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

[英]马歇尔
简介

原著第一版序言
原著第八版序言
◆ 第一篇 导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经济学的实质
第三章 经济概括即经济规律
第四章 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
◆ 第二篇 若干基本概念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财富
第三章 生产、消费、劳动、必需品
第四章 收入、资本
◆ 第三篇 论欲望及其满足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欲望与活动的关系
第三章 消费者需求的等级
第四章 欲望的弹性
第五章 一物不同用途的选择立即使用与延缓使用
第六章 价值与效用
◆ 第四篇 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土地的肥力
第三章 土地的肥力（续前）报酬递减的倾向
第四章 人口的增长
第五章 人口的健康与强壮
第六章 工业训练
第七章 财富的增长
第八章 工业组织
第九章 工业组织（续前），分工，机械的影响
第十章 工业组织（续前）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
第十一章 工业组织（续前）大规模生产
第十二章 工业组织（续前），企业管理
第十三章 结论报酬递增倾向与报酬递减倾向的相互关系
◆ 第五篇 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
第一章 引论。论市场
第二章 需求和供给的暂时均衡
第三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第四章 资金的投放与分配
第五章 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与短期
第六章 连带需求与复合需求,连带供给与复合供给
第七章 直接成本和总成本同连带产品的关系。销售成本。风险保险。再生产成本
第八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
第九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续）
第十章 边际成本和农产品价值的关系
第十一章 边际成本和城市土地价值的关系
第十二章 从报酬递加规律来看的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第十三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变动的理论同最大限度满足原理的关系
第十四章 垄断理论
第十五章 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摘要
◆ 第六篇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一章 分配概论
第二章 分配概论（续）
第三章 劳动工资
第四章 劳动工资（续）
第五章 劳动工资（续）
第六章 资本的利息
第七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
第八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续）
第九章 地租
第十章 土地租佃
第十一章 分配总论
第十二章 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
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
◆ 附录
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
附录二 经济科学的发展
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附录四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附录五 资本的诸定义
附录六 物物交换
附录七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
附录八 关于报酬递加的静态假设的运用的局限性
附录九 李嘉图的价值论
附录十 工资基金学说
附录十一 几种剩余
附录十二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附录十三 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原著第一版序言

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①的研究现在都比以前更为努力进行；但这一切活动只是更为清楚地表明，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起来的确似乎与前人的著作有矛盾；但当这些著作日久成熟，粗糙的地方已经修正时，我们就可知道，它们实在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①加粗字体在实体书中加了着重号，这里加粗代替。以下同此例。——CTJ121　　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之末对于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也有简短的叙述。依照英国的传统见解，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而且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成。经济规律和推论事实上不过是良心和常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树立可以指导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资料之一部分而已。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起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等级的人之中都是如此地一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在本书中把正常的活动看作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动机——起作用是有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只是因为这种动机是利人的，在本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打算。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但应用到动机之道德上的特性——一个人在选择他的目的时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而且应用到他追求他的目的时所有的聪明、努力和进取心。这样，我们就着重以下的事实：从“城里人”①的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精明和有远见的计算，并以努力和才能来实行，到既无力量又无意志以营业性的方法来做事的普通人的活动，其中具有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找寻买卖的最好市场或是为自己或子弟找寻最有利的职业之正常的留心——诸如此类的话必须是与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的某一阶级的成员有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则正常价值的理论就可同样地应用于非营业性的阶级之活动，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没有像应用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那样准确。①city men，意即商人。——译者

正像在正常的行为与暂时看作是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一样，正常价值与“现行的”或“市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后者是一时的偶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而正常价值是考虑中的经济条件如有时间毫无阻碍地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终能获得的价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由于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而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的变化，我们也许认为是正常的价值，但从一年的历史来看，这种价值不过是表明现行的变化而已：从一年的历史来看的正常价值，如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也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因为，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本身是绝对连续的：大自然没有把时间绝对地分为长期和短期；但由于不知不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对一个问题来说是短期，而对另一个问题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地租和资本的利息的区别，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要看我们心目中的时期的长短而定。一样东西被当作是“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息是适当的，但被当作是旧的投资的一种地租——以后称为准地租——则更为适当。流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新的投资与旧的投资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逐渐结合在一起了。即使土地的地租，不是被看作一样孤立的东西，而是被看作一个大类中主要的一种东西；虽然地租的确具有它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际的观点来看，这种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人的本身与他使用的工具虽有显著的区别；人类努力和牺牲的供给和需求虽然各有特征，而与有形货物的供求不同，但是，毕竟这种货物本身通常是人类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即使在细节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经研究后可以知道，大部分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①。①1879年我妻和我出版的《产业经济学》中，对于表明这种基本的一致性曾作了一番努力。在说到分配论之前，对于供求的关系作了简短的暂时性的叙述；然后对于劳动收入、资本利息和经营收入，也都相继应用这种一般推论的方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用意却没有说得十分清楚，根据尼科尔森教授的意见，本书对这一点已经较为注重了。

连续原理还可应用到名词的使用上去。常有这样一种尝试：将经济货物分为规定明确的种类——关于这种货物能作出许多简明的命题，以满足学者对逻辑上的准确之欲望，和一般人对貌似深奥而实易了解的教条之爱好。但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尝试，和在大自然没有划分界限的地方划出广泛的人为分界线，似乎已经发生很大的弊端。一种经济学说愈是简单和绝对，倘使它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找到的话，则在把它应用到实际时它带来的混乱就愈大。在实际生活中，在算作资本与不算作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或生产的与非生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发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著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联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在古尔诺和屠能的启发下（后者的影响较小），使我对以下的事实大为重视：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我们的对自然的观察，与总数量的关系没有与增加量的关系那样大；特别是，对一物的需要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物的“边际”①加量在稳定的平衡下，为它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了。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表的帮助，我们要完全明了这一方面的连续性是不容易的。使用图表并不需要特殊知识，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往往更能正确地和容易地表明经济生活的情况。在本书的脚注中应用图表作为补充说明。正文中的论断从不使用符号和图表，它们是可以省掉的。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借助于它们，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原理就能得到更为明确的理解；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应用图表的方法，就不愿再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①边际增加量中“边际”这个名词，我是从屠能的《孤立国》（第1卷出版于1826年，第2卷出版于1850—1863年，第3卷出版于1863年）一书中借用的，这个名词现在已为德国的经济学家共同使用了。当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出版时，我采用了他的“最终的”（final）这个字，但我已逐渐相信“边际”这个字较好。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速地、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我们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觉得非常麻烦。古尔诺的天才虽对于得到他的启发的人必然给予一种新的智力活动，才能与他相似的数学家们虽可使用他们得意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扫清道路，以达到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外表才被提到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之中心；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细心阅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然而，在数学语言的应用中已经证明对我自己的目的最为有用的一些范例，已被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1890年9月

原著第八版序言

本版是第七版的再版，仅在细小的问题上有些更改，而第七版差不多是第六版的再版。本版的序言与第七版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本书的第一版中，含有在适当时间内出版第二卷以完成本书的诺言，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但是，我订出的计划规模太大了，由于现代的工业革命在发展的速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化，这个计划的范围——尤其是现实的方面——就随着它的推动而日益扩大了。所以，不久我只得放弃以两卷完成本书的希望。我的随后的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更改；一部分因为形势的发展，一部分因为我有其他工作要做以及精力的衰颓。

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实际上是本书的继续。第三本（关于贸易、金融和工业的将来）则高深得多了。我打算尽我力之所及，在这三卷书中研究经济学的一切主要问题。

所以，本书仍然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入门的书；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类似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的作品——罗雪尔及其他经济学家把这类作品放在他们所写的关于经济学的几卷书籍中的最前面。本书不涉及通货、市场组织这一类的特殊论题，至于工业组织、就业和工资问题这一类论题则主要是研究它们的正常状态。

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它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是，它的前进运动决不是突然的；因为，即在西方和日本，它也是以部分自觉与部分不自觉的习惯为基础。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财政家虽然似乎可以一举而改变一个民族的经济组织，但是，他的不纯然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那一部分影响，一经研究就可知道，也不外乎是使得久已在准备中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发展达到成熟而已。在大自然的表现中，那些最常发生的、而且是如此井井有条以致能被仔细观察和精密研究的表现，是其他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同时，那些时作时辍的、罕见的和难以观察的表现，则常留到以后阶段再进行特殊的研究。"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

上述两类不同的表现之对比，可从大企业的研究之分配于本书和《工业与贸易》中得到例证。如果任何产业部门对新的企业提供了公开的机会，这种企业发展成为第一流的企业，而过了相当时期也许又衰落了，这个产业部门中的正常生产费用就能根据“一个代表性企业”的情况来估计，所谓代表性企业就是享有很大一部分的内部经济——这种经济属于组织良好的个别企业所有——，和由于整个区域的共同组织而产生的一般或外部经济。这种企业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是适当的。基础稳固的在政府部门或大铁路公司手中之独占事业，调整它的价格所依据的原理，诚然主要是为它自己的收入打算，但多少也考虑它的顾客的利益，这种原理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也是适当的。

但是，当托辣斯正力图控制一个广大市场时，当利害相共的团体正在建立和解散时，尤其当任何特定的企业之政策方针不光是受着眼于它自己营业的成功的思想的支配，而是服从大的股票市场的操纵或某种控制市场的运动时，正常的活动就退避三舍了。这种问题在研究基础的书中是不能适当地研究的，它属于研究上层建筑的某一部分之书的范围。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然而，我们要研究的力量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作出若干局部的解答，以辅助我们主要的研究。这样，我们首先单独研究某一特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初步关系。我们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这种科学的方法早在科学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自古以来明达的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困难问题，就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这个方法了。

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特殊种类的商品之需求和供给的条件之变化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开始对这些条件之复杂的相互作用加以观察。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最后就接触到国民收益分配于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这一重大的中心问题。同时，动态的“替代”原理经常发生作用，使任何一类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间接地受到其他要素的供求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要素是属于毫无关联的产业部门。

这样，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或不如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

在社会历史中曾有各个阶段，而在这些阶段中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收入之特点，支配了人类的关系；这些特点也许会重点占优势。但在现代，新土地的开发，加上水路运费的低廉，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这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报酬递减这个名词的意义而说的，那时英国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往往低于半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长即使按现在增长率的四分之一长久继续下去的话，则从土地的一切用途（假定和现在一样不受当局的限制）上所得的总地租价值，也许会超过从其他一切形式的物质财产所获得的总收入；即使到那时这些财产也许会体现等于现在二十倍的劳动，仍是如此。

在本书的历次再版中（一直到第八版）日益注重上述的事实；并日益注重以下这个有相互关系的事实：在每个生产和贸易部门中，都有一个边际，在那边际之内，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的增加，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有利的；但是，超过了这个边际，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有增加，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除非需要有增加，同时要与某一生产要素合用的其他生产要素随着也有适当的增加。对于以下这个补充的事实也同样地日益注重：这个关于边际的概念不是一律的和绝对的：它是随着所研究的问题的条件而变化的，特别是随着与它有关的时间之长短而变化。关于它的法则是普遍的，即：（1）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格；（2）决定价格的力量之作用，只有在边际上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3）必须依据长期以及持久的结果来研究的边际，与必须依据短期以及一时的波动来研究的边际，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不同的。

边际成本的性质之不同，的确造成了以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一个经济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中，那些不易探知的结果比那些表面的、引起粗心的观察者注意的结果，往往更为重要，而且处于相反的方向。这是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上所存在的和感到麻烦的主要困难之一；这种困难的全部重要性，恐怕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而在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之前，我们也许要做比现在多得多的工作。

在经济学的材料之极其不同的性质所容许的范围内，这一新的分析法逐步地和尝试地力图把小量增加科学（通常称为微分学）的方法用之于经济学。近代我们之所以已能对自然的性质加以控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得力于这种方法。这种新的分析法仍然是幼稚的；它没有独断之见，也没有正统的标准。它还没有经历充分的时间以获得一套完全确定的术语；所以关于名词的最适当使用和其他附属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正常发展的标志。可是，事实上，在用这个新方法积极地从事研究的人之中，尤其是在曾经学习过物理学上较为单纯和明确、因而较为高深的问题的人之中，对于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表现了显著的和谐与一致。这个方法对于经济研究上它所适合的虽不多，但重要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不必等到下一代，大概就不会再有争论了。

在本书历次再版的各阶段中，我妻都给我帮助和提示。每版都极其得力于她的建议、关心和见解。凯恩斯博士和普赖斯先生校阅了第一版，对我帮助很大；福拉克斯先生也为我出力不少。在各版中的某些地方，在特殊问题上给我帮助的许多人之中，我要特别感谢艾希利、凯南、埃杰沃斯、哈佛菲耳德、庇古与陶西格诸位教授；以及贝里博士、法伊先生和已故西季威克教授。

1920年10月于剑桥曼第诺莱路六号寓所

◆ 第一篇 导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

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因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物质资源所形成的，任何其他影响，除了他的宗教理想的影响以外，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尚武或艺术精神的热情虽然在各处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无时无地不是居于前列；它们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切影响合在一起还要重要。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因为一个人心情最好的时候，他的思想中大部分时间总是充满了关于谋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里，他的性格就由于他在工作中运用他的才能的方式、他的工作所引起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与他的同事、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形成起来了。

而且一个人收入的多寡，对他的性格所发生的影响，常常不弱于（即使稍差一些）获得收入的方法所发生的影响。一个家庭每年收入是一千镑还是五千镑，对于这个家庭的生活富裕情况也许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收入是三十镑还是一百五十镑，那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因为有一百五十镑，这个家庭就可以获得维持美满生活的物质条件，而有三十镑却不能获得这些条件。的确，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就是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但是，极端贫困的环境，尤其是在环境拥挤不堪的地方，总会削弱较高的才能。那些被称为我们大城市中的贱民的人，很少有寻求友谊的机会；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文雅和宁静，甚至对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很少理解；而且宗教力量也常常达不到他们那里。毫无疑问，他们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虽然部分是由于贫困以外的其他原因，但贫困却是主要原因。

并且除了这些贱民之外，在城市和乡村中，还有许多人是在缺乏衣、食、住所的情况下长成的；他们幼年就失学，以便出去工作，挣工钱度日；此后他们就以营养不足的身体长时间地做使人疲劳的工作，因此没有机会发展他们较高的智力。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不健康或不愉快的。他们以爱上帝和人类为乐事，他们甚至还许有某种自然的情感方面的修养，所以他们所过的生活可能比许多有较多物质财富的人的生活更为充实。不过，话虽如此，他们的贫困对他们总是一种巨大的而且差不多是纯粹的祸患。即使当他们健康的时候，他们的疲劳往往等于痛苦，而他们的欢乐又是很少的；到了生病的时候，贫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虽然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或可使他们安于这些苦难，但是还有许多别的苦难，这种精神却无法使他们甘心忍受。过度工作和教育不足、疲乏和忧郁、没有安静和没有空闲，他们就没有尽量发挥他们智力的机会。

虽则有些常常与贫困同来的苦难，并不是贫困的必然结果；然而，大概说来，“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所以研究贫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类堕落的原因。

第二节 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给予经济学以最大的关心。

奴隶制度被亚里斯多德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的奴隶大概自己也是这样想。人类的尊严是由基督教加以宣扬的，近百年来它受到日益热烈的拥护：但是，只是由于最近教育的普及，我们才开始了解这句话的完全意义。现在，我们终于要认真地来研究：所谓"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说，是否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一点不能分享到这种生活。

贫困和愚昧可以逐渐被消灭的希望，的确从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不断进步的事实中得到很大的支持。蒸汽机减轻了他们许多费力和有害身体的工作；工资提高了；教育已经改良而且已经比较普及；铁道和印刷机使国内各地同一行业的人能易于联系，并且使他们能够从事和实行远大的政策方针；同时，对智力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加，现在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了那些完全不熟练的工人了。以"下等阶级"这个名词的最初意义来说，大部分技术工人已经不再属于这个阶级了，其中有些人所过的生活，已经比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阶级所过的生活更为美好和高尚。

这种进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对下一问题加以实际的关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这真是不可能的吗？这个问题正被当代的日益热烈的要求推居前列。

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特别方法：他也必须像别人一样地做，尽他所能去推测。但是，这个答案大部分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给予经济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关心，也就是这一点。

第三节 经济学大体上是新近才有发展的。

我们也许曾经这样期望：一门研究与人类福利有关的这样重要问题的科学，已经引起历代许多最有能力的思想家的注意，到现在已发展到接近成熟了。但事实却是这样：科学的经济学家的人数，与要做的工作的困难相比，总是较少的；

因此这门科学差不多仍在幼稚时代。这个事实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与人类的较大福利的关系被忽视了。的确，一门以财富为主题的科学，许多学者初看起来常是可厌的；因为那些尽力扩大知识范围的人，对于为占有财富而占有财富，是不大关心的。

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生活状况，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法中，有许多只是新近才发生的。诚然，实质上的变化在某些方面确是没有外形上的变化那样大；近代经济理论比初出现时，有更多的部分能适用于落后民族的状况。但是，作为许多形式变化的基础之实质上的统一性，是不容易看出来的；而且形式上的变化已经有了这样的结果：各时代的作家从他们前辈的著作中所得的益处较少，否则他们或可获益较多。

近代生活的经济状况，虽较前代复杂，但在许多方面却比前代的经济状况明确。营业与其他事情分得较为清楚；个人对别人对社会的权利，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而最重要的是，摆脱了风俗的束缚，以及自由活动、不断的未雨绸缪和不休的进取心的发展，使决定各种东西和各种劳动的相对价值的种种原因，具有新的正确性和新的重要性。

