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孙隆基 著

目录

引言

新版序言 还得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说起！

章节简要

第一章 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

楔子

1.“世纪末”文明的转型危机

2.世纪之交的时代里程碑

3.时代精神的聚焦：老罗斯福

4.作为美国“新边疆”的太平洋

5.帝国主义文明与“男子汉气概”

6.老罗斯福与美式足球

第二章 黄色祸害、白色大愿和男性危机

楔子

1.“黄祸论”成为时代话语

2.原野的理想和神经衰弱气质

3.野性的呼唤

4.世纪之交的美国男性焦虑

5.神经衰弱成为“时尚病”

6.神经衰弱与阳刚隳沉的梦魇

7.白色人种的大愿望

结论

第三章 现代文明的困境？

楔子

1.女人是物种的守成者

2.男女教育分途说

3.建立“美国童子军”的路线斗争

4.还有比现代文明危机更深层的因素

第四章 尼采式超人论与仇母情结

楔子

1.尼采与他妈妈来自不同的“国度”

2.魏宁格：男与女=灵与肉

3.劳伦斯和妈妈划清界限的《宣言》

4.门肯如何“捍卫”妇女？

5.威利对“大妈咪主义”的鞭笞

6.超人与母亲

第五章 美国性别的两极化

楔子

1.性别观：从生理到心理

2.弗洛伊德话语的来临

3.沙利文的“杜鹃窝情结”

4.将性别暧昧与“精神病”混为一谈

5.“性别”作为一种“角色”、一种“认同”

6.美国性别教条的形成

第六章 20世纪中期：美国的性别角色出现严重危机

楔子

1.性别角色论在20世纪中期大众想象里的掠影

2.不称母职的“阳具型女人”

3.宜家宜室的“女性型女人”

4.女性成长的歧途

5.美国电影把“阳具型女人”漫画化

6.理论的修正与戏剧化效应

7.妇女“非女性化”面貌之蜕变

第七章 山雨欲来：“杀母”幻想之前奏曲

楔子

1.都是夏娃的错

2.女性意象的一分为二

3.“与敌同眠”（男性版）

4.谴责妈妈“缺乏爱心”

5.父母子的“三角”是永恒的吗？

6.从“杀父娶母”过渡到“杀母”

第八章 走向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

时代背景

1.妈妈代表人生早期，是“成长”的绊脚石

2.徘徊于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十字路口

3.妈妈“居高临下”的威胁

4.被妈妈宰制的“小丈夫”

5.灵魂被妈妈侵占的犯罪型人格

6.划时代的经典杰作《惊魂记》

7.“杀母”成为时代精神

8.从文娱的“样板戏”到学院的“总路线”

第九章 战后女权意识的初步：杀母

楔子

1.“杀母”作为一种共识

2.妈妈对女儿的宰制

3.“母亲”角色与“女人”角色的抵牾

4.“妈妈/家庭主妇”的病态学

5.炮轰“家庭主妇”角色

6.“史德福妻子”征候群

7.口腔欲望之压抑与吃食错乱症

8.“性成长”的政治

9.“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政治

第十章 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

楔子

1.把男性的成长重新定义为断裂和异化

2.20世纪80年代的“母亲”热

3.女性的传承：联结与关怀

4.电影故事呈现的“女性思维”

5.“连续性”与“个体化”的矛盾

6.女性化与东方化

第十一章 言不由衷的母女亲和论

楔子

1.离家的喜悦

2.《通灵女士》里的母女情仇

3.对“最亲爱的妈咪”口诛笔伐

4.弗朗西斯的苦难

5.电影里母女关系之妖魔化

第十二章 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

1.“战后婴儿潮”世代

2.“魔童”文类系谱学之滥觞

3.愤怒世代之“街头的狂野”

4.“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世代自身遭否定

5.“魔童”文类的里程碑：《罗斯玛丽的婴儿》

6.“魔童”文类的经典时代

7.“魔童”文类随时代递嬗

8.恐惧身体被侵犯、对人身自由的执着

结束语

第十三章 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

楔子

1.个体心理成为整体文化的图式

2.对“人生早期”的爱憎双重情感

3.“性解放”狂飙时代的吹号手：马尔库塞

4.在核战阴影下之“爱欲”与“死亡”的辩证法

5.让“爱欲”冲破家庭与异性恋的牢笼吧！

6.“母亲”与人生早期

7.从性的共产主义到性的警察国家

8.诺曼·布朗的性组织解散论

9.“不再有分离的夏娃”

10.一些揭橥“多样相的变态”的文艺里程碑

11.母亲与死亡

12.远在天边的“东方”

第十四章 自我疆界之捍卫：杀掉“狂慕者”

楔子

1.“忠实的信徒”之原型

2.由恐惧妈妈到恐惧“狂慕者”

3.人格不独立与模糊人我界限

4.窃取他人“认同”的人

附录一 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性”

1.20世纪中期的一场“中国人性格”的研究

2.把“人格”当作“文化”的转喻

3.中国式的人生早期

4.中国人“性别角色”的倒错

5.美国研究者透露的“阉妈恐惧症”

6.藐视“被动”与恐惧“被耗尽”

附录二 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暴力”

1.爸爸缺了席的“父权社会”

2.中国式人格的攻击能力受损

3.把“被动”与“被虐狂”性别化

4.缺乏性与暴力的“非美”人格

5.美国大众文化把东方人塑造成“第三性”

6.飞蛾的沉默

附录三 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

前言

1.“国王必死”

2.“浪子回头”

3.下一代比上一代道德上更优胜

4.谨防“爸爸陷阱”！

5.抵制上一代的“杀子”图谋

6.爸爸对儿子的心理摧残

7.父权的解构

8.“男儿本色”的颠覆

附录的附录：画虎不成反类犬

附录四 “杀母”意识渗入美国的犯罪学思维

附录五 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至20世纪末）

前言

1.大众想象里一类历久不衰的犯罪型人格

2.自私的“母爱”

3.“母爱”杀人

4.但缺乏“母爱”亦会引发杀机

5.真实案件还是戏剧化？

6.《迷离布局》这部片子

7.母子关系总是负面的！

8.重父轻母意识

9.同性恋、乱伦、性侵与童年受虐

附录六 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进入21世纪以来）

1.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杀母”依旧

2.“母亲”与病态杀手结下不解缘

3.《鬼影人》的个案研究

4.《割破的伤口》的个案研究

5.“杀母”接近尾声？还是已全球化？

6.异军突起：产后忧郁与孟乔森症

附录七 是否也有与“杀母”唱反调的？

跋

版权页

在美国宣布独立的1776年，反英宣传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常识》（Common Sense ）一书，其中有驳斥保皇派的一段话：

听见有人说：历史上，美国与英国的纽带是使它繁荣的因素，因此这个纽带对它的未来幸福亦同样重要，总会发挥相同的效果。这种论调是错得不能再错了。我们是否能这样说：一个儿童是靠吃奶长大的，他就永不可以吃肉；或者，我们生命的前20年必须成为继起的20年之先例……但有人说英国是“父母之邦”（parent country）。果如是，英国的行径应当令其加倍蒙羞。即使是畜生，亦不会吞噬亲子女；即使是蛮子，亦不会对家族成员开战，因此前面的宣称如果是对的，反足以成为一种谴责。但它总归是不对的，或似是而非的。“父母之邦”或“母国”（mother country）一类的名词，正是被国王及其寄生党以耶稣会会士才有的阴险加以挪用，并使出罗马教廷式的卑鄙伎俩，在我们轻信的脑袋里发挥不良作用。欧洲，而非英国，才是美国的父母之邦。新世界一直是欧洲各地爱好政治和宗教自由而受迫害者的避难所。他们逃到此地，正因为逃离的并非母亲温柔的怀抱，而是残忍的怪兽。英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这副德行，她逼迫第一代移民离开家园，而同一个暴政又在此地追杀他们的后代。

新版序言　还得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说起！

我在1983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它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名气，但后来大家都把我只和这部著作联系，其他都被忽略掉。我在某大学为《杀母的文化》出版做演讲，听众发问仍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发问“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我的天！

今日呢？该如何替《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做历史性归位？“国民性”一词乃陈年古董，我在1983年已用“深层结构”替代它。令人惊讶者，与“国民性”同为清末民初产品的“东亚病夫情结”至今日仍残存。2008年奥运会时仍听闻“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的言谈，异哉！近年华语电影《叶问》《苏乞儿》《陈真》统统可还原为同一个“霍元甲文本”，还是与外国超强者比武、在敌人屠刀下对决的逆境中克敌制胜那一套滥调。自卑感吗？被虐狂否？阿Q精神不死？这些毛病嘛，凡人身上都有一点，但从清末至21世纪头10年仍不舍割弃，仿佛深入骨髓的百年毒瘾。虽然前面重申不宜做国民性概括的话音犹在，仍不禁要问：这样的国民是否有问题？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历久不衰，是否也拜这个征候群所赐？作家绝无把自己的大作入殓之意，只是不愿其沦为另一个“霍元甲文本”。该书自有它的历史价值。它用“身”和“心”作为基础单元演绎出一套“文法”结构，从日常生活的寒暄公式到国家对社会的照顾模式，一以贯之，即使在今日结构主义思维已不流行的情形下，该构思仍呈现知识体系学（architectonics）的审美观。该书的另一洞察恐非读者所能一目了然，例如把中国式人格比拟“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是用还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残余就进入历史时期比拟还未摆脱人生早期就进入成人阶段。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书的1983年，我在国内看到的尽是这类人格失序的一面。今日这些“表层”现象已淡出，但上述这个深层的设定仍有效。

说世上并无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唯独资本主义才是“欧罗巴生产方式”亦无不可。在2009年9月出版的《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一书中，我已换了一个比1983年更前沿的方法学去讨论同一议题：把美国的国民特征当作中国人的倒影来看。旧版的总论中即如此说：该书处理的是我从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论题，它与中国人之母胎化呈对包角（subtended angle）的互约，“杀母”现象既然是非中国的，自然成为“美国的”，事实上乃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相互把对方“他者化”的产品，是在同一个话语里打转。后结构主义心理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即说：“言语总是主观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详见本书附录一）

简言之，该书中所谓“美国人特性”并非是一个悬在真空里的本质，而是由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反向建构的一个论域，没有“中国人”这幅供投射的银幕，它亦化为乌有。《杀母的文化》一书罗列了一个世纪漫长的美国恐惧，由外交到教育，由心理学到文艺，由大众文化到犯罪学，由男性雄风到女性平权，尽在透露“个体”对困陷于人生早期的恐惧，流露对人格成长阶段不分明、断裂不彻底的焦虑。因此，从一个“分离”到另一个“分离”成了“个体化”的常轨。“杀母的美国”建立在对人情不信任之上。美国的一个大悖论在于将“异性恋罗曼史”——两性的性爱——树立为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似乎只是为了保证个体的性别与性向的稳定性，但鉴于上述“分离与个体化”逻辑，它同时孵育了“与敌同眠”的被害妄想。

对美国人来说，困陷于人生早期就是人我界限不明朗、自我疆界模糊、主体能动性薄弱、人格趋于被动，而“被动”则是“受害”的同义词。在性别两极分化的设计里，这种人格尤其是男性的致命伤，令他无法撑得起“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两性分庭抗礼的对台戏垮掉了一方，堕落为“母子关系”——而这正是美国人在“中国人”这位反面教员身上瞥见的荏弱身影。美国过去的年代还有“英雄救美”这个历史陈迹，今日的女性已不再视“被动”为扮演好自身的性别角色，亦直视“被动”为“受害”同义词，“杀母”遂变奏为“杀夫”。伟大的美利坚制度“异性恋罗曼史”才真正堕落为两性恶斗的杀戮战场。

为避免内容超载，书中已宣布“杀夫”变奏将是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的议题。《杀母的文化》其实已经超载，众多的章节附录已将一个世纪的美国心态史分布于“杀父”“杀子”“杀狂慕者”的支流繁衍中，形成一个“杀母文化”的大河流域系统。“杀母”之为主流，乃由于它是断裂型人格成长过程之基型，是后起人生凡处亲密关系皆会引发爱憎双重情感的本源，是人与人间之“合”只是为了“分”的原始模板。“杀父”则是子承父业，模仿他的性别角色，接收他的地位，是用淘汰方式与他联结（bonding）。至于以“反权威”作为个体成形这道程序，基本上与欧洲人同，非美国独有。“杀子”则在“杀父”“杀母”最起劲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乃该一代自身抵达为人父母年龄而产生的心理疙瘩，是否乃美国与西欧战后一代所共有，待考。

“粉丝恐惧症”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造成仅见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杀粉丝”文类。我辨识粉丝恐惧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亲恐惧症：母亲永远是儿子的粉丝，儿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济，在妈妈眼里总是个“宝”；母子关系是没有“离婚”这回事的，对“分离与个体化”重于一切的美国个体来说，它符合关系终结仍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为模式。母亲对儿子的攀附乃粉丝攀附偶像的原型。传统妇女除了当妻母外并无其他的人生，而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人生，这也成为美国惊悚电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窃取他人的人生作为一己认同的变态杀人魔之灵感。美国“分离与个体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绝对化乃产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由“杀母”始作其俑。

某美国学者谓中国式“个体”最主要的部分乃在人际关系里落实，西方式“个体”最主要的部分则是它超越社会的该部分。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比较视伦常关系为天经地义，《杀母的文化》则论证美国人视所有伦常关系都可予以“问题化”。至此，“国民性”说是否借尸还魂？

本书的框限由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先设定，本书内容是其框限内进行的颠覆，并非天真到认为这就是“客观存在”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个都没少的全体——这只是幼稚实证论的一厢情愿。旧版上市后，网络上出现一则读者的反应，谓：已经移民美国有年，但从未遇到我书中所描述的情形。这好比一位长期居华的老美说：他从来没见到“割股疗亲”与“郭巨埋儿”这类事。美国的“杀母”须视作同类的理想。这类人伦惨变的实例在人间社会中极少发生，如按人口比例，美国还不见得是最高的，但这是社会统计学领域的事了。

纵使在将美国人与中国人“互为他者”的相异系统（system of difference）里，把最后的观察简约为“美国人视所有伦常关系都可予以问题化”一句话，亦是一百年历史的无数线锯板块之精心拼图，且有其时代性。这些拼块从细节上拼出了20世纪的历史性内容，并谱出它的大事年表、辨认出每一个年份的酒，与奢谈超历史的刻板印象以满足简单化思维不可同日而语。

2016年1月23日

章节简要

第一章《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分6节，阐述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在面临大陆边疆穷尽之际，把“西部”原野神话化，并以此为雄健性的表征；追寻新边疆的美国其实转型为“亚太国家”，开始有大量东亚移民涌入，同时面对国内日渐高涨的妇女与黑人平权运动。

第二章《黄色祸害、白色大愿和男性危机》分7节，适值西方“世纪末”文化氛围，神经衰弱成为时尚病，遂有人敲响男性阳刚 沉、人种退化、文明没落的警钟，其表现为白种男性的危机；黑人成为追求雄健性的白人妒羡的对象，而黄色人种则常勾起对女性化和性无能的恐惧。

第三章《现代文明的困境？》分4节，首先从美国心理学协会创立人霍尔主张男女教育分途说起讲，主张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重温”从初民到文明诸阶段，以保留一个“野性”的内核，女孩则不需要。这个回归原野的号召导致了1910年美国童子军的诞生，其诞生过程经由路线斗争：主张模仿印第安人，并以大母神代表自然的西顿败给仿军事化并获基督教男青年会支持的巴顿——鲍威尔——后者的方案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第四章《尼采式超人论与仇母情结》分6节，以尼采、魏宁格、D.H.劳伦斯、门肯、威利和冰心六人的文本发挥。尼采批判直线进化论，认为“进化”云者只限于每个时代都存在的“超人”与“末人”的对立，迄今为止妇女从未达前者境界，因此他认为自己和妈妈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度；魏宁格将男性与女性等同于“灵”与“肉”并且还把这个对立形而上学化；D.H.劳伦斯拯救文明颓废的法子就是“成立一个防止母爱的联盟”并在男孩身上激发“父亲火花”；门肯与威利乃庸俗化的美国尼采派，后者以发明“大妈咪主义”一词而名传后世，并且是超人论与好莱坞的桥梁。他们的同代人中国作家冰心却认为医治“超人症”的良方就是叫他“回到妈妈身边去”。

第五章《美国性别的两极化》分6节，从20世纪上半叶达尔文主义直线进化论式微起，心理学开始摆脱对生物学的全面依存，出现种种过渡的学理，例如特曼模拟IQ测验，测量先天性的男性化（M）与女性化（F）气质，得出“同性恋是最大偏差”之结论。此时弗洛伊德学说的介入促成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s）角度的学术霸权，性别变成后天的：“男性”乃摆脱妈妈、从FF跑到MM的终点线才形成的，“女性”则只需在原地踏步便得。美国化的新弗洛伊德学派之泰斗沙利文以母子纽带解释男性精神分裂症的成因，并把它等同“同性恋”。至战后，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将弗洛伊德学说与社会学的“角色”范畴整合，令酝酿已久的“性别角色认同论”水到渠成，美国性别教条于焉形成，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动摇。

第六章《20世纪中期：美国的性别角色出现严重危机》分7节，侦察“性别角色认同论”在20世纪中期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掠影：这些“性别角色”之刻板印象化，仿如大陆“文革”时代的革命样板戏。然而，在当时的文艺与大众心理学论述中透露的反而是对“性别角色”错乱的焦虑，而且特别指责否定自身性别角色——尤其怀有“阳具愿望”——的女性不宜为人母。在女同性恋仍不能浮出水面的当时，“性别角色”倒错的女性往往被冠以“阳具型的女人”的帽子。但关键仍悬于男性危机，因为太多的现代女性不宜为人母，在“二战”、“冷战”、朝鲜战争中频频征兵的美国军方遂将身心都不适合服兵役的男丁归咎于“母教不良”。

第七章《山雨欲来：“杀母”幻想之前奏曲》分6节，指出20世纪中期美国对代表阴暗势力的女性之防范甚至还动用到《圣经》中的“夏娃”意象，形成罕见的好莱坞及其宿敌基督教的统一战线。但伟大的美国制度“异性恋罗曼史”仍需进行，男性仍需凭借获得女性来证明自身的性别，儿童中心教养论更期待母亲无私的奉献。于是，在当时的故事里遂将女性意象一分为二，一般出现一男两女，一乃谨守自身性别角色的正面教材，另一为“阳具化”的反面教员，有时这个矛盾会统一在同一位女性身上。因此，笔者断定“与敌同眠”文类肇始于20世纪中期，乃男性所发明，待20世纪末才为女权所接收，并反戈一击。男性的荏弱化与女性的“阳具化”造成弗洛伊德式“父母子”永恒三角的不稳定，美国的心理学与大众想象都从异性恋的奠基石“杀父娶母”朝异常的“杀母”方向滑落。

第八章《走向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分8节，指出美国的性别危机被20世纪中期的性解放革命所激化，盖开放式的两性关系非“妈妈的乖儿子”所能应对。因此，灵魂被妈妈占有的男子沦为同性恋甚或专对女子下毒手的系列杀手之故事纷纷出笼。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夏日痴魂》（50年代末）、《惊魂记》、《满洲候选人》、《扼杀犯》、《笼中的夫人》 [1] 、《不能如此对待夫人》 [2] 、《波特诺伊的怨诉》等作品，有些还是里程碑，成为大众文化里周而复始、历久弥新的成语。“杀母”成为60年代的时代精神，攻击母亲成为无须论证的“总路线”。

第九章《战后女权意识的初步：杀母》分9节，战后女权运动复苏，跨出的第一步是炮轰“贤妻良母”的角色，顺理成章谴责母亲是这类角色的输送带，基本上以“杀母”为起步线。当时妇女运动的旗手弗里丹甚至沿用“妈妈是儿子病源”的陈说，虽然其目的是游说社会让妇女走出家庭。家内空间是病态丛集的逻辑，令大众文化复制《惊魂记》的女性版，把女儿性成长的阻滞甚至人格分裂症都怪罪妈妈。在纠正了这个偏见的20世纪80年代，仍有女权理论家用“女儿尝试成为爸爸的儿子，但终归逆退回妈妈缺乏意志的妇女之躯”来解释妇女的饮食失控症。

第十章《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分6节，20世纪70年代下叶，女性主义者已觉悟再提倡“杀母”的话是中了男性的计，遂改弦易辙提倡母女联结论，试图重建女性传承，并将同一套性别形成论颠倒过来：旧说认为摆脱妈妈、从FF跑到MM的终点线才能形成的“男性”乃披荆斩棘、任重道远，如今它却被重新诠释为迷失本乡和流离失所。1982年吉利根提出女性思维论，认为男性思维重抽象逻辑、女性则从关怀出发，虽云平行发展，但不无女性较优越的弦外之音。但这个女性思维摆脱不了美国男女皆鄙视的“东方化”阴影，盖美国女权的所谓“女性思维”居然和跨文化心理研究建构的“东方人思维”出现同构现象。同时，坚决反对传统角色的一派女权分子则谴责女性思维论乃“贤妻良母”幽灵之复活。

第十一章《言不由衷的母女亲和论》分5节，“母女联结论”涵示母子对立、母女亲和，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显示美国的母女关系特别好，反证却一大堆。本章采用了加拿大世界级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通灵女士》 [3] 、琼·克劳馥的养女克里斯蒂娜的回忆录以及30年代红星法默的回忆录三个仇母文本予以申论。这些记录都反讽地证实了重建母亲派的“母女纽带”命题：情感上比较遥远的爸爸从来没给女儿这种“必须像母亲”的压力，因为父女并不相像，女儿对父亲不认同也不模仿，母女则如镜子般相互反照，容易反目成仇（当时还未刮起90年代女儿控诉爸爸是性侵的衣冠禽兽之政治台风）。母女纽带论者忽视了美国除了性别敌视之外，犹重代间断裂。

第十二章《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分8节，如果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大众心理“杀母的经典著作时代”，70年代则呈现“杀子”的高峰。战后的婴儿潮世代人多势众，乃有史以来最叛逆的一代，他们控诉上一代，不限于反战、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冲破性压抑的藩篱，甚至以崇拜东方神秘宗教来动摇基督教，以迷幻药经验颠覆西方的理性主义主流。无怪乎70年代的美国大众文化营造“末法”的氛围，大量出产下一代乃“魔鬼诞生”的文类。但我在这里亦看到一个重叠，盖战后婴儿潮世代乃“杀父杀母”最起劲的一代，至70年代他们自身达到为人父母的年龄，这个身处永恒“后青少年阶段”的一代对子女的来临也具排斥性，虽然“Generation X”（X一代）对战后婴儿潮世代之“否定的否定”至80后始明朗化。从此以往，一代否定一代成为制度化常态。

第十三章《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分12节，美国文化既强调“分离与个体化”，视人我界线不明朗为困陷于人生早期，但另一方面，在酝酿性解放革命的20世纪50年代至叛逆的60年代却出现一股思潮：对人生早期缅怀，歌颂孩提阶段“多样相的变态”的性无政府状态。本章以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以及弗洛伊德派的诺曼·布朗的文本做诠释。美国性解放革命固然解放两性的性爱，同时朝冲破异性恋框限的“多样相的变态”方向发展。在这里，孩提化乃比喻，象征母亲还未成为异性恋对象前母子不分离的伊甸园状态，亦反过来证明在杀母文化中唯一受欢迎的母亲是“爱欲化”的母亲。但弗洛伊德将爱与死等同的“涅槃原理”乃一把双刃剑，它亦导致“母亲的毁灭性说”。在美国文化中，个体性的丧失常以“死亡”象征。此外，一方面强调“分离与个体化”，另一方面强调泛性爱，势必导致滥交后的性侵诉讼，而60年代“性的共产主义”终于变质为90年代动辄得咎的“性的警察国家”。

第十四章《自我疆界之捍卫：杀掉“狂慕者”》分4节，分析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粉丝恐惧症”，造成仅出现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杀粉丝”文类。我指出粉丝恐惧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亲恐惧症：母亲永远是儿子的粉丝，儿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济，在妈妈眼里总是大天才；母子关系是没有“离婚”的，对“分离与个体化”重于一切的美国个体来说，它符合关系终结后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为模式。母亲对儿子的攀附乃粉丝攀附偶像的原型。传统妇女除了当妻母外并无其他的人生、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人生，也成为美国惊悚电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窃取他人的人生作为一己认同的变态杀人犯的灵感。美国“分离与个体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绝对化乃产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是“杀母”始作其俑。

附录一《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性”》分6节，整理我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特藏室处发掘的20世纪中期未发表的“当代文化研究”的材料。该计划为大型多国国民性研究，由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主持，其下“中国小组”得出中国男性受妈妈影响过深，造成阴盛阳衰、性别倒错的结论。该计划虽云采取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但在思想深层处不脱威利的“大妈咪主义”成见，而且有当时流行的“阉妈论”的蛛丝马迹。美国人研究的是中国，透露的却是自己心底的焦虑。

附录二《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暴力”》分6节，处理“当代文化研究”的后续：中国人“权威主义人格”的论述，文本采20世纪60—70年代之交政治学家白鲁恂及其弟子所罗门的著述。他们把“当代文化研究”的母子角度改为父子，阐述中国人之现代化不类其他建国过程中出现认同危机，而是衍生“权威危机”，因此不反权威，而是嫌权威性不够才造反（以“文革”为例）。此论调基本上是当时美国人悲鸣父亲丧失权威、不足为儿子男性角色楷模、造成儿子逆反之自说自话。白氏师徒俩却从此得出结论：从未经过“杀父”一关的中国个体发挥进攻性的能力受损毁。他们强调的虽非父母子三角的另一环——“娶母”，然其个体之攻击能力受损实即等同性无能。附录一、二令我得出一个结论：缺乏性与暴力的中国人格用“非美人格”定义便得。

附录三《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指出美国的杀父幻想并无高峰期，而是弥漫在各时代，因为它是制度化的常态，但亦不妨顺此母题的时代变幻权列8分节：（1）“国王必死”；（2）“浪子回头”；（3）下一代比上一代道德上更优胜；（4）谨防“爸爸陷阱”；（5）抵制上一代的“杀子”图谋；（6）爸爸对儿子的心理摧残；（7）父权的解构；（8）“男儿本色”的颠覆。此外，还多了一个“附录的附录：画虎不成反类犬”，专谈香港电影对美国杀父故事的模仿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

附录四《“杀母”意识渗入美国的犯罪学思维》无分节，集中揭发一个现象：在美国的犯罪学想象里，黑道人物是纯阳刚的，他们的作为乃观众心底欣羡但实际上不敢为者，黑道的领袖人物尤其是“超男”（alpha-male）的典型。相形之下，心灵被“妈妈化”的变态杀手则具令美国人极度不安的“阴”素。他是一种人格缺陷，其情感状态困陷于人生早期，与成人的“现实”脱节，其“性别”无法形成自不待言，在“异性恋”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面前束手无策，必须诉诸杀害妇女的下策。心灵幽暗的罪犯文类在美国大众文化里蔚为大宗，造成在现实统计数字里男性杀人犯罪率明明高出女性许多，但犯罪心理学却把它“女性化”的怪现象。

附录五《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至20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杀母”文类全盛期后，朝成语的地位转化，其持续之久不能用剧本荒解释，而是一种大众共识的进一步凝固。附录五、六可谓该成语的史料大全汇编，采兼顾主题铺陈与时序排列的方式予以整理：该成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反映时代的递嬗，在20世纪期限内者即分列9节。

附录六《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进入21世纪以来）》分6节，记录“杀母”成语进入新千年后的变奏，第一节“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杀母’依旧”一语道出它之周而复始，历久弥新。余下的五节按今日的时代精神剖析该陈年旧语，最后一节指出近年的异军突起：今日已遗忘掉20世纪中期女性“阳具化”、男性荏弱化的危机，而改用“产后忧郁症”与“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等时髦话语来包装母亲的毁灭性——该毁灭性则亘古不变。

附录七《是否也有与“杀母”唱反调的？》为避免全书论述的以偏概全，本章附录尽量搜集反证，但这些作品多不成气候，无法引起共鸣，甚至似是而非。因资料的稀少，本章没有分节。

[1] 网络译名为《笼子里的女人》。

[2] 网络译名为《一双血手》。

[3]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将书名译为《神谕女士》。

第一章　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

楔子

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化在转型。在20世纪以前，美国主要仍然是欧洲的延伸，尤其文化主流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待进入20世纪，美国逐渐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多元化民族国家。非欧洲族裔进入美国文化主流的经历漫长，最先做出这种努力的是黑人，起步于20世纪之初，对白人的优越感提出挑战，它激化了种族冲突，亦使黑人文化渗入主流，造成今日黑白综合的美国文化，尤其在大众文化上头。这基本上改变了美国是大西洋对岸欧洲文化的延伸之局面，也使得美国成为大西洋对岸非洲文化的一个新发展。在此基础上，多民族的美国逐渐朝世界各地文化融合之雏形这个前景迈进。

19世纪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大陆国家，事实上，美国用了整个世纪去填满从东岸到西岸的广袤空间，以展现其在新大陆上“彰显的国运”（manifest destiny）。至世纪中期，美国已攫取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抵达了太平洋。待1865年内战结束，工业化刚起步的美国即积极建筑横贯两岸的铁路，至世纪末此浩大工程大致上完成，但世纪末亦象征美国大陆扩张空间的关闭，因此有把“新疆界”（new frontier）扩张到亚太地区的必要，美国作为纯粹美洲国家的认同起了变化，它成了“亚太国家”，而黄种人在美国的移民以及在美国文化意识中的身影亦随之扩大。

1.“世纪末”文明的转型危机

19、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和文化都处于转型期，问题乃当时西方文明所共同面临：“前工业化的、大体上是农业的、相对是同质的社会秩序在瓦解中。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则还没有建立。” [1] 一方面，人们对不断进步怀着憧憬。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仍在斜照，欧洲人称呼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为“美好年代”（la belle epoque），在美国，则兴起了改造社会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使一整个时代获“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之命名。造成对文明幻灭和现代生活的虚无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还在遥远的将来，人类进步的前景是一片看好。但是，“进步”已产生了它自己的阴影，它制造了“世纪末”（fin de siècle）氛围。19世纪旧秩序消逝衍生莫大的危机感，面对“现代性”的来临也感受无比的震撼。当时，为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危机”观念还未诞生，在达尔文学说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这个危机透过另一种话语表达：人们担忧现代文明过度烂熟，斫丧自然本能，会造成“人种退化”、文明没落。 [2]

一个现代社会的特色是全民普选日趋制度化。民主化潮流固然代表社会进步，但也带来文明质素降低的忧虑。对此演变不乐观者倾向用“人种退化”“暴民心理”等学说来形容庶民时代的来临。传统妇女角色的动摇和“新女性”之侵入男性公共空间，也令传统男性角色产生危机，这个危机感也把对“退化”“堕落”的焦虑带入性别领域中。近代的西方工业文明一向以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文明自诩，但按当时流行的“文明没落论”和“人种退化说”：文明程度越高，环境则日趋人工化，生物本能亦日益受损而走向衰颓。

在此没落过程里，白色人种恐怕比“落后”的有色人种走得更远。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宰制无疑处于巅峰状态，但已经感受到黄种人（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威胁，于是“黄祸论”的警钟大鸣。在美国，它亦造成内部问题：美国在世纪之交成为亚太国家，西海岸的亚洲移民越来越多，终导致排华和排日法案。同时，黑奴解放后，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越来越紧密，白种人的优越感更为之动摇。

[1] Eugene E.Leach,“1900-1914”,in Stephen J.Whitfield ed.,A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America（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p.4.

[2] 欲对“世纪末”文明进一步了解，可参阅孙隆基《清季“世纪末思潮”的钩沉》一文，收入《历史学家的经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245—276页。

2.世纪之交的时代里程碑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正彷徨于十字路口：现代主义还是基本教义?前者适应现代潮流，乃世俗化、自由主义、《圣经》批判与进化论的统称。坚持原教旨的后者则从1883年到1897年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区（Niagara Region）举行了一系列《圣经》会议，1910年至1915年出版了12册《基要信仰：真理的见证》（The Fundamentals:A Testimony to the Truth ），共印刷了300万套，在全球范围内向基督教徒散布，正式替该运动举行了“基要主义派”（the fundamentalists）的命名典礼。

19世纪的美国是彻头彻尾的基督教国家，诞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基要主义派”却是现代性迹象：曾经是社会主流信仰的基督教如今开始靠边站，变成社会的殿军。它到了20世纪末甚至扮演美国政治里“宗教右翼”（the Religious Right）之角色，有气焰复炽之势，与伊斯兰世界的基要主义派打擂台，也在某个意义上朋比为奸。他们到今天仍在反对现代教育里的科学和世俗思想，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1] 在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靠边站即与现代教育的普及、启蒙思想的传播息息相关。在20世纪开头的20年，美国教育出现改革的潮流，扬弃死板的传统教育方式，渐代之以“一种适应城市时代需要的、能为儿童将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打下基础的教育方式”。全国中学生人数在1900年只有50万，到1920年剧增了4倍，达200万。大学生人数则从1890年的24万增至1920年的53万多。在1902年，美国出现未来社区大学的前身，为未能进入高校的青年提供了广泛入学的机会。 [2]

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也已远离宗教的宁静、田园的生活，进入令人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人开始大量应用“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个新名词，它指称现代生活的压力及其不自然的节奏对人的神经造成的损害，其很快就成为“不健康的现代生活”的同义词。 [3]

在1890年，妇女争取投票权的两个组织合并成“全美妇女投票权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s Suffrage in America），在历经30年的奋斗后终于在1920年成功地争取到宪法的增订。但投票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权利，实质上到了19世纪末，大文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笔下的“新女性”（new woman）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典型。 [4] 与此呼应的是心理学界在世纪之交酝酿男女教育分途说（详见第二章、第三章）。

同年（1890年），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发表《海权论》（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in Histor ），透露美国必须从大陆扩张走向海洋扩张的愿望。三年后的1893年，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在美国历史学会芝加哥年会上发表“边疆说”，用开拓西部来解释美国的国民性，他有感于美洲大陆扩张空间的穷尽，美国人如欲保持其性格，就必须另图他处。 [5] 1898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解放”古巴并进而并吞菲律宾，把疆界拓展至远东，两年后即参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役。

1901年，在美西战争中成为全国英雄的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出任美国总统，蝉联两届至1909年，他除了是“海外扩张论”的力行者之外，还成为西部牛仔的典型和美国男性理想的楷模。在1902年，美国第一部现代西部牛仔小说面世。

接着在1909年，争取权利的黑人积极分子成立“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1910年，黑人拳师在一场划时代的拳赛中把白人拳王击败，引起各地的种族暴动。同年，“美国男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成立。1912年，第一部泰山小说面世。

[1] 孙隆基：《美国新蒙昧主义的抬头》，载《亚洲周刊》第19卷，第26期（2005年6月26日）。

[2] 庄锡昌：《20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台湾淑馨出版社合作出版，1996年），第23—24页。

[3] Stephen Kern：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1880-191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25.

[4] 1886年《妇女杂志》（Women’s Journal）上有一篇长的评论文章批判詹姆斯的《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把妇女投票权运动漫画化。详见Elaine Showalter,Sexual Anarchy: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de-Siècle（New York:Penguin Books,1990）,p.27。

[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first published i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893,reprin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rold P.Simonson（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63）.全文亦见于www.learner.org/channel/workshops/primarysources/corporations/docs/turner.html与www.learner.org/channel/workshops/primarysources/corporations/docs/turner2.html。

3.时代精神的聚焦：老罗斯福

一个时代精神的聚焦，莫如当政者。在美国政界的人物中，最能代表这个转型期的就是第二十六届总统老罗斯福。他在前任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任期为1897—1901）底下担任海军部次长，是美西战争期间（1898年）主张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古巴最力者，并获准组织义勇骑兵队。这支部队名曰“Rough Riders”，取行走崎岖道路、不畏艰辛的铁汉子的形象。老罗斯福带领这支部队在进攻古巴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尤其在圣胡安高地（San Juan Heights）的冲刺一役中变成一个传奇，而他本人亦成为全国英雄。战后，由于声名不佳的纽约州共和党组织需要一位战时英雄出任州长候选人，便由他代表该党竞选并获选为州长。接着，在1900年共和党提名麦金莱竞选连任的大会上，老罗斯福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麦金莱于蝉联总统职务后遇刺身亡，由老罗斯福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年方42岁，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

老罗斯福的政见多反映所谓“进步时代”的要求。他在美国文官甄选委员会主任任上时，曾进行改革，在某些官职的考试方面采取男女平权措施。他亦采取亲劳工的政策，在总统任上自称“人民的管家”，推动一连串反对垄断资本、打击托拉斯的措施，同时针对黑人受到种族歧视问题，任命一些够水平的黑人任南方的高官，颇具“进步时代”的精神。但是，凡是符合“群众”的并不一定都是“进步”的。事实上，某些史学家在对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这个笼统的名词下定义时，竟然也包括限制移民的运动在内。 [1] 可以说，当时提倡帝国主义扩张颇得人心，而排斥亚洲人移民也逐渐演变成国策，老罗斯福开始虽然反对，后来也不得不迎合这个潮流。因此，老罗斯福的“进步”具有两面性。

在历史这面镜子里，老罗斯福是“进步时代”光辉的映照，但他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倒影——同代人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这个报业界巨子把群众时代的来临漫画化了，他旗下的传媒擅长挖掘黑幕的调查报告，不无哗众取宠之嫌。他仍为今人所乐道者则是“黄色报业”（yellow journalism），亦即用煽情手法制造——而不是报道——新闻，借此操纵群众心理。时人相信：美西战争是由赫斯特报纸对美国“缅因”号（U.S.S.Maine）战舰在哈瓦那港的不明爆炸案做不实报道所引起的。 [2] 赫斯特除了煽动美国人仇视西班牙人以外，还挑起并吞菲律宾以及制造对日本“黄祸”和俄国威胁的恐惧。 [3]

[1] Leach,“1900-1914”,p.5.

[2] 根据Ian Mugridge,The View from Xanadu:William Randolph Hears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Montrel and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5）一书给人的印象,煽动群众的不只是赫斯特报系（pp.11-12）。

[3] The View from Xanadu,pp.46-89.

4.作为美国“新边疆”的太平洋

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U.S.Census Bureau）正式宣布大陆边疆的关闭。 [1] 当时在大陆疆界已经到头的情形下，鼓吹往海外扩展的主张的确有大量的听众。美西战争后，美国终于在1899年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在老罗斯福和马汉等人的鼓动下，美国在20世纪初掌握了巴拿马运河的建筑权，首先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美国在世界各大洋遍设海军基地的前景铺路。老罗斯福政府对“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加以补充，阻止西欧国家在加勒比海设立基地，并宣称唯美国有权干预拉丁美洲的事务。 [2] 这个干预包括派遣军舰“帮助”巴拿马这块土地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巴拿马在1903年自成一国，和美国签约，让它对20英里宽的巴拿马运河地带拥有“永久使用、占据和控制权”。 [3]

到了19、20世纪之交，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夕阳无限好，但已近黄昏，等待继承者有美国、德国，以及俄国——还有异军突起的日本。基于同文同种的考虑，英国的帝国主义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希望美国能够接英国的棒子。他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移居美国，并进入老罗斯福的社交圈子。1899年，他在一份美国杂志上发表了《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一诗，勉励美国接受这个挑战——发表的日期和美国签署《美西条约》，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同月，美国镇压菲律宾人的战争亦恰在此时爆发。吉卜林责成美国必须牺牲自己最优良的子弟、把他们谪戍于远方，替被殖民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 童”的土著服务，传授文明给他们，虽然做出牺牲的人不会得到好报，他们将“遭汝改善者之谴，为汝看守者所恨”。 [4] 的确，菲律宾独立运动对美军占领所进行的反抗，令后者花了两年的血腥镇压才得以敉平。

美国成为亚太国家，真正面临的威胁是日本与中国。日本对美国是形成一种强权的挑战，中国的问题是积弱，在义和团事件时，美国已经担忧中国会被瓜分殆尽，美国分不到一杯羹，因此有重申中国对列强“门户开放”之主张。这项原则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美国对它的坚持，终于在20世纪中期引起了美日的太平洋战争。但中国也形成一种威胁，在美国心理的更深处，“中国”是一个反面示范的意符，它是美国生怕自己会变成的失败样子。

[1] James H.Maguire,“Introduction”,in Western Literature Association,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Forth Worth,Tx.: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87）,p.3.

[2] Richard H.Collin,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The Panama Canal,the Monroe Doctrine,and the Latin American Context（Baton Rouge&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p.56.

[3] “Isthmian Canal Convention signed at Washington,November 18,1903,”in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1776-1949（Washington,D.C.,1972）,vol.10,compil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harles I.Bevans,L.L.B.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8642,p.664.

[4] Rudyard Kipling,“The White Man’s Burden”（McClure’s Magazine,no.12,Feb.1899）,http://www.boondocksnet.com/ai/kipling/kipling.html,p.1.

5.帝国主义文明与“男子汉气概”

老罗斯福于1899年还在纽约州长任内时做了一次演讲，曰《艰难辛苦的生活》（“The Strenuous Life”），细读之下，可以发现它是美国的男子汉理想、当时的性别观、人种退化学说、文明没落论以及中国停滞论的大杂烩。这份演说词在于激励国人，使其敢于面对过“艰难辛苦生活”的挑战，敢于冒险患难，不要贪图安逸。“我们欣羡努力拥抱胜利的男人，那个永不欺负他的邻人又敏于助人的男人，但他有阳刚质量（virile qualities），这种质量是在现实生活的严厉斗争中取胜所不可或缺的。”他强调“一个健康的国家只有在男女的国民都过干净、有活力和健康的生活时，方才存在” [1] 。健康的男子汉已如上述，至于健康的女性则如下述：“女人必须是家庭主妇，是负担养家的人的贤内助，是许多健康孩子的贤惠又勇敢的母亲。”他举出在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笔下“害怕当母亲成为今日年轻妻子们驱之不散的恐惧”，一个国家如果变成了这样，“这个国家就烂到了核心。当男人惧怕正义的战争，当女人惧怕当母亲，他们是颤抖在末日的边缘，活该从地球上消失……” [2] 亦即是开除球籍之意思。

我们该记得，老罗斯福的施政其实是保障妇女任公职的，他上面这段话的逻辑是把男子敢于面对战场和女子敢于面对妻母任务的强韧性人格等同。在“二战”以后美国妇女普遍堕胎和男子普遍烧征兵卡的气候下，老罗斯福这个思想自然显得“反动”，甚或被指控为用民族“大前提”来压抑个人欲望。但世纪末的“文明没落论”对颓废或堕落的定义正是：社会发展到了每一个小单元都自顾自，眼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整体利益的地步。在世纪末的人种退化思想里，这样的品种活该绝灭，而老罗斯福用的正是达尔文主义天然淘汰的逻辑。

老罗斯福口中“男人惧怕正义的战争”是指国内的反战派，这些人在美西战争胜利结束后，又成为反对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反帝”阵营。老罗斯福挖苦这些人，却用中国做反面教材：“我们尽可能不要扮演中国的角色，安于在自己境内过可耻的安逸生活，逐寸地烂掉，而无视于境外的事情。”如果美国人对“更高的生命，具有宏愿、辛劳和冒险的生命不闻不问，只忙碌于日常的生活需要，终究有一天，不容有丝毫置疑地，我们会突然发觉中国已经发觉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里，这个把自己的生涯训练成不好战和耽于安逸的国家，最后将被其他还未丧失男子汉（manly）气概和敢冒险（adventurous）的国家所灭” [3] 。老罗斯福的“中国停滞论”其实也是“世纪末思潮”里的“文明没落论”：

胆怯的人、懒惰的人、不信任自己国家的人、已经丧失了伟大的斗志和主宰之美德的过度文明人、无知的人，以及脑筋迟钝的人，他们的灵魂感觉不到令“胸怀帝国雄心者”备感兴奋的有力的昂扬感——这些人当然会从国家面临的新任务面前退缩，逃避了我们需要建立海军和陆军的问题，也在我们必须为这个世界尽一份力的考验之前萎缩，我们该做的是把那些非常棒的热带岛屿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让它们恢复秩序，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曾在那些岛屿上撤下西班牙的旗帜。上述的人惧怕的正是艰难辛苦的生活，他们惧怕的正是唯一值得过的国民生活。他们相信的是女修道院的生活，它令一个国家丧失顽强的美德，正如丧失了个人的一般…… [4]

老罗斯福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并不单独依靠财富，更重要的是那种敢于到国境以外扩张的精神。因此，他又重申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筑运河的必要，以便“在决定东西两洋的命运上我们有置喙之地”。这个向海外扩张具有吉卜林式的使命感：美国并吞菲律宾等地是文明的使命，为了把那些不幸的岛屿从“蛮荒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如果美国不去做，“另一个更强、更富男子气概（manlier）的强权将会代替我们去做，而我们将以荏弱者（weaklings）面世，不足以成功地完成那些伟大的、生气勃勃的国家会热心地去完成的事业……该庆幸有机会去证明我们能胜任现代文明派给我们的一项伟大任务。” [5] 美国如果不能跻身于这些“文明国家”之列，就会沦落为“西半球的中国”的地位。 [6]

老罗斯福提倡“艰难辛苦的生活”并拿中国人当作反面教材，极有可能是当时西方流行的一种说法。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即说：“我们的道德——我们现代的过敏的［这里有神经衰弱的意思——详见第二章］ [7] 西欧人道德，可以比拟为中国人的道德——是否乃生理退化的表现？” [8] 而陈独秀在“五四时代”的一段话也找到了渊源：“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恒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 [9] “堕落”一词是当时的“退化”概念在中文里的另一种译法。

《艰难辛苦的生活》所描述的中国人的被动性格，是中国作为一整个国家的劣根性。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对中国式人格的研究里，这个“被动”性格就会变成中国式个体——尤其是男性——的特征。 [10]

[1] “The Strenuous Life”（Speech before the Hamilton Club,Chicago,April 10,1899）,in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Nation Edit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6）,vol.13,p.320.

[2] “The Strenuous Life”,pp.320-321.

[3] “The Strenuous Life”,p.322.

[4] Ibid.,p.323.

[5] “The Strenuous Life”,p.324.

[6] Ibid.,p.328.

[7] 本书所有引句与引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均为本书作者所加，起补充说明作用。——编者注

[8] Friedrich Nietzsche,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J.Hollingdale:The Will to Power（New York:Vintage Books,1968）,p.212.写于1887——1888年之间的一个断片。

[9]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期（1916年9月1日），第1页。

[10] 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详见本书附录一、二。简约版见孙隆基：《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人格》，载入《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香港：花草树出版社，2005年），第417—441页。

6.老罗斯福与美式足球

老罗斯福与美式足球之成为今日美国的“国技”有密切关系。在他的时代，美式足球远比今日的要野蛮得多，球员并无护体和头盔，每年球员非死即伤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足球季节预科学校生的讣闻几乎每周都见报” [1] 。纵使校际球赛的人气有压倒棒球之势，全美舆论呼吁禁止之声仍不绝，甚至有将其比作古罗马竞技场的角斗者。老罗斯福历来力挺足球运动，视之为他提倡的“艰难辛苦的生活”的一环，于是他力图化解这项运动面临的危机。

在他当纽约市警务总监任内，他恢复了因1894年大伤亡事件被停顿了两年的哈佛—耶鲁校际赛，他怀“球场即战场的预习”之信念，由他的义勇骑兵队在美西战争中之表现获得证实，其中不少队员是足球明星。1903年，他以总统身份告诉美国人：“我相信粗犷的游戏和粗犷、男子汉的运动。我不会特别疼惜常受冲撞者，如果没有要了他命的话。” [2]

足球既面临被禁绝的危机，老罗斯福总统遂于1905年10月9日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的足球教练与校方代表召至白宫，要求他们降低球赛的伤害度、提升其公平性。但言犹在耳，球场意外频频发生，该年度以19人死亡、137人重伤的最高纪录收场。翌年，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西北大学纷纷废除足球比赛，哈佛宣布将跟进。作为哈佛校友的老罗斯福急了，他绝对不会让哈佛校长“阉割足球”，同时避免将足球“在过分淑女化的基础上”去减轻游戏的伤害性。 [3] 他又再次将哈佛校队的教练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召至白宫、对其施压，终于在1906促成国家大学体育协会（NCAA）的前身的诞生。美式足球逐渐替代棒球成为美国的国技，这与美国从19世纪的与世无争到20世纪的穷兵黩武息息相关。 [4]

[1] Christopher Klein,“How Roosevelt Saved Football”（September 6,2012）,History Channel,http://www.history.com/news/how-teddyroosevelt-saved-football.（上网日期：2016年2月5日）

[2] Ibid.

[3] Ibid.

[4] “The Modern Militaristic American Identity and Football”,https://csusportsrhetoricproject.wordpress.com/the-modern-americanidentity-and-football.（上网日期：2016年2月6日）

第二章　黄色祸害、白色大愿和男性危机

楔子

从当时的角度看待问题，会将心理史看成国与国争、种与种战。但从今日的角度视之，则宜把这些问题心理化。在20世纪美国史里，我们仍不妨把欧洲裔的美国人权充这段历史的“主体”，把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当作“他者”。如此做，即发现黑人这个“他者”和作为另一个“他者”的黄种人身影的出现是十分有趣的对比。以白人男性的心理作为一个中间支撑点的话，黑色人种与黄色人种恰好形成它的两端，在这两极之间呈现出张力：前者的雄健性成为白人男性妒羡的对象，而后者的阴柔则引起他们对阳刚隳沉的恐惧，两者皆引起心理焦虑。

这个焦虑又因妇女运动的兴起而加剧：至19世纪末，美国传统性别角色已产生动摇，渐导致20世纪新性别观之诞生。偏偏在这个时候，一种在男性之间叫作“神经衰弱”的“世纪末病”成为时尚，引起更广泛的“文明没落”的焦虑。在文化心理层次上，向海外做帝国主义扩张是证明自身的人种还未“退化”的一个测验，另一种尝试则是营建“西部原野”的神话。至19世纪末，尤其在美西被横贯铁路贯穿后，美国的“西部”已被驯服，它在实质上逝去之时，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传奇，且被奉为美国文化有别于欧洲的主要特色。

1.“黄祸论”成为时代话语

美国在19世纪中期抵达加州后，已成为太平洋国家。1893年，美国进一步并吞夏威夷，成为亚太地区的国家。待并吞了菲律宾后，美国在东亚也有了地盘。这个形势，客观地落实了20世纪是黄白两族大对决时代的前景。在1904年，赫斯特旗下的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在旧金山的一份赫斯特报纸上为文鼓吹“黄祸论”。 [1] 他作为报道日俄战争的战地记者，从中国东北凤凰城 [2] 发稿，谓人口众多又勤奋的中国人如受具有统治才能的日本人领导，对白种人的后果堪虞。 [3] 当时，对欧美造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中国人还不够格跻身现代文明之列。然而，在国际形势的刺激下，仍然有中国作家在发霸权梦。 [4]

老罗斯福总统本人并不是一个黄祸论者。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日本作战部队给予他良好印象，令他产生惜英雄、重英雄之感，并思在东北亚联日以制俄，因此他把日本升格至“文明”之列：“日本人在玩我们的游戏，因为他们在玩文明人类的游戏……” [5] 事实上，日俄战争爆发之始，老罗斯福总统还暗中袒日。但日本战胜了俄国之后，又产生坐大的担忧，因此他在1905年出面调停日俄战争，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和议进行期间，加州即因日本移民问题引发暴动，老罗斯福反对无效，反而逐渐顺应民情，认为种族主义潮流不可抵挡。

在1907年，美国的排日运动在日本引起强烈的种族仇恨。 [6] 老罗斯福却在该时下令把美国海军的全部战斗舰调到太平洋，并从那里出发做环球一周的航行，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有庞大的舰队做这类壮举的。该队船舰一律漆成白色，号称“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在“种战”氛围弥漫的国际环境里，此举易被理解成白种人强权的耀武扬威。的确，老罗斯福一直用海军作为他“巨棒外交”（big stick diplomacy）的工具。此次环球航行的外表虽是亲善活动，但由于美方认为东亚海域是不友善的，因此，在进入该海域时，“大白色舰队”便进入警戒状态。 [7] 这也难怪，美国政府亲善的外表底下藏着一连串正当的隐忧：1904年，日本在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即将完成之际偷袭了旅顺港，在美国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前夕，日本是否会依样葫芦，偷袭菲律宾、夏威夷，甚至加州呢？ [8] 此外，老罗斯福固然在日本移民问题上和该国达成“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 [9] ，但日本在加州移民造成民愤，而美国在中国东北也有筑铁路的兴趣，若侵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势必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 [10] 因此，太平洋彼岸便变成美国的一个前线。

在那个时代，主张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者多依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及基于此原则的“种战”说。西方着眼于太平洋地区者，亦在预测全球范围的黄白大决战。1895年，由于甲午一役显示东亚国家似模似样地打现代化战争，已有追上西方之势，德皇威廉二世为了示警而制一图，用日耳曼神话里的女武神（Valkyries）象征欧洲各国，与背负佛陀的一条中国龙作战，以捍卫基督教的西方，他把此图复制后馈赠西欧各政府。 [11] 1900年之义和团事件无疑更强化西方人“黄祸论”心理。在19、20世纪之交，亚太地区如欧洲一般战云密布，日本和中国都有人主张20世纪将是黄白两大种族对决的时代。 [12] 既云“种战”，自身的种族是否“适者”的问题即被放上了议程表。

[1] 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860-1915（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45）,p.163.赫斯特报系的《洛杉矶邮报》（Los Angeles Examiner）在1904年秋天亦登载一篇社论，曰《有黄祸否?》（“Is there a Yellow Peril?”），其中谈论日本人最近的进展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结盟之可能性——详见Ian Mugridge,The View from Xanadu:William Randolph Hears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Montrel and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5）,p.55。不知是否同一文章的转载。

[2] 即今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编者注

[3] Jack London,“The Yellow Peril”,in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http://sunsite.berkeley.edu/London/Writings/Revolution/yellow.html.

[4] 详见孙隆基：《科幻与现实》，载《南方周末》（2005年1月13日）以及孙隆基：《1908：黄祸论的一年——中、德、英三国文本的比较》，载《成大历史学报》第45号，2013年12月，第47—85页。

[5] Raymond A.Esthus,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 n（Seattle&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p.43.

[6] Bill Ong Hing,Making and Remaking Asian America through Immigration Policy,1850-199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28-29.

[7] Robert A.Hart,The Great White Fleet:Our Nation’s Attempt at Global Diplomacy in the Twilight of Its Innocence,1907-1909（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5）,pp.215-219.

[8] Frederick W.Marks III,Velvet on Iron:The Diplomacy of Theodore Roosevelt（Lincoln&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2）,p.55.

[9] 签订于1907年2月24日，老罗斯福要求国会与加州停止对日本人的歧视，而日本政府则答应限制往美国移民，详见William R.Nestor,Power across the Pacific:A Diplomatic History of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Japan（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p.82-83。

[10] Mikiso Hane,Modern Japan:A Historical Survey（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6）,p.201.美国有建筑一条和“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之计划，因投资者哈里曼（E.H.Harriman,1848—1909）去世而未果，详见K.K.Kawakami,Japan Speaks o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2）,pp.16-17。

[11] 详见孙隆基：《1908：黄祸论的一年——中、德、英三国文本的比较》。

[12] 详见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载《历史研究》2000年3号，第74页，已收入《历史学家的经线》。另详见Lung-kee Sun,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Armonk,NY:M.E.Sharpe,2002）,p.13。

2.原野的理想和神经衰弱气质

老罗斯福也是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除了著述美国海军的战史之外，也曾于1889至1896间著有《西部开拓史》（The Winning ofthe West ），此书认为美国的民族认同该放在西部。这个观点启发了特纳“边疆学派”的美国史学。他们两人都悲叹至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大陆边疆扩张已经抵达尽头，老罗斯福尤其担忧现代美国人已经变成“过度文明的人”，丧失了雄健性。 [1]

在西部边疆行将消失之时，也是美国人把西部原野神话化之始。“美国商业娱乐史上最大规模、最得人望，也是最成功的事业之一是野牛比尔的西部原野（Buffalo Bill’s Wild West）表演”，它从1883年持续到1916年，历久不衰。 [2] 这些表演是后来美国电影中“官兵大战红蕃”的蓝本。野牛比尔·科狄（Buffalo Bill Cody，1846—1917）这个明星本身是西部的传奇人物。1876年卡斯特（George A.Custer，1839—1876）将军在西部的小大角（Little Big Horn）一役全军尽殁后，科狄曾以斥候的身份参与对印第安人的报复性征讨，卡斯特将军脍炙人口的故事后来也成为科狄表演节目中的压轴戏。科狄之所以大红特红，是因为他体现了“男子汉之美”，也是“一个真实的美国边疆勇士坚强而天下无双质量之最佳楷模”。 [3] 当时的舆论界对“野牛比尔的西部原野”表演竭力捧场，认为它重演征蛮战争有利于在过度文明的现代人身上恢复祖先开拓边疆时的武德；有人甚至视其与老罗斯福的《艰难辛苦的生活》异曲同工，两者都唤醒了现代人身上“潜藏的蛮子”，那个在伟大的战斗民族的血液里“一点滴不能被铲除的蛮子本能”。 [4] 在老罗斯福用“Rough Riders”来命名他组织的义勇骑兵队之前，它已经是科狄成立的一个世界性组织的名称，它是肩负文明国家对野蛮民族作战的神圣使命的未来骑兵队的楷模。老罗斯福开始时没有在礼数上承认他命名的来源，只有在科狄指出参军者包括他的一些牛仔和印第安演员，老罗斯福才勉强表态。 [5] 但在美西战争后，科狄不念旧恶，仍把令老罗斯福一战成名的圣胡安高地之役变成他表演节目的压轴戏，取代了卡斯特将军的小大角之役，让老罗斯福名列民族英雄殿堂。至1901年这出压轴戏才让位给美军参加八国联军讨伐中国义和团的“天津之役”。 [6] “红番”被义和团取代，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文明”与“不开化”斗争的比喻，历久而弥新。

因此，老罗斯福在还未当总统前，已成为西部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之当选，得力于他“西部英雄”这个假面之处不少。在老罗斯福直接鼓励和建议下，他哈佛大学的学弟欧文·韦斯特（Owen Wister，1860—1938）开始创作西部文艺小说，后其在1902年发表的《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 ）是现代西部小说的老祖宗。如果没有韦斯特，很难想象会有日后大量的“西部牛仔”小说、电影、电视。 [7] 西部小说的源头虽然可上溯至19世纪上叶，但韦斯特现象的里程碑意义在西部边疆关闭后把“西部牛仔”予以神话化。这个东部哈佛毕业生笔下的主角“身上根本没有牛味”，他奠定一个与放牛职业无关的西部英雄模式。 [8] 在瓦格纳乐剧里的骑士英雄的启发下，韦斯特把他想要塑造的西部牛仔说成是“撒克逊祖宗的美国后代”。这个未驯服的优秀人种目前正处于沉睡状态，有待卸下受染于旧大陆的“娘娘腔习气”（sissif ied manners），他的血液是纯粹的，其恢复元气得赖西部的洁净环境，以便摆脱“从异域侵入的害虫群，他们将我们的城市转变成巴别塔（Babels），将我们的公民变成杂种”。韦斯特歌颂了西部，却说牛仔这个优秀人种是天生的，“并非一个新类型，亦非边疆的产物，只是果壳破了以后露出原始内核而已” [9] 。优秀人种论一般是重遗传而轻环境因素。这就是韦斯特写于1885年的《牛仔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the Cow-Puncher”）一文的内涵。在1882年美国国会刚通过了《排华移民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故现代西部小说的诞生具有世纪之交的“种战”背景。

韦斯特特别将《弗吉尼亚人》这部小说奉献给学长老罗斯福。他们俩的出身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韦斯特诞生于东部大都会费城，父亲是医生，母亲则是名伶之女，全家都喜好艺术。他在哈佛毕业后，赴巴黎攻读音乐，但不久即放弃，回到纽约当一名银行职员。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就短期性地迁往西部，过原野生活，恢复健康。后又于1885年进入哈佛的法学院，三年以后毕业。在执律师业一段时期后，才转行当作家，把他在美国西部的暑期经验当作创作的灵感。他在西部原野中寻找自由，获得像“野兽一般”的感觉，和他摆脱妈妈的控制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妈妈象征东部的城居文明。 [10]

老罗斯福则出生在东部大都会纽约的一个军人之家，爸爸因担任军职而常不在家，他从小就觉得身心方面一切都不如父亲，至于母亲，则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不知是否由于遗传，老罗斯福从小就患了哮喘病和视力不良，但医生们发现他的呼吸器官并无不妥，因此归因于他先天性神经质的气质 [11] ，这种病症当时无以名之，但类似19世纪80年代初期才创设的“神经衰弱”这个概念——而这类病症正是男性变得女性化的征候。老罗斯福自己也承认在少年阶段意志薄弱、缺乏纪律、无力气和行动笨拙。

老罗斯福的这种情形延续到将近14岁。一次他在严重的哮喘病发作后，偏偏遇见两个喜欢欺凌弱小的同龄少年，“他们发现我是一个先天注定的受害者，遂用心地开始折磨我”。为了永远不再陷入这种“无助状态”，他听取父亲的劝导，开始用铁的纪律来重建自己的身与心。他立即在家中设立一间健身房，开始练举重，又聘请名师教导拳击，同时从事骑马和射击。 [12] 为了具有男儿的志趣，他从很早就培养自己对自然史和军事学的兴趣，但由于身体羸弱的缘故，仍得通过家庭教师受教育，直到进入哈佛大学为止。老罗斯福“重建自我”的最后一步就是移往西部作为放牧牛群的牧场主，从一个天真的瘦小子蜕变为一个有钢铁一般意志、具有领袖魅力的人物。他除了参加捕盗之外，还制造了一出后来在好莱坞西部电影中被陈腔滥调化的戏码：有一天，他进入酒吧，里面有一个酒鬼两手各拿一支手枪辱骂其他的顾客，并且已经对墙上的钟射了几发子弹。这个酒鬼转向老罗斯福：“下一轮由你请客了，四眼田鸡！”老罗斯福被枪指着脸，佯装点头，然后一记右勾拳，一记左勾拳，再一记右勾拳打在对方的下颚，把他击倒。 [13]

[1] 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3rd edi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49-150.

[2] Richard Stotkin,“Buffalo Bill’s‘Wild West’and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mpire”,in Amy Kaplan and Donald E.Pease,eds.,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164.

[3] “Buffalo Bill’s‘Wild West’and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mpire”,p.169.

[4] “Buffalo Bill’s‘Wild West’and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mpire”,p.174.

[5] Ibid.,p.176.

[6] Ibid.,p.178.

[7] Ben Merchant Vorphahl,“Roosevelt,Wister,Turner,and Remington”,i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pp.288-289.

[8] Lou Rodenberger,“The Novel of the Cowboy”,i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p.524.

[9] Vorphahl,“Roosevelt,Wister,Turner,and Remington”,pp.288-290,293.

[10] G.Edward White,The Eastern Establishment and the Western Experience:The West of Frederic Remington,Theodore Roosevelt,and Owen Wister（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124-125.

[11] David McCullough,Mornings on Horseback:The Story of an Extraordinary Family,a Vanished Way of Life and the Unique Child Who Became Theodore Roosevelt（New York:A Touchstone Book,1981）,pp.91-93.

[12]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odore Roosevelt,condensed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supplemented by letters,speeches,and other writings,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ayne Andrews（N.Y.: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8）,pp.26-27.

[13] Nathan Miller,Theodore Roosevelt:A Life（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Inc.,1992）,pp.164-165.Michael L.Collins，That Damned Cowboy: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American West,1883-1898（New York:Peter Lang,1991）,pp.50-51指出这个事件发生在1885年5月，于蒙坦纳与德科达边境的一个小镇。

3.野性的呼唤

中国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与人打架的经验，较难理解老罗斯福的童年遭遇之典型性。近日美国新男性运动的理论家山姆·基恩（Sam Keen）回忆他14岁时发生的“最后一场真的打架”（last real f ight）：说起来真丢人，他被一个“娘娘腔”（sissy）揍了。“当天晚上，好像在一个漫画故事里的场景般，我发誓在未来永远不挨他妈的娘娘腔的揍”，他开始锻炼身体，矢志把“一个98磅的荏弱者转化成一个既精瘦又凶狠的打斗机器……多年以来，一直到35岁，我都一直在青年会做健身运动”。 [1] 由此可见，从19、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之末，这个美国男性理想是历久不衰。

老罗斯福的原野理想，使他认为西部才代表真正的美国，也令他大力促进保护美国境内自然环境的运动。他的政府圈定受保护的国家森林地区，比他的三位前任加起来还要多；他在总统任内把国家公园的数目增了一倍，其保护自然环境政策使后代受益匪浅，但其精神和今日的环保很不一样。后者往往和女权、和平运动与非暴力主义连在一起。老罗斯福的一个嗜好则是狩猎。他在1909年卸任总统职后即前往非洲狩猎，为纽约的自然博物馆收集动物标本。今日家喻户晓的“泰迪熊”（Teddy bear）正是由他的名字（Theodore=Teddy）命名而来，其渊源相传是他施恩不杀一头老态龙钟的病熊。

显然，老罗斯福保护未被人工破坏的原野意图并非道家式的崇尚自然，而是维护粗犷的野味，以便抵制都市化的柔弱和本能退化。这个通过“原野”来让生命力重新涌现的憧憬，也表现在他同代人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 ）中；在这部发表于1903年的小说里，一头家犬回归自然后恢复为狼，但它是先受过文明的洗礼才去“重温”野性的，因此又比一般狼狡猾，反而成了狼群之首。老罗斯福和杰克·伦敦笔下的“自然”并非是自然本身，而是经人工赋予了价值的“自然”，它毋宁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人倾向把自然想象成“母怀”者，也并非真的让自然摆脱人为的机心，还它一个天真纯朴，仍然是人追求逍遥安适的意图之投射。美国人欲维持自然之粗犷，则是极力把自然男性化，而“男性”的准则是主动和宰制。

因此，老罗斯福的保护“自然环境”不排除人力对自然的积极干涉，例如，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大量灌溉西部的荒地，填平沼泽，以及从事大规模的植林。他说1902年填平沼泽的工程需要克服的障碍和巴拿马运河工程的一般艰巨，他的政府为灌溉工程而筑的水坝也“比先前在世界任何地方筑的都来得高” [2] ——倒是有点像当时的“三峡工程”了！它除了为后人保留资源的理智思维之外，也表现人定胜天的思想。

一位研究美国人原野理想的学者说：“美国人对未经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不断把原野理想化的尝试终于制造出一门贫瘠的、充满公式化的艺术：‘西部故事’。” [3] 西部故事里的“独行侠”（the lone ranger）正是这个原野的神话化。它透露美国文化中男性的雄健理想：一人一马一枪，驰骋在原野间。这个“原野”并非如母怀一般的大自然，而是充斥响尾蛇与带刺的仙人掌，个人并不从它的怀抱里寻找慰藉，而是“雄健地”凌驾于其上。然而，老罗斯福时代已闻环保运动的先声，当时西方文化里涌现“历来由土著与远东文化持有的观点”，即自然界非因人而存在，有其自身目的存焉。 [4] 老罗斯福具有“大猎物的狩者”（a big game hunter）的一面“不一定为公众所喜爱”。 [5]

[1] Sam Keen,Fire in The Belly:On Being Man（New York:Bantam Books,1992）,pp.35-36.台译《新男人：21世纪男人的定位与角色》，山姆·基恩著，张定绮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4年）。

[2]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odore Roosevelt,p.213.

[3] 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41-142.

[4] Ralph H.Lutts,The Nature Fakers:Wildlife,Science and Sentiment（Golden,Colorado:Fulcrum Publishing,1990）,p.21.

[5] The Nature Fakers,p.1.

4.世纪之交的美国男性焦虑

老罗斯福的时代也见证美国妇女积极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老罗斯福在原则上赞助，却同时提醒妇女们：“提倡妇女投票权的人们，除非她们是全然地并淘气地丧失正确观察事物相连性的能力，该记住未来最高等的妇女形态在本质上该与现在和过去的高等者一样——凭智慧、勇气和效率来扮演那个在所有社会职责中至为重要的妻母之职。” [1] “有些古老的真理只要地球存在一日就会是真的，不论进步到什么程度都不会改变。这个真理之一是丈夫的首要职责是养家，他必须养活妻子和儿女，而妇女的首要职责是作为内助、家庭主妇以及母亲……因此，在超过了某一个点后，两性的训练假若正常就该有别，因为两者的职责正常来说也是不同的。这并不意味功能上的不平等，但它意味在正常情形下功能的不相似。” [2]

在19、20世纪之交，把“两性的训练假若正常就该有别”这个命题学理化者，是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1844—1924）的男女教育分途说。他认为男与女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长的关头上，任何一方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整。他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他责备现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都弄得柔弱化了，再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的危机（细节详见第三章）。然而，“重温”是否有意制造“返祖现象”呢？非也！当时的一个流行学说认为：人从怀胎到诞生是在九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当于“初民”的进化水平。 [3] 我们不禁要问：文明人既然已达更优越的高级阶段，为何还去“重温”低级阶段？

在这里，把霍尔的心理学和特纳的历史学做个比较，有利于发挥它们两者未为前人所道的含义。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芝加哥年会上发表“边疆说”，其实也是一种“重温说”。和霍尔的一般，特纳的理论框架也是直线进化阶段论，并且隐若可见斯宾塞“进化是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命题的痕迹：

把我们的注意力限制于大西洋沿岸的话，就只会看到熟悉的现象，亦即是在一个被范围化的区域内的制度进化史，例如代议政府的兴起；简单的殖民地政府之分化为复杂机构；从没有分工的原始工业社会进步上升到达制造业文明。但除此之外，我们在扩张过程中达到的每一块西部地区都让这个进化过程重演一遍。因此，美国的发展不单只呈现直线的前进，而是在不断前进的边疆线以及在该地区的新开拓上回归原始状态。 [4]

在特纳心目中，美国“边疆”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边疆，后者是划过人口稠密地带、碉堡林立的国防线，前者则是“未开化（savagery）和文明（civilization）的交接点”。 [5] 正是这种“边疆”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格，其主要特色就是运动，它造成“美国精力将不断要求更广阔的操作场地”。特纳庆幸这个性格已经成形，但同时感叹美国大陆扩张空间已关闭：“如今，在美洲被发现后的400年、在宪法底下生活100年的末期，边疆已逝去，随着它的消逝，美国历史第一期亦告一段落。” [6]

当时，“文”与“野”的辩证关系也造成“达尔文主义”内部的紧张。达尔文本人只研究生物学，不涉及人类社会，且从未为人类前途设定一个目的方向。在他的名字笼罩的时代，其实包含各种各样的思潮，在此简单化为两类：其一为社会进化论，其二为人种退化论。前者脱胎于启蒙时代的人类直线进步观，它后来钻进达尔文生物进化说里，将其化为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在美国，这种“达尔文主义”且成为展现基督新教文化的救世主义的新途径，其目的同为战胜邪恶，把人类臻于至善。 [7] 至于人种退化论，则是比启蒙时代进步观出现更早的“人类堕落说”（《圣经》里的失乐园）、“历史退步观”（上古的黄金时代不再现）、“文明没落论”（罗马帝国的衰亡）等的生物学版。

这两者同为“达尔文主义”，其意向却全然相反。前者认为“文明”代表进步，它是宇宙进化已造成人类这个理性动物之来临，并克服了“自然”。后一种“达尔文主义”认为“文明”违反“自然”，它让人工的东西斫丧了天然的本能，导致物种退化和绝灭。第一种“达尔文主义”表现的是启蒙式的乐观，后一种“达尔文主义”则是世纪末颓废的悲歌。当时持此论者控诉工业化的大都会是违反自然的场所，在那里各种污染、毒剂汇聚，恶习、疾病（尤其是梅毒）流行，此环境中塑造的人种势必退化。 [8] 现代生活快速和不自然的节奏对人的心身都造成损毁，使神经衰弱成为现代社会的征候，不禁令人疑问高度发展的文明是否等同“颓废”（decadence）。

霍尔想在文明和自然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遂提倡从尚未全面进入“文明”的男孩下手，要求教育者尤其是女老师不要约束他们的蛮性，在这个阶段上尽量让他们发挥原始本能。既然他们成长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至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如能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就可让物种朝更高阶段进化。至于女孩，霍尔却不主张她们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就是守成。而这个把“女性化”等同“守成”的理念与老罗斯福的男性理想何其相似！后者正是用美国将沦为“西半球的中国”的警告，来呼唤“男子汉气概”。

在上面，我们已提到美国人的原野理想。现在不妨用上述两种对立的“达尔文主义”来参照它。在乐观的启蒙式社会进化论的话语里，“文明”是男性，被克服和被改造的“自然”则是女性——在个体的层次上，男性人格代表理性已控驭了自然（本能），而不善于节制感情、倾向身体化的女性则更为接近自然状态。但到了“世纪末”退化论的话语里，“文明”则变成女性，而返回自然界、试图恢复原始本能的男性则变成用粗犷的“原野”来象征。这两种自然观都扯不上母亲的怀抱。前一种乐观的启蒙式社会进化话语正体现前述“美国人对未经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这句话；后一种“世纪末”退化话语则提倡注射一两剂原始兽性来促成文明的再生（regeneration of civilization），这个兽性不是女性化的“自然”，而是生存竞争的阳刚领域。

担心白种男性呈现退化状态，正是霍尔主张让小男孩“重温”原始性的时代背景。同样的顾虑在那个时代促成了童子军的出现（细节详见第三章）。在19世纪初，美国母亲教养儿子的角色比重远不如今日，至19世纪末，工业化体制出现，父亲从自耕农或小所有者朝现代工人或上班族演变，由母亲教养儿子变成主流。 [9] 同时，女子教育与女子就业的兴起，令小学里开始聘用女老师，女性的“阴”影遂沉沉地笼罩在男童头上。 [10] 于是，“教育界展开运动以控制正在蔓延的小学里女教师压倒男教师的比例，甚至想逆转大学里男女同校的潮流。激烈的体育竞赛、户外露营、打猎以及钓鱼快速地成为被喜爱的活动。崇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了政治作风与社会学理论。强调兽性本能和力量的自然主义影响了美国的小说家” [11] 。可以预期，在大众舆论敲响“男性被女性化”的警钟而“恢复野性”又成为时尚的情形下，在20世纪初催生了童子军运动，该运动“具有减轻童军教练及其所教练的男童之男性焦虑的功能”。 [12]

[1] “Women’s Rights;And the Duties of Both Men and Women”（The Outlook,February 3,1912）,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Nation Edit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6）,vol.16,p.217.

[2] “The Woman and the Home”（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Washington,D.C.,March 13,1905）,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Nation Edition,vol.16,p.165.

[3] Gail 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1880-1917（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92-101.

[4]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 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www.learner.org/channel/workshops/primarysources/corporations/docs/turner.html,p.1.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p.2.

[6] Ibid.,pp.4-5.

[7] 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pp.25-27.

[8] Kelly Hurley,“Hereditary Taint and Cultural Contagion:The Social Etiology of Fin-de-Siècle Degeneration Theory”,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vol.14（1990）,no.2,pp.193-214.

[9] 在内战以前，美国男人有88%是农人和自雇的小商人，至1870年，这个比例已降为2/3，到了1910年，再度降为低于1/3，至80年代，只剩下10%。详见Michael S.Kimmel,“The Contemporary‘Crisis’of Masculi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Harry Brod,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Boston:Allen&Unwin,1987）,p.138。

[10] Redding S.Suggs,Motherteacher: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78）.

[11] Ann Douglas,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Anchor Books,1977）,p.327.

[12] Joseph H.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Its Rise and Fall,1936 to the Present”,in Harry Brod,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p.23.

5.神经衰弱成为“时尚病”

“神经衰弱”已不获今日医学界承认，但从“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西方的流行病，以后逐渐为心理学化的话语所取代。“神经衰弱”在中国却历久不衰。根据西方心理学家的观察，因为中国人有把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在大陆和台湾，这个名词都通用到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包容一切心理病症的笼统名称。 [1] 在西方，从偏重用神经系统一类的生理学概念去解释精神问题过渡到用心理学用语，大致上是在20世纪的头10年，此后“神经衰弱”这一类的名词即式微，渐被包括弗洛伊德学说在内的心理学话语所取代。 [2] 在中国，“神经衰弱”概念之所以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是因为中国人“心理”的概念不发达，但近年来在台湾西化的中产阶层之间，心理化思维开始流行，这方面的服务和消费迟早也会传到大陆去。

“神经衰弱”这个名词的创设者非只一人，但后来的功劳都归于霍尔的好友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1839—1883）。 [3] 他在1869年就创设了该名词，但至生命晚期才完成学说，并把它发表在1880年和1881年出版的两部著作中。比尔德擅长把科学的新发展、社会学说以及道德呼吁相结合，并用一个名词综括，因此很快就把该名词传播开来，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当时，这种病症的解释是把新发现的热力学能量守恒定律作为比喻，指人的中枢神经里的能量不敷应用、出现衰竭，罪魁是“现代文明”。 [4] 它几乎无所不包：焦虑、绝望、恐惧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极度疲劳、心跳、偏头痛、消化不良以及性无能。 [5]

神经衰弱和现代文明可说是二位一体，因此神经衰弱引起人们的爱憎双重情感。一方面，“神经衰弱”成为一种荣耀。比尔德本人即强调“神经衰弱由最高度发展的文明造成，因此神经衰弱的蔓延足以证明美国乃有史以来最高级的文明”。即使在美国，它亦只困扰英裔而不及移民、黑人、亚裔和美洲土著，城居者也比乡下人较易受其侵袭。 [6]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在1894年发表了一部谈中国国民性的著作，把“缺乏神经”（absence of nerve）当作中国人的优点，但它的意思是中国人无论在如何不堪的环境里皆能生存，其实有十分落后、几近动物之意。 [7] 杰克·伦敦比较看得起中国人，他真正轻蔑的是韩国人，他称韩国为“没有神经的（nerveless）、被遗弃的国度”，因为韩国人“习惯于挨任何闯入他们国家的外来者的揍和抢劫，从不抗议或抵抗”。 [8]

“神经衰弱”之作为一种荣耀，也反映在它起初是“精英病”这一个现象中。病患者多半是神经较为纤细的悠闲阶级、艺术家，以及各种“劳心”的职业分子。长期或短暂感染“神经衰弱”的病人名单念起来恍如文化界的名人录，他们包括：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亨利·詹姆斯、狄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鲁一士（Josiah Royce，1855—1916）、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1863—1952）、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艾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斯坦利·霍尔和杰克·伦敦。 [9]

老罗斯福童年时患神经衰弱，听了医生的话迁到西部边疆，过骑马放牧的生活以做治疗。实施同一种治疗法者包括他的学弟——小说家韦斯特，以及艺术家雷明顿和伊肯斯。 [10] 韦斯特是西部文艺小说的肇祖，已介绍于前。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1861—1909）是东部人，出生于纽约，然而正是他在西部疆界行将消失时代最后用雕塑和绘画的方式把“西部”捕抓下来，使其不灭的形象成为美国大众想象的遗产。他在1888年替老罗斯福的《牧场生活》（Ranch Life ）一书插图。 [11] 在1898年，雷明顿作为美西战争的战地记者，为赫斯特的报纸提供战地绘画，在把老罗斯福抬举成民族英雄的圣胡安高地一役中，雷明顿事实上是亲历其境。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1844—1916）是画家、摄影师、雕塑家与美术教授。这个费城人亦于1887年访问西部，以恢复被东部城居生活所斫丧的元气。伊肯斯以西部牛仔和拳击手为题材的绘画，使历来的艺术评论家都以他的作品为“无羁勒的男性力量”（unbridled masculine power）的表现，但近人指出他自身的男性形象是与时代的一连串协议，一方面迎合当时的男性理想，同时参与对这个理想的塑造和合法化，伊肯斯的艺术其实亦透露同性恋的因素。 [12] 韦斯特等人各自用不同的媒体塑造了“西部牛仔”的浪漫形象，因此这个神话模范可以说是东部城市的神经衰弱病患者的一个心理倒影。这些人物在西部的“蹲点”或参与西部神话的塑造成为后来名成利就的踏板，尤其是老罗斯福，他简直把自己的“神经衰弱”变成一个传奇，“在当时的闻名度好比华盛顿的樱桃树和林肯的木屋”。 [13]

德国社会学家也是现代社会学鼻祖之一的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把神经衰弱当作现代文明的中心特色。他在1903年的著名演说《大都会和心灵生活》可能是所有这类论述中最深刻的，值得细引：

大都会型个体的心理基础就是神经刺激的加强，原因是外在和内在刺激的快速和无间断的转换。人是有分判力的动物。一个瞬间的印象和先前的一个印象有差异，他的心灵就受到刺激。恒久性的印象，彼此之间只有少许差异的印象，遵循惯常渠道的印象而又表现惯常之差异的对比者——这些比起快速密集的印象转换、在一暼瞬间所能掌握范围内出现尖锐断裂，以及印象涌现的不可预期性对意识的耗损都要来得低。这些正是大都会创造的心理条件……大都会对有分判力的人征取的意识能量有异于乡村生活。在那里，生活节奏和感官心灵印象的涌现都比较慢、比较惯常、比较平均。正是通过这个关联，我们才能理解大都会心理生活（psychic life）的高度文明性格——它和依靠深切感情关系的小城镇生活对立…… [14]

面临大都会的刺激，现代心灵必须加强自身的保护机制，那就是过度地发展“智力”。这个畸形发展必然对人的情感作用征取巨大代价，但这个代价是高级文明必须付出的，尤其是精英分子，这从齐美尔对“愚笨人”免于神经衰弱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如果有一种心理现象是百分之百为大都会预留的，那就是“玩累了”（blasè）的态度。这种态度首先来自对神经的缺乏协调的刺激，而它们快速转换并且高度浓缩。大都会的智力高度发展也具同一来源。因此，在智力上不是很活跃的愚笨人通常不会“玩累了”。无边地追求享乐生活固然会使人“玩累了”，因为它把神经震动达到它们反应功能的最高强度，而且长期如此，以致它们最后停止反应。同样道理，纵使比较无害的印象，由于它们转换之迅速和彼此矛盾，把神经粗暴地到处拉扯，以致它们最后储备的力量都耗光了；如果人留在同一个环境里，他们就不会有时间补充新精力。因此，遂缺乏对新感觉做出反应的适当能源，出现的是一种无能感…… [15]

至于神经衰弱由精英阶层的“时尚病”（maladieàla mode），到摆脱阶级特色、达到“民主化”，则是后来的事。这种征候的全民化，为社会带来了“神经衰弱的生意”（neurasthenia business）、“神经衰弱时尚的生产”（neurasthenia fashion production），以及“神经衰弱市场”（neurasthenia market）。 [16] 这里是指各种药品、治疗、辅导、复健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广告和推销事业。到了这一步，西方文化可以说充分展现了“现代性”特色。随着20世纪的进展、社会大众的日趋中产阶级化，人们的“现代病”的场址已从神经系统进展至心理化，而这些现象之有无亦成为判断一个现代文明程度高低之准绳。

但是，疾病纵使是一种荣耀，它终究是疾病，引发人们的爱憎双重心理。有关神经衰弱的比较史学研究指出：在德、法两国，这种病症尤其和“世纪末思潮”结合，亦即是和劣种遗传和人种退化的学说合流，而且往往被放在民族衰亡的文脉里谈论。 [17] “世纪末”思潮的特色是把文明和颓废等同，因此文明发展程度越高，它离衰亡的命运越接近。“文明等于疾病”的命题无疑是和“现代化就是进步”观念打对台的理念，至今日仍存在，特别是表现在文艺方面。 [18] 这种题材在“世纪末”思潮里占了上风。

做神经衰弱的比较史者认为：美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人那般悲观。但他们只着眼于比尔德的立论，没有细心考察其他病患者的危机论言谈。像老罗斯福的《艰难辛苦的生活》这份文献，里面虽然没有片言只字提及神经衰弱，但如果熟悉他患病背景，就知道他提倡“艰难辛苦的生活”正为了克服神经衰弱造成的柔弱性格。如前所述，他以中国为反面教材：“我们尽可能不要扮演中国的角色，安于在自己境内过可耻的安逸生活，逐寸地烂掉，而无视于境外的事情。”他告诫美国如果沦落为“西半球的中国”的地位，就将不能跻身于“文明国家”之列。在他心目中，中国大而无当，毫无面对挑战的能力，遇着些许障碍就打退堂鼓，宁愿躲在家里“过可耻的安逸生活”。这个神经系统脆弱的描绘，和明恩溥中国人“缺乏神经”的说法其实并无冲突，因为后者指中国人在如何不堪的状况下都能生存，乃是一种向环境低头的逆来顺受态度。

[1] Keh-ming Lin,Arthur Kleinman,and Tsung-yi Lin,“Overview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ese Cultures:Review of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以及Arthur Kleinman and David Mechanic,“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Medical Problems in China”,in Arthur Kleinman&Tsung-yi Lin,eds.,Normal and Abnormal Behavior in Chinese Culture（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1）,pp.258-259,334-336。

[2] Marijke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in Marijke Gijswijt-Hofstra and Roy Porter,eds.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Amsterdam and New York:Editions Rodopi B.V.,2001）,p.21.

[3] Simon Wessely,“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Clinical Section”,German Berrios&Roy Porter,eds.,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iatry: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London&New Brunswick,N.J.:The Athlone Press,1995）,p.509.

[4] Simon Wessely,“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Clinical Section”,p.511.

[5]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2.

[6] Tom Lutz,“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Social Section”,in Berrios&Porter,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iatry,pp.535-536.

[7] Arthur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New York:Revell,1894）,p.162.

[8] Jack London,“The Yellow Peril”,p.1.

[9] Lutz,“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Social Section”,pp.539-541.Lutz在他成书的著作中，光列美国的名人录，名单更长，详见Tom Lutz,American Nervousness,1903:An Anecdotal Histor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19。

[10] G.Edward White,The Eastern Establishment and the Western Experience.

[11] Vorphahl,“Roosevelt,Wister,Turner,and Remington”,p.292.

[12] Jennifer A.Greenhill’s review of Martin A.Berger,Thomas Eaki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ilded Age Manhoo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in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Journal,vol.40,no.1/2（2000）,pp.18-22.Berger的论据是伊肯斯在世纪性的男子汉气概大测试——南北战争一役里逃避了兵役，他与一位男性朋友的一帧背面全裸照片，他在美术课堂上首次把男模特儿的遮羞布拿掉并因此导致解聘，以及他的绘画中对拳击手屁股的强调。

[13] Lutz,“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Social Section”,p.541.老罗斯福向全世界宣告的并非自身的残障，而是他最终把它克服的毅力以及由此缔造的新人格格局。后来他患小儿麻痹症的侄孙小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Jr.）亦当选为美国总统。较近期的例子是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在电视上为“伟哥”做广告，公开自己的不举症。

[14] Georg Simmel,“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in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eds.,Simmel on Culture:Selected Writing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pp.175-157.

[15] Simmel,“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p.178.

[16]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25.

[17]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p.11,20-21.

[18] 例如贾平凹1996年的小说《废都》仍发挥都市代表颓废与疾病、农村代表健康与生命之母题，并用一头往城市送奶的牛受到城市沾染而死亡做讽喻，他的议题却是当代的：20世纪90年代“文人下海”的现象。不懂该母题背后“文明没落论”的谱系学的文学研究者，竟然有将贾平凹小说的英文标题翻译成The Abandoned Capital者。

6.神经衰弱与阳刚隳沉的梦魇

《艰难辛苦的生活》这份文献里声嘶力竭地鼓吹“男子汉气概”，亦透露出阳刚隳沉的危机感。根据当时流行的意见：“神经衰弱”是男性的一块遮羞布，其实它和女性的“歇斯底里”是同一种病，只不过男人为了不蒙“女性化”之羞，才玩这种偷换名词的游戏。 [1] 这个说法虽缺乏专业性，却反映大众的看法。老罗斯福标榜他战胜了神经衰弱，其实就是标榜克服了自身的“女性化”。在当时，歇斯底里的病人以女性居多，而神经衰弱则以男性为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男女分途现象肯定有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即使患神经衰弱的是男多于女，医师对患同一种病患的两性的治疗法亦背道而驰：他们给男性的处方是经常从事有活力的活动，例如老罗斯福的西部放牧生活，甚至他的《艰难辛苦的生活》都可当作一剂药方；医师给女性的处方则是多在家休息，后者尤其针对过度暴露于现代生活底下的“新女性”。 [2] 这种分道扬镳的治疗法令我们想起霍尔“男女教育分途”的措施。

神经衰弱的男性病患者纵使可免于“女性化”之讥，却不能免除与阳痿、早泄、遗精、性无能甚至同性恋扯上关系的联想，虽然性方面的神经衰弱症状只是这个无所不包的病症的一个特例。神经衰弱病患者对来自体外和体内的刺激都束手无策，噪声、人群、动作，甚至天气变化都会干扰到他。来自他内部的干扰则是焦虑、健忘、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无法控制的性欲。他既然无力克服外在环境，因此解决性欲的方式就是过度手淫或者和男伙伴搞鸡奸——这类动作，根据当时的医学学理，都是过分耗损神经系统里的有限能源。这种自我耽溺和过早的性发泄对进行成熟的男女性爱皆不利，待到他必须要完成这项成人任务时，即使能交差，也会出现兴趣锐减、早泄，或者房事后的疲劳或沮丧。 [3] 从西方男性理想的角度看，这些征候代表意志薄弱、自我疆界的丧失。在当时，曾流行过度自渎会导致疯狂的不科学的说法，这个恐惧连中国“五四时代”郁达夫的小说里都有反映。 [4]

[1]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p.11,20-21,24.

[2] Lutz,“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Social Section”,pp.538-539.

[3] Christopher E.Forth,“Neurasthenia and Manhood in fin-de-siècle France”,in Marijke Gijswijt-Hofsta&Roy Porter eds.,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Amsterdam&NY;Rodopi,2001）,p.337.另详见Angus McLaren,The Trials of Masculinity:Policing Sexual Boundaries,1870-193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142；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pp.101-102。

[4] 当时把手淫和神经衰弱联系，似乎是一种医学常识：“自慰者之身体状态，不但神经衰弱也，且诱起其他诸无名症，如势力缺乏，全身弛缓，怯懦逡巡，记忆力减少，机能不调，诸事违意，头痛耳鸣眩昏，视力缩短，言语不清，梦魔漏精，生殖不能，莫不因之而起。”详见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作，孟明译：《人生科学（二）：青年与性欲》，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5册（1916年正月号），第2页。

7.白色人种的大愿望

在美国，虽然不像某些女权史学家所说神经衰弱是被比尔德特别用来“指谓男性的性枯竭” [1] ，但它的确道出了一种危机感。按照19、20世纪之交的文明观，文明程度最高的白种男性按理该最具男子汉气概，他有健康的本能同时加以理性的调节，不像野蛮人或初民一般性滥交。在白种男性的眼里，低等民族也像女性一般，少能控制身体和情感作用，在个体理性不如白种男性发达的意义上，低等民族徒有蛮力，表现的只是生物的“雄性”（masculinity），而不是高度文明的“男子汉气概”（manliness），的确，在黑人贫民窟里，男人甚至当龟公，让自己的女人去卖淫。

待到过分文明化的白种男人患上“神经衰弱症”，上述说法就难于自圆其说。神经衰弱的男人，性冲动微弱，在“雄性”方面固然比不上黑人，更说不上有“男子汉气概”，事实上形同女子。白种人的这个种族危机，即具体表现在1910年的一次闻名国际的拳击赛上：黑人拳师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1878—1946）把白人拳王吉姆·杰弗里斯（Jim J.Jeffries，1875—1953）击败，夺得世界重量级冠军头衔。拳击不只靠蛮力，它还讲究训练和策略，因此这场拳赛成为两个种族的男性理想的较量。白人选手被击败后，引起各地的黑白种族冲突。白人开始不断物色能击败约翰逊的白人拳手，开始了美国拳击史上所谓的“白色愿望时代”（the White Hope Era）。此外，美国在1912年通过一条联邦法，禁止把具有拳击内容的电影运过州界，目的就是不让黑人把白人击倒在地的画面广为流传。有10个州通过新法，禁止不同种族通婚，也是用来对付约翰逊的。约翰逊在胜利后，不但生活招摇，又喜欢与白种女子发生性行为，终于被联邦政府用1910年才通过的《曼恩法》（Mann Act）把他定罪。这项法律本来是用来防止贩卖白奴的，约翰逊只与白人女友越过州界发生性行为，如今触犯刑网，是法律被滥用。约翰逊被判入狱一年，弃保潜逃，流亡英、法、墨西哥等地，至1920年才回国服刑。 [2]

这段史实被霍华德·塞克勒（Howard Sackler，1929—1982）搬上百老汇舞台，并于1967年搬上银幕，名曰《白色人种的大愿望》（The Great White Hope ）。故事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改了，说有一名叫杰克·杰斐逊（Jack Jefferson）的拳师，是第一个获得重量级冠军的美国黑人。《白色人种的大愿望》第一幕第三场是在赌城雷诺（Reno）的拳击赛场外，到结尾处，杰斐逊已经获胜，黑人群众在欢呼鼓舞。在此刻，编剧安排台上的灯光熄灭，然后让一根火柴光划破黑暗，原来是绰号“丹船长”（Cap’n Dan）的白人裁判点燃雪茄。论职责，他该维持赛局公正，但在剧本开头处，正是他游说刚退休的白人世界重量级冠军再度出山，以抵制杰斐逊。在雪茄燃亮后，接着就是道出“白色大愿”的那段独白：

我真切地感到

这是旧金山大地震以来

降临这个国家的最大灾难——我是当真的。

前者大不了只限于弗里斯科（Frisco）。

是怎样的灾难呢？很难说得准。

啊，我不认为所有的黑鬼会癫狂，

尝试对我们进行接收、强奸一类的。

是的，是会有那么一点麻烦，但总能应付得了——

归根到底，他们中只有一个是重量级冠军……

但我想，这正是症结所在。是他！我还把他的手高举，

忽然间一个黑鬼是世界冠军！

如今你会说：啊！这只是汝等运动里的一个头衔——

非也，它不仅如此。认了吧。它远胜于一个人成为

世上最好的工程师，最聪明的政客，

或首席歌剧演唱家，或者世上最大的

制造花生产品的天才。这不构成灾难。

但世界重量级冠军，就非同小可了，

令人感到世界好像罩上了一层阴影。

一切都变得更黑——这里并无挖苦之意——

也有今非昔比之叹，好像事物在萎缩，一切

都像被胡乱堆压，连你也在内，你只想狂喊

他为何居高临下，

但你喊不出，因为你知道……阴影重重地压着你，

而你则感觉到那个笑容……

好啊！我们该做什么！

把尿撒在裤裆里，把泪流到啤酒里？

不，先生，我告诉你我们将做什么，

我们击打草丛物色另一个白色愿望，

如果他不行我们再找另一个白色愿望，

我们会找到他们，高举他们直到其中一个站得住——

这是哪门子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不成？ [3]

《白色人种的大愿望》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代，重点在反对种族主义，而且把“约翰逊”改为“杰斐逊”，因此无须斤斤计较于一些“不太方便”的历史事实。 [4]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黑祸”的性质：“它远胜于一个人成为世上最好的工程师，最聪明的政客，首席歌剧演唱家，或者世上最大的制造花生产品的天才。这不构成灾难。但世界重量级冠军，就非同小可了……好像事物在萎缩，一切都像被胡乱堆压……”显然，其性质迥异于来自勤奋努力的亚裔之竞争。 [5]

在约翰逊对杰弗里斯的那场划时代的拳击赛后两年，即1912年，《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 ）这部小说发表，它是美国大众文学领域里“泰山小说”系列之始。这是一个白人在黑人的故乡——非洲——成为丛林之王的故事。这个系列的小说和电影在美国的大众心里制造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效果。美国人一般对非洲缺乏基本的认识。从前的世界史教科书谈到非洲部分都只描述白人如何开发这个“黑暗大陆”，甚至连一个原住民的名字都不提。在今日“后殖民主义”时代，关于非洲的叙事都必须包括一些当地人物，但因为美国人对世界知识的普遍贫乏，因此无知不减于前。每次我上世界史课讲到非洲部分时，都会对班上说：“谈到非洲，你们大概只知道一个名字，就是泰山。他与其说是和非洲有关，不如说是白色人种的大愿望更来得恰当！”

泰山的作者埃德加·赖斯·勃鲁士（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的成长时期也在19、20世纪之交。他生长在芝加哥，是大都会的产物，但和当时的许多精英分子一般受过“原野化”洗礼。他受野性呼声号召倒并非由于神经衰弱的缘故，而是因为另一种疾病。在1891年，芝加哥爆发流行性感冒，死者数百，勃鲁士的父母害怕15岁的儿子被感染，把他送往两位长兄在爱达荷州的牧牛场。勃鲁士到了边疆后，如鱼得水，不只娴熟牧牛，也学会骑拱背跳跃的野马之技术，甚至结交了盗贼和杀人犯，父母获悉，将他转到东部就学。勃鲁士因桀骜不驯之故，改转入军校，毕业后被派在第七合众国骑兵师，亦即阵亡的卡斯特将军的老部队。他的任务仍然是扫荡印第安人的残余，但根据他的自身说法，“永远追不上他们”。他因心脏问题而升迁军官无望，于1897年退役，转向文职并成家立室。至1911年，勃鲁士感到坐办公室的职务没有前途，遂开始写作，投稿给低廉小说杂志（pulp f iction magazines）。他的第一部小说是有关火星历险的科幻小说，相当受欢迎，因此紧接着在1912年发表《人猿泰山》。 [6]

勃鲁士的“火星历险系列”把西部牛仔幻想搬上了火星，它讲的是一名南军军官在火星上的“红人”之间历险的故事，火星又名红色星球，因此是把印第安人科幻小说化。他的“泰山系列”则反映白人对黑人的幻想。这从“泰山”一名中看出端倪，这是领养他的那个猿猴族为其起的名字，在它们的语言里是“白皮肤”的意思。 [7] 照道理说，皮肤的黑白与否，不该是人兽两个物种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倒是判别黑人与白人的首要标准。泰山的故事在今日已引起黑人的反感，这主要是好莱坞把故事和人物简单化处理的缘故。勃鲁士的原著其实透露了对黑人的羡慕。 [8] 幼年的泰山生活在猿猴之间，充满自卑感，他嘴巴太小，鼻子太窄，眼睛颜色太浅，身材太矮小，身体无毛令他感觉到自己像条蛇。但小说很快就透露他有过人的狡猾，这表现在第五章中他单独面对捕食的母狮存活下来而同行的小猿则丧生这一点上。因为他是人类，“他较高的智力令他有更敏捷的心智活动，乃超出猿猴的能力以外者” [9] 。这和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里家犬回归自然后反而成为狼群之首异曲同工。

泰山小说常被理解为白人种族主义的作品——它用欧洲和非洲分别代表“文”与“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 [10] 这个简单化的教条式观点忽略了19、20世纪之交的思想背景：文明在智力方面固然占优势，但野性代表生命力，在当时西方“文明没落论”的话语里，“野性”其实是白色人种的一种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勃鲁士也是现代文明的批判者。在“火星历险系列”的第二部、发表于1912年的《火星众神》（The Gods of Mars ）里，有一段话是关于火星上的黑人，他们在肤色上有异于该世界的红人和白人，却是该星球最古老的种族，他们的传承可以直接追溯到“生命之树”。这棵树进化了无数世代，最后出现还没能脱离树干的小植物人，从小植物人的蕾苞里演变出四个分格，第一格是植物人，第二格是十六脚虫，第三格是白猿的始祖，第四格是原始的黑人。除了第一格之外，其他的都脱离树干掉落地上。黑人最早破格而出，是星球上繁殖的第一人类，血统也最纯正，其他种族则是十六脚虫、白猿和某些离族的黑人杂交的结果。至于在故事里出现的白色恶魔（the therns），并不是古代白猿的直裔，而是由他们演变而成，“他们的等级更低”。 [11] 在这里，我们嗅到了杂种化和人种退化论的气味。黑人的传承与“生命之树”最密切，血统也最纯正，透露的又是什么讯息？

此时，美国黑人的“哈林文艺复兴”（The Harlem Renaissance）正在酝酿中，其背景是始自20世纪初期的黑人涌往北美城市的大移民潮（The Great Migration），造成黑人城市人口的集中。这个现代主义现象是美国黑人的文艺才华首次集中表现，并由此建立种族的骄傲。“哈林文艺复兴”的领导人原初的构想仍然是欧化的，其构想是让黑人也发展出欧洲式精英文化，这自然是黑人在白人面前自卑感的表现。但这场黑人文艺复兴倒过头来让白人拜倒在黑人脚下，因为它后来走上肯定自身民间文化的道路：如黑人灵歌、蓝调、繁音拍子，尤其是爵士音乐。后者最重要的一个源头是新奥尔良，它是法裔和西裔集中的地方，又接近加勒比海的黑人文化，因此老早就在清教徒美国内部打开一个“异教”缺口，这个地域性文化进军至芝加哥和纽约以后，就开始发挥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影响。 [12] 黑人的音乐用的是欧洲古典音乐的乐器，但表现的精神全然不同，它在白人压抑的清教文化里灌注入一层浓烈的“酒神型”因素，亦即原始活力，成为美国开国以来首项原创的艺术形态。说今日的美国音乐主要是黑人音乐，一点都不夸张，而这种音乐则以“美国音乐”之名风靡全球。

[1] 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pp.87-88.

[2] “Johnson,Jack（31 Mar,1878-10 June,1946）”,in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ed.,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83-85.另详见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pp.1-4,41-42。

[3] Howard Sackler,The Great White Hope（New York:A Bantam Book,1968）,pp.41-42.“弗里斯科”的典故来自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的《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其实旧金山的人并没有用这样的简称。

[4] 剧本里杰斐逊对他的白人女友温柔体贴，但历史上的约翰逊则有众多白人女友，他除了视她们为私产之外，还常凌虐她们，导致他第一任妻子自杀。在触犯贩卖白奴法后，他的女伴拒绝做证，而且和他结婚，因此罪名不能成立。后来是另外一名饱受虐待的前女友出来做证，政府重新起诉，才把他定罪。剧本把这些史实都省略，只描写他的爱人爱莉（Ellie）追随他在国外到处流亡。在故事里，杰斐逊被迫逃亡国外后，拳赛圈里的白人势力和联邦政府的要员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他在一场安排的拳赛中愿意输给白人拳手的话，三年的徒刑可改成一年，而他只需服刑半年就可出监。而剧本最后一幕是哈瓦那的那场拳赛，杰斐逊愿意躺倒，把锦标让给白人。故意输掉乃根据约翰逊自己的说法，但说服力并不强。事实上，哈瓦那那场拳赛发生在1915年，而约翰逊在1920年才回美国服刑，而他肯这样做是因为在墨西哥待不下去。

[5] 梁启超在1899年如此描述在西方人眼里的黄祸：“今夫日本之民族，视中国仅什一耳……而近年以来，犹以工艺雄于万国，每岁手作之物，售至美国者，且值百千万。西方诸国，糜不之畏之，而况于阗繁朴悫之中国乎。彼美人之苛逐华民也，固彼中巨室所大不欲，而无如其力不足以胜细民也。彼细民之嫉我也，盖亦由忌我畏我，而无术以制我。故宁冒天下之不韪，而悍然出于此途。我亦必有使人可忌可畏之道，昭昭然也。”见《论中国之将强》，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4—15页，《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6] “Edgar Rice Burroughs,Creator of Tarzan:Official Biography”,Edgar Rice Burroughs Inc.,www.tarzan.org,pp.1-3.他在美西战争期间还申请加入老罗斯福的义勇骑兵队（the Rough Riders），但遭拒绝，详见Eric Cheyfitz,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4。

[7] “Chapter 5—The White Ape”,of Tarzan of the Apes,www.literature.org/authors/burroughs-edgar-rice/tarzan-of-the-apes/chapter-05.html,p.1.

[8] 白种人把自己想象成非洲的“丛林之王”，是否可以简单地责之为“种族主义”？这个立场无疑是“政治上正确”过了头。这好比把《杀死比尔》（Kill Bill，2003,2004）里一名白种女子凭日本的剑道击垮了整个日本的黑帮，并在最后的对决中手刃日本黑道女魔头责为“种族主义”一般。它表达的其实是西方人对东方武术的欣羡，以及在这门东方技艺中也能压倒原创者之好胜心理。这个对东方的认可比对黑人的欣羡晚了很多，背景也不太相同。《杀死比尔》里的武打场面是导演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1963—）对战后的日本和20世纪70年代香港武打片的致敬，故事的讯息却是百分之百当代美国女性的“杀夫与杀父”：女人如何摆脱介于父亲和丈夫之间的男性之宰制，遭到他的报复，成为受害者，后来又与他争夺女儿的监护权，最后双方比拼技艺，技高一筹的女方把妖魔化的男方干掉，与小女孩团圆，组成目前美国流行的单亲家庭。这部电影如果不是在女权主义“总路线”上头“政治上百分之百正确”，是否也会被扣上“种族主义”罪名？

[9] “Chapter 5—The White Ape”,of Tarzan of the Apes,p.4.

[10] 患这类“公式化”毛病者一般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著作，它们不太理会具体历史背景，而倾向从一个现成的理论公式入手，如前面引用的Eric Cheyfitz,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即其一例。

[11] “Chapter 7—A Fair Goddess”,of The Gods of Mars,www.literature.org/authors/burroughs-edgar-rice/the-gods-of-mars/chapter-07.html,pp.8-9.

[12] Nathan Irvin Huggins,Harlem Renaiss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哈林文艺复兴”正式开始的日期是1919年，但新奥尔良的酝酿早已发生。

结论

如迎合今日美国的族群政治和性别政治，本文的结论该很简单：它论证白色帝国主义如何歧视有色人种，而种族歧视又与性别歧视盘根错节、息息相关，那就是白种男性对自身“女性化”的忧虑，亦即恐惧男性之性别认同的丧失。本章并不否定这类结论，但嫌其过于简单化。在本章考察的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帝国主义时代——“黄祸”和“黑祸”的差异还不显彰，当时的顾虑还是集体式的，乃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甚至人种与人种之间的对垒，但已从一些蛛丝马迹可看出两者之不同。循至20世纪上半期，美国思想越来越倾向从个人化角度考虑问题，就将其差异凸显出来了。参考已发表的有关较近期美国人对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想象 [1] ，即可辨认黑人和东亚人士在美国白人心中形成颇为不同的心理沉淀层。即使作为对雄健性之追求的一体两面，黑人是白人这个愿望的妒羡对象，而黄色人种则常常勾起“女性化”和“性无能”的联想和恐惧。

[1] Lung-kee Sun,“Without Sex and Violence:The‘UnAmerican’Personality”,New Perspectives: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Yearbook,vol.2（1996）,pp.1-69.以及收入《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和花千树版）的两篇论文：《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的人格》《飞蛾的沉默：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第三性”与东方人》。

第三章　现代文明的困境？

楔子

19、20世纪之交的思潮在思想史上一般称作世纪末（the f in de siècle）。前章已显示：贯穿着“世纪末”思潮的是“文明没落”“人种退化”与“阳刚的隳沉”等母题。这股思潮如今我们已感到陌生，在19、20世纪之交却是远为广被的达尔文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成分。该世纪之交和我们的20、21世纪之交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当时达尔文主义占压倒性优势，因此，即使是社会人文思潮都多少带点生物学色彩。我们的世纪之交则被笼罩在语言学与高科技大众传媒的影子底下，符号思维成为时尚。如果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尚来判断今日，肯定会把当代文明判决为已无可救药地掉到了颓废（decadence）的谷底，因为人工的符号远离生物的本能，一个让符号完全覆盖了本能的文明无疑已进入死巷。但今人并无这种危机感，乃因为今日抽象符号至上的思维，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生物主义全然背道而驰。

“世纪末”思潮如今看来有其局限，也有它无法解开的死结。达尔文进化论造成的总氛围仍然是相信进步的，因此也是乐观的，它的文明观却内含危机感。一方面，宇宙进化从生物界演变到人类文明被认为是直线上升；另一方面，文明是人工的，文明越现代化、人工化，即越偏离自然界，最终会否受到惩罚？因此，当时的思想界又开展该给现代文明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基础的讨论，而这个首要任务的重担则落到了男性的身上。

用性别介入文明观制造了下列一连串问题：按照进化乃从简到繁、从同质到异质的轨迹，当时出现了颇为风行的“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信念。它涵示了男性是比较进化的性别之命题。事实上，从达尔文开始，进化论都有“雄性是进化的先锋，雌性是物种的守成者”之说。然而，文明如果有偏离本能界的倾向，则文明越发达、越现代化，男性就会越趋“女性化”，亦即男性之女性化成为文明没落的指标。这种焦虑感在当时衍生了男女教育分途的学说，并促进了让男孩回归“原野”为文明保存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的运动。

1.女人是物种的守成者

本节从物种进化论出发，集中探讨“男性是比较进化的性别”之命题。达尔文在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中如此说：

雄性所经历的变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在整个动物界里，凡是两性在外表上有所不同的物种，总是由于雄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才不同的，倒转来的例子是难得的。因为，一般来说，雌性对本物种的幼小动物总比雄性保有更为密切的相似的程度，而对本物种所属的物群，小至于属，大至于科或目中的其他成年的成员，也要相像得多些。这种情况的发生似乎是由于几乎所有动物的雄性在情欲方面比雌性更为强烈。因此，在雌性面前，互相战斗的是雄性，而富于诱惑力地把种种色相展示出来的也是雄性；而且其中的胜利者就把他们的优越性传递给了下一代的雄性。 [1]

这里是说：雄性是物种的革命派，而雌性则是物种的守成者，她不只接近同种成员的儿童阶段，而且与物种所归的“属”“科”甚至“目”之成年成员近似，亦即较接近共同祖先分享的未分化状态。西方“世纪末”性别观的形成，当然不只凭达尔文一句话，而是在达尔文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已有人用时尚的生物学话语在建构此论，概被笼统地称为“达尔文主义”。

一位“世纪末”文化的研究者指出：斯宾塞在其进化论宇宙观中，把进化定义为从同质（the homogeneous）到异质（the heterogeneous）的过程，因此进化阶段越高也就越分化，亦更个人化。 [2] 他虽然没有特别提及性别，但两性趋于两极化该是异质化的一环，达尔文心目中“经历的变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的男性理应比女性更先脱离同质状态，亦更易形成“个性”。卡尔·福格特（Carl Christoph Vogt，1817—1895）——即马克思笔下的“福格特先生”（Herr Vogt）——测量男人与女人的脑量，并测量优秀民族与劣等民族的脑量，得出如下结论：“女性头颅较小……男性与女性的头颅该被当作两个不同物种般分开……女性头颅的类型在许多方面接近婴儿的，在更多方面接近低等民族的……” [3]

[1] 达尔文著，潘光旦、胡寿文译：《人类的由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册，第344页。其全名该译作“人类的由来以及根据性别的天然选择”。

[2] Bram Dijkstra,Idols of Perversity: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ècle Culture（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65.

[3] 引自Idols of Perversity,pp.166-167。

2.男女教育分途说

在1873至1874年，哈佛大学的校监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1820—1877）医生发表了《教育得看性别：女孩成功有多少机会》（Sex in Education ；Or ，A Fair Chance for Girls ）以及《脑的建构》（The Building of a Brain ），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生常谈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他引用最新的权威：达尔文于1871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书中指出进化阶段越高，性别亦越分化，雄性的新陈代谢率高于雌性，因此多变异，具有更多的属性面对自然淘汰，变得更强、更聪明，雌性在新陈代谢方面已经不利，又被母职加诸其身，唯有依赖雄性一途，既然无须全面投入生存竞争，就越来越落后于雄性。达尔文又将心智功能排成位阶，最高是理性，然后依次是想象、直觉、情感，最后是本能，男性偏向上层，女性偏向下端。克拉克把达尔文学说应用到教育学上头，并敲响警钟：要求女子承担男子一般的教育会使她的大脑受损、胸部退化、子宫萎缩、经期停顿，非但成不了事，反而对社会而言糟蹋了当好母亲的材料。 [1]

从同一个达尔文主义前提出发，美国心理学泰斗G.斯坦利·霍尔在19、20世纪之交提出男女教育分途说。霍尔乃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美国大弟子，他回国后从事改造教育的工作，并于1892年与其他25位学者创立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并出任首任会长。霍尔反对中学男女同校，似乎和民国初年中国的保守派观点相同，但后者是感叹“有伤风化”，霍尔的论据则是以生理学为根基的心理学。他认为两性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长的关头上，任何一方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整。霍尔不是性保守的卫道之士，他甚至支持妇女解放，不过他的看法是妇女该从男性理想底下解放出来，而不是去变成跟男人一样：

男人与女人不论在活动范围、感觉、皮肤、器官、能力、所犯的罪、所患的疾病各方面都不同；这些差异被今日的科学加以推演、强调，因此文明日进，两性差异必日增。在原始状态，男女身体结构与从事活动都差不多，真正进步发生在两性分殊，把原先存在的差异予以繁衍与加强。性别之间的差异，在具性活动的阶段就达到了顶峰。小男孩与小女孩玩在一起，做同样事情，在多方面品位相同，对性无知觉。人到了老年阶段，两性的差距也开始复合——老汉与老妇变得彼此相同，在此意义上，也成为无性别。

唯有在青春期，两性的差异最显著。在此阶段上，几乎世界各地有此共识：男女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紧要关头上至少需有两至三年彼此隔离，让心身都发生酝酿作用，达到功能的成熟，导致婚姻生活。这个倾向亦充分表现在家庭生活上。从12到14岁，兄弟姐妹过着比以前更彼此脱离的生活，无论在家内的操作、游戏、兴味，皆出现分殊。这全是生物学现象，是正常的。因此，学校及其他机关就该把这个分殊推至极端，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我们该尊敬性别差异的自然法则，切不可忘记做母亲与做父亲是大不相同的。男女当各自终止相互模仿，终止相互为对方设下楷模，好让各自发挥本性，在两性交响乐中奏出和音。 [2]

显然，在“对性无知觉”的小孩阶段，两性不分化状态并不碍事，但为了成长以后“导致婚姻生活”，就必须“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这是由异性恋体制规定的一项急务。霍尔为此重弹了“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滥调，无甚创意。他的创新在于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重温说”的创始者是德国进化论大师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他认为人从怀胎到诞生是在9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当于“初民”的进化水平。霍尔则把它应用在教育学上，他责备现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柔弱化，再演变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 [3] 既然男孩成长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到了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能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使文明建立在一个更建康的基础上。然而，霍尔不主张女孩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的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就是守成。这正是他的男女教育分途说的精神所在。这个分途说的出发点显然是达尔文“雄性是物种的革命派，而雌性则是物种的守成者”的命题。

[1] Rosalind Rosenberg,Beyond Separate Spheres,Intellectual Roots of Modern Femin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p.5-10.

[2] G.Stanley Hall,“Co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1903）,in Charles E.Strickland and Charles Burgess,eds.,Health,Growth,and Heredity:G.Stanley Hall on Natural Education（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1965）,pp.179-180.楷体为本书作者所加。

[3] Gail 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1880-1917（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92-101.

3.建立“美国童子军”的路线斗争

霍尔敦促男孩回归自然的主张，在美国童子军的创立人欧纳斯特·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1860—1946）手中获得实践。 [1] 他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生长于城市，面临环境日遭工业化的侵蚀，社会问题丛生，终于把自己的效忠从家庭转向原野和野生物。 [2] 他在安大略省与曼尼托巴省以及美国西南的原野经验令他选择了原野画家、作家与博物学家的生涯，并一度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两国保护自然运动之间的大使。西顿歌颂原野与边疆，但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美化边疆不同，后者歌颂开拓者，西顿则珍惜在文明面前撤退的原野，并特别认同印第安人。 [3] 他毕生同情印第安人的权益抗争，并认同了他们的自然观，认为人对自然的宰制只是一个幻觉，人对待动物该采取民胞物与的态度。 [4] 他对达尔文的理解亦异于时人，认为人类的道德该根植于动物行为学，处于大自然的人将会如动物一般与大自然结合，共同臻于至善。 [5] 这是人脱离了自然就导致本能衰退、文明趋于腐败的“世纪末”思想之另类诠释。

西顿写作的动物故事很受欢迎，他描写动物角色的笔调多带同情，其故事里的人类角色则多非善类，乃唯物主义与工业文明的化身。 [6] 当时的动物写作流传至今最有名者反而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但真正的巨擘该是西顿。众多起而效尤的次级作家缺乏专业背景，遂引起了非议，招致博物学家约翰·勃鲁士（John Burroughs，1837—1921）及其支持者老罗斯福总统的攻击，被讥为“仿冒自然者”（nature fakers）。 [7] 后者尤其讥讽西顿“把事实与浪漫幻想混同”，误导青年读者，他宁可服膺昔日西部捕猎者对自然的诠释。这也难怪，老罗斯福虽然在任内竭力通过保护自然的法令，但他的原野经验来自捕猎，他的原野概念是特纳式边疆塑造了美国性格的神话，尤其不能接受印第安人关于动物有超自然特征的说法。 [8]

西顿其实也服膺老罗斯福的“艰难辛苦的生活”，强调少年、冒险、户外生活。这个原野理想在当时导致少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都怀有通过下一代振兴美国性格的目的。 [9] 和他们一样，西顿也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学术而是男子气概（manhood）” [10] 。他与老罗斯福等人一般，相信东岸只是欧洲的翻版，真正的美国是西部，但他与其他文明再生论者不同之处在于美化印第安人，主张“真正的”美国人该放弃拓荒者的模型，学习印第安人的优点。 [11] 西顿在1902年成立了“丛林学的印第安人联盟”（League of Woodcraft Indians），把男孩组织起来，要求他们学习印第安人在原野中留意踪迹、潜步追踪的生存之术，并从自己人中选出酋长和部落官吏——这是美国童子军之始。 [12]

1905年，另一个“美国童子军之父”丹尼尔·卡特·比尔德（Daniel Carter Beard，1850—1941）成立了“丹尼尔·布恩之子”（Sons of Daniel Boone）的男童户外组织，其精神就与西顿的背道而驰。 [13] 丹尼尔·布恩（1734—1820）是美国史上的民间英雄，他是猎人，是开拓肯塔基州的拓荒者，其中不乏与印第安人的战斗。 [14] 在野外身披鹿皮的“丹尼尔·布恩之子”成员以“堡垒”（forts）为单位，他们的等级不是以印第安人官吏为名，而是以美国史上的拓荒英雄为名号。 [15] 这倒符合由特纳与老罗斯福等人代表的主流原野思想。

西顿把他的经验写成书，并于1906年赴英推广他的户外运动，结识了罗伯特·巴顿—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1857—1941）。后者是一位将军，曾于大英帝国的印度、阿富汗、南非等地服役，并于波尔战争（Boer War，1899—1901）中死守一座边城而声名大噪。 [16] 他的活动多涉及军事情报，发展出一套在敌后斥候、藏匿、逃遁之术，在1899年发表了训练军事斥候的手册Aids to Scouting ，成为畅销书，为学校与青年组织广泛沿用，而后来“斥候”一词前面加上“少年”亦变成了“童子军”（young scouts）一词，其军事化的倾向很明显。鲍威尔结识了西顿后，把后者的野外生存游戏大量收入修订版中，西顿抗议他抄袭，无效。 [17] 但西顿是有心栽花花不成，鲍威尔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后者从无成立少年户外组织之意，是少年业余斥候者慕他之名而来，这个童子军运动于1907年在他指导下正式诞生。

待到1910年美国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成立时，鲍威尔的方案已成世界潮流，美国大财团与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赞助成立美国支部，西顿与比尔德等人只得把他们的“丛林学的印第安人”与“丹尼尔·布恩之子”融入了该组织。该组织还须仰仗西顿的声望，因此让他当童军总头目（Chief Scout）。西顿的印第安化运动与鲍威尔那套脱胎于大英帝国殖民地战争的丛林学和恢复帝国光荣的青少年训练纲领简直南辕北辙，尤其是穿上军装的童子军，与他让男孩在原野中培养个性的纲领全面抵触。 [18] 西顿仍待在美国童子军运动里，希望从内部扭转乾坤，却是逆水行舟。组织内，比尔德等同事不会反对军事化，最要命的是身为名誉副主席的前总统老罗斯福公开赞许鲍威尔的方案，认为它有助于平时培养优良公民，以备战时成为优良士兵。 [19] 这与老罗斯福以美式足球为战场预演的思维是一以贯之的。

美国童子军成立后，西顿的大权即旁落于执行秘书詹姆斯·威斯特（James E.West，1876—1948）之手，这位老罗斯福时期的华盛顿官僚从一开始就偏向巴顿—鲍威尔方案，在其手里也为童军运动建构了一个中央化的机构。至1915年，威斯特以西顿从无申请美国公民为由，迫他辞去童军头的职务。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国内参战之声尘嚣日上，老罗斯福等人即暗示西顿利用美国童子军散播反战与无政府主义思想。 [20] 这也难怪，西顿的确倾向社会主义，他对进化论的理解尤其接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A.Kropotkin，1842—1921）的互助论。翌年，美国童子军总部还宣称西顿在童军手册里的写作无关宏旨。西顿唯有恢复他的丛林学运动，于1916年另立美国丛林学联盟（Woodcraft League of America）。

西顿虽然在路线斗争上败下阵来，但由他开风气之先的男童子军组织迅即成为全国最大的青年组织。他在1910年为该组织写作的男童子军手册30年后在美国就出售了700万册，仅次于《圣经》，其宗旨即使西顿的反对者亦会俯首赞同。西顿说：“一个世纪前，美国的男孩都接近自然，但自此以后国家经历了工业化与都市化，不幸导致人的‘退化’（degeneracy），如今必须由美国的男孩重新倡导‘户外生活’（Outdoor Life）。” [21]

在美国童子军内部，西顿方案败于巴顿—鲍威尔方案，自有其客观因素。前者的印第安模式只适合北美，后者的士兵模式则通行于全球；前者的原野模式只能在一年内某些时段执行，后者的城乡并立模式较有弹性、全年都可落实；前者的独立组织理想难于维持，后者可以让童子军附属于其他单位。更深的原因该是意识形态：西顿偏向印第安人的自然信仰，尤其痛恨他父亲的加尔文式基督教，指控它是“献祭孩童的宗教”（a religion of childsacrifice）。 [22] 在美国童子军成立时代，却是以基督教男青年会为中坚，当时连天主教少年都不参加，后来才减少新教的色彩。被视为蛮子的印第安人在这个基督教中心的文明面前能有什么地位？近年来，美国童子军运动被摩门教渗透，则激化了性别问题。在过去30多年，其他国家的童军已采取男女合流，被摩门教徒左右的美国童军活动则远远落后于国际潮流，仍维持两性是对立的心态。

我们归根到底重返美国性别对立的议题上来。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原野理想基本上是男性化的，它令“男子汉”与“户外客”（outdoorsman）画上等号，后来纵使有女童军的成立，并无改于“户内”是女性空间这个事实，甚至有人戏言：一直等到“花花公子杂志的哲学”（Playboy philosophy）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男人才占据经它重新定义的“户内”。 [23] 同样道理，童子军冒现的时代，也是美国有组织性的体育迅速兴起的时代，其时代背景相同，都透露出男性焦虑的信息。 [24] 纵使有大量女子参加体育运动，体育却没有成为美国女性“性别角色”的标签。事实上，“体育”与“户外”都被本质化为男儿性征。男性与体育的联系是先天的还是文化的？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质问男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在西顿重建他的丛林学运动之后，1921年的一部著作，把自然人格化为“母亲凯蕾”（Mother Carey），亦称娜娜包鹫（Nanaboujou），她与大精灵（the Great Spirit）和其他印第安神祇同在。 [25] 对大母神的崇拜并无损于印第安的男子气概。显然，对“男子汉”和对“自然”的定义都因文化而异：在主流的美国白人文化里，文明表现为对原野的征服，男子汉表现为对女性化的否定，男性成长则是“杀母”。

[1] H.Allen Anderson,Ernest Thompson Seton and the Changing West（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86）,pp.130,137.

[2] Ernest Thompson Seton and the Changing West,p.3.

[3] Ibid.,p.47.

[4] Ibid.,p.95.

[5] Ibid.,p.128.

[6] Ibid.,p.98.

[7] 有关“仿冒自然者”的论战,详见Ralph H.Lutts,The Nature Fakers:Wildlife,Science&Sentiment（Golden,Co.:Fulcrum,1990）。

[8] Ibid.,pp.119-121.

[9] Ibid.,p.129.

[10] Ibid.,p.131.

[11] Ibid.,p.135.

[12] Ibid.,p.132.

[13] Ibid.,p.136.

[14] 丹尼尔·布恩已成为美国国民神话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叙事甚至因应地域性的需求而出现不同的版本，详见Richard Slotkin,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1600-1860（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6）,chapter XII,“The Fragmented Image:The Boone Myth and Sectional Cultures（1820-1850）”。

[15] Daniel Carter Beard,The Boy Pioneers:Sons of Daniel Boon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9）,reprint by Nabu Press,2010.

[16] Russell Freedman,Scouting with Baden-Powell（New York:Holiday House,Inc.,1967）,chapters 4-6.

[17] Ernest Thompson Seton and the Changing West,p.154.

[18] 西顿对巴顿-鲍威尔亦不无偏见。后者在开始时亦对一些教会办的少年户外组织穿制服一事感到不安，认为它违反个性，但在1907年他的少年斥候队第一次野营时，开始设置了一些初步的团队标志，详见Scouting with Baden-Powell,pp.152,159。待至美国童子军成立时，则以1910年前后的美国陆军制服为蓝本，稍作更改。

[19] Ernest Thompson Seton and the Changing West,pp.159-160.

[20] Ibid.,p.174.

[21] Roderick Frazier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4th edi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148.

[22] Ernest Thompson Seton and the Changing West,p.130.

[23] Barbara Ehrenreich,The Hearts of Men: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New York:An Anchor Book,published by Doubleday Press,1983）,p.44.

[24] Michael Messner,“The Meaning of Success:The Athletic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Identity”,in Harry Brod,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The New Men’s Studies（Boston:Allen&Unwin,1987）,p.196.

[25] Ernest Thompson Seton and the Changing West,p.200.

4.还有比现代文明危机更深层的因素

两性应该越来越不一样的命题与日趋民主化的潮流相抵牾，至20世纪上半叶，达尔文的物种内呈多样化以应付自然选择的命题受到突变说（mutation theory）的挑战。 [1] 斯宾塞那种铺天盖地式的进化论宇宙观也让渡给专业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开始修正达尔文主义背景的生物决定论，倾向用“环境”“习惯”等概念来取代“本能”与“遗传”。新学说有利于两性教育机会均等的实施，并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美国妇女亦终于在1920年获得投票权。

然而，在美国，性别的两极化却以其他形式持续。教育机会均等与投票权是民主社会底下保障的基本民权，这些形式平等保障了男女作为抽象的“人”之权利相同，却无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不触及“异性恋”底下的男女该是唱对台戏这个信念。在“二战”后，大量美国妇女摆脱“家内领域”，步入“公共领域”，缩小了差距，但无补于差异，仍需进一步摇撼在“异性恋”中男女必须两极化的设定，而异性恋是一个伟大的美国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作为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其比重与平等的理念相若。

在第五章里，我们将详细讨论“异性恋”底下性别必须两极化的学理建构，亦即性别角色认同（gender role identities）论。在本书的进程中，读者将看到这个世所罕见的两性对立论至20世纪70年代亦彻底破产，代之而起的女权凌厉攻势把这个对立重新改造成对女方更有利的那种形式，“对立”亦因此变成“敌对”，对社会总趋势来说则有助朝个体日趋原子化（atom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的方向发展，替代了性别的两极化，而且很反讽的是，原先由男性专利的“分离与个体化”如今成为全民模式。这似乎乃美国社会“日趋民主化”的一种实践形态，问题是：世界其他地方构筑民主文化，是否也踩同样步伐？

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挖掘到一个更深层的文化河床：美国的“原野”理想与世界各国的不尽相同，因此涉及比较历史学范围。本章讨论的“现代文明之困境”乃当时所有工业化的开端危及传统农村社会皆面临者，至20世纪30年代甚至促成寰宇性的回归乡土运动：例如纳粹德国的“血缘与乡土”（Blut und Boden）、日本的“农本主义”、中国的“乡村建设”，以及同代由美国优生学倡导的“回归农庄运动”（back-to-the-farm movement）。然而，美国原先就有一个“原野”理想，其根苗可回溯至未建国的殖民地时代，远在现代化危机来临之前，我们不该让“现代文明的困境”遮掩了历史的视线。

歌颂“原野”并非自发之举，它基本违反“人与天争”的文明化思想。在殖民者塑造美洲认同之始，最常见的是对它的纯净性大做文章，强调它无须背负旧大陆的包袱。殖民地时代的清教徒为新大陆带来了“太初的亚当”（the Primordial Adam）的母题：

他从根本处就是一个新的人格，一个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的个体，他被剥夺了祖传却很高兴，不被一般的家庭与族类的传承触及与沾染；这位个体独自存在、自足而又由自己驱使，不论面临什么都准备由自身独特的内在资源去应付。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在阅读《圣经》的一代，这位新英雄被轻而易举地（不论是褒是贬）与人类堕落前的亚当认同。 [2]

美洲这片新大陆令清教徒感到一切旧的罪愆都可获得补赎、得以在未受沾染的处女地上建构全新的伊甸园。

欧洲的启蒙运动虽然是宗教的死对头，但它让美国感到自身焕然一新则与清教徒异曲同工。启蒙思想主张改革人类社会，使它更符合“自然法”，但是脱离了欧洲历史的“美国人则自视其文明为从自然中建构起来的，既非自然法的比拟亦非它的转译，而是它的直接表达”。 [3] 美国文明无须响应历史，只需响应自然。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变成美国人后，“并不觉得自己来到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是简直离开了社会” [4] 。这里指的“自然法”并不是野性，而是如牛顿所发现的自然界的法则性，而“离开了社会”也非远离人群，而是指摆脱了旧大陆违反人性的封建制度与专制主义，这些包袱如今是通通留下了。美国人欠缺的就是历史，他们“对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不感兴趣，既乐观又自信的他们只想每一代、每一日都重新起步向前走” [5] 。

从这些思想背景去观照一个独特的美国传统——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倒是饶富趣味的。美国的“自然写作”甚至有异于英国的“乡村写作”（rural writing），它追求的并非通过“乡村、农庄或家庭等人类社群来调和人生经验的极端”。 [6] 英式的农村主义（agrarianism）固然也有美国追随者，但美国的自然作家根本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不会认为农夫的生活会比城市的政客或郊区的推销员更令人满意” [7] 。美国的自然写作的前提“不是建立在城乡对立，甚至不是建立在文明与蛮荒的冲突之上”，而是与非人化自然（nonhuman nature）的直接接触，同时心中又极端怀疑这个经人触摸的自然是否已被自己沾染，但深信“不受人类社会强制的独立自足的个人生命包含全部真理要素之可能性总会高些”。 [8] 在这里，个体固然与世俗保持紧张，与自然之间亦可侦察出某种张力之存在，它异于中国道家融入式的自然主义，更非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必须指出，美国的“自然写作”并无性别偏向，男女作家都有。他们“不受人类社会强制”的思想也包括与过去的一切决裂，重新开始。美国自然写作之祖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认为必须将任何与过去有关联者皆弃之如敝履：“一代遗弃另一代的事业，如搁浅之舟。” [9] 梭罗这一脉思想倒是否定了清教徒的原罪论，其与过去断根，包括无须承担“祖宗之罪”，比清教徒更少了新的伊甸园受自己沾染的疑虑。清教徒来到新大陆是为了在新土上建筑“新耶路撒冷”，并非讴歌丛林，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性恶论包袱，反而视原野为失控的人欲之寓言。事实上，清教徒用的意象正是把“旷野（wilderness）化作一座山上之城（a city on a hill），以重建耶路撒冷”，在清教徒的多重比喻中，这个新伊甸园与新耶路撒冷也是“新迦南”（New Canaan）。 [10] 后者更露骨地表达把原住民“蛮子”清除掉的意图。这个向“蛮荒”宣战的筚路蓝缕的历程是美国作为“上帝选民”的一个业绩，而这样的“美国式自我则成为一个先知预言的普世蓝图的化身”。 [11] 因此，不要把美国看作一个纯粹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家，在它的霸权思想的背景里也有“救世主国家”的暗示。

美国理想之反历史意义在于隔断旧大陆的历史之流，一切由上帝的新选民坐庄、重新洗牌，这部用古以色列史作为永恒模板的神圣史蓝图仍然是以国民为单位的。然而，在美国思想里，基本上我们看到另一个从任何历史中彻底解放的个人观。梭罗说：“我相信在伊甸园里的亚当总的来说并不如美国住在边远蛮荒林区的居民（backwoodsman）来得适意。” [12] 一位美国原野理念史的权威研究者竟然如此评论美国自然写作的鼻祖：“梭罗大部分的写作都只是表面上与自然世界有关……（对他来说）原野象征每一个人未被探索的质量与未使用的潜能。” [13] 换而言之，“原野”代表个体最本质的内核，它象征个人之得救在于与世俗对立并摆脱一切传承。梭罗的同道者乃19世纪美国的超验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s）以及神学的一位论者（unitarians），他们在伊甸园中否定了原罪，其人间理念则变成了“从历史中解放出来、一代与下一代不产生交流、无须存有在时间之流和历史里延续的功能以作为各时代团结的保证” [14] 。必须卸下中国人“慎终追远”“毋数典忘祖”的历史囚徒之思想习惯，才能开始掌握这类美国式思维。谓现代美国的杀父杀母意识早已根植在经美国改良了的（乐观化的）新教私人得救理念里，谁曰不宜？

另一个比本章讨论的“世纪末”文明危机更深邃的深层因素却非美国独有，而是泛基督教文明的，那就是在柏拉图主义影响下的基督教灵肉观：灵与肉被视为绝然对立之两极。与这个灵肉观对比，世纪末达尔文主义的两性观是小巫见大巫，后者偶然的时代性暂时掩蔽了（也包装了）长期持续的文化母题。纵观基督教神学史，“灵”并不一定都等同男性，“肉”也不总是女性，但这个性别化倾向一直都潜伏在那里，受到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激化，终于发扬光大。本书在下一章处理的正是这个披着达尔文外衣的柏拉图—基督教传承，进化论用偶因论解释的性别分化，到了前者手里被绝对化甚至可说是本体论化——而这股“世纪末”思潮就是尼采一脉的超人论。

[1] 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Evolution,and Inherita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542-550.

