到边区，从内蒙古自治区延伸到甘肃。从1987年开始到目前我已“八访甘肃”。因此我又有机会进入我在上面所提到的西北地区的那条夹在藏、汉之间的民族走廊了。我自然不会忘却为同惠圆梦之志。所以我在这多次西北考察中，历访了土族、裕固族、撒拉族、保安族和东乡族。限于具体条件，我在这些民族地区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但是我确是亲历其地，多了些感性知识，同时产生了许多想法，也可以说我把同惠的梦做大了。我不只想由中国人自己来写几本关于这些民族的书了，我还被怎样发展这片民族地区的问题占住了我的怀抱。我认识到这地区的民族研究不但大有可为，可以写出许多民族研究的重要著作来，而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居住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的许多少数民族怎样在下个世纪能发展成现代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平等地站在这个地球上的问题。

同惠的梦带出了我八访甘肃，亲自穿行了祁连山麓的民族走廊。这个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接触与过渡地带。现在青海的海东和甘肃的临夏，在历史上正是明代以茶马贸易中心著名的河州故地。在当时当地我就产生了个梦想，在这里是否可以恢复它作为现代的农牧贸易的基地？我约了甘、青两省的领导会商，取得了共识，并经中央批准由这两地联合建立一个经济协作区。这个建议是我对开发西部民族地区的大梦想的前奏。随后我经过多次访问内蒙古和宁夏两个民族自治区后，1988年又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把原有的梦扩大了一圈。建议也得到了两省、两区领导和中央的支持。目的是利用黄河上游的落差发电供应两岸发展工农业所需的能源，为开发西部广大多民族地区建立一系列经济中心。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申请过参加去西藏的中央访问团，但因我从小患有喘病，得不到医生的批准，直到如今还没有机会攀登西藏高原。但是我心里一直存在着怎样开发西藏的问题。经过访问了甘、青间的民族走廊后，结合历史资料的启发，我提出了从藏区的外围入手向中心推进的“两南兴藏”的意见。两南是指甘肃南部的甘南和西部的肃南。甘南历来是藏族文化中心的拉卜楞寺所在地，肃南是裕固族的主要基地，近年来是获得优秀成绩的牧业改良试验区。这两南正是历史上藏族文化辐射有成效的边区。现在可以“反弹琵琶”在文化及经济上对藏族的中心地区发生现代化的反馈作用。自从亚欧大陆桥畅通以后，我又产生了恢复早年丝绸之路的梦想，并提出了利用甘肃河西走廊已经建立的若干开发区为基础，大力发展成一条振兴西部的工商业走廊。这个走廊北连内蒙古，南通青藏，西出阳关就是包括若干民族在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想到这样广大和多民族的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业中心是难于开发起来的，而且河西走廊正是自汉朝以来中华文化向西拓展的基地，去过敦煌的人不会不对当年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对中国西部的前景满怀信心，同时也认识到中国西部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不从大力发展民族地区入手，中国西部发展是难于实现的。要发展这个民族分散在各处的多民族地区，必须有一个以河西走廊为工商业的中心基地，才能把四围的腹地带动起来，以上是我从同惠的遗梦中扩大出来的那一个开发中国西部的大梦。人生几何，我深知这个大梦在我这一生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既有此梦，我想也不妨留一笔在这篇序里，作为纪念同惠的一片心意，也是合乎我们两人对等原则的又一个例子。

我们两人都是属于善于做梦的人，我们所做的梦基本上又是相类同的。为了要实现中国西部的现代化，我就以她的梦为基础，主张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去为西部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写出一系列像《甘肃土人的婚姻》一样的书。可是我的体力在时间的消逝中也日益衰弱了，这是无法挽回的。要我自己去圆同惠的梦，事实上已经力不从心了。因之，我只有把这心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的后继者了。1985年我在北大建议成立了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目的就是在培养学术上的接班人。1992年我把去土族地区调查的心愿交给这个研究所。所里的潘乃谷和高丙中两位同志表示愿意在我手中收下这根接力棒，当年就到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1994年又到民和回族自治县的土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写出调查报告。他们同意把两个报告作为这本许让神父的《甘肃土人的婚姻》的中译本的附录，用以对照本世纪初调查者所见到甘肃土族的婚姻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情况和本世纪末在原地调查到的情况作为比较，从而看到土族婚姻的变动。

我原来打算用出版这本译稿作为同惠逝世60周年的纪念，但是杂务一拖，没有能在1995年送出去出版。到了1997年，我抓紧完成了这本译稿最后的整理工作，并找到了愿意出版这本译稿的出版社，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我这篇别具一格的序文，也是在繁杂的事务里，挤出时间分段陆续写成的，言有不尽，尚冀读者谅察。如果这篇序包含的意思会化成一把可撒播出去的种子，又可巧无意中落入一些乐于培植的心田，说不定今后的日子里会长出美丽的花朵。如果竟成为事实，那也是我身后的事了。此前景果有一天成为事实，“家祭毋望告乃翁”。

1997年3月19日于北京北太平庄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寻根絮语

漫谈桑梓情谊

看了民族歌舞

我看人看我

旧燕归来

寻根絮语

话说乡味

家乡的凤尾菇

《史记》的书生私见

晋商的理财文化

洋车·汽车·高速路

第二辑 闻香已醉

乡情脉脉话酒肴

闻香已醉 未品先酣

盐城藕粉丸子

撒拉餐单

秦淮风味小吃

肺腑之味

榕城佛跳墙

说“茶”

烹饪上“华味”能否胜过“洋味”

第三辑 天涯咫尺

西山在滇池东岸

鸡足朝山记

四上瑶山

武夷曲

保安三庄

洞庭纪游

海南曲

游青海湖

孔林片思

游滕王阁小记

访天一阁

岁末访中山

第四辑 文化之思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早春”前后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

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我从家庭入手认识社会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关于文化交流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经济中的道德力量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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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脚步，是文化的刻度 : 费孝通文化随笔 / 费孝通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0

ISBN 978-7-5596-2506-9

Ⅰ. ①脚… Ⅱ. ①费…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1644号

脚步，是文化的刻度 : 费孝通文化随笔

作 者：费孝通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徐 樟

特约监制：木易雨田

特约编辑：王亚松

装帧设计：易珂琳

版式设计：徐 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2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7印张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506-9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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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寻根絮语

漫谈桑梓情谊

我在小学里读书时，有一门我最感到兴趣的课程，名目叫“乡土志”。我喜欢这门功课是因为老师所讲的话，亲切易懂，都是些日常看得到的东西。譬如我们县里有个“鲈乡亭”，在放学之后，我们常去玩，老师就讲给我们听这是谁造的，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吴江鲈鱼肥”，到现在还记得。当我们吃鲈鱼时，我就想起了这位老师，这个亭子，和这句诗。我别的功课都考不好，但是“乡土志”却总是考得很好。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有几十年离开了故乡，但一闭眼，那鱼米之乡的情调，还是常引起我的遐想。也许因为这位老师，我们称他沈先生的，很早就灌输了我对于乡土的兴趣，所以后来，我会想到再去故乡细细考察，写成我的第一本著作：《江村经济》。饮水思源，还是在这一门“乡土志”，和这位大约现在已作古了的沈先生。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小学校似乎比现在的自由得多，不然也不会有这门从来没有在国定课程中见过的“乡土志”。而就是这门课程，会这样深入于小学生的脑子里，竟会这样强烈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兴趣。

近来我又时常想起这一门早已不存在的小学课程来，因为上一个暑假里，我回家乡去了一次，傍晚纳凉的时候，常和多年没有见过的老父闲谈。我发现了我们这两代对于乡土的关系上有很重要的区别。我的父亲在他和我差不多年龄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第一件事业是在本乡办一个中学，这中学就在鲈乡亭。接着是组织县议会，而且曾为争取县议会的权力，到北京来请愿，企图组织全国县议会联合会。后来又因为见到我们本乡人多地少，主张一方面向太湖淤塞地带开拓耕地，一方面用这新得土地的价值，疏通水利。他一贯的事业中心是在本乡，在地方上，教育、政治、经济。我的母亲也在我出生前后，开办了一个当时称为“蒙养院”的幼稚院——到现在除了那个中学外，一切都没有了影子，这30多年，一个想为地方基层的乡土服务的人，失望而老了。他期望于他的下一代。而他的下一代呢？除了我的姊姊还继续着为本乡丝业的改良，得到相当收获外，我们兄弟四个全飞出了家乡，不再回去了。

吴景超先生曾以我并不回乡的事实做例子说都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我是完全承认的。过去30年中长成的一代是在向都市集中。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在一个小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中，在抗战前考取公费留学欧美的，依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七个。在全国各县的比例上说，即使不算是首屈一指，也够算是难得的了。但是这七个人没有一个回到本乡去，为本乡教育、政治、经济服务，是一件事实。都不回去了，而且也没有人想回去的了。

吴景超先生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现象，过去的事实确是可以做他的论据。但是这趋势对于中国是好不好的呢？这里牵涉到各人的看法了。我并不反对都市化，但是如果都市化会引起乡土的贫乏，不论是物质或人才的，我总觉得并不是一个健全的趋势。而目前的中国确正在表现出这种城乡隔离的恶劣现象。在这里我并不将分析中国都市发达怎样引起乡村的凋疲和衰落，也不打算讨论政治上中央集权所引起的地方自治的僵化，而想提到一般知识分子桑梓情谊的淡薄。

桑梓情谊是一个人对于培育他的乡土社区的感情。一个人做事必须是“有所为”的。我们常可以问人家，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事呢？”这是人的行为的动机，也是授予一项行为的“意义”的张本。我们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一种意思上，就是说推动个人行为的是团体，人们都是为了别人而做事的。一个劬劳不息的母亲忙忙碌碌是为了儿女。说起来好像人都是为了别人而活的，其实只有在主观上觉得是为了别人而工作，结果，大家加起来，大家才能得到生活，构成一个社会。个人和他服务对象之间必须有一种感情的联系——和乡土的联系，就是桑梓情谊。

中国是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以往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在最近的将来，两三代里，也将是如此。90%的人口是住在乡镇里的，75%以上是靠农业过活的，所以中国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里的人民有着两套基本的生活团体，一套是家族亲属团体，一套是村镇地方团体。和这两套团体有着两套情谊相联。桑梓情谊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确在发生十分深刻的变化。因为变化深刻，在和团体配合的情谊上已经改观。一方面自可以说是因为原有的团体在解体，所以影响了心理上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因为心理上的改变，使原有团体加速解体。国家这团体的逐渐重要，在事实上是很清楚的，但是和国家这团体相配的情谊却还待长成。我说还待长成包含还没有长成的意思。这在传统体系里是不存的，忠君并不是爱国。可是因为桑梓情谊和亲属情谊的发达，维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在过去这一代里，对国家这团体的情谊还没有确立之时，原来维持社会的心理联系却在退化，在消失。于是发生了一种现在已经有人注意到的道德基础的动摇，甚至崩溃了。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并不是为了任何人。一样是在办学校，而不觉得自己是在为社会培植人才；一样是在做官，而不觉得是在为人民服务。意识里所缺的一点东西却正是所做的事的意义。为了自己，于是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来；为了当前的自己，连“来日”都无所图，于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恣意地求一时的痛快和享受，精神和物质的片刻性的满足。在这种荒地上，道德的苗是长不出来的，因为道德本是社会性的，在推己及人时，在社会意识上才能发生。

社会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有着团体来支持，在“国家”这团体没有在人民生活上发生积极的作用时，保障安全、自由和生活时，国家意识并不能坚固。这不是口头上的空话，更不是标语上的宣传，必须是着实的感情。我相信目前官吏的腐化和社会上一般人民的自私打算足以证实我所谓国家团体尚待长成的说法。而同时，在另一方面，却是一般知识分子脱离了乡土团体，桑梓情谊的淡薄是一种表现。

或者有人可以认为从乡土结构进入国家结构的过程中，目前这种方生未死的过渡现象是必然的。那也就是说，除非乡土结构里把人解放出来了才能发生国家结构。二者是互相对立的。

在我看来，国家团体和地方团体有些方面固然是相对立的，而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尤其是在当前的局面里，二者基本上是衔接的，国家是地方的综合。这在联邦制的美国和苏联，以及自治领的大英帝国，表现得都十分清楚。世界上绝没有一个能建立在衰落和腐败的地方基础上的健全国家。而我们过去的半个世纪却一贯地在破坏地方团体，破坏的力量来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方面。虽则口头上说是在建造现代国家，事实上，积极方面，国家团体的形成，因为阻力多成就也少；消极方面，地方团体的解体，却一放难收。在这一个局面里，产生了社会生活质的变化，也就是Durkheim（迪尔凯姆）所谓团结力或社会凝固性的损蚀，使人和人间只有利害，而没有了道义。利害关系是出于相似目的的结合，道义关系是出于共同目的的结合。利害关系所结合出来的是“社区”，一堆在一个地方上经济相关的人群；道义关系所结合出来的是“社会”，一个痛痒相通的团体。时下所谓道德堕落，依我看来，就是这共同目的相结合，以道义相期待，痛痒相通的团体生活的消失所致。这结果影响到每个人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无所为，无计划，得过且过，有酒且醉，追求刺激，沉湎声色以应付日子的态度。在这态度上任何团体都组织不起来的。团体徒有其名，实际只是达到自私目的的手段；所结合的，还是在“相似目的”，大家各为其利的基础上，所以就这“团体”说，没有了纪律，没有了士气，有的是贪污和无能。

国家这团体是广泛而复杂的，聚集了这么一批深中了社会解体过程之毒的人，想组织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不可能的。

我曾问过英国牛津大学某女学院前任院长M.Fry女士：“英国人为什么能这样团结一致应付危局，士气这样高？”她为我解释了一个黄昏。她告诉我：英国人最懂得团体生活的，从小就参加各色各样的团体。因之他养成了一种团体精神，群己界限的观念在英国最发达，人权保障这一类事最早是在英国发生，也就说明了团体生活的深入于个人。一面他们讲究团体不应侵犯个人权利，而另一方面，不常说出来的，但是更基本的，就是个人对于团体的感情联系。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英国，社会变迁可以不必有严重的流血革命。依拉斯基教授说，那是因为英国特权阶级在最后常常知道怎样让步，而达到同意的变革。为什么能让步，能同意呢？那是因为相争的双方还有“共同目的”存在，他们是在同一个团体里。了解团体生活的人民，容易去寻找和感觉到相争对方的“共同目的”，所以可以用让步、协商、和解等办法来解决冲突。Fry女士和我说：民主国家必须有无数各种各色的健全团体作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国家只能由统治者以力加以维持，那是有国家之形，而无国家之实。

我常常记得她这番话。愈想愈觉得中国在这50年来所遭遇社会解组的恶劣影响。我在本文开始时，就提到我自己一生中，早年和现在，对于乡土关系的日渐疏淡，差不多已成了无处值得留恋，无处不能驻足的游移分子。再看看别人，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趋势。区位上游移就表示了团体联系的薄弱。把中国弄成这个局面的，岂不就是这种无所不可谓的人物！

我充分知道造成这种解体过程的原因极多。态度上的转变多少是结果，不是造因。我们只在这方面入手是改变不了客观现实的，正如吴景超先生批评我，说我自己不也是躲在都市说乡村？一点不错。但是，这种现象，连我自己也在内，在我看来是一种症候，像是患伤寒的人发热一般。当我在盛暑的黄昏里，和老父闲谈后，更觉得我们这一代实在有深切忏悔的必要。

抗战时期在后方的人，口口声声说，桑梓蒙难，寝食不安。可是，这些是真话么？在沦陷区里的父老们当时引颈西望，眼巴巴地盼望久别的孩子们的回乡，回来干么？土地荒了要重垦，故茔败了要重修，这一切，一个破碎的江山要重建。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回来的何尝是他们的子弟，血管里流着他们的血液的子弟？不是了，变了，是一批无情的外乡人！带来了更深的痛苦，更看不到出头日子的漫漫长夜！

又快要是新年了。我眼前浮起了早年过新年时温暖的场面。但是这已好像是深沉大海的破船。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桑梓情谊是一种基本的团体精神，我们毫不吝啬的捐弃了，得到的是什么呢？现在应该是我们反省的时候了。

1947年12月15日于清华胜因院

看了民族歌舞

最近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在首都表演民族歌舞，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们欢迎这次表演，主要是因为从这些节目中亲切地看到了各兄弟民族解放后欢欣鼓舞的新生活，从而更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和伟大。

看了这些节目，谁也不会再相信，我们这许多兄弟民族是没有文化的了。能有这样绚丽的歌舞的民族，必然是有丰富的文化的。

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兄弟民族的人民过去所受的苦难比我们还要深，他们的经济受到破坏，他们的文化受到摧残，这一切都是反动统治的罪恶。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消灭他们对生活的爱好，对幸福的信心。他们反抗压迫，他们辛勤劳动，在不懈的劳动中，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是充沛地支持着他们民族的生存。

在西康山地里，豪放的藏族青年在唱着这样的山歌：

我的家乡一年收两季，

我为什么不喝酒呢？

我自己是一个打猎的，

我为什么不吃肉呢？

这是一首劳动者自信自骄的歌曲，爽快流利地说出了劳动者天赋的权利，也有力地嘲笑了不耕地，不打猎，不劳动而想喝酒吃肉的剥削者。

兄弟民族的人民一直是热爱劳动的，但是过去，他们劳动的成果不属于他们自己。这使他们穷困，使他们痛苦。现在，压在身上的石头搬开了。他们开始了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们永远不忘记谁给他们带来了幸福，他们唱：

毛主席带来了好主张，

比雪山上的泉水还明亮。

毛主席带来了丰收的雨水，

草原上是一片禾苗茁壮。

是的，兄弟民族的幸福是和毛主席的名字分不开的，他们歌子里没有了毛主席也就会感觉到不成曲调。他们不是这样唱么？“毛主席呀，没有你，我们的新歌没处唱，没有你，我们的锅庄跳起来也悲伤。”

就是这种朴实淳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产生了这丰富多彩的歌舞艺术。这样的艺术有力地戳穿了民族歧视的蒙蔽。

看了民族歌舞节目的观众，还有人带着一些怀疑地问：“当地兄弟民族的歌舞，真的有这样美么？”到过兄弟民族地区去的朋友们会回答说：这次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演出的民族歌舞，固然比过去在舞台看到的有了一些进步，多少带来了一点兄弟民族的生活气息，但是比起当地人民中间的歌舞，究竟还差得多。这个答复是很符合事实的。

以《阿细跳月》这个节目来说罢。阿细人民对反动压迫是具有顽强抵抗精神的，在解放前树起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子，在云南的西山和圭山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就是他们以跳月的舞蹈闻名四方。看过他们这种舞蹈的人，没有不被他们所表现的青春的活力所感动。过去这种舞蹈也曾经在各处舞台上介绍过，但是大多被另一种不够健康的情调所支配，所表演出来的形象离开现实太远，而且甚至歪曲了现实。使很多在西山圭山看过阿细跳月的人看不下去。这次表演虽然还不够劲，还偏重在队形的变化，还没有像阿细男女在自己广场上那样豪放活跃，但是总算还有一点原来的气息，没有太走样。

说到这里，我们碰上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文艺的问题。比如有人说，苗家舞蹈时两个臂膀一摆一摆不好看；又有人说，藏族舞蹈为什么常常弯着腰；甚至有人说，这些都是被压迫出来的形象，现在解放了臂膀可以张得开些了，腰可以挺起来了。初听来，这种话似乎有一点道理，因为我们不愿意看“五斗米折腰”那一套形象。但是如果反问一下，就不然了。为什么弯腰一定是屈辱的表现呢？我们看一看藏族人民跳这样的舞蹈时是愁眉苦脸还是笑逐颜开的呢？他们在表现哪一种心情呢？为什么我们不去问问藏族人民自己呢？而硬要用我们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呢？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批评是很不确当的了。

我们也听见过一种论调，说《阿细跳月》男女在台前台后高声呼喊，不太文明，又有说藏族妇女舞蹈时两腿扳动的方式是落后的。我们是很难同意这些看法的。最好还是进一步了解一下：阿细男女高声呼喊表示着哪一种男女关系？那种男女关系是不是健康的？在我们看来，他们这种公开的社交形式正表示了他们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男女在平等自由的关系中一起欢乐，实在没有什么不文明的地方。再说藏族的步伐，这是和他们善于骑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是在劳动中形成的一种动作习惯，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这是落后呢！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提到这些不正确的看法呢？那是因为确是还有一些人在企图从这些方面来“改良”“提高”兄弟民族的文艺。有一些人为了要“提高”兄弟民族的音乐舞蹈，按他们主观的好恶，任意改编和糅杂，编出了一些脱离民族风格很远的节目。这是由于没有正确地对待兄弟民族的艺术所引起的。

这次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所表演的节目是否还受着那种不正确的态度的影响呢？我想还不能说没有，但是在若干节目中，这种影响似乎少了一些，而正是这些节目最受到观众的欢迎。撒尼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是一个例子。这个歌曲不但撒尼人自己喜欢，不同民族的听众都觉得它味道很好。为什么这个歌曲比较成功呢？我想并不是由于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他对待兄弟民族的艺术的态度比较端正。他很虚心地学习了各种撒尼民歌，把它们原有的曲子，提炼了一下，比较简洁了些。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他一直是和撒尼人民在一起，倾听他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批准。他没有自作聪明的加入很多所谓“进步”的东西进去，而是老老实实的学习和整理。这样创作才不至于脱离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

同样的方法编排了苗族的《春天来到了》。到过黔东清水江一带苗家地区的人，只要一听这些曲子，立刻会很喜悦地想到了那在碧绿的水边、长满着各种作物的山坡上勤快劳动的苗家。有人觉得这些舞曲反复多，变化少。其实不然，苗家艺术的风格有它的特点。以他们的绣花来说，你远远望去似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细细地看，一遍一遍地看，一针一线都有独到之处，而且每个人都在所绣的花中表现她独特的创造性。他们的音乐舞蹈也是如此。他们着重在轻微的动作中，深入细致地表现他们的感情，而且比较含蓄沉着，和维吾尔的风格可以作为明显的对比。《春天来到了》的曲子初步抓住了这个特点，使人一听就知道是苗家的艺术，而且不可能是其他民族的。

在这里让我们谈一谈兄弟民族艺术的加工问题。我们尽管承认兄弟民族原来的歌舞是优美的，但是如果直接搬到舞台上来大多是不合适的。不合适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的不是在它的艺术性，而是在表演的场合。兄弟民族歌舞的特点是极密切和生活相结合的，大多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真如藏族民歌所说：

做不出一件勇敢的事，

就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爱人。

唱不出一首美丽的山歌，

也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爱人。

艺术和生活这样融合在一起，不但经常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而且在真实的感情中进行，而舞台上却不是这样。舞台上的表演是演员表演给观众看的，演员要通过艺术的表演来激发观众的感情，所以表演的方式也必须是精练和紧凑。因此，兄弟民族的艺术要在舞台上表演必须经过一番加工。这种加工首先是要掌握原料，体会风格，才能有所取舍，有所安排；而且必须避免在取舍和安排过程中，主观地插入一些会破坏他们民族风格的东西。最好的加工方法是要密切地和本民族的人合作，有了剪裁就表演给本民族的群众听和看，诚诚恳恳地依靠群众。如果不相信群众，觉得兄弟民族人民大众欣赏不了“提高”了的艺术，这种思想支配下的作家也就永远不可能有好的创作了。阻碍我们虚心向兄弟民族学习，诚恳地依靠他们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属于大民族主义的残余。不坚决地扫除这种思想残余，要去学习和表演兄弟民族的艺术是不可能的。

有人也许会觉得这样的加工，只是整理而不是提高，要发展兄弟民族的艺术必须要把先进的成分加入进去。我们如果否认兄弟民族的艺术今后必然会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成分，或进而拒绝先进艺术对他们的影响，那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但是这是要兄弟民族人民大众自己来吸收的，而且必然在他们原有的民族风格中逐步地吸收，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包办代替的。在目前，我们的工作应当首先在整理各民族已有的音乐舞蹈和其他艺术，同时有系统地把其他民族的优秀艺术介绍给他们，发动各民族群众的创造性，来发展他们的艺术。

介绍兄弟民族的艺术，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反映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亲密团结，反映各兄弟民族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下欣欣向荣的新气象，都是值得倡导和鼓励的。正因为这是一项新事业的开端，发展的方向必须明确，必须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项新事业。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在首都所表演的民族歌舞，虽则在各方面还具有很多的缺点，但是经过了一年半在兄弟民族地区向群众学习，在尊重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条件下，各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所得到的一些收获是可以供给广大文艺工作者作为参考的。

1954年6月16日

我看人看我

日前接到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朋友寄来的一张贺年卡片，片后附着一段话：

“最近在日本发行的《辅仁学志》请我就Arkush所作先生的传记作一书评，但不知如何着手。先生有何高见否？”

这是他要看我如何看人看我。踌躇良久，想到我今年春末曾给那本传记的作者去过一封信，后来接到他邮寄来的这本书后，就抄在该书的扉页后面。我把它复制了一份寄给香港的朋友。现在我把这信抄在下面：

阿古什教授：

谢谢你3月30日来信。

最近我去日本访问，住在国际文化会馆。有朋友从该会馆的图书馆里借到你所写的那本关于我的传记给我看。我就在旅途中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得益匪浅。一个人很少有机会对自己的一生做一次全面的回顾，你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不能不向你表示感谢。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人，不大愿意常常照镜子；但照照镜子究竟是必要的，不然怎样能知道旁人为什么对我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呢？

你当然不会忘记，两年前，你特地从Iowa开了半天车到Chicago 来看我。我当时怎么会不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你却可能还不一定能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答复你提出的有关这本书里的许多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我曾对你说：“我将以一个历史学者来对待你和尊重你，不把你看成一个新闻记者。”我对一个历史学者的要求是要他靠自己的本领去找材料，并断定材料的真伪和取舍。一个历史学者要对一个还活着的人作传必须避开那个研究对象的本人，否则就成了报纸或杂志上的“访问记”了。那是新闻记者所做的事。我也考虑到，如果我替你校核书中的记事是否确定，那就会渗入我对我自己的看法，而且会使你处于相当窘的地位，那就是，如果我说了一些和别人所说的不同的话，你相信我说的呢，还是相信别人说的？再进一步，你写的传又怎样和我可能写的自传相区别呢？所以最好还是采取我当时所采取的态度，我曾把我和你在Chicago见面的事告诉了Wilma，她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我也告诉她我对你这项研究工作的评价，我祝贺John 培养出像你这样的一个学者。他们可能已经把我的话告诉过你。今天你这本书已经出版，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了。你这几年刻苦用功，认真为学，收到了很好的成果，你达到了我认为一个历史学者应具的水平，而且我明白这是得来匪易的。你能读懂我所写的书和文章，一个外国学者能做到这一点，不下多年的功夫不成。你尽力收集到了在国外能收集到的有关我的资料，当然我明白你在书中所写下的许多事是从哪处和从哪人得来的，因之我能够说，你对这项工作是十分认真的，具备一个学者应有的精神。我虽则没有把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和前几年得到的你的初稿核对过，但只凭我的记忆说，你对原稿又进行了一番琢磨，许多地方是见功夫的。

我不应当对你所写下的对我这个人的评价再作评论。我必须尊重每一个认真研究过我的学者对我评论的权利，而且应当从中取得教益。如果容许我说一句表达我内心感受的话，我想说，不少地方你对我是过誉了。“过誉”是说，你对我的评价比我对自己的评价偏高了一些。这也好，我还活着，把过誉的部分作为对我的鼓励，在今后的日子里补足就是了。你对我的批评，所指出的缺点，我认为是恰当的。

我这一生所处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对每个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又给人很苛刻的条件，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在考验一个学生。我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分数是不高的，当然我还有不太多的时间，可以争取再增加几分。看来这也是你对我的希望，希望我不辜负你的好意。

费孝通

1982年4月26日

这封信有些地方要加一点说明。

“阿古什”是英文R.David Arkush的译名，他是美国人，哈佛大学博士，现在Iowa大学任副教授。上述传记的初稿是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导师是费正清，即信中提到的John，费的夫人是Wilma，和我相熟。

1972年我结束了干校生活，返京后不久，费正清夫妇来华访问，约我见面。当时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叮嘱我不得用英语交谈，来客也就领会了我当时的处境，交谈中没有提到阿古什写我的传记的事。不久我听到传说，哈佛有人为我“树碑立传”。杯弓蛇影，令人心悸，随后，民院领导叫人交来了一个从美国寄来的邮包，面上并没有我的名字。打开一看就是这本传记初稿打字本。当时我的心情凡是受过和我相同经历的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树碑立传”，罪恶滔天，何况又是出于洋人之笔，其祸大矣。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没有人来追究，总算混了过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敢示人。

这本传记稿本我曾偷偷地读过几遍，它主要是写我的学术思想，正是被搞臭了十多年的“毒草”。所以出版时这书的全名是《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书面右角印上中文《费孝通传》。我从30年代初进入了社会学的领域，由于性喜写作，发表的文章实在不少，在人生道上一路留下了收不回的脚印。我自己闷头闷脑地向前赶路，从来没有回头看看这些脚印画出了一条怎样的轨迹，想不到，这些脚印却引起了异国历史学者的兴趣，阿古什是其中的一个。不用去捉摸他写我这个人的传记的动机。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是否尚在人间在美国还是个疑案。我也根本没有想过会有人为我写传这种事情发生。这个稿本引起我的兴趣的倒是在别人笔下看到的“自己”，看到了人家怎样在看我，经历了多年的“批判”，读到此稿，真是另有一番滋味。什么滋味呢？我明白了为什么儿童们喜欢花了钱去“大世界”照哈哈镜。我后来曾把这种滋味写信告诉一位蛰居多年比我年长的老朋友。他在复信里引了李白的一首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鸟会飞，云会去，一生的事迹，却和敬亭山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丑恶的抹不了，秀丽的也搞不臭。童叟相加，境界始全。

1979年我重访美国，没有见到阿古什。1980年又去美国，他预先听到了我的行踪，特地约我在芝加哥相见。Iowa 在芝加哥之北，高速公路上驾车赶来也要半天。他准时赶到我的寓所，手里提着一大包资料，除了他那本有1英寸厚的原稿外，还有我外祖父早年出版的著作。我们初次见面，各怀不同的心情。他方坐定，就说他有一系列问题要请我解答。我这个人对他来说应当是他最熟悉的人物了，多少年就在研究我，为了要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走遍了世界各地，访问了多少认识我的亲戚朋友。但是他显然没有料想到我对他所提的要求会做出出于他意外的反应。有关他所写那本传记内容的真伪问题我一概没有置答。我很诚恳地向他说了我在上引信中的话：我将以一个历史学者而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接待他。

也许我应当对这句话说明一下。我并不是重视历史学者而轻视新闻记者。在我看来，这两种人任务不同，方法有别。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在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事物，他用种种方法去搜集资料，如书本上的记载，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被访问者的谈话等，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审核这些资料在什么程度上真正反映了实际。史学的训练首先是在培养辨别真伪的能力。顾颉刚先生之所以为史学家所推崇，就由于他在《古史辨》里所表现的才能。阿古什在考证真伪上是有所表现的。比如说，他认认真真考证了一个日本学者（Muramatst）提出的我是否出生于吴江的大地主家庭的问题，他并不是经过实地调查而用其材料证明了那个大地主虽则也姓费，但并不是我家里的人。说到这里不妨顺便提到一事，不久前我在《读书》发表的《英伦杂感》一文里说在伦敦有位画家是我的表弟，有位读者也认识这位画家，知道他姓费。所以说我应改表弟为堂弟，而事实上他恰好不是我同族的人，而是我姨母的儿子。我在十年内乱期间，由于我这个姓而受到外调的通供更不胜枚举了。从这样一个小问题上也可以说明史学中考据的艰难和重要了。

阿古什在这方面也还是有尚未到家之处。比如说，他一再说我姊姊是基督教的虔诚信徒，这是和事实不合的。现在我姊姊还健在，她的许多熟人也能为她作证，她并不是个基督徒。阿古什这样说，并不是他无中生有，而是轻信了我一位当时还活着又在国外居住的姨母。我那位虔信基督教的姨母可能确是相信我的姊姊是个基督徒的。阿古什究竟是外国人，要明白中国人亲属之间那样的复杂关系，还得下更深的功夫。

上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不替阿古什校核稿本中的史实，正是要保存他作为历史学者的真正面貌。他的造诣，如我对费正清所表示的，是够格的，够格的意思就是达到了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资格。如果我动笔替他修改，他的一部分弱点固然可以得到掩盖，而他真正的水平也就显不出来了。

如果阿古什在决定写这本传记时估计到我还可能活着而断然动笔，不能不承认他是有勇气的。为一个活着的人作传，而且能把活人当作死人来写，写了出来还能给活人自己看，不是自信在历史学基本训练上过了关的人是不敢尝试的。

新闻记者的任务是在社会中沟通信息。他有他的职业道德：要如实报道，要从社会公众的利益出发等。他可以访问各种对社会有影响的人物，如实地报道他采访的结果。如果被访问者不说实话，这不是记者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用对历史学家的要求去要求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我在这里不多说了。

阿古什和我在芝加哥见面的当天不免有点扫兴而返，所以我在上引信中说他当时可能还不一定能理解我的意思。但是在收到我这封信后，复信中很诚恳地说，他完全能理解我的用心。我见过阿古什之后，在Cambridge 见到费正清夫妇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今年3月，我去日本讲学，国际文化会馆的加藤先生在向听众介绍我时，兴冲冲地举起他刚刚收到的这本书。阿古什多年劳动的成果出版了，他这样认真地进行学术工作是值得我学习的。对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应当多作评论，这是别人的事，而我则将从人我相看中吸收教益。现在我正在等待看《辅仁学志》上中文大学这位朋友的评论。

1982年12月31日

旧燕归来

北京大学将庆祝建校90周年，要我写一篇《我和北大》的回忆录作为纪念。我下笔时，首先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算起可以说我是个北大的人。

我当学生时，在国内进过3个大学：东吴、燕京、清华，没有进过北大。我教书时进过5个大学：云南、西南联大、清华、中央民族学院，最后是北大。我接到北大的聘书最早是在1981年，我被任为北大社会学系兼任教授。1985年兼任二字才取消。这样算来，我和北大的关系还只有最近的7年。

但是还有个算法。由于北大曾在抗战时期和清华、南开合组成西南联大，和联大有关的人也可算和北大有关。我1938年到昆明，在云大任教，在联大兼课，1945年转到联大，在云大兼课。1946年离开昆明，1947年回到北平，在清华教课。我和联大有8年的关系，也可算到北大的账上。

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同时北大迁入燕京未名湖畔的旧校址。因此和燕京有过关系的人，把这个关系也转到北大，于是我成了北大的校友，因为我在燕京上过三年大学。

算笔统账，首、身、尾三段都可以说我是北大的人。如果我还能在北大工作两年，到80岁，首尾之间正好60年，一个花甲，正是我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60年，是我一生事业的主流。要写北大和我，也就离不开这个主流。

从头说起，我是1930年从东吴转学燕京的，到了燕京才开始学社会学。这时燕京社会学系的师生，主要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提出了社会学要中国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意思就是主张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而且应当为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服务。同时提出了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实地调查，强调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去做系统的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总结，这样才能提高到理性认识，形成社会学理论。这个思路鼓舞了当时燕京社会学系里的一部分青年学生，自动地上山下乡去做社会调查，为中国的社会学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气。

抗战时期，这个风气带到了联大和云大。联大社会学系成立了一个国情普查所，云大得到燕京的支持，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室。为了避免日机轰炸，都疏散在昆明附近的呈贡，一在文庙，一在魁阁，遥遥相望，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社会学的研究工作。

全国解放后，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各大学都取消了社会学系。1957年，有一部分社会学者要求恢复社会学，大多被错划右派，受到折磨。社会学成了禁区。1976年拨乱反正，重新检讨了取消社会学这件事。1979年领导上决定予以恢复，社会学实际上中断了27年。决定重建社会学时，我的老师一辈活着的已寥若晨星，我自己也快70岁了。早年在大学里学过社会学的，那时已改业多年，分散各处，年龄大多也已接近六十。社会上对社会学这个学科的误解和偏见未消，学者们余悸犹存。重建社会学的工作是艰难的。

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唤之即来。科学知识需要积累，积累在人们的头脑里，要代代相传，推陈出新。一旦中断，想恢复或重建时，就得从培养人做起，这就得在大学里设立学系，才能招学生来学习。设立学系得有教师，一个中断了的学科，教师得从头培养，重建社会学就得走这个程序。我们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一个据点，然后通过教育部调集几十个志愿学习社会学的中青年教师，开办了几届学习班。在学习班中又留下一部分教师，互帮互学，共同备课。从1981年起有五个大学先后办起了社会学系，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到目前社会学已有了一个小支的队伍。

北大在重建社会学的工作上贡献了力量，不仅首先响应号召选派教师参加学习班，又提供条件使各校教师能共同备课，而且是最先成立社会学系的大学之一。就在北大社会学系成立之后，我应聘为该系兼任教授。1985年我离开社科院，又脱去了兼任的帽子，并主持了北大的社会学研究所。由于我并不在北大编制之内，所以有时加上名誉二字，但这非挂名，还是实职，因为我有任务，讲课、带研究生和指导研究工作。

我把主要精力放到北大，还是为了要在重建社会学中贯彻早年我在燕京学得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子。我一向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学术为社会服务的主张。我自从80年代初恢复学术工作以来，争取一切机会下乡做实地观察，这几年每年至少有1/3的时间用在社会调查上。我反对唯书、唯上、脱离实际、贩运洋货的风气。我也认为学术领域里必然有不同的观点，但必须有互相尊重，互相容忍的精神，这样才能通过百家争鸣，繁荣学术。我在社科院工作后期感到有种种烦恼，我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能工作的时间不可能太长了，仅有的余年不应消耗在无谓的内耗之中。人各有志，还是让路为上。这样我脱掉在北大的兼任帽子，全心全意做一点自己乐意做的工作，为社会学的重建多出一点力量。想不到这原来是旧燕归来，我从未名湖畔开始走入社会学这门学科，现又回到未名湖畔来继续谱写生命之曲的尾声。

北大既包括了早年的燕京，当年抚育我的就是它，我没离开它给我的教导，晚年还是回到了它的怀抱。人生最大的安慰还不是早年想做的事能亲身见到它的实现么？北大，我感激你。

1988年1月12日于香山饭店

寻根絮语

絮语，脱了牙的老人啰唆之言，取其发音絮絮之状，既欠文饰，更不成章。厌烦者掩耳可也，闲着无事，姑妄听之。

那还是我10岁前上小学时的事。那时我老是病，常缺课，小朋友里给我提了个绰号“小废物”。在我们吴语的口音里废费同音。一天病在床上，妈妈在床头打毛线陪我。我拉住她的手，很认真地问她：“为什么要我姓费？”妈妈大概认为我热度高了在说胡话，拍着我说：“姓费有什么不好呢？”我说：“那么为什么人家叫我小废物？”妈妈笑了，“姓费的都是废物，我也不会嫁给你爸爸了。你爸爸姓费，你也得姓费，这是规矩。”

我至今还记得这段话，可以说是我上社会人类学的第一课。我这一代早期的社会人类学里亲属制度是个热门。妈妈所说是“规矩”，用课本上的话说，就是社会制度。她用中国传统的父系制度说明了我姓费的原因。但是当时我还是不满意这个答复。我想父亲的父亲，一代代推上去总有一个老祖宗挑定这个倒霉的姓，为什么他愿意他的子孙当废物呢？我没有把这个疑问说出口，怕妈妈又要说我老是“打碎罐头问到底”——意思是问题里出问题没有个完。可是这个问题却一直留在脑子里，而且还常常会冒出来，成了伏在我心里的“寻根”的根源。

我又还记得在中学里上学时，有个死啃书本的同学为了显示他知识多，高人一等，硬是当众说我连自己的姓也念错了，不应念“未”而应念“比”。吴语中费未同音，现在保存在苏州大学图书馆1929年《大学年鉴》里我的英文名字还拼成Vee。我那位同学从当时通用的字典《辞源》里查到了费姓音秘。他揭发我读错了自己的姓，不仅要挖苦我不学无术，而且在吴语里这个音是通俗粗话的构成部分。他既然有字典为证，我也只好认输了。后来我到北京上学，燕京大学的注册科把我填写的Vee改成了Fei，我当时想Vee改成Fei是方言之别，所以推想fei和bi也可能是方言之别。

后来，我在朱熹注的《论语·雍也》章里见到在“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句下注中有“费音秘，为去声……费，季氏邑”。因而想到读为bi的费在孔子时代也许是个地名，姓从封地是有例可据的。查了分省地图，现在以费为地名的还有一个费县，在山东临沂地区。现在的费县可能就是当时孔子自己也想去当官而没有去成的鲁国季氏封邑的故地。

去年5月我去访问沂蒙山区，便想顺便去费县看看。费县离临沂很近，又有公路相通。由于这次访问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费县之行只有一天，而主要参观对象是山区的扶贫成绩。我只在和当地主人闲谈时说起了寻根的意向。他们表示愿意替我查查地方志，找一找费县和费姓的来历，写份书面材料给我。在我离开临沂之前，果然收到了这份材料，给了我寻根的线索。

费县给我的关于费氏考证的材料引用了《续山东考古录》的话：“《通鉴》注：费字有两姓，一字蜚，嬴姓，出于伯益之后；其一音秘，姬姓，出于鲁季友。按春秋之初，已有费伯，不必皆出于季友也。今山东称费县读作蜚音，非是。”这份材料的作者认为这是说费姓和鄪（即季友封邑）浑然一体，由于后人把鄪误读为费所以有了费（Fei）和鄪（Bi）两姓。或者作这种推断“鄪是祖先，他的后代一支姓了费，对此我们尚待认真探究”。所引《通鉴》的注说明当时费县已称fei。

有位朋友听说我在寻根，摘录了胡尧著《中国姓氏寻根》有关费姓的部分寄给我。这个抄件中也说“费有两家，读音不同，来源也不同。一家读作fei，源出于嬴姓。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费（在山东鱼台县西南），所以又称大费，赐姓嬴……另一家费读作bi，源出于姬姓……鲁僖公为了奖励季友的功劳，把费（音bi）邑赏给他做封邑。季友的子孙有以邑名作为姓氏的，就是费氏”。

从以上摘引的两份材料看来，费姓Fei和Bi的不同读音由来已久。来自两源，一是嬴姓，一是姬姓。要搞清这两个源头，就牵涉到了黄河流域的整部上古史。对我来说正如投入了个迷人的天门阵里。自从在大学里对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着过迷以后，我对这段上古史一向有点望而生畏。怎样走出这个天门阵呢？我想这根降龙木只能在考古学的宝库里去寻找了。于是去请教了一位考古所的朋友。他送来了一篇邵望平同志写的有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的论文。从这篇文章里我对黄河下游上古时代民族和文化背景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从这个背景里也就比较容易找到费姓这两处源头的所在了。

我不妨把这篇文章中有关部分摘录一段在下面：“公元前第2000年中叶，商王朝势力已东进到海岱区的湖东平原一带……到商代晚期商文化向东又挺进到胶莱平原西侧，最重要的发现有山东益都苏埠屯，滕县[1]前掌大两处……商文化的影响尚未深入胶东半岛……商朝东土的主要方国有奄和蒲姑……奄的中心或许就在曲阜以南滕县一带……［益都］苏埠屯大墓……可能就是蒲姑君主的陵寝……正是蒲姑和奄这两个由海岱土著文化与商文化结合所产生的方国文化实体，成为周初齐鲁立国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海岱历史文化区是指“以泰山周围、渤海、黄海、淮河故道为自然界际”的地区。“该文化区的形成可早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即公元前3000年前后，整个公元前第3000年间则是它的鼎盛时代”，这时代是在夏王朝建成前约800年，当时“海岱地区社会发展及经济水平在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区系中是相当突出的……其社会发展程度绝不比中原地区落后。……然而夏、商王朝以中央王国的优势凌驾于海岱及其他文化区系之上……当公元前2000年以后……昔日海岱文化的光彩在崛起的夏商文明前黯然失色了”。

这段话给了我对付古史天门阵的降龙木，找到了一个黄河下游古史的框架。在夏、商两代住在黄河下游泰山周围一直到海滨的居民，还保持了他们有别于中原的海岱文化。这些居民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东夷。在夏、商以前他们处于东亚大陆文化的制高点。在其后的1000年中对中原的夏、商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自身却相对地失去了优势，特别是政治上逐步受到中原王朝的控制。到了公元前1122年姬姓和姜姓联盟的周王朝灭商之后，接着就向东扩张，控制了海岱地区，在原有东夷方国奄和蒲姑的基础上建立了鲁和齐两个侯国。此后到公元前256年周才亡于秦。从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到秦一共大约又有1000年，在政治上是胶东半岛进入了统一的秦汉王朝，在文化上是海岱文化融合入中原文化，成了华夏文化核心的构成部分。我所想寻找的费姓的根源正处在这个历史的激流之中。

如果依费县给我的材料做线索，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姬、嬴两姓的源头。姬姓来自周，我是早知道的，对我来说难点是在嬴姓。我查了《辞源》嬴字有“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赐姓嬴”。而这个伯益又就是帮禹治水有功，禹要让位给他，而他不愿接受，逃入箕山之阳的这个孔子推崇的人物。我再查《辞源》箕山，有一条说是在山东费县东南，上文中引《中国姓氏寻根》一文的括弧中有伯益封地在山东鱼台县西南，和此说相同。但接着又有一条说伯益避禹的箕山是在河南登封县[2]东南。这两说的出处都没有注明。我也无法追究了。可是在《辞源》伯益条下却引了《竹书纪年》“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这一条大概就是上述材料里所提到的费伯的文献根据。如果属实，费姓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上引考古资料中指出鲁侯的封地是以夏、商时代的奄为基础的。因此我又找《辞源》查奄字，果然有一条“商之盟国，嬴姓，今山东曲阜旧城东”。夏、商两代，东夷和中原王朝关系是和好的，而且往来也不会少。且不说传说中夏初禹和伯益的关系，很可能表示是部落联盟，夏末在朝廷里还有费仲和费昌握有大权。如果这些记载是可靠的话，表明中原的王朝和东夷方国不仅有较密切的文化交流而且存在着政治上的联盟。

从商代留下的甲骨文来看，商朝对东方的居民是平等相处的，把东方的方国称人方。人、仁和夷在甲骨文里是一个字形。这表明并没有歧视的意味。中原王朝和东夷也发生过战争，史书里有的说商纣王之所以招致亡国是因为他在与东方诸方国的战争中把国力消耗了。这些战争的具体对象和地域我不清楚。到周初存在的东方大国只有奄和蒲姑了。周初的东征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且战争一直延长到鲁、齐两个侯国的建成之后。《尚书》最后第二篇《费誓》是封在鲁国的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发动的对鲁以南的淮夷徐戎的誓师宣言。这篇宣言称作《费誓》，因为是在“费地”发布的。这篇大约在公元前840年留下的文件对我的寻根很有启发。

如果把费姓的一个源流放在和禹结盟的伯益，又认为伯益的老家是在鲁南，这应当就是《费誓》里的“费地”。它处于鲁南和淮夷徐戎接界的地方。可以设想原来称费的地方住的东夷和夏、商接触已有1000年，他们正处在海岱文化和中原的夏、商文化交流的桥梁地带。

伯禽占领了奄国故地（汶、泗、沂、沐四河流域），费地正是它的南疆。周王朝对这地方的居民已不称夷和戎了。这样看来费地当在微山湖两岸。这和费伯封于今鱼台县一带的说法是符合的。但是据所引考古资料来看，奄的中心似在今滕县。鱼台、滕县、费县是在一条纬度上，这里就发生了奄和费的关系问题。我在此只能存疑不论了。

接着的问题是这个以东夷为主体的费，究竟读fei还是bi，我的看法和费县给我的材料不同。他们认为bi是古名，后人误读为fei。我则相反，认为在东夷读fei，乃是古音。bi是从西方来的鲁国姬姓人的读音。被封到费地建立鄪国的季友是伯禽之后，是姬姓，鄪音bi，不同于当地原有的fei。

我的根据有几条：（一）bi音起于季友的封邑，最初费字加上“阝”旁，写成鄪，用以分别于费。那是在公元前659年。范围只限于汶上和今费县地区。后来季氏强大了，在公元前427年，独立称费国，就不再用鄪了。这可能是从bi变成fei的表示。（二）朱熹注的《中庸》第十一章里“君子之道费而隐”一句的注是“费，符未反”即fei。可见朱熹也知道费音bi只限于季友的封邑，否则他不必在这句下加上这个注了。（三）《辞海》在费字下还有“春秋鲁邑，旧址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南费亭”。我查《春秋》的《左传》有：“费，鲁大夫费庈父之食邑，读如字，与季氏费邑读曰秘者有别。”这是说在鱼台附近还有个音fei的封邑，不读bi。如果和伯益的费伯封地相联系，可以说原来东夷所据的费地是音fei的。（四）上引《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当时人已把费县读为fei，胡系宋、元之际的学者，可见在宋末元初bi音已失传。

bi是季氏封邑的专用音，什么时候这个地名改称为fei，还是个疑点。现在费县上冶镇南部还有个古城，近年出土文物证明是个古代的政治中心，可能就是鄪国的都城。现在附近有个称西毕城的地名，城北乡有个称东毕城的地名。这个毕字引起了我的猜测：造出这个新字，是不是表明当地已把费字读作fei之后，读作bi的鄪邑不得不另造个音bi的毕字了？

从以上这些论据来说，bi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费字的专用音。fei是费字的经久通用的音。fei念成vee，那是吴语的土音。

总的看来，我的寻根寻入了黄河下游在先秦时代民族和文化交流的总格局，小小的费姓也只有在这个总格局里找得到它的起源。如果我以上的叙述有些符合历史事实之处，也可以用来充实我在前年所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话的内容。现在自认为是汉族的费姓，很可能起源于山东早年的东夷。汉族原本是由多民族凝聚而形成的，费姓只是这个民族海洋中的一滴水罢了。这滴水也正反映出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

写到这里我想应当收住了，不料我孙子辈的年轻人读到了我的底稿，说我并没有交代清楚，为什么我生在吴江。这一问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民族融合中的人口流动问题。姓费的人现已散布全国，虽是个小姓，总人数也不会太少。我这一家怎么会定居在江苏吴江，也就是说姓费的人怎会从山东搬到各地去的呢？时间这样长，地域这样广，这笔账我是无从清算的。迁移和扩散经过，可能比根源更难寻找了。

孙子辈的一问使我想起了10岁前住在吴江县[3]城里时的事。那时候，我们晚上出门，还没有手电筒，总得提个灯笼。灯笼两面贴着两行红字，一行是“江夏费”三个字，另一行是什么堂，堂名我已记不得。我也问过妈妈，江夏是什么意思。她回答我说，这是你这家费姓的郡名，就是你这家姓费的祖先曾是江夏的望族。我追问江夏在什么地方，远不远。妈妈也不清楚，没有答复我。

后来我看到了老家收藏的家谱，手抄本。这本家谱早已遗失，但是因为我那时正在看《三国演义》，所以家谱上费祎这个名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还记得。这是说我的祖先中有这个受诸葛亮表扬过的人物。其实哪一家的家谱都要找几个历史上的名人做祖宗装装门面，是否真有血统关系就难说了。这次要写这篇《寻根絮语》，我特地在《辞海》里查了费祎究竟是哪里人。结果发现这位历史人物果真是江夏鄳县（今河南信阳东北）人。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费祎是我的祖先，很可能我的祖辈中有人为了要高攀这个名人，所以用江夏作为郡名。

我原有的《古今人名辞典》早已在“破四旧”中被抄走了，为了查明费祎的籍贯，所以还是只能请教《辞海》。查到了费祎，同时也查到不少其他费姓人名。这一系列人名中把外国人的译名抛开，我一数，共有10名是中国人。我想如果把他们的年代、籍贯排列一下，也许可以看到一些费姓迁移的路线。当然这是不够科学的，因为选样太少了，但也不妨试试。