第四节 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但是，近代营业的基本特征是产业和企业的自由、自力更生和未雨绸缪。

我们往往这样说：近代产业生活的方式与过去的区别在于它是较有竞争性的。但这样说法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竞争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人的比赛，特别是关于物品买卖出价方面的比赛。这种比赛无疑地是比过去更为激烈和更为广泛：但这只是近代产业生活的基本特征之次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偶然的结果。

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当地表明这些特征。如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它们是：自己选择方向的某种独立自主和习惯；自力更生；谨慎而敏捷的选择和判断；未雨绸缪和向遥远的目标前进的习惯。这些特征可以而且往往的确使人互相竞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使人走上，而且现在的确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各种好的和坏的联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趋于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动的倾向与前代的大不相同，因为它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被动地与邻人联合的结果，而是每个人自由选择某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似乎最适合于达到他的目的，不论这些目的是否为了利己。

“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诚然，前代的产业形式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己心，但也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人心。所以，近代的特色是精明而不是自私。

例如，当原始社会的风俗扩大了家庭范围，并规定了一个人对他的邻居的某些义务时——这种义务到后代已废除了，它也规定了对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在近代社会里，出自家庭情感的义务，虽然集中于较为狭小的范围，却变得更为强烈；而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近代的人民平常对待这两种人时，公平和诚实的标准，比原始人民对待他们的邻人的某些方面为低：但比原始人民对待陌生人却高得多了。这样，只有邻居关系是松懈了，而家庭关系在许多方面比从前加强了，家庭情感所引起的自我牺牲和热诚比过去大得多：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近代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有意识的利人心的日见增长的源泉。为近代竞争发源地的那个国家，以它的收入用之于慈善事业，其数额比其他任何用途为大，而且化了两千万元去购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自由。

历代的诗人和社会改良家，都用关于古代英雄的美德的动人故事，要想鼓舞他们自己时代的人民达到较为高尚的生活。但是，历史记载和当代对于落后民族的观察，一经仔细研究，都不能证实这样的说法：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大体上更为苛刻和冷酷；或者说，在风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选择方向的时候，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往往更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利他人。有些民族的智力似乎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近代商人的独创能力，其中有许多人即使与邻居在交易上也斤斤较量，表现了一种有害的聪明。最肆无忌惮地乘人之危的商人，无过于东方的谷物商人和放债者了。

再者，无疑地，近代使贸易上的欺诈行为有了新的机会。知识的进步发现了新的鱼目混珠的方法，并使许多新的搀假的方法成为可能。生产者现在与最后的消费者相距很远；他的错误行为不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如果一个人必须生活乃至于老死在他的故乡，当他欺骗了他的邻人时，就要受到这样的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相反的，近代的贸易方法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包含抵抗欺诈行为的引诱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在一切社会条件之下，虽不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的忠诚的事例：但是那些曾经要在落后国家建立新式营业的人，感到他们常不能对当地的人委以重要的职位。需要坚强德性的工作比需要优良技能和智力的工作，甚至更不能没有外来的帮助。贸易上的搀假和欺诈行为盛行于中世纪，达到惊人的程度，而我们现在却考虑当时这种错误行为很难不被人发觉。

在金钱力量占优势的各个文明阶段中，在没有感觉到仅仅是有形的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文中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的真正“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描写是美丽的，激发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许多小地方的居民，欲望单纯，大自然的恩惠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确有时对物质需要几乎毫不关心，而且也不会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每当我们能洞悉在我们时代中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拥挤不堪的人民的内部生活时，我们就看到比在远处看起来更大的贫困、狭隘和艰难：我们从未看到比今天西方世界所存在的更为普遍和痛苦较少的舒适。所以，我们不应当对构成近代文明的力量加上一个含有恶意的名称。

这一含意也加到“竞争”这个名词里去，恐怕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却是如此。其实，当竞争受到非难时，它的反社会的形式变为突出；人们对它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则不注意研究，而这些形式对于维持活动力和自发性是如此重要，以致缺少它们恐怕对社会福利是比较有害的。商人或生产者当发觉竞争者以低于使他们能获得很大利润的价格出售货物时，他们对他的这种扰乱行为，便勃然大怒，抱怨受到损失；即使那些购买廉价货物的人，也许确是比他们穷困，他们的竞争者的精力和智谋也许确是有利于社会，他们也不顾了。在许多情况下，“限制竞争”是一个令人误解的名词，它掩盖了生产者的特权阶级的形成，这种生产者往往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阻挠一个有能力的人从低于他们的阶级中力求上进的企图。在遏制反社会的竞争的借口下，他们剥夺了他自创新事业的自由，如果创立了新事业，他对商品消费者所作的贡献，会大于他加于反对他的竞争的那一小群人的损害。

如将竞争与为了公众利益而无私工作的有力的合作对比的话，那末，即使是最好形式的竞争也是相对地有害的；至于它的较为苛刻和卑鄙的形式简直是可恨了。在一个人人都十分善良的世界里，竞争就不会存在，不过，私有财产与各种形式的私人权利也都不会存在了。人们只会想到他们的义务，没有人会希望比他的邻人享受较大的生活上的舒适和奢侈。强大的生产者能够易于忍受一点困难，因此他们就会希望他们较为弱小的邻人，虽生产较少而消费较多。他们以这样想法为乐事，就会以他们所有的一切精力、创造力和热烈的进取心，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就会无往不利了。这就是诗人和梦想家所想像的黄金时代了。但是，在负责任地处理事务时，忽视仍然附于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属愚蠢之至。

一般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表明普通的人不能接连长时间地实行纯粹的和理想的利人主义；只有当少数笃信宗教的人的有力的热诚，使得物质上的关心与崇高的信仰相比变为无足轻重时，才有例外。

无疑的，即使现在，人们也能作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最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但是，他决不应不加分析地对一般竞争加以诋毁：他对竞争的任何特殊表现必须保持中立态度，直到他相信人类本性确是现在这样，遏制竞争比竞争本身决不会发生更为反社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竞争”这个名词用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征是不甚恰当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名词，它不含有任何好的还是坏的道德品质的意味，而只是说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较能自力更生的习惯、较有远见和较为审慎和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合于这个目的：但“产业与企业的自由”，或简言之，“经济自由”，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没有较好的名词之前，它是可以被采用的。当然，当合作或联合似乎是达到一定的目的之最好的途径时，这种审慎和自由的选择也许会导致与个人自由的某种背道而驰。至于这些审慎的联合形式会破坏个人自由到怎样程度——它们也是起源于这种自由的，以及会有助于公共福利到怎样程度的问题，已在本书的范围之外了①。①在行将出版的《工业与贸易》一书中对这些问题有相当详细的讨论。

第五节 关于这些特征和经济学发展的概述，已从本篇移至附录一和附录二。

在本书的前几版中，这一章绪论之后还有两篇短文：一篇是关于自由企业的发展，以及一般地说明经济自由的发展的，另一起是关于经济学的发展。它们虽然经过紧缩，也不足称为有系统的历史；它们只想说明经济结构与经济思想发展到现在地位的过程中某些重大事件而已。现在这两篇短文已被移到本书末的第一和第二附录中去了，一部分因为它们的全部意义要到对经济学的主题有了相当认识之后才能彻底明了；一部分因为自从它们最初写成后的二十年来，对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应占的地位，公众的意见已经大有发展了。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需要强调这样的说法：现代经济问题的主题，有许多是取自近日的技术和社会的变化，这些问题的形式和紧要性无一不与大多数人的有效的经济自由有关。

许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他们家奴的关系是真诚的和合于人道的。但是，即在阿迪卡①，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的福利，并不被看作是市民的主要目的。生活的理想虽然高尚，但只与少数人有关：价值学说在近代是极其复杂的，那时这种学说也能想得出来，像现在所能想出来的一样，只要当时一切手工的工作差不多都能为自动的机器所代替就行了，这种机器只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蒸汽力和原料，而与一种美满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是无关的。近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或许的确已被预先见到，在那里，一种聪明和敢为的精神首先与坚忍的勤劳结合起来。但是，中世纪的城市却不能安静地创立它们的事业；世界必须等待新的经济纪元的到来，直到全国人民都准备接受经济自由的考验。①Attica 古代希腊的一个邦，首都是雅典，在爱琴海之东。——译者

尤其英国是逐渐准备做好这一工作的；但是，将近十八世纪之末，向来是缓慢和渐进的变化突然变为迅速和强烈了。机械的发明、工业的集中，以及为远地市场大规模生产的制度，打破了旧的工业传统，使每个人能尽量自由地论价；同时，它们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但在工厂和作坊里的仅可立足之地以外，并没有为增加的人口准备安身之处。这样，自由竞争，或不如说是工业和企业的自由，便如巨大不驯的怪物，横行无忌了。那些能干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滥用他们的新力量，引起了各方面的罪恶；它使母亲们担任对她们不适合的职务。它加重了孩子们的过度工作和疾病，而且在许多地方使民族堕落了。同时，救贫法（poorlaw）的善意的草率比工业纪律的残忍的草率，甚至更足以降低英国人的道德和身体的力量：因为救贫法剥夺了人们的使他们能适合事物的新秩序的那些能力，它便增加了因自由企业的到来所造成的害处，并减少了它所造成的好处。

但是，当自由企业表现为一种反常地冷酷的形式的时候，却正是经济学家们对它最加颂扬的时候。这是一部分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而我们这一代却大都忘记了，已为自由企业所代替的风俗和严厉法令的束缚的那种残酷；一部分因为当时英国人的一般倾向，都认为除了丧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价享有一切自由——政治的和社会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一部分也因为自由企业给予英国的生产力量，是它抵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作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比当时所能实行的限制较少流弊而已。

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纪的商人所首倡的，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继续加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便依据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自由企业的作用的理论（或如他们自己所说，自由竞争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将永存于世。他们的著作在它所涉及的狭隘范围内是极其完美的。但它的精华大部分包括关于地租和谷物价值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命运似乎正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李嘉图以特殊方式所解决的其中许多问题，对于现在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他们其余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为范围狭窄了；这种狭窄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所以，现在当较多的经验、较多的空闲和较大的物质资源，已使我们能够对自由企业稍加控制，并能减少它的为害的力量和增大它的为善的力量的时候，在许多经济学家之中，反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厌恶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欢夸大它的害处，并将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归之于它，其实，愚昧和痛苦是已往年代暴政和压迫的结果，或是对经济自由的误解和误用的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抱着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愿望，甘愿经历长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科学结果。意志、性情、训练和机会的不同，使他们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并使他们对于问题各部分的着重点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或多或少要收集和整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以及统计数字；他们都要根据手中的事实或多或少地进行分析和推论：不过有些人对前一工作较有兴趣，有些人觉得后一工作较有吸引力。然而，这样的分工在目的上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他们的工作都丰富了那种使我们能够了解谋生之道和生计的性质对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和旨趣发生种种影响的知识。

第二章 经济学的实质

第一节 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对活动的动力和对活动的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能用货币来约略地衡量。这种衡量仅指它们的数量而言。动机的质量，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稍有可取之处的人，在从事营业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性格；在营业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的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并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不过，话虽如此，日常营业工作的最坚定的动机，是获得工资的欲望，工资是工作的物质报酬。工资在它的使用上可以是利己地或利人地用掉了，也可以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或卑鄙的目的用掉了，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的变化就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正是对营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确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良天秤使得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更为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天秤①，虽然现在还很粗糙和不完善，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确。但是，经济学当然不能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它是研究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和细微的力量。②①意指货币衡量。——译者②关于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总体的关系，将在附录三的第1、2节里有所说明。

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

指出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心中任何情感的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即使一个人自己在不同时间的心情，他也不能准确地互相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间接地和推测地从它的结果来衡量外，是没有人能够衡量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本性，因此种类不同。但是，即使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种类的物质愉快和痛苦，我们感到也只能从它们的结果来间接地比较。其实，除非这种愉快和痛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否则，即使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是推测的。

例如，两个人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是不能直接比较的；既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也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他有的几个便士用于买一支雪茄烟，还是买一杯茶喝，还是坐车回家，犹豫不决，我们便可按照常例说，他从这三件事上能得到同样的愉快。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比较即使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也不能直接比较，而必须间接地从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来比较。如果要得到两种愉快之中任何一种愉快的欲望，会诱使环境相同的人各去做刚好是一小时的额外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和财产相同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付出一个先令的话，则我们可以说，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这两种愉快是相等的，因为要得到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同的人而言，是激发活动的同样强有力的动力。

这样，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动的原动力或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动机中，有些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有些属于人类的较低本性，但也不会引起新的困难。

因为，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他忽又想到在他的归家途中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决定究竟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物质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善事，以他人之乐为乐。因为他的欲望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他的心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哲学家必须研究这种变化的性质。

但是，经济学家研究各种心情，是通过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心情的本身；如果他觉得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相等的动力的话，则他为了研究的目的便把这些心情当作表面上是相等的。其实，他所用的方法，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常做的一样，不过较有耐心和思想，较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不打算去衡量人类本性的高级情感与低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去比较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物的欲望。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途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在他进行研究时，在弄清楚他的知识的范围方面更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从在一定情况下对一般人的观察中，得出他的暂时性的结论，并不打算探求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特征。但是，他也不忽视生活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相反的，即使在经济研究的较狭的用途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坚强和正直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的用途方面，当这种研究被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时候，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考虑各种满足的实际价值的差异，这些满足是对活动的同样有力的动力，因为具有相等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但这种研究确是一个起点。①

①关于在任何情况下两种愉快相等的说法，某些哲学家所提出的异议，似乎只适用于经济学家研究这句话的用法以外的各种用法。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名词的习惯的用法，有时引起了这样一种信念：经济学家是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哲学体系的信徒。因为，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最大的愉快是从努力尽责中得来的愉快，同时，他们又说到“愉快”和“痛苦”是激发一切活动的动机；因此他们就受到某些哲学家的非难，这些哲学家主张，一个人尽责的欲望，与一个人也许期望从尽责中得到愉快的欲望——如果他偶然想到这一点的话，是两种不同的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虽然对前一种欲望如称为“自我满足”或“满足永久的自我”的欲望也无不妥。（参看例如格林所著的《伦理学绪论》一书之第65—66页）

参加伦理学上的争论显然不是经济学应做的事：活动的一切动机，就这些动机是自觉的欲望而言，可以简称为求“满足”的欲望，并无不妥，这一点已有一般的同意了，因此，在论到一切欲望的目的时，不论这些欲望是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还是较低本性，用“满足”这个字来代替“愉快”，也许较好。满足的简单反面语是“不满足”：但用一个较短和同样没有色彩的字“损害”来代替它，或许较好。

然而，我们还可注意：某些边沁的追随者（虽然也许不是边沁本人），将“痛苦”和“愉快”的这种广义用法，当作从个人的快乐主义到完美的伦理教条的桥梁，却不知道提出一个独立的大前提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似乎是绝对的，虽然关于这一大前提的形式，在意见上或许常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它是绝对命令；而某些人认为它是这样一种单纯的信仰：不论我们的道德本能的起源怎样，这种本能的表现已为人类经验的判断所证实，从而知道真正的快乐，如果没有自尊心是不会得到的，而自尊心只有在努力生活以促进人类进步的条件下才能具有。

第二节 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对穷人比对富人为大的计算：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用货币来衡量动机，还有几种其他的限制要加以研究的。第一种限制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其他满足），也许在一个时候比另一时候为大；这因为他所有的金钱，也许时多时少，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以发生变化的缘故①。同样的事件，对于经历相同、外表相似的人所发生的影响，也常有不同。例如，当一群城市里的小学生到乡村里去度一天假日的时候，恐怕他们之中不会有两个人由此获得种类相同、强度相等的愉快。同样的，外科手术施于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父母对于子女，就我们所能说的，当然是同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夭折，父母的悲痛也大有不同。有些人一般是不很敏感的，但却特别容易感到特殊种类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可使一个人对苦乐的全部感受力比别人大得多。①参照埃杰沃斯：《数理心理学》一书。　　所以，如果说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它的使用上得到同样的利益，或者说收入同样减少，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痛苦，都是不妥当的。从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中各征一镑税的时候，虽然每人都要放弃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能最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刚好是一镑对他所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所放弃的满足的强度，却不一定是相等的。

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则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利益或避免一种损害将要付出的货币，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良好的衡量。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斐尔德城，另有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对他们都征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斐尔德城将造成的愉快的丧失或其他损害，与它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具有大约相同的重要性：如使他们的收入都增加一镑的话，则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相等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成年男子，从事同一行业，因为可以推测在他们的感觉和性情上、兴趣和教育上也大致相同，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对这两个地方的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中每个家庭因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引起的愉快的丧失，加以比较的话，则这种可能性也毫不减少。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事实：使一个穷人对任何东西付出一定的代价，比使一个富人需要有较强的动力。对于一个富人而言，一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任何满足，比一个穷人为小。一个富人对是否花一个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较一个穷人为小，而这个穷人却在考虑是否花一个先令去买可供他一月之需的烟草。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下雨时坐车去上班，而每年只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步行上班；因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费用所衡量的利益，对穷人比对富人较大。穷人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以后他将因缺少这笔钱而受到较之富人的感受为大的痛苦。在穷人的心目中，车费所衡量的利益，比在富人的心目中所衡量的为大。

但是，我们如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来源也会减少的。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倒闭使利兹城的居民损失二十万镑，使设斐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我们就很可相信，在利兹城所造成的损失，比在设斐尔德城大一倍；除非我们确有某种特别理由，相信一城的银行股东比另一城的股东是一个较为富有的阶级；或者相信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的比重不同，情况才不是这样。