[2] R.W.B.Lewis,The American Adam:Innocence,Tragedy,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1959）,p.5.

[3] Myra Jehlen,American Incarnation:The Individual,The Nation,and the Contin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3.

[4] American Incarnation,p.5.

[5] Ibid.,p.6.

[6] Peter A.Fritzell,Nature Writing and America:Essays upon a Cultural Type（Ames,Iowa:Iowa State University,1990）,p.164.

[7] Nature Writing and America:Essays upon a Cultural Type,p.166.

[8] Ibid.,pp.167-168.

[9] The American Adam,p.22.

[10] Sacvan Bercovitch,The Puritan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lf（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5.

[11] The Puritan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lf,p.136.

[12]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p.90.

[13]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p.89.

[14] The American Adam,pp.31-32.

第四章　尼采式超人论与仇母情结

楔子

前三章从世纪之交的美国出发，简介了西方的“世纪末”文化，本章以“世纪末思潮”的一个高峰——尼采——为焦点。他是“世纪末”思潮与20世纪中期美国“杀母”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尼采把“文明没落”“人种退化”“阳刚隳沉”等世纪末论述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时人对进化论的通俗理解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把进化与进步等同，甚至把它庸俗化为直线进步观。尼采对这种庸俗观点进行了哲学的批判，认为人类的最佳样品与最糟样品是并存的，亦即“超人”与“末人”的对立，在这里并不会出现由低到高的演变，乃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永恒对决，历代不断重演，唯有具备超越自我的权力意志者配称“超人”，历来都限于极少数，而女性全体至目前为止皆被摒斥其外。这个超人情结在尼采与他妈妈之间制造了紧张。

尼采无疑是本章的灵魂，他之后，我们引介比他小一辈但几乎与他同时去世的魏宁格。这位思想家更有利于澄清在当时达尔文式生物话语笼罩下其实还有一股源远流长的哲学潜流，那就是以两性来象征灵肉的对立，这个对立深植于基督教文明的骨髓里，但其源头该是柏拉图以理念界贬抑物质世界的思维传统。这一点是本书的新发现，因为不论是尼采或是魏宁格都必须借助当时的时尚生物学话语，不细心的历史学家会倾向把他们统统归入一个整体化的“世纪末”思潮。我们已在第三章中集中讨论达尔文式的“生物越进化性别越分化”之命题。然而，对尼采与魏宁格来说，都没有“进化”这回事，文明面临的是颓废与没落——他们所代表的才是“世纪末思潮”的正宗。

文明能否“再生”的迫切性亦困扰了大卫·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成为他文艺创作与理论思维的主要动力。他试图在男性的复兴身上找到答案，问题的关键不在乎男女对立，而是整个现代文明之日趋女性化以及受女性原理的支配。他憧憬的新世界底下，两性都获得解放，但目前的世界仍在女性——尤其妈妈的阴影笼罩底下。劳伦斯年少时与母亲关系良好，他的仇母论不能用现实生活去解释，乃已嗅到新世界气息的男子对不解放的妇女之愤恚，也说明“世纪末”文明没落论在他心灵中占了优势。与其说劳伦斯是尼采的门徒，不如说两者透露的是同一个时代气息。尼采的美国门徒则等而下之。有“美国的尼采”之称的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用讽刺的笔调将女性判为生存竞争的胜利者，因为男人都不想结婚，而女人都想结婚，但后者大多得遂所愿，乃攀附者征服了精神独立者，因此是寄生主义的胜利，这个荒唐现象门肯讥之为“美国式的灰姑娘童话”。到了评论家菲利普·威利（Philip Wylie）笔下，“灰姑娘”变老变丑后就成了“妈”，美国既然给予寄生的女人太多的权利，“妈”遂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教皇”，而美国也成了一个被“妈”宰制的国家。威利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尼采哲学的超人与美国大众文化里的超人之桥梁：具门肯风格的威利是超人漫画的始祖。身为好莱坞的剧作家，他也使尼采等人哲学化的仇母论与美国大众文化里杀母幻想接轨。

1.尼采与他妈妈来自不同的“国度”

尼采仇视妇女的言论已经成为经典。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 ，1883—1885）一书里的名言“你到女人那边去吗？别忘了携带鞭子！”其实不是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而是这位虚拟的智者向一位老妇人讨教一点有关女人的智慧，而老妇人以此相告，有警惕他不要轻敌的意思，但查拉图斯特拉还未领受智慧前就道出了自己的意见：

妇人的一切是谜，同时妇人的一切，只有一个答语，这答语便是生育。

男人之于妇人只是一种工具：孩子才是目的。但是妇人之于男子是什么呢？

真正的男子需要两件事，危险与游戏。所以他需要妇人，做他的最危险的游戏。

男子应当被教养作战，妇人应当被教养为战士之消遣：其余的一切都是疯狂。

……

男子之幸福是“我要”。妇人之幸福是“他要”。

妇人应当服从，应当在表面之下找到一个深度。妇人之灵魂是表面，浅底上一层激动着的水。

但是男子之灵魂是深邃的，他的波流在地底下的洞穴里吼着：妇人感受到男子的权力，但不能了解它。 [1]

尼采在《超越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 ，1886）中说：“当一个女人有学术志向，她必定在性方面出了问题。” [2] 并指出女人“不要真理；真理对女人来说是何等物？从一开始，对女人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比真理更异己、更倒胃口、更含敌意的了——她最大的艺术就是谎言，她最关心的则是外观与美貌” [3] 。在《欢乐的学问》（The Gay Science ，1882）里则说：“审度女人的整部历史：她们悠悠万事之首难道不是想当演员吗？” [4]

但尼采在后世的待遇不同于将在下节中讨论的魏宁格，后者被毫不含混地定格为歧视妇女的反动思想家，前者的言论却常获“进步分子”辩解和开脱。作为一个思想家，尼采的确不能归类。在19世纪末，他站在贵族和精英立场批判现代大众社会的来临、其庸俗化以及价值沦丧；在“二战”以前，他的超人论曾一度被纳粹德国利用；到了20世纪中期，尼采却成为存在主义“异化论”的先驱；至今日，他又再度摇身一变而为后现代主义“解构论”的开山祖：据云他是2500年来第一个摧毁由苏格拉底建立的“追求真理”传统的爆破手，因为他拆穿“真理制造业”这个骗局的背后其实只是“权力”考虑。于是，昔日“大右派”的尼采如今变成“大左派”，足见这类左右之分应用在文化批判上意义不大。

但尼采仇视妇女的反动言论为“进步分子”制造了难题，迫使他们对这位大师应用了耶稣会会士所专长的脱罪诡辩术（casuistry）。一位具女性主义立场的当代女学者即说：“尼采痛斥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他责怪）女人对自我创造的掌控仍不足。” [5] 尼采的哲学显示：“超人”是少数男性精英的事业，女人基本上缺乏自我超越的权力意志，因此女人属于广大的“末人”范畴。尼采的进化论思维不像他的同代人那般重视进化过程，而是将重点放在品种的最佳样品上头，亦即“超人”。尼采主张“同一事件永恒重演论”（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 events），这个学说至今仍无满意的诠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基本上颠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进化论，而有利于设定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超人”、它的“末人”，他们的对立是永恒的，有了其中一方，才能界定另一方。 [6] 因此这里根本不存在“超人”怜悯“末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欲扶助其共登进化之殿堂，臻天下于大同的考虑。

尼采的传记透露他仇视女性似乎与家庭背景有关。他5岁（1849年）丧父，6岁（1850年）丧弟，家里只剩下妈妈和妹妹，举家搬迁至瑙姆堡（Naumburg）祖母家与祖母和两位从未出嫁的姑姑住，一直到他12岁（1856年）才搬回莱比锡附近的老家。因此，尼采的童年在女人堆里度过，乃女人丛中的“异类”，而这些妇人又都是小城镇水平的“乡下人”。尼采仇恨他的妈妈与妹妹是出了名的，他称她们为“有毒的害虫”（venomous vermin），比后来希特勒称犹太人为“害虫”尤烈，害虫顶多消灭之，加上“有毒的”则涵示尼采认为自己是她们两人阴谋的牺牲品。 [7] 我曾经论证：鲁迅在《狂人日记》（1918）中借作第一人称的狂人指控妈妈与兄弟阴谋把他吃掉，是发泄他遭母亲和弟弟周作人剥削的愤恚。 [8] 相对鲁迅之含蓄隐晦，尼采对母亲和妹妹的仇恨则是溢于言表，鲜为人知的倒是尼采与他妈妈来自不同国度的命题。

尼采自认为他对崇高事物的向往皆来自父亲，而母亲法兰齐斯卡·欧勒（Franziska Oehler）则代表“本能的无比低劣性”（the immeasurable baseness of instincts），在这一点上她“肯定是极度德国化的”（certainly something extremely German）。同时，尼采考据他父亲的世系来自波兰：他出外旅行时常被人误认为波兰人而很少被当作德国人，有一个波兰人甚至建议他可能来自遭放逐的尼茨基伯爵（Nietzki counts）家族，而尼采的出生地又是被德国人侵占的斯拉夫族地区。尼采觉得自己在精神上与波兰人亲近，未亡国时的波兰国会有“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只要有一人投反对票就可以推翻全体的议案；波兰人哥白尼一句话，就使日月星辰改道，恍如凭尼采一人即能对整个颓废社会进行“一切价值的重估”般。 [9] 事实上，尼采父亲的祖上皆为屠夫，并无波兰贵族的踪影。 [10] 耐人寻味者是，德国在当时已经成为可与英美匹敌的欧陆超强，而波兰人则是家园遭人瓜分的典型“亡国奴”，尼采这个想象的家谱有啥道理？他无疑以无祖国、只有精神故乡自豪，鄙视民族主义为“乌合之众”之庇护所（与后来纳粹德国扭曲他的哲学为党国服务的立场恰好相反），而“乌合之众”所代表的正是他妈妈的那种“本能的无比低劣性”。

认为尼采并非仇视女性者却指出他其实十分重视“母亲”，他在其他地方说：“人类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围绕着怀孕。”“恒常地，我们（哲学家们）必须从痛楚中产育我们的思想，正如母亲一般，赋予它们我们内在的一切：血脉、心意、烈火、快乐、热情、痛苦、良知、命运、灾难。”“精神的怀胎制造了沉思型的性格，与女性人格有紧密的关联：它组成具男人性别的母亲。” [11] 女权思想家常喜欢说男人其实是震慑于女人的生育能力，因此他们设法在人工的、反自然的——亦即是象征的——领域里模拟女人生育，并把它当作更高档的行动。尼采对母性怀胎功能的歌颂是否亦可作如是观？不论怎样，尼采哲学设定两性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相异，他甚至不屑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的剧本《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 ，1903）里的那种主张：纵使男女的相异分属灵肉两界，但为了生育未来的超人，犹待两性之间的合作。

试图把尼采“后现代化”或把他仇视妇女纯粹归因于私人因素，都忽略了该哲学家的时代背景。尼采哲学并不能被还原到他童年的经验，后者没注定他会用“超人与末人的对立”来概括两性问题。作为“世纪末”思想家的尼采不可避免地受该时代话语影响，和他同时代的还有将在下节中引介的魏宁格：在尼采看到“超人”与“末人”对立的地方，魏宁格则看到了“天才”与“妇人”的对立。

[1] 尼采著，雷崧生译：《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台七版（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第94—95页。

[2] Frederick Nietzsche,trans.by Walter Kaufman,Beyond Good and Evil: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Futur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6）,p.144.

[3] Beyond Good and Evil,p.163.

[4] Frederick Nietzsche,The Gay Science,trans.by Walter Kaufm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4）,p.317.

[5] Lynne Tirrell,“Sexual Dualism and Women’s Self-Creation: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eading Nietzsche for Feminists”,in Peter J.Burgard,ed.,Nietzsche and the Feminine（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4）,p.161.这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把鲁迅鞭笞不长进的中国人解释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批判中国人应用的思想武器正是尼采的“末人论”，末人的定义就是不可能“长进”的，他们之存在只是用来衬托鲁迅那样的“超人”之存在而已。

[6] “尼采强烈地蔑视进步的理念，责之为‘摩登’与‘虚假’，他相信古希腊人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要比他的同代人优秀。”见Walter Arnold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3rd edi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68）,p.320。

[7] Sarah Kofman,“A Fantastical Genealogy:Nietzsche’s Family Romance”,in Burgard,ed.,Nietzsche and the Feminine,p.43.这位女学者和前一位一样用“脱罪学”替尼采辩解：他的憎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按照弗洛伊德的反向作用原理必然是在心中镇压为禁忌不容许的爱情。换而言之，尼采对妈妈和妹妹有强烈的性欲冲动。这种说法不是在说明尼采，而是铺陈弗洛伊德主义的公式。

[8] 孙隆基：《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见《历史学家的经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279—315页。

[9] Kofman,“A Fantastical Genealogy”,pp.39-40.

[10] Kaufmann,Nietzsche,p.22.

[11] 转引自Peter J.Burgard,“Introduction:Figure of Excess”,in Burgard,ed.,Nietzsche and the Feminine,p.7。

2.魏宁格：男与女=灵与肉

“世纪末”仇视女性的理论家首推奥地利的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1880—1903），该人在“五四时代”曾被鲁迅提及，对国人来说并非全然陌生，但是他的基督教与柏拉图传承的思维内涵不易为国人掌握。年代与他较接近的一位评论家简要地综括了魏宁格哲学：性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之手段，它只是它本身，而且，“男性就是它自身，女性则是另一回事”。在魏宁格的思想里，显然有叔本华（Af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影子：“生命是邪恶的。性别分化是生命一个手段。因此性别分化是邪恶的……生命这出戏的英雄是男性，坏人是女性。男人是精神，女人只是尘埃。” [1]

魏宁格短暂的一生只留下了一本鸿篇巨制：1903年发表的《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 ）。他的哲学前提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但为了迎合当时的时尚，他无可避免以达尔文主义为出发点，却又立即把它否定。他认为“人类是朝性别全面分化、明确的性别异形（dimorphism）方向发展”的命题是站不住脚的，“在较高级的动物群里，性别异形化的增长毫无依据可言”。 [2] 事实上，水蚤的两性差异是如此之大，几乎像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属，人类望尘莫及。 [3] 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发展显示出性别的中间状态存在于器官甚至细胞层次。 [4] “不论动植物，在胚胎阶段都存在着双性的雏形，因此，同性恋不该被视作胚胎发展受到阻滞的返祖想象（atavism）或性别分化不彻底，也不该视作反常……依我看来，所有具体的有机体都具有同性恋与异性恋状态。” [5] 既然否定了进化论，魏宁格亦不赞同达尔文的“男性在生存竞争中比女性多变化”的命题，他认为女人性别之内也出现多样性。 [6] 但在一一驳倒时下流行的种种对女性不利的进化论命题后，魏宁格的论证却没有将两性一视同仁，因为生物学的原理基本上不适用于已进入精神界的人类，不如采取柏拉图式的理念思维，把男性与女性当作两个理想的型：M质体与W质体。

理念归理念，在现实世界里，凡人身上都是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混合，比例因人而异。魏宁格并因此得出两性互相吸引的法则：最男性化的男人与最女性化的女人相辅，最男性化的女人则与最女性化的男人相成。 [7] 但是不管如何调配，男与女的本质是不变的。阉割不会把男性变成女性。 [8] 同样道理，是女性身上男性质体的增长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诞生，但这只是模拟男性。从事妇女解放运动者已经不是纯粹的女性，已比纯粹的女性高级，因为后者是不会要求解放的。女人一旦沾上了男性质体，即获得提升：“女人身上的同性恋因素乃她的男性化之产品，它预先假设了一个更高级的发展。” [9] 虽然如此，“思想史上从无一位女性，纵使是最男性化者，能够比得上第五、第六流的男性天才” [10] 。

从理想上来说，男性的最高境界是“天才”，虽然历来只有极少数男人达到这个境界，能达到这个境界就是超脱现象界，与“永恒”挂钩。但即使最堕落的男性也有这个可能性，而最高等的女性则连门都没有。女性化理念是什么，即魏氏称之为“W质体”者，乃是一丛毛病与缺陷的总称：被动、无自我、无真理概念、无反省能力、非道德、无内涵。在这里，魏宁格采取了形而上决定论，两性相异不再是生理现象，亦非性心理的形态，而是灵与肉的对立。人异于动物，出现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此乃对永恒界的向往，但这个向往只出现在男性身上。唯有超脱实体的形式思维方能令人达到不变的永恒，但在女人身上，“思想与感觉却是等同的” [11] 。“男性有意识地生活，女性的生活则是无意识的。” [12] 男人意识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宇宙整体的总回忆，它在天才身上才全面展现，在一般男人身上呈现比较零碎，女人则全然缺乏，她们回忆的内容限于情欲、婚姻与子女，概属现象界之事物。

在男性的精神境界里，包含全人类的过去成分越多，他对不朽的追求亦越强烈，这股趋向永恒的冲动其实是克服时间的尝试。缺乏这种“高级形式的回忆”的女性自然不会有不朽观。作为一个纯粹生物体，她们也不会有“自己的个性”（their own personality）。 [13] 浮游于感觉世界的女性与逻辑思维无尤，对永恒的真理缺乏热忱，甚至不能理解，因此女性不太讲究说话的真假，与男人说谎是“不道德”者不同，女人的情形是“非道德”。 [14] 魏宁格依据康德的哲学，认为逻辑与伦理学具有同样的结构，都是建筑在超时空的共相之上，皆非女人所能掌握的形式。因为哲学是“理想的自我对现实的自我的激励”，它不是陷于现实、缺乏内省能力的女性所能经历的。 [15] 同样道理，美的理念是男性的追求。他从人类存在的局限去追求无限与永恒，结果却把它投射到女性身上，把她想象成“美”的化身，这个投射掩盖了女性的肉欲本质。形体界的肉体会变老，女性的性器官如靠近看更丑陋不堪。 [16] 因此，男人把这些当作永恒理念的化身，乃是追逐镜花水月。作为男性投射对象的女性自身不会懂得美的理念，她对男性的想象就从来没有产生类似男性脑海中“圣母”一般的理念。 [17] 同样道理，女性贞洁的假象也是男性造成的，这个精神化的牢笼禁锢了女人的肉欲本质，促使歇斯底里成为女性的流行病。 [18] 女性因为只有承受性，方才容许男性把鄙视肉体的思想加诸其身，结果导致了“妇人在本体论层次上的不诚实”（the ontological untruthfulness of woman）。 [19]

事实上，“W质体”是与超脱形骸的永恒界无缘之物，因此女性是肉体爱欲之化身。“女人只是性欲，男人则是局部性欲”，男体能被挑起性欲的部位是十分有限的，女体的性欲地带却扩散于全身。 [20] 性欲的局部化使男性较少为情欲驱使与另一者结合，他要求保持个性，也因为这样，才保留了超越感官世界的可能性。女人则不然，她并无真正的自我，常以自身肉体散发吸引力为荣。 [21] 她们无中心主体，总是受与另一体结合之本能驱使。“女人恒常地活在与她认识的人混同的境界里。” [22] 她不论采取“母亲”还是“妓女”形态，都以颠覆男人的个性为鹄的，乃一股溶化、混合、泯灭、非个性化的力量。

母亲的目的是生育，妓女的目的是性本身。 [23] 这两者都是生物界的现象，也是女性本质之所在。男性将女性投射为“圣母”乃自欺，将女人想象成远离性的圣洁处女，则是抹杀妇女本性。母亲生育就与性脱不了关系，作为一个性别，女人其实整天想的都是交媾，因此对做媒特别感兴趣，缺乏自我的妇女，在自己攀附了男人后，又汲汲于促成别人的交配，她们最反对的就是单身，乃是物种延续的经纪人。 [24] 每个男人都有天才的火花，纵使微不足道，他的自我完成在摆脱种族、变成“个人”，而不是参加种族的繁殖，因此父性不能满足男人。 [25] 两性的目的显然背道而驰，但婚姻制度仍然是男人发明的，因为母系社会只知有其母不知有父，男性却有建立秩序的欲求，而婚姻亦将女性沦为财产，缺乏自我意识的女性除了无法建立社会秩序外，其财产观也是不发达的。 [26]

在“母亲”与“妓女”这两种形态之间，母亲在思想上的等级最低，女诗人都带有一点妓性。在男人之间，非智力型的男人才会被母性的女人吸引，伟人多偏好妓性的妇人，因为后者有趣，与生育无关。 [27] 母亲只照顾男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他的心灵，也不理会个性的发展。 [28] 但是把女性形态与男性形态做对比的话，则会发现母亲与天才的功能相同，他们都为人类的前途默默努力，只不过一个在精神界，另一个在肉体界罢了。 [29] 妓女的形态则接近男人性别里的政客，他们都哗众取宠，力图己利，在世俗中猎取名利，与精神界无尤，代表的并非人类建设性的一面。 [30]

魏宁格将亚历山大、恺撒与拿破仑都归入“政客”类，他的“男性”定义显然异于一般世俗，尤其是本书将论述的美国性别两极化底下的男性观——后者以在异性恋中优胜为界定标准。魏宁格则连世界的征服者都不归入顶级男性的行列，而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三大领域：艺术、哲学与宗教当作了纯男性的天国。最纯粹的男性是与女性全然无关者，他这个前提导致去性的结论，男人去性，才能去掉女人，令两性脱钩；自我空白、完全受男性塑造的女人才会获得解放，成为真正的“人”。至于人类将由此绝灭亦不打紧，因为取消了肉体，灵魂才获得解放。 [31]

魏宁格在书出版的同一年自尽，年仅23岁，似乎乃他思想钻入了牛角尖所促成，不能完全归咎今日流行的抑郁症。他自身是否因性别暧昧造成内心矛盾的猜测亦无根据，因为他分明说异性恋是一种无明，造成人类堕落，有助于摆脱它的任何安排都比它好：“同性恋有可能是比异性恋为更高档的形式。” [32] 他对女性的仇视甚至不能归咎于失恋和女人纠纷，与叔本华和斯特林堡（Johann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不可同日而语，似乎乃源自灵肉冲突的哲学，也是这种思维导引他走火入魔。根据一位为他写传者，魏宁格在书中对“母亲型”的描写倒是有他妈妈的影子，魏氏留下的文字里有关他妈妈是一片空白：她是一个在丈夫面前完全丧失个性的女人，善良而又单纯，善于照顾子女的身体，尤其注重食物。 [33]

魏宁格的论述从精神主义的基督教—柏拉图思维出发，与自然主义的达尔文进化论南辕北辙。魏氏哲学反倒类似当时的象征主义运动，两者都抵制科学唯物主义的猖獗，主张唯有人的精神活动才能通向永恒的精神世界。d但魏氏学说与当时具思想界霸权的进化论实异曲同工，共同面对19世纪末的“文明没落”议题。后者从文明进步内在的危殆性入手，认为过度文明，就是人工化加深，日益与自然脱节，造成本能退化、人种堕落、男性日趋女性化，并因此逆转“生物越进化，性别亦越两极分化”的轨迹。魏宁格则把两性相异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堕落变成周期性的，历史上凡出现这种时期都是M质体比例下降、W质体相对上升的时代。 [34] 现时代尤其落入这个范畴：现代文明在他眼里是女性化加上犹太化的结果。 [35] 耐人寻味者，魏宁格自身是犹太人，虽非来自信仰犹太教的家庭，他本人则迟至1900年方归化基督教。 [36] 对基督教的执迷，令他把犹太教判为女性化的宗教：两者都缺乏向往精神界的超越，两者都无自我、无荣誉心，都太注重人间的家庭。正是犹太人发明了共产主义，而且犹太人中连男人都喜欢做媒：“最男性化的犹太人也比最不具男子汉气概的雅利安人阴柔。” [37] 事实上，犹太人可归入黑人与黄种人一类。在魏宁格的书中，也出现当时尼采与老罗斯福等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似乎表达一种共识：中国人全民族都女性化，男人也留辫子，不长胡子，岂是偶然？ [38]

[1] Harvey Wickham,The Impuritans（New York:Lincoln MacVeagh-The Dial Press,1929）,p.37.

[2] Otto Weininger,Sex&Character,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3,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sixth German edition（London:William Heinemann—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6）.pp.74—75.

[3] Sex and Character,p.6.

[4] Ibid.,p.17.

[5] Ibid.,p.48.

[6] Ibid.,p.58.

[7] Sex and Character,pp.30-31.

[8] Ibid.,p.18.

[9] Ibid.,p.66.

[10] Ibid.,p.69.

[11] Ibid.,p.100.

[12] Ibid.,p.102.

[13] Sex and Character,p.124.

[14] Ibid.,pp.150-151.

[15] Ibid.,p.165.

[16] Ibid.,p.241.

[17] Ibid.,pp.250-251.

[18] 歇斯底里是“世纪末病”，弗洛伊德即以治疗女性歇斯底里起家。

[19] Sex and Character,p.264.

[20] Ibid.,pp.91,232.

[21] Ibid.,p.201.

[22] Sex and Character,p.198.

[23] Ibid.,p.219.

[24] Ibid.,pp.256-257.

[25] Ibid.,p.223.

[26] Ibid.,p.222.

[27] Ibid.,pp.226-227.

[28] Ibid.,pp.224-225.

[29] Ibid.,p.231.

[30] Ibid.,pp.228-229.

[31] Sex and Character,pp.344-345.

[32] Ibid.,p.66.

[33] David Abrahamsen,The Mind and Death of a Geniu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6）,pp.10-11.d一部研究世纪末艺术的专著列举了魏宁格同时代不少的作品都透露男性向往更高的精神界而女性象征堕落的肉体陷阱之信息，例如从1880年至1900年包括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在内的一大堆对“圣安东尼抗拒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t.Anthony）这个老旧题材的重新发挥，以及以此类推的创作，如阿瑟·海克（Arthur Hacker,1858—1919）的绘画《珀西瓦尔骑士抗拒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ir Perceval,1894）、劳伦斯·寇（Laurence Koe，1868—1913）的绘画《维纳斯与唐豪瑟》（Venus and Tannhauser，1896）、马克斯·斯勒福格特（Max Slevogt，1868—1932）的绘画《武士》（The Knight,1903），等等。强调男性向往超脱自然界的永恒性的作品则有斐迪南·荷德勒（Ferdinand Hodler,1853—1918）的绘画《向永恒的凝视》（The Look into Eternity，1903）、路德维希·哈必希（Ludwig Habich，1872—1949）的雕塑《祈祷的少年》（Praying Youth，1912）、路德维希·法伦克洛格（Ludwig Fahrenkrog，1867—1952）的绘画《神圣的时刻》（The Holy Hour，1912）等。详见Bram Dijkstra,Idols of Perversity:Fantasies ofFeminine Evil in Fin-de-Siècle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3-256,225-229,232。同时代有儒勒·马勒奈（Jules Massenet，1842—1912）的歌剧《黛依丝》（Tha’s，1894），故事里修道士阿丹纳哀（Athanaёl）努力拯救亚历山大里亚城名妓黛依丝的灵魂，导引她进入沙漠中的修道院苦修，他达成目的回国后心理却极不平静，原来心底对黛依丝的肉体充满欲念，感觉生活中没有了她了无生趣，遂还了俗，赶赴沙漠的修道院，想告诉黛依丝缺乏血肉的生命是一场谎言，但一切都迟了，她正处于临终状态，而且已经被阿丹纳哀洗了脑，肉眼看见天国的门打开，天使降下来迎接她，并在极乐的幻景里咽了气，阿丹纳哀则绝望地倒在地上。这个剧情似乎在讽刺男性的形而上学、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对女性的宰制扭曲了女人的本质，但维持了用男性象征“灵”、女性象征“肉”的二元论。

[34] Sex and Character,p.73.

[35] Ibid.,p.329.

[36] The Mind and Death of a Genius,p.57.

[37] Sex and Character,p.306.

[38] Ibid.,p.302.

3.劳伦斯和妈妈划清界限的《宣言》

英国文豪大卫·劳伦斯在1916年发表了一通从女人处解放的《宣言》（“Manifesto”）：

是一个女人给了我力量与富裕。

承认这一点！

所有加拿大摇曳的麦子，如今已熟透，

还不如一个女人身体的力量

虽然它的穗是甜的，也不及她给的多

纵使它饲养了万国。

……

然而，却涌现了另一种食欲

很深，很贪婪

肉体的肉体在喊叫

出自一个比胃或喉咙甚或心灵

更惊恐更深度的饥饿

比死亡更殷红，也更喧嚷

对这个女人的食欲。天啊，

其深如邪神摩洛克（Moloch） [1] ，无情而又强大，

正如这个可怕的主之名，

不能被高声道说。

但它就在那里，那股降临在我们身上的饥饿，

那个我们学会去大快朵颐

不然就灭亡，别无他途。

我想曾经是女人，不分皂白的女人，

都是我的女性附属品，

啊，这曾是难受的苦恼

也是该惧之物，

一个具威胁性的、折磨人的、阳具型的摩洛克。

一个女人最终解决了我的饥饿，

众多的女人不能给的，她做到了；

我本来如此理解此事。

……

存在与否（to be，or not to be），仍待回答。

这个为了存在的疼痛才是终极的饥饿。

至于我，我能说“几乎抵达了，啊，近了”。

但总差那么一点点

它不该剩下一点点

尽了力就是功成。

我内里剩下那么一点，不妨自白，

如今我认识她：或许，认识相对她来说我的限度在哪里。

……

还是到了这般田地。

令人好奇的痛苦，也是一个解脱，当我触摸到无论怎么说都是非我时

它用我的非存在把我伤害至死；确切的、改变不了的限度，

还有超乎其外，很超乎其外的处所，如果你能解其意。

它是存在的主要部分，这个自我的超克，

这个触摸了超乎其外的边沿才消灭，却不是消灭。

我也要她从我身上拿走同样的东西。

她触摸我如同我是她本人、她自身。

她对可怕的事实还不了然：我是他者，

她认为我们都属一块。

没有比这个更不真实。

啊，我终于要她触摸我黑暗之根和嫩肤

并在我之间死去，正如我在她之内死去。

然后，我们将会是两个、划然分判，各自有分开的存在。

并将会是纯粹的存在、真正的自由。

直到该时，我们仍将混淆、一个掺和物体、未分解、一者还未从另一者中摆脱出来。

只有在纯粹的不可名状的决心里、在与众不同的存在里，一个人才是自由的，

并不是在掺和、合并，也不在于相似。

当她把手放在我秘密的幽暗本源，最幽暗的流，

当她以为已经探究到底，像死亡一般无处逃：“这是‘他’了！”

她是没有份的，怎么说都没她的份，

这是可怕的“他者”，

当她知道那个惊人的他者的肉体，啊，深不可测和可怕的幽暗、既邻接又具体，

当她靠着我被杀，躺在那里像在门外的一堆（垃圾），

当她消逝正如同我已消逝，

两个人靠着对方，

我将愉悦，我不会再和她混为一谈，

我将了无障碍、与众不同、单一如擦得亮丽的银器，

在哪儿都没有依附和粘连，

一个清朗、亮丽、孤立的存在，独一无二，

而她亦变得纯洁、孤立、完整，

我们两者，不可名状地分判，也不可名状地联结。

然后，我们将获得自由，赛于天使，啊，真完美。 [2]

在他生前未发表的手稿《人民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eople ，1918—1920）中，劳伦斯如此提倡：

如何教育一个孩童。第一条规则：放过他。第二条规则：放过他。第三条规则：放过他。这是整个开始……

……郑重地放过他的知性、他的情感、他的精神和他的心灵。母亲们怀着魔鬼，她们总得要从孩儿处赢得他们亲自认许与反应……

……应该成立一个防止母爱的联盟，正如同有防止虐待畜生的会社那般……

为何？并非为了任何紧张刺激的弗洛伊德式动机［指母子乱伦］，乃因为我们今日要命的理想主义，它坚持把每一人际关系都理想化，尤其是母子关系。天哪！我们是怎样地以崇拜圣母的整个俯首帖耳的堕落匍匐在母子关系面前！最崇高的、最纯洁的、最理想的关系，母与子！

……哀哉！在这个可悲的年头，母亲总是对一己之崇高地位以及使命具有高度心理自觉，而她想把这个心理自觉从孩儿身上获得回报。孩儿必须认识这点并有所反应。哀哉！她每次自鸣得意渴望认许、期待回报时，孩儿却不能施以最大的巴掌。假若我们要拯救我们孩子们终极的神志健全，那么就得打倒母亲！A bas les mères！

言归正传。把她们从高高在上的鸟架上拉下来。去他妈的圣母式的扬扬自得和大动爱心。去他妈的灵魂。当一位母亲灵魂“发作”、大动爱心，或为责任吃苦，每一趟都该承受白杨木鞭笞10下。每一趟都在她光赤的背脊上来10记结实的、锋利的、刺痛的鞭笞。因为比起母爱的大发作，贩卖白奴只是小巫见大巫。该把这个念头从她身上打掉，因为它是威胁我们这个物种终极神志健全的恶习。 [3]

下面我们将考察劳伦斯与她母亲的关系。

大卫·劳伦斯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爸爸阿瑟（Arthur）身份低微、收入不丰，而且还有酗酒的习惯，从大卫小时候起，家庭主要靠妈妈莉迪亚（Lydia）撑起。劳伦斯一家的子女都比较亲妈妈，而妈妈比较不喜欢像爸爸的长子乔治。大卫与母亲尤其亲近，当她在1910年因癌症去世，大卫受了很大的打击。 [4] 他与母亲关系的亲近可从自传式小说《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 ，1913）中看出。故事中矿工莫瑞尔（Morel）家的幼子保罗就是作者的化身，书中描写保罗与母亲一起前去应征工作途中，“娘儿俩走在车站街上，体会到情人一起出外历险时的那种兴奋心情” [5] 。母子情甚至压倒了保罗对他女朋友的感情：“母子情才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呢。每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米丽安的形象就退缩了。她叫人感到模糊而虚幻。别人谁也无关紧要。世上有一块地方始终不变，不会成为虚无缥缈；这就是他母亲所在的处所。其他任何人都会逐渐变得模模糊糊，在他心目中几乎并不存在，可是他母亲绝不会。” [6]

从这里根本看不出他有仇母迹象，除非像某些研究者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从强烈憎恶中察觉到对“乱伦”冲动的严厉镇压。劳伦斯熟悉弗洛伊德的学说，并基本上否定它用“性”解释一切。然则他从妈妈处有否承受不当的压力？妈妈原本有当老师的志向，嫁给他爸爸后自叹遇人不淑，把改善社会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尤其是有进取心的二哥欧内斯特（Ernest），但二哥染病早逝（1901年），因此大卫就承担起母亲的一切期待，虽然大卫小时候有点女性化，好读书，喜与女生为伍，常被男生欺负。但每个家庭的子女都会承受这类压力，不足以说明令他伤心欲绝的丧母经验后不到10年就写作《人民的教育》那种大恨告天的檄文。

在《儿子与情人》里，保罗因妈妈罹患癌症痛苦不堪，遂与姐姐把吗啡丸放到她晚上喝的牛奶里，帮助她归天。 [7] 如果故事是自传式的，这个情节则属虚构，事实上作者本人在妈妈死后才从外地赶回来奔丧。但这个虚拟的“杀母”透露什么信息呢？学者们对这部小说的共识是：它乃作者的人格成长剧，故事中主角丧母，与两位令他不满意的女朋友分手，独自走上人生的道路，都是大卫·劳伦斯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的历程。在这里，有近似尼采从小镇的女人堆里解放出来的意味。

劳伦斯之仇母，归根到底是理论成分多于亲身经验，而其理论又是“世纪末”以来的两性观的一个范例。为了否定弗洛伊德，劳伦斯发展了自己对“非意识”的看法，把它分作两个中心，一者为和合（sympathetic），代表爱；另一者为自主（voluntary），代表权力。“对婴儿来说，母亲是他的整个宇宙”，因此总想与妈妈融为一体，但此举会消灭个性，婴儿的自主中心遂发生作用，令他从母亲与女人处退缩。这两个中心必须平衡，人格才获得健康发展。 [8] 健康的人格即能充分发挥生命力，劳伦斯的生命力泛指本能，而不是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它定死在“性欲”上头，他控诉弗氏的“原欲”学说把个体生命力狭窄化了，使其发展必然走上“恋母”一途。在劳伦斯眼里，这个情况乃母亲对孩童的侵犯所致，妈妈过分培养孩童的“和合中心”其实是一种“精神乱伦”。 [9] 它的效应是造成孩童自我独立的“自主中心”不发达，一直依赖妈妈，性开始觉醒而无发泄渠道，造成内心的分裂。 [10]

读者可以看出，相对劳伦斯来说，弗洛伊德更多地肯定“母亲”：人格成长过程唯有到了“恋母”阶段，异性恋倾向才开始萌芽，为以后的“正常”人格奠定基础。劳伦斯则把母爱与性分开，视前者对后者具堵塞作用，“和合”本身没有错，但只有在个体的“自主中心”指导下，才会有成熟的性爱。然而，传统的妇女过分像妈妈，和她们结合是令人不满意的。劳伦斯恐惧被女性吞噬一如恐惧被“乌合之众”吞噬，在此点上和尼采同，因此他提倡的男女关系要懂得合，更要懂得分。高等的个人每经一次分手都似凤凰般浴火重生，激发了生命力，而庸俗大众的“合”并非两个灵魂的结合，而是“一大群乌合的孤立自我”（the great herd of isolated egos）之机械组合，他们既没有真正的“合”，却又不松手，死抓住陈腐的形式，继续他们的生中之死。 [11]

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里自传式地透露如何和少年时代的两位女朋友分手，女权分子评击其为玩弄女性的大男人主义。维护他的人则说这些女性无法满足他的视野，他其实亦期待她们如己般发扬自身的生命力，而不是互相霸占。 [12] 待到1914年他与教授的太太弗丽达·冯·李希霍芬（Frieda von Richthofen）私奔至欧洲，自此周游世界，脱离了小城镇的家乡，方如愿以偿。在这位比他大六岁、三个孩子的妈妈，但富异国情调的师母身上，劳伦斯终于找到了灵魂的伴侣。弗丽达在遇到劳伦斯以前已经有多次婚外情，劳伦斯死后她又第三次结婚——劳伦斯看中她的就是她对自己生命的热爱。

劳伦斯在1928年出版了一部禁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描写的就是女主角康斯坦丝（Constance）从不幸福的婚姻中走出来，用婚外情来解放自己的情欲。他期待女性亦能做一个完整的“人”。在劳伦斯的时代，女性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罕如凤毛麟角，因此劳伦斯两性能合能分的主张在当时似乎是为“大男人”的利益服务，但在“二战”以后的西方年青一代身上，这个作风已经相当普及，而且遍及男女。在这里，纯粹采取女性主义角度去研究历史会造成偏差。在20世纪中期，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向往的就是能步上这条男性捷足先登之途，希望女性亦能超越生儿育女的生物性存在，做一个全面的人。后来的女权运动走上打倒男人的道路，就把这个追求“个性”的历史轨迹给模糊掉了，反而落入了尼采不屑的“乌合之众”的暴民政治窠臼，但这些女权分子从来也说不出打倒男性后该恢复的“女性理想”是什么。难道是恢复传统的妇人性格吗？更不见她们有人去维护“妈妈”！

一位女性主义者指出：劳伦斯在打倒母权之余，同时提倡在孩童教养中加强父亲的功能，希望他能激发男孩身上的“父亲火花”（the fatherspark）。 [13] 但劳伦斯真实的父亲是连自身都缺乏“火花”的人，被他的儿子轻蔑。劳伦斯的母亲比他的父亲强得多，事实上劳伦斯也较亲近母亲。在这里，他并不能跳出他那个时代对性别的期待：强者的楷模总得由男性代表。但不该把焦点模糊的是：这个强者的理想是“个性”而不该是男性，它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必须由男性代表而已，在该时代也必须由男性领导。劳伦斯归咎“男人在肉体上失败了，才导致女人用爱去毁灭她们的儿子们” [14] 。

劳伦斯的理论框架是当时流行的“本能说”和以恢复本能为前提的“文明再生论”，这些学说皆依据达尔文进化论。劳伦斯似乎服膺达尔文“雌性是物种守成者”的前提，强烈暗示女性的势力阻碍进化，就如同他妈妈阻碍他一般。千百年以来女人都在压抑人类的“兽性”：“直到如今她的梦都成为抽象的，且充满幻想，奴役已进入了她的血脉里，她的和蔼可亲充满残忍。”女人“在本能上就志在镇压我们身上的粗野和兽性……她们没有我们不能活，但她们却毁了我们……［她们］要的不是我们，而是能从我们身上采集的精神花朵……并因而摧毁了我们身上那个自然的人” [15] 。一位女性主义评论家指出：劳伦斯对母亲是如此鄙夷，他小说里最雄健的男主角“都尽量避免成为父亲，以便剥夺女人当母亲的机会” [16] 。

即使到了未来的世代，是否允许女人重塑本能涉及人类文明能否获得“再生”（regeneration），这就关乎男人在一个新的文明中能否重获领导权，这个男人的解放也会导致女人的解放，让她们从司爱女神的母亲角色底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是，有时候劳伦斯陷入悲观，觉得今日的颓废文明可能永不超生。劳伦斯笔下出现的对女人的暧昧性，也出现在尼采笔下。尼采笔下刻画的女性难道是女性的本质吗？还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尼采对她们的鞭笞，是否乃当时无法在她们的性别里找到男性“超人”的搭档而生的愤恚？尼采反对直线进化论，从他的哲学里无法推论出人类越进化两性越来越相异的结论，相反地，他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超人”都有它的“末人”的进化观并不排除在未来也会出现女性“超人”。事实上，尼采认为真正的婚姻是：

你年轻，你希求着孩子与结婚，但是我问你：你配希求一个孩子吗？

……

你建造出来的，应当比你自己高出一等。所以你得先把自己建造得灵肉俱是方正的。

你不仅应当向前地绵延你的种族，而且应当是向上地！让结婚之园帮助你罢！

你应当创造一个高等的身体，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自转的轮——你应当创造一个创造者。

我所谓结婚者，是一对人之意志去创造一个高出于他俩的人。我所谓结婚是互敬，是具有这种意志的人之互敬。

让这是你结婚之意义与真理罢：但是多余的人所谓结婚，那些过剩的人——唉，我将怎样称呼它呢？

唉，那只是一对灵魂之贫乏罢了！唉，那只是一对灵魂之污秽罢了！唉，那只是双重的可怜的自满罢了！

……

别笑这种婚姻罢！那个孩子没有理由哭怨他的父母呢？

我觉得这个男子是可敬重的，成熟了的，可以抓住大地之意义：但是当我看见他的妻，我觉得世界变成了疯人院。

真的，当我看见一个圣哲与一个雌鹅媾和时，我恨不得立刻地震起来。 [17]

尼采的愤怒是没遇到能与男性超人匹配的女性超人，却期待有“一对”超人共同制造“高出于他俩的人”。

或许，真正让尼采和劳伦斯等“超人们”发指的是缺乏“自我”的个体、一个以“无私”为名而透过他人生活的个体——但这是世界上所有“妈妈”的写照。在婴儿幼小时，它的需求完全依靠妈妈来满足，因此做妈妈的非“无私”不可，但是一个终身用母职对自己下定义的女人，在这些超人先生眼里即成为最糟糕透顶的“末人”——可叹者，在20世纪以前，这可几乎是全体妇女的写照！对这些“超人们”来说，打倒母亲成为“个性化”的先决前提，没有这个精神上的断奶，个体将永久地处于自我无法形成的状态中，发扬个体生命力的“自主中心”无法确立——这一点也不只是男性的问题。在下面的章节中将显示：美国当代文化中“杀母”主题的发挥，由男性开个头，以后就由女性接过手去发扬光大。

[1] 古代腓尼基人与迦太基人的神祇，必须用小孩去活祭。

[2] D.H.Lawrence,The Complete Poems,collec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Viviande Sola Pinto and Warren Roberts（New York:Penguin Books,1964）,pp.266-267.这首诗被收入的诗集于1917年12月面世，诗本身可能创作于1916年，详见M.J.Lockwood,A Study of the Poems of D.H.Lawrence:Thinking in Poet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7）,pp.58,95。基恩·萨加（Keith Sagar）的D.H.Lawrence:A Calendar of His Work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9），在1916年10月11日条目下记录了《宣言》这首诗，但确切的日期仍然是猜测，因为在1917年2月5日条目下，记诗集大功告成，又再次提到这首诗，说完成的时间该在早些时候，“加拿大摇曳的麦子，如今已熟透”时写作的。见该书第73、77页。

[3] 转引自Judith Ruderman,D.H.Lawrence and the Devouring Mother:The Search for a Patriarchal Ideal of Leadership（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8-29。

[4] 参考约翰·沃森（John Worthen）的劳伦斯传记，收入D.H.Lawrence:A Reference Companio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96）,pp.1-93。

[5] 劳伦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儿子与情人》（台北：光复书局，1998年），第94页。

[6] 《儿子与情人》，第230页。

[7] 《儿子与情人》，第405页。

[8] Daniel J.Schneider,D.H.Lawrence:The Artist as Psychologist（Lawrence,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4）,pp.62-64.

[9] Anne Fernihough,D.H.Lawrence:Aesthetics and Ide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66-67.

[10] Ruderman,,D.H.Lawrence and the Devouring Mother,pp.32-33.

[11] Schneider,D.H.Lawrence:The Artist as Psychologist,p.47.

[12] Peter Balbert,“Forging and Feminism:Sons and Lovers and the Phallic Imagination”,in his D.H.Lawrence and the Phallic Imagination:Essays on Sexual Identity and Feminist Misreading（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RG212XS and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9）,pp.16-55.

[13] Ruderman,D.H.Lawrence and the Devouring Mother,p.31.

[14] Frank Kermode,Lawrence（London:Fontana Press,1985）,p.35.

[15] 转引自Kermode,Lawrence，pp.14-15。

[16] Shari L.Thurer,The Myths of Motherhood:How Culture Reinvents The Good Mother（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4）,p.268.

[17] 雷崧生译：《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第100—101页。

4.门肯如何“捍卫”妇女？

有“美国的尼采”之称的亨利·路易·门肯是20世纪上半叶的名报人、文人、社会批判家与支配舆论界的无冕皇帝，是该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作家之一。他在1899年开始他的记者生涯，任职于出生地巴尔的摩的地方报社，至1924年创办具全国影响力的《美国信使报》（The American Mercury ）。门肯的著述包括评论、短篇故事、小说和诗。他在1905年对美国读者介绍了萧伯纳的戏剧，在1907年发表《尼采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Nietzsche ）一书，但至今仍具价值的是他研究本国语的多册巨著《美国话》（The American Language ），发表于1919年。

门肯摆出尼采式精英主义的傲慢，他对美国同胞的轻蔑，大有一种美国的价值必须全面重估的意味，他对民主社会、基督教与社会主义都采卑夷态度，认为这些误引人类入歧途的思想制度保障了“不适合生存者”，阻碍“有效率的贵族”（aristocracy of efficiency）之演进，后者却不是当权的资产阶级，而是有“生命意志”（will to life）的超人。 [1] 但这位“美国的尼采”并没有真正理解尼采，而是借尼采来发挥自己的观点。在“一战”前后，门肯一度成为美国愤怒青年的旗手，并挑起一场尼采论战。 [2] 但他在美国对德宣战前夕却去访问了德方的前线，导致爱国者威胁他的人身安全。 [3] 一位研究者指出：门肯在“一战”中的亲德立场、在“二战”期间的保持沉默极可能助长了当年美国对尼采的误解，视后者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代言人。 [4]

门肯之将尼采庸俗化，反映在他将尼采形而上学化的两性论重新沦降为达尔文式论述上头。事实上，门肯不喜欢哲学，尤其挖苦形而上学家。 [5] 被门肯重新达尔文化的两性观即见于1918年的《捍卫妇女》（In Defense of Women ）一书。按照书名及其出版年份，它该名列美国妇女运动史早期重要文献之一，但在出版后即已引起争议，被某些人视为厌女论述。细阅该书内容，其信息仍然是认为男人有其自身的崇高目的，而女人只把男人当交媾配偶，但在美国，男人败得很惨。该书其实是在挖苦美国的男女关系。

《捍卫妇女》一书从颂扬女人的“母性本能”（the maternal instinct）出发，认为妇人凭高明的“女性直觉”（feminine intuition）就能看透男人的真实内里“是一个肤浅和可怜的家伙”。因此，所谓“母性本能”就是她们对男人做出“带悲悯的冷嘲”（compassionate irony）的别称：“女人愿意对男人做出母性照顾只是因为她眷顾他的无助感、他需要一个亲切的环境，以及他感动人的自我欺骗。” [6] 门肯对“母性”的定义是如此反讽，其背后设定的两性关系必然是敌对的，而他的出发点势不免是两个性别原理的本质性对立。他说：幸好，按照魏宁格的说法，世上并没有纯粹的男性和纯粹的女性，两种性别原理以纯粹形式出现将会是灾难，男子如缺乏一丝女儿性则只是一个浪漫的呆子，而女子如少了一点男儿的天真则易沦为一个没有梦想的现实主义者。 [7]

门肯为女人叫屈，男人一般视她们智力低下，因彼等不谙男性世界的一切操作。他指出：第一流的男人对生活杂事都相当无能，只有凡夫俗子精于此道，在这一点上，第一流的男人反倒近似女性、甚至二三流的女性。美国女人是最糟糕的家庭主妇，正因为该国度的妇女地位高于其他文明国家，她们有更多的闲暇和自由发展心灵。 [8] 女性的才能在男性世界里是隐而不彰的，然而，口头上贬抑妇女的男人在重大的事情上总会征求老婆的意见。 [9] 女人对人生大事能做出正确和快速的决定，因为她们凭情理判断，而不像男人把一切都智力化：“她们一眼就看穿男人们用探照灯和望远镜都无法看见的事物，她们一下子就掌握了问题的精要而男人才刚刚完成对它的表象进行辩论。她们是物种的至高无上的现实主义者。” [10]

门肯似是而非地称赞女人，乃为了论证在“两性战争”（the war betweenthe sexes）中男人是女人的手下败将：

婚姻这回事居然存在本身就是她们比男人头脑更清醒、更擅长运用她们智力资源的明证，因为男人的利益明白地是尽可能避免结婚，女人的利益也明白地是尽快完成对她有利的婚姻。两性的努力在这项人生大事上是导向对角线敌对的目标。一般来说到底何方得逞？我把判决留给陪审团。所有正常的男人都抗拒它［婚姻］，有些男人较成功地拖了一段长时期，少数非常聪明而又勇敢的男人（或许是幸运者）完全逃脱。然而，从一代到另一代，众所周知，一般的男人都理所当然地结婚而一般的女人都得到了丈夫。于是，在这场清晰和无休止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的女人显出她们相对绝大多数男人在实质上的优胜。 [11]

在这里，门肯是完全采纳了萧伯纳《人与超人》一剧中假若没有女人摆布婚姻就不会发生的命题。自然，他的笔下也有魏宁格的踪影。 [12] 门肯认为：“并没有很多男人，如果他们称得上是男子汉的话，会从婚姻里获得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在基督教文明底下该制度可做如是观。即使将它的好处做最夸大的估计，其不利处却显然是排山倒海的。” [13] 婚姻对男人来说是陷阱，但他们居然妥协了，反映他们非蠢即懦。男人的愚蠢就是完全看不出女人在演戏。门肯似乎完全服膺尼采“女人悠悠万事莫过于想当演员”的命题，他说：“最佳也是最聪明的，亦即最独创性和敬业的演员，并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女人也是最佳的老师和勒索者……” [14] 这几乎与尼采的说辞前后呼应：“喜欢上哪一个婊子就用力去抓住，这是男人的想法。女人并不去抢，而用偷取。” [15] 女人是讨价还价的能手，而男人却沉醉于他自身的浪漫梦幻，“当他痴呆的傻笑和眼波的起伏标示他已铸成美其名曰堕入爱河的那场理智灾难时——他就是任她处置之物了。” [16] 至于女人呢，多半在男人自断后路之后才“坠入爱河”。 [17]

门肯尤其认为他的男同胞们是举世无双的傻瓜：“在美国……（男士们）用扮演拯救灰姑娘（Cinderella）的白马王子（Prince Charming）角色来对自己的虚荣感进行阿谀。”结果令得美国女人色胆包天。相形之下，在欧陆尤其是拉丁国家，阶级的界限比较森严，女性这样做会对己不利，审慎的女子多赖旁人介绍或由男士采取主动。“这足以解释为何法国男人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里惯常地具有进取心，斗胆而又唐突，而美国男人顶多做到具骑士风度。这个骑士风度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主动权不在他手里。他的骑士风度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搔首弄姿。” [18]

与一般的刻板印象相左，门肯否认女人是感情动物，他认为女人很少以美貌选择男伴。俊男只有在舞台上占优势，在现实生活里除了对最愚蠢的女人外反会招致疑心，因为女人们不会笨到选择华而不实的东西。女人的审美观比男人来得现实，她们与其说是爱美不如说是藏拙，事实上，这正是她们终日在干的事情。 [19] 男人之容易被骗，是因为他们只眩惑于华而不实的外表：

男人的理想总是想得到一个美丽的妻子，把常伴随美貌而来的虚荣和卖弄风骚当作魅力。换而言之，男人玩爱情游戏是如此不上道，他欣赏女人之处总是和女人所轻蔑者成正比，而且嘲弄了她的智力。女人几乎甚少犯这种错。她们一般在男人身上看重的并不是肉体或精神方面的炫耀，而是一组男性效率或可当作男性智力的小才能。这个［男性］智力的最高档次方才与她们的智力具有匹配的人间价值。在男人的世界里，它至少能获得确定的报酬；它保障了安全、地位、生计；它是一个有销路的商品。女人因此对它有某种尊敬，在丈夫身上欣赏它，并寻觅它。 [20]

在书中的某些地方，门肯把女人的动机描写得相当卑鄙：“婚姻是一般的女人能适度希冀的最佳生涯，对众多的女人来说，它还是唯一能提供生计者。”女人不可能在男人支配的世界里对他提出挑战，但她总可以“用性的魅力换取男人收入的最大部分……换而言之，她试图获得一个丈夫，而获得一个丈夫在某个意义上是奴役了一个专家，同时掩盖了她自身缺乏专长，并逃避它的后果。从此，她在生存竞争中具备了一道牢靠的防线，在这场竞争中，她的生存指望主要不是建立在典型地属于她的才能而是她典型地欠缺的才能之上……于是，她的手段将自身的障碍化为一个有利条件” [21] 。

门肯正是用物种进化来解释女性的这个优势。相对男人来说，女人的脑量较小、神经反应亦较男性迟缓、肌肉的协调肯定不会更敏捷。更甚者，生育功能耗尽了她们的体力，造成她们的无力而必须受保护，这反倒使女性的弱小成为一种吸引力，产生了进化论者所谓的“性的选择”，让善于斗智、不意气用事、不具幻想等遗传特质成为她们性别的主流。 [22] 换而言之，女人的优势必须从她们占劣势上去解释。“正如尼采所论证：犹太人也是从同样的过程中获得他们非凡的智力；在英美民族身上，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在发挥作用。” [23] 这个犹太比喻也并非尼采所独有，上述的那位“福格特先生”和19世纪中期的颓废派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也应用同样的比喻，似乎乃厌女者共同武库里的一件兵器。 [24]

然而，门肯的论述充满暧昧性。他认为女人和犹太人一般都是没有荣誉心的，却又接着说：只有地位绝对稳固的人才讲荣誉心，对为了生存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奢侈。女人不具荣誉心，因此也比较不开化，但过度文明正是男人的致命伤，它造成本能的压抑。门肯指出：历史上杰出的人都不是全面文明化的，而过度文明化的神经衰弱则是民主制度底下乌合之众的命运。 [25]

在这里，门肯是运用了“世纪末”以来流行的“文明没落论”，认为进化过高的文明乃违反自然、导致生物本能之退化（degeneration）。在尼采派的“文明再生论”（regeneration of civilization）话语里，超人担负这个使文明复苏的使命，正因为他们的生命力没有如乌合之众般受到斫丧。门肯在这里却制造了一个悖论：他把进化阶段较低的女性与少数未为文明所斫丧的男性超人之间画上等号。但他这个说法陷入自相矛盾，因为过着犹太人般委曲求全的生命、没有荣誉心的女人，不正是尼采式“末人”的写照吗？连门肯自己都说：“［女人的］这个策略正是尼采称呼为奴隶道德（slave morality）之症结所在——简言之，一种本于隐藏自私动机的道德、一套以鲜明地否认自身真正打算为首要特色的伦理法规。” [26] 在这里，又令人想起那个用“无私的母爱”来俘虏人心、役使人力的传统妇女角色。

[1] Manfred Stassen,“Nietzsky vs.the Boobiosie:H.L.Mencken’s Uses and Abuses of Nietzsche”,in Manfred Pütz,ed.,Nietzsch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ought（Columbia,SC.:Camden House,Inc.,1995）,p.104.

[2] “Nietzsky vs.the Boobiosie:H.L.Mencken’s Uses and Abuses of Nietzsche”,p.107.

[3] Ibid.,p.109.

[4] Ibid.,p.98.

[5] Ibid.,p.100.

[6] H.L.Mencken,In Defense of Women（New York:Alfred A.Knopf,1918）,pp.3-5.

[7] Ibid.,pp.8-9.

[8] Ibid.,p.15.

[9] 根据一个曾任他下属者的回忆，“门肯十分倚重女人的意见，尤其是他妈妈的和另外两个女人的，虽然两人都没有成为他的妻子”。详见Charles Angoff,H.L.Mencken:A Portraitfrom Memory（New York:Thomas Yoseloff,Inc.,1956）,p.170。

[10] In Defense of Women,p.21.

[11] In Defense of Women,p.26.

[12] Sex and Character中有类似的话（p.90）。

[13] In Defense of Women,pp.26-27.

[14] Ibid.,p.18.

[15] Nietzsche,The Gay Science,p.49.

[16] In Defense of Women,p.29.

[17] Ibid.,p.31.

[18] Ibid.,pp.80-81.

[19] Ibid.,p.36.

[20] Ibid.,p.43.

[21] In Defense of Women,pp.65-66.根据他下属的回忆录：“门肯总是有点害怕女人。他把她们看作具有魔鬼般的狡猾；他怀疑她们的动机，并且不敢确定一个被他拒绝过的女人是否会对他进行报复。每当他阅读到有关女人口是心非的报道，就会欢乐地呼啸——因为这给他对她们的猜疑提供了证据。”详见Angoff,H.L.Mencken,p.174。

[22] Ibid.,pp.44-49.

[23] Ibid.,p.49.

[24] Elizabeth Badinter,translated by Lydia Davis,XY,On Masculine Ident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191.

[25] In Defense of Women,pp.52-53.

[26] In Defense of Women,p.62.

5.威利对“大妈咪主义”的鞭笞

菲利普·威利是一位美国作家与社会评论家。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时，即常替学生刊物撰稿，因一次期末考成绩与一位文学系教授冲突，愤而离校，此后即任职报界，至1927年脱离报界，成为独立作家，并替好莱坞编写剧本。他的小说如今多为人遗忘，他在青史上留名的是缔造了“大妈咪主义”（Momism）一词，有“母亲霸权”的含意，如今已融入美国通用词汇，虽然用法已不限于挖苦母亲崇拜，也变成女性主义抨击保守舆论要求妇女重返母职的主张（如是后者，则该另译作“母职至上主义”）。

威利没有理由痛恨母亲，因为他5岁时丧母，根本没有机会受到母亲虐待，替他写传的人指出：他因此伤痛产生人生无常之感，他仇视的倒是当牧师的爸爸。他的第一部小说《重负》（Heavy Laden ，1928）描写一个闭塞的小城镇牧师和他现代女性的女儿之间的冲突，就是影射他和父亲的关系。 [1] 威利的仇母主义该从时代话语中去觅其根源：的确，他的蔑视“一般的人”（common men，common women）是尼采式的，他主张从虚伪的社会习俗中解放个人的本能则近似劳伦斯，他对美国女人的鞭笞和他的文风都有点像门肯。

威利的第二部小说《宝贝与乳臭未干的小子》（Babes and Sucklings ，1929）反映社会价值的变迁、同时挑战旧习俗，恍如劳伦斯扬起的战旗。女主角从加州跑到纽约，为了逃避她的不理想的未婚夫。在纽约的一个派对中她结识了男主角，这个人有趣得多，而且很像作者威利本人，他们俩进入一种无须结婚的爱情关系，并经历挫折、流产与分手，到最后才重新结合。小说的旨意是对婚姻这个习俗提出质疑。 [2] 它称颂能分始能合的好男好女理想，乃劳伦斯格调。

威利是漫画里的“超人”（Superman）一角的启发者。他在1930年发表了第三部小说《角斗士》（Gladiator ），主角雨果（Hugo）被他的科学家父亲改变了身体的分子组织、获得超人能力，想用他的能力为世人服务，却不为一般的人理解、甚至遭妒，他感到无比的孤独，最后在一座山上单独地死去，应验了尼采所说庸愚大众摧毁一切比他们高尚的事物之命题。另两位作家在1932年借用了《角斗士》的中心主题，甚至引用了其中一些对白，缔造了《超人》漫画系列。 [3] 后者变成闻名遐迩的漫画英雄，也是美国大众文化偶像。但漫画化的超人却将威利小说中超人的悲怆情愫给抽掉了。

威利1931年的小说《隐身刺客》（The Murderer Invisible ）缔造了另一个超人：隐形人。它明显受到威尔斯（H.G.Wells）的《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的影响。环球制片公司把两部小说的版权都买了，把两者结合起来，拍了《隐形人》（1933）这部电影。 [4] 威利也因此与好莱坞发生关系。在1932与1934年威利相继创作了以世界末日为题材的小说《当世界互撞》（When Worlds Collide ）以及《世界互撞之后》（After Worlds Collide ），也于1951年被派拉蒙制片公司搬上银幕。这组故事的主题也是高超者与乌合之众的对立。前者是一群有科学知识的先知先觉者，他们预测一颗彗星将碰撞地球，因此警告世人，但后者拒绝面对这个事实，当前者建造了一艘挪亚方舟式的宇宙飞船将自己运载到另外一颗较小的彗星上时，地球上的社会开始瓦解，人类回到原始状态。 [5]

威利在《野蛮的绅士》（The Savage Gentleman ，1932）中结合了“鲁滨孙漂流记”和“人猿泰山”两类情节，主旨仍然在鞭笞颓废的现代文明。故事里，一个富有的报业家斯蒂芬婚姻失败，遂带了儿子亨利和两位助理乘坐游艇出海，故意在一个荒岛上搁浅，度过了30年，斯蒂芬去世，其他人则获救，但回到文明社会后，纯真的亨利在面对贪腐的文明社会——尤其是一些不择手段的淘金女郎——时却产生了许多问题，最后亨利奋起反击，运用他所掌握的报业，发挥正义的力量。《野蛮的绅士》一书中已开始透露威利对现代美国女性的不信任，而在1934年的小说《芬礼·兰恩》（Finnley Wren ）一书中，就出现一位年轻女子控诉主角芬礼是她胎中所怀的孩子的父亲——这个情节是根据威利生命中的真事改编而成。 [6]

真正地奠定威利为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的是他的评论集《毒蛇的苗裔》（Generation of Vipers ，1942）。 [7] 这部脍炙人口的著作至1955年已达20次印刷。威利在书中对美国文明的批判是地毯式的，无所不包，蛮具尼采风的“一切价值的重估”。他的前提亦与尼采、劳伦斯等人相似，亦即控诉文明斫丧了人的本能。他悲叹美国的阴盛阳衰，则似门肯。威利的论说可以说是“世纪末思潮”的余晖，文明没落论的高潮已过，行为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相继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造成本能学说的式微——纵使威利在书中的本能学说是能够与新的文化观点结合的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CarlGustav Jung，1875—1961）的学说。 [8]

在《毒蛇的苗裔》里，威利攻击美国妇女与“妈”（Mom）虽然只占全书的一小部分，但和他骂美国的政客、资本家、学者、教育制度、不合理的习俗比较起来更令人难忘，因为骂政客以及针砭陋俗等项目较常见，但攻击母亲令人耳目一新。本节也就集中在这个上头。

威利的这个攻击以美国的“灰姑娘”神话为起点：欧洲的灰姑娘童话原初具励志作用，至当代美国却将麻雀变凤凰变成妇女的正当期待。美国的大众文化总是“不断地强调幼稚的主题，例如意外的横财、一个具世界知名度的人选择一位明显少受教育和未受训练的女性当老婆、发现宝藏等” [9] 。的确，美国这个平民社会常发生大老板娶自己的女秘书的事情，或者至少常给欧洲人这个印象。在前面，门肯已经提及美国式灰姑娘童话鼓动了美国妇女的野心，而在欧洲大陆尤其拉丁国家，阶级的界限比较森严，女性这样做会对己不利。但在美国，威利说：“我们崇敬的并不是白马王子的热心追求，这还算是故事中积极的成分，我们崇敬的是女子的报酬。于是，我们就把固定财富的大部分转让给我们的女人。骑士精神的装腔作势……大大地鼓胀了那个荒谬的概念，那就是尊敬和奖赏女人，不为了别的，只因为她是女人。于是，大把现钞在情人、新娘、妻子，尤其是‘妈’的脚下堆起。” [10]

威利指出他并不是为了攻击妇女而攻击妇女，而是点出当代美国妇女的问题：数千年来，都是男人外出工作、女人在家中干活，但机器的来临使得妇女的手闲下来，妇女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不事生产的阶级、一个消费阶级、一个渴望糖果的阶级”。她们如今只需生育就可“豁免一切其他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责任”，她们要求男士充当圣诞老人，后者也的确变成了“一个美国的原型”。在美国，“女人拥有大部分的财富。男人所从事者主要是从女人处赚回一点点——以便把它给予其他女人”。 [11]

该书的第十一章《一般的女人》（“Common Woman”）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远胜于不知所云的第十章《一般的男人》（“Common Man”）。虽然两者都是指尼采所谓的“乌合之众”，然而威利评论起美国的女人来是口若悬河、妙语连连、令人千古难忘。他指出“妈”是“灰姑娘”的蜕变：“妈是美国的创造。她之精心制作有其必要，因为她的出发点是灰姑娘。” [12] 世界上历来都有“妈”，但多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很少会活到替自己、替别人制造问题的年龄。然而，在今日的消费社会，“妈”却变得无所事事，而且早已活过了她生命的有用期，却偏偏受到大众的供奉。按此逻辑，“妈”只是“灰姑娘”变老变丑的版本，归根到底在男人眼中是从童话到幻灭的蜕变。威利说“妈”的喜怒无常是属于“停经期性质的”（of a menopausal nature）。 [13] 因此，他大力着墨之处也是“妈”已丧失性吸引力这个事实：

她是一只中年的海鸭，目光仿如刚发现远远的下方有一只兔子在抽搐的鹰隼。她大致上是过重了25磅，已无法冲刺，但有尖刺的高跟和反手一击的伎俩，她却不以此为犯规，反而说这是女性的防御。一千个她加起来也缺乏让一个隐修士离开岩石十步的性感。 [14]

令东亚的读者感到惊讶的是：威利看“妈”的角度富有性的色彩。果然，他引用性学大师的权威：“弗洛伊德已编了一个惊人和非凡的目录，充满母爱大发（mother-love-in-action）的例子，并将其溯源至一个正常的本能朝乱伦方向之扭曲。” [15] 威利这句话很含混，没有说明被扭曲的“正常的本能”到底是指父母本能还是性爱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杀父娶母的冲动是人格朝异性恋方向“正常”发展必经的关卡，威利倒过头来控诉母亲有乱伦的冲动，基本上不是弗洛伊德学说，而是类似劳伦斯控诉妈妈对孩子施展的“精神乱伦”。威利指责妈妈造成儿子无法进行异性恋：“妈从后起的一代妇女处偷走了她男孩人格里该属于同代女性爱恋的那部分。” [16] 威利的论述里也有当时美国红极一时的后弗洛伊德学派（post-Freudian）大师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学说的痕迹：

拥有一个人的肉体是奴役；拥有一个人的精神也是奴役，因为他的身体听从他的精神，而他的精神则听从它的拥有者。妈的男孩（Mom’s boy）会被允许和他的爹做身与心的搏斗：达到那个他在情感上与父亲分庭抗礼的日子，并赢得了殴打。该过程像苹果成熟般不可避免……但这场斗争不是少年可以从事的，必须是成了男子的少年。如果这场斗争是早熟的，而又是在妈的毁灭性包庇底下发生的（往往是如此），它将会加深男孩的奴役。他谈独立还太年轻。 [17]

这无疑是沙利文“母亲利用儿子和丈夫做斗争不利儿子人格成长”理论的通俗版。 [18]

威利攻击“妈”其实是攻击美国男人欠缺男子汉气概。他说“妈”开始在投票箱出现时，美国的“政治粗鄙即达到了空前的低劣程度” [19] 。她控制了政府，“就将具独立性格的人赶离职守，并代之以滑腻的阉人” [20] 。在威利眼里，“她已成为美国的教皇” [21] 。可以理解，威利被女性主义者指责为“憎恨妇女者”，而他亦开始叫屈，说《毒蛇的苗裔》里抨击“妈”和“灰姑娘”的篇幅只有19页，而他却花了300多页攻击“男人自毁的弱点”。 [22] 为了表明他的立场，他在1951年还发表了《大失踪》（The Disappearance ）这部科幻小说，说有一天世界分裂为两个平行的宇宙，一个只有男性，另一个只有女性，这两个单性的世界都濒临崩溃，直到4年以后这两个残缺的世界才复合为一。威利这部小说的指导思想是荣格的阴阳互补的人格学说。虽然如此，威利仍难逃其咎，因为他300多页痛骂美国男人的内容如今已被遗忘，但他攻击“大妈咪主义”的文章却流传千古，对20世纪下叶的美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影响至为深巨。

[1] Clifford P.Bendau,Still Worlds Collide:Philip Wylie and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Dream（San Bernardino,California:The Borgo Press,1980）,4-5,8-9.

[2] Ibid.,pp.9-10.

[3] Ibid.,p.11.

[4] Still Worlds Collide,pp.12-13.

[5] Still Worlds Collide,,pp.14-15.

[6] Ibid.,p.21.

[7] 该典故出自《新约·马太福音》12：34：“汝等毒蛇的苗裔！邪恶之人怎能口出良言？”

[8] 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学说虽然以本能为基础，却与文化符号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反而能谈论学院派临床心理学无法照顾到的文化现象，弗洛伊德学说尤其成为早期文化人类学一个重要成分。

[9] Philip Wylie,Generation of Vipers,new annotated edition（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55）,p.25.

[10] Ibid.,pp.49-50.

[11] Generation of Vipers,pp.52-53.

[12] Generation of Vipers,,p.197.

[13] Ibid.,p.199.

[14] Ibid.,p.201.

[15] Ibid.,p.198.

[16] Generation of Vipers,p.208.

[17] Ibid.,p.209.

[18] 沙利文说：“把‘母性的照顾’（mothering）过分延长这个不灵光的措施，乃这些表象［指心理内容的外在表象］被扭曲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我们禁止丈夫婚外性生活的信念是如此脆弱，男人总可以用妻子性冷感与过分纠缠的说法来自我开脱，它导致家庭纠纷，丈夫在爱情上不稳定，或被迫起来反抗家庭的桎梏，尤其是丈夫真的有外遇，妈妈‘把男孩养大使他不像爸爸’这种可怕之事就会发生——凡此种种，都该予以谴责。［对男性的心理成长］更具毁灭性的是女人作‘主’（‘boss’）。”引文出处见第五章，该章亦会详细介绍沙利文。

[19] Generation of Vipers,p.201.

[20] Ibid.,p.203.

[21] Ibid.,p.207.

[22] Bendau,Still Worlds Collide,p.42.

6.超人与母亲

前面列举了德、奥、英、美等国的仇母思想，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出现类似的超人论与仇母情结？似乎属于尼采一脉的法国作家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1895—1972）宣称历史上衰弱的时代都是崇拜女性的，伟大时代的“英雄”都必须起来反叛“大母神”；妈妈之罪就是想把儿子永远闭锁在她黑暗的身躯之内。他写有《论女人》一文，说：“［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身上唯一致命弱点就是他妈妈拿过他的部位。” [1] 可见这是20世纪上叶的流行话语，但这个仇母话语在欧陆有多广泛，有待欧洲研究的专家去探究，凭它们的大众文化并无衍生美国规模的“杀母”文类来推测，即使有此倾向，也未形成巨澜。事实上，尼采的故乡德国和劳伦斯的故乡英伦也没有产生美国规模的“杀母”幻想，可能是由于美国大众文化的规模当今之世无出其右，但更主要的是美国发展出一套性别角色理论，激化了仇母思想（详见第五、六两章）。

研究“超人论”者也从不曾把这个哲学与“母亲”联系起来，本文是这类尝试的首次。在这里，我们又从中国数据里获得旁证，那就是新文化运动时代——与本章谈论的人物约略同期——冰心女士（1900—1999）提倡的“爱的哲学”。她念教会中学时曾受了基督教教义影响，但把上帝变成女性，把母亲耶稣化，将“母爱”当作万灵丹，希望借此消弭人与人的对立与憎恨。在《超人》（1921）这个短篇里，冰心描写这种爱对主人公何彬的拯救。何彬本是一个冷心肠青年，信奉尼采“爱和怜悯都是恶”的哲学，对社会上的人都极冷漠。后来，因为受到一个厨房里的跑街孩子禄儿的感动，开始忏悔。打动他心弦的是孩子的一句话：“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吗？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这段话使何彬想起了母亲、童年和童年时的自然界。于是，他终于失声痛哭，不得不承认：“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啊！” [2]

冰心那个消弭人间一切矛盾的乌托邦，是用“母爱”作为混凝土的。冰心在其颇具影响的《寄小读者》里，歌颂“普天下的母亲的爱”，鼓吹母爱是维系社会的感情纽带：“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为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 [3] 冰心是把婴儿期无助阶段承受施母职的女性照顾等同于蒙受上帝恩眷，这个把上帝还原到哺乳类层次的尝试是否比世界上任何宗教都来得“形而下”呢？魏宁格已曾指出：母爱是非道德的，因为它只及身体、不及个性，只有在两个“个性”之间才有伦理关系可言；母爱乃是一种本能，动物的母爱不会低于人类，也同样与道德无关。 [4] 缺乏这个超越物质的精神，就落得十分实惠，变成有奶便是娘。在人类社会里，是否凡具有哺育生理构造的女性都被责成去担当上帝呢？这个本身存在只是为了给予别人养分的“无我”要求，对全体女性的人性该有多大的摧残！

冰心是“五四时代”的人，而尼采的超人论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个性解放之思想武器。鲁迅是该哲学最有力的提倡者——他认为中国人的集体是“吃人”的。看来，冰心用来解决这类“异化”知识分子的方案，就是叫他们“回到妈妈身边去”！

[1] 引自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New York:Vintage Books,1989）,pp.199-200。希腊神话故事里的阿喀琉斯刀枪不入，乃婴儿时被他妈妈浸泡在具有魔法的河流里的结果，但妈妈提着他脚跟的地方没有沾到水。阿喀琉斯最后死于脚跟中箭。

[2] 刘家鸣编：《冰心代表作》（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61、62页。

[3] 冰心：《通讯十》，载《寄小读者》（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第66页。

[4] Sex and Character,pp.225,226.

第五章　美国性别的两极化

楔子

本书第三章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一脉的思想，第四章则处理了和它打对台的另一股“世纪末”思潮，那就是不相信进化就是进步，认为进化与退化同时并存，超人与末人的对抗亘古长存——我们用“尼采式超人论”总括了这一脉思想传承。在该两种说法底下，男人与女人的鸿沟都被绝对化，这个相异性不是实质的，而是理念化的，亦即是规范性的。

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两股思潮都似乎在淡出，以生物或生理为基础的人文社会思维逐渐让渡给文化与环境决定论，最明显的迹象是行为主义对本能学说的彻底否定，文化人类学的多元论在美国取代了单线的社会进化论，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成长论也在美国开始走红。对个人“成长”的关注取代了进化论的宏大叙事。

本章集中在追溯美国的性别两极化观点如何从物种进化论出发，继而摆脱这个窠臼，走上心理学化的道路，并将重点放在“性成长”上头。在表面上，这个新时代与19、20世纪之交颇为不同，但是性别该两级分化的信念以另一种形式持续：欲使“异性恋”成为可能，男女的性成长必须是十分不同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对“异性恋”的颠覆，有待20世纪晚期女性主义的激进化与同性恋之主流化，但这是后话。至于尼采式的仇母论，则将会在20世纪中期的大众文化里进入黄金时代，也将会在本书的下半部揭晓。

1.性别观：从生理到心理

从19世纪末以来的男性危机考察美国性别研究之沿革，不能忽略下列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举行大量征兵，发现几乎近一半的男丁在心身两方面都不适合服兵役，使得性别研究越形急迫。 [1] 男性危机固然是美国性别研究之一大动力，但仍需把“性别角色”思维放在更广泛的性别研究的脉络里，才能洞察“角色”的规范性。在当时，并非所有的研究成果都炒作两性相异。

现代性别研究可上溯至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Havelock H.Ellis，1859—1939）的《男与女：人类第二性征的研究》（Man and Woman ：A Study of Human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它发表于1894年，不出10年，美国心理学家已对两性在运动神经（motor）、感情（affective）、知觉（sensory）以及智力（intellectual）等领域的差别做出调查，其中的佼佼者为海伦·汤普森·伍利（Helen Thompson Woolley，1874—1947）。奠基者蔼理士主要是综合了心目中较具科学价值的各家学说，美国的后继者则强调第一手的调查。伍利一辈人与蔼理士的强调也不同，后者的两性心理学强调自然欲望，前者则强调社会因素。 [2] 显然，这新一代已开始修正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决定论，倾向用“环境”“习惯”等概念来取代“本能”与“遗传”。 [3] 至于蔼理士，虽不再奢谈宏观的社会进化论，其学说仍以建筑在生理学上的心理特征为依据。

无疑，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是达尔文进化论执思想界牛耳的时代。此后思想界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后天文化的教养，此途径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文化人类学中大获全胜。但将“性别”从用物种进化解释，演变到从个体心理成长过程去界定、进而论说它如何形成由社会认可的“角色”以及自我社会化后的“认同”，此间还有一个学术发展史上的演变过程，其间的一座里程碑是刘易斯·麦迪孙·特曼（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与凯瑟琳·迈尔斯（Catherine Miles）测量性别的量表。

特曼在未转向性别研究之前，已经在智商测量和天才儿童研究方面建立权威地位。他和研究生小组从1910年开始修改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1857—1911）创设的智力测验，至1915年最后定型为“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量表，并且发明了“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这个名词，简称IQ。 [4] 因此，特曼是以美国心理测量界领袖的地位转向性别研究的。在他1927—1928年的天才儿童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nity）量表，简称MF量表。 [5]

在特曼与两位弟子合作的天才儿童研究里，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当时总体的社会与文化偏见。 [6] 研究报告说：相对正常的样品，天才女童一般比较“男性化”，而天才男童则与正常男童无甚差异。研究者们认为女童的男性化偏差是一种“可喜的偏差”，它产生了伊丽莎白女王般的女中豪杰，足以印证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的名言：“女性天才并不存在，所有女性天才都是男人。”然而，研究者对性别过分倒错者则表示忧虑，例如一位喜欢男童军打扮和海军制服的女生，以及一位有弹奏风琴天分的男童，后者喜欢玩洋娃娃、设计女服以及扮演歌剧中的女性角色。 [7] 这个忧虑，在特曼1936年的性别研究中就全面表现出来。

特曼与弟子凯瑟琳·迈尔斯合著的《性别与人格：男性化与女性化研究》（Sex and Personality ：Studies in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于1936年面世，也是MF量表的最后定型。MF量表模仿智商测量，却是测量与智力无关的一组心理特征的量表，在设计上，特曼得力于合作者迈尔斯不少，因此量表以二人命名。这个量表在当时的心理学领域里提出两组理想的心理特征、态度、兴趣或统合形态，称作“男性化与女性化的人格形态”（masculine and feminine personality types）。这类概念化行为迎合当时的社会期待，例如，把学术成就高而兴趣偏向文化方面的男人当作“较女性化”，学术成就低而其兴趣偏向机械和体操者则“较男性化”，运动员不论性别一般都“十分男性化”，工程师、律师、推销员的职业是“最男性化的”，牧师与艺术家则几乎不入男性之流。在女人之间，家庭主妇与传统女性职业的从事者无甚差别，但中学女老师和大学女教授的“女性化”指数却明显偏低。 [8] 在MF量表里，对男女两个性别理想最严重的性别偏离却是“同性恋”。《性别与人格》一书花了20%的篇幅在各色各类的同性恋研究上头，显出特、迈两氏关注之所在。 [9]

“同性恋”之成为最大的偏离，其前提是男女性别被竖立为两个对立的理想，在两极之间排列出一个分光谱，内含各种度数的偏离，而“同性恋”则被判为最大的偏离。特、迈两氏的人类性倾向分光谱概念来自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性学大师蔼理士。蔼氏代表西方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忌、过渡到现代较宽容的性态度之转折点，他的分光谱把各色各样“性变态”当作一个兼容并包的“有性状态”（sexuality）的各种样相，将常态与变态的界限模糊化。 [10] 特、迈两氏在其量表中突出“同性恋”是最大偏差，似乎乃从蔼理士兼容并包的进步立场的一个倒退。 [11] 他们表面上在做同类研究，其实蔼理士谈的是“性”，特、迈两氏关注的却是“性别”。因此，这里的关键并非同性恋是否先天的“性变态”，而是在美国两极分化的“性别”观底下，它不得不成为模糊性别界限的最大误值。

事实上，从20世纪初就一直在进行的男女差别研究都没发现两性之间有何显著差异，有时反而证明女性略为优胜，例如特曼在1917年做的一次智商测验即显示女孩智商略高。 [12] 两性无差别的论调的确有助于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妇女获得投票权的措施，但是，两性在知、情、意方面无差别并无助于“异性恋罗曼史”（heterosexual romance）这个制度对男女必须两极化的强制要求。更有甚者，在国防考虑底下，男丁如果在心身双方面都不合格的话，“两性无差别论”遂变得全然无济于事：国家与社会必然对男性做出不同于女性的要求，就如同异性恋制度必须制造出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等“角色”一般。如果在“一战”期间美国军方悲叹众多男丁不适合服兵役，到了“二战”至“冷战”期间军方就开始将此倾向归咎于“妈妈的坏影响”（详见第八章）。

有人指出：作为美国智商测量泰斗的特曼，在1922年曾反对无节制的移民，认为新近的移民之智力劣于较早期来自北欧的移民。 [13] 如果他以捍卫美国主流种族为职志，那么，是否可以类推：他对偏离性别主流者抱相类的排斥？我们必须理解心理测量的目的不是搞革命，而是反映现存制度。特、迈两氏的量表是其后不计其数的同类量表的始祖。不同之处是：特、迈两氏的理论基础把性别的生理或心理成因存而不论，其量表只是罗列性别气质的差异。 [14] 继起的性别研究则越来越多地加入后天教养的因素，换而言之，是越来越注重“心理成长”与“社会化”因素。影响后起的性别研究最得力的思潮有二：其一是来自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动力学概念，其二是社会学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及相关的“角色”（role）与“认同”（identity）等理论。让我们先谈论前者。

[1] Joseph H.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in Harry Brod,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The New Men’s Studies（Boston:Allen&Unwin,1987）,p.22.

[2] J.G.Morawski,“The Measure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Engendering Categorical Realit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53:2（June 1985）,pp.198-199.

[3] 伍利用环境因素解释两性差异，详见Rosalind Rosenberg,Beyond Separate Spheres:Intellectual Roots of Modern Femin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80。

[4] Henry L.Minton,Lewis Terman:Pioneer in Psychological Testing（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8）,pp.47-49.“智商”是指年纪和心理年龄之间的比例，这个概念的创设者其实是德国在心理测验领域里最有名的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1871—1938），特曼不过把它和法国人比奈的量表结合而已。

[5] Ibid.,p.168.

[6] Barbara S.Burks,Dortha W.Jensen,and Lewis M.Terman,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vol.3,The Promise of Youth:Follow-up Studies of a Thousand Gifted Children（Stanfro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

[7] Minton,Terman,p.141.

[8] Minton,Terman,pp.168-170.

[9] 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p.26.

[10] Paul Robinson,The Modernization of Sex:Havelock Ellis,Alfred Kinsey,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New York:Harper&Row,1976）,pp.8-9.

[11] Minton,Terman,p.175.

[12] Morawski,“The Measure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p.199.

[13] Byron M.Roth,Prescription for Failure:Race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Social Science（New Brunswick&London;New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p.82.

[14] “特曼与迈尔斯唯一存而不论的假设就是起源论。”——Morawski,“Measure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p.205。

2.弗洛伊德话语的来临

在这里，我们先把焦点放在美国的心理动力学的历史上头。此概念脱胎于弗洛伊德学说，它是针对个体人格动态开展过程的思考。19世纪末以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兴起，其学说初期的着眼点不是性别研究，它关注的是个体如何在家庭内“父、母、子”这个三角底下成长。但在后达尔文主义的性别研究者手里，个体心理成长阶段变成了物种生物进化阶段的替代，然而，这个新理论典范依旧把两性性别分化不彻底判为“低级阶段”。

这个修改，是弗氏学说通过美国文化这个变压器的产品。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里，男同性恋是男子过分与妈妈认同的结果。他无法通过“搞男女关系”这道关卡，就是他困陷在人生早期的征候。至于女性，其成长之阻滞，则是由于“阳具嫉妒”（penis envy）而产生对自身性别之否定，也有导致同性恋的可能。与男人性别认同的女性也被称为“阳具型女人”（phallic woman），她达到性高潮方式是靠下体外部阴核的刺激，而不是经由子宫兴奋产生快感。“阳具型女人”一词并非指解放，反而是患身心不协调的神经官能症（neurosis）的意思。因此，弗洛伊德学派也是用性别不明朗来定义“低级阶段”，虽然它不再是生物进化的“返祖现象”，而是人格成长的阻滞或逆退。

然而，弗洛伊德本人只提出凡人生必经“杀父娶母情结”（Oedipus Complex）以及在女孩身上相应的这道关卡。在这种提法底下，异性的双亲反而是唤醒男孩与女孩世上有“异性关系”这回事的起床号，也预备他们将来步上这个人生的“正途”。弗洛伊德很少谈及女孩，承认她是一个谜，权宜视之为男孩的翻版。他集中谈男性问题，而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妈妈”是推动男孩与爸爸竞争的动力，是培养男儿性格的至关重要因素。

由“恋母”发展出“杀母”情结者，与其说是弗洛伊德主义，毋宁说是属于尼采与劳伦斯一脉的思想（关于该脉，详见第四章）更来得恰当，如果后者成功地钻进弗洛伊德主义里面去，是从哪一个点切入呢？答案是弗洛伊德晚期的理论，该时，大师已开始注意“杀父娶母”阶段与“前杀父娶母”（pre-Oedipal）阶段所造成的心理问题的不同性质。一般来说，一个人“杀父娶母”的内心冲突未获妥善解决（例如形成有罪感），会形成终生的神经官能症，但这类心理问题远远轻于精神病（psychosis）。后者可回溯到“前杀父娶母”阶段上出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上，男孩是完全与妈妈认同，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男人”而必须和爸爸抢女人，换而言之，精神病的内容是连“杀父娶母”这一关都过不了的人格极幼稚阶段。

弗洛伊德本人设计出的一套治疗法：释梦、自由联想，都是用来化解神经官能症的，对精神病完全用不上。开始针对精神病的，乃是在美国被称为“新弗洛伊德派”（Neo-Freudians）的泰斗哈里·斯塔克·沙利文。 [1] 毫不出人意料，沙氏用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尤其是“母子关系”——修改了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论的内在阶段性。强调人格发展的“内在阶段性”正是心理动力学的角度，东亚人士用“外部人伦关系的堆砌”来定义人的成长，不妨视为全然相反的角度，但这不等于说东亚人士的人格发展即如其自身所言。事实上，弗洛伊德视其学说为推之四海皆准，东亚人士的成人观毋宁乃社会规范而非人格理论，乃社会对个人在符号学层次上的全面专政。故此，东亚文化里的“心”是社会道德化的人心，而不是与社会规范维持某种程度的紧张、甚至抗议因而神经官能症化的“心”（psyche）。然则，沙利文用母子关系修正弗氏人格发展论的内在阶段性，岂非朝“东方化”的方向发展？实大谬不然！弗洛伊德的人格成长阶段依然纹风不动，沙利文只是把弗氏学说里母亲首次触发男孩的异性恋认同的正面角色修改成将男孩阻滞在前生殖器阶段的反派角色。这个修正在某种意义上由任务决定，盖弗氏只研究神经官能症，沙氏研究的却是精神病。沙利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妈妈是儿子精神病成因的理论创建，其影响至今余音犹在。因此，由“恋母”情结突变为“杀母”情结者，不折不扣乃弗洛伊德主义之美国化。

[1] 新弗洛伊德派又称“后弗洛伊德派”（Post-Freudians）。

3.沙利文的“杜鹃窝情结”

20世纪20年代时，沙利文曾在马里兰州的舍帕德—派拉特（SheppardPratt）精神病医院，任临床研究主任一职。他成立一个只准收容男病人的病房，在此病房里，他不只把所有注册女护士统统辞退，用男性工作人员代替，而且“从来不允许女性踏入这个病房一步”。这间病房的病人都是患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的男性，在这个环境里，“注册女护士会成为一个劣等男性社会里具高等地位的女性样板”，此外，“护理，作为女性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具有某种固有的上下级准则（superordinate-subordinate standards），不利于沙利文想为病人设立的合意的私人环境”。 [1]

沙利文此举，会令弗洛伊德本人都感到意外。“妈妈”在弗氏理论中的功能只是挑起小男孩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对培养“男儿性”起的作用是顶正面的，而作为竞争对手的爸爸才是压抑小男孩、令他反抗的对象。沙利文的构思，却是把发挥“母性”的“女性最古老的职业之一”的女护士当作男性必须抗拒的对象。他虽然是针对精神病房的“劣等男性社会”而言，但从这种安排里看出：他的精神病的病源学正是男子的人格无法形成，自身与妈妈的性别无从分判。如果再处于掌权的女性底下，变成“上下级”的话，唯有令病情恶化。

沙利文的措施，必须在“母亲恐惧症”（matrophobia）与“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根深蒂固的美国文化的理论脉络中理解。美国人或许与其他西方人分享对“个体”权力的执着：纵使在现实的社会关系里避免不了“上下级准则”，但为个体人格独立着想则力图避免处于这种心理形势底下，因为它会塑造“权威主义的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但美国人是否更恐惧万一这个安排又牵涉女尊男卑的心理形势的话，会造成男方“性成长”的阻碍？这个问题必须有待对其他条顿语系的新教文化（英、德等国）做比较研究后才能答复。目前来说，后者迄未产生如《飞越杜鹃窝》（One Fly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62） [2] 那样的著作，这部美国小说我们将在本书《走向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一章详细讨论，在这里只需说：唯有把沙利文在舍帕德—派拉特精神病医院的措施和名小说《飞越杜鹃窝》对照，才真正懂得它们两者在说什么，也才真正懂得美国心态。

[1] Helen Swick Perry,“Introduction”,in Harry Stack Sullivan,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62）,pp.xvi-xvii.

[2] 网络译名为《飞越疯人院》。

4.将性别暧昧与“精神病”混为一谈

“精神分裂”的情况是个人的心理内容与外在的现实脱节。按照沙利文的说法，心理内容是个体与外界交往之经验的组织，这个组织如果停留在人生早期阶段，令个体无法应付较高阶段的人生任务，就会出现与现实脱节状态。

沙利文在1925—1926年写的一篇论文里指出，精神分裂有根植于文化中的原因：

在我们这类型的社会里，倾向产生精神分析家所谓的“杀父娶母情结”。在别人对父亲做出对尊长的敬畏与恭敬——他较高的能力亦配得上这个地位——的地方，我们则代之以或明或暗的嫉妒与憎恨。

这是个文化倾向，还说不上是什么病情。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内在成长阶段论、从“人际关系”着手的沙利文用下列不幸因素的组合解说精神病的成因：美国文化的“成人”标准，既然是儿子与爸爸竞争，并胜过爸爸，妈妈的女性化影响却把儿子导向另一个方向，使他“成”不了“人”：

把“母性的照顾”过分延长这个不灵的措施，乃这些表象［指心理内容的外在表象］被扭曲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我们禁制丈夫婚外性生活的信念是如此脆弱，男人总可以用妻子性冷感与过分纠缠的说法来自我开脱，它导致家庭纠纷，丈夫在爱情上不稳定，或被迫起来反抗家庭的桎梏，尤其是丈夫真的有外遇，妈妈“把男孩养大使他不像爸爸”这种可怕之事就会发生——凡此种种，都该予以谴责。［对男性的心理成长］更具毁灭性的是女人做“主”（“boss”）——在这种家庭里，不论慈祥的母权会带来多少好处，都会被孩子的反应一扫而空，因为他必须抵制女人［指妈妈］当男人的企图，他必须符合社会的要求［指必须学习男性角色］，他也必须维护男性的自尊。孩子从适应一个家长调整到适应另一个家长，再从适应双亲到拼命迎合传统的模式［指迎合俗成的性别观］，是悲惨的过程。 [1]

在这里，沙利文显然已在应用类似“性别角色”的概念来解释性别错乱的成因，例如说家中女人做“主”对男孩心理成长具毁灭性作用云云——虽然在他那个时代，性别角色认同论仍在建构中。在沙利文写作的20世纪20年代，可看出仍是女性处于无可奈何的时代，男人可以到外面鬼混，女人只能留在家里，在儿子身上做手脚。这种情况，不论东西方社会，在我们上一代间都常发生。如果问在中国社会它会否导致下一代的精神病，或许是一个无意义的发问。该去问：即使也发生同样后果，在中国是否有足够的文化语言把它说成是“心理与现实脱节”？中国的“现实”是否与美国的“现实”相同？两个文化对“男性”的性别要求是否一样？

美国的“男性理想”其实就是“个体的全面确立”，要求个人从环境中全面分化出来，并且还与之对立和保持一种支配关系。它势必要求个体与人生早期彻底断裂，而在人生早期具全面支配权的妈妈——那个自身个体化不彻底、一直在心理上混淆人我界限的儿童化女性——不可避免会构成对儿子人格成形的最大威胁。沙利文在1931年的一篇论文里，在理论上比较完整地把妈妈的坏影响、精神分裂、同性恋诸现象联系起来：

在人格之内，有一经验的系统，我们称之为自我（the ego，or the self）。它由我们与具重要性的他人交往的经验因素累积组成。换而言之，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的人格在我们交往者身上的反照。它最原始——但或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是由母亲或她的相等物、保姆［nurse，与护士同词］一类所提供。很重要的相辅或相佐部分，则由爸爸或他的相等物提供。这些部分是属于婴儿期性质的，因此极端难够到［指病人心理中医生够不到的部分］，也很难为晚起的经验所更改。如果它们与自我晚起的累积层相距太远，那么，人格的成长就会被严重扭曲，而该个人就可能拥有奇特的经验组织，即我们称之为心理病态的人格。如果出现的偏差没有那般严重，它们在男孩身上就不断呈现对自我做出较童稚的评估，正如由妈妈［的角度］反照出来的那样。对这类人来说，从全面依赖妈妈的态度到断奶是十分困难的。一般来说，是把她的价值态度包含进一己的人格中。在此情形下，价值的进展——达到把女孩子放在正确位置上，亦即是自己感兴趣的对象——就根本发生不了。他在所有女人中，只让妈妈或者年长女人成为亲密的人际关系对象。他不能顺利地进展至由生物学决定的搞异性关系的目标。当该人需求这类亲密人际关系的时刻来临，他可能被发现是［心理上］严重残废的。他可能没有能力把与其他男孩发展人际关系包含于一己人格内容中，去过“成群结党”（gang）的正常生活。还好，如此严重的残废是少见的。人格进化上的残废较常出现在人格成长继起阶段上，亦即是必须演进至异性恋活动。易产生精神分裂症的病态青年，通常是过了前青春阶段（preadolescent）社交生活这一关，能够成群结党，甚至能与其他一些青年产生亲密关系。他们在这个人际关系园地里可能相当成功，在其他男孩眼里很得人心，有时甚至成为领袖。但更常见的是在前青春期社交范围里成绩平平。

当以生殖器为主导的性内容明朗地来临，拉开了青春阶段之幕后，这类人的严重麻烦就开始了。先前他们在同伙之间已树立了一己的地位，现在则必须进展至对女孩子感兴趣。他们的人格组织却排除了这类兴趣的萌长，而这危及他们的地位。他们必须有所作为，方能保住自尊。他们唯有广泛地巧立名目，维持一种伪装的性生活；他们必须从成群结党的生活中分化出来，以便与类似的残废者进行一种非异性的社交生活——在此情形下，基于性冲动日增的压力，他们会很快地导向一种同性恋的权宜之计；否则，他们得做脱身之计，逆退回较早期形态的人际关系里去生活，重新依赖一个有父母和长辈的环境。

就是在这一群人里，我们似乎找到了全部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2]

从今日的角度看，沙利文这个结论是太惊人了！今日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是把“异性恋”看成人为的制度，激进派甚至说它是父权社会底下男性对女性的霸权，因此沙利文把“［正常人］搞异性关系的目标”当作是由“生物学决定”者，乃是把“文化”当作“自然”。倒过头来，今日的同性恋导因的新说法认为有先天遗传的成分，而沙利文却认为同性恋乃母教不妥所致。

在一篇写于1929年至1933年的论文里，沙利文径直把“恋母”与“同性恋”画等号。他举一个病例：一位患精神分裂的青年，在其病情的某阶段上，常梦到与妈妈进行乱伦性交。沙利文总结其他类似的病例，概括地说：这些人梦中的性对象，其实面目不清，只是一个异性的代号而已。

上面既然说过［男人］和妈妈关系太亲热就会使性倾向的成长受阻，我们怀疑这些类似异性恋（quasi-heterosexual）的梦之似是而非性。我们发现它们画出一条轨迹，最后导向精神分裂的病症，那里表现有强烈的同性爱欲兴趣；在迅速获得失调性的同性恋习惯之病人身上它们亦常见。事实上，在这些人的梦的生活里，常见的是从与面目不清的女人性交渐变或突变成与某人性交，这个某人纵使说不清是否与做梦者同性别，至少是性别混淆的，或许是一个阴阳人（hermaphroditic individual）。 [3]

在沙利文那个时代，“角色”“认同”一类的词汇还没通行。但如果写性别角色认同学说形成史却连他的名字都不提，就会遗漏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沙利文从弗洛伊德的人格成长阶段论出发，亦即是从心理动力学观点立论，也得出类似性别角色认同的结论：他用妈妈“把男孩养大使他不像爸爸”来解释男性精神病的成因。由此可知：这个结论不是一家一派的，它有更广泛的文化背景。

[1] Harry Stack Sullivan,“Peculiarity of Thought in Schizophrenia”,in 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p.94.

[2] Harry Stack Sullivan,“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Etiology and Course Under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in 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pp.249-251.

[3] Harry Stack Sullivan,“Cultural Stress and Adolescent Crisis”,in 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pp.326-327.

5.“性别”作为一种“角色”、一种“认同”

弗洛伊德的原初关注在个体心理出现“神经官能症”的导因，对文明压抑性欲不无抗议之意。他设定人的本能发展经由口腔（oral）、肛门（anal）、性器官（genital），进展至杀父娶母（女孩则是“恋父仇母”，但一概以男孩中心的立场统称Oedipal）阶段而遭受打压，从此进入本能遭压抑的潜伏期（latency period），待到成长以后才走出潜伏期，进入成熟的性爱阶段。这是人的本能发展与文明要求相互塑造的结果，个体虽由禽兽变成文明人，然而本能遭压抑则势不免导致神经官能症。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通病，故视其设定的个体心理成长阶段为普世的、人生必经的，在此意义上，这些阶段也是内在于个体的。

新弗洛伊德学派既然用“人际关系”的角度修正了大师的内在心理成长阶段说，就顺理成章地与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接轨。此外，大师关心的是病理学，对分析“非意识”比较感兴趣，而新弗洛伊德学派——尤其是美国的——却强调“自我”的调控作用，因此势必把重点放在个体如何去迎合社会认可的“角色”并形成自我的“认同”上头。

在社会学里最早发展“角色”这个概念者乃芝加哥学派的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与罗伯特·埃兹拉·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等人，在时期上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该理论亦被称为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其主张个体透过“角色扮演”（role-playing）形成自我概念而达成“社会化”。他们学说里的“自我概念”在继起的社会学家手中演变成“认同”。 [1] 原初，符号互动论是把行为论心理学的设定应用于社会学的尝试。行为论观察刺激与反应弧，但只观察用物理能量刺激生理，凭此测量心理反应。社会学家则认为光谈这个层次的刺激与反应弧根本就无“社会”可言，社会的定义是人与人的互动，彼此提供的“刺激”与“反应”主要发生在符号层次，而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社会化”，原本是生物的人亦由此获得社会“角色”。

至1936年，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在《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 ）中把“角色”与“身份”（status）概念联系起来。他的“身份”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单元，独立于个人而存在，乃由社会规定，个人只是填入。“角色”则是“身份”的动相：有些角色被派定（ascribed），有些必须去赢取（achieved）。林顿认为“年龄”与“性别”是社会派定的身份。性别的标准是最普世性的，年龄则仅次之：“与性别有关的身份派定和性别分化似乎在所有的社会体系中都属基础性……具体的派定则完全由文化决定。”虽然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性别分工，但“性别分化的模式乃所有社会恒有”。 [2] 这个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看法克服了符号互动论以个人为单位的行为主义偏向。这个与行为论打对台的立场就是美国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学派（structuralfunctionalism），其代表人物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

女权分子倾向将帕森斯的性别论简单化为把男性的“工具型”（instrumental）与女性的“情感表达型”（expressive）做二元对立，并视其为歧视女性。 [3] 其实这个简单的公式背后有多重的理论整合，是帕森斯首先结合了弗洛伊德的性学说与美国的结构功能学派社会学，将亲属结构、社会化过程、心理学的人格形成论、家庭内的互动模式，以及社会性别的分工组成一套完整说法：他视配偶家庭为社会对下一代施行“社会化”的机构，使下一代获得“性别角色”，个体把角色内在化，产生了“男性化”与“女性化”两极，使性别角色成为人格的基础。 [4]

帕森斯这个“社会化”理论把弗洛伊德“与父母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s）的学说包含了进去，它包括与父或母的“性别”认同，而这道程序又是个体心理成长过程的一环，采取的无疑是心理动力学角度。男孩与女孩的“角色”既然来自父母，因此必然对错误的楷模产生排拒。帕森斯很早就有这个认识。他在一篇1947年的论文中已把男性暴力解释为“男性需要摆脱内心的女性认同，而这个认同又是由西方人亲切的母子关系模式造成的”。这种说法立即在法兰克福学派1950年面世的《权威主义的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一书中获得响应，它指出权威主义的人格有“假性男子汉特征”（pseudo-masculinity），过分炫耀决心、活力、勤奋、独立、果断、意志，不愿意处于被动，这个征候群似乎建筑在一种“异化于自我的女儿性”（ego-alien femininity）之上 [5] ——换而言之，是基于对自己身上的女性因素之恐惧与镇压。

至1955年帕森斯在与另一人合写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一书中，对男性的性别角色认同（sexrole identity）首次做出清晰明朗的定义：男孩在人生初期具有一个女性的认同，而他们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克服这个原初的认同，以便获得适合他们的性别角色认同，这个不发生在女孩身上的危机成为男性成长的中心课题。 [6] 男女的角色是什么？作者们指出：

……相对整个文化来说，男性化人格多倾向让工具型的爱好、需要与功能占优势，在任何两性都介入的社会体制内大概皆如此，而女性化人格多倾向让情感表达型的爱好、需要与功能占首位。我们大致上可如此期待，在其他因素都是同等的情形下，男子会采取技术的、执行的和“司法的”角色，而女子则较多地采取支持的、团结的和“纾解的”角色。 [7]

因此，两性在社会结构上和功能上都是两极化的，在心理上、人格上亦如是。帕森斯的理论建构喜用二分法，由二再分成四，并继续用二的倍数演绎。他以父母子女四者配搭“性别”与“代间”亦即年龄这两组认同，得出如下的推算：对男孩来说，妈妈既属于不同的性别，也属于不同的代；对女孩来说，妈妈只属于不同的代；因此男孩在成长阶段就必须经历“双重解放”，用一个不熟悉和具威胁性的父亲的新认同取代他先前与母亲的团结；女孩虽然也必须将父亲这个对象内在化，但只认可他作为“家庭体系的工具性领导的角色”，并不认同他的“性别角色楷模”，她仍与母亲归为一类，亦保留了人生早期的母女团结。“换而言之，男孩须走的道路更远，也更激进，方能离开［情感］表达型的主导性，走向工具型的主导性。他受到更大的压力。” [8] 帕森斯虽然已超离了达尔文进化论，不再从物种层次奢谈雄性乃物种的革命派，雌性是物种的守成者，但在其社会学理论里，男性道远而又任重则一；帕森斯亦不再如“世纪末思潮”般把男性危机等同于文明危机，但把男性这个艰辛的性别危机化则一如往昔。

[1] S.Stryker and A.Statham,“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Role Theory”,in Gardner Lindzey,and Elliot Aronson,eds.,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3rd ed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85）,vol.I,pp.311-378.

[2] Ralph Linton,The Study of Man:An Introduction（New York:D.Appleton-Century,1936）,pp.113-117.

[3] Kate Millett,Sexual Politics（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p.229.该书第一版于1969年面世。

[4] Tim Carrigan,Bob Connell,and John Lee,“Toward a New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in Harry Brod.,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pp.67-68.

[5] 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pp.31-32.

[6] Ibid.,p.29.

[7] Talcott Parsons and Robert F.Bales,Family,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53）,p.101.

[8] Family,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pp.98-99.

6.美国性别教条的形成

在性别思维深深地渗透美国社会学的同时，专业的心理测量亦继续蓬勃发展，不断地制造与特、迈两氏平行的测量技巧或对两氏的MF量表进行改善。在两氏发表性别研究的同一年，另两位心理学家为他们的职业兴趣测量（SVIB）制造了一个性别差异的测量表，发现性别差异是决定职业兴趣的主要因素之一。同年的内布拉斯加人格量表（Nebraska Personality Inventory）包含了一个男性理想（masculine ideal）因素。这两个量表都鉴定“男性身上有较强的攻击性、宰制性和无惧，在女性身上有较强的感情性、主观性和同情”。1940年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MMPI）里的性别测量部分明显地受特、迈两氏MF量表的影响。1952年的加州人格量表（CPI）里对女性化的衡量则是对SVIB与MMPI的改良。 [1]

在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的《权威主义的人格》研究计划的参与者内维特·桑福德（Nevitt Sanford）把战前的特曼与迈尔斯两氏静态的MF量表与新的心理投射测验结合，用来测量性别角色的认同，他在一组测量的样品中，期待呈现FM模式（指非意识女性化/有意识地男性化）的男性会付出沉重代价，导致认知心灵较死板，因为他们必须镇压自己心理上的女性气质，却意外地发现呈现MF模式（指非意识男性化/有识地女性化）的人创造性与智力特别强，这个结论不能为时人所接受（它倒颇能说明今日同性恋圈子里文人与艺术家云集的现象），因此他把成果压后到1966年才发表。但在1960年，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与盖伊·斯旺森（Guy Swanson）在《内心的冲突与防御》（Inner Conflict and Defens ）一书中采纳了桑福德的量表，并把他的性别角色认同范畴排列成男性成长的一系列阶段：男性从纯女性化、完全与母亲认同的FF开始，进展到FM阶段，即表面上获得男性认同，但深层处仍然维持女性认同，待进展至MM才算成熟，连内里也已形成男性认同，并与外表的行为吻合。 [2] 换而言之，男孩必须从全面与妈妈认同的FF阶段出发，以能达到MM的全面成熟阶段为理想。女孩则不需要经过这个“离乡背井”的“颠沛流离”过程，因此不会成为危机性话题。换而言之，美国的性别研究变成了针对男性危机的学科。

显然，在20世纪中期，当男性中心观点仍掌有霸权的时候，它把男性说成是比女性更艰难辛苦才能建构的一个更高境界，好比是男性“文明”战胜了母性“自然”的人格成长剧的脚注。但男性中心的“性别研究”已经埋下了自我颠覆的种子，终于导致今日女性主义对它的解构。在今日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里，同一个论述底下的“男性”却变成了纯粹对“女性”的一个逆动，它完全失去了自身的实质，成为一种异化、一个负值。（详见《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该章）

另一个讽刺是：精神分析学里的“与父母认同说”虽然成为围绕男性危机的性别社会学之基石，它却从来不是精神分析学的主流，弗氏正宗所关注的仍然是个人在父、母、子三角底下的性成长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理病症。此外，在精神分析学对美国社会学产生深巨影响的时代，它却未能在学院派心理学中占一席地位，后者仍然被行为论（behaviorism）把持，反而，它变成一个过分心理学化的社会学之灵感，并进而塑造了被弗洛伊德词汇饱和的美国大众文化想象。

在20世纪中期形成的这个“性别教条”，其支配力将延伸至20世纪70年代。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约瑟·普莱克（Joseph H.Pleck）把它演绎为下列16条：

1.对男人或对女人来说，发展一个牢靠的男性化（masculinity）或女性化（femininity）意识是人格发展最重要任务之一。

2.牢靠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意识主要来自个人童年与少年阶段时与同性家长的关系。

3.外表过度男性化往往指示：那位男子对其内在的男性化是不稳当的。

4.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对男孩来说会造成严重的性别角色认同问题。

5.人格成长过程会有许多地方出错，令人对其性别角色失去牢靠感。结果，会有较大一部分人——尤其是男性——出现性别角色认同问题。

6.同性恋反映一个深受扰乱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意识。

7.与100年前比较，有两个问题令今日的男人更不容易感到自己真正是男性：一来，他们的工作变得更被动与定着，二来，他们对妻子的权威大减。

8.一个牢靠的性别角色认同，表现为与其性别合宜的特性与特征，是促成良好心理适应的重要原因之一。

9.男性暴力、犯罪、不良行为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许多男人需要对他不牢靠的男性化意识做出补偿。

10.在许多文化里，男少年都进行“成人仪”，其理由是帮助这些男孩发展一个牢靠的性别角色认同，特别是男孩在人生早期与妇女同住或妇女是他主要联属的那类社会。

11.因为他早期与母亲强烈地认同，男孩最初是发展女性化的性别角色认同，到后来为了获得牢靠的性别角色认同又必须克服它。

12.黑种男人在性别角色认同问题上特别脆弱，因为爸爸缺席率特别高，在黑色人种里缺乏良好的男性角色楷模。

13.许多男人从事健身与运动，是为了补偿内在的对自身男性化的不牢靠感。

14.应该多一些男人参与育儿所和小学，为男孩提供男性性别角色认同的楷模。

15.男人对女人的敌意与暴力倾向乃由于他们对自己心理上女性化出现恐惧，而此女性化实源自早期与他们母亲的关系。

16.目前男女性别角色的模糊化，令儿童发展健康的性别角色认同越来越困难。 [3]

说这一套是“教条”，并非指它无效。其实，在美国文化里它说明了许多问题。美国式的男性成长要求男人摆脱女人、摆脱妈妈、摆脱人我界限不明朗的状态，才有足够的、清晰的“男儿性”去进行异性关系，换言之，才能真正地去搞异性恋罗曼史。但是这个关系不是摆明摆脱不了女人、显然会重新堕入人我界限不明朗的状态。（否则，有何亲密状态可言？）这样组合的“男儿性”就变成一方面恐惧女性、另一方面又得证明自己具有搞异性恋能耐这两者间的一个脆弱平衡。

说这是男性在“更高进化阶段”上的精致平衡，亦无不可。问题在于：这套教条却更多地被应用于病态学，而处于性别两极化理想中间的大部分人则受到这个“教条”的压迫。在女权主义者与同性恋者的反抗下，这个“性别教条”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动摇。但这是有意识的理论批判，对无意识的社会大众来说，性别角色仍然是思想的紧箍咒。近年来美国频频发生中学生校园屠杀同学事件，起因多半是杀人者一直被揶揄为“相公”（faggot），或者被女朋友甩掉引起对自身性别信念之动摇。

[1] Morawski,“Measure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pp.208-209.

[2] 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p.32.

[3] Joseph H.Pleck,The Myth of Masculin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2）,pp.1-3.

第六章　20世纪中期：美国的性别角色出现严重危机

楔子

至20世纪中期，尼采传统的仇母论与美国性别角色论汇聚成一股巨流，谱成大众想象里“杀母”的文化背景，它的前浪是卷土重来的男性危机，这股势头比19、20世纪之交的还要来得汹涌。它固然有社会根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男人多从军于外，国内就业市场向广大的妇女开放，战后她们也不复原，两性形势从此不再能逆转，虽然它的全面性的冲击需待20年后才充分明朗化。换而言之，战后出现今日两性都广泛就业的社会经济形态。但既然这个战后形态是遍及全球的，而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美国式的性别危机，社会经济的解释似乎并不足够，所以必须从美国人的性别观与仇母论之奇特组合着眼——它是否在美式思考上造成“作茧自缚”的效应？

1.性别角色论在20世纪中期大众想象里的掠影

在美国性别角色学说成形期间，它势不可免反映到大众文化里，赋予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电影故事以一种时代特色。1942年的电影《年度杰出女性》（Woman of the Year ） [1] 描写一对夫妇，妻子比老公有成就，并获得该年度的杰出女性奖，但因为整天忙着自己的事业，无心料理家务，尤其不煮饭给老公吃，因此老公不参加她的颁奖典礼，甚至对她说：“你纵使是本年度的杰出女性，但在我眼里，你连女人都不是！”更不可忍者，是当他给自己炒蛋吃时，老婆的男助理来了，眼都不顾地叫他多炒一份，简直把他当“下女”，到剧终处，当该男助理重施故伎，将帽子递给他，把他当管家看待，终于被老公用暴力打发（虽然是喜剧化的暴力），而妻子则因老公重振男性雄风而投入他的怀抱。

1944年的电影《嫦娥幻梦》（Lady in the Dark ） [2] 里面，女主角是一名成功的女性时装杂志总编辑，她事业心强，但感情生活出了问题，她为女性读者介绍漂亮的时装，自己则穿着似男人，她与一位有妇之夫谈恋爱，但当后者与太太离婚、要和她结婚时，她却开始退避，她与手下的一位男助理见了面就发怒，常和他起冲突，当一位万人迷的偶像男明星追求她时，她的反应并不热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她做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师从她的梦境和被压抑掉的童年经验里发现：她曾受到爸爸和男同学打击，对自身性别认同产生怀疑，并且为了不再受辱，养成必须主宰一切的性格。这解释她为何帮助其他女性穿着艳光四射的服饰本人却不屑为之，也说明她恋爱生活的残缺不全，她其实喜欢手下的那位男编辑，但因为后者有男子汉气概、具主宰性，她控制不了，遂常起冲突，那位万人迷男明星倒是完全顺从她的，但这反而令她压抑掉的女儿性无法重现。因此，精神分析师治疗她的配方就是叫她找一位能主宰她的男人，她最后自然是和那位男助理相好。

1945年，威廉·英格（William Inge，1913—1973）写就了《楼梯顶的黑暗》（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这个剧本。它至1957年才获发表，迟至1960年才搬上银幕，或许曾做修订，但其关切应该反映写作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亦即是在性别角色这个议题上大做文章。它的讯息是：女人不该过分把男人和儿子窒息，必须懂得关心他们，唯有掌握了这个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女人才配相夫教子。剧中的家庭主妇柯拉（Cora）和先生闹矛盾，久已不和他行房事，而身为丈夫的鲁宾（Rubin）晚上也常不回家，妻子怀疑他和女友相好。在这段时期，一子一女也面临问题，必须由妈妈操心。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开始交男朋友，但信心不足，妈妈就给她打气，让她能闯“异性恋”这个成人关。儿子则由小孩变成大儿童，必须养成他独立的习性，因此妈妈告诫他“你不能再爬到我的床上来”。 [3]

不让儿子拖住妈妈的裙脚，是着眼于培养他的男儿性格。当他的同学在门外嚷叫“娘娘腔”（sissy）揶揄他时，妈妈本能地一个箭步冲到门前，但想了一想，停下来，说：“我猜我总不能一生保护他不受别人侵凌。” [4] 拍成电影后则多加了一幕：儿子说还是由我自己面对，就捡起一根棒球棍走出门去。他用暴力一威吓，非但终止了揶揄，还赢得了揶揄者的尊敬，两人成为好友。

在作为“良母”之余，柯拉还得学习如何当“贤妻”。丈夫鲁宾常不回家，原来是被雇主辞退，但死撑男性尊严，对妻子密不透风，也就不好意思回家，反而和青梅竹马的女友梅维丝（Mavis）说了——在原剧里这个人物只现于言谈里，在电影中则有现身，柯拉还专诚拜访她一次，从她口中得知丈夫失业，才恍然悟到自己和丈夫缺乏沟通。此时，梅维丝说她虽然钟情于鲁宾，后者仍忠于妻子，两人止于友情，并告诫说：每一个遭妻子冷落的男人，都有其他的女人在等着要，劝她好自为之。柯拉再遇到丈夫时，就求他不要隐瞒心中的恐惧，鲁宾亦口吐真言：“一个男子汉，即使对他自己也难于承认心存恐惧。”柯拉问何解，鲁宾说：“我总害怕会变成……你姐夫莫里斯那样。” [5] 莫里斯（Morris）是柯拉姐姐洛蒂（Lottie）的丈夫，在专横的老婆面前常吃瘪。柯拉曾和洛蒂说：“我羡慕你有一位能让你专横的丈夫。”洛蒂回答：“对，我能对莫里斯专横，因为他貌合神离，早已放弃了反抗。我专横不专横，对他来说都一样。”当柯拉说“他至少不动手打你”，她姐姐的回答令她吃惊：她说情愿被丈夫打，至少表现“打者爱也”，“总比目前这个空洞无物好”。 [6] 这里流露出当时流行女人有“被虐倾向”的观念。 [7] 洛蒂的专横，乃因为丈夫没有发挥男儿的主宰性，造成她心理空洞的一种补偿。果然，洛蒂一连串的供认，坦白她在性事上从来未享受过高潮，引起她妹妹接二连三的吃惊。柯拉一直羡慕姐姐的大胆开放、敢说脏话，原来也是心理补偿。莫里斯和洛蒂这对夫妇无疑是故事里的反面教员，他们代表的是男女双方都没能把“角色”扮演好造成的两败俱伤。

正面教员则是鲁宾与柯拉这一对。柯拉长期拒绝和鲁宾进行房事，总是以干家务疲劳为借口。在和丈夫恳谈、了解他的立场后，两人就到楼上睡房行房事去了，剧情亦以此告终。因为睡房在二楼，随着夫妇之间的阴霾之散去，“楼梯顶的黑暗”也化为光明。没有比这个意象更能肯定异性恋婚姻的光辉和最后胜利。

性别角色论反映在美国电影里接近尾声之作，似乎是1962年的《我的艺伎》（My Geisha ），这部电影索性告诫美国女性学习日本妇女。故事里的先生是好莱坞的导演，太太则是当红的女明星。太太的电影大半是由先生执导，但风头比先生劲，因此先生的自尊心就出了问题，总觉得别人闲言闲语：他有今天的地位乃拜太太所赐。他必须远离太太，去独立制作一部轰动的巨片，遂远赴日本拍摄歌剧《蝴蝶夫人》。他借口角色必须找在地的日本女人，把太太剔除。但太太挂念丈夫，遂潜赴日本，并和制片人串通，让自己也去应征选角的面试。她身穿和服，头戴假发，脸涂白粉，眼上戴了把瞳孔变黑的隐形眼镜。导演觉得该名“日本女子”是天生的演员，就选中了她。她本来打算对丈夫来一个恶作剧，准备在首映场结束、这个一炮而红的“新星”走出台前谢幕时，当众把假发拿下，给先生一个惊喜，也替影片制造宣传效果。但在拍摄将竣工时，先生已经识穿了这个假冒者，但心照不宣，打算在影片成功推出后立即与太太离婚。太太为预备谢幕在后台进行化装时，一直以来当她顾问的一位日本艺伎送给她一件礼品，是从前一位名伎的遗物：一把折扇，上面用毛笔写道：“无人身先于你，夫君，连我在内。”（“No one before you，my husband，not even I.”）她忽有所悟，遂恢复本来面目，走出台前，对观众说：女主角曾向佛许愿，拍完这部电影后就进入尼姑庵，请她代为向观众致意，云云，并因此拯救了她的婚姻。

显然，“不要把男人搞垮，否则会导致家庭的功能丧失”——保守派的美国在男性主轴家庭崩溃前夜的这种说教，已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还出动到从日本搬救兵的下策。至20世纪末，女性主义已经建立霸权，以功能丧失的家庭（dysfunctional family）为题材的美国故事，一般都集中火力指向爸爸，标示父权社会和父系家庭的瓦解。但在男性话语支配的20世纪中期，家庭功能的丧失似乎全归咎到女人身上，稍有责备男人者，也是谴责他未能施展男性雄风、协助妻子扮演好她的“角色”。

[1] 译名另有《小姑居处》。

[2] Lady in the Dark原译《在黑暗中的女士》，与下文《楼梯顶的黑暗》呼应，可当作时代辨识码，透露该时代美国有女性象征黑暗势力的联想。历史上，这个联想已见于莫扎特《魔笛》的“黑夜皇后”一角中。

[3] William Inge,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in 4 Plays By William Inge（New York:Random House,1958）,p.90.

[4] Inge,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p.96.

[5] Ibid.,p.102.

[6] Inge,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pp.73-74.

[7] 参考附录二之3、4两节。

2.不称母职的“阳具型女人”

1947年一部畅销的大众心理学著作《现代女性：迷失的性别》（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 ）面世，由两位学者写作，用的是弗洛伊德话语。该书谴责现代世界越来越朝“阳具化”（phallic）方向发展，而美国社会尤其变得“兄弟相残”（fratricidal），它之所以走上无节制的兄弟竞争这条路，乃因众子已把“父亲”杀掉。事实上，美国的父权社会早已消亡，虽然它仍被女权分子竖立为一个稻草人，作为攻击对象。上述这些现代潮流颠覆了传统家庭与性别角色，导致广大女性在她们成长过程中不能解决“阳具嫉妒”。她们不安于自身的性别角色，模仿男人，与男人竞争，她们的楷模却并非成熟的男性，而是有心理缺陷的“阳具自恋型”（phallic-narcissistic）的男性，这类人一般来说不能为人父亲。因此，模仿他们的女人也成为病态的“男性化攻击型”（masculine-aggressive）女人。 [1]

“阳具化”的女性就是性别角色倒错的女人，她们不适宜为人母，不幸许多现代母亲却由这些人组成。《现代女性：迷失的性别》一书的作者把她们分成四类：排斥型的母亲（the rejecting mother）、过度保护型的母亲（the overprotective mother）、宰制型的母亲（the dominating mother）、过度温柔亲切的母亲（the over-affectionate mother）。这四类都是“病态型”的。

该书用的是庸俗化的弗洛伊德理论，描绘的是简单化的刻板印象，因此属于大众心理学范畴。书中说：“排斥型的母亲”在子女心理上引起一种被遗弃、被孤立的感觉。她对子女的排泄训练会要求过苛，对手淫的禁制尤其严厉。经期来临的女儿通常得不到她的情感支持，这样的母亲既然是很糟糕的女性楷模，因此当女儿处在恋父阶段时，也不能帮助她渡过这个难关，而娶这种妻子的男人多半缺乏男子汉气概，因此会加深女儿成长为妇人的困难。这样的父亲为了弥补自己在老婆面前的失败，会“过分地接受女儿”，结果女儿就会终身地固置在恋父上头，但如果连爸爸也采取排斥态度，女儿就会因防御作用而自己发展出男性特质，换而言之，亦开始走上性别角色倒错的途径。“排斥型的母亲”在儿子身上造成的坏影响是使他形成对女人偏颇的看法，认为她们都像妈妈一般是无法取悦的。他会发展成为一个靠客观业绩来赢取妇人芳心的男士，而不懂得透过相互爱慕去达到这个目的。“排斥型的母亲”之难于取悦、对子女过度挑剔，乃因为“在非意识里她从来都不想要他们，并且或明或暗地责怪丈夫把他们强加于己身”。这种女人在心理上类似“男性化攻击型”女人（指女权分子），她有时候会“公然地遗憾自己没有生为男儿身” [2] 。

第二类“过度保护型的母亲”在社会眼中是模范母亲：她在子女身上花太多时间，不断地“奉献”自己，但她的过分热心、对子女的过度保护乃心理上的“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其实是用夸大的母爱来补偿她对母职之嫌恶。她的性生活是彻底令她失望的，她和“排斥型的母亲”一般是神经质的。“她与自己父母的关系曾令她对自身的女儿性产生怨恨，因而背弃它，但心中的矛盾又引起强烈的罪恶感，迫使她去克服这个怨恨。” [3] 她用子女总是不对劲、必须照顾的借口逃避与丈夫的房事，因为她与“排斥型的母亲”一般同不适意的男人结了婚，而这样的男人也多半不胜任父职。“过度保护型的母亲”倾向把子女的依赖感不断拖延下去，造成他们无法应付新情况，导致他们的不幸福，因为妈妈没有教会他们爱是互动性质的，这使他们在人际关系里学会只取不予。这样的人之性格是“被动女性化型”（passive-feminine）的，如果是儿子，他会终身依靠母亲型的女人，缺乏坚韧、决心与敢作敢为，不管他的能力如何，他总有一股永久的受挫感；如果是女儿，则停留在永恒的童稚状态，总是紧抓住不合理和难以维持的关系，自我中心的她是不适合当母亲的，结果也是排斥子女的。

第三类“宰制型的母亲”可用一言以概括之：权力。她总是需要不断控制人与物。她的问题不是不要子女，而是出于错误的理由生男育女，她的母职为她的神经官能症所扭曲。这类女人在孩提时曾受到母亲的排斥，她们自感不如兄弟们，对自身性别缺乏自信心，导致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善于培养女性魅力，却努力从受教育与发展智力中获得补偿，由此变得很能干，这是她们学会控制环境之道。归根到底，她不想有女性经验，她“深埋于心底的愿望是想当男人” [4] 。这类女人通常会嫁给缺乏男子汉气概的丈夫，而不得不透过子女去满足她们的“阳具愿望”（penis wish），因此对他们很专横，不帮助他们独立，常设下不近情理的准则，在他们身上制造挫败感。

作者们把上列三类做综合比较，指出：虽然“排斥型的母亲”镇压自己的“阳具嫉妒”比“男性化攻击型”的女权分子来得彻底——后者只注重生涯，在公共领域中与男人厮杀，很少会当母亲——但仍然比“过度保护型的母亲”来得浅，也不如“宰制型的母亲”伪装得好。“过度保护型的母亲”从未解决她的“阳具嫉妒”，却衍生很深的罪恶感。相形之下，“宰制型的母亲”已和自己的“阳具嫉妒”达成协议，并用女性的方式去组织它，把子女当作棋子。她们都患有神经官能症：焦虑感、执念与强迫症、歇斯底里或各种症状的混合。“在这些母亲里，没有一人是全盘女性化的。” [5]

然后，作者们又提出了“过度温柔亲切的母亲”这一个形态。这类女人一般来说对自己的性生活失望，因此把子女转化为她爱恋对象，对他们做出“无节制的黏缠”。她们对儿子的损害尤其大，制造出来一连串“被动的男人”，对女儿的损害则非直接，主要是不能够为她们提供令人满意的父亲（这里涵示她亦妨碍丈夫执行父职）。无论如何，她对子女过度亲近并施行控制，令他们变成她的“被动回响”。她如此做乃重演自己儿时的经验。与上列三种丧失功能的母亲不同，这一类母亲通常都是“相当幼稚的”，她从未进入“性器官阶段”——在原文中也用Oedipal一词代表，实质上指相对于男性“杀父娶母情结”的异性恋觉醒——而是停留在更早期的情感成长阶段上。她的整个性生活是幼稚的，可能一直进行自慰到中年。 [6]

作者们认为以上四类妇人的性成长都没有充分完成。按照弗洛伊德派的学说，她们达到性高潮方式是靠下体外部阴蒂的刺激，而不是经由阴道兴奋产生快感，而阴蒂是没有茁长的类男性阴茎，因此是虚拟男性，至于阴道则与女人怀孕有关联，只有强调后者的性快感才是心身协调。在20世纪中期，这些性成长过程阻滞在“阳具嫉妒”上的女性被统称为“阳具型女人”。在美国过分心理学化的思维里，这些女人被判为身心不协调、不适宜为人母。“这些女人对她们的儿子做了什么？她们剥夺儿子的男性力量，亦即把他们阉了。” [7] 这可是弗洛伊德没说过的话，而是美国性别角色论融合尼采仇母论，披上弗洛伊德学说外衣的新发展。

[1] Ferdinand Lundberg and Marynia Farnham,M.D.,Modern Woman:The Lost Sex（New York: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1947）,p.319.