这10个人名按时代安排如下：（一）费直，学者，东莱人（今山东掖县[4]）。（二）、（三）费长房，a.东汉方士，汝南人（今河南上蔡西南）；b.隋佛教学者，成都人。（四）费祎（？～253），三国江夏鄳县人（今河南信阳东北）。（五）费甝（502～567），南朝梁江夏人（湖北武昌）。（六）费信（1388～？），明航海家，苏州昆山人。（七）费密（1623～1699），明清之际学者，新繁人（四川）。（八）费扬古（1645～1701），清将军，满洲正白旗人。（九）费丹旭（1801～1850），清画家，浙江乌程人（今湖州）。（十）费穆（1906～1951），电影导演，江苏苏州人。

也可以说是巧合，按这张名单所列这10名历史人物的出生地，除其中一个是满族，按年代安排恰是从山东到河南、湖北，一支去四川，一支去江浙。有两个是江夏人，可是按《辞海》说一是在今河南，一是在今湖北。如果允许我凭主观推想一下：原在山东南部“费地”的东夷人，从周初在奄地的基础上成立了鲁国，受到了姬姓的统治。而且鲁侯对异族的居民采取了强制移风易俗的政策，一些不愿顺从的土著居民向南迁移是可以理解的。从鲁到楚原有道路相通。战国初年的墨翟据说曾经用了“十天十夜”从鲁步行到楚，即从山东走到湖北。这条路必须穿过今河南省境。从山东南下的费姓中有些在河南南部和湖北中部的江夏地方停留下来，当属可能之事。如果上述的费姓迁移路线，结合了我家灯笼上的郡名，我做出这样的推想，至少不能说全属想入非非。

汉末诸葛亮就是从山东琅玡进入河南南部的南阳，高卧隆中的。他后来转战于湖北荆州才进入四川。他很可能就在南阳韬光守晦之时结识了当地的望族费祎，一同入川，建立蜀国。按《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有个胞兄诸葛瑾却沿长江东下出仕于吴国。入川和入吴，兄弟两人在江夏一带分手也属可以想象之事，这和费姓的东西两支各奔前程，不谋而合。

在这里总结一笔，从民族形成的过程来说，在公元2000多年前费姓的祖先可能曾和中原的姒姓结成部落联盟，夏、商两代的1000多年里，他们和中原王朝一直保持了联系，成为东夷和中原文化、政治交流的桥梁，使海岱文化西进，充实提高了中原的夏、商文化。到周初从《费誓》这个文件来看，费姓已不再称夷戎以别于徐淮的东夷了。至于什么时候摘掉这顶异族的帽子，还很难说。经过近400年，“费地”的一部分被鲁侯封给了季氏成为鄪国，出现了姓Bi的费姓，至于什么时候统一于Fei已难查考。

春秋战国的500年之间，现在回头来看，正是华北地区民族大混合的时期，最后凝聚成了汉族，给秦、汉的统一国家打下了基础。这时原在山东的东夷子孙大部分已成了汉族。其实，汉族不就是像滚雪球那样滚出来的么？在整个世界上，从古到今，能包容凝聚如此多的不同来源的人，使其认同于一个民族的，除了汉族之外找不到可以相比的例子了。而这个在多元基础上形成一体的过程在汉族形成之后也还在继续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当前的中华民族。我想今后全人类认同于一个共同体，也许还得采用我们在东方大陆上经过5000年积累的这一点宝贵经验。这种设想已超出于我寻根的范围，不必在这里多谈了。

《寻根絮语》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耄耋之年不可能有此壮志了。写此絮语只能说如下围棋、打桥牌一般的日常脑力操练，希望智力衰退得慢一点而已。当然，如果一定要提高一个层次来说，寻根就是不忘本，不忘本倒是件有关做人之道的大事。在此不多唠叨了。

1993年1月31日

[1] 1988年，设为滕州市。

[2] 1994年，设为登封市。

[3] 现苏州市吴江区。

[4] 1988年，撤销掖县，设立莱州市。

话说乡味

口味和口音一样是从小养成的。“乡音未改鬓毛衰”，我已深有体会。口音难改，口味亦然。我在国外居留时，曾说“家乡美味入梦多”不是虚言。近年来我常回家乡，借以解馋的机会不少。但时移境迁，要在客店里重尝故味，实属不易。倒不是厨司的技艺不到家，要追求其原因，说来相当复杂。

让我举个例子来说说。我一向喜欢吃油煎臭豆腐。看来这是很普遍的大众爱好的食品。“文化大革命”时革命派要把知识分子搞臭，既批又斗，抹黑示众，称之为臭老九。但是群众中却流行说这些臭老九是臭豆腐，闻闻臭，吃吃香。这个幽默的譬喻说明了臭豆腐的大众性，大家一听就明白其中之意。臭豆腐人们爱吃，就在它用鼻子闻时似乎有点臭，但入口即香，而且越嚼味道越浓，舍不得狼吞虎咽。

它这个特色从哪里来的呢？当我在小学里念书时，家住吴江县松陵镇，爱吃的臭豆腐是我家里自家“臭”的，就是说从市面上买了压得半干的豆腐回来泡在自家的腌菜缸的卤里，经过一定时间取出来，在油里炸得外皮发黄，咬开来的豆腐发青，真可口。其味之鲜美程度，取决于卤的浓度和泡制时间的适度。

我在吴江期间，县城里和农村一般，家家有自备的腌菜缸，腌制各种蔬菜。我家主要是腌油菜薹（按《现代汉语词典》，薹字并不同于简笔字苔）。每到清明前油菜尚未开花时，菜心长出细长的茎，趁其嫩时摘下来，通常即称作油菜心，市上有充分供应，可以用来当蔬菜吃，货多价廉时大批买来泡在盐水里腌制成常备的家常咸菜。腌菜缸里的盐水，大概在腌制过程中有一种霉菌的孢子入侵，起了发酵作用。油菜心在缸里变得又脆又软，发出一种气味。香臭因人而异，习惯喜吃这种咸菜的说是香，越浓越香，不习惯的就说臭，有人闻到了要打恶心。把豆腐泡在这种卤里几天就“臭”成了臭豆腐。由于菜卤的味儿渗入其中，泡得越久颜色越青，味道也越浓、越香、越美。我是属于从小就习惯于这种味道的人，所以不臭透就不过瘾。

自从1920年我家从吴江搬到苏州之后，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里就没有腌油菜心的专用缸了。要吃臭豆腐得到店里去买，有时也有人挑了担子沿街走动，边炸边叫卖，吸引买客。但是不懂为什么质量变了，总是比不上早年家里的味道，在我总觉得是件憾事。当时我还不明白有越臭越美之味感的人，必须是从小在有腌菜缸的人家里长大的。在苏州城里居住的人，大概像我这种从小镇上搬来的并不太多，他们的口味也就不同了，挑担叫卖的人当然不能不照顾大多数买客所乐于接受的标准来决定该臭到什么程度。在我认为降低了质量，而在大多数人可能觉得臭得恰到好处。

乡味还是使人依恋。这几年我回家乡，主人问我喜欢吃什么，还常常以臭豆腐作答。每次吃到没有臭透的豆腐，总是感到一点今不如昔的怀古之情。有一次我说了实话，并讲了从小用腌菜心的卤来泡制的经验。主人告诉我，现在农民种油菜已经不摘菜薹了，哪里去找那种卤呢？至于为什么油菜培植上发生了这个变化，我至今还不清楚。卤已不存，味从何来？我真懊悔当时没有追问现在的臭豆腐的制作过程。其实知道了也没用，幼年的口味终难再满足的了。

臭豆腐这家乡小吃引起了我不少遐想。口味当然是个人的感觉，主要是舌的感觉。人的舌在生理上应当是相同的，但是个人对味觉的好恶却不同，相异的原因不在生理而在各人的经历，即所处社会和时代的不同。从小养成我喜吃臭透的豆腐有我童年的社会环境。如果我在满10岁之前，我家已移居苏州城里，没有了个腌油菜心的缸，我也无缘养成这种特殊口味的爱好了。家里要有个腌菜缸却需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家庭的自给经济是其中之一，而这种自给经济正在我一生中，走上了消亡的道路。

六七十年以前，看来太湖流域已发生了城乡区别。当时我住在吴江的县城里，从经济地位说，那是个小镇；以日常伙食说，家庭还是一个自给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单位。粮食固然已经依靠市场供应，进入了商品经济，但是购入的只是脱了壳的米粒，要用米粉做糕点或团子，还得自家把米磨成粉。我家里有石磨，磨粉时我是个得力的童工。我记得那时，我妈妈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先进的知识，说是豆浆比牛奶营养价值还要高。于是我们每天要泡黄豆，在石臼里捣成泥，冲成豆汁，煮了大家吃。后来我念到人类历史里有个石器时期，感到很亲切，因为我早年就和石磨、石臼打过交道。几万年前的技术发明一直到我这一代还在受用。

太湖流域是鱼米之乡，粮食以大米为主。据考古学的考证，水稻是几万年前起源于这块土地上的，所以我从小以饭和粥为主食。早晚都吃粥。吃粥时即以腌菜为副食。菜这个字用来统指所有的副食品，鱼肉蔬菜经过烹调，都称“小菜”，也许保存着古老的传统。我在“文革”期间曾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的一个农村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发现这地方的农民并不知道可以用盐腌制咸菜，我记得吃了一个月白粥。这些地方的农村经济水平比起我家乡的农村似乎差了一个档次。

我小时候更多的副食品是取自酱缸。酱缸里不但供应我们饭桌上常有炖酱、炒酱——那是以酱为主，加上豆腐干和剁碎的小肉块，在饭锅上炖熟，或是用油炒成，冷热都可下饭下粥，味极鲜美。酱是家制的，制酱是我早期家里的一项定期的家务。每年清明后雨季开始的黄梅天，阴湿闷热，正是适于各种霉菌孢子生长的气候。这时就要抓紧把去壳的蚕豆煮熟，和了定量的面粉，做成一块块小型的薄饼，分散在养蚕用的匾里，盖着一层湿布。不需多少天，这些豆饼全发霉了，长出一层白色的绒毛，逐渐变成青色和黄色。这时安放这豆饼的房里就传出一阵阵发霉的气息。不习惯的人，不太容易适应。霉透之后，把一片片长着毛的豆饼，放在太阳里晒，晒干后，用盐水泡在缸里，豆饼溶解成一堆烂酱。这时已进入夏天，太阳直射缸里的酱，酱的颜色由淡黄晒成紫红色。三伏天是酿酱的关键时刻。太阳光越强，晒得越透，酱的味道就越美。

逢着阴雨天，酱缸要都盖住，防止雨水落在缸里。夏天多阵雨，守护的人动作要勤快。这件工作是由我们弟兄几人负责的。暑假里本来闲着在家，一见天气变了，太阳被乌云挡住，我们就要准备盖酱缸了。最难对付的是苍蝇，太阳直射时，它们不来打扰，太阳一去就乘机来下卵。不注意防止，酱缸里就要出蛆，看了恶心。我们兄弟几个觉得苍蝇防不胜防，于是想了个办法，用纱布盖在缸面上，说是替酱缸张顶帐子。但是酱缸里的酱需要晒太阳，纱布只能在阴天使用，太阳出来了就要揭开，这显然增加了我们的劳动。我们这项“技改”受到了老保姆的反对。其实她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蛆既不带有细菌也无毒素，蛆多了，捞走一下就是了。

这酱缸是我家的味源。首先是供应烹饪所需的基本调料——酱油。在虾怀卵季节，把虾子用水洗出来，加在酱油里煮，成为虾子酱油。这也是乡食美品。我记得我去瑶山时，从家里带了几瓶这种酱油，在山区没有下饭的菜时，就用它和着白饭吃，十分可口。

这酱缸还供应我们各种酱菜，最令人难忘的酱茄子和酱黄瓜。我们家乡特产一种小茄子和小黄瓜，普通炖来吃或炒来吃，都显不出它们鲜嫩的特点，放在酱里泡几天，滋味就脱颖而出，不同凡众。

我20岁离开老家后，足足已65年了，这样长的岁月里就和上面所说的那种多少还保持一些自给经济的家庭脱离了。在学校里有食堂可以包伙。自己独立成家后，尽管在抗战期间也在乡间自理伙食，但租屋而居，谈不上经营那些坛坛罐罐，我们的菜篮子也就几乎全部市场化了。只有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园住的几年，分到一所住宅。宅边四围留着不少空地，我和老伴就开垦种菜。有一度所长的茄子和西红柿自家都吃不完，以分送邻居为乐。我们还养鸡取蛋，完全可以自给。可惜这种生活并不长，几年后离开清华园了，菜篮子又完全靠市场经济供应了。

以上所说，是想讲明我这一代人，在食的文化上可说是处于过渡时代。我一生至少有1/4的岁月，是生活在家庭食品半自给时代，所以还记得一些上面所讲的事实。我孙子辈的这一代人可能已不会知道了。在那个时代，除了达官贵人大户人家雇用专职厨司外，普通家庭的炊事都是由家庭成员自己操作的。主持炊事之权一般掌握在主妇手里。家里的男子汉下厨的是绝无仅有的，通行的俗话里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明炊事属于妇女的专利，可是专业的厨师却以男子为多。以我的童年说，厨房是我祖母主管的天下。她有一套从她娘家传下的许多烹饪手艺，后来传给我的姑母。祖母去世后，我一有机会就溜到姑母家去，总觉得姑母家的伙食合胃口，念了社会人类学才知道这就是文化单系继承的例子。中国的许多绝技是传子不传女，而烹饪之道却是传女不传媳。我在讲到“佛跳墙”时不是提到过福建有新媳妇要“试厨”的风俗，“试厨”不就是烹饪技术的公开考试么？

在我家里新风气来得早，那是从我外婆家吹来的。外婆家原本也住在吴江同里镇。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好朋友，因为我祖父死得早，外祖父讲交情，把女儿许配我家。但是变法维新那一阵子，我外婆家迁居苏州，我外祖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当《辞源》的编辑。我妈妈和我的几个姨母都上了日本学校，去当了洋学生。我出生后八个月照的相片，我妈妈还梳着日本发式，当时是洋款标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烫发。我出生时，她正在办蒙养院，我一直未加考证地说这是中国第一家幼儿园。无论如何，她是改良派。这一改良，就把原来媳妇下厨的传统给打断了，所以祖母在我家日常伙食的主管权始终没有交替。也是由于这个历史背景，我那种至今还改不掉的口味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谁会意识到生活习惯上的细节都会这样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和国事密切相联呢？

一代有一代的口味，我想我应当勉力跟上“历史的车轮”，从那个轨道转入这个轨道。现代的臭豆腐固然在我口里已没有早年的香了，但还是从众为是，即使乡味难改，也得勉强自己安于不太合于胃口的味道了。说来也惭愧，我下这个决心，早已越过了古稀的年限了。

1994年12月17日于北京北太平庄

家乡的凤尾菇

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回家乡去做农村调查。我家乡是在江苏太湖东岸的吴江县。每次离乡时，乡亲们总要我替他们办点事。比如，前年一位公社主任要我替他们想办法搞个车皮从山西运车煤来；去年一位社办纺织厂的厂长要我替他们想办法把积压的化纤织物推销到新疆或延边去。这些事我实在爱莫能助，但是我却总是喜欢他们向我提要求，能帮助他们办到的总得去办，即使办不到的，也可从这些要求里看出一些当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苗头。治病要看脉。这些从实际工作里提出来的要求，可以说就是社会经济的一种脉搏。

去年冬天我离乡时，吴江松陵镇的镇长临别时拉住我，要我路过上海时想办法找个罐头食品公司和松陵镇挂钩，在镇上办一个凤尾菇罐头车间。我正按他的要求在替他想办法，同时却想到这个要求确表明了农村经济又跨进了新里程，值得说一说。

话得从1981年我去澳大利亚讲学时讲起。在访问悉尼大学时，我受到当地华人教授的热情接待。一次，在一家中国菜馆里同他们一起吃饭，有一道菜是炒鲜菇，味道特别美。在座一位教授听到我连声称好，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是他试验培育成功的一种高产平菇。原种出自我国喜马拉雅山南麓，后来传到澳大利亚，经他在试验室培育，产量比普通平菇提高十倍。这个品种不仅高产，而且味美。我连忙接口说：这既然是我们中国的种，就应该让它回乡去。当我离澳前，这位教授果真送来了几支原种和有关试验经过的论文，作为他献给祖国的礼物。

我接受了这个委托，一到北京就把这几支原种送到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去，他们把原种保存了下来，但是没有推广到农村去的条件。为此，我就取出一部分托人带到家乡的公社里。从原种到可以播种生产的菌种中间，还有一个育种过程，家乡的农民不懂得怎么搞。他们把这支原种送到县里，在农业局里找到了一位干部，何元亨同志。他早年在农业大学毕业，现在已六十来岁了。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终于把菌种培育成功，而且因陋就简地在他的几间“实验室”里办起了个菌种场，供应附近农民，推广平菇生产。前年我去家乡访问时，已经在好几个公社推广开了，深受农民的欢迎。

我亲自到附近农民家里去看过：有一家在住屋檐前不到半米阔、三米长的一块地上搭了个棚，长着一片平菇，个个大如小白菜，一个挤一个，又肥又嫩。这家农民告诉我，按照何老师的配方，用棉花梗切成碎片，铺在地上或板上，一寸来厚，加上所需的肥料，在春秋两季，一月就可以长一茬。一年可以长六七茬。一斤平菇成本不到一角，市面的价格要七八角。所以那家在檐下搞的那一块菌床，一年可以收到300多元。家里有个老人照顾一下就行，不需要占用多少劳动力。农民对这种平菇很感兴趣，为它取了个好名称叫“凤尾菇”，说它长得像凤尾。看来只要为农民解决原料和菌种来源，这项农村副业是大有前途的。

我问过他们，这个品种的产量怎样，据说比过去我国所产的平菇高一倍。我回想起在澳大利亚时，那位教授给我看的相片上，并不是平面的菌床，而是柱形的菌株，平菇在柱上四面生长出来像个小塔，所以也叫塔菌。立体培育空间利用率比较高。我也记得他告诉我，这个品种的长处是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培养料，棉花梗，或是豆类的梗，甚至稻草，都能用作原料。气温的生长适度也大，如果加一些控制温度的设备，一年四季都能生长。这些在我家乡都还没有做到，如果加强科学实验，产量还可大大提高。

我把在我家乡农村推广凤尾菇的始末说了这么多，不仅是为了交代去年冬天松陵镇镇长向我提出帮他们搞食品工业的背景，而且是想接着借这个具体事例来说明当前苏南农村经济向前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苗头。

自从1980年起我每年要回家乡农村里去调查，那是因为这几年农村的面貌真是一年一个样，形势发展之快，我们的思想认识实在不容易跟上。只以一些统计数字来说，江苏全省农民1978年人均收入是155元，1982年已达到309元，四年就翻了一番。这是全省平均数。以我自己每年去调查的那个在苏州市里还是中间偏下的农村来说，人均收入这四年里几乎增长近四倍，从1979年的100多元，到1983年的360元。最近我接到江苏朋友寄来的喜讯：1983年的统计数字已经算出来了，总起来说是“六、七、八”三个字。“六”是指粮食总产量610亿斤，“七”是财政收入72亿元，“八”是工农业总产值824亿元。我记得1982年提的是两个突破500亿，那是指粮食总产量和工业总产值而言的。1983年这一年又长了一大截。这些数目后面存在着许多令人鼓舞的具体细节。我在上面提到的凤尾菇不过是无数细节里的一项，而这无数细节综合起来才有前年的“两个500亿”和去年的“六、七、八”。

无数令人鼓舞的细节的出现是有个前提的。同样这块地方，同样这些人，为什么5年前我回家乡带出来的都是一些无法转上去的“状子”，而这几年来却是要燃料、要市场、要工厂车间的申请呢？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党的三中全会扭转了局势。上面所说的变化就是“扭转”两字的具体注解。从那时候起，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民的心和力，全部扑在生产上了。8亿农民这个巨大力量势不可当地造出了不去亲眼看看不大会相信的称得上“奇迹”的变化。

要理解这些数字，要体会这股发展的势头，我们还得从一件件具体的细节里去观察分析。凤尾菇进入我们家乡的经过里，就存在着许多宝贵的经验。一起始如果没有华人教授关心祖国繁荣昌盛的深厚感情，也就绝不会发生把他多年研究的成果无偿地送到我手上的可能。这位教授和我原是素不相识的，只因为我说了一句：这既然是中国的种，就应该让它回乡去，打动了他的心。这是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生活的中华儿女所共有的一片心愿，要祖国繁荣强大的心愿。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伤他们的心，事事要争气，同他们一样处处要想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们总是会被人欺侮的。海外的同胞对此感觉特别深刻，所以他们这个心愿也特别强烈。

其次，我们必须善于使他们这片心愿成为促进祖国现代化的力量，化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凤尾菇的原种到了祖国，使它成为造福人民的物质力量，是经过一番曲折的。北京大学的朋友拿到了我送去的原种，听我讲了这原种的来历，确是很受感动的。可是我们的大学是搞“学问”的，不像悉尼大学那样，能将教授研究出来的成果，立刻应用到群众的生产中去。他们的大学有联系生产的渠道，而我们的大学至今还很少具备这类渠道，以致北京大学的朋友把这原种搁在实验室里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一关。

第二关是我把这原种送到了公社里，可是那里的朋友一筹莫展，不知道怎样能使这支原种变成千家万户的生产力。如果不是送到县里，碰巧遇到个有心人，这支原种也就在这关口上夭折了，我也没有再见那位华人教授的勇气了。要能引进新的生产项目，自己需要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基础，这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清楚。我每次见到何元亨同志，总要表示我对他的感激和尊敬。他原是学植物保护的，对培养菌类也不是专家，但是他有勇气在极简陋的条件下进行试验而取得成功，表明了“有志者事竟成”并非虚言。我们知识分子里并不缺少像何元亨同志一样埋头苦干，不求名利的人才。我在《四上瑶山》里就介绍过广西农学院老师何有乾同志。他为瑶族同胞创造了多少财富，而自己满足于中年知识分子的俭朴生活。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知识分子觉得最可贵的也就是赢得这样的尊敬。我衷心希望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能理解知识分子的这个心理状态。真正理解了，知识分子政策也就容易得到落实了。

必须要说，当前我们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干部的科技知识，在进一步向现代化生产迈进时，是和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在澳大利亚，同样的菌种产量远远高出于我们现有的成果。去年我看到何元亨同志又在试验柱形培养，但是似乎产量的提高还不显著。这个品种对不同原料的培养物质适应较大的优点也没有发挥出来，还不能充分利用当地生长的作物梗壳来做原料，仍拘泥于已试验成功而当地不大量生产的棉花梗做原料。我在这方面是外行，不应当多做主张。我只希望在这方面有专长的学者能关心农民的生产，把这些农民已经自己在搞的，眼看能增加农村生产的项目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发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威力。这里我应当提到，苏州大学化学系的朋友们为鉴定凤尾菇的营养成分做出了贡献。而我们要赶上澳大利亚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最后，松陵镇提出在5万斤产量的基础上建立罐头食品车间的设想是值得支持的一项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的建议。把培养凤尾菇推广成为一种农村副业，可以有不同的规模和模式。最初级的模式是各家各户自己培养一些凤尾菇作为自给的营养价值较高的副食品。这对提高农民营养是有效益的。如果进一步从自给自有提高到商品生产，那就牵涉到商品流通渠道的问题。过去农村副业的产品全得通过供销社收购，不收购的东西就发展不起来。三中全会后，放宽了流通渠道，先是允许集市贸易，农民可以把自己多余的产品肩挑车运到集市上去出售。后来又允许贩卖，甚至长途贩运。于是一方面出现了以贩运为业的商人，一方面也出现了大批生产某一产品的专业户，或是二者结合成立生产、运输、销售的集体联营组织。这是目前正在开始发展的较高级模式。

如果要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发展农村副业产品的加工工业。凤尾菇罐头车间的设想就是要实现这种模式。这种设想是从实际生产中产生的。去年一年里吴江有若干公社推广了凤尾菇，总产量逐渐增加，销售的渠道跟不上。从菌床里摘下来，要作为新鲜凤尾菇出售，不能超过一个星期，而且吴江各公社目前还没有烘菌设备，鲜菇不销出去，不能烘成干菇保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骑自行车到各村收购，然后当天运往苏州销售的贩运商人。松陵镇的镇长曾经写信给我，要我设法替他们买一辆运货卡车，组织凤尾菇运销合作机构。买卡车我没有本领，但是对他们组织集体运销机构是双手赞同的。这次听他们要办罐头食品工业，可说是又迈出了一步。这个车间如果如愿办成，凤尾菇的市场就可以大大扩大，直到国外。市场扩大和稳定之后，农村里的这项副业就可以大大发展了，还会带动农村经济更上一层楼。

吴江农村里凤尾菇的培育，个别地看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从它的发展经过来看，它很可能反映出正在各地农村里发生的为数很多的新生事物。由于我亲身参与了这件事，所以把我的体会写出来，以供关心农村经济发展的朋友们参考。

1984年1月14日

《史记》的书生私见

我一生读书、教书、译书、著书，识字以来，除不得已外，70多年没有和书须臾分离过。自称书生，当不为过。但说来也难自信，尽管我这小小书斋满架、满橱、满桌、满壁、满地都是图书报刊，其实我常挂记在心头的书却没有几本。细细思来，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是其中之一。《史记》是我这一代书生都熟悉的，本无可说，但说起来也有不少久藏在心里的话，不妨姑妄言之。

我和《史记》相识是出于父命。年未及冠，尚在中学里上学，有个暑假，我父亲不知为什么要我跟他一起去走访一位他的老朋友。进门坐定，我父亲叫我站起向这位老先生鞠躬行礼，口称老师。这种已经大为简化了的传统仪式，在20年代也是少见的。礼毕，那位教师向我父亲带着一点商榷的口气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罢。”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圈书就是现在所说的标点，但符号单纯，只用圈断句。接着又指点一句：“可以先从‘列传’圈起。”出门后，我猜测父亲大概对我当时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不大满意，所以和他的老朋友做出这个安排，目的是学文，并不是学史。

在我这一代，父命师训固然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大热天能坚持埋头圈书，其实是出于《史记》本身的吸引力。回想此生，也只有这一回。假末，我向老师去告辞。他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你觉得这部书怎样？”对这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我很喜欢读。”“为什么？”“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他接着说：“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

我不仅没有按着他的叮嘱去做，甚至自从这次告辞之后，我也没有再去拜见过他。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听到我在广西瑶山出了事，特地找我父亲要知其详，还写了一篇纪事，收入他的《天放楼文集》中。可惜我在解放后重回故乡时，他已去世，连文集都没有看到。

事隔30年，我列名老九，置身册外。当其时，亲友侧目，门庭罗雀，才想起这部“不妨多读读”的书来。读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我惘然如跌入了时间的空洞。历史应当是个逝者不能复返的过程，怎会在2000年前他已写出了我连言语都无法表达的自己当时活生生的心态？

我记得曾说过“文中有我”，但当时指的“我”只是作者自己。读时无时不感到作者在写他自己的感受，把自己化入了多种多样的历史人物，把他们写活了。过了半个花甲再读《史记》，眼前不能不浮起那位老师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似乎明白了他“不妨多读读”的意思，好像是说：“年轻人，慢慢体会罢。”这么多年的世道，把我的思路导入了对《史记》新的反应，“文中有我”的“我”字能不能作读者来体会呢？

这种体会却又引出了一个难解的困惑。2000年的时间丢到哪里去了呢？我当时说太史公把“古人写活了”，那只是说“写”出了神，死了的古人，在读者眼前栩栩如生而已。这里还不能缺个“如”字。但是如果文中有了读者，这就不是“如”了，而是“真”的活了。如真成了真如，我似乎见到了一个时间的空洞。我在“喜读”这部书的感情里，插入了一种“惶悚”的心理。如果真的是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乃见清士——这不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世界么？我生来是个软心人，盼望着在时间的推移中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时间真是有空洞，人类不能在时间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幸亏不久我那部《史记》作为“四旧”被抄走了。喜欢也罢，惶悚也罢，反正不再在我的手边了。

又过了30年。我已入耄耋之龄。为了要写这篇“说史记”的短文，突然发现我连太史公的生卒年代都不知道，查了一些工具书，对太史公哪年去世都用“？”号，存疑不写。后来我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第3321页注16下找到《集解》说：“骃案：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关于太史公保李陵、下蚕室的事，在《报任安书》中言之甚详，也是后世所熟知的。裴骃引卫宏的注我是第一次读到。似乎是隐约地说，司马迁下蚕室的真实原因是笔下犯忌，得罪了皇上，保李陵何至于下蚕室？结果是死在狱中，年月不详。这个下场，历代史书一般是隐讳不提的。

太史公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更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落场。他忍辱偷生写完这部《史记》，最后在自序中还明白写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京师的那本是公开的，就难免削改。他似已防止这一手而把正本安放在下落不明之处。《索隐》作者司马贞还故作谜语，引《穆天子传》说名山是“在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之处。又在“述赞”中告诉读者副本是受到篡改的，所以说“惜哉残缺，非才妄续”。但是正本究竟何在呢？

半夜不寐，似有所悟。我真是个太史公所说的浅见寡闻的俗人。怎么不领会有生无卒的妙笔？太史公的生命早已化入历史。历史本身谁知道它卒于何时？《史记》所述正是这生生不息、难言止境、永不落幕的人世。正是这台上的悲喜啼笑构成了不朽的人类心态。这就是它的正本，也是它的名山。让这台戏演下去罢，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么？更好些么？

“既然喜欢读，不妨多读读。”这是60多年前老师临别时的话，不寐之夜又在耳边叮咛。时乎，时乎，怎样分辨今昔呢？小睡醒来匆匆写下这个感觉。明知是老来的胡思乱想，不值得深究，故以“书生私见”为题，以免扰人清思。

1993年2月16日

晋商的理财文化

谁曾想一代晋商驰骋九州方圆？

谁曾见玲珑小城气吞八方地面？

这是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主题歌开端的两问。可说是偶然的巧合，我一听正是我去年7月间在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开幕时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问题，当然提得没有那么文雅，有诗意。

我去山西访问原是想填补《行行重行行》的一个缺档。到了太原适逢山西大学召开这个学术讨论会，坚持要我参加，而且说有几位从台湾、香港，日本来的人类学界老朋友有意在会上和我聚谈，我欣然应邀。谁知开幕式完毕就点名要我首先发言。这真难为了我，一是我事先并没有准备论文，二是我对华北文化并无研究。话从何说起？

幸亏我前一天参观了太原附近祁县的民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坐落在有名的“乔家大院”的老宅里。乔家大院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比较完整而精美，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建筑院落。但地处偏僻，要凭此建筑学上的标本来吸引游客，至少在这个年头，还是不易办到的。乔家大院之所以出名却得力于前几年红极一时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吸引过西方观众的名片。这部名片就是以乔家大院做背景拍摄的。剧情虽说是虚构，却也隐射晋商面貌。

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当年电影评论界对“大红灯笼”的议论也没有引起我的关心，倒是那位导游一再用该片的情节来介绍“民俗博物馆”，不由得我不被引进对真实晋商历史的兴趣。我对该馆所陈列着的民俗标本，包括那挂在大门口的大红灯笼并没有细心观看，印象都不深。因为我当时心里被一个问题占住了：这个至今尚没有脱掉农业地区小镇本色的小小祁县怎么会在200多年前就产生了这么多豪商巨贾？这些晋商又怎么会垄断全国金融业直到解放前夕？我的一连串问题，似乎为难了导游，所以他送了我一本小册子《在中堂——乔家大院》（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本经过多人，包括乔家的后人核对过的对晋商乔氏的简介，阅读后我受益不少，至少没有使我在山西大学这次讨论会上砸锅。

我的发言从参观乔家大院说起，其实就是提出了上述主题歌里晋商何故能驰骋九州，小小祁县何以能气吞八方的问题。以这个主题为例发挥了一通我们怎样可以从“天地人”三才入手去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

近年来我在各种会上只要一开腔就收不住，这是年老病，噜噜苏苏说了一大篇。其实所谓“天地人”三才，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历史机遇（天时）、地缘优势（地利）和人的素质（人才）。从这三方面入手就多少可以答复一些上述的问题了。

根据那本小册子所提供的资料，我把乔氏家属作为晋商的标本，随口试作一次简单的“三才分析”。我先讲了一段山西人大多都已知道的乔氏历史。早在乾隆初年（18世纪30年代）祁县乔家堡有个农民叫乔贵发。他是乔氏晋商的创业始祖，为人忠厚，助人为乐。但家贫无业，受到族人奚落。一气之下，决心离乡独自去闯口外，在内蒙古萨拉齐厅一家当铺里当了个伙计。萨拉齐厅是当时山西人闯口外进入内蒙古地区形成的一个移民区。在那里他认得了同店里的另一个伙计姓秦的乡亲，结拜了兄弟。后来他们积了点资本合伙在包头开设了个“草料铺”，是个专门接待马帮寄宿的客栈。

这类“草料铺”在抗战期间我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时是很熟悉的。大概凡是有马帮用来作为运输通道的路上都有这类小旅店。天晚了，搞运输的马队就在这种小店里歇脚，马喂草料，人打尖。天一亮就起程赶路。我也曾在这种“鸡鸣朝看天”的店里打过尖，歇过夜。当然这是我30年代在云南的经历，而乔贵发的小店是在内蒙古的包头，相去万里，相隔百年，在此相提并论，似乎时空相距太远，但再一想这类小店恐怕在全国各地已有千年的历史，而且至今还有。

说到乔贵发在包头的草料铺又唤起了我1984年初访包头时参观老城的印象。包头老城是靠黄河边的一个水旱码头，年代已久。我在《行行重行行》的《包头篇》里写过：“（这里）到解放前还不过是一个人口不过7万人的‘水旱码头’。水旱码头是指这地方由于地处黄河要津，形成了内蒙古皮毛牲畜和药材汇集内运和内地输入商品的转运中心，有名的西北皮毛集散地。据说当时5月份黄河开冻，就不断有各式各样的船只汇集此地，在7月中旬达到高潮，码头上停驻有三四百条船只，长达10多里。包头城内大街小巷做短途运输的马车有500多辆，集市上车水马龙，盛极一时。”

这段话里描写的包头旧城景象说明这是个农牧区接界处的内陆商埠。这里的居民以商为主，大多是从山西来的移民和流动的商贾。至今市上还可以听到一片山西口音，和包头新兴的工业区里几十万人的东北腔有鲜明的区别。乔贵发一气之下闯口外，就是当时在旧城里落脚的那一类人，可以说都是些穷困而有志气的山西老乡。闯口外是当时山西农民利用农牧贸易找到的一条脱贫致富的生路。过去几百年里走上这条路的人何止百万，但能像乔氏家族在几代人的短期内从个穷伙计变成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却没有多少。围绕着这众人瞩望的标兵，流传了一个动人的传说。

传说一个严寒的冬天，有一个“鹤发童颜，慈眉善眼”的老年客商牵着匹高头大马，带着个沉重包袱。找到那时还是个无名无号的乔氏小店来投宿。小老板照例侍候得十分“熨帖”（祁县方言周到舒服之意）。次日一早这位客商说要出门访友，临行叮嘱小心保管好留存在店里的行李。一天天过去了，不见这位客商回店。小老板怕行李受潮发霉，想替他晒晒太阳，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尽是足金的元宝。他当即跪下向天磕头，心里想这位客商准是个财神化身。正由于他平时为人正直善良，这件事传了开去也没有人怀疑他得了不义之财，反而作为善有善报的见证。靠了这笔启动金，他发起来了。到他儿子手上，立了个商号叫复盛公，成了包头这个水旱码头的支柱企业，因此至今传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用我在上边提到的三才分析法来解剖这家晋商的兴起并不难。从天时的历史机遇说，乔氏这个晋商正赶上18世纪中叶，西方现代商业势力大举入侵之始，从此直到解放，中国一直是个列强逐鹿的大市场，国内商业和金融势必随着发展。他赶上了这班车。

从地缘优势来说，山西隔条黄河，紧联内蒙古，正是农牧两大经济区的交接边缘。历代在广阔草原上以放牧为主的蒙古族，似乎没有经营商业的本领，以致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一向是掌握在汉人手中。包头属蒙古族地区，但是作为贸易中心的水旱码头却是汉商聚集的据点。当时所谓闯口外，就是现在流行的“下海”，投身到这商业巨流里去。

至于人的素质，晋商大多是闯口外起家的。乔贵发个人传记可以说明和他一般闯口外的人几乎都是那些从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中选拔出来敢于冒风险，善于和人结伙合作的人才。这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大发展中大显身手的海外侨胞是一类人物。三才具备，正是晋商所以能驰骋九州方圆的根据。

有意思的是包头的金融业，当时称票号或钱庄，十家有九家的财东是山西人，而且其中又大多是祁县和祁县附近的人。这主题歌里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祁县成为金融中心，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勉强可以想到的理由是200多年来中国内地企业的所有权是跟亲属系统继承的，而合伙的搭配是跟乡土关系走的。和乔贵发合伙经营的最早的对象就是同县的秦姓。亲属和乡土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看来一直支配着这项企业的发展。

我说着说着还在寻思，偶然一看手表已超过了一般这类讨论会上个人发言的时限，不能不到此收住。正因为急于收口，忘了把这番议论和讨论会的主题“华北文化”挂上钩。画了近一小时的龙，还没有点睛。坐在旁边从台湾来的李亦园教授，帮了我的忙，加上了一句收场语：“这不就是对山西理财文化的分析么？”

李教授接着发言，他也从参观乔家大院说起。他针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剧情展开他所谓“理财文化”的论点。他很有礼貌地说该片也许有其艺术上的成就，关于这方面，他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不必发表什么评论，但总觉得该片用乔家大院做布景，更用突出引人注目的大红灯笼为片名，编出这段妻妾成群的家族故事，似乎有点对不起乔家大院的主人，而且也歪曲了山西文化的本来面目，可说不太公道。他接下去就根据乔家大院主人创办金融企业的经过，所奉行的企业纪律和建立的企业组织，对我的发言作了补充。并说这正是一个体现山西人自创的理财文化的典型。他认为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出我国200多年前已经有了利用传统的家规，严格管理一个巨大的企业的能力，体现了一套具有特色的理财和管理哲学，甚至在现代管理学中也许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有效模式。

李教授比我年纪轻，科班出身，文化人类学的根底比我深，而且一向在大学里讲课和在科学机关里做研究工作，没有像我那样长期中断过。他讲起学来有板有眼，不像我那样野马乱闯，无边无垠。我本想规规矩矩地做些笔记，预备介绍他的观点时可以不致走样，但是边听边记的习惯我在“文革”期间已被打断。所以上面所述的不能视为原话，只是我现在还记得的一些当时的体会而已。好在我回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接到有朋友转来李教授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的那篇《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1994年9月6日）。这篇文章比他在研讨会上口头所讲的“山西理财文化”更头头是道，所以关于他的论点我不必在这里多说了。

李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强调乔氏企业不仅有传统式的严禁纳妾、宿娼和赌博的家规，而且还有一套理财和管理的哲学，和与此配合的相当于现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科层机构，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立，和相应的制度和纪律。我想要值得一提的是李教授称之为乔氏企业里的那一套商业伦理。他根据这些事实，用“不公”两字来指责“大红灯笼”的电影。其实在我看来他也在指责“无商不奸”一类重农轻商传统里的思想意识。商有商德，无德不成商。但是这种公平的论断，到目前还不是中国人的共识。理财文化和商业伦理还需要有人多讲讲才不致使市场经济走入歪道。

我看了李教授所讲的山西理财文化的伦理基础，产生一种体会。这一套伦理看来还是以我国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或者有人可以说还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结构上说是以亲属和乡土关系为轴心，从内容上说还是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讲厚道，反对营私，巧取。这些不都是沉淀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伦理基因么？从山西的理财文化看来，我们这些传统伦理基因还是发展出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可以相比的企业精神的。我这一点似乎是极平常的体会。对于一些崇尚西方人文思想的人可能会很敏感。因为有一位德国早期的权威学者名叫Max Weber（1864～1920），曾经因为发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得力于基督教里的被称为Protestant的新教精神，而倡言缺乏这种精神的东方国家不可能自发地发展现代的企业。我的老朋友杨庆堃教授曾经在Max Weber这一部著作的英文译本出版时写过一篇引论，批评了这种在西方学术界风行一时的理论（The Religion of China，英文版，1951年）。40多年后再读这篇引论，我不免触动私谊。如果有人把早于Weber出生前100多年乔氏企业的起家历史事实及时的写成德文，我想Weber也许就不会写下那些有劳庆堃大动笔墨的话了。

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伦理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与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Weber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对西方社会来说是具有灼见的。但走进了他不熟悉的中国领域，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事实，那就难免受到我老同学的严正批评了。

我同意山西的理财文化应当有人仔细进行深入研究。这里不仅有理论的问题，比如儒家思想中有没有可以继承来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部分？儒家思想在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上又起过什么作用？我们对经商理财这一业，甚至“商”这一字，为什么至今还有人带着负性的感情？它传统的历史基础又是什么呢？正确对待经商理财文化，我想是有利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希望山西大学的华北文化中心能考虑到这一点，做些切实的研究工作。

1995年5月

洋车·汽车·高速路

春节晚会上，牛群坐在冯巩拉的两个轮子的车上，俩人合说了一段相声，逗得人们捧腹大笑。这种车子最初出现在日本，所以人们叫它东洋车，也叫人力车或黄包车，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年轻人只能在某些描写旧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里，知道一些它的“身世”，像老舍先生著名的《骆驼祥子》就是描写拉洋车的祥子和虎妞的故事。

可是这种用人拉着跑的洋车，在半个世纪以前却是城市里主要的交通工具呢。解放后不久，洋车就被脚踏的“三轮儿”代替了。1956年2月25日，新华社曾经报道上海市交通局这一天把上海的最后两辆人力车送进了博物馆。接着，公共电汽车发展起来，“三轮儿”也就不多见了。这些年除了公交车外，城市里的“的士”忽地冒了出来，乘出租车成了百姓的常事，以致社会上流行起“打的”这样一个新词儿。现在小汽车也开始进入了百姓家。有资料说，90年代以来我国机动车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机动车拥有量超过5500万辆。增长速度可谓快矣！

但是陆上行车，不仅要有能转动的轮子，还要有推动轮子转动的动力和轮子能在上面转动的路面。就是说车、油、路是三位一体。可喜的是这20年来，我国“油”和“路”的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前几年我到天津开会，汽车在平坦的、管理和设备高度现代化的京津塘高速公路上飞驰，120公里的路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然而就在去天津的前几天，我刚刚从贵州毕节地区回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贵阳，2000多公里，用了不足三个小时。从贵阳到毕节，200多公里，坐汽车去，竟用了一整天。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星期里，我的感受就像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使我想到目前我国各地交通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我国的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慢，原因很多，但交通闭塞是很重要的一条。让我们看看毕节。这里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少数民族同胞，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躲进山川阻隔的地方，保护了他们的生存。但是在获得了民族平等的今天，这种闭塞却制约了他们的经济发展。

历代有为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无不看重交通。贵州西部的关岭县的关索岭上，至今还保存着较完好的5公里大栈道，这是诸葛亮南征时修建的。同时诸葛亮还发明了木牛流马，那时说的木牛流马，依我看就是现在的独轮车。栈道和独轮车配合起来，解决了山区运输军需给养的问题。此外诸葛亮还妥善处理好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此蜀国能在西南一带站住脚跟。

那次到毕节，使我高兴的是，当地的乡亲们已经自己动手修路了。从贵阳到毕节，走了一天公路，路面坑洼狭窄，临近毕节时，公路宽阔了起来，路虽然没有修好，但看模样这是一段高等级公路。同行的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段路是群众在比较穷困的情况下，集资5000万元修的，有40米宽，20公里长，是毕节有史以来第一段高等级公路，但是再往前修就实在没有力量了。

上面讲的都是我目睹的事实。近20年来，我国在交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使我感到振奋。但是我们的交通现状还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如果跟一些发达国家比，差距就更大了。

还拿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来说：40年代初我曾访问过美国。时隔30多年，1979年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的代表团又去了一趟，这次访问前后一个月出点头，时间短，节目多，所见种种，只是些浮光而已。回来后写了一组“杂话”称《访美掠影》，其中谈到美国近40年来交通事业的发展所给予我的印象。

美国在1908年，大量生产出有效和廉价的汽车——“把美国装上了轮子”。但是汽车那么深入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多年来的事。这些变化正是发生在我两次访美之间，前后对比，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20年代末，美国曾面临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后来罗斯福总统出了个主意，由政府拿出大笔钱来兴办公共工程，建筑高速公路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个当时所谓的“新政”，解决了很多人的失业问题，刺激了经济复苏，危机总算渡过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70年代初，美国已建成高速公路170万公里，还有其他一般公路100多万公里，形成了密如蛛网的公路系统。汽车数目超过1.4亿，汽油消耗也超过2000亿公升。以汽车大王福特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为象征的美国汽车和石油两大企业，构成了美国车、油、路三位一体。

当然交通不仅仅只是公路和汽车，还有空运、水运等。我只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要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我们还要加倍的努力。

1998年7月10日

第二辑 闻香已醉

乡情脉脉话酒肴

——漫话徐海佳肴名酒

今年4月我有机会访问苏北五市，一路上品尝了各地富有特色的名菜、名点、名酒。同行的朋友怂恿我说：乡情深厚，不可无记。当今人民生活复苏，已有余力品尝美味，而这正是我国悠久文化的特点。世人大多只闻川菜、粤菜之名，殊不知烹饪绝技有其丰厚的乡土根源。每一个名镇几乎必有名菜、名点、名酒为其标志，所谓“一镇一品”。研究小城镇者不可不知，亦不可不尝。因此，我承担了执笔之任。一转眼已是夏去秋来，如再不抽时写出，势必又成明日黄花。苏北太广，只记陇海东段，徐州和连云港两市。连云港旧称海州，故题作徐海。年老易忘，记不求全，随忆随写，品尝到而未及提者尚多，容后有缘再补。

话从江苏西北角的刘邦故里丰、沛两县说起。在中国历史上，以农民起义而立邦建朝的唯汉、明两代，其开国皇帝却都出身于淮海地区。与其说是风水好，不如说这正是土瘠多灾，民贫易反之区；居占要津，兵家必争之地。远者不提，就是30多年前奠定人民战争胜利的重要一仗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打的。到这里来旅游的人，听不完历代传奇式英雄人物的故事，不仅地因人杰，就是代表着这地方的美味也离不开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亦可说味因人美。

到沛县，不可不吃一次狗肉。如果物以稀为珍，那么沛县的狗肉不应说是珍品，因为这是人民大众喜爱之肉，多而不稀，但其俗珍视之，不厌其多。这种群众性的珍品得之不难。在沛县城里就有一家“犬肉商店”，在街头还有卖狗肉的个体户，不下六七家。据说每天出售狗肉有200多斤，甚至已试制成功狗肉罐头，取名“歌风”。“歌风”是指刘邦的《大风歌》。沛县保存了相传东汉蔡邕所写的《大风歌》碑石，并筑了个亭，称“歌风台”。

屠狗可能是早年落魄英雄所操的贱业，吃狗肉的是一些想吃猪肉而吃不起的穷人。可是这贱业却翻了身。人们还津津乐道这翻身故事。据说秦末这地方有个汉子姓樊名哙。这个人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提到了他，从此脍炙人口，给人以相当于张飞、鲁智深的形象。这个莽汉早岁就是以屠狗为业的。传说，刘邦没有发迹时，天天去吃樊哙的狗肉，但给不起钱，樊、刘同是穷汉。樊哙养不起这位白吃狗肉的朋友，于是过河另摆摊头。刘邦还是忍不住饥饿，赶到河边，无船可渡，正在发愁，却来了一只老鼋，驮着他过水。他见到樊哙一语不发，抓起狗肉就吃。旁人看他吃得那么香，围拢来一抢而光，个个说好，一文不给，扬长而去。樊哙气极了，杀了老鼋，和狗肉一起煮了来卖，以求补偿。不料狗肉得此加料，香气四溢，从此门庭若市。据说，樊哙这锅原汤，一直保持至今。沛县狗肉，另有风味，源出于此。

这个传说，信不信由你。沛县狗肉味道既有其特色，人们总得给它个解释。把它联系到樊哙确是可以使食客们不仅口里香，而且似乎还可以分到一分英雄气概：举杯嚼肉，重温一下那个“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勇士，把盾牌在地上一掷，按上那块项羽给他的生“彘肩”，拔剑割肉而食的神气。当然“彘肩”是猪腿，鸿门又在今陕西临潼县[1]东，吃的对象和地点都不尽相合。我不知道当时陕西是不是没有吃狗肉的习惯，而以猪代狗；但是吃惯狗肉的人，对付那块生猪腿当然不会踌躇难咽的。

樊哙对项王要他再喝一“斗卮”酒（一大杯酒），毫无难色。他是沛人，沛地自古出产名酒，对此道必然素有锻炼。给他酒喝，正中下怀。“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大言耳。要证明沛地产酒，又得提到刘邦。据说，他得了天下，衣锦返里，在沛宫大宴故乡父老子弟。《大风歌》就是他酒酣后抒情之作。这首传诵千古的诗的催化剂正是流传至今的古沛酒。可惜我自己不沾此道，不能写出这种酒给人引起的意境。可是，此酒之妙还有史实为证。那就是晋代“竹林七贤”中有名纵酒放诞，至死不悔的刘伶。据说，他有名的《酒德颂》也是喝了沛县高粱酒而写的。有歌谣说：“古沛烧酒醉刘伶，味美醇正香又浓。”甚至有人用此为典，名此酒为“醉刘伶”。刘伶是沛国人，歌谣的依托在此。但查《辞海》刘伶出生地是今安徽宿县，在今沛县南100多公里。看来刘伶要喝到古沛酒，还得走相当远的路程。这个史实，信得与否，尚属难说。

此证如果不足，沛县历来出产美酒还是可信的。它东邻微山湖，湖水据称极为清澈，且带甜味，加上这地区的优质高粱，所酿成的烧酒当属非凡。无怪它在一次审酒会上得的评语是：“酒质纯净，入口绵甜，回味悠长。”我不辨酒味，不敢附和，要知确否，不如自尝。

我们所说的酒，在英文中分Liquor和Wine两类，无统一属称。Liquor指酒精度数较高的烈酒，一般用五谷酿成，合我国酒字的原义。酒和酉通，《康熙字典》释“酉”引《说文》：“八月黍成，可为酎酒。”释“酒”引《释名》：“酿之米麹，酉泽，久而味美也。”沛县高粱酿成的烧酒大概属Liquor，Wine指葡萄酒，在我国古无此酒，后来从西域引进，唐诗中才有：“葡萄美酒夜光杯。”在刘邦回乡大宴父老时所喝的酒，还不可能是葡萄酒。

我插入这一段说，原因是在沛县以烧酒出名，至今市上出卖的还标上“大风牌”，利用刘邦争市场。而其西邻丰县却出了一种白葡萄酒，依我猜测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果沛县烧酒得益于微山湖之水，丰县葡萄酒则借力于黄河故道的沉沙。这里在黄河改道之后，“天上来”的水不再滋润这片土地了，留下的却是一片盐碱，五谷产量极低。解放后，大兴水利，这片黄泛冲积平原成了花果园。丰县这几年开辟了果园5.8万亩，其中特别长得好的是葡萄。可是它虽得地利，却不像新疆吐鲁番那样更得天时，生产的葡萄无法靠干燥的空气来晒成干果。产量多了，运不出去，就会烂掉。于是想到了酿酒一法，生产了白葡萄酒。