在经济学所研究的事件中，绝大多数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的阶级；因此，如果两件事情所造成的愉快的货币衡量相等的话，则认为这两件事情的愉快多寡相同是合理的，也是合于平常习惯的。更进一步说，如从西方世界的任何两个地方，毫无偏见地抽出两大群人，他们会将金钱以大约相等的比例，作为生活的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他们的物质资源如有相等的增加，他们生活的美满和人类的真正进步也将有大约相等的增大。

第三节 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说到另外一点，当我们以活动来衡量欲望，而欲望成为激发活动的动力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经济学把人看作正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预先考虑每一活动的结果，不管它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还是较低的本性。①

①有一类有时称为“追逐的愉快”的满足，特别是这样情况。这类满足不但包括游戏和消遣、狩猎和赛马的轻松的竞赛，而且也包括自由职业和营业生活的比较严肃的竞争在内：在我们研究决定工资和利润的种种原因和工业组织的形式时，我们将特别注意这一类满足。

有些人性情奔放，即使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的活动的动机。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坚定的和有思想的，即使他的冲动也是习惯的产物，而习惯是他多少是有意识地养成的。而且，不论这些冲动是他的较高还是较低的本性的表现。不论它们是否出自他的良心的命令、社会关系的压力，或是他的身体上的欲望的要求，他现在就受这些冲动的相对的支配，而不加考虑了，因为在以前他经过考虑已决定让它们占上风了。一种活动比别种活动具有占优势的吸引力，即使不是当时考虑的结果，也是以前他在大略相同的事件上多少是经过考虑所作出的决定的产物。

现在，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而且，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两方的任何正式的计算：但在人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便会互相谈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较为适合，不一定是为了自私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且常会这样辩解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以及“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

的确，在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习惯或风俗，当它在别种情况下影响活动时，在努力与因努力而达到的目的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关系。在落后国家里，仍有许多风俗习惯，类似使禁闭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家看来是充满深意的，而且立法者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世的营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这样，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了。凡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一切人的工作，都能被仔细观察；因而对这种工作就能作出一般的说明，并能用与其他的观察的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关于对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动机所需的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多寡，也能作出数字的估计。

不愿延迟享乐，以留作将来之用的这种心理，是用积累的财富所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正是为留作将来之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某些特殊的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加研究。

第四节 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

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记住：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则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不是卑鄙的。假如一个青年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为了以后能自己负担进大学读书的费用，他是渴望获得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是并不卑鄙的。简言之，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①

①参看莱斯里所著的一篇令人钦佩的论文，题为《金钱的爱好》。我们的确听到有人是为赚钱而赚钱，却不问钱有什么用处，毕生在营业中消磨的人尤其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像在别的情况下一样，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习惯，在原来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已经消失之后，仍会被保留着的。占有财富使这种人感到比别人有钱有势，并使他们得到一种令人羡慕的受人尊敬，由此他们感到一种辛苦而强烈的愉快。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虽属确实，但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货币或物质财富是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的缘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被当作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主要课题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如果已往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的话，则他们就会避免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的正当使用之明训，就不会因为其中对经济学的痛加攻击而有所减色了，而这种攻击却是基于错误的意见：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利己政策。②

②事实上，我们可想像出一种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也有一种经济学，与我们自己的很像，但没有任何种类的货币。参看附录二第8节与附录四第2节。

再者，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因为，即使生活中最纯粹的营业关系也是讲诚实与信用的；其中有许多关系即使不讲慷慨，至少也没有卑鄙之心，并且具有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其次，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是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到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初看起来似乎是索然无味的营业工作，由于它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胜与争权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产生很大的愉快。因为，正像一匹比赛中的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者的希望的鼓舞，比受到增大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也往往是大得多。①①像在德国所想像的经济学的广大范围，将在附录四第3节里有所说明。

第五节 续前。

经济学家的工作的确总是要仔细考虑，吸引人们去谋求某种职业的一切利益，不论这些利益是否表现为货币的形态。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则人们将会喜欢一种不必弄脏双手、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等等的职业；这些利益对每一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完全一样，但影响大多数人，却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这些利益的吸引力就能用货币工资来估计和衡量，而它们是被当作与货币工资相等的。

其次，要得到周围的人的赞美、避免这些人的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任何一类人，往往发生大致相同的作用；虽然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不但对这种求誉欲望的强度大有影响，而且对赞美别人的那些人的种类，也大有影响。例如，一个自由职业的人或一个技术工人，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的毁誉，会是非常敏感的，而对于其他的人的毁誉，则不甚介意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观察这一类动机的方向，并精密估计它的力量的话，则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会变为完全不真实了。

在一个人要做似乎会有利于他的同事的事情的欲望中，也许会有一点利己的念头在内，因此，在他希望他的家庭在他生前和身后都能兴旺发达的欲望中，也会包含个人的自尊心的因素在内。但是，家庭情感一般仍是利人主义的一种纯粹的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身是有一致性的话，则家庭情感的作用恐怕就表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事实上，家庭情感的作用是相当有规律的；经济学家总是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收入在家人之间的分配、为孩子们准备将来事业的费用以及积累他所赚来的财富留作身后之用等问题。

因此，这不是缺乏意志而是缺乏力量，使得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作用，如果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的话，则某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就能用统计表来说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归纳为规律，经济学家对此是很欢迎的。因为，像这样变化无常和不规则的动机，的确是很少的，不过，借助于广泛和耐心的观察，关于这种动机的某种规律是能被发现的。

即使现在，相当准确地预言家道小康的十万英国居民将会捐助给医院和教堂及传道会的捐款之数，也许是可能的；只要能这样做，对于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的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作经济上的研究，就有基础了。然而，以下一点恐怕常是确实的：责任感和对邻人之爱所激起的那些活动，大多是不能分类、被归纳为规律和加以衡量的；因为这个理由——并非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心的缘故——经济学的方法才不能用之于这些活动。

第六节 共同活动的动机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也许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但事实上，像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研究个人，主要是将他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正像一所教堂不光是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石头、一个人不光是等于一系列的思想和感情一样，社会的生活也不光是它的各个成员的生活的总和。全部的活动诚然是由它的构成部分所组成的；在研究大多数的经济问题时，最好的出发点诚然是在于影响个人的那些动机，个人并非被当作是一个孤立的分子，而是被当作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的一员；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经济学对于有关财产共同所有，与共同追求重要目的的动机，加以重大的和日见增长的注意，也是确实的。当代日益增长的热诚、大多数人的日益增长的智慧以及电报、印刷物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威力，不断地扩大为公众利益的共同活动的范围；这些变化以及合作运动的推广和其他各种自愿组织的团体，正在金钱利益影响以外的各种动机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它们常为经济学家不断地开辟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会，而这些动机的作用似乎不能被归纳为任何规律的。

但事实上，动机的多种多样，衡量这些动机的困难和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是本书内我们将要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差不多本章所提到的每一点，在以后讲到与它有关的经济学的某些主要问题时，都需要加以较为详细的讨论。

第七节 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参看附录三。

我们暂作结论如下：经济学家研究个人的活动，但是，他是从个人活动与社会生活而不是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活动的；因此他不大注意个人性情和性格上的特点。经济学家仔细观察整个一类人的行为，有时是全国的人的行为，有时只是住在某一区域的人的行为，更多的则是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的行为：靠了统计学的帮助，或用其他方法，经济学家就可知道他所观察的某一集团的成员正好愿意平均付出多少钱，作为他们所要的某一物品的价格，或者必须付给这一集团的成员多少钱，才能使他们作一种他们所不愿做的努力或牺牲。这样得到的关于动机的衡量，诚然不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若是十分正确的话，经济学早就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并列；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最不先进的并列了。

但是，这种衡量还是准确的，足以使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与这类动机有主要关系的各种变化所引起的结果的大小。例如，在任何一个地方准备开办一种新的行业，如要获得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供给——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劳动者，需要付给多少工资，他们就能很准确地估计出来。当他们参观一个工厂时，这个工厂是他们以前从未看见过的，只要观察某种工人的职业需要技术的程度如何，以及这一职业所包含的对于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能力的紧张程度如何，他们就能说出这种工人每星期可挣多少工钱，与实际只相差一两个先令。而且，他们能够相当正确地预言，某一物品的供给减少多少，将会造成价格上涨多少，以及价格上涨将对供给发生怎样的作用。

从这种简单的研究出发，经济学家就可进一步分析决定各种工业的地区分布的原因、住在遥远地方的人互相交换货物的条件，等等：他们能够解释和预言信贷的变动将如何影响对外贸易；或者，一种捐税的负担将从原来被征收的人转嫁到直接消费者的身上的大小，等等。

在这一切方面，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他的营业生活中大大受到利己的动机的影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动机有关；但这个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和草率的作风，也不是不喜欢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人或国家而牺牲自己；总之，他是一个为喜爱善良生活而喜爱善良生活的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但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这些方面，动机的作用是如此地有规律，以致能够加以预测，对动力的估计，也能用结果来证实，这样，经济学家已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

因为，第一点，他们所研究的事实是能被观察的，他们所研究的数量是能被衡量和记录的；因此，关于这种事实和数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时，这种分歧就能用公开的和可靠的记录来判明是非；这样，经济学就能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工作了。第二点，列入经济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类性质颇为相似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与在能用货币价格衡量的动机的影响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有关。当然，这类问题具有许多相同的主题：在性质上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但是，以下两点在演绎上虽不那样显然，但也是确实的：第一，有一种形式上的基本统一性贯通这类问题中的一切主要问题；第二，因此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就能省事，正像派一个邮差在一条街上递送一切信件，而不是每个人将他的信件交给每个邮差那样能够省事一样。因为，任何一类问题所需要的分析和经过组织的推论方法，对于别类问题一般也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越少从事于某一问题是否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这种学究式的研究，那就越好。如果事情是重要的，那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加以研究。如果是一个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还不能由正确和可靠的知识来解决；如果是一个经济分析和推论的一般方法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末，在我们纯粹的经济研究之中，就将它搁在一旁好了。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要将这种问题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反会减少我们经济知识的正确性和精密性而一无所获；我们要常记住：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伦理本能和常识来研究这种问题，这种本能和常识作为最后的公断人，将把从经济学和其他科学所得来的与经过整理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

第三章 经济概括即经济规律

第一节 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

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收集事实，整理和解释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观察和说明、定义和分类都是准备工作。但是，我们所希望由此得到的是，经济现象的互相依赖的知识。……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所不可缺少的一样。”①这种双重的工作需要采用的方法，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而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性。研究科学方法的论文所说到的寻求因果关系的一切方法，经济学家也都必须采用一下——没有一种研究的方法能够很恰当地称为经济学的方法；但是，每种方法必须用得适当，或是单独采用或是与别种方法合用。正像下棋一样，棋盘上所能出现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致恐怕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相同的两局棋；在学者向大自然探索它的隐藏的真理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是值得进行的，也从来没有两次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方法。①引自希穆勒：《论国民经济》，载孔拉德所编的《辞典》。

但是，在经济研究的某些部门中，以及为了某些目的，研究新的事实比探讨我们已有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解释，更为紧要。而在其他的部门中，任何事件的那些表面上的和最先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它的真正的原因和唯一的原因，仍然很难确定，因此，对我们已知的事实的推论加以仔细考查，比寻求更多的事实，就更为迫切需要了。

由于上述的和其他种种理由，同时存在具有不同才能和抱有不同目的的学者，过去常有必要，将来恐怕也是常有必要的，其中有些人致力于事实的研究，有些人致力于科学的分析；就是说，将复杂的事实分为许多部分，和研究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相关的事实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两派——分析派和历史派——永远存在；每派彻底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每派都利用另一派的工作。这样，我们就最可获得关于过去的正确的概括，并从其中得到对于未来的可靠指导。

第二节 规律的性质：自然科学的各种规律的准确性是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的规律相当于较为复杂和较不精确的自然科学的规律。

超出希腊人的光辉天才所获得的成就之上的那些最进步的自然科学，严格地说来，并不都是“精确的科学”。但是它们都以精确为目的。就是说，它们全都以把许多观察的结果归纳为暂时性的叙述为目的，这种叙述的精确性足以经得起其他对自然的观察的考验。这些叙述在初发表的时候，极少具有很高的权威。但是，在它们受到了许多独立的观察的考验之后，尤其是在它们已被成功地用来预测未来的事件或新试验的结果之后，它们就成为规律了。科学因以下的原因而得到进步：它的规律的数目的增加和精确性的提高；这些规律经得起日益严格的考验；扩大了这些规律的范围，直到一个广泛的规律包括和代替了许多较狭的规律，而这些较狭的规律已被证明为这一广泛的规律的许多特殊例证。

任何科学既都是这样做，因为研究科学的学者在某些情况下，就能很有权威地——比他自己所有的权威更大（也许比任何虽然有能力但只靠自己的才能、忽视前代学者所获得的结果的思想家的权威更大）——说明某种情况会有什么结果，或者某一已知的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对于某些进步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虽不能加以十分正确的衡量，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这些科学的进步依靠许多学者的广泛合作。他们尽可能正确地衡量他们的事实和解释他们的叙述：因此每个研究者就能从最靠近以往的学者所停止的地方开始研究。经济学希望在这一类科学中占有一个地位：因为，它的衡量虽很少精确，而且这种衡量也从来不是最后的；但它不断地努力使这种衡量较为精确，从而扩大个别的学者在他研究的这门科学中能很有权威地说明的种种事情的范围。

第三节 续前。

那末，就让我们较为详细地考虑经济规律的性质及其限制。如果没有阻碍的话，每个原因都有产生某种明确的结果的倾向。这样，引力会使东西落到地上：但当一个气球内充满比空气更轻的气体时，虽有引力使它下落的倾向，但空气的压力却使它上升。引力律说明两样东西如何互相吸引；它们如何相向运动，如果没有阻碍的话，它们就会相向运动。所以，引力律是一种关于倾向的叙述。

这种叙述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叙述——精确到使数学家能计算航海历，这种航海历能表明木星的每个卫星将落在木星之后的时刻。数学家在许多年之前就作出这种计算；航海者将航海历带到海上，就可用来找出他们所在的地点。现在没有一种经济的倾向能像引力那样不变地发生作用，以及像引力那样被精确地衡量：因此没有一种经济学的规律能与引力律相比的。

但是，让我们研究一种没有天文学那样精密的科学。研究潮汐的科学解释潮汐在太阳和月亮的作用下，如何每天涨落两次：如何在月半时潮汐大；如何在一月的上下弦时潮汐小；当潮水涌进一个狭窄的海峡时，像塞佛恩那样，如何会涨得很高；等等。这样，在研究了不列颠群岛四周的水陆地位情况之后，人们就能预先计算任何一天在伦敦桥或格罗赛斯脱潮水大概什么时候会涨得最高；在那里将有多高。他们必须使用大概这个字，而天文学家在说到木星的卫星被蚀时却不必使用这个字。因为，虽有许多因素对木星及其卫星发生作用，但每一种因素都以能被预先测知的一定方式发生作用的：但是，没有人对天气有足够的了解，而能预先知道天气将发生怎样的作用。泰晤士河上游的一场大雨，或是日耳曼海一阵猛烈的东北风，可使伦敦桥的潮汐与预料的大不相同。

经济学的规律可与潮汐的规律相比，却不能和简单与精密的引力律相比。因为，人们的活动是如此多种多样和不确定，以致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中，我们所能作的关于倾向的最好的叙述，必然是不精确的和有缺点的。这一点也许会被当作对人类行为不能作出任何叙述的一个理由；但那差不多等于是放弃我们的生活。生活就是人类的行为，以及在行为中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因为人类本性的基本的冲动的缘故，我们大家——高等的和低等的、有学问的和没有学问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力求了解人类活动的方向，并使这种方向适合于我们的目的，不论是利己或利人、高尚或卑鄙的目的。因为我们必须对自己形成关于人类活动的倾向的某些概念，我们就要在草率地形成这些概念和小心地形成这些概念之间作一选择。这种工作越困难，对以下各点的需要就越大：不断的耐心研究；利用较为进步的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经验；尽我们所能作出关于人类活动的倾向的深思熟虑的估计或暂时性的规律。

第四节 正常的这一用语的相对性。

因此，“规律”这个名词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多少是可靠的和明确的一般命题或倾向的叙述而已。在每种科学之中，都有许多这样的叙述：但我们对这些叙述并不都给予一种形式上的性质，称它们为规律，其实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加以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于实际的便利较多，而决定于纯粹的科学研究较少。如果有任何的一般叙述，为我们常常要引用的，以致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详细引用它的麻烦，比在讨论时加上一种形式上的叙述，和加上一个新的名称的麻烦更大，那末，就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否则，就不必如此①。

①对“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纽门曾有详尽的讨论（见1892年《一般社会科学杂志》），他得出结论说（第464页），除了规律这个字之外，没有别的字可以表明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倾向的叙述。又参看瓦格纳：《经济学原理》，第86—91节。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律，即社会规律，是一种社会倾向的叙述；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的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情况下所有的某种活动的趋向的叙述。

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

这样，在被当作是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与不是被当作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之间，并没有严格和明显的区别。因为，从差不多完全能用价格来衡量的动机的社会规律，到这种动机不大重要的社会规律，其中的等级是不断划分的，所以，后一种社会规律远不及经济规律那样精密和正确，正像经济规律远不及较为精确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

相当于“规律”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是“合法的”。但这个形容词的使用，只有在把规律解释为政府命令的意义时才与它有关，而在把规律解释为因果关系的叙述时是与它无关的。用于后一目的的形容词源出于“典范”这个字，这是一个差不多与“规律”相等的名词，在科学讨论中用它来代替规律这个字也许是有利的。按照我们的经济规律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的某种活动，是与那种条件有关的那个集团的成员的正常活动。