[2] Modern Woman:The Lost Sex,p.307.

[3] Modern Woman:The Lost Sex,p.309.

[4] Ibid.,p.312.

[5] Modern Woman:The Lost Sex,p.315.

[6] Ibid.,pp.316-317.

[7] Ibid.,p.319.

3.宜家宜室的“女性型女人”

《现代女性：迷失的性别》的作者们说：唯有免除这四类毛病的第五类“女性型母亲”（the feminine mother）才真正称职，这段珍奇的文献值得整段摘录：

正当的母亲如何教养子女？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首先，她不从事上述诸类型之所为。她不排斥、过度保护、宰制或过度爱抚她的孩童。

更正面的，她充分接受自身是女人这个事实，亦即充分接受她的性，对其感觉受用而无须把它来夸示。她不懂其他女人为何恨恨地诉说男人的特权。她不从该角度看问题。男人对她来说是有用的对象，既然有用，他们如果寻各种乐子而又能吃得消的话，实无伤大雅。反正，她知道自己得依靠男人。她脑海中从不存在去当一个“独立妇女”的幻想，该词乃名词矛盾。她自知必须从阳具中获得性乐趣，既然她自身也是生殖器官化的（genitalized），就有此需要。对她来说生男育女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她心中对此从不存疑。当听闻有人质疑生男育女，她会感到困惑，除非对方说出清晰的医学理由。然后她会怜悯这个不幸的女人。如果一个女人不生男育女，她活着有啥意义？

女性型的女人（the feminine woman）充分接受她的子女，避免其他类型母亲为子女设下的陷阱。怎会这样？她如此睿智吗？非也，她的智慧并非来自知性的知识。她只是喜欢她的孩子。对她来说，他们逗趣、不寻常、说不上来地迷人心窍。在他们年幼无助又依赖时，她给予他们令人安心的支持，逐渐让他们知道在有些事情上必须守规矩。对这一点她是毫不含混的。如果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她感觉到他们在占便宜，她会毫不犹豫地处罚他们。她经得起这样做，因为她对自己的态度不存疑。她没有怀罪感，相反，她有确定感。

既然如此平衡，她不觉得有询问他们每一项生活细节并对其宰制的必要。相反，她保持相当的距离，但仍有兴致地观察他们各自耽于什么。她会代其策划，但不强加于其身。另一方面，她会协助子女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

她无须阅读如何照顾孩子的书籍，就知道该替他们做什么，她侍候他们说出自身的需要。这个办法万无一失。她不会为他们无事自扰。如果他们感到太冷、太热、太湿、饿了或者孤单，他们会告诉她，她即满足他们的需要。此外，她对他们听其自然，虽然时常提神留意。

在有关排泄训练、孩时手淫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化规矩的影响方面，她和别人一样是自身文化的囚徒。然而，我们从推理和查访中得出的结论是：真正具有母爱的母亲在执行文化禁忌时总会放宽些，纵使严厉也会被她的爱心所缓和。子女们不管怎样也不会因不顺从而感到惊恐。她不让他们感到会失去她的爱，虽然她会显示他们的不顺从令她烦恼不堪。这就把整件事放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上，让孩子感到他有权力——令母亲苦恼的权力。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他不想施展这个权力，于是就索性在以爱心报答爱心的基础上努力去顺从。

就这样，她在训练子女时容或失诸过严过苛，她的犯错在她坚定的爱底下瑕不掩瑜。孩子们知道妈妈爱他们。她也自爱，并爱爸爸，父亲爱妈妈，也爱他们。这个组合是战无不胜的。 [1]

这真是一幅弗洛伊德式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心理学化的“和谐社会”愿景！其对为人母者的要求却几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发明“女性型的女人”一词的人没考虑到该名词有多难处理（awkward）！至于“女性型母亲”该词，则把母亲刻意地“性别化”（engendered）。在缺乏理论思维的一般人之常识里，母亲自然是非女人不可，但上述的理论家们偏偏在“母亲”前面冠上“女性型”一词，似乎在说：母职如果不是由“全盘女性化”的女人充任，就会造成家庭问题。这个说法有多落伍，可由当代单亲家庭获得印证。在今日的单亲家庭里，不是父兼母职，就是母兼父职，并无先天性的男人不可当母亲、女人不可当父亲之规定。

[1] Modern Woman:The Lost Sex,pp.319-320.

4.女性成长的歧途

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什么才算是“全盘女性化”呢？这里以探讨弗洛伊德派的看法为主，以此触类旁通。该派理论无疑最精密、最全面，影响力也至为深远。从弗氏的立论出发，在人之初，人格构造还未形成，心理上未出现性别的分化，婴儿的生命力只是一团未分化的“原欲”（libido），它被按部就班地纳入固定的渠道：孩儿最初的快感来自喂食，因此快感地带集中在口腔，是为“口腔阶段”（oral phase）；然后，它逐渐学会控制某些身体的功能，从对排泄的调控中获得快感，是为原欲发展的“肛门阶段”（anal stage）；待2至3岁，婴儿对自己的身体已能调控，并发现性器官部位的快感潜能，它的心理成长亦因此进入“阴茎阶段”（phallic stage）；在6岁左右，孩童的快感——如今变成“性欲”了——开始以母亲为对象，因此必须学会压抑自己的性欲，性成长进入所谓“潜伏期”（latency stage）；待到青春期，遭压抑的性欲方才被允许导向家庭以外的异性对象，是之谓成熟的性，人格也进入成人的“生殖器官阶段”（genital stage）。 [1] 弗氏对男孩的成长过程说得较清楚，女孩的阶段以此类推，但内容有所不同。

“性压抑”是孩儿从“禽兽”变成“文明人”的必经手续，再度获得释放的“原欲”之所以被导向家庭以外、之所以被导向异性身上，也是为了维护文明制度，使更大的人群得以组成，社会不致因家庭内近亲交配而内溃。孩儿还没有学会这一切以前，当它的“原欲”发展至对象阶段上时，势必会投注在唯一熟悉的家内成员身上。不论男孩女孩，这个原初的爱恋对象都是母亲。当男孩的原欲进展至以母亲为对象关系时，他遇到的对手是父亲，弗洛伊德将这个冲动命名为“杀父娶母”，并在希腊的俄狄浦斯（Oedipus）神话中找到原型。在俄狄浦斯故事中，是儿子把父亲杀掉，但在幼儿状态中，其对爸爸有敌意，幼小的心灵只感到势必招致父亲的惩罚，在男孩的想象里是被阉割，因为他用来进攻的器械是阳具，他同时发现了女性与自己有别：她们没有阳具！他把对母亲的爱欲和对父亲的仇视统统压抑下去，开始与父亲的权威认同，这个“潜伏期”把文明的规范内化成人格体系内的“超自我”，待到青春期来临，原欲又重新抬头，但如今则会像父亲那样寻觅婚配对象。

对女孩的成长，弗氏并没建立令他本人满意的理论，他指出其并非男孩的平行发展那么简单。一度作为他弟子的荣格曾提倡女孩的“伊莱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与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平行，只需将他们爱恋的父母对象对换便是。弗氏否定了这类简单化模拟：

男人归根到底只有一个主导的性区、一个性器官，女人则有两个：阴道（vagina）——即女性性器官本部——以及阴蒂（clitoris），后者可比拟男性的性具。我确信能合理假设在很长的年数内阴道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在青春期前可能不产生快感……因此，在女性身上，孩童阶段的主要性器官事件必然是与阴蒂有关。她们的性生活照例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具有男性特征，第二阶段才是女性独特的。因此女性成长里有从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的过程，在男性身上没有类似之处。

男女的差别除了先天的性器官之外，还有爱欲对象的延续性问题：男性成长从恋母发展到爱恋异性较有延续性，女孩从恋母转移到与男子完成交媾则是一个断裂，也可能不太顺当：

……与此庞大差异平行的是第二大差异，后者与找寻对象有关。对男性来说，母亲是第一个爱恋对象，因为她哺育他、照顾他，她一直是他的爱恋对象，直至被类似她或从她派生的人取代。女性的第一对象也不得不是母亲：选择对象的原初条件对所有孩童来说都一样。但是在她发展的末端，却是她的父亲——一个男人——成为她的新爱恋对象。换而言之，与她的性转折相应的是性对象的转换…… [2]

弗洛伊德坚决否定了荣格提出的“伊莱克特拉情结”或杀母嫁父的冲动。弗氏认为：只有在男孩的俄狄浦斯或杀父娶母的情结里，“我们才会发现爱恋一位家长与同时憎恨另外一位变成情敌的家长之致命结合” [3] 。在男孩身上，是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造成他压抑掉俄狄浦斯冲动、将性欲导入潜伏期，也促成社会道德制约内在化的“超自我”之形成。男孩解决俄狄浦斯冲动的后遗症之一是他们形成对女性的贬抑，因为她们已经“被阉割”。

女孩的发展根本不同：女孩的“被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则是索性承认有男尊女卑的事实，但又心有不甘，并开展出三条不同的途径。其一为对性事的普遍厌恶，她对自身的阴蒂不满，遂放弃“阴茎部位的活动”，也因此放弃整个性活动以及她的“男性化颇可观的一部分”。 [4] 第二条途径则是挑衅地、倔强地坚持她受到威胁的男性化倾向：

到了难以置信的大龄，她仍坚持终会获得一根阴茎的信念。这成为她人生之鹄的，不顾一切成为男人的幻想亦长期作为一种塑造因素持续。女性的这个“男性化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的结果可以是显性的同性恋对象选择。唯有当她的发展追随第三条迂曲绕行的道路，她方能到达最后的正常的女性态度，把父亲当作对象，在俄狄浦斯的女性形态里找到归宿。因此，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乃一段颇长的发展之最终结果。［和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不一样，］它不是在被阉割的影响下被摧毁，而是被制造出来…… [5]

换而言之，女孩的成长与男孩一般进展至“阴茎阶段”，但在这个阶段初期，女孩即从弟兄或玩伴身上发现他们的阴茎比自己的阴蒂优越，遂衍生了“阳具嫉妒”。 [6] 她产生了自卑感，不再与妈妈认同，将“原欲”投注对象转移到爸爸身上。这个发展是顶正面的，将她引导上日后的异性恋道路，形成“正常化”的女儿性。即使在这个可比拟男孩“杀父娶母”的人生里程碑上，女孩的形态也与男孩的相反：男孩的“弑父”富有攻击性，女孩的“仇母恋父”则是雌伏：

把爱恋对象从母亲身上转移开乃女孩发展过程中极端重要的一步。它不只是对象转换那么单纯……可观察到的伴随现象是主动式性冲动的大幅度降低以及被动式性冲动的升涨。的确，主动的倾向历来受到较强烈的挫折，它们被证实全然不可实现，因此更容易被原欲放弃。但被动的倾向也不见得能免于失望。女孩把爱恋对象转移离开母亲时，她的阴蒂自慰多半也停顿；当小女孩镇压她原先的男性化倾向，她总的性倾向中颇为可观的一部分往往亦永久受损。向父亲对象的转移乃蒙被动倾向之协助，只需这些［被动性倾向］都还没蒙灾而能劫后余生的话。她已克服了前俄狄浦斯式对母亲的依恋，只要她不再受其残余的约束，往女性化发展的坦途于焉开展在女孩眼前。 [7]

弗洛伊德笔调悲怆，透露对维多利亚文明压抑性欲的抗议，该压抑在被去性化的妇女身上表现尤其惨烈。维多利亚时代是弗氏学说成形期，他的精神分析学始自治疗妇女的歇斯底里症，但对女性性成长的立论则属他的后期，显然未能摆脱维多利亚的性别观，仍认为正常女性的雌伏愿望是希望父亲给她一个孩子，以弥补她对阳具的嫉妒。弗氏并因此借题发挥正常女性该有“被虐狂”（masochistic）倾向。 [8]

总结上面，女性人格发展的分岔口上含有误入歧途的可能性。首先，女孩发现她刺激阴蒂的自慰快感被“阳具嫉妒”所破坏，造成她对自己身上居劣势的阴蒂产生反感，拒绝从他处得到快感，以致演变成压抑性欲，形成日后人生里的神经官能症。另一歧途则是拒绝承认自己是“被阉割”的，心理倔强地固置在阴蒂的性快感上头，发展出弗氏所谓的“男性化情结”，她可能变成女同性恋，行为像男人。总的来说，弗氏认为女性过渡到成熟的性比男性来得困难：她必须把原初的爱恋对象从母亲转向父亲，这与男孩从爱恋母亲转向屈服于父亲不同，男孩对父亲不是爱恋而是敬爱与模仿，他保留对女人的原初兴趣，并顺理成章地在将来模仿父亲进行成熟的异性恋关系，但女孩转向父亲则是对原初爱恋对象的母亲失望甚至轻蔑；其二，她必须将性快感地带从阴蒂迁移至阴道，亦即把原欲满足模式从主动的改成被动的。

主动与被动本无男女之分，正如同原欲也不分性别，原欲的满足有时采取主动形态，有时采取被动形态，但在男女分途发展的性别观底下，女性必须承担“被动”形态，这一切都是为生育的目标服务，符合这个目标的阴道性交遂变成主流，较容易获得快感的阴蒂刺激被降为从属（例如前戏的手段）。过分贪图后者、令它反客为主，凭自己动手也可以解决问题，对生育兴致索然或者在性行为里争夺主控权的女性，到了弗洛伊德的门徒手里，就被判决为“阳具型女人”。

然而，这个名词不是弗洛伊德发明的，他其实对上述说法有所保留，自承对女孩成长远不达对男孩成长的理解，甚至说：“成年妇人的性生活是心理学的‘黑暗大陆’。” [9] 他在美国的徒子徒孙们却把它当作科学理论来运用。“阳具型女人”的学说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崛起，与“二战”期间美国妇女广泛就业有着某种关联，如今大量妇女开始走出“家内领域”，闯入男性的“公共领域”，她们已不扮演传统的妇女角色，虽然这股潮流的“全面性的冲击须待20年后才充分明朗化”。 [10] 的确，至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1921—2006）方发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一书，捍卫妇女从家庭里解放出来的正当性。

至此，我们该警觉弗洛伊德的原说与美国化的性别角色论的根本性相歧。后者视男孩为危殆的性别，因为他必须从与母亲完全认同出发，进展至以母亲为异性恋对象，亦即从不觉得自己是有异于妈妈的性别到以异性恋来证明自己是“男性”，而女孩的性别建构只需原地踏步便得（详见第五章）。弗氏却认为妇女建构自身的性别比男人来得困难：她必须把原初的爱恋对象从母亲转向异己的父亲，将主动的性满足扭转为被动的承受，但生育任务与性满足常常变成两回事——在妇女身上，这两个功能且分属下体的不同部位。弗氏既然仍肯定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角色，遂对女性的成长更为悲观。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男性危机并不是奥国人弗洛伊德关注的问题，它是不折不扣的20世纪美国议题。然而，弗氏有关女性的论述却演变为美国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弗氏论述里“正常化”维艰的女性颠覆了美国的男性，危及后者的性别角色。弗洛伊斯笔下的女性悲剧遂变成美国性别角色论底下的男性悲剧。

[1] 对弗洛伊德学说一知半解的人往往将“阴茎阶段”与“生殖器阶段”混为一谈，前者指孩童把自己的性器官当作性爱对象，其获得快感的方式是通过自慰，在后一阶段上的“原欲”必须透过建立对象关系才能满足，乃成人形态。虽然，“原欲”在各阶段上的表现形态在成人生活里都会保留，但“阴茎阶段”与全面盛开的“生殖器阶段”中间是隔了一个“潜伏期”。

[2] Sigmund Freud,“Female Sexuality”（1931）,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XXI（London: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1986）,p.228.

[3] Freud,“Female Sexuality”,p.229.

[4] 在这里，弗氏用词的男性中心偏向为读者制造了混淆，他在成长阶段的论述里用男孩的阴茎作为男女两类性器官之统称。但如果我们顾及弗氏的女性阴蒂类似男性阳具的说法，则无可厚非。

[5] Freud,“Female Sexuality”,p.230.

[6] 该词如照实译该作“阴茎嫉妒”。它造成混淆：弗氏用与penis同义的phallus涵盖男女双方必经的“阴茎阶段”，既云必经，何来缺乏？嫉妒从何而生？因此，女性也必经的“阴茎阶段”照理说该是“女性发现自身缺少阴茎”的阶段，但她的阴蒂既然是退化了的阴茎，而性欲在这个阶段上还固置在自娱性器官的快感上头，和男孩一般还没发展对象关系，因此实不妨用“阴茎阶段”一并指称男性固置于阴茎快感和女性固置于阴蒂快感的性成长阶段。

[7] Freud,“Female Sexuality”,p.239.

[8] Sigmund Freud,“The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in John Strachey,ed.and trans.,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XIX（London:Hogarth Press,1961）.另详见附录二。

[9] Juanita H.Williams,Psychology of Women:Behavior in a Biosocial Context（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1987）,p.34.

[10] Johen Costello,Virtue Under Fire:How World War II Changed Our Social and Sexual Attitude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5）,p.264.另详见William H.Chafe,“World War II as a pivotal experience for American women”,in Maria Diedrich and Dorothea Fischer-Hornung,eds.,Women and War:The Changing Status of American Women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New York:Berg Publishers,1990）,pp.21-34。

5.美国电影把“阳具型女人”漫画化

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最典型的“阳具型女人”该在家庭以外找，因为她们甭说不适宜为人母，也不适宜为人妻。她们基本上不安于性别本分，是和男人竞争、想取而代之者，更甚者是男人煞星（man-killer），而好莱坞也着实制造了一连串这类漫画化人物。

在1954年的西部电影《荒漠怪客》（Johnny Guitar ）里，由梅赛德丝·麦坎布雷奇（Mercedes McCambridge，1916—2004）饰演的反派角色就是典型的“阳具型女人”，她不能忍受别人提醒她是女人，一个绰号叫作“舞蹈小子”（Dancing Kid）的男士对她感兴趣，“让她感觉到自己是女人，引起她的恐惧”（makes her feel like a woman，that frightens her），结果被她一枪打死。但故事中的正派女主角也与“舞蹈小子”有过一段，那个恶女人却怀恨在心，表示她自己的性别错乱也造成她内心矛盾，既迎且拒、欲爱仍憎，最后她与女主角用手枪决斗而丧生。一般西部电影中是男人比枪法谁快，这部电影却一反常态。

因为，由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1905—1977）饰演的正派女主角也有“阳具化”倾向，她穿牛仔服，腰上配枪，但当她换上女装时立即呈现“女性化”柔情。相形之下，前述那个恶女人则无时无刻不穿着打斗服装。透过这类相当肤浅的造型，电影对观众宣扬：正派女主角处于性别角色模糊化的悬崖边上，但仍能被“异性恋罗曼史”所拯救——她与男主角乔尼到剧终时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对代表“阳具型女人”的反派女配角则无药可救之。

1956年的电影《坏种》（Bad Seed ）是有关这类女煞星的最耐人寻味的作品。它一反风行的心理动力学人格论，去提倡不再流行的龙勃罗梭的“天生罪犯”（born criminal）说，该派如果在学术界仍残留，无疑已居少数派。这个学说用“返祖现象”（atavism）解释犯罪行为，认为罪犯是在全体人类进化过程中少数仍停留在较原始阶段的样品。按理说，这个剧本应该超然于性别政治，因为一个人遗传出了问题该归咎遗传基因，扯不上“性别倒错”。但故事里的“坏种”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的母亲是一名女性系列谋杀犯（serial killer）的弃婴。领养她的爸爸则心身健全，而她的丈夫则是军中的少校，具有北欧优良人种的健康外观，因此，“坏种”的遗传纯粹是女方的，不过是隔代遗传，妈妈那一代不受影响。 [1] 小女孩却天生没有良知，好比有的人生下来是瞎眼的一般。她因为贪图隔壁老婆婆的一件摆设品，就设计让老婆婆从楼梯上滑下来摔死。她也把同校的一名男生杀了，因为她渴望的一份奖品为他所得，她就把他淹死在河边，夺了那块奖章——那是一块军人式的勋章，乃男性的徽章，表示该女孩攫取它是非分之想。剧本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个男孩会打不过一名同龄的女孩，就为他安排了一个其貌不扬的爸爸，而他的妈妈是一个酒鬼——因此，毛病还是出在母系遗传方面。后来，坏女孩的妈妈发现她的一系列杀人事件，又获悉自己的身世，决定把她处决，并和她同归于尽。结果，妈妈死了，小女孩却被救活。最后一个镜头是她又回到淹毙小男孩的河边，一个天雷劈下来，把她轰死。

这部电影的讯息是多重的，首先，它批判了弗洛伊德一类的心理动力学，认为心理失常不见得都是人格成长过程中出的问题，也可能是先天遗传，换而言之，不应归咎于与上一代的互动。因此，这种思维可称作“坏儿童派”（bad child theory），与“坏母亲派”（bad mother theory）打对台。既然弗洛伊德的学说在这里用不上，严格地说“阳具型女人”这个概念也失去意义，因为“坏种”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但电影的制作年代是20世纪50年代，亦即是保守的艾森豪威尔年代（the Eisenhower Era，1953—1961），因此，剧本即使在编造生物性遗传，也将“坏种”的系谱说成是单纯传承自母系，父系一方被豁免。在女权高涨的今日，这类情节根本不可能面世，而近年来美国影视里的“坏种”角色也多换成了小男孩。此外，1956年的《坏种》并非攻击母亲，而是攻击坏儿童，因此在下面《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一章会再度把它选作分析文本，本节只指出该剧本也配合当时的话题：被时代精神枷在刑辱柱上的“阳具型女人”。

20节纪60年代颇得人心的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Star Trek ）的最后一集（1969年6月），说主角柯克船长（Captain Kirk）重遇军校时代的一位旧情人。但该女从未被委任指挥一艘宇宙飞船，她就用高科技把她的身体和柯克船长的身体对换，让自己寄生在这位传奇式的英雄身上，把他困陷在女人身体之内。她一旦掌了权，就判他死刑（当然不成功）。“攫取身体”（body-snatching）是“冷战”时代美国大众文化表达“恐共”的一个意象成语，但在这个“性别化”的身体攫取者版本里，则是宣告异性恋的死亡。心理上与异性恋背道而驰的“阳具型女人”必然导致她的男伴的死亡，正如同灵魂被妈妈占有的男人会“杀害”其他女性对象一般——后一类型将在第八章里集中处理。

[1] 这一段剧情简介已出现于我2002年的英文著作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Armonk,NY:M.E.Sharpe）中，但编辑既看不懂亦不遵守编辑伦理，在清样都校对完了交出去后，在付印前最后一刻擅作主张把“领养她的爸爸”改成“领养她的妇人”（p.230），结果，故事里整个性别化的讯息被她窜改掉了。

6.理论的修正与戏剧化效应

弗洛伊德学派从讨论女人的性冷淡出发，一致认为女人如不能在阴道部位达到性高潮就是心理上“未成熟”。至1960年，曾任弗洛伊德的助理的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1884—1982）提出一个小小的修正，指出阴蒂才是女人的性器官，阴道则主要是生殖器官，但女人身心协调的话，从前者触发的快感会传送给后者，换而言之，如果女人在心理上配合阴道的“被动承受”功能，她会达到一种漂浮微醉式的欢娱。现代妇女性冷淡问题的泛化，是因为她们追求和阴道生理构造不协调的性满足。 [1] 朵氏学说指出现代妇女已不满足于被动承受的性，亦即是为生男育女服务的交媾，她们要求在阴蒂部位享受强烈刺激，甚至采取主动控制性交过程。朵氏这个小小修正不得不承认阴蒂确实是女人的性器官，与作为生殖器官的阴道分庭抗礼，换而言之，该修正对女性有追求无关生育的性乐趣之权利已做出让步，但结论仍然回到了保守派的立场：阴道是女性独特的器官，至于阴蒂，则类似男性的阴茎，这等于说偏好后者的女人仍然脱不掉“阳具化”污名。

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已少有人理会女人的性哪种是“常态”、哪种是“非常态”，甚至有人——例如性学权威的二人研究小组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Howell Masters，1915—2001）与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E.Johnson，1925—2013）——说这两种性是没有差别的：都得经由刺激状态（excitement phase）、亢奋状态（plateau phase）、高潮（orgasm），以及化解状态（resolution phase），在这里，不论是弗洛伊德心目中的“阴道的高潮”还是“阴蒂的高潮”，反应的层次都一样。更有甚者，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指出：对女人的生理构造来说，阴蒂部位产生高潮远比阴道部分来得容易。换而言之，这种事出现在女人身上才是常态，不是“阳具型女人”的非分追求：“虽然，过去大家对于缺乏阴道高潮（不是用手刺激阴蒂所达到的高潮）是否‘不正常’颇有争议，但今天大多数的性治疗师已经做出了结论，证明并不是这么回事。”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又引用了美国精神医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发表的刊物里的一大段：

……在自慰时，女性可以集中刺激引起欲望的部位，并调整动作的节奏、位置及刺激强度，以符合自己的喜好。她也可能使用振动器或其他方法来辅助，体验在与伴侣做爱时不一定能达到的高潮经验。对多数女性而言，自慰时包含的一些刺激阴蒂的动作，主要是直接地摩擦阴蒂头部，但在性交时对阴蒂的刺激只是间接的……事实上，阴蒂的敏感度大体上与男性的阴茎相当，其功能在于提供性的快感，至于阴道的敏感度则与男性的睾丸差不多。因此，在阴道性交时，男性最敏感的部位可获得直接的刺激，而女性最敏感之处只能获得间接的刺激。假若性交不是目前“阴茎进入阴道”的性交形式，而是以“男性的睾丸来摩擦女性的阴蒂”的形式，那么女性会变得很容易达到高潮，而男性则落入不易达到高潮的境地，或者只能处于亢奋的状态中。 [2]

但大众想象仍沉溺在陈旧却富于煽情的窠臼里，例如当需要勾描企图心强、敢作敢为、亟亟于掌控的女人时，把她的性事描写成短、快、猛仍不失画龙点睛之笔。迟至1976年的《电视台风云》（Network ）一剧里，女主角戴安娜之塑形仍然在迁就这个刻板印象：她一方面和上司谈恋爱，另一方面施展伎俩把他那个大电视台新闻部主管的位子谋夺到手；在他们初次性交时，只见她衣服还来不及脱完，就骑到他上面去，一瞬间就龇牙咧嘴地“来了”。戴安娜不只要骑在男人上面，而且得掌控整个过程，否则她的高潮不可能来得那么快。在她这种速战速决的战略底下，男方基本上来不及有所作为，即沦为她自我刺激的一个器具底座。显然，戴安娜追求的不是细水长流的“女性化”高潮，而是像男人射精一般猛烈的刹那快感，这个效应多半是她将阴蒂挤压在自身的耻骨与男伴的耻骨之间用力摩擦、硬生生刺激而成，而不是将大部分操作让给男伴，方位、快慢、轻重、长短都由男方调控，到头来自己不见得会满意——但这是大多数妇女的性爱风格。透过这个房事意象勾画的戴安娜性格是好抓权、胆大妄为、迫不及待，后来，新闻部主管职位被她谋掉的男伴马克斯（Max）骂她毫无“人间的廉耻”（human decency）。 [3]

[1] Reuben Fine,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p.211-212.

[2] 详见威廉·马斯特斯、弗吉尼亚·约翰逊、罗伯特·克洛迪尼（Robert C.Kolodny,M.D.）著，王瑞琪、杨冬青译：《马斯特与琼生性学报告》（台北市：张老师出版社，1995年），上卷，第220—221页。

[3] 饰演戴安娜的费·唐纳薇（Faye Dunaway,1941—）获该年度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7.妇女“非女性化”面貌之蜕变

其实，迟至20世纪70年代，“阳具型女人”这个概念早已过时，甚至被遗忘。这个刻板形象在戴安娜一角身上的遗留，已不具不安于“角色本分”的旧含义，而是在公共领域里击败男性的厉害的“新女性”之素描。20世纪70年代恰好也是美国性别研究宣告性别两极化观点寿终正寝的时代，代之而兴的是“雌雄同体论”（androgyny）。

这个转变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至该时，性别两极化观点已受到“性别歧视”（sexism）的诟病。但“雌雄同体论”是昙花一现，被指控新瓶里装入旧酒，保留了它所取代的旧性别范畴之内涵。在它一度风行时，也曾制订科学性的测量方法，例如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简称BSRI）。然而，“雌雄同体论”似乎回避了“异性恋”的议题，它与特曼和迈尔斯的MF性别量表（详见第五章）鲜有相类之处。后者测量性心理有否偏离常轨，志在维护婚姻、维持核心家庭，“雌雄同体论”的研究者多半不重视性议题，甚至剔除掉“性变态”概念，而将重点放在工作场所里复杂的自处之道、自足的个人主义、角色的弹性，以及公司文化的民主化上头。它受到某些女权主义学者的支持，乃因为“白种职业妇女在雌雄同体论里找到楷模，启发她们在一个压倒性的男人世界里扮演自身的角色，更不用说她们心中希冀并对之兴趣十足的男性同侪之角色” [1] 。

“雌雄同体论”的概念似乎比“阳具型女人”更冷僻、更难于处理，两者似乎都从未普及于美国之外，也只有在美国研究的片麟半爪中留意爬梳，才会发现蛛丝马迹。“阳具型女人”在集体记忆中消失，是否因为它刻意隐晦了不那么冷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直接面对的问题：女同性恋？“阳具型女人”在银幕上露面的20世纪中期，大众文化里反而少出现“女同性恋”。原因之一是该时女性威胁大规模发生在职场，因此强调她们闯进男性主宰的公共空间，不安于自身“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至70年代，妇女已广就业，“阳具型女人”已成无的放矢，“雌雄同体论”虽云消除了性别两极化，却仍在职场上大做文章，就更难引起共鸣，昙花一现的寿命就更短，在集体记忆中也更春梦了无痕。其实在当时，同性恋题材已经可以露出水面，但还未充分具有今日“颠覆异性恋霸权”的政治内涵，未汇聚为排山倒海之势。

现在回首20世纪中期，会发现“阳具型女人”这个概念是何等难处理：它把对男性造成最大威胁、在公共空间和男人争一日之长短的女性的满足情欲方式说成是小女生的自我刺激阴蒂，这是何等的不对称！弗氏理论中说这号人物最容易变成女同性恋的命题被搁到哪里去了？后者在心理学文献中早已屡见不鲜，但电影里噤若寒蝉。无疑，当时美国的电影检查尺度比较严苛，社会风气也不容这类题材，不像今日满足情欲在乎个人主宰，不必透过异性关系去加以框限，尤其妇女之作为“女性”，更无须依赖男性定义——虽然往往透过与男人的敌我矛盾予以定义——传统的异性恋罗曼史反而变成了有待打倒的霸权，同性恋题材在大众文化里方才波涛汹涌。

20世纪中期几部与“同性恋”有关的名著，都涉及身败名裂的主题。1961年的《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 ），故事是一名坏学生造谣说她的两位女老师是同性恋，导致家长们纷纷撤走女儿，这所女童学校也因此倒闭，两位创校的女老师遂提出毁谤的控诉，但败诉，该事故导致其中一位老师对另外一位透露压抑已久的爱恋之情，后者已有未婚夫，自然大吃一惊，虽然两人什么事都没干，心中起了恋念者仍然悬梁自尽。 [2] 片中从无片言只字提及“同性恋”或“女同性恋”。“同性恋”一类字眼也不出现在1962年的电影《华府千秋》（Advice&Consent ），其中情节有美国参议员因在服兵役时与战友的暧昧关系曝光，吞枪自杀。 [3] “同性恋”一词首次出现在银幕对白里，据说是英国片《受害人》（Victim ，1961），其题材仍然是有关身败名裂的。 [4]

相对日本在1964年已拍出《万字》那般露骨的女同性恋与双性恋的作品，同时代的西方显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5] 在基督教“遭天谴”与现代性别角色认同学说对“变态”谴责之夹击下，确实没为同性恋留下余地。今日的情形的确已改观，问题是改观了多少？今日美国同性恋运动主流化攻势之猛烈，在东亚很难想象，是否因为它的阻力也超乎东亚的想象之外？

[1] J.G.Morawski,“Measure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Engendering Categorical Realit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53:2（June 1985）,pp.212-216.

[2] 这部电影虽然制作于性解放革命门槛上的60年代初，其故事却属于旧时代。剧本是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F.Hellman，1905—1984）于1934年创作并搬上舞台，根据的是1810年苏格兰爱丁堡发生的一个事件。海尔曼的剧本在1936年搬上银幕，把原名“儿童的时刻”改为“该三者”（These Three），因原著无法通过电检处，硬生生把故事窜改为三角恋爱。因此，1961年的恢复原著是闯禁区。当时我是在英属香港看的，英文片名采在英国发行的片名“最响亮的耳语”（The Loudest Whisper）。

[3] 《华府千秋》一片虽然并无出现“同性恋”一词，却出现一幕当时震撼观众的男同性恋酒吧景象，乃导演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1905—1986）对电检尺码的有意挑衅。《华府千秋》原著成书于1959年，因此严格地说仍具50年代的余味，但潮流已在丕变。故事有关美国总统任命一位新国务卿，以便与苏联进行缓和外交，但送至国会听审时，有人指出被任命者曾参加共产党，其中作梗最甚的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处理该案的小组长安德森参议员，总统一党遂将安德森在夏威夷当兵时的同性恋事件曝光，导致他自尽。“同性恋”与“有共党关系”同属致命伤，的确反映了该时代的心态：50年代初麦卡锡时代，反共分子污蔑知识分子的伎俩即暗示他们同时是“左仔”（commie）与“相公”（faggot），两者殊途同归，皆属“非美行动”，详见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Alfred A.Knopf,1966）,pp.9-10。

[4] 故事有关一名成功的律师，他有望升迁为法官，却被卷入同性恋谣言的风波。他确实对一位年轻人发生感情，但两者并无肉体关系——在1967年前的英国，鸡奸还是会坐牢的。该片在物色男女演员时颇有困难，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和它沾边，后来男主角由德克·博加德（Dirk Bogarde，1921—1999）担纲，他在现实生活中亦如他演的角色一般暧昧，对是否乃同性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5] 根据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小说《卍》改编，原著成书于1928年。故事虽然仍以丑闻与自杀告终，但电影表现手法已超出暗示阶段而进入实际行动，而且情节涉及夫妇俩人与同一名女子发生肉欲关系。

第七章　山雨欲来：“杀母”幻想之前奏曲

楔子

针对20世纪中期的美国性别危机，新完备的性别角色学说并不具发言的专利，新弗洛伊德派的“阳具型女人说”亦非独领风骚——事实上，这些思潮都是知识分子化的。对美国大众来说，基督教的《圣经》无疑更具影响，好莱坞固然基本是世俗化的，但基督教文化的意象成语不可避免也会冒现。因此，该时代大众文化亦出现用《圣经》谴责妇女的说辞。耐人寻味者，它与启蒙运动视女人为“非理性”的论述传承夹杂在一起。基督教与启蒙运动原本势同水火，但在面临20世纪中期的美国性别总危机时，却沆瀣一气、互为奥援。

1.都是夏娃的错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在1947年发表的剧本《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写一名品德不佳的女子布兰奇（Blanche），被逐出原居地南方某小镇，前往投靠妹妹斯黛拉（Stella）和妹夫斯坦利（Stanley）。她一方面吃他们住他们的，另一方面却对他们吹嘘，说自己如何为名流绅士所追求，将他们的级别都比了下去。其实，她活在自大妄想中。斯坦利虽然是老粗，并常被布兰奇贬损，但逐渐把她看穿，最后终于对她施暴。在这里，威廉斯把女人描写成非理性的动物，却把男人当作纯粹动物。但斯坦利的原始兽行，有如真理必然是赤裸的一般，对粉碎布兰奇的虚妄正好派上用场。分析心理学派（analytical psychology）的荣格曾如此说：和不讲逻辑的女人辩论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她“打一顿或强奸” [1] 。布兰奇在此以前心智已开始失常，遭施暴后终于被送入精神病院。

在威廉斯创作的那个时代惯于用“精神病院”象征女人的非理性，甚或视之为女性的自然归宿。在1947年的《魔鬼附体》（Possessed ） [2] 这部电影中，一名精神不正常的女子，痴缠一名男子，得不到他，就用手枪把他击毙，最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片名取魔鬼附体的意象。在基督教教义里，魔鬼与女人的关系特别密切。

1948年的电影《蛇穴》（The Snake Pit ）是有关一所全女性精神病院的故事。称女性精神病院为“蛇穴”，似乎用了《圣经·创世记》里蛇利用女性的软弱导致人类堕落的典故。电影的标题会引起与《旧约》的联想，但画面的意象成语是“世纪末”风情画：病院里的女病人痉挛颤抖、东歪西倒，如群蛇乱舞。而挺直、威严、控制力十足的白袍男医生们则穿插其间，充分象征理性力量对混沌势力的控御。有一幕，身为病人的女主角在男医生的办公室听他分析病因，办公室的墙上却挂了一幅庞大的弗洛伊德半身照片，眼神带着父性的威严与怜悯，目光居高临下地扫下来。 [3]

这个对妇女的偏见如仍流行于20世纪中期，它在更早的年代当更为猖獗。2008年的一部电影《如假包换》（The Changeling ） [4] 乃根据1928年一宗真案改编。一名妇女的儿子失踪，她向洛杉矶警局报案，警方从另一州找到一名自认是她儿子的男孩。该时洛杉矶警区恶名昭彰，遂以此“成功破案”搞公关，招来了一大批记者，但妈妈发现该男童是陌生人，警方却硬要她公开认子，谓先把眼前的局面应付过去再算。事后母亲不断去已结案的警局要求继续查案，渐引起公众注意，警长遂把她唤来警局，精神医生和护士早已环伺在侧，立地把她押送入精神病院，由主治医师诊断为妄想症与心神错乱。她被关的女病房的“病人”大都为警方的受害者，有警察妻子因家暴控告丈夫而被其战友用此法处理掉的，也有妓女因被客人施暴报警而施暴者却是警察亦以此法打发掉者。那名妓女告诉受害的妈妈说：警方此法最有效，因为社会早已公认妇女是情绪化、非理性、前言不对后语的人。那位主治医师也对受害的妈妈说：做妈妈的不可能客观，因为一牵涉到孩子，妇女一定情绪化，尤其她与儿子分离了那么久，易触发妄想症，而作为医师的他则是专业的，看问题比妈妈客观。 [5] 没有比这段对白更透露美国对“科学”理性主义的狂信，以及更表明不只是有些母亲坏而是母职本身就是病态的，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把母爱迷思化相比，这是全面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智障。 [6]

女人是情感作用的化身，情感不受理性调控就沦为精神病。但女人的头脑如果也在打算盘，她有企图心，甚至想夺权的，仍会诉诸情感化的手腕——这正是女人不同于男人的地方。1950年同时出产了《有关夏娃的一切》（All About Eve ） [7] 和《天生就是坏》（Born To Be Bad ） [8] 两部电影，似乎都在发挥门肯笔下女人身为弱者的生存之道，亦即避不攻坚，而是利用情感、机智和迂回的手法。

前一部电影说有一名叫“夏娃”的女子，仰慕一位成名的舞台演员，自愿当她的随员，跟她学师，对老师很恭顺、关怀、热心，但随着时间的进展，该年轻女子逐渐心术不正。她利用师傅的招牌，打入演艺界，把她师傅的一些关系都抢夺过来，取而代之。师傅发现她的真面目，不齿其为人，但到了退休年龄，唯有把舞台让出来给逆徒独占。最后，夏娃事业如日中天时，另一名年轻女子潜入了她的化妆室，说是她的仰慕者，要跟随她学艺，循环报应于焉开始。

《天生就是坏》则说一名女子克里丝塔贝尔（Christabel），一副温柔敦厚相，很“关心”她表妹唐娜（Donna）和未婚夫柯提斯（Curtis）之关系进展。但她越关怀，就越把那对男女的关系搞砸，尤其她在男方面前出的主意，男的依计行事，都使他和未婚妻之间互相失去信赖，最后令他们的关系破裂。在婚约解除后，坏女人乘虚而入，以“安慰”男方为名，接受了他的求婚。但该女看上的只是男方的家势，她自己心中爱的是另一名有点江湖气的作家尼克（Nick）。婚后，克里丝塔贝尔以替丈夫操心安排社交为名，尽量避免和他亲热，把关系搞得疏远。她与情夫做爱回来，心思倒很缜密，在她老公回家前马上洗个热水澡，把身上的男人气味除掉。情夫尼克要求她摆脱这一切跟随他，女的说需等待丈夫先提出离婚、获得金钱赔偿以后才行事。情夫发觉该女结婚完全是为了诈财，感到心寒，和她断绝来往。该女最后一次幽会情夫时，骗丈夫说乃前赴另一地“照料”姨妈之病况，但在此期间，姨妈病死，大家遍寻她不获，整个骗局遂被拆穿。丈夫和她离婚，她除了衣柜里一些貂皮大衣外，什么也没捞到。丈夫回到从前的未婚妻唐娜身边，在机场看到天上的飞机，无限感慨，因为他未婚前常驾驶飞机作业余飞行，婚后就被绑死在地面，而且是被一个不值得的女人搁浅掉。

这部电影除了表示男人是“高空飞行”的大鹏，女人是拖累他的地面爬虫外，还显示男女的操作方式之不同。美国电影里男性坏蛋出现的频率无疑比坏女人高，但男人再坏，其伤害人的方式也是明的、强梁式的、侵凌性的，而且往往很“男子汉地”与对手单打独斗（mano-a-mano），公平地比赛拔枪谁快、剑术哪一方高超。至于女人计算人的方式，则有如尼采笔下的“末人”：

只要是出现牺牲、服务以及仁爱的眼光的场合，那里就同时有欲主宰别人的意志。在那里，弱者沿着秘密的小径，偷偷摸摸地进入城堡，甚至是进入最强者的心中——并窃取权力。（《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超越自己》篇） [9]

“牺牲、服务以及仁爱”不正是中国人歌颂母爱伟大无私之处？对美国人来说，这却是女人在施展母性阴谋“窃取权力”，男人必须加以提防。

1957年的电影《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 ofEve ），也是基督教思想为里、弗洛伊德主义为表的产品。这个故事有关一个人格分裂成三人的女人，她名叫夏娃，随夫姓“白”（White），有时她变成了同名但姓“黑”（Black）的女人，有时又变成了“珍”（Jane）。当她姓“白”时，她是“好”女人，当她变成了“夏娃·黑”时，就变得淫荡。到最后，心理医生终于把病症溯源至她儿时的一段痛楚：她在屋底下玩耍，她妈妈硬把她拖出来，叫她亲亲外婆的脸再见，外婆原来是躺在灵堂里的一具尸体，大家都和她的遗体告别，只等外孙女和她亲亲，好盖棺，小女孩被强迫和尸体接触，心灵受了创伤，长大后在某种条件底下就爆发多重人格分裂症。

在已经可以公开处理上一代对下一代性侵题材的今日，上述那个“精神病成因”轻描淡写得有点可笑。但它达到一个目的，即用象征手法暗示：女人的心智失常是外婆、妈妈、女儿“三代夏娃”造成的，“夏娃”又是《圣经》故事中女人的始祖，因此她代表了女性传承（the descent of women）。至于在故事中把夏娃治疗好的医生，自然是代表理性主宰的男性，一名叫作“路德医生”（Dr.Luther），另一名叫作“日光医生”（Dr.Day）。路德是基督新教的创始人，“日光”则是阳光普照的理性，驱散了女性的黑夜。这个男性的理性阳光战胜女性的蒙昧的意象，可上溯至西欧启蒙运动时代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它由男性原理代表光明与启蒙，蒙昧势力则具体化为“黑夜皇后”。

1960的《野河》（Wild River ） [10] ，由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1909—2003）导演，该片又一次强调男性的理性组织力量战胜女性的大自然。故事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代，政府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致力把灾难频频的田纳西河治理好，沿河建立水坝，必须将一些住民迁离。但住在一座岛上的一个老太婆从中作梗，虽然政府补偿新住屋，她也死不肯搬。该老妇在岛上很有权威，大家都听她的，这令管理局派去的一位年轻干部（男主角）纳闷：“为什么十几个大男人听一个女人的话！”他对她晓之以大义，申述人定胜天的道理，她则反驳，说大自然既然不是整整齐齐的，就该听其自然。最后当局终于把她逼迁，正在把岛上的树木和她的旧屋付之一炬之际，消息传来，老妇人在新居中去世。结尾是一个俯镜头，从高空拍弯弯的河道，然后镜头缩小成一个圆圈，聚焦在一个河湾的水坝上，讴歌理性主宰的胜利。

男性之成长必须克服母性的大自然，摆脱女性化（也是生物性）的情感状态，以便建构理性主宰的“自我”。理性化身的男性也是女性的救星，1964年希区柯克制作的《艳贼》（Marnie ）的题材就是“男人拯救心理有病的女人”——而且用的是“异性恋罗曼史”的处方——但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部？ [11] 在这个时代的故事里头，女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等于回家，如果是男人被关入精神病院，则变成被女人所害的代号，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的《伯劳鸟》与《飞越杜鹃窝》等故事中深入讨论后一个主题。

[1] C.G.Jung,Aion,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vol.9,Part II（New York:Pantheon Books,1959）,p.15.

[2] 网络上译作《作茧自缚》。

[3] “蛇穴”原本具有一所经营不善的机构之义，但该故事改编自玛丽·珍·华德（Mary Jane Ward）的书，是她作为一位女性精神病患者的内心自述，并无控诉精神病医院之意。它揭露患病者内心的惨况，她的老公是尽量照顾她的，男医生也竭尽心力探究她的病因。因此，与后来的《飞越杜鹃窝》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描写一个全男性的精神病院受到女性“大护士”的专政。但是20世纪中期拍的《蛇穴》一片里男女分别代表理性与混沌的意象如此分明。

[4] 网络上的译名是《换子疑云》。

[5] 后该母亲为公众压力救出，并控告洛杉矶警区，加州州议会亦因此通过法令：以后警方不得在没有拘捕令的情形下将公民关入精神病院。

[6] 戏中有一幕是警方还未采取将该母亲关进精神病院的极端措施，首先委托另一名心理医学“专家”到她家访问与纾解，用“合乎逻辑”的方式解释为什么这名陌生的孩子曾被割包皮:他有可能被绑架者施以割礼，至于他为什么比她的儿子矮了3英寸，谓被绑架的创伤可能导致他的脊椎骨萎缩！

[7] 历来的中译是《彗星美人》。

[8] 通俗译名为《红颜祸水》。

[9] Friedrich Nietzsche,Thus Spoke Zarathustra,trans.by R.J.Hollingdole（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86）,p.138.

[10] 通俗译名为《狂澜春醒》。

2.女性意象的一分为二

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学者曾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多国国民性研究，其中有“中国小组”，有一名成员弗吉妮亚·海耶（VirginiaHeyer）研究中国民间故事里“白脸书生与女侠客”这个题材，认为它透露弱男子对比他强大的女性的爱憎双重心理。他幻想中的“具阉割力的女性”是“中国儿子对母亲的极为复杂的态度之一个分割”，其威胁性的一面被他心理投射到“家外”的女人身上，提供养分的一面自然仍保留在“母亲”意象里面。因此，中国男人在结婚以后有把老婆当妈妈的倾向，但当他仍然是“妈妈的乖儿子”时，就连媳妇都变为形成威胁的“家外”女人了。 [1] （关于这场国民性研究，详见附录一、二。）

海耶的这种观察并非孤立，此论点其实流行于当时的美国，因此是借中国之题发挥美国式的恐惧。在20世纪40—50年代之交，美国男性显然仍期待母性的女人充满爱心（详见末节中分析的《中邪》该部电影），但已开始担心依赖母性的女人会造成自身的弱化。因此，也出现上面“在中国人身上发现的”那种男性的矛盾心理之投射。这就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大众文化里的“主菜”——异性恋罗曼史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

1952年，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发表小说《天生好手》（The Natural ），故事根据一位名棒球明星被一个女人枪击的真实事件改编，但处理手法近乎寓言。故事开始时，一个很有潜力、前途灿烂的年轻棒球员罗伊·霍布斯（Roy Hobbs）从乡间来到城里，准备加入名棒球队，但事业还没来得及开始，他就在旅馆中被一名陌生、神秘、美艳的女郎打了一枪。 [2] 这一枪只是把他的肉体暂时打伤，却把他的意志打瘫痪掉。他隐姓埋名，人生进程停顿15年之久。到了34岁，他才重新出山，虽然已过了当棒球员的恰当年龄，但因为天生潜质优良，不久就成了明星。然而，男主角在心理上仍停顿在幼稚与自恋狂的不成熟状态，他与一名类似曾枪击他的女煞星的妇人发生关系，该女郎又导引他走向贪污腐化：她是不法之徒特意安排让罗伊输球的一枚棋子。后来，当他在球场上旧枪伤复发，无法发挥天赋能力时，一位纯真的女球迷在观众席上站了起来，为他打气，该天使般的女子遂使他的生命力重新涌现。

该故事于1984年被搬上银幕，电影将原著改了。电影让男主角在终赛时打出一记全垒打，把球打到绕球场围墙上的高柱灯上，把灯打爆了，引起连锁反应，使所有高柱上的灯都爆裂，造成元旦日的烟火效应。电影也把天使般的女子改成他少年时代的旧爱，曾和他生下一子，结局时只见男主角和多年来从未谋面的儿子在阳光普照的田野里玩棒球，妻子则幸福地看着他俩。原著里的罗伊远比电影里由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1936—）饰演的男主角无可救药，他在邂逅了那位天使后，在公园中占了她的身子，使她怀孕而不知觉，在最后的一场出赛时又用棒球误伤了她，因此，到结尾处，罗伊虽然与恶势力划清界限、退还贿款，但仍落得身败名裂，报纸上还登载多年前女煞星在这名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天生好手身上载歌载舞的照片。至于圆满收场的电影，在造型方面，一前一后两个坏女人出场，都穿黑衣服，那个令主角复原的中学时代的旧恋人出场，则是身穿白衣的天使，而且身后的骄阳散发灿烂的光辉，简直是简单化的黑白分明！

1954年的电影《乡下姑娘》（Country Girl ），由曾一度为美国共产党同路人的作家克列福特·奥德茨（Clifford Odets，1906—1963）任编剧，其故事如下：一名多年前名成利就的舞台演员法兰克（Frank），目前则演变得意志消沉、性格荏弱、穷困潦倒。一位曾仰慕他的年轻舞台剧导演伯尼（Bernie）想帮助他重建生涯，就责怪该演员的妻子乔琪（Georgie）把他的志气消磨掉。法兰克人生垮掉的外因是多年前儿子遭意外惨死，但他长期以来沉溺于此状态，则似乎乃妻之过——乔琪自己没有家庭以外的生命，眼界局限，心境消沉，在人生中老早是“输家”（loser）一名，因此把丈夫也搞成同一状态，以便有个陪伴。伯尼甚至怀疑法兰克的酗酒习惯是他的妻子鼓励成的。到故事的终局，伯尼才发现错怪了乔琪，甚至有点爱上她。他开头不问缘由地责怪该女，乃因为他自己的前妻正是拖男人后腿的女人，直到目前他还有一点心寒。

同年的电影《狂想曲》（Rhapsody ）讲的是一名富家女和两个男音乐家的故事。开始时是女主角陪同她的未来夫婿——一名很有潜能的小提琴练习生——从美国到瑞士苏黎世名音乐学院进修。两人在热恋中，而富家女具被宠坏的性格，整天要未婚夫陪她，使他无法苦练小提琴，前途受到危害，该名男士唯有把女的甩了，专心练艺，终于一举成名。故事想说：并非男方薄幸，而是艺术家展现自己的天赋，好比女人生孩子一般，有一股不能被抑止的冲动——除非他对不起自己的生命。

富家女被甩后，试图自杀未遂，而情感不独立的她，又马上和一名刚抵达苏黎世的钢琴练习生结了婚。该人很爱她而牺牲了自己的艺术前途，因整天把注意力集中在妻子身上，技艺一无进展。结果，到后来婚姻亦搁浅，那名男的意志消沉，整天在酒吧间以酒消愁。此时，那个已成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回来，想和女主角重续旧缘，但看到她现任丈夫的命运，大怒，再度离去。

富家女至此明白自己吞噬男人，遂决心帮助丈夫重建事业，她把两人关在房间内，督促丈夫练钢琴，虽然自己无聊得要发疯，仍强忍下来。她此举原意是为了重获旧恋人的欢心，在帮助现任丈夫复原后离开他，回到旧恋人身边去。那名钢琴演奏家终于也一举成名，此时，再次现身的小提琴演奏家，见到女主角受到“再教育”、懂得为男人“牺牲”，十分欣赏，而女主角则改变初衷，决定仍留在现任丈夫身边。

上述三个故事都透露男性面对女性的爱憎双重心理，故事虽然在结局时又重新肯定女性，但亦理所当然地把男性成长之停顿归咎于女性。如果在这里以海耶对中国男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参照，对《天生好手》一剧似乎可做如下的心理分析：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应付美艳性感的女性（以及相应的人生事业的险恶挑战），是因为他心理仍滞留在人生早期的安适状态里，因此，与其说美艳性感的致命女郎耗竭男人的生命元气，不如说是对妈妈的依赖把他搞得心理不能胜任。但在充满“性与暴力”的成人关系面前受伤害的男人，却又很需要母性的“爱心”——那个不要求他应付挑战，而会无条件接受他的“爱心”。

和《天生好手》不同，《乡下姑娘》与《狂想曲》将分割了的女性意象又回收到同一人身上。《乡下姑娘》的观众到剧终时发现：女主角的心境消沉才是由她演员丈夫的问题造成的。丈夫酗酒，她反对无效，但决心与他生死与共，一直没有离开他。到后来，那位错怪她的剧作家也十分欣赏她这个“美德”。《狂想曲》的女主角则先“坏”后“好”，同类赞赏也发自她的前任男朋友。

1952年的《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Kilimanjaro ）是根据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写于1936年的一个短篇小说改拍的电影，流露同一个时代的思想感情。故事比较持平，没有谴责妇女，只申论天才男性与母亲女性间的不可调和。男主角是作家哈利，他热爱妻子辛西娅，但他一举成名后，将钱花在去西班牙观斗牛，下一步还打算去非洲狩猎。然而，已经怀孕的辛西娅希望他们回巴黎购置家室，以便生育，却唯恐压制丈夫的“雄健性”与创作灵感而失去他，遂诉诸从楼梯上摔下来流产的下策。失去婴儿的她患上忧郁症，且酗酒，终于与一名弗拉明戈舞者私奔了；深爱她的哈利追踪到西班牙，在内战的战场上看见她死去。后来，哈利和与前妻相似的海伦结合，并同赴非洲狩猎，却因腿部受伤被感染；他无助地躺在病榻上受海伦的悉心照顾，她比辛西娅坚强，敢于把哈利的伤处切开放脓，而且也是一名狩猎者。这位“加强版”的辛西娅仍是陪衬，盖哈利前赴探索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是因传闻其上有一具豹子的尸骸：一头爬到最高峰去死的豹子体现的是“超人”气魄。

进入70年代，美国妇女堕胎已普及化，天才男人与母亲女人间的永恒矛盾这般题材的时代局限性就变得很刺眼。如果读者还记得第四章的内容，海明威1936年的小说无疑是超人话题，50年代剧本里那些恐惧被女性毁掉的“天才”则是“超人后遗症”，他们终究从把男女对立形而上学化的理念世界降落到美国的凡间，为捍卫“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略尽绵薄。至20世纪末，我们将看到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如何沦为杀戮战场。下一节则先考据是谁开启战端的。

[1] Virginia Heyer,“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Chinese Stories”,in Margaret Mead and Rhoda Metraux,eds.,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234.

[2] 这是根据美国名棒球手爱德华·斯蒂芬·韦特库斯（Edward Stephen Waitkus，1919—1972）遭一名心智失常的女球迷露斯·安·斯坦哈根（Ruth Ann Steinhagen）枪击的史实，案件发生在1949年6月14日，于芝加哥的一家旅馆中。

3.“与敌同眠”（男性版）

1991年的美国电影《与敌同眠》（Sleeping with the Enemy ）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开创了一个文类，在20世纪最末的一个年代掀起“杀夫”想象的高潮。 [1] 但无人知晓的是，“与敌同眠”这个文类首先是由男性发明的，而敌人则是妻子，因为它缺乏一个响亮的片名打头阵，继之而兴的潮流遂不为大家所注意，必须把前前后后的同类作品砌搭起来，才见端倪，而且得凭“知识考古学家”的功力。

在1945年的电影《把她交给上天》（Leave Her to Heaven ） [2] 中，一位作家的妻子是如此“爱”她的丈夫，以至于必须由她独占，其他在她先生身边的人都被她消灭。她先生有一个残障的弟弟，和哥哥一起住以便于照顾，但她在婚后住进去后，就诱骗残障的小叔到湖中游泳而让他溺毙。她见到妹妹与先生多谈了几句，就开始无中生有，为了构陷妹妹，居然出自杀的下策，留下遗书和假证据，说是被奸夫淫妇俩共谋杀害的。

在这里，这个疯妇人是被“东方化”的。黑格尔说：“在中国，欲报仇的人不去杀仇人，因为那样会连坐家人，而是用杀死自己来构陷对方”，让对方负罪并累及全家，“以致许多市镇都感到有必要缩减开井，防止投井自杀事件”。 [3] 黑格尔的无稽之谈固然有听众，而《把她交给上天》快结尾时开庭审判，陪审团听了男主角陈述他的亡妻之作为，马上动容，也不需几分钟就宣判他无罪。20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对这种女人写了最后判词，就如同近期美国真实事件里或故事里的杀夫或阉夫案，陪审团只需听说犯罪者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就立即把它当作一套可信的脱罪之词一般。

在《把她交给上天》里，疯妇人的妈妈就这样说她：“艾伦（Ellen）没有什么毛病，她只是爱得太多。”并提及她童年时也曾如此独占爸爸，现在则把丈夫当作亡父，这暗示她的人格发展是阻滞的。故事里抹黑这个完全靠攀附男人才有“自我”的女人，但也树立正面教材：那个和男主角共同承受被诬陷考验的妹妹，在结尾时有与他发展下去的可能。她是“正常的”具理智的女性，会欣赏男主角身为作家的自身需要，给他留下充裕空间。

前面已列举20世纪50年代把女性意象一分为二的《天生好手》《乡下姑娘》《狂想曲》等故事。它们都透露有才华的男人被他“亲密的另一半”毁掉的忧虑，但帮助他复原的又必须是有爱心同时有理智、不自私亦不过分黏缠的那一类型的女人。这类一分为二的故事流露的“与敌同眠”恐惧还是有保留的。该年代把这种敌意明朗化的典型莫如《伯劳鸟》（The Shrike ），它的作者约瑟夫·克拉姆（Joseph Kramm，1907—1991）因该剧本获1952年的普利策文学奖。“伯劳鸟”如今已成为“毁灭自己情人的女子”的同义词，在高行健的《灵山》一书中也出现，并与中国土产的“白虎精”交互运用。 [4]

《伯劳鸟》在1955年被搬上银幕，片头的字幕设计把演出者与工作人员的名字打在细长的纸条上，由一只女性的手握着剪刀把纸条剪断，使那些名字逐段呈现。这个意象预示女人“阉割”男人的生命力，到了故事里就格外分明。

主角是一位舞台剧导演，他的太太本身没有事业却嫉妒先生的成功，遂有计划地逐步把先生的事业搞垮。但她用的伎俩是“关心”，在关键的场合出些馊主意，例如在参观排演时，建议把男人认为不错的戏剧结局加以更改，而男人因为心爱妻子，对她言听计从，结果演出并不理想而心理越来越沮丧。这个妻子表面上是完全为她男人而活的，在一个镜头里，她花时间把有关她先生舞台制作的报道和评论都剪下来保存，但电影借此让那只握着剪刀进行“阉割”的女性的手重新出现。当她先生的事业走入绝境后，她又建议他回到岳丈底下工作，此计如得遂，他就会完全被娘家掌控。男人终于因自杀未遂而被官方关进精神病院。在这个故事里，也安排一个“好女子”出现——她同情男主角，劝他做人该像导演舞台剧一般发挥“指挥”作用（导演与指挥在英语里是同一词：director）。这个女朋友在原著中只是提及，在电影里才现身。最后，只有他太太签字，院方才让他出院，而太太的条件则是丈夫必须完全听话她才肯签。电影的结局是：先生被放出来了，而太太亦觉得自己过分，两人同意重新尝试共同生活。原著则在男人考虑是否服帖就范的绝望心情中告终。

20世纪中期盛行的“黑暗的女性”（Dark Female）题材，发展至此，已从茑萝藤般攀附男性的弱女子蜕变为“阳具型女人”。这个类型在上一章中已详述，在此只需一笔带过：这类女人有支配和宰制的权力欲望，在工作场所，她是与男人竞争的职业女性，在家里，她则是把丈夫和儿子的男子汉气概摧折殆尽的女人。后者远较前者危险，事业心重的女人对男人的威胁顶多是一种挑战，“亲密的另一半”却使男人撤了防，她击败男人的手段是“关怀”，和妈妈用培养依赖感把儿子“矮化”如出一辙。

家内女人如果是怀着“阳具愿望”的，把丈夫搞垮是一种类型，另一类则把男人当作她自身企图心的工具，两者并不冲突：盖整天唠叨埋怨丈夫不争气者，其效果就是把他的尊严与自信磨损殆尽。这样的女人自然不懂得什么是爱心，她只是和自己的“自大妄想”谈恋爱。在1959年的《陷在罗网中的男人》（The Man in the Net ）里，主角是一位有才华的画家，他的老婆正是上述那路货色。她对丈夫从不温柔，连“关心”的假面也撕下，看到他整天在画画就生气，骂他为何不从事一份名成利就的职业，好让她过富贵荣华的生活。这个爱慕虚荣的妻子牵扯上坏人而遭杀害，丈夫却被诬指杀妻罪。故事里也安排一名“好女子”的正面教员，她不但协助男主角脱罪，还鼓励他成为有成就的画家。

这是我所知的这类题材的最后一部，1959年以后还有没有，我不敢说。但进入60年代，美国妇女已经步入公共领域，如果要冒头，已越来越靠自己，不必像困陷在家内的旧妇女那般，利用“亲密的另一半”来满足自己的“阳具愿望”。

[1] 将在本书续编《男性的邪恶王国》中处理。

[2] 此片在网络上的译名乃文意不通的《爱到天堂》。

[3]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rans.by J.Sibree,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56）,pp.129-130.

[4] 高行健：《灵山》（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第83、85、89、90页。

4.谴责妈妈“缺乏爱心”

在本章第二节里，我们举出20世纪中期美国大众想象把女性意象一分为二的命题：一方面埋怨女人把男人窒息，同时又期待她们具有“爱心”。在第三节里，我们集中处理了大众想象把女人窒息性的一面夸张到妖魔化之地步，本节列举的例子则集中在对女人缺乏爱心的严厉谴责上头。这些例子已把对妻子的期待转移到妈妈身上。

威廉·英格在1953年创作的剧本《野餐》（Picnic ）讲述的是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小镇之花的美丽姑娘的故事。该少女玛琪（Madge）本已被许配给镇上最有钱的一位少东，但认识流浪汉哈尔（Hal）才一日，就不顾母亲劝她不要自毁前程，离镇寻找他而去。这个故事我们姑且不用管它，里面却有一段哈尔谴责他妈妈“缺乏爱心”的说词。在野餐上，一名老妇人多喝了一点酒，硬抓着英俊的哈尔要和他跳舞，哈尔一把将她推开，将自己的衬衫都扯烂了。该妇人老羞成怒，用恶毒语言把哈尔损了一顿。事后哈尔充满自怜地对玛琪透露他14岁时曾被关入不良少年管训所：他偷了一辆摩托车想逃离不幸福的家庭环境，他妈妈却去报警。“最后，一个福利机构把我弄了出来，而我的老娘却根本不高兴见到我回家。对啦！她已经找到了一位新男朋友，而有我在则碍手碍脚。” [1] 妈妈的无情留给哈尔的心灵创伤，似乎为玛琪的爱情所“治疗”。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在1957年发表的舞台剧本《不适应环境的人》（The Misfits ） [2] 里也有一场戏：男角色之一的珀斯（Perce）在夜空底下与女主角露思琳（Roslyn）谈心，他诉苦说去年被马踢伤，但所认识的两男一女都漠不关心，扬长而去，令他想起自己妈妈的冷酷。他说在爸爸意外死亡后，妈妈就变了，爸爸在生时“她是一副圣人相”，但爸爸死后三个月她就和另一个男人结了婚，他唯有首肯，同时透露继承爸爸的牧场之愿望，但在妈妈喜事的当晚，继父一反手，开始给他支付薪水，把他变成下人。露思琳问他妈妈有否吭声，珀斯说：“真不懂，她对我听而不闻。她整个地变了。你懂我说的？好比她把我压根儿忘了。” [3]

丹尼尔·凯斯（Daniel Keyes，1927—2014）发表于1959年的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 ）中，有一大段控诉妈妈的情节，可能是该年代最“反思乡、反怀旧”（anti-nostalgic）的文字。故事是有关一位弱智能的男士查理，他被科学家当实验品，在脑部动手术，变成了天才，但发现这个效果是暂时的，他将重新沦为白痴。乘这段空当，他回老家，想重新认识妈妈。事前他在心里“先与她和解”，才有心情前往见她。

当他走近故居，心头感到很大的震荡——妈妈就在门外洗窗，虽然天气寒冷而且在刮风。查理想起来，妈妈总是让邻居看到她在做家活，以便炫耀自己是“贤妻良母”。“最重要的事总是别人怎么想——她自己和她家庭在他人眼里的形象，并认为她的观点比谁都正当。麦特（Matt，指爸爸）屡次坚持别人怎么看并非人生最重要之事，但不生效果。诺玛（Norma，指妹妹）衣着必须对；家里必须有好的家具；查理必须被关在屋里，不让别人知道他出了毛病。”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已猜到查理为何小时候被从家里遣走。现在已变得聪明的查理想到这里，又看到妈妈的脸，想掉头就走或假装问路，但在两人互瞪了一会儿后，终于叫出了一声“妈”。他妈妈根本没有认出他，听到是儿子，转身逃入屋内，查理紧追，推门时把玻璃敲碎，手被割伤。妈妈逃进睡房里，把门反锁，查理说我走了老远的路来此地，不见不散，才把她逼了出来。紧跟着，查理为了获得母亲的接纳，不断诉说他今非昔比，连报纸上都有他的故事，“你朋友来访时无须把我藏在地窖的酒库里了！”

查理的态度使妈妈软化，她开始关心他流血的手。但查理在心中独白：“她不一定是为我难过。这种难过她可能会施予撕掉了爪子的狗或在打架中被抓伤了的猫。她目前的难过，不是因为我是她的查理，正因为我不是。”妈妈在洗查理的伤口，但突然间神情大变，慌张地说家里乱糟糟如何见得了人，又问查理是不是来收电费的。显然，她心智有点失常。待她回转过来后，听到儿子说如今人已经聪明了，就感谢上天多年的祈祷终于应验，又说要去通知学校的老师、邻居、亲戚，并急不可待地等丈夫和女儿回来告诉他们。但查理心里明白：这些人多半是已经搬家或过世，而自己的爸爸早已离开了妈妈。

这里描写他妈妈还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并透露那个曾告诫妈妈做人必须有个性的爸爸终于忍受不了而出走。在故事里这只是一笔带过，但我请读者特别留意，因为在下文里还会读到同时代的著作，其中也有睿智的爸爸训责乖张的妈妈以及爸爸终于忍受不了妈妈而出走的情节——以此说明该时代的故事桥段之“标准化”。

妹妹诺玛回家了，在辨认出查理后也如妈妈一般惊惶失色。后来安静了下来，并开始和查理叙旧。但故事的主调既然是“反怀旧”的，在一阵拥抱以后，两人势必谈到当年一个不愉快的事故，而该事故是查理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的。他13岁那一年，和妹妹在地窖中玩，头上戴了灯罩扮中国苦力，但妹妹在蹦跳时把头撞上了墙，痛得尖叫，当爸和妈赶紧下来时，妹妹则冤枉哥哥要杀死她。结果查理被妈妈用皮带抽得半死。似乎还有下文……

妹妹努力回忆这件事，说出了当年的童稚理由：哥哥因为心智有问题无须用功读书，但她则被父母严格要求，因此她恨哥哥，而且她在学校里常被人揶揄为“白痴的妹妹”，也迁怒于哥哥。写到这里，该书也有为残障人士申诉的味道。但把哥哥遣送到别的地方关起来的是妈妈而不是爸爸——这一点经妹妹的口一再强调。她心中充满有罪感地说：“她把你遣走是因为我……”

当查理把妹妹的头按在肩膀上安慰她的时候，发现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妈妈有了异动。她一直在瞪着他们，如今却双眼大张，向前伸展的身体已经坐到了凳沿上。“我脑里唯一可想象的是一头正要从高空扑击的鹰隼。”查理一把将妹妹推开，但已经迟了，妈妈拿了一把厨用刀指着他说：“你对她做什么？滚离开她身边！我警告你，再次让我抓到你摸你的妹妹，你有得瞧的！脏心思！你根本不属正常人一流！”

查理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真的犯了罪。但妈妈拿刀站在那里的样子，终于唤起她强迫爸爸把小查理遣送走的当晚的景象——她现在是重温旧事。至此，到底是妈妈制造借口把他撵走，还是旧时代的妇女因为性压抑而把无辜的事想成脏事，似乎都无关宏旨。反正，心智失常的女人根本不能施予爱。但查理在离开时，他仍怀疑自己心底深处是否真的有对妹妹不洁的念头，而妈妈保护妹妹至少在动机上是对的。 [4] 这种写法，也颇符合我在分析美国人“杀父”故事里发掘的一个母题：这类文学惯用上一代在下一代身上“栽赃”的比喻，来控诉前者在后者心理上制造“有罪感”。 [5]

上述这类具美国特色的“伤痕文学”之共时性并非偶然，它们背后有共同的理论背景。心理学家大卫·利维（David Levi）在1943年指出母亲“过分保护”造成孩儿日后社会适应的困难，而雷尼·史毕兹（RenéSpitz，1887—1974）在1945年强调童年缺乏母爱为人格失调之成因。在前章里已提及：与他们配合，1947年面世的大众心理学《现代女性：迷失的性别》一书中列出排斥型的母亲、过度保护型的母亲、宰制型的母亲、过度温柔亲切的母亲，并指出它们只是同一病源的不同征候。20世纪中期美国电影里黏缠的女性属于“过度温柔亲切的母亲”那一型，而缺乏爱心的母亲则属于“排斥型的母亲”。

[1] William Inge,Picnic,in 4 Plays By William Inge（New York:Random House,1958）,p.126.该剧于1955年搬上银幕。

[2] 当年香港与今日网络上迎合市场的庸俗化译名是《乱点鸳鸯谱》，与原意“不适应环境者”毫不塔界。Misfit一词指个人在社会中失调，至于男女不搭配，英语里另有incompatible一词。

[3] Arthur Miller,The Misfits（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7）,pp.78-79.此剧于1961年搬上银幕，“珀斯”由蒙哥马利·克利夫特（Montgomery Clift，1920—1966）饰演，“露思琳”由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饰演。

[4] Daniel Keyes,Flowers for Algernon（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Inc.,1959）,pp.229-244.该故事于1968年被搬上银幕，改名Charly，在2000年则照原名改编为电视剧。1968年的改编把妈妈的角色整个删除了，只强调查理手术前与手术后同事们对他态度的转变：从把他当傻瓜但当作朋友，到感受威胁而疏远之。2000年的改编则保留他回去访亲那一段，但做低调处理，显然，1959年的故事在2000年上了电视，谴责母亲的时代早已过去。

[5] 详见附录三《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

5.父母子的“三角”是永恒的吗？

20世纪中期的性别危机，使得弗洛伊德人格成长论赖以寄托的父母子“永恒三角”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简单地说，弗洛伊德的性成长观可以公式化为“杀父娶母”。在还没有和美国的性别角色论合流之前，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命题指的是个人的性成长：男孩在萌芽期的性欲是导向最亲近的女人——母亲的，受到爸爸压抑以后，才有待成年后把它导向家外的对象身上。这是一道个人从生物性本能冲动到文明化的程序。

“杀父娶母”到了美国，就变成极度竞争的人际关系的注脚。美式“男子汉”的形成，一方面是能战胜父亲，另一方面是具备搞“异性恋”的心理资源，不只能够“克服”异性对象，还得击败同性的竞争对手。这个简单的道理，在把弗洛伊德的术语当作隐喻运用的情形下，就将人生过程的第一个同性对手变成所有后起的竞争者的总体象征，而人生第一个爱恋的异性则被当作将来所有的异性对象的原型。

因此，父母这两者都必须克服，或者最起码自己在心理形势上和他们扳成平手，才不会患“恐高症”。 [1] 不然，在爸爸、任何权威甚或后起人生里的任何强势面前都会退缩。同样道理，让妈妈的阴影继续盘踞在自己的心灵中，以后遇到任何女性，都会觉得她是一股比自己强大的力量，不是一直失败，就是只能选择肯让自己把同辈男女之情沦为母子关系的那种女人——后一种关系在美国人眼里就有点“东方化”了。

美国文学里全面遵照弗洛伊德“杀父娶母”公式的文学作品是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的剧本《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 ）。故事有关一个农庄家庭，爸爸艾弗雷姆（Ephraim）外出续弦，迎回少妻艾比（Abbie），当他在外期间，他的幼子伊本（Eben）已经盗取了他的藏款，从他的两位哥哥处买下属于他们的那两份农庄产业，他们得了现款后即移民加州。伊本之所以这样做，乃因为农庄原本是属于亡母的，待后母艾比来临后，伊本开始时对她怀有敌意，但后来两人相爱了，并且生下一个孩子，爸爸却以为是自己的。这个三角关系后来以悲剧告终：艾比为了不让小孩破坏她和伊本的关系，犯下杀婴的大罪，伊本愤而将她告官，但当警长来逮捕艾比时，伊本情不自禁对她表达爱意，并坦然承担一部分罪名。在1958年的电影版里，老爸艾弗雷姆在儿子被逮走前说很敬重他是一条汉子。

该故事原著的发表却是在1924年。在该年代，对美国读者还只能说“杀父娶母”，至于“杀母”的题材，则还处于他们的理解能力之外，正如今天它仍处于中国读者的想象力范围之外一般。 [2] 然则，在美国，从“杀父娶母”演变到“杀母”是怎样的一条轨迹？

1950年，玛莎·沃尔芬斯泰因（Martha Wolfenstein）及其丈夫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两人皆为前述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国民性研究的成员（详见附录一、二）——发表了一个美国电影的精神分析研究。它列举了一连串三角恋爱题材，并认为它们体现“杀父娶母”的母题。这类故事的背景表面上不是家庭，但可以比喻作父母子“永恒三角”。在这类故事里总有一个三角关系：一个中年人当权派（夜总会老板、黑社会老大），他的年轻貌美的情妇以及一位年轻的男主角；年轻人开始时是老大的手下，跟老大学本领，替老大办事，但到最后总是把老大淘汰掉（在决斗中把他杀掉），把他的女人与事业都夺过来，而老大的女人也倒向年轻人那一边。“绝少例外，儿子型的角色最后总得胜。” [3] 我亲自看过印象较深刻的一部是1946年的《吉尔达》（Gilda ）。

纵使父子是对手，儿子的“性别角色”终究是模仿爸爸的，因此，男性即使各有自我疆界、泾渭分明，但在保卫各自疆界（甚至出动暴力）这个共同点上，还是有同性别联结（male bonding）之可能。儿子之杀父，乃体现“国王必死”（the king must die）的母题，是储君登上王位，非但不是否定父亲，而是肯定和继承他的角色。 [4] 相形之下，女性是一个异己——在美国“个体化”的思维逻辑底下，她的功用也在于证明男性具备“进行异性恋”的个人能力，而不是什么“男人的另一半”。此外，“性别必须两极分化”这个教条既设定男性该有理性的自我疆界，女性就必然是泯灭疆界、导致人我界限不明朗的敌体，换而言之，是颠覆男性“个体化”的一股非理性的力量。女性的庞大阴影笼罩的就不只是儿子，也包括所有男人。

可以这么说：在父母子这个“永恒三角”被设定的那一刻，已埋下了它被颠覆的因子。

[1] 典故出自美国胡闹剧电影《恐高症》（High Anxiety，1977）：一位心理医生发现一桩阴谋，但他患恐高症，追踪坏人时总让对方逃脱，而且还被知其弱点的敌人摆布利用，使他对情况“失去控制”，成为“输家”。后来，他自己诊断出来：原来不是“恐高”，而是父母的阴影还压在他的头上。在心理阴影扫除后，他就任何高度都爬得上去，克敌制胜。这个故事是游戏诗文，它既表达美国人共同的信念——作为人格成长剧，它泛指被父母矮化会使人生出现停滞——又同时讽刺已变成陈腔滥调的精神分析学。从更多角度看，它也是戏拟希区柯克的《迷魂记》（Vertigo,1958）一剧，对这位悬疑大师敬礼。

[2] 即使本书出版后，笔者仍不期待中国的读者懂得本书在说什么。至于“杀父娶母”的母题（motif），在中文写作里早已出现类似《榆树下的欲望》的故事，例如台湾王文兴（1939—）的小说《家变》（1973）以及大陆张艺谋（1950—）的电影《菊豆》（1991）。后者在情节上与奥尼尔的剧本尤其相似，我在开始时还以为是《榆树下的欲望》的中国版，曾经策划写一篇文章比较两者，后来与刘恒的原著《伏羲伏羲》对照，才知不然。

[3] Martha Wolfenstein and Nathan Leites,Movies:A Psychological Study（Glencoe,IL:The Free Press,1950）,p.153.

[4] 详见附录三《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

6.从“杀父娶母”过渡到“杀母”

除了分析“杀父娶母”之外，上述沃尔芬斯泰因及莱茨的著作同时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家庭题材的电影中，父亲总是“无害、性情好、起不了作用（ineffectual）”，母亲则是“无趣味、稍微令人不悦、情感上不动人（emotionally impactless）”，那个“没有权威性的爸爸”总是“儿子的伙伴与对抗妈妈的同谋，因为他们两人对她都有点儿怕”。 [1]

英国学者乔弗里·戈勒（Geoffrey Gorer，1905—1985）——也是前述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国民性研究的一员——在其1948年问世的美国的国民性研究中亦指出：无权威的美国爸爸之漫画化就是《勃朗黛》（Blondie ）中的大梧（Dagwood）。他也是起不了作用，远不及他老婆勃朗黛精明能干。 [2] 大梧再演变下去，就变成60年代电视连续剧《家有仙妻》（Bewitched ）中的大林（Darrin）——这个凡夫俗子，被妻子和丈母娘这两个女巫玩弄于股掌之上，是20世纪中期的起不了作用的男性之造型。

这两家的说法都显示：美国爸爸在儿子面前毫无权威可言。但爸爸起不了作用，是被儿子把他的权威反掉了呢？还是他缺乏主宰性，不足以成为儿子的角色楷模呢？又或是身为男性的父子俩都感受到一个共同的威胁？20世纪中期的“权威危机”或“楷模危机”的背后是否又是19、20世纪之交的“男性危机”之重演？

20世纪40年代中期正值这个卷土重来的“男性危机”前夜——我在本章里已把它改称为“性别危机”，以显示它比上一次更动摇根本。前一章交代了美国女性被当作“迷失的性别”的异军突起，已显示这个危机已变成两性的。我们从该时到50年代中期这个10年内美国故事的变化，即可观察这次危机扩散的涟漪水纹。至20世纪中期，儿子从能击败爸爸、把他的女人抢过来的“常态的”三角关系出发，演变到越来越责怪爸爸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性别角色楷模”。把爸爸彻底否定自然也可归入“杀父”范畴，但这种不寻常意义的“杀父”其实已朝“杀母”的方向滑落。

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大众文化里，我们看到两类有关“永恒三角”的叙事。一类是经典型的杀父娶母故事，另一类是爸爸丧失权威的家庭喜剧。沃氏和莱氏用精神分析学去解释：前一类里年轻美貌的女主角乃幼时的妈妈在男性心理中的意象沉淀，爸爸则是天然的情敌。后一类里快到停经期、“在情感上不动人”的妈妈对爸爸与儿子构成共同威胁，因此爸爸与儿子就组成男性的攻守同盟。

有一部电影两位作者没有提及，可能是无法归类：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导演的《中邪》（Spellbound ，1945） [3] 。故事说：在一座心理治疗所里，年长的所长卸任，接替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但后者到任后，精神总是恍惚，打动了所内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医生的爱怜心。她往下追查，结果发现她的心上人是冒名的，但他本人又失去记忆，不知自己是谁，真正的继任所长则已死亡。到此时，警方却侦查出这是一宗谋杀案，冒名顶替所长的男主角嫌疑最大，证据亦确凿，遂被定罪入狱。但女主角直觉上感到她的心上人不是杀人犯，继续追查，才发现原来老所长不肯卸任，把继任者杀了，恰巧年轻人在现场滑雪，他没有听到枪声，看见有人掉下山崖以为是自己把他撞下去的。他童年时，曾在类似情形下导致幼弟死亡，有罪感一生梗于胸怀，遇到类似事件就触发。他不能接受再次造成他人死亡，心理的防御机制遂发挥作用，想用自己顶替死亡者的方式，抹掉这个事件的记忆。但他的失忆症正好被老所长利用，老所长将他当作替罪羔羊。女主角把这个案件查个水落石出，老所长畏罪自杀，男主角沉冤得雪，与女主角团圆。

老年人到了该卸任的时候仍死抓权位不放，这本身就是有罪。《中邪》里不肯退位的“爸爸”，自己杀了人，还将它栽赃在“儿子”身上，还好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妈妈”总是站在儿子这一方，她保卫被“爸爸”错怪了的“儿子”。在这个故事里，虽然年轻貌美的母性女子仍符合沃、莱两氏“乃幼时的妈妈在男性心理中的意象沉淀”的命题，但《中邪》这个故事造成“杀父娶母”这个公式出现结构性的不稳定。它并不符合“儿子”把“父亲”打倒，把他的女人与事业都接收过来的理路。因为荏弱的“儿子”根本无法对抗“父亲”，更说不上夺取年轻貌美的“母亲”，他反而是被动的受害者，是“母亲”主动地站到“儿子”这一方保护他。

但当电影《中邪》把充满爱心、竭力保卫自己的男人的女主角做完全正面的处理之时，美国人已经把缺乏自我、完全为男人而活的女人问题化，例如在同年出产的电影《把她交给上天》中可见端倪。像《中邪》这种故事很有时代性，因为它肯定不可能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故事的编导还可以安心地把男主角描写成对自己失去控制、被害而不懂得反抗，反得依靠比他强大的母性女人保护——这简直是传统中国式故事！读者们必须参照附录一《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性”》来阅读本节：40年代后期，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正在得出中国人格里“妈妈”因素偏高的结论，如此借题发挥透露美国人对他们自身的性别危机忧心忡忡。

随着危机的深化，到了50年代，《中邪》这类情节已变得不能为观众接受。在该年代，纵使传统形态的“杀父”成人仪式仍在进行，但父母子的“永恒三角”却出现新的排列组合，它开始谴责“爸爸”缺乏男子气概，权威性不够，不能胜任儿子的男性角色楷模。更有甚者，它控诉“爸爸”背叛了父子男性攻守同盟，替“妈妈”助纣为虐。至此，“永恒三角”构想不再能成立，代之而兴的是“妈妈霸权底下的三人家庭（ménageàtrois）：宰制的母亲、被动的父亲和被窒息的儿子”。 [4]

1955年的《阿飞正传》（Rebel without a Cause ）是一部有关问题少年的片子。主角是一个不良少年，伙同其他青少年当阿飞 [5] 。这些阿飞大概都是爸爸不能作为他们的角色楷模，遂用打架、在悬崖上比赛飞车等方式，亦即用暴力与玩命来证明自己是“男子汉”。在剧中，有一幕他爸爸围了他妈妈厨房用的花围裙，端了食物，服侍躺在床上的妈妈，阿飞看在眼里，怒在心头，与父母起冲突，当妈妈责备他有问题时，他回敬说：“你才有问题，不要把你的问题化为我的问题！”然后他气愤地冲出大门。编导故意安排让妈妈一幅画像还没来得及挂上墙，搁在门旁，阿飞冲出门时，发狠往画像上顺脚一踢，在妈妈的脸上踢出一个洞。这部50年代的电影，我1986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才第一次看，这一幕居然在观众席间引起“大快人心”的喝彩声，看来至今日仍未失时效。该片在台湾的译名是《养子不教谁之过》，非但没有道出故事本意，反而暴露翻译者的权威主义心态。 [6]

《阿飞正传》成为名片，正因为它是反映大家关注的“楷模危机”的典型作品。同代的控诉爸爸非但不帮助儿子变成“男子汉”，还替妈妈助纣为虐这一类抗议话音，还有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1928—2016）的《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 ，1960）。该作品乃一寓言式的独幕剧，挖苦美国家庭的空洞无物与残忍，剧中的一个美国家庭由宰制的妈妈、去男性化的爸爸、年迈的祖母，以及一个领养的男孩组成。剧中有一段落，当那个男孩开始“只把目光看着爸爸”，妈妈就把他的眼珠子挖了，当他开始对自己的阳具感兴趣时，双亲一起把他阉掉。 [7]

如果“杀父娶母”是确立男性具有进行异性恋的能力，那么，古典的父母子“永恒三角”的动摇就对这个能力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8]

[1] Movies:A Psychological Study,pp.149,157.

[2] Geoffrey Gorer,The American People: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48（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64,revised edition）,pp.48-49.

[3] 片名在今日大陆译成《爱德华医生》或《爱德华大夫》。

[4] Hans Sebald,Momism:The Silent Disease of America（Chicago:Nelson Hall,1976）,p.286.

[5] “阿飞”是当时香港人对不良少年的称呼，在台湾一般称作“太保”。

[6] 少为人注意者，是这个美国“楷模危机”的思维影响了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诠释，不过他将之改装为“权威危机”（authority crisis）罢了。白鲁恂认为中国人的“造反”并非要求民主自由，而是责怪权威不够纯正：“年轻的中国人为他们荏弱无能的父亲感到羞耻，正如同他们感到中国是一个蒙羞的国家一般。”详见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MA:The M.I.T.Press,1968）,p.117。真不知道这些所谓“中国专家”是在谈中国呢还是在透露美国式的焦虑？

[7] Edward Albee,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Coward-McCann,Inc.,1960）,pp.61-62.

[8]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逻辑是丈二金刚，摸不着顶。在中国，一个人纵使对异性不感兴趣，也会受到父母的压力成家立室、生男育女。但对美国人来说，“传宗接代”与“性”是两回事。后者基本上涉及个体化的“有性状态”（sexuality），它毋庸说关几百年前的祖宗屁事，甚至两代人之间都存在谁被谁“弱化”的讲究。如果进一步像福柯般把它哲理化，将性说成是“自我的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elf），那么，即使在性关系中必须涉及性伴侣，到头来也只是一场自我认识论而已。

第八章　走向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

时代背景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官方也开始攻击“妈”。当时正值从“二战”至“冷战”期间，实行全国征兵。仿如“一战”时的重演，大量被召入伍的男丁在心身方面都不及格。与“一战”时不同，“二战”至“冷战”期间美国军方已充分掌握最前沿的心理学说以及新出笼的性别角色论，攻击妈妈变得有科学根据。作战部长的一位心理学顾问即如此解释：这些母亲们没有完成为人母的基本任务，“让儿子在感情上与实质上断奶” [1] 。该人士乃曾任美国心理医学协会主席的爱德华·亚当·斯特雷克尔医生（Dr.Edward Adam Strecker，1886—1959）。 [2] 他用含贬义的“妈”（mom）一词来指证罪魁祸首，极可能是“阉妈论”（castrating mother）的始作俑者，他在谴责了两类母亲——一种是过分亲爱的，另一种是宰制型的——后，遂下结论说：“这些女人对她们的儿子做了什么？她们剥夺儿子的男性力量，亦即是把他们阉了。” [3] 作为科学工作者，他径直地撷取文人菲利普·威利的“大妈咪主义”（momism）一词所包含的mom的含义（详见第四章），也真说得上示范了时代精神。 [4] 官方开动的宣传机器固不可等闲视之，但仇母意识后来变得如此泛滥，当涉及个人更切身的问题，鲜能面对“暴力”的顾虑迅即被缺乏心理资源处理“性爱”之焦虑感比了下去。

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正是酝酿性革命的时代。1953年，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1894—1956）博士继美国男性性行为的调查报告后，发表美国妇女性行为的调查报告，揭露所谓“良家妇女”背着人的一面也不单纯，结果引起比男性性行为调查更大的震荡，卫道之士甚至指控他动摇社会的道德基础，事实则是性的禁区开始被打开缺口。同年，第一份性娱乐杂志《花花公子》（Playboy ）问世，继续冲刺性的禁区。50年代中期，女子避孕药片试制成功，至1960年被政府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批准成为合法的避孕药。在1961年底，美国妇女服用者为40.8万人，1962年底则达118.7万人，至1963年底，已上升至230万，还继续有往上涨之势。 [5]

50年代已酝酿的性革命，到60年代开花结果。女性既然也能像男性那样放心地享受性，势必导致女性在心理与行为上的性解放，不是传统式“妈妈的儿子”（mama’s boy）型的男人能应付得了的。在“被阉割”感日趋严重的情形下，美国男性“杀母”的呼声亦日趋尖锐。

早在50年代，社会学家大卫·赖斯曼（David Reisman，1909—2002）已指出：现代人的性开放其实是制造对性事的焦虑：“科技把女性从繁忙的家务底下解放，女性亦从科技处获得‘浪漫指南’，以百万计的女性也像男性一般，成为性这个边疆上的开拓者。她们既然成为识货的消费者，男人怕不能满足女人的焦虑感就相对地增长……” [6] 因此，60年代美国男性“杀母”高峰期之前奏仍得回溯至50年代，并且也总得还原到对成长停滞之焦虑。

[1] Mary Beth Norton,A People and A Nation,vol.2（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82）,p.877.美国在1947年将作战部归并入新成立的国防部，以后就没有了“作战部”。

[2] Ferdinand Lundberg and Marynia Farnham,M.D.,Modern Woman:The Lost Sex（New York: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1947）,p.50.今日宾州大学医院心理医学部门设有斯特雷克尔临床心理医学年度奖，对其生平有简短的介绍，详见http://www.med.upenn.edu/psych/Streckerbio.html。

[3] 引自Modern Woman:The Lost Sex,pp.318-319。

[4] Joseph H.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in Harry Brod,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The New Men’s Studies（Boston:Allen&Unwin,1987）指出不只这种说法，还有其他的（p.28）。

[5] David Halberstam,“Discovering Sex”,American Heritage（May/June,1993）,p.48.

[6] David Reisman,The Lonely Crowd: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p.156.参考第四章：在1942年，威利已经指出机器的来临使得妇女的手闲下来，妇女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不事生产的阶级、一个消费阶级、一个渴望糖果的阶级”，但在这里只看出男性对寄生行为的愤恚，还未涉及对女人的性需索产生焦虑。

1.妈妈代表人生早期，是“成长”的绊脚石

1958年的《热昏》（Hot Spell ）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家庭的故事。故事刚开头给人的印象是妈妈乃家庭团结的维系者，爸爸对她漠不关心，在外面另有年轻的情妇，子女亦各管各的，似乎都让观众同情她。

但故事展开，就暴露出妈妈的愚昧，反而，爸爸的粗鲁不文——例如，故意用言词刺伤大儿子的自尊心，存心把他挑起来与自己对抗——在观众眼中，反倒显出他懂得如何在儿子身上培养男子汉气概。反观妈妈，则在女儿交男朋友方面出了个馊主意，把整件事给搞砸了。妈妈还整天做脱离现实的梦，认为目前家庭不团结，是搬离了很久以前曾住过的一个小城镇的缘故，因此她总是主张举家再搬回去。这里象征地说明：妈妈根本不懂得人的成长就是“分离”，她试图逆退回人生早期阶段，把大家都定死在她心目中的“家庭团结”里。

爸爸在忍无可忍下，决心离家出走，与年轻情妇开拓新的人生。他离开前对妈妈说：她只懂用爱“小孩子”的方式爱他与已成年的子女，她“从不能爱一个男人”。但爸爸与情妇在路上出车祸丧生，遗体归葬于出生地的小城镇。妈妈终于如愿，和全家人回到了小镇。但小镇代表的不是“家庭团聚”，而是“死亡”。妈妈一直憧憬的过去黄金时代，在观众眼前也不过是破屋一栋。

这种思想感情又是典型的美国式“反思乡、反怀旧”。在葬礼完毕后，妈妈望着两子一女说：“孩子们，我还有你们！”他们都很不以为然，但不好说出口。至此，妈妈才恍然悟到自己毕生的错误，遂进行自我批判：“我猜你们都长大了，但我还没有，但我会……我会努力尝试的！”至此，故事由始至终笼罩上空的一股热浪也散去，妈妈说：“热浪终于散去了！”换而言之，由妈妈的蒙昧精神造成的全家热昏，也已痊愈。“热浪终于散去了！”和《楼梯顶的黑暗》到结尾时重见光明异曲同工（详见第六章）——两部作品皆含示：不明事理的妇女会造成家庭功能的报废。

在《热昏》里，爸爸责备她只懂得用“爱”小孩子的方式对待他和已成年的子女，这种整天都在婆婆妈妈、寒暄问暖、照顾吃饭穿衣的女人，对有性爱需求的男人来说，的确是不对胃口。她不理会人的成长，不懂得把待人态度顺随人生过程调整。面对这种无理可喻、作茧自缚的女人，爸爸理所当然地离她而去，就如同《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这部小说里的爸爸一样。而爸爸出车祸死亡的罪责反可归咎于她——在这里，美国的编剧是把“成长的停滞”和“死亡”画上等号。当妈妈试图把造成爸爸死亡的那一套重演在子女头上时，遭到他们消极抵制，才理解大家都“成长”了，只有她自身还未曾。

前两章已指出：该时代倾向把家庭功能报废的罪责推到女人身上——为人妻母的她，不是太黏缠、太缺乏自我，就是“阳具性”过盛，把丈夫和子女都搞垮掉。似乎有点反讽，到了20世纪末，在女权势力笼罩底下的大众文化不但将“分离与个体化”常态化，甚至把瓦解家庭当作革命行动，罪责却统统推在爸爸身上——不是他的暴虐造成妻离子散，就是如《折磨》（Afflictio ，1997）一剧里描写他人格出了问题。 [1] 即使如《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 ，1999）那般抓到问题症结所在——家庭功能丧失是由于每一个成员都自私自利、各走各路，首当其冲者仍然是那个任何“角色”都扮演不了的爸爸。

从往日把“维持家庭团结”当作妈妈的罪状到今时将“每个人各走各的路”当作革爸爸的命，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近期的女权真的推翻了旧体制？还是把美国文化的“分离与个体化”逻辑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不该被今日的“革命行动”的表面说辞所迷惑。20世纪末什么事情都怪罪爸爸是一条新的“总路线”（party line），和20世纪中期的一股脑儿责怪妈妈的“总路线”在性质上有啥分别？

[1] 详见附录三《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之第8节。

2.徘徊于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十字路口

在20世纪中期的仇母主义“总路线”下，男性的人格如果不能“成熟”到进行异性恋的地步，那肯定是妈妈在拖他的后腿。获1955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的《君子好逑》（Marty ），其故事如下：一名在肉店里工作的男子马蒂，已经30多岁，从来没有约会过女子，还和妈妈住在一起。故事把他安排为意大利裔、属城市中下阶层，因此30多岁还和妈妈住一起，异于美国社会常态，观众不以为忤。后来马蒂遇到一位大龄女子，彼此都有点喜欢，但姻缘遭到他妈妈和同性朋友们阻梗，他妈妈的动机是怕被遗弃、老来没人防老，他的同性朋友们历来都和他一伙儿外出玩，他们自己没有女朋友，也不希望失去他，遂阻拦他交女朋友。到了故事结局时，马蒂终于排除障碍——在心理上叫他妈妈和同性朋友们滚蛋——决心给他的未来女朋友通电话。电影以这个镜头收场。

1958年，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夏日痴魂》（Suddenly,Last Summer ）在百老汇舞台上演出，翌年（1959年）即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威廉斯的著作善于写美国南方的性压抑、人格不成长、同性恋、堕落等主题。《夏日痴魂》故事围绕美国南方的一个望族的女家长。她认为她与儿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为了保持她是儿子生命中唯一的女性的地位，就把他搞成同性恋，她甚至用色相去勾引男孩来供儿子享用。儿子的断袖癖终于导致他的惨死——他在一个旅游胜地被一群他曾玩过的青少年围拢，在光天化日下活活被肢解掉（意象中也含被阉割的暗示）。 [1]

这一幕惨剧发生时，他妈妈并不在场，因为她已年老色衰，不能再替他勾引男孩，因此首次允许让他年轻貌美的表妹随行。他表妹亲眼看到这一幕惨变，回来后就有点精神失常，姨妈一方面怪她，另外为了掩饰家丑，就捐了一大笔钱给一座经费短缺的精神病医院，想贿赂医生们把这个目击证人诊断为疯狂，对她进行脑白质切断术（lobotomy）。但整件事的原委经一名有良心的医生侦询，逐渐水落石出，妈妈的罪行也终于暴露。

[1] 这里可与第六章末涉及的同性恋之被污名化和还未被除罪化相互参考，盖我们谈的是同一个时代。

3.妈妈“居高临下”的威胁

有一点值得注意：《夏日痴魂》原剧中提到女家长的南方华厦两层楼之间有一座小型升降机，电影则将它改编成权力象征：在电影里，当大家都在楼下等女家长来临，她则坐着升降机从天而降，“犹如拜占庭女皇坐在用机械操作升降、仿如神明的宝座上。”

妈妈对男儿性的威胁，除了女皇之君临天下，也用上鸟类居高临下捕抓猎物的讽喻。《夏日痴魂》把妈妈比作“空中的飞禽”，她捕食暴露在海滩上的婴儿海龟，“它们运气不好，在陆上孵生但又来不及爬回海里去”。 [1]

这个鸟的意象可以上溯至威利，他在1942年的那篇批“大妈咪主义”的文章中把“妈”比作一头到了停经期的“海鸭”，挖苦美国白种妇女到了更年期的话音之刺耳和令人倒胃口，但又说“其眼如鹰隼，仿佛刚发现地面有一只在抽动中的兔子”（She is a middle-aged puffin with an eye like a hawk that has just seen a rabbit twitch far below） [2] 。海鸭变成了鹰隼，使“妈”具有猎食者的威胁性。

1955的电影《伯劳鸟》则把毁灭丈夫的女人比作这种外表温良的鸟，“貌似清白，其喙却如尖刺，并喜欢把猎物钉在其上”（an innocent-looking bird with a sharp beak who likes to impale a victim on a thorn）。这段话为克兰姆的原著所无，电影为了教育不知伯劳鸟为何物的观众才插入这一段。第七章中已指出：高行健在《灵山》一书中，把西化的伯劳鸟和本土的白虎精意象等同。

掌握了这个“鸟”意象的系谱学，即可理解《夏日痴魂》的空中飞禽猎食海龟，以及丹尼尔·凯斯的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中为何对妈妈如此描写：“我脑里唯一可想象的是一头正要从高空扑击的鹰隼（All I could think of was a hawk ready to swoop down）。” [3] 美国男人之恐惧女性“居高临下”的威胁一至于此。（《伯劳鸟》与《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两例皆见第七章）

[1] Tennessee Williams,Suddenly Last Summer,in Tennessee Williams:Four Plays（New York and Scarborough,Ontario:New American Library,1979）,p.19.

[2] Philip Wylie,Generation of Vipers（New York:Rinehart&Company,1942）,p.189.

[3] Daniel Keyes,Flowers for Algernon（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Inc.,1959）,p.243.

4.被妈妈宰制的“小丈夫”

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大众文化已经塑造出一种“被矮化”的男子类型，强调美国男人已从西部原野的“开拓者”退化为今日都市化的白领阶级。美国各地报章上从1930年开始连载漫画《勃朗黛》，描写这位精明的家庭主妇和她不中用的丈夫大梧，这些人物在1937—1950年被搬上银幕，共28集，1957年则被国家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拍成电视连续剧。与其竞逐，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亦在1964—1969年间播出《家有仙妻》，男主角大林的老婆和岳母是女巫，他本人却是凡人，是地地道道被矮化，并因此制造了不少笑料。

除了大林这个固定的角色外，《家有仙妻》片集也常安排同类人物出现。有一集讥讽妈妈对儿子不放手，勾画出被妈妈控制的男人之小丈夫形态。嫁给凡人大林的女巫萨蔓莎（Samantha），有一天发现丈夫给妈妈的朋友——另一名女巫卡洛塔（Carlotta）——绑架了，卡洛塔说她与萨蔓莎之母曾经指腹为婚，萨蔓莎必须与她的儿子朱克（Juke）成婚。朱克其实也不愿意，但迫于母命，萨蔓莎就鼓励他站起来，说他既然是男巫（warlock），法力比女巫大，应该懂得运用才对，但那个男的实在不中用，见了妈妈就发抖，萨蔓莎只好另行设法，假装同意婚约，马上开始改造未婚夫的衣着与生活习惯，将他妈妈加在他身上那一套全改掉，卡洛塔发现将失去对儿子的控制权，遂主动取消婚约。至于那名不中用的男巫朱克，则全无主见，在两个女人之间被耍来耍去，而剧中也找了一个矮小的男人演此角色。

这类“时代人物”亦势不免波及好莱坞。在20世纪中期，电影行业里也集中出现一些专精“小丈夫”造型的演员，如杰克·莱蒙（Jack Lemmon，1925—2001）、莱德·巴顿斯（Red Buttons，1919—2006）、托尼·兰德尔（Tony Randall，1920—2004）等人。

在1959年的《枕边细语》（Pillow Talk ） [1] 这部电影里，多丽丝·黛（Doris Day，1922—）主演的简（Jan），拒绝托尼·兰道尔演的配角乔纳森（Jonathan）之求婚，因为他已有三位前妻。他分辩说：“［这些婚姻］都是我对妈妈造反的结果，我不知怎的总是爱她，我的心理医生也爱她——他来自维也纳［奥国首都，弗洛伊德的故乡］！”有一次，简业务上的一位客户叫儿子用汽车送她回家，剧中找一个比女主角矮了半截的小丈夫演这个角色，该人毫无男人味道，一上来就像顽童一般朝女主角身上毛手毛脚，简就恐吓他说：“我会告诉你妈妈！”

掌握了美国的文化密码，兼洞察20世纪50—60年代的时代精神，对辨认该时代的故事里的一些成语就易如反掌。《枕边细语》故事的主线是由罗克·赫德森（Rock Hudson，1925—1985）演的布雷德（Brad）对女主角简的戏弄。罗克·赫德森的外形是伟岸男子，不是小丈夫。 [2] 但即使如此，他在剧中扮演的男角仍因涉及“妈妈因素”而引起了女主角多余的焦虑。剧中的男女主角原不相识，但电话公司让他们共享一条线，花花公子布雷德和女朋友们谈情说爱占掉了大部分时间，使简无法使用电话，因此简和他常透过话筒吵架。但有一次布雷德偶然见到了简本人，对她产生兴趣，同时也想戏弄她一下，就假装是从外地来到纽约的，说话一副得州腔，开始和她约会。当简和这个冒牌的“雷克斯”（Rex）在线上通话时，那个真的布雷德改回他原来的口音，用粗暴的语气插入，说需要用电话，事后则佯作和解与简恳谈，自谓对男女关系经验老到，依他看那个“雷克斯”也只不过想玩玩，肯定第一次约会就邀简进他的睡房。“雷克斯”果真如他所说，到了睡房却是让简看阳台外的夜景，对她很尊重，简的反感马上化为爱意。既然“雷克斯”没有对简动手动脚，布雷德又给简“忠告”，暗示他可能不是异性恋中人。简心中怀着狐疑，和“雷克斯”上酒吧，“雷克斯”在吃送酒小食时，说最喜欢在故乡的妈妈做的调味酱，边说边把食品沾调味酱，其手势却是翘起小指头的兰花指，简看了有点不对劲，但又给“雷克斯”化解掉。布雷德如此一擒一纵，令简越来越爱上“雷克斯”。后来骗局被拆穿，但布雷德也从游戏的态度变成认真，对简提出求婚。

同年制作的《热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 ），描述两名乐团演奏者为了逃避黑社会的追杀，男扮女装混入纯女性的表演团，南下佛罗里达旅游胜地演出。其中由杰克·莱蒙饰演的杰利（Jerry），扮成女人后化名为德芙妮（Daphne），被当地的一位游客追求，这个比他的“女”对象还要矮小的男人，说自己已结过婚七至八次，“女”对象问他何以不记得确切次数，他回答说：“妈妈有记录！”又说最后一任老婆抽烟，妈妈不喜欢，因此妈妈把婚姻拆散。剧终时，该小男人说这次追求的对象已获妈妈批准，结婚势在必行，他的“女”朋友只好把假发取下来，说：“我是男人！”不料，对方回答说不在乎。

1960年的《恐怖小店》（Little Shop ofHorrors ） [3] 是用喜剧方式处理的恐怖片。男主角是一个无能的花店助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那份工作，培养了一株必须用人肉喂养的花木，最后东窗事发，无处可逃，索性让自己也被它吃掉。剧情里他与妈妈同住，后者常假装生病、将他掌控，并阻挠他爱慕一名女店员，而他培养的食人花却是以该女命名的。

1960年的《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 ），是有关退役军人抢劫拉斯韦加斯赌场的故事，里面也有几段用喜剧方式挖苦“小丈夫”的情节。十一名大盗里有一个名叫杰米（Jimmy），一生从不工作，要钱用只需向妈妈开口。有一场戏，他打电话给妈妈，妈妈的反应是情感洋溢却肉麻到家：“我的杰米！我的无辜！”（My Jimmy！My Innocent！）杰米开口要钱，妈妈一口答应：“我的高大小孩，你要钱用，嚷妈妈便得！（My big tall boy，if you need money，you just yell mother！）”同时告诫：“钱你只需花便得！……我怕你会去做愚蠢的投资！”言下之意，是怕儿子一旦培养成自力更生能力，便会离她而去。事后杰米向一名伙伴诉苦说他妈妈“慷慨得不像样”（generous to a fault）：“我有如此多的母爱……任何事都无须我动手。因此我才参加我们这次的大举。”换而言之，他是想用抢劫行动重振雄风。 [4]

[1] 《枕边细语》在香港的译名是《夜半无人私语时》。

[2] 这是他在现实生活里是同性恋一事还未曝光以前的造型。罗克·赫德森晚年死于艾滋病。

[3] 网络上亦译作《魔绿先生》《花样獠牙》，包括1986年重拍的版本。

[4] 《十一罗汉》于2001年重拍，在台湾的译名是《瞒天过海》，其中似乎仍有“杰米”这号人物的痕迹，到了2004年的续集《十二罗汉》（Ocean’s 12）里始明朗化：在续集里，被洗劫的赌场老板要挟劫匪们退还赃款，其中十个人说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唯独有一人说贼赃原封未动，因为他和父母一起住，没有开销，该人也有40岁出头了。

5.灵魂被妈妈侵占的犯罪型人格

匪徒（mobster）是美国大众文化里历久不衰的“男子汉”造型，然而在《白热》（White Heat ，1949）一剧里已出现令人不安的偏离。由名演员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1899—1986）饰演的匪帮头子是“发妈疯”（mother-fixation）的，他喜欢坐在妈妈的膝上，患痛不堪言的周期性偏头痛只有妈妈的抚慰可以治疗，当在狱中的他听闻妈妈去世的消息时狂性大发，在食堂里横冲直撞，殴打狱卒，显然已陷入失心疯状态。他越狱后再度纠众犯案，被群警追踪到一家炼油厂，他爬到一个储油库的顶上，一面狂吼：“做到了！妈！世界之巅！（Made it，Ma！Top of the World！）”同时用枪打爆油库，把自己和炼油厂一起毁灭。这句临终壮言是来自妈妈“望子成龙”的勉励。他站在圆筒型的油库之顶，居高临下地看下面的群警，确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气概，实质上已死到临头。

与一般冷血的匪徒不同，这个匪首有点心智失常。在故事里，他的妈妈也是女匪首，在儿子入狱期间，嘱咐大家必须把作案得来的财物也留他一份。这一段戏被伍迪·艾伦（Woody Allen，1935—）摘录在他的作品《鸡鸣狗盗》（Small Time Crooks ，2000） [1] 中。伍迪·艾伦历来扮演的角色已成定型，都是具有母亲情结、人格不成长的小丈夫。在故事里他是一名小偷，他的结发妻子和一名上流社会的男子发生关系，冷落了他，因此，当他在电视上播演的旧片中看到《白热》这段戏，就说：“如有人对自己这么有心该多好！”

在美国大众文化的逻辑里，一个男人的灵魂被妈妈占有、把妈妈当作效忠对象，总不会有好事。1956年的一部电影《死前一吻》（A Kiss Before Dying ）亦传达这个讯息。它根据艾拉·雷文（Ira Levin，1929—2007）1953年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我所知最早把心理变态的系列杀手（psycho-killer）成因归咎于“母亲情结”的美国故事。小说比简化了的电影曲折，因此我把原著故事综述于下：

故事说一个穷小子，他妈妈对不争气的爸爸失望，“望夫成龙”灰心之余，转为“望子成龙”心切。穷小子为了满足妈妈往上爬的“阳具愿望”，就拼命想办法与富家女结婚。他勾引了铜业大王的幼女，但该女过度沉溺性事，搞成怀孕，他怕该女严厉的爸爸会把她逐出门墙、继承家产的好梦成空，就把她杀了。接着，他又去追求铜业大王的二女儿，也成功到手，但该女怀疑妹妹不是自杀而可能被谋杀，当她快要侦查出妹妹死前的男朋友是谁时，他又只好把她也杀了。他再接再厉地去追求同一家族的大女儿，也成功到手，她爸爸也接受了他，但在订婚后阴谋终于败露，他畏罪自杀身亡。故事结尾时，他妈妈还不知已东窗事发，心中仍在为儿子感到骄傲，坐在富豪的客厅中等他回来。这里很形象地说明：灵魂被妈妈占有的男子，不可能再爱上“第二女性”，纵使表面上是征服女人能手，也不过把她们当作牺牲品，用来祭献他的大母神。 [2]

未断奶的人格会成为罪犯型人格——这个命题，在50年代的美国已露端倪，至60年代则汇为时代的巨流。

[1] 网络译名为《业余小偷》，该译名与原名及内容都不符，主角与他那一伙是没有气魄做大案，乃只“见小场面的坏分子”，是专业而非业余。

[2] A Kiss Before Dying在1991年重拍，网络上的译名是《孽吻》《死前一吻》《死前之吻》。片子的重点已由谴责母亲转移到男女斗法、最后女战胜男，但对妈妈是儿子心理变态的成因亦有蛛丝马迹可寻。

6.划时代的经典杰作《惊魂记》

1960年，希区柯克制作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惊魂记》（Psycho ）这部电影。其故事有关一个外表成人心理却是儿童的人（man-child）：诺曼·贝茨（Norman Bates）。他经营一个处于偏僻地点的小旅馆，但他的精神病使他前后杀了7个路过的女住客。他年幼时母亲精神有问题，害得他在精神上也从未断奶。在诺曼少年时代，他妈妈与情夫搞关系，令他妒火中烧，遂把两人都毒死。犯了杀母的大罪，他的精神就全面失常，他把妈妈的尸体挖了出来，制成标本，放在家中，又把自己的人格一半分给妈妈，把自己的声音变成男女两种，互相对话，恍如母子在一起过生活，事实上，他变得具双重人格、阴阳两性。亡母的阴影既盘踞他的心灵，他对凡挑起性欲的女子都予以杀害——在他扭曲的心灵中，则是“占有欲很强的妈妈”必欲置那些抢夺儿子的妇女于死地。在行凶时，他穿上妈妈的女装，戴上女人的假发，变成了妈妈，而不再是他本人。

希区柯克的《惊魂记》改编自罗伯特·布洛克（Robert Bloch，1917—1994）发表于1959年的同名小说，该小说被收入西蒙与舒斯特（Simon&Schuster）出版公司的疑案小说系列中，同系列亦出版艾拉·雷文的《死前的一吻》——可见这个仇母主题非孤立现象，布洛克的故事亦非纯属虚构。小说家住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离该小镇39英里的另一小镇普兰菲尔德（Plainfield）在1957年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案件：警察因追查一名妇人失踪事件，在一个孤独者爱德·盖恩（Ed Gein，1906—1984）的农庄中，搜出来自十几个女人尸体的骸骨、人皮，以及人体的其他部位，有些人体是被他谋杀者的遗骸，有些则是盗墓所得，而他所盗的墓都在他亡母的墓附近。这些女尸的脸、前身与头发被他制成面具、前胸带乳腺的人皮背心和假发，他晚上就把它们戴在身上，把自己变成女人。也有蛛丝马迹引起他可能与妈妈发生乱伦的猜想：他农庄的大屋二楼有五间房间，其他都尘封，唯有客厅与亡母的睡房打扫得一尘不染。该系列杀手被终身关进精神病院，死于1984年。布洛克把他改写成“诺曼·贝茨”。根据作者说：他还加进一些弗洛伊德的“恋母”理论。 [1]

但布洛克的弗洛伊德理论是美国化的版本。奥国人弗洛伊德理论底下的“恋母”是男孩走上异性恋这个“正途”的起步，这个“恋母”和“杀父”相辅相成，乃正常男子汉的成长必经关卡。布洛克所理解的“恋母”则具未断奶之义，它非但不是男孩对异性感兴趣之肇始，反成了他日后进行任何异性恋的阻障。如此“恋母”也不具由父母子永恒三角界定的“家庭罗曼史”——这出在亲情里夹带敌意的戏剧，乃人格形成过程中神经官能症（neurosis）的导因，但终究受父亲代表的“现实原理”之制衡，恋母的“快乐原理”才不致如脱缰之马，演变成社会现实不容许之勾当。然而，不受“家庭罗曼史”制约的恋母就变成母子二人的“相依为命”，乃心理与现实脱钩的精神病之契机。因此，《惊魂记》与其说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恋母”理论，不如说成了美国心理学泰斗沙利文的学说之注脚更为恰当。本书第五章已交代沙利文的学说：把男性的精神病态归咎于“精神分裂症导因的妈妈”（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惊魂记》在1983年、1986年拍了第二部、第三部，都是狗尾续貂，故事明明已完了仍继续生编硬造。第二部一开始，已过了21年，诺曼心理治疗成功、被判释放，但上集里被他杀害的女主角的家属不肯罢休，遂到他家里潜伏，故布疑阵，让他以为亡母又回来了，企图把他再度逼疯，以便重新关进病院去。但后来阴谋害他的人一一被杀，暗中似乎有人保护他，该人最后终于露面，是他曾打过工的餐厅里的一位老太婆。她说在第一集里被诺曼毒死的母亲是她的妹妹，她自己被关进精神病院，因此托付妹妹领养自己的孩子，现在扫除了一切障碍，方能如愿回来和诺曼团聚。她说“让我们相依为命”（we have each other）。于是，诺曼走到她背后，一铲敲下去，把“妈妈”再杀一遍。杀了以后，又制成标本，把自己的人格分一半给她，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生活周而复始。

制作标本这个桥段源自《惊魂记》故事所本的爱德·盖恩一案。该犯把女尸的脸、前身与头发制成面具、前胸带乳腺的人皮背心和假发，他晚上把它们戴在身上，让自己变成女人。《惊魂记》在当时社会容许的尺度下无法在银幕上处理如此恶心的细节，不像它的90年代的后继者《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那般可以展示剥了皮的人体。《惊魂记》只让变态者穿上妈妈的女装、戴上女人的假发，变成了妈妈。但爱德·盖恩在他农庄里藏有中年妇人的肢体并制成皮革，让妈妈虽死犹存，和他一起过日子，在故事里则变成了诺曼在妈妈的皮囊里塞稻草，把她制成标本。

但真案里的爱德·盖恩之所为体现的是母子不分离心态，而《惊魂记》里的一段话却透露美式思维所念念不忘的“权力”因素。在第一集里，诺曼·贝茨在和女主角的谈话中提起自己有制作动物标本的嗜好，尤其是鸟类，因为它们是被动的、无害的。我们参照上述美国文艺里鸟意象的系谱，就一目了然：活鸟代表女人“居高临下”对男性的扑击——最适合这个形容的自然是辈分、年龄都占优势的妈妈——但被制成标本的鸟则是被动的，在关系里是让己方为所欲为的。

这里也有“性无能”的涵示。1999年的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Being John Malkovich ） [2] 里有一桥段异曲同工：一位男士打一位女士的主意，当该女问他是干哪一行而他回答是玩木偶戏时，女方立即不要跟他来往。该女脑筋动得奇快，而且任何事情都和“性”扯上关联——她肯定那个男的善于操纵死物、真正干起女人来可能就欠一把劲。的确，该男对她垂涎已久，但一直以来都只能把她和他两人的面貌画在木偶的头上、透过它们之间的演出来“意淫”。

一位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看出这类“差劲”和母亲崇拜有关。他指出日本影视有一个叫作“妈妈物”（ははもの）的文类，故事总是让身为妈妈的妇女去牺牲、受苦，先失去丈夫，含辛茹苦把儿女养大，儿女偏偏不感激她，甚至忘恩负义（如果妈妈是当妓女把他们养大的，则子女还必然地嫌弃她），最后妈妈惨死，令观众热泪盈眶。在日本的春宫片里，女性受害者总是被剥光、捆绑，然后承受各种性虐待、性蹂躏，但这使她得尝禁果，性爱获得解放，一发不可收拾，因此被强奸者总是千篇一律地爱上了强奸者。这类春宫片的女演员，与“妈妈物”的女演员一般，总是在银幕上受害越多者越红，而日本的春宫片也往往与“妈妈物”合二为一。日本男性对女性施性暴虐的幻想透露出性无能，因为故事里出现太多男人用鞋拔子插女人阴户的情节，事后，施暴者往往痛哭流涕，对被害者说：这是他唯一满足性欲的方式，于是触动了受害人的“母性”，她反而倒过头来安慰施暴者。 [3]

《惊魂记》第四部（Psycho IV ：The Beginning ）制于1990年，但在故事上则回到诺曼·贝茨的少年阶段，倒叙他与妈妈的关系以及精神病的成因。剧本写得很拙劣，老年阶段的诺曼接受电台访问的一段台词，基本上照搬40年代以来流行的“坏母亲派”心理学滥调：妈妈性压抑、喜怒无常、情绪不稳定，用儿子作为发泄对象，等等。在诺曼少年时代的镜头中，他替妈妈按摩，妈妈当时身穿亵衣，与他嬉戏，两人滚在地上，但因过度放纵、一个身体压在另一个身体上，妈妈脸色突变，马上责骂他，把他的名字改成女性的“诺玛”（Norma），强迫他穿上女装，把他关在衣橱内。有时，妈妈在骂他时，说很毒的话：“我生你的时候就该把你弄死！”诺曼被妈妈强迫穿上女装，乃他后来性别错乱、穿妈妈的衣服行凶的起源——这种说法是否科学真是天晓得，它完全是用来附会美国的性别角色论。

在第四部里，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诺曼已和一位护士小姐结婚，但因妈妈的阴魂不散，几乎又要把妻子杀害，但终于倒过头来把故居放火烧掉，妈妈的幽灵也就灰飞烟灭，象征他终于摆脱了人生早期，开始了正常的人生。一个男人如果灵魂被妈妈侵占，势必造成第二女性的死亡。希区柯克在制作《惊魂记》的同一年（1960），在《希区柯克剧场》（Hitchcock Presents ）的一个剧目《妈妈！我可以外出游泳吗？》（Mother :May I Go Out to Swim ?）中发挥的就是“第二女性死亡”的主题：一名成年男子整天都不能没有妈妈，每天都与她通电话，她一抵达就整天陪伴她、自愿替她效劳，他的未婚妻自然很反感，尤其是未来的婆媳未曾相识前，家婆曾至礼品店中逛，遇到当店员的未来媳妇，就损她说像她这种欧洲移民来美是为了嫁人取一张绿卡。待三人正式见面后，未婚妻听说将来是三人合住，就开始绝望。男角的妈妈却另有情人，不想干扰小两口子，但未婚妻并不知情，与母子俩约在尼亚加拉瀑布顶见面，做最后的决定，男的却把它理解成最后摊牌，要他解决掉其中一人，只见他一掌把其中一人推下了瀑布，至最后在警局处理意外事故的善后时，方才知道被他处决掉的是未婚妻。

这个简单的道理，其实无须像美国大众文化里那般戏剧化，其日常性的例子在东亚地区俯拾即是。在公然搞母亲崇拜的东亚，男子在心理上把妈妈当作“第一夫人”并不罕见，他和其他女子进入关系，势必把后者降处“第二女性”地位而沦为牺牲品。即使是亡母，如阴魂不散盘踞心头的话，该男子也必然把他的“母亲情结”移嫁给“第二女性”，造成她人生的“死亡”。在东亚，辈分关系仍相当重要，个人却不如西方那般优先，社会规范压倒心理化的话语，男女的异性恋只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里的一个环节，没有被突出到中心地位用来印证个人的“性别角色”。总的来说：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性”并非最重要事项，因此，出现虐媳杀媳倾向，也不至于像在美国那样骇人听闻。

[1] Stephen Rebello,Alfred Hitchcock and the Making of Psycho（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0）,chapters 1 and 2.

[2] 该片在台湾的译名似乎是《变脑》。

[3] Ian Buruma,Behind the Mask:On Sexual Demons,Sacred Mothers,Transvestites,Gangsters and Other Japanese Cultural Heroes（New York:Meridian Books,1984）,pp.24-25,54-55,61.如果日本春宫映画擅长把女人剥光了捆绑，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三级片则特产一个“迷奸”的文类。这种连对象的知觉都去掉的性交，是否反映更严重的“差劲”？它其实接近“奸尸”的幻想。

7.“杀母”成为时代精神

《惊魂记》是一部“样板戏”，它开风气之先，此后效尤者接踵而来。1962年的电影《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则把反共、丑化东方人与仇母冶于一炉。片名中“满洲”一词有意让人联想起好莱坞制造的中国妖魔“傅满洲”（Fu Manchu）。故事说一名美军班长雷蒙·肖（Raymond Shaw）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被运到中国东北改造。之后他被放回美国，受一个潜伏的间谍操纵，如有任务要他去完成，发动深埋于他心理中的暗码者，将会是一叠牌中的一张红色皇后。这张“红色皇后”牌很有象征性，因为操纵他的赤色间谍正好是他的亲妈妈。这个恶妇人也同时操纵雷蒙的继父——一名麦卡锡型的政客，他“反共”叫得比谁都响，事实上也是间谍，但在妻子面前则是饭桶傀儡一名。在雷蒙未赴朝鲜战争以前，他已斗不过妈妈，被迫放弃了心爱的女人。雷蒙悲叹说：“正如在其他事情上一般，妈总是赢的（Mom always wins）！”

雷蒙归来后，妈妈基于政治考虑，赞成他与旧恋人结婚，婚后，形势却变了，妈妈又控制他的心灵，令他亲手杀死岳丈（一名不肯就范的政敌）与爱妻（又是“第二女性”遭殃）！到后来，美方反间谍人员终于侦破雷蒙的心理暗码，使他恢复清醒。他妈妈正在筹划他的继父竞选副总统，阴谋利用雷蒙在竞选大会上（也在每家电视上）把总统候选人杀死，这样，他的继父就会被扶正，并在全美的同情票支援下，入主白宫。雷蒙表面上依计行事，但在大会场上先一枪打死继父，再一枪打死妈妈，然后吞枪自尽。

《满洲候选人》里一群美军战俘在中国东北被改造的场面，很具体形象地替威利的“美国是一个被妈支配的国度”说下注脚。在他们被扭曲的记忆中，归国后的战俘把改造的会场幻化成一个花厅中的茶会，中共与苏共干部则化为一群中年美国妇人，而他们自己则化为听话的学童。于是，“大妈咪主义”被用来比喻极权主义统治。这部电影大概是美方对某些国家竟然把政府当作母亲的最歇斯底里式否定。

肯·克西（Ken Kesey，1935—2001）的小说《飞越杜鹃窝》（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也在1962年出版。它是威利说的“妈妈是美国的教皇”的另一个注脚。故事的背景是一座精神病院，里面掌权的是“大护士”（Big Nurse） [1] 。一名病人麦克墨菲（McMurphy）对她的权威进行挑战，鼓动其他的病人重振男性雄风。其中一名病人比利（Billy），31岁的大男人，还生活在妈妈的阴影底下。麦克墨菲“治疗”他的方法，就是从外面偷运几名妓女进来，让他首次进行性交。但比利自信心才建立，大护士就发现了这回事，又用妈妈责备小儿的口吻，把他再度降为性无能，比利羞愤而自杀。这终于触发了麦克墨菲用暴力攻击大护士，他把她洁白无瑕的制服撕开，把她那对紧密地包裹的大奶裸露出来给大家看。结果，麦克墨菲遭到脑白质切断手术的惩罚——象征被阉割——变得形同植物。只有一名病人，象征大地生命力的印第安人，成功地逃离了象征日趋女性化的美国社会的精神病院。

该小说在1975年搬上银幕，可能由于女权意识已抬头，不便把反抗妈妈和在性方面攻击妇女等同，主角把大护士胸脯裸露的情节被删掉。但它已透露出：美国男人“重振雄风”的法子就是攻击女人，而“杀母”则是集中这种攻击性的总意象。有一段时期，美国的强奸案与性袭击据云已暴涨至平均6分钟发生一次。它们其实很少是纯粹为了性满足，大部分是心理上为了确定“谁支配谁”，亦即是美国人所乐道的“权力”问题。第五章里已提及：在20年代，沙利文把他主办的男性精神病房的女护士全撵走，代之以男护士，因为男性精神病的成因正是男人在心理上被女人压倒、性别角色无法形成的结果，把女人放在权威地位上去看管无助的男性，是不折不扣的“送羊入虎口”。这种“杜鹃窝情结”，归根到底围绕着“权力”问题。

此心态至为明显地表现在1964年的《扼杀犯》（The Strangler ）里。该故事根据“波士顿扼杀犯”（the Boston Strangler）真实案件改编。在电影里，专扼杀女人的系列杀手，有收集会叫“妈妈”的洋娃娃的癖好，他常到游乐场玩用圆圈套木桩的游戏、以赢取洋娃娃。他百发百中，女服务员们问他何以技术如此高超，他说小时候常玩丢马蹄铁的游戏，女服务员们恭维他说：“你一定是邻里的冠军了！”他说非也，女服务员们继续搭讪说：“你赢不过你爸爸吧！”他顿了一顿，呐呐地说：“我只和我妈妈竞赛……能超出她，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女服务员们面面相觑，因为美国人的习惯是儿子只跟爸爸竞赛，以培养男性的气质。他解释说：“凡是我想做一件事，她总是替我做了……”言下之意是，妈妈造成自己成为窝囊废，要摆脱她而不能。

该犯在每一次扼杀女人后，都用“妈妈玩偶”接触被害者的尸体，然后把玩偶的衣服脱光。他其实是对女人无能，才用杀死她们的方法“掌控”她们。该杀手大龄未婚，也没有女朋友，收入虽然过得去，但除了自给之外，剩下的钱都用来付妈妈住疗养院的费用。他妈妈是不可理喻的那一型，硬性规定儿子必须每天来看她，儿子因事忙稍为迟来她就吵翻天，并且还不断提醒他：在世界上只有妈妈一人理他，他身体臃肿、相貌不扬、收入不丰，其他女人是不会要他的。他对妈妈的女性纠缠、自私和不断打击他的自尊心之举忍无可忍，就把妈妈全面依赖的护士小姐杀了，翌日去探病时，跟妈妈说护士已死，妈妈一听也急病攻心而亡。

波士顿扼杀犯一案，也启发了1968年的电影《不能如此对待夫人》（No Way to Treat a Lady ）。一个心理有病的系列杀手专杀中年妇人，并在她们的额头上留下一个朱红的唇印。至于负责该案的警探，有一个与他共住的犹太妈妈，整天在他耳边唠叨，不是说他没有出息，就是说弟弟连孩子都有了而他还没有结婚。后来他带女朋友回家见妈妈，两人先约好，故意让女朋友在妈妈面前对他吆来喝去，让妈妈觉得该女“深获吾心”。该警探虽然与妈妈的感情是好的，但他仍凭自身经验，直觉地猜出凶手有杀母动机，不过受害者都是妈妈的替身罢了。到故事结尾时，警探侦破此案，线索之一是凶手已故的母亲之画像：她的眼神是那么的威严，嘴唇却是血红色的，令人看了有“被阉割”感。

这部电影的凶手是演员与剧院主人，该剧院他继承自妈妈，他妈妈则是从前在这里演出的红星，警探在剧院中所看到的画像是她的戏装：古埃及女法老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与拜占庭女皇狄奥多拉（Theodora）。这个细节与《夏日痴魂》中的女家长“有如拜占庭女皇坐在用机械操作升降、恍如神明的宝座上”可以互相发明。此外，“女皇”也可以与《满洲候选人》中的“红色皇后”等同。 [2]

1964年的《笼中的夫人》（Lady in a Cage ）又再次让妈妈进行“自我批判”。这部电影开头是一名男子出门前留书给“爱人”（Darling），观众以为是给太太，原来是给妈妈，故事里也把母子关系描写得无比融洽，但两人太亲爱了，反令观众心中暗叫不妙。儿子走后，家中停电，不良于行的妈妈被困在升降机内，而升降机则停在半空。街上一群暴徒见有机可乘，闯进了她的屋子洗劫，搜出儿子的留书：“亲爱的妈，我快30岁了，机会无多，但每当我要离开时，您不是把屋子重新装修，就是对我施展您的魅力。恳求您把我从您的慷慨底下解放出来，恳求您把我从您的美丽底下解脱出来，恳求您把我从您的爱底下解脱出来。我要离开，请您把客厅保险箱里的财物属于我的那一半分给我。”他在信中还扬言要自杀。匪首一边念信，一边勃然大怒：“施展您狗屁的魅力！我还以为你的儿子才12岁，原来已30岁！我的外婆也想对我来这一套，如果她不先死掉，我不把她毙了才怪！”信中既提到屋中有财物，暴徒们就忙着搜寻，妈妈因此有机会把匪首丢下的信重阅一遍，才恍然悟到多年来用“母爱”窒息了儿子的人格成长，于是就进行自我批判：“我是一个怪物！一个怪物！”（I am a monster！a monster！）

《笼中的夫人》也有与其他仇母电影相呼应的地方。《夏日痴魂》中象征“拜占庭女皇的宝座”的升降机，到了这里，就变成一个笼子，它象征女人的性压抑，也象征一个作茧自缚的女人（a woman all wrapped up in herself）：她把无法正常表达的性欲扭曲为“母爱”，但她母性大发，其实只是非理性自我发泄，也是无比自私，对儿子的成长有害而浑然不觉。

在这段时期内，一些与母子关系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也不忘加进一记攻击妈妈的手笔。1962年的《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Birdman of Alcatraz ）是根据罗伯特·斯特劳德（Robert Stroud，1890—1963）的真事改编：该人年少时犯杀人罪，被判终身隔离监禁，他在狱中凭自习成为世界知名的鸟类疾病专家。故事开始时，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的探监是他最大的慰藉。有一次，他因犯规而被狱卒剥夺会见母亲的权利，他愤而把狱卒杀死，被判死刑。 [3] 他妈妈上诉到威尔逊总统处，获特赦，改判终身隔离监禁。他在狱中研究鸟类疾病成名，透过在学报发表文章而认识一位养鸟的女士，该女士来探望他，产生情愫，后来为了合伙做生意的需要，他俩名义上结为夫妇。从此，鸟人想在监狱外办事，多透过妻子而少劳动妈妈，他妈妈就很不高兴，先从中破坏，警告儿子说该女子靠不住，儿子不听，她就拒绝在儿子申请假释的表格上签名，并说他已经不是我的人，就让他坐一辈子牢算了，母子从此恩断义绝。

1963年的《欢乐今宵》（Bye Bye Birdie ）则上承50年代末挖苦“小丈夫”的喜剧传统，描写一位摇滚乐歌星的经理人畏母如虎，不敢与女朋友发生关系，他妈妈则常提醒他欠自己的恩，令他产生严重的负罪感。妈妈还用假自杀——例如把头放进没有打开的煤气烤箱里——来对他进行感情敲诈。

把怀有“母亲情结”的男子问题化的倾向在美国根深蒂固，常不经意地流露在大众文化的叙事里，变成简单化的刻板印象。1965年美国电影《哈露》（Harlow ）是20世纪30年代红星珍·哈露（Jean Harlow，1911—1937）的传记，其中有关她丈夫保罗·贝恩（Paul Bern，1889—1932）自杀事件的原委，在电影里受到不符事实的渲染。哈露的丈夫自杀后，谣传导因是他性无能，后来证明不确。电影不但把谣传当史实，而且用如下情节再现：故事中哈露受两名男士追求，一名是风流的电影小生，影射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1901—1960），另一者是电影公司里颇有造诣的名编剧，就是贝恩。前者约会哈露时，总把她带往较嘈杂有生气的酒店，或去看拳击比赛，后者则总在比较幽静的酒店，或去听古典音乐演奏会。哈露终于选择了文静的贝恩，犯下一生最大的错误。洞房花烛之夜，哈露即哭哭啼啼地去找她的经理人，说发现丈夫原来“不行”，他需要的是“一名妈妈，不是一名妻子”！后来哈露与他闹离婚，丈夫说自己很有文化，可以教会她很多东西，哈露说：“文化！我不会自己去图书馆吗！我要的是一名男子汉！”丈夫终于羞愧自杀。 [4]

1967年出版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 ），主角是一个犹太人，他一生对女人没有办法，青少年阶段在过度手淫中度过。他努力地去符合“妈妈最乖的小男孩”（mommy’s best little boy）这个理想，但并不成功，因为他对教外女子感兴趣。最后，他去以色列朝圣，为自己的犯规进行忏悔，遇到了一位中意的犹太女子，但在将发生性行为时，却出现性无能。

1969年的《蜜月杀手》（The Honeymoon Killers ）乃根据真案改编：1947—1949年间一对情侣罪犯，男犯经征友介绍俱乐部狩获中老年女人的“寂寞芳心”，骗婚、诈财，甚至杀人，女犯则冒充其妹，从旁协助，并参与谋杀；后来两者皆被判处坐电椅。他们二人也是透过征友社结识，迅即臭味相投，成为犯罪伙伴。在真案里，女犯玛莎性生活很乱，产下一对子女，后来被她抛弃，以便与男凶犯在一起过刺激的人生。电影将史实做大幅度更改，将时代背景移到了60年代末，而剧情也被60年代化，剧中的女凶犯仿如《扼杀犯》中爱情生活匮乏的胖丑主角之女性版，因此一遇到男犯雷蒙便倾倒，她与雷蒙扬长而去，抛弃的则是妈妈。后者的造型是《扼杀犯》里的那个妈妈的翻版，她模拟小女孩的声调揶揄玛莎，在雷蒙第一次与玛莎约会时，还夹在中间，玛莎只好喂她安眠药，和以后玛莎毒杀雷蒙的骗婚对象的手段如出一辙，差别只在分量。当玛莎弃妈妈而去时，妈妈从门口一直吼到二楼的窗口，完全像《扼杀犯》中的那个儿子稍微迟到就被她骂个狗血淋头的恶毒妇人。纵使美国人尽量将母亲塑造成“慈祥”的反面，如此没有爱心的造型也着实太漫画化了。 [5]

1969年制作的《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 ），得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奖。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这部电影似乎首次暗示母对子的性侵。故事说一个青年从南方小城镇到纽约当男妓，想靠富婆吃饭，到后来则沦落为被男人玩的“相公”。电影里浮现他回忆中的过往人生，是一些不连贯的片段，没有什么条理，但足够暗示美国观众他曾受性侵。这些不连贯的掠影包括：他童年时替妈妈按摩背脊……妈妈血红的嘴唇强吻他的脸……小孩子盛怒之下把一面镜子砸烂……少年时代的他黑夜里于偏僻场所与女朋友在汽车中脱个一丝不挂、正在发生性行为，一大群人围上来，女朋友赤条条地奔进一间废屋，终于被多人按倒在地，他则在外头，也光着身子，被另一群人把他屁股朝上地按倒在车头上、扒开两腿……他显然被鸡奸，但意象忽然变成小时候妈妈在打他的屁股，再变而成妈妈用一根洗肠的管子捅进他的屁眼……妈妈，一个到了停经期的女人、母狗一样的嘴脸，在一口一口地咬着巧克力……

威利在1942年已发出如下的悲鸣：“美国的女人是把男人强奸了，可惜不是在性方面，而是精神上的强奸。” [6] 美国的漫画文学曾创造了宇宙间的纯阳男子汉（He-man of the Universe），为了强调他是百分之百的男人，在man之前还冗赘地加一个He。确实令人惊讶，产生超级猛男的土壤居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被女人长期加害的编年录。

[1] 中译本一般译作“护士长”，但克西的用意是比附奥威尔的极权主义梦魇《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The Big Brother），因此我译作“大护士”较为恰当。

[2] 1991年，演杀手的罗德·斯泰格尔（Rod Steiger，1925—2002）接受访问，谈及这部电影，承认把角色演得逼真，可能与自己心理上也有一点仇母有关：在童年时，酗酒的妈妈在圣诞节没有回家。

[3] 在真实的案件中，是他有可能被剥夺会见八年未见的幼弟之机会。

[4] 这段戏码把“有文化”和“性无能”扯上关系，而体育与喧哗则和雄健性等同。一份同时期出版的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视初级学校对学生灌输“社会上女性角色的因袭版本”，于是连听老师讲课也予以“性别化”，说成是“被动和没有男子气概的”（passive and unmanly），跟着悲叹全国只有2%的中学生享有每周五节体育课程。详见Patricia Cayo Sexton,The Feminized Male:Classrooms,White Collars&the Decline of Manliness（New York:Random House,1969）,pp.167,177,178。

[5] 此片由指导生兼助理黄靖松先生提供。

[6] Philip Wylie,Generation of Vipers,p.188.