当丰县的主人递给我一杯土产的白葡萄酒时，我一上口，立刻联想到了早年在马赛等船返国那晚，在小店里所尝到的至今还没有忘记的酒味。我脱口而出，“Vine blanc”。这是法国最普及的白葡萄酒，它不像我们北京宴会上那种甘甜的红酒，而略略带一点苦味。我当即问主人，这种酒的酿造技术是何处引进的？他们捉摸不到我的意思，只说这是近年来试制成的本色葡萄酒。本色者，除加曲发酵外，不加其他作料之意。既是本色，那么它的醇朴只能来自原料的优质了。我在这次旅行中，总喜欢替它宣扬。我所喝过的葡萄酒中只有丰县本色最接近西方标准，而且夸口说，如果经营得好，输出的机会或许可以追上青岛啤酒。可惜丰县本色葡萄酒还是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碧玉，至今连个牌子都没有。

我们从徐州乘汽车去连云港，路过东海县的温泉，住了一夜。在这里，我们虽则还没有望见海面，但已经开始和海味接触了。离开我们住所不远有个鳗鱼人工养殖场。鳗鱼我是吃过，也喜欢吃的。主要是因为它肉质细嫩，富含脂肪，而且没有细骨，对我这样满口假牙，习于吞食的人，不致有刺喉之患。但是我过去只在桌面上见它，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们在水中的生活。这次开了眼界。

这个养殖场是和日本合资经营的。日本人把鳗鱼列为上品，所以愿意和我们合资办这个养殖场，产品目前主要是供应日本市场的，但是从此我们就引进了人工养殖鳗鱼的技术。这个养殖场办在温泉，原因不言可喻，就是由于鳗鱼需要较高的水温才能生长。温泉的水不加人工就够适应鳗鱼的需要，在经济上占了便宜。我们参观时，主人表演了喂鱼的场面。鱼的饲料团成小球，投入水中，一时整个池塘内的鳗鱼立刻集中争食，黑黝黝的一大片，起伏回泳，确是奇观。

据说这种鱼全名是鳗鲡。有地方俗称白鳝，其实出于误解，鳝是淡水食用鱼，在池塘、小河、稻田里都有，而鳗形状虽然和鳝相似，但是它们的生命史却不同。鳗鱼到了秋季要到深海里去产卵，幼鱼如小小柳叶，透明，经过变态之后，才进入淡水中生长。所以人工养殖需要专门知识，也就是说要点科学才行，养殖的池塘是用玻璃盖顶，保温保光。棚内看到几个小伙子操作熟练，使人心喜。我们的渔业上了一层楼了。当晚吃到清蒸的和红烧的鳗鲡，觉得味道也特别入胃。

目前鳗鱼在我们外贸账上还不占什么地位，占地位的海产是对虾。我记得在科技影片上看见过对虾的一生。它是海水动物，栖于泥沙底的浅海里，一向是我们黄海、渤海沿海的特产。但是它生长过程中有一段时期要到外海去洄游，所以就发生了渔业里的海上争夺战，而且也听说由于我们捕捞技术赶不上别国而受到巨大的损失。无论如何，天然捕捞总是靠不住的。出路必然是人工养殖。可喜的是对虾的养殖业我们已经开始了。

人工养殖对虾要用海水，所以只能在海边筑塘。我们听说在连云港市赣榆县的海头村和九里村都有养虾致富的专业户。听来养殖对虾比养殖鳗鲡要简单一些。首先不必投资建造保温保光的玻璃棚，成本低。一家人可以承包几十亩虾塘。海头村梁启仓一家承包80亩虾塘，经过130天精心管理和饲养，总产近9000斤，收入1.6万元，获利5400元，加上外汇分成实收1万元，是个名副其实的万元户。我们沿渤海和黄海的海岸线这样长，如果有计划地发展起养殖业来，单是对虾一项就可以造成多少万元户，事在人为，不应等闲视之。

对虾的滋味，我想吃过的人比较多，不必我来描写。据我的观察，在我参加过的宴会上，各道菜中，经常收回空盘的，对虾必居其一。而且近年来也经常听见桌边的议论，对虾难买。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像对虾一样在市场上会不胫而走的鲜货，如果能及早推广养殖，必然会得到群众的称道。经营渔业的主管部门，似乎可以有所醒觉，不要把眼睛只盯住外汇，跟在外贸的屁股后面跑，而要多下去看看，动动脑筋。不要辜负这样广阔的国内市场和这样绵长的海岸线！

说起名酒，其实几乎每镇都有。我们去连云港时路过邳县[2]，有出名的“运河香醇”，又是一种高粱大曲。1962年曾在全省评比中名列第二，1979年又评为全省优质产品。它的出名固然有它内在的原因，但是也得利于地理。邳县的运河镇正处在京杭运河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上。在这里，徐州的煤下火车，上拖船，沿运河南运。这样的码头一向是运输工人聚集之所，而劳动过后一杯大曲是舒筋活血的良剂。劳动人民所喜爱之物，名声也会跟着车声帆影远播各地。

连云港的名酒是“桃林大曲”。各镇的大曲，据说各有其味，但不是深谙其道的人是辨不出来的。我就是这种人，既不能辨，也就难写了。但是各地名酒所联系的历史传说却各具其妙。在丰沛当然免不了借重刘邦，没有出过皇帝的地方怎么办呢？民间故事和通俗小说就成了出典的来源了。桃林大曲联上了《水浒传》。据说距桃林镇不远有个十字坡，就是水浒里的孙二娘开店的地方。当时和人肉馒头一起出卖的酒就是桃林大曲。桃林镇附近有个十字坡，我们虽未去查看，想是真的。既有十字坡那就被联上了《水浒传》第二十七回的故事“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母夜叉就是孙二娘。当年武松从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被押送去孟州府。快到达时在十字坡落店休息喝上了“桃林大曲”。可我一查《辞海》，孟州却在“河南省西北部、黄河北岸”。再查地图，孟县[3]在洛阳东北，和东海县的桃林镇相去要几百公里。这个联系未免联得太远了一些。

人们的联想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孙二娘既在十字坡卖桃林大曲，不能没有个赏识酒味的英雄。一不做，二不休，还得在《水浒传》里找典故。在梁山泊里酒量最大的当推李逵。于是“传说”又请出了黑旋风来到桃林痛饮一番。据说他酒后还留下了一首诗，流传至今。诗曰：“李逵下山千般忧，千头万绪涌心头。痛饮三杯桃林酒，斩断千愁万古忧。为人不喝桃林酒，枉在世上走一走。”我三生有幸，竟然能到连云港喝上这种酒，此生不虚矣。至于这诗是否出于黑旋风之口，那就让有空闲的文人们去辩论罢。

讲烹饪，人们已明白味之外还得讲究色和香，可惜明白还得加上个“意境”的人，现在还不算多，这一点也许得好好从老乡们有关酒肴的传说中去体会了。

1984年7月

[1] 1997年，撤销临潼县，成立西安市临潼区。

[2] 1992年，建为邳州市。

[3] 1996年，建为孟州市。

闻香已醉 未品先酣

——洋河写酒

1984年4月，农历三月，烟花时节，作苏北行。归来写了《小城镇——苏北初探》，兴犹未尽，以余墨草《乡情脉脉话酒肴》。原想把徐扬一路名酒名肴，一一入记，不料刚写完徐海，篇幅已不少，《中国烹饪》编者催稿，草草收笔，寄却了事。事过两年，1986年5月，又有淮阴之行，返程过无锡，稍憩，乃濡笔作续篇，只限名酒不及名肴，以偿欠账。

到淮阴，写名酒，恰得其宜。该地著名者多矣，于饮食之道，当推“三沟一河”。“三沟一河”是淮阴市[1]的四个镇：泗洪县[2]的双沟镇，涟水县的高沟镇，灌南县[3]的汤沟镇及泗阳县[4]的洋河镇。这四个镇都产名酒。地亦因酒得名，驰誉中外。

这年头，鼓励社会主义竞赛，名酒也效体育，定期评比，按次给金牌、银牌之奖，各地以所得奖牌多少见高低。淮阴一地1984年所得名酒奖牌为数冠全国。该年参加评比的名酒有184种，洋河曲酒以总分95.33获冠军，高出素享盛名的茅台0.33分。洋河曲酒中55度酒得金牌，38度酒得银牌。在前列13种名酒中，“三沟一河”全部上榜，占四名，但为照顾全局，让出两名。于是淮阴之酒，名震全国。

洋河曲酒的盛誉并非一帆风顺，唾手取得的。50年代刮产量风，一味提高单产，从原来60斤高粱出40斤酒，一下提高到60斤。结果产量虽然提高了，酒质却相应下降，评比中被排除出了名酒行列。为了恢复名酒地位，整整花了近20年，直到1979年才以排行第六挤入八大名酒。其后又花了5年，总分才达案首。

酿酒不难，即穷乡僻壤之民，亦多会酿酒自饮。但酒要成名，达到高质量，却不易，看来非有深厚的根基不行。所以名酒一般都有悠久的历史。我在前文说徐海名酒时曾提到过汉初的樊哙，晋代的刘伶，都是淮黄地区的人物。看来这一带自古是产酒有名的地区。具体到淮阴市的名酒，有史料可据的，要到宋代。据记载苏东坡被贬职后来到泗州，有人送他双沟酿造的酒。他喝了顿然解脱了多时来的抑郁心情。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冷砚欲书先自冻，孤灯何事独成花。使君半夜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泗州是在今淮阴市的西部。当时的双沟酒是否出自今泗洪县的双沟镇则难说了。

其实封建时代，人也好，酒也好，要出名就得和皇帝老子挂得上钩。洋河大曲也难免有这种攀龙附凤之嫌。传说康熙皇帝南巡有两次因为路上闻到了酒香而在洋河镇停留，因而流行了“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的佳话。说这种传说是为酒成名而臆造的宣传小品，未始不可。但酒乡的空气里蕴涵着酒糟里挥发出来的酒味则是实情。我们此次访问洋河酒厂，没有进门，一阵酒糟的味儿扑鼻而来。这种被称为酒香的刺激，对于我这种患有过敏症的人是很容易感觉到的。所以当我们离厂时，主人坚邀题词留念，我未假思索地写下了“闻香已醉，未品先酣”。似有夸大，未失实情。洋河曲酒好不好，还是让会品酒的人去评论的好。我们敬爱的陈老总，在戎马倥惚之中，多次驻扎在这一带的糟坊，留下了至今使这里的群众感到自豪的评语：“不愧天下第一流。”

为什么淮阴的三沟一河会产名酒呢？我曾以这个问题请教洋河酒厂的厂长梁邦昌同志，他扳着指头说：先是客观条件，再是主观努力。客观条件指的是这地区的水土。他告诉了我们一段亲身的经验。他为了想提高洋河曲酒的质量，曾到四川去向“五粮液”取经。四川的酿酒名师指点他说：“五粮液出不了四川，出了四川也就不是五粮液了。”他的意思是各地有各地的水土，不同的水土用同样的酒曲酿出来的酒香味不同。名酒出于佳泉。我们这位厂长，一听此话，顿开茅塞，要恢复洋河的酒质，还得从分析洋河的水土入手。后来果真是走这条路取得了成果。

据懂得一点酿酒知识的朋友告诉我，佳泉出名酒是合乎科学的。酒除了含有酒精成分外，还必须有一种有香味的溶液。这种溶液是由酸、酯、醇、羰基化合物四项组成，从酿酒时所用的辅料经过微生物发酵所产生的代谢物，在酿化过程中产生的。而这种微生物则滋生于本地的土壤里，渗入流经土壤的水，传入酿酒的过程。各地土壤里的微生物，虽属同类，却各有特点。因而不同的水土酿出了不同香味的酒。我不但不会喝酒，也不懂得酿酒原理。上面这段似乎颇有科学的话，姑妄记下，也很可能是班门弄斧，未得要领。

事实上像洋河大曲这样的名酒并不是先有了科学知识在实验室里配制出来的。它们都是凭历代经验中逐渐积累的知识酿成的。从实践中，酿酒的师傅们得出了酒的香味和当地水土的相关性，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造下了种种动人的传说加以解释。据说在很古的年代，洋河镇上就有一块大约可造两间房屋那么大的土地，冒出了20多个泉眼。有一天，当地的一个地主老财要他家里的婢女去市上买酒。这个姑娘是个善心人。走过这块冒着水的泉眼时，碰到了一个饿得快要死的农民，她没有思索地把身上带的酒钱，一下都给了他。事后一想，望着手上的空瓶，怎样回去交代呢？顿时心生一计，把身边的泉水装满了瓶子，回到家里。主人喝了一口，连声“这酒真纯，真甜，太好了”。逼着婢女说出这酒是哪里买来的。事情拆穿后，主人知道受骗，一气之下，把婢女推入泉水。姑娘入水就不见了，泉水却还不住地涌出来。人们就用这泉水来酿出又纯又甜的好酒。为了纪念这位姑娘，称这泉水为美人泉。因为这个传说的结束太悲惨，我没有兴致去访问这个泉，更没有去追问这传说的出典。

把名酒联上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并不一定只是人们常有的意向，现在酒味里掺上一些世间的人情，事实上确是有这类的事。洋河酒厂厂长的经历就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证明。

我已说过这位厂长姓梁名邦昌。他是广东人，毕业于广州轻工业专校，1958年分配到淮阴，进入洋河酒厂，一直工作至今，已有28年。这28年里他遭受的风风雨雨，并不少于其他下乡工作的知识分子。入厂之初，他是唯一有专业学历的技术员。在缺乏共同语言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是艰难的。在他之后陆续分配来的知识分子不下20多人，但能像他一样坚持下来的没有几个。他入厂不久就碰上困难时期，据说只有吃酒糟、豆饼和胡萝卜过日子。接着在“左”的风浪中，由于他有海外关系受到了种种难堪的打击，“文革”时期达到了顶点，他几乎完全陷于孤立，成了被冲击的对象。

说他有海外关系倒不是冤枉他。当他在广州念书时，确和一个女同学感情很好。自从他被分配到了苏北，两地相隔，益增思慕。这位女同学一直希望他能回去，而且决心等待他，不另找对象。但是这位技术员心里却另有挂牵，那就是洋河酒自从50年代失去了名酒的地位之后，质量长期提不高。作为该厂的技术员，他认为这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用他自己向我们介绍时的话说，“憋了口气，死不了心”。在艰苦的生活，得不到同情的环境里，他用了陈旧的设备，埋头做他的分析研究。日子过得很快，在广州等待他的女朋友，又因为在香港的父亲有病，不能不离穗去港。这就是他被控有“海外关系”的根据。

这位厂长的故事并不像上述美人泉的传说那样发展。“文革”期间虽则很有可能出现悲剧的收场。但是幸亏有一位农家姑娘相信这个青年是个好人，默默地，处处地照顾他，使他在为洋河酒翻身的孤军奋斗中得到了精神的支柱。雨过天晴，他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洋河曲酒在1978年第三届全国评酒会上恢复了名誉。他也被任命为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1983年又升为厂长。别人后来告诉我，他现在已有了家，和他结婚的并不是在海外等待他的女同学，而是那位有点像《牧马人》影片中李秀芝那样的农村姑娘。

这样的喜剧里是否还包括着不露面的悲剧，我不清楚。我是个喜欢大团圆收场的人，所以也就满足于这样的结束了，如果还要加一点锣鼓，那就是说这两年，在这位熬出了头的厂长努力下，洋河曲酒产量提高到了1万吨，比1978年翻了一番，这次增产却并不像50年代那样，跌了个跟头；相反的，质量同时上升，优质名酒增加了五倍。科学技术显示了力量，可是如果没有像这位厂长这样的人，科技的力量还是显示不出来。

也许还得声明一下，关于梁厂长的故事，他本人并没有对我们吐露过一言半语。那是离厂后，有人在汽车上为我们叙述的。我敬其人，故作此记。梁厂长不饮酒，但善创名酒。我亦不饮酒，更不会酿酒，只能写酒。洋河曲酒以味绵清甜闻名，而我为文求得一清字而未能。愧甚，愧甚。

1986年5月21日于无锡湖滨宾馆

[1] 2001年，更名为淮安市。

[2] 现属宿迁市。

[3] 现属连云港市。

[4] 现属宿迁市。

盐城藕粉丸子

中国烹饪富于地方特色，言之者众矣，无须我多说。今天我想给《中国烹饪》写个简报，讲的是我这次苏北访问中品尝到的一种可称之为“此处独有”的珍品。“此处独有”也等于是说“别地皆无”。它不同于地方特色。因为凡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佳肴，在原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可以吃得到的，虽不失其地方特色，但算不得“此处独有”。“宫保鸡丁”就是一个例子。它原是一家官厨的新创，并辣辣地具有地方特色，但是现在国内各地，甚至美国纽约、法国巴黎的中国菜馆里都可以点此上桌，于是也就失掉了它的“此处独有”地位。

我前年访问苏北的盐城时，吃到一种初次尝到的甜食。我就想写文为记，事忙未能如愿。这次重访盐城，旧味重尝，更觉情深，所以作此简报。这种盐城独有珍品形如弹丸，淡紫色，直径大约两厘米，浸在清澈的清汤里，娇嫩肥泽，粗看去俨然是一颗颗没有去壳的新鲜荔枝。用双筷搛夹时，微觉弹性，柔软丰满。入口着舌，甜而不腻，厚而不实；不脆不酥，非浆非固。嚼及其核，桂香满口。我体超重，医生反复叮嘱，疏甘甜、少淀粉。逢此珍品，这些诫言，全失效用。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我的“保健监督”劝阻才停箸，赞声仍未绝口。

主人告诉我：这是“藕粉丸子”。起初我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藕粉原是以藕做原料加工而成的粉末。平常总是用开水冲调成一种胶状的糊或浆；既不是液体，也不是固体，食时不能用筷，只能用匙。藕粉能团成丸子，而且丸子里还能有个桂糖核心，这在我确是件不易想象的事。

其实一讲也就容易明白的：先用桂花和糖捏成一小粒做核心。其成分当然不一定是桂花，玫瑰、茉莉都行，取其香而已。江苏，不论南北，桂花是传统和普通的调味香料。常吃的桂花圆子，其实只在煮米粉做成的丸子时，在汤里加一些晒干的桂花就得。可是藕粉丸子所用的桂花却是和在核心里的，要口嚼时才闻其香。这种感觉不从鼻孔外入，而由喉入鼻，变成了味的构成部分。

糖有黏性，可以同桂花和成小粒，这是丸子的核心。把它在藕粉的散末里滚动，利用这核心的黏性使薄薄的一层粉末附着在核上。然后放入沸水里，这层粉末立刻化成胶体。于是重把它在水中捞起，再在藕粉里滚动，又附着一层干末后下锅复煮。如是者要反复七八次，外层次次增厚，达到有如鸽蛋那么大，即成藕粉丸子。四五颗一起盛在洁白的瓷碗里供客品尝，色、香、味俱全。

我把藕粉丸子列为“此处独有”的珍品，因为我只在盐城才吃到过这样的美味。这当然可能是出于我坐井观天，所到之处不多，品尝范围有限的武断。但是以我个人而说，不论在国内国外，除了盐城外确实没有见过它。我也想到：它的烹调方法并不是那么难于学习，为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年代里它却还是“养在深闺中”没有流传出去？对此我也无以自解了。我写此简报在《中国烹饪》上一发表，也可能从此它就不能再为盐城人士所独享了。“此处独有”的地位，随之也会消失。如果它果真出闺问世，我希望还能保持其地方特色，留个盐城的标识，使后世不忘其源，不妨名之为“盐城藕粉丸”。

1986年10月10日

撒拉餐单

今年8月15日，我从青海的西宁动身去甘肃的临夏，路过两省边界上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住两宿。该县负责同志热情地用撒拉族通行饭菜招待我们。品尝之后，我想到《中国烹饪》的读者未必有此机会。当时记下了餐单，回来写此简报。

先介绍一下这个不大为人熟悉的撒拉族。撒拉族是我国的一个人数较少的民族，一共只有6万人，主要就居住在青海东部黄河出省口的循化这个地方。1954年成立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还有少数住在毗邻的甘肃省境内，据说新疆也有一些撒拉人。在电视纪录片《唐蕃古道》里有一集介绍他们的生活。

我在循化曾参观了当地古迹骆驼泉。导游把我带到泉边的一个只有我半身高的石刻骆驼前面，讲了一段故事。他说，在古时候有七个中亚细亚人从撒马尔罕，赶了一队骆驼，一直向东方来寻找乐土。他们不知走过了多少沙漠和草地，有一天一早醒来，找不到了骆驼。他们分头寻找，终于在一个水泉里找到了它们，但却已变成了岩石。他们恍然大悟，这是真主要他们落脚的地方。这地方就是至今撒拉人聚居的积石山麓的循化。这石化了的骆驼据说至今还在泉水里。我按着导游的指点：确是看到水下有一块高低不平的岩石，但辨不出这是骆驼的哪一部分。为了使这个故事形象化，早年的撒拉人用石头雕刻了一头骆驼跪在泉边。不幸它没有免遭“文革”红卫兵的毒手，硬是被砸得粉碎。这次我们见到的这头石骆驼是“文革”后重雕的。

这段故事信不信由你。但是撒拉族的先人来自中亚细亚是可以考证的历史事实。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而且身材高大，还留着和维吾尔族类似的面形。他们称藏族作“阿舅”，说是因为早年来此的祖先娶了藏族妇女，子孙才得到繁衍。这在他们体质上也能见到证据。由于得到了藏族的遗传因素，他们很容易适应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混血是提高民族体质的生物规律。撒拉族人在青藏高原上是有名的强壮劳动者。在过去西北还没有铁路和公路的时代里，高原上的木材都是从黄河上运出去的。而从青海到甘肃这一段黄河落差极大，峡谷一个接着一个。在这急流险滩上放木排，能行动自如，履险如夷的好汉，多是撒拉人。前几年建筑青藏公路，最困难的是越过唐古拉山的那一段，海拔在三四千米之间，空气稀薄，含氧量少。现在一般过客能支撑着伏在车座里过山，已经算是好样的了。不难想象筑路时所要付出艰苦的重劳动。谁能顶得住？这里又是撒拉人的用武之地了。至今我们听到有人说，如果没有这样能吃能干的撒拉人，青藏公路也就难通了。但是撒拉人听了这话，却笑着说，这又算得什么呢？看来今后青藏高原的开发，还是少不了他们的。

我这几年多次去甘肃、青海，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处于青藏牧区和中原农区之间的那一条历来是农牧桥梁的陇西走廊。循化的撒拉族还处在这条走廊里，农牧结合是他们经济的特点。他们不仅从中亚带来了牧业的传统，又从藏族阿舅那学到了高原作业的本领，而且由于地处低凹的谷地，气候较四周温暖，宜种庄稼和瓜果，不失为高原边缘上的绿洲，农业也比较发达。无怪早年久涉沙漠和山岭的骆驼队到此不愿再向前行而化为岩石了。

撒拉餐单也充分反映这个民族亦农亦牧的特点。我从这张餐单上看到了这个民族的优势和前途。

入席前，桌上已摆满了几盘干果糖食，其中有来自远地的红枣、核桃、葡萄干、杏脯、糖花生。刚坐下，穿着民族服装的服务员为各人端上了一个盖碗，并向碗里冲上滚烫的开水，这叫“碗茶”。碗上有盖，碗底有托的细瓷碗，我幼年时在苏南家乡早就见过。这是过年过节祭祖时，或有贵客上门时才用的茶具。在京戏舞台上也有时可以见到，知县老爷一抬盖碗，就表示送客，来人不得逗留了。我家乡招待贵客的盖碗里只有茶叶，而撒拉族却加上了三四颗连壳的桂圆，还有一大块冰糖。茶叶、桂圆、冰糖都不是西北土产。这种碗茶有过外号叫“三泡台”，我问了一些人，仍不得其解。“三泡台”不但通行于撒拉族，在甘肃、青海农村里很普及。我每到一家农户，刚坐定，总能享受到这又香又甜的清茶。看来是从汉区引进的待客礼节。只看这种瓷器就绝不会是牧区土货，何况其中的桂圆每年都得大量从福建运来。古人说“礼失求之野”，也许是文化传播的规律。用现代语言说，这是地域间的“时间差”。

撒拉族信伊斯兰教，禁烟酒，所以席间以茶代酒，对我不善喝酒、又怕闹酒的人特别惬意。尤其是手边的碗茶，终席不离，而且不断加水加温，对油咸并重的荤腥颇有调剂、润喉的作用。

接着端上了一大盘“馓子”。馓子是油炸面条的一种。油条可说是全国通行的群众性食品。我的家乡称“油炸桧”，相传是老百姓痛恨秦桧这个奸臣，把面粉捏成他的模样，放在油锅里煎，用以泄愤。“馓子”没有我家乡的油条那样粗，而是只有筷子那样细的条条，绕成一束煎成。面粉里加上鸡蛋和花椒水，煎成的细条条，既松又脆。

接着馓子上桌的是“碗菜”。这道菜的碗是普通的大口碗。碗里是一种糊，由羊肉、大白菜、土豆、粉丝煮成。这是典型的农牧结合品。牧区一般不种蔬菜，也不长土豆。这并不是由于草原上没有土地可以种菜、种土豆。主要的原因是在游牧时代，牧民逐水草而居，不能有较长时间守住一片土地。现在部分牧民已经定居或半定居，他们在定居的地方都已圈上一片土地种起蔬菜来了，逐步走上牧农结合的道路。我看这是牧业发展的方向，不但牧区可以种蔬菜给人吃，而且可以种精饲料来喂牲畜，发展为牧业服务的农业。这道“碗菜”给我的启发不小。其实，如果碗菜里多加些水，由糊变汤，就成了苏式大菜里的“罗宋汤”，也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了。这是中亚的特产，说不定这“碗菜”还是赶骆驼东来的那伙撒拉先人们遗下的传统菜谱。

碗菜之后是糖包、肉包、花卷等，其中有一大盘是羊油炒饭，在汉区是不易尝到的。它不同于新疆维吾尔族的“抓饭”，不同之处是饭里没有加葡萄干、胡萝卜等成分，也不用手抓来吃。

我上面把面食和米饭称作“主食”，表明我还是存着汉人的观念。如果从牧区民族的观点来说，主食还在下一道的“手抓羊肉”。到过牧区的人不用我对手抓羊肉多加描写。不论是蒙古族或藏族，都喜欢吃，而且大量的吃，不厌的吃，不愧是食中之主。按撒拉族的通行习惯，上菜时羊尾巴必须对准主客。主客就得用刀把羊尾割下，抓在手里送入口中。这是礼貌。这次客人中以我的年龄为最高，羊尾也就冲着我。羊尾比较嫩，所以我的满口假牙还能应付。其他部分则很难享受。这是因为甘青的牧区一般海拔高，不用高压锅煮羊肉，水的沸点是煮不烂瘦肉的。我多次望肉兴叹，年老无用了。这次得此羊尾，颇足解馋。

撒拉餐单是多民族的综合体，想尽收其美，势必重峦叠峰地使人食不暇接。刚吃过牧区的手抓羊肉，接着摆上塞外的火锅子，我没有考察过火锅子的来源，只知道它分布很广，在日本至今盛行。我们在撒拉族吃到的其实就是涮羊肉。我提到这是北京东来顺的名菜，主人似乎很熟悉，顺口说：“你们的羊肉还不是这里去的？”我领会这句话的意义是：“天下鲜美的羊肉无不出于此地。”主人的豪情盛意，使我连连点头。涮羊肉我是嚼得动的，话也用不着多说了。

最后还有一手，是“雀舌面”。面之种类多矣。我过去总以为面食花色到了山西也就达顶峰。想不到撒拉族还能在面食上独出心裁，破了纪录。雀舌面指面粒之形而言的。它不是条形，不是块状，而是模仿麻雀舌尖的大小厚薄和形状制成的面粒。我不知道怎样制成的，只觉得进口后，不拖舌、不梗喉，对老年人特别适宜。

结尾是一杯冷冻的酸奶。大量肉食之后以此收场，妙在一个酸字上。

撒拉餐单别具一格。我希望有一天在各大城市里有专设撒拉馆子，可以供应群众一尝农牧结合的独家风味。

1987年9月1日补记

秦淮风味小吃

这次到南京，朋友们都坚持我去夫子庙看看。夫子庙是秦淮河的一景，还是名号之别，我弄不清楚，反正二者既有区别又是牵连在一起的。我是否应约起初有点犹豫。这里有个原因。

我早年还在中学里读书时，已读到了朱自清先生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秦淮河从此给我留下个不寻常的“晃荡着蔷薇色”的形象，至今还那么引人幻思。其实什么是蔷薇色也说不清楚，又怎么晃荡着更是迷糊。正因为如此，朦朦胧胧地把青春期所梦想的美都附托了上去。年轻人习惯于以不知为知，不求甚解，把一切倾慕的思绪都像蜘蛛般在空中结起网来。这里有的是诗人的低吟，有的是卖唱的暗泣，载满了海阔天空的遐想，纸醉金迷的幻境。当情绪低抑时就把这桨声灯影的意境来抒怀自遣。这些是独上层楼强说愁时代的残影。何况，稍后我又读了明末戏曲《桃花扇》，那蔷薇色上又沾染了一层凄壮悲绝的情调，正是20年代青年们心情的反映。秦淮河尽管在我心底里有这样一番眷恋，直到老年才有缘相见。

初访秦淮河说来已是5年前的事了。说得更正确一点，相逢的是80年代初期的夫子庙。夫子庙和秦淮河在当时还是分开来说的好。从历史说来，二者结合得相当早。孔庙在南京这样的地方，必然是由来已久。但具有现在的规模，大概自明初建都金陵时始。二者开始混成一体可能也是明代之事，不然也就不会有李香君这样的人物了。当我沉醉于蔷薇色的秦淮河时，并不意识到它是夫子庙的附属品，我初访时才发现这种关系，我心里很别扭。

夫子庙当初至少在明、清两代是江南的最高学府，正如现在夫子庙前的大牌楼上所自夸的“天下文枢”，不是紫红色也该是朱赭色的，甚至是墨黑色的，怎么能和蔷薇色相匹配呢？试想程朱理学极盛时代，那种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间就毫不踌躇跨入金粉天地？人间的真实可能就是相背统一起来的，但是在我的心灵上却难于忍受，不免发生了逆拒的情绪。夫子庙是夫子庙，秦淮河是秦淮河，不愿相混。

5年前夫子庙之游，挑起了我不少迷惑的课题，也捅开了我不少在思想感情上自制的障蔽陈见。当时我见到的夫子庙，已经是既不见夫子，又不见庙了，竟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市场。看来我们的祖祖辈辈就是有这样的本领，把天上变成人间。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苏州的玄妙观，儒释道三宗，都逃不脱化圣入俗。食色人之大欲存也。究竟是我们祖先错了呢，还是原本不存在三教九流？我不清楚。眼前的事实是热热闹闹的男女饮食之场，尽管同时可以香火鼎盛，炉烟滚滚，夫子庙正殿里暗暗地、不为人注目地还供奉着至圣先师的牌位。

对这一点我并没有多大伤感。我原没有意思自立于儒生之列，一生也没有皈依过任何宗教，更不希望死后如果有灵魂的话，还要承受无穷的折腾。用先师的名义也好，用菩萨的名义也好，能聚集下众多生灵，尽情地吃喝玩乐一阵原不失为快事。人聚得多了，自有商贩麇集。可怜的是，传统中国里受排挤的商品经济，只有受庇于庙会寺观才能形成交易中心。夫子庙、城隍庙、玄妙观之弃圣入俗，其可奈何？

那次夫子庙之游令人抑郁难已的，倒是看到了秦淮河破落萧条的情景，既无桨声，又无灯影，凄凉暗淡有点像深秋池塘里的残荷。夫子庙的尘嚣市声更衬托出秦淮河的蔷薇花落后的枯枝黄叶。夫子庙变了，秦淮河死了。

5年过去了，又有朋友邀我去夫子庙，我实在没有勇气去凭吊逝去的繁华了。我当然明白我心底里秦淮河的印象，并非实相，而是我年轻时千种万态的自我矛盾所织成的意境。人老了，对这些虚妄的意境却分外珍惜。我又何必要再去戳穿这些自营的空中楼阁呢？约我去游夫子庙的朋友似乎对我的心情有所领会，正想修补一下上回的余伤，所以说旧景已经复修，不妨去一睹明清风格的建筑，而且还着重地加上了一句：你没有忘记那年的秦淮小吃罢？

说起秦淮小吃，我必须补上一笔。那年在夫子庙，我们挤入人群，节节拥塞，四周行人像是被什么魔力吸住似的，推都推不开。原来大街两旁连三接四地沿路摆着各色各样的小吃摊子：豆腐花、索粉、烤肉串……我一见生情，顿时引起了幼年在吴江城隍庙里看草台戏时，尽情享受各种小吃的回味。我几次想沿街坐下来饱尝一番，但是我朋友却催着我向前挤，说是前边的茶楼里已为我订了座。

这一顿小吃，顿觉心神开朗，扫除了一下方才对夫子庙、秦淮河的无聊的怀旧。这固然是茶楼主人烹饪有道，更重要的是把我从夫子庙拉回到了秦淮河，领略到了一点蔷薇色的神韵。秦淮河的小吃是小家碧玉。它们原是出身于乌衣巷口寻常百姓家里，王谢堂前山珍海味的盛宴里没有它们的份。秦淮小吃恰是蔷薇，而不是牡丹。蔷薇不择地而长，墙角井旁，随遇而安。它们秀发挺立不需花坛玉盆。花开花落只要适时，不择春夏。谢了再开，开了再谢，不到严冬霜冻，不告休止。秦淮小吃不正是街头屋角随处可买，沿河就座，一盘棋，一杯酒，均可助兴。想当年，桨声灯影中，玲珑的小船，叫卖于画舫之间，确有一番普罗风味。这一点秦淮河剩余的本色，5年前居然还能寄托夫子庙的荫庇而幸存下来。

朋友之邀，犹豫之后还是被秦淮河的小吃打动了，于是再访夫子庙。

我们在夫子庙前“天下文枢”的牌楼前下车。抬头望，周围建筑焕然一新，这是近两年来修缮之功，单是这个牌楼也够气派了。口气似乎大了一点，但如果置身千年前，文采风流的六朝盛世，彼时彼地大可睥睨世界，谁也不能说是妄自尊大。事实上确是天下无可攀比的文明高峰。时过境迁，最高学府成了百货商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在这里受到了历史的嘲笑。

焕然一新的感觉来自夫子庙周围的商店都新换了门面，是“革新”还是“复旧”很难说。对5年前凌乱嘈杂的夫子庙来说是个“革新”。现在是一律红窗白壁，明清风格。连挂在店面前的幌子，都飘荡着古风。我对考古学没有研究，但是直觉地仿佛又置身于我幼年熟悉的小镇街头。当然，我记忆中的水乡街道没有眼前所见的那样辉煌挺秀，整齐划一，但那种气氛使我“复旧”了。这样说，也许未免有一点言过其实。我固然和清代沾着一年的边，但和明清的接触究竟已是它的末世，以此来评说目前夫子庙和它周围的气氛就不免太自负了一些。这里用“复旧”这个词只指我主观心情而言，不带贬责之意，对客观存在的景色来说，用“仿古”二字较妥。仿古是现代人对古代传统的精华加以模仿复制之意。明清建筑自有其优美的风格，用现代的建筑原料，予以仿制，并不是保守，更不是走回头路。试问重修夫子庙和秦淮河这个传统名胜，如果不走这条路还有什么更好的路可走呢？

“复旧”其实也并不一定是坏事，过去一些历史情节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一般只能靠文字记载来揣摩。这不如经过一番考订，尽可能地如实地把旧情旧事复制成可以供人观看的实物形象。我们在现在夫子庙左首的“江南贡院”展览馆里看到的明、清两代知识分子应试的蜡像和遗物，不就给我们对科举制度较逼真的体会了么？比读一本《儒林外史》更多了一层现实感。这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各有感叹。我倒很愿意当前的知识分子有机会的都去看一看，这个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在这里也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多少已越出范进这个模型的窠臼？

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茶楼。茶楼本身是秦淮河建筑群的一部分。它坐落在夫子庙大牌楼的左首。三层高阁，飞檐画栋，面临秦淮河码头。登楼下望，大小画舫，往来穿梭。夫子庙广场上人头济济，杂以车辆。向前望去，河面上横着一条石桥，名大德桥。桥外就是因诗成名的乌衣巷。

讲秦淮小吃而先讲茶楼坐落，原因是在菜肴小吃其味脱离不了品尝时的四周气氛。猜拳豪饮，低斟浅唱，气氛不同而其风味各异。秦淮小吃之异于众者在其秦淮风韵。看来论烹饪之道不宜泥着于甜酸苦辣。这些只是舌尖的感觉。真正尝到滋味的却是在心头，心头的滋味乃是整体神态的领受。小吃处处有，而秦淮小吃之耐人寻味者，其在于桨声灯影之间乎？

小吃毕，茶楼主人出留言簿索书。却之不恭，写下了“大德桥畔，乌衣巷口，又是一番滋味”。为了说明这个“又”字，作此记。

附：任凭挑选的秦淮风味小吃菜单。

冰糖球

茶叶蛋，五香豆＋雨花茶

什锦素菜包＋如意回卤干

蟹壳黄烧饼＋开洋百叶丝

牛肉锅贴＋牛肉汤

豆腐脑＋鸡丁涌粽

桂花糖粥＋香糯藕片

蒸土瓶＋炸鸡串

红豆小脚粽＋白果绿豆汤

拌凉粉＋鸭血汤

驴打滚＋桂花小元宵

什锦蛋炒饭＋菊花叶汤

鲜肉包饺＋牛肉馄饨

说明：菜单里“＋”号意思是两种小吃可以配对的，一起吃另有风味。

1989年10月

肺腑之味

——苏州木渎鲃肺汤品尝记

荷风方息，桂香初飘，正是这中秋时节，我有事于苏州。苏州是我二十年代就学之乡。事毕，有半日暇，主人建议作天平山之游。天平山是吴中胜景。山不高也不奇，以范公祠而得名。范公祠是为纪念北宋范仲淹而建立的，我在小学时，每逢春秋“远足”常到此地。

苏州滨太湖，多沼泽平地，唯靠湖边有一溜小山，系天目余脉。水乡人士视如奇景，七紫、灵岩、天平、虎丘皆其属也。天平在诸山中以岩石竖立，颇多暴露地面，嶙峋有致，为其特色。有传说称：当范公晚年营谋墓地时，一反常人以风水求福的观念，特指定这一片被认为最不吉利的荒山为其永息之所，范公死后，子孙遵嘱在此辟圹埋葬。当晚，突然地震天摇，山翻石袭。次日早晨一看，整个山坡面貌大变，一块块岩石迎天竖立，形似“万笏朝天”。大地震的故事不见经传，这传说却表达了历代群众对这位念念不忘人民，无半点私心的先贤的崇敬。这种世代相传的崇敬心情也很早沁入我幼小的心灵。后来我读到出于这位贤人之手的《岳阳楼记》，豁然醒悟：没有那种无私境界，哪里会有这种动人肺腑的文章。范仲淹、天平山、《岳阳楼记》三者，浑然地刻入了我的心中。去年（1989）正是范仲淹诞生的一千周年，苏州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纪念会，我因事没有去成，心有余憾。这次回乡，一听上天平之议，当即欣然从命。补此一课，得之偶然。

巧事总是无独有偶的。天平之游出于意外，此行能品尝到木渎鲃肺汤更是非我所料。木渎是从苏州去天平或灵岩的必经之镇。我幼时远足，往返途中总在此休息，木渎是早就熟悉的。到过木渎的人，也不会不听到当地人说：“不吃碗鲃肺汤算不得到过木渎。”鲃肺汤是木渎著名的地方特色菜。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哪里谈得上到馆子里去点菜吃。但是听到了这句话，馋劲一生难消。怎会料想到，年过八十，这次游天平山的返程上在木渎竟能还清这个多年的夙愿？

鲃肺汤为什么这样不容易喝上口呢？说来话长。

鲃鱼原是一种普通的小鱼，身长不过三寸，体形扁圆，背黑肚白，但在乡人口上却说得够神的。其来也无由，其去也无迹，成群结队出现在桂花开时的太湖里，桂花一谢就没有影踪了。有人说这种鱼去了长江，到翌年清明节前后再出现时，被人称作河豚。乡间传说，不足为证，但是也反映了几点事实：一是鲃鱼形似河豚，只是大小不同，前者小，后者大。二是都是产区很狭小而名声很广，鲃鱼在太湖边木渎一带，河豚在长江的扬中段两岸。太湖和长江相通，小可长大，鲃鱼和河豚也就混为一谈。相混的实质，却在这两种鱼都是我们三吴的美味。其所以出名，大概也和它们的季节性有关。物以稀为贵，清明和中秋都是重要节令，但时间短促，前后不过二十多天。像我这种行动上身不由己的人，不可能特为尝新而千里奔波，难于在这种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与鲃鱼相逢，只有巧遇才能享受得到此种口福。

鲃鱼究竟是什么鱼，上面这些话并没有说清楚。我为此特地向饭店主人请教，他为我说了一段故事。他说，鲃鱼不是这种鱼的土名，土名叫斑鱼，原因是这种鱼背上有斑纹。斑讹作鲃，有个来历。

饭店主人姓石，店于乾隆年间已经开业，名“顺叙馆”。斑鱼是当地的土产。太湖东岸的乡人多捕斑鱼作为菜肴，是很普通的家常菜。这家饭馆在经验中发现斑鱼的鲜味集中在它的肝脏。斑鱼的肝脏在中秋前后长得特别肥嫩，大的有如鹌鹑蛋。他们就在这时期把斑肝取出，集中煮汤，称斑肝汤。一碗汤要几十条鱼的肝，所费不赀。这可能是这家饭馆的首创。当时木渎还是个湖滨小镇，饭馆的顾客主要是春秋两季从苏州来天平和灵岩的游客。这个名菜和旅游结合而传到了苏州，看来已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了。

1929年秋，有一位当年的社会名流于右任先生来苏州放舟游太湖赏桂花。傍晚停泊在木渎镇，顺便到顺叙楼用餐。吃到了斑肝汤，赞不绝口。想来当时已酒过三巡，颇有醉意，追问汤名，堂倌用吴语相应，于老是陕西籍，不加细辨，仿佛记得字书中有鲃字，今得尝新，颇为得意，乘兴提笔写了一首诗：“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石家是饭馆主人之姓，鲃系口音之差，而肺则是肝之误，但“石家鲃肺”一旦误入名家诗句，传诵一时，也就以误传误，成了通名。

过了两年，另一名流，当时退居姑苏的李根源先生来到店里，也喝上了这种汤，连连称绝。店主人出示于老之诗。他叹服于老知味，遂即提笔挥毫写了“鲃肺汤馆”四字。又觉得顺叙楼太俗，不如径取诗中石家之名，因题“石家饭店”四字为该店招牌。于、李两老先后唱题，雅人雅事，不胫而走，一时传遍三吴。乡间土肴，一跃而为名声鹊起的名菜。以误夺真，斑讹为鲃，肝成了肺，连顺叙楼旧名也从此湮没无闻，石家饭店成了旅游一帜，应了早年土谚，不喝此汤不算到过湖边名镇木渎了。这十年木渎也成了吴县[1]乡镇企业的标兵，电视广告中常见的骆驼牌电扇厂址即在此镇。

上述故事并非民间传说而是有书法作证的史实，但是如果认为鲃肺汤的盛名来自名流吹捧，却非尽然。于、李两老不能视为美味的创造者，但不失为知味的好事者。他们不愿独尝此味，而愿助以东风，使乡间美肴为广大游客所普享。创味者实是饭店主人石家几代烹饪能手。

我已说过斑鱼原是太湖东岸乡间的家常下饭的土肴，各家有各家的烹饪手法，高下不一大多也知道这鱼的鲜味出于肝脏，但一般总是把整个鱼身一起烹煮。顺叙楼的主人却去杂取精。单取鱼肝和鳍下无骨的肉块，集中清煮成汤，因而鱼腥全失，鲜味加浓。汤白纯清澈，另加少许火腿和青菜，红绿相映，更显得素朴洒脱，有如略施粉黛的乡间少女。上口时，肝酥肉软，接舌而化，毋庸细嚼。送以清汤，淳厚而滑，满嘴生香，不忍下咽。这种烹调自有奥妙。由于专利向不外传，我亦不便追问。

斑肝汤到了石家饭店主人的手里，实际上已起了质变，如果沿用旧名也就抹杀了烹饪上的创造性了。更名才能起到艺术上的肯定作用。这样看来，于右任之诗，李根源之题固然都受到了美味的启发，是即兴之作，但一经名家品题，顿然推俗为雅，化技入艺了。我们不能不说斑讹为鲃，肝误为肺正是点化之妙，真是：“顺叙反朴石家店，多谢于李笔生花。”

写到这里我本打算交卷了，可巧来了一位朋友，看到我说“斑讹为鲃”，笑我汉字都识得不多，误信了店主人的介绍，委屈了于、李两老。这种鱼在俗称斑，在文称鲃，不是出于地方口音之讹。为了这场文字官司，我们当场翻出书架上的字典来作证。

先看最早的《康熙字典》，翻遍鱼部并无鲃字，音近的有个鲅字，释文里有“似鲤而赤”，颜色不合。再查新近再版的《辞海》，找到了鲃字，但释文里有“常栖息水流湍急的涧溪中……常具口须，背鳍有时具硬刺。臀鳍具五分枝鳍条……主要分布于我国华南和西南。”这些都不合。

这时我的外孙在旁，翻出了他在学校里常用的《新华字典》。鲃和鲌两字用括弧附在鲅字之后，释文中说“背部黑蓝色，腹部两侧银灰色”，体色很合，但是却又说“生活在海洋中”，不合。又查鲌字，“身体侧扁，嘴向上翘”，而说“生活在淡水中”，却又相合。又查《现代汉语词典》，鲃字释文是“体侧扁或呈圆筒形，生活在淡水中”，但鲅字的括弧中有鲌字，释文却说“生活在海洋中”。

综看所查各本字典中，只有《现代汉语词典》支持了于、李两老：体形既合，又生于淡水。其他字典多数不合，不是体形有别，就是生在海洋。这场官司让文字学家去宣判罢，我不再啰唆了，但是以肺代肝在动物学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鱼不是用肺而是由鳃呼吸的。诗人不求逼真务实，那是可以体谅的，而且在艺术上常常妙在失实处。烹饪是艺术，不应以科学相求。

不论是斑肝还是鲃肺，其味早已从物质基础上升华了。我尝到的是十足的“石家饭店鲃肺汤”，不是乡间斑肝汤了。当我离店时，店主人强我也要题个字。我想还是将错就错为好，写下了“肺腑之味”了事。其意不过想与范仲淹的肺腑之文相呼应而已。

1990年10月3日补记

[1] 2000年并入苏州市。

榕城佛跳墙

“佛跳墙”是福州传统名菜。榕城是福州别号。我这次去福州，住西湖宾馆，初次品尝到这道名不虚传的佳肴。席间上菜时，服务员在我座前轻轻安放了一个形色古雅、精致，仿造酒坛的瓷樽。出于好奇，不等主人劝酒，我已动手把这小酒坛的盖子掀开，里面还封上一层荷叶。随手启封时，一阵淡淡的略带一点家乡绍兴酒香的不寻常的美味扑鼻而来。略舀半匙，一看是一块一块认不清是什么的细片，连汤入口，鲜美别致，另有风味，不忍含糊下咽。

这道名菜，据说是福州百年老店“聚春园”的领牌首席菜肴，久已驰名闽中。近因5年前美国里根总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宴席上赞赏了特地从福州请去的特级厨师调制的这道菜，而名声大振。这道菜其实是集山珍海味于一坛的大杂拌，要用鱼翅、海参、鸡、鸭、干贝、香菇、鲍鱼、笋尖、鸽蛋等30多种原料和配料，经过精选剖切，更番蒸发加工，分层纳入坛内，加上恰到好处的绍兴酒，层层密封后，用文火煨制而成。经过这道工序，此菜品尝起来，醇香浓郁，烂而不腐；色调瑰丽，清而不腻；唇齿留芳，余味无穷。

尝到这样的超级名肴，自然要问它的名称是什么。拿起菜单一看，带头就是“佛跳墙”三字。这个名称取得不俗，也未免有点奇特。于是引起了席间的议论和评说，幽默热烈，增加了品尝的气氛。

议论起初集中于这道菜的起源。以此菜出名的聚春园，当然要争这个创制权，即使并不能专利，但首创的名声也不能让人。所以在聚春园的简介中有姓有名地说是百年前的创办人郑春发的杰作。聚春园把这道菜作为保留节目，而且适应时势，不断改进。那是因为原材料随时可以增减、更易，甚至全部翻新。听说赵朴老来福州，就吃到了十足是素食的佛跳墙。佛跳墙也就化成了荟集众鲜的一种烹饪程式了。

民间对于这个发明权归于某一个人或某一家菜馆似乎不太服气，于是出现了种种传说。最简捷了当的传说是把这个名肴的发明权归于吃不饱饭的乞丐。他们到了晚上把从在各家饭馆里要来的残羹剩菜，统统倒在一个破瓦罐里，在街巷角落里煮热了下肚。一天饭店老板夜出，偶然闻到这街头异味，看到这群乞丐正在大吃大嚼。他过去一问究竟，发现这股香味原来是由于饭店里的堂倌在这次收拾台面时，把客人留在杯子里的余酒一并倒进了剩菜里，经过这一番折腾，发出了不同凡众的香味。饭店老板是识货的老手，立刻抓住这个烹饪妙法，回店来如法炮制，送上了菜馆的桌面。

这个传说在源头上补充了聚香园的掌故，但把创作权移交到了一般认为邋遢，污秽，不登大雅之堂的乞丐手里。不论他们的发明怎样高明，似乎总有点出身微贱，攀登不上盛宴华席。于是又有人编出了个传说，把这道菜联上了福州的婚俗。福州传统的婚礼中有个规矩叫“试厨”。按这个规矩，新娶来的媳妇上门第二天回门，第三天得到夫家下厨，表演一下烹饪本领，在诸亲众朋会宴的席面上露一手。这是一个妇女一生中的重大考试，分数高低有关她一生在夫家的地位。

传说是有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姑娘，在家一切依赖父母，食来到口，从不下厨。但她长大了免不了也要出嫁。出嫁就得经过这个考试。可是她根本没有这项训练，怎么办呢？这时她的妈妈才明白自己宠坏了女儿，考不及格，会害了女儿一生。试厨的日期到了，这真急煞了她的妈妈，她想只有“捉刀”一法了。她连夜把家里所藏的山珍海味都翻腾出来，一一清理剖切成小块，用荷叶分别包好，装了一大包偷偷地塞在女儿的手袋里。女儿上轿回夫家时还要再三叮嘱，这道菜怎样下锅，那道菜怎样加料。这位新娘却一句也没有听懂。

这位新娘回到夫家，到了临晚才到厨房里，把妈妈给她准备好的山珍海味，一包包解开，堆满了一桌子。两眼乱转，从何下手呢？正在无计可想时，听得厨房外似乎有人要进来。她发急了，刚好桌边有个酒坛子。坛子里的剩酒都来不及倾倒出来，就一口气把桌上一堆堆的东西，一裹儿向坛子里塞。塞完了，顺手把包菜的荷叶把坛口封住，盖上盖。再向灶里一看，余火未灭。她就把那个酒坛塞了进去。转念一想，这可坏了，下一天的酒席上怎样蒙混得过呢？敷衍过婆婆，自己又悄悄地溜回娘家去了。

过了一晚，正是试厨的日子，宾客一早都到齐了，久久却不见媳妇下厨。婆婆发急了，到厨下一看，桌上空空，只在灶里发现了一个酒坛。她刚把坛盖掀开，透过荷叶腾出一阵香味。这香味很快送满全堂。堂上的宾客齐声叫好——传说到此为止。宾客怎样急着品尝，婆婆怎样转怒为喜，新媳妇怎样从娘家当作烹饪能手接回来，都没有交代，我也不便捏造了。