正常的这个字的这样用法，曾被误解；说一点关于贯通这个字的各种不同用法的统一性，也许是有好处的。当我们说到一个善良的人或一个强壮的人时，我们是指上下文中所说的那些特殊的身体、精精和道德的特性的优越或力量。一个强壮的法官很少具有与一个强壮的船夫相同的特性；一个好的骑师并不常有极好的道德。同样的，正常的这个字的每种用法，含有某些在作用上好像多少是固定和持久的倾向，比那些较为例外和间断的倾向占有优势之意。疾病是人类的不正常的状态：但在漫长的一生中从不生病也是不正常的。在积雪融化的时候，莱因河的水高出它的正常水平：但在寒冷而干燥的春天，河水不像平常那样高出正常的水平，我们可以说河水是不正常地低（以一年中的那个时候而论）。在这一切的事例上，正常的结果就是上下文所指的那些倾向的可以期待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与适合于上下文的那些“倾向的叙述”、那些规律或典范相符合的结果。

根据上述这个观点，我们说正常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假定这些条件是持久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终于会发生的经济活动。英国大多数地方的瓦匠，愿意工作一小时拿十个便士，如果一小时七个便士的话，他就不肯工作了，这是正常的情况。约翰内斯堡地方的瓦匠，如果一天比一镑少得多才不肯工作，这也许是正常的情况。真正新鲜的鸡蛋的正常价格，如果不管是一年中的哪一季节的话，也许是一便士一个，但在正月里城市中鸡蛋的正常价格也许是三便士一个；如果那时的天气是“不合时令”地温暖，则两便士一个也许是一种不正常的低价。

另一种要加防止的误解，是由于下一概念发生的：认为只有那些由于自由竞争的作用没有受到阻碍而发生的经济结果才是正常的。但是，正常的这一用语往往必须应用于完全自由的竞争并不存在、甚至不能假定它存在的情况；即使在自由竞争最占优势的地方，每一事实和倾向的正常状况也包含并非竞争的一部分、甚至与竞争无关的重要因素在内。这样，例如零售和批发贸易以及证券和棉花交易所的许多交易的正常进行，是根据没有证人的口头契约将会公正地履行的这个假定；在不能合法地作出这种假定的国家里，西方的正常价值的学说有些部分就不适用了。其次，各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价格，是“正常地”受到不但是普通的买主而且是经纪人自己的爱国情绪的影响，等等。

最后，有时有些人误将经济学中的正常活动当作道德上公正的活动。但是，只有当上下文含有从伦理的观点来判断活动之意的时候，才能这样理解。当我们考虑世界上种种事实，是从它们现在这样，而不是从它们应当怎样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应当尽力阻止的许多活动，当作对于我们所研究的情况是“正常的”。例如，一个大城市中的那些最穷困的居民的正常情况是缺乏进取心和不愿利用在别处可以得到较为健康和较少肮脏的生活之机会；他们没有摆脱悲惨的环境所必需的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力量。愿意以很低的工资去做火柴盒的劳动有大量的供给，是正常的情况，正像四肢歪曲是服马钱素（Strychnine）的正常结果一样。这就是我们必须研究其规律的那些倾向的一种结果——一种可悲的结果。这说明了经济学与其他几种科学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资料的性质能由人类的努力来改变。科学可以提示一种道德或实际的教训来改变那种性质，从而改变自然规律的作用。例如，经济学可以提出以有能力的工人代替那些只会做火柴盒的工人的实际方法；正像生理学可以提示改良牛种的方法，使牛可以早日长大和骨轻肉多一样。信用和价格变动的规律，已经因为预测能力的提高而大有改变了。

再者，当“正常的”价格与暂时的或市场的价格相比时，“正常的”这一用语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倾向终于占有优势而言。但这一点引起了一些困难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讨论。①①在第5篇中，特别是第3、5章，讨论这些问题。

第五节 一切科学的学说无不暗含地采用条件的：但这种假设的因素在经济规律中特别显著。参看附录四。

有时说到经济学的规律是“假设的”。当然，像其他各种科学一样，经济学从事研究某些原因将产生哪些结果，但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差不多每种科学的学说，当它被仔细地和正式地说明的时候，无不包括某种附带条件在内，说明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假定所说的原因的作用是孤立的；这些原因会产生某些结果，但必先假设除了清楚说明的原因之外，别的原因是不能加进去的。然而，原因产生结果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个条件，的确是经济学中重大困难的根源。因为，如果时间太长，原因所依据的材料，甚至原因的本身，都可发生变化；时间太短，则所说的倾向就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以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困难以后我们再加研究。

一个规律所包含的假设的语句，并不是不断地重复说明，但读者的常识叫他自己注意这种假设的语句。在经济学中，比在别处需要更多重复说明这种语句，因为，经济学说比其他任何科学的学说，更容易为那些没有科学训练和也许只是间接听到而断章取义的人所引用。日常谈话在形式上较一篇科学论文为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谈话中我们能放心地省掉假设的语句，因为，如果听的人自己没有注意这种语句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觉有了误会，而加以更正。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作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但这样却使他们不断地为人误解，并在无益的争论中引起了许多时间上的浪费和麻烦；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①①参照第2篇第1章。

经济分析和一般推论虽然应用很广，但每一时代和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社会情况每有变化，经济学说就需要有新的发展。②

②经济学有些部分是比较抽象或纯粹的，因为它们主要是研究广泛的一般命题：因为，一个命题必须包含很少的细节问题，它才可广泛应用：它不能适应特殊的情况；如果它进行预测的话，那就必须受到强有力的假设语句的限制，其中“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他部分是比较实用的，因为它们较为详细地研究较狭的问题；它们较多考虑局部和暂时的因素；它们研究经济情况与其他生活情况的较为全面和较为密切的关系。这样，从较为一般意义来讲的实用银行学，到一般银行实务的广泛规律或规则之间，不过只是一小步之差：而实用银行学中的其一局部问题，与银行实务中相当的实施细则或规则之间的距离也许更短了。

第四章 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

第一节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大意。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家必须贪求事实，而事实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历史是叙述继续发生和同时发生的事件；但只有推理才能解释这些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如此多种多样，以致有很多工作必须用专门的常识来研究，这种常识是每个实际问题的最后仲裁者。经济学不过是常识的运用，并助以有组织的分析和一般推理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收集和整理特殊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结论的工作易于进行。经济学的范围虽然总是有限制的，它的工作如果没有常识的帮助虽是徒然的，但它却使常识能被用来进一步说明困难问题，否则，就不能这样。

经济规律是关于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活动的倾向的叙述。经济规律之为假设的，正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之为假设的意义一样：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也包括或暗含种种条件的。可是，要弄清楚这些条件，在经济学中比在物理学中，困难较大，而且，如果不弄清楚的话，危险也较大。人类活动的规律，的确不像引力律那样简单、明确或者能被清楚地探知；但其中有许多规律可以与那些研究复杂主题的自然科学的规律并列。

经济学之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为可衡量的动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因而这一部分的活动就比其他部分较能接受有系统的推理和分析。我们诚然不能衡量任何种类动机的本身，不论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动机：我们所能衡量的只是动机的动力。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除非我们仔细考虑动力发生作用时的一般情况，尤其是他们的活动正在研究中的那些人的贫富情况，否则，货币甚至不是一种相当好的尺度。但是，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

理论的研究必须与事实的研究同时进行：对于大多数近代问题的研究，近代的事实是最有用处的。因为，古代的经济记载在有些方面是无关重要和不可靠的；古代的经济情况，与近代的自由企业、普通教育、真正的民主、蒸汽和廉价的印刷物及电报的经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节 科学的研究不是按照它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来排列，而是按照它所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来排列的。

因此，经济学的目的，第一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第二是解释实际问题。我们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虽然必须仔细考虑这种研究的种种用途，但我们却不应当直接根据这些用途来计划我们的工作。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当某种思想与我们当时心目中的特殊目的没有直接关系时，我们就会打断这种思想：直接追求实际目的，会使我们将各种知识的点滴集合在一起，这些知识除为了当时研究的目的集合在一起外，彼此并无关系；它们也很少说明相互间的关系。我们的心力就消耗于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上面，没有彻底想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进步。

所以，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好的分类法就是把一切性质上相类似的事实和推论收集在一起的方法：这样，研究一种东西就可以明了与它有关的东西。对于某一类问题长期地这样研究，我们就逐渐了解被称为自然规律的那些基本统一性：我们首先探索这些规律单独发生的作用，然后探索它们合在一起发生的作用；这样，我们就慢慢地但确实地获得进步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研究的实际用途，绝不应当不加注意，但是他的特殊工作是研究和解释种种事实，以及找出不同的原因单独地和合在一起地发生作用时的结果怎样。

第三节 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

列举一些经济学家自己所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他问道：

是什么原因，尤其是在近代，影响了财富的消费和生产、分配和交换；工业和贸易的组织，金融市场，批发和零售商业，对外贸易，以及雇主和雇工的关系？这一切行动如何互相影响和互相反应？它们最终的倾向与目前的倾向有何不同？

任何东西的价格作为要得到这样东西的愿望的尺度，受到哪些限制？社会上任何一类人所有的财富如有一定的增加，表面上会造成福利的增加到怎样程度？任何一类人的收入不足，它的产业效率所受到的损害到怎样程度？任何一类人的收入的增加，如果一旦实现的话，因为提高他们的效率和赚钱能力的结果，这种增加会保持到怎样程度？

在任何地方、对社会上任何一等人、或是在任何特殊的工业部门，经济自由的影响实际上达到如何程度（或在某一时其它已达到如何程度）？此外，还有哪些影响最为有力；这一切影响合在一起的作用如何？尤其是，经济自由因它自己的作用，趋于建成联合和垄断的组织到如何程度，这种组织的结果怎样？社会上各种的人受到经济自由的作用的影响到底会怎样？当经济自由的最终结果正在实现时，它的中间的结果将是怎样？如果考虑这些结果将蔓延的时间，最终的和中间的这两种结果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各种制度的赋税将归谁负担？赋税制度加于社会大众的负担怎样，以及它将为国家提供多少收入？

第四节 鼓励现在的英国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实际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是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以上所述是经济学必须直接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的主要工作——收集事实、分析事实和加以推论——应当根据上述主要问题来安排。实际问题虽然大部分是在经济学的范围之外，但对经济学家的工作却暗中提供一种主要的推动力。实际问题随时间和地点而不同，甚至比作为经济学家的研究的材料之经济事实和经济情况的变化更大。下列问题现在在我们国家里似乎具有特别的紧要性：

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以增加经济自由在它的最终结果上在它进行的过程中的好的影响，并减少它的坏的影响？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而中间的结果是坏的话，但那些受到害处的人却未得到好处，他们应为别人的利益而受苦，如果是正确的话，正确到如何程度？

姑且认为财富的较为平均的分配是适当的，那末，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是限制自由企业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因而会得减少也在所不顾，究竟合理到怎样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会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在所不顾，则达到这个目的究应到怎样程度？如果不会不公平，也不会松懈进步的领导者的努力，这样做究能达到怎样程度？赋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于社会上不同阶级的人？

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现有的分工形式？大部分的人专门从事于没有升级机会的工作，是否必要？逐渐培养大多数工人从事较高级的工作的新能力，尤其是培养他们合作地担任他们自己被雇用的企业中管理工作的新能力，是否可能？

在像我们这样的文明阶段里，个人的和共同的活动间的适当关系怎样？应听任各种形式的自愿组织的团体——新的和旧的，为了共同活动具有特别利益起见，进行共同活动到怎样程度？哪些营业事务应由社会本身——通过它的中央或地方政府——来进行？例如，我们对空地、艺术品、教育和娱乐的手段、以及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才能供给文明生活以物质必需品，如煤气、自来水和铁路等等，实行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计划，是否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做的程度？

当政府自己不直接参与的时候，政府应容许个人和团体随他们之意去办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到怎样程度？政府应当限制铁路以及其他有点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经营到怎样程度？以及应当限制土地与其他在数量上人类不能增加的东西的经营到怎样程度？完全保留一切现行的财产权利，是否必要：或者是对于这种权利的原来的需要现在已经有点不存在了呢？

现在流行的使用财富的方法是否完全正当呢？在有些经济关系上，政府对个人活动的干涉如果严厉和猛烈，会害多于利，于是就由社会舆论的道德上的压力来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活动，但这种压力的范围又如何呢？在哪一方面，一国在经济事务上对别国所负的责任，不同于一国之内人民相互之间所负的责任？

这样，经济学是指对于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的经济方面和经济情况的研究；但尤其着重的是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并且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尤其是社会生活上的实际行为的指导。对这种指导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下一代的人也许会有比我们现在更多的空闲从事研究工作，以说明在抽象的思考中或往代历史中的模糊之点，但对于现在的困难却不能马上有所帮助。

但是，经济学虽是这样大大地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但它却尽可能避免讨论党派组织的紧急问题，与对内对外的政治上的策略问题，这种策略问题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然后才能决定提出何种办法，使他最容易达到他要为他的国家所达到的目的。诚然，经济学目的在于帮助他决定，不但是应抱何种目的，而且是达到那个目的所采取的广泛政策的最好方法。但是，经济学却避免讨论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不能忽视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和实用的科学，而不是一种科学和方法。所以，用“经济学”这个有广泛意义的名词来说明它，比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意义较狭的名词更好。

第五节 经济学家必须训练他的知觉、想像、推理、同情和谨慎的能力。

经济学家需要有三种重大的智力：就是知觉、想像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像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见的事件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与可见的原因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结果。

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的物理学，比一切研究人类活动的学问，作为一种锻炼，具有这种很大的优点：就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能由以后的观察或实验来证实。他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那些原因和结果，或者他忽视自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中，每一运动改变了它周围的一切因素，同时也为这一切因素所改变，那末，他的过失不久就会被发觉的。物理学的一丝不苟的学者也不是满足于仅仅是一般的分析；他不断地努力使这种分析成为定量的分析；并且对他的问题中的每一因素给予适当的比重。

在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中，精确性是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获得的。阻力最少的途径有时是唯一的公开道路，这条道路总是具有引诱力的，虽然它也总是不可靠的，即在能以坚决的工作打出一条较为彻底的途径时，要走这条道路的引诱力还是很大的。科学的历史学者因不能进行实验而受到妨碍，并且因为缺少估计历史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所依据的客观标准，甚至受到更大的妨碍。这种估计差不多在他的论断的每一阶段中都是存在的：他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原因或一类原因，已为另一个或另一类原因所胜过，如果他对这些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作出某种暗示的估计的话。但是，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他才能了解他是怎样依赖他自己的主观印象。经济学家也受到这种困难的妨碍，不过在程度上比其他研究人类活动的学者较小而已；因为，给予物理学家的工作以准确性和客观性的那些优点，经济学家的确也享有一部分。至少，只要他是研究现行的和新近的事件，他的事实有许多就可归成不同的种类，关于这些种类能作出明确的叙述，这种叙述过去在数字上往往近于正确的：这样，他寻求在表面之下的和不易被看见的原因和结果，把复杂的情况分析成为各个因素，和把许多因素重新建成一个整体，就较为便利了。

对于较小的事情，简单的经验的确会把不显明的因果关系提示出来。例如，经验会使人们知道，对浪费成性的人的不加考虑的帮助，即使表面上所看到的差不多是完全有利，但对性格的坚强和家庭生活实有害处。但是，比方说，要探索提高就业的稳定性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计划的真正结果，我们就要有较大的努力、较远的眼光和较为有力地运用想像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了解，信贷、对内贸易、对外贸易竞争、农作物收获和价格等各种变化怎样密切相关；以及这一切变化对就业稳定性的好的和坏的影响如何。我们必须观察西方世界任何一地的差不多每一重大经济事件，怎样影响差不多其他各地的至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情况。如果我们只研究目前的失业原因，我们恐怕就不能治好我们所看到的害处，反会造成我们所看不到的害处。我们如果寻求那些不显著的原因，并权衡其轻重，则当前的工作对我们的心力，实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其次，当任何行业的工资由于“标准规则”或其他方法保持得特别高的时候，在运用中的想像力就要探求因为这种标准规则而不能做他们能做的工作、获得人们愿意为这项工作所付的工资的那些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如果有些人的生活提高了，有些人的生活降低了，如平常所发生的那样，是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提高了，少数人的生活降低了，还是适得其反呢？我们如果注意表面的结果，我们也许认为生活提高的是多数人。但是，如果我们科学地运用了想像力，想出一切禁止的方法——不论是得到工会还是其他方面的许可，而这些方法使人们不能尽其最大的力量和获得最多的收入，我们将往往得出结论说，生活已经降低的是多数人，而已经提高的却是少数人。一部分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有些澳洲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这种事业使工人们具有较大的眼前舒适和安乐的似是而非的希望。澳洲在它的广大地产中的确蓄有巨大的借款力：如果这提出来的捷径会造成工业衰落的话，这种衰落也许是轻微的和暂时的。但是，现正有人主张英国也应当像澳洲殖民地那样做：英国如遇到这种衰落，就会较为严重了。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和我们可望出现的，就是对于这类计划有较为广博的研究，我们所用的心力要像用于判断一条兵舰的新设计在恶劣气候中是否坚固那样的周密。