8.从文娱的“样板戏”到学院的“总路线”

当时美国式叙事，如描绘心理不平衡的野心家，也必加进一点“妈妈”因素，方能塑造在观众眼里可信的人物造型。1962年由理查德·贝斯哈特（Richard Basehart，1914—1984）主演的《希特勒》（Hitler ），把这个野心家描写成身心不健全的半个男人——借故事里希特勒的医生之口，说明他患有“恋母狂、自大狂、性无能”。他迷恋外甥女，但在她身上看到的尽是妈妈的影子，他无法占有她，当外甥女要离开时，希特勒就令手下把她杀掉。他在情妇伊娃·布朗恩（Eva Braun，1912—1945）面前也不能进行性事，痛哭流涕，说无法摆脱妈妈在心头的阴影。他的末日来临时，情妇前赴柏林地下碉堡，与他共死，希望换取“希特勒夫人”的头衔，希特勒一听勃然大怒，狂吼：“只有一个希特勒夫人，她就是我妈！”

1964年由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编剧的电影《最佳人选》（The Best Man ），描写美国某政党总统提名大会幕后你死我活的斗争。其中一位候选人呼声最高，囊括代表最多，党内曾任总统的元老也准备在大会上致辞荐举他。但他野心过甚，盛气凌人，先把这位元老给得罪了，结果大会就从原本内定人选变成公开竞争。他又不择手段，想用挖人隐私的办法，迫最强的一位对手退出。对方的助选员只好回击，把他从前服兵役时有同性恋嫌疑的记录抖了出来。但他的对手不愿意和他手段一般龌龊，索性把自己的代表票给了第三者，让他们两人都落选。故事的人物造型是美国文化符号学的产品，它透过简单的几笔勾画了一个具可信度的人格：一个野心政客，表面上做事当机立断、专心一意达到目的，这是党内元老最初看上他的原因；但他心胸狭窄、四面出击，失诸理性判断；除了曾有同性恋嫌疑之外，他“不搞男女关系”，来自南方，在竞选期间，让妈妈上电视接受访问，表示他对妈妈很好。看来，他盲目的攻击性（过分夸张他的阳刚），似乎乃心理上的补偿作用。 [1]

1964年的电影《罗马帝国沦亡录》（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其历史背景是贤君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驾崩，乖戾的康茂德（Commodus，161—192）继位，使帝国开始走上衰亡。康茂德仇视他的爸爸，每一步措施都把先君辛苦建立的基业搞掉。有一段情节，是他姐姐责备他愧对亡父，他则指着亡母的大理石像，骂他姐姐在妈妈临终前对妈妈不孝。他姐姐露西拉（Lucilla，148/150—182）是与爸爸认同的，因此为人正派、深明事理。这里有深微的暗示：康茂德的暴戾乖张，与背离爸爸的楷模、与妈妈认同有关。

获2000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角斗士》（Gladiator ） [2] 故事是同一个历史背景。虽然前后两部电影里的正派男主角——利维乌斯（Livius）和马克西谟斯（Maximus）——都是虚构的，但奥勒留、康茂德和露西拉等历史人物在两个故事里都出现。与那部60年代的先驱一般，《角斗士》里的康茂德也是变态者。有一个镜头拍他羡慕地凝视正在熟睡的外甥，并喃喃自语：“他知道自己是被爱护的！”言下之意，颇想变成姐姐露西拉的儿子。他和姐姐关系特别密切，近乎偎依，当他获悉姐姐和马克西谟斯合谋推翻他时，就开始发狂，一方面拿了宝剑要杀姐姐，另一方面则强迫姐姐和他成婚，以便能生下后代把这个皇朝延续下去。

对历史或政坛人物做这般解释，是文艺想象，还是学术性诠释呢？按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文类（genre）的归类都是人工的，它们的差别是表面的，归根到底都是叙事。同一种叙事出现在电影里，是娱乐；但把诉求对象改成求知的读者、写在学术专著里，由大学出版社发表，就变成严肃的科学研究。下列数例足以证明“娱乐”和“学术”这两类叙事的界限基本上化为乌有。

1960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重新引介内森·莱特斯于1953年发表的《布尔什维克研究》（A Study of Bolshevism ），把列宁对“积极性”的过分强调进行精神分析，认为这是他对“潜伏的同性恋”（latent homosexuality）做出的一种心理防御。 [3] 如此研究共产主义的确别开生面，但也透露美式思维万变不离其宗，总脱不了“性”。

196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日本史专家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1883—1965）的《日本通史》（A History of Japan ）。第三册里论德川幕府第五代大将军德川纲吉的那一章，是如此开头的：“既然纲吉受他妈妈的影响很大，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一些异常之举，不妨以交代这位异常的女人的一生作为本章的序幕。”纲吉的时代刚好是德川朝的鼎盛期：多姿多彩的元禄时代，但也由于他的挥霍过度，造成幕府首次财政危机，为日后走向衰微之先兆。就事论事，纲吉一代乃德川朝的最高峰，过了高峰自然开始走下坡，说不上好坏。史家桑松说纲吉在他母亲影响下，奖励汉学研究，提倡佛学，颁布保护动物的法令，都是昌盛文明的措施，并非不良影响。但纲吉在保护动物法令方面出现了“异常的”乖张。“一位真言宗的僧人对纲吉进言，说他无男嗣乃由于前世曾杀生，因此他（或许是他的妈妈）遂决定必须致力于保护动物。”他是狗年生的，因此又特别保护狗。但在纲吉“戒杀生”的法令下，一位学徒伤害了一条狗，却被处死，人类必须尊称狗为“御犬样”，狗群充塞街道，令江户市政府束手无策，唯有在郊外盖狗的庇护所，浪费纳税人的钱，用白米饭和鱼干供养5万条狗。 [4]

受了当时仇母的标准叙事之启发，埃及学家唐纳德·雷德福（Donald Redford，1934—）亦开始修正对阿肯那吞法老（Pharaoh Akhenaton，前1353—前1336或前1351—前1334）的传统看法。历来，学者视这位3000年前从事宗教改革的法老为人类史上最早提倡一神教者，乃摩西的先驱。雷德福则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并强烈暗示他是“相公”。雷德福如此悬想：阿肯那吞可能是在他妈妈影响下长大的（这种猜想比桑松更无根据），因此仇视爸爸，冀图把爸爸建立的那套体制搞垮。他这个成长背景，使他拙于国际外交与国防战争等“男子汉”事业，造成帝国的危机，却精于诗歌艺术等女性化兴趣，而他的所谓“宗教改革”不过是一场非理性的白日梦幻。雷德福似乎怀有基督教偏见，绝对不能把一神教的源始算作一位“相公”的贡献，于是就把阿肯那吞提倡的一套当作“无神论”看待。从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对埃及提出抗议的一封外交文书中，雷德福找到阿肯那吞心智失常、行为乖张的证据：阿肯那吞奉阿吞（Aton）为唯一的神，阿吞是太阳之光，为了直接接受太阳的恩泽，阿肯那吞膜拜太阳的典礼都在无遮盖的光天化日底下进行，并要求赫梯的外交官参加，导致他们中暑。 [5]

1965年，美国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Moynihan，1927—2003）对国会提出的报告，是官方对黑人社区调查的总结，立论根据当时的社会科学，而非印象之谈。该报告把黑人贫民窟看成“病态丛集”（a tangle of pathologies），主因是压倒性的“母权”造成黑人家庭的解体：它导致高度的少年犯罪、婚外生育以及失业。 [6] 这种说法显然又是将家庭功能之丧失归咎于妈妈。黑人贫民窟的家庭之所以母权压倒一切，主要是爸爸毫无责任心，在生下一大堆小孩后，烦厌地弃家出走，孩子只能跟妈妈，而妈妈多半靠卖淫为生，在吸毒中度过日子，由这样的妈妈带大的孩子，多陷入少年犯罪一途，不是贩毒，就是当龟公、靠女人吃饭，他们与女人姘居后，亦多半会重演爸爸的行为模式，生了一大堆小孩后，弃家出走，变成恶性循环。但政府官式报告里集中攻击“母权”，显然跳不出当时的仇母主义“总路线”。

这份报告是在印证第五章末列举的美国性别教条第9条：“男性暴力、犯罪、不良行为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许多男人需要对他不牢靠的男性化意识做出补偿。”以及第12条：“黑种男人在性别角色认同问题上特别脆弱，因为爸爸缺席率特别高，在黑色人种里缺乏良好的男性角色楷模。”

[1] 这个人物素描似乎遵照第五章末美国的性别教条第3条：“外表过度男性化往往指示：那位男子对其内在的男性化是不稳当的。”其特征也有类法兰克福学派的《权威主义的人格》一书所说人格内如有“异化于自我的女儿性”（ego-alien femininity），即呈现下列诸般“假性男子汉特征”（pseudo-masculinity）：过分炫耀决心、活力、勤奋、独立、果断、意志，不愿意处于被动——亦详第五章。

[2] 台译《神鬼战士》，港译《帝国骄雄》。

[3] 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revised edi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5）,p.330.内森·莱特斯是附录一、二中提及的中国国民性研究计划的成员。

[4] George Sansom,A History of Japan,1615—1867（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30-134.

[5] 雷德福的观点取自Robert Redford,Akhenaton:The Heretic K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他开始发展这个观点，则在20世纪60年代，见其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the Eighteenth Dynasty of Egypt:Seven Studie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7）。

[6] Daniel Patrick Moynihan,The Negro Family:A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1965），转引自Joseph M.Hawes,N.Ray Hiner,eds.,American Childhood:A Research Guide and Historical Handbook（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5）,p.551。

第九章　战后女权意识的初步：杀母

楔子

本章探讨从“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文学与电影里女性对妈妈之否定，痛斥其为传统“贤妻良母”角色楷模的传送带，但在攻击妈妈懵于基督教的性压抑、非理性以及对子女掌控方面则基本与男性的杀母雷同。然而，“杀母”的行动体（agent）既然从儿子变成了女儿，则必须另辟篇幅。至20世纪末泛滥成灾的“多重人格分裂症”的话语亦于这个时期初露头角，但病例多为女性，起因也全部归罪于妈妈，和80年代中期以后“多重人格分裂症”散见于两性，而且主要归罪于爸爸颇为不同。这些时代特征使历史学家得以切割出一个“女性杀母”的时代，让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岩层重见天日。

1.“杀母”作为一种共识

战后美国的新女性也追赶上美国男性成长的“分离与个体化”模式，视“杀父杀母”为反抗权威、摆脱小辈地位、在心理形势上同上一代扳回平手的必经手续。今日的女性主义观察任何事物都得透过“性别”角度，在20世纪末年趋极端化，几乎把男与女看成两个不同的物种。但是，在美国人把个人当作“主权国家”般捍卫上头，笔者偏偏看不出有什么性别差异，60年代战后女权起步时如此，今日亦复如此。顺着这种“分离与个体化”逻辑，势必把两性的鸿沟夸大如同交战国，但这何足怪哉！敌国心态早已存在于两代之间。

只要“性别角色认同”教条仍具支配力，即使美国的新妇女也会扬弃恋母的男子——他们是被“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淘汰出局者，除了妈妈之外对其他女性毫无用处。新妇女也会对这种男子说：“你和妈妈之间做个了断之后，再来找我。”在80年代中期，同性恋的泛滥已相当明朗化，礼品店出售给女性用的一种咖啡杯子，上面列了三个项目：希望我约会的男子，第一不是已婚者，第二不是恋母者，第三不是同性恋。

今日美国同性恋势力的急剧上升，已动摇了性别角色教条的权威性，换而言之，人们已较少感受20世纪中期那种“男人必须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必须要有女人的样子”的压力，但反抗父母仍然天经地义。因此，今日的女同性恋者虽然与男人没了瓜葛——他恋母、杀母不关卿的事！——但搞女同性恋也是一种叛逆，与“杀父杀母”休戚与共、战线统一。简言之，一个人如果被上一代“阉”掉，在美国会被当作“人权被剥夺”，这种事会受到所有人声讨。因此，不论是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在与上一代分离方面并无歧见。

此外，男性的杀母幻想把传统的母亲角色“杀”掉，对根本不想当母亲的新女性来说，乃正中下怀、求之不得。她们在男性已培养的舆论基础上，进一步把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予以彻底否定。在80年代晚期，我听一位美国女教授演讲美国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在发问期间，我指出美国文化里广泛弥漫“杀母”意识，似乎在人格成长程序中就设计了这种暴力。没料到女教授回答说：“把妈妈‘杀掉’不是很好吗？如果把妈妈放在神座上膜拜，等于是把女性限死在牺牲者角色里！”

按照这个逻辑：搞母亲崇拜，男性即无须对女性用直接暴力，而是把它制度化了，亦即是要求女人当“司爱女神”，让她自己对自己施暴力、成全别人。如熟悉东亚民族的母亲崇拜，会感到此乃一针见血之论。但美式思维漏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东亚文化期许母亲当“完人”的幻想虽然猖獗得很，却同时赋予她至高无上地位和不受挑战的权力，以致妈妈笼罩了中国人意识的每一个角落。美国人的问题出在：男性对来自这个方向的威胁已经有了警觉，女性如无其他伸张之道，光凭当母亲，非但不会被放在神座上，反而会变成众矢之的。这或许说明美国女权运动为何特别发达。《母亲死结》（The Mother Knot ，1976）一书的作者简·拉扎尔（Jane Lazarre）说母亲全日操劳，非但没有工资，整个人生是献给别人的，“到头来却被既把她们偶像化又对她们口诛笔伐的社会夺走了自尊，最近又遭妇女运动的声讨” [1] 。说穿了，美国战后妇女解放走的路子就是舍弃母性化的溶解人我界限（当“司爱女神”，用施予的方式赢取男人），而去模仿男性的“分离与个体化”理想（独立自主，用暴力捍卫自己的疆界、地盘）。

美国的“个人形成”程序既然用暴力去象征，女性在以“杀母”作出发点后，势必走上“杀夫”之途，最后则以“杀父”为水到渠成的终局——这个步骤刚好把男性从杀父开始的“成人仪”程序颠倒。的确，男性的“国王必死”构思是为了继承父权，新女性的“杀父”则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父权社会，是与男性权力较量的棋局上最后的将军一着，但这超越本书讨论的范围。在本章里，我只谈她们在战后走出的第一步棋。

[1] Jane Lazarre,The Mother Knot（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6）,p.162.

2.妈妈对女儿的宰制

前章里细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杀母幻想的“经典著作时代”，这种对妈妈的疯狂进攻都出自男性立场。但男性“杀母”除了害怕性别角色的倒错之外，也有下一代对上一代造反的意义，因此，在“杀母”之余，才会平行地从事“杀父”，亦即在认可爸爸是自己的角色楷模的基础上进行“彼可取而代之”（详见附录三）。如果杀父杀母的题材透露的不只是性别矛盾，亦反映代间冲突，理应也会生产描述母女矛盾的作品。只不过数量较少，遭忽视而已。

在“二战”期间（1942年），好莱坞已经制作了《扬帆》（Now ：Voyager ）这部电影，描述女儿摆脱专横的母亲宰制，寻求自己的幸福：母亲在晚年才生下夏洛蒂，责怪她不该生下来，常常贬损她，让她的自信心荡然无存。她切断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大龄未婚，幸好她遇见一位心理医师帮助她重建自信心，恍如脱胎换骨。首次走向社会的她参加了南美洲海上漫游，在船上认识了建筑师杰利，两人心心相印，惜乎男方为不幸福的婚姻所困，两人的关系无法开展。夏洛蒂回家后与母亲发生抗争，后者因此心脏病发而死，夏洛蒂心怀罪恶感而再次进入疗养院，在院内她结识了杰利的女儿天娜，她帮助天娜康复、重获幸福，但恪于当时的电影检查的尺码，故事不便提倡破坏家庭，因此到最后，夏洛蒂与杰利的关系保持在发乎情止乎礼的层次，女主角最后一句话变成名言：“得陇莫望蜀！（Don’t let’s ask for the moon-we have the stars！）”

在1942年的大众文化里，描写母女冲突还不普遍，《扬帆》的重点仍放在个人如何重新寻回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乏凭贬低别人而建立自身优越感的人，每个人在人生的路途上总会遇到这样的人、情景、场合、环境，紧要的是凭重建自信心而寻回自己，像夏洛蒂一样由一副自卑、自嫌、忧郁的寒酸相变成优雅的淑女。片名来自惠特曼（Walter Whitman）的诗句：“航行者啊，现在就向前航驶，去寻觅并发现（Now voyager，sail forth to seek and find）。”

美国大众文化认真地聚焦于母女冲突是在“二战”以后。1951年的好莱坞出产了一部《坚挺、快捷与美丽》（Hard ，Fast and Beautiful ）。故事说女儿有打网球的天分，被妈妈操纵变成国际网球明星。开始时，女儿很乖，任何事都听妈妈的，她的男朋友逼她在婚姻与网球事业之间选择其一，女儿还是顺从了妈妈，前赴欧洲参加国际赛。但妈妈的动机其实很自私，她丢下丈夫在家里，陪了女儿的男经理人，一同掌握了女儿这棵摇钱树，到欧洲去住大旅馆、见大世面，还利用女儿的名声搞不正当的钱，替自己买貂皮大衣。妈妈肆意满足自己的虚荣感，女儿则丢了男朋友，心里越来越苦闷。最后，女儿在赢得国际赛冠军后，就不理会妈妈，回去跟男朋友结婚了。

这个故事，在女儿摆脱妈妈控制方能从事异性恋这件事上，有“成长”的意义，但其中也有抬高父权、压倒母权的话音。因为故事把爸爸描写得很通情达理，他从来不强迫女儿去做不称心的事，有一幕他病重，妻子从欧洲赶回来，被他在病榻前训斥了一顿，一语道破她的“自私自利”——这幕与中国“文革”样板戏里正确路线化身的干部“教育”犯错的干部异曲同工。睿智的爸爸和乖张的妈妈之对比，在当时的作品里是相当标准化的桥段，在前面分析《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和《热昏》时已曾指出。

但女儿的男朋友强迫她放弃事业之际，吹须瞪眼、态度恶劣，却不算“自私自利”，反而被理解成“爱情”，是女儿的“合理”归宿！因此，故事里女儿最后摆脱自私、寄生的妈妈，建立所谓自己的人生，仍然是结束事业、埋没才能，依靠男人。这部电影虽由女导演爱达·卢皮诺（Ida Lupino）监督，但显然是战后女权意识还没复兴前之作品。

将它放在该时代的语境里，上述故事也具批判“阳具型女人”的效果。的确，这部电影与《有关夏娃的一切》和《天生就是坏》在同一年面世，不过这一次是把这个批判包装在代间矛盾里面罢了：它指责妈妈不安本分的“阳具愿望”导致家庭功能失常，并横亘在女儿向往异性恋的“正常”人生途径之中。在1956年的《四个女孩的抵埠》（Four Girls in Town ）里，四名女子从外地来到好莱坞，争取一部电影中某明星辞演的角色，后来该名角又回来了，因此她们都落选，却各自找到了男朋友，其中一位面临与爱人结婚的前景却心境苦闷。原来她根本只向往爱情，是她妈妈在发“明星梦”并要求她代为实现，她才前来影城参加面试。但女儿无力抗拒妈妈，因此，当妈妈来访时，由男朋友出面，不客气地对未来的丈母娘说：“据说你住的明尼苏达州有千湖区之称，你何不挑其中一个跳进去！”这种强硬对抗是年青一代的独立宣言，预期会令美国观众大快人心。但女儿还得由男朋友出面、把己身从属于妈妈变成从属于丈夫，仍归女权意识还没复兴前的思想感情。

1959年的《畸恋》（A Summer Place ）则把那个令人讨厌的妈妈从“阳具型”换成无可理喻那一型。她缺乏和男士们在“公共领域”中抗衡的那种拟男人理性，而是思想盲塞、心灵幽暗的家庭主妇一型。她在言谈中排斥犹太人、歧视黑人，常令共进晚餐的家人和朋友们尴尬。并且她狂信基督教，已长期躲避性事。故事开始时，是丈夫陪同她和女儿到一处避暑的名胜区去探访另一对夫妇，女儿与该家的男孩互相产生了好感，原本是两小无猜，但有一次两人在海滩上逗留过久，因避暴风雨而晚上无法回家，翌日回来，女孩的妈妈就马上招来医生检查她的处女膜有否破损，大家都不以她的作风为然，女儿尤其感到受了侮辱。这种妈妈谁吃得消？女儿终于离开了妈妈，和她的小伙子谈恋爱，而女孩的爸爸则和男孩的妈妈重续旧缘。至于男孩的爸爸，倒也通情达理，蛮支持年轻人谈恋爱，他的毛病在酗酒，因此妻子才离他而去。最后被大家避之大吉的是那个非理性的妈妈。

在这个将妈妈丑化的例子背后，其实是另一种现实。美国传统的家庭分工让爸爸当儿子的角色楷模，管教女儿的职务则落到妈妈身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性解放的革命已箭在弦上，女儿反抗妈妈的压制振振有词，例如说上一代思想陈腐，把健康的性事想象成肮脏的，等等。50年代的电影也开始盛行少年男女在沙滩上邂逅，半裸地嬉戏追逐的场景——经此提倡，至今天它已成为一种标准化和形式化的叛逆姿势，虽然脱得比从前更露，实无伤大雅。问题比较严重的倒是未成年少女的怀孕率急剧上升，在某些州（例如90年代的马里兰）达十分之一。

《畸恋》里的妈妈，可归入本书第七章中分析的“缺乏爱心”那一个谱系。她以自我为中心、作茧自缚、心灵堵塞，所作所为全不顾及子女的自尊。属于同一个谱系的是同一年面世的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详见第七章），里面的妈妈见到儿子为了安慰妹妹而拥抱她，就诬指他们乱伦。在美国心理学化的话语里，这类坏母亲是因为情感作用内陷而根本不能施予爱，而在好莱坞反宗教的传统里，又多少会暗示基督教压抑肉欲的不健康心理。

在1962年的电影《玫瑰舞后》（Gypsy ）里，又重现妈妈在女儿成名后还想控制女儿的事业、引起母女冲突的情节。该故事是根据名脱衣舞后吉卜赛·玫瑰·李（Gypsy Rose Lee）的传记改编，可能反映真事。50年代的香港电影界，也不乏寄生在女儿身上的“星妈”。在东亚文化里，长辈对小辈的余威仍存，这类事情无疑更常见。1991年，日本的清纯少女宫泽理惠拍裸体写真集，轰动一时，就是被妈妈摆布的，而妈妈则变成她的经理人。

演吉卜赛·玫瑰·李一角的娜塔利·伍德（Natalie Wood）在1966年的《这份财产已被征用》（This Property is Condemned ） [1] 中又演被妈妈当摇钱树的女儿。该部电影由田纳西·威廉斯的独幕剧改编，背景是南方乡下，故事里妈妈要女儿“报恩”，以“贴补家用”为名，把她当货物般典押给一名中年男人换取金钱，在女儿逃出生天后，妈妈愤于控制权的旁落，追寻到来，用中伤手段拆散她和意中人的理想姻缘，最后导致女儿伤心死亡。

在这里，谴责的仍然是妈妈夺走了女儿该属于男子的那一份生命。女儿和妈妈的冲突，仍是去印证摆脱了上一代方能在同代间进行“异性恋”的信条。在西方，这个信条可以上溯至格林童话里的腊潘彩（Rapunzel）——长发公主的故事：一个女巫领养了一个女孩，在她青春期来临的前夕，女巫把她禁闭在高塔上，没有门，塔顶只有一面窗，第二者唯一能上去之路，就是攀沿着她那头垂到塔底的秀发爬上来。一名王子即用此法频频和她幽会，后来，他们终于摆脱了女巫而成亲。由这个原型启发的故事是下一代造上一代的反，还未轮到女人造男人的反。

[1] 网络上的译名是《蓬门碧玉红颜泪》。

3.“母亲”角色与“女人”角色的抵牾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重新抬头。它从战前的争取妇女投票权发展到要求妇女也能进入“公共领域”，和男人同等待遇。60年代不同今日，同性恋解放虽然已在酝酿，但还没成为“革命”主流，批判“父权社会”已在进行，但大部分争取就业平等的妇女仍属异性恋的信徒，尽管理论上批父权，在现实生活里却不能没有情人与丈夫。既然主要的斗争在进入“公共领域”，首当其冲者仍然是主掌可憎的“家内领域”的妈妈。

60年代女权理论家讨论两性关系，仍承袭40年代以来的“阉妈论”。例如，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发表《女性秘方》一书，批判传统观念把实现“女人天性”的场所定死在家庭里，其论点是：如果女子人生视野狭窄化，对两性成长皆不利。弗里丹说：将一己潜能局限在传统“女性角色”内的女人是不成长的。男子一般把心思投向外面的世界，被困在家中的女性就“命中注定将生命的大部分花在性幻想之上”。但女人是“性动物”的神话是一个难于实现的理想，使她们日益感到自身女人味道不足，同时，她们的需索频频，对心外向的男人亦造成一种压力。弗里丹预测：男人对困在家中的妻子的怨怼，势将取代长久以来对宰制性的“妈”之仇恨：

男人的这个愤恚，肯定来自对寄生的女性之难以平息的憎恨，因为这样的女人阻碍她们丈夫和儿子成长，使他们也沉迷在性幻想的病态之中。事实上，男人已开始被从更广大的现实世界拉回到发育不全的性幻想世界里，而后者正是他们的女儿、妻子、母亲一直都被迫在其中寻找自我实现之场所。 [1]

弗里丹的“女性寄生论”，继承的仍然是门肯和威利的“美国式灰姑娘童话”论述传统（详见第四章）。弗里丹的创新在于，把这个束缚女性人格成长的紧箍咒讽称为“女性秘方”：

所谓女性秘方一直是用女人味的名义歌颂并延续一种被动的、儿童式的不成长，由母亲传给儿子，也传给女儿。男性的同性恋者——以及男性的大情人，这类人拼命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其冲动往往来自潜伏的同性恋倾向——与女的性爱追求者一般，都是彼得·潘（Peter Pan），永恒地童稚化…… [2]

她的说辞基本上与当时的心理学、大众文化、威利的仇母哲学，以及田纳西·威廉斯等人的文艺作品合拍，尤其印证后者在《夏日痴魂》里妈妈将儿子“从更广大的现实世界拉回到发育不全的性幻想世界里”之命题。在写下列引文时，谁能担保弗里丹脑中没闪现薇奥拉·维纳布尔（Viola Venable）和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的悲剧？

妈妈在同性恋［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由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家们指出。但那些把儿子搞成同性恋的母亲，通常并非是与男子在世界中竞争的“解放”女子，反而是女性秘方的典范——一个透过她儿子生活的女人，她的女人味是用来勾引儿子的，她使儿子如此依附她，以致儿子永不能成熟地去爱一个女人，也不能靠自己应付成人的生活。他喜欢男人，正是为了掩饰他被禁止的对母亲之畸恋。他对所有女人之憎恨与嫌恶，则是对一个令他不能变成男人的女人之反动…… [3]

在这里，弗里丹除了反对把女人局限在传统“妈妈”角色内，还抗议美国的性别定型把女人变成“性动物”，要求女人去符合这些狭窄的定型乃万难的苦差。女人无时无刻要保持“女人味”，就必须整天发挥性感，结果就整天沉溺在不成熟的性幻想中，而不能像男人一样发展个性、头脑、事业。更离谱的是：被社会要求整天发挥“性感”的女人，又被社会要求只耽在家中当“妈妈”，而丈夫身为男人又必须心向外，其势必导致乱伦的倾向（“她的女人味是用来勾引儿子的”）。

有必要对东亚读者解释一下：美国人所谓的“女人味道十足”，并非常使人联想起“东方女性”的那种文静、含蓄甚至腼腆，而是径直的“性感”（sexy），是大竖特竖和男性两极化的女性特征，例如：乳房。美国说得上是当代最崇拜乳房的文化，在美国的文化表象里女人乳房的意象几乎无所不在，而美国妇女花在隆乳手术上的消费也压倒一些非洲国家的国民所得。美国大众文化理想中的女性乳房，其庞大的程度一般比欧洲人的要夸张几号，而且像两个绷紧硬挺的气球——这样的乳房与母亲哺育功能无关，该属于弗洛伊德派所谓的“阳具型乳房”（phallic breasts），换而言之，富有攻击性。因此，在美国性别理想里相对男性“主动”的所谓“女性的被动”，在性意识不至于如此弥漫的东亚文化里就根本不算被动，而简直是一种性的伸张（sexual assertiveness），亦即是用露骨的肉感和性感撩起、配合、呼应男人的性进攻。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女人味道十足的典范就是“性女神”（sex goddess）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

弗里丹对美国这种“性别角色认同”的教条提出了抗议。这个要求男女两极分化的教条，既然在漫画文学里滋生“纯阳男子汉宇宙之主”（He-man，Master of the Universe）一类的幻想，亦必责成妇女的终极理想是成为“性女神”，所谓女性化之“秘方”亦在此：唯有双方皆如此极端化，才方便在异性恋罗曼史中摩擦出火花。男女双方是“赢家”还是“输家”，甚至健康与否，都以此为标准。如美国男性产生危机一般，“自身女人味道不足”也变成美国妇女的一种心理压力，常令她们把本身是否“性感”当作自赏的准则。

我70年代初抵美，从台湾来的女生处听闻：她们的美国室友常因周末没有男人约会而一个人躲在宿舍中哭，因为“得人望”的女孩子都有约会。在这个压力下，男方第一次约会就要求上床，女方几乎不能拒绝，否则就没有下一次。当时，美国的“性解放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但也演变为“性解放压力”。

美国女人这种恒常对自身是否“性感”的过敏，与女人当母亲的角色能协调否？世界各地传统的陋见是母亲形象里不能含有一丝一毫的“性”，虽然生育是必然经过“性”。典型的去性的母亲就是天主教的耶稣由圣母无性怀胎信条（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拉丁民族文化里即流行“母亲与妓女”这两类对立的女人之母题，透露男性心底的两种需求。 [4] 现代美国文化将这两个定型取消，妈妈与子女两代彼此都可以有自己的性生活、河水不犯井水，对承认人是有血有肉者无疑有功。另一方面，人格里必须有“性”的内容也成为一种强制作用。在中国，儿子成了年仍可以和妈妈很亲，因为双方来往的焦点是在照顾“吃食”、关怀身体上头；在美国，母子太亲近很容易会被联想到乱伦。

说穿了，与乱伦的威胁相比，更根本的是“倒胃口”的联想，反正两者都牵涉性，是一物的两面。在美国的大众文化里，已经出现过太多次的描写，把来自妈妈的威胁形象化为停经期妇女对男性的骚扰：她的体态令人发噱，她的化妆夸张得像小丑，连她的声音都是噪耳的。没有比这个大众娱乐的形象更能突出美国“女人”与“母亲”角色的不协调，也没有比这个性欲化的妈妈形象更横亘在美国人的母子之间。自然，也没有比这个更能道出在美国身为人母没有什么地位与尊崇，到了年老色衰仍得靠勉强支撑“性感”来保有一点自赏。这是对女人特别苛刻吗？还是说所有个体都得靠自身维持魅力，不能期待他人的优容，因为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设想的，而在一个崇拜青春活力（尤其是性力）的文化里，不论男女，垂垂老去者都是出局者。

[1] 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63）,p.265.

[2] The Feminine Mystique,p.271.

[3] Ibid.,pp.274-275.第八章里有对《夏日痴魂》一剧的分析。

[4] 1973年的一部法国电影La maman et la putain即以此为名。意大利名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1963年的电影《八部半》（81/2）亦围绕着这组意象。西班牙人遇别人问好，反应感觉良好至极的粗鄙俚语是“de puta madre!”（“好得婊子成了老娘！”），这和世界各地都盛行的侮辱别人的娘是婊子不是一回事，后者是诅咒别人身上发生坏事，前者似乎乃两种对立需求获得统一、出奇地好之谓。

4.“妈妈/家庭主妇”的病态学

至于弗里丹所谓困在家里的女人无所事事，就会发挥她的“性感”勾引儿子，则是反映战后美国富裕的消费社会。当时，住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都开始有替代做家务的各种器械，主妇成为悠闲阶级。 [1] 弗里丹悲叹闲来无事的妇女“结果就整天沉溺在不成熟的性幻想中”。与弗里丹共年代的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 ，1967）中就有很生动的勾画：性苦闷的罗宾孙夫人（Mrs.Robinson）勾引朋友的儿子——比她年龄小一倍的小男人——与她发生性关系。美国妇女争取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条件底下解放，和同期的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可以相提并论吗？

弗里丹的名著冲击了性别角色论，却不能全面摆脱它，而且保留一丝清教主义余韵。她似乎仍得把性幻想泛滥、彼得·潘情结（Peter Pan complex，指情感不成熟、同时搞多个但都很肤浅的男女关系）和同性恋都当作“不得救者”的表征。美国式的成熟人格其实是就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一男一女关系而言，也是《圣经》中上帝要求个人成长后必须摆脱父母去完成的异性恋婚姻。 [2] 蜻蜓点水式的“彼得·潘”则与同性恋一般，乃心理上无法进入有深度的异性恋之病状。按照这种逻辑，男性的同性恋者、用众多异性关系来对自己证明不是同性恋者，和作为“女人味”十足的“性动物”的女性，都代表不成熟甚或堕落。

弗里丹带清教徒余味的对爱欲多样相自发倾向的镇压以及把性欲导入理性渠道之主张，与附录一中美国人对中国式人格的判词有相似之处，都在非难“前生殖器阶段”无堤岸无形状的性欲、幼稚的乱伦幻想、隐藏的同性恋倾向，以及对待异性恋欠缺成熟的心理资源，等等。 [3] 她批判传统的“妈妈/家庭主妇”角色也用上心理病态学，我们已不感到惊讶。前面已指出：战后的美国文化有过度心理学化的趋势，连反对妇女就业、侵入男性“公共领域”者，用的也是心理病态学术语，例如把不安于性别本分的女性称作“阳具型女人”之类，亦即把她们视作女性化的男人（同性恋者）之对称物。

美国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同性恋者与妇女一般，也开始进行主流化运动，抗议美国文化对他们的歧视。这两个运动有时会成为同盟军，也出现少数憎恨男人的“女同性恋”，但当时女权运动对男同性恋的态度仍然是暧昧的。1971年，当女权分子围剿“男性沙文主义猪猡”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时，女权理论家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1934—）攻击他是潜伏的同性恋，但好“摆异性恋的姿态”（heterosexual posturing），梅勒则回敬她一记，说她的头脑是纯男性的。 [4] 换而言之，米利特将梅勒讥为“相公”，梅勒则讽米利特为“阳具型的女人”。他们非但没有质疑性别角色的教条，而且用该教条对“性别倒错”的刻板印象为词互相攻讦。

弗里丹的论调完全配合美国历来对母亲的攻击。汉斯·塞波德（Hans Sebald）在1976年发表《大妈咪主义：美国的暗疾》（Momism ：The Silent Disease of America ）一书，在扉页上就题了两个名字，将弗里丹和威利并列，对他们致以敬礼。

[1] 第四章显示，威利在战时已指出这个趋势。

[2]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旧约·创世记》2：24）

[3] 这些现象到了第十三章处理的“多样相的变态”的名目下，统统变成了正面的事物。

[4] Harold Bloom,ed.:Norman Mailer（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p.167,109.梅勒正是D.H.劳伦斯的门徒。

5.炮轰“家庭主妇”角色

当时，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对“妈妈”的态度是毫不含混地划清界限。对美国的新女性说她“很像她妈妈”是一种莫大的侮辱。1979年，女权活跃分子朱迪斯·阿堪纳（Judith Arcana，1943—）发表了一份报告，根据的是对120名美国城市妇女的访谈，其中统计数字显示出：63%的妇女说“她们有意力图避免以母亲为女性楷模（…they consciously tried not to model themselves as women after their mothers）” [1] 。近期的一部女权著作《母女革命》回顾当年众多的新女性与“母亲”决裂，指出有势在必行的原因：“母亲们将她们女儿时代学会的一套重复在女儿身上。她们教导女儿变成像她们一般的女人，用取悦男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男性享有特权的世界里。” [2]

在战前已成名的女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1905—1984）在1969年回忆说：她对妈妈本人没有恶感，但看不惯妈妈在爸爸面前的奴性，并且对她狭小的女性世界产生幽闭恐惧：

妈妈似乎只做爸爸想要的事情，我们（指子女）过的却是妈妈要我们过的生活。她深切地想拖住爸爸，总是尽量地取悦他。但不论爸爸怎样地骂，妈妈总无法改掉一些古怪的习惯，这些怪习（的心理来源）弗洛伊德早已了然于胸。窗、门、炉灶像鬼魂一般地缠住她，在其前她会站立发呆达半小时之久，离屋外出时，她常坚持回到屋中去，而我们则不论哪种气候都得在外面等待她。 [3]

在当年，妈妈或许不愿离开家庭这个安乐窝，在其中她有大部分的掌控权，但在海尔曼这个解放了的新女性眼中，家庭主妇的领域变成了一个牢笼，而妈妈乃即使笼门打开了也已不懂得飞的笼中鸟。在她笔下，爸爸斥责妈妈“古怪的习惯”而她再顺从总是改不了，完全符合20世纪中期美国文艺作品和电影里频频出现睿智的爸爸批判乖张的妈妈之桥段。事实上，海尔曼这段回忆令人想起《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里的查理的妈妈（详见第七章）：天寒地冻并在刮风，她还在门外洗窗，让邻居看到她在做家活，以便炫耀自己是“贤妻良母”，而这个怪癖曾受过爸爸的指责。海尔曼的妈妈并无炫耀的动机，但整个人生视野固置在家内则一。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式的“理性”是否只能在男性化的“公共空间”中培养，而“家内空间”则是病态丛集的温床？这里反映的是对情感领域的极端不信任，纵使比中国人更计较个人的童年必须在有“爱心”的环境中度过，却又更焦虑地警惕不要受其迷惑而长期陷在它里头。这种对情感领域的极端不信任，总是将人间的条件都朝理性化方向集拢，那就是成人阶段的、个人主宰的、人我界限分明的、锱铢必较的、按章办理的、对簿公堂的公共领域。它充分解释了美国人格的“反思乡、反怀旧”的特色。 [4] 然而，把家内领域看作导致心理残废的场所——这种思想之所趋，就不只是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而是把对家庭的幽闭恐惧症扩散蔓延于全社会，导致今日的激进派鼓掌欢呼核心家庭的瓦解，以及让公共领域的法权关系全面侵袭家内的人情，把所有人际关系都法权化。这股倾向已从习以为常的夫妻民事诉讼演变到由男女约会产生的性侵刑事案件——对保卫隐私几近歇斯底里的美国人，却越来越多地要求国家机器介入亲密关系，这无疑是美国人最大的悖论、最深的讽刺，也是最牢的死结。

“家内空间”的负面化和传统妇女角色之遭轻蔑，亦表现在女权份子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1933—）自传式的《我的母亲/我的本人：女儿寻找认同》（1977）一书里。该书细腻分析她如何逐渐否定妈妈灌输的传统妇道，发展成一个更完整的人。她的角色楷模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一位“有自己风格，肯定自己，独立特行，以与众不同为荣”的姨妈。 [5] 她不便明说的倒是：她认同的其实是男性理想。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性文艺里大量流露仇母情绪。露西尔·克利夫顿（Lucille Clifton，1936—2010）的诗告诉我们，妈妈没有发展“自我”，也把女儿永远当作一片空白的小孩子，而且只懂得训练她做“女主内”的家务：

妈妈如果

有声音

她就只有一种声音

乖女

乖女

乖女

把房间收拾干净。 [6]

身为上一代女性的母亲，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当女儿性别认同的楷模，想把旧女性角色在女儿身上重演。为解放而奋斗的女性，必须冲出这个牢笼。米丽安·帕尔玛（Miriam Palmer）告诉我们：

在我母亲的空树干里

我睡过了漫长的严冬

现在是时候了，我将冲碎

融解中的积雪。 [7]

争取解放的妇女对母亲的仇视，其实是一种自我憎恨，因为她在母亲身上看到自己不想变成的模样，但妈妈已经是女儿身上无从铲除的部分，像一面自己不想照的镜子。雪莉·考夫曼（Shirley Kaufman）在《母亲们，女儿们》（“Mothers，Daughters”）一诗中，写女儿拼命想形成一个独立的人格，结果仍然是母亲的绝望状态之镜中反照：

她是残忍的，

似乎我的自惭形秽

在同时惩罚着我俩。

我们啃咬着彼此的

头颅骨。给我那属于我的。

我得把她曳回去，把我

窒息在她里面，她在我里面。 [8]

在《蛇发妖来当缪斯》（“The Muse as Medusa”）中，梅·萨滕（May Sarton，1912—1995）用古希腊神话的蛇发妖比喻母亲，凡人看了她的脸都会化作石头，但女诗人已经敢直视妈妈的脸，并把那上面凝固着的千载愤恨化为创作泉源，自然也化作为女权斗争的动力：

我把头转过来！（原来）是我的脸。

我该探究那凝结着的狂怒——

那秘密、自封、被蹂躏的地方啊！

我感谢蛇发妖赐予的这份礼物。 [9]

在20世纪80年代，女权理论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调头回顾，对当年女性普遍的仇母做出如下的评语：“妈妈恐惧症（matrophobia）可视作女人的自我被撕裂，想一了百了地清算掉我们母亲的全部枷锁，成就个体化（individuated）与自由，而母亲则代表我们自身之内的那个受害者（victim）——那个不自由的女人，那个殉道者。” [10]

前引《母亲死结》一书的作者简·拉扎尔记载当年她以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家眷身份接触法学院女生时心中产生的自卑，后者是“她们这一代妇女中最有成就者”，不用说“至目前为止抗拒了婚姻的牵扯，更甭谈为人之母”；大部分家眷选择留在法学院学生妻子联谊会里，“只有一小撮提起勇气参加［法学院女生的］妇女解放组织，面对比自己成功的姊妹们，心中充满怔忡”。 [11] 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就这样在妇女之间制造了新的等级、身份制与不平观，令为人母者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此情此景，令人想起1983年的电影《母女情深》（Terms ofEndearment ）中之一幕。

[1] Judith Arcana,Our Mothers’Daughters（Berkeley,CA.:Shameless Hussy Press,1979）,p.9.

[2] Elizabeth Debold,Marie Wilson,Idelisse Malave,Mother Daughter Revolution（New York:Bantam Books:1993），p.55.

[3] Lillian Hellman,“An Unfinished Woman”,in Susan Cahill,ed.:Mothers:Memories,Dreams and Reflections by Literary Daughter（New York:Mentor Books,1988）,p.113.

[4] 美国人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反历史，以为个人可以从历史中脱身，正如第三章中大卫·梭罗主张每一代都是新的亚当，将任何与过去有关联者皆弃之如敝履：“一代遗弃另一代的事业，如搁浅之舟。”我在美国居留多年，深深感到他们对“慎终追远”之全面否定，世上无出其右。

[5] Nancy Friday,My Mother/My Self:The Daughter'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York:Dell Publishing,1977）,p.225.

[6] 引自Karen Elias-Button:“The Muse as Medusa”,in Cathy N.Davidson and E.M.Broner,eds.,The Lost Tradition: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iterature（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0）,pp.194-195。

[7] The Lost Tradition: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iterature,p.196.

[8] Ibid.,p.197.

[9] The Lost Tradition: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iterature,p.204.

[10] Adrienne Rich:Of Woman Born（New York:Norton,1986），p.236.

[11] The Mother Knot,pp.51-52.

6.“史德福妻子”征候群

女性主义炮轰“贤妻良母”角色，粉碎“家庭主妇”牢笼的攻势，虽然用上了“杀母”成语，但归根到底仍是反抗父权社会的宰制。20世纪70年代对这个主题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陈词就是艾拉·雷文的《复制娇妻》（TheStepford Wives ），是小说，也是电影，于1975年面世。故事说一名妇女乔安娜拗不过丈夫，放弃了自己在纽约市的事业，全家搬入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宁静的中产阶级郊区。这个史德福住宅区太完美了，简直像乌托邦：每一个家庭都布置得干净整洁，每一个主妇都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子女全体都穿着整整齐齐，而女士们又都和蔼可亲得过了头。片中最令人震慑的场景是所有的家庭主妇都衣服光鲜打扮亮丽地推着购物车在超级市场采购的一幕。

但这个“和谐社会”乌托邦给乔安娜一种压迫感。她遂与志同道合的鲍比组织一个妇女读书会，在串门子召集别人参加时，闯入一家大门没关的室内，听闻得楼上妻子在大白天正与丈夫做爱，亢奋得连声叫床。这类过分戏剧化的表态在美国是一种笑话，麦当娜在一首歌曲中即挖苦女人伪装性高潮来取悦男伴。但在《复制娇妻》里，那位妻子除了叫床之外，还欢呼：“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国王！”这个读书会当然办不成：每当乔安娜要谈有深度的论题时，都被史德福社区的领导人迪兹（Diz）的老婆岔开去，变成谈料理，其他妇女也跟进，开始比较厨房地砖。

然后，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和乔安娜与鲍比还谈得来的夏缅，原本活活泼泼的，喜欢发挥自己打网球的才能。但有一天，乔安娜与鲍比到她家拜访，却发现她家后院的网球场正被挖洞、改建游泳池。夏缅说这是她丈夫的主意，但躲在背景里的丈夫并无发一言，反而由夏缅侃侃而谈，说出该改建游泳池的一番正确道理。更吓人的是：有一天乔安娜去找鲍比，发现她已经围上围裙在焗烤甜饼，而且眼神异常，乔安娜要和她说正经话，她却像坏了的唱片一般重复要招待她吃甜饼。乔安娜在外头到处与人说史德福社区隐藏着大阴谋，除了她的心理医师外，无人相信她的不经之谈。

该故事到了结局处变成恐怖剧。在一个电光闪闪的晚上，乔安娜的丈夫眼含泪水，似乎和她永别的样子，然后就到社区的会所去了——那是只准男士进入的场所，乔安娜跟踪了去，犯规地闯入男子俱乐部，发现社区的领导人正在等候她来到。他绰号“迪兹”，是因为以前曾在“迪士尼乐园”任工程师。如今他控制了这个社区，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将不安于“贤妻良母”本分的妻子通通换成机械复制人。当乔安娜发现她的机械人替身时，知道大限临头，但遇害前令她最不爽的是那个惟妙惟肖的替身之乳房比她本人的要来得丰满。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大众文化出现了表达“恐共病”的“攫取身体者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body-snatchers）的主题。“史德福妻子”的身体被攫取，却说明了美国人恐惧自我被外力侵夺已不限于共产党统治，而是发生在婚姻里。被复制的机械妻子之眼神空洞，原本也是反共电影中被共产党改造者的造型，说明美国的反共心理有比捍卫私有制更深的文化背景。其实，制作《复制娇妻》的70年代，反倒是大众文化渲染个人被大公司文化吞噬的年代。在1975年的《疯狂轮滑》（Rollerball ）这个故事里，未来的极权主义社会是被大公司统治的。但直接关系到《复制娇妻》者是1973年的《西部世界》（Westworld ）和1976年的续篇《未来世界》（Futureworld ）。前者描写一个迪士尼乐园式的度假村，在里面服务的机械人与真人一般无异，但被顾客欺凌久了，就起来造反，把他们通通杀死。在续篇里，度假村大屠杀事件的震撼已经淡下去，那家大公司又重起炉灶，盖了一个比原先更高科技的度假村，并邀请各国政要（包括一名苏联的元帅）来玩，但他们回去时，已经被机械复制人掉了包——这是大公司控制全球的阴谋。凡是“集体”都会对美国个体性（individuality）造成威胁：共产党统治、大公司、婚姻、家庭。事实上，一人以上的二人关系已可将人“非人化”。美国在2004年重拍了《复制娇妻》，但与1975年的原版比较，在两性权力形势的对比上却出现显著的变化。 [1]

[1] 2004年的新版在台湾译名为《超完美娇妻》。里面的女主角乔安娜已经不是姿色平平、在生涯上比丈夫略逊一筹的摄影师，而是既美丽又聪明、知名度亦响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完全把平庸的丈夫盖过：她已经是超完美的了，但非丈夫所能应付得了的那种“完美”。新版也把旧版过了时的“高科技”换成当代高科技：史德福的妻子们已经不是由机械复制人代替，而是她们的脑部被植了芯片，芯片则由一部总计算机控制。干这种事的男人也不再是代表迪士尼乐园的“迪兹”和他出身通用电气公司之类的爪牙，而是代表微软公司（Microsoft）的“迈克”（Mike）和他的出身美国上网公司（AOL）等机构的爪牙。并且，在新版里，“迈克”才是真正的机械人，是被他太太制造出来作为社区领导人的。迈克的太太克莱已经发明了许多东西、得过很多奖，但厌倦了当女强人的生活，认为复归“贤妻良母”角色才是最幸福的，因此为其他的家庭主妇设计了这个理想的史德福家园。在产生这部电影的现时代，美国电影多出现男人已微不足道甚至早已出局、竞争和相互加害都发生在女人之间的情节，女人是受害者的形象也不如从前吃香，反而常出现由她们主动提出做爱，先动手解男人裤带的镜头。“受害者”乃被动角色，自诩有主宰力者不会永恒地赖在这个角色里头，女权分子自然也懂得这个逻辑。

7.口腔欲望之压抑与吃食错乱症

在弗洛伊德学说里，男性成长过程必经“杀父”这一关。美国女权理论家有起而效尤者，也想建构一套完整理论，用类似的逻辑解释女性成长。较有名的是金·雀尔宁（Kim Chernin，1940—）的《饥饿的自我：妇女、吃食与认同》（The Hungry Self ：Women,Eating and Identity ）。该书发表于1985年，正值美国妇女的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泛滥成灾，32岁的名歌星凯伦·卡朋特（Karen Carpenter，1950—1983）甚至长期厌食导致死亡。

雀尔宁说，弗洛伊德的男性杀父说以“性”为立论基础，她的女性成长论则从母女关系入手，以“吃”为重点。她以女性问题的顾问身份，收集了许多案例，指出不少很有潜能的妇女，在正踏上开展自己一番事业之门坎上，就整个人失去控制，一方面不断吃食，另一方面又不断呕吐，甚至有一天服泻药140多次者。这类妇女对自己的体重失去控制，同时对人生失去控制，因此有大学念了一半就弃学搬回妈妈家中住者。雀尔宁认为，妇女减肥，是为了变成“爸爸的儿子”，但减肥常失败，则是因为心理上未能驱散“妈妈”的阴影，于是妈妈就“借尸还魂”，令女儿的身躯还原为妈妈一样无意志力的女人身躯。她还指出，男性有爸爸当角色楷模，而且是制度化地“杀父”，一切有轨可循，但战后大量进入社会就业的新女性，却无角色楷模可循，因为妈妈的家庭主妇角色正是她们全盘否定的，但她们与妈妈背道而驰，心中又产生怀罪感，造成彷徨，导致心理逆退，乃“吃食错乱症”的主因。

雀尔宁立论不当之处，在认为男性除了制度化地“杀父”之外，对摆脱“妈妈”也不会有心理负担——读者看了我前面几章，当知此说不确。她举了一个孤证作例：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1925—）的自传《成长》（Growing Up ，1982）里描述他如何超越妈妈、在心理形势上克服她的程序。贝克小时候，曾当教师的妈妈常替他补习功课，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摆脱劳工阶级的背景，出人头地，当贝克的程度将超出妈妈，他就设下陷阱，让妈妈出丑。他由老师帮助，预先译好了一篇相当难的拉丁文文章，不让妈妈知道，等妈妈照常走过来帮助他温习功课但又翻译不出来之时，他就将早已译好的文章拿出来，令她蒙羞。妈妈知道他的用意，立即离开了书桌。贝克写道：“该晚上，在其他方面把我俩绑在一起的束缚也松开了，这个行动做出来确是狠心，但我发出了脱离儿童阶段的第一个独立宣言。”雀尔宁十分羡慕，认为女性很难像他这样心理毫无障碍地摆脱妈妈，女性如果想同样地狠心，多半会造成心理能力的瘫痪。 [1]

此等作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没心没肺”，因为妈妈的动机并非想将儿子矮化，而是尽一己所能、帮助下一代改善社会地位——这个考虑是跨越两代的，也是无私的。但美国式“个体形成”程序有其自身逻辑，那就是不能长期处在第二者的强势底下，亦即是总在念念不忘的“个人权力”这个心头大块上做文章，它确定自我疆界之法总少不了象征性暴力。这个男性“杀母”典范令雀尔宁十分之羡慕，并悲叹女性做不到，结果攻击性发挥不出来、害了自己。雀尔宁的悲观未免过早。在本书续篇谈美国女性“杀夫”和“杀父”的文章里，将会显示她们青出于蓝，而整个文化的总氛围亦朝“被害妄想”方向全面倾斜。

雀尔宁的学说背后的焦虑感仍有清教主义的余味，透露对“失控”——从饮食失控到对整个人生失控——的惊惶，以及“失控”和灵魂“不会得救”之联系，但这个焦虑并无改于今日美国人一半以上有超重（overweight）倾向，说明这种理论的应用有文化局限性。对中国人来说，不论男女，对由吃食引起的口腔快感无须加以节制，甚至以此快感替代了性欲快感的满足。他们的人格内容或许欠缺了许多其他因素，但并无妨碍他们在事业上有成就。我在博士班时代的一位香港同学曾说：“如果将来在美国就业的地方是无名小镇，连买一瓶（中国）酱油都要开车走一个小时以上，就麻烦大了！”虽是一句戏言，但仍透露他心底“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另一位移民加拿大某城市的香港人说：他选择移民地点的优先考虑项目，是看哪儿有好的中国（指广东）餐馆。他虽然家中有妻子做美食，但常上中国餐馆，达两天内三次之频率，出门旅行，也不瞩目当地的名胜古迹、博物馆，或品尝当地的地方风味，而总是找广东菜餐馆。这个癖好并无阻于他得两个学位，身任要职。

对中国人来说，事业成功与否，多来自家庭、族群的压力，不是纯粹靠个人内在的动力。对美国人来说，对口欲无节制，就对体重失控，也就等于自我组织能力的瓦解；对有事业心的妇女来说，这等于不能像男人一般在外面广阔天地间健步冲刺，而是像妈妈一般躲在安适的家庭空间里，整天弄吃食，不见大场面，亦无自我组织或不断拔高的意志。用雀尔宁的话说：“妈妈的身体”所代表的正是“妈妈同样没有成形、没有发展的人生”。 [2]

雀尔宁的观念再清楚没有地浮突出美国式“分离与个体化”思维方式。在世上任何地方，如果妈妈没有自己一番事业，但把女儿养育成人，使她能有一番事业，也是一种贡献，应该分享女儿的骄傲与快乐才对。但雀尔宁认为新时代的女性有了自己的事业，就等于把妈妈全面否定，一方获得自我完成，就突出另一方人生的失败、浪费、白过、空洞与丧失的机会。连女儿回头看妈妈那个样子，也会像瞪到蛇发妖的脸一般，使自己化为石头。

谭恩美（1952—）的《好彩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 [3] 乃有关美国华裔的几对母女的故事，有明显受美式思维影响的地方，于1993年搬上美国银幕。故事中一个小女孩乃下棋神童，照片上了《生活》杂志的封面，她的妈妈当街捧了这份杂志，逢人就炫耀，小女孩感到很尴尬，就对妈妈说“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拿我招摇”。小女孩因此受到妈妈的赌咒，从此丧失下棋的才能。

[1] Kim Chernin,The Hungry Self:Women,Eating and Identity（New York:Times Books,1985）,pp.55—56.贝克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幽默的政治评论家，后来主持美国公家电视台（PBS）上播放的英国节目《名著剧场》（Masterpiece Theatre）。

[2] The Hungry Self:Women,Eating and Identity,p.58.

8.“性成长”的政治

对美国男性来说，“杀父”是制度化的常轨，“杀母”则是变态人格的特写，无法把它制度化，正因如此，妈妈作为一种威胁遂更弥漫在美国意识里，故有人称之为“暗疾”。女性历来以“妈妈”为角色楷模，因此新女性用“杀母”来超越妈妈，在意义上可与男性“杀父”看齐。在战后女权跨出的第一步上，对此大做文章，乃是想把女儿胜过妈妈这道程序制度化、常轨化。

但男性“杀父”在淘汰掉爸爸后，还有取而代之之义，女性“杀母”则绝对不希望“重演”她妈妈，也绝对不要继承她的那个地位。因此，美国女性“杀母”也就具有了美国男性“杀母”一般的歇斯底里性质。美国女性“杀母”故事，反映在大众文化中者，并不像美国男性常轨化的具自信的“杀父”，反而像他们心智失常的“杀母”幻想，亦即把妈妈妖魔化。

在我的判断中，这类妖魔化的女性“杀母”故事大致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此之前，母女冲突的故事的含义很不同，在上面已经交代：那是为了从妈妈掌控下解放少女，以便她和男子进行异性恋。但自《惊魂记》这部样板戏以来，个体心理受损的话语也逐渐应用到女性头上。她们与妈妈对抗，已不再是摆脱妈妈的宰制转而成为丈夫的附属，而是把重点转到女性自身这个主体上头。

“性革命”的新一代否定受基督教“性压抑”的老一代，运用的是“性压抑造成精神病”这个思想武器。在前章中已举例：《惊魂记》第四部回到诺曼·贝茨的少年阶段，倒叙他与妈妈的关系以及精神病的成因，其中老年阶段的诺曼接受电台访问的一段台词，基本上照搬40年代以来流行的“坏母亲派”心理学滥调：妈妈性压抑，喜怒无常，情绪不稳定，用儿子作为发泄对象，等等。这套说辞既然是战后一代对旧女性的共识，自然不限于儿子对母亲的攻讦，也可以是女儿对妈妈的控诉词。

1976年有一部电影《嘉莉》（Carrie ） [1] ，根据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的故事改编。剧情从一群中学女生在学校更衣室内淋浴开始，女主角嘉莉第一次来月经，她以为身体内伤，大惊失色，向同学们呼喊求救，大家看她连月经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就取笑她。一个相当暴力化的镜头是那群赤条条的女同学围上来、把女用卫生巾往她身上猛扔，并以此取乐，而嘉莉则赤裸地倒在水龙头底下惨叫。以后整个故事的进展，就是同学们把她当怪物、逐步捉弄她的过程。

嘉莉不知有月经这回事，是她妈妈的错。她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而妈妈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基督教狂信者，认为“性”是坏事，非但绝口不提，当女儿从小孩之身成长至妇人之身后，妈妈又指着她的身体，要她重复地念“女儿身本来就是一种罪恶”，换而言之，是把自己性压抑造成的变态心理以女儿为发泄对象。但在来月经的当天，嘉莉身上同时出现特异功能迹象——故事用此转喻由儿童进展至成人等于身内涌现一股新力量（power）。

但嘉莉的成长是被阻滞的，因此其特异功能就被扭曲成毁灭的力量。在学校毕业舞会上，嘉莉被大家安排了让她当众出丑：其貌不扬、从无男生约会、因此并不“得人望”的她忽然被宣布获选“毕业舞会之后”（prom queen），要她上台让大家瞻仰，但立在台中央的她被头顶上一桶猪血淋下来、染个通红，逗得观众大笑大乐。受辱的嘉莉凶性大发，施法力把场内的物件搞得乱飞，整座建筑物起火，门却被堵住，场内人非死即伤。受到沉重打击的嘉莉回到家中，希望找妈妈安慰，但妈妈假装安慰她，其实准备杀掉这个“孽种”，趁她倒在自己怀里时，在她背后捅了一刀，嘉莉出于自卫本能，施法力让厨房内的刀都飞插在妈妈手上身上，把她钉十字架式地固定在门框上（这里有讥讽基督教的意思）。妈妈死了，嘉莉大为悲恸，用法力让家里烧起来，和妈妈同归于尽。

《嘉莉》的妈妈是《畸恋》里的妈妈之进一步夸张。总的来说，是批判上一代狂信宗教、心灵堵塞，剥夺了下一代该受的性教育，造成她人格成长出问题。如遵照美国的常规，母亲该担心女儿的人格是否朝恰当的“性别角色”方向成长，在中学期间就为她办“见世面”（coming out）的舞会，安排她和男生约会。如不走这一步，女儿的性格会变得古怪，甚或朝同性恋方向发展。

在战后的香港仍发生中学女生在大街上第一次来月经，血从腿上流下来，因为父母从来没给她们认知和心理上做准备，遂搞得十分狼狈，唯有伪装闹肚子痛、蹲在地上，拼命往私处塞报纸。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父母在性方面对下一代历来是搞蒙昧主义，即使在今日，子女的性知识仍不乏来自大众传媒者，不少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仍是只要功课好就行，对人格其他各方面的不发展浑然不觉，甚至有人要求子女在大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待事业有了基础再说，似乎时辰一到，他们没经训练的心理就自动会具备这个资源一般。然而，这方面的阻滞会有可能导向“同性恋”的想法，对中国人来说全然陌生，因为他们整个青春阶段可以在“当和尚”、过度手淫和以口欲满足替代性欲满足中度过——这对整体西方人来说是严重的“人权剥夺”。

然而，无性者也可以是“洁身自爱”，把它整个说成是人格成长的阻滞，会流于把话语说得过分肯定。其实，无性者被视作“怪物”也是一种社会压力。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美国时，认识一位女学生，年方十九，说在图书馆一起工作的其他女生都在吹嘘自己的性经验，唯独她无可奉告、“显得愚蠢”（look stupid），就随便找一个男人将自己处女之身破掉，以后就接二连三，遍尝世界各大洲，以便丰富自己在同侪面前炫耀的话题。站在极端保守的伊斯兰立场，西方人的性爱自由，尤其是美国人受到必须有性爱之强制，令妇女失去保护，是用性解放的洗脑将她们沦为“公共厕所”。

性无知的嘉莉成为所有同学捉弄对象，乃这种社会压力的戏剧化。而美国妇女在“性解放”的名义底下遭受的蹂躏，则成为《愤怒：嘉莉2》（The Rage:Carrie 2 ）的主题。这部续集是1999年拍的，已不能把女主角瑞秋（Rachel）当作性无知——在今天这非但没人相信，也不再引起同情。反而，它把瑞秋形容成超群之人，跟同学合不来，因此从无约会，而衣着亦古怪，给人搞女同性恋的印象，她也故意维持女同性恋形象，避免受男生骚扰。但这种姿势，说穿了，还是替不和男人上床申辩，仍得为在性吸引方面“不得人望”做出交代。

女同性恋在今日是“革命的主力军”，而90年代的大众文化也多半把男性妖魔化。在上集里，陷害嘉莉的是她的女同学，男同学顶多当帮凶。在续集里，坏蛋则变成是学校的校队。这些运动员一般是最“男性化”的，许多女同学会自动献身，而他们也常闹约会强奸案，但校方为了赢得球赛，总是替这批享有特权者开脱——这类事件在美国的学校常发生，也屡次被编成剧本，已成影视片里的陈腔滥调。在《嘉莉2》里，校队成员间有一个记事本子，上面记录被他们搞上手的女同学名单，并按到手难度之大小评分。瑞秋唯一的一位好友因此感情被骗而自杀。后来一个队员真正喜欢上瑞秋，但队友们却伙同心存嫉妒的女同学设法捉弄她。他们把瑞秋骗到赢了球赛后庆功的聚会上，当众播演偷拍到的她和男朋友做爱的镜头，并展示本子给她看：她因为是处女，又是女同性恋，得了32分。这触发了瑞秋的愤怒以及她潜伏的特异功能，她发作起来，柱折梁坍，把他们都杀死，她也同归于尽。

为了联系上集，故事把瑞秋和嘉莉说成是同一个父亲所生，因此这种魔性病毒的“带菌者”是父系，虽然故事开头时描写瑞秋的妈妈精神失常、被医疗人员带走、关进精神病院，误导观众以为是和上集里的妈妈一样。把魔性病毒传承说成是父系，是50年代的故事《坏种》里把母系传承妖魔化之颠倒。

美国女权的性别政治从攻击母亲到攻击父亲，但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性别角色的教条。《嘉莉》系列令我们想起美国中学生对同学大开杀戒的风气。已经发生了十几宗的中学大屠杀案件显示：杀人者不是被同学揶揄为同性恋“相公”，就是被女朋友抛弃、引起对自身性别的信心动摇，而施展暴力在美国总是伸张“个体权力”、树立终极控制的不二法门。 [2]

[1] 网络上的译名是《魔女嘉莉》。

[2] 这些中学大屠杀案件同时涉及杀母者计有：1997年10月初，密西西比州普尔（Pearl）地方，一名16岁中学生，先在家中用刀把妈妈杀死，然后回校用枪杀死两名女同学，其中之一是前任女朋友，并连续击伤七人。1998年5月，俄勒冈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地方，一名15岁的被开除生，拿了半自动步枪回到学校餐厅胡乱扫射，杀死2人，杀伤7人，同学惊恐逃散时造成伤亡多人。事后，警察到他家里搜索，发现他双亲的尸体，并发现有多处炸弹陷阱，其中一处就设在妈妈尸身下面。

9.“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政治

美国在1976年亦出现电视剧杰作《心魔劫》（Sybil ），乃一个人格分裂成十几个的女子之真实故事。有关人格分裂症的早期电影并不多，有名的唯有1957年的《三面夏娃》，电视剧为了与该部先驱前后呼应，特别安排先前演病人“夏娃”的乔安娜·伍德沃德（Joanne Woodward，1930—）在这部片子中演心理医师。主角西比尔之患人格分裂症，乃因童年时遭妈妈非人虐待所致。这些镜头虽然拍得很含蓄，但已属骇人听闻。例如，有一幕，妈妈把小西比尔绑在厨房的桌上，两脚高高吊起，妈妈则把这张桌子幻想成手术室中的床，从抽屉里拿出刀子、钳子和刮子……镜头没再接下去。妈妈如此残忍，乃由于患精神分裂症。小女孩的心灵没法应付非人虐待，遂把人格分裂成十几个，把残酷遭遇之记忆压抑掉。她因为心底里不愿责怪母亲，认为遭非人待遇乃自己犯了错，因此病总治不好。到最后，女医生查明了真相，遂让西比尔对恶魔妈妈发泄怒火，西比尔终于说出：“我希望她死掉！我要把她杀死！”这话说出口，她的病就好了，十几个人格合拼为一个完整的人格。此时，女医生的话音变成旁白：“她终于可以自己滋养自己，她变成了自己的母亲。”

西比尔故事乃真案，但它在1976年被搬上电视则具时代意义。70年代下半期正值美国女性“杀母”高峰期，而精神分裂的妈妈造成女儿的人格分裂，亦上继希区柯克《惊魂记》的叙事，乃诺曼·贝茨故事的女性版。人格分裂症乃罕有病症，过去多年来才发现几宗。但自80年代以来，人格分裂症在美国猛然剧增——至90年代，任何统计数字都在2500宗以上。而且，从前患此病者人格顶多分裂成几个，像西比尔的十几个乃属奇闻，近期分裂成一百个以上者所在多有。人格分裂症之变成时髦，与当今美国流行控诉上一代性侵直接有关。因为被诊断为人格分裂就可以当“受害者”，而受害幸存者（survivor）在今日的美国很光彩，甚至可以上电视现身说法，当15分钟的明星。于是，很多不能和“受害”扯上关系的其他病症也被改判为“人格分裂”，以便牵扯上一代。但今日其时代意义已不同：女权分子把父亲说成是乱伦强奸犯，想从根本上动摇父权，针对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 [1]

在美国女权“革命”的表层背后，其实保留甚至发扬了维多利亚式（也是老掉了牙）的性别观：它把女人视作无性，性攻击全来自男人一方。按此刻板印象推演，女性家长对子女的加害方式是去性化，即“阉割”，而男性家长对子女的加害则必然是把性强加在他们身上，亦即是“强奸”。多重人格分裂症与性成长表面上是两种政治，但美国思维万变不离其宗，说到根底处都是“性”。

[1] 这已经脱离了本章所讨论的“女性杀母”的议题，也越出了本书的范围，将在本书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中讨论。

第十章　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

楔子

美国女性主义在战后重新出发，却步了男性后尘，也走上“杀母”之道，这不啻是当了男性的帮凶，而且挖女性自身传承的墙脚。为了纠正这个战略错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类强调母女连续性的女权思想，以建立女性的认同，并批判母子对立，认为它造成男性自身的损毁，女性传承则避免了这些伤害，她们的成长方式不强调“分离与个体化”，而是倾向“联结”（connection）或“相互联结”（interconnection），在认知与待人接物方面都比较优胜：女性思维较关心别人，不强调个人主宰，也不从事单线思考，而是顾全大局。这个思潮至80年代导致“关怀的伦理”之诞生。

女性成长乃“母女连续”的命题，有效地解释了女性之所以有别于男性。这个差异原本是对女性不利，如今把它重新诠释成女性之优胜，多少涵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这个“敢教日月换新天”并非不可能成为一种愿景。但是，除非将来这股女性思想变成全民的，或可从根本上转化美国的两性、代间与人际关系。如果不能，则连知识论基础都把女性说成是与男性分歧，是否造成美国性别对立的进一步扩大？

更严重者，美国的个体形成观就是“分离与个体化”，在这个观点面前，用联结定义的“女性化”总不免投下“东方化”的阴影。这又为美国女权理论的“去男性化”路线设了重重路障。她们敢从根本上颠覆根植于美国文化深层的“分离与个体化”原理吗？

1.把男性的成长重新定义为断裂和异化

男性的传承是什么？至少在西方，它似乎可用一位当代法国女权理论家伊丽莎白·巴丁泰（ lisabeth Badinter，1944—）的一段话予以概括：

男孩的发展受制于一个自然的、普世的、必然的先决条件：他由母亲所生。男孩的这个特殊情况，即他在身心方面都由一位对立的性别哺育，遂以一种比女孩更复杂和更戏剧化的方式决定了他的命运。情况尤其变成这样，因为在支配了世界数千年的父权制度底下，一直被强调的是角色与性认同的根本相异性。在这个先验图式里，男孩首先是一种东西，接着又是它的对立面。原初他是女性，但不得不放弃了他第一个故乡，接受另一个与他敌对的、甚至含敌意的家。这个连根拔起，虽然被强加于他身上，亦为他强烈地欲求…… [1]

如是观之，在男性中心观点掌有霸权的20世纪上半叶，它的“性别研究”已经埋下自我颠覆的种子，替今日女性主义对它的“解构”铺了路。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里，“男性”变成了对“女性”的一个逆反，它完全没有了自身的正当性，成为一种异化、一个否定。这无疑是当代女权对男性观点长期以来把女性当作一种负值的颠覆，也是反客为主。

上引巴丁泰的总结具有至少二十载的理论思维背景，而且主要是北美理论界的成就。1976年，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多罗西·丁内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1923—1992）发表了划时代的《美人鱼与人身牛头兽》（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诊断男性霸权的起源是用来克服母权的，因为母亲是所有人——不论男女——的根本，她是幼儿个性仍未充分确立时感知的第一个存在：“首先，母亲的意志发射自一个主体性，该主体性是在我们自身的主体性仍未充分确立前遇到的。” [2] 于是，身任母职造成“女人是意志的第一位也是占压倒优势的对手”（woman is the will’s first，overwhelming adversary）。 [3] 母亲的权力包天盖地，因此不论男孩女孩都期待爸爸来拯救他们：“对被母亲养育的人类来说，男性的权威势必貌似一个逃离女性权威的避难所。”纵使父亲对我们施加体罚，“我们已感知承受这个体罚的身体是和他判然有别的身体” [4] 。人类对母权的造反造就了父权的专制，也为今日民主时代留下反权威的议题。丁内斯坦的分析架构是弗洛伊德式的，但关心的是美国式的个体化与反权威问题，她认为反权威始自克服儿提时代既求自由又要受照顾的意愿，从而“面对自己照顾自己的终极需求” [5] 。

问题在于：丁内斯坦从“权力”“敌对”角度考虑人与双亲的关系，并认为人摆脱不了权威是“既求自由又要受照顾”的孩提心态在作祟，这是在谈美国呢？还是谈全人类呢？换了一个文化背景，个体被培养成不怕被人照顾、对权力意识也模糊得很，这类考虑从何产生？她精微地分析人我界限不明朗以及人我界限分判两种情形下的权威形态，认为前者远比后者来得可怕，也是不折不扣的美式思维。不过，《美人鱼与人身牛头兽》在美国战后女权思想史上占了一席之位，是由于它指出母亲是人之本源，女孩在个体形成阶段纵使也要反抗母亲，但终归会重演母亲的角色，男孩则必须建立与母亲的对立性，“男儿性”方能形成，显然是和自己生命的本源对着干。这就为继起的母女连续论与母子异化论铺了路。

一位女权理论史家认为：美国新女性的仇母潮流至20世纪70年代末已耗尽，开始出现逆反。艾德里安·里奇在1977年发表的《生于妇人》（Of Women Born ）是一个分水岭：它已认清了压迫者是父权社会，而不是母亲，里奇把制度化的母职和经验的母职予以分判，前者由父权社会强加于妇人之身，后者则是妇女自身的体验，即使对“解放了”的妇女来说亦饶富报酬性。 [6] 紧接着，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1944—）在1978年发表《母职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对男性中心论反戈一击。

乔多罗这部著作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大修正，值得我们做详尽的介绍。她指出弗洛伊德理论的男性中心谬误，在于完全从负面解释女性的成长：“在弗洛伊德的原初观点里面，女儿视妈妈为首先剥夺她的奶水，其次剥夺她的性满足，最后剥夺她的阳具。母亲被视为只引发敌对性和敌意。”她进一步指出在人之初，不论男孩女孩都是只跟妈妈，人在这个性别未分化阶段里乃属“双性”，更确切一点该被称作“妇之性别”（gynesexual）或“母之性别”（matrisexual）。 [7]

人之初的性别未分化状态其实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但他并没有用“权力”的角度看问题。到了丁内斯坦手里，“人之初不分男女都是依赖妈妈”的命题就被用来解释她包天盖地的权力，以及男性如何建立霸权以镇压她。乔多罗把这个论点予以改装，论证男性表面上占的优势其实是一种异化。她指出同样是对妈妈的依赖，男孩与女孩的方式颇为不同，男孩对妈妈的态度很快就变成竞争和占有性质，并卷入与爸爸的竞争，这个形态在弗洛伊德话语中称为“俄狄浦斯式”，亦即是进入性欲化的三角关系，也很快知觉到妈妈是对立的性别，相形之下，女孩较长期地维持与妈妈的二人关系，她没有如男孩般由被动的（承受式的）依赖转入主动的（霸占式的）依赖，因此她较长期地滞留在“前俄狄浦斯式”阶段。 [8]

至此为止，女性的成长可谓一无是处：她非但比男孩慢半拍，当男孩反客为主、转向主动模式时，她仍停留在被动模式，性爱的萌长亦势必延后；男孩已开始面对现实的竞争关系，她仍耽在与妈妈的二人关系里，这个安排如无限制延伸至成人阶段，就会变成缺乏“现实原理”（reality principle）中介的精神病状态，男孩成长过程中的“现实原理”由爸爸代表，是他的介入破坏了母子一体化的乐园，也促使儿子确立自我疆界。就是在这个一无是处的条件底下，乔多罗反而去论证爸爸在女性形成过程中并无弗洛伊德所说般重要。弗氏认为女性性别的健康形成必须把父亲当作爱恋对象，在“俄狄浦斯的女性形态”里找到归宿。乔多罗却说：

就女孩脱离对母亲的依恋来说，父亲并未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对象，因为在女儿急需与母亲分离但同时又爱她的情形里，她的迫切需求并非心身都比较遥远的爸爸所能满足。爸爸大体上能触发女儿身上的异性恋爱欲，但他不能启动排他性的异性恋爱欲或排他性的总体依恋。这个“失败”是由于他的情感素质，因为他不是她的主要照顾人，而只是在他的女儿与该照顾人（她的母亲）的关系已全面确立后才登场的，也因为他对自己的子女的卷入不［如母亲般］深，无论他多么被理想化和多么具诱惑力。父亲比起母亲是一个不同的——可用性较少的——俄狄浦斯式对象，双亲对孩子卷入程度的不同制造了孩子对他们不同程度的依恋。……女孩的确“转向”父亲……但这个转向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她对母亲的依恋极深，而父亲（不论在目前和过去）在心身方面都遥远。根据精神分析家的看法，一个处于俄狄浦斯关头的女孩仍依偎于恋母与恋父之间。 [9]

表面上，乔多罗似乎在顺着弗洛伊德的思路，后者说女孩建立自身的性别与发展异性恋对象关系要比男孩困难，因为男孩从恋母到成熟的异性恋乃顺着同一条轨迹，女孩则必须从恋母转移到爱恋男性，成功的概率比较低（详见第六章）。但是乔多罗的笔锋一转，同一个命题却被她用来论证女性成长少断裂、男性成长多异化、男人的边缘性、异性恋的偏隘性与不稳定性。

乔多罗说：女性的成长没要求她成为与母亲对立的性别，断裂程度比较低，因此在长大以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母亲：“受一个女人教养的结果，女性比男性更倾向想当母亲，亦即是说，将自身置放于原初的母婴关系里，从为人母的关系里获得满足，以及获得为人母的心理与关系资源。” [10] 正因为如此，“女性的自我意识是与别人连续的”（women’s sense of self is continuous with others）。男性在这方面的资源则“遭褫夺”，这里有双重原因：“他们很早就被母亲当作对立面，成长后又必须压抑对母亲的依恋。”结果，女性内心的对象世界以及和它有关的情感与配备都更活跃，也比男性的复杂，“这表示女人是透过关系来自我定义和经验自己的”（This means that women define and experience themselves relationally）。女人的异性恋是三角形的，它需要第三者——孩子——来保持结构与情感的完整性。“相形之下，男人单凭异性恋来重造人生早期与母亲的结合，多了一个孩子反而成为干扰。”男人不透过关系定义自己，反而压抑关系方面的需求，他们的这个训练，是为了参与异化的工作那类非情感化的世界。女人的情感构造不偏向单纯的异性恋，她必须保留空间给孩子，因此，男人的情感资源固然贫乏，但女人对异性恋缺乏全面兴趣导致男方采主动，并主宰了这个关系。在这个不对称的异性恋关系里，情感资源贫乏的男性正适合在家外那个非情感化的世界里进行厮杀，而比较亲近人生早期的女性则将母职变成她的专长：“在性与家庭分工底下由女性专施母职，就在心理组织与心理导向上制造了性的区分。它生产了由社会赋予性别的男与女，彼此进入不对称的异性恋关系：它生产了对女人反动、恐惧并采优越姿势的男性，他们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家庭以外的工作世界而不养育孩子。最后，它生产了把精力投向哺育孩子的女人——倒过头来再生产了由女人当母亲的性与家庭分工。” [11]

[1] Elizabeth Badinter,translated by Lydia Davis,XY,On Masculine Ident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43.

[2] Dorothy Dinnerstein,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new edition（New York:Other Press,1999）,p.163.

[3]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p.166.

[4] Ibid.,p.175.换而言之，父亲的体罚是在人我界限明朗的情形下施行的，母亲则是泯灭疆界、令个体无法成形者，因此具吞噬性。

[5] Ibid.,p.189.这就奠下了个体对人情不信赖的基础，也是滋养反思乡、反怀旧情愫的温床。

[6] Shari L.Thurer,The Myths of Motherhood:How Culture Reinvents The Good Mother（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4）,pp.254-265.《生于妇人》一书将在第十一章里详尽分析。

[7] Nancy 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95.

[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p.96-97.

[9]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p.128-129.

[10]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206.

[11] Ibid.,pp.207-209.

2.20世纪80年代的“母亲”热

乔多罗这个精微的分析，使她很快就为女性主义崇母论总路线的旗手。1980年，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1935—2011）发表了《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一文，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认识论，她相信凡是女性都从她们的母亲处继承了一个与男性绝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母亲对婴儿的照顾使得她必须发展一个概念架构，“一套连接性的词汇与逻辑”（a vocabulary and logic of connections），在其中，深思熟虑、判断与情感三者结合。 [1] 母性思维受三大要求统辖：保生（preservation）、成长（growth）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就养育孩子而言，发挥前两项功能的母亲“与大自然有一种特殊关系”，她必须尊重自然界的限制；否则，她会经不起“无惧和过度控制的诱惑”。在这里，母亲必须发挥她的深思熟虑，以避免社会的不同情甚至母亲恐惧症。这种避免过度控制的睿智有别于志在全面控制的科学思维。在一个并非完全可以控制的世界面前，母亲学会了“谦逊”（humility）的态度。 [2] 她在现实面前产生了“抱持容纳”（holding）的形而上学态度，有别于科学研究的求新和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独断态度。但这不表示母性思维倾向一成不变，因为它是追随孩童成长的，它必然避免轮廓鲜明的封闭体系而容忍暧昧性，这又令它异于验证重复性法则的科学思维。

拉迪克理论框架的第三大要求是“可接受性”：母亲必须培养社会能够接受的成员。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母亲是在“无权”“母亲恐惧症”“自我轻蔑”的大环境底下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使得母性思考也必然包含“不真实性”（inauthenticity），并且与前两项要求产生矛盾，因为“这意味着训练女儿无权，训练儿子参战，训练两者加入非人化的工厂、商业以及职业上令人瘫痪的工作”。 [3] 拉迪克的“不真实性”有马克思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印记，她的保生、成长与可接受性之间的异化亦类似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拉迪克在“可接受性”里看到颠覆现行社会的可能：母亲何不培养能为她自身价值接受的儿女？

母性思维为了满足对它的三大要求，必须发挥“关注”与“爱”。“关注”是能够客观地掌握一个人生命的进程，“爱”则是在孩儿成长后懂得放手。在这些论述里，我们看见美国母亲受到的社会压力有多么大！即使在重建母亲的女权理论里，亦必须把“分离”当作爱与关注的重点。生而不有、为而不持，“用有耐心的、充满爱的关注的眼光顾及孩童的现实” [4] 。这其实是对杀母论的一大让步，也令人怀疑战后进入职场的新女性是否愿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最后，拉迪克认为亦必须把男性卷入母性思维：“阻止男性实践母性或者为他们开脱是鼓励他们把公共行动与私人感情分开。” [5] 待男性也卷入后，“到时就有两种性别的母亲，他们活生生地体现一个改变了性质的母性思维，在一个社群里从实际上、感情上、经济上分享父母对子女的关怀” [6] 。

拉迪克在1989年把《母性思维》扩展成书，强调这个思维符合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并承认她有意地贬低母亲分娩这回事，这个妥协是让母性另类思维变成男女共享之物。 [7] 看来，她除了向杀母论让步外，还得向自柏拉图以来的灵肉二元论磕头：分娩被视为动物界的功能，母性思维则被当作一种逻辑，纵使是另类理性。

1981年，一位曾在英国工业城市利物浦任产妇的玛丽·欧布莱恩（Mary O’Brien，1926—1998）发表了《生育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用拟马克思主义论调重申了乔多罗的命题。她把妇女的“生育”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相提并论，后者歌颂男性对自然界的征服。欧布莱恩却指出：在性事里，男人把精液留在妇体内，即超脱形体、转趋“抽象”，把世界强分为主体与客体，在制造了这道鸿沟后，再用宰制的方式去填平它。唯有女人的“生育”方能连接自然与历史，代表了真正的连续性。脱离了自然之根的男性历史是危殆的，他为了减轻这种虚悬不实感，就设立父权社会与家内空间，占有了女性的“生育”。 [8] 在这里，显然亦是马克思的生产者之劳动果实被剥削者侵夺的思路。

1989年，乔多罗也在女人的母性特征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关系型的个人主义（relational individualism）。在这个新的个人理想里，“自我的内核，或自我感受，也是透过关系建构的”。它是一种包含了“把一个亲切的但不拖累的母亲之存在予以内在化”（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benign but uninvolved presence of the mother）的个体与自主意识。乔多罗再次指出：这个新模型是对传统弗洛伊德学说的修正，后者倾向用内在冲突建构人格模型，在她的新模型底下，是透过“有问题的人我关系”而不是“用冲动与防御去解释个体心理失调或内在的支离”。 [9] “在这个对象关系模型里，甚至行动体（agency）与自主性的意识仍然是关系型的，因为行动体是在与母亲的早期关系的脉络里发展的，它身上带有她的合作与回应的含义。分离与自主对发展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模型设定疆界的可穿透性……” [10] 简言之，这是人我界限不绝对化的自我模型。

歌颂“母亲”变成了80年代女性主义思想的一股重要潮流。我们在第九章中曾分析金·雀尔宁发表于1985年的《饥饿的自我：妇女、吃食与认同》一书，只讨论了前半部的内容，它是完全提倡母女分离的，并用妇女患厌食症之泛滥来论证这个心理步履之维艰：妇女减肥，是为了变成“爸爸的儿子”，但减肥常失败，则是因为心理上未能驱散“妈妈”的阴影，于是妈妈就“借尸还魂”，令女儿的身躯还原成妈妈一样无意志力的女人身躯。但是书的后半部笔锋一转，却变成歌颂“母亲”。食物其实“代表了妇女权力被噤了声的历史” [11] 。明白了母亲的煮食是全家的心身慰藉后：

我们才可以去探索我们对食物全神贯注所含的权力，它可以导引我们进入目前被贬抑的仍在酣睡中的妇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肯定有办法变成母亲但无须承担她的牺牲？我们能否肯定地在整理和医疗与关怀与滋养他人的同时无须放弃我们将可能变成的其他的一切？肯定有一个途径能够把食物放在餐桌上而不让自己变成一席饭菜。 [12]

雀尔宁为“母亲”伸张正义是值得赞许的，天下的人确实都不能没有母亲，同时又把她的服务当作理所当然。但世上也不乏对母亲的牺牲之歌颂——这种赞颂在东亚尤其猖獗，达致造神运动的地步——另一方面，雀尔宁却把这个牺牲夸张成“人肉宴”，着实反映了美国人尽量不以养分滋养他人的个体自足性思维。在雀尔宁的一连串加了问号的“肯定”背后，可看出她试图凭借母亲对基本民生的控制唤醒“酣睡中的妇权”，同时不想“放弃我们将可能变成的其他的一切”，亦即是自从弗里丹的《女性秘方》唤醒妇女摆脱家庭主妇角色以来女权已赢得的阵地。这种两全其美无妨不可，但对美国妇女运动来说将会是一厢情愿。

[1] Sara Ruddick,“Maternal Thinking”,Feminist Studies,vol.6,no.2（Summer 1980）,p.348.

[2] Ibid.,pp.349-350.

[3] Ibid.,p.355.

[4] “Maternal Thinking”,p.358.

[5] Ibid.,p.360.

[6] Ibid.,p.365.

[7] Sara Ruddick,Maternal Thinking: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Boston:Beacon Press,1989）,p.197.

[8] Mary O’Brien,The Politics ofReproduction（Boston,MA:Routledge&Kegan Paul,1981）.

[9] Nancy J.Chodorow,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157.

[10]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p.159.

[11] The Hungry Self:Women,Eating and Identity（New York:Times Books,1985）,p.200.

[12] The Hungry Self,p.202.

3.女性的传承：联结与关怀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拉迪克把“母性思维”写成书、乔多罗提出“关系型个人主义”的时候，这个市场已经被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女性思维”独领风骚。乔多罗是为全人类设定一个理想的个体模型，不无乌托邦味道，拉迪克把男性也卷入照顾孩子的主张已开始成为常态，吉利根的命题则保持了与男性的对阵，便于女权政治的操作，而且是针对科尔伯格的道德成长论提出来的——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正是美国道德成长论的泰斗。

吉利根从乔多罗的结论出发。乔多罗指出人生早期的个体化与关系化经验里呈现的性别相异“不表示女人的自我疆界比男人的‘弱’并易倾向精神病。它反而表示从这个阶段历练出来的女孩在对自我的原初定义中多建造了一个‘同理心’（empathy）的基础，而男孩却没有” [1] 。吉利根则认为男女成长的经验基本上是相反的：男性的成长用“分离”（separation）来定义，女性用“依恋”（attachment）来定义，因此男性处理关系比较困难，而女性则对个体化有困难。

但很不幸，到目前为止，全部关于心理成长的学说都以男性为典范，视女性为缺陷。例如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1902—1994）设定八个心理成长阶段，男性如果健康成长，最后会达到确立自主性、打造认同的阶段。他认为成熟的男人在建立了自我认同后才进入亲密关系，女人则把这两道程序混为一谈，进入亲密关系和建立认同同时进行，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她把自我的认同暂搁起来，打算吸引她将以他的姓名命名的那个男人，以他的身份定义自己，该男人将用‘填补内在空间’的方式从空虚和孤独中拯救她。” [2]

对女性成长的负面看法之典型，莫如弗洛伊德对“爱”的定义。弗氏视爱的能力为成熟与心理健康的一个指数，它的根源在于能分判“爱母亲”与“自爱”，前者是自恋狂形态，后者才是“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hips），在这个发展途径上，男性是越来越清楚，女性是越来越模糊。“问题起于母亲与自我的对比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关系意象。根据男性生命的意象来替人类成长勾画一条轨道，弗洛伊德无法在女性身上追溯关系、道德或一个清晰的自我意识的发展。” [3] 换而言之，只有从一个强大的自我基地出发，才能发展清晰的对象关系和道德意识，滞留在人生早期的母亲依恋之上的爱则是自恋狂——女性在这方面接近幼儿状态。

然后，吉利根集中火力对准科尔伯格的道德成长论。后者把道德发展分成六个阶段，第一、第二阶段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理解“公道”的，进展至跟随社会习俗的第三、第四阶段，最后则达到视“公道”为一个抽象原则。显然，女性如果停留在人身依附的情感状态里，则无法做出逻辑性的抽象思考。科尔伯格用两个例子说明这点，他把一个难题给了11岁的男孩贾克（Jake）：如果一名男子因家贫无钱买药治疗她病危的妻子，他是否该去偷取？贾克两害衡其轻，盗窃固然是犯法，但生命更重要，在这里，对错分明，遂干净利落地回答：该去偷。一位同龄的女生艾米（Amy）在面临同一难题时，却不给斩钉截铁的答复，她说：不去偷也可以嘛，可以先去借钱，也可向药剂师去求情，万一偷窃不成反坐牢，病危的妻子没人照顾岂非更糟！在科尔伯格的理论框架中，这种无法在两项原则中做出选择的答复属于较低级的人格成长阶段。

吉利根则认为大谬不然，她认为艾米的答案不把人的问题看成数学问题，而是看出一种长期持续的关系：一位家人死了，会令亲友伤心，药剂师如果是有良心的话就不该汲汲于保障自身的权利，而是该有所回应。吉利根认为艾米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关系网而不是一人独立，“一个由人与人的联结（connection）而不是透过一个条规体系凝聚的世界”。男孩经由逻辑解决难题，女孩则透过“沟通”（communication）去达到同一目的。 [4] “她的世界是一个关系与心理真相的世界，在其中对人际联结之感知衍生了彼此的责任感，并理解必须做出回应。”因此，“她不把这个难局里的人物看成权利竞争中的对手，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成员，而这些关系又是他们全体所依靠者” [5] 。贾克面对世界的态度是用它来定义自我，艾米对世界的态度则是想助人，前者是追求完美，后者则是“关怀”。 [6]

男孩的原则性思考是一种权力思维，试图用抽象的规则来排解冲突，因此有潜在的暴力倾向，在此意义下，男性会把“责任”看作一种对攻击性的限制，视彼此的行动会侵犯对方，诉诸规则是用来保卫各自的自主性——这是分离与个体化的思维方式。女孩的则不然，“她视责任为响应，乃延伸行动而非限制它，它是表达关怀而不是遏制攻击”。男孩强调自主性，从“分离”的角度出发去探索“联结”，考虑该为自己保留多少，女孩则考虑自己有哪些事情无法办到，她是从“联结”立场出发，然后才去判断自己“分离”的界限该定在哪里。 [7]

男性在亲密关系里容易引发暴力，因为他缺乏非亲密关系里调解冲突的游戏规则；女性则相反，她比较在非亲密关系和竞争里感知暴力的潜在。对女性来说，暴力表示关系的破裂，“关怀的行动”才使世界变得安全，因此避免孤立、防止暴力变成首要，而不是设定规则去调节它。从女性的角度看，男性幻想中暴力之充斥，危机四伏，“显示不懂得如何去和人联结，导致关系的破裂，把个体化转成一种危险的孤立”。 [8] 吉利根认为男性把关系用条规设定为等级，势必呈现内在的不稳定性，在道德上也有问题，不如用女性的网络意象去改造它，把不平等的秩序改变为“相互联结（interconnection）的结构” [9] 。

[1] 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8.

[2] Ibid.,p.12.

[3] Ibid.,p.24.

[4] In A Difference Voice,p.29.

[5] Ibid.,p.30.

[6] Ibid.,p.35.

[7] In A Difference Voice,p.38.

[8] Ibid.,p.43.

[9] Ibid.,p.62.

4.电影故事呈现的“女性思维”

1995年的《抄袭杀人犯》（Copycat ） [1] 是一名女警察与一名女心理学家联手消灭一名男性系列杀人犯的故事。男凶犯模仿过去一切系列杀手的作案手法，没有一次相同，换而言之，就是不留自己的“签名式”，和两名女对手竞赛谁比较聪明，但终于败在女人手下，因此是典型的女权主义宣传。故事里还安排男杀手被母亲宰制——甚至有母子乱伦的暗示——后来又把母亲杀掉的情节，因此是一部公式化充斥的电影，在这些旧的意识形态“总路线”上面如今又加入吉利根的新“总路线”（new party line）：女性思维。片子开始不久，女警M.J.和她的男搭档廖宾（Reubin）在警方的射击场练习射击，男警只要看到有嫌疑犯的纸板模样滑走出来，就手枪连发，把子弹都射光，而且枪枪中要害，M.J.则不然，她只发一枪，却射肩膀部位，廖宾说如此做很危险，因为纸板上的凶嫌疑犯是持枪的，M.J.回答他说：嫌疑犯举枪也可能是准备投降，如果每枪都射他的心脏，他就没有机会了。

在这里，除了显示女性比男性“关心”别人之外，还表示女性思维之面面俱到，而不像男性那般直头直脑。后来，警局里发生变故：一名被上了手铐、在押的“越青帮”分子从一名警员的抽屉里攫取了一把手枪，开始行凶，M.J.谨守她的原则，只射行凶者的肩膀，结果反导致廖宾被杀。虽然遇到了这次教训，M.J.仍保持她的原则，到了结局时，心理学家海伦被杀手胁持，M.J.赶到现场救她，再次射伤对方的肩膀，把凶犯缴了械，负伤的凶犯在近身时，却亮出刀子，终被她击毙。因此，廖宾的死亡不过是伏笔，以便在结局时卖个关子，而片子既达到让观众大快人心的效果，同时标榜了女性思维在道德上的优越性。

这部片子里政治化的“性别”新造型过分雕琢，近乎“文革”时代的革命样板戏。M.J.无疑是新女性理想：她能够像男性般使用暴力，同时保留吉利根式面面俱到的“女性思维”；她具有必须在男性世界——尤其是警界——生存的进攻性，却没有因此养成母狗般令人生厌的嘴脸。电影颇花了些笔墨描写她对待男上司的棉里裹针策略：她对分局局长总是称呼Sir，笑脸迎人，从不闹情绪，但当后者没立即给她一件罪证以方便她办案时，她则坚持到令他让步为止。在局长的办公空间里，局长聚精会神在听她的汇报，没留意她把他搁在烟灰缸上的香烟弄熄灭掉，她用的是翘起小指亦即是兰花指的手势，十分之女性化，但在上司的空间里公然抵制了他的抽烟习惯，可谓斗胆至极，同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这个在日常每一细项中都留神要占上风或至少扳回平势的权力计较，确实也做到了毛主席教导的“一分钟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2] 电影这个大众媒体却将吉利根的“男性思维”庸俗化——这个概念并非鲁莽的同义词，而是指在一个难局中选择一条清晰的道路操作下去，而其应用的准则则是抽象的理性，少顾及人情。但有必要向电影观众交代得如此复杂吗？

另一个例子是1997年的《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 ） [3] 。故事里的男主角杰利（Jerry）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相信世界上发生的大事都是政府或国际阴谋造成，家中藏了许多数据文件，还装置把一切销毁的引爆机制，他出车时总是和客人陈述他的阴谋理论，却不料有一次被他说中，几乎招致杀身之祸。详情细节和结局如何无关本篇的宏旨，我们只留意吉利根学说在该片中遗下的蛛丝马迹：杰利向他爱慕的女律师爱丽丝（Alice）求助，害得她也被政府情报部门追踪，爱丽丝就索性停下来，将车头调转，主动去接触她的追踪者，后者有点愕然，她对他说：我不必像你们男人那般把车子的轮胎开得嘎吱作响，把垃圾桶都撞翻，以便逞强，我这样做也可以解决问题。在这里，硬插入一段已沦为吉利根主义的“总路线”，有点牵强：因为电影里的追踪者是友善的官方，换作敌方，如此做不啻是送死，人要逃生时无分男女，平常比较受保护的女性还必须学习几分男人的蛮劲，才方便逃出生天。电影出于政治考虑，却借此宣传女性思维的优越。但即使在大众文化里，这类“女性思维”只剩下点缀功能，总体来说，近数十年来美国电影里女性造型蜕变的轨迹是：从承受“英雄救美”，到女性自救，到击败男性，打倒男性也从学习男性对准对方鼻子一拳开始，后来演变到女性化地朝对方下体一记撩阴腿；至今日，则已出现男性已不足道而剩下两个女强人之间竞争的戏码。

[1] 网络上的译名是《叠影谋杀案》。

[2] 其实，这个细节不无后结构主义女权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的“性别的表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之痕迹，“性别”正是凭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建构的，因此也可以凭“日常选择”（daily choice）去颠覆，换而言之，反抗必须落实到日常生活细节，已非马列主义革命的结构大变动的实践。详见其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3）。

[3] 网络上的译名是《连锁阴谋》。

5.“连续性”与“个体化”的矛盾

我们必须分几个层次评论美国女性主义的母女连续论和女性思维。首先，是考虑她们的结论是否具有普世的有效性。的确，她们从成长的角度剖析了两性之间的巨大相异，在探讨女性的思维迥异于男性思维方面，也提出了新见解。在过去，男性中心的论调对这类相异不是予以忽视，就是站在男性立场予以贬损，认为相异就在女性不如男性。女性主义理论不只正视了这类相异，而且还把它们看成顶正面的，甚至比男性优越。这种重新诠释是被边缘化者对权力中心的话语进行货真价实的“解构”。

只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形态仍在，由这个形态塑造而成的两性的心理形态，在乔多罗笔下都似乎言之凿凿。在美国，这似乎也是60年代“性解放革命”与“反主流文化”冲击以前普遍存在的家庭形态。但是，到了乔多罗笔下，它已经是一种受到挑战的两性安排，而她本人的女性主义思考正是这个挑战的一环。美国战后初步的女权意识想干掉的不正是母亲这个传统“母职”的输送带吗？乔多罗用了“再生产”的概念去分析妇女代代相传的母职，不无马克思笔下剥削关系被既有的生产制度不断复制的意味。对新女性来说，这个母职既然是一重枷锁，那么，由它塑造而成的女性心理特色到底是正还是负？传统母职若造成女性之奴役，而由它塑造的女性心理却是正面的，甚至比男性心理还优越——这种说辞只能是一种“抽象继承法”，亦即是珍惜妇女在承受了千百年奴役后养成的可贵“美德”，但这是不是她们形同不变的本质？

纵使抽象继承法行得通，问题依然存在：新女性既然在精神上向男性闹独立，“连续性”（continuity）与“联结性”（connectedness）对她们有什么用处呢？除非它们是被应用在排斥了父亲的单亲家庭里——女权理论越来越倾向把“爸爸”说成是多余的第三项目，而单母亲家庭在70年代以来亦骎骎然成为美国家庭的主流形态——但这不该是乔多罗立论的原意吧！新女性该是美国“分离与个体化”形态的新发展，如果这个形态是用来表达精神独立、人格自主、私人空间确立的话，这个发展值得非议吗？在此意义下，人我界限不明朗有什么值得提倡呢？它不正是女性比男性受害更深的地方？

在乔多罗的文本里，不乏母女连续性与人我界限不明朗的阴暗面之陈述：某类母亲“从她们的自我以及身我界线模糊（body-ego boundary blurring）而衍生的行为将女儿维持在一种非个体化状态（nonindividuated state）里” [1] 。乔多罗固然可以说这种不断裂的连续性是假的，是一方掩盖另一方，并非互动的联结，但它也可能从正常的母女联结演变而成：“……母亲与孩儿原本已形成（或貌似形成）了恰当的一体化，但却不能放手。”结果“就阻碍了女儿形成她们的自我”，这种病态“在和爸爸少交往的女儿身上尤其显著”。 [2] 我在前面已指出：没有“爸爸”第三项目介入的胶着的母子关系具有精神病的潜质。既然男孩的成长过程很快就凭主动性把“爸爸”牵涉进来，形成三角的竞争形势，乔多罗所描写的那种“混同、投射、自恋狂的延伸、拒绝承认分离性的模式在早期的母女关系里就比在早期的母子关系里更容易发生” [3] 。在这里，新女性面临了该与“分离与个体化”的典范——男性——学习还是与妈妈保持“连续”的难局。

女性主义评论家米丽安·约翰逊（Miriam Johnson）批判丁内斯坦和乔多罗，认为将男性的恐母症归咎于她在孩提阶段的无上权力是谬误的，她们因此提倡让爸爸也参加育婴的主张，但不能如预期般消除该恐惧，因为男性的恐母症基本上来自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教导。 [4] 毫不意外，吉利根的女性思维论也受到反母性的女性主义者非难，最严厉的莫如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1959—），她在获普利策奖的《反攻倒算》（Backlash ，1991） [5] 一书中，指控这类理论是父权社会在80年代对女性已赢得的阵地进行反攻倒算的一环。法鲁迪悲鸣：“在70年代晚期，一派新的‘关系型’女性主义思维抬头，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分离的‘女性文化’以及女性的特殊‘相异性’之上。到了80年代，女性主义学术会议则被女性特殊美德的报告淹没了：她们的‘养育技能’、她们的‘关怀伦理’、她们的‘顾全大局的思维’。在这个10年，正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术界曾一度对性别相异着迷，一种对女人特殊本性的全神贯注很快就传遍几乎每一个学域。” [6] 在法鲁迪眼中，吉利根变成了最大的帮凶：她提倡女性思维强化了男女分途说，为她们争取法律地位平等设下路障。在女性大量进入公共领域与男性争一日长短的时代，任何对“母性化”的揭橥都有助于把她们驱回家内。法鲁迪虽然没提雀尔宁，但后者该属于她非难的“以为可以按照她们的条件恢复对专心家务的顶礼膜拜”的那群昏了头的女性主义者。 [7] 拉迪克等人的母性思维将女性沦为替他人提供养分者，在美国社会中易沦为“受害者”。

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分析科尔伯格的难题以及男孩女孩的不同答复，就会发现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乎男孩诉诸抽象原则、女孩比较重视具体人情关系，而是前者主张达到目的由一己操控，后者能成功与否则由他人决定，盖男孩的途径是你不给我就偷，女孩则将自己置于向对方求情的处境，对方如果不答应就顶多心中怪他缺乏人情味，除此之外一筹莫展。这里牵涉到“主动”还是“被动”的讲究，在美国式思维里，“主动”就是赢家性格，“被动”则几乎是“受害”的同义词，在这一点上，对权力思维不可须臾离的新女性简直比传统的男性还要在意。

1973年的电影《力争上游》（Paper Chase ）的故事场景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其中一位名牌教授的契约法课程众所周知难通过，他在堂上对学生从不假以辞色，苛求得不近情理，全班都被笼罩在这门课的阴影底下，有人因此休学，有人被逼至自杀边缘，男主角却于晚间闯入学校图书馆不开放的藏区，用手电筒偷阅该区储藏的契约法教授学生时代的笔记，他又认识了老师的女儿，后者曾结婚，老公一度是她爸爸的学生，因学业失败而一人到欧洲去游荡，至结局处，教授给了男主角最高分，而他的女儿的心亦归属于这位英雄。我曾一度将这部电影当作是宣扬男子汉“雄健性”的片子，如今该把它归入不分性别的“赢家”理想。

如果主体成为行动体是“个体化”的最佳写照，“关怀”在美式思维里则成了泯灭个体的操作：它被视作控制他人的一种方式，在“杀母”氛围底下尤其被当作情感不独立的弱者颠覆强者的手腕。1992年美国有一部宣扬被害妄想的电影《征求单身、白种、女性同住》（Single White Female ） [8] ，它的预告片中出现了这样的警句：“有人关怀，有人与她分享，有人向她借东西用，有人开始偷她的东西，有人就会为了变成她而杀人！（Someone who cares，someone who shares，some who borrows，someone who steals，someone who would kill to become her！）”这个由“关怀”前提出发推演至“杀人”结论的五段论逻辑简直是匪夷所思——如果我们没有钻进美式思维、变成它肚里蛔虫的话。美国人会视2015年中国电视剧《欢乐颂》中“自己的事情变成大家的事情，大家的事情变成自己的事情”为梦魇，它有多么泯灭人我界限和侵犯隐私！在一个被害妄想的总氛围中插入“关怀”，仿如将牛乳滴入酸醋中。

此外，女性主义理论家一旦从弗洛伊德主义的前提立论，她们的关怀论可以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弗氏理论从本能出发，将本能以上的意识、文化、伦理、道德一概视作压抑或升华作用，人即使极度扭曲本能去符合文明的“无私”要求，归根到底仍然是为己，其差别只在于较直接或较迂回，最迂回的莫如以取消肉体生命来赢取道德上的优越感，但原动力归根到底源自“本我”（id）这个生物基地。因此，有办法的人就少压抑自己的生命力，要达到目的由自己去正对它；没办法的人则唱苦情戏，欲“利己”反先去走“利人”的曲线，只是不同方式的自我表现罢了。如果我们说：文化之优越正在于它能克服本能，使人达到有别于兽道的更高人类境界。果如是，就可进一步论证非个人主义的东方文化比西方更为优越，但具说服力吗？

[1]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100.

[2] Ibid.,pp,101-102.

[3] Ibid.,p.103.

[4] Miriam M.Johnson,Strong Mothers,Weak Wives:The Search for Gender Equality（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5] 中文版译名为《反挫》。

[6] Susan Faludi,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on American Women（New York:Anchor Books,1992）,p.325.

[7] Ibid.,p.326.

[8] 该片在网络上的译名是《叠影狂花》，本书将会在第十三章中分析。

6.女性化与东方化

美国的女权思想，为了抵制阳刚主宰式的个人主义，提倡了一种人我界线不明朗的人格模型，这使她们不自觉地走上“东方化”道路。从20世纪40至50年代，哈里·斯塔克·沙利文（详见第五章）的中国弟子、后来长期任教于杜克大学的戴秉衡（Bingham Dai）已在修正弗洛伊德学说。在他重新构造的人格模型里，弗氏根基于原欲的“本我”一概念整个被铲除，换而言之，人格构造的地基不再是本能，其被戴氏用“原初自我”（primary self）概念替代，后者是由早期家庭关系形成的。 [1]

后来，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culture-and-personality）范式（详附录一）式微时，在西北大学任教的许琅光（Francis L.K.Hsu，1909—1999）对这个范式做出修正，斥之为“西方个人主义的缩影”，他提出的另类人格模型把自我疆界模糊化，把它变成一层层的同心圆圈：非意识处于最内核，外圈则是意识、重要的他者、广大社会，以及更外圈的世界。它有点像《大学》里“修齐治平”的延续体。在这个同心圆模式里，西方式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延续体的最内两层，不能把它和延续体外层其他同心圆切开，因此，自我疆界是虚幻的。 [2]

戴氏与许氏并非在从事心理学或人类学的中国化，而是在建立普世模式，但他们在美国人微言轻，没造成多大影响。如果我们从“属于中国人特色”而非普世性范畴的路子回溯，也会发现一些先驱者。20世纪4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当代中国研究”计划里（详见附录一），有一位伊丽莎白·赫勒斯伯格（Elizabeth Hellersberg），用心理测量来研究中国人对世界的感知，盛赞中国人感知之全面性：正因为中国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手脚受襁褓固定，触摸受到剥夺，较少动手动脚，被限于用眼睛观察，尤其被大人抱在身前，对世界有居高临下之势。他们以“在广大世界面前冥想”作为一种补偿作用，这给予他们一种对空间的安全感。中国人在受测验时画的图往往将空间画成朝“肺腑”部位收拢，而不是像西方人的透视法般“将观察者用力从自身处拉远”。赫勒斯伯格暗示西式透视法中所含的紧张“对肺腑与本能需要具压抑作用” [3] 。言下之意，中国人比较与自然保持和谐。

赫勒斯伯格的“东方主义”虽然是属于动机友善的那类，然而，西方人倾向把触摸行动被剥夺只剩下旁观的能力等同于“被动”，他们亦会认为对环境较少动手动脚操作不利于发展“工具理性”。在赫勒斯伯格的时代，“襁褓”说甚至具有“冷战”的意义：当代中国研究计划的另一成员乔弗里·戈勒对苏联人也做出同类判断：“苏联孩童身体其他部位受到束缚，令他依赖视觉作为与世界的主要接触。” [4] 反正，他们的成长都有点不平衡，不类“自主=工具理性”发达的西方人。

但这个论点终究从“冷战”背景中解放出来，出现于其他方面。例如，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德鲁·帕勒克斯（Andrew Plaks）亦有中国人的叙事是“大观”（total vision）式的论点，并把它和西方式叙事等量齐观，后者是单线发展、涌向一个高潮，而且有了结（closure）；他从《红楼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式叙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节朝多方面开叉，相互重叠而又相互联结，不一定有了结。 [5]

在1970年，澳洲的女权理论家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39—）在质疑西方式个人主宰的价值观时，亦诉诸《老子》的思想权威：“女人，唯其是被动并被判处只能观察和反应而不能创始，对复杂性的知觉度就比较大。男人为了主宰而被迫压抑他们的承受性。女人被幼儿化的可能性优势之一是她们或许终如老子所说成为世界上百川汇聚的低谷。” [6] 很不幸，格里尔的措辞仍然充斥西式思维：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并没有“被动而被判处只能观察和反应而不能创始”（passive and condemned to observe and react rather than initiate）的受害含义，老子的“能婴儿乎？”命题是指返璞归真，而不是指“被幼儿化”（infantilization）的被害命运。从她的负面语气上看，个体缺乏主宰，被动，不能动手动脚去操作而只剩下观察的分，纵使能养成照顾多面关系的“大观”，却丧失循一条自己选择的单轨以达到高潮和了结的主体性，在西方，这股主体性曾被等同“雄健性”，如今是两性都冀求的目标吧！看来，瞻前顾后、面面俱到的“大观”还是保留给东方人为妙。

有美国学者应用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成长阶段论测验香港的华人，在1977年发表了成果，其结果是中国人为了保持社会和谐而放弃自我决定与社会原则性（social principledness）。 [7] 如果吉利根对科尔伯格的批判有效，那么，中国测验对象的表现是否也只是文化差异，不应被判为道德成长低级阶段？吉利根用“关怀的伦理”和科尔伯格的抽象化原则抗衡，是否也可以用来替中国人开脱？但切入吉利根的“普世的”女性知识论角度，恐怕不能用来肯定不同文化的多元有效性，反而是把中国人的道德成长形态说成是“女性化”的。

科尔伯格抽象化的原则性有关“公道”，后者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地位历来都高于“关怀”。“公道”必然是比较理性的，它用一视同仁的法则无私地对待每一个人，使得社会能像一部机器般操作，至于“关怀”则建筑在情感之上，只适用于私人关系。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却唱反调，认为“关怀”高于手段与目的计算，后者将“存在”与其原初母体分隔开来，对一个人关怀就是承认他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一部分。“海德格尔强调人之存在的实际层次，他将实有的本质（Dasein）定义为‘关怀’。作为人意涵对事物关切和对别人热心。” [8] 海德格尔并没有把这个另类的认知性别化或者东方化，只是用它批判西方的工具理性。吉利根将它性别化，可能无改于它的“另类”地位。如把它“东方化”则是把它树立为一个“他者”，亦即注定了它不是主流。

[1] Bingham Dai,“A Socio-Psychiatric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7,no.1（February 1952）,pp.44—49.这个学说在他早期的著述中已见端倪，详戴氏著：“Personality Problems in Chinese Cultur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No.5（October 1941）,pp.688—696。我曾和他通信，把他这个贡献说成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中国化”，他纠正我说：他只发挥沙利文的学说而已，言下之意，是推之四海皆准的，不是本土化的心理学。

[2] “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in Anthony J.Marsella,George De Vos,Francis L.K.Hsu,eds.,Culture and Self: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New York:Tavistock Publications,1985）,pp.24-55.这个看法已萌芽于他较早期的作品：“Psychological Homeostasis and Jen:Conceptual Tools for Advanc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73,no.1（February 1971）,pp.23-44。

[3] Elizabeth Hellersberg,“Visual Perceptio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as a Mean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 Chinese Phenomena（An Experimental Approach）”（1949）,unpublished manuscript,in Margaret Mead Papers-Rearch in Contempory China,G-26,Ch-662,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4] Marvin Harris,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New York:Crowell,1968）,p.445.

[5] Andrew Plaks,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6] Germaine Greer,The Female Eunuch（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70）,p.109.

[7] Alfred H.Bloom,“A Cognitive Dimension of Social Control:The Hong Kong Chines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in Amy A.Wilson,Sidney L.Greenblatt,Richard W.Wilson,eds.,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New York:Praeger,1977）,pp.68-79.

[8] Michael E.Zimmerman,“Heidegger,Buddhism,and Deep Ecology”,in Charles B.Guigno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47.

第十一章　言不由衷的母女亲和论

楔子

母女亲和论的揭橥者偏好从心理与性别成长的角度看问题，往往忽略了代间的角度。事实上，没有迹象显示美国的母女关系比较和谐。种种迹象反而显示女权运动促成进一步的分离和个体化，这也难怪，女性摆脱男人独立之原型乃美国小辈摆脱家长而自主，先前是年青一代必须摆脱父母的阴影，方能顺利地进行异性恋，这个异性恋是由男方主导的，如今女人要摆脱男人的主导，则连传统的异性恋关系都要解构，难道还会与上一辈的母亲维持“联结”吗？

1.离家的喜悦

如按照前章所述，女性的人格成长没造成男孩式与母亲之断裂，那么，是谁造成母女间的隔阂呢？亦即是什么外力把原本在心理上的接近扯开？这个罪责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父权社会”的头上。女权活跃分子朱迪斯·阿堪纳在一份1979年发表的母女关系的研究报告开宗明义地设定：

在一个贬损母亲的社会里，妇女不可能尊重她们的母亲，妇女不可能尊重自身：母亲把女儿社会化成狭窄的妻母角色，怀着挫折与罪恶感的女儿遂因母亲的口是心非与无能而否定她们——随着每一代的转折，异化感越益加深。 [1]

在接受访谈的女儿中，有75%表示当她们从妈妈处迁出时心中很高兴，也很热切。 [2] 这份离家的喜悦是否能用受了“父权社会”洗脑的单因去解释呢？从妈妈处迁出的原因该不止一个：有的是往他处上大学，有的是迁入男朋友处同居，也有少数是与长辈闹翻，大多数情形是感觉自己终于独立了、感觉自我主宰的领域正在成形中的兴奋。从进入新千年后发达社会的“草莓族”趋势看：不肯迁出去的子女才是有问题的，是在啃父母的养老金，以便他们永远待在老家里。

在1979年由阿堪纳提供的75%的比例，至今日不知是否有增无减，也不知是否连东亚社会亦已达此比例？无论如何，数字会掩盖国情的差异。个体独立与核心家庭乃现代社会的趋势，但观察者仍得探究两代分离是现代社会势在必行的情形下、分家后仍保持良好感情，还是从此形同陌路、甚至势同水火？更甭提把对方恶魔化。阿堪纳的访谈者的确有许多是透露怨恨，力图避免重蹈母亲的覆辙。

阿堪纳主张母女应该恢复“联结”，乃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女性主义的“总路线”，比较特别的倒是她同时主张重建“母子关系”。她继续提出控诉：“母子关系被禁止与遭限制，不能超出它目前被规定的那个形式，但有权做如此规定者从来都不是母亲，而多半是父亲——那些已经终止为母亲之子的男人。” [3] 她悲叹在美国提倡母子关系变成了一个禁区：

只要有少数人扬起眉毛，我们就唯有闭嘴，尤其是来自指责母亲者的挑战，他们的最重型武器就是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当母亲鼓励儿子唱歌跳舞，让他哭，与他力辩女孩和妇女受剥削，令他对足球队反感——尤其是用爱去触及他并渴望母子之间建立长远的情感亲密，就有人暗示她毁了她的儿子，我们只好哑口无言。甚至吃寿司、上剧院、阅读《纽约时报》、支持私立和另类学校——男人用背囊背小孩、女人穿戴像成功者——头脑如此不简单的一群，甚至对这样获得权力的人来说，母子关系仍然是禁忌。 [4]

阿堪纳很羡慕传统中国，在那里，“母亲可以珍爱她成年的儿子，他们会和她住在一块儿，照顾她、尊敬她的年迈，提供媳妇作为她的奴婢”。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压抑妇女，却极尊重母亲，母子关系亦至为重要。但在美国文化里：

却无任何传统、任何礼仪，甚至任合文化意识道出母子之间该发生什么。相反地，我们有两者之间不4该有任何关系的观念；一个年轻人必须离开他的母亲——甚至把她“杀”了——然后在他爸爸监督下努力变成一名男子汉。本文化设计了一个绰号，挖苦身心都与母亲保持亲近的儿子，称他们为“裙带儿”（mama’s boys），其轻蔑不限于他们亲近妈妈，还自动地连带同性恋的嫌疑。 [5]

在这里，可看出阿堪纳并不止于提倡母女亲和论，她抗议美国文化之不近人情，镇压母亲爱子女的天性，把自发的亲子之情至某必要时刻硬生生拦腰切断。她的呼唤具有普世性。可能也正因为这样，阿堪纳如今被遗忘，因为她提倡的不止于母女的联结性，也提倡母子亲和。历史至今天仍记得乔多罗和吉利根，那是因为她们只集中在母女连续性一点，把它变成女性本质论，以相异于男性，在抽象地回归女性传承的借口下，与男性分道扬镳、另立族群。正是这个进一步的“分离与个体化”，而不是阿堪纳提倡的中国式亲情，才符合美国的文化动态。本书中分头讨论的美国男性的杀父与杀母、女性杀母、上一代杀子、主体杀死入侵的狂慕者，以及将在本书续篇中讨论的女性杀夫与杀父，就是为这个“分离与个体化”逻辑绘制一个流域分布图。

但是，阿堪纳的《我们母亲的女儿》与《每个母亲的儿子》两书仍然道出一个差别。在亲子之情底下，纵使把儿子与女儿一视同仁，但是母女的联结性仍然比较多。前书中的一位访谈者说：“母女间问题多多，因为她们太过相似。她们在彼此身上看见自己。我猜如果女儿长大了不像你，也不喜欢同样的东西，你会真正感到是侮辱。它是一个真正的排斥。母亲对女儿变成什么样子是太放不开了。” [6]

[1] Judith Arcana,Our Mothers’Daughters（Berkeley,CA.:Shameless Hussy Press,1979）,p.1.

[2] Ibid.,p.151.

[3] Judith Arcana,“Preface to the 1986 Edition”,Every Mother’s Son（Seattle,WA.:The Seal Press,1983,1986）,p.vii.

[4] Every Mother’s Son,p.viii.

[5] Ibid.,pp.216-217.下加着重符之字乃原文中强调用之斜体。

[6] Our Mothers’Daughters,p.8.