这个传说颇有喜剧意味，不失民间风格。而且把这道菜的准备过程留给媳妇的妈妈去做，加上为了让女儿过关心切，把家藏的山珍海味全盘抛出，也点明了这道菜的材料样多质高的来由。不经这位下厨老手的炮制，这道菜的前部工序就不会完成得妥帖，成果自然不能完善。这个传说妙是妙在把用酒坛装菜的原因也编了进去。乞丐传说里就缺了这个说明。用酒坛装菜是这道菜的特点，至今还要用仿制小酒坛上桌。而且也突出了在菜里用适度的绍兴酒做配料引起异香扑鼻的特技。这个传说把这道菜的创制说成是事出偶然，是新媳妇慌乱中失措的结果。利用传统习俗做基础，故事发展似乎很近人情，而且带一点幽默。拙妇出巧工，更含有深刻的哲理。传说毕竟是传说，反映了群众的情意，大可不必深究。但是也得指出上述这些传说有个缺点就是都没有和“佛跳墙”这个菜名挂上钩。乞丐也好，拙妇也好，和佛何干？

菜肴不能无名，尤其是在菜馆里，总得要客人点菜，没有个菜名，如何点法呢？菜名又必须和这道菜的特点有关。这道用20多种材料混合烩成的大杂拌总得有个好名称。我想这一定伤过菜馆老板的脑筋。据说此菜在聚春园一家就有过三个名称，其一就是现在通行的“佛跳墙”，其二是“福寿全”，其三是“坛烧八宝”。这几个菜名的演变又引起了席上的不同看法。在我看来，这三个名称的次序应当颠倒过来。

“坛烧八宝”似乎应当是菜馆初用的名称，因为它是朴实地平铺直叙，说明这是一道由多种原材料煮成装在坛里上桌的菜。坛烧不一定是在酒坛里煨制的，“八”也只是指多的意思。这也符合普通的菜肴提名法，有如“白菜炒肉丝”“辣子鸡丁”等。可是一个出名的菜馆却不能没有几道看家名菜压场扬名，这些名菜就得取些好听的名称。“福寿全”这个名字大概就是这道菜被达官贵人赏识之后，作为菜馆首席菜肴的时候提出来的。

从“坛烧八宝”转到“福寿全”也许和有关这菜的一段“野史”有关。野史的根据我没有去查，只听说在光绪末年，福建官钱局的一次宴会上有一道主菜就是集多种珍品烩制成的一个大品锅。当时福州按司周莲食后叹平生未曾尝过如此的佳肴美味。他打听到这道菜是出于官钱局的某一位执事的内眷之手。于是就找个机会委托官钱局主持一次宴会，并派了厨师郑春发前往协助。郑春发就乘机窃取了此菜的技艺。他后来成了聚春园的老板。

这段野史，有名有姓，周莲确有其人，当时以能诗善饮出名。但有关此道菜的发明权却归于某执事的内眷，和“新媳妇试厨”的传说相通，都是民间起源论。郑春发后来确是聚春园的老板，所以当聚春园用这道菜挂头牌时，势必为它取个像样的菜名，要在官场里叫得响，“福寿全”三个字很合适。

一道源出于民间的名菜，一旦进入官府，披上了堂皇体面、道貌岸然的菜名，群众是不会心服的。可巧“福寿全”三字用福州口音发音时却和“佛跳墙”很接近。于是有些秀才先生就用此来耍聪明了。据说有一帮秀才来到聚春园点名要吃“福寿全”。酒过一巡，有人提议赋诗助兴。其中有一人即席口吟：“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意思是这道菜香味太引人，连佛门弟子都动了凡心，实即是“菜香非凡”而已。而佛跳墙一词又正符合民间的想象力。这和群众喜爱鲁智深和济公又出于同一种心情。少林寺电影中还有“酒肉穿肠过”无损于佛门修道的镜头。群众心目中可爱之人正是这种心胸旷达，肠腑热烈，不装模作样、口是心非，说真话、办好事的和尚。“佛跳墙”一名带来的意境正是这种味道，于是不胫而走。不但聚春园为了吸引食客，此菜还得弃雅从俗，定下了“佛跳墙”之名，其他菜馆也紧跟不舍。

必须声明：我这里所叙述有关这菜名的演变过程，并没有可靠的事实证据，只是凭想象得来，不足为证。至于有人说，这名是否对佛门不敬，我想只要有一点道行的僧徒决不会介意。门既是空，何来墙跳？而且即使跳了墙，也没有说他犯了吃荤的戒律，何况现在已有全素的“佛跳墙”了呢？善哉，善哉。

1990年12月6日补记

说“茶”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话表示了这七件事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之密切，然而排在最后一位的茶，却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攀上了关系。“茶文化”也是古往今来人们爱谈的话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最早懂得种茶、制茶、饮茶的国家。据《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这样算来距今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提到《茶经》，我们不能不想到它的作者——陆羽。

陆羽，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天门县[1]），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从小被抛弃，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收养了他。积公是个饱学之士，且好茶。陆羽受此熏陶，少时便得艺茶之道。十一二岁后离开寺院，流落江湖。后定居浙江湖州，潜心研究茶学，历经10余载，于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

《茶经》记载了我国种茶的历史、源流；茶叶的品质、生产技术；煮茶用水和火候；茶品鉴赏等综合知识。是对唐代以前茶学的总结，对后来茶叶的生产和饮茶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他的贡献，人们尊他为“茶圣”。

据专家考证，南北朝时期，中国商人在蒙古边境与土耳其人以茶易货，把茶带到了西方。以后又传到朝鲜、日本；传到印尼、印度，遍及世界。现在，茶已经成为全世界风行的饮品了。

30年代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亲身体会过英国人喝午茶的习惯——每天下午4到5点钟，教师和学生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茶室去喝茶、聊天。其实喝茶是引子，大家借此机会交换意见、互相通气、增进感情，成了一种社交活动。看来，茶已经超出了单纯作为饮料的作用了。

我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经常下农村和小城镇做社会调查工作，有时会到当地的茶馆坐坐，我发现茶馆实际上就是附近农村交流社会信息的中心，四面八方来的茶客把信息带到茶馆，再从这里散播到附近的农村里去；有的茶馆里还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比如有说评书的、唱京戏的、评弹的等。所以说，茶馆又是群众休息、娱乐和社交的中心。

我国茶的原产地据说是在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几十年来，由于工作关系，除了西藏和台湾外，我几乎跑遍了祖国各地，有幸领略过我国少数民族烹茶的高超技艺。在甘肃撒拉族同胞的餐桌上，我品尝过甜香的“三泡台”；在夏河的拉卜楞寺，我初尝藏族纯美的酥油茶；在广西侗族的竹楼里，我吃过鲜美的“打油茶”（油茶是用茶叶、糯米、玉米等原料加油制成，饮茶时茶叶和配料一同吃下）；在内蒙古草原我享受了牧民浓郁的“奶茶”……看来，“茶”早已深深地进入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发挥着多种多样的功能了。

茶不仅仅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主要饮料，而且他们从实践中很早就懂得了茶的医药价值。《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神农本草经》认为：“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历代医书多有记载饮茶的医疗保健功能。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很少对茶叶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对茶的医疗保健功能开发得很少。去年我在江西南昌，看到南昌绿色工业公司请来专家、教授，为他们提供研究条件，用现代科技手段，从绿茶中提取出一种叫茶色素的生物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对治疗和防治危害人类健康的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很有作用。我们的科技人员应用科技知识，终于从传统的东西里推陈出新，创造出新东西，从而使茶叶身价倍增。

日前，我在报上看到，地处大别山南麓的湖北英山县依靠茶叶摆脱贫困的消息。英山是国务院确定的重点扶贫县，多年来老百姓过着“吃粮靠救济，用钱靠贷款”的穷日子。县领导经过长期摸索和研究，终于选准了以茶叶生产为突破口，依靠科技，走农业产业化和种、养、加综合开发的路子。经过几任领导和群众的努力，如今英山县309个村，“村村有茶场，山山出佳茗”。县领导不仅组织群众种茶叶，而且鼓励乡、村、组、户多层次发展茶叶企业。每年由县委、县政府牵头举办一次茶叶节，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把英山茶叶推向国内外市场。在今年的第七届茶叶节上，他们与20多家经销客商签订了购销合同，成交茶叶300万公斤，成交额达4200多万元。如今全县茶园面积发展到10万亩，人均茶叶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茶叶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0%。到1997年底，英山的贫困人口已由1990年的11万人减少到不足6万人，其中约有50%的贫困户是靠种茶脱了贫。小小茶叶已成了英山富县富民的大产业。

开门七件事的最后一件——“茶”，在人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1998年6月

[1] 1987年，撤销天门县，设立天门市。

烹饪上“华味”能否胜过“洋味”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大河水涨小河满”，老百姓口袋也鼓起来了。长期关闭的国门一打开，人们与国外的交往日益频繁。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许多外国的新东西涌了进来。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衣食住行”不知不觉起了变化。依我看，衣装是其中变化得最快也是最容易让人注意到的。不是吗，如今人们的衣装一扫过去呆板、单调的样式，西服、领带已成了人们喜爱穿着的服饰；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牛仔服、喇叭裤、紧身衣，如今已穿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姑娘们的时装更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令人赏心悦目。不过，现在流行的服装式样，绝大多数是“进口”的，我们中国传统服装样式已经很少见了。所以我说在服装上，“西式”压倒了“中式”。

另一个让人感觉变化大的，就是人们的饮食。说起吃，中国素有“烹饪王国”的美称，烹饪技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有各地独特口味的菜肴，如大家熟悉的粤菜、鲁菜、潮州菜、淮扬菜等。

十多年前，偶然见到一位在《中国烹饪》杂志工作的老同学，为了拉我写稿，他向我大大地宣传一番：烹饪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现已征服世界，五大洲的主要都会，中国菜馆都已成为美味中心，无口不尝，无人不誉。我受他怂恿，这些年来，真的围绕在“食”上写了十几篇短文，后来集成一册，起名《言以助味》。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的人增多，不少人在国外开了餐馆。听说现在在国外一些中小城市里，要吃顿地道的中餐，已是很方便的事了。中国烹饪是不是像那位同学说的“现已征服世界”，我不敢断言，但是，凡有机会吃中国菜的老外“无口不尝，无人不誉”确是事实，而且也可以说“中餐”大有压倒“西餐”之势。

不过，当中国菜漂洋过海的时候，外国的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汉堡包……也相继登上了中国大陆，进入大城市。这些洋快餐以它们科学的管理、优良的服务，以及卫生方便和独特的“洋味”，吸引了中国广大食客，特别是打动了娃娃们的心。

“快餐”这个名词最近几年才在国内流行起来，但是在欧美国家已经风行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年鉴》说，世界上第一家快餐店是1885年在纽约出现的。我手边恰好有一本《家庭快餐》，书里说：早在商周时代，中国的烹饪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经看得到快餐的雏形。到了宋代，在一些城市出现了“逐时旅行素唤”，“嗟咄可办”的方便快餐。“兼卖酒”之类的快餐店，以“旋切莴苣”“旋炒银杏”“三鲜面”“炒鳝面”等菜肴招揽食客。有的店家索性把某些快餐菜肴命名为“嗟咄烩”。嗟咄者，叱咤呼唤也，一声招呼立刻就能端上菜来，自然算得上快。这样说来，中国的确也称得上是快餐的故乡了。

但是中国的快餐并没有发展起来，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极大地发挥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富裕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人们需要快餐，然而我国的餐饮业没有跟上这个变化，以致洋快餐大举占领了中国市场。这时候，中国餐饮界的有识之士，不甘落后，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进路，要跟洋快餐一比高低。中国“荣华鸡”在跟美国“肯德基”“唱对台戏”；“红高粱”的羊肉面着实红红火火。

我是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了几十年，也喜欢上了面食，但是一家人做面食的本领却没有长进，包顿饺子，手忙脚乱，要费好大的劲儿。如今街对面的副食店里速冻饺子就有五六种，还有包子、馄饨，连新蒸出来的馒头、花卷都可以随时买到。近几年速冻方便食品的品种越来越多，大大节省了人们围着锅台转的时间。我希望中国的快餐业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结合我们民族传统，越办越好，在饮食业这个大市场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路子。更要从这里出发，使中国烹饪真的“征服世界”。

我常讲，当今的世界由于通信和交通的发达，变得越来越小了，生活在这个“地球村”里的人们，再也不能闭关自守。经济上，全世界已进入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生活上，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今后的世界里，竞争将更加激烈。这个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在生活上的竞争。

从我们大家须臾不可离的吃饭、穿衣中，不是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静悄悄的，然而却是非常激烈的竞争了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烹饪上“华味”能不能胜过“洋味”？

1998年11月25日

第三辑 天涯咫尺

西山在滇池东岸

我从没有到过西山。可是这几年来疏散在滇池的东岸，书桌就安放在西窗下，偶一抬头，西山就在眼前。尤其是在黄昏时节，读懒写倦，每喜倚窗远眺。逼人的夕阳刚过，一刹间湖面浮起了白漫漫的一片。暮色炊烟送走了西山的倦容，淡淡地描出一道起伏的虚线，镶嵌在多变的云霭里，缥缈隐约，似在天外。要不是月光又把它换回，我怎敢相信谁说它没有给夕阳带走？

西山是不会就这样容易带走的罢！你看它峭壁下这堆沙砾，堆得多高，快到半身。它这斑驳多痕，被神斧砍过的大石面，至少也可以使我们不再怀疑它是个无定的游脚。它是够坚定的了。耽担着这样久的磨折，忍耐着这样深的创伤，从没有说过半个字，多舌的绝不是它。恕我没有近过它，不知有没有自作聪明的人，在它额上题过什么字句。即使有，我想它也不致置怀。石刻能抵住多少风雨？一刹间，水面的波纹，天空的云霞，人间的离合，谁认真了，何况这沉着的西山。

我远远望着那神斧砍过的峭壁，忽想起小惠——我那个将近两岁的女儿。要是她懂事了，要我解释西山跟谁打了架，弄得满脸是血，叫我怎样回答。为此，我逢着抬烟管的老乡，总是很客气的想探听一些关于西山的乡史野话，预备将来能对付我这个现在已够刁钻的女儿。可是他们却笑着摇摇头，像西山一般的静默，似乎已厌倦了记忆，卸下了过去。“忘记了罢。日子是在前面。只有弱者才会给往事所沉醉，所麻痹，女人才是哓舌的。”——我记不起是不是尼采所说的话。西山没有传说，不需要辩护，一脸伤痕，一池清血，告诉了我们所能体会的一切。即使有一天，沙砾盖住了它的脸，全身没入了海底，它还是没有呻吟。这我敢保证，虽则我从没有亲近过它。

可是，这套话怎能对我自己的女儿说，战争即使不是罪恶，在羔羊面前至少也是丑恶。做父亲的哪里有这勇气来颂赞吞在肚里的那颗牙子作梗？于是我的视线溜过峭壁，向南移去。这里不是有个仰卧着的女郎？眼向着无穷限的高空。头发散乱的堆着，无限娇懒。丰腴的前胸，在招迎海面的清风，青春的火烧着了她，和她炙面的晚霞一样的红。双膝微耸，她没有睡，更不是醉，她一定瞪着眼，心里比黑夜的潮水冲击得更急更凶。她像是在等待，用落日的赤忱在期望，用弦月的幽贞在企盼。可是她等待的是谁？岂是个忘情的浪子，在天河畔邂逅哪家村女，忘了他的盟誓？岂是个贫困的樵夫，想偷折哪个星园的枯柴，被人禁闭了？岂是个荒诞的狂生，在无穷里采取极限，永没有回头的日子？

让我就这样来编个故事，来哄我的孩子。我开头不就可以说：“你看，隔着这水面，那里不是有一盏闪烁的灯光么？这个地方曾经有一对情侣——”接着我想说有一天那个少年忽然想要寻一件世界上稀有的宝物来给他情人，于是他飞入了天空——神话似乎都是这样开始的。我正想接着说留在山上的少女怎样耐心的等待，忽然隔壁传来了小惠学话的声音：“不，我要去，我也要去。”

“是的，她怎不跟着去？”我自己打断了我自己的故事。这多情的女郎怎会愿意为一个得不到的稀有的宝物，来换取一个永不回来的情人？岂是她情人的礼物就是一个永诀？不会，不会，我不能相信。可是故事又怎样续下去呢？算了，反正小惠还不满两岁。她长大时，谁知我们又将在哪座山的脚下。即使她还是要追问西山的故事，让她母亲去哄她罢！女人的故事还是让女人去说才是，世界上哪里还有比男人口上的女人更荒诞的呢？

我闭目不看西山。西山在我是个谜，你看：这边是不求人知的忍受，不叫喊的沉痛，不同情的磨折，不逃避不畏缩的接受终古的销蚀，那边是无厌的期待，无侣的青春，无言的消逝，无边际里永恒的分离。谜，在人间至少该是个谜。虽则我已闭了眼，眼前还是西山。

我在滇池东岸，每天对着西山。这样的亲切，又这样的疏远。隔水好像荡漾着迷人的渔歌，晚风是怪冷的，我默默地关上了窗。

1942年11月

鸡足朝山记

一、洱海船底的黄昏

到了海边，上了船，天色已经快黑。我们本来是打算趁晚风横渡洱海，到对岸挖邑去歇夜的。可是洱海里的风谁也捉摸不定，先行的船离埠不久，风向突变，靠不拢岸，直在海面上打转。我们见了这种景象，当晚启程的念头也就断了。同行的人知道一时决定走不成，贪看洱海晚景，纷纷上岸。留在船里的只有潘公和我两人。

我留在船底实在有一点苦衷。三年前有一位前辈好几次要我去大理，他说他在海边盖了一所房子，不妨叫作“文化旅店”。凡有读书人从此经过，一定可以留宿三宵，对饮两杯。而且据说他还有好几匹马——夕阳西下，苍山的白雪衬着五色的彩霞；芳草满堤，蹄声嘚嘚；沙鸥傍飞，悠然入胜——我已经做了好几回这样的美梦。可是三年很快的过去了，我总是没有能应过他的约。这座“文化旅店”正靠近我们这次泊船的码头。但现在已是人去楼空，那几匹马也不知寄养在哪家马房里了。这个年头做人本来应当健忘一些，麻木一些。世已无常而恨我尚不能无情。为了免得自取怅惘，不如关在船底，落日故人，任他岸上美景怎样去惹人罢。

多风少光的船底也有它特别值得留恋的地方。我本是个生长在鱼米之乡的三吴人士，先天是爱船的。10年来天南地北的奔波，除了几次在大海洋上漂泊外，与船久已无缘。这次得之偶然，何忍即离。这一点乡思系住了这两个万里作客的游子。还有一点使我们两人特别爱船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和腿都有一点毛病。潘公有一眼曾失明过，我呢，除了近视之外，对于色彩的感觉总是十分迟钝。潘公是独脚，我呢，左脚也残废过。在船底，我们的缺陷很容易掩饰过去。昏暗的棚子里有眼亦无可视，斗大的舱位里，有脚亦不可动。这里我们正不妨闭着眼静坐，只要有一对耳朵没有聋，就够我们享受这半个黄昏了。

古人时常用“欸乃”二字来代表船，因为船的美是由耳而入的。不论是用橹用桨，或是用桅，船行永远是按着拍水的节奏运动。这轻沉的声调从空洞的船身中取得共鸣，更靠了水流荡漾回旋，陶人心耳。风声，水声，橹声，船声，加上船家互相呼应的俚语声，俨然是一曲自然的诗歌。这曲诗歌非但是自然，毫不做作，而且是活动的。船身和坐客就在节奏里一动一摆，一俯一仰，顺着这调子，够人沉醉。孩子们的摇篮，成人的船，回到了母亲的怀里。

一阵紧风打上船来，船身微微的荡了一下。潘公取下衔着的烟斗，这样说：“假如我们在房子里，风这样大就会有些担心，怕墙会倒下来。风和墙谁也不迁就谁，硬碰硬；抵得住，抵；抵不住，倒。在船里就不用着慌，风来了船退一下，风停了，船又回到原位。”我没有说话，倒不是因为我不很能欣赏中国式的“位育”方法，而是因为既然要上鸡山，就得预先学习一下拈花微笑的神气。不可说，不可说。

在船里看黄昏最好是不多说话。但两人相对默然又不免煞风景，于是我们不能不求助于烟茶了。潘公常备着土制无牌的烟丝，我也私自藏着几支香烟，可以对喷。至于茶则不能不索之于船家了。船家都是民家人，他们讲的话，对我们有如鸟语。我向他们要茶，他们只管向我点头道是，可是不见他们拿出茶壶来，于是我不能不怀疑自己的吴江国语在他们也有如鸟语了。那位船家低了头，手里拿着一个小土罐在炭上烤。烤哪样，怎么不去找茶壶？我真有些不耐烦。可是不久顿觉茶香袭人，满船春色。潘公很得意地靠着船板，笑眯眯的用云南话说：“你家格是在烤茶乃？”

大理之南，顺宁之北，出一种茶叶，看上去很粗，色泽灰暗，香味也淡，绝不像是上品，可是装在小土罐里，火上一烤，过了一忽，香味就来了。香味一来，就得立刻用沸水注入。小土罐本来已经烤得很热，沸水冲入，顿时气泡盈罐，少息倾出，即可饷客。因为土罐量小，若是有两三个客人，每人至多不过分得半小杯。味浓，略带一些焦气，没有咖啡那样烈，没有可可那样腻。它是清而醇，苦而沁，它的味是在舌尖上，不在舌根头，更不在胃里，宜于品，不宜于饮；是用来止渴，不是用来增加身体水分的。我在魁阁读书本是以好茶名朋侪间，自从尝到了烤茶，才恍然自悟30多年来并未识茶味。潘公尝了烤茶说：“庶几近之。”意思是他还领教过更好的，我对烤茶却已经很满意了。可惜的是西洋人学会了喝茶，偏偏要加白糖。近来同胞中也有非糖不成茶的，那才是玷辱了东方文化。

当我们和岸上的朋友们分手时，曾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要送饭下来。我们想吃一顿船家的便饭，这是出于潘公的主张较多。据他说，幼时靠河而居，河里常停着小船。每当午刻，船家饭熟，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吃香喷喷的白饭，限于门户之严，总是无缘一尝。从此积下了这个好吃船饭的疙瘩。这一次既无严母在旁，自可痛快的满足一次。我从小在苏州长大，对于船菜自然还有“食”以外的联好。这里虽无船娘，但是也不妨借此情景，重温一些江南的旧梦。

船家把席子推开，摆上碗筷，一菜一肉，菜甜肉香。七八个船夫和我们一起团团围住。可惜我们有一些言语的隔膜，不然加上一番人情，一定还可多吃两碗。

饭饱茶足，朋友们还没有下船，满天星斗，没有月。虽未喝酒，却多少已有了一些醉意。潘公抽烟言志，说他平生没有其他抱负，只想买一艘船，带着他所爱的书（无非是霭理士之辈的著作）放游太湖，随到随宿，逢景玩景。船里可以容得下两三便榻，有友人来便在湖心月下，作终宵谈。新鲜的鱼，到处都很便宜。我静静地听着，总觉自己太俗，没有想过归隐之道。这种悠优的生活是否还会在这愈来愈紧张的世界中出现，更不敢想。可是我口头却反复地在念着定庵词中的一句：

“笛声叫破五湖秋，整我图书三万轴，同上兰舟。”

二、“入山迷路”

在船里等风过洱海，夜深还是没有风。倦话入睡，睡得特别熟。醒来船已快靠岸。这真令人懊悔，因为人家说我不该一开头就白白的失去了洱海早晨一幕最美的景色，这还说什么旅行。可是事后想来却幸亏那天晚上睡得熟，早上又起得迟，不然这天能否安全到达金顶都会成问题。

我们在挖邑上岸。据当地人说从挖邑有两条路可以上鸡足山。一路是比较远些，一天不一定赶得到；另一路近是近，可是十分荒凉，沿路没有人烟，山坡又陡。我们讨论了一下决定走近路，一则是为了不愿在路上多耽搁一天，二则也想尝尝冒险探路的滋味。何况我们人多马壮，一天赶七八十里路自觉很有把握。独脚潘公另雇一个滑竿，怕轿夫走得慢，让他们趁先出发。诸事定妥后，一行人马高高兴兴地在10时左右上路向鸡山前进。

这个文武集成旅队在游兴上虽甚齐整，可是以骑术论在文人方面却大有参差，罗公究是北方之强，隔夜在船上才练得执缰的姿势，第二天居然能有半天没有落伍。山阴孙公一向老成持重，上了马背，更是战战兢兢，目不斜视。坐马有知，逢迎主人之意，也特地放缓脚步，成了一个远远压阵的大将。曾公嫌马跑得慢，不时下马拔脚前行，超过了大队。起初大家还是有说有笑，一过雪线，时已下午。翻过一重山，前面又是一重山。连向导们都说几年没有走过这路，好像愈走愈长，金顶的影子都望不见。除了路旁的白雪，和袋里几支香烟外，别无他物可以应付逐渐加剧的饥渴。大家急于赶路，连风景都无暇欣赏。走得快的愈走愈前，走不快的愈落愈后，拉拉牵牵前后相差总有几里，前不见后人，后不见前人。我死劲地夹着马，在荒山僻道中跟着马蹄痕迹疾行。

太阳向西落下去，而我们却向东转过山腰。积雪没蹄，寒气袭人。路旁丛林密竹，枝叶相叉，迎面拦人。座下的马却顾不得这些，一味向前。会骑马的自能伏在马颈上保全脸面，正襟危坐的骑士们起初还是不低头即挂冠，后来挂冠也不够，非破脸流血不成了。后面追上了我的是曾公，只见他光着头，用着一块手帕裹着手，手帕上是血。我们两人做伴又走了有一二里，远远望见了金顶的方塔，心头不觉宽了一些，以为今晚大概有宿处了。放辔向前，路入下坡。人困马乏，都已到了强弩之末。偶一不慎，马失前蹄，我也就顺势在马头前滑入雪中。正在自幸没有跌重，想整衣上鞍，谁知道那一匹古棕马实在不太喜欢我再去压它了，一溜就跑。山路是这样的狭，又这样的滑，在马后追赶真是狼狈。于是让过曾公，一个人爽性拣了一块石头坐下，悠悠地抽了一回烟。山深林密，万籁俱寂，真不像在石后叶下还有几十个人在蠕动。我从半山，一步一滑，跌到山脚，才听到人声。宋公、曾公等一行正在一个草棚里要了茶水等我们。我算是第三批到山脚的。我的马比我早到20多分钟。后面还有一半人没有音讯。

山脚的地名叫檀花箫，但并没有什么花，遍地都是些荒草和新树。那间草棚也是临时搭成的，专门赶这个香期，做些小买卖。这条路本是僻径，很少人往来，我们这样大批人马过境，真是梦想不到的。我们自己借火煮了些饵块。同伴们零零散散，一个个到了。罗公落马跌破了半个眼镜，田公下骑在路上拾得了曾公的破帽。最后到的是孙公，本来已经不很小的鼻子更大了，上唇血迹斑斑，曾经一场苦战无疑。各人都带着一段自己以为了不得的故事，可是行程还没完，离可以住宿的庙宇最近的还有三四里，所以无暇细说。天快黑了，潘公的滑竿毫无信息。除非打算在草棚里过夜，我们不能再这样等了，于是又跨上马，做最后的努力。

新月如钩，斜偎着对面的山巅，一颗很亮的星嵌在月梢，晶莹可爱。我们趁着黄昏的微光，摸路上山，山间的夜下得特别的快，一刹间四围已黑。马在路上踟蹰不前，于是不能不下马牵了缰爬上山去。人马杂沓，碎石间的蹄声，更显得慌乱。水声潺潺警告着行人提防失足。可是谁还敢停留，一转瞬前面的人马就消失在黑雾里，便没有了援引。山林里的呼声，最不易听得准，初听似乎在前在右。可是一忽又似乎在后在左。我一手拖着似乎已近于失望的罗公，一手差不多摸着地面。爬了好一阵，面前实在已无路可走，在一起的几位也已经奋斗到了最后关头，鼓不起上前的勇气了。山不知有多高，更不知我们脚下的是不是条路，假定是路，也不知会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正在这时候，山壁上好像有一块比较淡色的石头，摸上去很光滑，也许是块什么碑罢。我划了一根火柴，一看，果真是。但是光太微弱，辨不出有什么字。既有碑，一定靠近了什么寺院，绝路逢生，兴奋百倍。转到石碑的背后，不远有一间小屋，屋前的路比较宽大些。宋公等在前开路的派了些人在这里等我们，要我们更进一步。于是大家抖起精神，爬上了山巅。山巅上一片白雪，映出尽头矗然独立的方塔，那就是鸡足山的金顶了。我们本来约定是第二天才上金顶的，谁知道入山乱爬反而迷到了目的地。

金顶的和尚们见了我们，合掌呐呐，口称菩萨有灵。原来庙里来了一位做过皮匠的县政府委员，坐收香火捐。这倒并不足奇，在这种偏僻的县份里，哪样不能收税？据说是因为省政府下令保护名山，所以县政府在山里沿路设下不少“弹压所”（名目也怪别致），行人过关得弹压一下，缴纳2元弹压费。到了庙里，如果要烧表荐拔亡魂，又得交县政府2元，交委员老爷3元，交了这笔不知什么名目的税，在焚化的表上可以盖上个印，否则无效。所谓无效也者，也许是阴阳官方另有契约规定，其中奥妙，非吾人所可知。这套税收，尽管新奇，犹有可说；那位“皮匠”委员在庙里虽则可以有不花钱的鸦片可抽，但还是不甘寂寞，想早些回家。那天早上威逼着和尚预支税收3000元，若是当夜交不出，就要用刑吊打。金顶的老和尚着了慌，无计可施，只有在菩萨面前叩头求救。据说他求得一签说是有贵人来助，可是等到黄昏，还是毫无消息。不道在日月俱落的星光中，会有我们这大队人马半夜里来敲门求宿，应验了菩萨的预言。老和尚说完合掌念经，是否有意编出来要我们去应付这皮匠委员，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这位菩萨也太狠心了一些，为了要救这老和尚的一阵吊打，何必一定要我们受这样一路的罪，受了这罪还不够，还要我们一夜不得安睡呢？

到了金顶安睡本可不成问题的，可是一点名，独脚潘公和几个押运行李的士兵却没有报到。9点，10点，12点，还是没有消息。山高风急，松涛如吼，心念着雪地里失群的受难者，谁还能高卧呢？何况行李未到齐，要睡也凑不足全体的被褥，于是我们这些年纪较轻的索性烤火待旦，金顶坐夜了。

风好像发了狂，薄薄的纸窗挡不住雪线上彻骨的夜寒。面前虽有一大盆炭火，但是鞋底烤焦了，两足还是不觉得暖气，我们用草席裹着身，不住地看着表，面面相觑，说不出什么话。远地从怒风中传来一阵阵狼嚎，连香烟都生了苦味。静默压人压得慌，但又无人能打破这逼人的静默。每个人心头有着一块石头，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潘公露宿了一夜，上山重见时，这块石头才落地，大家又有了笑容。

早上我们看完了日出，到大殿签筒里抽出一签，签上写着四个字：“入山迷路”。

三、金顶香火

骑了一天马，烤了一夜火，只打了两个瞌睡，天亮的时候，身体疲乏得已经不容易再支持。虽则勉强助兴跟着曾公去看金顶的日出，但是两条腿尽管冷得发抖，骨节里却好像在发烧，嘴里干燥，连接着喝水，解不了半点渴。耳边似乎有无数杂乱的声音，不成句的话，在那里打转。冷风一吹，头脑略略清醒了一些，四肢却更觉得瘫痪。于是我不能不倒头在人家刚推开的被窝里昏昏地睡去了。

一忽醒来，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寒风没有了踪迹，红日当窗，白雪春梅，但觉融融可爱，再也找不着昨夜那样冷酷的私威。室内坐满着人，有如大都会里的候车室。潘公安全到达山下的好消息传来后，欢笑的声音更是横溢满堂，昨夜死寂的院子现在已成闹市。窗外人声即使不如沸鼎似的热闹，也够使我回想到早年城隍庙里看草台戏的情景。睡前那种静默的死气和我身体的疲乏一同被这短短的一忽消化无余了。我搓了搓眼睛，黄粱一觉，世界变得真快。

一点童年的梦还支配着我，急促地披衣起来，一直向大殿上去赶热闹。香烟回袅，早雾般笼罩着熙熙攘攘一院的香客。站定一看真有如进了化装的舞场：绿衫红裤，衣襟袖口镶着宽阔彩绣的乡姑；头上戴着在日光下灿烂发光，璎珞叮当，银冠珠饰的少女；脚踏巨靴，宽襟大袖，油脸乱发的番妇；腰悬利刃，粗眉大眼，旁若无人的夷汉；长衫革履，入室不脱礼帽的时髦乡绅；以及袈裟扫地，闭目合掌的僧侣，只缺钢盔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这形形色色的一群，会在这时辰，齐集到这超过了2500米的高峰上，绝不是一件平凡的事！也许是我睡意尚存，新奇中总免不了有一些迷惑。

什么造下了这个因缘会合？

带着这些迷惑的心境，我挤出山门。山门外有一个平台，下临千尺，山阴雾底，隐藏着另一个森严的世界。这里乱草蔓延，杂树竞长；斧斤不至，野花自妍。我正在沉思，背后却来了一个老妪，一手靠在一个用着惊奇的眼光注视我的少女的背上。这一双老眼显然没有发觉有人在看她，因为她虔诚地望着深壑，口中呐呐不知在向哪个神明面陈什么心愿。抖颤的一双手握着一叠黄纸，迎风抛去，点点蝴蝶一时飞满了天空。散完了这叠纸，老脸上浮起了一层轻松的怅惘，回头推着那个心不知在哪处的少女，沿着山路转过了墙角。空中的黄纸，有些已沉入了雾海，有些还在飘，不知会飘出哪座山外。

一人待着怪冷清的，于是又回到庙里。既到了金顶为什么不上那座宝塔去望望呢？这座塔有多少层，我并没有数，有梯可登的却只有一层。因为这还是民国以后的建筑，所以楼梯很新式，是一级一级螺旋形转上去的，每级靠中心的地方很狭。上下的人多，并不分左右，因之更显得拥挤。四壁没有窗子，光线是从底层那一扇小门中射入，很弱。人一挤，更觉得黑。我摸着墙壁跟着人群上去，但觉一阵阵腥气扑鼻，十分难受。登楼一看原来四周都是穿着藏服的男女。他们一登楼就跪下叩头，又绕着塔周阳台打转，一下就跪地，一下就叩头，口里散乱念着藏语，头发上的尘沙还很清楚地记录着他们长途跋涉的旅程。我在端详他们时，他们也正在向我端详，他们眼光中充满了问号：哪里来这一个在神前不低头的野汉？既不拜佛又何必登塔？我想大概他们在这样想，至少他们的虔诚的确引起了我这种内心的自疚。我凭什么可以在这个圣地这样的骄傲？我有什么权利在这宝塔里占一个地位挡着这些信士们的礼拜？于是我偷偷地离了他们走下楼来，塔前的大香炉里正冒着浓烟。

我回到宿舍，心里很不自在，感受着一种空虚，被打击了的虚骄之后留下的空虚。急急忙忙地想离开这佛教圣地的最高峰，催着同人赶紧上路，忘记了大家还没有吃早点。

四、灵鹫花底

以前我常常笑那些手执“指南”，雇用“向导”的旅行者，游玩也得讲内行，讲道地，实在太煞风景。艺术得创造，良辰美景须得之偶然。我这次上鸡足山之前仍抱着原来的作风，并没有特别去打听过为什么这座山不叫鸭脚，鹅掌，而叫鸡足。我虽听说这是个佛教圣地，可是也不愿去追究什么和尚开山起庙，什么宗派去那里筑台讲经。

事情却有不太能如愿的时候。那晚到了金顶没有被褥，烤火待旦，觉得太无聊了，桌上有一本《鸡山志》，为了要消磨些时间，结果却在无意中违反了平素随兴玩景的主张，在第二天开始游山之前，看了这一部类似指南的书。这部志书编得极坏，至于什么人编的和什么时候出版的我全没有注意，更不值得记着。零零散散，无头无绪的一篇乱账，可是却有一点好处，因为编者并不自充科学家，所以很多常识所不能相信的神话，他也认真地记了下来，这很可满足我消夜之用。

依这本志书说：鸡足山之成为佛教圣地由来已久。释迦的大弟子伽叶在山上守佛衣俟弥勒，后来就在山上修成正果。在时间上说相当于中土的周代，这山还属于当时所谓的西域。这个历史，信不信由你。可是一座名山没有一段动人的传说，自然有如一个显官没有圣人做祖宗一般，未免自觉难以坐得稳。说实话，鸡足山并没有特别宏伟的奇景。正如地理学家张公当我决定要加入这次旅行时所说，你可别抱着太大的希望，鸡山所有的绝壁悬崖，如果搬到了江南，自可称霸一方，压倒虎丘；但是在这个山国里实在算不得什么，何况洱西苍山，这样的逼得近，玉龙雪山又遥遥在望，曾经沧海难为水，鸡山在风景上哪处不是日光中的爝火。可是正因为它没有自然的特长，所以不能不借助于不太有稽的神话以自高于群山了，而且居然因为有这个神话能盛极一时，招致许多西番信徒，与峨眉并峙于西南。

我本性是不近于考据的，而且为了成全鸡山，还是不必费事去罗列一些太平常的历史知识。一个人不论他自己怎样下流，不去认贼作父，而还愿意做圣贤的子孙，至少也表示他还有为善之心；否则为什么他一定要和一个大家崇拜的人过不去，用自己的恶行来亵渎自己拉上的祖宗，被人骂一声不肖之外也得不到什么光荣呢？对于这类的事，我总希望考据学家留一点情。

我们就慕鸡山的佛名，不远千里，前来朝山。说起我和佛教的因缘却结得很早，还在我的童年。我祖母死后曾经有一个和尚天天在灵帐前护灯，打木鱼，念经。我对他印象很好，也很深。因为当我一个人在灵堂里时，他常常停了木鱼哄着我玩，日子久了，很亲热。这时我还不过10岁。在我看来他很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爱孩子，也一样贪吃，所以我也把他当作普通可以亲近的人。除了他那身衣服有些不讨我的欢喜外，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别致之处。我的头当时不也是剃得和他一样光而发亮的么？也许正因为这个和尚太近人，给我的印象太平凡，以致佛教也就引不起我的好奇心。至今我对于这门宗教和哲学还是一无所知。伽叶、阿难、弥勒等名字对我也十分生疏。

我所知道的佛教故事不多，可是有一段却常常记得，这就是灵山会上，拈花一笑的事。我所以记得这段故事的原因是我的口才太差，很有些时候，自己有着满怀衷情，呐呐不能出口，即使出口了，自己也觉得所说的绝非原意，人家误解了我，更是面红口拙。为了我自己口才的差劲，于是怀疑了语言本身的能力，心传之说当然正中下怀了。我又是一个做事求急功，没有耐性的人。要我日积月累的下水磨功夫，实在不敢尝试，有此顿悟之说，我才敢放心做学问。当人家骂我不努力，又不会说话时，我就用这拈花故事自解自嘲。可是这故事主角的名字我却一向没有深究，直到读了《鸡山志》才知道就是传说在鸡山成佛的伽叶。我既爱这段故事，于是对于鸡山也因此多了一分情意。

那晚坐到更深人静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人太累，倦眼惺忪，神魂恍惚，四围皆寂，有无合一；似乎看见一动难静的自己，向一个无底的极限疾逝。多傻？我忽然笑了。谁在笑？动的还在动，这样的认真，有的是汗和泪，哪里来了这个笑？笑的是我，则我不在动，又何处有可笑的呢？——窗外风声把我吹醒，打了一个寒噤。朋友们躺着的在打呼，烤火的在打盹。我轻轻地推门出去，一个枪上插着刺刀的兵，直直地站在星光下，旁边是那矗立的方塔。哪个高，哪个低？哪个久，哪个暂？……我大约还没有完全醒。一天的辛劳已弄糊涂了这个自以为很可靠的脑子。

做和尚罢！突然来了这个怪想。我虽则很想念祖母灵前那个护灯的和尚，可我又不愿做他。他爱孩子，而自己不能有孩子。那多苦？真的高僧不会是这样的罢？他应该是轻得如一阵清烟，遨游天地，无往有阻。这套世俗的情欲，一丝都系不住他。无忧亦无愁，更无所缺，一切皆足。我要做和尚就得这样。鸡山圣地，灵鹫花底，大概一定有这种我所想做的和尚罢。我这样想，也这样希望。

金顶的老和尚那天晚上我们已经会过，真是个可怜老菩萨。愁眉苦脸，既怕打又怕吊，见了我们恨不得跪下来。他还得要我们援救，怎能望他超度我们？

第二天，我们从金顶下山，不久就到了一个寺，寺名我已忘记，寺前有一个柏枝扎成的佛棚，供着一座瓷佛，一个和尚在那里打木鱼，一个和尚在那里招揽过路的香客，使我想起了天桥的耍杂的，和北平街上用着军乐队前导穿着黑制服的女救世军。这寺里会有高僧么？我不敢进去了，怕里面还有更能吸引香客的玩意。我既没有带着充足的香火钱，还是免得使人失望为是。于是我借故在路旁一棵大树旁坐了下去，等朋友们在这寺里游了一阵出来才一同再向前。他们没有提起这庙里的情形，我也没有问他们。

我记不清走了多少寺，才到了山脚。这里有个大庙。我想在这个宏丽壮大建筑里大概会有一望就能使人放下屠刀的高僧了。一到寺门前但见红绿标语贴满了一墙，标语上写着最时髦的句子，是用来欢迎我们这旅队中武的那一半人物的。我忽然想起别人曾说过慧远和尚作过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现在这世界显然不同了，这点苦衷我自然能领会。

一路的标语，迎我们到当晚要留宿的一座庙里。当我们还没有到山门时，半路上就有一个小和尚双手持着一张名片在等我们，引导我们绕过黄墙。一大队穿黄的和穿黑的和尚站着一上一下的打恭，动作敏捷，态度诚恳，加上打鼓鸣钟，热烘烘的，我疑心自己误入了修罗道场。误会的自然是我自己，这副来路能希望得到些其他的什么呢？

和老和尚坐定，攀谈起来，知道是我江苏同乡。他的谈吐确是文雅，不失一山的领袖。他转转弯弯的有能力使听者知道他的伯父是清末某一位有名大臣的幕僚，家里还有很大的地产，子女俱全，但是这些并不和他的出门相左，说来全无矛盾。他还盼望在未死之前可以和他多年未见面的姐姐见一面，言下颇使我们这一辈漂泊的游子们归思难收。我相当喜欢他，因为他和我幼年所遇到的那位护灯和尚，在某一方面似乎很相像。可是我却不很明白，他既然惦记家乡和家人，为什么不回家去种种田呢？后来才知道这庙里不但有田，而且还有一个铜矿。他说很想把那个铜矿经营一下，可以增加物资，以利抗战。想不到鸡山的和尚领首还是一个富于爱国心的企业家。这个庙的确办得很整齐，小和尚们也干净体面，而且还有一个藏经楼，楼上有一部《龙藏》，保存得好好的，可是不知道是否和我们大学里的图书馆一般，为了安全装箱疏散，藏书的目的是在保存古物。

佛教圣地的鸡山有的是和尚，可是会过了肯和我们会面的之后，我却很安心地做个凡夫俗子了。人总是人，不论他穿着什么式样的衣服，头发是曲的，还是直的，甚至剃光的。世界也总是这样的世界，不论在几千尺高山上，在多少寺院名胜所拥托的深处，或是在霓虹灯照耀的市街。我可以回家了，幻想只是幻想。

过了一夜，又跨上了那匹古棕马走出鸡山：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路上成七绝一首：

“入山觅渡了无垠，名寺空存十丈身，灵鹫花底众僧在，帐前我忆护灯人。”

五、舍身前的一餐

我总怀疑自己血液里太缺乏对历史的虔诚，因为我太贪听神话。美和真似乎不是孪生的，现实多少带着一些丑相，于是人创造了神话。神话是美的传说，并不一定是真的历史。我追慕希腊，因为它是个充满着神话的民族，我虽则也喜欢英国，但总嫌它过分着实了一些。我们中国呢，也许是太老大了，对于幻想，对于神话，大概是已经遗忘了。何况近百年来考据之学披靡一时，连仅存的一些孟姜女寻夫，大禹治水等不太荒诞的故事也都历史化了。礼失求之野，除了边地，我们哪里还有动人的神话？

我爱好神话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我本性的懒散。因为转述神话时可以不必过分认真，正不妨顺着自己的好恶，加以填补和剪裁。本来不在求实，依误传误，亦不致引人指责。神话之所以比历史更传播得广，也就靠这缺点。

鸡足虽是名山圣地，幸亏地处偏僻，还能幸免于文人学士的作践，山石上既少题字，人民口头也还保留着一些素朴而不经的传说。这使鸡足山特别亲切近人，多少还带着边地少女所不缺的天真和妩媚。

从金顶下走，过山腰，就到了华首门和舍身岩。一面是旁靠百尺的绝壁，一面又下临百尺的深渊。这块绝壁正中很像一扇巨大的石门，紧紧地封闭着，就叫华首门。到这里谁也会猛然发问：门内有什么这样珍贵的宝物，老天值得造下这个任何人力所推不开的石壁，把重门深锁。于是神话在这里蔓生了。

不知哪年哪月，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两个和尚。他们抛弃了故乡的温存，亲人的顾惜，远远的来到这荒山僻地。没有人去盘问他们为什么投奔这个去处，可是从他们仰望着穹苍的两双眼里，却透露着无限的企待。好像有一颗迷人的星在吸引他们，使他们忘记了雪的冷，黑暗中野兽的恐怖。这颗迷人的星就是当时的一个盛行的传说。

释迦有一件袈裟，藏在鸡足山，派着他的大弟子伽叶在山守护。当释迦圆寂的时候，叮嘱伽叶说：“我要你守护这袈裟。从这袈裟上，你要引渡人间的信徒到西天佛国。可是，你得牢牢记着，唯有值得引渡的才配从这件袈裟上升天。”伽叶一直在鸡足山守着。人间很多想上西天的善男信女不断地上山来，可是并没有知道有多少人遇着了伽叶，登上袈裟，也不知道多少失望的人在深山里喂了豺狼。我刚才提起的和尚不过是这许多人中的两个而已。

鸡足是一片荒山，顽石上长不出禾麦。入山的得自己背负着食粮维持生活。可是谁也背不了多少米，太多了又爬不高，所以很少人能进入深山。大家却又相信伽叶尊者一定是住在山的最深之处，因之一般都觉得限制他们路程的就是这容易告罄，而且又不能装得太满的粮袋。只有那最会计算，最能载得重，吃得少的，用现代的话来说，最经济的，才能上西天。

这两个和尚走了好久，还是见不到伽叶的影子。打开粮袋一看，却已消耗了一半，这时需要他们下个很大的决心了。若是再前走，当然还有一半路程可以维持，但是若到那时候还碰不着伽叶，上不了西天，就没有别的路可走，除了饿死。要想不做饿死鬼，这时就该回头了。

他们坐下来静默了一会儿。“不能上天，就死。”这样坚决地互相起了誓，提起已经空了一半的粮袋很勇敢地向前走去。一天又一天，毫不关心似地过去了。早上看太阳从东边升起，晚上看它又从西边落下。粮袋的重量一天轻似一天，追求者的心却一天重似一天。粮食只剩着最后两份的时候，他们刚走到这石门口。他们灵机一动，忽然这样想：上西天当然不是容易的，一个人下不了决心的也就永远不会有希望得到极乐的享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天，苦已尝尽，吃过了这最后的一餐，饿死还是永生也就得决定了。因之，他们反而觉得安心不少，用了轻快的心情倾出最后一点米，在土罐里煮上了。静静的向着石门注视。他们想：门背后一定就是那件袈裟，西天也近在咫尺了。

最后一顿饭的香味从土罐里送出来时，远远地有一个老和尚一步一跌地爬上山来，用着最可怜的声音，向他们呼喊。但是声音是这样的微弱，风又这样大，一点都听不清楚。这两个已经多日不见同类的和尚，本能地跑了过去，扶持着这垂死的老人来到他们原来的坐处。这老和尚显然也是入山觅渡的人。可是因年老力衰，背不起多少食粮，前几天就吃完了。他挨着饿，再向上爬，这时已只剩了最后一口气了。他闻着饭香，突然睁大了已经紧闭了的双眼：

“慈悲！给我一些吃，我快死了。我不能死，我还要上西天！”

这两个和尚互相望着，不作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餐。这一餐还要维持他们几天生命，还要多给他们一些上天的机会。他们若把这一餐给了这垂死的老人，他们自己也就会早一些像这老人一般受饥饿的磨难，早一刻饿死，谁也说不定也许就差这一刻时间错失了上天的机会。这一路的辛苦，这一生，不就是这样白费了么？不能，不能。他们披星戴月，受尽人世间一切的苦难，冒尽天下一切的危险，为的是什么？上西天！怎能为维持这老人一刻的生命，而牺牲他们最后的一餐呢？于是他们相对地摇了摇头，比雪还冷，比冰还坚的心肠，使他们能坚定地守着经济打算中最合理的结论。

除了乞怜外别无他法的老和尚，在失望中断了气，死了。两个和尚在这死人的身畔，默默地吃完了他们最后的一餐。当他们收拾起已经没有用处的土罐，这已死的老和尚忽然站了起来，丝毫没有饥饿的样子，但充满着惋惜的神气向他们合掌顶礼一直向后慢慢地退去。当他的身子靠上石门时，一声响，双门洞开，门内百花遍地，寂无一人。这老和尚向这两个惊住了的和尚点了点头，退入石门，门又闭上，和先前一般。

门外追求者已看明了一切，他们知道这最后的一餐已决定了他们只有饿死的一个归宿了。家乡和西天一样的辽远，粮袋已经不剩一粒米。深渊里的流水声外，只有远地的狼嚎，绝望的人才明白时间是个累赘。他们纵身一跳，百尺深渊，无情的把他们吞灭了。

神话本是荒诞无稽的。你想这回事即使真是有的，谁会看见？老和尚是伽叶化身，进了石门，两个和尚，魂消骨碎，怎能回来把这个悲剧流传人间？可是神话的荒诞却并不失其取信于人的能力。所以一直到现在，当你在华首门前，舍身岩上，徘徊四览的时候，耳边还是少不了有为这两个和尚而发的叹息。人们的愚蠢没有了结，这个传说也永远会挂在人们的口上。

我站在石门前忽然想问一下躲在里面的伽叶：“你老师给你的袈裟用过没有？”若是永远闲着，我就不能不怀疑这件袈裟除了为深渊里的豺狼吸引食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我很得意的自作聪明地笑了。

我在笑，伽叶也在笑，山底里两个和尚也在笑，身上突然一阵冷，有一个力量似乎要叫我向深渊里跳，我急忙镇静下来。自己对自己说：“我没有想上西天罢？”

六、长命鸡

我们从短墙的缺口，绕进了山脚的一个寺院，后殿的工程还没有完毕，规模相当大，向导和我们说：这是鸡山最大的寺院，名称石钟寺。我从山巅一直下来，对这佛教圣地多少已有一点失望，大概尘缘未绝，入度无因了。我抱着最后的一点奢望，进入石钟寺。一转身，到了正殿：两厢深绿的油漆，那样秀丽惹眼，尽管小门额上写着“色即是空”，也禁不住有一些不该在这地方发生的身入绣阁之感。正殿旁放着一张半桌，桌上是一本功德簿。前殿供着一行长生禄位，正中是我们劳苦功高的委员长，下面有不少名将的勋爵。山门上还悬着于老先生手题的木刻对联，和两块在衙门前常见的蓝底白字的招牌，有一块好像是写着什么佛学研究会筹备处一类的字样。我咽了一口气，离开了这鸡足山最大的名刹。