研究像这类的问题时，最需要的就是纯粹智力的、有时甚至是批判的能力。但是，经济研究需要和发展同情心的能力，尤其是使人们不但能为他们的同伴而且能为其他阶级的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同情心。例如，这种阶级同情心因对以下各个问题的研究而强烈地发展起来——这种研究正变为日益紧要：性格和收入、就业方法和用钱的习惯彼此所发生的相互影响怎样；一个国家的效率为结合每一经济集团的成员——家人、同一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工、一国的公民——的信任和情感所加强、同时它也加强了这种信任和情感的方法怎样；职业上的规则和工会的惯例中的个人的利人心和阶级的利己心所兼有的利弊怎样；以及尽量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机会来增进现代和后代的福利的行动怎样等问题的研究。①

①这一节是从1902年向剑桥大学提出的《在经济学和与政治学有关的学科中开设一门课程的请求》中节录的，这个请求在下一年就被采纳了。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家为了可以发展他的理想起见，尤其需要想像力。但是，为了使他对理想的提倡不会超过他对未来的理解，他最需要的是谨慎和含蓄。

经过世世代代之后，我们现在的理想和方法也许似乎是属于人类幼稚时期而不是成年时期所有的。一种明确的进步现在已被获得了。我们已经知道，除非已被证明为极其懦弱或卑鄙的人之外，每一个人都值得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我们却不能断言这种已经开端的进步最终将达到什么目的。在中世纪后期，对于被看作包括全人类的产业组织的研究，已略见端倪了。以后各代都看到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广大的发展。研究这种组织的热诚也随着它的发展而增大；前代对它的研究的努力从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近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使我们比前代更为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形成进步的原因是很少的，和我们所能预测的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是很少的。

在前一世纪之初，有些冷酷的雇主和政客为独有的阶级特权辩护，他们觉得要使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袒护他们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往往自称为“经济学家”。即使在我们自己时代里，那些反对把大量费用化在大多数人的教育上面的人，也以这个头衔自称，虽然当代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这种费用是真正的节约，从国家观点来看，不这样做是错误的和不好的事情。但是，卡莱尔和拉斯金，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两人那样辉煌和高尚的诗意的作家，不加研究就认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要对他们实在是反对的那些言行负责，因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普遍误解。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是反对的。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或者他们设法医治旧的救贫法灌输到农业及其他劳动对心中和他们的家庭的毒素；或者他们拥护工厂法案，而不顾有些政客和雇主假借他们的名义竭力反对。他们毫无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但是，在勇气和谨慎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他们看起来是冷静的，因为他们不愿担负提倡向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急速前进的责任，而对这种道路的安全的唯一保证就是人们的具有信心的希望，他们的想像力是丰富的，但既不受知识的限制，也不受艰苦思想的训练。

他们的谨慎也许有点过度：因为，即使当时伟大的有先见之明的人的眼界，在某些方面也比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狭窄；现在，一部分由于生物学研究的启发，环境对于形成人的性格的影响，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事实。因此，经济学家现在对于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已经知道采取一种较为远大和较有希望的观点了。他们已经相信，人类的意志如用细心的思想来指导的话，能够改变环境，以至大大地改变性格；从而实现更有利于性格、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经济和道德的福利的新的生活状况。现在和过去一样，他们的责任是反对达到这一伟大目的之一切似是而非的捷径，因为这种捷径会毁坏人类的精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像现在这样的财产权利，并没有为建立经济学的那些大家所尊重；但是，有些硬把既得的权利说成是作为极端的和反社会之用的人，却是错误地以经济学的权威自居。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细心的经济研究的倾向，并不是以任何抽象的原则作为私有财产权的根据，而是以这样的观察作为根据的：在过去私有财产权与切实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因此，谨慎地和尝试地进行废除或改变即使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情况似乎是不适当的那些权利，是负责的人应做的事。

◆ 第二篇 若干基本概念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经济学将财富看作是满足欲望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即货币——来衡量为限。在本书的大部分中，我们将要研究这种欲望和努力；并研究衡量欲望的价格与衡量努力的价格达于平衡的种种原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第三篇中我们必须研究财富与它必须满足的各种人类欲望的关系；在第四篇中研究财富与生产财富的各种人类努力的关系。

但在本篇中，我们必须研究，在一切属于人类努力的结果并能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中，有哪些被算作是财富，以及这些东西怎样分类的问题。因为，有一组名词，与财富本身和资本都有关系，研究了其中每个名词就可说明其他的名词；而对全部名词一起研究是我们以上刚进行过的关子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的研究之直接继续，且在某些方面是这种研究的完成。所以，立即研究这一类名词，而不是采取也许似乎是较为自然的途径，开始就作欲望和财富与欲望的直接关系的分析，大体上似乎最为妥当。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欲望和努力；但是，我们都不必考虑不明显的、且不属于常识问题的事情。我们工作的真正困难在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在各种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必须设法使用几个平常所用的名词来表明许多细微的差别。

第二节 对性质和用途有变化的东西加以分类的困难。

正像穆勒所说①：“如将研究的对象归入不同种类，关于这些种类能够作出许多一般的命题，而这些命题比这些对象也能归入的其他种类所能作的命题更为重要，则最可达到科学分类的目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困难：在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中那些最重要的命题，在另一阶段中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如果它们确是适用的话。①见约翰·穆勒《逻辑体系》，第4编，第7章。

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必须从生物学的新近经验中学许多东西：达尔文对于这个问题②的渊博研究，有力地解释了我们当前的困难。他指出，决定自然组织中每个生物的生活习惯和一般地位的那些部分，通常不是它的构造中最足以说明它的起源的那些部分，而是最不足以说明它的起源的那些部分。一个饲养动物者或一个园丁认为的显著适合于使一种动物或植物能在它的环境中繁盛的品质，正因为这个理由，可能是在较近的时期中才发展起来的。同样，在一种经济制度的特性中，最能使它适合于它现在必须做的工作的那些特性，也正因为这个理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近才发展起来的。②见达尔文：《物种起源》，第14章。

在雇主与雇工、中间人与生产者、银行家与他的两种雇客——借款给他的人和向他借款的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利息”这个名词代替了“高利贷”，是符合于贷款性质的一般变化的，这种变化使我们对于商品的生产费用可以分为各种不同因素的分析和分类有了完全新的主题。再如把劳动分为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两种劳动的一般办法也逐渐发生变化；“租金”这个名词的范围在某些方面正在扩大，而在另些方面正在缩小；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常常记住我们所用的名词的历史。因为，首先，这种历史的本身是重要的；而且它间接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其次，即使我们研究经济学的唯一目的，是要获得指导我们达到目前实际目的之知识，我们仍应尽量使我们的名词的用法符合过去的传统，以便迅速了解前人的经验所提供的间接暗示和细致温和的告戒，作为我们的教训。

第三节 经济学必须遵循日常生活的实践。

我们的工作是艰难的。的确，在自然科学中，一当我们看到一群东西具有某一类共同的特性，并往往把它们摆在一起说时，我们就可将这些东西归入一类，加上一个特殊的名称；而且一当一个新的概念发生时，我们马上就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来代表它。但是，经济学却不敢这样做。经济学的理论必须用大家所明了的语言来表达；所以，经济学必须力求使它自己与日常生活中惯用的名词相合，而且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像平常所用的那样来使用这些名词。

在普通用法中差不多每个字都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所以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正如白哲特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最注重形式的经济学著作家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们所能使用的字就要不够了。不过，不幸的是，他们总不承认他们用字很随便，有时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觉得用字很随便。他们开始说明经济学时所用的大胆和严格的定义，换取了读者的安心。因为他们没有告戒读者必须常常从上下文里去找特殊的解释语句，读者从作品中就不能领会作者的原意；也许还对作者发生误解而错怪他们。①

①我们应当“更多写得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话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上下文是一种没有表明的‘解释语句’只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里面，我们要说到的东西比在日常谈话中较为困难，我们如有改变必须更为谨慎小心，多加告戒；有时对书中某一页或某项讨论，我们必须写出‘解释语句’，否则就会发生错误。我知道这是困难而精细的工作，我之所以必须为这项工作辩护，就是因为实际上它比对固定不变的定义争论的办法较为可靠。任何人要想以少数具有固定意义的用语来表达复杂事物的各种意义，他将会感到他的文体变为累赘而不正确，他必须使用冗长的迂回语法来表达平常的思想，而且结果他还是没有做对，因为他有一半时间要回到那些最适合于目前情况的意义上去，而这些意义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差不多总是与他的“固定不变”的意义不同。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应当学会随时改变我们的定义，正如在不同的问题中，我们说“‘设x、y、z等于’有时这个，有时那个一样；这实在是最明白和最有效的作家们采用的办法，虽然他们常不承认这一点。”（引自白哲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条件》，第78—79页。）开恩斯也反对“一种定义所涉及的属性不应容许有程度上的差别的假设”；并解释说“容许程度上的差别是一切自然事实的特性。”（见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第6讲。）

其次，经济名词所表示的主要区别，大多数不是种类上的差别，而是程度上的差别。初看起来，这些区别似乎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且能被清楚地划出明显的轮廓；但较为仔细的研究表明，连续性并未真的破裂。经济学的进步没有发现过任何新的真正的种类上的差别，它是不断地将表面上的种类差别化为程度的差别，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自然本来没有以分界线来划出差别的东西之间，要想划出明显和严格的分界线，就会引起弊端，我们将会遇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第四节 清楚地说明概念是必要的，但名词的用法固定不变却是不必要的。

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我们要研究的各种事物的真正特性；这样，我们一般将会感觉到，每个名词的某一用法比别的用法显然较有理由被称为它的主要用法，因为它所代表的那种特性，比其他符合于日常用法的特性，更为适合近代科学的目的。当上下文没有说明或暗示相反的意义时，这一用法就可作为这个名词的意义，如果这个名词要用作别的意义——不论是较广的还是较狭的意义，这种改变必须加以说明。

即使在最谨慎的思想家之中，对于至少是某些分界线应当划出的正确地方，也常有不同的意见。这种争论的问题一般必须以对于不同过程的实际便利的判断来解决；而这种判断不能常由科学的推论来建立或推翻：必须保留可以争论的余地。但是，在分析的本身却没有这种余地：如果两个人对分析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两人不能都对。我们可以期望经济学的进步逐渐会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

①

①当我们要缩小一个名词的意义时（用逻辑学的词言来说，就是增大它的内包以缩小它的外延，加上一个限制的形容词通常就够了，但是对于名词意义的相反改变却不能这样简单地做。关于定义的争论常是这样：甲与乙是许多事物的共同特性，这些事物中有许多还有特性丙，又有许多有特性丁，而有些则兼有丙和丁。那末，就可这样辩解说：大体上最好对名词下这样一个定义，以包括一切有甲和乙两种特性的东西在内，或只包括那些有甲、乙、丙，或甲、乙、丁，或甲、乙、丙、丁各特性的东西。对这些不同途径，必须根据对实际便利的考虑来决定，但这种决定远不及对甲、乙、丙、丁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仔细研究来得重要。但不幸的是，在英国的经济学中，这种研究所占的地位比对于定义的争论小得多；这种争论诚然有时也能间接地导致科学真理的发现，但却总是采取迂回的道路，而且浪费许多时间和劳动。

第二章 财富

第一节 财货这个名词的专门用法。物质的财货。个人的财货。外在的财货和内在的财货。可转让的财货和不可转让的财货。自由的财货。可交换的财货。

一切财富是由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构成的；那就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但并不是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都可算作财富。例如，友人的情感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除了在诗中的特殊用法外，它是不算作财富的。因此，让我们先对人们要得到的东西加以分类，然后考虑其中哪些应当算作构成财富的因素。

因为缺少一个简短的通用名词来代表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即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我们姑且用财货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财货，有物质的财货，或个人的和非物质的财货。物质的财货包括有用的有形东西，以及保有或使用这些东西、或从它们获得利益、或到将来再获得它们的一切权利。这样，它们就包括自然的物质赠与，如土地和水、空气和气候；农产物、矿产品、渔产品和工业品；建筑物、机械和工具；抵押品和其他债券；公营和私营公司的股票、各种垄断权，专利权和版权；以及交通权和其他使用权。最后，旅行的机会，参观优美风景和博物院的机会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便利的体现，虽然欣赏风景和艺术品的能力属于内在的和个人的财货。

人的非物质的财货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他自己的特性和活动及享乐的才能构成的，例如人的经营能力、专门技能，或从阅览或音乐中得到享受的能力，都属于这一类。这一切都在人身之内的，所以称为内在的财货。第二类称为外在的财货，因为这类财货是由有利于他与别人的关系构成的。例如，过去的统治阶级经常向农奴和其他下属索取的各种劳役和义务，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这些现在已经消灭了，现在这种有利于所有者的关系的主要例子，就是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信誉和营业关系。①

①因为，赫尔门在他对财富的精炼的分析中开始时这样说：“有些财货对于个人是外在的，而有些是内在的。内在的财货是天生的、存在于他本身之内的财货，或是他以自己的自由活动在本身之内培养出来的财货，如体力、健康、学识等。凡是外界所提供的以满足他的欲望的东西，对他而言都是外在的财货。”

其次，财货可分为可转让的和不可转让的。属于后一类的财货，是一个人的特性和活动及享乐的能力（就是他的内在的财货），还有他的营业关系中依靠他的个人信用而不能转让的部分，也就是他的有价值的信誉的一部分，也属于这一类；又如气候、阳光、空气的利益，以及他的公民权利和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和机会，都属于这一类②。②上述财货的分类可列表如下：　　凡不作私人之用和由自然供给而不需要人类努力的财货，称为自由的财货。土地在原来的状态上是自然的赠与。但在固定的地方，从个人观点来看它就不是自由的财货了。在巴西的有些森林里，木材仍然是自由的财货。海里的鱼通常是自由的财货：但有些海上渔场被严密保护，专供某一国家的人民之用，这些渔场可列入国家财产一类。人工培养的牡蛎繁殖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由的财货；而自然生长的牡蛎繁殖场，如果没有拨作私人之用，绝对是自由的财货；即使是私有财产，从国家观点来看，仍然是自由的财货。但是，国家既已准许将它们的所有权归于私人，从私人观点来看，它们就不是自由的财货了；在河里捕鱼的私人权利也是如此。但是，在自由的土地上所种的小麦，和从自由的渔场里捕来的鱼，都不是自由的财货，因为它们是经过劳动而得到的。

第二节 一个人的财富是由他的外在的财货中那些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构成的。

现在我们可以说到一个人的财货中哪些种类可算作他的财富的一部分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比较各家的学说，以下的答案似乎显然是适当的：

当我们光说到一个人的财富，而在上下文中没有任何解释语句时，就是指他所有的两种财货。

第一种财货是他具有私有财产权（根据法律或风俗）的那些物质财货，因为它们是可以转让和交换的。我们还可记得，这些财货不但包括像土地和房屋、家具和机器，以及其他可以单独私有的有形东西，而且包括公营公司的股票、债券、抵押品，以及其他他可持有的向别人索取货币或货物的契约在内。另一方面，他欠别人的债务可被看作是负财富；必须从他的财产总数中扣除，然后才能知道他的真正的净财富。

服务及其他随生随灭的财货，后然不属于财富数量的一部分。①

①一家贸易公司的股份的价值中，由于主持人的个人声誉和关系而产生的那一部分价值，应当列入第二种作为外在的个人财货。但这一点没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

第二种财货是属于他所有的、在他之外存在的、而且直接作为使他能够获得物质财货的手段的那些非物质的财货。这样，这种财货就不包括一切他自己的个人特性和才能，即使是使他能谋生的才能也不包括在内，因为它们都是内在的财货。这种财货也不包括他的个人友谊在内，但以这种友谊没有直接的营业价值为限。但是，它包括他的营业和职业的联系，他的企业组织，以及——如果这种事情还存在的话——他的奴隶所有权、劳役所有权，等等。

财富这个名词这样用法，是符合于日常生活的用法的；同时，它包括那些——而且只是那些——显然属于经济学范围（如第一篇中所说明的范围）以内的财货；所以这种财货可以称为经济财货。因为，它包括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i）属于某一个人所有，而不是同样地属于他的邻人所有，因而显然是他的东西；（ii）是直接能用货币衡量的东西——这种衡量一方面代表生产这些东西的努力和牺牲，另一方面代表它们所满足的欲望。①

①这并不暗含这样的意思：可转让的财货的所有者，如果他卖去了这些财货，常能获得它们对他所有的全部货币价值。例如，一件很合身的衣服，也许是值一个高价的裁缝向买这件衣服的人所要的价格，因为他需要这件衣服，如果出较低的价格就得不到它；但他如要卖出去，恐怕不能得到他所付的价格的一半。成功的金融家花了五万镑造一所房子和花园，以适应他自己的特殊爱好，从一种观点来看，在他的财产目录中按照原来造价计算房屋和花园的价值是对的，但是，如果他的营业失败了，在他的债权人看来，它们绝不会值那个价钱。

同样地，从一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律师或医生、商人或制造商的营业关系算作与他的收入——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就会失去的收入——完全相等；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营业关系的交换价值，就是卖去它时他能得到的价值，却比那个收入小得多了。

第三节 但是，有时广泛地使用财富这个名词以包括一切个人的财富在内较为妥当。

为了某些目的，我们对于财富诚然可以采取一种较为广泛的看法；不过，我们必须求助于特殊的解释语句，以免发生混淆。例如，木工的技能是使他能满足别人的物质欲望，因而能间接地满足他自己的欲望的一种直接手段，正如他工具篮中的工具一样；如有一个名词可以包括这种技能在内作为较为广义的财富的一部分，也许是便利的。依照亚当·斯密所说的、以及大多数欧陆经济学家所遵循的方针②，我们可以说，个人的财富包括一切直接有助于使人们获得产业效率的精力、才能和习惯在内；我们前已算作狭义的财富的一部分的各种营业联系和联合，也可列入个人的财富一类。产业的才能被看作是经济的另一理由，因为这种才能的价值通常能够加以某种间接的衡量。①②参照《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2章。