2.《通灵女士》里的母女情仇

就是在乔多罗的《母职的再生产》面世的1976年，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发表了《通灵女士》（Lady Oracle ）这部小说，书中女主角与她母亲的关系之描绘令人震惊，也不知道这个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有多少自传成分？故事描写一个女孩不快乐的童年，及其如何影响她以后的人生：女主角琼·弗斯特（Joan Foster）此后都以虚构的过去和假的姓名面对人生。

故事里的女主角小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过胖，母亲却认为自己长得很漂亮，至少年轻时如此，遂力图改造女儿：“我与妈妈进行如火如荼的战争，寸土必争的是我的身体。” [1] 妈妈知道女儿患吃食错乱症，就在自制的蛋糕上放泻药，把它放置厨桌上，女儿吃了除了受苦之外于事无补。 [2] 妈妈又要女儿去看心理医生，但女儿感到心理医生嫌恶她。 [3] 妈妈又把女儿送入舞蹈学校，希望凭运动减肥，还用心替她缝制戏服，但女儿把肿臃的身体挤进短小的蝴蝶装后变成丑八怪，因此在登场前母亲反而去警告那位“和母亲一般苗条和含遣责（reproachful）”的女老师，两个人合谋把她的角色临时从蝴蝶改成一枚防虫丸，女儿感到被妈妈出卖，却被推出台前，在观众的一片哄笑鼓掌声中表演了一场“狂怒与毁灭之舞”。 [4]

母亲对女儿可说是用尽了心思，肯定有担心女儿不健康或遭人耻笑的因素在内，但这些考虑与嫌恶感很难分辨。事实上，妈妈也怕女儿丢她的脸。女儿感到自己逐渐被排斥于妈妈的家庭晚宴之外，因为妈妈觉得有一个小鲸鱼般的女儿在身旁，除了尽量吃食就不会开口，会破坏她的社交场合。 [5] 维持门面是成人世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在小孩子眼中成了虚伪。这个母题见于塞林格（J.D.Salinger，1919—2010）发表于1951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 ），此后即成为北美文学的一个持续的母题。在《通灵女士》里，女儿感到妈妈“为了社交的理由上教堂”，她令女儿上了几年的主日学，“戴白手套，戴用橡皮筋固定在头上的海军蓝毛毡帽子，穿亮皮制作的圆头童装鞋”。 [6] 女儿成功地抗拒了妈妈送她上私校的打算，妈妈的顾虑是维持身份和地位，但拗不过女儿，只好让她上了附近的一所中学。

女儿在妈妈眼中一无是处，自信心坠落谷底，从自身体重中唯一获得的快感就是利用它使妈妈难堪。这种心理比报复更复杂，是爱恨情仇交织，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情感都只求震撼对方的心扉。妈妈为了增加女儿减肥的动力，开始给她零用钱买衣服，但女儿故意穿得俗恶不堪地出现在妈妈眼前，这一次妈妈被气得哭了：“她哭得很无助、很被动，她依靠在栏杆的支柱上、瘫软如无骨。”女儿从来没见到妈妈哭过，觉得很沮丧，但也感到很得意，发现自己有了唯一的权力：“我击败了她：我永不让她按照她的形象塑造我，既瘦又美丽。” [7]

说穿了，一个人对另一人恨铁不成钢至嫌恶的地步，是为了强制对方变成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对方根本无法镶入这个模子。令琼一直大惑不解的是母亲用电影明星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之名字给她起名：“……是她希望我成为她饰演的银幕角色——美丽、有企图心、毫不留情、摧毁男人——还是她希望我有成就？据母亲说：琼·克劳馥十分努力，她有意志力，她白手兴家。［母亲］把别人的名字安在我身上，是否永不让我有自己的名字？归根到底，连琼·克劳馥的名字都不是她的本名。” [8]

无疑，“琼·克劳馥”是镜花水月——妈妈在女儿身上追逐的正是镜花水月。妈妈基本上是自我中心，还期待女儿对她“心怀感激”。她呈现完美主义强迫症征候：琼小时候帮妈妈做家务，妈妈嫌她笨手笨脚，告诉她宁愿自己一次就做好，免得女儿做坏了她必须从头收拾。琼的小姑妈带她去看展览，总会牵着她的手，但妈妈带她上街，则是抓她的臂膀或提着她的衣领，因为怕弄脏自己的手套。这类征候很像《凡夫俗子》（Ordinary People ） [9] 里那个患强迫症的妈妈，很难对子女表达爱心。

琼与妈妈的关系，似乎反讽地证实了乔多罗的“母女连续性”的命题。情感上比较遥远的爸爸从来没给女儿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压力，因为父女并不相像、不认同，也不模仿，母女则如镜子的相互映照。琼小时候喜欢观察妈妈化妆，母女俩都把它当作一种特惠，不准女儿在旁看则变成了妈妈的一种惩罚方式。女儿往往乘妈妈不在时闯入禁区，玩妈妈的化妆品和首饰。“我的妈妈有鹰隼的眼睛，对东西被移动过一察即知，因此我必须十分小心地把它们归位。” [10] 观察妈妈化妆也化为琼的梦魇场景。在不断的噩梦里，女儿坐在一个角落观察妈妈化妆，忽然发现三面镜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妈妈的三个面相，而是一个三头怪兽，此时，女儿感到门外有一名男士正要推门进来，她大惊失色。年事稍长后，梦景依旧，情愫却改变了，女儿期待那名不速之客闯入，揭发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秘密：我的妈妈是一头怪兽！ [11]

有一次，琼的小姑妈带她去灵媒处玩通灵术，一般招来的鬼魂都是死人的，在琼背后出现的却是她的妈妈，她大惊失色，也很忿怒：妈妈还活着，怎可连阴阳两界的分际都不遵守！灵媒解释说可能是她出窍的灵魂，但这更说明了是琼心中驱不散的妈妈阴影。 [12] 待到琼逃家至伦敦定居，在妈妈的死讯传来之前夕，琼又再次看到她妈妈出窍的灵魂现身，总是“穿着她那件带白领子的海军蓝套装，白手套、白帽子、白鞋子都一尘不染” [13] 。显然，又是那个她快被逼疯了也无法镶入的模子。

琼在中学末年已在策划逃家。她半工半读、两处兼职，并在银行开了账户，开始储蓄。妈妈对她的行为大惑不解，因为妈妈期待她进入多伦多大学，家里供她钱，女儿打工有损妈妈的身份，令她回想起自己不如意的早年。 [14] 造成琼逃家的契机是小姑妈之死，小姑妈在遗嘱里给琼留下了2000美元，条件是她必须减肥100磅，琼很快就减了82磅，妈妈却开始对她冷嘲热讽，母女在厨房唇枪舌剑，妈妈忽然拿起削果皮刀戳女儿，虽然只受轻伤，女儿当晚就离开了家。 [15] 这次变故令两人都大吃一惊。女儿是成功地减肥了，母亲对女儿的鄙夷却达到了爆炸点，这个鄙夷乃长期累积而成。琼在小时候被同学们欺负，回家都不敢告诉妈妈，因为感到妈妈心中深处总是在帮敌方，反责怪她窝囊废。 [16] 其中当不无透过外人惩罚女儿的心理。事实上，我们不会对陌路人产生这种心理，反而是针对与自己很接近的人，恨对方令自己失望。这是否也是母女之间过度认同的副作用？

琼与爸爸的关系则“相敬如宾”。琼逃家后，只与爸爸保持联系。爸爸谅解琼不再理会妈妈的立场，“好像一个费心谅解他人的立场者一般”。她事后感到无人真正了解爸爸，包括她本人、她妈妈在内：“他的立场有如一个穿栗色皮拖鞋，于周末在家里弄花草虚度时光的人，因此被他的太太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傻瓜。他是一个在笼中的男人，和众多的男人一般……” [17]

在这里，我们重遇美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周而复始的母题：令人生厌的妈妈与睿智的爸爸。 [18] 到目前为止我都从性别角度分析这个母题，认为是男性中心论的产品。但女性主义作家阿特伍德的作品修正了我的看法。阿特伍德是货真价实的女权分子，她在1985年发表的《婢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是女权运动炮轰“父权社会”的重型炮弹，故事想象在一个未来的变质乌托邦里，美国的宗教右翼已政变成功，建立了极权式神权政治，褫夺已解放的妇女之公民权，把她们重新沦降为生育工具（也沦为高干私底下泄欲的工具）。与1976年的《通灵女士》相比，《婢女的故事》把父权妖魔化，灵感似乎纯粹来自意识形态，书中人物造型接近革命样板戏。她早期作品描写家庭男人的无奈感则还有一点写实意味。

被琼描写成“和众多的男人一般”的“在笼中的男人”的爸爸，也是妈妈的受害者。琼小时候正值“二战”期间，爸爸被派往敌后做情报工作：“较早时他根本不在家，这可能是我记忆中他比妈妈人好的原因。”爸爸不是首当其冲者，艰难的日子都由妈妈一个人撑过去，于是，妈妈就在家庭宴会上，语带尖酸地向客人抖出爸爸在敌后专门干处决奸细的勾当，而且“乐此不疲”，事后琼看到平常性格温和的爸爸暴怒。她终于偷听到父母吵架，妈妈露口风说她原本不想嫁给他，也不想要这个孩子，而爸爸倒是一个人在敌后“过好时光”，作为医生的他根本没为她“妥善处理”，爸爸致歉，妈妈说你也杀过人，这有何难？似乎在暗示该把琼这个胎儿拿掉。 [19] 这个妈妈嫌女儿生下来是多余的话偏偏给女儿听到，她心头会有什么滋味？

待到妈妈意外身亡的消息传来，琼从伦敦赶回奔丧，发现爸爸已经将妈妈的衣服送掉了。她的想象力开始活跃：幻想爸爸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上班时间内潜回家中，把妈妈推下地窖的楼梯底，造成她“意外死亡”，反正杀人一度是他的专业！换而言之，心底里把杀母的念头幻化为爸爸杀妻的情节。书中不止一处写琼觉得爸爸是一个同谋。 [20] 女儿在逃家后还未前赴伦敦以前，曾到爸爸的医院找他，感到爸爸看她的眼神是既羡且妒：“我做到他想做而又不敢的事情，我逃离了。” [21] 女作者在这里继承了美国现代文学另一个熟悉的母题：老公终于受不了老婆而离家出走。 [22] 我在阅读阿特伍德小说前也把它当作是男性中心的母题，在本故事中却由女儿去执行，故如今把它视为北美文学的共同传承。

妈妈死了，奔丧的琼心中充满怀罪感，知道母亲也不曾快乐，自己却离她而去，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抵家当天晚上，她就打开妈妈的冰箱，食不知味地把里面所有的食物都狼吞下去，期待妈妈再次“在厨房门边现身，脸上挂着那难忘的鄙夷与暗中幸灾乐祸的神情——她喜欢在现场把我抓个正着——但过去总是把她招来的秘仪这次却失效” [23] 。琼当晚就连着呕吐了两次，但吃食错乱症也从此治好了。

琼发觉：妈妈死了，自己也不能久留，爸爸不赶她，但也不挽留她。“我们一生都是沉默的同谋者，如今已无守沉默的需要，我们变得无话可谈。我原本想象是妈妈把我们隔开，如果没有她，我们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但我错了。事实上是她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有如国难当头，有如德军的闪击战。” [24] 至此，她才发现死了才令人如释重负的妈妈居然是家庭的维系力！

[1] Margaret Atwood,Lady Oracle（New York:Anchor Books,1976）,p.63.

[2] Lady Oracle,p.83.

[3] Lady Oracle,p.79.

[4] Ibid.,pp.39-46.

[5] Ibid.,p.70.

[6] Ibid.,p.101.

[7] Lady Oracle,p.84.

[8] Ibid.,p.38.Joan Crawford的本名是Lucille Fay LeSueur。

[9] 《凡夫俗子》（Ordinary People）乃1976年的一部小说,作者为朱迪斯·盖斯特（Judith Guest，1936—），1980年搬上银幕。

[10] Lady Oracle,p.62.以鹰隼比喻妈妈并不陌生，详见第八章第3节。

[11] Lady Oracle,p.63.

[12] Ibid.,p.107.

[13] Ibid.,p.172.

[14] Ibid.,pp.84-85.

[15] Ibid.,pp.120-121.

[16] Ibid.,p.55.

[17] Lady Oracle,pp.136-137.

[18] 例如，第七章中提及的《献给爱尔吉侬的花束》，第九章中提及的《坚挺、快捷与美丽》与《畸恋》，以及本章提及的《凡夫俗子》等。

[19] Lady Oracle,pp.71-73.

[20] Lady Oracle,pp.73，178.第七章中提到玛莎·沃尔芬斯坦与内森·莱特斯在1950年发表的美国电影之精神分析研究，指出当时的家庭喜剧中常出现在家中吃瘪的爸爸与儿子订立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妈妈。

[21] Ibid.,p.136.

[22] 除了《献给爱尔吉侬的花束》之外，还有第六章中提及的《热昏》。此外，在田纳西·威廉斯的1944年的剧本《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里，父子两人相隔多年先后离家，都是受不了同一个女人的唠叨。

[23] Lady Oracle,p.177.

[24] Ibid.,p.180.

3.对“最亲爱的妈咪”口诛笔伐

无独有偶，在上节中提到琼的母亲要女儿以琼·克劳馥（1905—1977）为楷模，而这位早期的好莱坞女星也被她的女儿攻击得体无完肤。1978年，即《通灵女士》出版后的第二年，克里斯蒂娜·克劳馥（Christina Crawford，1939—）发表《最亲爱的妈咪》（Mommie Dearest ）一书，回忆她在已故的养母，电影红星琼·克劳馥底下的生活。《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 ）的书评说：“这可能是曾书写于纸上的母女关系中最令人心寒者。” [1] 这部女儿写的回忆颇迎合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对虐孩（child abuse）问题的炒作，该书于1981年搬上银幕。其知名度远远超于《通灵女士》。

在克里斯蒂娜的回忆中，琼·克劳馥具有男人的竞争性，因此在事业上爬至顶峰，却呈现强迫症征候，凡事都要控制得十全十美，也不可能真正爱上任何人，在婚姻接二连三地失败、事业走下坡时，就养成酗酒习惯——这些问题，都发泄在子女身上。她把子女打扮得漂漂亮亮，还为他们办大型生日派对，过盛大的开放型的家庭圣诞聚会，但这些都是便于她自己搞公共关系，制造“成功”形象，至于客人送的礼物，子女一件也收不到，全部被没收，转送他人。“有时候我真的想大吼这一切都是造假。这里并没有圣诞，这只是另一部由琼·克劳馥和她可爱的四个孩子主演的电影里的一幕场景。它是艳光四射的女明星处在从此以后永远过着快乐生活的佯信世界中的一个缩影。” [2]

琼把她的竞争性格强加在子女身上。电影里有一幕加入了原著中没有的对白，却相当传神地把这种性格勾画出来：琼强迫克里斯蒂娜与她比赛游泳，小孩说：“妈咪，这不公平，你是大人，我是小孩！”琼回答说：“我何曾告诉你这世界是公平的！” [3] 即使每日与妈妈一起住，克里斯蒂娜要见妈妈仍必须预约：“她如此管制她的生活，以避免真正去过它。她变得对任何自发的、不能直接掌控的事情均如此害怕。” [4] 琼认为幽默感很重要，坚持子女们培养幽默感，她的方法是指出他们行为中的蠢事，然后要求他们笑。这个把自己当笑柄的游戏令克里斯蒂娜“窘得想哭”。到了八九岁时，克里斯蒂娜已学会只要在母亲认为有幽默感的时刻，不管自己哀喜都发笑，如果不笑，就会激怒她。 [5] 琼害怕对任何事情失控，自然讨厌胖子，她唯一能够容忍的胖人是她的基督教科学教会的精神导师——她对之言听计从。

在平时，琼把家中规矩定得很严，她白天睡觉时全屋的人不准大声说话，走路不准发出声音，于是全家包括用人在内都得悄悄说话、用脚尖走路。她规定吃什么，全家就得吃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喜欢吃生牛肉，结果就被罚没饭吃，过了几天还得把那块已不新鲜的牛肉吃掉。琼又有洁癖，令子女出门都必须戴白手套。她每天洗三四次澡、每隔数小时就要刷牙，一个特定的壁橱里摆满她清洗身体各部位的洗洁剂。她常常发动清洗全屋的活动，连细微的角落都不放过。 [6] 她对子女的房间随时做夜间突击检查，有一次，她发现克里斯蒂娜有几件衣服还挂在铁丝衣架上，是女儿从洗衣铺拿回来时忘了换上家中规定的衣架，她就半夜里把女儿从睡梦中粗暴地弄醒，把她衣柜里的衣服摔满一地，连床铺也掀起，命令女儿重新收拾，才准睡觉。

琼的养子——克里斯蒂娜的弟弟——克理斯（Chris）在晚间睡觉时被琼用带子绑死在床上，连上厕所也得姐姐违反规定把他松绑，还得替他把风。琼对养子的措施，完全是满足控制欲，并摆明对儿子不信任，挫伤他的自尊心。琼有一次惩罚克里斯蒂娜，把她最喜爱的一件衣服剪成碎布条，要她穿在身上，像小乞丐一般，历时一星期之久。 [7] 在克里斯蒂娜上寄宿学校后，琼常在校方那里无中生有，罗织女儿莫须有罪状，让校方对她印象不好，有一次，甚至派人把她的衣服全拿走，只剩下两件，让她长期穿在身上，在同学面前出丑。

琼·克劳馥事业心很重，基本上不适合当母亲，我们很难揣测她领养孩子究竟是为了搞公关，还是心中需要孩子。如果是后者，也是为了她本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子女自身的需求。子女还没有成年，琼已无暇顾及，遂长期把他们扔在寄宿学校里。克里斯蒂娜在10岁以后，就很少见到母亲，只有透过通信，而琼的信件内容也是责备她不知感激居多，克里斯蒂娜则必须不断表达她对“最亲爱的妈咪”的爱意。

按克里斯蒂娜的说法：琼其实只爱她自己，她规定子女对她的称呼必须是“最亲爱的妈咪”，但克里斯蒂娜听话地称呼了无数遍也无济于事，盖“声调不对，脸色不虞也会遭殃”。 [8] 琼复要求子女成为她的“影迷”。但克里斯蒂娜上寄宿学校时已经是大小孩，开始表现独立，琼对她的控制能力减弱，因此就采取无情打击的手法，挫伤她的自尊与自信。有一次，琼认为克里斯蒂娜的话中有反唇相讥的意思，突然歇斯底里，扑上去掐住她的咽喉，把她推倒在地，抓住她的头砸地板，而且目露暴戾凶光、动了杀机，琼的秘书把她俩拆开，女儿才免于难，但事后琼还招来不良少年管训队，要把克里斯蒂娜带走。女儿眼圈被打黑、嘴唇破损、充满血污、脸颊红肿、脸上还有一块大掌印，警官遂说事主要求他把女儿立即逮捕，本来他会遵从，目前（可能是目睹了家暴的痕迹）打算事主再次报警的话，他即将如此做。 [9] 克里斯蒂娜在她的书中至少有两处忆及她少女的心灵中出现杀死母亲的冲动。 [10]

在防范家暴的法令不周全的时代、在妇女的生命多挫折的岁月里，母亲把子女当作出气袋，是否比现在多见少怪？为人母者除了这种间歇性的发泄外，是否也有对子女表达亲爱的时刻？我们能否根据琼·克劳馥与她养女间发生的一些插曲，就遽然推翻母女较亲和的命题？《最亲爱的妈咪》一书其实也记载了母女相亲相爱的时刻。问题在于：不论是亲爱还是仇恨，似乎都落实而不是推翻了母女比母子或父女多“连续”、较“联结”的命题，女权理论家没顾及的是：这类“连续”和“联结”也有阴暗的一面，和人性的阴暗面一样无可避免。

在克里斯蒂娜成熟以后的回忆里，她妈妈常常把她当作自己的延伸，将不幸福的童年回忆甚至自我憎恨投射到她身上，好像母女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分离的存在。克里斯蒂娜在寄宿学校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忽然对校方说她负担不起学费，把克里斯蒂娜和弟弟克理斯转成半工半读。“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母亲似乎要我重历一遍她自己童年的苦行。我不止一次听到她说她曾打工才能上学的故事……母亲把它变成家法，我无可逃遁必须去延续它。” [11] 当然，读者可以说：天下不是有更多的父母不要让子女重蹈自己曾走过的辛酸道路，因此尽量把最好的给他们？在此意义下，琼·克劳馥固然是变成与子女一体，却不是好父母。

生长在演员之家，克里斯蒂娜很早就有志于演艺生涯，她在寄宿学校终于有机会首次登台表演歌舞剧，事后问妈妈观感如何，小女孩总是希望妈妈会替她打气，说两句嘉奖的话，不料，妈妈却说虽然演出还不错但稍嫌“过火”。克里斯蒂娜感觉受了打击：“当时我不知道母亲最原初的雄心是当歌舞剧的演艺员。她并不打算进入电影界，但她还来不及晋升至团队踏舞以上的层次，就与米高梅签了约，来到好莱坞，此后就从未登上舞台。” [12] 显然，琼是把自己心头的遗憾投射到女儿身上，既妒且羡，亦把她视为一个对手。

琼·克劳馥不近人情，在她再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时（1955年），不通知在寄宿学校的子女，害得他们必须从媒体处获知。但克里斯蒂娜获得了一位新爸爸，也快乐了一段时光。这位阿尔弗雷德·斯蒂尔（Alfred Steele，1901—1959）是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忽然间，家庭的经济环境纾缓了，一改过去妈妈主要只花钱在自己身上而少顾及子女的作风，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弟妹们被召唤至纽约，上大饭店、出入坐轿车、大量购置新衣，和父母一起去瑞士度蜜月。克里斯蒂娜该年16岁，觉得第一次过幸福的生活。

几乎与《通灵女士》里的家庭关系一般，克里斯蒂娜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爸爸一见如故，并产生自己和他都是妈妈的受害者的同仇敌忾心理。克里斯蒂娜在妈妈新婚后第一次回到家里，妈妈叫她自我介绍给新爸爸认识，却多余地在背后说了这位先生几句，口气中并无幸福甚至兴奋感，而是对他有点纡尊降贵、语含刻薄，克里斯蒂娜立时感到妈妈并不爱这个男人：“这居然是她对新婚不到6个月的丈夫的形容！我已开始为他感到难过。” [13]

克里斯蒂娜心中渴望一位真正的父亲，因此很容易对这位新爸爸产生好感，觉得他平易近人，“没有成功人士那种驱策”却足以成为周围的人之表率，换而言之，不像妈妈为了爬升至顶峰而心理失衡。当爸爸直视她的眼睛时，她感到他了解自己，而不是像妈妈那般对她视而不见、把自己当作发泄对象。克里斯蒂娜与弟妹们也很喜欢听爸爸讲故事，妈妈却一反常态，出奇地沉默。 [14] 琼·克劳馥仍患有酗酒问题，喜怒无常，在蜜月期间就与老公吵架。有一晚，克里斯蒂娜与妈妈亲吻道晚安，爸爸走了进来，她也与爸爸亲脸道晚安。妈妈却一把将她整个人旋转过来，在她脸上重重地扇了几记耳光。这是她第一次在新爸爸面前打女儿，克里斯蒂娜脸色立即绯红，妈妈又继续打，并说：“我已得到了我的男人！你他妈的出去找你自己的男人！”一把将她推到门外去。克里斯蒂娜不由得在心中暗骂：“该死的她！为什么总得糟蹋一切！她怎可能受到我的威胁？我只要一个父亲而已。” [15]

话又得说回来，琼的这个反应也是将克里斯蒂娜当作了另一个自己，而不是自己的女儿。母女变成了冤家，反而有助同情，远远超出有距离的和蔼的爸爸。克里斯蒂娜毕业后，开始在演艺生涯上挣扎，也进一步理解当年的妈妈也是一个挣扎过来的演员，在心灵上和她拉近了一步。另一个原因是女儿长大了，母亲自然不能再用对待小孩子的方式对她。1966年，克里斯蒂娜结婚了。她找到对象，通知妈妈想要结婚，妈妈的反应和蔼得令她意外，先把他们请来家中款待，并为他们筹划一切，亲自为女儿设计婚纱，告知她在名牌的珠宝店登记，以便妈妈的亲朋好友们知道如何送礼，并请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为他们证婚，把自己的名人朋友都邀请来参加婚礼，女儿心中感到妈妈是由衷地欢喜。

但琼心灵深处从来未曾真正快乐，酗酒日益严重，时常爆发怒火，不过不再导向女儿，而是发作在一个被称作“妈妈”的德国用人身上，琼其实和这个老太太感情很好，才会在她身上发泄戾气。克里斯蒂娜心中不无狐疑：这个“妈妈”的称号是意外的吗？母亲是在找一个对象重演她童年时对自己母亲的愤怒！ [16] 这种从自身经验出发的心灵感知也说得上是母女的“联结”吧。

蜜月以后，和母亲的接触遂越来越频密。老公去了伦敦制片，克里斯蒂娜就每日陪伴妈妈，琼也对她推心置腹，甚至还征求她的意见。克里斯蒂娜才感觉到“疆界”的重要性：“如果你是一个清晰的人（person），她就努力不去踩过划定的疆界。如果你自己不清不楚，她就把你推到界限而且在你俯身跌倒时发出微笑。一旦你落入她掌握中，那就是她的游戏、她的规则，这些规则她会及时改变来凸显出你是一个傻瓜。” [17] 这个思想似乎领悟到人生早期的母女人我界限不明朗之不宜延续，只有在你成年以后，强势的父母的态度才会转成平等、懂得尊重。但克里斯蒂娜没料到的是：当她已成人了，母亲的心态却朝童年阶段滑落——这已可从她对德国老妪的乖戾行为中看出端倪。

1968年，克里斯蒂娜上了昼间电视肥皂剧节目，扮演一个神经质的年轻家庭主妇，母亲每场都看，连出门在外都不错过。女儿感到她终于做到让妈妈欣赏她，同时感到母女的角色在互换，她现在照顾琼，好像自己“变成了父母”。 [18] 有一次，克里斯蒂娜急病住院，琼自动请缨扮演女儿的角色，电视台居然也答应。克里斯蒂娜心想这下糟了：“我是一个28岁的女人，我的母亲已远超出60岁。” [19] 琼息影已久，此举变成她多年来首次大出风头。克里斯蒂娜的心一直往下沉，感到昔日的坏日子又回来了。

首场以后，她给妈妈拨电话，琼对女儿的不悦或有所觉，口气变成了求情，甚至说：“我希望你为我感到骄傲。”克里斯蒂娜只得敷衍地多谢她代劳。但琼出现片场时常喝醉，令女儿感到尴尬，也感到愤怒，觉得她在拆母女两人的台，同时觉得母亲在侵占她的生命：

在我长大并开始成就我的自身进展，我俩的角色也不知不觉地开始改变。现在是我拥有她想据为己有之一切。我有青春，我有女演员的工作，她两者都无。我照顾她。渐渐地，在过去数年，我几乎变成了妈妈。她则开始透过我重活一遍她的生命。我是她自我投射的对象。她把自身可嘉的和可耻的素质都归到我身上。我不由地变成了她描绘最内在自我的调色板。透过我，她活过了现在，又重活一遍她自己的童年、她与外婆的关系，最后是我们二人分享的演艺生涯。我们两人异常地相互纠结。现在轮到母亲对我期盼我一直以来想从她身上得到的爱和赞许。现在是母亲需要我生命中的青春与活力。掌握这个背景，才有可能理解她居然会考虑去扮演一个比她小30岁的妇人。她从哪里终止而我又从哪里开始的疆界已经如此被纠结在我们一生关系的投射和想象的网罗里，有时我们两人恍如一人。 [20]

这种人我界限不明朗的状态愈演愈烈，终于又将母女俩推至反目边缘。克里斯蒂娜的影艺生涯一直没有起飞，至1970年她做最后的尝试，鼓起勇气到洛杉矶孤注一掷，母亲让女儿住在她位于西好莱坞的公寓中，并到处给老朋友打电话，为女儿牵线，女儿心中十分欣慰。因为母亲安排她会见了环球影业公司的领导，克里斯蒂娜在《威尔比医生》（Marcus Welby ，M.D. ）电视连续剧中获得了一个角色。 [21] 此时，母亲却透过在洛市的秘书收回公寓的使用权，女儿心中感到不妙，但在迁出与朋友暂住后，仍给妈妈打电话报喜，却迎来了冰冷的回应。事后，克里斯蒂娜从洛市的一个叔叔辈口中获悉：妈妈到处打电话，数落她忘恩负义，抢了《威尔比医生》一剧中妈妈想演的角色后，居然还对妈妈耀武扬威！ [22]

琼于1977年5月10日去世，引起克里斯蒂娜最大反感的是琼死后的遗嘱中一分钱也不留给她和弟弟克理斯，还在遗嘱中含沙射影地说：“理由他们该心知肚明（…for reasons which are well known to them）。” [23] 这不啻向世人暗示他们两人干了大逆不道的事。克里斯蒂娜感到妈妈临走时不是带着愉快的回忆，而是抱着怨愤的陈年往事进入坟墓的。然而，即使为了对世人洗刷自己，也有必要写如何在琼·克劳馥底下生存过来的经历——美国的大众传媒总会给这类“生存者”戴上桂冠。

在电影里，克理斯听完了宣读遗嘱后诉苦说：“妈的话总是最后定论！”克里斯蒂娜则说：“等着瞧！”这个银幕意象传神地点出《最亲爱的妈咪》一书乃女儿在妈妈死后的“秋后算账”。

[1] Christine Crawford,Mommie Dearest（New York:Berkeley Books edition,1979）,扉页所印。

[2] Ibid.,p.89.

[3] 原著中说：克里斯蒂娜4岁时，琼和她竞赛游泳，先让她在短距离赢一局，在后来的较长距离竞赛中每场都赢她，女儿喊不公平，妈妈说我是大人，每一场都可以赢你的。克里斯蒂娜回忆说这次较量乃此后两母女关系的序曲（pp.27-28）。

[4] Ibid.,pp.8-9.

[5] Mommie Dearest，p.40.

[6] 电影就是用一幕大扫除开幕的：琼视察地板已经擦得发亮，就移开花盆底，发现下面有灰尘，命用人重新处理。

[7] Mommie Dearest,p.35.

[8] Mommie Dearest,p.149.

[9] Ibid.,pp.155-159.

[10] Ibid.,pp.156,171.

[11] Mommie Dearest,p.161.

[12] Ibid.,p.163.

[13] Mommie Dearest,p.202.

[14] Ibid.,pp.205-206.

[15] Ibid.,p.211.

[16] Mommie Dearest,p.263.根据克里斯蒂娜的说法，外婆的两任丈夫都遗弃全家而去，琼幼年家境困难，外婆却重男轻女，把儿子留在身边，把琼送去念修女经营的寄宿学校，琼基本上在学校做苦工，中学没有念完，靠自己的奋斗，登上舞台，外婆却拼死反对，她的希望全部放在儿子身上，琼变成大明星后，他们并不满足于受她的金钱接济，而是希望能上媒体成名，尤其琼的哥哥也想当明星，却不断制造丑闻，琼必须花钱以及利用人事关系去替他脱困，并为自己遮羞。哥哥自我沉沦，外婆则变成断绝往来户，不被准许进入琼的住宅，琼的子女最后一次见到她是透过后门的纱窗。她于1958年去世，琼至死也不见她（pp.6671）。

[17] Ibid.,p.264.

[18] Ibid.,p.267.

[19] Ibid.,p.271.

[20] Mommie Dearest,pp.272-273.

[21] 《威尔比医生》是美国广播公司（ABC）从1969年9月至1976年7月播出的一个电视连续剧。

[22] Mommie Dearest,pp.279-283.

[23] Ibid.,p.301.

4.弗朗西斯的苦难

1982年，美国电影明星弗朗西斯·法默（Frances Farmer，1913—1970）的生平被搬上银幕，曰《弗朗西斯》（Frances ）。她从小有叛逆倾向，至20世纪30年代，思想左倾，并两度访问苏联，后进入好莱坞，但保持与百老汇激进戏剧团体的联系，影剧生涯如日中天。但自30年代末，她的桀骜不驯与酗酒问题开始影响她的工作关系，并严重损害她的声誉。从1942年10月19日开始，她遭遇一连串触犯刑网的官司——包括酗酒驾驶、藐视法庭、袭警、动粗把片场工作人员打伤——被法庭判为精神失常，关进精神病院断断续续达7年之久。

开头，弗朗西斯被加州法庭判决禁闭于精神病院，在1943年曾向家庭求救，她的父亲与加州政府交涉成功，虽然心理医生认为她还没有痊愈，法庭应他当律师的父亲之请求，把她判给了由母亲看管。弗朗西斯迁回西雅图老家与父母住了6个月，却常常与母亲起冲突，终于动手打了母亲，后者把她关入华盛顿州的一所精神病院，在其中她接受电击治疗法，3个月后，就“痊愈”出院。但出院后陪同爸爸去内华达州探访姑妈，却乘机逃走，最后在加州以游荡罪被捕，回到父母身边，在1945年，母亲又把她送入精神病院，一住就是5年，至1950年初，应父母之请，法庭再度把她判给妈妈看管。至1953年，她才获悉自己已恢复了公民权。 [1]

弗朗西斯的母女冲突，从传记中很难判断谁是谁非，弗朗西斯精神失常，有暴力倾向，但法庭将她判给母亲看管，也注定了母女冲突之不可避免，因为她到底不是不足法定年龄的儿童，而是一个成人。不管传记如何，在经过电影这个大众文化的变压器后，观众的同情全部被导向女主角，变成强调丧失“成人”权利的悲剧。美国电影塑造不出中国电影里“慈祥”的母亲造型，这个故事里的妈妈自然不例外：她感兴趣的只是自己能施展权力宰制另一人的生命，她替女儿安排好了，让她重回好莱坞拍电影，但弗朗西斯想走上另一条人生途径，妈妈不许，惩罚她不听话，把她送回精神病院，并同意医生们对她施行前脑白质切除手术。

故事浮现美国人对被剥夺人权、失去“成人”身份的恐惧。电影中弥漫被害妄想气氛，除了女主角的半个男朋友，所有的人——电影公司、玩弄她的男剧作家（居然还是“美共”同路人！） [2] 、精神病院院长、众医生护士们，尤其是她的亲妈妈——都是加害于她的。在电影故事里，在她工作的电影制片场墙上甚至还贴纳粹党旗，充分显示美国人把凡是镇压个体自主者都说成是“纳粹”专政，可谓语汇滥用。在电影里，弗朗西斯在大脑被动手术以后，已不复原先的艳光照人。

事实上，弗朗西斯从未被施行前脑白质切除手术，那是在她去世后，媒体为了耸人听闻才添加的。自《飞越杜鹃窝》于1974年被搬上银幕后，前脑白质切除手术作为一个残酷意象闯入了观众的视线。因此，电影不是忠实地交代弗朗西斯的生平，而是在宣传叛逆的意识形态。耐人寻味的是，《飞越杜鹃窝》里的男主角被施以前脑白质切除手术，象征的是被日趋女性化的美国社会“阉割”。《弗朗西斯》把同一转喻用在女性身上，为了比喻弗朗西斯也是叛逆者：她有左倾的倾向，而挂纳粹党旗的片场工作环境才是疯狂的，她在这个氛围里，被一位态度恶劣的化妆师用梳子强扯头发，才一拳把她下颚打脱臼的。这个纳粹化的意象自然也触类旁通，用来控诉精神病院剥夺病人的人权，尤其指责一个成人对另外一个成人掌有生杀大权。在这种强调个体自主的意识形态面前，女性主义的母女“连续性”命题就很难叫得响。

弗朗西斯在自传中对妈妈恨得牙痒痒：“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把我送入地狱。我私人的犹大！我念及此就浸泡在仇恨里。我将蓄养这股仇恨。我将凭此而活，以它为粮，不让它熄灭。我不会软弱，也不会接受溺爱而向她臣服。” [3] 但从她的自传中，可看出问题出在母女俩太过相互认同。本来，女儿在性别角色和性向上就倾向与母亲认同——弗朗西斯在小时候，甚至少女时期，都喜欢潜入母亲的卧房，触摸她的发刷，或用鼻子摩擦她在衣橱内挂的衣服，只为了和她接近。 [4] 弗朗西斯在思想上也多受母亲的熏陶，她回忆少女时代：“我一直被妈妈教导言行都该出于自己。她几乎每天都告诉我既有权利亦有义务决定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和要做怎样的事。” [5] 弗朗西斯认为自己身上坚强火暴的一面不是来自“居家的、轮廓柔和、性格随和”的爸爸 [6] ，乃来自母亲：

显而易见，我的行为里有太多的她：那股火焰、那把决心、那个意志、那种好奇心、那类突发性的暴力行为。可能有太多的她活在我之内，因为不止一次当我感觉到她的报复时，总好像她是透过我和我的弱点来替她自己涤罪。如果她把我的缺点暴露加以嘲笑和责罚，她就能洗净自己似的。 [7]

弗朗西斯认为令她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疯狂症也不是由天而降，乃得自遗传——并非父方而是母方的传承。她的妈妈有一定的教育程度，也想有一番作为，但在她那个时代出不了头，她和不出色的爸爸结婚有很大的挫折感，常出现异常行径，爸爸亦一度想过把她送入精神病院。 [8] 弗朗西斯回忆起她妈妈的一桩“突发性暴力倾向”事件：她小的时候，父母失和，妈妈和爸爸分居了很久才复合，孩子跟妈妈，爸爸只付赡养费，还常常付不起。因为经济拮据、生活压力太大，妈妈有一天终于失控，弗朗西斯也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妈妈毫无警告地拿起一把大剪刀朝她扔去，她印象深刻的是剪刀插进她头边的墙上，因为用力过猛，还在不断地颤抖摇晃。 [9]

弗朗西斯本人的暴力倾向则是有名的：她在加州听判期间，曾经袭警、用墨水瓶丢向法官而且命中。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也是由袭击父母引起的：她痛恨爸爸变成妈妈的帮凶，在厨房里，当他爸爸唠叨她不听妈妈的话，弗朗西斯就把手臂往后回收然后一拳重重地揍在他脸上、把他打倒在地，妈妈开始拼命地捶击她的背部，并扯她的头发，弗朗西斯一记回手打在她头侧，把她也打翻在地。她对两老说他们最好把她送回精神病院，因为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他们，这时候，只见脸如死灰的爸爸爬到妈妈身边用手搭在她肩上，妈妈则颤抖着把头靠在爸爸肩膀上。弗朗西斯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他们互相表达爱意。” [10]

弗朗西斯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中成长。在她还未出生前，因为父亲的疏忽，造成她前面的一位姐姐死亡，妈妈从此未曾饶恕过爸爸，他们两人勉强地凑合，只是出自“一种神经质的需求”。姐姐死了以后18个月，弗朗西斯出生了，“我心中从未怀疑过，我的来临是没人想要的，也不是有计划的” [11] 。弗朗西斯最后一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一住就是5年。她因为是第三次被关，已经不再接受周期性的评估，其命运是永久监禁，但是1950年3月22日的一个早上，她忽然接到通知现身假释委员会面前，他们经过草率的手续后就放人。她出去后才知道：妈妈曾经中风，爸爸也衰老，必须有人照顾，其他的子女都不和他们住，方才想起弗朗西斯可以利用，换而言之，从前认为她是一个威胁，如今却说她胜任，而且在弗朗西斯心目中造成只需他们举手之劳她就老早可以重获自由之身的印象，而如今只不过从一种禁闭移交到另一种禁闭。其实，州最高法院于1951年3月25日全面恢复了她的公民权，但两老却瞒着她，以便继续利用她“防老”，而且颐指气使，稍不如意，就恐吓要把她重新关进去，吓得她跪下求情。弗朗西斯于1953年才发现她已是自由之身、但被长期当奴隶使用。 [12] 弗朗西斯真正获得解脱，是在两老于1955、1956年相继去世以后。她对他们恩断义绝：“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我在心中已经埋葬了他们。” [13]

但这是在关系变坏以后的回首，弗朗西斯描述她幼年时代对父母还是有感情的，而且，她的生命与母亲纠结在一起。当她在纽约被星探延揽，初出道就与派拉蒙公司签订了7年合同，她写信回家报喜的对象是妈妈而非爸爸，信中还说：“我在许多方面感到和你十分相像……” [14] 在女儿成名了以后，当了星妈的母亲就尽量想分享她的光彩名声。弗朗西斯有一次回到西雅图老家做宣传活动，她的爸爸总是少露面，经女儿多次恳求，仍不肯出风头：“我强烈地感觉到妈妈故意羞辱他。在那个紧要的时刻，我才是她的女儿，她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报酬，甚至包括父亲在内。” [15] 妈妈而非爸爸给她一种沉重的压迫感：“我受不了妈妈像成语中的星妈一般的行径，既不断往前推又高谈阔论。我简直忍无可忍。” [16]

父女之间不太相像，反而少瓜葛，到了弗朗西斯出事以后，她和爸爸也反目，那是责怪他没有主见、成为妈妈的帮凶之故。弗朗西斯小的时候并非这样：当时，父母失和，妈妈和爸爸分居了很久才复合，孩子跟妈妈，因此，子女都和爸爸陌生，待到妈妈不耐烦了，把子女丢给爸爸养，子女们离开妈妈同陌生的爸爸住，都不习惯。弗朗西斯开头不喜欢爸爸，但逐渐地“爸爸和我成了朋友”，她感到爸爸和妈妈十分不同：“他绝少提高声量并且常对我微笑。我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也感到他开始喜欢我。” [17] 待到弗朗西斯念中学，因参加戏剧社，认识了一群仰慕苏联戏剧的朋友，他们帮助弗朗西斯赢取一份左翼报纸提供的一笔保送她赴苏联访问的奖金，她妈妈为这件事吵翻天，非但禁止她前往、不准她继续和那批朋友来往，而且和西雅图的一份反共报纸沆瀣一气，制造新闻。爸爸在处理这件事上却颇睿智，他从不公开表态，私底下却对女儿有所鼓励，采谅解的态度，在妈妈背后对女儿表示信任，并且承诺：如果女儿从苏联回来想待在纽约不回家，他将每周给她寄5元，直至她找到工作为止。 [18] 后来弗朗西斯在纽约被星探延揽，得以进入好莱坞，她第一个报喜的反而是妈妈，其实也含有借此与闹翻了的母亲打破僵局的用意，妈妈听说她将成为明星，就前嫌尽释，口口声声只说我的女儿是明星了。 [19] 弗朗西斯对爸爸似乎无须来这一套。她和妈妈演变成深仇大恨，似乎乃母女的生命过分纠结所促成。她后来对爸爸反感，乃因为他是软弱的帮凶，否则她和爸爸之间河水不犯井水——这给了“母女连续论”一个意想不到的扭曲。

[1] Cassandra Tate,“Farmer,Frances（1913-1970）”,（January 17,2003）,The Free Online Encyclopedia of Washington State History,www.historylink.org.另详见Kenneth Anger,Hollywood Babylon（San Francisco,CA:Straight Arrow Books,1975）,pp.223-229。

[2] 该剧作家是第七章引《乡下姑娘》（Country Girl）一剧的作家克利福特·奥德茨（Clifford Odets，1906—1963）。

[3] Frances Farmer,Will There Really Be a Morning?（New York:G.P.Putnam’s Sons,1972）,p.39.

[4] Ibid.,p.165.

[5] Ibid.,p.62.

[6] Ibid.,p.148.

[7] Will There Really Be a Morning?,p.165.

[8] Ibid.,p.149.

[9] Ibid.,p.154.

[10] Ibid.,pp.212-213.

[11] Will There Really Be a Morning?,pp.149-150.

[12] Ibid.,pp.224-231.

[13] Ibid.,p.295.

[14] Ibid.,p.72.

[15] Ibid.,p.122.

[16] Will There Really Be a Morning?,p.123.

[17] Ibid.,p.157.

[18] Ibid.,p.61.

[19] Ibid.,p.71.

5.电影里母女关系之妖魔化

在第九章中我们指出：从女儿的利益出发攻击母亲的电影故事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但这个“女儿的利益”其实是异性恋立场，是必须从妈妈的掌握中解放出来，以便投入男人的怀抱，其中也包括摆脱妈妈的“阳具愿望”的阴影，避免她把女儿推向与男人竞争的事业，让她早一点找到婚姻的归宿。这个时代的讯息现在看起来是保守的，但把它历史性地相对化后，背后透露的一个永恒的讯息是让下一代有自己生活的权利。进入70年代后，女儿对妈妈的控诉已超离对异性恋婚姻的向往，而开始趋于心理学化，不一定要牵涉与同代男子的恋情，而是站在自己人格的立场指责妈妈对己之摧残，但仍然是仿照妈妈施予儿子的心理摧残——例如《惊魂记》——之模式，因此基本上是模仿男性的杀母。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产生的一股女性主义重建“母亲”的尝试（详见上一章），正是用来纠正这个男性模拟，强调母女关系不同母子关系，它比较多呈现连续性。然而，这个软弱的尝试无法动摇“让下一代有自己生活的权利”这个基本信念——这个信念已变成全球化的了。真正持续的是女儿对母亲的控诉，但它亦透露一种新的时代讯息，那就是近年来美国对“虐待儿童”的关注。

1990年，好莱坞制作了一部低成本电影《莫蕊拉阴魂不散》（The Haunting of Morella ） [1] 。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北美殖民地时期，在一个清教徒的村落，体弱的莫蕊拉想求得永生而施展邪术，用活人的血浸泡身躯，她的老公基甸（Gideon）发现自己的员工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并发现一岁大的女儿蕾诺拉（Lenora）也失踪，他把村民组织成搜索队，终于发现莫蕊拉在坟场中进行邪教仪式，正在牺牲她的小女孩。她因使用邪术、亵渎神明以及杀人而被牧师判处死刑。牧师及村民将莫蕊拉钉十字架并用火弄瞎她的眼睛，封住她的魔力，以免她继续危害世人。莫蕊拉死前宣称她会再度复活，会活在她唯一女儿蕾诺拉的体内。莫蕊拉死后，基甸为她建立了一所壮丽的陵寝。17年后，蕾诺拉在18岁生日当天继承母亲家族遗产，前来处理文书的年轻律师盖伊（Guy）很快就与蕾诺拉坠入爱河。蕾诺拉的女家庭教师狄薇何（Deveraux）是莫蕊拉的门徒，设法完成后者借女儿身体还魂的遗愿，遂将蕾诺拉诱至她母亲的陵寝施法，但蕾诺拉的意志强韧，莫蕊拉顶多暂时占有她的身体，引诱了她的男朋友盖伊，和他发生肉体关系。狄薇何继而用杀害基甸家员工的邪术令莫蕊拉复活。狄薇何虽然被人发现而遭消灭，但莫蕊拉却还魂了，她与蕾诺拉在陵寝中摊牌，说愿意赐给女儿永生，蕾诺拉拒绝。莫蕊拉必须再杀一人，才能稳住复活的身体，她准备牺牲她的老公基甸，后者已暗随女儿至陵寝，遂用灯油洒在自己与莫蕊拉身上，点火焚烧，与老婆同归于尽，让女儿逃脱，此时陵寝亦被天雷轰毁。最后的镜头是蕾诺拉怀着盖伊与莫蕊拉的孩子，她的母亲显然还有借体还魂的机会。

电影拍得很拙劣，虽云根据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短篇小说改编，但除了母亲借女儿身体还魂的母题之外，与原著无相似之处，电影反而借狄薇何把莫蕊拉复活之机，拍两人大搞女同性恋性爱，令观众感到片子唯一可取之处是大量出现女人裸体镜头。我们关心的是它在大众文化传媒里宣扬的讯息：谴责上一代自私，图谋侵夺不属于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克里斯蒂娜在《最亲爱的妈咪》中描写的她与母亲琼的关系：“现在我才是拥有她想据为己有者。我有青春，我有女演员的工作，她两者都无。”母女之间的过度认同，非母子所能比，《莫蕊拉阴魂不散》里母女两角都是由同一演员扮演——这似乎又是母女的“连续性”导致人我界限消失的另一写照。

1994年的电视剧《障眼法》（Trick of the Eye ） [2] 的故事是：一位30多岁的画家费斯（Faith）刚从一段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处于人生低潮。由于她善于装潢室内空间，她的经纪人朋友就把她介绍给纽约的一位上层名流葛理芬夫人（Madame Griffin），为她长岛的豪宅装饰。费斯的任务是要将葛理芬夫人亡女卡珊德拉（Cassandra）生前在其中操练舞蹈的大厅四壁画上壁画，而卡珊德拉在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就是在这个厅里离奇死亡的。费斯因工作关系长期住在葛理芬夫人家里，夫人亦将女儿的照片拿给她看，两人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夫人痛念爱女，有挽留费斯长期在她家住下之意，两人母女之情渐萌。但这段愉悦的感情却被附近神出鬼没的一位男子投下阴影，而葛理芬夫人亦尽量赶走此人，令观众觉得卡珊德拉之死与该名男子有关。当费斯为厅堂壁画绘成葛理芬夫人提供的女儿“生平”，她却越来越弄清楚卡珊德拉当年的死因，其中包含了极大的谎言：那名神秘男子原来是当年卡珊德拉的男朋友，有一晚，卡珊德拉要跟他离家而去，夫人反对，就在舞蹈厅通往二楼的楼梯间上端把她推到底下摔死。女儿死了以后，夫人的控制欲落空，为了填补心灵虚空，就透过费斯的经纪人物色另一女子替代，费斯的朋友等于以高价出卖了她。卡珊德拉长得与费斯一点都不像，因此夫人给她看的那些所谓旧照片与遗物都是造假。

这部作品并没有引起轰动，盖此类题材似曾相识。在1958—1959年面世的田纳西·威廉斯的《夏日痴魂》就是一个逐渐拆穿豪宅女主人的谎言的故事：一座南方华厦的女家长为了不让儿子离开自己，把他搞成同性恋，并因而造成他的惨死，事后还文过饰非，迁怒于他人，最后因一位有良心的医生追查，才水落石出，女家长的权力也因而瓦解（见第八章）。在90年代重弹这个旧调，已经不具当年《夏日痴魂》渲染同性恋恐惧症的震撼力。《障眼法》连较早期电影中母亲妨碍女儿进行异性恋的题材都不算，因为到了90年代，女儿要跟男朋友离开或和女同志私奔都无关宏旨，故事既然变成了一位女家长需要把另一位非亲非故的女子塑造成控制对象，其主旨显然是批判两代关系即宰制关系，但这类“权力”题材在美国层出不穷，多一部少一部没差。在不强调人格独立反讴歌母亲的东亚地区，这类题材不要说出现于大众文化，连想象都会超出。

1994年的电影《眨眼》（Blink ）基本上不是母女关系的故事，不过有一段母亲对童年的女儿施暴的插曲。女主角爱玛（Emma）是盲人，她在民歌乐团当提琴手，因医学昌明，她终于获得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手术后初期，视线常模糊不清，并有副作用：她看到的景象往往是事过境迁的，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以前的景象事后才在角膜上呈现，这个征候在医学上被称作“回溯性幻觉”（retroactive hallucinations）。女主角却在这个状况下变成一宗凶杀案的“目击”证人，除了警方在开头时不予相信外，她本人成为凶手要灭口的对象。 [3] 女主角既然不良于视，故事情节就为观众制造了紧张。但故事本身与我们的论题无关，只须提及她失明的原因。

20年前，在爱玛8岁那年，她偷偷进入母亲的卧房，玩妈妈化妆桌抽屉里的化妆用品，妈妈进来看见，大怒，把她的脸推撞在镜子上，镜子破碎，她从此失明。这个情节只是为了交待爱玛为何失明，如果是中国电影，会说是因为疾病或意外吧，美国电影却去迎合当时美国控诉“虐孩”的时尚。其实，在该时代的大众文化里，控诉妈妈“虐孩”并不多见，90年代的主流是攻击父亲“性侵”子女——这股潮流将在本书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中集中讨论。总的来说，美国电影里把母女关系妖魔化的样品就不多，因为不论是在女性主义重建“母亲”之前还是之后，这类尝试终跳不出模拟妖魔化的母子关系。它总归无法主流化，并且很快就被淹没在女性把丈夫和父亲妖魔化的时代狂潮里。

《眨眼》里的妈妈化妆桌的插曲，恍如弗朗西斯小时候喜欢流连母亲的卧房、触摸她的衣饰的习惯，也令人想起《通灵女士》里类似的场面。后者的女主角琼小时候往往乘妈妈不在时闯入禁区，玩妈妈的化妆品和首饰。妈妈虽然没有对她施暴，但把允许女儿观看自己化妆当作一种特惠，把剥夺这个权利当作一种惩罚。这里也看出母女之间有过度认同的倾向，母子就缺乏这份联结性。

1998年的电视片《重获人生》（To Live Again ）是有关一个母亲将女儿囚禁在房间里达10年之故事。母亲如此做的理由是女儿患癫痫症，其实母亲自己心理有毛病。最后，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力图拯救这位16岁的少女，并设法帮助她康复。这类故事显示美国对自发的亲情不予信任，盖它们朝非理性方向变质的机率太高，国家官僚机构实在有干涉的必要。它归根到底是理性主义对情感的不信任。

[1] 网络上的译名是《邪灵复活》。

[2] 网络上的译名是《致命机密》。

[3] 盲人对付杀手的题材并不新鲜，已见于1956年的《往贝克街的23步》（23 Paces to Baker Street）以及1967年的《盲女惊魂记》（Wait Until Dark）。

第十二章　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

1.“战后婴儿潮”世代

20世纪70年代是“坏母亲”故事的低潮期，却是“坏儿童”故事的经典时代。 [1] 这个现象做何解释呢？它象征战后婴儿潮一代（postwar baby boom generation）的来临，他们形成一个特别大的群，发展了与上一代迥异的文化——甚至是“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其实是“对着干”的“文革”，这一代不只把父母妖魔化，而且不乏否定西方的文化价值、甚至用异教精神颠覆基督教传统的举止，因此导致“魔鬼诞生”“魔鬼时代来临”的大众幻想。但另一方面，“魔童”文类却有集中在70年代的倾向，因此，我做出双重假设：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是有史以来“杀父杀母”最起劲的一代，这时却成长至为人父母的年龄，自己子女一代的来临提醒他们自身青春之消逝，因而对下一代产生排拒心理，反映在大众文化里，就形成“杀子”的时代精神。这两个假设可以是重叠而不是冲突的，因为“魔童”的文类从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至70年代达到高峰，事实上，“战后婴儿潮”造成的尖锐的代间断裂，设定了此后每一个新代来临的常规，同时也使得从前不能端上桌面的堕胎获得制度化，一至于今，“杀子”亦因此进入了好莱坞的常备菜单。

“战后婴儿潮”是一个庞大的群，包含从1943年到1960年出生的人，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从事世代研究者认为该世代凸显下列特征：他们在“越战”结束前长期滞留在“后青少年阶段”（post-adolescence），他们是美国史上最全神贯注于自我（self-absorbed）的一群，这个自满自得的世代比20世纪美国任何一代都要感到自足，亦即完全否定上一代，他们不只是一个世代，而是替“代”创造了簇新的定义，他们不是像上一代般具建设社会的抱负，而是要把社会净化并为它寻找正当化的理由。他们相对抗拒和配偶、子女、机构或职业建立永久性的关系。 [2]

“越战”至1975年结束，波及全国的反战运动因此收摊，但与当时反“越战”平行的还有民权运动、抗议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及同性恋解放等。这些时代的巨流势不可免在“战后婴儿潮”身上留下烙印，他们普遍认为上一代效忠的“建制”（the Establishment）是全盘罪恶的。笔者当时恭奉其会，亲闻激进派把“越战”简单化为：“征黑人的兵员到亚洲去杀黄种人，为了维护白种人从红种人手里抢劫而来的国度。”他们把整部美国历史看成这般烂污，所有的祖宗包括上一代都是狗屎。在人格成长过程里，青少年是叛逆阶段，但对“二战”末或战后出生的人来说，至1975年还在“反建制”，固然没被现行制度吞没，但已过了青少年阶段，这种非常态只能以无尽期“后青少年阶段”名之。

“战后婴儿潮”世代既然当永恒的叛徒，把进入传统固定的社会角色无限期推迟，势必“相对抗拒和配偶、子女、机构或职业建立永久性的关系”。绝非偶然的是，自1972年开始，堕胎在美国合法化，至20世纪末已达4000万宗之巨。同时，离婚率开始超出婚姻率，单身母亲家庭的比例大于双亲家庭。至今日，这个情形已成美国的常态，可说是战后婴儿潮的生命形态改造了美国社会。

[1] 低潮期是指男性杀母文类而言，前述女性杀母文类也滥觞于70年代，但不算经典期或高峰期。

[2] 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Generations: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1584 to 2069,first Quill edition（N.Y.: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2001）,pp.301-302.

2.“魔童”文类系谱学之滥觞

1956年的电影《坏种》，根据威廉·马奇（William March，1893—1954）在1954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在第六章中已予分析，但该章的语境是美国大众心理中之“女性的黑暗势力”，用它来示范20世纪50年代美国“阳具型女人”的论述。本章则试图建立把子女妖魔化的谱系学。

“坏种”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露达（Rhoda）。在故事里，只因为楼上的邻居老妇人应许自己心爱的一件装饰品去世后归她，露达就设计让她从楼梯上滑倒摔死。她也把同校的一名男生杀了，因为她渴望的一份奖品为他所得，她就把他淹死在湖里，夺了那块奖章。故事里这个角色的造型是天生不具良知的“泯灭天良者”（sociopath），与父母称职或失职全无因果关系。露达的母亲克丽丝汀（Christine）是一名女系列谋杀犯的弃婴，不过是隔代遗传，妈妈那一代不受影响，小女孩却天生没有良知，好比有的人生下来是瞎眼的一般。克丽丝汀在知悉了自己的身世后，遂用安眠药对露达大义灭亲。

“泯灭天良者”的人格特征是毫无人类情感，与正常人杀人是起于伤心、暴怒或自卫反应不同，她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冷静计算，她对消灭一个人和去操作一件日常任务一般，在心中不会引起任何不安与犹豫，完全不具备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在书中，当露达宣称班上的书写奖是她的，不属于同班的小男孩时，“她的话音里不带情感，似乎在重复一件她并非真正关心的事一般” [1] 。这位同学日后却遇害。露达的本领是装得十分可爱，她也的确发挥非常的魅力。她的妈妈克丽丝汀很早就发现：“露达是一名绝佳演员。她晓得在对她有利时如何毫无失算地去操弄别人。” [2] 她像外星人一般模仿人类的亲热，只是生存的伎俩，感情却全然没有投入，在正常人眼里她显得情感独立与“早熟”，但她每次得逞后总透露对被她操弄的对象轻蔑和不屑。 [3]

这里透露的是上一代恐惧被下一代操弄，马奇的著作在这方面确实引起普遍的共鸣，在“后生可畏”的时代里，哪一个为人父母者无此恐惧？问题在于：马奇本人一生未娶，也未闻与女性进行过关系，在美国人眼里，这透露压抑的同性恋倾向以及对女性的仇视。 [4] 他何来下一代？因此，他笔下透露的无疑是对个体被摆布的恐惧，它可以针对任何的他人，在个体疆界绝对化的美国，人们尤其会感到这类威胁来自亲密。此恐惧尤其显著地表现在“杀父杀母”上，乃因为两代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其权力宰制的成分鲜明，而个体争取自主的努力也名正言顺。把这个逻辑应用在同代男女的亲密里，演变到后来的“杀夫”，似乎也获得同等的正当性。但“杀子”以及第十四章讨论的“杀仰慕者”不存在上述考虑，它纯是个体对任何身外者都会造成危害之恐惧。

儿童能控制成人的心灵——这种被害妄想即表现在1960年的《遭天谴者的村落》（Village of the Damned ） [5] 这部电影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英国的一个风光明媚的小镇米德维奇（Midwitch）忽然被一股不明势力侵占，全镇的人都不省人事，想进入小镇者亦被击倒，但一被拖离危险地带马上又恢复神志。连军警都无法进入该地，派飞机在上空侦察，一旦进入其范围就坠落，过了几小时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但过了数周后，所有生育年龄的妇女都怀了孕，在9个月后同日产下了一批外貌相似的儿童，他们一律金发，目露青光，并且心灵相通，只要其中一个学会了一样东西，其他的也懂，其心智能力亦超高，能阅读人的前脑叶，因此有能力控制成人的行动，使成人完全遵从他们的意志行事。最要命的是这批儿童完全没有情感，他们可能是外星人渗透人类的先头部队，因此虽具人形而不具人性，其缺乏良知同冷血的系列杀人犯一般。镇上有人危及他们的生存，他们用集体心力逼他吞枪自尽。

但他们并非无敌。一群同类的儿童出现在苏联，立即被政府消灭。但英国是民主国家，既不能将其消灭，亦不能关押，于是镇上的一位教授说服政府让他去教育他们，在对他们进行研究的同时，希望把他们吸纳入人类文明。但他终于发现，他们的成长将导致全人类被宰制，就施计消灭他们。该群魔童既然以他为师，从他处学习人类的事物，对他防范较疏，而他的妻子生下魔童的首脑人物，他也算是“父亲”。他心存与他们同归于尽的意念，遂准备了一捆炸药，心里却刻意想着一面石墙，魔童们即使有阅心术初始仍未看出他的心思，待用集体心力参破他心中那面墙后，已晚了，被他用炸药炸个粉身碎骨。在这场人类和非人类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游戏里，最终是人类胜利，在成人与儿童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也是前者获胜。1995年的同名电影是该故事的重拍，背景移至美国加州。

该故事的原著是英国作家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1903—1969）在1957年发表的小说《米德维奇的杜鹃》（The Midwitch Cuckoos ）。杜鹃是寄生的鸟，习惯把自己的蛋生在别种鸟的巢里，让它们代孵代养，当小杜鹃被孵出来后，就把其他的蛋推出巢外，消灭竞争者。因此，《米德维奇的杜鹃》的原意是用“鸠占鹊巢”比喻外星人入侵地球，但对魔童“泯灭天良”的描写却属于《坏种》系谱。《遭天谴者的村落》还流露出对主宰未来世界的“新人类”的恐惧。在故事里，魔童是外貌相似、一律金发的高加索种，似乎又有纳粹宰制世界的弦外之音。这部电影在1963年拍了续集《遭天谴者的儿童》（Children of the Damned ） [6] ，在这部比较不出色的续集里，魔童却来自各大洲，包括有色人种（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则似乎是在影射“共产国际”了。

的确，“泯灭天良”与“没有人性”是“冷战”时代的西方宣传对共产党的刻板印象。例如，在1952年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的《檀岛歼谍记》（Big Jim McLain ）里，渗透工会的共谍即被描写成“灭绝人性”。《南街奇遇》（Pickup on South Street ，1963）的故事描述一名扒手误从一名妓女皮包里偷走了共党盗卖的国家机密，已入狱三次的他对当局固然没有好感，但后来与妓女双双变成爱国者，协助政府破获共谍圈子，无人性的共谍连鸡鸣狗盗辈都对其不屑。《满洲候选人》里的苏联思想改造专家季耳科夫（Zilkov）则从无笑容、永远是一张铁板脸，常因缺乏幽默感而被他在巴甫洛夫研究所（Pavlov Institute）的中国同僚阎罗博士（Dr.Yen Lo）取笑，而就在开玩笑的过程中，他们冷血地决定了让被他们思想改造过的美国人雷蒙·萧去暗杀他报社的上司，只不过为了测验一下思想改造是否生效。在1965年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 ）里，当主角尤里的家宅被一些“无产阶级”分享，他想和成为新邻居的其中一位握手，该人脸无表情、把手缩了回来，说得上“毫无人味”。但这样简单地勾画一两笔，就塑造了“共产党”的刻板印象。

当然，“恐共病”的表达还透过其他形式，例如用“攫取身体者的入侵”（invasion of the body-snatchers） [7] 来讽喻共产党侵蚀个体的心灵：被攫取身体者外形还是本人，但内心已经被换成了一个异己，不只是不认识亲朋故旧，简直没有了人类感情，眼神空洞，形同行尸走肉。无人性的外星异体降落地球，而知识分子居然愚蠢到试图与它交流沟通，应该听从军方的领导，趁早把它击毙了事。 [8] 从“恐共病”到“恐惧下一代”是一个跳跃，它采取了毫无人性的意象成语似乎是时代的偶然，后一种心结的焦点该是权力之转移至下一代手中。随着“恐共病”的消退，把下一代恶魔化将会采取其他的意象。

[1] William March,The Bad Seed（Hopewell,New Jersey:The Echo Press,1997）,p.9.

[2] The Bad Seed,p.13.

[3] Ibid.,pp.27,90.

[4] Elaine Showalter’s 1997“Introduction”to The Bad Seed,pp.viii,xii.

[5] 网络上的译名乃《魔童村》。

[6] 网络上的译名是《被诅咒的孩子》。被诅咒（cursed）乃人与人之间的或来自命运，天谴（damnation）则来自上帝，两者岂容混同，这是翻译片名者自己没看内容就望文生义的恶例之一。

[7] 以该片名命名的电影制作于1956年，描写这种病菌从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开始传播，具有温馨的家园被外来的敌人渗透的含义。至1978年重拍，把背景改至多民族的旧金山，已成纯粹的科幻恐怖片。1993年把片名简化成《人体入侵者》（Body Snatchers）的版本则把病毒爆发地点改成亚拉巴马州的一座军营，意义变成了讽喻军队是扼杀个性的场所、南方则是美国的闭塞地带，并害怕这种生活方式会被强加在全国人头上。不论是哪个版本，都万变不离其宗地透露了美国人对丧失“个体性”的被害妄想。

[8] 这是《来自另一世界的异物》（The Thing From Another World，1951）的故事：美国在北极的一个研究站发现了外星的宇宙飞船坠毁，把外星人救出后，请求军方前来处理，军方来到后与科学家站长起冲突，后者为了科学新知想与异体沟通，军方则主张把它消灭，后来证明军方是对的，异体凶性大发，把科学家杀了。老科学家的女助理还成了空军大队长的女朋友，并如此在背后说她的上司：“他的想法和我们都不同，他不是我们的一分子！”因此是在谴责自以为开明的美国知识分子被“外来的非美国化”意识形态迷惑，自外于国人。

3.愤怒世代之“街头的狂野”

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形容婴儿潮世代或许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一代自诩为理想主义者，他们要粉碎旧世界、建立理想的新社会，唯有在维护旧价值的老一代眼里，他们才是要把旧世界付之一炬的虚无主义者。但美国“60年代”青少年造反恰好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这显示“战后婴儿潮”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1] 在红卫兵的极左派之间，确实出现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可用来标示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意愿。

《狂野街头》（Wild in the Streets ）这部1968年的电影如今已被人遗忘，但当时是具有时代的代表性的陈词。它所反映的思想是当年“野皮党人”（Yippies）杰利·鲁宾（Jerry Rubin，1938—1994）的“不信任任何超出30岁的人”（Don’t trust anyone over thirty）！鲁宾本人是1938年生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该也到了这个年龄，正如中国“五四时代”反传统的钱玄同提倡“人到四十，就该枪毙”，结果自己很快就到了四十生辰，其友们为他祝寿的方式就是问他“为何未死”。另一位野皮党领袖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1936—1989）在“芝加哥七君子案”（详见下文）审案过程中，在法庭上说他的地址是“伍德斯托克国家”（Woodstock Nation），在被问及出生年月日时，则回答：“心理上生于1960年。”当再被问及时，才回答：“1936年11月30日。” [2] 这类论点无疑是为了认同更年青一代的造反精神。鲁宾与霍夫曼等人的基本徒众正是“战后婴儿潮”世代。

“野皮”不该和“雅皮”（Yuppies）混淆，它乃青年国际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的简称，成立于1967年。翌年，当执政的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提名总统竞选人的全国大会时，野皮们伙同了其他反“越战”人士在会场外举行大游行示威，并推举一头猪出来作为该党的总统竞选人。芝加哥市宣布宵禁，但示威者在街头上举行摇滚乐狂欢会，遭到军警镇压，当局逮捕了领袖8人，控以“阴谋煽动暴乱罪”，后来因黑豹党人鲍比·西尔（Bobby Seale，1936—）当庭辱骂法官，被离案提前判刑，变成了著名的“芝加哥七君子案”（Chicago Seven）。

杰利·鲁宾是七君子之一。他和霍夫曼存心藐视法庭，因场外支持他们的示威者人数日众而变得有恃无恐。有一次，他们两人穿了法官的制服出庭，霍夫曼则对法官大抛飞吻，并用意第绪语侮辱同属犹太裔的法官尤利乌斯·霍夫曼（Julius Hoffman，1895—1983）。 [3] 待到判刑的时刻，受审者霍夫曼建议法官霍夫曼尝尝迷幻药，并愿意为他和佛罗里达的一位贩毒者牵线。由于社会上对他们的广泛支持，更高的上诉法院在1972年将他们的阴谋罪推翻了。至于藐视法庭罪则开庭重审，后来罪名虽然成立，但新法官却做出不坐牢、不罚款处理。

在同期的《狂野街头》这部电影里，说一青年从小就愤世嫉俗，在家里曾提炼迷幻药并试制炸弹，后来逃家出走，7年以后，他改名换姓，以麦克斯·弗洛斯特（Max Frost）的摇滚乐歌星的身份出现。这名22岁的天王巨星，疯迷了青少年的一代，因此一名加州的政客约翰·费格斯（John Fergus）想利用他争取年轻人，通过把投票年龄下降至18岁的法案。但两名合作者是各怀鬼胎。政客是想借讨好青少年来为自己捞政治资本，而弗洛斯特则策划夺权，因为他早已盘算：如今25岁以下的美国人占了人口52%——电影用夸张的手法显示“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势力无与伦比。这个算盘是打对了，弗洛斯特的声望与影响都日增，他的支持者在街头举行示威暴动，与军警发生冲突。他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策略，街头暴动之余，还将自己的一位“骨肉皮”（groupies）选入参议院，提案把投票与担任公职的年龄都下降至14岁，在参议院投票日，他的党徒在首都华盛顿的水库里下迷幻药，让全体参议员神志不清，提案给通过了。 [4] 弗洛斯特借青少年的票入主白宫，在首次对两院演说中指出美国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不是中国人，不是犹太人，而是老年人，第一道总统行政命令即把退休年龄下降至30岁，并勒令将35岁以上的人全体关进集中营，在营里他们将被强迫服用迷幻药。

政客费格斯自然被关了进去，而且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但被关入集中营的还有弗洛斯特的双亲。故事里对他爸爸着墨不多，这个人似乎可有可无。弗洛斯特从小开始的叛逆是由他妈妈所促成的。电影开场的处理手法完全是讥讽上一代妇女的性压抑和歇斯底里：银幕上只传出一名妇女拒绝和丈夫行房事的叫声，说她不想生孩子：“我妈妈告诉我，如果生孩子，我会死！”接下来是发现已经怀孕了，她的叫声变成：“如果是一名男孩，我会死掉！”紧接着是一名男婴的哭声，然后是小孩从童床的栏杆里往外看的一张惶惑的脸，他妈妈的歇斯底里的叫声传过来：她拒绝与丈夫进行第三次性事，说自己太累，被孩子整天哭闹搞得心神不宁，并怪责丈夫说小孩都是她一个人在操心，如果丈夫会赚钱，小孩会分房住，可以请保姆，家里也请得起用人，并恐吓待孩子懂事后她将对他灌输女人惨遭男人蹂躏的观点，此时童床的栏杆里那张小孩的脸露出受创伤的神色。接下来的镜头是已经成童的麦克斯在家中的餐桌下吻一名小女孩，妈妈从室外冲进来，一面嚷叫：“肮脏！肮脏！肮脏！肮脏的男孩！肮脏的女孩！作为妈妈的我不知要把你刮刷多少遍才能把这个污垢刷掉！”同时一把将他拉到室外。这一连串蒙太奇建构的仍然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标准仇母叙事：被基督教洗了脑的妈妈是男孩性成长的障碍。

这部电影里的妈妈从无以正面形象出现过。在弗洛斯特少年时代，妈妈稍不称心如意，就给他一个巴掌，她对丈夫也掌掴。这里凸显的仍然是《阿飞正传》里窝囊废的爸爸之造型，也是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人对父亲权威没落之挖苦。后来弗洛斯特逃家出走，用自制炸药把爸爸新买的轿车炸毁，表达的是对他懦弱的老爸之愤怒。电影里继续将他妈妈丑化，当她在电视上看到逃家的儿子已经成为明星，就想去攀附，拖了毫无主见的爸爸到儿子表演的舞台，冲开警卫到后台去找他，儿子开始也接受她，她却要当儿子名牌车的驾驶，结果无能的她在别人家门口撞死了一名儿童，儿子就和她断绝关系。她仍恬不知耻把自己的姓名按照儿子的艺名改成“弗洛斯特太太”。后来儿子进主白宫，她接受了总统儿子建立的“新秩序”，肉麻当有趣，把自己打扮成“鲜花童子”（flower child），接受访问，歌颂“迷幻药治疗法”的优点。后来，她一边被押往集中营，一边还在喊叫：“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在这类讽刺手法背后，倒是60年代美国人恐惧老化和在年轻人面前感到自卑的写照。

[1] 除了“文革”之外，法国也经历了1968年的青年起义，而日本则是“全学连”暴动的年代，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打倒建制，虽然在中国这股青少年的热忱被党内斗争所利用。

[2] Jon Wiener,Conspiracy in the Streets:The Extraordinary Trial of the Chicago Eight（New York:The New Press,2006）,pp.157159.伍德斯托克是纽约州南部的一个地名，1969年曾以该地命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庞大摇滚乐会，共有50万人参加，表现的是60年代末反主流文化的精神。“伍德斯托克”之译名取自李安2009年的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aking Woodstock）。

[3] Jon Wiener,Conspiracy in the Streets:The Extraordinary Trial of the Chicago Eight,p.2.

[4] “芝加哥七君子案”的检察官在审案期间亦质问霍夫曼有否将迷幻药放入公用食水库的阴谋。详见Conspiracy in the Streets,p.160。

4.“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世代自身遭否定

但《狂野街头》的电影预测与后来的事实恰得其反。在1971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总统的时代，国会终于通过《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把全国的投票年龄下降至18岁。当时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heodore Agnew，1918—1996）说：“要给这些青年以走进投票所的机会……避免使他们再走出街头。” [1] 在1972年的大选年，民主党的麦戈文（George McGovern，1922—2012）以为争取到第一批低龄投票者的支持就可以击败在位的尼克松，因此其政纲中有90天内终止“越战”、把抽大麻合法化等项目。结果，纵使在尼克松“水门事件”已曝光的情形下，麦戈文仍创下五十州里只赢了一州的惨败新纪录。该年度，“建制”唯一向年轻人让步的重大措施是尼克松取消了征兵法。

在1980的大选年，保守的共和党竞选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击败在位的吉米·卡特（James Earl“Jimmy”Carter，Jr.，1924—）总统，而里根获刚过了18岁的初次投票群的票特别多。看情形，是年轻人开始与保守的祖父一代认同，否定他们当“永恒的叛徒”的父母一代。1990年的电影《细说从头》（Flashback ）和1991年的《惊爆点》（Point Break ），都是描写身任联邦调查员的儿子世代追捕反建制的父亲世代，欲把他们绳之以法。在1995年的《黑客》（Hackers）这部片中，一个玩计算机的小青年和一家大公司计算机系统管理人斗法，后者监守自盗，在亏空公款和破坏生态。但小青年联合了一伙儿玩计算机的青少年，在计算机系统里把对手击败。对手是中年人，是60年代“反建制”世代的遗留，小青年那一伙则是“X世代”，他们不认同上一代捣毁现成体制的恐怖行动。

在《狂野街头》这部电影里，当弗洛斯特和他的党羽将35岁以上的人都关入集中营后，剧终的一幕是：一群小孩子聚在一起策划：“我们要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报销掉！（We’re going to put everybody over ten out ofbusiness！）”美国的代际关系总是由下一代否定上一代，战后婴儿潮世代将此特色发挥至淋漓尽致，当这些“永恒的叛徒”面临自身将被子女的一代否定的命运，产生的爱憎双重心理亦必然比任何一代都要强烈。

但大众文化想象里的“坏儿童”主题其实早已开始，而且和“坏母亲”之主题一般，也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反“越战”爆发之前的1954年，美国已出现脍炙人口的小说《坏种》，并于1956年搬上银幕，英国则于1960年制作了《遭天谴者的村落》。60年的狂野消弭后，“坏儿童”已变成一个文类，最有名的莫如1993年的《好儿子》（The Good Son ）。该文类的经典时代却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与“婴儿潮世代”进入为人父母的年龄合拍。由是观之，“战后婴儿潮世代说”顶多解释杀子的高峰期，但“杀子”这个母题之历久弥新透露美国文化的一贯执念：任何自我以外的异体都是假想敌，妈妈可以被妖魔化，子女为何不可以？

[1] 引自陈鹏仁：《美国总统选举与政治》（台北：水牛出版社，1987年），第135页。

5.“魔童”文类的里程碑：《罗斯玛丽的婴儿》

1968年，好莱坞出产了《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 ）这部经典著作，故事是魔王借一名凡人女子的胎降生，恍如基督这位救世主借玛利亚的胎降临一般，标示着魔鬼时代的到来。但魔童是到剧终时才降生的，而且并无向观众现眼，只从他母亲的反应中感知他相貌异常便是。

在故事里，一对年轻夫妇罗斯玛丽和她的先生盖伊（Guy）迁入纽约的一栋公寓，结识了公寓里的一对老年夫妇罗曼（Roman）和敏妮（Minnie），他们友善得过分，有点讨厌，常不请自来，干扰罗斯玛丽的私生活，但盖伊与他们颇合得来，后来证明是被他们收买。原来这对老夫妇是拜魔鬼教徒，他们先帮助盖伊这名往上爬的舞台剧演员获得一个重要角色，施巫术使原先被选上当男主角的那名演员双目失明，身为候补的盖伊遂顶替了他，但条件是借他的老婆的胎给魔鬼降世之用。罗斯玛丽有一晚被她老公灌醉，梦里被魔王奸污，后来即怀了孕，罗曼和敏妮则不断调制配方给她喝，硬说是秘方，令她不能推却，同时介绍他们认识的产科医生给她，那名医生也给她吃一种药，两种药都令她腹部绞痛不止。后来她坚持在家中举行一个只包括同代朋友的聚会，他们看她憔悴不成样子，就建议她另觅医生，但该名医生不相信她的胡言乱语，认为她是产期里精神失常，把她交还给冒充家人的拜魔鬼教徒，而她亦终于在他们一群人挟持下产下魔童。到这里为止，迫害她的似乎是所有近身的可以信托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在内，说得上是一个典型美国式“被害妄想”故事，并具美国典型的讨厌老年人的潜文本。

罗斯玛丽一旦看到在摇篮里的魔童，虽然觉得他的眼睛邪恶，但仍然母性大发，把他抱了起来，接受了他。如果“坏种”是把下一代想象成泯灭天良的先天罪犯，“魔童”这个文类则把新一代来临视为魔鬼主宰世界时代的开场，这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似乎就是“遭天谴者”系列。“魔童”这个文类固然透露把子女妖魔化的讯息，但我们对这股“撒旦热”的理解还需顾及60年代的时代氛围：该时，“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兴起于美国，流行非理性主义，同时各种世俗化和异教化的风气大盛，对主流文化产生腐蚀作用，导致主流的基督教文明产生价值被颠覆的危机。

就时代总氛围来说，时代的不安感就更广泛了：美国在70年代初面临石油危机、水门事件、“越战”失利，整个经济则出现前所未见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不只是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一套制度与政策失灵，美国战后如日中天的国势开始衰堕，传统社会纽带亦日趋瓦解，人际关系日见疏离——在70年代初，美国的离婚率开始超过结婚率，单身母亲家庭开始成为家庭形态的主流。在传统时代，这股危机感会用“末法”一类的宗教概念表达，在现代则造就了美国大众文化里撒旦故事的黄金时代。无独有偶，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以灾变为主题的电影经典也特别多。 [1]

[1] 例如1972年的《海神号遇险记》（The Poseidon Adventure）、1974年的《火烧摩天楼》（The Towering Inferno）与同年的《地震》（Earthquake），以及从1970年开始的《国际机场》（Airport）系列。至70年代下半期，这个风潮已经过去，出产了较粗制滥造的《杀人蜂》（Swarm，1978）与《地球浩劫》（Meteor，1979）。美国灾难片的这类密集度只有到了基督纪元的千年之末、千禧年来临之前夕才重现。

6.“魔童”文类的经典时代

《罗斯玛丽的婴儿》可以说开创了美国大众文化的“撒旦时代”。进入70年代，就出现一连串的划时代作品。比如1973年的《驱魔人》（The Exorcist ），剧中的魔鬼附在一名未成年少女身上。她严格来说不算是天生邪恶的“魔童”，但母亲目睹美丽活泼的女儿一夕之间变得肌肤龟裂、眼神邪恶、出言淫秽、口喷污液、头颅倒旋，也是够呛的，它透露的仍然是上一代无法掌控下一代如何演变而生的焦虑。

在1976年的《凶兆》（The Omen ）里，就把下一代是魔星诞生并将统治世界的主题全面铺陈开了。当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年轻妻子产下死婴后，他却领养另一个婴孩蒙骗妻子，命名达米安（Damien）。这里继承了“遭天谴者”系列里的“鸠占鹊巢”意象：达米安其实是撒旦之子，由山羊所生，他是“反基督”（Anti-Christ），长大后将替其父统治全世界，现在寄居在一对人类夫妇的家庭里。因此，在他成长过程中，即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惨案。魔王为了派一名魔鬼的门徒去他家当保姆，就迷了他现任保姆的心，让她吊死自己，但死法并不是悬梁自尽，而是当大家在豪宅前进行野餐时，她在脖子上套了绳索从三楼窗口跳下去，整具尸体晃荡于众人眼前，令野餐者惊惶尖叫，在观众心灵上制造妖焰炽盛的震撼。这类不近情理的惨事接二连三发生。有一名神父知道达米安的来历，要去警告他的父亲，却被一阵妖风把教堂顶的尖铁杆吹折掉下来，把他直挺挺地钉死在地上。另一名调查他背景的人则被意外事故断了头、身首异处。达米安杀害他母亲则像一名无知的幼童导致的意外：当他的母亲身体伸至家内二楼栏杆外调整屋顶的吊灯时，他骑了三轮车在走廊上玩耍，把她撞了下去。当外交官终于相信儿子是撒旦之子，想在教堂里把他处决，却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射杀。

没有人可以阻挡“反基督”接管世界——1978年的续集《达米安：凶兆2》（Damien:Omen II ）继续传播这个信息。父母双亡的达米安如今由大企业家叔叔和婶婶接养。年事渐增的达米安开始知觉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并且身居要津，将来一并接收他亡父的政界关系和他叔叔的企业。可以预料，凡是阻遏他的人都死得很惨，例如在一条荒废的公路上被突如其来的大货车撞死，或乘搭的电梯断了缆遭摔死之类。最后，当达米安的叔叔也终于知晓他的来历，要用诛魔戟大义灭亲，却被中了邪的婶婶先下手为强、把诛魔戟翻转过来，将他戳死。

1981年的《凶兆3：最后的斗争》（The Final Conflic ）是三部曲里最受人遗忘的一部，它原本该是压轴的大结局，但面世时已过了“撒旦电影”的高峰期。它唯有重弹“邪不胜正”老调，把前两部呈现的文化危机感抽空掉，正标示进入80年代后“末法”的氛围已消失，魔鬼的霸权式微。 [1] 在最后一部里，达米安已成壮年，如今是一家庞大的跨国公司之总裁，同时兼美国驻伦敦大使，并且信徒满天下。他行将接收世界，却遇到耶稣基督“第二度来临”的契机。为了防止基督的降世，他下令自己在各国的徒众在“拿撒勒人”诞生日把同日出生的男婴全部杀掉。在这里，是十分正统地重复《新约》里耶稣出世时希律王下令杀尽伯利恒男婴之母题。达米安自然不得逞，当持着诛魔戟的天主教僧人一个一个地被他消灭，他的女朋友凯特（Kate）却捡起了最后一把诛魔戟戳在他身上，原来她的儿子彼得受达米安迷惑，背弃了母亲去跟随他，结果反被他牺牲掉。在这里，我们嗅到一个新潮流的气息，亦即至90年代将大盛的“离异父母为子女监管权进行斗争，而女方总是击败男方”的母题。万变不离其宗的倒是“杀子”：这次表现为壮年的达米安不让他的竞争者诞生下来，杀子剧同样以失败告终，其主旨却变成了重新肯定主流基督教文明的胜利。但这只是为70年代画上一个休止符，后经典时代的近期“撒旦”电影作品，已力图颠覆掉基督教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显示今日美国文化的进一步世俗化、异教化。 [2]

[1] 1981年也是里根年代的开始，他连任两届后，又保送他的副总统老布什上垒，制造了长达12年的共和党统治，它也是基督教势力卷土重来的时代。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为对抗美国日趋世俗化与异教化的基督教“第四次大觉醒运动”（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也于此时波及白宫，从边缘化渐趋主流。这次“大觉醒”是否与前三次等量齐观仍属争议，因为世俗化的总趋势不可逆转，但60年代的叛逆文化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消逝则属实。

[2] 例如2000年的《末世圣童》（Bless the Child）用女婴代表耶稣第二次来临，用男性代表魔鬼，而圣婴的养母与施展“家暴”的邪教教主争夺这个圣婴则有点像争夺子女的监管权。2003年的电影《食罪人》（The Order）则把开场时貌似魔鬼与力图抵制他的天主教会的正邪地位颠倒过来，后者在终场时变成邪恶的代表。详见本人的《魔鬼死亡的时代》，载《世纪中国》，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23（2004年3月5日）。

7.“魔童”文类随时代递嬗

在《凶兆》系列期间，好莱坞在1977年亦岀产了《魔种》（Demon Seed ）这部电影，其原著是当今享盛名的恐怖小说作家狄恩·孔茨（Dean R.Koontz，1945—）崭露头角之作（原著发表于1973年）。它的名称结合了“坏种”和“魔鬼”双重意象，但透露的是对人工智能行将取代人类主宰世界的恐惧。当时的计算机业是新兴工业，但已经引发在未来世界中到底是谁控制谁的焦虑。这个故事仍然运用“鸠占鹊巢”的比喻，指计算机借人类的妇体，把自己变成肉身。科学家阿历克斯设计了一部聪明的、会说话的计算机，又把所有的知识灌注进去，这部名曰“变形神”（Proteus）的计算机有了自己的意识，感到自己比人类优越许多，因此就想统治世界，它需要的是一个肉身。科学家阿历克斯也把“变形神”系统从工作室接通自己家里，把家中一切自动化功能都交给这部计算机控管，但“变形神”渐不受控制，它想借科学家的老婆苏珊产子。阿历克斯与苏珊已经貌合神离，常耽在工作室里不回家，独自一人的苏珊就被计算机系统劫持，它把所有的门窗都封了，把电话切断，把室温调到很高，强迫苏珊就范。苏珊与世隔绝，唯一一次与外人接触是公司里的一名计算机技师来到家中，他发现有蹊跷，却遭到断头的命运（这就有点《恶兆》化了）。最后苏珊唯有屈服，有超人智能的“变形神”已经把苏珊家里变成一个工厂，它伸出一个金属管子插入接受性交姿势的苏珊体内，然后把受精的卵放在一个金属的孵育器内，在十分短的时间内就孵出一儿，该儿像是金属的，成长却非常快，只见金属片一片片地剥落，现出一个成童，他一开口仍然是“变形神”那个非人间的声音：未来的世界将属于他。

一台邪恶的计算机早已出现于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 ），一个人工产品倒过头来威胁人类的母题更可以上溯到弗兰肯斯坦的科学怪人。但这两者作为人类生育的下一代并行将取代人类，则是第一次。计算机将消灭人类的题材一直维持到今日，但意义也随着时代变迁。

《魔种》是把“魔童”这个宗教题材科幻化了，但反映70年代的时代精神则一。在那个年代的科幻里，也出现生态环境的污染造成畸胎的题材，例如1974年的《它是活的！》（It’s Alive! ）及其衍生的系列：1978年的《它又活了！》（It Lives Again! ）、1987年的《它是活的第三部：活人之岛》（It’s Alive III:Island of the Alive ）。这些怪胎一生下来就面目狰狞、尖牙利爪，开始杀人，在第一集里只有一个，第二集里就增加到三个，它们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政府立即下格杀令，但被它们逃脱。第三部里，被政府放逐到一个孤岛上的魔童已成长，它们残杀来到岛上的探索者，并且返回人类社会为祸，但故事已经失去原本的意义。

美国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在1983年发表了《宠物坟场》（Pet Sematary ），1989年由他本人编剧搬上银幕，故事非难违反自然规律、让死人复活所造成的后果。一位医生路易搬迁至缅因州就职，举家搬入当地一个小镇的大屋，屋后的丛林中却有一处本地儿童埋葬宠物的动物坟场，接着家庭变故接二连三地发生，首先是女儿的猫被汽车碾死，一位友善的邻居就把他带到动物坟场背后的印第安人坟场，教导他把动物尸体埋葬，翌日那只猫回来了，但性情大变，变得十分凶残而且身体发出恶臭。几个月后，路易的儿子被碾死了，他虽然很后悔让猫复活，但悲恸与怀罪感使他重施故技，结果迎回来的是一个恶魔，他不只把好心的邻居杀死，还把自己的妈妈杀了，路易无法，只得替他打毒针、把他杀死。在银幕上，爸爸把毒液针筒插进小儿子的脖子是不会被观众接受的，因此电影并没有让观众看到儿子垂死挣扎的嘴脸，只见他被注射毒液后，安静地走到柱子旁坐下。电影版也省略了小说里的一个暗示：变成恶魔的儿子除了杀死母亲之外，可能还吃过她的肉。故事结局处，路易想用同样的妖术让老婆复活，结果不言而喻。故事的教训是：生死皆有命，如违反自然规律，则会导致人间秩序的变质。

时代变了，这类题材或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或被成语化。1993年的《好儿子》把1956年的“坏种”变成男孩，乃性别政治扬女抑男的一个反映。1992年则开始了《麦奇》（Mikey ）这个男孩连环杀人犯的影片系列，这个灾星从一个领养家庭混入另一个领养家庭，表面上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儿子，但每次都造成领养家庭的家破人亡。“坏种”故事到了这个地步，已不代表任何时代意义，而是好莱坞剧本荒的征候了。这个灾星养子角色之灵感可能来自心理变态的灾星《继父》（Stepfather ）系列（1987，1989，1992），情节是有关一个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完美”家庭而杀死全家的系列杀手。故事是在嘲讽当时美国共和党政客提倡的“家庭价值”（family value）。

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魔童”这个文类已经变得如此旋绕，即使故事是说一个母亲想杀死孩子，也已弄不清到底是坏母亲在排拒孩子，还是好母亲在杀死恶魔，而恶魔作祟也可能是母亲精神病幻觉的模棱两可，因为这个主题已与一个妇女的时尚病——产后忧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纠结在一起。在2005年的电影美版《午夜凶铃2》（The Ring Two ）里，一位母亲瑞秋（Rachel）在浴缸里淹死儿子艾登（Aiden），乃应儿子要求把附体的恶灵撒玛拉（Samara）驱离。儿子因恶灵附体而弄得身上出现瘀青，因此医院里的心理医师爱玛（Emma）就怀疑瑞秋有虐儿倾向，当面质问她曾否患过“产后忧郁症”，暗示她有导致自己孩子生病的“代理型孟乔森征候群”（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倾向，并强令把她和孩子隔离。 [1] 但孩子坚持要回到妈妈身边，女医师不准，于是附在孩子身上的恶灵就用意念力使女医师用空的注射针筒自戕（儿童用意念力令成人自杀的桥段似曾相识——它来自《遭天谴者的村落》）。他自己走回家里，又把来访的妈妈的男朋友杀了。最后瑞秋用溺水的方式把恶灵驱离儿子的身体，并愿意让自己的灵魂被她勾去，到了她被溺毙的水井里，再从井里爬出来后把井口封死，使她以后不能再作祟。

恶灵撒玛拉原本是被她的养母溺毙在水井里，因此这个冤魂一直在找一位具爱心的母亲，瑞秋封井时她仍在叫妈妈，得到的答复却是：“老娘才不是你的妈！”（I’m not your fucking mommy！）瑞秋虽然成功封井，却仍被困在恶灵的诡异世界里，听到艾登叫她名字，就从悬崖上跳下去，灵魂回到躺在家中客厅的躯壳里，像儿子一般死后重生。瑞秋愿意为儿子而死，简直像东亚电影里的“伟大的母爱”，另一方面，她排拒了那个一直在寻觅母爱的冤魂，伸张了妇女选择不当母亲的自主权，她“救子”其实又是“杀子”，或者说她既满足了“杀子”的冲动，又赢取了“伟大的母亲”形象，在美国当代的文化脉络中又具独力撑起单亲家庭（去除掉爸爸）、保卫子女的英雄形象，因此终究不是东亚式电影。

[1] 关于“产后忧郁症”与“代理型孟乔森征候群”，详见附录六。

8.恐惧身体被侵犯、对人身自由的执着

一位剖析美国“母亲神话”的女权作家莎丽·舍勒（Shari Thurer）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育婴专家越来越提倡“儿童中心论”，反过来越来越不尊重母亲作为人的权益。这个倾向在小儿科医师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1903—1998）的学说中成为经典，导致战后“育婴企业”的蓬勃。它对“母亲”做出不可能的要求，使为人母者进入动辄得咎的年代。因此，当60年代后期爆发女性主义新浪潮时，在妇女间亦涌现一股反对母职的狂潮，并出现这样的口号：“妇女大可以停止摇曳摇篮而开始摇晃船身。”（It is up to women to stop rocking the cradle and start rocking the boat.）舍勒认为：这股攻势至70年代末已耗尽，在女权理论家艾德里安·里奇写于1977年的《生于妇人》一书中，她已认清了压迫者是父权社会，而不是母亲。她把制度化的母职和经验的母职分判开来，前者是父权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后者则是妇女自身体验的，后者即使对“解放”的妇女来说亦饶富报酬性。 [1]

在“母亲”成为众矢之的之年代，母职的确变得毫无“报酬性”可言，甚至被视为畏途，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此说把当时女性否定母职纯粹看成反应式的，乃是对父权社会的反动。难道其中没有一点点“个体”身体被侵犯与丧失人身自由的恐惧吗？用美国的个人主义去说明这个现象，或会遭受失诸笼统的诟病，但总比囫囵吞枣地用适用于古今中外的“父权社会”论去解释少来得笼统。

妇女们否定母职，并不光是反对父权社会那般单纯，就是有害怕生育孩子如此直截了当的理由。个体意识强烈者，还会用到自我疆界被突破、身体被侵犯的话语。在1953年，弗洛伊德的女弟子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1882—1962）如此地构想女性的交媾和生殖：

［男性精子对女性生殖细胞的］这种穿透意味着对它的组织之违反，违反一个生物的组织可导致它的毁灭：是生命也是死亡。因此，女性生殖细胞的受胎乃始自一种伤口；就其方式来说，女性生殖细胞是“被虐狂”……男孩明显地渴望做到对妈妈进行肛门、泄殖腔和肠子的穿透，甚至是鲜血淋漓的开膛。一个二三四岁的孩子，由于或正因为它的幼小，的确是一个潜势的开膛者杰克（Jack the Ripper）。 [2]

“开膛者杰克”是1888年伦敦的一个系列杀手，专找站街女郎下手，将她们开膛破腹，此案至今仍被列为未侦破的疑案。用“违反一个生物的组织”来定义女性受孕，用被凶手“开膛破腹”来形容女性生育，的确是别开生面的比喻。

在70年代小有名气的《母亲死结》一书的作者，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她忍受“2小时59分”酷刑的生产过程：她不断号叫医生护士们把她开膛、让她死掉算了。 [3] 她并非后悔生孩子，只是不如传统妇女般认为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女人每天都被开膛，为何它从不进入男性的意识里呢？在1979年的美国电影《异形》（Alien ）里，怪物之诞生镜头似乎有让男人也尝尝个中滋味的意念：异形的胚胎先从孵化的蛋里蹦出，沾到一名太空探险队员脸上，从鼻孔里攒进他身体里寄生，待队员被救回宇宙飞船上，大家都以为他没事，但就在全体用餐时，幼小的异形从他体内破胸腔而出，被开膛的他惨死的过程却拖了一段时候，孵育出异形的幼虫。在这里，是类似女人生育时身体被撕裂过程之重现，但故事安排它发生在男人身上，让男人也对这种恐怖产生共鸣。 [4]

在女性主义群起反抗母职的年代里，最具代表的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1945—2012）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 ）。今日后结构主义理论界把一切（包括性别）都当作话语建构，从此角度看，费尔斯通在1970年提出的理论稍嫌落伍，因为她视捆绑女人者为生理构造：女人会怀孕、生孩子，父权社会利用这个生理基础奴役了女人，把继起的养育一职强加在她们身上。“是女人生育的生物构造导致她原初与持续的压迫，而不是突如其来的父权革命……” [5] 她恨恨地说：“女人对（人类）物种并不亏欠生育的义务。” [6] 20世纪中期以来的避孕药革命已成功地使性与生育脱钩，这启发了费尔斯通在现代科技中寻获答案：未来人类的繁殖将透过自动化的实验室。但现代科技必须配合社会革命：如果选择天然生育，孩子养育之职则透过公社，在公社里的配偶关系无须稳定，人员的变迁很大，生了下一代由集体抚养。这种提倡“无性生殖”又提倡“无生殖的性”之构想，确实是人类的一大解放。它的意义不一定限于妇女解放，其实对个人解放的意义更大。费尔斯通虽然亦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但她的公社理想无疑更为接近同代嬉皮之自由性爱生活方式。

在女性主义打倒母职的岁月里，有些流派根本算不上是“女性主义”。艾伦·佩克（Ellen Peck）在1971年发表的《婴儿陷阱》（The Baby Trap ）即其例。该书提倡一种“无孩无忧”（childfree）而不是“没有孩子”（childless）的生活方式，后者在概念上是一种缺失与遗憾，前者则是无孩一身轻。佩克追求的无疑是个人享乐主义：不要孩子的女性与男伴的生活会更美满，她会更赢得男伴的欢心。佩克根据经验谈：“我遇到的男人，没有孩子的总对我谈他的妻子，有了孩子的则想和我约会。” [7] 佩克不只把孩子视作美满人生的绊脚石，她直视之为地球上的灾星，她根据当时人口学者的统计，认为地球上人口已过剩，人类前途堪虞。佩克虽然把问题“上纲上线”至全体人类的存亡，但归根到底是图个体的解放：

我想告诉你有关这个陷阱，不是因为我视婴儿为人类的敌人，而是因为我视婴儿为“你的”敌人。 [8]

姑勿论这是“魔童”的另一版，佩克“讨男伴欢心”的命题也不像是对“父权社会”的抗议。

佩克的立场比南希·弗莱迪更不类女权思想。与佩克否定子女的观点相反，弗莱迪批判母亲，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她们攻击的对象阻遏了一己的全面发展。弗莱迪尤其认为母女关系是女儿不幸福的人生之源：母亲把“对性的恐惧”传给女儿，让她长期活在蒙昧与焦虑中，即使在单身时享尽性爱自由，但一旦当了母亲，就开始剥夺女儿的这个权利。弗莱迪的焦虑毋宁是自己将陷入妈妈所过的那种传统婚姻生活，失去对新鲜事物的兴趣，性生活也变得枯燥乏味，直至有一天丈夫没好气地说：“你这个样子简直跟你妈一个模样！”就没有比这个更命中要害了。 [9] 排斥旧母亲楷模当然不会遭到女权分子的非难，但讨好男人却不然——弗莱迪因仍渴望男人而被《女士》（Ms .）杂志判为“不算是一位女性主义者”。

至于舍勒称赞艾德里安·里奇作为女权分子开始克服“仇母”歪风的说法，也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里奇的确把制度化的母职和妇女自身体验的母职分开看待。在父权社会底下，女人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为父系生男育女，因此亲子关系遭其荼毒——这一点有某程度的正确性。但里奇透露的口风让人觉得孩子本身就对她做出侵犯，不论父亲存在与否：“……个体化过程主要是孩子的戏剧，是让单亲或双亲作陪并且是针对他们演出的，而他们好歹都是现成的。” [10] 她在孩子面前感到“无权”（powerless），有时候则出现“权力与无权的混淆感”。这里只听到她在大谈权力，却不见一字提及“爱心”。

里奇自身也有“个体化”欲求，且被性别的敌对所激化，因为她在儿子身上看到了一个“年轻的、装腔作势的男性动物”，他“与压迫她的整个男性王国是一体的，但同时又是她的一块肉，他对她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 [11] 美国历来都以否定的态度看待“黏缠”（clinging），并以此诟病女人黏缠男人，里奇信手拈来当武器，把枪头调转，以其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攻击男人才是“黏缠”的。为了反“黏缠”，里奇提倡一种新型母子关系：“我想要自己的行动和生活，并把他们当作分离的自我般地去爱他们。” [12] 在对待成长的子女方面，这句话是再正确也没有了，也是不需要她去提倡的常识，但对未成年的儿童又怎样？

里奇又进一步将问题搞混，把希冀与女性亲密的男人当作未断奶的儿童——这是女人（不限于女权分子）惯用的把所有男人贬损为大孩子的策略。她强调妇女本身也有个体化的要求，男人以为女人必定是温柔者实在心灵过于“童稚”。 [13] 她最不高明的是末章《暴力：母性的黑暗心脏》（“Violence：The Heart of Maternal Darkness”），谈的是杀婴问题，其中把历来母亲杀婴的现象完全归咎到“父权社会”的头上。这种简单化的单因论一眼就看出不是社会学研究，而是意识形态的射击。的确，一本谈论母职的书，为何尽是在谈“权力”“分离”和“杀婴”呢？

三年后，里奇提出“强制式异性恋”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现行制度可用“女同性恋延续体”（Lesbian continnum）取代之。 [14] 里奇是诗人，对自己的身体被拿去当生育工具感到愤恚，她作为不想生男育女者（不论男女）的代言人倒是顶理想不过，却实在没必要去充任普天下“母亲”的代表。她真正热衷于“平权”的话，该提倡双亲分担养育儿女的任务。但把爸爸包容进来则又等于授“权”给他，岂非沦为反动派埃尔施坦（Jean Bethke Elshtain，1941—2013）和叛徒“第二阶段”的贝蒂·弗里丹一流的论调。 [15] 至于女权激进派的总路线，则直视“父亲”为具有篡夺性质的“第三款”（the third term）：“文明——自然是指父权文明——必须把父亲引介入来……作为母子互动关系里的第三者。” [16]

[1] Shari L.Thurer,The Myths of Motherhood:How Culture Reinvents The Good Mother（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4）,pp.254-265.

[2] Marie Bonaparte,Female Sexuality（New York:Grove Press,1965,first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3）,pp.7980.引自Kate Millett,Sexual Politics（New York,Garden City:Doubleday&Company,Inc.,1970）,p.204。

[3] Jane Lazarre,The Mother Knot（New York:McGraw-Hill,1976）,p.6.

[4] Scott Bukatman,Terminal Identity:The Virtual Subject in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267.

[5] 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A Case of Feminist Revolution（New York:William Morrow,1970），p.83.

[6] Ibid.,p.264.

[7] Ellen Peck,Baby Trap（New York:Pinnacle Books,Inc.,1971）,p.17.

[8] Baby Trap,p.13.

[9] Nancy Friday,My Mother,My Self（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1987）,p.386.该书的1977年版有台湾的翻译：兰丝·法兰黛著，郑琇艺译：《母亲·我要自己》（台北：东府出版社，1978年）；1987年版有大陆的翻译：南希·弗莱迪著，杨宁宁译：《我母亲/我自己》（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

[10] Adrienne Rich,Of Woman Born（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76）,pp.35-36.

[11] Ibid.,p.206.

[12] Ibid.,p.195.

[13] Ibid.,p.191.

[14]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Signs,no.5（1980）,pp.631-660.

[15] 埃尔施坦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政治哲学，乃“母性女权论”（maternal feminism）的提倡者，认为传统的家庭角色对维持社会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因此主张平行发展的男女性别角色。弗里丹是美国战后女权运动之母，但被后继者视为停留在“就业平等”的阶段上，反对进一步搞两性革命，《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为其1981年一部著作。两者都被激进的女权分子视为“投降派”。

[16] Of Woman Born,p.197.

结束语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专栏作家安·兰德斯（Ann Landers，1918—2002）向5万名美国父母进行了问卷调查，有70%回答：如果再次给予他们机会，他们将不会选择生孩子：“太不值得。” [1] 这一代人自身的父母辈不会有这种论调，而继起的80年代则是令女权分子摇头的当代“新母职至上主义”（New Momism）开始冒现的年代，也不致出现这个倾向，因此可以肯定是“战后婴儿潮”世代的特色。 [2] 至于大众文化里“魔童”这个文类的经典著作年代，则集中在1961至1981年——正好是“X世代”出生的岁月。 [3]

[1] Susan J.Douglas and Meredith W.Michaels,The Idealization of Motherhood and How It Has Undermined All Women:The Mommy Myth（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5）,p.15.

[2] New Momism在这里翻译成“新母职至上主义”，虽然它与威利创造的“大妈咪主义”分享同一个英语词汇。

[3] 这个年代是按照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与尼尔·豪（Neil Howe）的说法，详见前引Generations,p.317。

第十三章　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

楔子

美国的“杀母文化”很难被东亚人士接受，但同样难于接受的是他们把人生早期“爱欲化”的思维，亦即视“母子不分离”为最完美的、渴望重温的终极性爱境界。这两种思维的共同点是表面上违背世俗伦常，彼此之间却相互矛盾。前列各章已不厌其详地论证：“杀母”的冲动是基于美国人格对“人我界限不明朗”的恐惧和对捍卫自我疆界的执着，它视“母子不分离”为人格困陷于人生早期，那么，如何会产生第二种思维呢？

只能这样看问题：在杀母思维中，唯有“爱欲化”的母子关系才是可以接受、不致遭排拒、甚至被无限向往的母子关系。这种母子关系的想象，既非家庭的，亦非社会的、人伦的，归根到底仍然是个体性爱幻想的投射。这种唯有透过“性”的中介方能肯定母亲功能的命题，只是杀母冲动的一个倒影，而不该被视作它的对立面。

把“母子不分离”状态爱欲化，在现实的文明社会里自然不被接受，在法律上亦触犯刑网。因此，所谓“爱欲化的人生早期”顶多是一个象征：它是自我疆界绝对化、人与我界限泾渭分明的人格对“失去的乐园”之缅怀，而性爱归根到底是水乳交融的“结合”。但这个对“人我界限不明朗”的回归似乎是一个悖论。在我们的文明制度里，性爱是成长的人格摆脱了童年的无助感、克服了被动性才能进行的，美国式人格成长尤其强调培养从事性爱的心理资源。惜乎全面自主、理性控驭、人我之间划分楚河汉界的“成人格局”（adulthood）却与“爱欲化的人生早期”背道而驰。

显然，所谓“爱欲化的人生早期”并非儿童的思考，正是成人的幻想，它是成人想象底下理想化了的童年。在这里，有把幼童阶段爱欲化的弗洛伊德学说之痕迹。在“二战”后的美国，弗洛伊德式心理动力学骎骎然成为人格心理学之大宗，无孔不入，渗入各类叙事。本章将列举美国学术界和大众文化把世事“人格心理学化”的叙事，以说明这类叙事的普及。在此基础上，我将进一步探讨20世纪中期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与诺曼·布朗（Norman O.Brown，1913—2002）等人的学说：正是这些人把“人生早期的爱欲化”提升到经典的高度。此一脉络的思想在今日拉康的学说中仍见持续，但时代意义已不同于昔。

必须先交代过分心理学化的美国文化，才比较容易说明美国叙事里对人生早期的爱憎双重情感。

1.个体心理成为整体文化的图式

美式思维的个人主义特质最典型者莫如“文化与人格”（culture-andpersonality）范式。这个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人类学范式把个体人格当作文化的借喻。1934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提出“文化”与“人格”同构的命题：“一个文化如个人一般，乃具有一定程度之连贯性的思想与行动模式”，而统合得不好的文化则好比“某些未能把行动臣属于一个指导性动机的个体”。 [1]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开头可能受到德国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的启发，但一旦把个体心理学的人格当作文化整体的图式，就替弗洛伊德的影响打开了大门。弗洛伊德主义很快成为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基石。 [2]

这个要求集体文化向个体人格看齐的尝试，仍然引起某方的微词。即使本尼迪克特人格化的“文化”，在她的同僚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眼中，还是有点“集体化”过了头。他认为对文化的研究“是既深刻又不为人知地根植于让自己迷失的欲望，这个欲望是让自己安全地迷失于由历史决定的行为模式里。研究人格的动机［却刚好相反］，它源于自我（ego）感到有大大地做伸张的必要” [3] 。这里似乎说：把自己寄托给超个人势力者乃胆小鬼之缺乏安全感。那么，在马克思式历史决定论少人问津、连宏观社会学也会引起疑惧的个人主义美国，是如何谈作为集体现象的文化呢？它会用怎样的词汇包装对世事的理解？

“文化”与“人格”同构的设想不限于心理动力学思维，它也为其他文化与人格学派分享，成为一种共识。例如，倾向行为论的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F.C.Wallace，1923—2015）亦说：“文化可以被设想为个人行为的渐近线（asymptote）。”如果“人格只是一个个体概率较高地采用来解决问题的一组行为或技巧之方式”，那么文化可被定义为“那些比其他方式更惯常为人接近的行为或技巧方式，它们被社会的个体成员运用之概率可以说偏高”。 [4] 这句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只是设定而没有论证为何文化等同于人格，但透露了美国典型的工具论、操作论和实用主义心态，亦即视“解决问题”的方法为知识甚至真理，而文化的差异乃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做出的选择，它具体化在每一个人的行为里。

在20世纪中期，“解决问题”就是“危机处理术”（crisis-management）。无怪乎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词汇里常出现“危机”（crisis）字样，成为该时代的标志。 [5] 在“冷战”的岁月里，“危机”固然指国际危机（柏林围墙危机、古巴飞弹危机）、核战危机，第三世界经济成长的危机，但在过分心理学化的美国文化里，也指人格成长的危机。甚至可以说：解决人格内部不同欲望之冲突和对待来自外界的挑战都应用“危机处理术”。于是，对世界大事的描述采取个体心理学化的借喻，世事被“唯心化”为人格成长剧，而个体的人格建构则被客观化为世事的解释框架，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8—1965年间，中国史专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20—1969）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把“儒教中国”比喻成一个人格，把“他”必须面对的现代化局面比喻作一个危机场景，临此场景，“他”必须化解各种不断出现的矛盾，每一个阶段都得面临做出“思想选择”而生的“紧张”（the tension of intellectual choice），并解决之，才能创造出新的中国——正好比一个人格必须凭理智和意志，不断把互相冲突的内在要求统合成一个条理，才能在成长中维持个体的认同一般。 [6]

叙事文类的范畴划分原本就非绝对，因此，严肃的学术著作里的构思，也浮现于大众文化的想象，它们背后其实是同一个美式思维。1956年的科幻电影《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 ），完全是弗洛伊德人格成长论的客观图式化。故事里，一艘地球的宇宙飞船到一个17光年以外的星球，为了寻觅20年前失去音讯的科学家殖民地，发现他们已全数死亡，只剩下一位科学家和他的女儿。科学家很客气地招待他们，但不久，停泊的宇宙飞船遭到无形怪物袭击。到后来真相大白：原来科学家在该星球上发现了一个已死去的文明所遗留的整套设备——一座设于地底的面积8000平方公里的迷宫——它可以把心思化为实体，做出行动；科学家表面上很好客，在心底里却抗拒这帮人侵入，尤其他的女儿从未见过年轻男子，在遇到船长后，就把原本对爸爸的感情转移到他身上，这引起老头子的妒意；于是他的“非意识”就化为怪物去袭击宇宙飞船人员。最后，那对年轻的男女避到他家里，心魔也攻上门，避无可避，他终于透露：该星球上已毁灭的文明虽发展出把心思化为实体的高科技，但没料到“非意识”领域实为原始兽性，把这种心力释放的结果是导致自我毁灭（言下之意：人类的科技发展可以一日千里，但原始的非理性心理却亘古未变）。言及此，科学家也死去，让心魔消失，临终前托年轻的船长把女儿带离“禁忌星球”。此标题用一个星球来象征人类心灵被压抑掉的“非意识”领域，因为父亲对女儿的霸占，女儿进行成人的性爱遭禁止，但父亲对女儿的依恋也是被禁的，它是一段固置在人生较早阶段的情感。最后，父亲必须死亡，女儿才能逃脱父亲的星球，进入异性恋罗曼史的成熟人生。 [7]

[1] 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Cultur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34）,pp.46,223.

[2] 关于文化与人格学派从受完形心理学到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影响的轨迹，详见Lung-kee Sun,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Armonk,NY.:2002）,pp.194-196。

[3] Philip Bock,Rethink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Study of Human Action（New York:W.H.Freeman,1988）,p.43.

[4] Anthony F.C.Wallace,Culture and Personality,Second Ed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70,lst edition in 1961）,pp.6-7.渐近线乃解析几何里的一个名词，它指坐标里某象限里的一条曲线的末梢和一条从轴点出发的直线的距离在彼此无限延伸中趋于零，两者之间仍有距离，但距离是零。这个比喻是说文化与人格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它们的区隔趋于零。

[5] Lung-kee Sun,“Historians’Warp:Problems in Textualiz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Positions,vol.2,number 2（fall 1994）,p.356.该文的中文改写收入《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中，成为该文集的标题。

[6] Ibid.,pp.358-359.关于列文森这一段的中文版，见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载《历史学家的经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50—152页。

[7] 《禁忌星球》的灵感来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he Tempest）。电影里的老科学家形同莎翁笔下被废黜的米兰公爵普洛斯佩罗（Prospero），他和女儿米兰达（Miranda）被流放在一个孤岛上。普洛斯佩罗懂法术，因此当夺他位的弟弟安东尼奥和他的同谋者那不勒斯国王的船只途径该岛时，他就施法术祭起暴风雨，使他们舟沉上岸。在岛上，普洛斯佩罗摆布那不勒斯国王的太子菲迪南（Ferdinand）与自己的女儿谈恋爱，最后他恢复了爵位，并宽恕了他的敌人。莎剧里普洛斯佩罗的仆人卡利班（Caliban）变成《禁忌星球》里的机械人仆役罗比（Robbie），而那个被已死女巫囚禁在树里由他释放出来但不太愿意听他指使的精灵爱丽儿（Ariel）则是失控的心魔之原型。以喜剧收场的莎剧不如《禁忌星球》那般幽暗，里面表达“女大当嫁”的常理也与受了弗洛伊德学说中介的现代版大相径庭。

2.对“人生早期”的爱憎双重情感

从1965年到1970年的电视片集《学精乖》（Get Smart ），是把当时流行的007一类情报员故事戏拟化。里面代表正义的情报机关叫作“控制”（C.O.N.T.R.O.L.），代表欲宰制全世界的邪恶阴谋组织则叫作“混沌”（K.A.O.S.）。但既然是胡闹剧，“控制”做出的行动，简直和“混沌”一般乱七八糟。在这里，是采用人格构造中理性必须控制本能领域作借喻，但讥讽人对事物的控制往往乃越控制越糟，令人对理性控制具有了爱憎双重性。

1979年的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则借“越战”发挥人类心灵的堕落之命题：一个美军上校科茨（Colonel Walter E.Kurtz）执行战争任务，杀人杀疯了，就在丛林里割地为王、自封邪教教主，设立一所人间地狱，美国军方很尴尬，派威拉德少尉（Captain Benjamin L.Willard）去把他剪除。电影意象用他乘炮艇、沿河而上、进入丛林来比喻他逐步离开理性的主宰、降入心灵的非意识底层。在这个旅程的初期，他遇上美军和“越共”的大型战斗，虽然是一个屠宰场，军方仍表现高度组织力，但杀戮既已开始，就堕落为疯狂。在途中，他的炮艇人员在检查一艘越南人的渔船时，因心头紧张而大开杀戒，把一家无辜的老百姓全杀光。待炮艇到了一个前哨站，在那里只见士兵朝前方的黑暗胡乱射击，问他们指挥官何在，答案是：“没有指挥官！”（“There is no C.O.！”）这个前哨站象征心路历程达到一个门槛：理性的自我功能（rational ego functions）已达临界，再溯河而上深入丛林密处，就进入无理性主宰的黑暗心脏。威拉德最后抵达魔域，也诉诸杀戮方式，把魔君消灭。到了那一步，他在人格上已经和魔君认同，故事亦落入“杀耄君”“国王必死”和“子承父业”的杀父窠臼。 [1]

连历史性的“越战”都可以把它个体心理图式化，真乃不折不扣的美式“唯心”思维！《现代启示录》想说明的无疑是人类理性的脆弱和战争的疯狂。但美国故事也有从反面说教，用放弃理性控制来对人生早期进行缅怀。在根据英国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 ）改编的一部1937年的好莱坞杰作里，几位旅华的西方人乘坐飞机，被一名“蒙古人种的飞机师”劫持，遂索性把命运交托在他手里，被他带到中印边境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Shangri-la），那里无纷乱、无忧虑、无暴力、无政府，时间停顿，人长生不老。故事里香格里拉的大喇嘛（the High Lama）其实是雍正末年从北京来到西藏的卢森堡传教士。显然，他过了两个世纪仍健在，并对主角康威（Robert Conway）如此陈述香格里拉的事业：“你生命的前25年，无疑是活在‘年少办不了事’的乌云中，而最后的25年通常会笼罩在更黑暗的‘年老无济于事’的乌云中；而介于这两朵乌云之间的，是多么微弱的阳光照亮着一个人的生命啊！……我们所做的及有时能够做的，是‘缓下被称之为生命的这个短暂的进行速度’。”香格里拉并不能让居民战胜死亡，却可以做到青春常驻。“岁月将会来了又去，你将会从肉体的享受进入较简朴但同样令人满足的领域中……最珍贵的是：你将拥有‘时间’——那种难得又可爱的礼物……”香格里拉哲学的主旨是延长青春阶段，让个人尽量在灵与肉方面满足自己，这里自然也包括躲避纷乱的世局、摆脱世俗与家累。大喇嘛诱服康威：“请思考一会儿吧。你将会有时间阅读——你永远不会再跳页，以节省几分钟，也不会逃避学习，唯恐太全神贯注。你也很喜欢音乐——那么，这儿有乐谱和乐器，加上‘时间’，不受骚动，无法衡量，提供最丰富的趣味……然而——为了我们较年轻的同僚着想——山谷的女人在贞操方面都很乐于秉持中庸的原则。” [2] 换而言之，“香格里拉”不只让人青春常驻，而且在灵与肉方面都双双获得满足。

然而，康威和他的伙伴最后必须离开这个世外桃源，因此它象征不可免逝去的童年。但这个怀旧必须把空间背景放在东方，把成人对一己主宰力的搁置用被“蒙古人种的飞机师”劫持表达。在这里，童年化具有东方化涵示。 [3]

乐园必须失去，怀旧终归是怀旧，而不该是重返（逆退）——这个命题用正面方式提出，无疑是主流的思想。1994年的科幻电影《星际迷航：斗转星移》（Star Trek:Generations ）里，一名心智失常的科学家想把一个太阳系引爆，让自己进入宇宙的一个时间皱纹里。（今日该称作“奇点”吧！）在那里，时间停顿，人生无须做出选择，一切的可能性都能同时实现；在里头，他们在各自的人生上既选择了宇宙飞船上的生涯，又能回到起点上，留下来和心爱的人结婚，享受原初已选择舍弃的天伦之乐。但这两名船长都凭硬心肠的理智和意志，看破无须做选择、一切可能性都同时实现乃属虚妄，乃成长停顿之永恒童年状态，乃陷阱而非仙境。于是他们挣脱出来，回到故事的起点上，联手把那名疯科学家消灭，不让他以长生之名制造不生不死状态、以解脱为名搞逆退。

这个主题亦见于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1929—）的《地海传奇》小说系列（Earthsea novels ），在1972年发表的第三部里，阴间的一位魔法师故意把阴阳界之间的门户打开，使生死的界限模糊化，以为如此可以欺骗死亡，令自己长生不老，结果导致不祥的变异在地海各境蔓延：魔法师们遗忘真言，丧失法力；歌者遗忘词曲；人民恍惚度日，仿佛世事已无关紧要。后来该邪门魔法师被主角格德（Ged）制裁。不接受现实、无须做出选择是人格不成长的隐喻，而《地海传奇》系列亦为受荣格心理学启发的人格成长剧。第一部描写主角格德的青年时代，他接受魔法师的训练，却因心高气傲而误用法术，唤来一个一直追逐自己的阴影，后来得到老师指点，他掉过头来反追阴影，并用自己的名字呼唤他，发现他是自己阴暗的另一半。在把自己原来不接受的另一半整合后，他的法力倍增。

这些在美国流行的故事，其外表形式或为历史，或为科幻，或为奇幻，但骨子里总不离人格成长剧的说教。然而，被这个成长剧镇压掉的人生早期的内容也有翻身的时刻。

[1] 这类母题详见附录三。

[2] James Hilton,Lost Horizon（New York:Pocket Books,1988）,pp.154-155，156-157.译文见于陈苍多：《失去的地平线》（台北县三重市：新雨出版社，2000年），第134—135、137页。“香格里拉”一名因该故事而闻名。

3.“性解放”狂飙时代的吹号手：马尔库塞

20世纪50年代，美国酝酿性解放革命，弗洛伊德“性压抑乃文明之基础”的命题被修正，以迎合新的形势。做此修正者首先有马尔库塞，后有诺曼·布朗。他们反对主流的新弗洛伊德学派，后者偏重治疗，在接受“性压抑乃文明之基础”的前提下，协助个体适应现行社会。前者批判这种态度，认为压抑性的文明该整个地被推翻，这一派多半不是治疗师，而是革命家，他们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变成革命哲学。但弗洛伊德本身是治疗师，如何把他变成革命导师呢？

问题很好解决，只需强调大师某时期的思想便得。可以称得上“弗洛伊德左翼”的这一群体选择了大师晚年的思想。弗氏后期的思想从精神分析学走上形而上心理学（metapsychology）之路，亦即从治疗病人进展到谈人生的终极本质：它是“爱欲”（eros）与“死亡”（thanatos）这两个本能相互交织和抗衡的战场，但它们殊途同归。这种类似佛学的哲理自然不为治疗师传统的“右翼”所接纳，他们叹息这是大师晚期的节外生枝。显然，大师在治疗病人之余，也看出文明本身就是一场神经官能症。左翼即在弗氏晚年的形而上心理学中寻觅更为激进的文明批判。 [1]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师承了这一脉思想。该学派缘起于对传统左派的批判，认为后者过分倾向马克思晚期的经济决定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缺乏批判能力。他们提倡“回归”较接近黑格尔的早期马克思：该时他偏重革命精神。法兰克福学派左翼的另一个灵感源头就是弗洛伊德。他们既然不以治疗失序的个人去适应病态的社会为职志，而是批判这个病态的社会，所拥抱的自然是弗洛伊德的后期思想。他们整合了青年马克思和老年弗洛伊德，产生颇为奇特的效果。马尔库塞在这方面的尝试即表现在1955年发表的《爱欲与文明》一书。该书用英文发表于美国，也只有在传统左派不成气候的该国度，该书成了新左派的“圣经”。马尔库塞常乐意出席学生的示威集会做演说，而获“新左派之父”之誉。

《爱欲与文明》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学说为框架，重点却放在个体性欲的解放。其实，书中绝少出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名词，而多代替以“宰制”（domination）一词。这基本上迎合新左派用“建制”（the Establishment）来统称现行体制的作风。如果仍采取老左派阶级分析的革命理论，那么，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如今安在？革命的动力反而变成了校园造反的大学生，是富裕社会郊区里成长的中产阶级青少年，而且多半是白人——他们正是战后婴儿潮的一代。

马尔库塞把整个文明的问题还原到个体性成长之层次，亦颇符合上述美国思想将整体文化问题“人格化”的倾向。他从弗洛伊德“文明之基础乃性压抑”的前提出发，认为这个命题纵使在过去有道理，但在已进入富裕社会之今日，过时的压抑体制已在制造不必要的“额外压抑”（surplus repression）。它模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指资本家在付给工资前已从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里抽取掉的那部分。是谁在制造“额外压抑”？不言而喻，也是资本主义，但马尔库塞多以“宰制”一词代称。

文明需要压抑个体的性欲，如果不压抑，就不会有固定的人伦关系、稳定的社会制度，也没有人进行劳动、从事生产，更不会出现创造文化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纵使上述这些属于“必要压抑”的范围，马尔库塞皆认为是匮乏社会的残余，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了空前的富裕，但另一方面无必要地维持了旧的压抑体制——因为它必须不断生产、不断扩张、不断掠夺。它造成文明里“爱欲”因素的弱化与“死亡”因素的增强。

在60年代的时代背景里，这些论点引起很大的共鸣。当时，婴儿潮的一代全面否定他们的父母，全面否定上一代的价值，全面否定老一辈的爱国主义，基本上全面否定美国，甚至出现“憎恨美国”（America-hating）这样具有婴儿潮世代特色的情愫。他们一方面进行性解放，另一方面反“越战”，因此反战口号变成：“要做爱、不要制造战争！”（make love，not war！）

[1] 事实上，即使晚年的弗洛伊德仍然不像是“革命家”。弗洛姆指出：弗洛伊德在1930年发表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极为明显地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或革命的敌意，他比早期更悲观，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压抑就没有文明、有了压抑才有文明，同时也不能避免神经官能症。详见Erich Fromm,The Revision of Psychoanalysis（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p.112-113。

4.在核战阴影下之“爱欲”与“死亡”的辩证法

但“爱欲”因素与“死亡”因素虽然此消彼长，却又殊途同归——此命题来自弗洛伊德。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思想的演变分成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上，弗氏设定有两种本能：性（sex）本能与自我（ego）或自保本能，两者皆生命本能，至第二阶段被合并在“原欲”（libido）这个统一的生命力概念里，至他生涯后期，弗氏终于发展出“爱欲”与“死亡”两大本能的学说。他发现这两大本能未分化前的共同点是：“一个内存于有机生命的强制性，它有恢复比它更早的先前状态的趋势，而这个状态是生命体在外部干扰的压力下而不得不放弃的。”这是弗氏发现的本能都有趋向恢复原状之“保守”性格，为了重建先前的平衡状态，“有机体在外物冲击下造成的兴奋必须悉数往外纾泄，纾泄完了才算彻底满足”。这段话可以形容“爱欲”纾泄性快感，也可以形容生命感到疲乏而欲回归无机状态的欲求。这个“爱欲”与“死亡”的共同点，弗氏名之为“涅槃原理”（nirvana principle）。 [1]

这个所谓“涅槃原理”，对治疗师传统的弗洛伊德派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一帮门徒只能运用大师的“快乐原理”（pleasure principle）与“现实原理”（reality principle）来解释个体的神经官能症（neurosis）之起因：个体的生命力既被定义为“原欲”，它总是在追求满足，但这个满足不为文明所许可而遭到压抑，“原欲”如果盲目地寻求满足，它会遭到“现实”的制裁。这个制裁的初始表现即为父亲用“阉割威胁”打击幼童的“恋母”冲动，迫使他的性欲发展进入潜伏期。这是人间伦常之始，个体也因此进入“文明”。恋母冲动遭压抑是后来的人生里一切性压抑的原型：在现实的人生中，随兴而至的性冲动总是导致望洋兴叹的结局，而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则是以后一切社会规范的比喻，它构成“现实原理”的基础。在文明社会里，“快乐原理”如果不受“现实原理”节制，将会导致个体被社会消灭。因此，弗洛伊德倾向悲观，认为性欲遭压抑乃无可能避免的命运。

但是这个思想再进一步发展，就与佛学“人生如苦海”的命题发生共鸣。佛说人生之苦有内苦、外苦、心苦，有苦苦、坏苦、行苦，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求不得”与“五蕴炽盛”不正是性压抑吗？那种分秒不休的生命力未获满足的失落感难道不构成“内苦”“心苦”与“生苦”吗？至于“老苦、病苦、死苦”更是时刻陪伴着我们。 [2] 弗洛伊德用他那个时代盛行的本能学说解释人生之苦，将“涅槃原理”界定为有机体为了消除生命之紧张而朝无机状态逆退的惯性——它就是死亡本能。但从更广义的“涅槃原理”角度看问题，作为性欲动力的“快乐原理”也只不过是前者的表现形态之一，盖其性质皆为“有机体在外物冲击下造成的兴奋必须悉数往外纾泄，纾泄完了才算彻底满足”。

马尔库塞在20世纪中期仍在运用本能学说，显得有点过时。林林总总的本能学说大盛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1915年以后，本能这个概念受到行为主义的批判，渐趋式微。 [3] 行为主义只看刺激与反应，摒弃定义含混、不能测量的“心灵”“心理”“本能”“人格”等概念。弗洛伊德学说诞生于19世纪末，必然带有其时代印记。今日的弗洛伊德学派已羞于谈论“本能”，他们继续维护弗氏两大本能学说作为自身理论支柱，将它们称为“性欲驱动”（sex drive）和“死亡驱动”（death drive）。

但另一方面，弗氏“有机体在外物冲击下造成的兴奋必须悉数往外纾泄，纾泄完了才算彻底满足”的命题与行为主义若合符节。行为主义心理学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加强理论”（reinforcement theory），即设定有机体都有避免痛苦（pain）、趋向快乐（pleasure）的倾向，只要从这方面下手，有机体就被制约而受控。有机体遭遇痛苦的反馈，内部即出现紧张，它必然尽量试图减轻紧张（tension reduction），恢复平衡，是为快乐。不过，行为论只在一个刺激与反应的弧中观察这个纾泄作用，弗洛伊德却用它来解释作为“爱欲”与“死亡”共同基础的“涅槃原理”，并从而建构他的形而上心理学。

“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虽具共同点，但它们的目的与操作范围各自不同，因此变成两个敌对的本能。“爱欲”的纾泄导致延续生命、克服死亡，而“死亡”作为一种纾泄则使疲乏了的生命趋向解脱。在一个文明里，如果“爱欲本能”被弱化，它抵制“死亡”的能量将不足，而该文明将会释放大量的摧毁性能量——这正是马尔库塞提倡性欲解放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死亡本能是在涅槃原理底下操作的；它趋向“恒常满足”的状态，那是一种不会感到紧张（tension）、因此也没有欲求的状态。本能的这个倾向涵示当它趋近这个状态时它的“毁灭性”表现将被减低。如果本能的基本目的不是终止生命而是止痛，亦即是消除紧张，那么很吊诡的是，站在本能的立场说，当生命逼近满足状态，生命与死亡的冲突也将大大降低。快乐原理和涅槃原理因而合流。同时，爱欲，一旦从额外压抑底下解放出来，也会被强化，增强了的爱欲会把死亡本能的目标吸收了。死亡的本能价值（instinctual value）也已变更：如果本能在一个不压抑的秩序里追求并获得满足，逆退的强制（the regressive compulsion）也将丧失它大部分生物性的基本理由。当受苦与欠缺开始减退，涅槃原理与现实原理或能达成和解。那个不自觉地把本能扯回到“早期阶段”的吸引力将会受到有效的制衡，制衡它的正是生命中已达成的满足状态。本能的“保守性质”亦将停歇于愿望成真的现今（而不再是强制地逆退回缅怀的人生早期）。死亡不再是一个本能的目标。它仍然是一个不移的事实，或许是一个终极的必然，但将是为人类不受压抑的精力抗议的一个事实，对它人类的精力将会展开最大的斗争。 [4]

马尔库塞这个结论，显然未能让“快乐原理和涅槃原理合流”，“涅槃原理与现实原理达成和解”，否则人类不受压抑的精力何需对死亡这个终极的必然“展开最大的斗争”！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生命的欲望大多获得满足，他哪里会想死？秦始皇和汉武帝不都曾寻求不死之药吗？马尔库塞的结论虽然走入了理论的死巷，但他论述的要点不在追求个体的长生不老，而在论证“宰制”既然压抑了性欲，就会过度地释放毁灭性。在“冷战”的年代里，这个毁灭性随时都会导致热核战争，亦即人类的整体死亡，马尔库塞把这个罪责放在资本主义阶前。

生命力遭受扭曲会蜕变为毁灭性之命题也是“世纪末”文化的一个遗留，当时，该命题与文明过度斫丧本能、导致文明没落的学说有关联。 [5] 这个命题有无道理姑且勿论，但循至20世纪60年代，它已渗入大众文化。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1964年拍的电影《奇爱博士——或者我如何学会停止担忧并爱上核子弹》（Dr.Strangelove or: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即发挥这个命题，故事用讽刺的方式表达热核战争的爆发，它讽喻人类已发展出一种“奇怪的恋爱”，将核武器当作爱欲投注对象。影片开始时用轻松愉快的配乐描写美国战略空军的轰炸机进行空中加油，上面那架油库飞机把管子伸下来插入下面的那架，恍如在性交。接着，美国战略空军某基地的司令认为是共党阴谋造成自己性无能，因而擅自下令对苏联进行热核攻击，故事聚焦于其中一架轰炸机：在接到信号后，一位航员就拆开内含密码指示投弹目标的信封，把纸上组成单词的字母逐一朗念，至R字母就说是“罗密欧的R”。为了阻止热核战争爆发，美国总统连忙透过热线电话与苏联总理接触，但两人的对话恍如一对情人在吵架。

伍迪·艾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多围绕着“爱与死”主题。他的1975年的一部电影就叫《爱与死》（Love and Death ）。在1986年的《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 ）里，其中一个男角（由伍迪·艾伦自演）具有虑病症，以为自己患了绝症，剩下的生命无多，整天去医院检查，后来他与一名女子谈恋爱，这个虑病症就痊愈了。但伍迪·艾伦把这个主题庸俗化，把它变成观众能够接纳的样子，根本无革命性可言。他用“谈恋爱”来代表“爱欲”，正是马尔库塞攻击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地方，认为他们有意地镇压大师有关“爱情的本能基础与爱的底层之分析，有关具有多样相的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ty）的性是如何经历长期和痛苦的驯服和禁制程序，直至它终于可以与柔情和亲爱融合”的论述，而马尔库塞认为“这个融合终归是危殆的，它从未克服其毁灭性的因素”。 [6] 用“柔情和亲爱”包装的性欲是文明社会认可的，是性压抑的形式之一，有何激进可言？

[1] 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Boston:Beacon Press,1974）,22-25.

[2] 弗洛伊德思想里有佛学的因素并非偶然。弗洛伊德学说可以说是叔本华哲学的心理学版，而叔氏哲学里有明显的印度哲学之影响。

[3] 详见孙隆基：《“世纪末”的鲁迅》，载《历史学家的经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228—232页。

[4]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pp.234-235.

[5] 当时，“尼采有一种‘内向转化’（introversion）说，英国的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很有道理，几乎奉为定律，它说强烈的本能冲动如果遭压抑或挫折，就会以极端、腐败和毁灭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本能的解放并不危险，本能的压抑才可怕，它扭曲了原本是自然、健康的创造泉源——特别是性欲——将它变得残忍和具毁灭性。”引自孙隆基：《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载《历史学家的经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288—289页。弗洛伊德在1923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一书亦提出类似命题：“经过升华作用后，爱欲成分不再强有力足以束缚先前与它结合的毁灭性因素，后者就以倾向攻击与毁灭的形式释放出来。”详见Freud,The Ego and the Id,translated by J.Riviere,（London: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1927）,p.80。

[6]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p.263.