离寺不远，有一个老妪靠着竹编的鸡笼在休息。在山上吃了一天斋，笼中肥大的雄鸡，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岂是这绿绮园里研究佛学的善男信女们还有此珍品可享？我用着一点好奇的语调问道：“这是送给老和尚的么？”虔诚的老妪却很严肃地回答我说：“这是长命鸡。”自愧和自疚使我很窘，我过分亵渎了圣地。

“这是乡下人许下的愿，他们将要把这只雄鸡在山巅上放生，所以叫作长命鸡。”这是向导给我补充的解释。

长命鸡！它正是对我误解佛教的讽刺。

多年前，我念过Jack London写的《野性的呼唤》。在这本小说中，作者描写一只都会里被人喂养来陪伴散步的家犬，怎样被窃，送到阿拉斯加去拖雪橇；后来又怎样在荒僻的雪地深林中听到了狼嚎，唤醒了它的野性；怎样在它内心发生着对于主人感情上的爱恋和对于狼群血统上的系联二者之间的矛盾。最后怎样回复了野性，在这北方的荒原传下了新的狼种。

这时我正寄居于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节，常常一个人在河边漫步。远远地，隔着沉沉暮霭，望见那车马如流的伦敦桥。苍老的梭角疲乏的射入异乡作客的心上，引起了我一阵阵的惶惑。都会的沉重压着每个慌乱紧张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人好像被水冲断了根，浮萍似的飘着，一个是一个，中间缺了链。今天那样的挤得紧，明天在天南地北，连名字也不肯低低地唤一声。没有了恩怨，还有什么道义，文化积成了累。看看自己正在向无底的深渊中没头没脑死劲地下沉，怎能不心慌？我盼望着野性的呼唤。

若是我敢于分析自己对于鸡山所生的那种不满之感，不难找到在心底原是存着那一点对现代文化的畏惧，多少在想逃避。拖了这几年的雪橇，自以为已尝过了工作的鞭子，苛刻的报酬；深夜里，双耳在转动，哪里有我的野性在呼唤？也许，我这样自己和自己很秘密地说，在深山名寺里，人间的烦恼会失去它的威力。淡朴到没有了名利，自可不必在人前装点姿态，反正已不在台前，何须再顾及观众的喝彩。不去文化，人性难绝。拈花微笑，岂不就在此谛？

我这一点愚妄被这老妪的长命鸡一声啼醒。

在山巅上，开了笼门，让高冠华羽的金鸡，返还自然，当是一片婆心。从此不仰人鼻息，待人割宰了。可是我从山上跑了这两天，并没有看见有着长命鸡在野草里傲然独步。我也没有听人说起这山之所以名鸡是因为有特产鸡种。金顶坐夜之际，远处传来的只是狼嚎。在这自然秩序里似乎很难为那既不能高飞，又不能远走的家鸡找个生存的机会。笼内的家鸡即使听了野性的呼声，这呼声，其实也不过是毁灭的引诱，它若祖若宗的顺命寄生已注定了不喂人即喂狼的运命，其间即可选择，这选择对于鸡并不致有太大的差别。

长命鸡长命鸡！人家尽管给你这样的美名，你自己该明白，名目改变不了你残酷的定命，我很想可怜你，你付了这样大的代价来维持你被宰割前的一段生命，可是我转念，我该可怜的岂只是你呢？

想做Jack London家犬的妄念，我顿时消灭了，因为我在长命鸡前发现了自己。我很惭愧地想起从金顶下山一路的骄傲，我无凭无据蔑视了所遇的佛徒，除非我们能证明喂狼的价值大于喂人，我们从什么立场能说绿漆的围廊，功德的账簿，英雄的崇拜，不该成为名寺的特征呢？从此我就很安心的能欣赏金刚栅上红绿的标语了。第二天我还在石钟寺吃了一顿斋，不但细细的尝着每一碟可口的素菜，而且那肥胖矮小的主持对我们殷勤的招待，也特别亲切有味。

既做了鸡，即使有慈悲想送你回原野，也不会长命的罢？

七、桃源小劫

一天半由大理到金顶，在鸡足山睡了两晚，入山第三天的下午，取道宾川，开始我们的回程。这几天游兴太高，忘了疲乏；我虽则在这几天中已赢得了“先天下之睡而睡，后众人之起而起”的雅誉，可是依我自己说，除了在祝圣寺的一晚，实已尽力改善了我贪睡的素习。在归途上，从筋骨里透出兴奋过后倍觉困人的疏懒，为求一点小小的刺激，我纵马跑一阵，跑过了更是没劲。沿路没有雪，没有花，也没有松林。几家野舍赶走了荒凉和寂廓，满冈废地却又带着疏落和贫瘠。平凡的小径载着几十个倦游归来的人马，傍晚我们才进入宾川坝子的边缘。除了远处那一条金蛇似的山火，蜿蜒绕折，肆意蔓烧的壮观外，一切的印象都那样浮浅。现在连那天晚宿的地名，都记不起来了。

我们在那带有三分热带气息的坝子里，沿着平坦的公路，又走了一天。旅队隔成了好几段，各自在路上寻求他们枝枝节节的横趣。上山时那种紧张，似乎已留在山里，没有带出来，怎能紧张得起来呢？前面吸引我们的不是只有平淡的休息么？若是这路是指向蕴藏着儿女热情的家，归途上的心情，也许会不同一些，而我们的家却还在别条归途的尽头。要打发开路端缺乏吸力的行程，很自然的只能在路旁拾些小玩意来逃避寂寞了。我一度纵马跑到前队跟着宋公去打斑鸠，又一度特地扣住了马辔，靠着潘公、罗公说闲话，又一度约同了一两匹马横冲一阵。琐碎杂乱，使我想起了这一两年来后方生活的格调多腻人，多麻木的归途的心情！这种心情若发生在一条并不是归途上时，又多会误人！我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凉。

我们的归途若老是像前两天一般的平坦，这次旅行也一定会在平凡中结束了。幸亏从宾居到凤仪的一段山路，虽则没有金顶的高寒，却还峻险。盘马上坡，小心翼翼，松弛的笑语也愈走愈少。走了大概有三四个钟点，山路才渐平坦。这一片山巅上有个小小的高原，划出一个很别致的世界。山坡上一路都是盘根倔强的古松，到这里却都改了风格，清秀健挺，一棵棵松松散散的点缀在浅草如茵的平地上，地面有一些起伏，不是高低小丘，只是两三条弧线的交叉，“平冈细草鸣黄犊”大概就是描写这一类的景地。清旷的气息，使我记起英伦的原野和北欧的乡色，唯一使我觉得有一点不安的，只是那过于赭红的土色。

这高原的尽头有一个小村子，马快先到的就在这村子里等我们这些落后者。当我们走进那间临时的憩息所时，里面黑压压的已坐满了一屋人。有一位副官反复地正在和本村的父老们说明在军队里师长之上还有更高级的军官。可是善于应承的乡人口里尽管称是，脸上却总是浮起一层姑妄听之的神气。内中有一位向着他身旁老人用着一点不大自信的语气道：“没有了皇帝，师长不是最高了么？”副官的话愈说愈使野老们觉得荒诞了。他讲起了有一种叫日本人的打到了我们中国来了。可是我们的总司令却住在他们认为世界上最远的边境大理府。

“大理府？我们有人去过。知道，知道。”可是那种叫日本人的没有到这地方，那自然还在天边，所以那位副官的宣传也失去了他的效力。

他们送上了一盘烤茶，比我在洱海船底里尝到的更浓。一会儿又泡了一盘米花汤，甜得不太过分。我正在羡慕这个现代的桃花源，话却转过了一个方向。里面有一位问起我们是否认识那位“森林委员”。

“我们杀了一只鸡请他，给了他两百块钱。谁知道他临走还拿走了一床毯子。森林委员是来劝我们种树的。种树倒不必劝，要是凤仪那边人不来砍我们的树，也就得了。”——原来这是桃源里小小的一劫。

他们里面有个当保长的，在外面张罗了半天，到头来要留我们吃饭。桃源里有多少鸡，能当得起我们这批游山委员的浩劫？我小声地向身旁的一位朋友说：我看他们准在打算卖去半个山头才能打发开我们这批比师长还大的人物了。天下哪里还有桃源！

宋公递了一叠钞票给保长，“这是给森林委员赔偿那条毯子的。”他们显然有一些迷惑，很可能有几个老年人在发抖，不知是出了什么乱子。委员老爷连茶都要给钱，一定有什么比拿毯子更难对付的事会发生了。

我们上了马出村时，那几个有些迷惑的老人，又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不应当的事一般，急忙地赶出来，一直在我们后面送我们出村。我一路在猜想他们在这黑屋子里，对着那些狼藉的杯盘在说什么话。直到山口又逢着那面县政府收“买路钱”的旗子时，才收住了自己的幻想。

出山口，路很陡的直向下斜去。我们不能不下了马，走了好半天。半骑半走的又有三四个钟点才到凤仪的坝子里。在凤仪的公路上我们坐了一节马车，一节汽车，又顺便到温泉洗了一个澡，在下关大吃了一顿，星光闪烁中回到大理的寓所。

晚上我沉沉地熟睡了。整个的旅行似乎已完全消失在这疲乏后的一觉中。醒来已是红日满庭，忽然我又想起那些桃源里的人昨晚是否也会和我一般睡得这样熟，这叫我去问谁呢？

1943年3月于呈贡古城

四上瑶山

还不到一年，我又到广西金秀瑶山去走了一趟。这次是应老乡之约去参加庆祝他们的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的。三十而立，应当说是件大事，我怎能不去祝贺一番？

如果安排得好，从北京当天可以到金秀。可是主人怕我经不住四小时飞行后再加上五小时面包车里的颠簸，坚持要我在桂林住一夜，往返多花了两天。比起四十七年前我初上瑶山时从上海到瑶山足足花了两个多月，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了。

这是我第四次上瑶山了，四次中要算这次时间最短促。我本来打算多住几天，还想去初上瑶山时调查的地区探望一下和我前妻一起照过相的那位老大娘。她现在还健在，盼望我能去见她一面。可是因事打消了我这个愿望，匆匆而去，又匆匆而返，在山里只住了三个整天。

今年天气有点反常，入秋以来从北到南气温都比往年同时为高。山中三日意外地尝到了避暑的滋味。金秀县府处在海拔八百多米的山谷里。每到午后，气温刚要上升时，经常会降一阵凉爽的雨，让人们能享受一个舒适的午觉。雨过醒来，举目四望，周围山色倍觉妩媚。空气是甜滋滋的，轻纱似的浮云往来游荡，峰峦隐现，逗人遐思。

在这短短三天里，听到的新事确实不少。这一年里金秀瑶山显得更秀丽了。记得去年这时候，老乡们向我申诉过许多情况，归纳起来大多是林粮矛盾引起的，今年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当前的话头离不开“两热”：致富热和科学热。瑶族作家莫以明，就是我前年相识的当时的县委书记，在他写的《八角姻缘》那篇小说里生动地道出了这一年瑶山的气氛。

金秀瑶山位于柳、桂、邕三江所划出的三角地带中心，面积二千多平方里，高峰林立，一般在海拔一千米以上，最高的近二千米，是广西中部偏东的一片高山区。山区四周地势低平，海拔仅一百米以下。这里的高山和桂林的石山不同，土层较厚，植被广袤，是广西最大的天然林海。从东北到西南绵延百余里，每年蕴藏着二十四亿立方米的水量，是个名副其实的绿色水库。经二十五条呈放射状的河流，分别供应周围百万亩良田，养活了百万人口。

什么时候起这个山区有人居住，至今还说不清。五百年前因明朝的封建统治者镇压瑶族而引起的长期武装斗争的中心，就在这山区南部的大藤峡。其后，这一带平地上就很少见得到瑶族了。瑶族几乎都进入了闭塞的山区，真是“无山不成瑶”。金秀这片险恶的高山峻岭保卫了瑶族的生存。瑶族一向依林为生，培植和保卫了这绿色水库，繁荣了周围的农业，形成了一个生态体系。解放后我们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瑶族人民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民族平等的权利。瑶山内外从隔绝转向交流，原本可以指望山内山外更以林粮相济，共享繁荣，没有料到二十年来却闹了一场林粮矛盾。

林粮矛盾是从大跃进的“放卫星”大献木材起，到十年动乱的“不吃亏心粮”，要求山区粮食自给为止这一系列“左”的干扰产生的结果。在这种地无三尺平的山区里搞“以粮为纲”，人们只有砍树开地。在贫瘠的山坡上长粮食，几年就连种子都收不回，不得不丢荒另辟，把郁郁葱葱的山岭，刮成一片片的秃顶。山内的人劳动终日不得一饱。山外却因山上林少蓄不住水，多雨发山洪，少雨河成溪，潦旱相间，粮食产量连年下降。这就是说，这地区的生态体系被破坏了。

瑶山偏僻，“以林为主”的政策去年才落实下来，刹住了林粮矛盾。这个政策说来很简单：要求住在宜林地区的居民全力发展林、副业，粮食不够自给就由外地供应他们。以粮养林，以林蓄水，以水供田，以田植粮。从林粮矛盾变成了林粮相济。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生态体系，将为这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越条件。

金秀瑶山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即使不能说面貌大变，至少可以说气氛不同了。这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初听来有些似乎不大容易相信。比如说，罗香公社罗运大队，人均年收入从1975年的72元上升到1981年的380元。在绝对数字和增长速度上都比我在江苏调查的江村为高。上面提到的那篇小说《八角姻缘》就是取材于这个生产大队的。

事实是这样：金秀瑶山很早就以生产八角著名，八角是一种香料植物，又叫大料或茴香。在“文革”期间很多公社奉命“割尾巴”，把多年的八角林砍了。可是，罗运大队顶住了这阵歪风，保住了八角林。拨乱反正后，国家收购这项香料价格较高，所以这个大队就走运了。去年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干劲更旺，这个生产队在这一项收入上就得到了40万元。有个单身汉一人净得1380元。这个265户的生产大队的信用社中，社员存款已近11万元。全大队有收音机105台，收录机4台，手表255块。去冬今春，不少社员结队到柳州和桂林旅游，这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事。

这个生产大队的好运道像长了翅膀，一下在大瑶山里传开了。已经把八角林砍了的地方又种了起来，没有种过的也千方百计去学习怎样种八角。自治县适应新的需要，今年在原来的中药繁殖场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八角研究所，引进现代科技来繁殖良种，防治病虫害。全县今年已有八角林近三万亩，这些树长成后人均收入至少可以翻一番。

听来更喜人的还不是八角而是灵香草。这是瑶山的特产，闻名山外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里，已提到它，称零陵香，产于当时瑶族聚居的零陵郡的静江等地，在今桂北。它是多年生草本，高二尺左右，叶互生，椭圆形，长寸许，长在森林覆盖的潮润的地面上，自然生长期大约十五年。培种的方法相当简单。农历五月到七月间，从老本上摘取一寸左右的草茎，带一片叶子，插入土中或石缝里，次年二月除一次草，三月开花，到冬天就可以连根拔起，烤干出售。

去年访问金秀时就听说，香港的商行派人到平南高价收购，据说要十多元一斤，而传说在香港要值几十元。我问老乡，这种香草为什么这样值钱，他们也不清楚。有人告诉我，北京图书馆派人来购买，说是放在书库里，线装书就不会遭虫蛀了。后来又听人说，灵香草的这种用处是清代宁波“天一阁”的主人在广西做官时发现的，他带回到那个著名的藏书楼里试用，果然生效，于是就在当时的文人中传开，视作珍品。港商拿去作什么用，传说却不少。除了用来提炼香精外，据说还能用来治病。我在一个调查报告中查到，瑶族人民用此草生茎叶煎服，可以避孕或堕胎。如果经过试验确有此效，对我们推广计划生育大有帮助。我带了标本回来，请人去打听学名，得到的答复是Lysimachia Foenum graecum Hance，属报春花科。

灵香草对我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建国不久，我参加中央访问团到广西去做少数民族工作，那时曾注意到大瑶山的茶山瑶妇女头上佩戴的银板，高耸突出，光亮夺目，十分惹眼。当时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在这偏僻山区里哪里来这么多银子让妇女顶在头上？老乡告诉我说，茶山瑶会种灵香草，外边的人出大价钱用银子来换。山里风气好，没有盗窃，所以这些银子成了妇女们常用的装饰品。这道理我能懂得。山里这种自给经济，加上运输困难，除了白银还有什么能用来和瑶族交换这种珍品呢？这种瑶语称作“冒珍”的大银板，插在头顶上，左右两边各三块，轻的有一斤，重的有二斤多。在各民族的头饰上确是具有特色的。

灵香草是价值较高的土特产。据老人们记忆，在他们的幼年，每斤可换来银币二至四角（当时白米一百斤值二块银元）。我去金秀市街上的土特产商店里参观，看到二两重的一袋灵香草要价二元人民币。种植这种香草并不费工，据说二百斤灵香草，约费三十个劳动日。当我在叹赏这样值钱的特产时，陪同我一起进山的一位本地同志在我耳边笑着说：请你准许我迟两天回北京，我去种一些灵香草，托家里人照顾一下，明年接老母亲上北京的路费就有着落了。我计算一下，确是够买北京、桂林间来回的飞机票了。我顺口说，索性住上一星期，你一年可以不必支工资了。

灵香草固然值钱，又容易栽植，但是却十分娇气，多病易萎。瘟疫一起，整片遭殃。最凶恶的瘟病叫作“点蜡烛”。犯了这种病，起初只是枝头的嫩叶枯黄萎落，然后向下蔓延，其快如蜡烛燃烧一样，不久就全部报销了。而且一株犯病，一片受灾，传染很快。过去每年因“点蜡烛”而损失的产量经常要达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不瘟则白银进门，一瘟则两手空空。过去这对瑶族来说，只能是事归天命了。他们称之为灵香，多少带有点靠神保佑的味道。

过去这一年里，却出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科学克服了神佑，保证了灵香草长灵永香。原来去年我离山不久，自治区派来一个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队。其中有一位广西农学院的教师何有乾同志，他决心要为灵香草“灭蜡烛”，用了半年时间，为这种摇钱草找到了防治病害的措施。他经过观察和试验，诊断出“点蜡烛”是一种由寄生真菌的侵染所引起的“斑枯病”。找到病源，就可用隔离和药剂来防治。首先要保证种苗不带病菌，其次禁止病菌散播，及时清除病草，必要时喷射药剂。今年四月自治县科协办了一期“培训班”，由何老师向各社队的老农传授防治措施。他吹灭了灵香草的“点蜡烛”，却点燃了一支科学热的蜡烛。老百姓里就传开了：“科学能保产，保产能致富。”致富热引起了科学热。科学和生产一结合，它就成了人民的宝贝，连知识分子都香了。

深山密林里遍地是财宝。但是如果这些财宝需要看守，那就成了个难题，哪里有这样多人去看守那么大的一片森林呢？如果在森林里培育的作物不能保证收获，那又有谁去经营呢？去年听说由于山外有人进来购买灵香草，就发生了偷盗事件。一皮包灵香草就值几十块钱。致富热走了火，就会进入邪道。要靠公安人员去搜查处罚，那就不胜其烦了。这时，瑶族想起了他们传统的石牌制度来了。石牌制度用现在通用的话来说就是“乡规民约”。当大瑶山被历代封建势力围困的时代，山里的瑶族人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山内的社会秩序，制裁一切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他们本身并没有强大的政治机构，只有通过社会自觉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共同订定一些规则，主动遵守纪律。凡是违背公约的，人人起来加以制裁。他们把这些公约刻在石牌上，所以称作石牌制度。

石牌制度在大瑶山里发挥作用已有几百年。三十年代我初上瑶山时，对山内的社会风气就有极好的印象。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完全是事实。把东西随意放在路旁，上面插一个草结，就不会有人去动它了。哪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社会习惯，就难在山内容身。这种优良传统在近十年来受到破坏，也许是由于山外的人进山的多了，也许是由于山外传入了“左”的歪风，瑶山也发生了偷盗的案件。

今年六月，以培育灵香草而致富的香拉大队，为了实际的需要，又想起传统的石牌社会公约来了。这是瑶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全大队的群众开了个大会，定下了个“乡规民约”。这个民约有二十项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是严禁“五大犯”，盗窃灵香草是其中之一。这个公约于今年7月1日起执行。我是8月底到瑶山的，在这两个月里据说还没有发现过要动用公约来惩处的事件。这是一件值得推广的好事。提到高度来说，这是个民主和法制统一的典型。同时，它也提示我们，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与精神文明相配合。如果只看到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不发挥自觉的社会纪律，那就有滑入邪道上去的危险了。

我从大瑶山赶回来听胡耀邦同志十二大的报告，我越听越亲切，句句使我想起我在瑶山里看到的种种情况。拨乱反正以后的党将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发挥他们伟大的创造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偏僻山区的瑶族没有辜负党的关怀，不愧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像过去这一年的速度发展下去，本世纪内翻两番看来是大有把握的。

1982年9月

武夷曲

谁说造化心无计？武夷山水如此奇。

兀兀独石成千峰，涓涓细流汇曲溪。

溪浅筏轻浮石过，峰高拔地与天齐。

人生难比九曲险，眼望东来筏向西。

仰叹危岩飘仙舟，千年古骨壁上栖。

传说从来多情意，仙境幻象亦可嘻。

可羡玉女并肩立，鬓花丛丛从不稀。

笑我此生真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

1984年11月17日从福州到闽北武夷山，住两晚，19日离山。游旅匆匆，但确是多年难得的憩息。年来奔波大江南北，所见名山胜地亦不少，但形势逼人，任务维艰，实无闲情逸致，贪看景色。日前写毕《苏中篇》，江苏小城镇第一轮的调查告一段落，心情稍觉舒畅。老友王艮仲先生连续来电，召往福建，以赴会为名，实是想引我放慢步伐，张弛合节。我领会他的好意，偕女同行。福建主人款待尤殷，为我屏挡应酬。送我与王老父女同作武夷之行。避世有门，心实感焉。

到山已暮，天阴，住幔亭山房，形式古雅，别有风韵。旁有招待室，里壁作扇形明窗，窗外天井植竹；微风拂动，室内外望，俨然板桥手法。室中有一大卵石，石面刻郭老手书《游武夷诗》，其末句是“不会题诗也会题”，是为招待所主人向游客索墨作先容。我一看深惧误入文网，此番难逃矣。岂知郭老系写实之笔，进得此山，像我一样不会吟诗的人，也会不待人索，油然入韵。诗情画意，逼人而来，非为酬酢，舒敞胸怀也。离山，取道南平，乘火车去厦门。轮声助睡，怡然入梦。清晨披衣起，诗兴未尽，上面这一首武夷曲就是这样写下的。

武夷之名，我早有所闻。钱伟长同志赴闽讲学返，力促我循其行迹入武夷，否则虚此生矣。我颔首而未置可否。今番入闽，抵山，始信伟长之论并非夸张。至于有人喜欢对天下名山作评比，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如武夷一小丘”，那就落得偏颇之嫌了。但是评而不比则无妨，因为名山之所以得名必有其引人入胜的特色。人各异趣，领会角度又可不同。清代随园老人袁枚，就从文体论武夷：“无直笔故曲，无平笔故峭，无复笔故新，无散笔故遒紧。”因而“别树一帜”。我不习音韵，不事绘画，但好为文，因之对随园之评颇觉得神。如果要综合一字，奇而已矣。武夷应是大块奇文，造物无心，岂能有此！

武夷诸峰大多独石构成，被称为武夷第一胜地的天游峰就是一块巨岩，天衣无缝，拔地几百米，延伸二三里。从岩底溪涧仰望，行人如米粒，蠕蠕在岩边上移动，观者为之提心吊胆，唯恐其下落。其他如雄壮的大王峰，优美的玉女峰，凶猛的狮子峰，暴厉的铁板峰等，全山三十六峰、九十九岩，莫不如是。现在看来真是鬼斧神工的杰作，其实却是日久天长自然形成的。据地质考察，七千万年前，这里是一片低洼盆地，洪水把大小砾石堆积于此，经过成岩作用，凝成石层。后随地壳上升，日晒雨淋，风化剥蚀，水流冲击，坚硬者留，细弱者去，造下了今日这片景色。我在九曲溪涧的竹筏上，得了一句：“神工鬼斧不足奇，溪峰布塑何长期。”回头仰望，正看到小藏峰上的绝壁悬舟，接下去吟：“岩壁架木岂仙术，虹桥见证古人技。”关于这两句，我得多说一段话。

从书本上，从别人的口头，我早就晓得武夷山有船棺葬的遗迹，但是没有见过船棺。前年出川，过巫峡，有人遥指绝壁上隐约可见的几个长方形洞穴，说这些是搁置船棺的地方。山高雾重，未窥其详。直到这次来武夷山，急欲一察。进入三曲到小藏峰，才见半山峭壁上的虹桥板和架壑船。再查看《武夷山水》里的插图，始得其概貌。

虹桥板是支架船棺的木板，架壑船就是船棺，都是这地方古代居民的葬具。观音岩洞穴船棺中的遗物，经过科学测定，据说已经历了三千八百多年，在中原正当夏代的晚期。这里确有一个至今还没有人能做出满意解答的难题，那就是，试问人们怎样能把一具具沉重的船形棺木安置在几乎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上去呢？既非人力之所及，莫非神为？后来有人看到了这些船棺里留有人骨，结合很早就在这地方流行的道家思想，很容易产生这些船棺正是得道的人用以蜕化升天的仙舟的传说了。

道家是我国本土的宗教，它和其他的宗教不同。依我的了解，原始道家并没有幻造出一个人们身后超自然的世界，而只是想在这个世界里找出一套为个人谋多福多寿的妙道。妙就妙在它贪恋人间的福禄，舍不得死，要求长生不老，就叫成仙。仙字以人为旁，并未摆脱人的范畴。《康熙字典》中仙字条下释为：“老而不死曰仙”。仙人还是人，但是凡人都有副臭皮囊，免不了要衰老、要死亡。要求长生就得像脱去衣衫那样脱去这个肉体。于是道家产生了“升真”的说法。据说凡人经过修炼，自能离形出神，“羽化而登仙”，成为真人。真人者其实就是有特异功能，做得到普通人不能做的事，而且长生不老的人。人怎能上天呢？这似乎没有人看见过，但是飞上了山壁的船里却见到了人骨。于是有人会想，这不就是真人的“遗蜕”么？也许因为武夷山留下的船棺特多，所以又有传说，凡是修炼得道的人都得到武夷山来“升真”，武夷山是凡人变真人的最后一站。

武夷山可能是道家的策源地之一，早在汉代已见于史籍，应劭《风俗通义》里有：“武帝时，迷信鬼神，尤信越巫。”武夷山古属越地。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统一了天下，尊荣富贵，就怕死了，千方百计寻求长生之术。道家之说正投其所好。武夷山这个道家根据地也就受到帝王的青睐，在此建宫观，立官奉祀。到了宋代，武夷宫还是一个有名的道教中心，依旧由朝廷赐田，并派官去主持宫事。以诗词著名的陆游和辛弃疾都当过这个宫的主管。其实这是个闲差，用来安排不受重用的人物，略胜于贬谪。

据民间传说，武夷之名得之于一个得道成仙的人家。太古之世，有个老汉姓篯名铿，亦名彭祖。他在殷代末年已有八百岁，与观音洞的船棺年纪却相近。他隐居在深山里，生了两个孩子，一名武，一名夷，后来人们就把这两个儿子的名字联起来称此山作武夷。这个传说听来很牵强，但用彭祖来代表高寿作古典，却由来已久，他和武夷山发生联系在我还是初闻。武夷君这个名字则初见于《史记·封禅书》：汉武帝令人祀“武夷君，用干鱼”。用干鱼符合于当时居民越人的习惯。至于彭祖两子是否就是武夷君那就不可考了。

传说是会滋生的，越说也越通俗近人。据说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武夷君在这山的幔亭峰下大摆筵席。主客据说是皇太姥和魏王子骞等仙人。当晚有个渔人在梅溪渡口逢到一位要去赴宴的老翁前来搭渡。老翁上了船，这船就带了渔人一起腾空而起，停在幔亭峰的岩巅。渔人张眼一看，幔亭峰前，灯火辉煌，群仙毕集。不久，悬崖上一座虹桥跨空而起，桥上走下了二千多乡人，席间大为热闹，直到兴尽席散，乡人们循桥回去，一阵疾风骤雨，卷走了虹桥，留下了丹崖翠壁，依然如故。有人还说，那个渔人的小船至今还搁在小藏峰的岩洞里。

我这次在武夷山就住幔亭山房，山房背靠幔亭峰，红色的岩石上刻着“幔亭”两字。四周苍松环簇，俨然是一座翠屏。翻阅《武夷山志》，辛弃疾写过一首咏景的诗，反映了这里人间仙境混为一体的境界：“山上风吹笙鹤声，山前人望翠云屏。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这样的景色怎么会不在人们的感受上引出上述的传说来呢？

武夷山的传说是说不完的，曾经有一度作为四旧来破，作为迷信来批，而我却爱其意，品其味，欣赏它所孕育的民间愿望。归来写了一绝：“九曲涧溪知何从，神劈千仞山万重。武夷云雾迷离处，人间仙境两朦胧。”

武夷山和道家的因缘说得不少了，可奇的就是这个武夷山它和儒家也结下不浅的关系，在这里不补一笔也就显不出它的丰富多彩、兼容并蓄了。南宋偏安江左，处于浙赣闽交接的山区，成了重要的后方。在朝廷上待不住的文人，不少就退居到这山清水秀的胜地，武夷山一时竟成了儒家的中心。这个中心是南宋理学祖师朱熹开创的。他幼年丧父，博览群书，自成一家言。因主张抗金而受到打击，仕途受阻，“立朝不两月，住山逾十年。”年老不得志，又回到武夷山区，讲学于“紫阳书院”，至今废址犹存。

我对于宋代的理学没有研究，只知道朱熹继承了二程理气之说，成为一代大师，并集注了“四书”，历代流行，直到我的幼年。他的哲学一直被归入客观唯心论的一类里。我对他自幼没有好感，因此不应以成见去批评他的学说。但是也许可以说，朱熹的理学之所以受到他身后历代帝王的推崇，甚至封他作“文公”，在孔庙里受到祭祀，是出于它对封建社会起了巩固的作用。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把人们封闭在封建道德的牢笼里，多少妇女冤屈地死在贞节牌坊之下，至少在这方面，他在老百姓里是不得人心的。何以知之呢？在他紫阳书院的对门就有被人们称作玉女峰的三块并立的巨岩。淳厚朴实的农民利用这个胜景编出了一个反映朱熹卫护孔教的传说。

传说是这样：很久以前，武夷山是个洪水泛滥的地方，老百姓无法安居。这时远方来了一个有为的青年，姓王，人们称他作大王，带领群众治服了水患，开山种茶，建成了个繁荣优美的乐园。天上玉皇大帝的女儿玉女，私自出游，被武夷山的奇峰秀水迷住了，和大王一见倾心，依依难舍。但好事多磨，有个铁板鬼侦知此情，报告了玉皇，下令捉拿玉女上天。玉女对大王一往情深，宁死不返。铁板鬼施法把他俩点化成石，分隔在九曲两岸。铁板鬼自己又怕玉皇问罪，变成了巨石，堵在玉女和大王两峰之间，使他俩永远不能相见，所以至今这一块铁青的岩石，被称为铁板嶂，永远受人奚落。

这个传说有意义的是正在所谓“道南理窟”的儒家圣地，群众却公然把这些拥护礼教的理学家们当作铁板鬼来奚落一阵，保卫了武夷山的灵秀气息。

入晚，我从九曲涧溪回幔亭山房憩息。窗外阵阵桂香扑人，时已入冬，想不到我一个月前在家乡没有赶上的“三秋桂子”却不意在这里相逢。武夷山果真是别有天地，连花谱都不同寻常。我记得在浮荡九曲的竹筏上惊异地看到溪边盛开的杜鹃花。如果这里的桂花是秋花冬开，那么杜鹃应说是春花冬放了。峭壁上的兰花，更不知何时将息。我一觉醒来得句如下：“溪边冬初杜鹃开，兰垂崖岩峭难攀。武夷山幽花无忌，桂香十月入诗来。”是写实也。

1984年11月22日于厦门

保安三庄

1986年8月，我去甘肃访问临夏回族自治州，7月专程去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从县名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在一个县境里居住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在全国是少有的，就因为这个特点吸引了我的调查兴趣。其实在甘肃和青海的接境地区，人数不多的小民族还不只上述三个。他们的北面还有土族和裕固族。由于这两个民族不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我这次没有去访问。

这几个人数较小的少数民族按1983年人口数字排列是：东乡族237858人，土族12567人，裕固族10227人，保安族8325人，撒拉族5116人。从地理位置上说都在祁连山东北麓，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壤地带。从民族分布来说，杂处于藏族和汉族之间的回族聚居区里。土族和裕固族和藏族一样信喇嘛教，在临夏境内的其他三个民族都和回族一样信伊斯兰教。

我访问的积石山自治县正处在甘肃和青海的交界上。黄河从青海绕了几个大曲，向东直下青藏高原，被南北走向的积石山挡住去路，只留一个峡口可以通过。过了积石山就是有名的刘家峡水库，坡陡水急，落差巨大，是西北的电源。我们在巍峨的积石山高处，俯视黄河滚滚东来，入峡后流进一片起伏的滩谷，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州。时值秋收，禾堆密密地成行排列在坡田谷地上，点缀出丰年的气象。形如棋局的耕地中间显而易见的有三个为重重绿树所包围的村庄。这些是保安族聚居的地方，称“保安三庄”。

保安族的族名来自他们早年聚居的地名。据传说，他们的先人是蒙古军人，元明时代驻扎在青海同仁县一带垦牧，信奉了伊斯兰教。明朝万历年间，在他们的住地修筑了保安城，他们就被称为保安人。清朝同治年间因受当地喇嘛教势力的欺压，被迫东迁，进入甘肃，定居在积石山山坡和靠山的谷地上。他们和回族一样现在已通用汉语。

不到一万人的保安人还保持着他们的民族特点，主要表现在他们能工巧匠的锻造技术。他们几乎家家户户制造的“保安刀”是一种牧民用来割切牛羊肉的日常用具，有如汉族每餐用的筷子，畅销藏族和蒙古族地区。我在他们村子里家访时，看到他们锻造的设备十分简陋，全部是手工，但制成的刀却锋利耐用，精致美观，特别是两把刀插在一个鞘子里的“双垒刀”，刀把上还用黄铜、紫铜、牛骨加以装饰，图案美丽。中外游客，都以民族艺术品来收购。

晚宿自治县首镇吹麻滩，乘兴写了一首纪事诗：

黄河天上来，冲折积石轴。

过峡入河州，起伏多滩谷。

坡田如棋局，麦黄牧草绿。

车绕山村过，儿童竞相逐。

遥指三庄落，保安自成族。

首镇名吹麻，宰羊留客宿。

插刀嵌采玉，蒙藏畅销速。

富民仗特技，户户有余谷。

挥手依依别，请留多福祝。

1988年9月

洞庭纪游

近两年我一直打算到洞庭湖一带了解一些华中的农村情况，去秋终于有了这个好机会。

我从小爱读范仲淹（989～1052年）的《岳阳楼记》，但是直到不久前才得以偿我夙愿，登上了这座向往已久的名胜古楼。范氏，北宋时人，出身贫困，是个吃菜根长大成才的知识分子。生于苏州，又葬于苏州，是我的乡前辈。范公祠在城西郊外誉称“万笏朝天”的天平山麓。我在小学里读书时，每逢清明佳节，放假“远足”，常游天平。对十几岁的少年，十多公里的来回步行，算得远足了。童年意境的美好联系，使我对范氏倍觉爱慕。选入《古文观止》的那篇《岳阳楼记》，在我能理解人间悲欢、天下忧乐之前早已背诵得烂熟。但是岳阳楼究竟是怎样的一座楼，在这次湘游之前却一直是虚无缥缈，形象不清的幻景。

这次登楼一望，千年前范公笔下的“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还是实描。岳阳楼建筑在洞庭湖边的岳阳城墙上。居高远眺，确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但是“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旷达宽舒之景则已经在过去的岁月里大大地打了折扣。据说原来的八百里洞庭现在只留下了在岳阳楼上所能望得到的一角湖光，不上百里。自从长江越湖下流，泥沙淤积，滩地日广，有些已围垦成高产的良田，有些则芦苇蔓生，似陆非陆。从飞机上下望是一片大小沼泽串联成的水网。沧海桑田，是祸是福，见仁见智，尚属难判。

楼高三层，近经修葺，彩色一新，有点像复古式的新建筑，尚未失典雅之貌。进门正壁木刻范记全文。书法出名家，先拘后敞，游笔出景，神符境合，洵为佳品，非此不足以点缀此楼。屏后循梯上二层，出于我意外的，正壁不避重复，还是和底层相同的范文木刻。导游为我解释说：这里有个故事。范记木刻曾被某高官盗为私有，船出湖口，大风作，船覆人亡，木刻沉湖底，市人补刻范记填缺壁。后来有人从湖底捞出原刻，就置于二楼，所以一文重复见于两层。这样的布饰，世所罕见。传说不必深究。以我私见，这里可能隐藏着设计者的一片匠心。试问底层已有范记作屏，其上层有何可以相匹？不如转重叠之嫌，为加权重申之义。事若无可奈何，实则脱俗制胜，妙哉。更上一层，正壁用毛主席诗词为饰，还算压得住。导游在旁加了一句，这里原是吕洞宾像，现已移到靠近的一个小阁中去了。

我随即去瞻览那供吕仙的小阁，与高楼相配，颇协调。小阁正堂悬一醉翁画像，壶倾酒尽，犹举杯自赏，含义亦深。最近因听说电视观众喜看《八仙过海》和《济公传》，我才领悟到素乏法治的社会，不得不寄情于仗义的侠客和具有特异功能的神仙，实是深刻的讽刺和抗议。

将辞，强我留言。我趁感写下：“天下忧乐出民间，肝胆肺腑见先贤。登临墨客诗千斗，世人偏爱醉后仙。”

从岳阳，经阮江，到常德，12日将返长沙，绕道桃源，游桃花源。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年）的《桃花源记》也是由于被选入了《古文观止》，在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中还有它的影响。这是篇记事文还是篇寓言文，聚讼莫断。诗人托实寓境，境主实宾。但世人却倾向于务实，不把意境化成实景总觉得不大甘心。于是桃花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成了个问题。答案在陶文中已有指南：“远近”总在武陵一带，小渔船可以通达之处，晋代的武陵即今常德。但由于陶文中描写得太细致，要找到一个地方完全符合文中所记却不容易。先要经过一条小河，两岸都是桃花，桃林尽头有个山，山脚有个洞，穿过有几十步长的洞，才见到一片平原，村舍落落，鸡犬相闻，这才是“桃花源”。看来按此蓝图，历代有不少人已经走遍了常德附近，结果似乎并不理想。当然沧海桑田，1600多年中怎能没有变化？河流可以改道，桃林可以兴废，山洞可以堵塞，留下只有一个“山”不容易变。这样想通了，桃花源也容易找到了。常德境内靠西和湘西山区相接处，要找个有洞的山是不难的。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安上个地名，就成了现在选定的“桃花源”。为了更加突出，该洞所在的县名也改称桃源。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朝代，我还没有查到。

我是能体会得到这地方的老前辈这番心意的。他们并不生长在“旅游”时代，说他们为了“向钱看”，弄虚作假，托古发财，那是冤枉了他们。至多能说他们认寓作实，未脱凡骨。但是如果不经过他们这番附会和苦心，我这次访湘行程中也不会有此一段插曲了。

田园诗人的意境恐怕市场已不大了。我们这一代的“书香子弟”还会向往桃源，低吟《归去来辞》，对我的孙子辈来说，该指为闭塞典型，悬以为戒了。在此青黄交替之际，一游桃花源也另有一番滋味。

我这次旅游没有去找渔翁引路问津，一直沿公路，让汽车送我到嵌着“桃花源”三字的牌坊前。过坊果有一山，可无洞，循石板砌的山路上登，微雨方止，路滑。我在扶持下，拾级前行，战战兢兢，目不斜视，唯恐失足。两旁景色都未入目，约行百余级，有平台，原有庙宇已改造一新，可稍憩。同行者见我上气不接下气，力劝我适可而止。我回顾四周，青松翠竹，鸟语花香。乘兴攀登，又百余级，才见屋宇联楹，黄菊成行。这是新建的招待所。主人告我，从登山起已走了280级，我点头会意，应当满足于这个纪录了。据说再上几百级才有一洞，但洞已堵塞。即使到了洞口，洞后的超然世界也还只能想象。我想还是留此余地，不去追究为好。

午饭后，主人循当地风俗，以擂茶待客。先摆上各色小碟“压桌”，有花生、妙米、绿豆、藕片等，其中以油炸锅巴最为可口。然后用盖碗盛茶，色淡黄，味咸稍带辛辣，极爽口。问其制法，说是用茶、米、生姜、芝麻、黄豆在石臼里擂成泥浆，然后冲水加盐。传说汉代马援率兵南征过此，士卒不服水土，病瘫难动，当时有一老妪献此土方得治，俗称擂茶。千年传袭，至今擂茶待客仍是此地民间的特有风俗。

席散，主人又强我留言。我勉强写下了下面一首五言。

幼读陶令诗，今入桃花源。

拾级二百八，攀登君莫劝。

何怪不自量，安识老人愿？

雨止松涛静，客来鸟语喧。

翠竹情滴滴，黄菊意拳拳。

秦汉固已杳，魏晋亦渺远。

此世无可避，龙鱼跃深渊。

擂茶勤享客，丰收心自安。

不劳渔翁觅，遍地建乐园。

1986年11月

海南曲

天涯仅咫尺，海角非极边。

沙细白且洁，水遥深自碧。

自古多骚客，直言南天贬。

椰林掩墓门，巨岩留文笔。

荒凉成故事，繁花写今篇。

海阔又天空，老骥频自鞭。

这是1985年11月24日我在三亚市天涯海角试写的海南小曲。天涯海角是个地名，坐落在海南岛的南端，一片形象奇特的岩石群，浸立在汹涛澎湃的海湾里，面对蔚蓝的大海，越远水色越深，澄碧一线，直贴天际。车停在公路旁，跨越铁路，拾级下坡，步入沙滩。岩石群即在滩外。沙细洁白，踏上去柔软细腻，步武着印。环视诸巨大岩石，前人刻铸手迹，均加红漆，遥远可辨：有“天涯”“海角”“南天一柱”“海阔天空”等。还有郭老所写诗篇，迫近才能摩认。

“天涯海角”言其遥远偏僻。这已成了过去的历史事实。现在从首都到三亚，如果安排得紧凑些，确已可早发夕至。说是近在咫尺也不过分。同样的距离，在一千二百年前的唐代曾被写成“鸟飞犹用半年程”；用现有的喷气铁鸟来载送，直飞的话，年字应改作日字了。这个海角在今天我国的版图上与南部国境线上的南沙群岛还远隔着一个广阔的南海，不再带有极边之意了。

人们对海南岛的空间概念看来还不容易迅速地赶上事实的变化。像我一样的人，提起海南岛，还是会引起苏东坡诗里所传达的“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的意境，是一片离开中原多么遥远的荒凉之地！文艺的魅力竟使我们忘了这是近九百年前诗人的感受。我站立在白沙滩上，不免望洋兴叹：历史的痕迹为什么那么亲切，而历史的运转又为什么那么逼人！

时间和空间本来是那么浑然一体难解难分的，人们最习惯地是用人和事来划分它、记认它。因而海南岛总是和苏轼、海瑞等名字紧紧地织合在一起，而这些人特别容易引起人们同情的是他们的“硬骨头”。硬骨头也者，就是不考虑个人得失而不肯作违心之论的人，直言之士是也。为什么这些人又很多和这片土地结下因缘呢？这是出于海南是个岛屿，容易画地为牢，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是个天然的监狱。这岛屿又处于亚热带，所谓瘴疠之区，用现代语言来说，地方性传染病特多，缺乏抵抗力的外来人不易生存。历代封建帝皇就看中这块可以借天杀人之地，作为对付反对他的直言之士的“牛棚”。远在唐宋，海南岛就成了贬谪放逐之所。得罪了皇帝或权臣的官员们被派遣到这个天然监狱里来当“官”。能生存到“平反”“改正”回归大陆的人不多，苏东坡固然是其中之一，但是在放归途中，到了常州也就与世长辞了。

对像苏东坡那样在仕途上一生坎坷的人来说，贬谪的过程固然值得后世的同情和为他的遭遇不平，但是也应当看到东坡的成就未始不是得之于这种遭遇。正如陈老总过海口时写的“满江红”词里所说的“逆境应知非不幸，南迁每助生花笔”。我爱苏文诗词，在其神韵境界。他这支笔能像“行云流水”“泉源涌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那样地自由豪放，只靠他的天赋是做不到的。神韵境界来自经历。三十六岁起就开始贬谪生活的人才会“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热爱这个纯朴的孤岛，所以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

暴君恶毒的手段固然应当受到万世的谴责，但从海南岛上的人民来说却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戍谪的陋规正是中原文化向边区传播的渠道。今天在海口市纪念东坡的苏公祠的正堂供着三个牌位，除了苏轼及其子苏过外还有一个是追随苏氏的学生羌唐佐，从姓名上就可以看出是个当地的少数民族。海南的文化就是靠不断送上门来的文人学士所培育起来的。到了明代才有可能出现海瑞这样称得上“南天一柱”的人杰。

海南人民饮水不忘掘井人。他们很早就采用建庙筑祠的方式来纪念这些开发海南文化的人物。现在的苏公祠，在南宋时就以“东坡读书处”的名义作为重点文物保存了下来。元代就在此处开设“东坡书院”，到明代建成苏公祠。东坡在海南岛的三个年头（1097～1100）主要住在现在的儋县[1]，我们这次访问没有到这个地方。苏公祠是在海口市，当年东坡渡海后，在此憩息，北归时又在此暂住，一共约二十余天，而海口人民却念念不忘这位文化传播者。人民的向往是有选择的。

与苏公祠相联的是五公祠。五公是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楼上大厅圆柱有一副楹联，上联总结了五公的共同特点：“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人民建祠纪念他们的就是他们一生所表现的这点“正气”。

我从五公祠出来，就去拜谒海瑞墓。海瑞是海南岛琼山县[2]人，别号刚峰。他反贪污，平冤狱，在民间有“包公再世”之誉。由于他刚直不阿，上疏敢谏，被罢官入狱，后平反复职，归葬海口。他的一生构成封建时代树立清官的模式。事情已过了四百多年，他的墓地早已列入供人凭吊的故迹。过去谁会预料到海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竟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历史上这样的事似不常有，说是离奇的偶然性却也不易服人。无论怎样，事实确是发生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剧不仅引起了三家村的冤狱，甚至成了神州一度失常的引子。我到达海瑞墓前，感到抑郁的倒不是四百年前的故迹，却是十年前的回忆。

海瑞墓是最近重修的。《海瑞罢官》一剧所引起的罡风，把安息了四个世纪的海瑞遗体从地下刨出，戴上高帽，陈尸街头。这种暴行的结果却反而证实了海瑞廉洁的品德，因为从他棺木里找得到的殉葬品只有几个明代的铜币。清官毕竟是清官，历史还是歪曲不了的。

谒墓回来，在车内我又写了一首诗：

南海多忠骨，令名身后昭。

五公谪贬日，早在唐宋朝。

粤岭梅花白，琼岛野卉娆。

地灵育刚峰，清风万民招。

孰料百年后，神州出人妖。

海瑞罢官剧，天震地动摇。

冤起三家村，挚友烈火蹈。

氛尽谒祠墓，鸣咽听晚涛。

蛮荒成天府，视今怨应消。

1986年1月27日

[1] 1993年，设为儋州市。

[2] 2000年，设为海口市琼山区。

游青海湖

今年8月10日，即农历闰六月十六日。按预定计划访问海晏牧区，并顺道游青海湖。海晏是青海湖西北角的一个以牧业为主的近4万人的小县。行政上属青海省海北地区。

从西宁出发时，微雨。向西北行，雨中夹雪花，气温迅降。幸亏导游已为我们准备了从部队里借来的棉大衣。我不断擦去车窗上挡人视线的薄霜，凝视塞外风光。通过云雾，隐约可以看到四周山峰已经罩上了一层白雪。看来雪下得不小。导游看出我惊异的神色，提醒我说，在这里“六月雪，不稀奇。一天三个季节。我们到青海湖时是雪、是雨、是晴还难说”。

青海的公路路面平整，虽则不能说很宽阔。由于来往的车辆少，行驶稳速，不发生刹车、超车、挤车那些提心吊胆的场合。不仅公路上车少，公路两旁人烟也很稀少。离开西宁的郊区之后，就进入海北的草原。这里的草原并不像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所见到的广延无垠的平地，而很多是坡度不太陡的起伏丘陵。越向西行，海拔越来越高，我们是在祁连山的南麓不住向高处攀登。从海拔2300多米的西宁出发，越过金银滩，就是50年代名噪一时的同名电影的背景。车行不到两小时，驶近青海湖里时，已爬高了1000多米。突然导游叫停车。车停在一个标高牌前，牌上写着克土垭口海拔3299米。我高兴得叫了起来，我突破了前年的甘南纪录了。

我对“高山反应”怀着反感。这里有个历史原因。那还是50年代的事，当陈老总率领中央访问团去西藏时，我原来已列入团员名单。出发前，医生以我患哮喘病为理由，把我扣留下来。那时我还只有40多岁，应说是中年，竟错失了这个机会。于今老矣，看来此生上西藏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了。但这个标高牌却给我带来了希望。拉萨的海拔是3800多米，比树立这标高牌的地方只高500米。我一路并没有吸氧，这不是表明我的体质还承担得住这样的高度么？我倡议在牌前留影，实在的目的是想取得证件，以便今后向医生力争上西藏的签证。下车时，雨雪已止，寒气袭人。

青海湖离这个标高牌还有六七公里，没有公路直通湖边。在我的坚持下，舍公路，上土道，颠簸了有半小时，才到达青海湖畔。朋友们扶着我下车，在碎石滩上向湖边走去。不知怎的，两条腿有点不那么听从使唤，尝到了“步武维艰”的味道。我勉力踏上了堤岸，在一块大石上靠住。用力地呼吸还是觉得气量不足，频率也就随着提高。心跳似乎并不加速，只是有点微弱。我想这就算是“高山反应”罢。如果只是这些，我是顶得住的。

说起青海湖，它的面积有4583平方公里，是国内位列第一的咸水湖，我是在江苏太湖边上长大的。一直以3.6万顷（2425平方公里）的湖面自豪。到了这里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可是据说青海湖这个内陆湖泊，是地壳上升时保留在低处的海水积成。它的容积不是靠汇集下流的河水来决定，而是在不断蒸发下，日益递减的，每年湖面要小一些。看来无源之水，依赖老本，即使像青海湖之大，它的首席地位，也是难于永久保持得住的。当然这是千万年后的事了。

雨停后，气温还是很低，披上军大衣，还要打战。导游说：“在晴天湖里的水深青夺目，才能见到名副其实的青海。”我举目西望，只有淡淡的一些阳光，乌云未散。如果我先去牧场，再来游湖，就不致失去这一胜景了。到了青海湖，未见湖色青。

当我踏上湖岸时，有位穿着喇嘛袍服的藏族的同胞急忙伸手挽我。他身强力壮，袒着半肩，没有半点寒意。相对之下，我简直像个半残疾人。这两个月来我一直在内蒙古、甘肃、青海的少数民族地区走动。我越来越觉得一个民族在历史上能生存下来，不可能没有其特具的素质。穿着这样单薄的袈裟，孑立在青海湖畔，在雪后冷温的侵袭下，还能那样灵活地行动，健步如飞。这是藏族从千百年世世代代锻炼出来的真本领，在这方面比任何民族都强。可以肯定地说，今后青藏高原现代化的主力军必然是历史传给我们民族大家庭里的这些少数民族同胞。