①十七世纪时达芬南说：“人的身体无疑地是一国最有价值的财富”；每当政治发展的倾向使人们渴望人口迅速增加的时候，这一类的话就很流行了。

称这种才能为财富是否值得的问题，不过是一个便利与否的问题，虽然对于这个问题有过很多讨论，好像它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如要把一个人的产业才能包括在内而单独使用“财富”这个名词，当然会引起混淆。光是“财富”一个字应当总是只指外在的财富而言。但是，有时使用“物质的与个人的财富”这句话，似乎不会有多大害处，而且还会有一些好处。

第四节 共同的财货中个人应得的部分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考虑一个人与其邻人共有的物质财货；因为是共有的，当比较他的财富与其邻人的财富时，就不必提起这种财货了；虽然为了某些目的，尤其是为了比较远地或远代之间的经济状况，它们也许是重要的。

这些共有的财货是由一个人在某时住在其地和是某一国家或社会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利益构成的；它们包括公民的和军事的安全，使用各种公共财产和设备，如道路、煤气灯等等的权利和机会，以及法律保护和免费教育的权利。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有许多不花代价的利益，而是其他城市或乡村的人所不能得到的，或是花了很大费用才能得到的。如果其他情况相同，一个人住的地方，如有较好的气候、道路、用水和较为卫生的下水道；并有较好的报纸、书籍和娱乐及教育的场所，在财富的最广的意义上说来，他就比别人享有较多的真正财富。房屋、食物和衣着在天气寒冷时会有不足，而在天气温暖时也许充足；另一方面，炎热的气候虽然可减少人们的物质需要，虽使人们只要有少许物质财富的供给就会富足，却使他们获得财富的精力衰弱了。

这些东西有许多是共同的财货，就是说不是私人所有的财货。这样，就使我们从与个人观点相反的社会观点来研究财富。

第五节 国家的财富。世界的财富。财富所有权的法律根据。

因此，让我们来研究，当我们估计构成一国财富的个人财富时，一国财富中那些通常被忽视的因素。这种财富的最明显的形态，就是一切种类的物质财产，如道路和运河、建筑物和公园、煤气厂和自来水厂；不过不幸的是，其中有许多不是用公共储蓄来建设的，而是用公共借款来建设的，因而计算这种财富时就要扣除大宗债务的巨大的“负”财富。

但是，泰晤士河增加英国的财富，大于英国所有一切的运河，甚至大于英国所有一切的铁路。泰晤士河虽然是大自然的赠与（它的已经改善的航运除外），而运河是人工开成的，但为了许多目的，我们应当将泰晤士河算作英国财富的一部分。

德国经济学家往往着重国家财富中的非物质因素；在关于国家财富的有些问题上这样做是对的，但却不能在一切问题上都这样做。科学的知识，不管在哪里发现，的确不久就会变成整个文明世界的财产，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世界的财富，而不光是一国的财富。机械上的发明和其他许多生产方法上的改进都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但是，那种因翻译不当而失去精彩的文学作品，在特殊的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用本国文字写成的那些国家的财富。一个自由的和有条不紊的国家组织，为了某些目的，可被看作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国家的财富包括个人的财产和国民的共同财产在内。在估计国民的个人财产的总和时，我们略去一国国民相互之间的一切债务和其他义务，就可省掉一些麻烦。例如，英国的国债以及英国铁路的债券只要是在国内为国民所持有，我们就能采用简单的办法，只计算铁路本身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而不算铁路和政府的债券。但是，英国政府或英国人私人所发出的债券等，为外国人所持有的，我们仍要减去；外国债券等为英国人所持有的，也要加进去。①

①一个企业的价值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它具有垄断权而产生的——或是因专利权而获得的完全垄断，或是因它的货品比其他其实同样良好的货品较为出名而获得的部分垄断；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种营业并未增加国家的真正财富。如果垄断打破了，由于它的价值的消失而造成国民财富的减少，通常会得到补偿而有余，一部分因为竞争者的营业的价值增大了，一部分因为代表社会中其他的人的财富之货币购买力增大了。（然而，我们还要知道，在某些例外情况下，一种商品的价格会因它的生产获得垄断而降低，不过这种情况是很少的，现在可以不必管它。）

其次，营业关系和营业信誉之能增加国民财富，只以它们使买主和以一定价格最充分地满足买主的真正愿望的那些生产者发生关系为限；或换句话说，只以它们能使整个社会的努力满足整个社会的欲望为限。然而，当我们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估计国家的财富作为个人财富的总和时，我们必须根据这些营业的全部价值来计算，即使这个价值一部分是由不是用作公共利益的垄断构成的。因为，这些营业对于与其竞争的生产者所造成的害处，在计算那些生产者的营业价值时，已被算过了；同时，由于产品价格的提高，它们对于购买这种产品的消费者所造成的害处，在计算消费者的财产的购买力时——就这种特殊商品而言，也被算过了。

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个特殊事例，就是信贷组织。它增大一国的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国家的财富。获得信用贷款的能力是每个商人的宝贵的资产。然而，如有任何意外事件使他营业倒闭，国家的财富受到的损害小于这种资产的全部价值，因为他本来要做的营业，现在至少有一部分会由别人来做，而别人至少也可借助于他原来要借进的资本的一部分。

关于货币被算作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到怎样程度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困难；但要彻底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就要预先知道许多关于货币的理论。

世界的财富之不同于国家的财富，很像国家的财富之不同于个人的财富。在计算世界财富时，一国人民与别国人民之间的债务，可以从收支双方中略去，是很方便的。其次，正如河流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一样，海洋是世界的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世界财富的概念的确不过是扩大到整个地球的国家财富的概念而已。

财富的个人和国家的所有权，是以国内和国际的法律为根据的，或者至少是以具有法律效力的风俗为根据的。所以，研究任何时间和地点的经济情况，就需要研究法律和风俗；经济学很得力于从事这种研究的那些学者。但是，经济学的范围已经很广了；而财产概念的历史和法律根据是广大的课题，最好能在另外的书中讨论。

第六节 价值。暂时用价格来代表一般购买力。

价值的概念与财富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价值在这里可以略为说一下。亚当·斯密说：“价值这个字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它是表示某一特殊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因占有这一物品而得到的购买他物的能力。”但是，经验已经表明，把价值这个字用作前一种意义是不妥当的。

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

文明国家通常采用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或是金银并用。我们不是用铅、锡、木材、谷物和其他东西来互相表示价值，而是首先用货币来表示它们的价值，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我们如果知道，一吨铅在任何地点和时间可换十五镑，而一吨锡可换九十镑，我们说那时那地它们的价格各为十五镑和九十镑，我们并且知道，那时那地一吨锡的价值，如用铅来表示，等于六吨铅。

每样东西的价格随时随地都有涨落；如以这样东西而论，每有这种变化，货币购买力也随着发生变化。如果货币购买力对某些东西而言是提高了，同时对同样重要的东西而言有相等地下降，则它的一般购买力（或是它的购买一般物品的能力）保持不变。这句话包含一些困难在内，我们以后必须研究的。但是，同时我们可照普通的意义来理解这句话，这个意义是很清楚了；在本书中我们可以始终不问货币一般购买力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任何东西的价格就可被作为它与一般物品比较时的交换价值的代表，或换句话说，作为它的一般购买力的代表。①

①正如古尔诺所指出的（见他所著《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第2章），假定存在一律的购买力的标准，以衡量价值，我们所得到的便利，正像天文学家假定有一个“正中的太阳”，以一定的间隔时间越过子午线一样，因此时钟就能与这个太阳同时并进；其实，真正的太阳越过子午线，有时在时钟所指出的正午之前，而有时在它之后。　　但是，如果创造发明大大增加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量，则为了某些目的，货币的实际价值用劳动来衡量比用商起来衡量较好。然而，这种困难不会很大影响我们在本书中的工作，因为本书不过是经济学的“基础”的研究而已。

第三章 生产、消费、劳动、必需品

第一节 人类所能生产和消费的只是效用，而不是物质本身。

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生产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在自然界中，他所能做的只是整理物质，使它较为有用，如用木料做成一张桌子，或是设法使物质能被自然变得更为有用，如播种于自然的力量会使它生长的地方。①

①培根在他所著的《新工具》第4章中说：“人类在进行工作时只能把自然物拿拢或分开，其余的一切要自然物在内部进行。”（这句话是波拿：《哲学与政治经济》，第249页所引用的。）

有时据说商人是不生产的：制造家具的木工生产了家具，而家具商人只是出售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已。但是，这种区别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他们都是生产效用的，而都不能生产别的东西：家具商人移动和重新整理物质，使它较前更为有用，而木工所做的也不过如此。在地上搬运煤的船员和铁路工人也是生产煤的，正如矿工在地下采煤一样；鱼贩帮助把鱼从需要比较不大的地方运到有较大需要的地方，而渔人所做的也不过如此。的确，商人的人数往往超过需要；一有这种情况，就是一种浪费。但是，一个人能够胜任的耕种工作，如有两个人去做，也是一种浪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切参加工作的人都是生产的，虽然他们也许生产得很少。有些作家重复了中世纪对贸易的攻击，理由就是贸易是不生产的。但是，他们弄错了目标。他们应当攻击的是贸易的不完善的组织，尤其是零售贸易的组织。②②从狭义来说，生产是改变了产品的形态和性质。贸易和运输是改变了产品的外部关系。

消费可以被看作是负的生产。正如人所能生产的只是效用一样，人所能消费的也只是效用而已。他能生产服务及其他非物质的东西，他也能消费它们。但是，正像他生产物质产品实在不过是物质的重新整理，使它具有新的效用一样，他消费这些产品也不过是打乱了物质的排列，或少或破坏它的效用而已。的确，往往我们说到一个人消费东西时，他不过是持有这些东西以供他使用而已。同时，正如西尼尔所说，这些东西“是被我们统称为时间的那些许多渐进的力量所破坏。①”①参阅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第54页。他喜欢以“使用”这个动词来代替“消费”这个动词。

另有一种区别，曾经颇为重要，但现在很含糊，而且恐怕没有多大实际用处，就是一方面是消费者财货，也称为消费财货或又称为第一级财货，如食物、衣服等，都是直接满足欲望的东西；与另一方面是生产者财货，也称为生产财货或又称为工具的或中间的财货，如耕犁、织机和原棉等，都是有助于第一级财货的生产而间接满足欲望的东西之间的区别。②

②这样，要做糕饼的面粉，已经在消费者家中的，有些人当它是消费者财货，而在糖果商手中的，不但是面粉，就是糕饼本身也被当作是生产者财货。卡尔·门格尔说（见他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第1章第2节），面包属于第一级财货，面粉属于第二级财货，磨粉机属于第三级财货，等等。如果一节火车载有游客，也有若干铁罐饼干、磨粉机器和用来制造磨粉机的机器；则这节火车就似乎同时是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与第四级财货了。

第二节 生产的这个字易于误解，通常应当避免使用或加以解释。

一切劳动都是用来产生某种结果的。因为，虽然有些努力只是为努力而努力，如为娱乐而作一种竞赛，但这些努力却不算是劳动。我们可以对劳动下这样的定义：劳动是任何心智或身体上的努力，部分地或全部地以获得某种好处为目的，而不是以直接从这种努力中获得愉快为目的①。如果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的话，除了那种不能有助于所要达到的目的因而不生产效用的劳动之外，我们最好将一切劳动都看作是生产的。但是，在"生产的"这个字的意义所经历的许多变化之中，它的意义与积蓄起来的财富特别有关，而比较忽视眼前的和暂时的享乐，有时甚至不包括这种享乐在内。②一种差不多是牢不可破的传统，迫使我们将这个字的中心概念看作是将来的而不是现在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意思。的确，一切有益的享乐，不论是否奢侈，都是公共和私人的活动的正当目的；而且奢侈的享乐的确对努力提供了动力，并在许多方面促进进步。但是，如果对产业的效率和精力没有影响的话，则放弃获得暂时奢侈的欲望，首先致力于那些较为坚固和持久的资源的获取，这些资源将有助于产业的将来工作并将从各方面使生活更为丰富，通常就可增进一国的真正利益。这种一般的观念，似乎在经济理论的一切阶段之中都经过研究；而且各著作家对这种观念分出了各种固定不变的区别，根据这种区别划分出某些行业是生产的，某些行业是不生产的。

①这是杰文斯的定义（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理论》，第5章），不过他只包括痛苦的努力在内。但他自己又指出懒惰往往是怎样地痛苦。如果人们只考虑从工作中所得到的直接愉快的话，大多数人会比平常多做一点工作；但是，在健全的状况下，在大部分工作中——即使是被雇用的工作——愉快仍是胜于痛苦。这个定义当然是有伸缩性的；一个农业劳动者晚上在他的园子里工作，主要只想到他的劳动成果；一个技术工人在厂里坐着操作了一天后回到家里，从事园艺工作，得到绝对的喜悦，但他也很关心他的劳动成果；而在园中工作的一个富人，虽然在做得好的时候也许自鸣得意，却很可能不注重他由此得到的任何金钱上的节省。

②重商主义者便是这样，他们认为贵金属最可称为财富——一部分因为贵金属是不会损坏的，而将一切不是用来生产货物作为输出以换取金银的劳动看作是不生产的或“徒劳无益的”。重农主义者以为一切劳动就是徒劳无益的，因它所消费的价值与它生产的价值相等；而将农民看作是唯一生产的劳动者，因为只有他的劳动（照他们所想）增大了积蓄起来的财富的纯剩余。亚当·斯密调和了重农主义的定义，但他仍然认为农业劳动比其他劳动是可为生产的。他的追随者抛弃了这种区别；但他们一般仍然坚持这样的概念：生产的劳动总会增加积蓄起来的财富，虽然在细节问题上还有许多不同意见；这个概念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著名的一章中是暗示的，而不是明说的，这一章的名称就是《论资本的积累，并论生产的和不生产的劳动》。（参照脱惠士：《政治经济学的进步》第6节，以及穆勒的论文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于生产的这个字的讨论。）

例如，即使近代的许多作家也墨守亚当·斯密的方法，将家庭仆人的劳动归入不生产的一类。无疑地在许多大家庭中仆人是过多的，他们的精力有些如果用到别的地方，也许对于社会是有利的：但是，那些以蒸取威士忌酒为生的人大多数也是这样；却从无经济学家建议称他们为不生产的人。供给一个家庭的面包的烘面包者的工作，与烧马铃薯的厨师的工作，在性质上并无区别。这个烘面包者如果是一个糖果商，或是一个上等的烘面包者，他花在不生产的劳动——按照普通的意义是指供给不必要的享乐的劳动——上的时间，恐怕与家庭厨师所花的至少是一样多。

每当我们单独使用生产的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指生产资料和耐久的享乐源泉的生产而言。但是它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名词，在需要准确的地方，不应使用这个字。①

①生产资料包括劳动的必需品，但不包括暂时的奢侈品；因此制冰者被列入不生产的一类，不论他是为糕饼厨师工作还是在乡村住宅中做私人的佣工。但从事建造一所戏院的瓦工是被列入生产的一类。毫无疑问，永久的和暂时的享乐源泉的区别是含糊的和不切实际的。但是，这种困难存在于事物的性质之中，不是用任何文字的方法所能完全避免的。我们可以说长人比矮人多，而不能决定是否五呎九吋以上的人都列入长人一类，或只是五呎十吋以上的人才算是长人。我们可以说生产的劳动是以牺牲不生产的劳动而增加的，而不能在它们之间确定任何严格的、因而也是武断的分界线。如果为了任何特殊目的需要这种人为的分界线，它就必须被清楚地划出来。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很少或从不会发生的。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字用作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加以说明：例如，我们可以说生产必需品的劳动，等等。

生产的消费，当作一个术语用的时候，通常解释为使用财富以生产更多的财富的意思。它所应当包括的并不是生产工人们的一切消费，而是维持他们的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在研究物质财富的积累时，这个名词也许是有用的。但它易于令人误解。因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一切有益的消费都是产生利益的，而其中有许多最有价值的利益却都不直接有助于物质财富的生产。②

②在使用生产的这个字上的一切区别都是很空洞的，且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现在说明这些区别似乎是不值得的；但它们却有悠久的历史，让它们逐渐消灭，而不是突然废弃，恐怕较好。

在本来没有真正中断的地方，而要划出一条固定不变的分界线的企图，虽比有时对生产的这个名词所下的严格定义往往造成较大弊端，但也许从不会比这些定义导致更为离奇的结果。例如，有些定义导致这样的结论：歌剧中的歌唱者是不生产的，而歌剧入场券的印刷者是生产的；同时，引导人们入座的招待员是不生产的，除非他刚巧出售节目单，他就是生产的。西尼尔指出：“我们不说一个厨师‘制’（make）烤肉，而说他是‘煮’（dress）烤肉；但我们说他是‘制’布丁……我们说一个裁缝用布‘制’一件衣服，我们不说一个染匠将未染之布‘制’成已染之布。染匠所造成的变化也许大于裁缝所造成的变化，但是经过裁缝的手的布改变了它的名称；而经过染匠的手的布却没有改变它的名称：染匠没有制造一个新的名字，因此也没有生产一样新的东西。”（见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第51—52页。）