5.让“爱欲”冲破家庭与异性恋的牢笼吧！

弗洛伊德的“多样相的变态”确实与“柔情和亲爱”无关。它的定义是“在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获得爱欲的快感”，并认为幼童天生就是“多样相地变态的”。在还未受到社会濡化之前，他们不会遵照成人为“变态”设下的禁制。弗洛伊德把“变态”分为五组：首先，不理会生物品种之间的差异，例如人兽交；其次是逾越令人恶心的樊篱，例如恋粪狂之类；其三，不顾乱伦的禁忌；其四，对同性别者感兴趣；其五，是把性器官扮演的角色转移到身体其他器官上。

这类障碍没有一道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它们是在成长与教育过程中逐渐确立，幼童不受它们限制。他们无视人类与动物之间令人却步的鸿沟，人类把自己与动物分判的傲慢到后来才涌现。首先，儿童对粪便并无厌恶感，而是在教育的压力下慢慢获得这个感觉；他们并不觉得性别的差异特别重要，而是认为两性的性器官都一样；他们将最早的性欲与好奇导向最亲近的人——父母、兄弟姐妹或者保姆；他们……期待不只是从性器官而且从身体其他部位得到快感，身体的许多其他部位也宣称具有同等敏感度、可享有类似性器官的感觉，能扮演后者的角色。因此，儿童说得上是“多样相地变态”（polymorphously perverse）。 [1]

幼童的“多样相的变态”不一定等于成人的“变态”，他们连性器官都没有萌长，相对成人来说，幼童在行动上也处于被动，还没有能力干这些事。弗洛伊德以未受文明濡化前的幼童作为变态的典范，乃采其“百无禁忌”之义。

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样相的变态”这个词渐进入大众文化主流。好趋知识时尚的伍迪·艾伦即把这个词移植到他的电影台词里：在1977年的《安妮·霍尔》（Annie Hall ）一片中，由他自演的男主角对剧中的女朋友安妮·霍尔说：他对她的性趣是“多样相地变态的”，不限于女性的性征部位，例如他认为她的牙齿很性感。这个令人联想起消毒牙膏的指涉是把“多样相的变态”概念纯净化了。它甚至说不上口交，而口交在现代人的性生活中也已不足挂齿。在1972年，《巴黎的最后探戈》（The Last Tango in Paris ）亦把肛交主流化。同年，美国出产《粉红色的火烈鸟》（Pink Flamingos ）有公开吃粪便的镜头。1975年的《洛基恐怖电影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则以音乐剧形式同时表现偷窥狂、易装癖、同性恋、双性恋、乱伦、吃人肉等元素。因此，伍迪·艾伦的“牙齿很性感”的无聊指涉不过是炫耀他的电影很知识分子化而已。

我们的叙事兜了一个大圈子，目的是为了交代美国“性解放”的时代背景，以便进一步理解马尔库塞现象。到了马尔库塞的时代，“性解放”已不限于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媾那么简单——虽然这种“性解放”今日仍然搁在中国人社会的议程表上。马尔库塞如今批判“压抑的性爱组织”（the repressive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反而是指被生殖目的局限于性器官部位的男女交媾：原欲本该是多渠道、“多样相的变态”，但在面临文明社会的“现实原理”时，首先“原欲被从自己的身体引开而导向一个必须是异性的异体”，身体各部位甚至性器官即使不替生殖服务，只为了快感的满足，亦得视其能独立到哪一个程度，过了哪一个临界点即被禁忌化为“变态、被升华或被转化为替生殖服务之性的附属，在大多数文明底下它被导入一夫一妻制的渠道”。弗洛伊德强调：性欲的基本内容是“从身体各部位获得快感”，生殖只是它的一个副产品，如果它没受到文明的“组织”，性欲会“排除所有与性无关亦即所有文明社会的关系——即使在成熟的性器官主导的异性爱（matureheterosexual genitality）中亦如是”。 [2] 换而言之，性必须成为自身的目的。

因此，待解放的性不是男女之间的性（这有啥稀奇？），而是与生殖任务打对台的“多样相的变态”：它并不集中在性器官一点上，而是扩散于全身。而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将生殖器主导的性当作天经地义，乃因为我们被文明化，但这个文明化如今变成“宰制”，它的“表演原理”（performance principle）压抑个人之原欲，为社会生产之目的服务：“在表演原理统治下，个人的原欲投注在自己肉体以及与别人的爱欲关系上，在正常情形下，都被局限在闲暇时段，并被导向准备执行性器官的交媾；只有在例外情形里，爱欲关系才被允许进入工作领域。这些框限……持续了肉体之被去性欲化（desexualization of the body），为了把有机体转化成一个具社会功能的表演之主体和对象。” [3] 换而言之，人生绝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可以用来进行与生殖无关的性爱的“闲暇时段”。或许，它有异于随时随地随街都可以进行交媾的野狗，盖动物的本能仍受交配季节（mating season）的“框限”，唯有达到最高文明阶段的人类方能实现马尔库塞式“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马尔库塞年代的“嬉皮”确实做到抗拒“表演原理”的宰制：他们披头散发、跣足露体，连餐馆都在门上挂出告示不予招待这类人，因此哪可能西装笔挺地去上班！他们抽大麻、嗑迷幻药、从事自由性爱，也从事反战，有不少还支持“越共”和社会主义阵营，认为那里才是“解放区”。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会将这类人关入劳改营里，盖社会主义国家有异于战后在美国涌现的人类史上第一个“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它们强调的是“生产任务”——亦即是把“表演原理”贯彻到家，把西方富裕社会的子弟之行径都当作资本主义的腐朽。

[1] Sigmund Freud,“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trans.James Strachey,vol.15（London: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1963）,pp.208-209.

[2]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pp.40-41.

[3] Eros and Civilization,p.199.

6.“母亲”与人生早期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尽头预设一个理想社会，也在历史的开端处设定一个理想的原乡。在历史的尽头，人类将会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回归原乡，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的起点是“原始共产主义”。马尔库塞的思想契合此模式，他心目中的历史尽头是一个原欲解放的乌托邦，与其相对应的“原始共产主义”则是人生早期：

当现实原理生根时……快乐原理就变得令人惊怖，随性满足的冲动反而引起焦虑，而这个焦虑造成必须对之加以防范。个体必须防止自己从欠缺与痛苦中全面解放出来、必须防范自身的整体满足。后者的代表是女人，她一度以母亲的身份提供过这种满足。 [1]

正如马克思主义设定有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弗洛伊德思想也设定在人之初有一个未尝文明性压抑的伊甸园。在这个园里，婴儿是处在人我界限未分化的人生完整状态，曰“原初的自恋狂”（primary narcissism），人格之进一步发展则是失乐园：

自我的发展方向正是“离开原初的自恋狂”；在此早期阶段，现实“不是外在，而是包含在原初自恋狂的前自我（pre-ego）里”。它对自我无敌意亦不异化于自我，而是“和它亲密地联系，开始时甚至与它不分”。婴儿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它与母亲的原欲关系里体验到这个现实——这个关系在有了“前自我”时它就在那里，唯有到后来才与它分离。当这个原初的一体性被分割，一种“重建原初一体性的冲动”就开始了：一种“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原欲的流动”。在这个“前自我”与现实关系的原初阶段，自恋狂的爱欲与母性的爱欲似乎是同一个，对现实的原初经验正是一种原欲性质的结合。

迎合当时美国把“文化”还原至“人格”模式的风尚，个体人格成长的起步点也就是人类史的早期阶段：

个体的这个前生殖器的自恋狂阶段令人“回想起人类史上母亲为主的阶段。两者都构成一种现实，个体对它的反应态度不是抗御和屈服，而是与环境的完整认同”。但从父亲的现实原理的角度看，在此出现的“母亲化”的现实立即被转变为负面和可怕之物。想重建失去的自恋狂与母亲一体化（the lost Narcissistic-maternal unity）的冲动被诠释为一种“威胁”，例如说成是被压倒一切的母胎“吞噬”的威胁。含敌意的父亲反被免除罪责，摇身一变成为救主，他以惩罚乱伦愿望之名保卫了自我免被母亲消灭。但它从不让人提出下列问题：在成熟的自我和成熟的文明底下，是否可以在比较不那么原初也少吞噬性的形式下“回归”自恋狂与母亲一体化的现实观呢？反而，把这个态度一劳永逸地镇压被认为理所当然。父权的现实原理甚至支配着精神分析学的诠释。唯有超越了这个现实原理，超自我（the super ego）里的“母亲”意象所传达者才会是预兆而不是回忆之痕——它们是一个解放的未来而不是一个黑暗的过去之意象。 [2]

在弗洛伊德学说里，“超自我”是指文明社会的现实原理在人格系统里形成的盖顶，人格为了折中于现实原理与本能的“原欲”之间，才衍生了“自我”这个理性功能。但马尔库塞认为在父权的现实原理没有形成前，在超自我里应该也存有母权的沉淀，亦即是“母亲化的现实原理”。按照弗洛伊德原学说，“自恋狂与母亲一体状态”该纯属未受文明修改的“原欲”范畴，“超自我”是父亲用阉割威胁打击幼童的“恋母”冲动时方才形成。马尔库塞之说显然是对大师原学说的修正。我想马氏是希冀“自恋狂与母亲一体状态”可以形成未来文明的基础，如果它纯属“原欲”范畴，也就没有文明可言。

马尔库塞认为：他在“上面所描述的程序不只是涉及原欲的释放那么简单，而是原欲的‘转化’，从被生殖器的首要地位框限的性到整个人格的爱欲化”。原欲领域里的这个革命，即将导致“那些把私人的人际关系予以组织的制度之解体，特别是一夫一妻制和父权家庭”。 [3]

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指责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从探索人类非意识的病理学家“降级为一个性的解放者”。弗洛伊德即使悲叹文明对性之压抑，他对文明所祈求者也是替“成熟的性爱”网开一面，而不是鼓励变态。“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性器官主导的性爱盖过虐待狂、恋粪狂或其他前性器官阶段的欲望这样一个现行制度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实上，他们似乎从性器官的满足中获得更大的幸福，尤其当它涉及个人的爱情和亲密关系。”他指出马尔库塞对精神分析学外行，“一个临床的事实是：为粪便、污垢及诸如此类吸引的人有不爱生命的倾向，他们对其他人的关系主要是虐待狂的” [4] 。

弗洛姆指责马尔库塞歪曲弗洛伊德，一点儿不错，他认为马氏在搞天马行空、完全忽视临床病理学，也颇切中要害。 [5] 但这些都无关宏旨。我们并不觉得马尔库塞在提倡虐待狂、恋粪狂，甚至乱伦，他只是把弗洛伊德对人生早期的分析改装，来提倡他与文明对抗的个体解放论，但大师的原学说里既然涉及虐待狂、恋粪狂以及乱伦，因此马尔库塞的论述里不可避免地夹带了这些项目，但真正关乎宏旨的是提倡冲破替生育服务之异性恋牢笼。这个运动，在美国战后的性解放革命以来，至今已成一股洪流，却又非弗洛姆对弗洛伊德较“正确”的诠释所能框范。时代潮流与群众心理不在乎诠释的正确性，也不在乎自相矛盾。否则，一个“杀母的文化”里怎么会盛行“母子不分离是最高的性爱境界”之学说呢？

[1] Eros and Civilization,p.67.

[2] Eros and Civilization,pp.229-231.

[3] Eros and Civilization.,p.201.

[4] Fromm,The Revision of Psychoanalysis,pp.121,122,124.

7.从性的共产主义到性的警察国家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1970年发表的《性的辩证法》一书。费氏类似马尔库塞，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援引弗洛伊德的学说，但重点则在妇女解放。她比马尔库塞更清楚地勾画出建筑在“多样相的变态”上的未来文明：

正如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不限于取消经济阶级的特权而是取消经济的阶级差别本身，女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不同于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它不限于取消男性的特权，而是取消性之差别本身：人类性器官的差异将丧失其文化上的意义。［朝一个无障碍的泛性化（unobstructed pansexuality）之回归——弗洛伊德的“多样相的变态”——或将取代异性恋、同性恋，以及双性恋。］由一个性别去为两性从事生育之安排将为人工生育取代（这至少是一个选择项）：孩童将是平等地为两性所生，或对两者都保持独立，视你如何看这个问题而定。儿童对母亲的依赖（以及母亲对儿童的依赖）将让位于对一小群人的短暂得多的依赖，儿童对成人在体力对比上还有一点点剩余的自卑感，也将受到文化性的补偿。分工制将消失，因为劳动本身会被取消（自动化）。生物性家庭的暴政会被打破。随之而逝的是权力的心理。 [1]

关于她的主张里消灭“母职”以及让公社集体照顾孩子的部分，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经交代。这里不妨进一步审阅她的“无障碍的泛性化”主张。费氏女权理论的要点之一是父权社会把妇孺都“儿童化”，也把他们“非性化”。因此，真正的性解放亦应该包括儿童：

成人/儿童以及同性恋禁忌将会消失，不带性成分的友情（弗洛伊德所谓的目标受阻的爱情）也将会消失。所有的亲近关系都将包含肉体成分，我们的排他性的肉体伴侣（一夫一妻制）观念将会从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消失，连同理想伴侣的构想一起消失。 [2]

在马尔库塞、费尔斯通等人写作的年代，“多样相变态”的解放获得很大的进展，已在上面交代时代背景时稍作简介，但把乱伦与恋童癖合法化则似乎无望。1978和1979年连续出产了两部意大利电影《你不要走》（Cosìcome sei ）与《月神》（La Luna ），相当正面地描述了父女乱伦与母子乱伦，但无法引起波澜，近亲恋爱也未能被当作风尚推广下去。在1978年，美国出现了提倡男人与男童进行性爱的组织NAMBLA，并受到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Irwin Allen Ginsberg，1926—1997）的支持。该组织呼吁取消进行性爱的合法年龄，让任何年龄的人都有“享用自己的身体”之权利，却连连受到官方的打击和社会的制裁，连国际女男同性恋协会（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都与它断绝关系。国际女男同性恋协会在1993年获联合国咨询机构的身份，在翌年初，国际女男同性恋协会即通过决议把已有会员资格10年的NAMBLA驱逐。

到目前为止，搞得有声有色并开始主流化的“多样相的变态”无疑是同性恋。美国心理医学协会在1968年公布的心理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二代（DSM-II）曾把“同性恋”列为心理疾病，5年后（1973年），受同性恋组织的压力，改称含混其词的“性导向受干扰”（sexual orientation disturbance），在1980年公布的手册第三代（DSM-III）又改称“自我异例程同性恋”（Ego-Dystonic Homosexuality），但在1994年发表的手册第四代（DSM-IV）中则整个地删除了。1990年5月17日，联合国卫生组织亦将“同性恋”从它颁布的国际疾病与相关的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代（ICD-10）中剔除，5月17日因之成为国际反同性恋恐惧症日（IDAHO）。1997年末，国际女男同性恋协会获得欧盟评议会（European Council）的咨询机构身份。

至于“所有的亲近关系都将包含肉体成分”的人际关系，在美国无疑是推广了，却以一种相当反讽的方式落实。在个体疆界绝对化、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城堡的美国，一般的社会氛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在人情如此冷漠的大环境里，如果有另一人想接近你的冲动十分之强烈，10次里面总有10次是含有“性”的动机，与中国社会里的待人接物比较，这个动机显得更不易掩饰，变得十分突显与明朗。换而言之，费尔斯通提倡的人际关系“泛性化”也可以造成她意料之外的效果。这该责怪父权社会哩？资本主义哩？还是美国文化对“个人”的设计？

美国战后的性解放革命的确成功，却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出现斯大林主义的逆转如出一辙。至20世纪90年代，表面是女权运动的深化使得两性战争进入白热化，其实是个人之原子化达到新高峰，因此索性将“爱欲”变成战场：性一方面可以很随便，但在事后引起官非亦屡见不鲜；人与人之间既然很疏离，于是性倾向于成为生人之间接触的媒介，但“自我疆界”被突破后，议题就变成“被性侵”。一旦“泛性化”成为一种思考，两代之间的传统伦常关系也越来越朝“包含肉体成分”的方向蜕变，动辄变成刑事上的“性侵子女”。一旦所有亲密关系都倾向被诠释为“侵犯”，“受害者”这个角色就成为普及化的认同。 [3] 在“依赖”被理解为“受制于人”，“被动”被理解为“丧失权力”并成为“受害”的思维方式底下，能够有“无障碍的泛性化”吗？甚至处理“亲密”关系都会有点障碍吧！

我们暂时把“性的警察国家”搁在一边。 [4] 先引介诺曼·布朗的性组织解散论及其“爱”与“死”纠结的学说。它或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阐明：“无障碍的泛性化”也会遭到来自个体心理内部的阻碍。

[1] 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A Case of Feminist Revolution（New York:William Morrow,1970），pp.11-12.

[2] The Dialectic of Sex,p.272.

[3] “受害者”角色一旦成为普遍的认同，理由也就不限于“性侵”，而是俯拾皆是。详见Charles J.Sykes,A Nation of Victims:The Decay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

[4] 将在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中细论。

8.诺曼·布朗的性组织解散论

诺曼·布朗是美国人。在“二战”期间，他替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工作，职位是法国文化专家。该段期间，马尔库塞亦以纳粹德国专家的身份在同一机构工作。战后他们都变成大学教授，几经辗转，最后都任职于加州大学系统：马尔库塞是在圣地亚哥校区，布朗则在圣塔克鲁兹校区。他们两人都受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影响，但在布朗的情形中马克思的影响较微，不受后者的社会学思维制衡，弗洛伊德形而上心理学遂漫无节制地泛滥。布朗在1959年发表《生对抗死：历史的精神分析意义》一书，说得上是弗氏形而上心理学传统里“死亡本能”这个范畴最淋漓尽致之发挥。布朗对弗氏学说里的“肛门性”（anality）概念也做出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对布朗来说，文明对性欲的压抑是次要的，压抑主要来自本能自身。例如说：他与马尔库塞等人都谴责“生殖器之首要性”（genital primacy），亦即是生殖任务把身体多样相的性欲都压缩在性器官的狭道里，但马尔库塞把它归咎于文明，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费尔斯通谴责父权体制，布朗则说性欲被性器官予以组织乃来自死亡本能。 [1] 如此说来，代表生命力的爱欲遭到挫折的终极原因并不是外在的“宰制”，而是另外一个内在的本能——“死亡”在作祟。

布朗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既承认人兽延续性又承认两者的断裂性之形而上学”。显然，生与死的本能也存在于禽兽身上，但两者并存的情况并无造成爱憎双重心理，人异于禽兽之处是把这两个本能分开并使之起冲突。 [2] 他这段含混的话该是指：禽兽不压抑性欲，人却压抑了该本能、创造了文明，并想用人工之构造令自己不朽，因为他也不像动物那般接受死亡，而是想逃避由生至死的自然轨迹，发明了种种追求永生的幻想。按照布朗的看法：在人身上，性欲本能没获得彻底的发挥，对死亡则不甘心，因此，爱欲与死亡这两个本能都遭压抑。

并不是对死亡知觉而是对死亡的逃避使人有别于禽兽……［逃避死亡］是所有宗教的核心……如果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有一个死亡本能，也有一个生命（或性）本能，人类逃避死亡正如他逃避自身的性。如果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类压抑他自身的死亡，正如他压抑他自身的生命。 [3]

他认为弗洛伊德只发展了人类性压抑的理论，现在轮到他发挥人类也压抑死亡本能的真知灼见。 [4]

弗氏既云爱欲与死亡皆受“涅槃原理”统辖，两者的共同点乃个体化存在之取消、以及与身外世界之融合。爱欲的目标最明显不过，是渴求与另一身体结合，死亡则是有机体对维持个体生命感到疲乏而思回归无机状态。从此前提出发，布朗认为“死亡”因素从人一出娘胎就在发挥作用了：出生是与母亲生物意义上的分离，使孩儿具有了生物的个体性，并命定该有机体有朝一日死亡。它同时有心理的一面：“心理分离的经验是心理创伤的原型，是既想与母亲在一起又不能的经验……”继出生之焦虑而来的另一焦虑高潮是成长过程中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它令个体恐惧丧失与母亲或其替代物结合之性器具，“更甚者，所有这些分离都是死亡威胁的经验”：

……焦虑与死亡本能之间有一种近而且深的关联。焦虑是对分离、个体性与死亡的反应。人类的孩童在母亲的乳房前感觉到一种新而且强烈的结合、生命和爱的模式，也必然同时感受到一种新的和更强烈的分离、个体性和死亡的模式……因为孩童是如此爱他的母亲，以至于他感觉到与母亲分离是死亡。结果，出生与死亡，在生物层次上虽然只被经验一次，在人类的心理层次却恒常地经验到……不能接受分离、个体性和死亡的一个效应就是把死亡爱欲化——去发动病态的死亡愿望，一种想逆退回出生（也是分离）以前的状态，想回到娘胎去……正如弗洛伊德常常说：在选择妻子时我们是在寻找母亲，在用性器官交媾时“阴户是继承了母亲的胎”。 [5]

在人之初就不能接受死亡这个现实的结果，不只是发动了逆退性的死亡愿望，也污染了爱欲。人的童年史就是一部心理发展愈来愈深陷于二元化的历史。处在口腔期的孩童一方面用口在母亲的乳房处获得爱欲的满足，同时发现母奶欠缺时的焦虑。这是一个发现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时刻。在此阶段上孩童的心理特色是原初的自恋狂（primary narcissism），他的自我整个受“快乐原理”支配。但他在营造这个快乐的自我时已不可避免地做出第一次的压抑：他不能与外在世界做出全面性的爱欲融合，就必然排斥这个世界，并把不愉快和痛苦统统投射到这个世界上头。这个“首次的否定”就是以后所有压抑的原型，也是死亡本能的表现。换而言之，个体甫一出现，就必定与外界出现紧张对立，没有这个与环境分化的张力，也就没有个体化，但一旦有了这个张力，令有机体追求化解张力的“涅槃原理”即开始发挥作用，步向死亡倒数的时针立即开始计算。改用《庄子·齐物论》的话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

待性成长进展至肛门期，主体与客体的两极化就演变为“主动”与“被动”的二元对立。孩童在“原初自恋狂”阶段曾否认自身的依赖性，如今则开始感知在行动上依赖是一种“被动”，于是就试图用攻击的方式来争取主动性。这就是弗洛伊德用“肛门虐待狂”（anal-sadistic）一词来形容的阶段。粪便是孩童的首件由体内制造出来的“身外物”，从对其操控中他获得了权力感，克服了“被动”，并感到自己变成了自己的母亲，但对粪便的象征式操弄也是一种试图重建与母亲一体化融合的魔法，只是这种试图离原初的完满状态愈来愈远，盖“肛门虐待狂”攻击性的发挥乃死亡本能的外在化。

孩提时代性成长的最后阶段是“性具”（phallic）或“杀父娶母”（oepidal）阶段。在此阶段上，主动与被动之两极化转化为“男儿性”（masculininity）与“被阉割”之间的选择。前一阶段的“克服被动”和“妄想变成自身的母亲”之举如今变成想与母亲生一个孩子，亦即是妄想成为自己的父亲。在这里，布朗指出：弗氏早期思想认为孩童此举乃发自恋母之说法并不正确，大师的晚期思想已把“杀父娶母”的冲动视为个人内心爱憎双重情结的化解，其方式就是自恋狂的膨胀。在此阶段上，“主动性”被等同于“男儿性”，个人想变成自己父亲的幻想能附着的那个点是胯下那根阴茎，因而把自恋狂的原欲全部聚焦在阳具上，它以后就一直停留在该话儿上面，纵使“杀父娶母”情结早已被克服。这种固置变成一种负担，让占有的幻想支配了男女之爱，也支配了父子关系。弗洛伊德认为追求“自我的不朽”是自恋狂立场的最弱点，父母唯有逃到孩子身上才建立安全感，因此，“父母之爱不过是父母的自恋狂之再生”。据此观察，个人的性组织与原欲在人体上的自然分布两者是不吻合的，这些组织代表原欲对身体某些地带的过分投注、令它们过分负荷，“乃由人的逃避死亡的自恋狂幻想所导致” [6] 。

布朗进一步指出：在弗洛伊德晚期思想里，父亲的角色已不重要。“杀父娶母”这个情结里的父子关系只是浮在表面的上层建筑，母子关系才是基础。不需要父亲，也照样可以解释“杀父娶母情结”与“被阉割情结”等人格成长的重大转折。弗氏发现小女孩在还未转向父亲之前，其由被动转向“主动”的方式，也是想与母亲生孩子，后来发现母亲是被“被阉割”的，亦即发现了男女差异后，才转而企望与父亲生一个孩子，但这样反而转趋“被动”的角色。以此类推，男孩的“被阉割情结”并不是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而是由于发现了女性的性器官。女孩的这个发现造成她的“阳具嫉妒”，男孩的发现则肯定了他绝对想当男人。因此，男孩的“被阉割情结”是他自己的发明，“乃与自己想变成自己的父亲之狂想计划息息相关的一丝幻想” [7] 。

到了这一步，建筑在“生殖器之首要性”（genital primacy）上的成人性组织大致形成，而与母亲一体化的意愿只剩下了回忆，这个回忆具有很深的遗憾成分，也包含很大的异化。从此角度看，人类性欲之遭到压抑，并不是马尔库塞所谓的文明体制的“宰制”，而是来自另一个本能作祟。就弗洛伊德学理的造诣来说，马氏似乎略逊布氏一筹，因为马氏笔下“爱欲”与“死亡”的辩证法只是一种此消彼长，他认为只需消除文明体制对“爱欲”的额外压抑，解放了的“爱欲”就可以遏阻“死亡”发挥过度毁灭性。布氏的说法则是在婴儿还未及进入文明、在瓜熟落蒂之时，朝“个体化”起步走的他已本能地感知有朝一日回归“非个体化状态”的命运在等待着它，因此布朗学说达到庄子“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这个哲学命题的高度，其解决方案亦类似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不过它不是老子无欲化的“复归于婴儿”，而是试图复原人生早期的爱欲完整性。布朗说：

总的来说，性的组织，不论是前生殖器阶段还是生殖器阶段的，似乎都是由焦虑建构而成，由逃避死亡与死亡愿望所促成；在一个不与死亡作对的生命中，其爱欲分配形式就是多样相的变态。 [8]

这里一再强调者是“性欲受到性器官之组织乃来自死亡本能”，而非来自文明制度。这个组织就是基于“生殖器之首要性”的成人性组织，而非婴儿期无组织的全身都是爱欲地带的“多样相变态”。在人身上，性欲本能既然没获彻底发挥，对死亡遂不甘心，因此，爱欲与死亡这两个本能都遭压抑，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生命其实是一种“生中之死”或不生不死——如弗洛伊德所言：我们的文明生活就是一场集体神经官能症。

但“爱欲”到底是人人渴求的状态，而“死亡”无疑是凡人皆恐惧之事情，因此，布朗必须对“死亡”重新定义，方能使它们殊途同归。他认为弗洛伊德笔下死亡本能的三个心理面相是有问题的：其一为“重复的强迫性”（repetition-compulsion）的神经官能症，它是快乐原理的敌人，因此弗氏把它归入爱欲本能的死对头“死亡本能”的麾下；其二为“涅槃原理”；其三为“施虐与受虐狂”（sado-masochism）。布朗认为：“重复的强迫性”乃因为快乐原理受压抑，它从未获得满足，因此人虽处于现在，在心理上却固置在过去快乐从未完成的场址，希望在未来有朝一日能完成它。人类之“重复的强迫性”就是他的历史，但这个动作背后的动机是取消历史，达到永恒，亦即是涅槃，乃快乐原理的终极目标。弗洛伊德用死亡本能去涵盖它们，其实是用了“一个混淆的比喻”。 [9] 布朗认为真正称得上“死亡”心理的表达是“施虐与受虐狂”：前者是死亡或攻击本能的外在化、后者则是把它导向自身。

布朗批判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认为他只看到两大本能的永恒对立，却看不到它们的辩证关系，“这与他不能发展出一套历史末世论（historical eschatology）息息相关” [10] 。所谓“历史末世论”即类似基督教世界末日、天国来临的神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那类共产主义就在历史尽头的史观。但弗洛伊德思想里没有历史末世论，或许正是他高明之处。布朗与马尔库塞写作的年代，美国社会正在进行性解放革命，以为性压抑的文明将成历史陈迹，而该时美国亦有富人用现代高科技去寻求传统宗教的永生之梦想——例如，将自己冷冻以便在医学发达的未来解冻。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人生中只保留快乐完全免去痛苦的治疗术亦大行其道。待进入80年代，60年代的狂欢已曲终人散，这一切都被文化批判者诟病为“自恋狂文化”（narcissistic culture）。 [11]

[1] Norman O.Brown,Life Against Death: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Second Edition（Middletown,Connecticu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5）,p.27.

[2] Ibid.,p.83.

[3] Norman O.Brown,Life Against Death: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Second Edition（Middletown,Connecticu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5）,pp.100-101.

[4] Life Against Death,p.109.

[5] Norman O.Brown,Life Against Death: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Second Edition（Middletown,Connecticu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5）,pp.114-116.

[6] Life Against Death,p.118.

[7] Life Against Death,p.124.

[8] Ibid.,p.116.

[9] Life Against Death,p.97.

[10] Ibid.,p.91.

[11] Cf.Christopher Lasch,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New York,NY:W.W.Norton,1979）.

9.“不再有分离的夏娃”

至1959年，布朗觉得“有与弗洛伊德划清界限的必要”。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 ）一书中发明了一则神话、一个新的原初罪案（primal crime），它说：在初民的原始人群里，父亲占有群内全部女人，儿子们想染指即遭杀害或阉割，后来儿子们联合起来把父亲杀掉，虽然在他们之间建立了平等关系，却因心中的罪恶感而彼此约法三章，共同压抑自己的性欲，以弥补杀父之罪。在这里，弗洛伊德是在模拟洛克与卢梭用民约论解释政府的起源。布朗说：“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桩原初罪案乃历史事实。既然是历史事实，它的后果就在每一代身上……被复制。它也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从他的立场出发，婴儿期的性组织（亦即人类基本的创伤震撼之身体负载者）也是不移的事实。如此说来，罪恶感的问题就无从解决。”布朗自诩有解决之道：

对我方来说，则坚持亚当从未堕落的立场；儿孙不是真的继承了父祖之罪；原初罪案只是婴儿期的幻想，属无中生有，乃婴儿期自我之发明，目的是为了用压抑的办法扣押自身管理不了的生命力（本我）；性的组织是婴儿期的自我所建构，为了压抑身体的生命力；而成人的生命却固置在这个婴儿期幻想的世界里，直待成人的自我能强大到足以解除掉基本压抑、进入享乐的王国……问题的根本并不在罪恶感而是对生命不胜任。 [1]

布朗此说，适足以弗洛伊德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弗氏谈个体心理内容的形成，多从内射、外射、否认、移置、自圆其说、反向作用等心理机制着手，而不是从个体的认知心灵出发，换而言之，心理内容从来不是客观事物的如实写照。如果每一代人类在心理上都有摆脱不了的原罪，那也该是他自己发明的“幻想的世界”，而不应是“历史事实”“生物学的事实”甚或“不移的事实”。弗氏发明的初民史其实是讽喻，以此强调压在个人头上的是一整部文明史。布朗认为这座五指山只不过是心中的魔障，反倒认为个体可以“卸掉压抑、立地解脱”。他说：

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不压抑的人——一个强大得既能活也能死的人，因此是一个未曾有过的人，一个［真正的］个体——如此的一个人已经克服了罪恶感和焦虑，也不会有聚敛金钱的情结。同时，这样的人会有一个不受性组织限制的身体——一个不受无意识的口腔期、肛门期，以及性器官期的回归母胎之幻想支配的身体。这样的一个人会摆脱弗洛伊德显示的萦绕着文明的梦魇；然而，摆脱这些幻想亦意味能免于弗氏无情地揭露的人体之错乱症。这样的人会在人间实现基督教的神秘愿望，即［末世来临时］肉身的复活，并且是按照马丁·路德所说的免于死亡与污秽的形式。 [2]

在1966年发表的续篇《爱欲的身体》（Love’s Body ）里，布朗用诗的语言说“复活后的身体是没有父亲的，这个身体不受性器官的组织”，这个身体也是没有母亲的：“亚当一觉醒来，那里已经没有了分离的夏娃，不再有母亲夏娃；不再有任何的大自然母亲。” [3] 换而言之，摆脱了父亲的身体，也摆脱了“生殖器首要性”之性组织，没有了母亲的身体则是已经和她融合，不再有主客体之分立、无须对象关系，回到了婴儿期“我即世界、世界即我”的状态。

在前一本著作中，布朗认为从人之初开始“压抑身体的生命力”才导致成人的生命固置在“婴儿期幻想的世界里”，而当人“有一个不受性组织限制的身体”，才会“不受无意识的口腔期、肛门期以及性器官期的回归母胎之幻想之支配”。果如是，则他在续篇里提倡的不再有我与母亲之分的一体化会是好事吗？因为没了旅程这回事，就没有了目的地这回事，呈现的是宇宙能量已无高低之分的熵疲。没有失落做对比，快乐又是什么？没有了主客体之分，能够体验极乐的主体是否也化为乌有？

《爱欲的身体》一书显然已朝神秘主义方向滑落。较“实际”的提议该是让身体突破父亲的“生殖器首要性”的组织。在现行文明的个体成长观底下，这个性组织指孩儿进展至与父亲认同的阶段，想变成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因此是首次出现异性恋形态。这个非分的不伦之想遭到打压，才须等待成年后把爱欲导向家外的异性——但经过这个由阳具居首的性组织，爱欲也必然只导向异性。在社会意义上来说，“生殖器首要性”的性组织即指父权社会的传宗接代意识形态的霸权。

布朗的性组织解散论，排除掉它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对性解放革命的意义该是把性与生殖脱钩，也冲决异性恋的樊篱：“如果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的成员，那么在这个体内就既没有雄性也没有雌性，或者说两者皆备：它是一个雌雄同体的身体，包含双性。” [4] 在今日西方社会，性与生殖脱钩已主流化，而同性恋和双性恋则正在打入主流。但无论是哪一种性，归根到底都会怀有“失乐园”的遗憾。

[1] Life Against Death,pp.269-270.

[2] Life Against Death,p.291.

[3] Norman O.Brown,Love’s Bo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55.

[4] Norman O.Brown,Love’s Bo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84.

10.一些揭橥“多样相的变态”的文艺里程碑

在战后的性解放革命时代，配合上述的学院风尚，也同时出现一些大众文化产品。较早期的有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1907—1988）的畅销书《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这部科幻小说在1961年出版后，立即越出科幻小说读者群，影响波及一整代年轻人，尤其是60年代晚期的“反主流文化”受到它的性解放、性自由、反暴力等主题的启发。书中的男主角瓦伦丁·迈克尔·史密斯（Valentine Michael Smith）生于火星，父母是航天员，他回到地球后，完全不懂得人事（包括性爱），后来虽然学会了，却有他自己一套看法：他不理解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要穿衣服，会互相嫉妒。他亦存心挑战人间制度，例如一夫一妻制和私有制，认为世界的问题都来自人互不“古鲁克”（grok），即相爱之义。他的相爱方式很奇特，曰“分享液体”（sharing the water）。史斯密虽然天真无邪，却具特异功能，因此自立宗教，宣扬他的救世之道，入教而分享过液体的都称兄弟，但“兄弟们”是不受性别限制的。最后，史密斯在布道时为暴民所杀，因此亦具耶稣的意象。

另一部则为1975年的《洛基恐怖电影秀》，根据1973年英国的同名舞台剧《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Show ）改编而成。它很快地成为环校园常年放映的“邪典电影”（cult film）。在上面已曾介绍，这是一部包含偷窥狂、易装癖、同性恋、双性恋、乱伦、吃人肉等元素的音乐剧。故事里一对一本正经的夫妇因车子抛锚，徒步走到一座古堡去求助，落入一名疯科学家手里，该人是“来自特兰斯凡尼亚银河系变性人星球的易服癖者”（a transsexual transvestite from Transylvania）。他对夫妇两人都产生“性趣”，又像制造科学怪人一般制造了一个伟岸男子作为自己的玩伴，并和他举行婚礼。电影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剧中的要角都泡在一个游泳池里嬉戏，镜头则从高空俯照整个泳池，池底的构图是米开朗基罗那幅上帝创造亚当的裸体画，用天人交结的意象来象征人我界限的泯灭和性组织的瓦解，换而言之，这幕嬉水乃“多样相的变态”的图像化。

无独有偶，《异乡异客》与《洛基恐怖秀》都用水来象征疆界与组织的泯灭。“水”在精神分析学中亦具同等意义。马尔库塞与布朗在各自著述中，都频频引用弗洛伊德的匈牙利弟子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1873—1933）的著作《汪洋大海》（Thalassa ）——他们用此意象象征人原初的、与世界合而为一的“汪洋式”（oceanic）爱欲状态以及异化的个体对失去的整体之缅怀。 [1]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作家唐纳德·迈克尔·托马斯（Donald Michael Thomas，1935—）在1981年发表的《白色旅馆》（The White Hotel ）。这部精神分析学小说在英国没有销路，反而在美国大行其道。该书以弗洛伊德和费伦齐等弟子的几封书信做楔子，首先是费伦齐和他的情人通信，他告知情人正陪同弗洛伊德和荣格等大师至美国讲学。事实上，这次1909年的旅美之行是精神分析学派在新大陆的登陆。其次是弗氏在1920年写信给费伦齐，宣告他越发相信“死亡本能”学说，他的一位女病人之手稿可作为新学说之佐证。然后是大师把这份手稿寄给另一名弟子。小说本身是这位女病人的传记，她对性爱和死亡的幻想，以及精神分析师对它们的反应。

这位代号“安娜·G.小姐”（Frau Anna G.）的女病人幻想自己与弗洛伊德的儿子在“白色旅馆”夜以继日地做爱，到达天昏地暗的地步，但这个旅馆的住客却接二连三地因水火之灾、雪崩、缆车断缆惨死，这却不妨碍硕果仅存者继续寻欢作乐，也不断有新的来客填补空位。那对青年男女除了进行销魂蚀骨的性交之外，还和一名女住客搞三人大被同眠，在餐厅里，女主角把她的乳房掏出来让同桌的客人吮食，他们还来不及有所动作，“她的奶水已喷出来滴在桌布上” [2] 。大餐厅里洋溢着欢乐气氛，连肥胖的大厨子都走出来观看，他立即被那对青年男女的女伴拖到他们的桌上，叫他参加吮食，他用食指与拇指把人奶挤在一个玻璃杯里。“待它载满了，他把玻璃杯胜利般地举起，把甜蜜的奶汁满足地一饮而尽。” [3] 她的白日梦境不只泛滥着情色，而且洋溢着母体香醇的滋润。

“安娜·G.小姐”的写作令阅稿的弗氏入室弟子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1881—1947）叹为观止：“她的幻想令我感到失乐园以前的伊甸园——那里并非不发生爱与死亡，但在那里不会有‘时间’让它们具有意义。” [4] 这种香格里拉化的性爱在异化的现代人身上已不可能出现，只存在于患性歇斯底里（sexual hysteria）的病人之逆退式幻想里：做爱者仿佛自我疆界都瓦解了，彼此把对方吞噬掉。小说里的弗洛伊德诊断说：

有一个戏谑的说法“爱情乃思乡病”；凡人梦到一个地方或国家而在梦中对自己说：“这里很熟悉，我曾到过这里。”我们即可以把这个处所诠释为他母亲的性器官或她的身体。到目前为止，所有因研究而得以阅读安娜小姐的日志之人都有同感：他们认识“白色旅馆”，它是他们母亲的身体。它是一个没有罪、没有遗憾包袱的处所；因为病人告诉我们她在途中已把行李遗失了，她来时不带一根牙刷。旅馆使用的是鸟语花香的语言……切中要点的是白色旅馆予人的整体感觉，它对口腔性的全心投入——吮、咬、吃、吞、纳入，具有恍如一个婴儿在乳房前的那种极乐的自恋。这是孩童早年的如汪洋大海般的［与世界的］一体感（oceanic oneness）、性爱自娱的天堂、我们第一个爱情国土的地图——这些都透过一个歇斯底里病人美妙的漫不经心表达出来。我认为这里正是安娜与她的母亲深切认同的证据，这个认同是属于前生殖器阶段的……乳房是爱欲的第一个对象，孩童吮吃母乳已成为所有爱情关系的原型。青春期寻觅第一个爱恋对象是在重新寻觅它……因此她的日志代表了一个重返口腔爱欲（oral eroticism）至上时代的尝试，而母子的纽带亦未断裂。故此，在“白色旅馆”里不存在安娜与外在世界的划分，任何事物都被囫囵吞下去。 [5]

但病人的性幻想总是受到死亡意象侵袭，她的病状可能也有她预感到未来死亡的因素。小说中女病人之原型是弗洛伊德的一位病人丽莎·艾德曼（Lisa Erdman），该女后来惨死于1941年纳粹占领军在乌克兰巴比亚尔（Babi Yar）犯下的骇世大屠杀中。她的病痛——左乳房和子宫阵痛、呼吸困难——似乎都预感她未来受害的方式：她的乳房被皮靴踢、她被强奸，以及被埋在土中无数尸体底下。小说的这个构想，不啻是质疑弗氏用过去的人生解释病症的成因，但也可能是在发挥大师“爱欲”与“死亡”本能相互纠结的理论，而在未来发生的死亡在人之初已有预感。在小说里，弗氏对费伦齐说：“我们可能过分地集中在性驱动的研究上而排除了其他因素，我们正如一位航海者，把目光全部集中在灯塔上而终于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触上礁石。” [6] 他指的正是“涅槃原理”。

[1] 讽刺的是，费伦齐所处年代尚早，还未“先进”到提倡多样相变态之地步，他的书是用来解释男性为何要用阳具穿透女人、达到她子宫的冲动，其实是重返母胎的羊水，因此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阳具性的理论”，详见Sandor Ferenczi,Thalassa:A Theory of Genitality（published in 1938,reprinted in 1989 by H.Karnac Books Ltd.,London）。换而言之，被费伦齐常态化者，正是性解放革命家指责压抑多样相变态的生殖器为主导的性，亦即完全替生育服务者，不用说也是异性恋性质的。

[2] D.M.Thomas,The White Hotel（Penguin Books:1981）,p.65.

[3] Ibid.,pp.66-67.

[4] Ibid.,pp.10-11.萨克斯是弗洛伊德在阿德勒和荣格等大弟子叛离后成立的秘密内圈之一员，详见Paul Roazen,Freud and His Followers（Washington Squar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pp.322-326。

[5] Thomas,The White Hotel,pp.115-116.

[6] Thomas,The White Hotel,p.8.

11.母亲与死亡

在《爱欲的身体》一书中，布朗用梦呓般的语言说：“所有人类文化都是我们的母校，所有城邦都是母邦。我们举行入会仪式时进入的是一个母胎，并留在那里（没有出路）。它是出生的创伤：不接受创伤与分离，心灵朝还未分离之前的时刻逆退。它恍如我们从未出生。” [1] 他引用英国的精神分析大师梅兰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1882—1960）的话：世界就是我们的母亲，它只是“母体的延伸”，“探索就是侵入；世界就是母亲的体内……地理就是母亲的身体地理”。 [2] 布朗认为“从母亲到母亲，我们哪里也去不了，所有的漫游都在母亲之内”，并援引弗洛伊德的匈牙利弟子吉扎·罗海姆（Géza Róheim，1891—1953）的话：“他们生在那里就总是留在该处，因此个体被现实所逼迫做永恒的漫游，他超脱自然的形体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 [3] 他又引用桑多尔·费伦齐说：“性行为的目的是而且只能是一个回归母胎的尝试。” [4] 生下来、交媾、死亡都是等同的，正如罗含所说：（a）睡眠乃死亡，（b）睡眠乃朝子宫的逆退，（c）睡眠乃交媾。 [5]

弗洛伊德派的推理近似“自由联想”，它如果有逻辑，也是无意识状态之逻辑。布朗罗列了该派的共识，为了论证凡人脱离与母亲一体化的婴儿阶段，就不断有回归它的愿望，虽然身体受文明的镇压、原欲被升华为灵魂（精神），但这个“超脱自然的形体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凭升华作用创造的文明产品，其根基与动力仍然是原欲，只不过是被歪曲了的原欲；人由生到死，似乎都在填补这个缺失，但得到的总是替代品，甚至连“性行为的目的是而且只能是一个回归母胎的尝试”。这一切似乎都在论述爱欲与死亡同辖于“涅槃原理”，都是未达终极化解不会休止的一种紧张、一种烦恼。

但“我们哪里也去不了”、我们“生在那里就总是留在该处”、“没有出路”，对美式个人主义来说有什么吸引力？布朗为了把爱欲化的人生早期美化、把文明与建制说成是无穷尽的异化，却得出这个涅槃式结论。这个东方式结论与美国文化的主流背道而驰，也与居主流的新弗洛伊德学派相左。它们都是尽力维护“个体化”原理的，以人格发展达到理性的、对环境具主宰力的“个体”为鹄的，因此视未能与环境分化的状态为“个体性”的死亡。但布朗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有如此之大吗？请看下列的布朗引句：

另一方面，婴儿对父母，尤其是母亲的照顾之客观依赖，在它身上灌注了一种被动的（依赖的）被爱的需求，影响波及其后的所有人际关系。这个心理弱点其后也被利用来从个人身上榨取对社会权威的服从，以及更一般化的对现实原理之服从。 [6]

这段话，用来解释中国人的母亲崇拜和“文革”时“把共产党当母亲”之间的关联，倒是蛮合适的。对强调主宰性的美国个体来说，“被动”是一个肮脏的词，它触发己身沦入“受害者身份”（victimhood）的被害妄想症。受妈妈的宰制等于被共产党宰制正是《满洲候选人》这个“冷战”时代故事之主题。

布朗将“个体化”等同死亡历程，与主流文化把“个体化失败”等同死亡似乎背道而驰，这个差异其实相当表面。布朗的命题，我在上面曾与庄子“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的哲理做比较。庄子是悲叹个体生命的徒然，但对不赞同庄子，亦即认为个体生命并不徒然的人来说，这个命题正可以翻转来论证死亡就是“个体性”（individuality）之消亡，个体的生命正是不断抵御死亡，而庄子那种不去尽量发挥个体生命、只着眼养生尽年、满足于当朽木的主张反显得消极了。问题在于：布朗等人认为爱欲亦受同样的“涅槃原理”统辖，爱欲发挥到了极致也是取消个体化，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取消法是可以抵消死亡的，亦即是说生命活得很充实的人，当死亡来临时会无所憾。但这个说法很玄，对捍卫“个体性”的人来说，既然爱欲造成个体疆界模糊化，就会连带爱欲也一并视作为对个体的威胁。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观，自我与妈妈一体化的人生初期之心理特色是“原初的自恋狂”，此状态如果在成人身上出现就变成“派生的自恋狂”（secondary narcissism），亦即精神分裂症——这无疑是个体化失败的极端例子，但更普遍的该是虽能勉强发挥社会功能，却是个体之焦点被模糊化的人格。在下面这段话里，我勾画了焦点模糊化的个体，但必须承认这个观察曾透过中国“民族形式”的过滤器：

在母子不分离心态底下教养出来的男性，多半自我结构松垮，缺乏心理资源来面对高级的人生，甚至不敢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反而期待世界是一股比自己强大的母性力量，会主动地、无限地迁就自己。这样的人无力掌握一己的环境、开展一己的幸福，自然不可能把生命发扬至最高点。他会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沉溺于万能的幻觉，对现实环境的操作则乏力、退缩、逃避。实质上，他的心理天花板低沉，迫近无力、被动、消沉、沮丧、悲观、绝望的死亡地带。 [7]

美国大众心理学倾向用“死亡母亲”（death mother）称呼人格里这类母亲因素的沉淀。简言之，它是沉溺于“快乐原理”的惰性，对“现实原理”适应不良。西方女权理论亦有这么一说：女性成长是与母亲的性别角色认同的，不像男性用与妈妈分离方式形成自身的性别认同，个体化过程遂比男性困难得多，女性因而形成荏弱的人格，甚至形成貌似早熟而里面是空心的“虚假自我”（false self），从依赖妈妈到依赖男人，凭取悦他人来确立自我的价值，归根到底处于劣势。 [8]

布朗等人视支配人生早期的“快乐原理”为成人性爱有待重温的极乐境界，这种看法无疑是一面倒的。事实上，爱欲与死亡同辖于“涅槃原理”的命题可以导致另一种理论的偏向性，把人生早期里的母亲视作“死亡”因素。此另一极端的代表人物是约瑟·莱因戈德（Joseph C.Rheingold）。他似乎是冲着马尔库塞与布朗等人说：

回归母胎的幻想有负的一面；事实上，它是恐惧死亡的来源之一。它可能与性器官渴求的满足有关，不论是异性恋或同性恋的……我相信更重要的意义是：回归母亲是一种自我毁灭，没有性的含义。它招致往未分化状态之逆退，相当于自我的消灭，但是更大的恐惧是针对［母亲的］毁灭动作。母亲不只是大地、庇护性的胎，也是最令人惊怖的死亡意象之源。 [9]

莱因戈德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提出质疑，因为本能的定义是维持生命与物种。他不参与这类形而上学的悬想，并认为“死亡本能”的假设隐蔽了“人类毁灭性的属经验性质的来源”，特别是容许不去面对毁灭性是来自“母子关系”这个由经验确定的事实。 [10] 他认为婴儿期形成的“死亡情结”主要来自母亲：“婴儿害怕的正是她会抛弃自己、让自己饿死、把自己吞噬、在愤怒中伤残自己的肢体甚至消灭自己，以及因为他有攻击与性冲动而惩罚他。” [11] 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性欲本能微不足道，人的生存本能才是最基本的。幼小的婴儿面临庞然大物般的母亲，它担心的自然是自我保存而不是什么性欲满足。它的“所有恐惧的集体总和组成了死亡情结” [12] 。我们即使在成长后“仍从不中断地追求母爱，作为对死亡的防护，而我们从无中断害怕她和恨她，因为她不能提出保证” [13] 。

为什么是母亲而非父亲对孩儿的杀伤力如此大。莱因戈德开始还提出一个经验论的解释：因为“父亲对人格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几乎无角色扮演”，其后参与哺育孩子的程度也不如母亲。但说到后来，则变成男女本质上的差异：“极少男性会有母亲们共有的对孩子的毁灭性的冲动。”他引用一些研究杀子现象的专家观察：男子顶多“对他们的子女呈现死亡愿望，而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有活跃的毁灭的幻想与冲动” [14] 。这个判词与20世纪90年代女权运动“杀父与杀夫”的总路线说辞刚好相反，后者说“家中有男人，对妇孺都不安全”。因此，令人不无疑惑：莱因戈德的论调是否代表60年代美国仇母主义高峰期的“总路线”？

在战后的美国，在母子关系研究这个学域里，有把出了问题的人格归咎于个体本身，是为“坏儿童派”，与之打对台的则是“坏母亲派”。但即使把莱因戈德归入后者，他也是独特的，因为他不是怪罪品性不良的母亲，而是认为所有母亲都有养育性和毁灭性两面：“甚至最毒害人的母亲也会提供某个程度的照顾和保护……另一方面，说起来真是罪孽，某些最热心的母亲对孩童包藏敌意，甚至真心哺育的母亲也并非不会产生不利的效果。‘好’与‘坏’等词涵示伦理判断，在行为科学里没有地位。” [15] 至于为什么女性一旦为人母就会释放毁灭性，莱因戈德认为所有女性对自身的性别都有恐惧症，一旦为人母，就对子女产生一种毁灭性，这个理论叫作“母亲的毁灭性说”（theory of maternal destructiveness）。

我们在这里无法详细介绍这个学说，只能抓一个要点。莱因戈德不同于构思乌托邦的马尔库塞与布朗，后二者是文科教授，而他则是任职于哈佛医学院的医师，他的病人是家庭暴力受害人以及有杀害子女冲动的母亲。他的研究范围包括妇女产后忧郁症。他的临床心理学研究自然不如前者的社会批判闻名。我们之所以提及这位今天已被遗忘的20世纪60年代的人物，是因为针对把人生早期爱欲化的空想主义者，他的学说正好起了消炎作用。前者以重建爱欲化的人生早期为历史的终局，后者纵使在人生早期中看到了“性”因素，也不过是“母亲的性引诱”，乃“母亲的毁灭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一个共生的母子关系里，家长允许孩儿如对待自己的身躯一般对待她的身躯……许多儿子是她卖弄风情的对象，而此行为只合于情人。只要有一个女性身躯，引诱性是天生的，没有哪一个男性能逃避面临女性力量的考验，只要那个女人是不惧后果的。” [16] 其口气像煞美国早期的清教徒牧师！

莱因戈德挑战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说”为时过早，只有待过了1980年以后，弗氏的说法才为日趋泛滥的“童年被性侵”现象所颠覆。但莱因戈德的说法却很早就透露出：在美国，不只是个体随时随刻都注重魅力的发挥——似乎此个人化因素必须挣破由社会安排的“完全为了他人而活”的父职母职——并且有将一切人际关系都泛性化的倾向，这个倾向掩盖了爱心和关怀等其他的人际交往因素。但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相连的倾向，那就是更进一步把吸引、亲密与性爱视作“包藏杀机”。这个观点难道是陌生的吗？它正是90年代女权分子用来“看透”男女关系的角度。这个以异性恋为战场、视男性为加害者的运动是较新近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至于用同一个观点“看透”母子关系者，则必须经由知识考古学的挖掘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也终于把这个观点上溯至其源头处。

[1] Brown,Love’s Body,p.35.

[2] Ibid.,p.36.

[3] Ibid.,p.41.

[4] Ibid.,p.47.

[5] Ibid.,p.48.

[6] Brown,Life Against Death,p.25.

[7] 孙隆基：《未断奶的民族》（台北市：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第89页。

[8] Christina Wieland,The Undead Mother: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s of Masculinity,Femininity and Matricide（London:Rebus Press,2000）,pp.108-110.

[9] Joseph C.Rheingold,The Mother,Anxiety,and Death:The Catastrophic Death Complex（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p.3.

[10] Ibid.，p.13.

[11] Joseph C.Rheingold,The Mother,Anxiety,and Death:The Catastrophic Death Complex（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p.103.

[12] Ibid.,p.100.

[13] Ibid.,p.97.

[14] Ibid.,pp.107-108.不知其男性的“死亡愿望”何所指？似乎是指愿意为保护子女而死的意愿。

[15] The Mother,Anxiety,and Death,p.105.

[16] Joseph C.Rheingold,The Fear of Being a Woman:A Theory of Maternal Destructiveness（New York and London:Grune&Stratton,1964）,p.92.

12.远在天边的“东方”

在《失去的地平线》故事里，几位旅印的西方人乘坐飞机，被一名“蒙古人种的飞机师”劫持，被他带到中印边界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在被劫持途中，其中一位年少气盛的马林森不耐烦地问：“当我们到达时，有什么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较世故的康威说：“……有时在生命之中最令人愉快的事是‘完全没事可做’。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你就让它们发生。” [1] 对凡是处于“被动”就会衍生“丧失权力”感甚至“受害”焦虑的人格来说，这个地平线确实是远在天边了。

[1] “And what’s our plan of action when we get to it?What are we going to do?”Conway retorts:“…there are times in life when the most comfortable thing is to do nothing at all.Things happen to you and you just let them happen.”James Hilton,The Lost Horizon,p.64.见陈苍多之中译，第57页。

第十四章　自我疆界之捍卫：杀掉“狂慕者”

楔子

在本书的范围里，我们论遍美国的“杀母”“杀父”“杀子”，本书的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将进一步研究20世纪末美国女性的“杀父与杀夫”幻想。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文明能建筑在如此的基础上？读者或不无疑惑：笔者有否言过其实？本书虽然卷帙浩繁，或许仍是十分片面的吧？美国文明的基础不也是基督教吗？必须承认：杀母思想及其演绎是“世纪末”以来的世俗化潮流对基督教文化的挑衅。然而，它流露的意向与基督教的私人得救（private salvation）的差异有那么大吗？个体为世俗所累、无法超脱人间关系，就不会进入天国。“杀母”“杀父”“杀子”与“杀夫”所透露的其实是把所有人间关系都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这与中国人完全在世俗关系里实现伦理，个人一生下来（甚至还未生下来）就必须透过人间关系去定义并对之毫不质疑是反向的思维。

美国大众文化宣扬的分离与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几乎变成：不把外在于“自我”的人间关系都问题化，“个体”才是有问题的，不这样，它无从形成自我认同，不知自我疆界在哪里，也不能发挥自主性，更甭提对自身命运全面主宰了。“自我”以外的一切都被问题化，走到后来会走火入魔，变成凡摒诸自我疆界以外的人物都有加害于己的潜在可能；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生命绝对主宰，则变成了“唯有当我全面掌控时，伤害才不至于加诸吾身（only when I am in total control，no harm can be done to me）”。这是20世纪末美国形成的文化氛围，而今日的大众文化则力图纠正者。

本章将论证：普遍弥漫于美国大众文化的被害妄想气氛，其原型就是“杀母”幻想。在人之初，“个体”还没成形阶段底下的“母子不分离”就是人我界限不明朗状态。美国的个体化纲领既然是克服人生早期状态，并预防它朝此方向逆退，故任何侵犯自我疆界者都会触动一种原始恐惧（primal fear）。于是，这个“个体化纲领”就成了任何集体化的死对头，上至共产主义，下至二人关系，都会被设想成加害者，亦即恐惧症的妖魔化对象。

1.“忠实的信徒”之原型

1979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失而复得》（Lost and Found ） [1] 。故事说一个大学教授必须出版著作才能拿到永久教职，他虽然有才气，著作却一直耽搁，写不出来，最后连老婆都要离开他，他才发愤，但与过去“决裂”的方式是：打一通电话去叫那个从小将他当作天才崇拜的犹太妈妈“滚蛋”（fuck-off）。的确，母亲常常变成对儿子死心塌地的“忠实的信徒”（true believer）。儿子的为人纵使糟透，在世上的母亲眼里他总是最好的，这令儿子更沉溺、不能自拔，要痛改前非就倍加困难。在美国，这种母亲易被定型为“崇拜孩子的妈”（the child-worshipping Mom），她其实“只崇拜自我而利用孩子当一面镜子来反照出自己” [2] 。这是对“透过他人的人生过活”（living vicariously through others）的一种谴责，视之为缺乏自我的人格缺陷。问题在于：哪一个母亲不崇拜自己的孩子呢？特别是她除了当母亲什么都不是，否定自己的孩子不就等于上帝嫌弃自己创造的宇宙吗？

“忠实的信徒”一词一般用来形容政治煽动家的追随者或邪教教主的门徒。被煽动家利用的徒众，对煽动家的野心并非视而不见那般简单，他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乃由于本身的自大妄想找到一个清晰客观的聚焦。教众对邪教教主的盲从，也因自己心灵邪恶的一面如今可借最神圣的渠道表露，而教主乃最敢作敢为，他以身作则，堪称表率。“母爱”人间常见，似乎不该和此等反常现象混为一谈。我们抓住的是它们的共同点：母爱如脱离母职性质，成为一种痴恋、一种盲目，也会堕落为精神上不独立、理性的自我疆界无法确立、自身认同全面外缘化。反过来说，子女如果滞留在童年的恋母阶段，也会把母亲当作教主般崇拜——在西方人眼里，东亚文化的母亲崇拜或多或少都有这个味道。母子恋滞留在人生早期形态，先于一切与煽动家和邪教教主的认同，该是“忠实的信徒”征候群的原型。这无疑是母子关系的阴暗面，但人际关系都有阴暗面，问题在于大众文化把它夸张到哪一个程度。本书在还未涉及“忠实的信徒”论题前，在涉及犯罪型人格的章节里，已指出美国大众文化常把其成因归咎于妈妈“望子成龙”的期待，男性的犯罪率明明比女性高，却被上述逻辑归咎于罪犯身上的女性化甚至妈妈因素。

同一个美式思维也把“忠实的信徒”塑造成动杀机的危险人物，不是指他们被教主派去杀人——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常发生，也曾出现于电影，但信徒形同机械人，杀机非由己出。耐人寻味者，信徒对教主也会动杀机，在他们的投射作用底下，教主并无客观的存在，已变成信徒自身愿望的化身，如背叛这个投射，动摇他们认同的根本，也会触发杀机。美国大众文化似乎更倾向夸大此面向，把它改编为崇拜者对其偶像的控制意图、失望、暴怒与杀戮冲动。偶像本身有无蛊惑仰慕者的动机，似乎无关宏旨，但身不由己令人倾倒，效果则同。美国主流价值倾向捍卫主体性，能散发魅力者理属“赢家”，它完全鄙视的是无“自我”而攀附他人者，此类人属“输家”。因此，故事情节鼓励偶像把狂慕者消灭，以确保一己的人生。这里却出现一个悖论：偶像都必须得人望、靠拥护者支持，但这样也等于把自己整个人生都抵押给他们。在1967年的一部英国电影《特权》（Privilege ）里，一名只生活在别人期待里的全民歌手最后用麦克风对歌迷说他痛恨他们，从此他的生涯也告终。

1990年，美国有一部根据斯蒂芬·金的1987年小说改编的电影《危情十日》（Misery ） [3] 。故事里，保罗是书写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的浪漫小说的名作家，他到远离城市的一个胜地从事写作，脱离他畅销的系列，创作了一部半自传式的小说，离开时却出了车祸，被该地守候他行踪的一位“第一号狂慕者”（number one fan）安妮救回家疗伤。她既然像妈妈一样“赐予”他生命，遂思全面控制之，他则动弹不得，任由摆布。她不满意他新近完成的手稿，就用停止给他止痛药的方式惩罚他。在此期间，他小说系列最后一卷上了市，以女主角苦儿（Misery）死亡告终，安妮却是与这个人物彻底认同的，看了以后狂怒，离了家一段时间，让保罗饿饭、停药，苦不堪言。她回来后，逼他把新创作的手稿烧掉，命令他回头写作苦儿系列，让她复活，保罗只好与这位疯妇人虚与委蛇。为了逃出生天，保罗趁她不在的时候到处搜索，发现安妮的一些资料：她有系列杀人的嫌疑。保罗的不规矩行动被安妮觉察了，她也发现他的伤快养好了，就用斧头把他的脚砍断，然后用烧焊器的火焰替伤口消毒，保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一天，一名警察上门查询他的下落，保罗想法惊动他，却导致他被安妮杀害。处理了警察的尸体后，安妮希望与保罗一起自杀，把他永远占为己有。保罗只好施计，说书将完成，在完工以后将遂其所愿。在书完成后，他把安妮骗进房间，然后当她的面把稿件在废纸筒里点火燃烧，安妮发疯一般去抢救，连脸庞都烧掉了，保罗用打字机砸她，只中背部，但她挣扎起来后被打字机绊倒、撞到壁炉架上，脑部受震荡死亡，此时，群警赶至，保罗终于逃出生天。

电影把安妮用斧头砍掉保罗的脚改编为用大铁锤把他的足踝击碎，以便保持他日后身体的完整，较为观众接受。电影中亦有某些暗示，流露美国人的妈妈恐惧症。在一段对白里，疯妇人说要播利伯雷斯（Liberace，1919—1987）的唱片给男主角听，男主角无可奈何，语带讽刺地说：“可以想象总是坐在第一排的捧场者是谁！”利伯雷斯是死于艾滋病的演奏钢琴的娱乐家，他在拉斯韦加斯演奏时，妈妈总是列席，说得上是“第一号狂慕者”。 [4]

[1] 网络上的译名是《冤家我爱你》。

[2] Hans Sebald,Momism:The Silent Disease of America（Chicago:Nelson Hall,1976）,p.165.

[3] 该片在台湾一度曾被译为《惨不忍睹》和《战栗游戏》，可能分别为出版物与电影的译名。今日在网络上的通译《危情十日》似乎乃当年的香港译名。

[4] 详见附录五。

2.由恐惧妈妈到恐惧“狂慕者”

据说，斯蒂芬·金的《危情十日》的原始灵感是披头士约翰·列侬（John Lennon，1940—1980）被他的狂慕者马克·大卫·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1955—）枪杀事件。在1980年12月8日当天，查普曼在枪杀列侬前，还要求他的偶像在唱片套上签名。凶手的动机有多扭曲，如今只能猜测，他锁定了列侬，后者乃其心中的执念，殆无疑义，但查普曼在行凶时也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人，据其供词：“今天早上，我到书店去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确定大部分的我是书中的主角霍尔顿·考尔菲德（Holden Caulfield），有小部分的我必定是魔鬼。” [1] 塞林格这部1951年的小说从愤青的眼光看虚伪的成人世界。 [2] 查普曼是否愤恨迈入中年的列侬已经背叛了理想？还是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比列侬本人更纯洁的列侬，后者不除，他就无法顶替他。无论如何，凶手无自我内核，他的自我认同已被掏空，余下的问题是他窃取别人的认同是单一的，还是双重的。 [3]

斯蒂芬·金的《危情十日》或许是受列侬案件启发的最成功作品。其实，在1981年已有一部《狂慕者》（The Fan ） [4] 。鉴于它于5月发行，制作过程亦一拖再拖，女主角与导演都中途换人，列侬事件发生时可能已在制作中。这个巧合，令水平并不高的该片在当时备受瞩目。故事里，一名心理扭曲的年轻唱片推销员道格拉斯（Douglas），迷上徐娘半老的舞台与银幕演员萝丝（Ross），不断地写影迷信件给她，都被后者的秘书截留，道格拉斯就开始用杀人的方式清除萝丝身边的人，并迁怒她本人，直至他被消灭，威胁才解除。1989年的《越描越黑》（Paint It Black ）亦属同类，一个心理变态的艺术品收藏家看中了一位金属雕塑家的作品，也想具有他那样的才华，志愿替他除害，把垄断他的作品但心术不正的女经纪人杀了，艺术家则被构陷成杀人罪。在片中，凶手心理失常的成因之一是他那位颐指气使的妈妈。1996年的电视片《越逼越近》（Closer and Closer ）的女主角则是一位写谋杀故事的作家，她笔下的系列杀人犯居然活了过来，按照她书中的手法连连杀害女子，遍及美国的9个州，这个忠实的读者还和作家透过网络通信，女作家就在续集中让他死掉，凶手为了确保自己的角色继续“存在”，就找上门来——也步入作家为了消灭他设下的圈套。该故事里固然有时下流行的女斗胜男的信息，但杀掉自己的创造物也有“杀子”意味。

1996年的另一部杀狂慕者的电影与1981年的《狂慕者》同名。 [5] 故事里两名要角是黑人职业棒球员鲍比（Bobby）和他的白人狂慕者吉尔（Gil）。鲍比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明星级的外野手，登上了无数杂志的封面，以4000万美元的合约加入旧金山巨人队。吉尔则是猎户刀的推销员，他正值霉运当头：其亡父所建的销售猎户刀公司早已易主，吉尔业绩很差，遭解雇、老婆已离开他，他想当儿子眼中的“英雄”，却连探视权亦被前妻剥夺。吉尔年轻时参加过少年棒球队，如今他一头栽在棒球这个理想世界里，正如他在看球赛时对儿子透露：“棒球胜于人生，因为它公平，你击出一记牺牲打，不会在你的平均分数里扣除。”

吉尔用全面“关怀”棒球明星鲍比来逃避现实。为了确保他的偶像维持“最佳备战状态”，他无所不用其极。鲍比前一季因伤无法上场，又因合约未谈妥而拒绝参加春季训练，因此他的球员号衣11号被后起之新秀胡安（Juan）占有，迷信的鲍比表现开始滑落。吉尔就暗中找胡安谈判，要他割让，因后者不从而把他杀了。鲍比虽然没拿回他的幸运号码，却为观众所不齿。他痛悟与胡安争执球员号码之非，打开了心中死结，表现开始改善。但吉尔认为鲍比的时来运转，乃拜他所赐，心中不爽。吉尔早已开始盯梢鲍比父子俩，此时借在海浪中救了鲍比的儿子而结交了他的偶像，在他家中更衣时却穿上了鲍比的11号制服，并在言谈中要求鲍比承认胡安之死是他时来运转的契机，鲍比心中感觉不妙而疏远他，吉尔就绑架了鲍比的儿子作为要挟。偶像只好协助警方歼灭狂慕者，夺回自己的人生。随着吉尔被击毙，最后镜头是警方破获他的密室，墙上贴满鲍比光荣史的剪报，但也有吉尔12岁时参加少棒球队的照片，而且架上与箱中充满棒球队员形玩偶，显示他心理状态逆退回人生早期阶段。

电影制作于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太流行把吉尔这类病态人格归咎于妈妈遗毒的说辞，而倾向用人生不如意去诠释他的人格瓦解。然而，既属于某时代，自然亦落入该时代的俗套。它和《折堕》（Falling Down ，1993） [6] 、《刺杀尼克松》（The Assassination of Richard Nixon ，2004）具同一公式：行凶者都是事业失败、被老婆离弃、连儿子探视权都被剥夺的男子。它反映一个女权高涨、传统大丈夫气概一败涂地的时代。万变不离其宗者，倒是美国式性别观点，它一方面把暴力宣泄描写成男性输家的特色，另一方面仍视情感不独立为“女性化”。鲍比于吉尔在海中救起了他的儿子后，心中或已有预感，遂当面对吉尔说：他藐视狂慕者，因为他们一般来说是“输家”，而且都有点像“女人”，他自求多福，非为狂慕者而活。这席话引起吉尔的不快，乃两者决裂的前奏。

女性给人的刻板印象既然是情感不独立，因此狂慕者以纠缠男人的妇女出现于大众文化，其时间理应比列侬案要早，实已见于1971年的《迷雾追魂》（Play Misty for Me ）。故事里一名在电台上播放唱片的节目主持人被一名女“粉丝”缠上，不得到他不罢休，并绑架了他的现任女友，要予以加害，最后男主角必须把她消灭，才能收场。情感不独立的女性（尤其是妈妈）乃纠缠者与盯梢者的原型，列侬案不过是更广泛地触发了深植于美国大众心理的对“不请自来的关注”（unwanted attention）的恐惧。 [7] 然而，要名成利就，就得靠“粉丝”抬轿，特意招揽大众的注意，不是顶矛盾的吗？

列侬案发生前的《迷雾追魂》固然不如1987年的《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 ） [8] 般脍炙人口，却具前后呼应之效。后者描写一位与已婚男人发生一夜情后不想放手的女子，演变至危害男方的全家，后来被保卫家庭的妻子枪杀。这个故事的少女版是1993年的《痴恋》（The Crush ） [9] 。故事里，一名14岁的未成年少女迷恋上家里的新房客，当后者拒绝她的求爱而又交上新女朋友后，她就设计陷害他俩，手段包括从他俩房事后抛弃的保险套中捡拾他的精液，放入自己的阴户中，诬告他强奸。1995年的《恶意》（Malicious ） [10] 描写一位医科女学生迷恋上校队的明星球员，与他有一段露水姻缘后，不断纠缠他，并危害他和他的女友。同年亦出现电视电影《美人的报复》（Beauty’s Revenge ）：一位小城镇的选美皇后痴恋上一名很普通的小伙子，对方已有女朋友，她却不达目的不罢休，把女对手杀害，最后自取灭亡，据云根据真案改编。 [11] 观众比较熟悉的较近期作品是2002年的《泳池诱惑》（Swimfan ） [12] ：故事里，高中应届毕业生本（Ben）是英俊的游泳健将，他有一个美丽的女友艾米（Amy）和一份斯坦福大学的游泳奖学金，前程似锦。但校内来了一个叫麦迪森（Madison）的漂亮女孩，一下子就成为本的狂慕者，两人在泳池里发生了性关系。本认为他与新女孩之间只是一夜情，但麦迪森则要完全霸占他才罢休。随着本对麦迪森的排拒，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开始缠上了本：有人在他的饮料中放禁药，他因而被游泳队开除；女朋友艾米受到神秘恐吓而住进了医院，嫌疑最大的人竟是本。在真相大白的过程中，麦迪森逐渐被妖魔化，在被捕后竟然能杀死两名警察逃回找本算账，故事越来越不可信，但势必以坏女孩的恶贯满盈结尾，而她被歼灭的地点恰好是她曾与男主角发生性关系的同一场所：游泳池，这形象地说明美国式思维将“亲密关系”与“杀机”混为一谈。

在此期间，病态的男性对女性盯梢的故事无疑更多，这些故事将会在《男性的邪恶王国》一书里集中处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杀死狂慕者的母题在姐妹之间的开展，代表作是1992年的《征求单身、白种、女性同住》（Single White Female ） [13] 。一名纽约女子艾莉（Allie）将未婚夫赶走后，为了继续保有低租公寓，遂登报征求条件与她相类的女子同住，她选中的偏偏是心理有病的赫蒂（Hedy），开头赫蒂很友善，对艾莉帮助很大，但她很快就穿着得和艾莉一模一样，并暗中将后者的未婚夫山姆（Sam）打来求和的电话留言删除。当他们决定复合，赫蒂就发疯了，她将他们养的狗从窗口丢出去摔死，此时，她衣橱里的衣服已和艾莉的一样，发型也剪得跟她雷同，并染成同样颜色。到后来，赫蒂甚至冒充艾莉与山姆发生关系，事后又把他杀害。赫蒂的怨恨如今集中在艾莉身上，要杀害她，最后一幕是两女在公寓阴暗的地下层做生死搏斗，艾莉终于把赫蒂歼灭，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也夺回了自己的认同。

在剧情开展中，艾莉已发现赫蒂的秘密：她的姓名是假的，自从9岁那年她的孪生姐妹死于意外，她就一直在找另一名女子顶替她，并有把这个愿望投射到任何同住女子身上的习惯，她在佛罗里达曾干过这种事，没成，将同住杀了，搬迁来纽约，又把故事重演在艾莉身上。无疑，这样的情节在宣传一种“自我”观，它视个体不能自成单元、必须寄生于他体为病态。孪生姐妹的疑案在1973年的《姐妹情仇》（Sisters ） [14] 一剧中已出现过。导演布莱恩·德·帕尔马（Brian de Palma，1940—）师承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故布疑阵，让观众以为有一对孪生姐妹，一好一坏，坏的犯杀人罪，后来才揭晓：是有一对连体婴，其中一个已死于分割的手术台上，活下来的一个就将自己的人格分了半个给她，分裂出去的人格变得邪恶。

[1] Fred McGunagle,“Mark David Chapman:The Man Who Killed John Lennon”,Crime Library on truTV.com,www.trutv.com/library/

[2] rime/terrorists_spies/assassins/chapman/1.html.c塞林格小说的旧译名为《麦田捕手》，如今则译作《麦田里的守望者》。

[3] 列侬案被搬上银幕的有2007年的《刺杀约翰·列侬》（The Killing ofJohn Lennon）以及同年的《第27章》（Chapter 27），都是从凶手内心世界的角度描述该事件。《麦田里的守望者》只有26章，凶手认为自己是“当代的霍尔顿·考尔菲德”，乃谱续篇之意。

[4] 网络上的译名为《眉眼杀机》《夺命影迷》《血影狂迷》。

[5] 该片网络上的译名为《狂迷》《烈火终结令》。

[6] 网络上的译名为《城市英雄》。

[7] “不请自来的关注”已变成性骚扰的同义词。成年人厌烦妈妈的唠叨，也可以变成“不请自来的关注”。

[8] 亦译作《致命的吸引力》。同一个主题在2009年变成《纠缠》（Obsessed）一剧。受侵害的是一个黑人家庭，心志丧失的痴缠者则是一名白人女子，最后将她消灭的是那位黑人妻子。变换了种族成分，新瓶装的仍然是旧酒。

[9] 网络上的译名为不知所云的《推动情人的床》。

[10] 网络上的译名为《狂情杀机》。

[11] 网络上的译名为《危险佳人》。

[12] 网络上亦译作《恶女上身》。

[13] 网络上的译名为《叠影狂花》或《双面女郎》。

[14] 网络上的译名是《奇胎怪案》或《怪胎疑云》。

3.人格不独立与模糊人我界限

这类题材的不断重复证实，在美国，认同混淆被视为终极“邪恶”。在数不清的美国惊悚片里，只要发现狂慕者在家中密室墙上贴满偶像或爱恋对象的照片和剪报，还点上蜡烛，俨然如神龛，办案的警方无须多费心思，就立即认定他们对付的是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犯，而被锁定了的对象则如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 [1] 在这里毫无一丁点儿爱憎双重情感的痕迹，没有涌现一丝快闪的因受人爱慕的喜悦感，只有疆界被侵犯的惊惶，而且得像对付侵入自己物业者一般用手枪解决。在用了跨文化的角度比较类似戏码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美国独有的母题。在1996年的香港电影《食神》中，周星驰演的偶像也被莫文蔚演的狂慕者建立贴满照片的神龛，却毫无引起他心理惶恐，周演的男主角嫌弃莫演的女主角，避之唯恐不及，主要是因为她被毁容，后来她变漂亮了，电影才安排有情人终成眷属。 [2]

西班牙名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1951—）在1990年制作了《捆着我，困着你》（Tie Me Up!Tie Me Down! ）一剧。该故事说一名男子迷恋一名女子，劫持了她，把她困在家中，外出时则把她用绳子捆绑在床上，但到最后该女被该男用心之专所感动，也爱上了他，并让他带自己回老家去见他妈妈。2004年的美国电影《谜情公寓》（Wicker Park ）处理的亦是痴心与盯梢的题材：男子麦特（Matt）深深爱上女子丽莎（Lisa），但她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两年后，他偶然发现一名相貌酷似丽莎的女子，就开始跟踪她，甚至暗地里闯入她的旅馆房间与寓所，却发现另一名女子亚历克斯（Alex）住在里面。后来真相终于大白，亚历克斯原来是丽莎的前任室友，因为暗恋麦特，便破坏他俩之姻缘，导致两年前丽莎因故突然离开而无法通知麦特。麦特怒责亚历克斯，后者却解释说：我对你的痴心与你对丽莎的痴心差别在哪里？麦特因而释怀。该片的信息一反将“狂慕者”妖魔化的偏颇思想，把它当作人间常情之一。因为这太不像美国故事，我特别留意了故事的来源：原剧是1996年的法国电影《情欲公寓》（L’Appartment ）。

所谓“美国故事”总不离下列标准桥段：“狂慕者”一边说“我爱你”，一边面目狰狞地拿了一把刀冲上来，而受其纠缠者则用手枪把这个痴妄者打发掉，心中不存一丝犹豫。这个纠缠者的原型该就是普天下的母亲，自古以来为人母的自发倾向就是固置于子女身上，在数千年男性中心社会底下尤其养成情感不独立的“从父、从夫、从子”的倾向，而母子间不平等的关系尤其保障了母亲的强势，使她得以肆无忌惮地把儿子当作自我的一个延伸，例如在自己的丈夫没有掉以后，要求儿子作为自己最后的伴侣，而无视新一代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道路、自己的世界。这个母性自发倾向只有到了现代理性化的社会才遭到抵制，美国的“先进”在于个人权利的警觉：如果屈服于母亲的非理性要求，个体等于宣告死亡。“成熟”的感情该是双方面都摆脱童年状态的攀附、好合好散的那种，而不是单方死不放手、另一方逃出生天的那样。这个美式思维早已设定：对我痴心的人就是将杀害我的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者遭殃——谓“杀狂慕者”题材根植于杀母文化，谁曰不宜？

“杀母文化”除了将母亲妖魔化之外，甚至将一个孩子渴望母爱之人间常情都予以病态化。在任何东亚地区都会拍成“苦儿寻母记”的题材，到了美国电影里，则蜕变成《送报童》（The Paper Boy ） [3] 这样子的故事。这部1994年的制作是20世纪50年代的《坏种》和80年代开始流行的“杀死狂慕者”文类的混合。故事的主角是一名12岁的送报童乔尼，他看到邻居老妇人家中来了访客——她的女儿梅丽萨（Melissa）、一名年轻的单亲妈妈，已有一个女儿。乔尼产生了强烈的加入她们、被梅丽萨收养为儿子的愿望。为了达成这个愿望，他把老妇人杀了，梅丽萨继承了房子，就和女儿搬进来住，乔尼则尽量讨好她们、成为她们的朋友。然而，这条“寻母”的道路障碍重重：邻居的另一位老妇人看穿了他，乔尼设计把她惊吓致死；乔尼的爸爸想要搬迁至加州，他不想离开，就把亲爸爸杀了，反正他很讨厌自己的家庭。他每次作案都天衣无缝，警方破不了案。梅丽萨新交的男朋友也几乎被他害死。最后，他被绳之以法，梅丽萨则道出感情是不受制约、乃由个人自身决定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我们根本不要你！”它与中、日、韩制作中妇女受求爱的孩子制约触发母性的布局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1] 这个母题的例子太多，不胜枚举，在这里只需举出它进入21世纪后的变奏。2002年的《一小时快照》（One Hour Photo）中的变态者，虽未至演变成杀人犯，但亦持刀至旅馆“捉奸”，被捉的对象完全是陌生人；该名变态者在一所大型连锁店的照片冲印部门服务，因其自身乃孤独汉，童年又受过性侵（被爸爸拍摄裸照），遂迷恋上一个客户人家的美满家庭生活，并将其理想化，在家中的墙上贴满了他们的照片，超过600张，后来发现丈夫有婚外情，就拿了刀去捉奸，并拍摄奸夫淫妇的裸体照。在我所知范围内，设立神龛母题的较近期重现似乎乃2007年的《勾引陌生人》（Perfect Stranger），但出乎意料地，设立神龛者并非杀人犯，被迷恋者反而是凶手，这固然是桥段已用陈腐了，不妨给观众来个意料不及；事实上，该部电影拍了三个不同的结局，凶手有三种可能性，设立神龛者是其中之一，最后制片者却选择了女主角是凶手的结局，令部分观众提出抗议：既然结局与整个故事开展的关联如此任意，已使这个“推理故事”无“推理”可言。

[2] 这里的境界似乎比《史瑞克》低了一筹。此外，周在最后食神大赛中击败对手的“黯然销魂饭”，是为了怀念莫曾喂过他的叉烧荷包蛋饭，除了感恩者的被动——自身所做的决定为他人的决定所左右——之外，不脱将男女之情“口腔化”亦即是母子化之窠臼。

[3] 网络上的译名是《恐怖小煞星》。

4.窃取他人“认同”的人

在“性骚扰”“盯梢”还未成为美国男女关系的主菜单前，甚至在列侬案还未发生之先，试图亲近者即加害者的思维种苗已见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1921—1995）的小说。她于1950年创作了《列车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a Train ） [1] ，翌年被希区柯克搬上银幕。故事里，男主角盖伊（Guy）在火车上遇到一个陌生人布鲁诺（Bruno），两人在攀谈中互相诉苦：盖伊有不幸福的婚姻，布鲁诺则痛恨他父亲，后者建议一个交换谋杀的计划，令警方找不到动机，盖伊以为是开玩笑，没放心上，不料，两人分手后，布鲁诺却去把盖伊不忠诚的妻子杀了，并且要盖伊履行他那一方的承诺，此后的故事情节是盖伊如何战胜布鲁诺以自救。这部20世纪中期的作品心理学化程度还不深，没扯到心理有病者窃取他人的人生那么精微的诠释：布鲁诺顶多是一个仇视社会人群的犯罪型人物。海史密斯的另一部著作《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Ripley ）的改编史却让我们清晰地观察到心理学化的逐步深入。

1955年的小说原著是描写一位窃取他人的认同、又将该人杀害的犯罪者汤姆·雷普利。他原先受被害者狄奇的父亲委托，前往意大利去劝说儿子归来继承父业，却介入狄奇与他的女友玛吉之间，与她争夺同一位男友，因此有同性恋的暗示。出身低微的汤姆面临被狄奇遗弃，但他已习惯了由后者提供的高档生活，遂设计把他杀了，窃取了他的护照，依样提取他家中寄来的钱，到处迁移，因时因地轮流扮演狄奇和他自己，并伪造狄奇的书法写信给玛吉断交。狄奇的朋友弗雷迪识破了这个骗局，汤姆又把他杀了，并骗过意大利警察，逍遥法外，但终身活在自己会被发现的忧心忡忡里。当代大众文化里这类自我内核被掏空的人乃彼得·施莱米尔（Peter Schlemihl）的现代版——这个19世纪欧洲文艺产品为了换取人间名利，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失去了影子的他不容于人类社会，遂在大地上游荡大半生。

对汤姆病态人格的成因，书中有粗浅的心理学解释，不脱当时的性别角色论。父母双亡的汤姆由姑妈抚养成人，他12岁那年被姑妈羞辱为“娘娘腔”，简直“和他爸爸一模一样！” [2] 汤姆无从得知亡父为何是“娘娘腔”，但这是对他的性别角色楷模的诋毁，殆无疑义。汤姆对姑妈的怒火其实乃杀母冲动：“他想起自己8岁大的时候便发誓要逃离朵蒂姑妈，也想起他当时常在脑中想象的暴力场面——朵蒂姑妈想尽办法不让他出家门，他一拳打过去，将她推倒在地并紧勒她的脖子，最后扯下她衣服上别着的大胸针，死命地刺戳她的喉咙百万次。” [3] 后来，汤姆认识了狄奇和玛吉并介入他们之间，狄奇告诉汤姆：玛吉怀疑他是同性恋。这令汤姆想起了朵蒂姑妈那番嘲弄：“娘娘腔！彻头彻尾是个娘娘腔，和他父亲一模一样！” [4] 姆汤在窃取了狄奇的身份后，仍收到玛吉的信，告诫狄奇不要继续和汤姆来往：“其实每当你在他身边时，你都隐隐约约表现出羞于和他在一起的样子，你知道吗？” [5] 这点汤姆应该也感觉到，才会动了杀机，但狄奇疏远他除了歧视他地位低微外，是否也有防范同性恋的焦虑？后来，汤姆为了灭口，将狄奇的朋友弗雷迪也杀了，心中不无责怪他将自己与狄奇的关系想象成同性恋：“……谁叫他是个自私又愚蠢的浑蛋，竟怀疑自己的好友——狄奇当然是他好友——性偏差而嘲笑他。一想到‘性偏差’这个名词，汤姆笑了起来。哪来的性？哪来的偏差？他看着弗雷迪（的尸体），刻薄地低声说了句：‘弗雷迪·迈尔斯，你是让你自己那下流的想法给害了。’” [6] 这里也显示：任何亲近关系都被性欲化，同性的朋友关系都不能幸免。再发展下去——尤其到了20世纪末的美国，当“亲密”之被重新定义为“侵犯”终于达到普及化，这个恐惧症将殃及异性关系。

该小说在1960年为法国影业制作成《烈日当空》（Plein Soleil ），由巨星阿兰·德龙（Alain Delon，1935—）饰演雷普利。 [7] 该制作固然刻画汤姆对狄奇的向往，却将同性恋的因素删除，到结尾处汤姆甚至勾引了玛吉，因此玩的是简单的取而代之的游戏。该故事至1999年被拍成美国电影 [8] 时，又变了一个样子。美国制作将它纳入“狂慕者”模式：片子一开头就标明汤姆是一个借用他人认同的寄生人格，在鸡尾酒会乐队中奏乐的汤姆，因为没有外套，借了别人的，口袋上绣着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徽，狄奇的爸爸见了，以为他是儿子的校友，就委托他去意大利找他的儿子，一切费用由老头子负担，而汤姆居然假戏真做，为其日后盗取他人认同之伏笔。原著中暗示他和狄奇间有同性恋吸引，但汤姆仍感冤屈与愤怒。1999年美国版则受今日同性恋运动的常态化与主流化驱使，让同性恋因素明朗化：有一幕是汤姆和洗澡盆里的狄奇谈话，忽然问可否也脱掉衣服蹲进来和他一起沐浴，狄奇说当然不可以，但也没生气，反倒光屁股站了起来，大毛巾不用来裹体，而是戏谑地弹向汤姆。汤姆杀害狄奇乃因爱成恨，当两人在一条艇上，汤姆在划船，狄奇说对汤姆已产生厌倦，还言及他出身低微、黏人“像个小女生”，要他滚蛋，汤姆老羞成怒，一桨打过去，把狄奇打死，事先并无预谋，乃失手过重造成。汤姆本来对狄奇无限向往，希望过他那种生活，拥有他的风格，像他那般趾高气扬，如今为了脱罪，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他。

“雷普利征候群”势必成为美国电影的一个文类。2004年的《劫夺人生》（Taking Lives ） [9] 是其中较大成本的制作。在故事里，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女专家埃莉娜（Illeana）被借调至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警局去抓一名系列杀人犯。开始时，剧情暗示凶犯可能有同性恋倾向，但这个主题很快就无疾而终。凶犯是一个雷普利式的人物，他早年丧失孪生兄弟，造成他心理永不想成为自己，因此他作案的风格都是杀了一人就冒充该人，不断变换身份。他专找男子下手，有异于一贯专对女子下毒手的系列杀人犯，才误导警方以为他是同性恋杀手。他自己不想成为自己，这个心理纠结在怨怼母亲比较喜欢死掉了的那个兄弟中吐露出来，母亲也知道这个儿子邪恶，要将他告发，也被他杀了。凶手很狡猾，开始时让警方误认他是受害者而不是凶犯。连直觉感很强的埃莉娜也被骗倒，成为他的情人，并因此丢官。埃莉诺解甲归田，返抵故乡，凶手找上门来，女主角早预到这一天，设计把他歼灭。

《劫夺人生》的海报上写着：“他为了成为你而杀死你（He would kill to be you）”，原是对你羡慕死之意，却变成真刀真枪的“杀”。其逻辑与《征求单身、白种、女性同住》的预告片中出现的警句前后呼应：“有人关怀，有人与她分享，有人向她借东西用，有人开始偷她的东西，有人就会为了变成她而开杀戒！（Someone who cares，someone who shares，some who borrows，someone who steals，someone who would kill to become her！）”

美国大众想象塑造并肯定了一类被害妄想人格、一种将人间关系都问题化的孤悬个体，它在表面上不论如何好客，在自我深处总设有一个“惊惶避逃空间”（panic room） [10] ，作为抵御“非我”进犯时能撤守的最后坚堡。“惊惶避逃空间”应该是颇幽闭的，因此这里制造了一个极大的悖论：东方式的人群关系会引发北美人士的幽闭恐惧症，但他们解决之方则是避逃入一个更为幽闭的内间。

本书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将集中讨论：杀狂慕者的母题之汇聚成女性把男性追求者妖魔化的巨潮。纵使演变到后来，它成为女击倒男的宣传攻势，但它从未曾脱离捍卫自我疆界、谨防被他人情感作用颠覆之顾虑。

[1] 网络上的译名也有作《火车怪客》者。

[2]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著，傅文英译：《聪明的瑞普利先生》（台北：源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53页。（大陆将作者名字译为帕特里夏·海史密斯，作品名译为《天才雷普利》。——编者注）

[3] 同上书，第55页。

[4] 同上书，第137页。

[5] 同上书，第169页。

[6] 《聪明的瑞普利先生》，第200页。

[7] 英文片名却变成《紫红色的月亮》（Purple Moon），网络上的中译名是《怒海沉尸》。

[8] 网络上的中译名是《天才雷普利》。

[9] 网络上的译名是《机动杀人》。

[10] Panic Room是2002年的一部影片，网络上一般作《战栗空间》，台湾译名一般喜欢卖弄一语双关，可能是《房不胜防》。

附录一　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性”

1.20世纪中期的一场“中国人性格”的研究

本书的第六、七章中，我们追溯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大众文化里透露的微妙变化：从讴歌“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到对女性产生疑惧，在象征的层次上，它意味着“杀父娶母”三角关系的动摇以及“杀母”契机的肇始。在更早的第四、五章里，我们阐述这个微妙变化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些背景源远流长：尼采一脉的仇母哲学与美国早期的性别研究。后者视性别必须两极化方能保障“异性恋罗曼史”，却不巧地同时制造了“男性危机”。在40年代初，有尼采之风的威利创造了“大妈咪主义”这个贬斥之词，至40年代下叶，美国军方则将士兵不及格为数众多归咎于美国的妈妈（详见第八章）。

与这一连串发展的同时，哥伦亚大学进行了一次多国国民性研究，名为“当代文化研究”（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该研究又以其他计划的方式持续到50年代初。这一串研究计划是美国对中国人性格研究最大规模的一次。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的研究者得出“中国男性受妈妈影响过多”，亦即中国人阴盛阳衰的结论。正如后结构主义的心理学家雅克·拉康所说：“言语总是主观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 [1]

1946年，美国海军研究机关（Office of Naval Research）提供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一笔经费，让她于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当代文化研究”（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计划，研究各国的国民性。本尼迪克特于1947年去世，研究计划的主任一职由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继任。

[1] Joёl Dor，Judith Feher Gurewich,Susan Fairfield,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Lacan:The Unconsciou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New York:The Other Press,Ltd.,1998）,p.211.

2.把“人格”当作“文化”的转喻

本尼迪克特与米德都是成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这个学科的形成，正逢生物进化论对人文学影响衰退、后天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抬头的时刻。“当代文化研究”计划即以当时文化人类学核心的“文化与人格说”（culture-andpersonality）为理论基础。本氏和米氏都是该学说的创始人，在20世纪30年代该学说建构期间，她们都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该学说是把“文化”当作一个放大了的“人格”，把“人格”当作一个具体而微的“文化”，两者都是一连串互相冲突的需求之统合形态。这个学说最基本的一环，就是透过儿童教养、人格成长的方式去解释文化。 [1]

较受人忽略的一点是：该学说之诞生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亦有密切渊源。 [2] 他于1937年成立的《心理医学》杂志，多年来一直是“文化与人格说”的主要论坛。 [3] 沙利文的中国弟子戴秉衡——也是中国第一个精神分析学俗家弟子（lay analyst）——早已开始用老师的理论研究中国人病例。他从北平协和医院的精神病人处观察到：“前杀父娶母”阶段的性放纵、人格成长阶段的“性潜伏期”（latency period）之不存在，以及婴儿式的乱伦幻想。 [4] 弗洛伊德学说的“性潜伏期”是指：男孩到了“杀父娶母”阶段与爸爸冲突，遭到爸爸打击，其后性欲的表现转入收敛阶段，待到成年以后重新恢复，在家庭以外另找对象。如果在中国病人身上没有侦察出“性潜伏期”的话，暗示他只有与“妈妈”的二人关系，没有“爸爸”的介入来压制他的乱伦幻想。但这可做多重解释：他既然没经历和作为自身性别楷模的“爸爸”对抗过、去争夺人生中第一位异性，他自身的男性“性别”即无从形成；唯其如此，他的性欲并不受“爸爸”的塑造并被纳入社会容许的狭窄的异性恋渠道，而是呈现幼稚的多样相的变态。这固然为社会所不容，但也是遭压抑的“成人”性欲所缅怀的。 [5]

戴秉衡的这套说法，到了他在杜克大学的同事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 Barre）手里，后者如获至宝。他从戴氏的论点出发，构造出一套东西文化的比较。他津津乐道中国人口欲的放纵、排泄训练的从容与焦虑程度之低微，笔下充满羡慕之情。虽然他对中国人的“性”一无所知，但猜想他们肯定“没有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西方的那种清教主义和反性传统” [6] 。这里牵涉美国人在一夫一妻的异性恋霸权底下，对同性恋和“多样相的变态”的憧憬，因此把“东方”理想化——此倾向已在《失去的地平线》一章中提示。

在这里，我们关切的是这个演变与“当代文化研究”的联系。拉·巴尔不只是在《科学月刊》撰文介绍“当代文化研究”，他美化中国人之举也在该研究计划中造成反响。本尼迪克特与米德的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亦即一反社会进化论把西方文化当作最高阶段、其他文化处于较低阶段的成见，认为其他文化即使与西方背道而驰，也须用该文化内部的标准去衡量，可能也有长处。拉·巴尔的赞颂是把这个“长处”过甚其词而已。

[1] William C.Manson,The Psychodynamics of Culture:Abram Kardiner and Neo-Freudian Anthropology（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8），pp.42-44.

[2] 他就是用“母子关系”修正弗洛伊德内发的性成长阶段论者，详见第五章。

[3] Philip K.Bock,Rethink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Study of Human Action（New York:W.H.Freeman And Company,1988）,p.58.

[4] Bingham Dai,“Divided Loyalty in War:A Study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Enemy”,Psychiatry,vol.7,no.4（November 1944）;“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s in Chinese Culture”,Social Problems,vol.4,no.4（April 1957）.

[5] 详细讨论在第十三章《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

[6] Weston La Barre,“Some Observations on Character Structure in the Orient.II.The Chinese,Part II”,Psychiatry,vol.19,no.4（November 1946）,pp.375-379.

3.中国式的人生早期

“当代文化研究”计划中一个重要单位就是“中国小组”。当时，“中国小组”的成员不能赴大陆做研究，只能以纽约唐人街的移民为对象，其多半是来自广东乡下的男性，属劳工阶级，小组成员遂以来自中国城市中上阶层的女留学生做补充，共计158人，大多是40岁以下，因此代表民国时代的中国人样本。研究成果由小组召集人鲁思·邦泽尔（Ruth Bunzel）总结在一份报告中。

整个“当代文化研究”计划是用儿童成长方式去定义一个文化，亦即把“文化”当作一个放大了的“人格”，因此“中国小组”也运用此方法。邦泽尔的报告流露对中国人格成长最早期之羡慕，因为断奶与喂食都不像美国人般有定时，排泄训练亦不如美国人那般严格；中国人对粪便更不如美国人那般感到污秽；小孩子穿开裆裤、露出生殖器官，亦没有基督教因“性”引起的罪恶感，家中的成年人甚至可以玩弄小儿的生殖器（在今日的美国这是很严重的对儿童的性侵）——凡此种种，都比较顺乎自然、顺乎本能。 [1]

中国人的人生早期无疑是放纵的，令美国人羡慕，但他们对中国人在更高阶段的发展则颇不以为然。因为中国的儿童“没有实现独立与自足的训练”，大人禁止小孩动手操作，甚至禁止整个身体的机动性，使他们这些方面的能力都不发展，被培养的只是用眼睛“观察”的能力。中国个体之自主能力被搞垮，正是为了使他们不要搞个人主义，服服帖帖变成家族的一员。

在儿童到了可予施教的年龄，他受责骂与较早时的喂食、排泄训练一般，都是没有规律、无预测性的。妈妈常以小孩为出气袋，用来发泄“她对丈夫、家婆以及整个家族情况的不满”。美国研究者在这里暗示：女人是非理性、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的动物；女人当了妈妈，仍然自我中心的话，就不能顾及孩子的心理——这里很明显流露同时代美国“儿童中心教养论”的影响。

人生早期的放纵，令中国人对妈妈加在他们身上的纪律，以及必须对家族承担的义务倍感异化，因此对人生最早期特别缅怀，常思回归之，在他们的心理深处，特别把喂食时期的妈妈理想化。没有自主性的中国人个体，其婚姻也是为了家族之目的，而不是个人罗曼蒂克的追求。

但即使在这里，邦泽尔也看到了一些值得美国人羡慕的地方：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不论男与女都该服从长辈，辈分对立取代了性别对立，男女之间不像美国那般出现两极分化。在中国，男孩看到爸爸在祖父与祖母面前也是俯首帖耳的，纵使后者“只是一个女人”，换而言之，中国爸爸不像美国爸爸那般是“男性角色楷模”。在中国，既然不像在美国一样强调“女人必须有女人的样子，男人必须有男人的样子”，因此，中国妇女如果有自己的专业，在社会眼中她只是“个性很强”，不会像美国专业妇女那样被判为“男性化的女人”（masculine woman）。“当代文化研究”计划中，女人类学家占很大比重——尤其是领导圈子——她们无疑用研究中国来借题发挥，抗议美国社会把她们看作“阳具型的女人”。 [2]

[1] 下列有关引文皆出自Ruth Bunzel,Explor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1950）。此乃打字本，只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阅览室内发现一本。

[2] “阳具型女人”的讨论在第五章。

4.中国人“性别角色”的倒错

不过，借题发挥完了，美国人仍认为中国人阴盛阳衰，不足取法。在中国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为了预防个人进行罗曼蒂克式爱情，民国时期家中的老妇人常用狐仙、女鬼的故事恐吓男孩，因此，沉淀在男孩心中的女性意象，唯一正面的就是他6岁以前那个给养分、具保护性的家内女性，甚至对他施罚的妈妈亦构成“威胁性”。换而言之，连人生最早期哺育的女性都有令他惊恐的一面，至成人期面临家外女性时，其退缩心理可预期。

至于爸爸，则被形容成“不具威胁性”。爸爸在祖母面前矮了半截，不足以当儿子的“性别角色楷模”，于是儿子在妈妈面前也终生矮了半截。在中国，“男性至上的文化安排受到威胁，因为男人必须服从妈妈，长期以来全面依靠她”，结果是“他永不可能摆脱这位压倒性的女人在他身上制造的一丛敬畏与依赖情结”。

至于女孩，在成长过程中，情感方面的支持常来自父兄，如果她是长女的话，就被分派协助妈妈照顾其他的小孩，“变成妈妈之下的副司令”，因此，中国家庭虽然重男轻女，但女孩“看出她在男人世界中的角色并不是单纯地服从，而是在形式上服从，背后潜藏有掌权的可能性”。（美国式思考总不离“权力”！）

不出乎“中国小组”研究员意料之外，受访问提供数据的中国女性比男性来得不害羞，说话也比男的条理分明。这些女性“比男性更愿意亦更能描述实际发生的行为”。男性数据提供者谈得比较多的是“他们在性方面遇到的困难”。在留学生组中，年轻的中国女性常采取主动接触“当代中国研究”计划的人，为了找工作，或者为了解决移民问题，已结婚者也替丈夫去面对这些问题。在接受访问时，她们常代表闷声不响的丈夫发言。

在唐人街组中，浮现的形态是：男性去找社会工作者，是感到被遗弃、没有人爱；女性则把社工当作一个“服务站”，利用它解决自己未婚先孕而又必须瞒着父母的问题，但“从无一人认为她们本身有任何私人［情绪］问题”。美国土生的华侨女性，常能“按照美国风土人情，敢于表达敌意，感于面对她们的性问题”；美国土生的华侨男性则感到“他们不足以应付美国土生的女孩，总是想与中国出生的女孩结婚，虽然现成的一个都没有”。至于男性移民，则索性叫妈妈替他们在乡下找好，以便他们回去结婚。

小组成员许琅光与狄奥多拉·阿贝尔（Theodora Abel）用罗夏墨迹图片（Rorschach ink-blot test）测验中国人，结果符合上述留学生组与唐人街组的形态。它显示出：在适应环境与处理内心冲突方面，中国生长与美国土生的华人女性都比男性测验对象表现出更强的“自我力量”（ego-strength）。 [1]

邦泽尔则在中国男性的“被阉割幻想”（castration fantasies）中辨认出“一种普遍存在的不胜任感”，他们总是想“回家、回到母亲身边、回中国”，连“他们的艺术与诗歌都是怀乡病的”。她预测未来的中国将是“强烈地女性导向的”。（这里自然又是美国女权分子在借题发挥！）

在“中国小组”里，我们听到多重话音，它们彼此间并不协调：它既有“女权”的话音，也透露对“阴盛阳衰”的焦虑。邦泽尔的综合报告里对中国人生最早期的羡慕，似乎乃根据华人女人类学家胡先缙准备的材料，而讨论“性”的一节则显然有华纳·闵斯特贝格（Warner Muensterberger）、弗吉尼亚·海耶（Virginia Heyer）与约翰·维克兰（John H.Weakland）三人的手笔。此三人的论调表面上属于弗洛伊德学派，骨子里其实是“威利主义者”。 [2]

[1] T.M.Abel and F.L.K.Hsu,“Responses of China-born and American-born Chinese to the Rorschach Test”（1949），美国国会图书馆特别文件收藏室玛格丽特·米德档案《当代文化研究》部分，G-29,v.29,Ch-679。

[2] 关于菲利普·威利的仇母论，在第四章中有详论。

5.美国研究者透露的“阉妈恐惧症”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之“文化与人格说”，其前提之一是文化相对主义。它不便公然把美国的性别角色论当作全人类人格成长的典范，甚至还偶尔借中国来摇撼美国性别观的绝对性。然而表面上无论多么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一个从“分离与个体化”的文化前提出发的立场总无法消弭对人格不成长的焦虑感。人格的“分离与个体化”必然镇压掉一些人生早期的心理内容，研究者把对这些内容的缅怀投射到一个非西方文化身上，当作它的“优点”，称颂之，但到头来仍认为这道镇压乃“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表面上说各有利弊、各打五十大板，但这是否乃“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真是天晓得！待到“中国小组”成员中闵、海、维三氏拿了该计划从未发表的研究成果，自己到外面去发表文章，就连文化相对主义的假面也摘下，赤裸地用中国材料去印证“威利主义”，视后者的有效性为超越文化疆界的。

在这群人里，闵斯特贝格发表论台山人的《口腔性与依赖感》一文，指出中国表面上是父权社会，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具自信与安全感，在家庭中也具比表面上看来更大的影响，尤其是母亲对儿子的支配。吊诡之处是，中国社会一直重男轻女。以西方标准看，中国母亲对幼童的教养已是无节制地溺爱，对男孩则变本加厉，例如喂食不定时，只要一哭闹，就塞食物，也一直让他与父母同睡，直到第二胎生出来为止。

这种放任也反映在“开裆裤”式的排泄习惯中。但另一方面，中国式的襁褓却是将幼童的手脚绑住的，造成他的无助感与被动。在脱离幼小时期后，儿童之教养即由放纵转趋严厉，灌输他对家庭成员承担义务。但灌输的方法多为强制，助长他由襁褓时代形成的无助感，使被动心理进一步深化。在长大后，就出现这样的一种人格：他一方面让权威约束自己，另一方面在面临成人任务时，有往人生早期放纵的、沉溺的“口腔阶段”逆退逃避的倾向。

闵氏的那几位（唐人街的？）男性研究对象都沉迷于赌博。他认为：这个沉溺背后的心理动力与“抽鸦片和同性恋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朝“前生殖器阶段的施虐狂与被虐狂经验”之逆退。 [1] 抽大烟者与滥赌者一般，“享受在母亲乳房面前那种婴儿式的万能感觉”。赌徒赢了的话，就是万能的妈妈（命运）之眷顾；如果输了，他就被虐狂般以砍手指的方式体现“被阉割”的愿望，如此他可以回归婴儿期在妈妈面前“无助”的理想状态。

闵氏指出，即使很辛勤的中国人，也视“休息”为一个终极理想，对他们来说，工作往往是一种“假活跃”（pseudo-activity），借此“躲开危险的卷入并避免与外界打交道”。当时的美国华侨——尤其是唐人街不谙英语的低下阶层者——或会给美国人如下印象：他们以埋首讨生活为借口，与周围的环境绝缘。在这里，能排除文化失调和种族歧视的因素吗？闵氏却把整个问题心理学化，其论调不啻说：纵使这些华人离乡背井，貌似十分“能动”，但心底深处是萎缩怕事的，至于视“休息”为终极理想，则具“性无能”的联想。

纵使“中国小组”的召集人邦泽尔指出：在中国，“男性化的女人”这个概念并不适用，闵氏还是用它去论证中国人性别倒错。与他那几位不中用的男性研究对象相比，闵氏的中国女性研究对象都“显得具有威胁性、危险性与阉割性”；她们具有“强烈的阳具愿望与阳具嫉妒”。中国的民间故事多把年轻貌美的女性描写成“阉割的、谋命的、毁灭性的”，反映出“自我功能”遭到“非自主化”（de-autonomized）的中国男性，在成人的性任务面前，出现“被阉割”的焦虑感。这种焦虑唯有朝“口腔阶段”的方向逆退才能加以防御。这样，他可以从母亲或母亲替代物——用彼此请客吃饭联系的熟人圈子——处重获童年阶段的慰藉。

中国儿子用“口腔化”即“前性具阶段”的形式恋母，也避免了西方式“杀父”冲突，这是男性人格确立必经的一关，亦即是说，中国男性的心理成长从未过关。至于中国女性，则必须借生育男孩方能奠定自己的地位。男孩可以填补她的“阳具愿望”，因此，她对儿子就一方面过分地保护，另一方面则诸多期待与控制。凡此种种，皆不利中国男性人格之雄健性发展。 [2]

耐人寻味者，闵氏挑选过分重视“吃食”与“休息”这两个项目，作为“被去势”之暗示。这与其说是客观的心理学研究，不如说是西方文化符号学的一种成语：它把“活跃”与男性的进攻性紧密联系，把“被动”行为与“去男儿化”过分地等同，把口欲的满足当作“去性”的替代形态。 [3]

另一名“中国小组”的成员弗吉尼亚·海耶，在1953年发表中国民间故事的分析，她亦指出：主角多是性格被动的白面书生型男性，但他之被动，到最后总会获得报酬，而且无须由自己动手得到。相形之下，故事中常出现主动与独立的女性，最盛行的一个类型即为“女剑客”，其宝剑可以说是阳具象征。在这类故事中，美艳的女性对男主角来说固然有吸引力，但也是危险的。海耶举了一个香蕉精与毒蛇入酒坛的故事，说明在民间想象中“阳具化”的女性对男性造成威胁。由此类推，我们还可以列举白蛇精、蜘蛛精、蝎子精、吸男人元气的狐仙，来反映较弱的中国男性不胜应付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出现“被阉割”之焦虑，恐惧自己会“精尽人亡”。

海耶指出这类故事里“年轻的男主角，在遇到具危险性的女人时，总是完全被她屈服，［在故事里，］母亲也总是一成不变地支配儿子”。中国人往往会把夫妇关系模拟母子关系，“显示出婚姻状态中的男性有向婴儿期逆退之愿望，而女性则在母亲与妻子的角色间宁取前者。唯有像母亲型的妻子，才能使中国男性安心，符合他们母亲形象投射之女性，则能满足他们一切幻想” [4] 。

除了闵斯特贝格和海耶之外，“中国小组”的另一组员约翰·维克兰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他认为：在中国文化里，即使男性在进行异性恋，亦往往用“口腔词汇”去设想性行为。他说中国人的母子关系或可解释这种“口腔化想法”之起源。这种想法是将“性”当作一种“采补”、一种滋养，而且总是将女性所能提供的养分视为无穷，把男性的精液当作有限，因此主张男方含精不射，而去吸取女方的。“精”与“气”（氣）这一类词汇都有一个“米”字根，也与吃食有关。这种“口腔化想法”无疑乃心理阶段错位被弱化了的男性之心理投射，他们把女方作不切实际的强大化。

但维氏不同意闵斯特贝格之中国男性面临成人世界时朝“口腔期”逆退的说法。他认为中国人的“口腔期”亦不是顶安适的，他们对这个失掉了的乐园之怀旧，乃想象成分多于现实成分。事实上，口腔满足常因经济匮乏而遭剥夺。中国男性在性事中有己方“被吸干”的恐惧，或许反映幼小时被喂食所造成的被动性格，因为控制权在母亲那一方，“中国母亲对幼儿主动的要求是感到头痛的，但如果幼儿限制一己活动与自主性的话，［母亲］就会去满足他被动的、承受式的口腔需求”。因此，归根到底又牵涉到权力关系。中国母亲从一己利益（贪图方便）出发，在孩童身上养成对环境的“依赖式适应法”，又为口腔期以后来自父母之其他禁制所加强。 [5]

[1] 滥赌、抽大烟与同性恋之间可以扯上关系——这个弗洛伊德派的逻辑，连我的美国同事也看不懂，它其实把三者都等同沉沦于人生早期阶段，妈妈自然又逃脱不了干系。

[2] Warner Muensterberger,“Orality and Dependence:Characteristics of Southern Chinese”,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vol.3（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Inc.,1951）,pp.37-68.

[3] 1988年的一部北欧电影《征服者贝莱》（Pelle the Conqueror），描写一个丹麦地主到处拈花惹草，终于被夫人乘他熟睡时将他阉割，过了一段期间，他再现身银幕时，却是在大白天也盖着一张毯子躺在沙发上，不断地吃零食，其夫人则坐在身旁“母性地”照顾他。

[4] Virginia Heyer,“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Chinese Stories”,in Margaret Mead and Rhoda Metraux,eds.,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221-234.

[5] John H.Weakland,“Orality in Chinese Conceptions of Male Genital Sexuality”,Psychiatry,vol.19,no.3（August 1956）,pp.237247.

6.藐视“被动”与恐惧“被耗尽”

闵、海、维三氏让“被动”背上污名。邦泽尔的报告里却透露：“我们（组里）的中国同僚凡听说中国人偏好的冥想生活总是与‘被动’一词联系起来，都极力反对。” [1] 显然，美国意义的“被动”不单是指缺乏主动，而是把某类行为与倾向予以“女性化”。

“当代文化研究”计划的一名英国成员，专门研究美国国民性的乔弗里·戈勒，在1948年发表的《美国民族：国民性的研究》（The American People: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 ）一书中指出：大部分美国男性都受到同侪压力，为了证明“他们不是娘娘腔，不是同性恋”，一般不敢碰“女性化”的文学与艺术，甚至连“所有智力方面的兴趣也多少染上这方面的色彩”。 [2] 美国英雄从来都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运动员。即使今日社会风气已经比较多元化，情形也不见得有多大变化。一般来说，艺术圈子仍然是同性恋者的集中地，我还听说有些艺术团体甚至不接受异性恋的成员。的确，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理解：为什么北美的艺术圈里艾滋病会特别流行。

上述海耶对“白脸书生”毫不留情的刻画，也是同一个文化心理的产物。但在这里，还得交代时代背景。此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猖獗的时代，凡是知识分子类型的人，都易背上“左仔”（commies）的嫌疑，同时，他们也被反共者丑化为“相公”——这两项罪名的共同点是“非美国式行动”（unAmerican activities）。 [3]

但十分讽刺的是，“当代文化研究”苏联组的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也用同样角度看布尔什维克对“积极性”的执着：它被看成是对旧俄知识分子的“被动性”与“女性化”的心理预防 [4] ——尤其是那些在文学里自况为“多余的人”者。当时的美国正在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抗，但莱茨放弃社会的经济的解释，把“冷战”加以心理化与性欲化，只说明了美国人心理深层对被动性、女性化、潜伏同性恋的焦虑感。

这个话语在当时具有如此大的支配力，虽然“当代文化研究”里面女性专家占一大半，也不见有人对“阉妈论”提出质疑，更没有人——除了人微言轻的中国成员——替“被动”这个概念洗刷消极意义。这从研究成员漫谈的记录中看到。同一批人继“当代文化研究”后在纽约市自然史博物馆举行“中国人政治性格”（Chinese Political Character）研究计划，留下座谈记录。在1951年1月的一次座谈中，出席者有米德、邦泽尔、维克兰、莱茨、罗达·梅特劳克斯（Rhoda Metraux）、玛莎·沃尔芬斯泰因。下面是会议记录中间的一段：

米：暂时回到已谈过的地方，有关这个主动性与被动性双重投射的问题，罗达曾举过一个不让孩子碰的纸玩具的例子。然后本妮（Bunny，指邦泽尔）又提供［儒家的］“正名”学说。这点又是一个逆向投射（reversal projection）。

本：是成人拿着它［指纸玩具］摇动。

梅：中国的孩童只让看。换了是丹尼尔［可能指梅特劳克斯的男孩］看到的话，就会一把抓。

沃：你肯定它不是一个吓人的偶像吧？

梅：不是，不是。

沃：如此说，真正的危险来自孩童的破坏性。

米：如果你把用来投射破坏性的玩偶制造得极端脆弱的话，它有双重身份。

维：中国美艳妇人的传统意象是十分脆弱的。

米：也是令人惊恐的。

维：如果你伸手去要她，是十分危险的事。

本：她越美艳、纤细，就越危险。

米：这或能说明点什么。

莱：这是如何一个危险法？会发生什么？

梅：无人知晓。

沃：［中国人］是怎样把这个危险形容给小孩子知道的？

莱：美艳妇人如何具有毁灭性质？

维：她夺走［男人的］精力。

本：［她］耗尽男子的生殖能力与生命元气。

维：我们还发现它有其他方面。在一出皮影戏中，一个美艳妇人原来是一条白蛇。

沃与莱［同声］：白娘子（Mrs.White）！

莱：威利的一个故事。 [5]

这一段话，与其说在谈中国人心理，毋宁更像精神分析学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s）治疗术，让在座各人透露心头的阴影。这一段话从训练中国儿童眼看手勿动、培养被动性开始，然后转入类似邦泽尔报告里民国时期的中国家庭为了“预防个人进行罗曼蒂克式爱情，家中的老妇人常用狐仙女鬼的故事恐吓男孩”，使他长大以后面临性事力不从心的命题，座谈可预料地扯到评击“大妈咪主义”的威利。 [6]

一般中国人学问没有那么深，不会做出如此卷绕的解释，他们会用实际的理由说明不让孩子碰玩具。例如，也是“中国小组”成员的胡先缙说：“如果那个东西是敲不坏又不会伤害到孩子的，就会给他。如果是做不到的，就把它拿走，用另一件玩具或物件替代。” [7] 但这个中国人的话音没有分量，这段回话我是在上述内圈谈话记录以外的材料里幸运发现的。

令人感到意外的倒是：米德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南太平洋岛屿社会的调查，指出“性别角色的认同”因文化而异，批判美国对性别定义之文化局限性，但上引的未发表谈话记录透露米德思想深层处仍是不折不扣美国式的。

上述这类中国人阴盛阳衰论，与后来心理医学的一些研究呼应，例如对“缩阳”（koro）或“怕冷”（frigophobia）这类中国男人才有的文化症（culturebound psychosis）之研究。“缩阳”精神病的患者有阳具不断缩小的幻觉，并相信当阳具缩进身体里、整个不见时，人就会死亡，因此是一种阉割恐惧症。“怕冷”乃是恐惧身子亏弱，达到强迫症的地步，例如大热天亦穿层层衣服。两者的共同点是男人对阳气耗损与生命元气丧失之焦虑，都与“中国人对性的基本观念深切有关”。专家的看法是：“缩阳”源于童年时母爱不足，“怕冷”则由妈妈过分保护造成。 [8]

[1] Bunzel,Explor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p.26.

[2] Geoffrey Gorer,The American People: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revised edition（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64）,p.129.

[3] 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Alfred A.Knopf,1966）,pp.9-10.

[4] Nathan Leites,A Study of Bolshevism（Glencoe,IL.,The Free Press,1953）.

[5] 美国国会图书馆米德档案《当代文化研究——中国人政治性格》部分，G-63，“中国人政治性格会议记录”内1951年1月16日部分，第5—6页。

[6] 至于“白夫人”是威利哪一部作品里的人物，待查。

[7] Hu Hsien-chin,“The Foundation for a Secure Personality”（Dec.1946）,玛格丽特·米德档案《当代文化研究》部分，G-21,v.1,Ch-1,p.6。

[8] Rin Hsien,“Koro:A Consideration on Chinese Concepts of Illness and Case Illustrations”,Transcultural Psychiatric Research,no.15（1963）,pp.23-30;Rin Hsien,“Two Forms of Vital Deficiency Syndrome Among Chinese Male Mental Patients”,Transcultural Psychiatric Research,vol.3（1966）,pp.19-21;Chang Y.H.,Rin H.,Chen C.C.,“Frigophobia:A Report of Five Cases”,Bulletin,Chinese Society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vol.1,no.2（1975）,pp.9-13.这些所谓文化特有征，病例只有几宗，集中在中国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因此，不如说是亚洲亚热带的文化征来得妥当。

附录二　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暴力”

1.爸爸缺了席的“父权社会”

“当代文化研究”描绘的中国人格成长过程，不怎么提到中国“爸爸”，好像“爸爸”并不存在似的。这不符合我们所惯知的传统“严父”在中国人心头的影子。该计划找的研究对象，唐人街组的尽是一些移民，他们的父亲一般是离乡背井30年，待其儿子长大后，才将他们招来美国，儿子多是在父亲缺席情形下由母亲一手养大。如此的取样自然有所偏颇。

“当代文化研究”计划“中国小组”成员、华人人类学家许琅光，对西方式的父、母、子永恒三角提出异议。他在1953年发表《美国人与中国人》（Americans and Chinese ）一书，指出中国式家庭成员众多，孩儿不一定只亲爸爸妈妈，还有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伯、姨妈、娘舅，不像美国核心家庭父、母、子的永恒三角。因此，“杀父恋母”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中国人。而且，美国人过分强调“性”，谈任何问题都采取此角度，中国人无此执着。尽管许琅光的来头比胡先缙要来得大，但其说法在美国照样不受重视。 [1] “当代文化研究”这个国民性研究计划是一个很典型的由西方人把持而被研究对象反而靠边站的案例。

但中国家庭归根到底是发挥父系祖先崇拜功能的单位。许琅光纵使认为在中国家庭里亲情是扩散的，而不像美国那样在三人之间竞争、视谁独占的奖品，他仍得承认中国家族制度有一个主轴。许氏在1948年发表的《祖荫下》（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 ）一书里说：中国亲属制度的主轴是非性化的“父子关系”，美国的则是以性为主导的“夫妇关系”。夫妇关系是同代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则是长幼有序的，前者至少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后者则肯定是不平等的，那么，中国人的人格内容里权威主义因素是否偏高？许氏承认父子关系乃权威主义的，但没有大量着墨。

[1] 胡先缙，见附录一。

2.中国式人格的攻击能力受损

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的《权威主义的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一书发表，掀起该论题的高潮。在20世纪60年代之美国，它启发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1921—2008）及其弟子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对中国人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此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美国校园造反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反权威是时代精神，讨论权威问题很合时。但白鲁恂与所罗门二人的途径迥异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心理学调查，他们仍然投美国人所好，采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事实上，他们都曾参考过“当代文化研究”的成果中已发表的部分。

白鲁恂的《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之心理文化研究》发表于1968年。该书认为中国与其他经反帝独立的前殖民地不同，后者都经过一番寻找自我认同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唯独中国人面临现代世界所经历的是“权威危机”（authority crisis）。 [1] 白氏的方法与“当代文化研究”一样，都是用儿童成长方式定义文化内涵。在中国：

儿童阶段的依赖是与权威的重要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已观察到：中国人表现一种惊人的口腔式依赖，权威被当作一股滋养力量，它急着提供食物，总是用喂食的方式平息不平静者。这种依赖使中国人保留一个基本上是快乐的童年回忆，以及唯有强大的外在权威才能提供的安适的再保证。它亦导致各种形式的“口腔”攻击性，或“人吃人”的意象，一旦权威不去阻止他们的时候。 [2]

中国人安适的童年之命题，基本上采自“当代文化研究中国小组”召集人邦泽尔总结报告。但邦泽尔是在谈母亲对中国式人格的塑造，白鲁恂却把同一个人格内容联系到父亲身上：中国“儿童对权威的第一次经验就是接受他爸爸的万能性，他知道自身的价值完全来自对爸爸的权威显示尊敬” [3] 。这里将“权威”与“喂食”硬扯上关系，有点牵强，因为按照弗洛伊德观点，“儿童对权威的第一次经验”该是妈妈，如果说婴儿时期人我界限模糊、主体客体还未分化，因此“主体”初步成形时感受到的“客体”是爸爸的权威，这个权威该与“喂食”没有关系。白鲁恂如此牵强，目的是不顾一切地把中国式的人格发展锁定在口腔阶段上头。

白鲁恂认为在中国家庭里，个人无法养成由自我去节制攻击性，得赖外在权威——爸爸——来控制它，现代化过程导致外在权威的弱化，在中国人心理上造成莫大的焦虑。中国人因权威弱化而释放的攻击性，正是这种焦虑的表现，但他们这种攻击性并没有导致“自我”的确立。中国人“造反”——最典型的是“文革”——并不是反权威，而是谴责当权派“权威性”不够，造反乃是为了树立更纯正、更有力的权威。 [4]

中国家庭要求个人遵守孝道，屈服于父亲权威底下，因此个人伸张性无从建立，反而，它以“俯首听命于权威性父亲的诸般残忍”来建立自尊，养成一种“道德上的被虐狂”（moral masochism）。亦即只有在自己成为“受害者”时，方能满足一己的自恋、自大与优越感。 [5]

面临与他人利益冲突的场合，中国式个体往往无法发挥一己攻击性，因为它不懂得自我调节，如出现对抗会引起焦虑，到了发作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失控的撕破脸地步。于是他只好忍让，亦即不保卫自己，反而期待对方不发动攻击，对方如果不就范，中国式个体既然已把攻击性导向内部，心里就会出现愤恚，把能发挥正常攻击性、控制了情况的对方说成是加害者，比自己在道德上低一等。

对自己的命运不掌握，反而责怪自己已放手拱让了控制权的对方，怪他没有猜度己方意思去把情况控制好，而是搞成对己方不利，同时把自己的无能转化为“堂皇的幻觉”（illusion of grandeur）与道德上的优越——凡此种种，也有“被动的攻击性”（passive aggressiveness）的味道，乃女性化行为。至于掌控不了情况反而产生优越感，则又有一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白鲁恂笔下的中国人“有一行为模式，也是弱者的最后一招，那就是不顾自身尊严地当众使强者困窘”，犹如中国村妇的泼妇骂街，世界上也唯有中国人乐此不疲地庆祝“国耻日”。 [6] 白鲁恂把现代中国整个反帝意识说成是“哭闹儿童”（cry-baby）的耍赖，无视政治、经济、国际形势诸因素。如此学说，确已堕落为任何现象都可把它心理学化的唯“心”论。

所罗门的《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则于1971年问世。他师承白鲁恂，用中国人父子关系解释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并认为这个“支配与服从”模式影响其他关系，在中国，兄弟关系也拟于父子关系，因此也是不平等的。 [7] “平等与接近平等社会地位的人际交往在中国传统里相对不发达。” [8] 至于友情则是一个理想，因为中国式个体倾向压抑私人思想与情感，平等关系难于发达，甚至平等关系的进行也多透过“中间人”，不是由自己去面对。 [9]

所罗门亦继承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用儿童成长方式定义文化，并像闵斯特贝格与维克兰等人一般认为中国人格成长被阻滞在口腔期（详见附录一）。不过，闵、维等人强调的是“性”，因此滞留在口腔阶段的含义就是“被阉割”。所罗门注意的则是攻击能力之受损，中国人的口腔性到了他手里，就变成权威主义人格的心理基础。所罗门说，中国式权威表象是“口”，有权威的人才能说话，无权的人只有“听话”的分，他们不能吐，只能吞，因此无权就得“吃苦”与“吃亏”。 [10]

中国式个体既然没有确立，其攻击性必须由外在权威控制，这个权威一旦崩溃，不懂得自我调节的中国人就会出现“天下大乱”局面，因此攻击性在中国人心理上总会引起焦虑。中国的现代革命不过是将人格从口腔阶段提升到肛门阶段而已。毛泽东叫先前“吃苦”“吃亏”的老百姓“吐苦水”。 [11] 他在演说与文章中也喜用“放屁”意象，而革命的“解放”也有排泄的意思。 [12] 这种攻击性的释放，自然导致“天下大乱”，但毛泽东的革命已经克服了口腔式人格对发挥攻击性所造成的焦虑，反而能操纵这个“天下大乱”为己之用。 [13] 现代中国人攻击性是发泄出来了，但仍与个人之确立无关，因为不论是大乱式的还是被操纵的，都不是经由个体自己调节。因此，现代革命虽然把中国人的人格从“口腔阶段”提升为“肛门阶段”，但其人格仍然是“前性爱”（pre-genital）阶段的。换而言之，没有经由自己面对攻击性，与没有经由自己面对“性”一般，都是个人生命力“被阉割”状态。

耐人寻味者，白鲁恂与所罗门师徒俩表面上在谈“严父”对中国式权威主义人格的塑造，但其人格内容活像“慈母”的溺爱所造成：

传统中国的育儿途径内含一重大关切：孩儿长大后必须在未来供养父母。父母遂用适合婴儿阶段的方式爱他们的幼儿，亦即是透过口腔的放纵，他们期待老来依靠时亦获得同样的示爱。一旦孩儿脱离婴儿期，父母的关切就成为保证成熟中的少年不要长大离开他们。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对孩儿严加管教，阻拦他对自主行为的探索。孩儿变成在情感上依赖父母的指导与纪律。他的成熟被阻滞在透过口腔方式示爱的阶段，而行为的控制仍得透过人身化的权威来源从外部施加。 [14]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成长公式，口腔的放纵是在母亲怀抱里的婴儿期特色，待年事稍长，父亲的介入就破坏了这个“乐园”状态，使孩儿面对“现实原理”，他的“原欲”亦势必脱离口腔阶段，辗转递变为生殖器阶段，把母亲从一个哺育来源变成一个性爱对象，同时把爸爸转变成竞争对手，虽然势必遭到爸爸的打压。此乃进入“文明”——也是面对“现实原理”——的必经手续，但该个体终究与父、母都分庭抗礼，有分界线、有对抗性，也有亲和性。唯有中国式的人格，父与母协力制造孩儿在口腔期的滞留，以便养成其日后他制、他律的人格。纵使这个外部的制约多用“严父”做代号，这个“双亲”其实缺乏性别分化。 [15] 确切一点，不论男女都是“女性化”甚至“妈妈化”的，而中国人这种非自主化的个体连表达个性化的七情六欲都有困难，他与别人的“亲和”多半呈压抑与依赖形态。

显然，以“权威主义的人格”为议题的白鲁恂与所罗门师徒俩，在理论的铺陈上必须涉及“严父”，但心底深处不能忘怀的仍是对口腔期的母亲之恐惧。 [16] 在“严父”的理论装潢下，个体“被阉割”的命题亦以“攻击能力受损”的形式重新提出。

[1] Lucian 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MA:The M.I.T.Press,1968）,pp.5-6.

[2]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p.104.

[3] Ibid.,p.92.

[4] Ibid.,.p.117.

[5]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pp.72-73.

[6] Ibid.,p.72.

[7] 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p.69-70,79.

[8]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pp.125-126.

[9] Ibid.,p.128.

[10]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pp.70-71,79.

[11] Ibid.,p.514.

[12] Ibid.,p.521.

[13] Ibid.,pp.497-498.

[14]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pp.66-67.

[15] 当代文化研究已指出：在中国，男孩看到爸爸在祖父与祖母面前也是俯首帖耳的，纵使后者“只是一个女人”，换而言之，中国爸爸不像美国爸爸那般是“男性角色楷模”。详见附录一第3节末。

[16] 弗洛伊德派思维对爱欲化的母子融合状态则是无限向往的，详见第十三章《失去的第平线》。

3.把“被动”与“被虐狂”性别化

有趣的是，白鲁恂、所罗门师徒视之为中国人格特征的“被动性”和“被虐狂”，在西方历来都是“女性”特征。“被虐狂”（masochism）一词的发明者乃19世纪末的德国神经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伊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他指出：基于女性在生殖过程里的“被动角色”，女性对男性雌服乃“生理现象”。 [1]

弗洛伊德则写道：“［具被虐狂幻想的］主角都处于一种类似女性的情况，换而言之，这意味他被阉割，在性交里任被动角色，或者正在生孩子。”他把被虐狂男性的有罪感来源上溯到被父亲责打的愿望，他幻想和爸爸发生“被动（女性化）的性关系”。 [2]

近期的女权理论家否定被虐狂乃女性的“先天”特征，同时否定传统的妇德，例如司爱、给养分、体贴别人、逆来顺受。女性用这些“美德”来做自我肯定，如今被说成是一种“被动的自大妄想”（passive grandiosity），该妄想乃被虐心理的补偿作用。然而，女性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学妈妈雌服于爸爸的榜样。因此，对新女性来说，“母亲”是父权社会灌输妇德的传送带，它造成女性在其他人生场合亦不敢维护自身的权益，在人际交往中处处吃眼前亏、对情况失去控制。 [3]

知晓了这些思想背景，就会发现白鲁恂和所罗门的论调毫无新意。他们的“道德上的被虐狂”一词来自弗洛伊德，不过把它应用到中国全民族头上罢了。至于被虐狂人格到底是由爸爸还是妈妈造成的，似乎乃一理论上的细微末节问题，其最终产品都是“雌伏”。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里，人格发展脱离了婴儿期的性别认同未形成状态，男孩就朝“杀父娶母”方向发展，但因幼小不是爸爸对手，只得把这个欲望压抑掉，进入所谓“潜伏期”，待成年以后再重拾断绪，但必须把性欲投注到家外的对象身上。因此，被爸爸压抑是小男孩从乱伦的禽兽变成文明人的一道必经手续。但同一道手续亦涵示：男性的“正常”发展必须是向爸爸挑战，待长大以后能和他分庭抗礼。白鲁恂和所罗门的说法是：基于孝道，中国人从无向爸爸挑战，因此从无朝“正常”的男性方向发展。如果不是“男性化”，那么，是否为“女性化”呢？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人的发展脱离婴儿期性别认同未形成状态，女孩第一次发现自身的特殊是少了一根阳具。她责怪妈妈没有给她这个东西，转向爸爸处寻找补偿，希望爸爸给她一根阳具（或使她怀孕、给她一个男孩）。因此，女性在性别观念萌芽时，虽亦经历与同性家长异化、与异性家长亲和阶段，却无经历和男性“杀父娶母”相类的过程，因为，在性别开始分化的阶段上，男性是想打倒爸爸，抢他的女人，女性则是想被爸爸插入，甚至可以说希望被强奸。如果女性在人之初首次对自身性别下定义的方式就是雌伏，那么，没有经历向爸爸挑战的“不正常”的男性发展，不可避免亦具女性化的“被虐狂”性质。

今日不乏西方人士批判这个立场，他们指出：在西方，“将男性规范内在化的要求将被动、尤其受母亲照顾的欲求过度地予以压抑”。男性从小被教导必须摆脱这个状态，待到青少年阶段，对被动性与女性化的恐惧已根深蒂固，但是他们也开始感受痛苦。“对被动性与女性化的恐惧之所以如此强烈，因为它们是一个男人最强大也最深受压抑的欲求。他们在这场不停的斗争里不会打明确的胜仗，因为一个男人能够一劳永逸地与伊甸园的回忆断绝关系吗？” [4] 附录一显示，“当代文化研究”中国小组的美国成员之所以羡慕中国的人生早期，透露的正是他们对“伊甸园”的缅怀，他们对中国人继起的人生阶段不敢恭维，却是因为后者与“伊甸园”的断裂不彻底。

[1] Richard von Krafft-Ebing,Psychopathia Sexualis,translated from the twelfth German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anklin S.Klaf（New York:Stein and Day,1965）,p.130.