从青海湖我们转去牧场，相距不过几十公里，但是到达时已一片灿烂的阳光洒满草原。我们受到藏族牧民的热情款待。日暮归来，在旅行车上，顺着车身的震动，吟成一首游青海湖的纪事诗：

水浮三千米，六月白雪飞。

艰步湖畔行，喘息倚石矶。

呼吸渐形促，心跳自觉微。

一日三季度，雨止迎夕晖。

烟波十万顷，屈指世有几？

草茂牧场广，秋来牛羊肥。

富源犹藏地，野旷人迹稀。

豪情忘寒栗，御风仗戎衣。

壮志驰千里，日暮毋嘘唏。

藏胞紧相扶，临别仍依依。

1987年8月20日补记于兰州宁卧庄宾馆

孔林片思[1]

今天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的10周年，我本想借此机会总结一下我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看法，但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只能即席讲一讲我目前在思考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活思想。

10天前我刚从山东考察回来。在山东考察了沂蒙山区，了解山区发展的情况是我此行的目的。另外附带还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又到泰安登泰山，靠缆车上了南天门，遥望十八盘，自叹年高难攀，衰老由不得人。我想了很多，从登山我想到了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也想到了建设一门学科的艰巨性，哪里谈得到从心所欲。

10年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规定了个任务，就是跟上中国农村变革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步子，认识它，认识这种变革和发展，并将它们记录下来。应该说，这1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10年。我利用一切给我的机会，每年都出去跑，出去看。现在除了西藏和台湾没有去外，其他省、区几乎都跑遍了。西藏是医生不让去，怕我身体吃不消，台湾是时机还不成熟。10年来，我马不停蹄地跑，越跑越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

1989年我在《四年思路回顾》中对珠江三角洲城乡发展模式曾做了初步分析，现在看来已经很不够，太简单了。于是今年3月初，我又抽出10天时间，到这地区的顺德县（今顺德市）做重点访问。返程中顺便还在东莞和番禺停留了一下。对珠江模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并写了《珠江模式的再认识》。

4月下旬，我又到了浦东。龙是中国的象征。“龙的传人”已经进入歌曲。中国怎样才能真正变成一条龙？我看只有把经济全面发展起来，才能成为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这需要一个总体战略设想。这条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大龙得有个龙头、龙身和龙尾。我看形势，或者可以说龙头就是上海。长江是一条可以带动整个内地发展的脊梁骨。龙尾有两端，长得很。一端在西南，以攀枝花和西昌为中心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端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西出阳关的亚欧大陆桥。这是一个中华大龙的总格局。只能有了一个总格局，才能讲各地区的发展怎样配合，才能讲一个个中国人应当怎么办，才能讲每个人自己的位置和出路在哪里。

前两年许多外国朋友为了庆祝我80岁生日，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讨论我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我在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叫《人的研究在中国》，主要讲我一生研究中国农村中应用的比较方法，发表在《读书》杂志1990年第8期上。至于人的研究，内容很广，可以从人们的身体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所接触到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说不到有多大分量。

这次到了孔庙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对人的研究早已有很悠久的历史。孔子讲“仁”就是讲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孔子的家族现在已经到了76代了，这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多么长的持续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要破坏孔庙，群众不让，被保护了下来。为什么老百姓要保护它？说明它代表着一个东西，代表着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如何共处的问题。

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

到泰安之前，我去了邹平县。邹平是梁漱溟先生当年搞乡村建设的基地。我去给梁先生的墓上坟，明年是梁先生100岁纪念。梁先生的墓建在半山上，视旷眺远，朴实如其人。这说明邹平的老百姓尊敬他。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会永远纪念他。梁先生在邹平7年，从事乡村建设实践，大力开展乡村教育、推广科学技术，改良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梁先生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强调中国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他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造就了三种人生态度：西方人注重物质外界，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中国人不尚争斗，力谋人与人之间友爱共处，遂生乐业；印度人则纠缠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永远调协不了的矛盾里。西方人讲了科学，促进了生产，发展了生产力。这是好的，但还有一面就是这种态度既可活人又可杀人。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应当怎样相处。

我们中国人讲人与人的相处讲了3000年了，忽略了人和物的关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现在南北关系是很不合理的。第三世界中的中国，人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1/5。而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同样占1/5的人口却占用了4/5的资源。这样的世界上人与人怎么能和平相处下去呢？21世纪是一个危险的世纪！这一点应当引起重视，如何进一步研究它，也值得考虑。

我从30年代开始研究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还属于人同地的关系，我称之为生态的层次。劳动力对于财富的占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我个人的研究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跨出这个层次。现在走到小康的路是已经清楚了，但是我已认识到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下去。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是高于生态关系。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名词，称之为人的心态关系。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

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

人们心态正在发生着变化，心态的关系及其变化由谁来研究？目前，文艺界正在接触这个问题，作家们用小说的体裁来表现人们的心态，但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化的程度。怎样上升到科学化？弗洛伊德做出了尝试，但他却从“病态”来研究人的心态，这是从反面来探索的路子。我们需要从正面来研究，谁来研究？过去是孔夫子，他从正面入手研究心态，落入了封建人伦关系而拔不出来，从实际出发而没有能超越现实。他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我们这个时代，冲突倍出。海湾战争背后有宗教、民族的冲突；东欧和原苏联都在发生民族斗争，炮火不断。这是当前的历史事实，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个生态失调，而已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这使我急切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早日出现。看来我自己是见不到这个新的孔子了。但是我希望在新的未来的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

这个孔子需要培养，我们应当学会培养孔子。要创造一个环境、一种气氛。这个时代在思想上理论上必然会有很大的争论，在争论中才能筛洗出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在这种共识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各国都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家。中国人口这么多，应当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现。我在宜兴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说过：中国是了不起的，中国的土地养育了50个世纪的人，50个世纪一共养活了多少人？现在活着的有11亿，还要盼望它再养活50个世纪的人。这不是值得研究的奇迹么？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没有停止过创造和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去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为21世纪做出贡献。

这些都是我坐在车上穿行孔林时的飘忽的片片思绪。我想到我对人的研究花费一生的岁月，现在才认识到对人的研究看来已从生态的层次进入了心态的层次了。但在这方面，我还能做出什么成就呢？泰山十八盘，我只能望而兴叹了。

刚才社会学系的同志在发言中谈到社会学的发展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这都很对，但要落实，必须具体化，要善于研究发生在周围的变化。许多东西在我们的周围还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却往往没有感觉到。只有紧紧抓住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才能悟出一些道理来。

北大社会学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园地中做了许多工作，我希望经过努力，在我们的新一代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

1992年6月21日

[1]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社会学10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游滕王阁小记

1997年秋，有事于江西，道出南昌。事毕，主人邀做滕王阁之游。王勃序文传世，已历1400多年。在我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中，大概很少不在早年就熟悉王序这篇骈文的。我在童年就受父命背诵此文，文中许多字还念不准，更谈不到理解文中的典故了。但是可能就因为这篇序文，使以这个名义建立的高阁，几经兴废，现在还屹立在赣江边上。阁以文存，不能不承认文学魅力的强劲了。

现在这座以钢骨水泥建成的滕王阁，是在民国末年军阀混乱时留下的该阁废墟上重建的。1989年10月8日落成，距今已近10年。但我还是第一次登临。新阁已有电梯，可直达顶层，但还必须拾级登台，始能享受现代设备之便。台高89级，我靠人搀扶，勉力随众攀登。到了88级，停了一下，因为我突然想到离京时刚过今年的生日，从那天起，我已进入88岁。这个年龄，日本人称作米寿，大概认为米字可以分解为“八十八”三个字而成。我希望一个人活到这个时间界限，可以不再论年计岁，统称老年了，以减轻寿命对老人的心理压力。当此之际，我突然想起童年时除夕晚餐，即俗称吃年夜饭，老祖母在端上最后一道菜时，总是喜欢指点着盘中的鱼，当着大家说一声“岁岁有鱼”。我是在座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对这四个字一直莫明其意。有一年，我鼓足勇气要老祖母说出个道理来。我现在还记得她又加上四个我还是莫测高深的字，“留有余地”，她怕我还不清楚，更进一步说明“做人做事不要做尽了”。想到这段突如其来的回忆，我在跨89级台阶时，大腿似觉沉重难举。当然最后我还是勉力踏上最后一级。

走完台阶，举足入阁。猛抬头，看到门额上有草书的“瑰玮绝特”四字巨匾。这四字取自韩愈公元895年重修时所写的《新修滕王阁记》中对该阁的神韵做出的概括评语，看来至今还可适用。王序之后加上韩记使该阁更为生色。

进得阁来，在基层正堂后厅，壁上砌有苏东坡所写的王序全文石刻。说着流利普通话的导游，指点碑文，为我介绍了一段段掌故，从“马当神风”说到序文的末句“诗空一字”。我原本是个苏迷，其文其字都是我仰慕的神笔。王序苏帖，更是珠联璧合，我有点陶然忘机了。接着随着导游指引，进电梯，升至顶层，观赏了一场唐代的音乐舞蹈表演之后，绕栏环视四周赣江和西山云水景色，沉醉于王序这篇千古奇文所启迪的意境之中，一生难得，实在不忍下楼。下得楼来，又被引入一间接待来宾的憩息室。室内已布置下一书桌，桌面上堆着一张宣纸，导游央我为滕王阁题字。这真是难为了我。我是何许人物，怎敢在这个场合留下墨痕？半晌我还是急中生智，一想，过去来过的人不少，有些聪明的过客，在这种窘境，找到一条出路，就是从序文中摘一些能借来发挥当时情景的句子，聊以塞责。这样一想，我心头就冒出了“老当益壮”四字。但我老矣，下半句却在记忆中跟不上来了。导游看我停笔苦思，就见机翻出手头苏帖的印行本，查出了这一联，递给我扶我过关。我一看，苏帖上接下去是“宁知白首之心”。我急急按帖写完这一联，向导游道谢辞行。

下得楼来，回到宾馆，晚餐后，忽然想到下午之游，翻出导游送我的不具出版者出处的旅游赠品《晚香堂苏帖》拓印本，内有苏氏手书王序全本，附有用铅字排印的王序全文及注释，署名徐进。我想夜来无事，正好重读一遍童时就顺口背诵的王序全文，这时才看到苏帖后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梅溪姚士的跋中有“东坡先生初学颜鲁公，故多刚劲而有韵，自儋州回，挟九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恢石，如怒龙喷浪”。（因我不大懂草书，“恢石”二字系根据字形句意猜得。若误，请方家指正。）这个小跋说明两点，姚氏是从书法上看出这是苏氏真迹，是他凭主观的认定，这本石刻拓本是苏氏真迹，而且又推定是苏氏平反后从海南岛回乡时所写的，推算起来应是东坡回常州时路过南昌所留下的字迹，是他去世前不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年岁。

我接着再读铅字排印的序文，到“老当益壮”时我怔住了，因为接下去不是“宁知”而是“宁移白首之心”。我怔住的原因是我记得我是从导游手中接过苏氏拓本，没有思索，跟着写下来的，写的是“宁知”，而不是“宁移”。我自己是绝不敢改动王序本文的。知和移，是两个字，我写“知”时，完全是跟着苏帖拓本。但怎么出了个“移”字呢？我发现二字之别，是在我上床之前。因此我折腾了一夜，最初我打算起床后应当就去滕王阁，索回题字。加上一行“从苏帖”小注，以免留下我狂妄篡改王序之讥。起床后，想起昨日游阁时购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滕王阁志》一书，翻到该书所收的王序，第144页上，“宁移”下面括弧加上“一作知”三字。意思应是原文是“移”，“知”是后人的改作。但表明不作断语，且用“一作”含糊其词，以免表态。这是类似我在起床前所拟采取的态度。

但是问题也就越想越多，根本问题是王勃当年究竟用“移”还是“知”。大概这问题是很难正面答复的。因为我想，王勃当时的原文如果已经写出，当在都督阎公之手，轻易不会给人。人已去，文章则已成了口传之品，要追根已不可能找到原本了。第二个问题是谁开始用“知”字而不用“移”字。现在可以推知而且有凭据的是苏帖，而苏帖是不是真迹还是疑案。如我在上引姚跋中所记，他并没有苏帖是真迹的确证，所谓“如怒龙喷浪”，严格说只是后人从书法中得来的印象，不能认为是苏氏所独有。

我捉摸这个“移”改为“知”的问题，第一是否出于苏东坡之手。我跟着这个线索延伸，觉得有此可能。第二是如果苏轼到了南昌，有兴手写王序，他不大会要个本本来抄写。过去受过传统锻炼的文人一般都是凭早日诵读时留下的记忆背诵的，背诵的过程中就不免会把自己的体会窜入进去，发生篡改原作的结果。我反复细嚼“宁移”这一句，似乎感觉到有点别扭。首先是王勃写这句话时年纪还轻，他并无“白首之心”的经历，因之也不可能有此心的体会，所以很可能是以青年之身观察老年表达的行为去猜测“白首之心”。他在下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中下半句是有切身体会的。上半句也不可能是亲身经历，因为他究竟是世家子弟，是吃皇粮长大的，哪里会有穷人的直接体会？如果他原文是用“移”字，似乎更近乎情理。他是个年少志高的人，具有青云之志是写实，从这个基础去推测老年还要继续上进，才得出老当益壮的想法。

我这样想下去就要怀疑到苏老是“知”字的创改者了。首先是他已经饱经风霜，有资格可以“知白首之心”，何况他这时刚过了“万重山”，快回到常州时，渴望有知己的人了解他的心境，背诵王序时，很自然地流露出了这种心境。不去用“移”字而改成了“知”字。我从这一种境界去猜测，这是苏体而不是王体。

再进一步，我想如果用对仗来表达一个作者的意境，用“知”字似乎比“移”字超出了一着。移字还停止在“青云之志”的层面上，要求老人不要改变青年时候的心志。实事求是说，人老了，体质和心境自不能停止在青年的境界上。要老和壮相统一固然不能在物的层面上，提出白首之心是到了点子上，但是如果用“移”字，那就成了要从不可能转化为可能，这是不切实的。如果用个“知”字，就跳出了当事者的本身，超越了第一身的地位，也就得了统一的可能。因知的内容是不必做出肯定的，可以这样或是那样，但总是不从第一身来表达了，进入了另一境界。我从苏拓本，不愿回到移字，当然我也不再站在“不表态”的地位了，想到这里，我就放弃了回滕王阁索回题字加注的打算。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

在饭桌上我又向同行的几位朋友说了我这一夜和一晨思想上的折腾。不料一位年轻人认真地打电话回家找他的父亲，告诉他我在“移”字和“知”字上的反复思考。他的父亲原是我的学生，在电话上补充了一些资料，说据他记忆所及，明代人所编《王子安集》中是用“移”字，这个信息可以支持我“知”字出于苏氏之猜度。但电话里又说他查了中华书局1950年的新版，却已改为“知”字，但不知谁出的主张。

以上这篇小记是我1997年11月18日在无锡市太湖边上的一家宾馆里，抽了一个上午写下的，文气似乎没有写完。但是我又投入了其他任务，无心再写了。当时正有一位朋友从北京来加入我这个研究队伍。他就是写有关我一生主要经历的《乡土足音》一书的作者，是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在这篇小记里提出的“移还是知”的问题，原是个中国传统文学上的问题，我这个外行不应置喙。所想到的也只是从“心态”研究角度的思考。这位朋友既然到了身边，我觉得这是他的本行业务，不妨由他接下去写完这篇小记，也不妨作为我近年来一向提倡用对话来提高学术的主张的实践，而且也可看作我遵守“留有余地”的遗训的一个实例。

1997年11月18日

访天一阁

天一阁，是一个创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间的著名藏书楼，在我国古代民族文化遗产保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说来惭愧，虽然我早已知道天一阁这个地方，却一直没能走到它跟前，实地看看它的模样，领略一番它的书卷气息。作为一个读书人，这总是件憾事。

今年5月下旬，我访问宁波的时候，有机会得访天一阁，实现了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藏书楼坐落在宁波市区月湖西面。阁为明兵部侍郎范钦所建。范钦号东明，字尧卿，是浙江鄞县人。他入朝做官颇有硬骨，敢抗权臣，敢制服严嵩之子，有海瑞之风。此外他又有雅好，酷爱书籍，每到一地，无不留心搜求。也许是命运厚爱，范钦曾在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省做过20多年地方官，足迹几乎遍及当时半个中国，这使他有机缘广收书籍。据说，范钦的藏书最多时曾达5万余卷，这么多书，自然需要妥为存放。这也许就是范钦建阁的初衷罢。

当然，范钦的过人之处，不是建阁藏书，而是创制了一套严密的建筑格局与严格的家法，使天一阁经历数百年沧桑而保存至今。

在宁波月湖一带，曾有过许多藏书楼。如宋代有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史书有“藏书之富，南楼北史”之说。还有元代袁桷的清容居，明代丰坊的万卷楼等，都曾盛极一时，如今却都灰飞烟灭。

考其缘故，火灾是藏书楼遭毁的首祸。从史书可知，宋代叶梦得、朱常山的藏书均在3万卷以上，可惜两家藏书俱毁于火。绛云一炬，可怜焦灰！清代学者黄宗羲由此感叹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为使自己的藏书能长久保存，范钦动了不少脑筋。他用心最多的就是书楼防火问题。为藏书楼取名时，他根据古书上“天一生水”的说法，取以水制火之意，移“天一”二字为阁名，暗含祥水。建楼时，楼的正前方即造一个大水池，蓄水备用。我就是坐在这口池塘边上听工作人员讲述天一阁历史掌故的。相传这个水池与月湖暗通，源头是活的，可用之不竭。

阁名有水，阁前有水，真是明也有水，暗也有水。但范钦觉得这还不够，在建筑形制上，他也赋予水的含义，为此不惜打破历来建筑忌用偶数的规矩。他根据“地六成水”的意思，把书楼分建六间，而不用三、五、七、九之数，他又在东西两侧筑起封火墙，楼下中厅上面的阁栅上还绘有许多水纹作装饰图案。这些做法，都表示了阁主希望书楼免去火患的愿望，可谓用心良苦。

建筑设计上的用心，加上“火不入阁”的家规，确实保证了天一阁自建成到今天的几百年间未罹火患。家规亦是阁规，对家人如是，对外人亦如是。据说光绪年间宁波太守到天一阁看书，也不能逾越“火不入阁”之规。向我介绍天一阁历史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规矩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为此书楼内至今不入电线，不装电灯，以防万一。为保护古代文化遗产，不得不拒绝现代文明成果。这倒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防住了火，能不能防住失散，这又是个问题。范钦为确保藏书能传到爱书的后人手上，拿出万金让其次子受金而去，使长子范大冲得有全部藏书。范大冲从此立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规。子孙各房分掌锁钥，互相制约，非各房集齐，锁便无法全开。这既防止了个人占有，也避免了藏书星散。我们今天还能得访天一阁宝藏，一份功劳要归范钦长子范大冲及所定家规。

巨量藏书之事，费神之处甚多。除去火患和散失，还有一害要防，就是书虫。想到这里，我联想起60多年前我进瑶山做调查的时候，听说过金秀瑶山里有一种香草，放在书橱里边能防书虫侵害。天一阁用什么防虫？用不用香草？若用，是不是广西金秀产的？可惜我想起这问题时已是告别天一阁主人之后，没能及时问一声。嘱助手落实此事，得知天一阁果然使用金秀山中的香草。但我没得到当面印证。且待有机会再访天一阁时向主人当面请教罢。

1997年12月10日

岁末访中山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四小虎”之一的中山市就出了名。我曾于1995年和1997年两次到那里访问学习。这几年，中山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快速的发展势头，居民已经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同时，随着城乡一体化正在变成现实，广大农民也已享受到了现代化的生活。

最近，有朋友告诉我，中山市在小城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取得了新成绩，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全国科技兴市先进城市”等称号和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以表彰中山市政府在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这些年来我经常想，小康水平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所以小康之后，除了还须克勤克俭，努力发展生产之外，还应该重视另外一面，就是进入小康之后的人，怎样发展现代化的精神文明。中国有句老话：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指生活有了保障以后，人们就有条件考虑怎样提高生活质量，考虑做什么样的人，人生的价值问题就提到必须解决的议程上来了。富裕起来的中山人是怎么干的？

恰好，今年底到南方开会，离中山已经不远，于是抓住会议间隙，抽空去了一趟。虽然只是“蜻蜓点水”，却学到了不少中山的好经验。

中山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他们在抓城市的全面工作时，已经从最初偏重于物质积累，逐渐转向关注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比如更多地关注城市的建设、绿化、美化；市民居住环境的卫生、舒适；全市的环境保护等。特别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市民的现代文明素质、促进思想观念的转变上下了不少功夫。

他们说，为了保住家乡这片碧水蓝天，这几年，除了对有污染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迁外，还治理了岐江河，并投资3亿元兴建日处理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市里甚至还放弃了十多个年产值超过亿元的有严重污染的项目。

为了提高居民的现代文明意识，他们坚持开展文明小区、文明镇（村）、文明户的评比；加快镇区文化设施的建设，普及提高农村文化；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各项健康的活动……中山人就是这样在逐步实现他们提出的“洗脚上田”和“洗脑进城”。

中山的朋友知道我对小城镇建设中如何保护和改造旧区的问题很感兴趣，就要我去他们的“步行街”上逛逛。

中山市是个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有60多万人。长期以来，许多华侨把在海外辛辛苦苦赚的钱带回来，沿着现在叫孙文西路的街道两旁，按照他们所在国的建筑风格，建起了具有浓厚异国情调的店铺，形成了一条商业街。

市政府在市政建设中，执行“保护旧区建新区，建好新区改旧区”的方针，于1996年，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这条有800多年历史的老街，改造成集商业、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步行街，并且要做到“整旧如旧”尽量保持老街的风貌。

12月2日，在主人的陪同下我来到步行街，走在两旁具有本世纪初欧式柱子、券廊结构和带有南洋风格的骑楼、装饰的街上，花岗石铺的路面洁净如洗，只见三三两两的游人，悠闲地散坐在廊柱下的长凳上。此刻，我宛如漫步在新加坡热闹的、华人聚居的小巷里。然而，临街那新建的小广场、漂亮的绿地和精美的雕塑小品，又使这条古老街道洋溢着现代化的气息。征集来的300多幅历史照片，镶嵌在街上的柱子上，让来这里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主人告诉我，现在步行街不仅是商业中心，也是人们休息、举行活动的场所。比如每年阴历大年初七“人日”这一天，中山人聚集在这里，开始“慈善万人行”的活动。这一为救助老人和残疾人募集善款的活动，已经办了11个年头，累计收到捐款2亿多元。政府把这笔钱用到实处，先后兴办了启智学校（弱智、残疾儿童学校）、红十字中心血站、颐乐楼、博爱医院、120急救中心等公益设施；还资助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人日”是个什么日子呢？《中国民俗辞典》的解释是，“人日”又称“人胜节”。时在农历正月初七。唐代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魏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魏）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每逢人日，人们以七种菜做羹，用彩布剪成人形，或镂刻金箔为人状，贴于屏风，戴于头上，象征祥瑞。是汉族传统的节日。

魏收没有回答“何故名人日”，依我看，人日就是古人提倡注重做人的工作的日子。中山市的朋友们在这个传统的老本上，嫁接了新的内容，把古老的节日搞活了，把它作为现代社会里人们增进团结、改善人同人关系的质量的一个活动；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了他们的精神文明素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好办法。

三天来，中山人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们正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回答我心里的问题。

1998年即将过去，我衷心祝愿中山人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迈向新世纪！

1998年12月30日

第四辑 文化之思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所谈的无非是一隅之见，一时之感；写出来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而已。

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解放以来，一直还是手不释卷，但是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也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同行老朋友见面时常会互相打听陈先生近来怎样了。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连载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辈，30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的作者。我记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个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先生曾说起过他自从院系调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门不同的而都没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课。尽管他用了极为幽默的口吻，很轻松地道来，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话头。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这个感觉并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会见过不久前为了笺注杜诗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访回来的刘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张文渊先生邀我去吃小馆子送行，大谈他正在设计中的排字机器。这半年多来，知识分子的变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视？

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几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来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去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的这种感叹是不多了。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孕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概括地答复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们这个范围里来捉摸捉摸。新年里报纸上曾发表过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年愿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呢？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两本书”，意思是要能静静地做做功课。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说个由来。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二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应当说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现在这已不是重点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说，现在主要是要帮助他们。先谈谈他们的业务情况罢。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阵。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们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译讲义，显得很忙。这两年来，是不是学习苏联已经学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了呢？我想并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课的困难似乎是比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讲义也编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读，问题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老师自己先得要独立思考一番。过去和教本不同的说法，不论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闭口不谈，现在讲讲各家的异同，那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没有钻研过，道理也就说不明白。过去可以口头上复述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书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了。总之，现在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教书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质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师们业务上的紧张的道理也在此。

我所接触到的许多朋友们，对反教条主义是拥护的，对自己提高业务的要求也是积极的，他们要求帮助也是真实的。要“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就是指这个。说得具体一些，他们要求开展科学研究，要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会议，甚至要脱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等。这种要求是好的，应当说是可贵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帮助教师们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怎样了呢？有的学校好些，有的学校差些，总的说来，我认为并没有满足教师们的要求。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令人满意的情况，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好呢？我看并不如此。教师们工作条件在过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说过去吵得最凶的时间问题。自从规定5/6的业务时间之后，各地高等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贯彻，效果是不坏的。去年上半年，北京的高等学校里大约已有3/4的教师得到了保证，8月里我到昆明，听说云南大学里只有不到1/5的教师还不能保证业务时间。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学校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教师比例已降到1/10以下。这个问题虽则不能说全部解决，而且像李达先生在新年愿望中所提到的情况还是存在，这些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学研究的，但是一般说来时间问题已不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了。其次，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条件怎样呢？这些条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过去一年中，各校购置图书一般都有增加，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书少，而是编目慢，流通难，分配还不够合理。仪器方面在生产、供应、修配、使用上问题还多，特别是内地和边区的学校困难不少。但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别的专题外，一般还没有发生有人因为这些方面的条件缺乏而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

那么现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在开展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具体领导不够。在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强了对教师们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些学校里的教师们也就安心工作，业务有提高，学生也满意。凡是放松了这方面领导的，教师们彷徨苦闷，情绪也多。这种区别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当前积极要求提高业务，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

全国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没有把科学研究工作认真领导起来的学校还是不少的。有些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做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们填题目，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手要成果。在高等学校里究竟应当搞些什么研究？科学研究和教学怎样结合？各科抓些什么问题？教师之间又怎样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进行研究时要什么具体条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怎样帮助克服？怎样组织讨论来提高学术思想？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教师能单独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上都需要具体领导。如果学校领导上不深入实际，依靠科学研究上有经验的教师，逐步地跟着工作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教师们尽管主观上怎样积极，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开展不起来，就是搞得有些混乱。我就遇到过已经填过几次科学研究计划表的朋友，见了我还是说科学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连自己在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另外还有些朋友，急于赶世界水平，对实际条件考虑不够，一动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学任务碰了头，时间冲突，精力兼顾下来，发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学校领导上对第一种情况倒并不焦急，按兵不动，但求完得成当前教学任务就满意了，而且科学研究表格已汇报了上级，交了卷了。他们对于第二种情况却相当敏感，唯恐教学任务受到影响。他们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们名利心重，轻教重研。好像为按兵不动，填表了事，找到了正当理由。这种叫喊对教师们的积极性是不利的。上推下拉，进退两难，他们思想上怎能不混乱，情绪上怎能不受波动？高等学校里怎样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一下是必要的。如果真的在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和教学有矛盾，不能放手开展科学研究，也得拿出个提高教师们业务水平的具体办法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但总觉得解决的办法，不是在冻结科学研究、保证教学，而是在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导，密切和教学的结合。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搞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检查一下的。

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积极要求反映了他们已自觉到业务水平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这种自觉表示了他们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如果他们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他们为什么要不到午夜不上床的自苦如此呢？我想强调知识分子搞科学研究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接着想谈谈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线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办了。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逐步会觉得这样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们逐步明白过去那样以为哪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物的，哪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心的想法不很对头。他们开始要求从学术思想本身来辨别唯心还是唯物。我想这应当可以说是学习上进了一步，但是这步一进，问题却多了，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了。他们很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自己的学术思想里究竟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却没有这个条件。

积极的东西搞得不好会变成消极的东西。要求搞清楚唯物唯心的界线应当肯定是积极的，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这种要求不能满足，别人还是红脸白脸地来对待他，他心里就会不服气，会产生情绪。我体会到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最初确是有人反对学习苏联，本质上是立场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些对学习苏联的态度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加分析，会觉得立场又不稳了，其实性质是和过去不同的。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确有一些地方把学习苏联简单化了。有些苏联传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人提出了怀疑或不同意见，反而受到批评，于是搞出了情绪。这些情绪并不是从立场问题上发生的。但一有情绪，消极因素也跟着滋长，那就不好了。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地接受辩证唯物上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转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戴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有的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比如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

我想，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可能是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新发生的，由来已久。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同聊天，谈起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不很关心政治。有一位朋友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认为国家大事自有贤能，自己可以不必操心。大家的确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错不到哪里去的，很放心，只要好好跟共产党走，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了。其次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别人批评，自己常常会问问自己是不是旧思想又在冒头，所以对于世界大事或是国家大事自己没有个看法和主张，等《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才动脑筋。第三，对世界大势，自觉很孤陋寡闻，不要说别的，连很多外国人的名字说起来都觉得绕口。情况不熟悉，要动脑筋也没有资料。第四，年来养成了没有布置就不学习的懒汉习惯。我们曾经想替这些思想配个帽子，但是配来配去头寸都不很合。说信任党、接受领导不对么？当然不可以这样说。但是怎么会信任得成了依赖了呢？虚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么搞得没有了主张了呢？不论怎样，总的看来，对国家的事情关心不够总是消极性的东西。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思想情况呢？这些思想情况又说明些什么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自认水平不够，说不清楚。我们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们觉得积极来提出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别人也不见得考虑，不赘一词，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呢？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说到了这些问题，我想可能会超过我这篇杂文的范围。那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1957年3月24日

“早春”前后

寒暖之间

4月17日离京，24日下乡，5月15日回到苏州。路上和乡间，不容易看到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到了城里才坐下补看。在这一叠旧报里，也有不少提到了我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章早已过时，回想起关于“早春”一文前后的一些琐事，倒也颇有意思。

2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比了冲开为妙。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民盟的文教委员会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来讨论我这个汇报，希望比较全面地来估计一下当前知识分子的情况。在这个会上我用了“春寒”两字。但一经讨论，我感觉到“春寒”两字用得还是不妥当，因为这样说，没有把知识分子冒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了拍。于是想到“早春”两字。“早”是个正面的字眼，和过去黄昏思想对得上，刚好道出了这个转机。

有人从我这篇文章里感到寒意，认为是吹冷风，其实细细看去，我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语，后来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当时，我嘴上也屡次念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句子，念来念去总觉得还是用不上。

后来有人说，暖寒是同一天气的不同感受，于是牵出了感受者的体质问题，一若寒暖的感觉可以当温度表来测验进步和落后的程度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得这样深，推论也没有这样远。我想到的只是那两个盖子“盖住”和“揭开”的矛盾。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已用惯了的“收”“放”问题，“收”“放”用到“天气”上，也就成了“寒”和“暖”了。

回想起二三月间，“收、放”，“盖、揭”，“寒、暖”确是插得进两个“乍”字的。不说别的，就是我这“早春”一文就“收、放”了好几次。

民盟的两次会鼓励我为知识分子说说话，所以决定写这篇文章。2月中，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们研究提意见。大约是2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原来这位朋友听到了一个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主席批判了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赞成陈其通的短论，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过一天，又遇见了一个杂志社的记者，谈起了另外一个正在外地采访的朋友。他说：“寄回来的文章，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现在不准这样写了，必须考虑后果，百家争鸣鸣出了问题了。”我因为手上就有着这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所以特别关心。追向他：“谁说的。”回答是“传达下来的”。

虽然这阵冷风是没有根据的，是阵空谷来风，但却吹冻了我的“早春”。

有几位看了我底稿，而且又肯定不是收，而是放的朋友，又一再鼓励我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将法。我夹在寒暖之间，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是磨角。有人说我写得过分含蓄，不懂诗词的人，还是少装作假斯文的好。我听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外宾来参观，要我招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了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道。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说是被政协会发言挤后了。不管怎样，当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确是已过了时了。

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个马后炮了么？又有些朋友为我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担待不了，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也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三个问题

朋友们看到了这篇文章，很多是同意我的，还有些人觉得没有说畅，有点遗憾。关于这些我在这里不多说了。要说的是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概不出乎下面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天气说对了没有？”不同的意见是说我没有摸准或是摸错了。有些说早春天气是曾经有过的，只是已经过去了，未免说得迟了点，不合于4月份的情况。这是由于我这篇文章压了一个时间，我指的原是过去半年的天气。我很同意4月初已不能再说是早春天气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早春天气的说法是错误的。知识分子解放时就已经到了春天。如果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么？这又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绩么？再往下说，问题更大了。因此早春天气的说法根本就不对头。说得轻一些也该自己检查检查这是什么思想。

从这里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天气呢还是草木？”百花开不了，是由于天气不够暖，还是由于草木本身体质不健全？反对提早春天气的朋友们认为：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早已确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贯彻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说得明白些，知识分子要发挥积极性关键是在自我改造，不应当去批评领导。

这种看法和我的意见是有出入的。关键是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我认为在1956年的下半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显著上升的，那是由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的结果。但是上升了的积极性要体现出来，就要求创造许多条件，而这些条件跟不上要求，表现出了领导落后于群众。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的内部矛盾突出了。这种矛盾不及时解决，已经上升的积极性也就难于持久，有可能转化为消极情绪。这就是我所想以早春天气来做比喻的实际。

知识分子是不是应当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呢？我对此是肯定的，并没有怀疑。但是在当前的情况里，要解决上述的内部矛盾却不能单单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内部矛盾的解决固然必须双方共同努力，但是以每一段时期来说，按当时情况的特点，也必然有主要的一方面。和事佬式的两边规劝，听来似乎是很公平，很全面，但事实上是推动不了矛盾发展，因而也不能帮助矛盾的解决。以当前知识分子问题来说，我认为，多要求领导党检查贯彻政策中存在的缺点是做得对的。我提出“早春天气”的确是有意识地强调了天气这一方面，而没有多谈草木本身的问题，我想这样写法也是有理由的。

没有多谈草木本身的问题并不是等于说草木本身已没有问题。我同意：天气尽管好，如果草木体质不健全，还是开不出花，结不出果来的。我不同意：中国那些旧知识分子都是腐朽了的，都被虫蛀蚀坏了的。但是说他们都很健旺，那也不能。先天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提出了第三个问题：整风已经开始，天气是在转暖了。花开是不是有保证呢？早春天气一过，草木本身的问题也一定会逐步提出来的，提出来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培养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朋友因为我提到了有人要求“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认为我是在支持“两耳不闻天下事”，进而批评我不应当重业务，轻政治。这正如有人因为我说了今后教书要有些真才实学才吃得开，而说我留恋于教条主义一样，叫人辩白都难出口。

“一间房，两本书”和“两耳不闻天下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房里不一定没有报纸和收音机，书本上讲的又为什么不能是天下事呢？“静静地”一语是不是又惹起了反感？是不是一静就不能成为积极分子了？是不是要表示关心天下事，要表示政治上的积极性，必须天天热热闹闹地开会，激昂慷慨地发言么？是不是这种热度，这种动率才是评德的标准么？我看安静一下，把紧张的空气缓和一些，多读读书，才是壅土施肥的工作。为了开花结果，不做做这些基本建设是不成的。

避免纠缠，敞开来谈，还是这个老问题：知识分子要求提高业务是政治积极性提高的表现呢，还是下降的表现？提高业务和提高政治是互相排斥的呢，还是互相助长的？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示他的政治觉悟才是正常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许多朋友中还是不一致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现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不通过实践是搞不通的，实践就是各人的学术思想工作，那就是业务。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于知识分子的，已不是空口宣传，而是在具体的岗位工作上用专门的有效的知识来服务于人民了。这又是业务。通过业务来改造，通过业务来服务，其中无处没有政治，而也必须有了政治才能这样做。因此，当我说到“一间房，两本书”的时候，我肯定是积极性的表示，其中就有政治，并没有脱离。但是在一个认为业务和政治原是两回事的人，一听到别人谈业务就会推想到一定不是政治了，于是有点恐慌，好像那些要求提高业务的人全是开倒车，用手按耳，不闻天下事了。这是不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估计又太低了些了？

“早春”之后，来日方长，暂时说到这里为止罢（写于洞庭东、西山）。

1957年5月31日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要明白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得到乡下去看看那些大地的儿女们是怎样生活的。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文化的性质。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知足常乐与贪得无厌

“知足常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和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里的精神——“贪得无厌”刚刚相反。知足常乐是在克制一己的欲望来迁就外在的有限资源；贪得无厌是在不断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满足。这两种精神，两种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是知足常乐。

种田的人明白土地能供给人的出产是有限度的。一块土地上，尽管你加多少肥料，用多少人工，到了一个程度，出产是不会继续增加的（即经济学上的土地报酬递减率）。向土地求生活的人，假若他要不断地提高收入，增加享受，他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不断地增加耕地面积。有荒地时，固然可以开垦，但是荒地是要开尽的，而且有很多的地太贫瘠，不值得开垦。人口一代一代的增加，土地还是这一点。如果大家还是打算增加享受，贪得无厌，他们还是想扩充耕地，那只有兼并了。把旁人赶走，夺取他们的土地；但争夺之上建筑不起安定的社会秩序。如人们还得和平地活下去，在这土地生产力的封锁线下，只有在欲望方面下克己功夫了。知足常乐不但成了个道德标准，也是个处世要诀。因为在人口拥挤的土地上谋生活，若不知足，立刻会侵犯别人的生存，引起反抗，受到打击，不但烦恼多事，甚而会连生命都保不住。

科学冲破了土地的经济封锁

西洋在农业的中古时代何尝不如此？《圣经》上的教训是要人“积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勤俭是这时代普遍的美德，是生存的保障。但是科学冲破了土地的经济封锁，情形完全改变了。蒸汽力、电力、内燃力，一直到原子力，一一地发明了利用的方法，使人实在看不到了在经济上人类还会有不可发展的限界。这是人类的大解放。机会，机会，到处有机会，只要人肯去开发。在这机会丰富的世界里，妒忌成为不必需了。种田的怕别人发迹，因为别人发了迹会来兼并他的土地。在现代工业里，各门各业是互相提携，互相促成的。铁矿开得好，铁器制造业跟着有办法；铁制的机器发达，其他制造业也得到繁荣。这时代，自然已不像土地一般吝啬，它把人的欲望解放了。享受、舒适，甚至浪费、挥霍，都不成为贬责的对象；相反的，生产力的提高必须和消费量的提高相配合。二者之间有一点龃龉，整个经济机构会脱节麻痹。于是以前所看不见的“广告”也成了经济活动的重要部门。广告是在刺激欲望，联结生产和消费，甚至是提倡挥霍，赞美享受。回想起在乡下被人贱视的“卖膏药”的走江湖，真不免为他们抱屈了。同是广告，而在人们眼中的价值竟相差得这样远。时代的距离！

中世纪：从权力去得到财富

知足安分是传统的美德，但是即在农业社会里也并不能完全应付人类的经济问题。知足有个生理上的限度。饥饿袭来时，很少人能用克己功夫来解决的。有限的土地上，人口不断地增加，每个人分得到的土地面积，一代小一代，总有一天他们会碰着这被生理决定的饥饿线。土地既已尽了它的力，挤也挤不出更多的粮食来。喂不饱的人，不能不自私一点，为自己的胃打算要紧。贫乏的物资下，为了生存，掠夺和抢劫，成了唯一的出路。掠夺和抢劫要力量，这力量却因为无法用来向土地去争物资，只有用来去剥削别人了。这是人类的悲剧，在这悲剧里不事生产的力量发生了生存和享受的决定作用。有了匪徒，保镖也来了，这样把剥削的特性注入了权力。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合法非法，原是一套。暴力也好，权力也好，都成了非生产力量获取别人生产结果的凭借。“从权力到财富”——那是桑巴特给中世纪经济的公式。

现代：从财富去争取权力

贪污是这时代的经常官务。被剥削的人民恨官吏，但是他们并不恨贪污，恨的是为什么别人有此机会而自己没有。他们所企求的是有一天可以“取而代之”。在这种文化里谁诅咒过贪污本身？草台戏开场是“跳加官”，接着是“抬元宝”，连城隍爷都喜欢这种连结。权力和财富是不能分的，这是土地封锁线内的逻辑。

官吏变成公仆，衙门变成政府，是中古变成现代，农业变成工业的契机。西洋的历史写得很明白，工业开了一条从生产事业积累财富的大道，形成了一个拥有财力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现代化的前锋，他们拿钱出来逐步赎回握在权力阶级手里的特权。他们的口号：“没有投票，不付租税。”这样财富控制了权力，产生了现代政治。

自土中拔出 建立新的文化

中国一身还是埋在土地里，只透出了一双眼睛和一张嘴。你看国家的收入还不是靠田赋？民间的收入还不是靠农产？即使有人不直接拖泥带水的下田劳作，但有多少人不直接或间接靠土地生活？我们还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

眼睛是透出了地面，看见了人生是可以享受的；眼红了。他觉得知足常乐是多可笑和土气？他露在地面上的嘴学会了现代社会的口味和名词。口味是摩登的，名词是时髦的。可是从肩到脚却还埋在土里！

若是我说：“把头也埋下去罢”，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生活和文化是一套一套的，生活在土里，文化就该土气。土气的文化确是令人不顺眼，但是你得全身从土里拔出来啊。现在这种半身入土的情形是会拖死人的。享受、浪费、挥霍视为应当了，而自己并不能生产给自己享受、浪费、挥霍的物资。于是“从权力去得到财富”的需要更加重了。传统文化中对贪污既没有道德的制裁，于是在享受的引诱下，升官发财怎会不变本加厉？从这官僚机构集中得来的财富，无底地向物资的来源运送。这个贫血的国家哪里还有资本去打破土地的封锁线，建立现代工业呢？齐肩的躯体深深地陷在土里，拔出来的希望也愈来愈少。

自拔，新文化的建立，似乎是件困难的事；但是除了自拔，只有死亡。我们现在正在向死亡的路上跑，那是事实。

1946年6月20日于昆明

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

去年8月我到云南来参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正逢许多朋友在热烈讨论白族历史问题。我有机会参加了各种座谈会，并拜读了《云南日报》上所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论文。这些都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11月在下关参加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成立大会，遇到了许多自治州的人民代表，他们要求早日开展这地区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他们的督促之下，我更深切地认识到了大理地区在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

简单地说来，从南诏开国（公元738年，即唐开元二十六年，皮逻阁建南诏国）到大理国灭亡（公元1254年），大约有510多年的这个时期里，大理地区是祖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地区的人民不但在祖国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发展云南的经济、文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对云南各族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云南的民族社会历史时，首先把大理地区各族的历史搞清楚是有必要的。

应当肯定，大理地区民族历史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史记》《唐书》等对于这地区的民族情况都有系统的叙述。其他如樊绰的《蛮书》、杨慎的《南诏野史》等，以当时的史学水平来衡量都是优秀的著作。我们的前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知识，给了我们进一步研究这地区各族人民所创造的历史的良好基础。但是我们现在所要了解的历史问题却比过去提高了。比如最近半年来关于白族历史问题讨论中所提出的白族族源问题，白族作为一个部族共同体的形成问题，白族社会性质变革问题，以及白族和汉族相互关系问题等都是前人所没有论列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但如此，用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许多历史资料来研究这些问题时，常常会感觉到有含义不明，材料不足之苦，结果会使得不同的人从相同的史料中引申出不同的论点来，最近《云南日报》所发表的许多论文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并不应当因此低估已有史料的价值，但是为了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不应当满足于已有的资料。

为此，我们考虑要开展大理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研究，除了继续整理、考证已有的汉文资料外，最好能有计划地搜集凡是可能搜集到的各式各样能说明这地区历史的资料。充分掌握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搜集什么资料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搜集些什么资料？大理地区有没有这些资料？如果有，在哪里？怎样去搜集？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云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11月下旬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大理一带地方进行历史资料的初步察访工作。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李家端、李一夫、杨毓才和我四个人。

察访的意思是通过实地察看和访问去探索历史资料，为系统发掘和搜集做出计划。和开矿一样，先得勘查一番。我们这次工作时间很有限，所以只能说是初步察访，找些线索，并不要求这个小组立刻着手去系统地搜集文物。

察访之前必须有所准备，就是熟悉有关文献，把要察访的地区历史沿革搞清楚。比如根据文献所传，原来的白国是在白崖，蜀汉曾帮助张氏建立的建宁国也就以白崖为中心，后来就在这地方张乐进求让位于细奴逻。白崖现在是弥渡的红岩。南诏最初的根据地是蒙舍川，在现在的巍山。洱海东南凤仪一带地区，一般认为是白族早期的聚居区，首先并入南诏。后来南诏的势力向洱海西部伸张，逐走了一部分原在的居民，占据苍洱之间的坝子和坝子里的太和村，并筑太和城，太和村就在今大理太和村附近。更北进兼并了当时所称“三浪”人的地区（就是现在邓川、洱源、剑川一带）统一了六诏。我们这次初步察访只能有重点地进行，照着上述的线索，到了大理、邓川、洱源、剑川、丽江、凤仪、巍山、弥渡等八个县。

每到一县我们首先查阅地方志，并向熟悉当地掌故和情况的父老和干部们请教。把那些有历史价值的古迹记下来。然后挑选重点分别去实地察看，对证一下书上所记的或口头所传的遗址是否可靠；发现了历史文物，轻便可带的遗物，便搜集回来作为证据；笨重的，照下相带回来，如果是碑，把碑文拓下来。有传说的，把传说记下来。

从这次察访中，我们觉得下列五个方面都有很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搜集。1.地下的遗物。2.地面上的碑碣、石刻、木雕、壁画、建筑等实物。3.民间的文献，包括家谱、日记、书信、诗文、契约、经卷等，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4.口头的传说、神话、唱本、歌曲等。5.语言。

让我用这次察访所得的资料，分别从上述的几方面说明一下。

地下遗物

大理地区的石器

地下遗物方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石器。大理地区最早发现的石器是1939年吴金鼎在马龙峰，俗称白王城的附近发现的石斧和石凿等磨光石器即新石器。吴氏根据出土的陶器，认为这些东西可能是汉唐之际，南诏以前的遗物，这种古代人所用的石制工具在民间原是常有发现的，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人们叫它作“雷楔子”，认为是“雷公”使用过的神物。农民挖地时得到了这种东西，有的送到庙里去，有的给巫师收去，有的给孩子们做玩具，也有的用来舂盐巴。我们所到各县，和老乡们一谈到“雷楔子”，很多是知道的。这是说这种石器是很普遍的。这次察访中见到实物的有剑川和巍山两县。

从南部进入剑川坝子的地方，甸尾村附近正在挖海尾河，在我们察访这地方前约一个月，挖得了十多件石器。工人们不认得这些是什么东西，觉得好玩，分别拿了回家。我们访问到了这件事，搜集到了四件新石器：三把磨光石斧和一把有孔的月牙石刀。我们又去察看了出土的地层，是在熟红土层底，估计当是两三千年前的遗物。巍山的石器是毕副县长到老乡家里去要来的，还知道出土的地点，在山达上村孔明洞附近。鹤庆中学的教师同志来下关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带来了他在鹤庆搜集到的新石器的相片。从这些已经得到的资料来看洱海周围在比较早的时期曾经有一种人居住过。这种人分布可能是相当广的。至于这种人和现在居住在这地区的各民族具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说不出来。但是如果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发掘，看清楚各时期遗物的关系，历史线索是有可能建立起来的。

南诏前的古城

在察访过程中，我们曾特别注意有没有汉代文化的遗物。在传说中有不少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这个地区能不能有些实物来证实当时和中原文化的关系呢？结果并没有找到什么可靠的证据。只是在邓川德源城废址的庙宇附近有许多刻有图案花纹的砖，有可能是比较古代的遗物，但老乡说是从对面山脚那边搬来的。为什么老远地去搬运这些砖呢？也不清楚。这是一个疑案，我们没有时间去追查。砖存邓川县文化科。庙宇的附近还有。

我们到弥渡听说在红岩古城村有个白王城。我们想这可能是白崖国的古城。老乡还指得出古城遗址，现在是一片整齐的豆田。我们在田垄里反复察看，发现不出任何文化层。如果传说有据的话，埋得一定更深了些。也可能传说没有根据，或是地址传错了。

其次是建宁国的古城。据传诸葛亮南征封白子国王后代龙佑那做酋长，改姓张，在白崖筑建宁城。据当地传说建宁城就在今县城北门外螺山上，俗称紫金城，现在这片高地上有许多庙宇。又据说当时弥渡坝子低处都是水，这片高地地势正适宜建城。但是我们在这上面四处找碎砖破瓦，却看不出一点古代遗迹。总的说来南诏以前古城在这次察访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实据。

南诏大理国的古城

其次说说有关南诏和大理国的古城。

细奴逻所建立的蒙舍诏都城在蒙舍川的巄嵎山，即今巍山县。山是坝子边上的一个山冈，传说有细奴王金殿的遗址。我们到山上察看，果然在地面上还留着许多瓦片，这些瓦片上还有文字，但和汉字不同，而略似大理、姚安出土的有字瓦片，足以证明是南诏时代的遗物。因此这个古城遗址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了。

大理的太和城和羊苴咩城等遗址是大家所熟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略去不谈。

大理以北大体上可以肯定的南诏古城有邆赕诏的德源，在邓川县东北两公里多公路旁的高地上。由于传说中把火把节和德源城联系了起来，所以这个古城的名字也是云南人民所熟悉的。传说是皮逻阁要统一六诏，把其他五诏的王骗到大理，在松明楼里烧死。其中有个邆赕诏的王，临走时他的妻子慈善夫人知道有危险，所以用一个铁钏套在王的臂上。王被烧死了，慈善夫人找到戴有铁钏的尸体，迎回归葬。皮逻阁又要威逼慈善夫人嫁他，派兵围城，城在高地上，水源断绝。夫人自杀后，称这城作德源城，纪念慈善夫人的美德。我们去察看德源城的遗址，可巧当地部队操练挖了许多壕沟。在沟内很清楚地可以看出离地面约1米有一文化层，层内许多瓦片，有迹象可认为是南诏的遗物。沟内还有比较完整的陶器。我们因为怕掘坏了，没有动。陶器旁有炭灰炊烧遗迹。

更往北是剑川。剑川是南诏和吐蕃势力接触的前线，曾经一度被吐蕃占据。地方志上还载有吐蕃所据的罗鲁城，初唐所筑。我们多方打听，最后知道现在还有个罗鲁村，和记载合得上，附近白族称他们说的话为“蕃语”。但是限于时间，没有去察看。

剑川之北，是丽江的九河，是白族聚居区。我们听说有白王城，在九河甸头乡坝子西边山坡上。我们找到老乡带路，走近白王庙废址，在田沟里找到有字碎砖，一部分是梵文，一部分是汉字，记着高氏和段氏字样，还有一些不像是汉字，可能就是白文。高氏、段氏是大理国的统治者，所以可能是大理国的遗物。这个山坡上砖很多，而且字形和质料很有差别，不像是一个建筑物上的东西。

这些古城遗址无疑是考古的宝库。其中一定埋藏着许多可以表明当时人民生活的实物。但是发掘遗址是一项科学工作。没有专家现场指导，如果随意挖掘，反而会破坏这些遗址的历史价值。比如我们得到的新石器因为出土时没有把同时出土的砖瓦或其他东西保存起来，没有把这些新石器在地下的原来情况记录下来，使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年代，更无法正确地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代文化相比较，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这不是一种永远补偿不了的损失么？因此，我们这次察访并没有进行发掘。只把察访得来的线索提供考古工作者考虑，是否有发掘价值；如果有发掘价值的，将来由他们有计划、有系统地去发掘。作为一个研究大理历史的工作者，当然盼望地下的历史资料能早日发掘出来。