第三节 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与维持效率的必需品。

这样就使我们来考虑必需品这个名词。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的区别是简单的；第一类包括满足必须满足的欲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后两类包括满足不像第一类那样迫切的欲望的东西。但在这里又有一种麻烦的含糊不清了。当我们说到一种欲望必须满足时，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我们心目中的结果怎样呢？这种结果是不是包括死亡在内呢？还是这种结果只是造成力量和精力的丧失呢？换言之，必需品究竟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还是维持效率所必需的东西？

必需品这个名词，像生产的这个名词一样，是被省略地使用的，它所指的东西要由读者自己加上去的；这种暗含的东西既有不同，读者就往往加上一个不合作者原意的东西，因而误会了作者的用意。在这里，正像以上的情况一样，在每一紧要的地方，清楚地说明要使读者了解的东西，才能消除产生混淆的主要原因。

必需品这个名词的较老的用法，是限于足以使劳动者大体上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中较为谨慎的人，的确看到舒适和“高雅”的标准的不同：而且他们认识到，气候的不同，风俗的不同使得东西在有些情况下是必需的，而在别的情况下则是多余的。①但是，亚当·斯密受到重农学者的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是以十八世纪法国人民的情况为根据的，那时法国人大多数除了仅仅是为了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必需品。然而，在较为幸福的时代，较为仔细的分析就使我们明了：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对于每一种产业，有一种多少是明白规定的收入，这个收入是仅仅维持这一产业中的人员的生活所必需的；同时，另有一种较大的收入，是维持这产业的充分效率所必需的。②①参照卡佛：《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74页：它使我注意到亚当·斯密的意见：惯常的高雅实在也是必需的东西。

②好像在近百年中英国南部的人口增加相当快，移民尚未计算在内。但是，劳动效率从前是与英国北部一样高，而现在低于北部了；因此南部的低工资劳动往往比北部的高工资劳动还要昂贵。这样，除非我们知道必需品这个字的使用是指这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否则，我们就不能说南部的劳动者是否已经获得了必需品。他们只有维持生活和人口增加的必需品，但显然没有维持效率的必需品。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南部的最强壮的劳动者不断地移往北部；北部的劳动者的精力，因为具有较大的经济自由和地位提高的希望，已经增大了。参看马凯1891年2月在《慈善机关杂志》上的文章。

任何产业阶级的劳动者，如果能够十分明智地花费他们的工资，则他们的工资也许足够维持较高的效率，这样说也许是对的。但是，必需品的一切估计必须是与一定的地点和时间有关；除非有相反的特别解释语句，否则，我们可以假定，他们在花费工资上的明智、远见和无私的程度，恰与所说的产业阶级的实际流行的情况一样。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任何产业阶级的收入是在它的必需的水平以下的，劳动者的收入的增加经过相当时间会使他们的效率有超过按比例的提高。习惯的改变也许可以节省消费，但必需品的节省却是不经济的。①

①如果我们所考虑的是一个具有非常能力的人，我们就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他对社会所做的工作的真正价值，与他由此而得的收入之间，恐怕不会像任何产业阶级中一个平常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那样相符合。而且我们应当说，他的一切消费都是严格地生产的和必需的，因为只要他的消费减少一点，他的效率就会减少，而减少的这一部分效率，对于他或是世界上其余的人，比他从消费中所节省的，具有较大的真正价值。一个像牛顿或瓦特这样的人，他的个人费用如果加倍而能增加他的效率1％的话，他的消费的增加就是真正生产的。我们以后将可知道，这样的情况与出高昂地租的肥沃土地的耕种要多花费用是相似的：虽然它的报酬在比例上较以前的费用所得的报酬为少，但仍会是有利的。

第四节 当任何人所消费的东西少于维持效率所严格必需的时候，就有损失。习惯上的必需品。

当我们研究决定有效劳动的供给的原因时，我们必须对维持各种工人的效率的必需品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我们如果在这里考虑一下什么是维持这一代中英国的普通农业劳动者或不熟练的城市工人及其家庭的效率的必需品，就可使我们的观念得到明确。我们可以说，这种必需品是由以下的东西构成的：一所有几个房间和良好下水道的住宅、温暖的衣着以及一些调换的内衣、干净的水、供给丰足的和有适当补充的肉类和牛奶以及少量的茶，等等、一点教育和娱乐，最后，他的妻子在其他的工作之后有充分自由使她能适当地尽她做母亲和料理家务的职责。在任何地方不熟练的工人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样东西，他的效率之将受到损害，正像一四马饲养不良或一架蒸汽机没有充足的煤的供给一样。达到这种限度的一切消费都是严格地生产的消费：这种消费的任何节省，都是不经济的，而是会造成损失的。

此外，烟酒的若干消费，和喜欢穿着时髦的衣服，也许在许多地方成为习惯了，因此它们可以说是习惯上必需的，因为，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普通的男子和女子将要牺牲一些维持效率所必需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工资就要少于实际上维持效率所必需的了，除非他们的工资不但可以满足严格必需的消费，而且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在内。①

①参照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之研究》（1767年版），第2篇，第21章关于“物质的必需品与政治的必需品”的区别。

生产工人的习惯上的必需品的消费，通常列入生产的消费一类：但严格说来，它不应列入这类消费；在文章中紧要的地方，应当加上特别的解释语句来说明习惯上必需品是否包括在内。

然而，我们还应注意，许多被正确地称为多余的奢侈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必需品；在那种程度上，当这种奢侈品是被生产者所消费的时候，它们的消费也是生产的。②

②这样，三月里的一盘青豆也许花费十先令，就是一种多余的奢侈品：但它仍是有益的食物，也许和值三便士的卷心菜的功用一样；或是因为食物的变换花样无疑地有益于健康，甚至功用比卷心菜稍大。所以，也许可将四便士的价值列入必需品一类，而将其余九先令八便士的价值列入多余品一类；而它的消费可以被看作其中有四十分之一是严格地生产的。A在例外的情况下，例如当青豆是给病人吃的时候，则十先令的全部花费也许是值得的，而且重新生产了它们自己的价值。

为了使这个观念得到明确起见，试对必需品加以估计也许是适当的，虽然这种估计必然是粗略和杂乱的。或者按照现在的价格来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严格的必需品每星期有十五或十八先令就够了，习惯上的必需品大约有五先令多一点也够了。对于城市的不熟练的劳动者，严格的必需品还要多几个先令。住在城市中的熟练工人的家庭，严格的必需品也许是二十五或三十先令，习惯上的必需品是十先令。对于一个不断紧张运用脑力的人，如果是未婚的，严格的必需品也许每年要二百或二百五十镑：但如果他有一个要花很多教育费用的家庭，就要这个数目的两倍以上。他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决定于他的职业的性质。

一先令是十二便士，十先令共一百二十便士，一盘青豆的功用以等于三便士的卷心菜计算，恰为四十分之一。——译者

第四章 收入、资本

第一节 货币收入与营业资本。

在原始社会中，每个家庭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它自己的食物和衣服以至家具大部分都是自己供给的。家庭收入或进益只有极小部分是货币的形态；如果有人想到他们的收入，他计算他们从烹饪用具所得的利益，恰如他们从耕犁所得的利益一样：因此在他们的资本与包括烹饪用具和耕犁在内的他们其余积累起来的资产之间，他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①

①由于这个和类似的事实，有些人不但以为近代分配和交换的分析中某些部分不适用于原始社会；这是对的：而且认为这种分析的重要部分无一可以适用，这就不对了。这是以下这种危险的一个显著例子：如果自己甘于相信文字记载，而不肯进行发现贯通形式变化的实质的统一性所必需的艰苦工作，就要发生危险了。

但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就发生了将收入的概念限于那些货币形态的收入的强烈倾向：其中包括“实物工资”（如免费使用房屋、煤、煤气和水），它作为雇工的报酬的一部分，以代替货币工资。

符合于收入的这种意义，市场的用语通常是把一个人的资本看作是他的财富中用于获得货币形态的收入的那一部分；或较为一般地说，就是以营业的方法获得收入的那一部分。有时，称这一部分为他的营业资本，也许是便利的；这种资本可以说是由一个人用于他的营业的那些外在的货物构成的，他或是持有这些货物以便出售而换得货币，或是将它们用来生产可以出售以换取货币的东西。属于这种资本的显著要素是工厂和制造商的营业设备；就是他的机器、原料，和他可有的供他的雇工使用的食物、衣服和房屋，以及他的营业的信誉。

对他所有的东西还要加上那些属于他的权利和他由此获得收入的东西：包括他以抵押或其他方法所放的贷款，以及在近代“金融市场”的复杂形态下他可有的对资本的一切支配权。另一方面，他所欠的债务必须从他的资本中减除。

上述从个人或营业的观点来看的资本的这个定义，在日常用法中是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每当我们讨论关于一般营业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在公开市场中出售的某一类的商品的供给问题时，本书始终都将采用这个定义。在本章的前一半，我们将从私人营业的观点来讨论收入和资本，然后将从社会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节 从日常营业观点来看的纯收入、利息和利润的定义。纯利益，经营收入，准地租。

一个人如果从事营业，他必定要付出一些费用来购买原料，雇用工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真正的收入或纯收入，是从他的总收入中减去了“产生总收入的费用”而得的。

①

①参看1878年英国科学协会委员会关于所得税的一篇报告。

一个人为了直接或间接获得货币报酬而做的任何事情，增大了他的名义收入；而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通常是不算作增大他的名义收入。但是，如果它们是一些琐碎的事情，通常最好不加过问，不过，当它们是这样一种工作，就是人们要做这些事情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末，为了一致起见，应当考虑它们。这样，一个为自己做衣服的女子，或是一个在自己的园中掘地或修理自己的房屋的男子，都是获得收入的，正像雇用裁缝、园丁或木工来做这种工作能获得收入一样。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介绍一个我们以后将常用的名词。使用这个名词的需要是由以下的事实产生的：每种职业除了其中不能免的工作疲劳之外还有其他的不利，而每种职业除了货币工资的收入之外还有其他的利益。一种职业对劳动所提供的真正报酬，必须从它的一切利益的货币价值中减去了它的一切不利的货币价值，才能计算出来；我们对这种真正的报酬可称为这种职业的纯利益。

借款人为了使用贷款——比方说是一年——所付的报酬，表明了这种报酬与贷款的比率，称为利息。这个名词也较为广义地使用以代表从资本中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货币等价。它通常表明对于贷款的"资本"额的某一百分比。每当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将资本看作现有的一般东西，而必须将它看作是代表一般东西的现有的一种特殊东西，就是货币。这样，一百镑可以4％的利率贷出，就是每年有四镑的利息。又如，一个人如果用于营业的各种货物的资本额，估计共值十万镑；假定构成这资本额的货物的总货币价值没有变动，则我们可以说，一年四百镑就是代表这资本4％利率的利息。然而，除非他期望从这资本所得的全部纯利益会超过按现行利率计算的资本的利息，否则，他恐怕不愿意继续这种营业。这些利益就称为利润。

对于具有一定货币价值的货物的支配权，而能用于任何目的者，常称为“自由”或“流动”资本。①①克拉克教授曾经提出区别纯粹资本与资本货物的建议，前者相当于静止的瀑布，而资本货物则是出入于企业的特殊东西，像经过瀑布的点滴之水一样。他当然是把利息看作与纯粹资本而不是与资本货物有关。

当一个人从事营业的时候，一年中他的利润，就是同年中他从营业中所得的收入超过他为营业的支出之数。他现有的设备、材料等的价值在年终和年初的差额，依照价值的增减而成为他的收入或支出的一部分。从利润中减去按现行利率计算的他的资本利息（如有必要，还要减去保险费）之后，所剩下的通常就称为他的企业收入或经营收入。一年中他的利润与他的资本的比率，就称为他的利润率。但是，这样说法，像关于利息的那样说法一样，也是假定构成他的资本的种种东西的货币价值已经估定了：而这种估计往往含有很大的困难在内。

当任何特殊的东西，如一所房屋，一架钢琴，或一架缝纫机租出去的时候，为它所付的报酬常称为租金（Rent）。当经济学家们是从个别商人的观点来考虑收入的时候，他们也可依照这种习惯而没有什么不便利。但是，正如现在所要论到的，每当营业事务的讨论从个人观点移转到社会全体观点的时候，将租金这个名词留作代表从自然的赠与中所得的收入之用，似乎比较有利。为了这个理由，从机器及其他人工所做的生产工具中所得的收入，在本书中将用准地租这个名词来代表。就是说，任何特殊的机器可以产生一种具有地租性质的收入，而有时也称为地租；虽然大体上称它为准地租似乎是有利的。但我们却不能说机器产生利息，这样说是不适当的。我们如果使用“利息”这个名词，它必然不是与机器本身有关，而是与机器的货币价值有关。例如，一架值一百镑的机器所做的工作如果一年净值四镑，那机器就产生四镑的准地租，它等于原来成本的4％的利息：但是，如果现在这机器只值八十镑了，则它就产生机器现在价值的5％的准地租。然而，这一点引起了原理上的一些困难问题，在第五篇中再加讨论。

第三节 从私人观点来看的资本分类。

我们再来考虑关于资本的一些细节问题。资本曾被分为消费资本和辅助资本或工具资本两类：在这两类资本之间虽不能划出清楚的区别，但我们如了解它们的意义是含糊的，则使用这些名词有时也许是便利的。在需要明确的地方，我们应当避免使用这些名词，并应有明白的详细叙述。关于这些名词所要表达的区别的一般概念，能从以下近似的定义中得到。

消费资本是由具有直接满足欲望的形态的货物构成的；就是直接维持工人们的生活的货物，如食物、衣服、房屋等。

辅助资本或工具资本之所以如此称它，因为它是由在生产上帮助劳动的一切货物构成的。属于这一类的资本是工具、机器、工厂、铁路、码头、船舶等等，以及各种原料。

但是，一个人的衣服当然在他的工作上对他有所帮助，并且有助于使他温暖；他从他的工厂的劳动保护中所得的直接利益，与他从他的房屋的保护中所得的直接利益一样。①①参看本篇第3章第1节。

我们可以遵循穆勒对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所作的区别，前者“经过一次使用，就完成了将它用于生产的全部任务”，而后者“以耐久的形态存在，要经过相应的耐久的年限才能还原为资本。②”

②亚当·斯密对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取决于这样的问题：货物是否“产生利润而未改变它的所有者。”李嘉图认为这种区别应取决于货物是否“慢慢的消费还是需要常常再生产”；但他的确认为这是“一种非本质的区别，且不能由此正确地划出分界线”。穆勒对这种区别的修正通常是为近代经济学家所接受的。

第四节 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资本和收入。

当我们讨论为销售而生产货物，和支配货物的交换价值的原因时，商人的惯常的观点是经济学家最便于采取的观点。但是，当商人研究支配整个社会的物质福利的原因时，他和经济学家都必须采取一种较为广泛的观点。平常的谈话可以从一种观点转到另一种观点，而不须对这种转变作任何正式的说明：因为，一有误会发生，这种误会很快就会明白；提出一个问题或是一个自愿的解释，便可消除混乱。但是，经济学家却不可冒这种危险：他必须说明他的观点或名词用法上的任何改变。他如果不加说明地从一种用法转到另一种用法，他走的道路也许一时似较平稳：但毕竟在每一可疑的场合，对每一名词加以清楚的说明，就会有较大的进步。①①参照本篇第1章第3节。

因此，在本章以下各处，就让我们有意识地采取与个人观点对比的社会观点：让我们研究整个社会的生产，以及可用于一切目的的社会全部纯收入。这就是说，让我们几乎回到原始人民的观点，他们主要是关心希望得到的东西的生产，以及这些东西的直接用途，而很少注意交换和买卖。

从这个观点来看，收入被看作是包括人类从他们最好地利用自然资源的现在和过去的努力中在任何时间所得到的一切利益在内。从彩虹的美丽或是清晨的新鲜空气的芬芳中所得到的愉快，是不算作利益的，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也不是因为把它们计算在内会使估计不准确，而只是因为将它们算作利益不会有好的结果，反会大大地使我们的文句冗长，讨论烦赘。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值得去分别考虑几乎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做的简单事情，如自己穿衣服等等；虽然也有一些人情愿花钱雇用别人来做这种事情。所以，把这种事情不算作利益并不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有些喜欢争论的著作家讨论这个问题所花的时间实在是浪费的。把它们除外不过是遵照"法律不问小事情"的格言。一个驾车的人没有注意到路上的积水，因而溅到了一个行人的身上，在法律上并不认为他加害于人；虽然他的行为，与另一个人因为同样不注意对别人造成重大伤害的行为，在原则上并无区别。

一个人以他现在的劳动作为自己之用的时候，这劳动就直接为他产生收入；如果他以这种劳动作为服务别人之用，他可望由此获得某种形态的报酬。同样地，他过去制成或获得的任何有用的东西，或是由原来制成或获得的人根据现行财产制度遗留给他的任何有用的东西，通常直接地或间接地成为他的物质利益的源泉。他如果把这种东西用于营业的话，所得的收入通常表现为货币的形态。但是，收入这个名词的较广的用法有时是需要的，它包括一个人从他的财产所有权中所得到的各种利益的全部收入在内，而不论他的财产是怎样使用：例如，他使用自己的钢琴所得到的利益，与一个钢琴商人出租一架钢琴可得的利益同样包括在内。日常生活的用语，即使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也与收入这个名词这样广义的用法不合，但习惯上却包括货币收入以外的若干形态的收入。

所得税委员们将房主自住的房屋也算作可课税的收入的源泉，虽然这房屋不过直接使房主得到舒适而已。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根据任何抽象的原理；而是一部分因为房屋的实际重要性，一部分因为房屋的所有权通常是以营业方式来看待的，并且一部分因为由此产生的实际收入能够易于分开和估计。对于包括在他们的课税条例之内的东西与条例之外的东西，他们并不要求建立任何种类上的绝对区别。