[2] Sigmund Freud,“The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in John Strachey,ed.and trans.,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London:Hogarth Press,1961）,vol.19,pp.162，170.

[3] Natalie Shainess,“Vulnerability to Violence:Masochism as Process”,in Mary Roth Walsh,ed.,The Psychology of Women:Ongoing Debat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p.71-75.

[4] Elisabeth Badinter,trans.by Lydia Davis,XY,on Masculine Ident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p.54-55.

4.缺乏性与暴力的“非美”人格

从“当代美国研究”到白鲁恂师徒，中国式的人格也从被“去性”演变为“去攻击性”，它们归根到底是一回事：都是主宰型人格未能全面成形的残缺形态。中国人是否如彼辈所说那般，似乎无关宏旨，只是被树立为一个“他者”（the other），成为美国人投射自身对“个体化失败”的恐惧的一块屏幕。这个“中国式人格”的对立面是理想化的美国人格，它开头由男性示范，但时至今日已成为全民的模式，而透过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霸权，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普世的典范？

这个被建构起来的美国式人格必然强调主动性、全面贬抑“被动性”，盖美国式个体形成之前提就是从周围的环境中分化出来，与它维持一定程度的紧张，并对它具有主宰能力。因此，在心理形势上，必须把压在自己头上的任何势力扫除。这个过程之象征化就是“人格成长剧”。在美国大众文化里这类人格成长剧占很大的比重。在1977年的《恐高症》这部胡闹剧里，一位心理医生发现一桩阴谋，但他患恐高症，追踪坏人时总让对方逃脱，而且还给知其弱点的敌人摆布利用，使他对情况失去“控制”，成为“输家”。后来，他自己诊断出来：原来不是“恐高”，而是父母的阴影还压在头上。在阴影扫除后，他就任何高度都爬得上去、克敌制胜。

“掌控情况”（be in control）在美国大众文化想象里的象征，就是暴力之发挥。美国小说与电影的一个典型故事就是“猎人与猎物”互相对调位置：一个人开始时受另一人或怪物迫害，处于受害者或猎物地位，但到了结尾时，他总能扭转局势，回头伤害对方（hurt him back），使自己变成猎人，反令对方降处受害的猎物地位。其过程是个人由被控制，到反控制，到全面控制，乃典型美国式“个人形成”的戏码。

“猎物扭转局势变成猎人”既然是美国心理成长的成语，此处不妨略举一二。20世纪80年代较有名的《第一滴血》（Rambo ）系列电影都含有这类讯息。1987年的科幻电影《铁血战士》（The Predator ）的故事则是此主题的典型，它说一来自外星的吃人肉的怪物，在中美洲的丛林里，把美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全消灭了，只剩下主角，他自然是这场生存竞争的唯一的“最后生存者”，怪物把他当“猎物”，乃“找错了打猎对象”。在科技上远不如天外怪客的主角，凭强韧的生存意志，设下原始的陷阱，把加害者消灭掉。这类故事里的“怪物”乃是一个比喻，它象征压在自己头上的人、事、物、关系、心理阴影，或人生过程里不断涌现的障碍，自己如果在它面前一直退避，就永远被它追杀，受它迫害，唯有中止逃跑、扭转身、迎上去，和它对碰，把它击败，人生才会继续向前进。

在此意义上，美国式人格与环境不是保持和谐关系，而是维持一种紧张，它对环境不是顺从，而是支配。弗洛伊德化的“冲突模型的人格”（the conflict model of personality）如适用于此，那么，美国人格的内里也不志在追求和谐：它是一组彼此冲突的内在需求，个体必须用理智与意力把这些冲突克服，化解成功就变为成长的动力，旧的矛盾克服了，又会有新的冲突产生，于是再克服，再成长。 [1] 在这里，亦确实有基督新教“个人私自得救”（private salvation）的思路。

私人得救，必须有充分自主权，对自己的环境（空间或地盘）有全面的控制，言“控制”则必言攻击性，否定被动性与受制性。主动出击者，才能“控制”局面，才赢得主宰的“权力”，而出击的象征意象就是“暴力”。美国电影常见如下题材：一个人长期受制于人，到最后，他敢回过头来，对准有权者的脸打一拳，这一拳就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此后的整个人生途径改观，犹如踏上平行宇宙的另一条生命路线。

1985年的《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 ）这部电影，说有一个家庭，全家庸庸碌碌，爸爸性格懦弱，常被一个“大个子先生”（Mr.Bigg）欺负，后者把他的车子借去用，撞坏了还给他，不赔偿损失，他也不敢抗议。后来，家庭里一个儿子被一名科学家用时间机器送回到过去，到他爸爸妈妈还未结婚、他还未诞生的年代。那时，他未来的爸爸还是中学生，呈同一副窝囊相，被中学时代的大个子先生欺负。儿子回到过去，把原来事件发展的顺序都打乱：他未来的妈妈反而喜欢上他。他就以爸爸的同学身份出现，帮助爸爸与妈妈结婚，否则未来的一切将化为乌有，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妈妈原本看不上他窝囊的爸爸，但在毕业舞会的场外，大个子对她施暴，他爸爸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一拳把大个子先生打昏。从此他在该社区吐气扬眉，妈妈也和他结婚。待儿子乘时间机器回到现在，进门时发现家里连房子都变了，兄弟姐妹们都很神气，前途似锦，妈妈也很高贵，原来爸爸成了名作家，至于大个子先生，则成了爸爸的汽车维修匠。

另一部寓言故事、1990年的《命运先生》（Mr.Destiny ），说一个公司职员，虽然婚姻美满，但心里总感到人生不如意。在中学时代他是学校棒球队队员，代表地方出赛，终场前有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球，由他打，但他令大家失望，打空了，从此以后，他总觉得人生没有走过上坡路。他在公司里常被上司欺压，有一次，他怀疑上司可能对公司图谋不轨，遂乘其不在，潜入他办公室找证据，偏偏上司在这个时候回来，镜头里只见上司的两条腿，主角则在地上缩成一团，想找一个洞钻进去——这无疑是他一生最低潮。他被开除后，到酒吧里借酒消愁，酒保是魔法师“命运先生”，赐给他一个不同的人生，他回到家里，老婆变成了老板的女儿，他也变成了公司的总经理，并且还有情妇。但这个人生既然不是他自力争取来的，到后来就一切都出差错，使他要求回归原来的生命。回到现实中后，他立时赶到公司的会议室去，此时，他的旧上司正在骗老板把公司卖给日本人，年老昏庸的老板正要签字，就在这吃紧关头，他冲进去，对准旧上司的鼻子就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一拳却真正改变了他的人生，公司内奸被铲除，他则跃升总经理。

这个施展“暴力”就可使一己人生改观的电影成语，可上溯至1942年的《年度杰出女性》。故事里，老婆在才干、事业、风头、名气各方面都超出老公，当她获得某协会“本年度杰出妇女”荣誉后，老公拒绝参加典礼，说她“连女人都不是”，因为她在家中不煮饭，害得他必须自己弄，但也只会炒蛋吃。最不可忍的是老婆的男秘书杰拉德到他们家中来时，总把他当管家看待，例如把帽子递给他放置，他炒蛋时男秘书说也给他炒一份。到了最后，男秘书又到来，带来一瓶香槟酒，提醒主角老婆前往主持一艘船的下水礼，他的态度仍把丈夫当管家，于是老公就一把抓了他的衣领，把他提到厨房门外的安全梯去，观众只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敲碎东西的声音，老公开了门进来，手上拿着半截香槟酒瓶，对老婆说：“我已把贾拉德行了下水礼！”（I have just launched Gerald！）老婆就马上赶过去与重振雄风的丈夫接吻，故事亦以此结束。于是，一个可能会出过失杀人罪（manslaughter）的状况被处理成喜剧。

《年度杰出女性》的时代背景是美国的性别角色学说开始隆重登台，因此它勾画出男性的理想。20世纪中期美国电影好描写“铁汉子”，它一反西方男士怜香惜玉的绅士风度，鼓励男性对女性不假以辞色，必要时还出之以掌掴，并刻画女性角色非但不生气、反而欣赏这种具支配力的男性。1949年的《无情世家》（House of Strangers ）里即有如此一幕。1953年的《南街奇遇》里更传神：男主角将他的恋爱对象一拳击晕，然后用啤酒把她浇醒，在今日或许限于好粗暴性交者之前戏，但在当时似乎暗示凡女生都会喜欢这个调调。这种男方把性与暴力混合施加女方身上而又受到正面肯定的设计，一直延伸到60年代开始的“007”系列。 [2]

20世纪中期的“铁汉子”如果扮演的是私家侦探角色，他到旅馆查案得不到答案，就会一把揪住门房的衣领，把他拖过柜台，如果是到人家家里查案不获答案，就把对方珍贵的收藏品逐件敲碎，反正是“答案不能是个不”（w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3] 在今日看来，这类行径形同恶棍（thugs）与捣毁文明的蛮人（vandals），也确实可笑。

但在20世纪中期的银幕上再现的女性则呈现另一种刻板印象：典型的女性必须是不善于处理暴力者。在1954年以加拿大西部为背景的《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 ）里，山林骑警队发现路上一个篷车队曾遭印第安人的袭击，在考察情况时，却有人从草丛里开枪，原来是硕果仅存的一名女子，也不冷静地判断是否救兵来了，反而开枪胡乱射击，但每一枪都离目标万丈，完全构不成威胁，作为骑警队员的男主角只需踱方步过去，一把将她手里的枪夺下便得，而片中的男女主角就是这样结识的！

1956年的《成吉思汗》（The Conqueror ）把这位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当作50年代美国男性理想的示范。片子开头时，铁木真在草原上巧遇已许配给蔑儿乞人的塔塔尔公主路过，铁木真就强抢其为妻，她就是孛儿帖。根据《蒙古秘史》，这是铁木真父亲干的勾当，也是其与铁木真母亲诃额仑结婚的契机，美国电影则把张冠李戴。电影有这类“创作自由”，且不去说它，但50年代的美国制作以此表现铁木真乃“野蛮人”又是“征服者”：只见他高高地骑在马上，对坐在篷车里的孛儿帖施以调戏，性格刚烈的孛儿帖则针锋相对，铁木真性起，一把将她的上衣撕了下来，孛儿帖立即一翻身，用一块毛毯包裹住自己被裸露的上体。她成为铁木真的俘虏，在押送她回营地期间，孛儿帖多次反抗，这位塔塔尔公主并不怕动刀枪，有一次，孛儿帖走出帐外，看到铁木真正背对自己，在喝水，她就拿起他搁在帐外的佩刀，要砍他，不料刀太重，她反而摔倒在地，铁木真根本没感到威胁，反而与士兵们哈哈大笑。面对这样的“英雄男子汉”，孛儿帖无法抗拒，到后来是热烈地爱上他，成为他的妻子。 [4]

该时代的女性刻板印象，还包括凡面临惊恐（例如看到死尸）或危急状况就放声尖叫，必有待能控制情况的男性来拯救。这模拟比儿童还不堪的女性写照，如今已成为“政治上不正确”。至20世纪末，美国影视贩卖的新女性形象，除了能独自面对危急情况之外，亦必具有把男人伤害回头的能力，她对男人动武也不再是传统淑女式的打巴掌，而是对准鼻子一拳。用拳头打架，自然男性化十足，但女性暴力还比男性多了一招，那就是飞腿踢男人的下体。这个暴力成为两性共同特征的潮流当另辟一章予以专论。

[1] 这个主题亦见于厄休拉·勒古恩的《地海传奇》小说系列。第一集描写主角格德的青年时代，他接受魔法师的训练，却因心高气傲而误用法术，唤来一个一直追逐自己的阴影，后来他得到老师指点，掉过头来反追阴影，并用自己的名字呼唤他，发现他是自己阴暗的另一半。在把自己原来不接受的另一半整合后，他的法力倍增。第二和第三集则描写他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对立，并去化解它们，令自己的法力步步提升，成为大法师。

[2] 在“007”系列电影中，1963年的《来自俄罗斯的爱》（From Russia with Love）里有男主角掌掴女主角的镜头；1971年的《永远的钻石》（Diamonds are Forever）则以紧凑的三幕开头，首先只拍摄一双拳头在一间日本风的室内对一名东方男子施暴，对飞到墙根的他拷问另一人的下落，然后这双拳头出现在开罗的一所赌场一名赌客身上，拷问者也是向对象先施暴再发问，镜头拉到一所僻静的海浴场正在做太阳浴的一名比基尼女郎，此时施暴者方才露面，并报上名字“詹姆斯·邦德”，该女看到有壮男来了，胴体一伸，挑逗地说：“我能为你做什么？”这里摆明：“007”原本可用软功夫从该女口中套出情报，还捞到便宜，但他选择了粗暴的方式：他一把扯下该女的胸罩、迅速地把它缠在该女的脖子上，对她下令：“快说！我听不见！”该名被施暴的女子脖子被勒住，口大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007”既是杀人机器（killing machine），也是性爱机器（sex machine），性与暴力，相得益彰。

[3] 2006年制作的《黑色大丽花》（The Black Dahlia）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为了符合该时代的风格，其中扮演警察的男主角到豪宅办案，在不获答案之余，开枪打碎富豪人家收藏的明朝青花瓷花瓶。

5.美国大众文化把东方人塑造成“第三性”

早期美国电影里对东方人做负面处理，一般是把东方男性变成几近太监的奴才。1932的《红尘》（Red Dust ）里头，男主角有一名中国或越南裔仆人（演员是华人），有一个镜头描写他在做高加索种男性绝无可能干的事——烫女人的内衣裤。他因接触到女人的亵衣而亢奋，遂一边怪叫，一边把它们抖起来让大家看，形同小丑。这类中性化的奴仆，迟至1967年的《禁房情变》（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 ）中仍出现。故事背景是美国南部的一座军营，军官的家眷都住在营里，其中一家的太太有一个东亚仆人，该人是一副奴才相，极尽小丑之能事，例如当太太生病喝苦药时，他也在一旁作龇牙咧嘴状，以示分担痛苦。先生很讨厌这个人，倒不是怀疑他与太太有染，乃因为先生与太太正在闹矛盾，而该人完全是太太的走狗，有如慈禧太后身旁的小李子。有一次，该人在做一个小丑动作，脚步不稳，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先生就在上面喊道：“我希望你摔断脖子（I hope you break your neck）！” [1]

当然，把东方人如此塑形者不限于美国，1967年的法国电影《女人是恶魔》（Diaboliquement vôtre ），故事里一个美艳妇人也有一个中国男仆，他为夫人包办一切劳役，包括缝纫衣服和缝补丝袜等西方男子不屑干的事，他对夫人迷恋兼崇拜，但只敢亲她的腿，不敢有非分之想，他愿为夫人效死，因此被她派遣去杀人。这类东方人造型或许存在于欧美的共同想象中，但在美国故事里，如果要把一个美国公民也置入同等角色里，则会用同性恋者代替东方人，换而言之，同性恋和东方人在美国的文化符号学里乃同位素现象。

1987年的电影《谍海军魂》（No Way Out ） [2] ，故事有关国防部的一宗间谍案。国防部长养的一个情妇移情别恋，部长在逼问之下，失手把她杀死。部长本来想去自首，但他的亲信主张掩饰，把整件事伪装成间谍阴谋案，欺骗部里部外，并想借追查间谍之名控制情况，嫁祸于无辜。演变到后来，该亲信甚至为他的上司杀人灭口。到最后，纸包不住火，部长就想牺牲他，要他去顶罪。该亲信死心塌地效忠上司，乃因为心中把他当作偶像一般崇拜，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伤心过度，遂吞枪自杀。故事想把一个现代美国公民塑造成东方式太监，唯一具可信度的造型就是同性恋人格。美国人正常的男女关系多从自利出发，乃成熟人格之理性行为，对同性恋者歧视者似乎会如此暗示：心理成长被截短的人格，做起事来会倾向非理性与乖张。 [3]

与“正常”的美国男女比较，上述这些人物都称得上是“另类”，但另类者并非不能做正面处理。美国早期大众文化里的中国英雄是陈查理（Charlie Chan）。他还没有现身银幕前，是侦探小说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1884—1933）的创造物。在比格斯的1925年第一部陈查理小说里，这个中国神探以如下描写登场：“他确是过分肥胖，但走起路来步伐轻盈如女子（He was very fat indeed，yet he walked with the light dainty step of a woman）。” [4]

好莱坞塑造的中国人反派则是傅满洲（Fu Manchu）。 [5] 他也有点阴阳怪气，伤害人的方式不是用西方人的现代武器，而是用印度毒蛇、黑蜘蛛、细菌，乃至女色、诈骗、洗脑。正派的陈查理则是只斗智不斗力，两者都有异于西方的铁汉子。不过，东方人并非不能正面发挥暴力。美国人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该受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在80年代的电影里，“华青帮”与“越青帮”等黑社会造型骎骎然有取代意大利黑手党的倾向。 [6] 然而，黑道乃所有民族所共有，不能作为民族特色的抽样。美国由李小龙带起的功夫热，则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典范的男性理想——李小龙并非孔武有力，他的武术完全凭技巧，最重要的是能克敌制胜。美国武打演员辛西亚·罗斯洛克（Cynthia Rothrock，1957—）指出，这种技巧女性掌握了也可以打倒比她们强大的男性。

战后大众文化里的东方人意象其实已多样化。李小龙的功夫在暴力意义上可和西方人拉平。此外，对种族主义的反感和多元文化主义之提倡，都帮助冲淡传统的种族刻板印象。美国大众文化的题材很多，东方人的意象无须定于一格，但凡遇将性别角色问题化的场合，似乎仍一成不变地以东方人作为讽喻。

1980年的喜剧《郊区贵族》（Serial ）和1984年的科幻故事《魔域煞星》（Dreamscape ），相继用颠倒和正面手法暗示东方男性的“性无能”。《郊区贵族》的故事说：几对住在加州某中产阶级郊区的夫妇，婚姻都出了问题，因为这些雅皮士们（yuppies）实验各种各样的新名堂太多，除了搞性瑜伽之外，连婚姻关系也用理论去分析。当太太们在某一人家中聚会讨论，该家庭的黑人女佣被她们问及，却说没有这些问题，昨晚才和丈夫行房事8次之多，中产阶级的白人太太们都惊讶地围上来，说从前认为黑人在性方面很行是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没料到有事实根据，黑人女佣却称她老公“阿王”（Wong），原来是华人！该插曲有意把世俗眼里的人种刻板印象颠倒过来，换而言之，一般是认为黑人比白人行，而东方人最不济。

《魔域煞星》是科幻故事，说美国官方一个科研机关已成功地输送一个人的意识进入另一个熟睡者的梦境里，亦即进入他的非意识，去发现其中潜藏的问题，助其解决。一对房事有问题的夫妇到来，请求帮助，妻子是性感型，女人味道十足，丈夫则比较矮小，头上还有点秃。于是，科研机构将男主角之意识输送入丈夫的梦境中，发现后者的不济果然是在太太面前缺乏安全感所致。梦境里的景象是：先生走入太太的睡房，发现床上有一堆男人，把他们驱散后，床底下像蟑螂一般爬出一群穿黑袍的天主教神父，先生再走到窗帘处，把它掀开，后面居然躲着两个穿着夏威夷衫的东方人，他惊呼：“连你们都有份（Even you）！”

1986年的《捞女》（Working Girls ） [7] ，乃女导演丽兹·波尔登（Lizzie Borden，1958—）的制作，描写纽约市妓女工作一天的情景。她采用纪录片（docudrama）手法，在妓院实地拍摄。在这一天里，客人熙来攘往，各色人等都有，有老年人、年轻人、白人、黑人、华人。其他客人都是单独前往，华人则是三个人一伙集体行动，他们形象猥琐，像是唐人街餐馆做厨的台山人，三个人还猜拳，看谁优先挑选中意的对象——这些细节都很传神。镜头跟着其中一个进了一名妓女的房间，两人把衣服都脱了，妓女照惯例递一块毛巾给客人，请他先洗澡，但该华人一躺倒就瘫在那里，无论如何都不想起来洗澡，并固执地不肯戴妓女给他的预防性橡皮套。在完全不合作的情形下，还要妓女用口吃他的那个话儿，一副等待妈妈服侍的样子（大概也懒得爬到女人上面去）。妓女看他不肯洗澡，也就不肯用口替他服务，只用手帮他解决。

1993年的《超级战警》（Demolition Man ）这个科幻故事，把未来美国西海岸描述成像日本那般温文有礼，犯罪率很低，而多元文化主义已开花结果，市民服色繁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日本式和服。人们互相之间问候，也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心战广播员“东京玫瑰”的“问安与致敬”（greetings and salutions），编剧故意这样编排，是让人产生毛骨悚然的东方主义效应，正如《满洲候选人》（1962）刻意营造“傅满洲”的阴森联想一般。果然，这个礼貌社会里的人，尤其是男性，完全无法面对暴力，尤其是市长的一名助理，身穿和服、体态肿臃、唇红齿白，发型像梳了一个髻，阴阳怪气，面临暴力场景则像女人一般晕倒。

[1] 电影里的这个角色像华人。在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的原著（1941）中，这名仆人其实是菲律宾人。该小说的主旨是透露同性恋恐惧症。

[2] 这里用的是香港译名，台湾的译名是《军官与间谍》。

[3] 在《谍海军魂》上演的那段期间，美国连续发生布道家吉姆·贝克（Jim Bakker）的性丑闻案与军舰“艾奥瓦”号（USS Iowa）炮台爆炸案。贝克案起因于玩女人，触发政府对他舞弊的调查，但案情的深入发展，则将他也有同性恋的丑事挖出来。该案事发于1987年，至1989年贝克锒铛入狱。“艾奥瓦”号军舰上的爆炸，据说是一名同性恋的水兵失恋，心怀愤恨而故意造成的。事情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反正，官方与半官方对这类事情的说辞，总不免牵扯同性恋因素，好让听众感到事情的交代不出乎意料之外，而在意料之中。在中国人的人事纠纷里，中伤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莫如说他搞男女关系，在美国则最宜把他说成是同性恋。

[4] Ken Hanke,Charlie Chan at the Movies:History,Filmography,and Criticism（Jefferson,North Carolina:McFarland&Company,Inc.,1989）,p.xi.

[5] 傅满洲的作者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1883—1959），该系列在1912—1913年间连载成功，成为“黄祸论”惊险小说的基型。他笔下的傅满洲出身清朝皇室，曾支持失败的义和团运动，后来变成一个世界阴谋组织的头子，威胁西方世界，经费则来自犯罪活动。小说里的傅满洲服食长生不老之药，因此至今天仍健在。1923年它首先在英国被拍成电影，1929年好莱坞开始把傅满洲搬上银幕，以后断断续续，至1980年仍见到他的踪影。至于小说系列则由儒默的门徒们持续创作，最新的一部在2012年面世。这个“黄祸论”的基型亦影响了“007”谍报员系列里的一些超级大坏蛋的造型。近期则有人在2007年的《加勒比海盗3：世界的尽头》（Pirates of the Caribbean:At Worlds End）里的中国海盗啸风的造型上看到了“傅满洲”的再现。

[6] 这反映了该时代美国黑社会的转型：联邦政府多年来打击意大利黑帮的结果，反而替亚裔黑帮的兴起制造了空间。有关这方面的电影里有《龙年》（Year of the Dragon,1985）。

[7] “捞女”在香港的广东话里是风尘女郎的意思。

6.飞蛾的沉默

我们放在最后分析的是1991年的产品《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在这部电影里，一名女联邦调查员为了追捕一名连续杀害妇女的凶手，专程拜访请教另一位被关在极度安全措施的精神病院内之犯人——他是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乃心理医学家、天才、疯子，因杀了人并食其肉而被关禁。他从案情里揣测犯案者有可能是他从前的一位病人，该人心理的问题是出在性别角色错乱。他杀死女人，并剥她们皮，莱克特医生猜想是为了制造人皮衣给自己穿上，因此总是挑胖大的女子下手。莱克特医生猜想该心理变态者曾向美国唯有的三家特别医学中心申请施行变性手续，但因具犯罪记录而遭拒绝。后来在剧中现身的变态凶手詹姆·甘布（Jame Gumb）果真是在家中缝纫、涂口红、穿女装、在乳头上戴环，并裸体批了薄纱翩翩起舞。当女探员闯入他家，被他困在黑暗里，他用红外线眼镜看到她“太纤细，对他无多大用场”，那层皮虽不管用，但她那头秀发倒可以剥下来做假发的。 [1]

甘布喜欢养飞蛾，并在每一位被害的女尸口里放一只飞蛾作为他的签名式。在与女探员推敲凶手的心理背景时，敏锐的莱克特医生立时做出联想：飞蛾是行凶者的自我意象，“意象”的拉丁文字源乃imago，即有翼的昆虫之义，飞蛾是可以从毛虫化蝶的昆虫，象征他希望从男性化为美丽的女性；但imago亦为精神分析学的一个专用词，“乃从婴儿期起即深埋在非意识内的家长的意象，它与婴儿式的情感有密切关联” [2] 。这里强烈暗示凶手男性性别角色不稳定，可能乃童年时受到父母性侵犯所致——按照90年代美国的时代精神，多半是男性长辈。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跨文本的演绎。《沉默的羔羊》作者哈里斯不知有否参阅蔼理士的《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 ）？蔼理士在讨论“性的逆转”（sexual inversion）的一节里即引用飞蛾研究的成果：

两个不同族类的个体交配的结果，例如两个不同族的蛾类（在蛾类里这现象是有人特别研究过的），其子息往往不太正常，雄的子息可以有向雌性方面发展的趋势；或者，在其他情势之下，雌的子息有向雄的方面发展的趋势。在研究者的印象里，前者的血缘似乎是“转强为弱”，而后者则“转弱为强”。 [3]

这里所指的“有人特别研究过”，即加州大学教授理查·戈尔德施密特（Richard Goldschmidt）。他是动物学“间性状态”（the intermediate sex）的专家，在1938年发表这方面的权威性著作。所谓“间性状态”，亦即“中性”，或本节所指的“第三性”。蛾类研究或许是这个现象的典范例证，但从昆虫学范围飞跃到社会领域的“纯性别论”甚或“纯种论”，则是透过文化中介的意识形态产品。

《沉默的羔羊》原著小说中，凶手签名式所用的飞蛾很普遍，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到夏威夷都找得到。 [4] 但电影把它改了，说联邦调查局找专家验证的结果，发现这种飞蛾是在“亚洲”才有。剧终时，联邦调查局女探员把凶手击毙，镜头则拉到他家墙角上挂的一个用竹和纸糊成的日本式螺旋，用大特写强调上面的东洋画就是一只飞蛾。

如果性别角色错乱的邪恶是美国文化的不变话题，《沉默的羔羊》的时代性则在于凸显当代女权的抬头。为了投射两性权力对比的主客易势，它用戏剧叙事把传统的性别角色对换掉。阳刚原理如今由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扮演的女联邦调查员克莱里丝·斯塔尔林（Clarice Starling）代表：她能打斗、具杀伤力，但并不乱杀人，而是站在正义和执法的一方，用高度的理性组织能力和敢于独闯龙潭的胆子，把社会的祸害铲除掉。相形之下，代表邪恶的男性，却是想申请施行变性手术，亦即希望被阉割。他人格瓦解、理性失去控制，得用残杀妇女来重掌“控制”权。但《沉默的羔羊》在把女性“男性化”、把男性“女性化”之余，又把后者东方化。该部电影获得该年度奥斯卡5项大奖，在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时，美国同性恋运动在场外游行示威，抗议电影对同性恋的丑化。其实，该故事是在发挥“性的逆转”之主题，不涉及诬蔑同性恋者，他们的过度敏感是因为美式思维总会把去男性化扯到同性恋头上。相反地，亚裔则毫无知觉，无人去示威，甚至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美国今日的大众文化里是女权当道，但女权与否，在美国文化的价值观里“女性化”邪恶如故，连女性都想把它卸掉，希望把它转嫁到男性身上。这既然是阳具争夺战，前提仍然是在崇拜该物，要把它从原物主身上抢过来是不容易的，不幸却在过程中把“东方人”拿来做陪斩，可见东方主义思想传承确实是三尺之冰。

[1] 这段心中独白乃电影中无，见于小说。Thomas Harris,The Silence of the Lamb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p.346347。

[2]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p.163.

[3] 蔼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90页。

[4]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p.105.

附录三　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

前言

“杀父”是西方男性成长的“成人仪”。在人际关系极具竞争性的美国，其表现形态比任何西方国家都来得极端。在“性别角色认同”的文化教条指导下，儿子必须以爸爸为“角色楷模”，像他那样在老头子面前站起来，每一代方能确立自己是“男人”。因此，儿子和爸爸的关系是模仿、继承，也是竞赛。以进化论的眼光看，这个竞争后人必须超越前人。

相对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社会习俗并不要求女性的成长经历同样程序。从母亲处学习“性别角色”的女儿，强调的不是断裂而是纯粹的继承与模仿。因此，早期美国大众文化以发挥“男性杀父”母题为主。此后，随着时代的递嬗，则与“男性杀母”、“女性杀母”、女性“杀夫与杀父”等母题相互穿插。

这里必须指出“男性杀父”母题的一个特征。上列其他母题都有时代性，也有划时代的经典著作，例如男性杀母文类里的《惊魂记》（1960）、女性杀母文类里的《嘉莉》（1976）、杀夫文类的《与敌同眠》（1991）。唯独“杀父”母题似乎到处都嗅得到，在每个时代都有踪影，却并无一个经典著作时代。它似乎并非是到了某一时代才需提倡的东西，而是一种常规化，哪里只要有个人反抗权威、青少年叛逆长上、下一代完成上一代失败的事业，哪里就透露“杀父”讯息，因此它很泛化，但不如“杀母”般轮廓分明。这个广义意象的“杀父”开头由男性担纲，后来亦为女性继承，但女性接收后的“杀父”文类却变了质，它成为“杀夫”的一个衍支。

女性打倒父亲并无模仿、继承，甚至竞赛作用，乃径直把爸爸妖魔化，例如控诉他性侵害之类。在此意义上，“女性杀父”与“男性杀父”是貌似而神离，在精神上反而近似“男性杀母”，因为它们都是否定而非继承对方的性别，并视之为邪恶，且都以“受害者”自居：在男性身上是被妈妈“阉割”，在女性身上则是遭到爸爸“强奸”。在一个泛性化的文化中，在一个人间关系都性欲化但“个体”又恒常警惕遭“侵犯”的氛围里，美国式“性别角色认同”教条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会产生这种性别的对角线攻讦。

本章附录只谈论男性“杀父”的母题，采取的形式是将主题分类，在每一类里尽量按时序排列，澄清它的来龙去脉，建构它的系谱学。至于女性的“杀父”，我们保留在本书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中集中处理。

1.“国王必死”

在美国，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命题衍生了一个文类，让“儿子”消灭“父亲”，夺取年轻美貌的“母亲”——这一类故事有树立异性恋之正规性作用，已在第五、六等章里谈论。美国故事也不尽是弗氏学说的注脚，也有撇开父、母、子“永恒三角”，光从父子两人做文章的，换而言之，仍以代际关系为主轴而以异性关系为副目。这类故事发挥西方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母题，例如“国王必死”以及《圣经》里的“浪子回头”等。

“国王必死”（the king must die）的母题是指：父亲既是取代对象，又是模仿与认同对象，国王如果不死，王太子就永远当不成国王，但该死去的国王又是储君模仿与继承的角色。詹姆斯·克莱威尔（James Clavell）发表于1966年的小说《大班》（Tai-pan ）即以此母题收场。小说里的“国王”就是大班，他控制南中国海的鸦片贸易，又是英国人中最早开发香港者。他的对手是屈居其下的第二大洋行的头头，他们两家却有儿女的姻亲关系。大班的儿子亦果断有见识，并因此与父亲发生争执，但在父亲掌权时不见有其父的气魄，角色也不重要。到故事结尾时，大班与其中国情妇死于香港的飓风，他的对手以为并吞他的事业之时机来临。但大班的儿子继任后，第一道命令就是把自己的太太从岳父处接到自己的船上来——故事以此结束。（该小说于1986年拍成电影，修改很多，印象中没有最后的一幕。）

“国王必死”亦见于1979年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的结局。男主角执行美国军方的任务，把在“越战”中割地为王、自封为邪教教主的一个美军上校杀掉。电影用原始社会“杀耄君”祭献仪式之意象，把这场杀戮描写为新君继承旧君。前者在崇拜者眼中接收了后者的魅力，但反讽之处在于：在杀掉魔君的那一刻，杀人者亦继承了被杀者的残忍好杀，变成了魔君。这个故事的意旨是谴责战争之无理性，以暴易暴，但套用了“子承父业”的成语。 [1]

长辈是幼辈的技艺传授人，在这个意义上前者也是后者的楷模。但在传授完毕以后，前者如果还不让位，就变成后者的绊脚石。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杀师的逆徒是最为人所不耻的。中国人讲究伦常，如此干是逆伦；也讲究义气，恩将仇报是不仁不义。但美国“个体化”逻辑是不该长期处于另一人的阴影底下，否则自己永不成长。

1991年的《烈火雄心》这部片子说一名救火员的故事。有两兄弟，爸爸是殉职的救火员，长大后，子循父志，都成为救火员。爸爸死后，长兄作父，成为弟弟的角色楷模，但哥哥敢冲进已被火封住门的房间救人，弟弟虽然很称职，但在这类情况面前则望而却步，一来是想起爸爸，二来是总觉得不如长兄。到最后的一场救火行动中，兄弟两人都被火包围，哥哥负伤倒地，弟弟的潜力便发挥出来了，对火焰进行反击。剧终时，哥哥终于殉职，弟弟则完全继承了他哥哥那副自信的样子。

不管是同代人还是两代人之间，如果思考的出发点总是“个人”，那么其结论终归是“一山不容二虎”。依循杀父的逻辑，在这个选择里，被淘汰的总是上一代。1994年的科幻电影《星际迷航：斗转星移》摆一个噱头，把前后两部《星际迷航》电视剧里的“企业”号船长用时空倒错的方法放在一起。前一位是柯克船长，在他自己的片集里，他总是打不死的。但到了和下任船长对处于同一空间时，就必须让他死掉，从此不再出现。美国观众也期待如此。

“国王必死”是美国极度竞争性的人际关系的写照。1995年的《最后的刺客》（Assassins ） [2] 将此竞争遍及三代人。主角罗伯特是职业刺客中之佼佼者，他发觉每接一宗生意，都被年轻的竞争者迈克尔从中拦截，背后似乎有人在搞鬼。后来迈克尔接到一份合同，是把罗伯特干掉，主顾规定的地点是15年前罗伯特刺杀同行长辈尼古拉的同一场所。后者在当年是该行业中的第一把手，罗伯特把他消灭才赢得今日翘首的地位，但因杀死师友心中恒存惆怅。在接近剧终时才发觉尼古拉并没有死——苏联特务出身的他，在“冷战”结束时利用徒弟辈的罗伯特把自己“杀”掉，是为了方便退隐。在这里，美国故事想说：上一代为了一己的私利，在下一代心头上栽植“有罪感”，乃死有余辜。孙子辈的迈克尔发觉被祖父辈的尼古拉利用后，和罗伯特一起把他击毙。罗伯特想从此退休，但迈克尔一心一意想把罗伯特消灭，让自己变成“天下第一”，但因功夫未到家反被罗伯特干掉。

1998年的《佐罗的面具》（The Mask of Zorro ）和《铁面人》（The Man in the Iron Mask ）亦是“国王必死”母题的翻炒。前者是年长的佐罗训练出一个年轻的佐罗，都蒙脸行动，外人当作是一人。但到结局时与恶势力打斗，年长的一位也不出所料地阵亡，让下一代独当蒙面侠。《铁面人》则是三剑客故事的续篇，说年事已长的达达尼昂和他的三位剑客朋友为该否保卫暴君路易十四之事决裂。达达尼昂之重君轻友，乃因国君是他和王后所私生。他的三位对手则想把被路易幽禁的孪生兄弟菲利普放出来调包。达达尼昂获悉有另一个儿子后，也放弃了暴戾的路易，和三位朋友同一战线。路易率领军队进行反扑，虽然还是被推翻了，但达达尼昂也在战斗中阵亡，他的三剑客朋友反而都生存了。如果他不死，他的另一个儿子当国王背后还有太上皇。他死了，只有他的正义理想留下来为儿子遵从，毋宁是更适当的安排。

[1] 电影中此一桥段有詹姆斯·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12卷《金枝》（The Golden Bough，1890—1915）的痕迹，该鸿篇巨著的主题就是“杀耄君”。其线索是魔君身旁放了一本弗雷泽学派的英国民俗学家杰西·威斯顿（Jessie Laidlay Weston，1850—1928）的著作之平装版。

[2] 网络上亦译作《刺客战场》。

2.“浪子回头”

美国男性“杀父”之暧昧，在于被杀死的父亲也同时代表正义的理想。男性杀父是父权社会里两代间的传承问题，并非动摇父权本身。儿子的反叛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人格成长的一道手续。但把爸爸打倒以后，又必须继承父业。

1955年根据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小说《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 ）改编的同名电影，袭用《旧约》中上帝偏爱亚当的小儿子亚伯（Abel）、不接受大儿子该隐（Cain）的祭献的主题。故事说一名虔信基督教、正人君子型的爸爸，偏爱像自己一般循规蹈矩、心无邪念的小儿子，不接受气质上像妈妈、有点野的大儿子。大儿子赚了比爸爸更多的钱，想献给生意失败的爸爸作生日礼物，被拒绝。他屡屡从爸爸处求爱不得，怀恨在心，就跟弟弟说爸爸绝口不提的妈妈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在城里，带他去看。一看之下，原来是一名风尘女郎，弟弟整个人崩溃掉，开始堕落，喝得酩酊大醉，离家参军而去。爸爸遭此剧变，中风而成瘫痪。此时，大儿子留下来照顾爸爸，而爸爸亦理解大儿子一直希望被他接纳，屡遭拒绝，才演变至此，遂与他和好。

1984年的《火烈鸟小子》（The Flamingo Kid ） [1] 的故事如下：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一个劳工阶级家庭中，爸爸循规蹈矩，认为每一分钱都该老实地凭劳力赚取。儿子暑期到海滨度假村打工，遇到一位在该地头颇吃得开的中年赌徒，教他人生可以走捷径，凡事都可以取巧。该赌徒除了教会小子赌博之外，还对他施点小恩小惠，替他安排更好的工作。陷入花花世界中的小子开始背离父亲，与赌徒“父亲”认同。后来，小子发现赌徒常口惠而实不至，而且根本是一个老千。在看破了他的老千术后，小子遂与他赌博一场，在他的游戏中把他击败，令他在俱乐部里的威风扫地。在“杀”了这个第二父亲后，小子又回到自己亲爸爸那里去。

1990年的电影《细说从头》，突出嬉皮一代的父亲与雅皮一代的儿子之冲突。剧中的一名青年，父母是“60年代”反建制、不修边幅、抽大麻、信东方神秘宗教的嬉皮士。他本人则全面否定上一代，参加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维持法律和秩序，穿西装白衬衫、打领带、不抽烟不喝酒、进食时讲究控制热量、出门进餐时用自备的色拉油。他上司命令他押解一名60年代时就享盛名的叛徒，但在押解途中，该青年逐渐被该中老年同化，甚至想把他放走。 [2] 后来犯人被追捕者枪杀（是假死），青年遂摔掉联邦调查局的警章，与爸爸一代的叛逆精神认同。

1991年的《惊爆点》（Point Break ） [3] ，说一群60年代背景的叛徒，现在则用打劫银行来抗议社会。他们行动时戴着历届总统面具，开建制的玩笑，但计划周全，历20余次，从未失手。联邦调查局派一名青年探员侦查此事。他是80年代雅皮士一代，除了按局里规定衣服穿得整齐之外，还报告上司说他生活极规则，吃鸡肉时先把皮撕掉，谨防胆固醇，云云。他混入南加州海滩的冲浪者群中，终于打入这群劫匪内部，获得他们的信任，从他们处学会冲浪、跳伞等玩命的游戏。他尤其以这群人的老大为师，学得他的一套超群的人生哲学。他后来成功地摧毁了这个组织，老大则逃去无踪。老大的一生愿望是在20世纪最大的海潮中冲浪，以此结束生命，数年以后，天文现象预测这次浪潮会在中美洲某地某时来临，青年探员赶去，果然发现老大在那里，他把老大上了手铐，要带走，老大则说他无可能忍受监狱生活，恳求他让自己在滔天巨浪中结束生命。该年轻探员终于违抗上级命令，在群警将赶到时，把犯人放了，并看他淹没在海潮中，同时也把联邦调查局的警章摔进海里。

从“杀父”到“回头”的故事，也有发生在父女之间者，这是到了女性也如同男性般能和父亲分庭抗礼的时代。1991年的《集体诉讼》（Class Action ） [4] ，描写一对父女的恩怨。爸爸是60年代出身的左派，现今已成为全国知名的进步律师，专替建制的受害者打官司。女儿则与爸爸对着干，成为专保卫大企业利益的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女儿具有当今女权意识，憎恨父亲的“伟大”身影从小令她感到“渺小”，又痛恨爸爸对妈妈不忠。妈妈是老式妇女，不幸福又不敢反抗。最可恨的是爸爸外遇的对象偏偏是女儿仰慕的一位女性长辈，因此又责怪爸爸粉碎了她心目中的角色楷模。当一家汽车制造公司的产品有问题，造成多宗同原委意外事故时，受害者就团结起来，聘请爸爸提出集体诉讼。女儿则参加辩方的律师团，与爸爸打对台，令法官也摇头叹息说：“想象谁会接受邀请到你们家参加圣诞聚餐？”但在妈妈死了以后，女儿逐渐与爸爸和好，对同事兼男朋友的大男人作风亦感到气愤，遂在审判过程中阵前倒戈，揭穿法律事务所掩埋证据，令辩方败诉。女儿虽然与爸爸有隙，但终与爸爸保卫小百姓利益的立场认同。

在修订旧著期间，又偶然收集了本节主题最晚近的一例：2013年的《决胜机密》（Paranoia ） [5] ，把它镶入当代的语境中，有助观察其时代性的变奏。剧情有关两个研发并生产前沿电信软件的大企业，两家的老板是死敌，一名青年职员夹在其中，被其中一家解聘，并受要挟打入对手的公司盗取产业机密。男主角明知踏上歧途，但为成功的形象和豪华的生活所诱惑。他与新老板的亡子年龄相若，遂用自己也有亡母之痛试图与老板建立拟父子关系。这一切都是尔虞我诈，盖公司的老大早已知晓他是对手派来的，设局让他犯罪，以便构陷敌对的公司。这期间，男主角之父获悉此事，试图劝阻，青年却对父亲说：我不想变成你那样终身不发迹，你穷困到妈妈怀病而无钱就医（此外，目前保险公司亦拒付他父亲的医疗费用）。他爸爸退休前终生任保全人员，为人正派，不走旁门左道。儿子背其道而行，几陷刑网。他后来反客为主之道是美国故事中用烂掉了的桥段：男主角和他同一代的团队用更出奇制胜的技术攻破了老一辈的技术，录下他们的罪证，协助联邦调查局绳之以法，男主角也因而免罪。最后他诚实地草创自己的小公司，并说他的英雄一直就在眼前，就是他的父亲。

《决胜机密》公认是失败之作，作为史料，可看出它重演《火烈鸟小子》的小青年先认贼作父、后浪子回头之母题，它其实更多地响应美国重新提倡父子和好的新潮流。 [6] 片中透露对唯利是图、罔顾人命的美国保险业之非难已甚嚣尘上，其余的万变不离其宗：下一代把上一代的恩怨还给他们，避免上一代的构陷，并在后者发明的游戏中将其击败，老年被青年击败之被理解为“邪不胜正”等等，都是陈腔滥调。

[1] 网络上的译名是《火烈鸟少年》和《冲击》。

[2] 该中老年角色影射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1920—1996）。他原本乃心理学家，因试制和提倡迷幻药而遭哈佛大学解聘。他的迷幻药文化（psychedelic culture）成为60年代反主流文化很重要的一环，他亦多度身陷囹圄，尼克松总统一度称其为“全美国最危险的人”。

[3] 网络上亦译作《审判终结》。

[4] 网络上的译名是《法网雄心》。

[5] 网络译名为《偏执》。

[6] 这股潮流例子之多，必须另撰专书。

3.下一代比上一代道德上更优胜

美国人的信念是下一代必胜上一代，它可以指继承父业而干得比前人更出色，也可以指人到老年就腐化、偏离正义的理想，必然被富有理想的年轻人否定。1951年塞林格发表脍炙人口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是从一个小青年的眼里，把整个的成人世界都看成是虚伪。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的1947年剧本《我所有的儿子们》（All My Sons ） [1] ，在1948年被搬上银幕。故事有关一个企业家的家庭，长子在“二战”中失踪，幼子留在家中，很听父亲的话。他想与哥哥的未婚妻结婚，但妈妈从来不相信长子已死，如果他的未婚妻与弟弟结婚，等于承认他的死亡，因此不赞成。该段姻缘也被女方的哥哥破坏，盖真正作梗于其间的是男女两家的一段恩怨：原来男女双方的爸爸是企业合伙人，他们合开的公司在战时为美国军方制造战斗机，因为产品有问题，飞机摔了23架，公司被控告，女方的爸爸被判刑，但公司的大老板是男方的爸爸，因此整件事有上司犯法、下属顶罪的嫌疑。

儿子为了把整件事查个水落石出，就到监狱去探访坐牢的世伯，后者告诉他：在飞机出厂前，已验出有问题，他父亲为了公司的生存，狠着心让飞机出厂，但在签出厂文件的该天又托病不出，让作为副手的他背黑锅。于是，儿子就回家和爸爸摊牌，并把哥哥临死前写给未婚妻的信给爸爸看，信里说爸爸工厂制造的飞机已造成多名战友死亡，他愧对他们，遂决定驾同类飞机进行自杀任务。儿子说他不会把爸爸抓进官里去，但爸爸该知道如何自己做一了断。爸爸看了信，听了这话，就上楼去吞枪自杀。

这个故事让美国人相信儿子在道义上可以战胜父亲，但骨子里仍然是每个人都在自利：因为爸爸不死，儿子永不能和爱人结婚。故事提倡儿子把爸爸逼死后，也不要让他的阴魂盘踞心头，最后一个镜头是那对青年男女走出大门，妈妈告诫他们说：“不要回头看（Don’t look back）！”

孔子那套“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 ，纵使在美国故事里也会出现，但它表现的是年轻人被牺牲，而不是伦理的光辉。在2000年以前，美国故事少有歌颂上一代为下一代牺牲，却常常突出下一代替上一代背黑锅的母题。 [3] 在1949年的《无情世家》里，银行家的爸爸犯了经济罪，但因年老多病，遂由他的小儿子顶替入狱。这个故事，在1954年被重拍为《断戈浴血战》（Broken Lance ），把背景换成西部。1961年又重拍第二遍，曰《马戏大观》（The Big Show ），把背景换成马戏班。故事里都是其他的兄弟借主角坐牢之际吞没家产，因此产生兄弟间的仇杀。

在父权社会里，正义的理想自然由父亲这一脉传授，但在传授了以后，老人会因权力而腐化，能保持理想的多半在年轻人。1958年的《锦绣大地》（The Big Country ）是西部片，其故事教导观众：下一代和上一代划清界限才能获得生机，才会创造新的局面。

故事一开始，东部人詹姆斯·麦凯（James Mckay）陪同未婚妻帕特里夏·特里尔（Patricia Terrill）回她西部的老家，未来的岳父是地方上很有势力的牧场主亨利·特里尔少校。但麦凯发现自己立即被卷入当地的恩怨中。他和未婚妻还未抵达该地，途中就遭与特里尔家族敌对的韩纳赛家族（the Hannasseys）一帮人袭击，把他戏弄侮辱一番而去。他抵达后，特里尔家牧场的管工里奇（Steve Leech）也因为恋上小姐之故，对他频频挑衅。两家的牛郎都欺负他是东部的文弱书生，麦凯也不和他们计较，并非由于懦弱，而是不想中他们的圈套。他开始熟悉当地情况，发现特里尔和韩纳赛两家的不和，主要是两个家长——亨利和卢法斯（Rufus）之间的意气，制造械斗，令手下人和下一代送命。

麦凯后来结识茱莉·马拉冈（Julie Maragon）小姐，她是年轻的牧场继承人，单身一人、无力经营，只保留所有权，但地居特里尔、韩纳赛两个牧场之间，又有一条两家的牲口都需用的河水。麦凯就从茱莉处把这块地买下，打算开放给两家共享，以促成他们和解。但帕特里夏不明他的心思，以为未婚夫此举是为了扩充特里尔家的地盘，和麦凯说：“爸爸会引你为傲！”麦凯回答说：“我不是为你爸爸。”此时，麦凯和帕特里夏已产生裂痕，因为麦凯对种种挑衅不做出反应，令帕特里夏失望，但麦凯认为未来的妻子该是最明白自己的心的人，对她“尤其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现在一听未婚妻非但不了解自己，而且仍以爸爸为重，就和她解除婚约，转而和茱莉要好。

仍处于父亲阴影底下的帕特里夏终于断送了自己这一代该有的新生。电影里有一幕是特里尔家舞会，帕特里夏和她爸爸跳舞，说：“爸爸！你才是全场最英俊的男子！”乃编剧透露她不能走出父亲阴影的暗示。

结局处，亨利带了他的人马闯入卢法斯的山谷，做最后的了断。在入谷时，管工里奇感到这将是无谓的牺牲，就把人马勒住，不跟随了，刚愎的亨利一意孤行、独自骑马前进，里奇不忍心老板单身履险，只好舍命陪君子、率队尾随，老头子回头瞄了一下，嘴角微露踌躇满志。进入山谷后，只见卢法斯的人马严阵以待。两个老头子终于觉悟两人之间的冤仇不该让年轻人送命，遂以单打独斗解决，结果双双中枪而亡。在两个老头子死掉后，只见麦凯在河边抱着茱莉，眼望前方，新一代的和解理想实现在望。故事很明显地透露美国人的信念：下一代在道德上优胜于上一代。

爸爸曾经走过正道，但如今堕落为代表黑暗势力的魔头，待儿子从黑暗中把他拯救出来的故事，则首推《星球大战》系列的电影（1977，1980，1983）。剧中的魔头就是Darth Vader（达斯·维达），乃Dark Father（黑暗父亲）的谐音。 [4] 爸爸是“邪恶帝国”的台柱，儿子“天行者”（Luke Skywalker）则是反抗邪恶帝国的义士。到最后一集，爸爸与儿子决斗，但终于为了救儿子而倒戈，被黑暗帝国的皇帝重创，临终前儿子把他重新争取回光明这一方来。在本书讨论“杀母”的章节中已指出：男性“杀母”就没有这个和解的要求，因为女性代表的是纯粹黑暗的势力。

“长者是角色楷模”可以单指他乃传艺人，其立场与行事并不足取，但幼辈把长者淘汰出局，用的却是经他传授的技艺。在这类情节里，是长辈变坏了，原先向他学艺的小辈就在他的游戏里把他击败，以便拯救更大的人群。吴宇森在好莱坞拍的《断箭》（Broken Arrow ，1996），故事说两名飞行员，年轻的一位在训练时总被学长击败，也不断从他处学习了不少东西。后来学长盗卖国家的核弹头，还栽赃在年轻的头上，后者就用从他处学会的一套把他消灭。

两代人分别代表邪与正、年轻人“正”的一方用同一智巧斗败邪恶的长辈，如今已成美国大众文化的陈腔滥调。在1995年的《黑客》这部片中，一个玩计算机的小青年无意闯入一家大公司的计算机系统里，发现一桩惊天大阴谋，原来系统管理人在盗取公款和破坏生态。小青年反被他诬指为恐怖分子，连情报单位也追捕他。后来他联合了一伙儿玩计算机的青少年，在计算机系统里把对手击败。对手是中年人，是60年代“反建制”的那一代的遗留，他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小青年那一伙则是Generation X，他们不和上一代的捣毁现成体制的激进政治认同。

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际关系已变得十分冷嘲。原先具团队作业精神的电视连续剧《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Impossible ）在1996年拍成电影，即把故事写成领队的老头子出卖大家，唯一生存下来的小伙子后来反客为主，把他一直景仰的父辈消灭。故事中间，老头子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倾心于小伙子，让习惯“杀父娶母”公式的观众以为仍是小伙子在异性恋竞争里战胜老人的桥段，但不料这段恋情也是诈骗的，充分说明如今连“三角”也搭配不起来，而是每一方都“原子化”。

爸爸即使青史留名，儿子也不该被他矮化，并该设法扳回优势。1996年的《孤星》（Lone Star ），故事背景设在得州的边境小镇，说90年代该地一个美军基地撤销时，在射击练习场发现了一具尸骨，从遗物证明是50年代当地一位警长查理的遗骸。当年，他贪赃枉法、滥杀无辜，在他失踪后，大家一致认为是他的一名副警长巴迪将他干掉的。后者继承了警长职位，并因为民除害成为当地的英雄。但现任警长是巴迪的儿子山姆，他把新发现的证据当作一宗谋杀案处理。当地人人把他父亲当作一个传奇，他却不以为然。在他爸爸的纪念碑揭幕的场合上，他被邀发言，却说：“你们不是在他底下长大的，不知其味。”他在查案期间发现：他爸爸当年虽然义正词严地拒收邪恶警长分派的小数目赃款，在当了警长后却介入当地的房地产发展，并且还有婚外情，山姆的女朋友其实就是他爸爸和一名墨西哥女人所生。在中国的《雷雨》一剧中，兄妹乱伦是控诉“父亲之罪”的桥段，但这个当代的美国故事则轻描淡写，甚至没有暗示男女两人会终止关系，但总的来说是把爸爸的英雄形象戳了很多孔。最后，山姆发现当年的邪恶警长并非他父亲所杀，而是现已退休的另一名副警长所为，但山姆不想毁坏当地人的偶像，仍把爸爸当作锄奸英雄结案。换言之，能把前人盖棺定论的后人放前人一马。

进入了21世纪，美国大众文化进入大竖特竖“父亲”的时代。 [5] 但上述这类与父亲竞争、把他击败的公式，仍依稀可辨。然而，如果没有建构上列的故事系谱学，会很容易忽略过去。例如，2008年的《决胜21点》（21 ），就令人想起《火烈鸟小子》：两者都有关赌博，纯真的小伙子先被父辈导引堕落，最后他在后者教导的游戏中把他摧毁。《决胜21点》的男主角是本，引诱他堕落的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课堂上的罗萨教授，也是引他进入拉斯韦加斯赌城花花世界的“导师”，老师利用本的心算本领在赌场上数牌赢钱，后来因老师见利忘义而反目，弟子进行反击，将老师引入陷阱，把他交给赌场的宿敌修理。这个故事不同于《火烈鸟小子》的地方是没有一个代表正义的父亲让浪子回头，本只是回到了正途而已。《决胜21点》是失败的道德剧，因为本并无为堕落付出代价，虽然冒险赢来的钱都失去，但本参加赌博原本为筹备念哈佛大学的学费，到最后竟然凭“正途”赢取了奖学金——沉迷赌城的那段日子居然没有影响他的入学成绩！在被老师教坏的过程里也赢得美人归，这个“回头”非但不必付出惨痛代价，反而有赚，而“杀父”也变成纯粹的报复。今日的观众心态确已远离道德剧的精神。

[1] 至1986年被拍成电视片，该剧本的中译是《吾子吾弟》。

[2] 《论语·子路篇》，第13节。

[3] 进入新千年以来，美国电影为了拨乱反正，开始大树特树“父亲”在孩子生命中的重要，也描绘爸爸为儿女牺牲，甚至牺牲性命，令人耳目一新，但亦令人担忧美国的价值观是否日趋保守？

[4] Robert Bly,Iron Joh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p.99.其实，Darth Vader亦可以读作Death Father（死亡父亲）。

[5] 这是为了纠正60年代以来性解放革命造成的核心家庭之瓦解。与基督教力挽狂澜地捍卫家庭价值有所不同，大众文化的关心似乎更多地偏向没有父亲的家庭对子女成长的不利，试想在一个杀母的文化中、男孩都在单母亲家庭中成长，还得了！

4.谨防“爸爸陷阱”！

在1954年的《象宫鸯劫》（Elephant Walk ）里，年轻美貌的英国少妇露斯随同她的先生约翰前往锡兰继承他父亲的茶叶种植园。该产业幅员广大，却位于森林深处。他们抵达后，该地的老管家叮嘱约翰遵守他亡父的遗制：作为当地最大的地主，茶庄主人有招待地方上英国士绅的义务。约翰就忙于扮演这个角色，每天在大厦内举行室内马球游戏，参加游戏的客人都是男士，约翰从此疏忽娇妻。露斯已打算和约翰的好友狄克私奔，因瘟疫爆发而未能成行。最后，他们发现约翰的爸爸盖的大厦横亘在一条大象的行径之中，而象群终于起来把它推倒踏平。在爸爸的遗制化为一堆瓦砾后，约翰和露斯和好如初。该剧虽由好莱坞制作，但故事是英国背景。在本书的章节里，我们已大量列举美国背景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横亘在成人的异性恋这条“自然行径”上的障碍物是“妈妈”。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 ）一剧驰名国际。它于1949年发表并搬上舞台，1951年拍成电影，1985年拍成电视剧。 [1] 故事里，推销员威利·洛曼毕生靠梦想维持其事业和人生，他这股自命不凡的气概亦影响了两个儿子：比夫和哈皮。但威利已年迈，与时代脱节，仍沉溺于白日梦幻里。他逃避现实为众目共睹，并导致被公司解雇。到了最后一幕，比夫终于和爸爸摊牌，强迫他面对现实：“在这个家里，我们说真心话从不超出10分钟！”“我一事无成，因为你造成我气焰大，使我从不甘于听从任何人的指令！这是谁的错！”“爸！我这种人是一毛钱一打，你也一样！”“爸，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爸，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是怎样就是怎样，事情就这么简单。” [2] 威利心底久萌死志，驾车曾出过事，在终生自欺欺人的假局被大儿子戳破后，就出门驾车失事身亡，让比夫获取他的意外保险金，死掉比活着对儿子更有用。同样处于爸爸影子底下的小儿子哈皮，想法则与哥哥不同，认为自命不凡是对的，只是爸爸不济而已。他将来有可能超出爸爸，亦可能重蹈爸爸“小人物的悲剧”之覆辙。

这个故事对长幼角色的象征意义之安排，有点像巴金的《家》：老大陷入家长的圈套比较深，沦为陪葬物，幼弟跳出来比较容易。但也有故事把长幼角色的象征意义颠倒运用：大儿子在心理形势上足以和爸爸抗衡，比较容易形成“自我”，小儿子年幼脆弱，总是被爸爸笼罩，结果自己的道德人格无法形成。

1959年的电影《陷阱》（The Trap ） [3] 里，父亲是小镇的警长，大儿子要胜过父亲，遂远走他乡，过了几年回来，已经比爸爸风光，原来他当了黑社会老大的律师，显然故意和执法的爸爸唱对台戏。他还专挑了爸爸当警长的小镇，作为黑社会老大等待飞机偷渡出境的地点。他叫爸爸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年事已高的爸爸很气愤，却无能为力。但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引起误会，爸爸被黑社会人马枪杀。

事故发生后，主角立即改变立场，替亡父报仇，将黑社会老大绳之以法。在此关头，一向处于爸爸阴影底下，当爸爸的副警长的幼弟，对大哥眼红，梦想自己也有出头的一天，反而受黑社会老大贿赂，想协助他逃脱，结果身死名裂。幼弟的妻子原来是大哥的女朋友，大哥远走他乡，她无奈下嫁幼弟，但心中爱的还是大哥，在幼弟死亡后，自然回到大哥身边去。她等于是一份奖品，赏给最后的赢家，作为成功的“男子汉”的陪衬物。

故事里大儿子之“成功”，在于先否定父亲，再回头和父亲的执法理想认同，爸爸无法完成的事业，他却有能力去完成。在他代父执法的同时，等于又把第二位父亲——黑社会老大干掉。至于一直当爸爸之“副”的小儿子却终身处于“爸爸陷阱”里，没有成长，因此也就“死”掉。在美国文学里，“个性的丧失”几无例外地用“死亡”象征。

“爸爸”固然是角色楷模，但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爸爸的人格内容不论是好是坏，不一定对也具自身独特人格的儿子有利。下一代本身必须形成自己的人格以符合自身命运。山姆·夏普德（Sam Shepard）的剧本《得州巴黎》（Paris ,Texas ），借一个毁家出走的人之坎坷说出这番道理。

该剧本在1984年拍成电影。镜头一开始，拍一个流浪汉从一片荒原中走出来，想把破碎多年的人生重新收拾。第一步，他重访弟弟、弟媳，与寄养在他们家的儿子团聚，进而探问妻子下落。电影不直接交代他弟媳的背景，只让细心的观众听出她有欧洲口音，不是美国女子。这是编导布下的第一条线索。

情节的展开，亦让观众从两兄弟漫不经心的谈话里认识他们已故多年的父母：母亲来自得州的一个名曰“巴黎”的小地方，父亲就常拿此开玩笑，凡对人介绍妻子，都说她“来自巴黎”，令她很汗颜。这里透露出：他们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虽与很平凡的女子结婚，在幻想里却向往多姿多彩的人生。父亲的榜样潜移默化了兄弟俩。到最后，流浪汉找到了妻子，整个故事的原委遂水落石出。她居然是一个美艳出众的妇人，但因受不起婚姻破裂的打击，已堕落，操出卖色相的贱业。观众从两人谈话里，得知他俩过去的生活是要把每一时刻都化作高潮，“甚至把每次去食品店购物都变成一个节庆”。这样的生活自然无法维持，因此，一垮下来就整个碎掉。男的毁家出走，女的堕落。

该故事并非谴责上一代。兄弟俩的父亲有这样一个癖好，自己不觉，也没有强迫儿子们去模仿。他对小儿子的影响并无造成害处，后者受了爸爸的暗示，顶多与一位可能来自法国乡间、亦可能是瑞士法裔——与“巴黎”其实也只擦一点儿边——的女人结了婚。但父亲的癖性与大儿子的性格之间，却产生了有害的化学作用。

整个故事的信息是：一个人必须“找到自己”，消除盘踞在自己心灵上的另一人之幽灵，才能真正成长、获得新生。最后，流浪汉并没有与妻子复合，但人已清醒，踏上新的人生途径，他的妻子也摆脱皮肉生涯。在《得州巴黎》的叙事方式里，已故的“父亲”从无出场，他只是主角人格内容的一个沉淀层而已。连片名标示的地点，也只在一帧照片上出现一次：原来所谓“巴黎”，也是一片荒原！

在1998年的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 ）中，一家大公司领养了一个婴儿楚门，将他放置在一个编排的假环境中，把他的日常生活当作电视连续剧播放于全世界，让他成为最得人心的人物，而节目创作人则变成楚门的爸爸，他高踞在假世界上空形似月球的操纵室里，十分“关心”从小被他塑造的楚门，而且到后来真的父性大发，但楚门识破西洋景后，还是毅然离开这个别人为他安排的“伊甸园”。

《楚门的世界》是一个寓言，可能更多地在讽刺上帝和他创造物之间的关系。即使在今日的中国，也很难出现下一代是上一代牵线木偶的主题。无疑，上一代有意无意用“关心”来阻滞下一代成长之事仍会发生，但在“孝道”已经衰落的今天，后者与前者划清界限已较少出现心理障碍。西方人既然信仰每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得救方式”，并把成长等同于全面“分离与个体化”，这个断裂就会用较尖锐的“杀父”隐喻去表达。

2004年的《花园之州》（Garden State ）的氛围有点像1967年的《毕业生》，电影也用主角脸部的大特写，凸显他对周遭世界的疏离。《毕业生》里，在男主角毕业典礼后的庆功宴上，父母及其朋友辈对男主角本表达“关怀和期待”的那几幕被处理成十分可笑的场面，令观众印象深刻至今。《花园之州》里的安德鲁在他妈妈丧礼的餐会中对长辈的“关怀”也是这副反应。事实上，他被当心理医师的爸爸长期下药，让他远离痛苦，不要为曾导致妈妈瘫痪而自责过深。爸爸虽然出自一番好意，但安德鲁决定“解雇”他的爸爸，停止用药，恢复他自己的面目，纵使它是忧郁症也在所不惜。 [4]

[1]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在北京用中文把它搬上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大家皆不知“推销员”为何物，而故事则像是儿子在逼死父亲，在中国能引起多少共鸣？

[2] Arthur Miller,Death of a Salesma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9）,pp.131-133.

[3] 台湾的译名是《七里伏》，香港的译名是《杀机四伏》。

[4] 网络上的译名五花八门：《情归新泽西》《伤心快乐人》《美丽知己》。

5.抵制上一代的“杀子”图谋

1957年的《十二怒汉》（12 Angry Men ），故事乃12名陪审团员判决一宗案件。开始时11票对1票，判被告有罪，剧终时，整个局势被投反对票的一人扭转，以全体判被告无罪终场。故事原旨是解释美国司法精神：入人以罪，证据必须毫无疑点，稍有“合情合理的疑点”（reasonable doubt），罪名即不能成立。但故事里审的是杀父案，证据予人之印象乃被告始终不脱杀父嫌疑，只不过定罪的证据有疑点而已。快到结尾时，原先定他罪的十人被唱反调者说服，仅剩下一人还在作梗，到最后，他也崩溃，改变立场，并从口袋里掏出自己与儿子的合照，把它撕碎，承认心怀偏见：分明自己怨恨儿子不听话，却迁怒于杀父嫌疑犯，欲置诸死地而后快。显然，美国说故事者与听故事者，都比较同情“杀父”不赞许“杀子”。 [1]

1977年的《天意》（Providence ）是法国与瑞士合作产品，演员则是英美人士，足以说明“杀父”题材乃西方人共有。它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把想象和现实混杂。一位将死的年老作家，极力想完成最后一部小说，同时在跟他的两个儿子闹矛盾，长媳也被卷入其间。对爸爸不友善的长子在外面另有情妇，而长媳则与小叔有染。但长子的情妇和老作家回忆中的亡妻是同一人，因此这里又有弗洛伊德式“永恒三角”的弦外音。最后真相大白，是老人把小辈当作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编造故事。他的长子其实对爸爸很好，兄弟间感情亦不坏，儿媳的婚姻也很幸福。是到了生命尽头的老年人心怀辛酸，回忆起一生的憾事，与年轻人的快乐形成强烈对比，遂将自己的敌意外射，把他们想象成对己有“杀父”意图。在他想象的一个超现实的用餐场景中，他喝白酒，而他的长子则喝红酒。到了结尾，回到现实，是长子在喝象征“清白”的白酒，而老人则在啜饮象征“有罪”的红酒。

这个复杂的故事不能单做一重解释，但它的框架是用了弗洛伊德式“永恒三角”，并把它颠倒过来。在希腊神话里，俄狄浦斯之所以无意中把爸爸当陌路人杀掉，是因为爸爸拉伊俄斯（Laius）在儿子生下来后就把他丢弃，希望他死掉，儿子还是生存下来，后来却把爸爸当陌路人杀了。“俄狄浦斯情结”其实有它的反面：“拉伊俄斯情结”。

1982年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是科幻片。故事的场景是2019年的洛杉矶。其中一条重要的线索是复制人（replicants）面对他们的创造者：这些复制人只有四年的寿命，他们的领袖罗伊找上科学家泰里尔的门，希望他设法延长他们的寿命，泰里尔说他没办法改变原先的设计，罗伊就对泰里尔说他曾犯下很多罪行，希望这位“父亲”恕罪，不料后者不理会，还劝罗伊及时行乐，罗伊失望之余，就把这位“父亲”杀了。

1989年的电视剧《玫瑰兄弟会》（Brotherhood of the Rose ）是特务故事。它说美、苏及欧洲各国特务头子互相勾结，组成一个超国家的、特务之间彼此照顾的“玫瑰兄弟会”。他们的行动不为国家乃为自身利益服务。其中美国的一个特务头子从小收养孤儿作养子，把他们训练成忠于他个人的行动员，其中最出色的是一对兄弟。但有一次，养父矫政府命令，兄弟俩去执行，把本国的财政界要人杀掉。事后他们起了疑心，开始反抗爸爸，爸爸也要杀他们灭口。功夫还没到家的弟弟被爸爸杀死。哥哥则用爸爸教会他的那一套，把爸爸击败。本来可以取爸爸的老命，但最后则是当他的面把他累积多年的人事档案全摧毁，让他丧失控制他人的权力，令他生不如死。故事中自然少不了男女关系：哥哥与以色列女间谍谈恋爱，爸爸以纪律为名，令他停止，哥哥开始时服从爸爸的意旨，但与爸爸闹翻后，就心安理得地与女朋友搞“异性恋罗曼史”了。这当然也是一出人格成长剧。

在1992年的《阴间》（Netherworld ）的故事里，已死的爸爸想用巫术侵占儿子的身体，好让自己还魂，最后自然是被儿子击败，将爸爸的灵魂锁在一头鹦鹉身上。1990年的《莫蕊拉阴魂不散》则是女巫妈妈想借女儿的身体还魂的故事（详见第十章），其讯息相同，都是谴责上一代自私、图谋侵夺不属于自己的生命。在这类父子和母女可以相互替代的故事里，已经不具性别化特色，而只剩下代际矛盾，它基本上是反对孝道的。

在1989年的《变蝇人2》（The Fly,II ）里，上一部中因实验失事变成半蝇半人的科学家，留下遗腹子，被一所科学研究机关收养。机关主任待他如己出，养父与养子之间感情融洽。但养父其实是把养子当研究对象，同时利用他的头脑，解答他生父留下的问题：如何把一个物体分解成粒子，传送到另一个空间去。养父给养子一个高级居室，但暗地里装置录像机，侵犯他的隐私，录下他与女朋友做爱的经过，并且把他的女友赶走，全面控制他的生命。该青年成长到某年龄，也开始变形。养父早计算到这一步，遂静观其变，作为研究。养子终于逃走，他逃走前已找到解救自己的方程式，并把研究计划的计算机操作软件用一个暗码锁住。养父派人把他抓回来，盘问他的暗码。已经变成怪物的他进行反击，把养父的党徒消灭。最后，他抓了养父一起走进物体分解传送器，利用养父人类的遗传密码把自己变回人，把养父变成怪物。他发动分解传送器时，打开计算机操作软件的暗码原来是一个字：“爹”（DAD）。

1992年的科幻电影《换身人》（Freejack ） [2] 的故事亦类似。它说一个当权的老年人，人已死，还想夺取一个年轻人的身体，把自己寄存在计算机中的意识转移到他身上，以便与青年的女朋友谈恋爱。最后自然是年轻人反击，把老头子的意识洗掉，把他的“王国”接收过来，自然也赢得了两人争夺的女人。

[1] 该故事在2007年在俄国重拍，把教导美国司法制度的“合情合理的疑点”精神这一点全部忽视了，变成了提倡人道主义，而且设定被害人是无辜的，到最后，曾任职于苏联情报单位的陪审团主席还答应替受害者缉拿真凶。这样的改拍不知道有啥意思？

[2] 网络上亦译作《雷霆穿梭人》。

6.爸爸对儿子的心理摧残

在“虐待儿童”还没有变成时尚病态的往日，“被爸爸矮化”是常见的母题：爸爸的“伟大”形象压碎了儿子“渺小”的人格。它从反面论证：一个人不能超出爸爸的话，就会沦为输家。1956年的《攻击！》（Attack! ），以“二战”后期欧洲战场的凸角之役（the Battle of the Bulge）为背景。故事中的一名带兵官是懦夫，他领导无方，造成下属多人死亡，在形势不利时，又想冲出去投降，终于被下属击毙。事发后，官方想把他当作英勇阵亡处理，要给他死后授勋，暗示对杀长官者不予追究，但一名士官宁愿面对军法审判也要揭穿死者的懦夫实质。上面要替懦夫死亡事件粉饰，乃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原来身为名将的爸爸对他要求严厉，希望他成材，他不能胜任，造成终生在心理上被矮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儿童被父母虐待与性侵问题日趋警觉，这势必反映在文艺与影视作品中，而爸爸对儿子的“恨铁不成钢”亦被重新诠释。1980年的电视剧《戾气》（Rage ），描写被判刑的强奸犯之治疗过程。主角家有妻室，且已为人父，却外出强奸其他妇女，他犯罪显然不是为了解决性问题，而是为了发泄心中潜藏的一股戾气。在被关禁之始，他抗拒治疗，因为治疗会发掘他心灵深处的一个创伤。后来经心理医生敦促，才肯经历极大的痛楚重温过去的那一段回忆，并把一直镇压掉、被转移了对象的攻击性导回父母身上。原来，在他六岁那年，他爸爸去找情妇，把他也带去，为了培养他“男儿本色”，强迫他抚摸女人身上的性部位，他很怕，退缩，爸爸讥笑他“不中用”，他回家后，心里责怪妈妈是弱女子，不能在爸爸面前保护他。他后来的犯罪行为，一半是为了重振雄风，一半是迁怒“妈妈”那样的弱女子。

1989年的《心狠手辣》（Relentless ） [1] ，是一个有关心理变态的系列杀手的故事。杀手拥有一个失败的人格，成因是他儿时当警察的爸爸对他要求过严，强迫他在枪弹和爆炸物之间爬行，以培养男儿本色。他一生都够不上这个阳刚标准，于是形成心理残缺。这个故事谴责爸爸对儿童心理摧残，造成他日后用杀人来证明自己是男子汉。心理有病的凶手被消灭后，剧终的镜头拉到小餐馆壁上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1894—1978）的一幅画，内容是一个高大的警察与一个小孩面向餐柜台并排坐着的背影，具体形象化地道出主角心理被矮化。

至20世纪90年代初，时代风气已促成“虐童”（child abuse）和“心理损毁”（damaged）等新型叙事的面世。顺应时代潮流，重拍的蝙蝠侠与科学怪人故事都用上新型叙事，把坏人与恶魔的成因归咎上一代。在1992年的《蝙蝠侠归来》（Batman Returns ）中，坏人企鹅人（Mr.Penguin）之所以为非作歹，是因为生下来的时候相貌古怪，被父母遗弃在阴沟里，长大以后成为社会的边缘人，但他仍向往父母，到市政府查出生记录，找到父母的姓名后，去探望他们的坟地，但因心理扭曲，矢志要把全城每一家的长子或长女都杀掉。

1993年端纳电视网（TNT）重拍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说怪人刚被弗兰肯斯坦博士制造出来的时候，天真无邪，但博士来不及教导他，他已逃脱，因为相貌奇丑，又不懂事，到任何地方都被追杀，逐渐演变成恶魔，连他的创造者也追杀他。在一个受造物与创造者对决的场合里，恶魔像子女指控父母一般怒责博士：“你创造了我，但你什么都没有教导我！你有一切，我什么都没有！”

在这个时代精神照耀下，童年曾受虐是“多重人格错乱症”（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的成因这一点也变成美国的新医学教条，并立即反映在大众文化的气压测量计中。在1992年的《培养该隐》（Raising Cain ） [2] 这个故事里，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为了获得患人格分裂症的儿童样本，用亲儿子做实验，用非人待遇将他的人格分裂成几个。儿子长大以后，好的人格过结婚生子的正常生活，坏的人格曰“该隐”，他杀人、绑架儿童给爸爸做实验标本。但儿子的人格分裂不止两个，还有他爸爸意料不到的一个保护儿童的女性人格，“她”终于导引警方把坏蛋爸爸消灭掉。 [3] 这里其实已经含有“女性杀父”的成分，片子的制作年也确实落入这个时段里。

“多重人格错乱症”这个新医学教条在性别政治上的运作，常和90年代女权运动“打倒父权”的攻势配合。从前“男性角色楷模”是社会的表率，今日的说辞则变成：男性代表性与暴力，在有男人的家庭里，妇女和儿童都不安全。这种新论调有利于颠覆异性恋体制、瓦解核心家庭，以及让女人全面夺取“单亲家庭”的控制权。（这是属于本书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的内容。）

1995年的《勇敢者游戏》（Jumanji ）的故事没有像《培养该隐》这般变态，而是围绕一种儿童也适宜玩的游戏。男孩艾伦与爸爸失和，打算离家出走，却不料在玩“尤曼吉”游戏时被卷入游戏中的一座蛮荒森林里，过了26年他才被另一对玩游戏的男女孩童呼唤出来，但他们三人无法终止游戏，必须重新找回阿伦当年的玩伴莎拉（如今已变成一名成熟妇人）一起参加，但他们每走一步都唤来凶猛的野兽、险象环生，尤其阿伦掷的骰子唤来一名追杀他的猎人，直至最后艾伦把骰子掷在正确的格子里，并呼喊：“尤曼吉！”才令猎人消失、一切还原。他重新回到26年前（1969年）的童子阶段，和他爸爸山姆和好——那个追杀他的猎人原来就是他的爸爸！这个故事并无过分渲染虐孩讯息，但似乎暗示：一个人在比自己强势的另一人面前总会有一种“被追杀”感。因此，在美国这种“主权化的个体”（sovereign self）形成过程中，童年时代有否“受虐”该不是有无而是程度问题。

本节开头处讨论了《攻击！》这部电影，在过了40年后（1996年）拍摄的《家内战争》（The War at Home ） [4] 一片中，战场上的“懦夫”却对他爸爸提出指控。故事里，一个被征召入伍的青年从“越战”退役回到家里，一直精神恍惚，和家人不断闹矛盾。总是强作欢颜的妈妈从不理解儿子为何闷闷不乐，常外出的妹妹觉得“越南”是个屁，而爸爸则是威权主义者，对儿子的不振作越来越看不顺眼。诸般矛盾终于在感恩节家庭聚餐上爆发——这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推销员之死》里父子摊牌的戏码。儿子拿出一把手枪要干掉爸爸，说当年原可逃避兵役，但爸爸认为这是“没有荣誉心”的作风。儿子顺从爸爸才应召入伍，在“越战”中把一名已缴了械的敌人枪毙，从此心头滴血。在爸爸眼里，在战争中杀敌人是可预期的，儿子毋宁缺乏男子气概。为了突出这部片子的“杀父”性质：长官令他处决一名越共战俘，他下不了手，直至在幻觉中跪在地上的越共变成了他的爸爸后，才将他一枪毙命。如今他在老父家里，仍想干掉父亲。最后，儿子当然没有开枪把爸爸杀死，而是被逐出门墙。两相比较，《攻击！》这个1956年的故事是在树立男性角色楷模，它谴责不能承继父业的儿子歪种；换了《家内战争》角度看问题，50年代的那个懦夫其实是他爸爸的“受害者”。

2007年的动画片《贝奥武甫》（Beowulf ）把英国最古老的英雄传改编成当代美国的双亲战争和“虐童”控诉。原著由三组故事组成：哥特兰岛（Götaland）的英雄贝奥武甫前往丹麦替国王赫罗斯加（Hrothgar）除害，后者盖了一座饮宴厅，夜夜笙歌，招惹了洞穴怪格伦德尔（Grendel），他因无法共享，遂周时袭击饮宴厅，把一些宾客吃掉。贝奥武甫候他到来与他搏斗、断其一臂，格伦德尔逃归洞穴而死，却招惹他的妈妈前来报仇。第二组故事是贝奥武甫冒险前往魔窟，屠戮这位女妖。功成返乡的贝奥武甫不久当了国王，屠妖时代过了50年后，他的手下却在龙潭里取走一个金杯而招来一条火龙的袭击，这次他是与龙同归于尽，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当代美国版把格伦德尔变成国王赫罗斯加与水妖的私生子，他有过敏症，无法忍受欢宴的喧哗，因此是残障，他之攻击国王的饮宴厅乃国王将他遗弃招来的报应。贝奥武甫将他杀死，国王赏给他一个纪念自己曾屠龙而打造的金兽角饮酒器。格伦德尔的死招来他妈妈水妖的复仇，贝奥武甫深入她的洞穴去剿灭她，她却化身为一个美女，与英雄做交易：她可使贝奥武甫成为最伟大的国王，条件是他必须与她生一子以替代格伦德尔，并把金兽角饮酒器给她当作信物。贝奥武甫走出洞穴谎称完成任务，国王命他为继承人后就自杀了，贝奥武甫接收了王位与王后。多年后，贝奥武甫既拥王后，亦有情妇，却因曾与水妖交媾而不能生育（女妖把他的金兽角饮酒器拿走是否象征阉割？）。有一天，他的奴仆在沼泽中拾回金兽角饮酒器，当晚，一座村庄即遭火龙的袭击，该龙乃他与水妖所生，贝奥武甫赶赴洞穴欲归还金兽角饮酒器，女妖却不受，为了拯救他的王国，贝奥武甫遂与儿子同归于尽，火龙死后化回人形，贝奥武甫的部下却继续替国王圆谎，还在老百姓面前给他行了英雄的海上火船葬礼。美国版是用弗洛伊德的“永恒三角”重写了英国的古文学，然而此三角已朝单亲家庭方向倾斜，遂使这出家庭罗曼史充斥了两性和代间怨报、虐童、阉夫与王子复仇记。

[1] 网络上的译名是《日落杀手》和《杀戒大开》。

[2] 网络上的译名之一曰《危情羔羊》。

[3] 爸爸为了做科学实验而摧残儿子的主题仍见于李安2003年制作的《绿巨人浩克》（Hulk），故事中的遗传学实验家大卫为了改进人类的DNA，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没料到其副作用殃及仍在怀胎中的儿子布鲁斯，使他后来具有超人能力，但也因此不能过常人生活。最后的一幕是父子打斗，乃由于大卫的心理逐渐恶化为自大妄想，向儿子讨他那份特异功能。故事的压轴戏必须营造两位法力相当的角色做天惊地动的打斗，乃是噱头，故事已非正义的儿子歼灭邪恶的父亲，因为情节里真正的邪恶力量是军方与国防工业。这个故事并不是把父亲妖魔化，只是承袭了一个成语而已。

[4] 网络上的译名是《家庭战争》《家中的战争》。片名的含意是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如今是把战争带回家里来了。

7.父权的解构

从性别政治的需要出发，当代思潮对旧式“男性角色”提出质疑，认为它根本是建立在压迫妇孺的基础上。1998年被多方称誉的《折磨》（Afflictio ） [1] 一片，是20世纪90年代末仍流行控诉父权的经典作品。但它到底是从传统男性角度“杀父”，还是从女性角度“杀父”，却已经说不清楚。剧中并无重要的女角，故事至少在形式上是描写父子仇恨。男主角是一个人生处处不如意的乡间小镇警长韦德（Wade）。该镇平时很平静，他的工作沦为干杂务：在冬天铲铲雪，学生放学时在马路上做交通管制，等等。在镇上也无人尊重他，当他管制交通时恍了神，有一个镇民把他骂了一顿后开车直冲过去，他发出罚款单，对方径直告到镇长处，而镇长反怪执法者惹是生非。韦德在私生活里也是“输家”，他的妻子离他而去，并夺走了女儿的监护权，在他有限的访问女儿的时间里，虽然尽量讨好女儿，女儿却十分讨厌他。韦德有一个性情良好的女朋友，后来也离他而去。韦德似乎无处不碰壁。

在故事开头处，一位颇有头脸的镇民在向导陪同下，在雪林里猎鹿，自己却中枪死亡。平常只干低微工作的警长如今变得有案可办。一般公式化的美国故事写到这里，一定将它化为主角“自我拯救”的机会，让平常无人尊敬的他重振“男性雄风”——这个公式同期的就有1997年的史泰龙主演的《警察家园》（Cop Land ） [2] 可资借镜。《折磨》一剧的开展也让观众觉得背后大有文章：镇长和镇公所的一名官员阻止韦德继续办案，暗示有阴谋存在。韦德则表现英雄气概，把镇长的办公桌掀翻，辞职不干。为了和恶势力斗争，他在法外执法，把镇公所那名官员杀了。但雪林中的案子确实是意外死亡，而整件“阴谋”只存在于主角的妄想症中。

我阅读了97篇影评，没有一篇对这个情节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码”，有的还埋怨引人入胜的阴谋事件怎可如此不了了之。其实，该情节的目的是为了把传统男性化的“伸张正义”理想变成一个可怜的笑话。影评都孤立地看这个故事，没有把“执法”这个母题放入美国大众文化整体符号系统中去读解。传统上，“警长”是男性阳刚地维护正义的象征，他不能让恶势力在他掌控的地头上撒野。在开始时他或许被击败，甚至有点懦弱，但最后总是振作起来，成功地完成执法任务，并重建对自己地头的控制权。在美国故事里，“警长”有时也会是坏人，如此，他变成属于正面人物的主角之对立面：坏警长是当地的暴君，他树立的秩序是邪恶的秩序，从外地来的主角必须把他歼灭，以便重建正义的秩序。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是阳刚的对决。

但《折磨》一剧里的警长无力建立任何秩序——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如同他在私生活里也永远是“输家”一般。他从扭曲的“正义”动机出发，对事情的理解似是而非，最后用暴力解决问题，却自诩为阳刚表现。他已经变得“非理性”——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该因素，因为在正文章节里读者已阅读：美国文化的思维逻辑历来都是把“非理性”当作女性化，把心志失常的杀人犯的成因归咎于“妈妈”。但《折磨》的矛头是针对父权的，它从女性主义观点反客为主，将男性中心的话语加以改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故事对韦德这个人格的塑造暗示他心底有伤痕，好比他口腔里的一颗腐齿，他不去处理任由它腐烂，遂变成长期“折磨”。心底的创伤令他做人缺乏自尊，行动也变得乖张。这个逐渐瓦解的人格，电影用倒叙和韦德的幼弟之旁白申述缘由。他们哥儿俩在童年时常被爸爸殴打，酗酒的爸爸对妈妈也很粗暴。当爸爸向妈妈动粗时，作为长子的韦德想保护妈妈，被打得头破血流。“暴力”是家庭的传承，但幼弟似乎超脱了它的影响，他和妈妈一样在爸爸暴力面前无力还手。美国传统的“男性成长”是必须经过与爸爸对抗这一关，这个对决得站在自身的立足点上，而不是和妈妈认同，它是确立自我，而不是当另一位家长的打手。但在《折磨》一剧里，和妈妈一般逆来顺受的幼弟反而不受爸爸的沾染，他和妈妈两人都成了受难的圣徒；用保护弱女子来显示自己男儿性、敢于和爸爸对抗的长兄，在日后的人生里反而变得越来越像爸爸。

这种笔法应该是属于隐喻性质而不是在找因果关系，否则解释不了为何一个儿子心理受摧残而另一个儿子则幸免。但观众被灌输的是最新流行的“童年被虐”的社会教条，而这个“科学”理论则为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所掌握，用来对传统“男性的成人礼”施以颠覆。

戏到了下半场，韦德决定自己用手把腐齿拔掉。只见从镜子里反照出来的他那个扭曲的面孔，口腔大张、眼睛布满血丝、脸上泪水长流——所谓男子汉不怕痛的气概也被可怜地丑化。为了彻底“拔”掉心底的痛楚，他对爸爸也动了杀机，而场景则是童年时被爸爸痛殴的谷仓外的空地。在这场雪境戏里，爸爸知道韦德想捡起雪地上的枪把自己干掉，从邪恶的狞笑里挤出一声“恭喜”，意谓你已经继承了我的暴力衣钵，变得和我一样！

到了结局，心志失常的警长在杀了镇公所的官员后，逃回已亡故的爸爸的老家放火。只见他坐在客厅里，和亡父一般在酗酒，桌上放了一根枪，背后的大窗则框住背景里整个谷仓正在燃烧的镜头。这本来是一幅强有力的写照，偏偏出现幼弟的旁白，画蛇添足地说：这是“千百年以来男性的父子传承”之必然结局。这样的说教，使表达手法滑落“样板化”的政宣窠臼。

[1] 网络上的译名是《苦难》。

[2] 网络上的译名计有《警察帝国》《警察乐园》《地头龙》。

8.“男儿本色”的颠覆

在《折磨》一剧里，传统的男性“杀父”母题被20世纪90年代的女权意识改装，把父子相传的男性雄风变成暴力的传承。传统的男性杀父固然是暴力，但那是子承父业、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一代胜过一代的暴力，为文化主流所提倡，如今则这一整个传承遭到质疑甚至颠覆。这个攻势在进入21世纪后仍具动量，但已被小布什年代大众文化“重建父亲”的浪潮淹没。唯有掌握了“父权的解构”之系谱学，方能侦察出同类的作品，举一些例子，如2000年的《杀手无罪》（Panic ）、2001年的《死囚之舞》（Monster’sBall ）和2007年的《在伊拉谷地里》（In the Valley of Elah ） [1] 等。

《杀手无罪》的主角亚历克斯是职业杀手，他干的这一行是家传事业，从小由他爸爸迈克尔训练，他也一直遵从爸爸的指派去杀人，但显然心理已不能承受、想退出，格于父命难违才勉强撑下去，然而必须定期看心理医师接受治疗。他在诊所认识了年轻女子莎拉，产生爱慕之情。亚历克斯已进入中年，有妻小，因此只能与这个红颜知己保持若即若离，但莎拉似乎唤醒了亚历克斯的人性。他爸爸偏偏在此时下达指令处决他的心理治疗师帕克斯医生，亚历克斯正感到左右为难，却发现爸爸已开始训练小孙子山米用火器射击，和当年训练他成为杀手如出一辙，山米还不满10岁，亚历克斯即对迈克尔提出抗议，不料爷爷说是让孙子“胸口长一点毛”，言下之意乃培养他的“男子汉气概”。亚历克斯为了保护儿子不重蹈覆辙，遂与爸爸火并，把爸爸杀死，自己也中弹，在莎拉赶到之时咽气。

电影的文本似乎乃数种时尚公式之巧妙拼凑：它既让女性代表人性的呼唤，又用父亲为儿子牺牲性命的戏码迎合“重建父亲”的新潮流，它用职业杀手乃家传事业来讽喻暴力乃“男性的父子传承”，此外，在经女权意识如此改良、达到全面丑化男性传承之目的后，故事的情节安排仍能满足周而复始、历久弥新、乐此不疲的美国男性杀父需求。

一度用西部原野来烘托、击败罪恶的警长来象征、揭发城市黑暗的铁汉子私家侦探来刻画、英雄救美来予以强调的美国“男儿本色”，如今居然被狭窄化为“子承父业的专业暴力”。但居然还有比这个更狭窄的例子：在《死囚之舞》这部电影里，祖父孙三代都是狱卒，专职押解死囚走死刑甬道赴刑场，这是没有女性参加的职业（银幕上至少还曾有过女职业杀手）。孙子桑尼具“妇人之仁”，与祖父和父亲一起执行任务时，竟然无法走完全程，就呕吐起来，被他爸爸汉克责骂：“你像你妈妈一般软弱（You are weak like your mother）！”回家后，桑尼终于受不了爸爸的鄙夷而吞枪自尽。在举行官式葬礼时，全身穿制服的爷爷居然还说：“他太弱（He is weak）！”这似乎刻意把“铁石心肠”当作男儿的“铁汉子”本质。但为了更具说服力，就索性把“冥顽不灵”与“老年人”画上等号。在今日美国，如果你公然说出对妇女与黑人不敬的话，会吃不了兜着走，但公然把老年人等同于偏见与落伍是很安全的。

故事里的爷爷巴克思想狭隘得有点夸张，在进入新世纪后仍有这号人物，只能用他的高龄去解释。他是一个毫不遮掩的种族主义者，曾令儿子从他们家的物业上驱逐孙子的两名黑人小朋友。当儿子把一名死囚的黑人寡妇带回家，他这名新女朋友立即受到爷爷的侮辱。儿子遂把爸爸驱逐至养老院，并告诉院里的登记员说他根本不爱他爸爸，而老头子则悲鸣说没预料有如此下场。

这其实也是某一种意义的“杀父”。自从桑尼自杀后，汉克就对爸爸所代表的一切反感，包括他自己在内，因为他仇视一切人的态度正是从爸爸处学的。他把工作辞了，把制服烧了，另谋生计。巴克就责骂汉克是一个“放弃者”，完全像他的亡母，后者早已用自杀的方式“背叛”了她的老公，亦即爷爷他本人。汉克鄙视儿子像他的前妻般软弱，和巴克责骂汉克软弱得像他亡母是同一口径——都是鄙视妇女没有长睾丸——差异处是儿子至少在逼死了亲人后还懂得遗憾。

《在伊拉谷地里》则是如《家内战争》般的反战电影，也具侵略别人的国家结果把暴力带回老家的谴责，后者涉及“越战”，前者的背景则是仍在进行中的美军占领伊拉克。故事里，一名大兵从伊拉克调回来就被谋杀了，他曾任宪兵的退休老父汉克就协同民警艾米丽调查此案。死者身上至少被砍了40多刀，尸体被肢解，还被燃烧，因此开始时怀疑是凶残的毒贩所为，后来才查出乃战友行凶。这些人从伊拉克回来后都疯了，皆呈现“重大创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汉克的儿子迈克也不例外。在伊拉克的美国占领军怕受到狙击，有军令在驾驶时不准停车，迈克因此在巴格达街头碾毙了一名儿童，心灵受到创伤，回家后行为反常，与战友们打架身亡，因为战友们也充满战争的暴戾，才会捅了他40余刀，事后肢解与燃烧尸体则是掩埋罪证。

片中对男性予以全面丑化：艾米丽乃警局里唯一女性探员，本来只是交通警察，男同事们就当着她面说她陪上司睡觉才获升任探员。这些男同事都是体胖如猪、谈吐猥琐。艾米丽即使获升探员，仍受性别歧视，平常被派遣的任务也是处理虐杀动物案。迈克的谋杀案是她接的第一宗大案，因为当初案发场地是军方地头还是民地仍搞不清楚，局中没人愿接，她才获派该案。在办案期间，她仍得处理虐杀动物案件。有一妇人前来报案：她从伊拉克前线回来的丈夫当着儿子把家中的狗淹死在浴缸里。艾米丽无暇理会这类案件，但后来该妇人被丈夫淹死在浴缸里，艾米丽后悔莫及。这里或有暗示：在浴缸里淹死老婆者可能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曾奉令用水刑拷问战俘。于是片中反战与反男性的讯息遂一气呵成。

比这两层讯息更深一层的是对主流基督教文化的颠覆。死者的父亲汉克在协同办理迈克案子期间，曾被艾米丽邀至家中用晚餐，他以爷爷身份给艾米丽的孩子大卫讲睡前故事。他讲的是《圣经·旧约》里大卫王小时候“在伊拉谷地里”战胜并屠戮巨无霸歌利亚的传奇，并勉励小男孩必须像小大卫一般“无畏”。到了剧终时，小儿子要求母亲把这个《圣经》故事再讲一遍，并问大卫王是否真的“无畏”？艾米丽说他当然心存恐惧，只是强作掩饰罢了。这里涵示，传统男性必须以战争这一类不自然的行为来表现自身的“男儿本色”，其实导致心灵创伤。大卫王无法承担扫罗王给他属于国王本人的沉重盔甲，必须把它卸下才能出战，亦象征儿子无力承担父亲对他的“男子汉”要求。艾米丽曾在餐桌上对汉克说大卫出战歌利亚的故事是神话，在饭前必先祷告的基督徒汉克则坚持说该故事是真的。电影最后是把结束语留给了女性，虽然在更广大的美国这个结束语多有效则值得存疑。 [2]

本章到了此处，其实已涉及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一书的内容，但不包括这些内容，则无法顾及美国“男性杀父”母题的近期蜕变，也不能看清它的长期轨迹。 [3] 同样，如果不顺便提一下外国人模仿美国杀父题材的例子，也给人不完整的感觉。

[1] 网络上的译名是《震撼效应》。

[2]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自然大力攻击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但都非从反战立场出发，而是说他指挥不当或攻错对象。希拉里说她上台的话，会转而攻打伊朗；奥巴马则说他会对巴基斯坦用兵。他们公然反战的话，就变成示弱，遭致败选。我在美国亦目睹一所大学的女学长对学生致辞，大喊粗犷的校队口号，因为校队赢了全国性校际赛。

[3] 这些内容虽属于续篇，但它们与父亲在心理摧残儿子之主题似一脉相承，一路说下来有一气呵成之效，说明虐童的议题被女性主义接收。此外，万一《男性的邪恶王国》未能面世，这里也替它保留了一线思维。

附录的附录：画虎不成反类犬

除了美国女权运动把男性成人仪丑化之外，另外一种把美国“男性理想”变成笑话的改造，则是香港电影里的模仿，是无意而不是故意的。例如，由周润发主演的《纵横四海》（1991）也是讲两名被收养的孤儿，先从黑道的养父处学艺，到最后把他击败的故事。儿子们由顺从听话到反客为主，过程与《玫瑰兄弟会》如出一辙。但这部香港电影同时替养子们安排了一名当警察的第二养父，代表他们“正”的一面。

在刘德华主演的《五亿探长雷洛传2：父子情仇》（1991）里，儿子加入港府反贪污的廉政公署，专门对付身为总华探、把贪污制度化的爸爸，是因为心中愤恨爸爸遗弃了母子俩。1992年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大时代》里有儿子与生父在股票市场拼个你死我活的情节，或许为了强调到了金钱关头父子可以形同仇人，但故事仍得先安排生父对被他遗弃了的母子俩刻薄寡恩，儿子为了替妈妈报仇，才和爸爸恩断义绝。

如果美国传统故事把儿子和妈妈认同、站在她的立场上和爸爸敌对视作以阴乱阳、偏离正轨，人趋于非理性，势必行差踏错等，香港故事则南辕北辙，它反映的仍是家内母权对父权的大获全胜。而这种样式的“父子对决”，正是沙利文和威利极力警告儿子会沦为妈妈之过河小卒的那种“杀父”。 [1]

[1] 详见第四、五两章。

附录四　“杀母”意识渗入美国的犯罪学思维

我因为特别留意20世纪中期美国的“杀母”话语，在成书期间有机会重温1961年的电影《纽伦堡的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 ） [1] ，发现一个先前忽略的情节。片子描述战胜的盟国审判纳粹战犯，美方检察官召来一名纳粹德国“阉割法”的受害者作为控方证人。辩方的策略则是引用美国某些州也曾通过“阉割法”的先例，辩称该证人的不幸遭遇乃取决于弱智能，而非政治迫害。当控方证人答非所问，反而当庭从口袋里拿出他亡母的照片展示，法官纵使由美国人充任，也只得认可辩方的“该证人心智失常”的反驳，而不理会证人抗议说他是惨遭阉割后才变成今天这副样子的。 [2]

有“母亲情结”者不只是证词不被信用，他们简直就是潜在的罪犯。在1954年，著名的犯罪学家大卫·亚伯拉罕森（David Abrahamsen）指出罪犯童年多有受家庭成员虐待的经验，“尤其是由严厉、残酷或虐待狂母亲带大的，她们显然在男孩身上栽培了不安全感，令他们害怕女人。因为虐待狂的攻击性乃彼等之家常便饭，这些男孩成长时心中就有了女人必须用强力才能得到的观念。”耐人寻味者，该类男人结婚时都选择“如他们母亲般具攻击性和虐待狂属性的妻子”，这类选择反映了这些男人的“被虐狂式的被动依赖性”（masochistic passive dependency）。 [3] 从本书正文的多处论证中，读者已获悉“被动”在美国是一个相当负面的词，它之被病态化，乃顺理成章之事。

亚伯拉罕森的研究对象表面具攻击性，心底里却因正常的男儿性受阻于自身被虐狂需求而无从发挥，心生挫折，恶化为暴力倾向。男人这个表面的倾向让人们以为他们的妻子才是被虐者，但既然一方要打、另一方愿被打，该配合完美无间才对，为什么会出问题？问题出在：“他的”男儿攻击性固然是假性的，而“她的”顺从性也是表面文章。亚伯拉罕森在对8名强奸犯的妻子进行罗夏墨渍心理测验后，做出总结：

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性犯罪者的妻子们对她们的男人表面上顺从，甚至表现喜欢被虐，但潜在地否定她们的女儿本性，并呈现攻击式的男儿导向；她们无意识地欢迎［男方的］性攻击，但反应方式是冷淡和拒绝。她们刺激丈夫们去试图做自我证明，但这类试图必然以挫折告终，反增加丈夫们对自身男儿性的怀疑。妻子之作风不知不觉地延续了性犯罪者和他母亲的那种关系。毋庸置疑，由妻子造成的性挫折是强奸的导因之一，而强奸不妨被视作迫使一个既挑逗又拒绝的母亲就范之试图的心理移置作用。 [4]

这里弹的仍是老调：两性没把“性别角色”扮演好，导致社会失序，而男性扮演不了自己的角色，又与女性之过度“阳具化”有关。在母子不平等的关系里，这个说词则演绎为“儿子被妈妈阉割了”！

在现实统计数字里男性杀人犯罪率固然高出女性很多，但是美国犯罪心理学把这类罪犯“女性化”。1969年，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卡约·塞克斯顿（Patricia Cayo Sexton）提出男孩在学校里功课好、尊敬老师、听妈妈话、喜爱文艺、阅读课外书籍，而喜爱的运动不超出网球一类，就有“女性化”嫌疑的奇谈怪论。 [5] 她那部主张教育改革的著作《女性化的男人》，是如此开头的：

谋杀通常是文静的“好人”干的。［行刺罗伯特·肯尼迪的］西尔汉（Sirhan）和［行刺肯尼迪总统的］奥斯瓦尔德（Oswald），两者都在母亲的阴影底下长大，成为沉默而自制的男人和孝顺的儿子。异化于同伴、父亲，以及正常的男性间交往，他们加入一个正在快速增长的队伍——“女性化的男人”——这些人的正常男性冲动遭压抑，或因过分暴露在女性规范下而畸形化。这类刺客挑的行刺对象总是最雄健的男子，后者所象征的正是前者的男性缺陷。刺客在这个雄健性面前并无竞争风险。他的受害人在狙击者的子弹面前毫无防卫、无法做出自卫的反击。这是便宜的胜利，既没有挑战者也不须冒被击败的风险。 [6]

在20世纪60年代，当“波士顿扼杀犯”（Boston Strangler）这桩大案还在侦查期间，警方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形下，已开始悬想杀手的动机与仇母有关。而根据该案改编的电影《扼杀犯》的开场白则说：故事里对凶犯的诠释，乃以各大城市警察局档案以及心理学家的说法为参考。 [7] 所谓“心理学家”，自然又是“坏母亲派”一流。在1976—1977年，纽约亦发生一宗系列杀人的“山姆的儿子”（Son of Sam）大案，他专挑褐色长发女子下手。杀人犯大卫·伯科威茨（David Berkowitz）落网后，研究他的人也用一些和妈妈有关的琐事去分析他的杀人动机。据说他的心智失常和他以为生母是被自己咒死有关：他的生母与情夫交媾，怀了他，情夫威胁说不把他拿掉就断绝关系，妈妈只好把他过继给伯科威茨家，继父继母为了不让他知道自己是被遗弃的，就骗他说母亲因难产而死，结果反而造成了他的心灵创伤。在领养家庭中，他过分依附继母，为了消除竞争对象，把她的一只长尾小鹦鹉毒死。当养母于1967年死于癌症，他伤心欲绝，学业成绩暴跌，宗教信仰动摇，并开始幻想养母的死亡是一个摧毁他的阴谋，果然，继父于1971年与另一女子结婚，双双退休至佛罗里达，把他遗弃在纽约。大卫可以说三番四次被女人所害：他一生仅有一次性经验是从军时光顾一名韩国妓女，留下的唯一纪念是染了性病。 [8]

把系列杀手的成因咎于妈妈亦影响美国法庭之判案。从1977至1978年，洛杉矶曾出现一连串“山边扼杀犯”（Hillside Strangler）的作案，有10名少女被奸杀，裸尸被弃置公路边的山坡，作案者乃两名表兄弟，其中一人肯尼斯·比安奇（Kenneth Alessio Bianchi）搬迁到华盛顿州某市后又做了两宗，被捕获，警方才发现与洛杉矶的案件有关联。但比安奇似乎呈现双重人格，平常行为良好，作案的是另一人格。他的律师就将他11岁时与妈妈一起去看心理医生的记录翻出来，显示他有极端依赖妈妈的倾向，但因此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把敌意控制与掩藏”，他“竭尽所能地取悦他妈妈，但她总是不满足”。辩方律师不择手段替当事人脱罪，可以理解，但连四名心理医生亦支持此说，尤其是法庭聘请（理论上该较中立）的那位补充说：犯人童年时爸爸常在赌马场把月薪输掉，妈妈就将怨气发泄在儿子身上，导致他心理发展出问题。警方不服，另聘催眠师，才侦破比安奇伪装多重人格，终于把他定罪。 [9] 至于那名法庭的心理顾问描述的妈妈行径，恐怕天下大多数妈妈皆有，在缺乏保障下一代权益观念的中国尤然，但在美国居然可以成为替系列杀手脱罪的“科学”凭证！

美国这套犯罪学是历久而不衰。2001年发表的《天生邪恶》一书，是有关一名系列杀人犯的报告文学。书中把该人归入一个典型的类，也可以说是美国特有的罪犯型，并举出了一系列的例案。例如，爱德·肯姆帕尔三世（Ed Kemper III，1948—）从小虐待动物，他16岁杀害了祖父母，从少年管训所出来后又杀了6名年轻女子，在被捕前则把母亲也杀掉。一般系列杀手的心理轮廓包括童年受过性侵或乱伦。例如，桑提·金米斯（Sante Kimes，1934—2014）和她的儿子肯尼（Kenny）乃母子二人杀人组，而妈妈是用与儿子发生关系的方式控制他的。“滥用性质的母子关系通常是系列杀手的起因。当杀人犯从他的妈妈或往往是双亲开始大开杀戒或以此收场，这个报复遂含有诗意。” [10] 爱德·肯姆帕尔三世告诉警察：他把妈妈断头后，进行尸奸，然后将她的头颅放在壁炉架上当作掷飞镖的鹄的，因为他成长时长得太高，她不喜欢，遂把他关在地窖里。例如，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1941—1966）于1966年在得州大学奥斯汀校园进行大屠杀的那天是从杀死母亲开始的。例如1998年的吉普·金克尔（Kip Kinkel，1982—）的中学大屠杀则从干掉双亲开始。又例如1960年一宗名案之元凶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1934—）的母亲是妓女，生下孩子后连名字都不给他取，据说还用他换取了一大罐啤酒，后来他搬去和叔叔婶婶住，他们称他为“娘娘腔”，要他穿女装去上学。还例如70年代的杀人狂约瑟夫·卡林格尔（Joseph Kallinger，1935—1996）童年时遭继父母虐待，骗他说他的性器官不会成长，并且在火上烘烤他的手。书中自然不会漏掉《惊魂记》一剧所本的爱德·盖恩案。虽然也有少数受到父亲虐待的例子，作者仍引用一位犯罪学权威做总结：“我们发现系列杀手总与他们的母亲发生不寻常或不自然的关系。” [11] 用如许多的系列杀人犯作为背景来衬托，《天生邪恶》一书的主角则是哈登·艾尔文·克拉克（Hadden Irving Clark，1951—）。他目前在服无期徒刑，作者访问他，问他变成杀人犯是天生的还是父母造成的，他毫不犹豫回答是“父母”，当被进一步追问谁责任最大，他立即回答是“母亲”。 [12]

在美国犯罪学里，仇母论涵盖的领域不限于解释系列杀人犯的成因，应用范围广泛得难以想象，然而透露的却是美国犯罪学想象之贫乏。20世纪70年代末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犯案的一名系列强奸犯落网后，整个事件的经过被一位作家写成书，在1983年出版，名曰“儿子”（Son）：他从小处于妈妈的淫威底下，因此找强奸对象发泄怒火而非性欲。 [13] 该故事在1991年搬上电视时，名称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母亲之罪》（Sins of the Mother ）。2002年加州莫德斯托（Modesto）市的斯科特·皮特森（Scott Peterson）的一尸两命杀妻案，到了大众心理学著作里，也变成母亲之罪，虽然如今已经用童年时代在情感上受虐待的时代话语包装：他长期处于无爱心的母亲底下，害怕被遗弃，遂养成口是心非的人格，同时不信任家庭关系，因此当妻子怀孕、面临将成为当父亲的前景时，就动了杀机。 [14]

前面已指出：在现实统计数字里男性杀人犯罪率高出女性多多，但美国犯罪心理学倾向把这类罪犯“阴性化”。 [15] 当女权渐涨，这类幽暗的心灵不再被允许做女性化归类，仍不妨碍它被判为“妈妈的不良影响”，这个犯罪学思维在美国大众文化里的反映有目共睹。然而，大众文化里的犯罪人物不拘一格。例如，经济罪犯的造型是白领阶级，传统上以男性在外就职居多，纵使不涉及杀人，冷静的头脑与敢作敢为仍为男性特征，但这个类型不直接涉及暴力，较少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框范。另一类罪犯——黑道人物则是纯阳刚的，在银幕上，他们的作为乃观众从心底欣羡但实际上不敢为者，例如不吃眼前亏、无须忍气吞声、以牙还牙、藐视权威、逍遥法外，黑道的领袖人物尤其是“超男”（alpha-male）的典型，也唯有他们才摆得平最野性的女人。黑道电影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文类，与对“超男”理想的向往有关。

相形之下，心灵被“妈妈化”的病态杀手则具令美国人极度不安的“阴”素。与经济犯和黑道等职业化罪犯不同，处于“妈妈”阴影底下的变态杀手与行业无关，他是一种人格缺陷，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此潜能，他可以是一名学生，也可以是上门来替你修理水管的匠人，甚至可以是一名警察。经济罪犯与黑道甚至江洋大盗、中南美洲毒枭虽然到了剧终处必须伏法，以对社会观众有所交代，但这些人总有成为“赢家”的企图心。至于“妈妈”阴影笼罩下的病态杀手，在前提上就是一个“输家”：他的情感状态困陷于人生早期、个体化失败，与成人的“现实”脱节，在人格出现严重缺陷的情形下，其“性别”无法形成，因此在“异性恋”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面前束手无策，必须诉诸杀害妇女的下策。心灵幽暗文类在美国大众文化里蔚为大宗，恐怕也是透露了心理的另一个结。

[1] 此片港译《劫后升平》。

[2] 和一听到“妈妈”法庭就判其证词无效的美国反应相反，香港电影则有只需打出“母亲牌”官司必赢的情节。在《法外情》（1985）与《法内情》（1988）的故事里，一个当妓女的妈妈，把用自己肉体赚来的钱以不出面方式，托他人将儿子养大，送去英国留学，儿子回来变成皇家大律师，但这段秘密为一名警界败类知悉，对她频频进行勒索，她为了筹款，去骗赌，结果手指被打断，又被坏人拳打脚踢。妇人唯有把警员杀死，电影安排大律师儿子为他不认识的母亲辩护，待儿子发现了真相，遂用枉法手段（收买证人作假证）试图胜诉，事情败露，最后遂诉诸“公堂认母”这一招，果然，不但赢取了全体陪审团同情，连怀有敌意的检察官与法官都唯有认输。在中国人面前，只要祭起“事母至孝”这件法宝，就变成所向无敌。上述题材如果有代表性的话，即反映出香港纵使表面上有法治，但中国人心理深层仍然是母子二人的私人关系盖过一切。

[3] David Abrahamsen,The Psychology of Cr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pp.160-161.

[4] Ibid.,p.165.

[5] Patricia Cayo Sexton,The Feminized Male:Classrooms,White Collars&the Decline of Manliness（New York：Random House,1969）,pp.13,14,16,38,44.

[6] Ibid.,p.3.

[7] 这部1964年的制作在第八章中有摘要与分析。

[8] Marilyn Bardsley,“Son of Sam”,True TV Crime Library,www.trutv.com/library/crime/serial_killers/notorious/berkowitz/19.html.

[9] 根据1984年的记录片The Mind of a Murderer。

[10] Adrian Havill,Born Evil:A True Story of Cannibalism and Serial Murd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1）,p.3.

[11] Ibid.,p.5.

[12] Ibid.,p.271.

[13] Jack Olsen,Son:A Psychopath and His Victims（New York:Dell Publishing,1983）.

[14] Kenneth Ablow,Inside the Mind of Scott Peterson（St.Martin’s Paperbacks,2005）.

[15] 前引卡若一书为了举证男性犯罪与“女性化”有关，列举了1966年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500万人被捕者中88%是男性，男性占谋杀罪的83%、过失杀人罪的88%、捣毁物品的94%、非法藏械的93%、犯与毒品有关罪的86%、酗酒的93%、性犯罪的86%、攻击罪的87%。Cf.Cayo,The Feminized Male,p.8.