应当指出，如果不早些做出发掘这些古城的科学工作计划，也就保不住不受到破坏。农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过去弃废的土地正在陆续开垦。以往工具简单，土翻得浅，现在用了新式农具，更容易深入下层，破坏文化层的可能性也更大。我们在大理农村里就看到最近出土的全副明代火葬碑罐，罐内还有当时用作货币或装饰品的贝壳。这些都是垦荒得来的。这些东西因为不值钱，又好玩，所以农民们带了回来。如果是铜器，就很可能成为废铜买走了。早一些进行科学的发掘，对国家的历史遗物保障可以大一些。

地上的历史文物

现在谈谈地面上的历史文物。这些东西比起地下的文物更容易遭受损失。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党和政府执行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的政策，因而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细致，损失是不少的。抢救这些文物还是当前的急务。

在这次察访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有意义的东西。

先说碑碣：由于过去的文人相当重视金石之学，和党的文物保护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大理古碑一般是保存下来了的。比如大理太和村的德化碑（即南诏碑），西门外的元世祖记功碑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石碑现在都保存了。德化碑还造了房屋加以保护。但是由于有人迷信这碑的石末可以治病，所以过去没有盖屋保护前，碑面已经给求医的人剥蚀得很多。现在还可以认得出的碑文字数已不太多。幸亏早年的拓本现在还有，留下了极可宝贵的史料。

墓葬和墓碑上的记述

这次察访中我们在这方面得到的资料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说：第一是关于墓葬的问题。明代白族已实行火葬是可以肯定的了，因为我们看到不少明代大理石的火葬墓碑，有“杨观音榜”等字样，说明是白族人的名字。我们在剑川去石宝山路上看到一块可能是元代的墓碑，已要求该县文化科掘出来保存。碑文还没有研究。在大理雨铜观音祠墙角里看到一个火葬墓顶子，刻有“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年号，这墓系杨和胜的墓。杨可能是白族，因为杨是白族的大姓。如果这个墓是白族的，那么白族实行火葬的时期也就提早到元代了。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见到有古代棺葬的古墓。火葬和棺葬的问题是由于樊绰《蛮书》里提出的，他说这是乌蛮和白蛮的区别之一。因此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实物资料，对樊绰所提白蛮和乌蛮区别的意义可以更明白些。

残砖断瓦上的白文

第二是关于白文问题，上面已提到在巍山细奴王金殿遗址得到的瓦片上有着一些字样，显然不是汉字，而和大理、大姚出土的相似，疑是早年的白文。在大理三塔寺里的两个副塔的砖上，还能看到烧砖时印在砖边的符号，其中有些像汉字如“仲”“甫”，有些是汉字的反文如等（这是由于正文的戳印，打在砖坯上所致），还有些完全不像汉字的。这次察访中又在邓川西山拓得元代刻在岩石上段信苴宝舍田记碑文，和大家已熟知的大理明代的“山花碑”都是用汉字写的白语。下面还要提到在凤仪见到的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用汉字写成的白语注释经卷抄本，又是一件例子。用汉字写白语至今还流行，白族喜唱的大本曲的手抄本都是这样的。这里提供了白族文字发展的线索。

价值很高的石刻

再说石刻。剑川石宝山的石刻是早已著名的。我们这次也去察看了。但限于时间，我们只到了石钟寺，钟山山下的石刻没有去看。就是以已经看到的来说，这些石刻的历史价值是很高的，特别是阁罗凤和异牟寻两窟把当时服式和仪式的形象遗留了下来，比如《蛮书》上所提到的“头囊”“雉翣”，头盔上的“猫牛尾”“吐蕃所赠伞”“铎鞘”等在石刻中都可以找到模型。其他许多有关婆罗门教、佛教的石像也提供了当时宗教信仰的材料。此外还有一个称“阿姎白”的石刻，可能是早期居民生殖器崇拜的遗物。

我们初步印象，石宝山的石刻，就是以石钟寺所看到的来说，在题材和作风上都不像是同时期的作品。“阿姎白”的雕刻是很简单的，使我们推想在这一带曾有过一个早期文化。如果容许我们做一些不成熟的猜测，这个文化可能还包括我们已见到的新石器工具。甚至和许多地方看到的大石崇拜的遗迹（如大理的大石庵、支锅石和剑川的三棵石，巍山盟石等）有关。其次是有关南诏王的石刻。这些石刻都是在岩石上凿出约1米多长方形的石窟，采用浮雕的手法，以人物作题材，刻画出宫殿的场面。第三是那些佛像，有些并不是佛雕，而是完整的人体。佛像中还有不同教派，一部分是属于婆罗门教的。这些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石刻很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作品。

我们还注意到山上有许多没有完成的石刻。没有完成的程度不尽相同，给我们一种印象，像是正在进行这些石刻的时候，发生了某一种灾难或战争。迫使当时的人放弃了这个地方。我们又在石钟寺对面的山坡上，就是石刻“酒醉鬼”和“波斯人”之间的地方，发现许多古代瓦片，可能是唐宋时代的遗物。我们因此推想，在这个山坡上曾有过建筑。而且就在这些地方，又看到倾倒在地上的石刻“狮子”和“梵文经刻”。这些石刻很凌乱，也表示在历史上曾受到重大的破坏。

根据前人的记载，还有些石刻至今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觉得还应当在这个山上全面检查一下，很可能找到更多的石刻。

石钟寺的石刻已经建筑了房屋加以保护，但是在建筑时，添上了一些丑恶的，或是很不调和的石刻，如一个庸俗的弥勒佛等。我们认为修理古代文物时，这样随意添加艺术上极为拙劣的东西是不好的。

石刻艺术不限于石宝山，而且时代也不限于南诏大理。最近剑川丁卯城村出土了一块“卫国圣母建国梵僧”的浮雕石刻，是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遗物，在风格上虽则较石宝山南诏国王石刻简单些，但还保留了一定的继承性。因之，还有希望在别处发现类似的石刻。

艺术造诣极高的木雕和塑像

木雕和塑像也是重要的艺术品。我们在这个地区所见到的那些木雕和塑像有些在艺术造诣上是很高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凤仪白汤村董氏“金銮宝刹”和家祠里所保存的许多佛像，有些是木雕的，有些是泥塑的，在样式和风格上，有些和石宝山的石刻极相似。石宝山的石刻有很多已经遭受损坏，将来要修补时凤仪这些佛像正可以作为模型。

木雕和塑像原来是民间很普遍的文物，在白族地区很多村子有它的本主庙。本主庙里以前都有本主像。这些本主像中有些是雕得或塑得极美的，而且有民族的特殊风格。但是解放以来，群众的观念有了改变，本主庙又有很多改作别用，有些干部同志单纯地把这些雕像看成迷信象征，没有重视它们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加以保护，很多已经找不到了，从保存下来的这些雕像来看，有些是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比如邓川德源城庙里的慈善夫人像还保存了南诏衣冠（和石宝山阁罗凤的石刻相似）。剑川甸尾村本主庙里的护甸神，穿着清初白族服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雕刻，弥渡铁柱庙侧殿的两个塑像是生动的少数民族的形象。看到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艺术品，不由得我们不想到被破坏的许多雕塑。在我们去大理前，有朋友要我们到大理喜洲去把中央皇帝庙内元世祖的雕像照个相，因为过去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极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但是我们到喜洲一看，庙宇正在改建成为合作干部训练班的教室，所有雕像已全部毁完了。有一个铜像还是最近背走的，我们曾设法追查，毫无结果。又如剑川龙门邑村的本主庙里的木雕，已经由政府通知保护，但是当我们去察访时，却已不知去向了。至于铜器可能损失更大。贸易部门没有重视保护文物的政策，特别需要注意。我们在巍山和邓川两地的收购站里都发现了元明的铜钟。如果迟些日子去，这两口钟就可能成废铜回炉了。这些说明，各地很多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很可能在无意中遭到破坏，希望文化部门注意这种情况。

民间文献

我们这次察访中在民间文献方面搜集得不多。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短，接触的面不够广，其次可能是纸张的东西更容易遭到损失。土改时期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应没收的地主们所收藏的书籍没有集中起来加以保管，很多流散和糟蹋了。但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访求到一些极有价值的文献。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凤仪董氏“金銮宝刹”大殿角里的两大柜经卷，我们没有时间去系统翻阅，但随手拾来，就有宋刻和元刻的经卷，其中还有一大卷手抄的经卷，卷末写明是保天八年（约相当于公元1136年），是大理国时代，也就是南宋时代的手抄本，此外还看到一个用汉字写成白语的经卷，是明代的遗物。这两大柜杂乱的经卷中是否还有更有价值的手卷，我们不敢说。董氏家祠正壁上刻有家谱，这个家谱本身当然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告诉我们，这家人从南诏起到明代一直是这地方被封为国师的阿吒力教主。明代（永乐十年）曾去京师，当时的皇帝替他造了这个所谓“金銮宝刹”。后来又屡次进京，带回了中原的经卷。现在这两大柜经卷，就是他家藏经的一部分。上面所提到的许多雕塑的佛像也是这“国师”家的遗物。这些文物对于这地区宗教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丰富的口头文学

大理地区有着丰富的口头文学。我们知道传说、神话在历史研究上也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在研究文字材料比较少的民族历史时，口头传说更值得重视。我们这次察访中，特别注意搜集有关各地本主的传说。大部分白族地区，特别是大理，几乎每村有一个本主。这些本主有些是历史人物，有些是传说中的人物，既不同于拜物的巫教，又不同于拜神的佛教。比如传说中杀蛟牺牲的勇士段赤城，救缅回兵的段宗榜，杀身殉夫的慈善夫人（又称柏洁圣妃，白姐夫人等），还有征南诏败死在大理的唐将李宓和他的部将们，明代征南的傅友德都是本主（以李宓、傅友德等作为本主可能表示这些村子是和当时被俘的或落籍的军队有关）。每个本主都有一段传说，有些编得很美，而且常反映出人民的感情，甚至他们的来历。各本主间还有一定的关系，也反映出各村人民间历史上的关系。对于历史研究是有帮助的。

比较各地区的传说也提供许多值得研究的线索，比如观音和罗刹的斗争传说就以大理为最多，如果联系起传说中细奴逻和观音的关系，观音和水利的关系，可以提供佛教进入和当时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联系，而且这种斗争已达到苍洱之间的坝子里。白姐夫人的传说主要在洱海北部流行，到了大理却和吐蕃酋长、唐朝大将结合了起来。如果把这些传说的变化搞清楚，也可以反映出白族形成的复杂过程。

当然，利用传说、神话来进行历史研究是需要很细致的分析。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资料。上面所举的例子，只是想说明传说、神话可以成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罢了，至于所提出线索是否有考虑的价值还是成问题的。同时却也说明，研究各民族的口头文学绝不能离开历史，因为只有和具体历史相联系，才能看出这些传说和神话的意义。

语言的比较研究

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于历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族别问题和在各族历史上的关系问题上，比较各族语言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但是大理地区各族的语言到现在还没有全部研究清楚，特别是白族语言研究得不够，各家的意见出入很大。我们这次察访小组中没有语言学的专家，因此并不能深入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几点，愿意提出来希望今后在这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时做参考。

1954年民族识别研究组基本上已把大理地区具有不同自称的民族成分划分成几个系统，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语言，特别是词汇相同程度和语言对应规律来加以划分的。现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研究他们分化和融合的历史过程。在词汇方面不但要注意基本词汇所具的特点来研究他们的族源，而且要注意借词的来源和时期来研究他们和他族的接触。比如研究白族语言，如果能从基本词汇的特点确定它们和汉语前身的古语有没有关系固然对白族起源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当注意不同时期白族受到他族影响所引起的在词汇上、语言上和文法上的变化。举个词汇的例子，白族有关粗粮的名词大体上和现代汉语不同，而有关细粮的名词却大多借用现代汉语，这就说明了白族在农业上接受汉族的影响的程度和时间。如果进一步比较白族各地区方言上存在的差别，也可以看到不同地点不同时期所受他族影响的区别以及白族本身发生变化的线索。

在这次察访中我们曾经注意到白语和汉语在不同地区的变化。在历史上曾是白族主要地区的弥渡和巍山，现在说白语的人已经很少（少数白族是近代迁入的），我们疑心有许多原来是白族的人现在已经改变成了汉人。相反的在大理到剑川一带有很多具体例子，说明有许多汉人改变成了白族。同时各地也还有一些汉人的村子，迁入已有几百年而语言上依旧不改变。在凤仪我们就遇到过已有好多代居住在当地而现在还不会白语的人。不同的情况启发我们要求对各族语言的变化做深一步的研究。这些情况也提示我们在对于人数较少的民族成分的识别工作中利用语言资料时必须十分审慎，如果不从历史中入手去进行研究很容易发生错误的结论。

以上是我们根据这次察访工作中的体会来说明，为了进一步为开展大理地区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应当从上述五个方面去搜集更多的资料，并且想说明在这个地区上述五个方面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

还须进一步察访研究

我们这次察访所得的资料是很有限的，以现有资料来说对于已经提出的若干有关白族历史问题还不能提出任何重要的意见，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有系统、有计划地从这几个方面搜集更多的资料，对于这些问题可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论点。

我们这次察访中也深切感觉到当地各族人民对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热情支持。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群众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要求。他们已不能满足于神话式传说的历史，而要求科学的历史。现在需要具有专门科学知识的人和各族群众结合起来，共同来解决各族的历史问题。这样的结合不但可以保证科学研究进一步的开展，而且也应当是今后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但是怎样组织考古、历史、社会、艺术和语言学的各种专家更好地和各族群众结合起来讲行研究工作，将是今后开展这项科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不久能得到解决。

1957年2月8日

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

家乡来信要我为他们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写几句话。编写乡土教材的目的是在使本乡人熟悉本乡事，培养热爱家乡的感情，立志为家乡建设出力。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愿意支持和参与。其实我几十年来在家乡做社会调查就是在编写乡土教材。现在将有更多的同志从不同角度来介绍家乡不同方面的情况，乡土教材一定会更丰富更充实，我感到十分高兴。

提到乡土教材，我不能不联想起我在小学里沈校长给我们讲的“乡土志”。我1910年出生在松陵镇，当时只说是吴江县城。1916～1920年在吴江初等小学里念书，因为校址是原来供奉雷神的雷震殿，所以一般就叫作雷震殿小学。几年前我还去看过，庙已没有，学校还在，旧校舍改建成了大楼，面貌已更新。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乡土志”。当时我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衍声附会，讹成了“香兔子”。这个荒唐的误会，留下的印象很深，至今我还喜欢把它作为笑话来讲。我幼年在动物中最喜欢的是兔子，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是乡土志。这也许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原因。

讲这门课程的老师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我记得他是姓沈，名天民。我很敬重他，不怕他。他不像有些老师那样老是绷着脸流露着讨厌我们这些孩子似的。他会拍拍我的小脑袋，微微带着笑容问我这一阵身体可好些了？原因是我这些年常常生病请假，大概在他的眼中我一直是个怪可怜的病娃娃。他对我的关心抚慰使我感到亲切温存，每一想起还是音容宛在。

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香亭的故事。至今我每每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悠然在目，心旷神怡，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种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

我还记得当时课堂上贴近着我坐的那位同学，他名叫沈同，是沈校长的儿子。跟我相好，说笑在一起，课堂上还会忘乎所以地在下面搞起小动作来。小学毕业后，我们就分手了，没有料到1933年在清华园里我们又聚在一起，我是研究生，他是助教，两人不但口音都没有变，性情脾气也都未脱童年本色。从此几次同事直到老年。从他口上，我听说他父亲在我1920年离开吴江后不久就去世了。家道清寒，但从不言苦。他一生的精力全都花在家乡儿童的身上。他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在我前后几班的同学里后来至少就有五个，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教书。我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

当然，我也不敢忘记自己的父亲给我做出的榜样。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的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我常见他书桌上堆满了各地收集来的材料和笔记。有时为了好奇，趁他不在时，我偷偷地去翻阅这些材料。我虽则很多看不懂，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随班听课的记录，还有评语，某某教师讲解扼要明白等。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料到在他的儿子中后来会有人继承了他的调查工作。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做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

我父亲写完了视察报告就请本乡的一位书法很端正的先生抄写，我的两位哥哥的任务是做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我因为年纪小，只配在旁陪坐。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校对过后他自己还要阅读一遍，如果有没有校对出来的错字，就要责备我两位哥哥，说他们校对得不够认真。看来我哥哥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而我这个陪坐的孩子却没有学到这一手，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印成书的文章里，还是错字常见。在旁边听他们校对，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对我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每次出差回家总带有几部新的地方志。地方志就是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和风俗的书，其实也就是沈校长所讲的乡土志和现在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我父亲在视察过程里收集到江苏各县的地方志装满了一书架。我也常翻看看，其中如人物传记、风俗节令等也还可以看得懂一些，至少对这类书已不生疏。我在大学毕业时作的论文就是用全国各地方志里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做材料写成的。

我从1935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就开始做社会调查。1936年回家乡在庙港的开弦弓村养病，天天同乡亲们谈家常，了解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以及有关生老病死的风俗习惯，后来去英国留学，用这次调查的记录写成了一篇论文，出版时书名《江村经济》，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我最近十多年里每年回家乡了解情况，发表过多篇访问记。今年春天我又到盛泽、北厍去转了一圈，把我在这10年里所看到家乡在经济上的发展，做了个初步总结，称作《吴江行》，也可以说是一份乡土教材。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结语，写下了我写这篇乡土教材时的心情：“我在写这篇《吴江行》时，回溯了故乡10年的变化。这是我们祖国在这不平常的10年中的一个镜头，它给了我安慰，也给了我勇气。我故乡的父老乡亲没有辜负这大好年头，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我相信是结实的，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入了千家万户，它会生长，它会结果。再有10年，就进入21世纪了。尽管我不一定能再写《吴江行》，我的故乡一定会更美好，更可爱。这不是梦想，应当是故乡人的共同信念。信念会带来力量——创造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愿我今后还能为家乡亲友多写一些乡土教材。

1991年9月16日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1]

非常感谢这次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我提供今天这个机会，能在素来尊敬的学者座前陈述我对“美好社会”的一些思考，并听取各位的赐教。

在20世纪行将结束，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刻，提出“重释美好社会”的课题，让赋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交流见解，是一件对今后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能参加这次讨论感到十分荣幸。

我是来自中国的人类学者。由于我的学科训练，我不善于从哲学或伦理学的立场来探讨今后人类应当对“美好社会”做出怎样的理解。我只能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出发，对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和集团所持有的“美好社会”的意念，就其产生、变化和引起的社会效果，并对今后在全球社会形成过程中这种意念会怎样发生变化试做初步思考。

事实上，自从人类形成群体以来，“美好社会”总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是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形式的价值信念。总之，它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它不仅体现了组成群体的各个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导向，而且也是群体用社会力量来维护的人和人相处的规范。它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群体社会律令内外结合的统一体。

“美好社会”的内涵是各群体从不同客观条件下取得生存和发展的长期经验中提炼出来，在世世代代实践中逐步形成，因之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所以，不同的群体对“美好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各自肯定群体共同认可和相互督促的理想。“各是其是，各美其美”。它是群体的社会行为准则的基础，是各群体社会生活所赖以维持的价值体系。具有“美好社会”的意念是人类社会的共相，而所认定的“美好社会”的内涵则是各群体不同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个性。

在群体能够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时，各个不相关联的群体尽可以各是其是，各美其美，各不相干。但是，在人类总体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群体相互隔绝的状态已一去不复返了。群体间的接触、交流以至融合已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在群体中不仅人和人之间有彼此相处的问题，而且群体和群体之间也有彼此相处的问题。价值观点的共同认可使人和人结合成群体成为可能，而群体之间价值观点的认同使群体相互和谐共处进而合作融合，却是个更为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价值观念不同的群体之间相互往来中，协作是经常的，而且是历史的系统的，人类只有不断扩大其分工合作的范围才能进步。但是矛盾甚至冲突也是不免的。当任何一方触及对方的生活以至生存的利益而发生冲突时，双方都会利用其价值信念对内作为团结群体的凝聚力量，对外作为指责对方的信念为异端以形成同仇敌忾的对抗力。因而，意识形态上的相异被卷入了群体冲突的场合。这类冲突甚至可以发展到兵戎相见。历史上群体之间以意识形态中价值观念的歧异为借口而发生的战争世不绝书，至今未止。当前世界依然面临这种危险。

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人类的近代史也许是有帮助的。500年前，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了一个过去没有欧洲人到过的“新大陆”。这个发现不仅是欧洲人新的地理知识，而实际上是欧洲甚至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以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带来的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把整个地球上的各个大陆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原来分布在五大洲广大地域的无数人类群体却从此不再能相互隔绝，各自为生了。但是它们在这500年里，并没有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秩序，使他们能同心协力来为人类形成一个共同认可的美好社会。相反，从海上掠夺，武装侵略，强占资源开始，进而建立殖民统治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以强制弱，争霸天下，战争不绝的形势，这都是过去500年里的历史上的事实。在这段历史里，人类科技的发展固然一方面加强了人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同时，却也出现了人类可以自我毁灭的武器。以上这短短几句话里所描述的局势，此时此刻正引起广大人士包括在座同人的困扰和忧虑。

我个人在20世纪里生活了有80多年，从出生不久即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现在，可以说一直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战争的阴影下。两次世界大战给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这使我感觉到，全球性的世界大战可能就是这个20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里的独特标志。在它之前，群体间的战争是常有的，但没有过包括整个世界那样大的范围。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人会还不明白，如果20世纪的这个经历继续进入21世纪，再来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已有的人类文明，甚至整个人类，将告结束。但是怎样使人类在21世纪里走上一条能和平生存下去的新路呢？我认为这就是这次为纪念甘地夫人而举行“重释美好社会”讨论会共同关心的主题。

我总是认为各群体间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存在一些差别不应成为群体冲突和战争的根据。如果用比较方法去具体分析人类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这两项基本愿望只有通过群体和平协作来实现，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对抗的理由。因此我总是倾向于认为历史上群体间所有意识形态之争，不论是宗教战争、民族冲突以至结束不久的“冷战”，实质上都是群体间物质利益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水火不相容原是物质利益争夺的借口和掩饰。

我也承认意识形态的歧异之可以被利用来作为其他实质的矛盾的借口和掩饰而上升为对抗，也有人类常有的心态作为基础。那就是各个“各美其美”的群体在相互接触中，发生了“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或称自我优越感，排斥和自己不同的价值标准。中国古书上就记下了早期人类本位中心的信条，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是说凡是和自己不属于同一群体的人不能会有一条心的。本位中心主义必然会发展到强制别人美我之美，那就使价值标准的差别形成了群体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我们古代的孔子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本位中心主义，提出了“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在可以接受教化上，人是不分类别的，凡是自己不愿接受的事，不要强加于人。人的价值观念可以通过教育取得一致，但是不能强加于人。

在这里可以回想起结束还不久的“冷战”时代。过去一般总是把这个时代看成是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事过境迁，现在是否可以说有识之士已开始明白，冷战的实质还是两霸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不久前没有通过公开的战争，一时西风压倒东风，在旦夕之间结束了冷战。如果冷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绝不是旦夕之间可以改变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群众自觉思想转变才能实现。

再看我们中国在解决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问题上提出“一国两制”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是从正面来说明以不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两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在统一的政治体制下，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互合作取长补短，促进共同繁荣的。那就是把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予以分别处理，求同而存异。

20世纪最后的10年中所发生的这些新事物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理解，其中是否可以得出一种看法，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而和其他群体建立和平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在群体间尚没有通过长期的交流达到自觉的融合之前，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取得和平共处并逐步发展为进入融合一致的大同世界准备条件。

作为人类学者，入门的第一课就是要设身处地地从各群体成员的立场去理解各群体人们的实际生活。我们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是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并存不悖，但要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采取了多元并存的观点。应用到经济上，是不要阻障有利于双方的竞争，不采取只图单方面的短期利益的保护主义，而坚持相互开放和机会平等；应用到政治上，首先是不要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不以力服人，而以对话代替对抗，平等协商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是在人类的各群体还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政治和经济已经密切联系的现阶段，也可能就是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们可以力求做得到的现实态度。“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是相成的。只要我们能更上一个认识的层次，大家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完全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共同合作相处。

这些作为群体之间共处的基本守则，是为一个完全繁荣的全球大社会的形成做出必要的准备，也是避免在这大社会形成之前，人类历史进程受到灾难性的挫折，而倒退回到不文明的状态，或甚至使人类让出其主持这个地球发展的地位。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也坚信人的信念，群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我们永远是一个从不够美好追求更为美好的过程中，分散独立的人类群体经过了百万年的历史演化，到目前已可以遥望到一个囊括全人类的协作发展的全球性大社会。这个全球性大社会我们中国古人称为大同世界的共同道德秩序，怎样实现和什么时候实现，在目前还活着的人也许尚难以做出答案。但是又只有在当前人类的努力追求和不懈探索中，这个最后的“美好社会”才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

以上我冒昧地如实表达了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请多予指正。

1993年7月14日

[1] 本文是作者在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从家庭入手认识社会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这句话说明了家庭在我们社会中是多么重要，因为细胞健康了，我们整个机体就健康，细胞出了毛病，整个机体就会出现问题。

“家庭”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人生出来，长大了，和异性结婚，组成家庭，然后又生孩子，结婚……老了要别人照顾他，最后免不了一死。养生送死，这一套在中国历来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进行的。这个过程使我提出了“人为什么要生”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引起了我对“家”的兴趣，对家庭的观察，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

我是学社会学的，可以说我就是从家庭入手来研究社会的。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自己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

我对家庭的观察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为了比较而观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对家庭的看法，和他们的家庭生活既有不同，又有共同的地方。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在观察比较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客观存在的，又时常变动着的现象搞清楚，从中找出客观的联系和运动，由此得出一个正确、符合事实的结果。

1935年，我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调查花蓝瑶人的社会组织，每天要到老百姓家里访问，晚上一齐讨论搜集来的材料。不幸的是在调查中出了事故，我受了重伤，同惠为救援我而牺牲。但是这次调查使我对家庭、对社会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

负伤后我回到家乡的一个小村子休养，这期间我注意观察村子里一些家庭包括些什么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家庭成员怎么分工、工作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把观察范围扩大到由许多家庭组成的一个整体的社区结构；再联系起这个社区里的农业、手工业、流通、财政金融，最后把看到的这些和土地关系结合起来，从纷繁的事物和现象中间抽取出它们内在的联系。由此我分析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的各种关系，提出了“被土地束缚住”的社会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并且指出在地少人多的中国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主张。后来我把这一套想法和主张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书里关于“家”的分析占了相当多的篇幅。

我们都知道，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然而人总是要死的，可是社会却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要不断有新生的成员来代替死亡的人，这就是社会的新陈代谢。人之“生”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些新生的人一出世，就进入了一个先于他存在的社会里，他从小就要学习怎样做人的一套“规矩”，学会了这一套规矩，才能进入社会。他不仅自己学会了，而且还要把这一套生活的本领教给他的孩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生殖、抚育这些任务，在中国过去的社会里主要是由家庭来负担的。

我把社会怎样新陈代谢，以及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的关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写在《生育制度》这本书里了。

在社会学里，“家”是指夫妻以及他们未成年的子女，这样一种三角结构关系。所以作为科学用语，家庭指的是这样一个由夫、妻、子女基本三角所构成的基本单位，即使有各种变化，比如“多夫”“多妻”“多子”等，但总是从这个基本三角变化出来的。它是组成大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们经营共同生活的社会团体。

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家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比如过去我们有“四世同堂”的说法，认为这样的大家庭是有福的；我们又有父母养育孩子，孩子赡养父母的一套传统。我称这种传统为“反哺模式”。在父母眼里成年的儿女总是孩子，要受父母的管教。而现代西方社会与我们不同，他们的习惯是孩子在成年以前，父母有责任、有权利管教他。但是到了成年这条线，孩子就成了社会的一员，有了自己的法律地位，父母对他的抚育责任也就完了，儿女也无须赡养父母。每一代只管下一代。我称这是“接力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长处和短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同时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世界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像交通、通信、“因特网”等这样的先进技术，把世界连成了一片。世界变小了，人类就像住在一个地球村里。中国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大变动中必然会引起家庭各方面的变动。这些变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很好地加以研究。

近20年来，我有机会经常到农村访问，我注意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村经济一下子搞活了。为什么家庭作用这么大？我还看到进城打工的大量农民，一旦找不到工作，就回到乡下的家里，我看，这个“家”就如同保障他们基本生活的“保险”一样，家总给人一种安全感。还有，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一对夫妻和他们未婚子女构成的小家庭越来越多，已成了数量最大的家庭模式，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总之，家庭的变化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研究它的变化，就得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实际情形的改变，又要看到是什么力量促使它发生变化。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已不可能再有机会亲身参加我60多年前就关注的家庭问题广泛的实地调查了。但是我高兴地看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日前，我在报上看到有关第九届“北京·东京城市问题学术研讨会”开幕的消息，会上中日两国专家，就本国的青年、家庭、婚恋、子女教育、夫妻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研究的成果。专家们认为，进入现代化以后，两国青年对上述问题的观念，都有较大的变化；同时，都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出现了值得关注，甚至是一些消极的问题。

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关注“家庭”问题，培育出健康的“社会细胞”，使我们的“机体”更加结实、完美。

1998年6月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费：今年春天全国人大换届的时候，我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退而未休。你也到了退休的时候了。我们有这点共同的地方。我想我们找这个机会见见面，谈谈我们今后的打算。我的生命大概还有几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看我们今后做点什么事情好。

前些天在北大研讨班上的讲课插话里，我讲到了自己最近几年的一个感觉。85岁以前，我天天在那里忙着做事，不觉得自己老，有点“不知老之将至”，这是确实的情形。过了85岁，感觉到自己有点老了。做事情吃力了，力不从心了。要做的事情做不成了，要走的路走不动了，想写文章力量不够了，写一阵就要休息了。感觉到自己衰老之后，对生物性的个人同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个人之间的不同，看得比过去清楚了。生物性的个人是会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天命，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过程中，同别人打交道时真正接触和发生作用，实际上不是个人的因素，而是社会性的因素，文化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是超越了人的生物性的个体存在的。人可以死，可是人所处的这个人文世界却是长存的。人文世界的延续过程不但比我们个人的寿命要长，而且它的意义也更大。一个人从进入这个世界到离开这个世界，最长不过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已经创造的文化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事，为人文世界增添了一点东西。这点东西会留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好事还是坏事，抹不掉，也改不了。作为当事人，在老而未死的时候，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在世界上留下了点什么。这是一种老来的心态，很有意思。年轻人不大想这个问题，还想不到这个问题。我今年已经88岁了，算高寿的人了，想到这个问题了。今天你来，我想对你说说我心里的打算，同时也想听听老朋友的意见，希望我再做点什么事。这会影响到我今后几年的生活。这两年我出去走走，感觉身体还可以。医生做检查，也说没有什么大毛病。在生命的最后这段时间里，我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想趁我们聚谈的机会，交换一下看法。

李：我很高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您说是聚谈，这是您对我的客气，我应该说是请教。我是从今年7月份开始退休，也想学着费先生做人做事的办法，退而不休。虽然离开了正式的职位，但是学术研究工作还要继续下去。清华大学（新竹）要给我一个荣誉讲座的工作，每年还有一笔经费，可以做研究用。我在中央研究院（台北）还有一个最近确定下来的研究主题，跟养气有关。题目叫《文化·气·传统医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认识客观世界上的一个最本源的区别，是用身体与心灵的内在体验的方法来了解世界。这个课题需要进行好几年，希望能通过研究来解释这样一种中国认知和传统的根源是怎么样的。我就要开始下一段的研究工作的时候，能有机会向费先生请教，我感到很难得。

费先生很客气，在计划今后几年做事情的时候，想听到我的意见。我首先想说的是，您在此前所做的事情，比别人多得多。虽然现在年纪老了，但是您正在思考的问题，正在发展的思想，对整个学术界还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昨天晚上还在想，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的贡献，既有理论上的一面，又有实际上和实用上的一面。这是一般的学者很不容易做到的。您有一个“志在富民”的愿望，把学术研究作为实现这个愿望的工具，开辟了很多具体的研究题目，使田野调查既产生了理论的学术成果，也收到了具体的富民效果。一般做研究的人，大半不难想出一个很理论的东西，但是未必实际可用。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里边就辩论了这一点。我认为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纯粹是理论的，在应用上面做出实际的贡献，也许更重要一点。所以我觉得您的“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非常重要。您从对乡村的研究到小城镇，到对整个大的区域的格局和战略性的研究，不仅具有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意义，而且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多是一个很小的村落，不大容易跳得出来。而您实现了从村落到小城镇又到大区域的跨越，这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志在富民”这四个字，我听着是响当当的。一个读书人读到了“志在富民”这样的境界，而且真的做出了实际的贡献，确实难得。

我昨天读到了您赠送的新书的序言。您在讲《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这个题目时所表达的思想，又是非常之重要。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做出分析，提出设想，主张不但“各美其美”，而且要“美人之美”，在人类为进入21世纪而做的各项准备当中，这一点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地球村，容忍多样性应该是大家在互相交往当中的一条基本的共识。亨廷顿写《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是认定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回教文明一定会有冲突，怎么避免这种冲突是重要的。对这个问题，人类学家的主张似乎要更积极一些，不仅是避免冲突，也不仅是容忍别人，而且还进一步到欣赏别人。您提出的主张，是人类学家面对世界问题而做出的积极性、建设性姿态的一个证明。

我想，在我上面说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实践的方面，怎么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更进一步地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一个是在理论的方面，怎么使整个人类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走向天下大同的发展前景，这是我在您的著述当中体会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您为这两个主题已经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写出了很多重要的篇章。但是从更久长的历史来看，也可以说是刚刚破题。您离百岁还有十多年，还有机会也有力量进一步思考。这十多年里，在这样两个主题下面的社会发展还会提出新的问题，推动您进一步思考。您的文笔实在是漂亮，思考得又深入，可以不断地加一点，再加一点，把更加厚重的东西留给后人。我有一个书柜，专门放您的书，台湾出版的也都完整。前些天我又翻了翻，总的感觉以上面说的两个方面最为突出。我希望看到您在这两个方面的思考有更进一步发展。

费：我昨天送给你的这本书，书名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表示了我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就是实际生活，就是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实践。从“实”当中求到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从哪里得到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人生的天平”，这是吴泽霖先生提出来的。我们从社会所得到的投入，和我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是天平的两端。拿我来说，从小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并不容易。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全家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我的母亲很节俭，目的就是要让孩子都受到教育。母亲去世后，姐姐供养我念书。清华毕业后，出国留学用的是庚子赔款，是人民的血汗。这些都是社会花在我身上的投资。社会对我有这么多的投入，我自己产出多少，这个问题不能不想。我觉得自己的产出远远不够，这不是虚话，是实情。

我最近准备写跟Park学社会学的文章。我在大学时期学他的社会学，可是没有学通，现在感到需要重新看。我把自己上大学时候读过的教材找出来重读，包括Park的书，有些地方还是看不大懂，还要细细地想。这也是从实求知。有了几十年的学术工作实践，再回到提供早期学术训练的基本课程里边，进一步体会实践知识怎样接通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怎样推动受教育者更自觉地进入学术实践。

说到教育问题，我们这一代算是好的了，下一代人的条件比我们要差，主要是基础教育差。讲起来很有趣，我父亲是最后一代的秀才，科举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变办法以后，在考取的秀才中挑出比较好的，送出去留学。我父亲被送到了日本，学教育。他留学回来就搞新学，办了一个中学。后来他到了南通，张謇请他去那里教书。我名字里这个“通”字就是这么来的。我母亲创办了县里第一个蒙养院，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蒙养院里边长大的，所以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人之初，性本善”，这话很有哲理，可是我从小没有念过。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小学课本，是新学的东西。我父亲是处在文化变迁时期的一个人物，他主张新学，不要旧的一套，在儿女身上不进行旧式的教育。所以我缺了从小接受国学教育这一段。最近我在看顾颉刚、傅斯年、钱穆这样一些人的传记，他们都是从私塾里边出来的，是我的上一代人。我和上一代人的差距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学的根子在我这里不深。

李：我这一代就更没有了，完全是新学了。

费：因为缺少国学的知识，我也吃了很大的亏，讲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不容易体会到深处的真正的东西。看陈寅恪写的书，我想到了两个字：归属。文化人要找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在找归属。我从小没有进到旧的文化教育里边去，所以我的归属是在新学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陈寅恪的归属是过去的时代，他写《柳如是别传》写得真好，他能同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心心相通。我同上一代人比，在中国文化的底子上差得很多，这是真的。可是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历史的变化造成的，是不能不如此的。但是也要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我这一代人的长处是比较多地接触了西方的东西。

李：您是先有了一个西方的架构，再倒过来看自己，思考问题。

费：Arkush为我写了一本传记，用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来看我，缺了一段，就是我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可是我的中国文化底子既不是顾颉刚那样的，也不是钱穆那样的……

李：他们是纯粹从大传统里边、从经典里边得到的传统文化，您是从一般人的实际生活里边得到的中国文化。这不一样。他们也许没有对实际生活的系统观察和体验，您是经常性地接触实际生活，面对生动的现实进行思考，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这一点是他们所没有的。

费：我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农民里边去的。可是实际讲起来，还不是真正的农民的心理。

我的本质还不是农民，而是大文化里边的知识分子，是士绅阶级。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最初我是从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出来的，有西方文化的基础。后来到了英国留学，就更进一步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回国之后，我自己有意识地投入到中国农民和少数民族里边去。我对旧的大文化的了解不深，对新的农民小文化的了解也不深。在这样一种底子上进行学术研究，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很不够。这样一种分析很有意思，代表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经历，而是历史决定的。我这样一个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时代，经历这样一番变化，回头看看，的确很有意思。

李：像陈寅恪、顾颉刚他们那样一种学术研究，没有办法提出一套可以供全世界的学者了解的人们如何相处的理论。您一开始就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想法，是从旧学出来的学者很难提出来的。您提出的理论，是一个有了一番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对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论。这个理论架构是有长久生命力的，直到现在，研究生们还经常引用这个理论。我在想，在您这样一类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能不能再追进去一层，看看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当中，在中国的文化秩序当中，哪一些可以提供给将来在21世纪生活的人们，有益于他们懂得容忍别人，谅解别人，欣赏别人，形成一些大家愿意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超越东西方的界限。如果中国文化里边确有这样的值得挖掘出来的东西，也只有您这样的长期思考、深入思考，并能提出全局性主张的人，才能把它挖出来。

费：实际地讲，这确实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社会上的文章里边经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现在又变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也是中国化，同德国的马克思，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这说明有一个中国文化里边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特点，在那里影响外边进来的东西。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总是在那里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是什么？特色在哪里产生出来？现在还没有人能把它讲得很清楚，原因就是并没有好好研究。西方的学者，像Durkheim那样的，他就可以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讲出来，像Weber那样的，他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和文化背景讲出来。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进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却说不清楚。我觉得，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应该答复这个问题。

李：您提出一个命题，做出一个暗示，可能会引导后人跟上来，接着往前走。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您有时候也谈到过一点想法，以后还可以继续思考，把思考结果提供给大家。年轻人没有您这样的身世，没有您这样的经验，一时还不具备您的思考深度，所以既需要您点题，也需要您破题，需要您把想到的写下来。虽然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可以暗示他、刺激他思考问题，也许就能上路，逐渐地发展起来。我看您最近写的文章，都还是很有意义。忽然就提出一个人家想不到的事情，忽然就提出一个人家想不到的问题，启发了人家的兴趣和思考。一个人的生物性生命是有限度的，他的文化思想的生命却是可以长久地延续下去的。您的学生，或者是别人，看了您的文章，再把其中的思想发挥下去，文化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了。我们常讲的Durkheim，他的思想经过Strauss等人的发展，学术的生命就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费：看到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我有一次和胡耀邦在一起谈话，他表现出一种重视家庭的思想，把家庭看成是社会的细胞，他的这个思想是从实际里边出来的。我是赞同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的，这个细胞有很强的生命力。我们的农业生产在人民公社之后回到了家庭，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一下子就解放出来了。我从这个事情上再推想一步，我们的农村工业化，恐怕也离不开家庭力量的支持。最近我又到浙江、福建、山东等地的农村里去跑了一圈，亲眼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就是家庭工业。家庭工业规模很小，一家人在一起搞，心很齐，肯出力，不浪费，效率很高。当然它的技术水平还不高，但是劲头很足。一回到家庭，怎么干都行，甚至能发挥出超常的力量。如果整个国家能把这个力量发挥出来，那我们就不得了。

胡耀邦讲过家庭的重要性之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生育制度》的话题还没有讲完，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把这样的社会事实充分地调查清楚，研究透彻，并且用现在的话讲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要让陈寅恪、顾颉刚这一代人做这样的事情，恐怕不行。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处是接触了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我们的语言可以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联通世界），可以拿出去交流，人家可以懂得。我叫它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我们这一代接受新学教育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长处。上一代人的长处是对传统文化钻得深。为了答复中国文化特点是什么的问题，上下两代人要合作，因为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必须回到历史里边去。我们这一代人中还要有人花工夫，把上一代人的东西继承下来。不能放弃前面这一代人的成就。这条线还要把它理清楚，加以发挥、充实。陈寅恪、顾颉刚的成就是清朝的考据之学，它是有根的。我们要保住根根。这也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点。傅斯年多少接下来了一点，胡适已经近于我这一代了。我们要接下上一代的好东西，发扬下一代的新精神。在这个文化的传承过程当中，自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在这条线上我处在哪个地方，该做点什么事，做到什么程度。我在想这些问题，想得很有趣，可是能讲这个话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下面这一代人，像我的女儿，她就不大能懂我的意思了。不能怪他们，教育破坏得太厉害了，接不上啊。看来继承性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使它能够继承下来，这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属关系），亲亲而仁民。我一时还讲不清楚，但是在慢慢想这个问题，希望能想清楚，把想法丰富起来，表达出来，讲明白，使人家能容易懂得。表达可以有各种办法，我喜欢写散文，最近写了一些散文，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有长有短。长文章写我思考时间比较久的话题，短文章容易表达临时来的一些灵感。

李：您为这次学术演讲做准备的这一篇学习马老师文化动态论的体会，也很重要。您讲到，马老师看到了非洲殖民地上的本土文化面临着解体和消失的困境。现在我们倒过来看中国，我们虽然没有被殖民，但是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可见非西方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接触之后所处的情况大都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目前的情势应该是有转变了，虽然Samuel Huntington[1]还在讲他的文化冲突论，但是如您前面所说的，现在应该是讲究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时代了。21世纪即将来临之时，人类的各种族各文化应该讲究互相容忍、互相沟通了解，以至于互相欣赏的时候了，也就是您前面所说的“美人之美”的意思。您所说的“美人之美”的确是道出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存在的真谛，在当代的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容纳多元文化的共存，要容纳多元文化的共存，就是要“美人之美”，也就是要能欣赏别人。以至相互欣赏，人类的世界才能永续发展。

从人类学全貌性（holistic）的观点而论，文化多元的理念并非一种口号而已，这是人类学家从人类的生物性推衍而来的理论。生物在演化过程中大致都要保持其基因特性的多元化，避免走入“特化”（specialization）的道路，以免环境变化而不能适应。很多古代的生物种属，都是因为“过分适应”而走上体质特化的死胡同，最终走上绝灭的道路。人类是生物的一种，不但其生物性的身体要保持多元适应的状态，即使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也是受生物演化规律严格的约束，必须尽量保持多样性的情况，以备有一日环境巨大变化时的重新适应之需。西方文化的发展已有“特化”的趋势，今天面临的能源危机、核子扩散危机等都是其征兆，因此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性，就如保护濒临绝灭的稀有种属一样，是为了人类全体文化的永续存在而保存，这也就是提倡容忍别人、了解别人、欣赏别人的多元文化理论的真实意义，也就是费老您所说“美人之美”的根本原意了。

费：现在我正在想这套问题。

李：您在这次系列演讲中提出的那一篇文章，虽然讲的是别人，但是暗示的是我们自己。这一点，我想我是看出来了。暗示的意思，是要考虑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再往前走。在21世纪快要来临的时候，中国文化应该发展的道路可以是怎么样的，这是个大问题。这一点不一定现在就展开全面的讨论，但是不妨有机会就讲一点，平时也不放松思考，多想一想。

费：你刚才讲的话让我想到一个新的话题。我最近在想“一国两制”这个事情。“一国两制”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东西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意义。这个试验很重要的，很有意义，在人类整个历史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人家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面，可是到中国来，它们可以并存，“一国两制”。邓小平想到这一点，不一定是从理论上边想，他是从实际生活里边感觉可以这样做，后来实践也证明可以这样做。这就伟大了。我不是把他看成一个神仙，能够预先知道后来的结果。我是看到了文化在里边发生作用，中国文化骨子里边有这个东西。在他身上，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这个东西发生了作用，他来了灵感，可以“一国两制”啊，为什么一定要斗来斗去呢？这样想了，这样做了，结果是好的。把对立面合了起来，和平共处，而且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摆出来，让大家看，可以这样做，这样对大家有利。我们应当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看到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再进一步去看它的来源，有一个中国文化的本质在里边，它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没有这样一个本质，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也不会出来“一国两制”。

当然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这个本质还不能从理论上说得很清楚，但是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边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的东西，用现在的语言不一定能很准确地表达它，可是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它还会发生作用，这一点很了不起。这一点可以通过“一国两制”的实现得到证明，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从中找到一个西方文化能接受的概念。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做，但是不能不做。我相信中国人有他的本领，这个本领是从文化里边积聚出来的。你讲大文化小文化讲得很好，大文化是在吸收小文化的过程中出来的，小文化就是实践啊，就是几千年里边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出来的东西啊。实践的经验不断提高，形成原则性的东西，这样大文化就出来了。大小文化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挥一下。在讨论大小文化的关系当中，找到中国文化的特点。

李：在21世纪的人类生活当中，您认为中国文化应该怎样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费：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去年我去香港参加政权交接仪式的时候，感受很深。我在现场不是看热闹，而是在想“一国两制”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想这个问题时能提高一点来看，沉下去想一想，再提高到理论上分析，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看法。这的确是一个创造，也是中国文化对当今世界的一个贡献，会影响到今后东西文化并处共存的问题。我们可以容忍不同，如果大家都可以容忍不同，多元一体的局面就有条件了。多元一体是中国式的思想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人家和你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心地美人之美，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为了经济利益。

李：您的这些想法可以一段一段地整理出来，慢慢地加以深化，好好地发挥。您提到中国文化中的多元一体思想，也是很值得再发挥的部分。近代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中有所谓“族群理论”者，他们主张族群（ethnic group）的认定不应用客观的文化特质为标准，而应以主观的文化认同为依据，换而言之，族群理论的提倡者认为客观的文化特质如语言、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甚至身体特征都是易于变换的，不足以作为族群认定的标准，只有自我认同的意识才是族群存在的真正准则。这种理论实际上最早提出的是费先生您的老友Edmund Leach[2]教授，他认为他调查的北缅甸克钦人在客观的种族文化上与邻近的掸族人实无太大差距，只是克钦人主观地自认为是另一个族群，所以克钦就成为是一个有别于掸族的族群了。这一种主观认同的族群理论自1969年Fredrick Barth[3]编的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族群与边界》）一书出版以后，就在人类学界大为流行，成为一种新的典范理论。这一新理论确很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有其弱点，同时也常被有意无意地误用或延伸解释，例如很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史家就对我们“中华民族”，甚至“汉族”的存在，以族群理论提出很多质疑。

我自己对族群理论也能欣赏，但也有一些批评与疑问。首先我认为所谓客观文化特质，不应该只限定于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特质，如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以至于体质特征等，我觉得把“文化”限定在这些“可观察”的特质是误解了“文化”，“文化”应该也包括很多看不见、“不可观察”的思维部分，或者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的文法”那一部分，例如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宇宙观、人观，甚至于逻辑架构等。这些抽象不可观察的文化特质经常是较难变化的，却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实在是不可忽略的。自然有人要说既是抽象思维的部分，应该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了。但是那些内在思维的深层文化结构难道不是文化研究者客观分析，并且认定是一个民族文化特性的部分吗？从这样的立场去看，所谓“客观”与“主观”的界限岂不是已经很难于再分辨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有关中国民族的内在文化特性的问题。我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一直有容纳、吸收不同文化成分于其中的主体观念存在，也许就是费先生您所说的多元一体的想法，这不是中国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特性，却是理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人类学家、民族史家所共同体会得到的。这种容纳、吸收的多元一体基本思维体系，也许是几千年来不断综合环境调适与资源互补所形成的所谓“和谐均衡”宇宙观的长久作用所致。换而言之，在中原区域中居住的中国民族文化基调中一直是一种容纳、吸收居住于边缘民族的“主旋律”在发生作用，因此几千年来，整个中国境内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都是笼罩在这一“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之中而做旋转，每一历史阶段、每一历史过程的剖面，都有可看做是接受这一主旋律的一个阶段或过程，在每一阶段中我们都可观察到周边民族一方面接受了“融于一体”的基本观念，但又在做某一程序推拒徘徊的状态，这种情形显然与缺乏“融于一体”主旋律的西欧民族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文化思维中只存在如何分辨“你群”与“我群”之别，而忽略掉别的文化中却是一直在思考如何成为一群的“另类”想法。因此用这种不知有“另类”想法的族群理论来看中国民族文化的过程与现象，就觉得是格格不入，而认为有背常规的行为，这是强调发现文化偏见的文化人类学家所不该犯的过错。换而言之，族群理论的主观认同模式，假如只用欧洲人的观点去解释，仍会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假如能无偏见地体会中国民族文化的特性，其解释能力就将有更大的空间了。

总之，我觉得费先生您所说的“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并且如前面所说的依此而伸展出来中国文化的“和谐均衡观”，应该是一个值得再加发挥、再加深入探讨的重要题目，可以使中国民族文化在21世纪的人类共同生活中成为很有贡献的一个重要成分。

费：看来世界必然会出现一个互相依赖的格局。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这次亚洲的金融风暴表现得很清楚。风暴一起，谁都逃不掉，“看不见的手”把大家弄到了一起。所谓“看不见的手”，我体会就是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力量。虽然看不见，可是它的确存在，存在于文化的基本原则里边。

李：在这次的东亚经济危机当中，中国就扮演了一个从来未有过的特定的重要角色。人民币不贬值，成了一个稳定东亚经济的强大力量。这样一个角色，中国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过去，是日本在东亚经济中占据一个稳定全局的地位，但是在这次危机当中，它成了一个变数，中国成了一个稳定全局的角色。在这样一个转换当中，是哪些因素使中国的重要性在一夜之间凸现了出来，值得大家深思。其中会有经济的因素，有财政的因素，等等，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会有文化的因素……

费：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这是中国在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出来了。这不是虚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边的，是从中国文化里边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套的破坏太厉害，把这些东西否定了。我看不能否定，实际上也否定不了，这些好的传统还是会有人接下来，还会在现实生活里边起作用。我们这些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家，应该把这一套讲出来，讲明白，让人家懂得。中国文化天天在现实生活里边发生作用，实际得很，我们要从实求知，从实际生活里边学，再把学到的东西讲出来，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尤其是研究文化问题的知识分子。司马迁有两句话，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搞研究的道理就在里边。就是要从实际当中“究”出来学问，再把它“通”到实际当中去。面对金融危机，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人家贬值，我也可以贬值嘛。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不贬值呢？有对人的关怀在里边。中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有一个文化的根子在发生作用。

最近几天我看世界杯足球赛，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人同人即使是在竞争激烈得不得了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不同的球队放到同一个球场上争胜负，冲突和竞争一直在发生。可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law（规则），有公认的体育精神，就可以在竞争中友好相处。我写汤佩松的文章时，在《清华人的一代风骚》里边就讲到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体育精神）和teamwork（团队合作）的精神，可能是社会生活里边所需要的一种普遍的精神。说到底，我们还是要相信，中国也好，外国也好，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历史中走过来，必然会有好的东西积聚起来。现在人类世界希望有一个天下大同的前景，需要我们这样一些研究文化的人出点力量，把各个文化中积聚起来的有利于人类和平共处的东西提炼出来，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家有责任先把中国文化里边的推己及人这一套提炼出来，表达出来，联系当前的实际，讲清楚。现在做这个事情的人还不多，至少可以说还没有形成风气。我们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要造成一种好风气，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好，这就需要提炼，把好的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在的实际当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communicate to the world。能够做这个事情的学者队伍现在还没有形成，还要培养。从现在起的几十年里边，培养这样一批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很不容易。我们在北大开高级研讨班，就是努力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反面的历史，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打倒，“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连我们自己都怀疑，中国文化这套东西是不是好的。现在，这一段历史过去了。去年是个转折点，香港回归，“一国两制”，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地位。中国人又有了自信心。我们要发挥自信心，先要沉下去想问题，想明白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怎么来的，接着努力下去，我们要警惕自我中心主义。现在又出现了东方中心主义，觉得中国多么了不起，好像关起门来也可以成大事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感到忧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潘光旦先生常讲的民族整体的素质，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看，是比不上上一代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动荡得太厉害，破坏得太厉害，一直没有停，年轻的一代没有条件向做学问的方向走。没有良好的教育，怎么可能出来高素质呢？所以现在我觉得首先需要安定，大家有时间喘口气。国家有心情办教育，学生有心情学知识，把今后的世界所需要的人培养出来。这些人有比较高的文化素质，不忘人类发展的大目标，懂得不同的文化怎么相处，而且善于把中国文化中的好东西发扬出来，补充到世界现代化的过程里边去。

李：您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话题回到刚才谈起来的“志在富民”上面去。您最近对于区域发展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有没有新的题目和心得可以谈一下？

费：我今年已经开始做起来的一个题目，是想利用京九铁路穿成一根“糖葫芦”。意思是利用铁路干线的交通条件，促进一连串中等城市的兴起，通过这些中等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形成一个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提高的区域。能够说明这个想法的一个例子，是现在已经比较发达的沪宁铁路。南京到上海之间就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等一串中等城市。我希望在京九铁路上也促进各地加快发展起一串中等城市来，所以把这个题目说成是“穿糖葫芦”。但是不应吹大话，而应具体去做。

我沿着京九铁路一站一站去看，有没有切实的基础，有没有条件，已经有什么条件，还缺什么条件。这条线上的有些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一次再连起来全部走一遍。傅斯年的家乡聊城我也走到了，实地一看，很不错，有一定的实力。那里造的双力牌农用汽车，适合农村的需要，很实惠。乡镇企业的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销到了南美和非洲。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是世界已经开始进入洲际经济时代的一个例子。

我前不久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洲际经济”的题目和自己的一点想法。聊城的农用汽车又给我新的启发。开拓洲际经济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对外贸易不一定都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这样的地方，可以向南美、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拓市场。我们的劳动力便宜，吃苦耐劳，这是我们的长处、优势，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学习新技术，抓住适用技术，生产出适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产品。这是个很大的市场。如果中国中部地区有更多的企业能进入这个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就解决了，中部地区就起来了。农民手里有了钱，国内市场也出来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我们在开拓了国际市场的同时，自己也富了起来，国内市场也有了。

我经常说，市场就在农民的口袋里边。农民有了钱，要买电视机，买洗衣机，这个市场大得不得了。就是要多搞这样的东西，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买得起的，能使农民进入现代化生活的产品。这是我在许多地方都看到过的例子。过去北方农民都睡在炕上边，冬天冷的时候，就在炕下边烧点柴火取暖。现在住楼房了，堆柴烧柴不方便了，取暖也想更干净、更方便，所以要用暖气片了。暖气片不难造，又有那么多农民需要，所以成了一些乡镇企业发家的一大门路。

最近一次我到农村去，看到农民在这方面又提高了一步。他们在想办法利用过去废弃掉的庄稼秸秆，制造类似于煤气的生物气。一个村子只需要几十万元的一套设备，就可以提供全村人烧饭、烧暖气所需要的能源。农民自己在那里找现代化生活的出路，我看到这些一样一样的发展和提高当然高兴，就鼓励他们，并且把他们的做法值得推广的道理讲给他们听，他们也很高兴。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沿着京九铁路走了一半了，还要接着走完。我一路把看到的情况记录下来，准备到最后向领导提出一份建议，关于促进京九铁路沿线地区发展的设想和实际操作的办法。我一路走，经过的地方的农民和基层干部都很欢迎我，县长、市长也很欢迎我。我为他们致富出主意出得对，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自己心里也很舒服。我确实感受到，中国农民的确有本领，吃得起苦，有办法，干起来没有人挡得住。只要相信农民，放手让他们去发展生产，就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如果能这样稳定下去，我们就会有几十年的时间，把中国文化好好研究研究，从理论上边提高一下。这个路子大概可以这么走。当然我的力量是不够了，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可以更多地发挥作用。台湾这一面，我们的力量达不到，你可以把这里的信息带回去，鼓励他们想大问题，不要只看到一个小天地。站得高一点，一个大天地在那里等着我们，大家将大有作为，这个前景真是太美了。我们现在有条件，真正把祖宗的梦想实现出来，天下大同。

Malinowski[4]在《文化动态论》里边讲的一段话，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启发。在殖民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文化接触，里边是霸权主义的做法，结果是破坏文化。霸权搞不得，不能再走这条路。文化接触要得到一个积极性的结果，必须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相处，相互理解，取长补短，最后走向相互融合。用我们的说法讲，就是天下大同。我们还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想问题，就是希望不要出现太大的曲折，不要因为使用核武器解决冲突而使人类文明再来一次。这两天中美两国首脑会谈，从积极的方面看，是建设性的。两个大国能和平一个时期，就不得了。我们还是从和平共处上想办法，不光是共存，而且要共同繁荣，把人类的发展水平提高一步。

李：我很高兴今天下午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听听费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我想，费先生谈到的这两个主题非常之重要。一个是从理论上看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它可以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所能做出的贡献，主张相互容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寻找人类在21世纪实现共同繁荣的道路，为天下大同准备思想的和物质的条件。能够做出很有深度的思考的人，到底是极少数。您能把中国文化中深藏的好东西挖掘出来一些，提出几点重要的思想，帮助后来的学者进入题目，学术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延续和发展。再一个是实用的这一面，“志在富民”这个主题也非常有意思。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思考方式容易集中到一个方面去，着重于理论的大半就忘掉了实用，能够做到实用的又往往回不到抽象的理论的方面去。您在一生的学术活动中能够兼及两面，一面是理论的思考，一面是努力把知识转化成物质财富。京九铁路完成以后，您能够马上想到要“穿糖葫芦”，这里边又会出现将来的人可以看到的地区发展的事例，而且应该可以提炼出来“糖葫芦理论”。我看费先生的身体很好，头脑的思考也非常敏锐。说不客气的话，我今天有一点考您的想法。平时读您的文章，您的文字有很感人的力量。今天听您谈话，又在现场感受到了您思考问题的力量。我很感动，也很为您高兴。还有很多年的时间可以利用，您可以逐步把想法一点一点整理出来，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读到您的文章，听到您的想法。

费：那你就多来几次。你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共同研究。我们都退出事务工作了，老来求知，多几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多几次“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1998年6月28日下午于北京北太平庄

[1] 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

[2] 埃德蒙·利奇（1910～1989），英国结构学派人类文化学家。

[3] 弗里德里克·巴斯，挪威人类学家。

[4] 马林诺斯基（1884～1942），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关于文化交流

听了今天研讨班的讨论，有点想法，给大家讲一讲。首先是李亦园先生提出的“本土化问题”。

社会学中国化是从吴文藻先生开始的，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意思其实并不奥妙。那时，燕京大学在社会学课堂上讲的不是中国的东西，而且是用英文讲课。所以要中国化，首先就是语言中国化——用中国话讲课。吴文藻先生就不用英文讲课，而是用中文讲外国的社会思想史。从孔德开始到斯宾塞，一路讲下来。可是用中文讲课发生了很大困难，要当堂一下子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不容易，因为许多外国的概念在中文里是没有的，怎么才能把它翻译出来讲清楚。所以课堂上讲的是bilingual，是多语言式的。像我讲到文化接触时就有“洋泾浜”的现象，比如上海人第一不说第一，说“那摩温”；广州人打的付钱叫“fee”，这是把英语变成了中国话。社会学中国化首先是要把一个外国的概念用中国语言讲出来，让没有在外国生活过的中国学生，能够懂得是什么意思。

刚才Charles先生用中文讲课，很不容易，因为有很多术语用中文不好表达，他要想尽办法，把想表达的东西讲清楚。他是跨了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就是这样，我们听的人还不一定能完全懂得。王斯福讲的ethnicity（种族）、nationality（国籍）都是英国的ideas（观念），不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一套。所以要讲，用英文讲容易懂一些。举个例子：“民族”一词应该怎么翻译？我把“民族学院”翻译成Institute of Nationality，这是不通的。因为nationality是国籍的意思，这样就成“国籍学院”了。那么，民族学院到底应该怎么翻译呢？我想不出来。但是我们就这样用了，这就是文化交流上的困难。跨文化之间进行communication，要互相懂得，不容易。因为每一种语言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历史，而各个民族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因此，社会学中国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我们要把什么是社会，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把社会翻译成society这些问题讲清楚，就很不容易。有人问我“社会”一词的来历，对于这个问题，考据很多，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依我看，这个词大概是日本人想出来的。在中国最早是严复从日文翻译过来，他把这个词翻译成“群学”。群字英文是group，group不完全是society。群和社会还不同，群里面互相发生一定的关系，又有分工合作，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当然，要把社会这个问题讲清楚，话就长了。

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人们见了面，互相接触，应该要彼此能了解，不要你讲的话，我听了以后会发生误解。这是跨文化交流的第一个要求。现在有不少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学到了许多东西，掌握了很多概念、名词。但是，怎样把这些外国的概念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个相当困难的任务。比如ethnicity或者史禄国所说的ethnos（民族），这个字的含义很深，至今我还翻译不好。更别说我们同外国人进行文化上的接触、交流，那真是个难题。这几天，大家从报上看到了江泽民同志和克林顿的谈话，这是个cross-cultural dialogue（跨文化对话）。他们谈到“人权”，人权是什么意思？它里面有了政治含义，这就发生了问题。对于human rights这两个字，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讲法，西方人、美国人有他们的讲法。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对话里说，这是个文化问题啊。看来，怎么能让大家对问题有个共同的认识，互相理解，语言是十分重要的。说出一个字，大家认识相同，这就是跨文化的交流。这里面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懂得另一个人说的话的意思。

现在中国有些年轻人写的东西，老实讲，我看不懂。他们开口闭口讲post（传递），比如post-modernity（后现代性），我看不懂，你们大概也不懂，外国人也看不懂。写这些东西的人，用了各种各样的名词，他认为看的人应当懂，不懂就说明你落后了。这些人写文章的目的，不是要你懂得他的文章，而是要表示我写的东西你不懂，我就比你强。搞得别人不懂，显得比别人高强，他是权威，就要听他的。背后是一个power（力量）。他的权威建立在你的无知上。实际上全世界都在搞这一套。美国的一些人，认为他们讲的很多话，中国人不懂，所以中国人就得听美国的。世界上的确有一套游戏规则我们还不大懂，他不要你懂，不懂就说明你不行，不够post-modernity。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背景。人类是一个单线发展，你迟一步就落后，落后了，在社会里地位就低。

我们回到“中国化”这个问题上来，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中国化这个字眼，我们一直在用，天天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什么是中国化特色？我们还没有讲清楚。可是大家又不能说不懂，不懂就不行，你得冒充懂。这是特色，那是特色，其实每个人都在搞自己的特色。等于大家都在讲post-modernity一样。现在大家在讲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呢？又不懂，可是大家还都在讲。这背后是有道理的。我们搞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人要理解、要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我们自己应当说清楚什么是中国化特色。

马林诺（夫）斯基讲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弗里德曼也讲过这句话。他们究竟指的是什么？说老实话，我们还不清楚，可是大家以为清楚了。现在我们得把它弄清楚，这很重要，因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应付今后人类生存的问题，大家必须要有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symbol（象征），要提倡共同的理解。刚才王斯福讲了很多如何重新解释人类学的概念和认识的问题，从nationality到ethnicity，弄得大家糊里糊涂，懂得的人不多。可是我们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因为人同人的接触多了，不同的文化碰了头，不清楚彼此就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行为上也难于配合。

最近我常常在想，不同文化的人能不能互相理解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不是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国际足球赛吗，不同国家的球员在同一个球场上踢球，遵守同一个规则，谁输谁赢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这个比赛。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说明共同性是存在的。更有意思的是，即使裁判判错了，球队还要服从，因为比赛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可以从球场上，看出很多基本的人与人的合作关系，这是学习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的课堂。就拿足球赛这件事来说，现在还没有人认真地说明白，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球队，能在同一个球场上找出一个championship（冠军），使比赛成为可能。我希望将来的世界变成一个国际的大赛场，如果真能这样，这个世界就和平了。

我们学习社会学、人类学不能离开现实。从中美高级会谈到世界杯足球赛，再到东南亚金融风暴，我们看到一个global society（国际社会）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所以泰国发生的经济动荡很快引发了一场金融风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这场风暴究竟会怎样结束？日元汇率是不是还会下跌……这些天天在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全球一体化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就看我们能不能跟上。像我这样的老人，如果听不懂别人的话，可以说我耳朵不灵了，听不清别人说的话，用这个托词来掩饰我的语言能力不行、知识不够，大家还可以谅解。但这不是个好的托词。

如何求得一个和平共处的未来世界，这是下一代的事情。做一个当代人是不容易的，社会留给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好，但交给我们的任务却是个艰巨的任务。

1998年6月29日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1]

费：你的书稿《传统与变迁》，我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就这样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你这本书稿也引起我的许多回忆和思考，简单地说一下：中国是世界上做瓷器最早的国家，所以被外国人称为“China”，记得1981年我到英国去接受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时，参观了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也是英国最大的一家陶瓷公司，叫埃奇伍德。该公司的董事长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非常激动，当时就让公司升起五星红旗来对我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最早生产瓷器的方式就是18世纪从中国学来的，在瓷器生产方面中国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董事长还亲笔签名，送给我一本记载了他们公司历史和英国陶瓷历史的书，我现在将这本书转送给你，希望你能从这里面了解到瓷器是怎样在英国发展的，中国的陶瓷文化又是怎样和世界的陶瓷文化联系在一起的，18世纪中国陶瓷对世界的陶瓷发展起了个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方：谢谢费先生，回去后我一定会好好的读一读。其实我在研究景德镇民窑的时候，就对这一段历史非常感兴趣。中国从唐、宋开始向国外输出瓷器，到明末清初达到高潮，那时的欧洲贵族们无不以能得到一件景德镇的瓷器而感到荣耀。其实这时候中国向世界大量输出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用的器皿，而且，还是一种中国的文化。它对世界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18世纪风靡欧洲的“罗可可”艺术风格，就是在中国瓷器装饰的影响下而产生的，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从建筑到家具、室内装饰、绘画等方面都无不受到其影响。

费：我看了你在书稿中曾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较详尽的叙述，这很重要。我认为中国的陶瓷生产既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从彩陶算起有7000年左右，那么发展到今天，应该有新的东西，新的艺术、新的美学观点、新的陶瓷文化，这就要看你们这辈人的推动了。我认为陶瓷的生产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艺术陶瓷，另一个方面是日用陶瓷。日用瓷是实用品，可以大有发展。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用碗吃饭，不小心打破了，因为是便宜东西，本身又容易破，所以大人是不骂的，只是说一句“岁岁平安”就行了。碗这个东西很普遍，从小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说是要伴随我们一生的，是谁也离不开的生活器物。尽管科学发达了，出现了许多的新材料，但人们在生活中的食具还是以陶瓷器为主，就连外国也一样。“民以食为天”，所以作为人人每天要用的陶瓷器，就和人类的生活及文化有了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联系。

说到这事我就想起，当年我在干校劳动的时候，要做东西吃，没有炉子，就用泥巴做了一个土炉，土炉我是很会做的。当人能用土为自己做一个用具的时候，我想，这就是人类文化起源的开始。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就像陶器一样，是从土里面出来的。我写过一本书叫《乡土中国》，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了英文，当时问我这个书名怎么翻译才好，我就说翻成“From the Soil”，意思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东西。什么叫作文化呢？用人工把自然的土变成用具，变成能服务于人的生活的东西，这就是文化。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的化学成分，并将其制作成用具的就是陶器。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丢掉对这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器物上的，还有文化上的。这种文化在我们中国一直延续了近万年（从最早的陶器开始）。后来又出现了瓷器，而且，发展到后来，不仅有提供人们生活用的日用陶瓷，还出现了供人们欣赏的工艺陶瓷、艺术陶瓷。你在书中也写得很清楚，近年来在景德镇新出现了许多的制作工艺瓷的手工艺作坊，这是中国传统陶瓷文化艺术的延续，应该发展、应该研究。你把这种发展的过程记录了下来，并从这种发展看到了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变迁过程，这很好。陶瓷艺术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所以，我认为你在书中谈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如何用制瓷用的泥、釉和燃料，通过人工的技术来进行制作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这制作过程中如何注入作者的艺术思想的问题。前一个制作过程就是科学技术实施的过程，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你在书中也说到了，景德镇的窑已经从传统的柴窑改成了瓦斯窑，对温度的把握也不再是凭经验和肉眼，而是用了先进的科学仪器来加以测试。后一个问题是，这里边不仅是要把西方的先进技术放进去，还要把作者的新的艺术思想放进去。

方：也就是把一种新的文化和观念放进去。

费：对，是一种代表新的思想、新的时代的艺术观念。你在书中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并把前因后果都分析了出来，这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这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记录，也是一个文化艺术发展过程的记录。要把中国陶瓷的历史和现状的发展过程记录清楚，透过这个过程我们还会了解到中国其他文化的发展状况，因为文化像一张网，它们的发展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要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考虑。

你的研究不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而是到生活实践中去，亲眼看人的事情，亲身体验社会的发展，这是很好的。在书中，你通过对几个从乡下来到景德镇打工和开作坊的青年艺人的生活经历及遭遇的描述，比如他们怎么来到景德镇？怎么从打工到开店？从这样一个个人的历史和发展的经历中，去发现整个社区和行业的发展趋向，还有国家政策的改变、新技术的引进等所引起的一个传统手工业城镇的文化变迁的过程，也就是从各个案的具体研究中发现整体，这很好。

你在书中所记载的基本上是一些手工艺人们的活动，他们所制作的都是一些工艺瓷，也就是艺术瓷，这些瓷器不是日用品而是用来装点生活的陈设品。这些陈设品只有在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才会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人们才可以买得起和收藏得起。我觉得，景德镇不光要发展这些艺术陶瓷，还要发展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这些陶瓷需要量大，市场宽阔，当然，这是一种大规模化的机械生产，和你在书中记录的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生产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认为景德镇的这些手工艺术陶瓷还是会很有发展前途的，刚才我已经讲了，艺术陶瓷是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品，现在国内的经济发展很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也希望用各种艺术品来装点自己的家庭和环境，甚至进行一些高档艺术品的收藏。这样也使得景德镇的一些手工艺术陶瓷从国外市场转入国内市场，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正在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在要求艺术化，这种艺术化不仅是表现在作为装饰用的艺术瓷方面，也表现在日用瓷方面，也就是说日用瓷也可以艺术化。是不是也可以用手工来做一些成套的，少量的日用瓷，既可以欣赏也可以用。当然，这种手工做的日用瓷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买得起，也就是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你们不是创办了一所民窑艺术研修院吗？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些考虑？

方：我当时参加民窑艺术研修院创办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景德镇的民窑，从传统的民窑到新兴的民窑，共写了两本专著。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萌发了要有一个社会实践的基地的想法，希望通过这个地方，来不断观察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的发展和变迁过程。因为我觉得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转型期，整个的社会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每一年都会有所不同。比如，去年东南亚经济风波以后，我又去了一趟我在前年考察过的景德镇仿古瓷、工艺瓷集散地——樊家井村，发现虽然只相差一年，但却发生了许多的变化。由于国外市场的萎缩，艺人们便把眼光转向了国内市场，由于市场的改变，产品的种类和艺术风格也开始跟着改变了不少，当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如果深入下去还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对一个社区的追踪考察，来发现中国文化和社会在变迁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希望我对社区的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还希望通过研修院来进行一些学术探讨活动，为一些对民窑文化历史和艺术感兴趣的国内外学者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地方，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新的艺术观念和设计思想。当然，刚才费老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正是我们下一步所要研究的内容。

费：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总在想你们的研究怎样才能和“富民”联系在一起。怎样才能为景德镇的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艺术观点，新的思想方法，让他们的产品有人欣赏，有市场、有出路。

方：我没有费先生那样的高瞻远瞩，所以，在这方面考虑得较少，但我和研修院的研究人员们，也一直在考虑着费老在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让日用瓷艺术化，艺术瓷生活化的问题。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生活陶艺”，主要是希望艺术家们也能参与生活，关心生活，为生活服务。

费：这是第二步，等到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年人均水平达到1万元时，大家就会考虑日用品的艺术化的问题。现在中国农民每年的生活水平一年是3800元，还差得远呢。但发展起来也快，到那时景德镇的陶瓷手艺人们也许还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到那时候不仅仅是要在生活日用品中加上一点艺术了，可能还有一些更高的精神要求，这就是要产生一些艺术上的质的变化，你们这批人要跟得上时代，要不断满足人们在艺术上的要求。不同时代的人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在这些不同的要求里隐藏了一种文化，是一种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具体体现。这里面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在这地球村的时代，任何现象都不会是孤立的，都是和世界接轨的，所以你们还要密切注视世界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总动向。

方：对，我觉得费先生说得非常正确。其实纵观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就会发现，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很早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了。据考察，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发现过景德镇的陶瓷，这都是在古代的不同时期内从景德镇输出的。即使在现在，我所考察的这些工艺瓷也主要还是出口国外市场。所以在研究景德镇时，就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国际性的坐标上来研究。这也是和世界的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种世界文化的需要，只有有需要才会有市场，只有有市场才会发展得起来。

费：对的，这是问题的关键。18世纪的景德镇瓷器，那么繁荣，就是因为有世界市场，欧洲的许多皇室都到中国来购买景德镇瓷器。当时英国皇室还订了一批景德镇瓷器作为礼品送给俄国，现在还被陈列在博物馆里。在英国的一些博物馆里，有不少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的瓷器，在我到过的一些英国上层家庭，也陈设有不少从祖上留下来的景德镇瓷器，可见当时景德镇的瓷器在欧洲是广为流传的。它之所以流传得这么广，是因为它是和生活结合的实用品。

方：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大量的出口到国外，而这些瓷器的制造者是谁呢？我认为是当时的民窑，因为官窑是专门为宫廷做御用瓷的，而大量输出到国外市场的是民窑生产的商品瓷。这种高峰是从明末开始的，那时刚好是一段官窑停烧，民窑兴旺发达的时期，也就是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我觉得这一段历史和90年代1000多家私营手工业作坊，在景德镇的兴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比较重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我觉得了解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同样只有对现实问题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以后，才会对历史的问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它们是互为应答和互为参照的。因此，在考察景德镇这些新兴的手工业作坊的同时，我还写了一本反映景德镇民窑文化历史的书，题目叫《景德镇民窑》。里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从古今中外的文献中得来的，记载的主要是民窑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从一些还健在的，曾生活在清末民初的老艺人们的回忆中得来的，这里面主要回忆的是民窑的风俗文化和传统的手工艺技术。

费：这很好哇。任何文化它都是有根的，因此要了解一种文化就是要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这是对的。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走的，它是一段一段的发展过来的，能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方：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其实费老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您看，我在《景德镇民窑》一书的导言中，曾引用了您的一段话：“凡是昔日曾满足过昔日人们的需要的器物和行为方式，而不能满足当前人们的需要，也就会被人们所抛弃，成为死的历史了。当然说‘死的历史’并不正确，因为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功能时还不能说是死。因为在物质是死不能复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去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期又起作用，重又复活。”我觉得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受了费先生的这些话的启发，所以我在考察传统民窑业时，就非常注意它的哪些传统被90年代新兴的民窑业继承下来了，哪些传统又消失了，其被继承和被消失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它们之间所发生的文化变迁的真正动力和意义是什么？而且，我记录和研究这些历史和现实的目的是什么？我也在费老的书中找到了我所想说的话，那就是，不仅仅是为了“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而是希望从中找到有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条充满动态和生命的‘活历史’的巨流”。

费：有关文化的死活我一直想写成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这种种子保留在里面。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那么，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也就是文化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又要适合新的需要，这样，生命才会有意义。脱离了这些就不行，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来的根和种子。

我们的学问是要从历史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要从旧的里面长出新的东西来，这就是传统与创造的结合的问题。怎么结合法呢？创造不能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了生命的基础，同样，传统也不能没有创造，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的创造才能赋予传统的生命。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离不开传统和历史，因为它的历史长，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边出来的，因此，许多的问题都要回到这里边去讲起。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真是有意思极了。

方：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过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段话：“研究历史可以把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也可以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需同时使用。”看了这段话后我就想，我在书中所记叙的由一些老人们所回忆的传统习俗和制瓷技艺，实际上就是一部活的历史。通过这部活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追溯到景德镇民窑业过去千余年的一些历史发展的概况。而这部活的历史中的一些传统有时也是可以中断后再出现的，也就是说，传统不仅连接着过去和历史，也连接着现在和未来。

费：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觉得你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有历史、有文化、有技术、有艺术，还有创造，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交叉型的研究。现在还有了一个社会实践的基地，一定要把它好好地进行下去。

方：谢谢费先生的鼓励和指导。实际上我的研究许多都是学了费先生您的研究方式，您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都是我在研究过程中的学习指南。

费：你就这么做下去，了解人、了解社会、了解生活实践中活生生的东西。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有两个事情：一个是面向外面的世界；一个是面向传统历史的根本。对历史要拉得长一点，要拉到六七千年以前，中国的彩陶时期，也就是仰韶文化时期，那正是中国文化形成和萌芽的时期。那时最重要的物质文化设备就是陶器，所以，陶器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根本。我向你推荐一本书，是我的朋友苏秉琦写的，名叫《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本书写得很好，你可以好好地看一看。在这本书里作者就是从考古学出发，用原始时期各种不同形制、不同装饰纹样、不同成型方式、不同用途的陶器来判断当时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不同文化区系的发展和起源及相互交融和相互衔接的过程。这些陶器不仅是文化的起源，也是艺术的起源，最早的艺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些陶器不仅是很好的生活用品，也是很好的艺术品。从这些陶器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生活方式、技术水平和艺术思想等原始人的各个方面，所以陶瓷器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日用品，也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载体。我还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艺术文化的发展的源头，然后再从这源头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广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

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你写的书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例子。我们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它的历史，也就是它的传统，传统不能让它死，你在书中用的那段话很好。不能把文化埋起来，不提供它新的血液，那样它就会没有生命，就会死掉，这新的血液就是创造。还有一点我想要讲的，就是要吃饱、要穿暖，也就是小康经济，是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只有这种生存问题解决了，就会去进一步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样生活艺术化才会有基础。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我们不能完全靠西方人来给我们提供这种精神上的、艺术上的享受，我们中国自己的艺术家要看到这种前途和需要，要创造一些群众所欢迎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品和生活用具。艺术家要深入到生活中去，了解时代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把自己新的艺术思想传播给大家，引导大家追求一种艺术化的生活。

其实艺术也可以分大众艺术和精英艺术两种，精英艺术只能面对少数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因为它价格太贵，一般的民众是买不起的。但大众艺术这一块怎么办呢？艺术家要不要关心这一块？我认为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

方：我认为艺术的发展正如费先生所说的，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艺术家们的个人创作，这种创作是单件的，充满个性化的，只为少数收藏家和博物馆服务。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参与生活用品的设计，这是一种既有艺术性又有实用性的、可以批量化进入市场的产品。生活是多层次的，作为艺术家要为不同层次的人服务。当然，这里面大众是很重要的。

费：因为从文化来讲，其本身就应该属于大众的，是从大众中长出来的。当然，从大众文化中还会长出一种文化叫精英文化，也就是一种大传统和小传统，我们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方：我在书中所描述的基本上是陶瓷手艺人，也就是工匠们，他们是大众文化，也就是下层文化的创造者。也许很多人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文化，不懂艺术，但曾经风靡世界，甚至影响了18世纪欧洲艺术风格的景德镇陶瓷艺术，却是他们所创造的。他们的智慧和他们那自由奔放的民窑陶瓷艺术，也曾使一些世界级的大师如毕加索、高更、马蒂斯等所为之倾倒。

费：对呀，工匠们往往是艺术的真正创造者，但历史却常常不承认这些工匠，也不承认他们所创造的文化。这就是大传统和小传统、群众和精英的关系的问题，你要把这些道理讲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带有指导性的文化定义方面的论文。文化的定义有两层，我们不能只管一层，经济不发展，不发展大众艺术，精英艺术就出不来。因为艺术是从生活里出来的，精英艺术又是从大众艺术里出来的。这里有一篇我和李亦园先生的对话录，叫《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里面就讲到了有关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问题，你拿回去好好地看一看。

今天我们所讲的，实际上有两个内容，一个是传统和创造的关系，一个是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生活就是生存，当生存问题解决以后，就是追求生活的美好。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现在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一部分人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有了钱不知道怎么消费，吃喝嫖赌、挥霍浪费，这样问题就来了。因此这个时候艺术就要发挥作用了，艺术家要跟得上，不要脱离群众的生活，要进入到群众的生活里面去，了解他们生活需要的是什么。帮助他们创造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化的，也就是艺术化的生活。中国人的生活现在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是在发展之中，这一部分服务对象你们也别忘记了。

艺术家不要忘记了大众，艺术始终是属于大众的，你要把这些话写到你的文章中去，让艺术家们注意这个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艺术家们也可以为他们服务，用艺术来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富了以后怎么办？如果这些富了的人能向艺术发展，向美好的生活发展，把一部分钱投资到艺术的收藏和参与一些艺术活动中去，那么，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就会很快得到提高，也能推动民族艺术的蓬勃发展。也就是说，艺术家要给这些先富起来了的人提供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向，要让他们用挣来的钱创建一个美好的生活，我在这里说的美好生活，就是艺术化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我送给了你两本书和一篇文章，希望你回去后能好好地看一看。一本有关英国陶瓷历史的书是希望你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有一本《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希望你能够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未来，并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进行自己的研究。

方：谢谢费先生送的书和费先生的指导，回去后我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去继续努力。我在来北大以前就已经看过许多您的书，也开始了对景德镇民窑的田野考察，但我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得到费先生的亲自指导，所以当我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来到了您所创建的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所做博士后，到了北大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费先生的亲自指导。我的这两本书稿的素材虽然是在来北大之前就开始收集了，但真正的完成却是在做博士后的两年时间里。所以我的这两本书稿，实际上是在费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和亲自指导下所完成的。特别是后一本《传统与变迁》，也就是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去年费先生已仔细地看过一遍，给我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现在又为我重新看了一遍，并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指导我，来和我一起讨论，我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和非常的感谢，希望今后还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1999年1月15日

[1] 本文是作者对博士后学生方李莉进行学术指导时的谈话。

经济中的道德力量

厉以宁先生著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粗略一读已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它已跨进社会学的范畴，研究的是人文世界中的“社会人”。我很高兴厉先生不止研究经济学里的商品供求问题，也关心人的道德力量在经济里的作用。事实上人文世界是一个总体，它不会因学科分类而割裂，反倒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因此我对这个座谈很感兴趣，它开辟了学术交流的新领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一直在关心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有个亨廷顿，一直在鼓吹他的“文化冲突论”，大讲思想上的、宗教上的冲突。他的这套理论，可以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狂轰滥炸南联盟联系起来。我们东方文化的传统立场与观念和他的不同，我们的看法和取向是进入“道德”层面，讲求中和位育，而不是讲冲突和霸权。道德是最高一层的自觉意识，代表了世界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等价值观念。而西方讲的是“斗争”，提倡冲突。战争就是一种斗争的手段。他们把高新技术应用到武器上，用强权来压人，推行霸权主义。科索沃问题又给人们上了一课，敲了一次警钟，引起了更多人的觉醒。试想一下，如果按这一逻辑发展下去，人类被残酷的战争毁灭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的人文世界要持续发展，历史要延续，就必须提倡一个新的道德力量。

书中引起我兴趣的第二点是，厉先生提到了道德重整和第二次创业问题。中国人要有个精神，要有“正气”。近来中共中央提倡的“三讲”教育中的讲正气，就是这种东西。这种精神不光来自物质力量，还要有道德力量，要自觉为什么做人和做怎样的人。在中国的老传统中，道德力量一直是摆在很重要的地位上的。现在讲正气，也是要把这个支持做人的道德力量强调出来。我非常高兴，在年轻于我的朋友中，有人提出了这个看法。

厉先生的书里，提到韦伯关于新教信仰促进和启动资本主义的问题。韦伯指出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规范一个做人的新规则，必须要有一种推动它的精神力量，我觉得它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气”。这个气，从个人讲是有“志气”的气，从民族和国家讲是有“正气”，有如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与封建时期相比，出现了一个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提倡讲正气，也就是要切实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才会有第二次创业的精神。当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我们提倡的精神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怎样才能发扬正气，做到第二次创业？那就要大家讲真话，讲真话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体现，有了这种环境才谈得到树正气。这种正气有没有呢？有的。我在1949年北京解放时，看到和体验过这种充满正气的氛围。从抗日时期，经过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那么一股劲、一股正气的。他们准备创造新东西的力量已经显现出来，知识分子在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正如厉先生书中所讲，由于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人们的积极性挫伤了，精神搞垮了，进取、创业的热情消失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的褪色是从虚伪开始的，假话充斥，真话绝迹；人以虚伪的面貌待人，没有了共同语言；道德被扭曲、正气泄了。现在有不少事情，看起来好看，但缺少一点真情实意，缺乏有创造力的精神。我年近九十，可能容易看到晚秋的暮景，不一定和事实相符。

前不久我到湖南株洲访问。株洲是在清朝末年维新派想建立的汉冶萍工业区里，至今已快一个世纪了。没想到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把这个古老的工业化苗头给催活了。株洲有如从梦中醒来，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一个20万人的城镇，一跃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这种发展是有一种“气”支持着的，物质的发展也要有气。只讲生态不讲心态是不行的。每个人做事，自己心里都有明确的“定位”。例如汤佩松先生、曾昭抡先生，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志向，把心用到了事业上、学科上。汤先生一心一意探索生命之源；曾先生一心一意建设中国化学这门学科。他们真的是专心至极忘了自己，这种精神和志气，在他们一代知识分子里是有代表性的。这种精神和志气，如果能代代相传，是可以在知识分子群里形成一股正气的。

现在这种精神有没有，这个气够不够呢？我在知识分子群里似乎感觉这个气不浓。然而，在这些年的“行行重行行”中，我却感到在新一代的年轻企业家们身上充满了这股劲，一股拼命要打开新局面的劲。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以后受了伤，精神垮了，灵魂被扭曲了，伤到了骨子里，一般的治疗不会奏效，必须下大力气才行。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讲正气，就要在知识界反对假冒伪劣，知识分子自己，也要自觉地纠正过去为社会风气所迫而滋生的虚伪、冷漠。现在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

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迎来灿烂的春天，参与到第二次创业的热潮中去。我们要为中华民族培养一种精神，争一口气。这个精神来自一种素养、一个高的道德境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光大。

1999年7月3日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我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农村，现在回过头看，一生做过的事，仅仅就是要为老百姓增加点财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到各地考察，我看到我国的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到中部出现了一个台阶，经济下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是大约5000元，而在江西这样的中部地区，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两地相差一半。怎样能把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呢？我认为京九铁路通车，为中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大家常说：要想富，先修路。但是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修了路不一定能富，就像电影《少林寺》里的和尚说的“酒肉穿肠过”那样。意思是说，京九路虽然通车了，如何能不仅仅是酒肉穿肠过，而把“营养”留下来？我想应该沿京九线加快发展起一批中等城市，由这些中等城市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所以从去年开始，像穿糖葫芦那样，我访问了京九沿线的一串城市，有河北的衡水，山东的菏泽，江西的南昌、九江等。今年到了赣州，从赣州转到京广线上的株洲。20年前，株洲还是个只有20万人口的地方，但现在已经发展成拥有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发展得真快啊！在那里我想起了景德镇，因为株洲在湖南相当于景德镇在江西的地位。株洲的发展是得益于引进高科技。景德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要发展也得靠走传统＋科技的道路。

说到传统，大家就会想到景德镇这个有名的瓷都。过去我总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主要是在黄河以北，但是通过多年的考察后才知道，我国的南方也是一个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最近我参观了长沙的马王堆，看到了大批出土的竹简，内容虽然还没有全部翻译出来，但是已经能看出当时的吴文化已经很发达了。吴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我们一直没有讲透。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这不成问题，但是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却还没有得到更好的证明。我相信当这批竹简上的内容被研究清楚后，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些年来，从发掘出的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和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很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甚至还有人说吴越的水稻文化，不仅影响了几千年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而且通过海上的传播，促进了早期的日本文化。

江西在历史上曾经是吴国统治的地盘，受吴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渊源，可以延续到今天。比如江浙一带受吴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传统的丝绸文化，浙江还成为瓷器的故乡，越窑的瓷器在当时就很出名，后来衰落了，瓷器的中心转移到了江西。丝绸和瓷器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手工艺产品，不仅在历史上，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发展着，和当地的经济紧密相联。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它们互相补充、互相影响。这也是我的中华文化发展多元一体理论的根据。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手工艺百年回顾。我对手工艺的发展历史没有专门研究过，所以只能讲讲手工艺的“今天”和“明天”。缩小一点，就只讲瓷都景德镇的今天和明天。

我对手工艺和瓷器一直有所偏爱。解放初期，我在清华大学当副教务长时，对北京的手工艺品很感兴趣，曾经想搞一个有关北京景泰蓝的研究课题。后来因为我调到民族事务委员会去搞少数民族工作，这个课题就搁下了。但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做调查时，我们收集了一批少数民族文物，也就是少数民族的工艺品。今天景德镇的瓷器又把我吸引来了。

据我了解，现在景德镇的陶瓷，有一部分又由家庭，也就是由个体户生产了。对个体经济可不能小看它，因为从理论上讲，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最活跃的细胞就是家庭。在我们东方文化里，“家”“家族”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其实手工艺品的生产就是家庭经济的一部分，家庭生产是很重要的方式。如果我们善于利用家庭这个因素，把它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么我们的生产就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我在山东认识了一位企业家朋友，他是由挑着货郎担，到农村挨家挨户卖碗卖杯起的家，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全村都做这个买卖，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企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然他卖的是老百姓日常用的瓷器，这说明我们搞瓷器的人，不仅要搞艺术陶瓷，也要注意搞日用陶瓷，要生产农民需要的东西。因为农村是一个最大的市场，要看准这个市场，占领这个市场。虽然目前农民的收入还比较低，但是等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也会需要艺术水平高的艺术陶瓷。

我们回顾近百年来的手工艺历史，要把眼光看得开一点、远一点，要超越百年以来的框框，才能有新的想法、新的认识，进入新的时代。回顾是为了超越、为了创新。但是创新不根据旧的东西是很难做到的，这就又回到刚才我讲的传统＋科技的问题上。怎样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技术、新的科学思想，把手工艺提高一步。听说景德镇的陶瓷业，已经应用了不少新的科学技术，希望能再接再厉，更进一步。

最后讲讲我对中国手工艺未来的看法。苏州有个刺绣研究所，他们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叫“乱针绣”，是把一根丝线拆成更细的丝，用这种细丝来绣东西。绣出来的作品，有一种模模糊糊，像中国水墨画的效果。它不是线条，也不是色彩，而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很高的艺术感受。我认为，人类的文化不能仅仅囿于实用，人的需求是要超越它、要出点格。打个比方：人们吃饭，不能只讲求营养、讲求对身体有没有好处，还要追求味道。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鲜不鲜”。这个味道是烹饪里高层次的追求，就像艺术是生活里更高层次的追求一样。

我们说吃饱穿暖，这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下一步就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得有味道，菜肴要鲜。这个“味”“鲜”不仅是舌头上的一个刺激，一个物质上的刺激，还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时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吃饱不吃饱和鲜不鲜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高层次的文化要讲究味道，像人们欣赏一幅画，不光看它画得像不像，还要看它画得有没有神韵。这种感觉是在“有无”之间、“虚实”之间，在这种“有无”“虚实”的感觉中，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艺术的一个高度。中国人讲艺，是孔子讲的六艺，不是技术，艺同技是不同的。游于艺是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对艺的理解，是从梁思成先生那里学来的。梁先生常讲，建筑师不仅仅是一个匠人，不能光讲技术，还要讲究美的感受，讲艺术。技指的是做得准确不准确、合适不合适，艺就不仅如此，还要讲神韵。神韵是一种风度、一种神气。这些都不是具体的、物质的东西。平时我们讲精神文明，精神文明里还可以分成两层，一层是人的基本感觉，比如痛、痒；再高一层是人的气质，这里浓缩了人的思想、感受。这种思想、感受在一个美的状态里释放出来。接受这种释放是不容易的，往往只有艺术家才能做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朝艺术的境界靠近，这个世界就不同了。也许若干年后，会迎来一个文艺复兴的高潮，到那个时候也许人们要提出文艺兴国了。

最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富裕了以后会怎样？人是不会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他还要求安居乐业。这个“安乐”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个追求是要有物质基础的，没有物质基础是接触不到这个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文化就是艺术家所要探索的艺术。艺术的需要有时是很难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因为一般人还没有那个体会，只有艺术家能够表达出来。如同从语言到诗歌再到歌唱，话谁都会说，但不是人人会写诗、唱歌。也像听音乐，不只是接受一种声音的刺激，还应该有一种对声音的感受。我认为文化的高层次应该是艺术的层次，当然，这是美好的、是更高层次的追求，是超过了一般的物质要求，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这种追求我已经体会到也感觉到了，而且想把它抓住，尽力推动人类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讲一个我亲身体验过的例子。解放前，有一次我到扬州。那时扬州是个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地方。一天夜里，我们几个人在一条深巷里听艺人唱曲子。夜半月下，听着悠扬、婉转的笛声，我产生一种飘飘忽忽、朦朦胧胧的感觉，真是进入到一种用语言表达不出的艺术境界里。我想人类最终就是要追求进入这种艺术的、美好的精神世界，一种超脱人世的感受。这里包含着我们艺术家所承担的任务。

当前我们的文化面临着挑战，也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走向。一种是重视自然世界，追求物质性；另一种是重视人文世界，追求精神性。今天我们讲文化的艺术导向，就是在追求人们的生活达到一个艺术的境界，这个工作就要艺术家来完成。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用机器来完成的，不能讲规模生产、降低成本，相反，他要不断增加成本，要把人类精神文明的资源加进去。有的艺术家为了一个信仰、一种追求，耗尽一生精力，死而无憾。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文化导向。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最接近这种精神的文化。当然，我们追求的这种境界，必须先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够实现。

我希望能有这么一天，人们把对物质高度发展的追求，改变成对艺术高度发展的追求。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因为艺术的发展是要有科学技术做基础的，两者要结合好。如何结合就是我们要下功夫探讨的课题。

我讲的话有的是超前了，出了格，但的确是我从实践中，从看到的事实里感受到的。讲出来，希望能对大家的讨论有所帮助。

1999年8月

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

在这世纪交替之际，世界风云激荡，变幻莫测，需要我们审慎察看，谁也不好断言下个世纪会是个什么样子。当前，俄罗斯在起变化、欧洲在起变化，我们国家不是也在发生着变化吗。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看来还要拖一段时间。在这样的局面下来讨论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我们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世界不会完结，更不会毁灭，相信人类要继续发展下去，而且一代会比一代强，这是我们的信念。人类要继续发展，世界文化也要继续发展下去，但是，人类应当怎样才能持续发展呢？回顾一下历史，再看看当前的现实，人们会得到许多教训。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然而科技的迅猛发展又令人鼓舞。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多元共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现实。总之，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这个变化里，人类的文化、人与人的关系也同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说，文化是历史养育出来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求生存、为了延续下去，代代相传，创造了一套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文化。因为文化是由有着不同历史的人群创造出来的，所以经过一代一代积累，继承、发展下来以后，出现了世界上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然而，由于交通、通信、信息高度发达，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人类被捆绑在一起了。那种画地自处、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不同文化的人们不得不频繁发生接触。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多元的文化，在一体化的经济里怎样能各自求得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华文化是历史最长、内容最丰富、影响面最广的文化之一，今天也同样处在文化多元性而经济又是一体化的世界中。总之，人们必须解决这个“一”和“多”的矛盾。

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想一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多元的世界文化怎样才能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怎样实现全球文化的一体化。这是个大题目。解决这个问题是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今后几代人的努力。在这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同国家的文化，都要各自创造条件继续发展下去。这些不同的文化怎样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做到我多年前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呢？看来当今的世界距离这个境界还相差很远。因为刚刚结束的波黑战争表明，世界上还有人企图用一种文化去消灭另一种文化！这个严峻的现实，提醒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必须认真地想一想，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要做些什么？要创造些什么条件，才能使世界上多元的文化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

我想首要的条件，是使世界上的人对异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翻开历史看，就在400多年前，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遭到欧洲殖民者大规模屠杀。我曾经在美国参观过印第安人保留地，失去了土地的印第安人被强迫迁入那里，他们生活艰难，本民族的文化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澳大利亚土著民族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就在本世纪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德国法西斯用毒气杀害了多少犹太人！

在《跨文化对话》这本杂志里有文章认为，历史上对待异文化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把不同的文化消灭掉。就像发生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屠杀印第安人和土著人的事情那样，要把异族人杀光。他们不将别民族的人当人看。这种心理在旧中国也不能说没有。记得小的时候，大人们把外国人叫作“洋鬼子”，把他们形容得很可怕。这是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反应，凡不是我一类的人，就不是人。另外一种情形是把别一族的人掳掠来当奴隶。如早期殖民者从非洲掠来大批黑人，运到美洲作为庄园里的牛马。殖民者更多的是把别民族、别地区的人当作奴役的对象，剥削、掠夺他们的劳力和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种情形基本告一段落。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重大的事情。

香港的回归和澳门的即将回归，使我想起近两个世纪来的历史，西班牙、葡萄牙的扩张，屠杀了大批美洲和澳洲的土人；19世纪，大量华工被掠往美国西部修铁路、开金矿。一直到21世纪，人们才有力量结束这个人奴役人的时代。我的一生几乎有一半的日子，是在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时代里度过的，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异文化怀有一种排斥的心理。除此，在旧中国还可以看到一种对待异文化的现象，那就是基督教传教的模式。传教士不一定怀有恶意，但他认为他的文化比你的好、高一等。他要把好的传给差的，高的传给低的。他们把文化分成高低、优劣，并且要“劣”的跟着“优”的走。时至今日，美国的一些人还抱着这一套思维模式不放，以为自己的科学技术比别人高，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基础。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应该揭穿它，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我想可以把人们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异民族文化的态度，作为一个课题好好地研究一番，分析出其中的原因，找出变化的规律。为此，就需要认识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要提倡文化自觉，用科学的方法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研究。我今年90岁，几乎经历了这个世纪，我愿意把这几十年里所体会、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老老实实地讲出来，把我在文化上的反省、反思，提供给后一辈的年轻人参考。

像我这一辈人，写文章时多是用钢笔或毛笔，自己感觉还很有意思。但现在人们却普遍使用电脑写作，我至今没有学会。那么，用笔同用电脑写文章，哪个好，哪个坏？我想应该客观、全面地考虑、分析，讲清楚，不要随便下结论说某种好或某种坏。不应当把不同文化的人分开，互相对立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个联合国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是世界各国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共处而建立的全球性机构。但是，国际联盟没有能阻止“二战”的发生；今天的联合国也没有能制止波黑战争的爆发。更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由于科技高度发达，杀人武器越来越先进，战争可以毁灭人类！所以，为了人类文化能够继续发展，世界上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要站出来制止战争，保卫和平！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炎黄文化，有责任也有能力，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1999年8月

Table of Contents

美国人的性格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美国人的性格

1 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2 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3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4 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5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6 蛮一点，孩子！

7 道德上有个毒刺

8 原本是负了气出的门

9 后记

初访美国

1 人生的另一道路

2 贫困的早年

3 自由之邦的传统

4 年轻文化的前途

5 幸福单车的脱节

6 机器和疲乏

7 劳资的鸿沟

8 关于华侨

9 文化的隔膜

10 老而不死

11 鬼的消灭

12 男女之间

13 眼睛望着上帝

14 民主的沉睡

15 平民世纪在望

16 经济的修正

17 余笔

访美掠影

1 释题代序

2 颠倒了日夜

3 两个“皇后”的下场

4 车、油、路的三位一体

5 城乡对流、南北对流

6 地铁和“涂抹”

7 家务机械化

8 殷实之家

9 新型市场

10 能源危机

11 电子系统

12 斗智的世界

13 一种新的社会纽带

14 博闻强识的电脑

15 应用压倒理论

16 黑人问题

17 民族拼盘

18 美国的华人

19 出路总是会找到的

20 信心危机

编后记

远方，是生命的航程：费孝通域外随笔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不负壮年游

我们没有分别

西行杂写

旅美寄言

雾里英伦

自由应无垠

重访英伦

传统在英国

第二辑 白首志不移

留英记

赴美访学观感点滴

访加巡回讲学纪要

访澳杂记

英伦杂感

脚 勤

访日杂咏

能登三日记

港行漫笔

英伦曲

访日记吃

清水人形

《外访杂写》前言

席间谈絮所引起的

红场小记

人间，是温暖的驿站 : 费孝通人物随笔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逝者如斯未尝往

杜鹃与杜甫

植物学家龚自珍

悼锡德兰·韦柏先生

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

雄圣甘地

缅怀肯尼雅塔

缅怀福武直先生

第二辑 良师与益友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

信得过的人

悼愈老

旅途读巴金《随想录》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第三辑 风范与风物

物伤其类

一封未拆的信

郑兆良和积铁

悼福彭

“严伊同学”

一代良师

在人生的天平上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人不知而不愠

开风气 育人才

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

爱国学者的一代人

推己及人

第四辑 人生的况味

日译《生育制度》序

两篇文章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

谈写作答客问

《社会学文选》自序

《山水、人物》自序

《云南三村》序

八十自语

忆小学乡土教育

《行行重行行》前言

猴年辞岁

第五辑 文章千古事

《爱的教育》之重沐

读张菊生先生《刍荛之言》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曾著《东行日记》重刊后记

旧话相应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青春作伴好还乡

脚步，是文化的刻度：费孝通文化随笔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辑 寻根絮语

漫谈桑梓情谊

看了民族歌舞

我看人看我

旧燕归来

寻根絮语

话说乡味

家乡的凤尾菇

《史记》的书生私见

晋商的理财文化

洋车·汽车·高速路

第二辑 闻香已醉

乡情脉脉话酒肴

闻香已醉 未品先酣

盐城藕粉丸子

撒拉餐单

秦淮风味小吃

肺腑之味

榕城佛跳墙

说“茶”

烹饪上“华味”能否胜过“洋味”

第三辑 天涯咫尺

西山在滇池东岸

鸡足朝山记

四上瑶山

武夷曲

保安三庄

洞庭纪游

海南曲

游青海湖

孔林片思

游滕王阁小记

访天一阁

岁末访中山

第四辑 文化之思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早春”前后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

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我从家庭入手认识社会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关于文化交流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经济中的道德力量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