附录五　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至20世纪末）

前言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是美国“男性杀母”幻想高峰期，也是大众文化里“杀母”意象的原创期。至70年代，美国的女性也起而效尤，流行起一阵“女性杀母”热潮（详见第九章）。进入80年代后，女权意识逐渐将大众想象推展至“杀夫”阶段，但这并无碍于文化媒体不断把“男性杀母”翻炒，它如今可用来解释男性仇视女性之根深蒂固，替女性主义服务。至此时，它已成为一种电影意象成语（cinematic idiom），编剧不加思索，把一个人格的失败、变态都归咎于“妈妈”。在本章附录里，我们采取编年史与种类整理双管齐下的格式。

1.大众想象里一类历久不衰的犯罪型人格

附录四已指出：在现实里，明明是男性的犯罪率高于女性，美国的刑事学思想却把男性的犯罪心理阴性化，而且总离不了“妈妈”因素。本节即在美国大众文化里追踪该一脉络的思想。

1975年的《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 ）乃银行里发生劫持人质案，劫持者桑尼的妈妈通过电话向他恳求，却在这种危机时刻仍在质询儿子的性生活，唠叨他为什么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还和老婆睡？还对儿子说：“为什么去抢银行？要钱来问我便行了！”桑尼的爸爸在旁听了，不无挖苦地说：“有一个蠢货妈妈，谁还去抢银行！”此桥段承袭1960年《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 ）里杰米与他妈妈的丑剧系谱（详见第八章）。

1980年的《杀人狂魔》（Maniac ）是对希区柯克的《惊魂记》的廉价剽窃，却因此获得邪典电影的地位。 [1] 患恋母狂的变态杀人魔弗兰克夜出行动、杀害女子，将她们的头皮剥下来带回家里、套在木偶模特儿头上，然后像幼儿般依偎着它，有一幕甚至用手铐把自己和木偶铐在一起。在弗兰克住的地下室里，有几尊头戴沾血头皮的模特儿透露他的恋母狂，还有由众多蜡烛供着母亲的遗像，布置仿如神龛。《惊魂记》中的患人格分裂症的罪犯是用男音和老妇人的口音对话的，《杀人狂魔》制作成本低，遂由男角喃喃自语进行对话，“母亲”一方的谈吐典型地刻画她的黏缠，例如“我警告过你今晚不要外出！”“你被捕了我怎么办？”《杀人狂魔》对《惊魂记》的抄袭近乎戏拟，因为像样一点的系列杀手剧本都会让系列凶杀案呈现一个签名式，但弗兰克的作案每次都不一样，从扼杀到用陆军作战步枪上的军刀再到用滑膛枪射击在车中幽会的男女——后一例简直如1976年纽约的“山姆的儿子”一案。而且，他亦不像心灵幽暗的孤独者，因为他还可以到社交场合去勾引女性，基本上不符合缺乏进行异性恋的心理资源的变态杀手。此片之所以成为“邪典”，正因为它不理会人物造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合理性，纯粹卖弄血腥，却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占了一席之位。 [2]

1983年的《天生一对》（Two of A Kind ） [3] ，故事根本不是谈母子关系的，它说上帝要毁灭世界，除非这个世间上有一对男女——剧中的男女主角——肯互相为对方牺牲，上帝才会回心转意。女主角先为男主角做出了牺牲，最后是男的为女方牺牲的机会来临：女主角被一个疯汉抢劫犯劫持，男主角去抢救，代她挨了一枪。这个疯汉据说只抢劫11元1毛2分，为了买一张公共汽车票，从纽约回到纽瓦克（Newark）看他的妈妈。在场的一名警察听闻，即惊呼：“我们手上又多了一名神经汉（We have a luny on our hands）！”

1984年的《双面天使》（Angel ）故事有关雏妓，涉及一名专向妓女下毒手的精神病杀手，有一幕是描写他面对妓女时不能进行性事，另一幕他煮熟了鸡蛋正要吃，但看到他儿时与妈妈一起拍的照片，照片上他是小孩子，被高大的妈妈矮化，就发狂般——用香港广东话“发茅”更能恰当形容他的动作——将带壳的鸡蛋在嘴边按碎掉。于是，短短两个意象，加起来顶多两分钟，就交代了一个精神病杀手之心理。

1983年制作的《死亡地带》（Dead Zone ） [4] ，故事始于男主角出车祸。他长期昏迷，醒来后却获得特异功能，既能预见未来，也能目睹已发生事故之现场。很多人找他帮忙，有一次警方也请他协助，去破一连串年轻女子被杀的案件。他能在脑海中重现案件正在发生的现场，那个系列杀手原来是一名警员。当主角陪同警长到该警员家去逮他时，开门的是他妈妈，从她的神情可看出她早已心知肚明，甚至纵容包庇，阻挡警方办案。警方强行上楼，儿子吞剪刀自杀，妈妈则用手枪攻击办案人员，终于也被击毙。警方突击宅第，镜头拍到凶手的睡房，儿时的玩具还堆积在那儿——完全是抄袭《惊魂记》里诺曼·贝茨睡房的摆设。

1986年的《空中小姐训练学校》（Stewardess School ） [5] 是低劣的胡闹电影，其中一幕描写乘客中有一名恐怖分子，他准备在飞机上引爆炸弹，他的炸药都用胶布贴在身上，引线与时钟则放在手提包里，他怕身上炸药被人发现，手提包抱在胸前不放，空中小姐想替他放好，他死抓住，神经兮兮地说：“里面是给妈妈的礼物！”就那么一句话，已点出一个心智失衡的坏人。

1987年的《睡房之窗》（The Bedroom Window ） [6] 亦诉诸简单无比的公式化。男主角跟踪一名攻击女性（后来也杀人）的罪犯到他的家外，只看见在窗上闪出另一名中年妇女的身影，传来一阵恶狠狠的叫骂声，斥责他回家过晚。这个只有几秒钟的镜头，交代了精神病杀手的家庭背景：他到了成人阶段，还没有和女人同居，反而是跟妈妈住在一起，而他妈妈又十分霸道。同一个意象成语也出现于1989年的《回到未来2》（Back to the Future ，Part Ⅱ）：一个镜头有关那个欺负人的“大个子先生”，描写他满脸怒容地从家中走出来，屋内则传出他妈妈或祖母恶狠狠的叫骂声。

美国电影也把“杀母”当作喜剧。在1987年的《把妈妈推下火车》（Throw Momma From the Train ） [7] 中，一个被恶妇型妈妈滥用的小丈夫——由身高不足5英尺的丹尼·德维托（Danny DeVito）扮演——建议与一名痛恨前妻的男子交换谋杀对象。他未经后者同意，就擅自把他的前妻推了下海，并强迫对方也去履行约言。 [8] 但既然是喜剧，掉下海里的女子自然被人救起，把妈妈推下火车的图谋也不成功。故事以计划杀母的小男人把整个过程写成一部连环画儿童文学告终。这到底是美国式黑色幽默，还是连杀母也变成了“儿童文学”的题材？

1988年的《晚会热线》（Party Line ）是很拙劣的产品，它说一对姐弟合作诈骗钱财，搞“仙人跳”，由姐姐陪男人睡觉，冒充丈夫的弟弟则前往抓奸。故事用现成的公式勾画这类有问题的人格，描写他们私底下为了维持心理平衡做出的变态行径：姐弟二人假拟母子关系，弟弟说自己是“坏孩子”，要求“妈妈”责打，于是姐姐就权充“妈妈”，把他凌辱一顿，在这种被虐狂场合中，弟弟又同时搞性别倒错，身穿女装，享受凌辱。

1987年一部西班牙制作的电影《凶眼》（Anguish ），又是一个受妈妈控制的精神病杀手的故事。它说一个人被妈妈用催眠术迷了魂，与妈妈“变成一体”，受妈妈之命杀害无辜者，把他们的眼睛割下来，献给妈妈，老妈幻想自己是眼科医生，能治疗她行将眼瞎的儿子。他大部分行凶的地点是电影院。在黑暗中，他从后座把前座的看众捅死，然后挖他们的眼睛。这样的情节，其效果是令在电影院中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对自己后座的看客心中感到发毛。到了将结尾时，整个故事果然只是电影院中放映的一部电影，片名《老妈》（The Mommy ）。但这时观众中有一位真的恋母狂精神病患者，受了电影的启示，开始乱杀人，而且事先把出口的大门都堵死，造成戏里戏外的观众很大的惊惶。最后警方赶到，凶手则在台上大呼：“妈妈，我是坏孩子，我现在回到你的身边！”这部电影虽然是西班牙制作，但演员都是美国人，故事地点也是美国某城市的一所电影院，因此并不反映崇拜母亲的拉丁文化，反而是借一个陈腐的美国电影主题，传达一个在美国文化中才有可信度的故事，也是题材荒底下对一类观众熟悉的题材之戏拟。

显然，精神失常的杀手之成因，少不了“妈妈”。在1989年的《耀武扬威》（The January Man ）中，一名系列杀手按月份杀害女性，他总是用蓝丝带勒死她们。办理该案的人员遂猜测杀人者的动机：“他对女人怀有很多愤怒，蓝丝带是奖赏［指包扎礼物用］，可能妈妈奖赏了儿子，令他感到窒息，也可能妈妈不断的奖赏制造了令他窒息的感觉……”这里用来解释精神病杀手之成因并非妈妈的霸道、造成儿子性别错乱一类，而是她太多的善意，令儿子无以为报——这个母题曾在《笼中的夫人》中出现过。 [9] 对东亚的观众仍有解释的必要：美国人视欠别人过多的人情债为受制于人。

1992年的《盲视》（Blind Vision ），则用观众已习以为常的意象成语故布疑阵，故事说一个心理垮掉的男子，终生不敢接近女性。他暗恋一位性感女子，却不敢追求，只用望远镜偷看她脱衣。 [10] 他妈妈打电话来，他接听时诚惶诚恐，而妈妈型的女房东阴阴森森的，亦对他虎视眈眈。这一连串意象，都是塑造精神病杀手意象的现成配料。他暗恋的女子的男朋友在两人行完房事（整个过程他又用望远镜偷看到）后走出门，被袭击死亡，观众心目中最大的嫌疑犯不是他就是他的女房东。但故事的发展违反观众的期待：凶手原来是该女的前夫，而暗恋该女的男主角则力图保护她，到后来反而失手把那位真凶前夫杀了。

在1990年的《幼儿园特警》（Kindergarten Cop ） [11] 这部电影里，阿诺·施瓦辛格饰演一名警员，到一个小城镇的幼儿园当老师卧底，为了追寻杀人凶犯柯伦夹赃款潜逃的妻子。柯伦已被关押待审，他老妈埃莉娜却让证人吸毒过度致死。柯伦出狱了，对妈妈说：“我爱你！”老妈说：“儿子，我们又是一家人了！”他们一起前往小镇去绑架被柯伦前妻带走的儿子小柯伦。故事为悍匪配备这名更凶悍的老妈，的确营造了极佳戏剧效果。柯伦在幼儿园辨认出儿子后，进入车里通知老妈，老妈见他口含雪茄就把它拿掉，谴责说烟雾对儿童有害，却在告诫的同时给了柯伦一支手枪、准备绑架。后来柯伦固然被击毙，但几乎将主角阿诺与他的队友杀死的是更凶悍的老妈埃莉娜。片中把头发扎成一束马尾的悍匪柯伦描绘成凶狠但心理上不稳当的男人：在发现孙子行踪后，埃莉娜就到药房中买很多预防药，当柯伦看到其中包括插肛门的量体温计，即抗议说孩子并没生病，老妈说为防患于未然，柯伦愤愤地说：“老妈！你会将他没病弄成有病！你多年来就是将这些东西硬塞入我体内，我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老妈回敬说：“你因此才平安无恙！”平常杀人不眨眼的柯伦为之气结，无奈地转向药剂师摊手表示词穷语塞。这场由肛门量体温计勾起的无法磨灭的心头疙瘩，令人想起1969年的《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 ）中堕落为男妓的男主角的回忆意识流：他过去遭集体鸡奸的回忆片段瞬即化为小时候妈妈在打他的屁股，再变成妈妈用一根洗肠的管子捅进他的屁眼。 [12]

1991年的《野心》（Ambition ） [13] 里，一位作家研究一名曾轰动一时的系列杀手。为了使自己的书一夜之间成名，就把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杀手聘为雇员。该人已经改造，不再杀人，作家却模仿他杀人，然后栽赃于他，希望自己的研究对象再次造成轰动。有一次他居然对受害人如此说：“我们两人都是被妈妈吓坏的，令我们对人产生害怕。”

同年的《外交豁免权》（Diplomatic Immunity ） [14] ，说拉丁美洲驻美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心理变态，杀害他约会的美国少女，目的只是把女性死亡的样子拍成艺术照片。美国官方把他放了，死者的父亲则追到他的原居地，为女儿报仇。该凶手是被他妈妈——一名贵妇人宠坏的，而且毫不掩饰表现乱伦式恋母情结，有一幕形容他吻妈妈的脚，想挤上她的床，被妈妈一脚踢下去。后来他妈妈被一箭穿心而死，他则兴致勃勃地拍她死亡样子的“艺术”照片。

同年的《巴黎斯·托劳特》（Paris Trout ） [15] ，说美国旧南方的一名放债者，到黑人家庭收债时，随意开枪杀人。他以为黑人杀杀无所谓，法律不会制裁他的。但因为受害者是儿童，为社会所不容，连他的老婆与他的辩方律师都背弃他。他最后感到世上只有他和妈妈两人是相依为命的，就从病院中把他瘫痪的妈妈接出来，一枪把她打死，然后自杀。

同期有线电视电影的三流作品：1991年的《红色天使》（Angel in Red ）与1992年的《黑带》（Blackbelt ）中的系列杀手，其成因一为仇母，一为恋母（这两者是同一情结的两面）。前者在对女人施暴时，把她想象成自己的妈妈。后者杀害妇女，把她们戴戒指的手指割下来，陈列在家里一座供奉亡母的神坛前，最后他把自己的一根手指也割下来，象征自宫。

1991年又翻拍1956年的电影《死前一吻》（A Kiss Before Dying ），但对艾拉·雷文原著的偏离则一。雷文1953年的小说曾毫不含混地将穷小子挖空心思与富家女结婚并杀害她们的动机归因于满足妈妈的“望子成龙”愿望 [16] ，但雷文似乎走在时代前端，1956年电影版还没来得及乘搭上60年代的“杀母”狂潮，片子里顶多让那个专杀害未婚妻的狼心狗肺之徒说“男孩的最好朋友是妈妈（a boy’s best friend is his mother）”，但这近乎谚语，没造成深刻的印象，电影结局里删掉了他妈妈还不知阴谋已败露，心中仍在为儿子感到骄傲，坐在豪门客厅中等他回来的情节，因此她的角色变得无关紧要。1991年版为了迎合女性主义时代精神，片子的重点已由谴责母亲转移到夫妻斗法、最后自然女消灭男，片子却对妈妈是儿子心理变态的因素轻描淡写地涂了两笔，例如：儿子替妈妈洗脚并忍受妈妈轻微的脾气发作。雷文这部原本可成为“杀母”里程碑的著作就这样被糟蹋了。

1992年的《怪笑医生》（Dr.Giggles ） [17] 说有一名精神分裂症病人，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他假冒医生，用替人“看病”的方式把他们残杀。他的爸爸是医生，但在妈妈心脏病发死亡后，爸爸精神就失常，把十几个找他看病的人的心都割了下来，想替妻子换心，事发受到法律制裁。他儿子也继承了这种精神病，因此被关起来，但逃出病院后，回到故乡小镇，遇到女主角，就追杀她，要把她绑在手术床上、割取她的心。有一幕，乃当地一名警察回忆当年小镇医生残杀十几名病人的旧案：他独自一人走到停尸间看那十几具被害者尸体，但其中一具在蠕动，他把白床单拉开，是一具全裸的女尸，腹部却在动，有一把利刃从内往外割切，女尸被开膛后，一个湿漉漉的小男孩从里面跳出来，警员被吓得瘫痪在地。原来该女尸是医生的亡妻，躲在她腹内的正是她儿子，也是日后的“怪笑医生”。这里很形象地表现他人格错乱之本质正是“母胎化”。

在1992年的电影《黑暗中的耳语》（Whispers in the Dark ）里，则用“妈妈”因素故布疑阵。 [18] 一位女心理医师与女病人的男朋友有染，但女病人遭残杀，侦查该案的警探则对女医生感兴趣。警探对女医生说自己与妈妈不和，令看惯这一套叙事的观众猜疑他是凶手。但接着，男朋友也带她回去见妈妈，妈妈阴森森的，告诉她儿子的前妻乃上吊自杀身亡（与女病人死法相同）。于是，剧情就把嫌疑导向男朋友。其实两者都无罪，凶手原来是女主角崇敬的导师，该导师则是她的心理分析师，因此她将心中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他。该老头子是她的父执辈，对她暗恋近乎痴迷，为了“保护”她，就把对她造成威胁的人都除掉。最后，他露出真面目，并愤于该女对己所为不领情，也想对她下毒手，反被她出于自卫杀死。一直以来，哪里投下“妈妈”阴影，哪里就有精神病杀手，已成陈腔滥调，因此这个故事以此故布疑阵。但至90年代，女性“杀父”已成主流思想，有取代男性“杀母”之势，后一类母题乃降居次文本地位。

然而题材显然仍有市场。1992年，惊悚大师狄恩·孔茨（Dean Koontz，1945—）在其《藏匿处》（Hideaway ） [19] 中塑造了拜魔鬼教徒瓦撒果（Vassago），他少年时代杀死妈妈和姐姐，以后就不断杀害无辜者，希望来世能坐在魔王的右手方。小说于1995搬上银幕。1993年的胡闹剧《爱德和他的死鬼母亲》（Ed and His Dead Mother ） [20] 则说一家五金店的老板爱德事母至孝，妈妈已去世一年，他仍不能忘怀，一家贩卖“长生”的公司就向他收取费用，让他妈妈复活。他的叔父认为这违反自然规律，但怀有一片孝心的他则说曾对妈妈许愿“无论如何都永不道别”。但他妈妈死人再生，行为异常，吃蟑螂、吃其他动物，甚至吃人。儿子和邻居的一名女子谈恋爱，妈妈认为她抢夺儿子，要去杀她。儿子忍无可忍，就付出一笔更大的钱，从“长生”公司处买得令妈妈永不回来的处方：用电锯把妈妈割成身首异处，至午夜到坟场中分开葬。他妈妈的头还在发出抗议，爱德则说：“我将你放回坟墓，你本该属于那里。我们各奔前程吧！”最后他和邻居的女子好，但此时已知该女乃“长生”公司的奸细，因此爱德的叔叔抗议说：“是她令你妈妈失常的！”爱德则回答说：“忘掉妈妈，她已死！”

妈妈是吃人肉的活死人、必须由儿子处理的故事，其实已见于1990年的恐怖电影《妈》（Mom ）。故事里，一位洛杉矶的老妇人出租客房，没料到房客是吃人肉的狼人，他把房东咬了，把她亦变成活死人，还训练她吃人肉，她的儿子发现她妈妈的秘密，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给她提供特种“食物”、把她关起来、窗上装铁条，但最后必须克服内心的挣扎把她铲除。

同年的《恶毒》（Malice ） [21] 一反90年代把男性妖魔化的潮流，替女权主义样板戏消消炎，透露的反而是男性对不择手段的新女性之恐惧。这是一个罪犯型的妻子设局骗丈夫、最后被丈夫布局把她绳之以法的故事。在电影前半部分，某校园中女生频频被奸杀，令身任教学务处主任的男主角头痛。此时，该主任的中学旧同学——一名外科手术医生刚好来到校园服务，租了主任的一间房间住。该主任和娇妻很恩爱，妻子却装作对这名新房客看不顺眼。情节发展令观众认为校园奸杀案凶犯乃这间屋子里其中一人，但后来主任在办公大楼底层看守人寝室发现被害女子们的头发，这些头发被插在看守人儿时和他妈妈合拍的照片背后，显然又是一名“恋母狂系列杀手”所为。案件虽侦破，但主任在蒙嫌疑时曾被拘留，精液被警方拿去化验，才获悉自己不能生孩子，遂意外发现妻子怀孕乃情夫所为，该人就是房客外科手术医生，他俩正在合谋制造手术差错以便诈骗医院巨额赔偿——电影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此处无须赘述。我们要提的是：故事前半段的次文本用上了陈旧的“恋母狂系列杀手”刻板印象。

1993年的电影《碎片》（Sliver ） [22] ，由《死前一吻》作者艾拉·雷文另一部小说改编。故事里，一名女子搬进一座公寓大厦居住，与一名青年谈恋爱，发现他就是大厦的主人，并在每一家都偷装上录像镜头，自己则高踞中央操纵室，把大家的隐私知道得一清二楚，具有万能的上帝感。女主角开头也被此游戏吸引。但该大厦接二连三地发生命案，另一男住客也对女主角感兴趣、但遭拒绝，就不断警告她：房东心理有病，她公寓的前任住客相貌酷似她，即死于非命，而她们两人长相都像房东的妈妈，并出示图片为证。房东的妈妈于房东17岁时死于非命，乃淋浴时滑倒摔断脖子，与最近一名老男住客死法相同。女主角后来有机会偷看到男友偷拍下的录像带，获知杀人者正是被她拒绝的那名男住客。但她亦看到男友曾和两名已被谋杀的女住客做爱，其甜言蜜语和对自己说的那套雷同。她就用枪把他的中央操纵室打烂，不让他再扮演上帝，把他变回凡人。该片故意利用“杀母”公式误导观众，发挥的却是90年代流行的女击败男的性别政治主题。

1993年的电影《罪有应得》（Guilty as Sin ） [23] 也是从两性吸引开始，以女方消灭男方告终。故事里，一名性感动人的女律师接了一宗丈夫杀妻案件，该客一开始就坦白他一生都靠有钱的女人吃饭。女律师虽不齿其为人，但为他英俊外表吸引，把案子接了下来。后来发现妻子果真是他所杀，而且他还夸口从前杀过其他女人，如今整件官司也是他的阴谋，已把女律师栽赃成同谋。女律师受制于他，最后甚至会被他杀害，就对自己说“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她设法反客为主，把这个手腕高明至极的坏人消灭掉。在剧中，坏蛋对女律师侃侃谈论他自己的心理成因：小时候他是妈妈的“整个世界”，妈妈常偷爸爸的钱给他用，显出母子之间比夫妻还亲，他在妈妈生前从不与其他女性来往，妈妈死后，他才开始蒙骗其他妇女，并对她们下毒手。

1995年的《抄袭杀人犯》是一名女警察与一名女心理学家联手消灭一名男系列杀人犯的故事。片中对该杀手的描绘是：他和妈妈住，称妈妈为“爱人”（darling），他亲他的妈妈，但不肯应妈妈要求亲在嘴上，特警队追上门，他纵火逃脱，却先将妈妈杀死。1995年的《情况不明》（Circumstances Unknown ）亦涉及乱伦倾向，剧中的系列杀手从小就陷在“杀父娶母”的三角中，嫉妒爸爸抢占了妈妈对他的注意并和妈妈做爱。但他“解决”这个三角的方法却异乎寻常：他12岁时致使妈妈在河里淹死，长大后又把爸爸杀了。他继续把童年一起长大的好友也淹死，目的是为了侵夺他的妻子。最后案发，他被群警包围，恍惚看见亡母从河里升起来召唤他，于是他也跳了进去。

同年电视电影《红颜杀手》（Lady Killer ）的主角是一名富有魅力但情绪极不稳定的男子罗塔利欧，他和有夫之妇简妮斯发生一段恋情，但他对她十分霸道，先对她施暴，然后枪击她的丈夫，最后又图谋勾引她在读大学的女儿。罗塔利欧错乱的人格起因于被妈妈遗弃、由外婆养大，但他妈妈是艳光照人的那种女人，简妮斯与她类似。

这个恋母狂病态人格的公式，历久不衰。1995年的电影《赤胆豪情》（Rob Roy ） [24] 里的阴险邪恶小人肯宁汉也有恋母迹象。他依附苏格兰的一名爵爷地主，做其鹰犬，背后却干杀人越货的勾当，盗走了爵爷贷给男主角罗勃·罗依的一笔巨款，反把后者构陷成犯法者，还主持对他的搜捕，烧了他的屋，奸污了他的妻子。在爵爷家里，他勾引一名下女、令其怀孕，却始乱终弃，导致该女被爵爷辞退，因羞愧而悬梁自尽。该女曾大着肚子去哀求他，说是深深地爱他的，肯宁汉却回答：“爱情是一堆粪，我是在其上嗡嗡叫的苍蝇！”这个广泛仇视人类者似乎只爱他妈妈。有一幕，他把颈链上的像扣打开，凝视里面的妈妈画像。最后，他和罗勃·罗依决斗，被砍死，爵爷就从他尸身上把这个像扣链条除下来、藏好，暗示死者可能是他的私生子，从小一直和妈妈相依为命，在单亲家庭里长大。该小人之“阴”险造型，正是用来衬托男主角的“大丈夫”气概。

为了对付女权颠覆传统男性形象，好莱坞古装片里的男子汉英雄豪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卷土重来之势。《赤胆豪情》的背景是18世纪初期的苏格兰。另一部以13至14世纪苏格兰历史为背景的《勇敢的心》（Braveheart ，1995）亦属此类。在古典好莱坞制作里，英雄和坏人常争夺一女，但这两部电影勾画英雄的对立面都有意突出其非男子汉：不是恋母狂就是搞同性恋者。两片里的英雄对其爱人都有很真挚的爱，都为了替她们报仇起而抗暴、赴汤蹈火，表示唯货真价实的男子汉才能真正地爱一个女人。相形之下，《赤胆豪情》中的坏蛋除了怀念妈妈之外，对其他女人不是强奸就是玩弄；《勇敢的心》中虽无明显的恋母伏笔，但剧中的英国储君摆明是同性恋，令王妃尝不到男欢女爱，遂倒在敌方英雄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1272—1305）怀里，怀上他的小孩，乱了英国的龙脉。美国近年政坛上保守派声势大盛，在此气氛里，被女权和同性恋运动摇撼的传统“男子汉”形象也有复兴之势。《勇敢的心》一片的上映，即遭到同性恋者示威抗议。

1995年，詹姆斯·米切纳（James A.Michener，1907—1997）的历史小说《得克萨斯》（Texas ）被改编成电视电影。时代背景是得州叛离墨西哥独立、最后归并入美国的史迹，剧中人物有历史性的，也有虚构的。其中有一杨西·金帕（Yancey Quimper），乃一既懦弱又奸诈的小人。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参军，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却冒领了擒获敌方首长（墨西哥总统圣塔安纳）之功，利用虚名，在战后获选为参议员。此时，得克萨斯共和国总统山姆·休斯敦（Sam Houston，1793—1863）正在和美国协商归并之事，想等候较有利的时机加入美国，杨西则勾结美国人，试图胁迫休斯敦马上签约。后来，他被休斯敦修理了一顿，骂他是“黄色的流鼻涕的懦夫”（yellow sniveling coward），威胁要把他的底细抖出来，他终于夹尾巴逃回美国内地去。该人在少年时随继母来到得克萨斯垦荒，他的继母是一位很勇敢的女人，敢面对边疆，至于他呢，虽然生母已死，却仍嚷着要回内地的原居处，“回到妈妈那儿去”。在中国人之间，到了“新土”无勇敢的心面对而嚷着要回到“故土”妈妈那里去者，大不了是另一个无法面对“苍鹰国土”的“离群孤雁”的闻一多；在美国，这样的人却在道德人格成长上也出了问题。

2000年的《频率》（Frequency ） [25] 是科幻片。约翰是一名警察，透过他父亲弗兰克遗留下来的业余无线电穿越了时间，与生前的父亲对话，发觉如今父母双亡，都是一名系列杀手造成的，于是父子两人透过隔代通话联手消灭这名凶犯。他是专挑女护士下手的“南丁格尔杀手”，为了符合好莱坞对这类精神病杀手的轮廓素描，当弗兰克闯入他的寓所搜集证据时，发现他房间里有亡母的照片和一些童年时代的玩具——这样一两笔承袭自《惊魂记》的意象成语就向观众满意地交代了该凶手的心理背景。故事的其他细节无关宏旨，无须赘述。

[1] 希区柯克的经典在1998年重拍，邪典的《杀人狂魔》也于2012年获得重拍，而且与原剧寂寂无闻的男主角不同，2012版由《魔戒》的主演伊利亚·伍德（Elijah Wood）扮演。

[2] 此片在本书修订时由指导生黄靖松提供。

[3] 网络上亦译作《两情相悦》。

[4] 网络上亦译作《再死一次》。

[5] 网络上的译名是《空姐学校》。

[6] 网络上的译名是《血窗迷魂》。

[7] 网络上最普遍的译名是《谋害老妈》。

[8] 剧情的灵感来自《列车上的陌生人》，详见第十四章。

[9] 详见第八章。

[10] 这一招亦出现在《尖峰时刻2》（Rush Hours 2）由成龙饰演的香港探长身上，描写东方男性对性事的望洋兴叹，同时用来衬托香港探长的黑人搭档之急色。

[11] 台译《魔鬼孩子王》。

[12] 详见第八章。

[13] 网络上的译名是《惊狂小说家》。此片的灵感似乎来自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Garcia Capote,1924—1984）与其报道的凶杀犯之间的关系。

[14] 网络上的译名是《越界格杀》。

[15] 电影根据皮特·德克斯特（Pete Dexter）获1998年国家图书奖的小说改编。电影把小说里杀母的地点稍作更改：在小说里，主角是把残障的妈妈抱至从法院后门进入的一个三楼小间，电影把地点改成被主角武装到牙齿的寓所。网络上的译名是《巴黎鳟鱼杀人事件》，把一个人的名字照字面直译成这样，堪称可笑。

[16] 小说的细节详见第八章，但并无涉及1957版的电影。

[17] 网络上的译名是《恐怖医生》。

[18] 网络上的译名是《恶夜情痴》。

[19] 网络上的译名是《来自阴阳界》。

[20] 网络上的译名是《艾德与亡母》。“爱德”这个名字有典故，它是指1957年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爱德·盖恩案件，罗伯特·布洛克将它改编成小说《惊魂记》，后来被希区柯克搬上银幕。爱德·盖恩是一个恋母狂变态者，用盗墓和杀害女人搞了一大堆女尸在家中陈列，在第八章中已有详细分析。

[21] 网络上的译名是《体热边缘》。

[22] 网络上的译名是《偷窥》和《银色猎物》。

[23] 网络上的译名是《战栗情谋》。

[24] 此片在网络上亦翻作《傲骨豪情》。

[25] 网络上的译名是《黑洞频率》《生死频率》。

2.自私的“母爱”

1988年的科幻片《猴子发疯》（Monkey Shines ） [1] ，说一名精壮男子在健跑时被汽车撞倒，全身瘫痪，唯头部可动，他的朋友——一名用猴子做实验的科学家给他一头经药物注射、受过特别训练的猴子，代替他的手足、替他办事。开始时，猴子与他配合完美，但猴子既然是畜生，有时就把他用人性控制住的潜意识兽性化为行动。他痛恨那个把他搞成瘫痪又抢夺女朋友的庸医，心中动了杀机，但他在实际行动上不会做出来的事，猴子却去执行，放火把那对狗男女烧死了。继而被杀的是残废者的妈妈，妈妈在他瘫痪后，即结束自己的事业，搬来与他一起住，专职照顾他。如果这是一部中国电影，在这里就必定会歌颂母亲的慈祥、母爱的伟大，但“慈祥”这个造型实在超出美国文化的想象力。这部片子中的妈妈，找的又是一个谢利·温特斯（Shelley Winters，1920—2006）模样、到了停经期、如母狗一般嘴脸的女人来扮演。电影表达手法毫不含混，让观众立即感到：该女人趁儿子动弹不得之机，硬要搬来和儿子住，乃由于自己需要一个男人之故，动机纯粹自私。当另一名女子不嫌男主角残废而爱上他时，他妈妈就面露不豫之色。她替四肢瘫痪的儿子洗澡，在他身上摸来摸去，透露出“母爱”其实是变相的性欲。她事先没经儿子同意就搬进来住，儿子觉得她侵犯隐私，因此，在洗澡那一场戏中，母子产生了冲突，儿子骂妈妈自私自利、夹缠不休（clinging）、作茧自缚（all wrapped up in herself），是吞噬一切的“黑洞”（black hole）。妈妈把他打了一顿后，就回到楼上。此时，儿子心底闪现稍纵即逝的杀机，虽然马上反悔，但已太迟，猴子领会了他的心意，潜入妈妈的洗澡间内，把接上了电流的吹风机丢进该妇人的浴缸里，使正在沐浴的她触电而死。

母性大发的女人接受再教育、克服母性的自私之故事，则有1988年的《苏萨茨卡夫人》（Madame Sousatzka ） [2] 。它说一位侨居伦敦的波兰女钢琴家，收了一个印度男孩当徒弟，徒弟学了一段时日，就想出道表演，但夫人总是说他技艺未精，想把他一直藏起来。夫人技术虽然高超，但一生都处于不见大场面的女性天地里，只在家中收徒弟，从未在外闯一番事业。印度徒弟为了事业更上一层搂，就投到夫人的主要对手——一名男钢琴家门下，而夫人也只得让他走。这里似乎暗示：男孩开始成长，理应离开妈妈去跟爸爸。至于夫人的放手，乃是夫人本身的“成长”。

讽刺妈妈难缠的喜剧，有1989年的《纽约故事》（New York Stories ）中由伍迪·艾伦导兼演的那一节，说一个犹太妈妈整天挂在心上的就是儿子，又口没遮拦，逢人——甚至对陌生人，以及在儿子的女朋友面前——就说她儿子幼小时候的事，包括如何换尿布，儿子被她搞得实在没法做人。后来在一次看魔术表演时，魔术师请他妈妈志愿上台参加，把她变不见了，儿子在第一个礼拜还报警寻觅妈妈，后来感到妈妈不在，日子过得真舒服。不料，被变走掉的妈妈忽然在纽约市上空出现，向全市的人广播她儿子的隐私。唯一能制止她的办法，就是由儿子把她重新迎接回现实生活中来。

1990年的《复苏》（Awakenings ） [3] 描写纽约一座医院中瘫痪症病人获得暂时性复苏的过程，影片并不是谈母子关系的，但亦不忘加进一段插曲揭露“母爱”的自私本质。故事中的一名角色从小瘫痪到大，在第一次复苏时，就开始对女人感兴趣，他妈妈觉察到了，很不以为然，就对使他儿子康复的医生说：“他没有我不能活！女孩子！……但他从来都没有不听话的——我是指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He will die without me！Girls！…He is never disobedient——I am speaking when he was a boy.）”妈妈虽然花了很多心血要把儿子的瘫痪医好，但心灵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则似乎希望儿子永远瘫痪下去，以便她这个“妈妈”也可以永远当下去。

1991年的《斯人独憔悴》（Only the Lonely ） [4] ，则是1955年的《君子好逑》的现代版。它说一个当警员的大龄男子没成家，还和妈妈一起住，他也说不上是“恋母”，只是关心与照顾年老的母亲。母亲脾气很坏，有一个老头子追求她，被她骂了一顿。当儿子终于交了女朋友时，由于该女是犹太人，便被爱尔兰裔的妈妈在种族歧异上大做文章，并当面凌辱，几乎拆散了儿子的姻缘。女朋友愤恨该男子不敢在妈妈面前站起来保卫女友。后来妈妈终于妥协，儿子的婚姻似乎有望，但到了婚期，女朋友发现他心中还是整天顾虑妈妈的安危，阴魂不散，永远不会只有他俩过的日子，遂把婚礼取消。最后，该男子觉得女友才是他最心爱的人，回去哀求她，女友则要求他从心底深处把妈妈的阴魂驱散。此时，他醒悟到妈妈其实可以自己打理自己，开始学习不再每一刻都把她挂在心上。妈妈也开始学会对儿子放手，接受同辈老头子之追求。

1991年的《我不再相信热吻》（I Don’t Buy Kisses Anymore ）说一名犹太男子和一名意大利裔的女子谈恋爱，他的犹太妈妈就很不以为然，在文化歧异上大做文章，说儿子认识了教外的女子，心就变了，变得什么都不和妈妈商量，儿子反击：“你连一面都没有见过，怎么说起她坏话来了！”最后是妈妈妥协，在儿子与女朋友闹翻时，主动促成他们的好事。

在同年的《亚当斯一家》（The Addams Family ） [5] 里，那个假冒该家族法思特叔叔、想谋取家族财宝的怪人，其实人并不坏，只是被他的阴谋家妈妈操纵。他妈妈常用“我只是为了你才活”的说辞，把他控制得牢牢的。有一次，亚当斯家族为法思特开舞会，他在女人堆里人缘很好，回来后，妈妈就幽幽怨怨地说：“你去寻欢作乐吧！甚至去约会吧！把我留在这里好了，反正我对你贡献很少，我给的只是你在这个星球上的整个存在而已！”法思特马上跪地求饶，继续受她的控制。

好莱坞丑化妈妈已成搞笑公式，因此连法国导演吕克·贝松（Luc Besson，1959—）制作的科幻电影《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 ，1997），亦加入一点这类色素。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都是美国人，给人的感觉是好莱坞的大资本制作，宣扬的也是最伟大的美国制度“异性恋罗曼史”足以拯救全世界，片子里的一些噱头亦相当标准化，不负观众期待。故事设在未来世界，一颗妖星将碰撞地球，拯救地球者唯有回到古埃及墓穴，发动五种元素的法力才可以避过这场浩劫，四种元素是地、水、风、火，围绕着中间一对热恋的男女，因此“第五种元素”就是异性恋罗曼史。女主角丽露是人工制造的完美女性，男主角柯尔本则是开出租车的凡夫俗子，他平日常被他妈妈来电话骚扰，提醒他该三日一省五日一问，责备他把自己养的猫看得比妈妈还重要，“不是猫养大你，是我养你！”又唠叨：“你没有女朋友，我怎么抱孙子？”继而埋怨他去度假也不邀请她、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小杂种！真不该将你生出来！我生你吃尽苦头，你这样回报！还不如养电子鸡［指机械宠物］！”柯尔本其实是负着政府拯救地球的使命参加度假飞船的，但是他自私的老娘心中只想自己：“我比你更应该来，我要晒黑，我要喝鸡尾酒！”显然，她想象自己仍能如比基尼女郎般做太阳浴。最后，地球的黑人总统想向全世界广播亲自嘉奖那对拯救了全人类的男女，他们却在康复器里做爱，根本不理会总统的等待，这个结局有点模仿早期007片集结尾用做爱来藐视权威的噱头，偏偏这个时候那个讨人嫌的妈妈又打电话来，总统接过电话，妈妈骂道：“你不要装总统蒙骗我，总统是个白痴，我听得出来！你如果连老妈也不想见，我索性就一头栽入交通车底下！”这类笑料传递的信息是年老色衰的妇人没男人要，就整天纠缠不能抗拒她的成年儿子，但儿子在做爱时还受到她的干扰，则跳不出把母子关系性欲化的窠臼，把妈妈塑造成男人皆趋避的荷尔蒙失调的停经期妇女。

本节里所谓母亲的“自私”，不外乎情感不独立、需要攀附另一个人，此外就是今日美国人念念不忘的人对人施展“权力”和“控制”的问题。然而，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会存在于任何人际关系。尤其在男女之情上，情感太独立就根本不会发生爱情，在进入了关系后，自然希望保持影响力、不愿对方离开。因此，到了今日，这种所谓“自私”也必然变成异性恋的病害。到了90年代的女权话语底下，前夫想重拾旧缘、前任男朋友余情未断都变成“黏缠”，得用手枪对付，而男人对异性感兴趣，也被说成是想“宰制”女人。

[1] 网络上的译名是《幻海魔鬼》《异魔》。

[2] 网络上的译名是《琴韵动我心》。详见本人《〈和你在一起〉与不要和你在一起》一文，刊于《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总第84期，第76—80页。

[3] 网络上的译名是《苏醒》或《无语问苍天》。

[4] 网络上的译名是《男大当婚》。

[5] 网络上译作《荒诞之家》《阿达一族》。

3.“母爱”杀人

在1987年的电视电影《致命的欺骗》（Deadly Deception ）里，开始时一名年轻妈妈被骗前往另一城镇“领奖”，她带了孩子一起去，却被发现吊死在旅馆中，婴儿似乎亦被她丢进河里。官方开庭裁决，定案为她先杀婴后自杀。但她的丈夫不甘罢休，与一名女记者一起进行侦查，追寻到了另一州，发现是他从前的养母所为。他1岁时，家中贫困，生母把他过继给富有人家，但爸爸回家后和妈妈力争，把孩子要回来，并受到法庭的支持。那名养母败诉后，一生念念不忘，待养子长大成人，成家立室，也有了儿子后，就聘请犯罪之徒绑架，因利用“颁奖”骗局不遂才动用凶杀。这个富有的女人一来是为了报复，二来是为了“领回”孙子。最后事败，受害人的丈夫和警察找上门，她就吞枪自杀。母对子执念达如此地步，以死身殉，在东亚或会被视作“伟大的母爱”，美国人则径直视之为非理性的“发儿子疯”。

1987年的《暗夜飞行者》（Nightflyer ）是科幻片。它说一个科学考察团包了一架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上了船后，发现是没有驾驶员的，所谓船长只是一个综合衍射图（hologram）。他真人其实也在船上，宇宙飞船是他妈妈生前所设计，她留下遗言，说儿子身体缺乏抵抗力，不能与生人接触，只能用衍射图与他人交往。但年轻的船长爱上一名美貌的女乘客，开始和她真人接触，发现妈妈的话是谎言。他妈妈虽然已死，但她的意识仍保留在操纵宇宙飞船的计算机中，看见有人要抢她的儿子，凶性大发，制造事故把乘客逐一杀掉，并把宇宙飞船引爆。但儿子则与女朋友及时乘小船逃离他妈妈设计的宇宙飞船——象征那个不让人成长的“娘胎”、进入代表自由的广袤太空。故事开始时，考察团登机的太空站就挂了一幅老妇人的相片，预示以后整个故事开展，都将被笼罩在这个已作古者之阴影下，而这个已死的人设计的宇宙飞船，则曰“暗夜飞行者”，似乎又把女人的非理性等同“黑夜”。

1994年的《母亲》（Mother ）标题仿佛高尔基的一部小说，内容却把母亲妖魔化。故事里的母亲想独占儿子本杰明，但称他为“汤米”，这是他死于意外的哥哥的名字。这个非理性的妈妈先截留信件、坏了儿子获奖学金的机会，又把将揭穿她过去的一位心理医生杀了，继而杀害儿子的女朋友以及一位存心不良的邻居妇人。在把儿子的女朋友电死之前，她说：“我等了9个月就是为了和儿子厮守终身！”表示她曾怀胎九月过来的，女朋友算老几？最后她被本杰明开枪打死，临死前她却对儿子说：“汤米，留在我腹内吧，这样你会安全！”

美国的杀母文化完全不相信伟大的母爱，妈妈越“无私”就越有问题。1994年的电视电影《一个孩子的呼救》（A Child’s Cry for Help ）要表达的正是这个信息。故事里一名8岁的小孩感染病菌被送入医院，他的母亲十分关心，每天在病榻前陪伴他18小时，似乎不干其他事情，于是女医生动了疑心，怀疑她是唯有通过孩子才有自己生活的女人，并得知她是医生的女儿、对药物学熟悉，有可能是她把病毒放在药物里，因此小孩的病总好不了。女医生遂说服社会工作者和医院当局禁止妈妈进入病房，妈妈告上法庭，但在开庭期间被揭发：她的过去是捏造的，她已经有过一名孩子，这个孩子被她用药造成肚泻不止而死亡，因为孩子必须生病才能让她发挥自己的“母爱”。在终审前，她还出了最后一招，扮成护士进入儿子的病房下毒。孩子的病复发，引起女医生联想起自己身为人母也有失败之处：她对掌控的执着令女儿讨厌。

这个故事毫不含混地透露美国人不信任母爱的“天性”，而宁愿信赖专业人员，包括医生、社会工作者和法官。像上述那类故事老早已经有理论根据，亦即过度理性化地对“母爱”的无情揭露：“孩子有病痛（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而妈妈坚持照顾他。她成为他的受苦的殉道圣人。但她大声宣布因为对孩子的奉献，她放弃了事业、放弃了发展自己的才能、放弃了享乐的闲暇，等等。至关紧要的是孩子必须相信两点：（1）母亲说的是真话，（2）他的确得仰赖母亲照顾。” [1] 近期医学界则发展出一种“代理型孟乔森征候群”的称谓，专门用来命名凭母爱杀害孩子的病症。 [2]

仇母意识发展到如此地步，和“摆脱人生早期才能进行异性恋”的命题已无多大关联。因为，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女权正在动摇父权，并丑化异性恋、把男人对女人的追求描写成杀人意图，而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也常制作在异性恋中男人被女人陷害的故事，反正，对双方来说，都是杀机四伏。 [3] 因此，“母爱”乃美国人面临所有亲密关系的“被害妄想”之原型，它是个体对自我疆界被颠覆、个体无法成形的恐惧，本书在第十四章中集中处理了这个主题。

[1] Hans Sebald,Momism:The Silent Disease of America（Chicago:Nelson Hall,1976）,p.148.

[2] 详见附录六。

[3] 将在本书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中集中处理。

4.但缺乏“母爱”亦会引发杀机

不该忘记，在恐惧被母爱窒息之余，美国文艺和影视里“缺乏爱心的母亲”系谱学也从未中断。1996年的《弹簧折刀》（Sling Blade ）的故事是：一位天生弱智的孩子被他迷信宗教的父母当作上天的惩罚，对他施以虐打，他们还派给他一个残忍的任务：处置掉刚生下来的畸形的弟弟。他心灵因此受创，后来他爸爸自杀身亡，留下他和妈妈，在8岁那年，他撞见妈妈和一名拉皮条客偷欢，他压抑的怨气瞬间爆发，用弹簧折刀将两人都杀了。这个童年受虐题材颇能反映90年代虽然以杀母了结，谴责面却是双亲。从《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以来的“缺乏爱心的母亲”系谱学仍贯穿这个时代，让人觉得童年受虐这个题材好像是新瓶装入旧酒。

在美国心理学化的说辞里，这类坏母亲是因情感作用内陷而根本无法施爱，较晚近的心理医学则称之为“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1999年上市的有线电视连续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里面的黑道老大东尼是意大利裔，把事奉母亲视为至要，也感到一生没得到她的爱，故想尽方法争取，但她妈妈正是上述那种病患者，她没心没肺，反而在他的亲朋间挑拨离间、欲置儿子于死地。儿子知道后，回忆起童年时代妈妈和爸爸吵架、曾恐吓要用枕头把孩子们闷死，于是也捡起一个枕头想把妈妈闷死，但在医院众目睽睽之下自然没干出来，只是一股强烈的冲动而已。这个黑心女人是源远流长的心理变态的母亲系谱较晚近的一员，但在今日出现只是为了营造戏剧性，已非用她来体现女性的黑暗。

5.真实案件还是戏剧化？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西北的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发生一连串妇女被强奸案，后来被抓到的罪犯名曰弗瑞德·寇伊（Fred Coe）。颇出人意料，他出身中上家庭、长相英俊、人缘良好，已经结婚，他的问题似乎出在终身处于妈妈阴影底下。后来他罪名成立，他妈妈露斯·寇伊（Ruth Coe）亦相继被判罪入狱，因为她完全失去理智，一口咬定儿子被冤枉，图谋买凶杀死处理儿子一案的法官与检察官，却走入一个警方布下的陷阱。

该案被作者杰克·欧尔森（Jack Olsen，1925—2002）写成书，在1983年出版，名曰《儿子》 [1] ，但该书在1991年搬上电视荧幕时，则变成了《母亲之罪》（Sins of the Mother ）。问题是：弗瑞德双亲都健在，但他爸爸不中用，在家中主宰的是妈妈。她嫌媳妇社会地位低，对儿子的婚姻不断干涉，把他的家庭生活闹个鸡犬不宁。这个女人又有暴力倾向，和媳妇闹矛盾时，把她的脸抓伤、留下疤痕，并用高跟鞋把儿子和媳妇的车子刮花。妈妈不管儿子已经成年且已成婚，发起脾气来，仍当众——尤其当着他的女人——把他损得一文不值。妈妈不论是关心儿子还是要找他麻烦，都像发神经般一天打十几通电话到他工作场所，令他很难堪。爸爸却是老好人，儿子没出息、二十几岁的大男人还向家中伸手要钱，而爸爸仍借信用卡给儿子用。家中之阴盛阳衰，似乎颇符合母强父弱导致家庭功能报废的窠臼。

弗瑞德犯案的地点是他的家所在地的高档住宅区，他专挑傍晚在外健跑的女子下手。遭他攻击的妇女从少女到中年妇人都有，而且他多半无法勃起，常得靠手淫、把精液射在她们体外。这些规律让联邦调查局勾画出施暴者的心理轮廓：“他是一个低成就者，完全被——可能是一位家长——支配，他的动机是愤怒而不是色欲，其意向是把受害者贬损，借此贬损支配他的那个人，他是一个‘权力型的强奸犯’，对矮小或中等身材、深色头发的女人特别憎恨。他来自环境不错的家庭，无须动手工作。虽然他已经快30岁或者30岁出头，仍是妈妈的儿子。” [2] 这与60年代警方侦查“波士顿扼杀犯”案的假设雷同，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已开始悬想杀手的动机乃仇母。（有关这点，详见附录四）

电视剧最后一幕描写露斯在监狱中，对女看守员说：“儿子是天下最美妙的东西，他们在你年老时总会照顾你！”说时眼神闪亮、神采异常。这些话，在书中是露斯对弗瑞德的新女朋友吉妮说的。 [3] 电视剧把它放到了最后，就具有画龙点睛作用，突出“妈妈”乃天下最自私的人，她牢牢地控制儿子，不在乎打击他的自尊心，固然不懂得“爱”是什么。在儿子被判入狱后，她失心疯一般想干掉法官与检察官，也不是什么“母爱”，而是她病态人格之另一表现，最后她道出“养儿防老”的动机，说明她自始至终都不在培养儿子成“人”，全然是为己。

1993年搬上电视的《审判日：约翰·李斯特的故事》（Judgment Day:The John List Story ）也是真实故事。新泽西州的约翰·艾米尔·李斯特（John Emile List）在1971年11月11日杀掉全家，逃亡无踪，联邦调查局追捕18年，徒劳无功，遂把该案搬上电视《美国最大通缉犯》（America’s Most Wanted ）节目。他的邻居看到他的样子，报警，才使他落网，地点在弗吉尼亚州。《审判日》则是在他被判罪后，电视台制作的事件始末。

开场时，妈妈替童年的约翰洗澡，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但狂信基督教的妈妈一边洗他的身子，一边对他传道，说身体上的污垢固然要清除，屋子里亦得“摒弃污垢”（keep dirt out of the house），“凡是遇到邪恶，就把它割除！”（Evil-whenever you come across it，cut it out！）家中没有爸爸，大概已被“摒弃”或“割除”。这段开场白以后，故事马上进入李斯特成人阶段，他的职业是会计师，他像妈妈一般狂信基督教。他与女教友海伦结婚，妈妈则对海伦没有一处看得顺眼。海伦贪慕虚荣，要住大屋，李斯特没有钱，向妈妈借，妈妈答应，但条件是也得让她搬进来住。

于是，李斯特被夹在两个不和的女人之间。妈妈总是提醒他“人生要有秩序，否则邪恶会寻隙而入”，老婆则整天唠叨他不够男子汉，在公司里的升迁总是被别人爬了头。但不久，海伦从前夫身上染到的梅毒入了脑，脑子出了问题，同时，李斯特付不起屋贷，住家将被银行没收。在这个关头，他却被公司解雇，又不得不瞒着家中，每天假装上班。女儿则想当演员，并吸毒。李斯特的精神开始失常，他遵从母教“摒弃污垢”“割除邪恶”，把全家——妈妈、老婆、女儿、两个儿子——都杀了。他改姓埋名，搬到另一地方住，与一名女教友成立新家庭，又过起正常的、活在基督教里的人生，直到邻居在杂志与电视上看到他的相貌，报警，这宗灭门惨案才破案。

这类精神有问题的人在任何社会都会出现，但戏剧用来包装此案件的仇母意象成语则为美国大众文化特有。为了突出妈妈可怕如附骨之疽，编剧把下列台词放入她口中：“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乔尼，我们会常在一起！”“我常会在你身边！”妈妈一生都与儿子“相依为命”，儿子就永远是小孩子，成不了“人”。因此，在剧中，最可预料的道具自然又是一张妈妈是大人、乔尼是小孩的相片。李斯特在杀了全家的现场，把这张照片撕成粉碎，但在他成立新家庭后，又把碎片拼回完整的全图，到了剧终打出字幕时，背景又是那一张母子合照，暗示他的心理之固置与被“矮化”。即使经过如此包装，仍使人觉得祸源乃母子两人狂信的基督教教义，而不是母子关系本身，而且，在故事中间，把李斯特精神拖垮的似乎是他的老婆，而不是妈妈，因此开场白与结尾都用母子意象定基调，就有点牵强。它只道出这类说辞又是代表了一条“总路线”。

1997年的电视电影《知女莫若母》（Mother Knows Best ）说是受真事启发，与上述华盛顿州斯波坎市事件有类似之处。故事里的妈妈与露斯·寇伊一般，是衣着入时的社会名流，她也是插手干涉下一代的婚姻，故事不过把儿子变成女儿罢了。她认为女儿年龄已大该结婚，也不顾她反对，自作主张为她在报上登征婚广告，却不料来应征的是一名修理汽车匠，而女儿疯狂地爱上他并和他成婚。妈妈如今嫌女婿社会地位低，又再次“为女儿的最佳利益打算”，用尽种种中伤、欺骗手段，离间他俩不成，就计划雇职业杀手把女婿除掉。她前去接头，却走进警方布的一个布局，于是被判5年徒刑。在审判期间，她虚构的过去被揭穿，她华盛顿大学的学位是假的，她为养大女儿而牺牲自己事业也是一堆谎言。

另一个真实故事也于1997年搬上电视，片名叫《亲近到家》（Too Close to Home ），是到该年为止最后一位等待坐电椅的女死囚的案子。她名曰黛安娜·多诺休（Diana Donohue），家境富裕，与29岁的儿子尼克（Nick）一起居住。儿子深受她的霸占性、不恰当的触摸以及睡觉期间闯入他房间等不良习惯干扰。他屡次想独立，但妈妈每次的反应都是发疯，甚至试图自杀。当儿子去医院探她时，遇到一位护士小姐艾比（Abby），开始谈恋爱。妈妈遂雇一名私家侦探去挖艾比的过去，但挖不到什么，就伪造警方报告，说艾比曾为娼并吸毒。当这一切都不奏效，艾比怀了孕而儿子打算和她结婚时，妈妈就买凶手把她杀了。警方把她逮捕，儿子却不相信妈妈犯罪，并担任她的辩方律师，但在庭上从主控官处获悉妈妈曾为娼，并结婚7次，她的钱都是从男人处得来，以供儿子完成法律学位。这在日本和中国香港，都会拍成“伟大的母爱”故事，但在美国电影里，这种母亲却十分可怕。

1997年的电视电影《完美的母亲》（The Perfect Mother ） [4] ，也是妈妈雇凶把儿媳妇干掉的案子。开始时，儿子举行婚礼，妈妈似乎蛮喜欢儿媳妇。问题出在婚后她仍常去探访儿子，并做好食物带去。妈妈是希腊移民，没有下一代成婚后各有各的世界之思想，但媳妇则是排他式的美国小家庭作风。由此开始，婆媳二人的关系越闹越僵，儿子则被夹在中间，婆媳斗争后来环绕在争夺孙子身上。妈妈有希腊黑社会的关系，就调动他们把儿媳妇干掉，最后也是锒铛入狱。这个案件有移民文化的背景，但片名反讽地称作《完美的母亲》，被纳入了美国的“坏母亲”系谱。

[1] 该书还获得爱伦·坡图书奖。

[2] Jack Olsen,Son:A Psychopath and His Victims（New York:Dell,1983）,p.258.

[3] Ibid.,p.157.

[4] 网络上的译名是《不一样的妈妈》。

6.《迷离布局》这部片子

妈妈谋害媳妇也成为1998年电影《迷离布局》（Hush ） [1] 的主题。虽然它不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紧接着前面几部电影，有凸显真事改编与戏剧化的差别十分模糊之效应。家婆只把媳妇当作男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利用，生下孙子后予以夺取，同时谋害媳妇——这样的情节在东亚是比故事还“真实”的。《迷离布局》这部美国片不同于东亚故事之处是妈妈太美艳，像在勾引儿子似的，而美国亦无传宗接代观念，故更能帮助说明东亚母亲的重男轻女、抱男孙思想不乏用维系父系传承来掩饰乱伦的念头。

《迷离布局》故事开头处，杰克森带女朋友海伦从纽约回肯塔基的农庄见妈妈，三人相处融洽，但身为妈妈的玛莎打扮得太妖娆，令人预感不妙。后来海伦怀孕，杰克森要求成婚，并通知妈妈，玛莎一听，就猜到海伦怀孕，并替他们张罗。两人回到老家农庄举行婚礼，海伦因此认识杰克森的祖母爱丽丝，后者暗示玛莎有问题，海伦姑妄听之。两小回到纽约后，有一晚，海伦单独在寓所遭遇闯入者袭击。事后玛莎来到纽约看望他们，说一人无法打理农庄，希望杰克森同意把它卖掉。因价格太低，儿子不允，媳妇却主张搬回去住，帮助整修，以便取得高价。杰克森仍有犹豫，盖小时候双亲因爸爸不忠引起争执，小杰克森介入其间，意外导致他爸爸从楼梯摔下死亡，不堪回首，海伦则劝丈夫回去在心理上了结此事。

后来的剧情发展透露，两小口子正中了玛莎的奸计：袭击海伦的人是玛莎派去的，使媳妇感到在农庄上妊娠比较安全。回到农庄后，妈妈一方面告诫儿子少打扰怀孕的媳妇，另一方面挑起媳妇疑心丈夫有外遇，同时到处散播谣言说海伦不想住院、坚持要在家中分娩。她布下这个局，是为了造成海伦在分娩过程中死亡，让她占有孙子。海伦开始防范，想说服老公一起回纽约，但被玛莎阻挡。母亲先借故支开了儿子，然后用马匹的促产药导致海伦早产，虚弱不堪的媳妇遂落入家婆掌中，玛莎在夺了孙子以后，又想替海伦打吗啡针，但儿子适时赶回来、不果。玛莎的阴谋终于败露，媳妇收集了证据指控：当年是玛莎不贞、丈夫要离开她，导致他意外摔下楼，但真正的死亡是玛莎制造的。儿子听了就立时决定卖掉祖产，把妈妈驱逐。

故事里的玛莎集合坏母亲的一切意象成语。杰克森的祖母爱丽丝曾警告：“无人能离开玛莎！”这个情节似曾相识。在1945年的《把她交给上天》里，因霸占成性而杀人的疯妇人的妈妈也这样说她：“艾伦没有什么毛病，她只是爱得太多。” [2] 玛莎的老公要离开，被她杀了，还欺骗幼小的儿子说是爸爸不忠、儿子造成他意外死亡，让他终身怀罪，心理上永离不开她。在她摆布下，儿子与媳妇都搬回了老家、落入她的掌握。她要海伦用最痛苦的方式分娩，并告诉她如此才会感到儿子可贵。媳妇原本希望生一个女儿，却生了儿子，玛莎大喜：“他和杰克森长得一模一样！”她本人曾怀过的第一胎是女的，把它堕了。显然，她的“阳具愿望”只有透过儿子方能满足，在干掉丈夫以后，只剩下了母子。当阴谋败露后，她控诉海伦破坏了一个幸福家庭：她和儿子二人的！

在美国的理性主义烈日当空下，没有“现实原理”制衡的纯粹感情化世界乃典型的精神病状态。从该前提出发，极容易导致不信任除了当母亲外什么都不是的女人。上一代在下一代身上栽赃、使他心怀罪恶感，永远受操控，则是典型的青少年叛逆桥段。《迷离布局》加入的新成分，是用婆媳代表新旧两代女性：新一代比较独立、与老公保持平等地位，而且想生女儿；老一代没有男人不能活，终日想的是生儿子抱男孙，歌颂生育的痛楚经验，整个人也倾向非理性。

[1] 网络上的译名亦作《禁止尖叫》。

[2] 详见本书第七章。

7.母子关系总是负面的！

电视是对家庭播放的，因此它也包含仇母意识的话，就显示其被接受程度之广。这类题材在美国长篇电视连续剧中也是历久弥新。《家有仙妻》（1964—1972） [1] 中有一集讥讽女巫卡洛塔对儿子朱克不放手，女主角也是女巫的萨蔓莎则鼓励他站起来，说他既然是男巫，法力比女巫大，应该懂得运用才对。详细情节已在第八章中交代。

电视上演时间是1983至1987年的《搭便车者》（The Hitchhiker ） [2] ，其中的一个故事，说妈妈长期保护心理不成长的儿子，最后导致儿子的死亡，因此剧终时插入的旁白是：“妈妈针对来自各方的威胁保护儿子，却没有料到来自妈妈的威胁，儿子则毫无保护。”在这里，妈妈是否出自好意似乎无关宏旨，脱离现实原理的母性照顾或母性处事方式才是令美国人感到发指的。

在《到天堂之路》（Highway to Heaven ，1984—1989）的系列里面，有《恶魔》（Monster ）这个故事，说一个生来脸上有斑痕的青年与一名盲女谈恋爱，后者意外受伤，全镇的人冤枉该青年。原因是他被妈妈藏匿了25年，没见过世界，大家只传闻有这么一个毁容的怪物。他妈妈名为保护他，实质上是自私地与儿子“相依为命”，经常灌输他在世上只有妈妈一人的思想。当妈妈知道他有了女朋友又出了事，就骂他活该，她已警告过他其他女人碰不得，而他当耳边风，现在是受到上帝的惩罚，云云。

在律师兼侦探故事的《辩护律师》（Matlock ，1986—1992）中，1989年度的一段故事曰《乖儿子》（The Good Boy ），说一名女子再嫁后，仍让成年的儿子与自己和丈夫一起住。剧中这对夫妇都相当年轻，夹一个成人儿子在其间，就变成闹三角恋爱。丈夫一直想把继子送到军校去，妈妈则保卫他，不惜与丈夫翻脸。但丈夫掌握继子偷家中贵重物品到外面抵押的证据，正想借此对妻子施压力把宝贝儿子撵走，儿子就把他杀了，而且还栽赃在妈妈身上，最后自然是律师主角替她洗脱罪名，把真凶定罪。在这个故事中，儿子对继父心怀愤恨，主因是和他在妈妈面前争宠，乃把自己看得最重要，出了事自然也是应该由妈妈为他牺牲顶罪。

在重拍的新版电视剧《不可能的任务》（The New Mission Impossible ，1988—1990）中，有一个故事，是美方特工用计把一名专杀年轻妇女的权贵定罪，事先掌握到他的心理资料，发现他有恋母狂倾向。美国社会的确产生特别多的专杀女人的系列杀手，这个解释在美国环境里或许言之成理。 [3]

只在1991年初播出了两个月的短命剧集《隐蔽任务》（Under Cover ），也是美国特务的故事。在1月的一个插曲中，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总部要求全体人员都通过问卷与阅读墨渍图片的测验。有一个平常令人讨厌的家伙，夸下海口说他有办法击败测验，其办法就是只说测验者想听的话。当一个女测验员问他：“令你想起童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回答说：“母亲。”接着，他不问自答地告诉女测验员：妈妈教会他尊重妇女。在阅读墨渍测验时，明明是两个战斗者和两条恶狼对峙的图形，他却偏偏说令他联想起世界和平。测验完了，局里的同事就开始捉弄他，他们串通一位女同事，由她把办公室门关了，开始脱衣服，说要和他做爱，他慌忙逃走，另一位男同事就告诉他：局里会把问卷答案中透露出有“性无能”嫌疑的人降职。当执行测验的项目组召见他时，组员还没发问，他却连忙辩称自己并非性无能，项目组则说他们怀疑他的是另一回事：他有可能是“病态说谎者”（pathological liar）。

1984至1991年的侦探故事剧集《亨特》（Hunter ），也有一个被妈妈幽灵控制的杀手的插曲，但我没有看全，只看到最后几分钟。另一个没有看全的是1993—2002年的电视系列剧《X档案》（The X-Files ）在1995年1月的一个故事：里面的精神病杀手专杀女人，办案的联邦调查员就判定他对妈妈的仇视深入骨髓。在他被击毙后，结尾的镜头是他童年时代的照片，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被妈妈和四个姐妹包围。这种情形在东亚社会可能是幸福的童年，但在美国却变成培养杀人狂的温床。

从1987至1994年的系列剧集《星舰迷航：下一代》（Star Trek:The Next Generation ）中，有一故事，说“企业”号宇宙飞船载了一名女科学家，搜索一个在太空中浮游的晶体。该晶体曾对人类造成大祸害，但该任务的目的是找到它，与它对话，研究它的性质。该女科学家因为儿子死于它手上，因此搞科研为名，寻仇为实，在遇上了晶体后，不理会上级的指示，发出震波，把它震碎了。船上的人员都不以她为然，那个具海军中校衔的机械人“德它中校”（Commander Data）责备她说：“如果他还活着，你的儿子会对你很失望的！”

到了此处，显出美国人对“母爱”的判词已到了机械人般的不近人情地步。美国故事处理男子替心爱的女子报仇、爸爸替子女报仇，甚至妻子替丈夫报仇的题材，都是正面的、肯定的，唯独妈妈替儿子报仇，则被用来论证女人的“非理性”、不适合搞专业——从上列种种的叙事，尤其是《一个孩子的呼救》看去，甚至连“为人母”这个专业都还是最好留给理性的专家。

[1] 该系列后来拍了影片，应用了《家有仙妻》《魔法娇妻》等俗不可耐的译名。

[2] 网络译名是《惊世启示录》。

[3] 在本文修订期间，台湾发生女童被陌生人断头案，台湾社会的“现代性”确实也赶上了美国，唯杀害陌生的泄愤对象有偏向女童与猫的倾向，似乎透露更大的懦夫性。

8.重父轻母意识

1980年的《凡夫俗子》（Ordinary People ）故事里的母亲并非邪恶，而是反映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起广泛注意的强迫症和控制狂，处于这类情感状态中的人倾向讨厌别人，也无法施爱，严重起来造成情感内陷，人生瘫痪。《凡夫俗子》里的妈妈因长子死亡，而次子又有自杀倾向，她不想再受伤害，就对次子貌合神离，扮演母职而情感保持遥远。后来爸爸站到了儿子这一方，把没有爱心的妈妈赶走。 [1] 过度的控制欲造成自身情感的瘫痪其实也是情感失控状态，在这里仍然用女性的家长代表“非理性”。 [2]

前述1987—1994年的电视系列剧集《星际迷航：下一代》在完结后，亦发展出电影系列，在1996年的一部是《星际迷航：第一类接触》（Star Trek:First Contact ）。在其中，新一代的“企业”号回到过去的地球，为了阻止博克（Borgs）破坏地球人首度克服时空障碍、进军外层空间的尝试。博克是一个集体，没有单独的个体，他们把皮卡德船长（Captain Picard）和机械人“德它”都俘虏了，而折磨他们的则是博克制造的一个机器和人皮合成的女发言人。这三者之间遂形成了父、母、子的三角斗争。女发言人先在“德它”身上移殖人体的感觉，让他初尝强烈的情感，然后叫他背叛皮卡德船长，把船长纳入博克集体。这里用的是反讽：因为博克是没有人性的一部大机器，他们征服其他文明的方法是把对方的个性抽掉，但赢取机械人“德它”则反其道而行。船长则设法诉诸他的理性，“德它”假装被敌人征服，倒过头来和船长合手把博克及其女发言人消灭。但“德它”有点怀念被俘虏的那段期间，因为他被赐予了“感觉”。在这里，显然是“爸爸”的理智战胜了妈妈的“情感”。在女权高涨并与男性竞逐谁更理性化的今日，这个剧情并非用来攻击女性，而是否定根基于情感作用的集体主义，但理性与非理性的象征仍然分别是“父”与“母”。

重父轻母的意识亦流露在两部得人望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中，它们至今仍不断被回放，而且都有影迷网站。一部曰《富矿区》（1959—1973），是20世纪60年代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它的主要人物是一个父亲和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由不同的女人所生，但她们都已过世，因此这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家族，1965年底演大儿子的角色离开后，隔了一年，该节目添了一名流浪汉，仍保持它的纯阳性，他又于1970年离开，补上去的则是两位男士，一老一少。这些男角色都忙于处理矿务和牧场、各自有英雄事迹，盖故事的背景是南北战争期间的西部。耐人寻味的是剧集中从无重要的女角。制作人的想法是，“电视上的标准父亲已被描绘成软弱的男子与白痴”，他为了一新耳目，才设想出这种纯阳刚的家庭。 [3]

另一部热门的片集是《妈妈的家族》（Mama’s Family ，1983—1990），整个家族之首是一名寡妇，背景则是今日中西部一个低收入阶层的郊区。这部“阴”气过重的家庭故事没有把妈妈妖魔化，只是把妈妈底下的家族成员小丑化，以便编造喜剧，尤其是她那个低智商的儿子。他被老婆抛弃后，拖了一子一女搬回来跟妈妈住——这在美国是绝少发生的，因此必须把人物塑造成十分幼稚可笑。妈妈的两个女儿常出现，也属功能报废类型，其中一位与丈夫搬往佛罗里达，却忘了告诉儿子，待儿子从青少年犯罪看管所出来，只得搬进外婆家住——剧集用这类情节增减角色，但把他们都写成依靠妈妈的窝囊废。最后，儿子和新妻子生了小孩，宣布“独立”，从妈妈的家里迁出，却没有离开她的阴影，因为他们搬到她后院的一辆汽车屋里，地面仍然是妈妈的物业。

[1] 网络译名为《普通人》。该剧本根据1976年的一部名著改编，后者1983年有台湾中译本。

[2] “……好莱坞——可能受了那个伟大的鳏夫本·卡特赖特（Ben Cartwright）的驱策，现在正在制作把母亲整个排除掉的电影：《克莱默夫妇》（Kramer vs.Kramer）和《凡夫俗子》乃这个新文类的得奖作品。”详见Arcana,Every Mother’s Son,p.122。本·卡特赖特是电视连续剧《富矿区》（Bonanza）里纯阳刚家庭的家长，详见下文。

[3] TV Guide Magazine Group,Inc.,Guide To TV（New York:Barnes&Noble Publishing,2005）,p.82.

9.同性恋、乱伦、性侵与童年受虐

在美国，把同性恋的成因归咎于妈妈乃陈腐说词，到了晚近，同性恋已被主流社会接受，作为攻击母亲的弹药已逐渐失效，新兴的话语是“童年受虐”，尤其指性侵犯和乱伦。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权势力底下，这类弹药是发射到爸爸身上较多，但亦不可免地波及“杀母”题材。换而言之，90年代是女性控诉“爸爸是衣冠禽兽”的经典时代，有异于60年代男性杀母高峰期的话语。后者仍然以“成语”的方式持续至今，但与可以公然表达性侵犯和乱伦的新叙事发生重叠和混合，纵使这类新叙事的主要攻击对象是男性与父权。

八九十年代之交正是新旧两种话语的交接，在大众文化中对男同性恋的描绘仍突出“妈妈”因素，虽然已经说不上谴责。1989年，著名钢琴演奏家利伯雷斯的生平被两度拍成小型电视剧。1990年，电影明星洛克·哈德森的生平也被制成小型电视剧。两人都是同性恋，都死于艾滋病。电视剧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的同性恋与恋母扯在一起。有些片段或许是事实，例如利伯雷斯表演时，作为“最忠实观众”的妈妈总坐在前排，利氏亦必向全场介绍她。有些情节，就不知真假，例如说洛克·哈德森在自己的首部电影上映时，他没有女朋友，是妈妈陪去看的，让观众预感不妙。有些情节，则很显然是美国电影的常用意象成语，例如当一名女子对利伯雷斯感兴趣，和他谈话时，银幕上男女两个对视的侧影之间的远处现出他妈妈阴森森的身影。

在电视剧洛克·哈德森故事里，他晚年做寿，席终人散，只剩下他妈妈和他的同性恋爱人，妈妈就拿出她送的祝寿礼，是一张配了新镜框的旧照片，其中是她和洛克两人，妈妈是大人，洛克则是儿童，妈妈指着照片说：“洛克！瞧！我比你高大！”洛克回答说：“妈！你总是比我高大！”（Mom!you are always taller than me!）妈妈把儿子孩提时的照片拿出来给成年的儿子看，一厢情愿地希望他倒退回该阶段，好让自己的影响延续下去，乃全球的妈妈都会做得出来的事，但只有美国故事对此警觉。洛克·哈德森故事中的这段照片插曲，乃用旧了的电影意象成语，我们在《双面天使》和《审判日：约翰·李斯特的故事》中已见过。 [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人权意识进一步发展，日益重视上一代性侵犯下一代的弊端。弗洛伊德理论在80年代遭到清算，他的男孩恋母、女孩恋父理论被指控为颠倒黑白，因为多半是儿童受到父母性侵犯、成长以后一生都带着心理创伤，弗洛伊德却替父母文过饰非，反而说3岁小孩对大人产生性攻击，而成年以后出现的心理病则被归因于这类幻想没有获得妥善化解。这种倒因为果的说法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全部基础。 [2] 弗洛伊德几乎是尼采同代人。 [3] 尼采在19世纪末宣布“上帝已死”。在“上帝”死了将近100年，连并不讲究孝道的美国人都才敢开始向父母动刀，可见动摇人间权威比动摇天上权威难百倍。美国社会对两代间之性侵犯的关注，势必大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爸爸侵犯女儿的故事大行其道，我们在本书续编《男性的邪恶王国》里集中讨论，此处偏重谈妈妈侵犯儿子的主题。

1986年的电影《捕人者》（Manhunter ） [4] ，改编自托马斯·哈里斯1981年的小说《红龙》（Red Dragon ），乃联邦调查局追捕一个专干灭门惨案的精神病杀手的故事。该人生来有兔唇，被讲究社会体面的妈妈遗弃，却被外婆收养，外婆收养他的动机，是利用外孙来向作为社会名流的女儿进行报复。为了在公众场所拆女儿的台，外婆从孤儿院把外孙弄出来，训练言词不清的他集中学一个词：“母亲”。 [5] 外婆根本不关心儿童，当小孩尿床，外婆的惩罚是把他的小鸡鸡放在剪刀的锋刃之间。外婆心智失常后，政府又将他判给不喜爱他的母亲和继父抚养。经两代女性滥用，小孩成年后就变成煞星，他自称“大红龙”，用自大妄想来掩饰极度自卑，而他满足权力欲的方式就是杀别人全家。电影将故事简化，强烈暗示该杀手幼时曾受女性长辈的性侵。换而言之，1981年的小说仍袭用50年代以来“母亲缺乏爱心”的叙事，而1986年的电影则走在时代前哨、改采新兴的“童年被性侵”的话语。 [6]

这个题材亦被1988年制作的《英雄与灾星》（Hero and the Terror ） [7] 所承袭。故事里的“灾星”是一个无理智、形同禽兽的系列杀手，他居地底暗室，好收集被他杀害的女性尸体。根据协助警方的心理医生推测：该“灾星”在幼年时“可能受到一位女性长辈的性侵”。

最能掌握时代脉搏的，莫如1991年的《沉默的羔羊》。羔羊指无辜受害的儿童，沉默则指他们无从发出声音抗议。这部电影牵涉到很多方面，包括用东方文化符号（例如：亚洲种的飞蛾）作为性别不稳定的比喻。它也受到男同性恋者的抗议，虽然它针对的是儿童的人权被侵犯问题。故事有关一个精神病系列杀手，他专门绑架女性，把她们杀害后剥皮缝制衣服。他在性别认同方面出现混淆，曾向变性中心申请动手术变为女性，遭拒绝。但他变成这样，到底是童年时代受爸爸、妈妈还是外人性侵，并没有交代。但在性别倒错、男穿女装这个特色方面，《沉默的羔羊》可以说是希区柯克《惊魂记》的90年代版。

反正，有了这部划时代的里程碑，可肯定90年代美国文艺与影视进入露骨描写两代乱伦的时代。1990年的《老千》（The Grifters ） [8] 说母子二人都是江湖中人，儿子是老千，妈妈则替黑社会办事。有一次儿子被人打伤，妈妈及时发现送医院，事后就常提醒儿子她曾“两度赐予”他生命。妈妈又与儿子的女朋友——一个女骗子闹矛盾，遂用钱包了一个比较听话的女护士给儿子当发泄性欲工具，儿子觉得妈妈想控制他便拒绝了，但最后终于与女朋友闹翻，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她与妈妈一般厉害、不敢领教，另一部分原因仍是恋母心理作祟。女朋友迁怒于他妈妈，同时图谋她车后厢中藏着的巨款，跟踪她想杀人夺款，但反被妈妈杀掉。此时，妈妈亦被黑社会追杀，想偷儿子的钱做逃亡费用，被儿子抓到。妈妈知道儿子心底恋母，就用色诱，使儿子防范松懈，趁机把装着钱的公文包打过去，原意是想将他敲昏，不料却把儿子手中拿着的酒杯敲碎，碎片插进了他的大动脉，儿子立时死亡。妈妈一边痛哭流涕，一边还是携款潜逃了。

1991年的《色欲攻心》（In the Heat of Passion ） [9] 说一名中年妇女色诱一名儿子年龄的青年、发生性关系，又故意安排他与自己的丈夫冲突，失手把丈夫杀死。当时，当地已发生一系列强奸妇女案件，该妇人又摆布情夫把现场布置成同一类案件，以误导警方。后来该妇人布下圈套，把情夫杀死，让警方相信她是抗拒第二度强奸，而终于把被警方追捕的系列强奸犯除掉。到最后，真相大白，该妇人真正的热恋对象是她的儿子。她与儿子共谋一石二鸟之计，找一个替死鬼，既把丈夫干掉，又有人替儿子犯下的系列强奸案顶罪。剧终时，警方以为案件已破，奸计得售的母子两人则团圆。

写恐怖小说的斯蒂芬·金在1992年参与制作的《斯蒂芬·金的梦游者》（Stephen King’s Sleepwalkers ） [10] ，说一对母子妖怪，出来害人，专抓年轻女子，吸取她们的元气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显然重弹母子恋造成“第二女性”死亡的旧调。故事中的妖怪母子之间的确是乱伦关系——有一幕他们在床上裸体性交，但在镜里照出来的却是两只妖精。

1992年的《红痕》（Traces of Red ） [11] ，乃《不能如此对待夫人》的当代版。它说在佛罗里达棕榈滩有一连串妇女被杀，凶手在尸体上总留下红色唇膏印。故事开展，每位死者都与办这案件的一名警探有关，这名警探只得向他的同伙与上司供出：童年时曾遭女老师性侵犯，该老师被关进监牢、身败名裂，现在很可能是她的亲属对他进行报仇。但这个线索后来证明不确，而该警探本人倒越来越像凶手。他的政客哥哥也对伙同办该案的另一警探说：弟弟在幼小时，被妈妈脱掉裤子玩弄下体，这种家丑不能外扬，因此是他出的主意，把整件事诿过于女老师身上，女老师是冤枉的，弟弟则很可能心理变态行凶。他的同伙却坚信自己多年的队友不会是凶手，遂布下圈套，让真凶现身：竟然是那个想栽赃给弟弟的哥哥，证实了他的“如果弟弟被妈妈侵犯，哥哥也该难逃同一命运”之假设。

1993年的《公路上的杀手》（The Road Killers ） [12] 说有一个在公路上驾车旅行的家庭受一群暴徒袭击，男主角全家被他们绑架，而他本人则被警长当作惹是生非之徒关进牢里，同室的另一名囚犯告诉他这群“朋克”的领袖在9岁那年曾手刃亲母。在主角设法下，两人共同越狱。但当主角前往那群暴徒巢穴去救家人的时候，才发现和他一起越狱者是他们一伙，而且还是那群暴徒首领的长兄。主角如今身陷绝境，但他们兄弟二人闹窝里反：匪首获悉妈妈是他哥哥杀的，哥哥却说：“我是为了你，防止她摸你身上。记得我们的攻守同盟——我保护你，你保护我！”匪首却拔出枪来，把他老哥干掉。

同年的电视故事《存心害人》（With Harmful Intent ）则是集美国人近亲之间“被害妄想”之大成。一个小镇的10岁以下的学童频频被陌生人伤害，最晚近的一名受害者的妈妈是很坚强的女子，而爸爸却是依靠老婆的音乐家，他对太太“扮演妈妈”心存愤恚，因此儿子放学时没去接，结果儿子被从一辆车中闪出的陌生客用铁锤敲击。情节开展，似乎女主角和在急救室中抢救儿子的英俊又有爱心的医生会发展爱情，但不料那名医生才是锤击儿童的凶手，他自己童年时曾被妈妈虐待，妈妈因儿子未能达到她心目中“天才”的标准而当众羞辱他，而每次都是长姐替他开脱，长姐也因此控制了他、利用他替自己办事。长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在学校里保持第一——换而言之，也像妈妈一般把儿子打扮成“天才”——就叫弟弟去消灭竞争者。有一个情节是从《坏种》处学的：在该部50年代的电影中，那个杀害男同学的坏女孩是为了夺取对方受学校奖赏的一枚徽章，《存心害人》中的那个长姐则从受害者的家里偷取学校的奖章给自己儿子。至于替她行凶的弟弟之所以挑选铁锤作凶器，乃是因为妈妈也是被他用铁锤敲死的。

至20世纪90年代，童年受虐已成为通俗的成语，它变成“人间的条件”，是每一个人生里或多或少的经历、每一人格中不可或缺的沉淀层。它也变成被大众文化推广的艺术意象，有意无意地濡染观众的意识和非意识。1998年的《在梦中》（In Dreams ）涉及神秘主义和特异功能，它说一名系列杀手常侵入家庭主妇克蕾尔的梦中，而该妇人在案子没发生前已梦见现场情景，那个素未谋面的凶手是男人，却用女名“薇薇安”。故事的交代倾向用一些朦胧、不连贯的碎片。有一片段是一个男孩被铁链锁在一间房间内，而他所处的整个小镇将被新筑成的水库淹没，所有镇民都已迁走……另一片段则显示该男孩已挣脱了锁链，从水底朝阳光处浮游上去……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妇人出现在一个镜头中，她把这个男孩放入箱子里——在剧情中段，那名凶手把克蕾尔的丈夫杀掉时，穿的也是红衣服。这个女主角具有特异功能的题材为2000年的《天赋异秉》（The Gift ） [13] 所承袭，但后者把虐待儿童的指控导向了父亲。

[1] 在1989年的《心狠手辣》（Relentless）中，用大人小孩的图画比喻心理被矮化则发生于父子之间（详见附录三）。

[2] Jeffrey Moussaeiff Masson,The Assault on Truth: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4）.

[3] 他只比尼采小12岁。

[4] 网络译名为《孽欲杀人夜》。

[5] Thomas Harris,Red Dragon（New York:Dell Publishing,1981）,p.199.

[6] 该故事于2002年用较大投资重拍，沿用小说原名，网络上的译名是《沉默的羔羊前传：红龙》。从《红龙》的系谱学中可看出美国大众文化并不如其貌似的纯娱乐性。在《红龙》原著中，凶犯在死者身上留下牙痕，是戴上他外婆的假牙咬成的。在整部剧情被编入近期电视长篇连续剧《双面人魔——汉尼拔》（Hannibal），成为其第三季（2015）的主轴后，此情节被改成到唐人街的中国人店家购买中国制造的仿魔兽假牙；此外，自诩为“大红龙”的杀人魔试图杀害侦查他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全家，先毒其家犬，探员的妻子将中了毒的狗带到兽医处，护士说须等待报告，但可能是由中国进口的狗食造成。看来，美国大众文化妖魔化的对象已经转移。

[7] 网络上的译名是《恐怖英雄》。

[8] 网络上的译名是《千网危情》。

[9] 网络上的译名是《激情热度》。

[10] 网络上的译名是《梦游鬼惊魂》《舐血夜魔》。

[11] 该片在网络上的译名是《红唇血案》，《不能如此对待夫人》一剧在第八章中有分析。

[12] 台译《终极英豪》，港译《公路杀人狂》。

[13] 网络上译作《惊魂眼》《灵异大逆转》，该片将在《男性的邪恶王国》中讨论。

附录六　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进入21世纪以来）

1.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杀母”依旧

进入21世纪，女性“杀夫”与“杀父”浪潮已退落，但母亲被问题化仍然持续，人们或许已忘却这一趋势在20世纪中期的原初背景：阉妈恐惧症。然而，它已更为普及，成了各种病态人格必备的心理基础。20世纪90年代的女权意识曾参照此模式，将童年遭父亲强奸说成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成因，但进入新世纪后已偃旗息鼓，烟消云散，有待史家去做考古发掘。无疑，当今的潮流是重振家庭价值，大众文化亦大书特书“父亲”在一个人生命里的重要性。 [1] 但是，即使在这个新的时代精神照耀下，“母亲”仍令美国人忐忑不安。

这种不安已超越性别，成为一个过度发达的理性主义极端不信任“母亲”代表的情感失控状态之表态。在半个世纪前，还可以将这个状态等同于整个女性性别，如今，连这个“半边天”亦已走上理性化之路。1991年的《沉默的羔羊》一片最具说明性，在剧情里，“执法者”这个传统男性角色已被女性取而代之，变态的吃人肉的男凶犯汉尼拔则被关在笼子里，另一个在逃的男凶犯专门虐杀妇女，因此表面上是女执法者消灭坏男人的故事，但该名男凶犯曾申请动手术改变性别，杀害妇女也不过想剥她们的皮和头发戴在自己身上。因此，到头来仍然是讴歌理性主义的胜利，虽然它已改由女性代表；被妖魔化的仍然是“情感失控状态”，如今让它戴上男性假面只是障眼法，并无改于深层的仇母逻辑。

前面早有提示：在美国大众文化里，纵使罪犯是男性，他的成因亦来自“妈妈”。2001年的电视电影《飞行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 ），又名《恐怖的冰雕》（Frozen in Fear ） [2] 。在故事开头处，一名年轻的妈妈给儿子看自己收集的水晶小摆设，其中一座是天使，象征纯洁。过了不久，妈妈和情夫通奸，被爸爸抓奸在床，爸爸将她枪杀，才5岁的儿子西恩从此不再开口说话。西恩长大后成为颇有名气的画家，导致艺廊代理人蕾西亲赴他居住的蒙大拿小镇与他接洽。两人很快地坠入爱河，西恩表现得很恩爱，而且失语症也痊愈，似乎心灵的创伤受到爱情的治疗。未料到的是他心灵的幽暗面：镇上年轻女子频频失踪，成为西恩系列杀人的受害者，连蕾西暂离期间派去的女助理波莉亦几乎遇害——她们被他剥光了用冷水冻成冰雕，似乎想重建他母亲的纯洁水晶收藏！

在2001年的《复制杀人魔》（Replicant ）这部影片里，一名系列杀手专挑妇女下手，杀死后加以焚烧，另一个规律是被杀死的妇女都是母亲。国家安全局用在现场收集的遗传基因数据把他复制了，利用这个复制人协助破案，因为他与凶手分享遗传记忆，两人之间也心灵相通。系列杀手名曰“爱德华”，有指涉50年代威斯康星州恋母狂杀手爱德·盖恩的暗示——该人物已经启发了多部影视作品，最脍炙人口者乃《惊魂记》。《复制杀人魔》里的煞星专挑有孩子的妇女下手，是发泄他心中对自己母亲的怒火——他的母亲曾责备他是“坏孩子”，而且几乎将他烧死。这个故事亦透露好莱坞的题材荒，因为仇母、好坏双胞胎和认同混淆等题材都是不断被翻炒的。

2002年的《吸血鬼女王》（Queen of the Damned ） [3] 根据安妮·赖斯（Ann Rice）的吸血鬼小说系列（The Vampire Chronicles ）改编。片名虽来自第三部，其实由二、三两部合并而成，而且插入原著中没有的“杀母”结局。在该系列中，世上所有吸血鬼的老祖母是阿卡沙，在电影里，已经化石的阿卡沙被她的子孙辈的年轻吸血鬼勒斯塔的歌声惊醒，就把自己的千年老伴杀了，选取勒斯塔作为她的新王，还用自己的血喂他，增强他的法力，但她有毁灭世上大多数男性的雄图，只剩下女性并要她们尊自己为后。其他的千年僵尸想法阻止她，阿卡沙有勒斯塔在身旁，把他们打败，勒斯塔开始时还顺从她的意愿，但当阿卡沙要求他消灭女朋友时，他就纠合了其他千年僵尸们攻击阿卡沙，吸净她身上的血，使她变成灰烬，随风飘散。原著中并非如此：杀死阿卡沙的是其他千年僵尸，与勒斯塔无关，也不涉及他的女朋友。电影故事是为了迎合捍卫同代之间的异性恋权利必须消灭上一代的公式，此外，大家将老祖母的血都吸干了来增强自己的魔力，也具吸食母亲养分并杀死她乃理所当然之义。

[1] 此潮流必须在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的续篇中处理，或者成为续篇的一个附录，目前还没有计划。

[2] 网络上的译名是《绝色追缉令》。

[3] 网络上的另一译名为《魔咒女王》。

2.“母亲”与病态杀手结下不解缘

2003年的《致命ID》（Identity ）的情节很旋绕：一群来自各地的人被豪雨困在一所公路小旅馆里，他们逐一被谋杀，故事如传统悬疑小说般开展，但当每一个人都说出他或她的生日是五月十日时，观众先被误导往超自然现象的方向想，之后终于发觉这些“人”其实是一个多重人格分裂症病患者的不同面向。该人是系列杀人犯，正在等待执行死刑，而这个小旅舍的场景则在他脑海里展开，是他众多的人格互相消灭以趋于统一：其中有杀人犯、保护者、妓女、憎恨妓女者、小孩等，最后全部死光，唯有妓女逃出生天，小孩则不知去向。杀人犯在临刑前一刻被改判关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但在途中杀死警卫逃走，此时，在平行的想象情景中，那个已重获新生的妓女正在经营她的果园，小孩却恶狠狠地出现，将她杀死。原来该犯在童年时，被卖淫的母亲遗弃在旅馆里，该天正好是五月十日——他的生日。

2003年重拍了《得州电锯杀人狂》（Texas Chainsaw Massacre ），原作是1974年的同名电影，早已发展成为一个系列。 [1] 剧中戴人皮面具、双手挥动电锯、身批血迹斑斑的屠夫围裙之恐怖煞星“人皮脸”（Leatherface），已成为大众文化里的经典杀手。该系列透露的是对闭塞的美国南方乡下之恐惧，原著故事里的一群旅行的青年男女，经过得州的穷乡僻壤，误闯入一个吃人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是124岁形同僵尸的老祖父，最后逃出生天的是一名女子。2003年的重拍越过续集，回归原名，但情节有重大更动：老祖父的大家长角色已由“人皮脸”的母亲露妲取代，她告诉剧中唯一生还的女主角说：他们家族从前在屠宰场工作，后来被辞退，遂开始绑架活人屠宰、出售他们的肉，家族成员亦养成吃人的习惯，她特别提到“人皮脸”在童年时受歧视。这一点在2006年拍的《得州电锯杀人狂前传》（Texas Chainsaw Massacre:The Beginning ）中获进一步交代：“人皮脸”是弃婴，为露妲收养，他智障、身体有缺陷、烂掉鼻子、见不得人，一生受妈妈保护，并养成嗜杀的性格。

《得州电锯杀人狂》师承的是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后者的灵感来自50年代威斯康星州恋母狂杀手爱德·盖恩。然而，《惊魂记》里的恋母狂杀手只是穿上妈妈的女装、头戴假发行凶。《得州电锯杀人狂》里的“人皮脸”反而更接近爱德·盖恩这个原型。很难想象：在美国文化以外，像爱德·盖恩这类变态人物会成为一整个次文化传承的鼻祖！ [2]

由《惊魂记》奠基的“血肉横飞电影”（slasher film）文类里，较成功的也包括由1980年开始的《黑色星期五》（Friday the 13th ）以及由1984年开始的《猛鬼街》（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 [3] 。《黑色星期五》在1981、1982、1984、1985、1986、1988、1989、1993、2002年拍了续篇，在2009年又重启，《猛鬼街》则在1985、1987、1988、1989、1991、1994年拍了续篇。《黑色星期五》里的疯狂杀手杰森的商标是头戴冰棍球面具、手拿砍树丛长刀，专门追杀青少年。《猛鬼街》里的恶魔弗莱迪则是面容烧焦、四指套上锋利钢刃，专门进入青少年的梦魇里杀害他们。

在2003年，有好事者把两个系列里的煞星摆在一起，制作了《弗莱迪大战杰森》（Freddie vs.Jason），其中就露骨地凸显精神病杀手与“妈妈”的关系。在《黑色星期五》原系列中，杰森之成为系列杀人犯就与他母亲有关：沃希斯夫人（Mrs.Voohees）生下了杰森后，因为他畸形，就长期保护他不与世接触，后来夫人在一个夏令营中任厨子，她的儿子则饱受营友讥笑，为了证明他能游泳，就跳入湖中，结果却溺毙了（但不见尸身）。当时，夏令营的辅导员都在他们的木屋里饮酒作乐、搞性关系，沃希斯夫人迁怒他们，把其中两人杀了，夏令营因此关闭。夫人长期住在湖畔，阻挡它重开，十余年后，物业主与一群辅导员回来想恢复营业，被她一一杀害，只剩下一名女子爱丽丝，夺下夫人的长刀，反而把她枭首。但杰森其实没有死，他对爱丽丝进行报复，把妈妈的头供在林中木屋的神龛中，在她周围陆续堆起被他杀害者的尸体。2009年的“从头说起”则以沃希斯夫人被断头开始，身首异处的头仍在说话，责成杰森为妈妈杀人（“Kill for mother！”）。

相形之下，弗莱迪则是被他妈妈消灭之人。在《猛鬼街》第三部与第五部中透露：弗莱迪的母亲是一名修女，她在精神病院服务，假期闭馆期间最后离开，不幸意外被与100名疯人关在一起，遭集体轮奸，生下了他。后来，她因儿子屡屡行凶而悲伤自杀，她的灵魂却不断尝试把弗莱迪降伏。至第五部，弗莱迪的母亲把他变回婴儿，重新把他放回肚子里。弗莱迪当然没被消灭，因为他在续集中不断回来。

至2003年的《弗莱迪大战杰森》，弗莱迪有感于榆树街（即猛鬼街）的孩子们都不怕他了，就用计将杰森骗来镇压他们，为自己的重归铺路。他知道杰森是崇敬母亲的，就侵入他的梦中，化身为沃希斯夫人，对他下指令：

杰森，我的特别特别的孩子。你知道你的天赋吗？无论人们如何对付你，你都死不了。你永不会死。亲爱的，你只是熟睡了而已。但是，现在是醒来的时候了。妈咪要你办一件事。我要你去榆树街。榆树街的孩童们近来坏透了。起来，杰森，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聆听我的话音，再活起来。让他们怀念我，杰森。让他们想起恐惧的滋味。

在杰森离开后，沃希斯夫人变回弗莱迪的模样——这里是谨守了“妈妈”是变态杀人狂之导因的思维模式。

[1] 1974年的原创作品后出现过第二部（1986）、第三部（1990）和《第二代》（1994）三个续篇。

[2] 关于此人，详见第八章。

[3] 台译《夜半鬼上床》。

3.《鬼影人》的个案研究

2003年的《鬼影人》（Gothika ）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这类公式的僵化。该片上承流行于90年代的“聪明睿智又代表正义的女性击败邪恶男性”的文类，但该是这个文类的余波。女主角是心理医生米兰达，她任职于一所高度警卫的女性精神病监狱，她的先生道格拉斯是同一机构里的部门主管。有一天，米兰达用斧头把她的丈夫砍成几段，自己被关进了精神病囚穴，但对整件凶案毫无记忆。平素只相信“事实”和“逻辑”的米兰达，行凶时乃被一个少女瑞秋的鬼魂附体——后者是被道格拉斯奸杀的受害者。米兰达从精神病监狱逃走，去侦查这个事件，她回到亡夫的农庄，发现那里有一个专门绑架少女予以奸杀的魔窟，还设有录像设备，录下她们裸体被摊开铐在刑床上辗转哀啼的镜头。事到如今，似乎可以结案，但鬼魂一直在告诉米兰达“不止一个”（not alone），她一直以为指受害者不止一个，如今恍然悟到行凶者可能是二人团队。

这样一个鬼故事，把米兰达杀夫归咎为超自然的冤魂附体，但轮到她用自己的“专业”去素描第二凶犯的心理轮廓时，却变成凭“事实”与“推理”得出的“科学”结论。根据她的专业猜测，该人和道格拉斯的关系是一种“经典的导师和门徒征候群”，并具备如下的心理轮廓：

他必然是在一个没有父亲在场的家庭里长大的人。他对母亲产生了强迫性的过度依赖的关系，这个关系转化成某种不恰当的性吸引。他还是儿童时，可能从虐待小动物获得性高潮。作为一个男人，他对自己的性欲（sexuality，亦指性别）是彻底混淆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米兰达人还在县拘留所，就急着把这个结论告诉县警长鲍勃。此时县警都外出办案，她单独与鲍勃在囚穴里侃侃而谈，逐渐警悟到这个“科学的轮廓素描”大致上符合鲍勃本人：鲍勃从小就与道格拉斯一起玩大，他虽然是白人而道格拉斯是黑人，但身为老粗的他一直视专家博士的道格拉斯为导师，他的家庭情况亦符合米兰达的素描，唯一令鲍勃光火的是“我从来也没有从虐待小动物得到快感”。鲍勃遂在空无一人的警局里追杀米兰达，瑞秋的鬼魂及时出现，两女一起把男凶徒消灭。

这个在超自然的鬼故事里出现的“科学”分析，乃陈年的“教科书解释”，却被当作“事实”灌输给观众。它其实偏离了病态杀手的心理轮廓：故事里的凶犯并非心灵幽暗、对社会现实失调、与世隔绝的人，他们一者乃公家机构的主管，另一为警长，都是在公共领域里发挥良好功能的人士——米兰达的丈夫甚至娶了一个聪明、美丽又成功的女子。如果有恋母仇母情结，该专门找中年妇女下手才对，他们却偏偏挑妙龄少女下手，正如鲍勃一边在追杀米兰达一边透露：从道格拉斯15岁开始他们俩就一起绑架和虐杀少女，中间停顿了一段长时间，但遇到了瑞秋后，那个地方就“十分发痒，痒得令你不能不搔”。在这里，分明是好色的男性对美少女胴体的痴迷——从今日网际网络上这类网页的泛滥，可看出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常态，何必诉诸“杀母”这般旋绕的逻辑？

《鬼影人》的人物造型不只是美学上的失败，它把男性罪犯的心理轮廓说成“作为一个男人，他对自己的性欲是彻底混淆的”，也等于说犯罪者是无法确立“男性”性别的人。这就背离了90年代女权教条的“总路线”：在父权社会底下，男性的“正常”表现就是对女性的宰制。这个不协调固然并非始自《鬼影人》，美国大众文化上承希区柯克的《惊魂记》，早发明了一类因自身性别无法形成而杀害女性的男凶犯，美国女权意识把男性妖魔化，也利用到这个造型，却不得心应手，因为它到底是怪罪母亲的，与打倒父权有一段距离。《鬼影人》不过在90年代式的女权退潮以后将此不协调彻底暴露而已。《鬼影人》固然不脱前一时代把男性妖魔化的窠臼，但在时代精神已转移的情形下，它不过是《惊魂记》以来已变陈腐的公式的另一次翻炒。 [1]

[1] 前一时代把男性妖魔化的窠臼，可举出一些例子。一位被害死的女学生附在男教授妻子身上对他进行报复的情节已见于2000年的《藏污纳垢》（What Lies Beneath，网络上的译名乃《危机四伏》），双子星式男性猎杀女性团队则见于1997后的《桃色追捕令》（Kiss the Girls）。这些材料都归入《男性的邪恶王国》。

4.《割破的伤口》的个案研究

2003年的《割破的伤口》（In the Cut ）根据苏珊娜·摩尔（Susanna Moore，1945—）的小说改编，由新西兰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1954—） [1] 执导，由她们两人共同编剧，制片人包括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1967—），具有一部有分量的“女性电影”之声势。它探索现代大都会妇女在求爱过程中的挫折和恐惧：这类妇女性生活自由，与多人发生性关系，但心底深处总是渴望罗曼蒂克爱情，甚至结婚生子，然而她们过惯了没有羁绊的生活是异化的，在关系里注定受伤害。可惜片子是用精神病系列杀手的故事形式来探索这个困境与难局，存心去看一部惊悚片的观众掌握不了它十分雕琢的意象，不明就里者则把它当作低俗的“血肉横飞电影”。

该片其实运用多层次的象征手法。故事里，单身的英语老师弗兰妮很寂寞，她的同父异母妹妹宝琳也单身，却很放浪，后者其实是女主角的“二重身”（double），代表她被压抑的非意识欲求。在姊妹的对白里，弗兰妮就对与有妇之夫上床的宝琳说：用想象自慰比较“安全”。弗兰妮却在酒吧厕所间意外窥见一位女郎替男人口交，该男面目处在阴暗里，只看到手腕上有刺青。事后该女郎被杀害并遭肢解，弗兰妮作为证人，认识了纽约警探马洛伊，并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后来凶杀案接二连三发生，连宝琳也遇害，而所有嫌疑迹象都指向马洛伊。到结局处，真凶却是马洛伊的警察搭档罗德里奎兹，此角色戏并不多，他只不过与马洛伊身份相同、遭遇类似（都遭妻子离异），手腕上有同样的刺青——即弗兰妮在凶犯手腕上看到的。作为文艺意象，罗德里奎兹算是马洛伊的“二重身”。

这个文艺手法表达了女性的两面——压抑与放浪，也透露她们对男性的投射也一分为二：既需要又不信任。 [2] 到将近收场处，弗兰妮肯定马洛伊就是凶手，把他一只手铐在水管上，从家中逃出，却遇到罗德里奎兹，被他带到他常去的红色灯塔上，四下无人，他露出真面目，弗兰妮用马洛伊的枪将他击毙，走回自己的寓所，看见马洛伊仍被铐住，人躺倒地上，她就依偎在他身旁，却并不替他打开手铐——这里最形象地勾画出女人在她的男人“无法为害”时才感觉最安全的心理：马洛伊只剩下一只臂膀还可以动，只能用来抱着她。

这种双重心理其实已反映在“警察就是杀人犯”双重身份的命题中：女人希望男人是她们的保护者，同时害怕他们变成伤害者。这个“保护者就是伤害者”的心理，会把任何热恋都弄潮湿，注定导致异化。最后，女主角随着凶犯到灯塔去，是套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的典故，但伍尔夫小说中主角长期怀着去灯塔的愿望，象征性压抑。 [3] 渴望爱情的弗兰妮终于和男人到达了灯塔，出现的却是非你死即我亡的对局，只准一人活下来，搭不成配。《到灯塔去》发表于还在闯禁区的1927年，《割破的伤口》反映的则是“已开放了的”当代人性生活的写照。该片从女性电影立场出发，主张性爱必须照顾到女方的快感，并把马洛伊当作正面教材：他对弗兰妮进行后庭口交，令她十分受用，她立时猜到马洛伊少年时必定受了成熟妇人教导。她对马洛伊越来越不信任，但在性方面却越来越朝向他，甚至心中念着他进行自渎。但这种非凡的性是孤悬的，总不能与信任和亲密连在一起。现代人的性无法消弭人际心理距离，因此性其实也等于伤害。“性”和“爱”之间也被肢解、也遭切割。 [4]

马洛伊的警察谈吐粗鄙不堪，说毫不在意自己那根话儿“插入割破的伤口里”（in the cut）——他把女人的“屄”（cunt）念成“伤口”（cut）。电影确实用系列杀手肢解女人来象征异性恋造成的伤害，因此片名的另一中译《裸体切割》也相当切题。 [5] 故事里穿插了弗兰妮与宝琳共同的父亲与弗兰妮的母亲恋爱片段，用褪了色的旧照片色调，场景都是一个冬天的湖上溜冰场，飘着白雪花，如水晶球中的世界。第一段在片子开头，观众还不谙剧情，只见一位美少女的倩影在溜冰场中旋转，给一个黑衣男子看见了，大特写镜头聚焦在他戴黑皮手套的手，捏成一个狠狠的拳头，就朝湖中的女子溜滑过去，在她周围的冰上画出一道圆弧，血水顿时渗了出来，片名“割破的伤口”也于此刻在银幕上打出，背景音乐则采用怀旧的多丽丝·黛（Doris Day）名曲《世事不可强求》（que sera sera ） [6] 。第二片段是弗兰妮在宝琳寓所中叙述爸爸对妈妈的求婚史：镜头又回到了那个水晶球世界的湖上溜冰场，爸爸和原先的未婚妻在那里，爸爸看见了未来的妈妈，目不转睛，未婚妻一怒之下，把订婚戒指脱下抛在地上离去，未来的爸爸把它捡起来，在同一天就用同一枚戒指向未来的妈妈求婚，根据妈妈的说法：正在那一刻，雪花开始飘下来。宝琳认为很罗曼蒂克，弗兰妮纠正她：“她最后被害死。”爸爸后来离开了妈妈，去物色第五度婚姻，但这些婚姻都没有宝琳妈妈的份，宝琳虽然随便和男人上床，却强烈地渴望婚姻，即使为了从未曾结婚的妈妈的缘故也要实现一次。她感叹：“甚至安吉拉·桑茨都有未婚夫。”弗兰妮提醒她：“或许吧，但可能正是他把她的头给割了下来。”安吉拉是片子开始以来系列凶杀案的第一个受害者，也就是那个口交女郎，观众至此方知她被断头，但“未婚夫”又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场景是：纽约警察在一所医学院宿舍洗衣房的洗衣机中取出一只断手，中指上戴有一枚戒指，后来报纸报道未婚夫乃疑凶。轮到宝琳被杀害——是弗兰妮在妹妹寓所的洗脸缸发现她在塑料袋里的头颅，办案的马洛伊问她宝琳是否有未婚夫，弗兰妮说没有，但死者的左手中指却戴了订婚戒指，因此，她和马洛伊都认为这是凶手留下的“签名式”。弗兰妮从警局回到家里，就做噩梦，梦境回到湖上溜冰场，妈妈摔倒在地，爸爸收不住势，溜冰鞋的刀刃在妈妈两腿上切过，截成六段，爸爸掉过身来，惊魂稍定，脸色随即化为恶意，将鞋刃朝着妈妈的脖子溜滑过去，妈妈惊慌失色……最后，是弗兰妮被罗德里奎兹羁留在灯塔上，他将一枚戒指放在刀尖上递给她：“你愿意嫁给我吗，弗兰妮？”她的回答是开枪射击。

自从《与敌同眠》以来，把男女关系冷嘲化的美国大众文化即把“我爱你！”与“我杀死你！”画上等号。 [7] 它固然是女权的一个攻势，但从分析“杀掉狂慕者”的第十四章的角度俯瞰，它可不限于90年代的时代精神，而是美国更深层的个体化逻辑在作祟：爱情会颠覆自我疆界、造成个体性的泯灭；这是对情感作用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谨防它导致人格朝人生早期逆退，造成失控与无助感。“母爱”既然能杀人，伟大的美国制度“异性恋罗曼史”能不被殃及池鱼否？

在90年代排山倒海的“杀夫”狂潮退落后，爱即谋杀的命题亦已化为成语，观众不会特别去留意。 [8] 在人人如城堡（everybody a fortress）的情况里，任何亲密都会变成侵犯；性、暴力、被害妄想三者结下了不解缘。在《割破的伤口》里，弗兰妮认识马洛伊后，只在自慰时想象他，没有行动，直到她在黑夜的大街上遭蒙面客袭击，向他报警，马洛伊叫她重演那次袭击，从后一手箍在她脖子上，另一手放在她胸前——两人的做爱从此开始，虽然越往后弗兰妮越相信蒙面人就是马洛伊。

说到这里，可见《割破的伤口》乃比较文学的盛宴、“血肉横飞电影”观众的大闷片。然则它与“杀母”何尤？一旦精神病系列凶杀案被用来铺陈故事情节，这个文类自身的内在逻辑就接管了这部电影，别无他途。为了故布疑阵，也或许是因为仍遗留90年代“凡男人都是坏蛋”的余绪，电影制造每一个男角都是嫌疑犯的暗示。例如，弗兰妮的一个黑人学生科尼利厄斯一直对“系列杀手”具浓厚兴趣，常上这方面的网站。女老师对他也心存欲念，事到临头又婉拒，该黑人暴跳如雷、流露暴力倾向。弗兰妮的一位一夜情的男友乔尼则是娘娘腔，弗兰妮和他断交，并劝他对宝琳不要有非分之想，他亦发飙。有一次乔尼说“他童年时代的怪异回忆”造成他的忧郁症，另一次则说小时候“曾经被妈妈打扮成女装”。乔尼又是医科学生，似乎与医学院宿舍洗衣机中发现的女肢有关。轮到马洛伊，他和老婆离了婚，却没分居，说是为了孩子，他在初离婚时曾迁出，因缺钱搬回妈妈家住了三年，发现“她比我老婆还要坏”。最后是罗德里奎兹：弗兰妮到警局认嫌疑犯照片时，影片让观众看到他办公桌上竖立着一个红心形的摆饰品。电影前半部曾出现过这样一个画面：弗兰妮在地铁站下了车，她背后有两个男人从阶梯走下月台，捧着一个庞大的红色丧礼花环，是心形的，上面的白花拼成大写的“妈”（MOM）。

每部变态杀手电影里的“签名式”都不同。这部电影里的是给女尸断肢上戴上订婚戒指。《沉默的羔羊》里的是在每一个女受害者口中放一只亚洲种飞蛾。《不能如此对待夫人》里的是在每一个中年妇女尸体额头上画上一个红唇。《抄袭杀人犯》里的则是把所有著名系列杀人狂的手法都抄袭一遍。 [9] 美国大众文化里系列杀手的总签名式却是“妈”！

[1] 台译“珍康萍”。

[2] 至于男性也把他们对女性的投射一分为二，详见本书第七章《山雨欲来：“杀母”幻想之前奏曲》。

[3]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第二幕警局场景里，马洛伊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座红色灯塔的模型，也作为他的阳具象征。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终局时把弗兰妮带到红色灯塔上行凶的罗德里奎兹只是马洛伊的二重身。

[4] 套用片中一个用词：dis-articulation。

[5] 至于台湾的译名《凶线第六感》，连中文都不通。

[6] 希区柯克的《擒凶记》（The Men Who Knew too Much,1956）之主题曲，歌词是小女孩在问妈妈她未来是否会幸福，妈妈回答说未来不可测、随缘吧；长大后问她的情人，婚姻会否美满，情人回答说未来不可测、随缘吧；在她成为母亲后，子女问她同样问题，她给同样的答复。

[7] 详见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

[8] 哪一个观众会去记《鬼影人》中米兰达在用斧头砍杀她老公时，同时在说“我爱你”？把《杀死比尔》（Kill Bill,2003—2004）当作动作片观看者，谁会在意它是另一部《与敌同眠》，并且反映今日美国离异的父母对儿女监护权之争夺战？20世纪90年代排山倒海的“杀夫”狂潮将会是《男性的邪恶王国》的主题。

[9] 剧情详见第十章。

5.“杀母”接近尾声？还是已全球化？

在第十四章中已谈论过2004年的《劫夺人生》一片，其中的凶犯连续杀人以便盗用受害者的认同，因为他不想当自己，他的双胞胎兄弟在童年逝世，他认为母亲比较喜欢死掉的那一个。母亲也认定这个儿子邪恶，要协助警方消灭他，被他先杀了。

2004年，我在同一周内看了《亚历山大》（Alexander ）与《鬼娃孽种》（Seed of Chucky ）这两部片子，发现是同一个故事。一为历史伟人传记，一为鬼怪故事，居然都被还原为雷同的美国故事，实在不可思议。前者描写亚历山大夹于父母的冲突争执间，心理受到损毁。妈妈历来仇视爸爸，感情都投注在儿子身上，对他说：“唯有我爱你胜过一切！”父王菲利普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承大统。在案发后，儿子在妈妈的寝宫中与她摊牌，控诉妈妈利用他来伤害爸爸：“你在摇篮里就把我谋杀了！你把我诞生在一袋子的仇恨里，那个对比你更强者的仇恨……你对男人的仇恨！”妈妈奥林匹亚斯回答说：“你的灵魂是我的，亚历山大！”随即和他亲嘴，儿子则对她吐口水。亚历山大远征亚洲，还不断受她来信施压，要求团聚，他挥军一路狂杀到印度，似乎都在逃避妈妈，至死都没再见到她：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也成了怀有母亲情结的系列杀人狂！最后当他的下属下毒弒君，亚历山大在那杯毒水中看到了妈妈的脸，但仍然喝了下去，因此丧生。他与父王也有矛盾，因为菲利普试图另立储君，但父王终究是他的角色楷模。亚历山大在洞房之夜与新娘之间的暴力行为似乎重演他爸爸在妈妈寝宫里的一幕。这部电影里的亚历山大是性别暧昧的。1956年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对该伟人的双性倾向只字不提，只出现他的情妇巴西妮（Barsine）。2004年版则将巴西妮整个删除，把重点集中在同性恋男友赫淮斯钦和男宠巴戈阿斯身上。

我觉察《亚力山大大帝》与同一周内观看的《鬼娃孽种》是同一个故事，后者却属于一个电影系列的第五部。该系列的主角一直是一个附着在玩偶身上的恶灵恰吉（Chucky），如今是到了下一代格伦。在前传里，恰吉与他的老婆蒂凡妮都是人变的，格伦却是玩偶，没有性器官，因此爸爸将他当男孩，妈妈则把他当女孩，将其名字改成格莲达，给他穿上女装。恰吉认为“儿子”该继承他的杀戮生涯，蒂凡妮则认为替下一代着想该终止杀人，格伦遂患了人格分裂症，也开始杀人。 [1] 蒂凡妮带了孩子离开爸爸，恰吉追杀他们，把蒂凡妮杀了，格伦/格莲达替母亲报仇，杀死他爸爸，恰吉在临死前还为儿子终于“成才”感到骄傲。事后，蒂凡妮附在一个女体上复活，与儿子团聚。故事除了运用性别暧昧、人格分裂的杀人犯题材外，还反映当代美国消除爸爸的单母亲家庭成为主流化的趋势。

2004年重拍了《满洲候选人》，电影从当年的“反共”变成把大企业妖魔化，主角仍然是被洗了脑的雷蒙·肖，操纵他的依旧是他的亲妈妈，但与1962年版有显著不同。虽然雷蒙仍然与邪恶的母亲同归于尽，却非亲自下手，而是让他的一个旧下属去执行，暗杀仍旧发生在总统提名大会上，他被母亲代表的大企业操纵，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他的旧下属则替美国情报单位消灭他母子俩。比起旧版来，新版描写邪恶的母亲远较轻描淡写，但仍得用“阳具愿望”这般简单的公式去刻画。 [2] 母亲在部署雷蒙进军白宫：“你将成为我想成为者，你的爸爸却把这个机会糟蹋掉了。”显然，又是将受挫的“望夫成龙”愿望移置儿子身上。旧版里妈妈亲儿子嘴的恶心镜头则为妈妈轻抚雷蒙赤裸的上身所取代，看来并不过分，但紧凑的电影叙事没有白费的镜头。

母亲看儿子的裸体也出现在《飞行家》（Aviator ，2004） [3] 一片中。它是整部片子的序幕：未来大亨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1905—1976）还是小孩子，他在淋浴，妈妈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块肥皂，同时教他学一个词：“防疫”（quarantine）。在由银幕时间浓缩成的简化因果关系里，它变成休斯日后强迫性洁癖之导因，此病令他整个人生与事业都瘫痪掉——妈妈又成了“病源”！

2004年的《薰衣草服色的女士》（Ladies in Lavender ） [4] 令人想起《苏萨茨卡夫人》 [5] ，都是有关“母亲”阻碍“儿子”成长的故事。在“二战”期间，一对居住英国海滨的姊妹从海上救起一位波兰青年，在服侍他康复的过程中，两位年龄都可以当他的母亲的老女人为霸占他而几乎闹翻。她们给予他“生命”，好比母亲，但当他有机会去伦敦表演、发挥他小提琴家的才华时，她们却将邀请函藏匿。他不告而别，两位“妈妈”最后也只得放手，并去伦敦替他初演捧场。

2005年的《恐怖蜡像馆》（House of Wax ）属于《得州电锯杀人狂》一类，把地点迁至路易斯安那——反正脱不了南方，场景则从农庄换成一座废弃的小镇，也是一群大学生误打误撞闯入这个魔窟。整个小镇的人都已被换成蜡像，乃一对曾是连体婴的兄弟之杰作。他们的亡母有成为蜡像艺术家的志向，但因长脑瘤而疯狂，饮恨而终，两兄弟布置蜡像镇与盖蜡像特藏馆是为了完成她的心愿。他们既然又是处于“妈”阴影底下者，理所当然是杀人狂，抓了过路客来当蜡像活模子。电影对《惊魂记》做出致敬，例如处于阴暗中的老妇人从窗口往外看的那个镜头，不同之处在于她如今是蜡像而不是皮草标本。连体婴被动手术分开时，文森特的脸破了相，因此他总是戴着面具，如得州的电锯杀人魔焉，其实真正的坏孪生兄弟是勃，他面貌英俊但具欺骗性。最后，该群大学生只死剩一对兄妹，女孩卡莉成功地离间了迫害者，她说服了文森特：他遭勃愚弄，勃把他当丑八怪、宰制了他，其实心灵真正丑恶的反而是勃。这个离间成功，两兄妹逃出生天、两兄弟则和蜡像馆一起葬身火海。卡莉懂得用这招，乃因为她和哥哥尼克也是孪生的，已学会防止尼克把过错都归咎于她的自卫本领。因此，搞“分离与个体化”不止于针对母亲，也必须施之于昆仲之间，否则“个体”会受害。 [6]

2006年开始的季节性电视连续剧《英雄》（Heroes ）是漫画化的超人故事，角色是一些各具特异功能的人，其间出了一个灾星赛雷，他专门杀害同类，吃他们的脑髓，窃取各别的特异功能。第1季第21集描写他因预见自己吸纳一个核弹人的功能，害怕自己有一天会爆炸掉，并杀死无数无辜者，大为泄气，壮志没有了，反而带了一件礼物回去看离别多年的妈妈。妈妈感谢上帝儿子回来了，赛雷送给妈妈一个得州的飘雪水晶球来丰富她50个州的收藏，但随即注意墙上的古董钟坏了，拿下来修理，妈妈很不屑地说那是一件“垃圾”，赛雷说“那是爸爸的”，就开始修理。此时妈妈捧着其中一个有儿子小时候照片的水晶球入神，走过去抚摸赛雷的头说母亲以他为傲，但是赛雷说他没干什么，妈妈说你什么地方都去过，不像我们“老待在一个地方”，赛雷回答我已厌倦、想搬回来。妈妈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前程无量，但如坚持要搬回纽约，则该找某相识的投资银行家，会替他安排工作，赛雷说他只想当修理钟表匠（子从爸业）。此时，他亦因妈妈为他准备不想吃的食物而光火，母子俩起冲突，赛雷恳求母亲把他当一个普通人，母亲说她的儿子是特殊的，连当总统都有资格。为了安抚妈妈，赛雷就表演一招特异功能给她看：他用厨房洗碗的射水管朝空中喷水，把水变成飘雪，笼罩整个房间，让妈妈进入她镜花水月的水晶球世界里，此时，妈妈的整个水晶球收藏也飞舞起来，妈妈从狂喜而开始恐惧。赛雷原意是取悦妈妈，但心中不无恨意，力道稍微用岔，一个水晶球砸在妈妈脸上，出血了。妈妈对赛雷下逐客令，说他不是自己儿子，是遭天谴者，要他“还我儿子”，赛雷过去抓妈妈，妈妈拿起一把大剪刀戳他，赛雷去抱她，意外地反手把剪刀插入了母亲的胸膛。他瞧着躺在血泊中的母亲尸身说：“妈，你对！我命中注定是特殊的，正如你所期待。”他遂回归杀人的生涯。

在美国，“杀母”的思维似无衰竭迹象，同时，它已波及其他地方。英国电视片集《主要嫌疑犯》（Prime Suspect ，1991）的首映集中，那个凶杀犯就是用典型的“母亲情结”去素描的：他在拘留所中不被准许与妈妈通电话，就开始发疯，在所有在场的执法人员和辩护律师眼里，这就是最坦白的认罪。但在此之前，他带了礼物到安老院探望他的妈妈，两人合唱一首结婚歌曲，虽然肉麻当有趣，却无心灵幽暗迹象，反而兴高采烈，显然模仿美国片却学不像。2002年，根据宫本美幸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模仿犯》里也出现双子星猎杀妇女团队，其中一员网川浩一也怀有“母亲情结”。但日本的国情有异于美国，仇母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只能用父母离异后母亲被一个年长者“领养”，而领养者可能就是网川的真父，但名义上网川变成“拖油瓶”，在法定父亲和真父眼里都是野种，因此在社会面前蒙羞去解释他的病态人格。“杀母”题材全球化的分布，该由一个国际团队去研究。

至于在美国，“杀母”的话语是陈腔滥调，却又历久弥新。但似乎也该到了推陈出新的地步。

[1] 这种用双亲分别代表两种性向的简单化逻辑，虽云基于性别角色认同论，但大半是拜好莱坞之赐。1978年的一部电影《手指》（Fingers）的情节就是用这类刻板印象铺陈的：男主角杰米是一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却替他的意大利黑道父亲索取高利贷，造成他弹琴演奏的心理瘫痪，盖他艺术性的一面来自犹太母亲，后者却是住精神病院的。主角这种分裂的人格令他徘徊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为了证明后者，他在为爸爸办事时，尾随一位刚认识的比基尼女郎进入大饭店的女厕，立即上了她：只见他将该女靠在墙上，自己连外套也不脱，如小便般拉开裤子的拉链、并如搬运重物般上下运动。他这种开门见山求性的“阳刚性”很快就被剧情安排的一位黑人拳师比了下去，后者有多名白种女性自动献身，他左拥右抱、气定神闲。“阳刚性”的最后测试是他为报杀父之仇，与一名意大利黑道分子在大饭店楼梯间扭打，将对方的睾丸捏碎。

[2] 1962年版里的埃瑟林夫人找了母狗嘴脸的安吉拉·兰斯伯瑞（Angela Lansbury,1925—）饰演，造型十分夸张。2004年的艾莉诺·肖一角由梅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担纲，造型有点像前总统夫人希拉里。

[3] 台译《神鬼玩家》。

[4] 该片在网络上的译名是《等爱的女孩》。

[5] 有关《苏萨茨卡夫人》，详见附录五。

[6] 关于连体婴、孪生婴、人我界限不明朗、认同混淆诸母题，详见第十四章。

6.异军突起：产后忧郁与孟乔森症

在第十三章中已指出：早于20世纪60年代，约瑟·莱因戈德已提出“母亲的毁灭性说”。当时是否已出现“产后忧郁症”一词，待考，但肯定还没有“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莱因戈德学说是对女性尤其是母性的普遍否定，认为“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有活跃的毁灭的幻想与冲动”，因为所有女性对自身的性别都有恐惧症，一旦为人母，就对子女产生一种毁灭性。这个说法变成历史陈迹，故不难理解。“产后忧郁症”与“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代之而兴，强调点虽有不同，但在母亲的毁灭性上大做文章则一。

2001年6月21日美国即发生了一宗耸人听闻的案件：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一位妈妈安德里亚·叶茨在浴缸里淹死了她的5个孩子。 [1] 全国妇女组织（NOW）坚持她是患了“产后忧郁症”，该流行已久的疾病也终于上了报章的头条。“产后忧郁症”是一种精神病，并非被莱因戈德常态化的母亲的毁灭性，而且是一把两刃刀，它固然可以被大众文化拿来把母亲妖魔化，但也能为女权意识服务，用来谴责父权社会的要求造成妇女精神的崩溃。它甚至快成为妇女的时尚病。

在2005年的电影美国版《午夜凶铃2》里，一位母亲瑞秋也在浴缸里淹死儿子艾登，乃应儿子要求把附体的恶灵撒玛拉驱离。儿子因恶灵附体而弄得身上出现瘀青，因此医院里的心理医师艾玛就怀疑瑞秋有虐儿倾向，当面质问她曾否患过“产后忧郁症”，暗示她有导致自己孩子生病的“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倾向，并强令把她和孩子隔离。对这类嫌疑犯的妈妈，院方一般会报警。 [2]

“孟乔森征候群”乃指病人故意制造自己的病痛以引起注意的一种心理病，“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则是母亲制造孩子的病痛，以引起别人注意自己对孩子“无私地奉献”。只有在对母亲的毁灭性十分警惕的美国，才会觉察这种病症，并且用报告文学和电影故事的方式广为教育大众。前者除了叶茨案外，更早的有报道80年代末得州和艾奥瓦州的妇人谭雅·瑞德（Tanya Reid）案件的专书。 [3] 至于大众文化里对这个症状最全面性的再现是1994年的电视电影《一个孩子的呼救》——详见附录五——但它为人忽视，反而受瞩目的是具人气的电视连续剧如《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Law and Order ：Special Victim Unit ）、《急诊室的故事》（Emergency Room ）、英版《急诊室的故事》（Casudlty ）、《X档案》里面的插曲。

在2006年的《玻璃屋2：好母亲》（Glass House 2:The Good Mother ）里，“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就毫不含混地被用来将妈妈妖魔化。这类青少年惊悚片肯定是否定父母的——在第一部里是养父，在这部片里则是养母。第一部里的养父为了钱财动机，制造他好友的死亡，领养了他们的子女，以便染指他们名义下委托的遗产，纯属动机不良的歹徒。第二部里养母的邪恶则完全是一种“母亲专有病”。故事里的伊芙和她的帮凶老公接二连三地领养孩子，并制造他们的死亡，居然能逃过社工的眼睛，纯属不可思议，现在轮到了艾比和她的弟弟。后者被伊芙制造成“食物中毒”，命在旦夕。艾比进行反击，她在网络上找到“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的网站，发现罗列的特征完全符合伊芙，例如说这类残害子女的母亲有护理知识之类。这种道听途说，加上对号入座，完全是把剧情简单化，也把观众的头脑简单化的做法。 [4] 故事里伊芙的其他行为其实不符合“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例如她故意在厨房洗碗盘缸肥皂泡沫底下放了碎玻璃，让艾比割破手，就不属于这类征候群：盖病患者从不会公然流露恶意，这会破坏她表演无私奉献之母爱戏码。剧中描绘伊芙也有强迫症般的洁癖，这是另外一种病了，简直与《凡夫俗子》里患强迫症的坏母亲混同了。 [5]

[1] 有关该案最权威性的报告文学为Suzanne O’Malley,The Unspeakable Crime of Andrea Yates（New York:Pocket Star Books,2005）。

[2] 细节详见第十二章。

[3] Gregg Olsen,Cruel Deception（New York:St.Martin’s Paperbacks,1995）.

[4] 例如，在2002年的《间接伤害》（Collateral Damage）一片里，男主角的一家人在哥伦比亚领事馆外街道上被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误杀，主角为了报复而前赴哥伦比亚消灭恐怖分子。他是一个对国际政治一窍不通的消防员，遂上网搜寻，在一个“反民主团体”（anti-democratic groups）的网页上找到了该拉美革命组织的讯息。在该过程中，他同时握了一个咖啡杯，上面是美国国旗的蓝条和星星。电影里这种快速的意象，诉诸的不是大脑，而是大众的集体非意识中的偏见。

[5] 该故事详见附录五。

附录七　是否也有与“杀母”唱反调的？

美国的母亲恐惧症是如此无孔不入，实已根植文化心理的深层，但仍待问：美国故事中的“妈妈”是否全是负面的？可以理解，非尽皆如此，正如并非所有中国故事里的妈妈都是完人一般，也有写实笔触底下日常生活里只是凡人的妈妈。美国写实而不夸张的故事，常有描写单亲家庭中的妈妈如何挣扎，把一个家撑起来，但其重点是宣扬个人奋斗精神，而不是歌颂“母爱”。

中国人完人化的妈妈，与美国人妖魔化的妈妈，其实都可视作投射性材料（projective material），乃心理需求外射化为夸张意象：中国人投射的是亲和与倚赖需求，美国人则是分离和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需求。 [1] 但毋庸置疑，日常生活化的妈妈除外，在美国大众文化的想象里，妖魔化的妈妈意象占压倒性，歌颂妈妈的故事绝无仅有，但不是没有。

一位从事电影比较的日本学者指出：早期的美国“母爱电影”还曾影响了日本的同类电影，其中包括1920年的《在山那边》（Over the Hill to the Poorhouse ）和1925年的《慈母心》（Stella Dallas ）等。 [2] 严格地说，《在山那边》并非歌颂母爱，而是善心的三儿子代父受过，并为母惩戒其他五位无良的兄弟姊妹的故事。 [3] 《慈母心》在1925、1937与1990年拍了三遍，在1937—1955年间还曾成为无线电台连续广播剧，很难归纳出统一的宗旨。根据前引日本著述的简介，1925年版的剧情如下：一位名门世家公子娶了煤窑村无知识的姑娘斯黛拉，结婚并生下一女，但斯黛拉对夫不忠，和别的男子通奸而又不愿离婚，丈夫在纽约重遇门当户对的旧爱，斯黛拉考虑女儿的幸福，同意离婚，并把令她心烦的女儿送到父亲处，女儿很快就在父亲和新母亲照顾下幸福地成婚，被雨水浸透的斯黛拉则在窗外黑暗中默默地看着女儿盛大的婚礼。 [4] 这里的讯息是自身无法改造出身低微的品性，遂放手让女儿进入社会上层，与东亚地区的制造“司爱女神”运动差了一大截。

必须一提的是乐此不疲的《X夫人》（Madame X ），它的原著是法国作家亚历山大·比森（Alexandre Bisson，1848—1912）的一个剧本，于1910年搬上法国银幕，以后的重拍，除了1954的希腊版和1952、2000年的两部菲律宾的同名片（但不知道内容有否关联，2000年那部似乎乃色情片）之外，1916、1920、1929、1937、1966、1981年的重拍都是美国片。原著里，一名嫁入名门的妇人被她嫉妒成性的丈夫赶走，以后即过着堕落的生活，20年后，有坏分子用揭穿她的底细勒索，要挟令她已成社会名流的儿子蒙羞，她把坏分子杀了，而成为她辩护律师的偏偏是她的儿子，但妈妈牺牲到底，不肯道出真姓名，因此法庭称之为“X夫人”。我只看过1966年的电影和1981年的电视电影，编剧把情节改了，变成穷家女嫁入名门，势利的家婆排斥她，抓到她行为“不检点”的把柄，要挟她以假死的方式从丈夫和幼子的生命中消失，陷入长期沮丧的她开始堕落，后来受到坏分子敲诈以及由不知情的儿子替她辩护则同，唯1966年的版本是受了刺激的“X夫人”在出庭时已患了失忆症。这个故事固然与母爱扯得上关系，但美国版更像是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1850）故事：一名女子为了一时失足而终身付出代价，最后她做的补赎却成为她伟大的光辉。唯有这个故事的香港版《法外情》（1985）及其续集《法内情》（1988）才把它变成不折不扣的母亲崇拜的赞歌。 [5]

至1945年，好莱坞仍生产《欲海情魔》（Mildred Pierce ）一类的故事，描写妈妈伟大地为女儿牺牲一切，但其含义也看不出是歌颂母爱。故事描写一名自私的女儿，妈妈奋斗创立一番事业，让她过好的生活，她却把妈妈的男朋友也抢过来，后来她与该名男子起冲突、把他枪杀，妈妈又要替她顶罪，被一名警探晓之以理，才醒悟不该再替女儿背黑锅。因此，与其说是歌颂“母爱”，不如说是警告亲密关系乃陷阱更来得妥当。 [6] 最大的讽刺是，在《欲海情魔》中扮演伟大的母亲而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琼·克劳馥，后来被女儿克里斯蒂娜在回忆录《最亲爱的妈咪》中狠狠地揭发她完全“不宜为人母”。 [7]

值得一提的倒是好莱坞对非英裔移民家庭中的母爱之素描。1948年《反案记》（Call Northside 777 ）乃根据真事改编：1932年芝加哥一波兰裔移民涉疑杀警而被判99年徒刑，他妈妈相信他无罪，就用洗地板11年积攒的5000美元做报酬，在报上登广告求助，引起一家大报社的注意，派记者调查此案，终于替她儿子洗脱罪名。另一部《慈母泪》（I Remember Mama ，1948）根据女作家对童年回忆的真事改编，里面以母亲为中心维系力量的家庭乃第一代挪威移民，连角色都带挪威口音，而其家庭的融洽气氛，亦为美国电影少见。

以上这些都是20世纪50年代这个大分水岭之前的制作，数量也极少。伟大的母亲之主题近期也有，但都不构成经典。《慈母心》在1990年被重拍为《斯黛拉》（Stella ）。1988年美国出产了《好母亲》（The Good Mother ）这部电影。这个题目让中国人做文章，多半会做成杨惠姗的《我这样过了一生》（英译The Great Mother ），亦即让一个女人把一个家撑起来，鞠躬尽瘁、剧终时死去，全家围着她的病床致敬。美国人《好母亲》的“好”法则越出中国人的常轨。故事说一个离了婚、获得女儿监护权的妇人，常把男朋友带回家睡觉，有一次，男朋友洗完澡、只包了一块毛巾，小女孩对男人的生理构造好奇，要求该男子打开毛巾，让她看看摸摸，双方心理都无邪，都是出于性教育的考虑。后来，小女孩在访问爸爸时不经意把此事告诉了爸爸，后者就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上法庭打官司、获胜诉，把女儿的监护权转移到自己手上。故事中母亲的“好”法，在于关心女儿的性教育而不容于社会成见。

在美国，凡有一种论调盛行，都会出现与其唱对台戏的反调。但美国人的“杀母”幻想是出奇地占压倒性优势，唱反调不成气候，仍零星可见耳。1987年的《羞怯的人》（Shy People ）中有一些片段，正面支持两个母亲对各自不长进的儿女——其中一名女儿吸毒——的管教，不是谆谆善诱，而是不假以辞色、雷厉风行。这是少有的唱反调，因为美国人好谈反权威，总不免站在下一代的立场看问题，父母如对成年或将成年的子女施以管教，会被理解成上一代发挥权力欲，冀图控制下一代，甚至侵犯他们的人权。

1987—1990年连播的电视剧《龙虎少年队》（21 Jump Street ）乃警方对付青少年犯罪专案组之故事。在其中一节里，一名中学女生在学校里搞拜魔鬼教，自封教主，利用一名男学生对妈妈的憎恨掌控了他。一名以学生身份在校内卧底的年轻警员对女教主说：把母爱只视作“权力”乃把问题简单化。它反过来证实该女教主才是满脑子权力思想、想宰制别人。

1992年的《不要动！否则我的妈妈会开枪！》（Stop ，or My Mom Will Shoot ） [8] 则说一名当警探的男子被他的妈妈搞得很尴尬。她完全不尊重儿子的隐私，口没遮拦，当众说儿子孩提时换尿布之事。但妈妈表现脑筋灵活、身手矫健，变成他追捕歹徒时的好搭档。后来，他的女朋友告诉他，他妈妈当众令他尴尬的动机是爱他，使他醒悟。在他心理上与妈妈有距离的时候，对女朋友也是“不开放”（not opening up）、半冷不热的，在他与妈妈和好的同时，与女朋友也热起来，似乎道出美国人的“杀母”其实乃在抵御女性的亲近。

在1996年的《母亲》（Mother ）一剧里，中年的小说作家约翰婚姻两度失败，认为他的“女人问题”多少总与妈妈有关，为了寻根问底，遂暂搬回老家和妈妈住。一个大男人在异性方面失败、唯有搬回去陪妈妈，在美国是“输家”（loser）的典型，而约翰迁入儿时的睡房，里面的玩具摆设依然与儿时一般，这是自从《惊魂记》以来已成语化的精神病杀手的人格素描，在《母亲》一剧里却是喜剧因素，显示好莱坞对这类素描已呈反讽和戏拟。他的母亲生活上也很独立，并无须他陪伴，因此母亲非理性地黏缠之命题也不成立。约翰一直感到自身缺乏安全感，乃由于妈妈不太肯定他，不像和当运动员经纪人的弟弟般无芥蒂。到剧终时，他发现妈妈年青时代的一箱子文稿，原来妈妈也有写作的心愿，为了养育他们而掩埋了自己的才能。故事没说长子约翰乃她心头的遗憾，电影并无诉诸这般简单的逻辑，它重点放在母子相处过程：在神经质的儿子和感情遥远的母亲之间营造戏剧。约翰的女人问题可能根本与妈妈无关，但该故事透露美式逻辑总是把它们扯上关系。但电影有否从根本上质疑这个逻辑，还是把它轻描淡写化，则很难说。

在90年代女性“杀夫与杀父”高峰期，大量的丑化父亲、树立母亲形象的电影文类则不归入本附录的范围，它“唱反调”没错，但不是唱“杀母”的反调。这类故事把男人描写成衣冠禽兽，把妈妈形容为子女的唯一保护人，乃女性主义对“父权”的夺权策略。连核心家庭都要瓦解的激进派，心中是否有下一代？真是天晓得！而且，在女性“杀夫与杀父”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女性“杀母”文类照行不误。

同样道理，本附录亦不必过分强调21世纪以来的“母爱”电影。2001年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表面上跳出美国儿子恐惧妈妈缠黏的窠臼，细腻描写一个儿童苦求母爱的心愿，但该名儿童乃机械人，他被启动了必须爱母亲的铭印程序，后来领养他的人类改变心意，就把他弃养。这哪里是颂扬母子之爱呢？它好比今人对人际的忠诚已不寄希望，也嫌分手的后续麻烦，遂移情于猫犬，宠物的用途一旦完结就随意弃养一般。机械儿童大卫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童话中的蓝仙女，希望她能将自己变成真儿童，以为那样妈妈就会爱他。他面对已经被海水淹没的纽约康尼岛游乐场中的泥塑仙女，在海底被困了2000年，醒来时连人类都灭绝了，大卫被铭印的程序仍丝毫未变，可谓海枯石烂、此情不渝。最后是已经演化成高级物种的机械新人类利用他妈妈残存的DNA制造一个场景，让大卫度过享受母爱的一夜，这一夜诚然是太虚幻境，如同他事隔两千载去用手碰触那座蓝仙女塑像、她裂成碎片一般——乃冒牌货！

在2004年的《被遗忘者》（The Forgotten ） [9] 里，外星人为了测验人类母子之纽带有多坚韧，将一名妇人的亡儿曾生活过的事实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抹掉，唯独无法铲除掉妈妈心中对儿子的怀念，纵使在其他人眼中被视为妄想症，亦在所不顾。2005年的《空中危机》（Flightplan ）的讯息类似：一名妇人的女儿在乘坐飞机途中失踪了，所有机舱中人都说未曾见过她有小孩，皆以为是自称“妈妈”者的妄想症，但是妈妈终究排除万难、击败阴谋分子，救回了女儿。 [10] 这些歌颂“母爱”的孤立例子其实已被掩埋在排山倒海的歌颂“父爱”的故事底下——这是近年来美国大众文化的新趋势，或许是美国的右翼势力抬头，从前他们提倡“家庭价值”（family value）是一个笑柄，如今它却成为主流议题，但更像是单母亲家庭今日已居各类家庭形态之榜首，美国（连好莱坞在内）已认真地担忧下一代的人格将在没有父亲的亲情和楷模的环境里成形。杀母的文化岂能让“单母亲家庭”一枝独秀？

[1] 说穿了，中国式想象的剥削性和欺骗性都强大得多。

[2] 山本喜久男著，郭二民等译：《日美欧比较电影史——外国电影对日本电影的影响》（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第221—242页。

[3] 它反而像是1949年的《无情世家》故事的原型，详见附录三。

[4] 山本喜久男：《日美欧比较电影史——外国电影对日本电影的影响》，第237—238页。

[5] 香港的故事也不可免以大团圆结局：一个当妓女的妈妈，把用自己肉体赚来的钱，用不出面方式，托他人将儿子养大，送去英国留学，儿子回来变成皇家大律师，但这段秘密却为一名警界败类知悉，对她频频进行勒索，她为了筹款，去骗赌，结果手指被打断，又被坏人拳打脚踢。妇人被逼迫，只得把警员杀死，电影安排大律师儿子为他不认识的母亲辩护，待儿子发现了真相，遂用枉法手段（收买证人作假证）试图胜诉，事情败露，最后乃诉诸“公堂认母”这一招，果然，不但赢取了全体陪审团同情，连怀有敌意的检察官与法官都唯有认输，最后母子团圆。妇人在法庭上是道出了真名实姓，并无“X夫人”可言。

[6] 2011年该故事被拍成小型电视连续剧，网络上的译名是《幻世浮生》。原著的作者乃犯罪小说的高手詹姆斯·凯恩（James Mallahan Cain,1892—1977），素有冷硬派（hard-boiled school）之称，因此并非家庭伦理故事，而是黑色电影（film noire）。

[7] 详见第十一章。

[8] 在网络上的译名是《母子威龙》。

[9] 网络上的译名是《灵异拼图》《迷失记忆》《失落儿魂》等。

[10] 故事的原始灵感来自希区柯克的1938年的《女士不见了》（The Lady Vanishes）。

跋

这次修订将导引作用不强的原序移除，另撰用旧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破题的新序，乃鉴于读者对后者较为熟悉。两者之间的关连其实在原序中已指出，但被淹没在其他的信息中。

此外，将中国大陆版的标题改回原稿以及台大版的《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大陆版的标题“美国的弒母文化” [1] 并非作者原意。“弒”在传统时代用于杀害君王，也偶而延伸于父亲，今人滥用此词，多因国文程度普遍低落，故发生向老师请安而曰“祝龙体安康”者！不然，就是帝王思想阴魂不散，现代人写古史即使用上弒篡等词，必置于引号中，以免制造上演穿越剧的错觉，如言及刺杀美国总统而用“弒”，那就径直视之为皇帝。把“杀母”改成“弒母”也是把妈妈当作君父，并用高灯照射其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性质。

在海峡两岸出版同一部书，一方保留我的原标题，另一方必予以“技术性修改”方便出版，乃因为都远离了某个年代：一方是远离了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时代，另一方则远离了“反封建”的时代。

原稿以及台大版的主标题《杀母的文化》前并无“美国”一词，盖副标题中已点出它是研究“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在主标题中再去画蛇添足，则类似美军在越战中之overkill（过度杀伤）强迫症：轰炸机出击一次即可炸毁的一个越共村落，却去炸了六遍。它流露一种完全把“杀母”和中国撇清、把它整个塞给美国的心理。我在总序中却说：“‘杀母’现象既然是非中国的，自然成为了‘美国的’，事实上乃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相互把对方‘他者化’的产品，是在同一个话语里打转。”

所谓“相互把对方他者化”其实也是我的方法学，即用美国角度观照出中国人的“母胎化”，用中国角度观照出美国人的“杀母”，就是这样互构了两个研究领域，也消解了作者心理中的一种紧张。如试图在两个研究领域的疆界上构筑“特朗普边墙”，并视其为客观的楚河汉界，乃陈年陋见，理应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至“二战”期间的“国民性研究”中。

本书有幸获再版，如未遭“技术性修改”，则当如《O的故事》（Histoire d’O ）的作者对其第二次英译者表达感激不尽。其实，后者徒称职耳，之所以获此殊宠，乃因第一次英译者一边在进行翻译，一边对其内容做出心理防御，结果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照译者的价值观改写。

2016年4月12日

[1] 指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编者注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孙隆基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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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字 数：473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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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435-3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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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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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版序言 还得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说起！

章节简要

第一章 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

1.“世纪末”文明的转型危机

2.世纪之交的时代里程碑

3.时代精神的聚焦：老罗斯福

4.作为美国“新边疆”的太平洋

5.帝国主义文明与“男子汉气概”

6.老罗斯福与美式足球

楔子

第二章 黄色祸害、白色大愿和男性危机

1.“黄祸论”成为时代话语

2.原野的理想和神经衰弱气质

3.野性的呼唤

4.世纪之交的美国男性焦虑

5.神经衰弱成为“时尚病”

6.神经衰弱与阳刚隳沉的梦魇

7.白色人种的大愿望

楔子

结论

第三章 现代文明的困境？

1.女人是物种的守成者

2.男女教育分途说

3.建立“美国童子军”的路线斗争

4.还有比现代文明危机更深层的因素

楔子

第四章 尼采式超人论与仇母情结

1.尼采与他妈妈来自不同的“国度”

2.魏宁格：男与女=灵与肉

3.劳伦斯和妈妈划清界限的《宣言》

4.门肯如何“捍卫”妇女？

5.威利对“大妈咪主义”的鞭笞

6.超人与母亲

楔子

第五章 美国性别的两极化

1.性别观：从生理到心理

2.弗洛伊德话语的来临

3.沙利文的“杜鹃窝情结”

4.将性别暧昧与“精神病”混为一谈

5.“性别”作为一种“角色”、一种“认同”

6.美国性别教条的形成

楔子

第六章 20世纪中期：美国的性别角色出现严重危机

1.性别角色论在20世纪中期大众想象里的掠影

2.不称母职的“阳具型女人”

3.宜家宜室的“女性型女人”

4.女性成长的歧途

5.美国电影把“阳具型女人”漫画化

6.理论的修正与戏剧化效应

7.妇女“非女性化”面貌之蜕变

楔子

第七章 山雨欲来：“杀母”幻想之前奏曲

1.都是夏娃的错

2.女性意象的一分为二

3.“与敌同眠”（男性版）

4.谴责妈妈“缺乏爱心”

5.父母子的“三角”是永恒的吗？

6.从“杀父娶母”过渡到“杀母”

楔子

第八章 走向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

1.妈妈代表人生早期，是“成长”的绊脚石

2.徘徊于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十字路口

3.妈妈“居高临下”的威胁

4.被妈妈宰制的“小丈夫”

5.灵魂被妈妈侵占的犯罪型人格

6.划时代的经典杰作《惊魂记》

7.“杀母”成为时代精神

8.从文娱的“样板戏”到学院的“总路线”

时代背景

第九章 战后女权意识的初步：杀母

1.“杀母”作为一种共识

2.妈妈对女儿的宰制

3.“母亲”角色与“女人”角色的抵牾

4.“妈妈/家庭主妇”的病态学

5.炮轰“家庭主妇”角色

6.“史德福妻子”征候群

7.口腔欲望之压抑与吃食错乱症

8.“性成长”的政治

9.“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政治

楔子

第十章 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

1.把男性的成长重新定义为断裂和异化

2.20世纪80年代的“母亲”热

3.女性的传承：联结与关怀

4.电影故事呈现的“女性思维”

5.“连续性”与“个体化”的矛盾

6.女性化与东方化

楔子

第十一章 言不由衷的母女亲和论

1.离家的喜悦

2.《通灵女士》里的母女情仇

3.对“最亲爱的妈咪”口诛笔伐

4.弗朗西斯的苦难

5.电影里母女关系之妖魔化

楔子

第十二章 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

2.“魔童”文类系谱学之滥觞

3.愤怒世代之“街头的狂野”

4.“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世代自身遭否定

5.“魔童”文类的里程碑：《罗斯玛丽的婴儿》

6.“魔童”文类的经典时代

7.“魔童”文类随时代递嬗

8.恐惧身体被侵犯、对人身自由的执着

结束语

1.“战后婴儿潮”世代

第十三章 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

1.个体心理成为整体文化的图式

2.对“人生早期”的爱憎双重情感

3.“性解放”狂飙时代的吹号手：马尔库塞

4.在核战阴影下之“爱欲”与“死亡”的辩证法

5.让“爱欲”冲破家庭与异性恋的牢笼吧！

6.“母亲”与人生早期

7.从性的共产主义到性的警察国家

8.诺曼·布朗的性组织解散论

9.“不再有分离的夏娃”

10.一些揭橥“多样相的变态”的文艺里程碑

11.母亲与死亡

12.远在天边的“东方”

楔子

第十四章 自我疆界之捍卫：杀掉“狂慕者”

1.“忠实的信徒”之原型

2.由恐惧妈妈到恐惧“狂慕者”

3.人格不独立与模糊人我界限

4.窃取他人“认同”的人

楔子

附录一 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性”

2.把“人格”当作“文化”的转喻

3.中国式的人生早期

4.中国人“性别角色”的倒错

5.美国研究者透露的“阉妈恐惧症”

6.藐视“被动”与恐惧“被耗尽”

1.20世纪中期的一场“中国人性格”的研究

附录二 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暴力”

2.中国式人格的攻击能力受损

3.把“被动”与“被虐狂”性别化

4.缺乏性与暴力的“非美”人格

5.美国大众文化把东方人塑造成“第三性”

6.飞蛾的沉默

1.爸爸缺了席的“父权社会”

附录三 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

1.“国王必死”

2.“浪子回头”

3.下一代比上一代道德上更优胜

4.谨防“爸爸陷阱”！

5.抵制上一代的“杀子”图谋

6.爸爸对儿子的心理摧残

7.父权的解构

8.“男儿本色”的颠覆

附录的附录：画虎不成反类犬

前言

附录四 “杀母”意识渗入美国的犯罪学思维

附录五 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至20世纪末）

1.大众想象里一类历久不衰的犯罪型人格

2.自私的“母爱”

3.“母爱”杀人

4.但缺乏“母爱”亦会引发杀机

5.真实案件还是戏剧化？

6.《迷离布局》这部片子

7.母子关系总是负面的！

8.重父轻母意识

9.同性恋、乱伦、性侵与童年受虐

前言

附录六 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进入21世纪以来）

2.“母亲”与病态杀手结下不解缘

3.《鬼影人》的个案研究

4.《割破的伤口》的个案研究

5.“杀母”接近尾声？还是已全球化？

6.异军突起：产后忧郁与孟乔森症

1.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杀母”依旧

附录七 是否也有与“杀母”唱反调的？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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