杰文斯从纯粹数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把在消费者手中的一切商品归入资本一类，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作家非常巧妙地发展了这种意见，已经将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原理；那就似乎是判断上的错误了。比例关系的真正意义不是要我们以不断列举次要的细节问题来加重我们的工作，这些细节问题在平常谈话中是不加考虑的，甚至叙述它们就要违反普通的惯例。

第五节 续前

。

这就使我们从研究整个社会的物质福利的观点来考虑资本这个名词的用法。亚当·斯密说过，一个人的资本是他从他的资产中期望获得收入的那一部分。历史上所知道的关于资本这个名词的差不多每种用法，与收入这个名词的相同的用法，多少是密切相当的：差不多在每种用法上，资本都是一个人从他的资产中期望获得收入的那一部分。

一般资本这个名词——即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资本——的最重要的用途，是在于研究生产的三个要素：土地（即自然的要素）、劳动和资本怎样有助于产生国民收入（或以后称为国民总所得）；以及国民收入怎样分配于这三个要素。这是使得资本和收入这两个名词从社会观点和从个人观点来看都是相互有关的另一理由。

因此，在本书中，对土地以外的一切东西，凡能产生在平常谈话中算作收入的那种收入；以及属于公有的类似的东西，如政府工厂等，从社会观点来看，都算作资本的一部分。土地这个名词则用来包括一切产生收入的自然赠与，如矿山、渔场等。

这样，资本就包括为营业目的所持有的一切东西在内，不论是机器、原料或制成品；戏院和旅馆；家庭农场和房屋：但使用者所有的家具或衣服是不包括在内的。因为前者是被世人通常看作是产生收入的东西，而后者却不如此，正如所得税委员们实行的办法所表明的那样。

这个名词的这样用法，是与经济学家们首先概略地研究社会问题，而将次要的细节问题留到以后研究的通常的实践相符的；它也与经济学家们把被看作是广义的收入的源泉的种种活动——只有这些活动——包括在劳动之内的通常的实践相符的。劳动和照这样解释的资本和土地是计算国民收入时通常被考虑的一切收入的源泉。①

①为了实际的目的，我们不必费事来逐一列举一个人从早晨刷帽子的劳动中所得到的利益的那种“收入”，同样地，我们也不必过问投于他的刷子的资本的那种因素。但是，在只是抽象的讨论中，这种考虑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杰文斯的在消费者手中的商品都是资本这样的意见的逻辑上的简明，对于用数学来解释经济学说，是有利无弊的。

第六节 续前。

社会的收入可以把社会的个人收入加在一起来估计，不论它是一个国家或是任何集团。然而，我们决不能把同一样东西计算两次。我们如果计算了一条毯子的全部价值，我们就已把制造毯子所用的纱线和劳动计算在内了；这些东西就决不能再计算进去。而且，如果这毯子是用上年所存的羊毛制成的，则要求得这一年的纯收入，必须先将羊毛的价值从毯子的价值中减去；同时，用于制造毯子的机器及其他设备的损耗同样也要减去。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根据我们开头提出的一般法则：就是，真正收入或纯收入是从总收入中减去产生总收入的费用而得到的。

但是，这毯子如果是由家中仆人或蒸汽洗涤厂洗干净了，则用于洗涤的劳动的价值必须分别计算进去；否则，这种劳动的结果就会从构成国家实际收入的那些新生产的商品和便利的目录中完全遗漏了。家庭仆人的工作在专门意义上常被归入“劳动”一类，因为这种工作能以他们所得的货币和实物报酬的价值来全部估定，不须逐一列举，所以将它包括在社会收入之内不会发生很大统计上的困难。然而，在不用仆人的地方，由家庭内妇女及其他的人所做的繁重的家庭工作如果漏计的话，就前后不一致了。

其次，假定一个地主每年有一万镑的收入，以五百镑的薪水雇用一个私人秘书，而后者又以五十镑的工资雇用一个仆人。这三个人的收入如果都计算进去作为国家纯收入的一部分，有些收入似乎要计算两次，有些似乎要算三次。但事实不是这样。地主把从土地的生产物中所得的购买力的一部分移转给他的秘书，作为他的帮助的报酬；而秘书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移转给他的仆人，作为他的帮助的报酬。农产物（它的价值作为地租归于地主）、地主从秘书的工作所得的帮助、以及秘书从仆人的工作所得的帮助，都是国家的真正纯收入的独立部分；所以，一万镑、五百镑和五十镑是这三个部分的货币衡量，当我们计算国家的收入时，必须将它们都计算进去。但是，这地主如果每年给他儿子五百镑的津贴，那就决不能算作独立的收入；因为对这五百镑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它也不会被征所得税。

因为一个人从利息或其他方面所得的纯收入——所谓纯就是减去了他欠别人的款项之后的数额——是他的收入的一部分，所以一国从别国纯收进的货币和其他的东西，也是国家收入的一部分。

第七节 续前。

财富的货币收入或财富的流入是对一国繁荣的衡量，这种衡量虽不可靠，但在有些方面仍然比一国现有的财富的货币价值所提供的衡量为佳。

因为，收入主要是由直接产生愉快的商品构成的，而国家财富则绝大部分是由生产资料构成的，生产资料只是在其有助于生产供消费用的商品范围内，才对国家有所贡献。而且，供消费用的商品较为轻便，比用来生产它们的东西，在全世界都有较为一律的价格，虽然这是不甚重要的一点。例如，在马尼托巴和肯特的上等土地每英亩价格的差别，大于这两地所生产的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的差别。

但是，如果我们主要是研究一国的收入，则我们必须减去产生收入的源泉的折旧。如果一所房屋是用木材建成的，则从它所产生的收入中所减去的折旧，必须比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大一点；因为石建的房屋比有同样优良设备的木建房屋，对于一国的真正富裕价值较大。又如，一座矿山一时可以产生大宗收入，但几年后也许就开采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被算作与年收入少得多、但却能永远产生收入的田地或渔场相等。

第八节 生产性和预见性在资本的需要和供给上是资本的两个对等的属性。

在纯粹抽象的、尤其是数学的推理上，资本和财富这两个名词差不多必然是作为同义语用的，除了固有的“土地”为了某些目的可以从资本中略去这一点之外。但是，有这样一种清楚的传统：当我们把东西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应当说是资本；当我们把东西作为生产的结果、消费的对象和产生占有的愉快的源泉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应当说是财富。这样，对于资本的主要需求，是由于资本的生产性和它所提供的服务而发生的，例如这种服务使羊毛的纺织能比用手工来做较为容易，或者使水在需要的地方能自由流出，而不必辛苦地用水桶来提送（虽然资本还有别的用途，如将它贷给一个浪费的人，但不能归入这一类）。另一方面，资本的供给是由下一事实所控制的：为了积累资本，人们必须未雨绸缪：他们必须“等待”和“节省”，他们必须为将来而牺牲现在。

在本篇的开始我们已经说过：经济学家必须放弃求助于一整套的术语的想法。依靠限制形容词或上下文中其他说明的帮助，他必须使用普通所用的名词，以达到表达正确思想的目的。如果有一个在市场的用法上有几个多少是含糊的意义，而他对它武断地规定一种固定的正确用法，这样他不但使商人感到迷惑，而且他自己也有处于困境的危险。所以，对像收入和资本这样的名词选择一种正常的用法，必须经过在实际使用中对它的考验。

①

①在这里我们可对这种工作的某些部分作一简短的预测。以后我们将会知道，怎样需要从资本的使用中可得的利益所体现的总数，和从产生资本所需要花费的努力和节省所体现的总数两方面来考虑·资·本：我们还将表明：这两个总数怎样趋于平衡。因此在第5篇第4章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章可看作是本章的继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个像鲁滨逊这样的人的测度中，这两个总数会直接平衡；在一个近代商人的测度中——至少大部分是这样——它们会以货币来表现平衡。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计算上的两方面必须采取同一日期；在那日期之后的发生的要在计算中“减去”；在那日期之前所发生的要“积累”计算。

在资本的全部利益和费用上也有同样的平衡，这种平衡将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石：虽然由于财富的不平均的分配之结果，从社会观点所作的计算，的确不能得到像在个人的情况下——不论是一个像鲁滨逊这样的人还是一个近人商人——所能得到的那样清楚的轮廓。

在我们研究支配生产资源的积累与使用的各种原因时，这种研究的每一部分都表现出以下各点：采用迂迴生产方法比直接生产方法更为有效，关于这一点是没有普遍的规律的；为获得机械和为将来的欲望作花费很大的准备所投下的努力，在某些条件下，毕竟是经济的，而在别的条件下，则不如此；资本的积界一方面与人的预见性成正比，另一方面与采用迂迴生产方法有利的资本吸收成正比。特别参看第4篇第7章第8节；第5篇第4章；第6篇第1章第8节和第6篇第6章第1节。

支配产生一般资本和它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的较为广泛的各种因素，在第4篇第7章、第9章至第11章中加以讨论：利益与费用的货币衡量与它们实际数量之间的不完全的调整，主要是在第3篇第3章至第5章；第4篇第7章和第6篇第3章至第8章中加以讨论；得到自然资源帮助的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全部生产物中资本应占的部分，主要是在第6篇第1章、第2章、第6章至第8章、第11章和第12章中加以讨论。

资本定义的历史中的主要事件有些在附录五中述及。

◆ 第三篇 论欲望及其满足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篇与以下三篇的关系。

经济学较旧的定义说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科学。后来的经验表明，分配与交换的问题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打算将它们分开研究是否有利，实属可疑。可是，关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的一般推论是很多的，这种推论是用来作为价值的实际问题的基础，并起着基本骨干的作用，使经济学推论的主体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这种推论的广泛性和一般性，使它与它所说明的分配和交换的较为具体的问题截然不同，所以将它完全放在第五篇《需求与供给的一般理论》之中，而这一篇是为第六篇《分配与交换或价值》铺平道路。

但是，首先是现在的第三篇，研究欲望及其满足，就是需要与消费的研究：然后第四篇是生产要素的研究，就是用来作为满足欲望的手段的那些要素，包括人自己在内——人是生产的主要要素和唯一目标。在一般性质上，第四篇相当于过去两代中在差不多所有英国的关于一般经济学的著作中占重要地位的那种生产的研究，虽然它与需求和供给问题的关系没有被十分清楚地说明。

第二节 直到最近才对需要和消费加以足够的注意。

在最近之前，需要或消费这个问题是有些被忽视的。因为，如何最好地利用我们的资源的研究虽属重要，但就个人的费用而论，这种研究却不是一种适合于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人的常识，对于这种事情比他从精细的经济分析中所能得到的，会给他更多的指导；最近之前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们除了一切有常识的人共有的东西以外，也实在没有太多的话好说。但是，到了最近，由于下述几个原因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在经济研究中具有了较大的重要性。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经济学家日益相信：当分析那些决定交换价值的原因时，李嘉图的过于注重生产费用方面的习惯，实属有害。因为，他和他的主要追随者虽知道在决定价值上，需求的条件与供给的条件同样重要，但他们都没有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意思，于是，除了最细心的读者外，大家都对他们发生误解了。

第二，经济上精确的思考习惯的成长，使人们更为注意要明白叙述他们推论的前提。这种注意的增加，一部分是由于有些作家应用数学语言和数学的思考习惯。复杂的数学公式的使用究竟有多大好处，固然是可疑的；不过，数学的思考习惯的应用已有很大贡献，因为它使人们直到十分明了问题是怎样一回事时，才肯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在进一步研究之前，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要假定的，什么是不要假定的。

这又回过来使我们对于经济学的一切主要概念，尤其是对需求的概念，不得不作更为仔细的分析；因为单单是企图清楚地说明怎样衡量对一样东西的需要，就已开辟了经济学主要问题的新的方面。需求的理论虽然还在幼稚时期，但我们已能知道：收集和整理消费统计来解释对公共福利极为重要的困难问题，也许是可能的。

最后一个原因，时代的精神使我们对以下这个问题更为密切注意：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是否可用来比现在更进一步地增进一般的福利呢？这个问题又迫使我们去研究：财富——不论是公共使用还是个人使用——的任何因素的交换价值，准确地代表它对幸福和福利的增加到怎样程度。

在这一篇中我们将从对各种人类欲望的简短研究开始，从它们与人类努力和活动的关系来考虑。因为人类的进步的本性是一个整体。为了便于研究，我们能够有利地把人类生活的经济方面孤立起来，但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临时的；我们应当仔细地总的来看这个方面的总体。正是现在我们特别需要坚持这一点，因为对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之比较忽视欲望研究的反应，表现了走向相反极端的迹象。维护他们稍为偏重的重要真理仍然是重要的；这个真理就是：欲望在低等动物中是生活的主宰，但当我们探求人类历史的基本原则时，我们必须研究努力和活动的形式的变化。

第二章 欲望与活动的关系

第一节 多样化的欲望。

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未开化的人的欲望的确比野兽多不了多少；但是，他向前进展的每一步都增加了他的需要的多样化，以及满足需要的方法的多样化。他不仅希望他惯常消费的东西有较大的数量，而且希望那些东西有较好的质量；他还希望东西有较多的花色可供选择，并且希望有满足他心中产生的新欲望的东西。

这样，野兽和野蛮人虽都同样喜欢精美的少量之物，但它们都不大注意为多样化而多样化。可是，随着人类的文化的提高，随着人类的智力的发达，甚至人类的性欲也开始与精神活动相结合了，人类的欲望就很快地变得更为精细和更为多种多样；在人类没有自觉地摆脱习惯的束缚之前很久的时候，对于生活上的细小事情，就已开始希望为变化而变化了。在这方面重要的第一步是随着火的发明而来的：人类渐渐习惯于用许多不同方法烹调各种不同的食物和饮料了；不久对于单调无变化就开始感到厌恶了，当意外的事情迫使人类长时间地以一两种食物维持生活，就觉得这是很大的困苦了。

当一个人的财富增大时，他的食物和饮料就变得更为多种多样和昂贵了；但他的食欲是受自然的限制的，当他花于食物的费用达到奢侈浪费的时候，满足款客和夸耀的欲望，比放纵他自己的感觉器官，次数更多。

这一点使我们注意到西尼尔所说的：“多样化的欲望尽管是强烈的，但与优越感的欲望相比却是微弱的：如果我们考虑后一种欲望的普遍性和永久性，就是：它在一切时间影响一切的人，从我们生下地它就随之而来，直到我们进入坟墓它才会离开我们，则这种情感可以说是人类情感中最有力的了。”这个重要的半真理，从人类对精美和多样食物的欲望与对精美和多样衣服的欲望的比较中，便足以证明了。

第二节 自豪感的欲望。

由于自然变化产生的对衣服的需要，是随着气候和季节而变化的，并随着人的职业性质而稍有不同。但在衣服方面，习惯上的欲望却胜过了自然的欲望。这样，在许多较早的文明时期中，法律和风俗的关于节俭的那些法令，曾经严格规定每一社会阶级或产业等级成员的衣服所必须达到的式样和费用标准，而且他们不可超过；这些法令的实质虽已有了急剧的变化，但有一部分现在还是保留的。例如，在苏格兰，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许多人出门不穿鞋袜是风俗所许可的，而现在他们也许不会这样做了；但在苏格兰许多人也许仍然这样，而在英国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又如在英国，现在一个小康的工人星期天穿了黑色上装出去，而在有些地方，还戴了丝的帽子，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不久之前，这种装束就会使他遭人讥笑的。风俗所要求的作为最低限度的那种多样化和奢费，和风俗所容许的作为最高限度的那种多样化和奢费，都在不断的增大；要从衣服上得到自豪感的努力，正在英国社会的下层阶级中扩大。

但在上层阶级中，虽然女子的衣服仍是多种多样和昂贵的，但男子的衣服，如与不久以前欧洲的衣服和目前东方的衣服相比，是简单和价廉的。因为那些靠自己的本领而最真正出类拔萃的男子，自然不喜欢好像是以他们的衣服而受到别人的注意；因而他们就树立了这种风尚。①

①一个女子可以用她的服装来炫耀富有，但她却不能单以服装来炫耀，否则她就达不到她的目的了。她必须还要以性格和财富来暗示某种优越感；因为，虽然她的服装也许归功于她的裁缝比她自己为多，但有一种传统的假定：妇女没有像男子那样忙于对外事务，因而就能花较多的时间去研究她的服装。即使在摩登式样的势力下，“穿得好”——而不是“穿得贵”——对于那些要以才干和能力表现卓越的人，也是一种合理的细小目标；如果时式的想入非非的恶势力消灭的话，则将更是这样情况。因为：整理衣服使它美观、多样化、而又很适合需要，是一个值得很大努力的目的，它与画一幅优美的画属于同一种类，虽然不属于同一种类中的同一等级。

第三节 续前

。

房屋满足遮蔽风雨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在对房屋的有效需求上却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一所小的而建筑良好的屋子，虽然足可遮蔽风雨，但它的窒息的空气、必然地不清洁和缺少生活上的高雅和安静，都是很大的害处。这些害处不仅造成身体上的不舒适，而且势将阻碍才能的发展，并限制了人们较为高尚的活动。这些活动每有增加，较大房屋的需要就变得可为迫切。②

②许多有积极精神的工人，宁愿住在城市中狭隘的寓所，而不愿住于乡村中宽敞的房屋，这是确实的；不过那是因为对于他们所酷嗜的那些活动，乡村生活提供很少机会。

所以，比较宽敞而设备完善的房屋，即使对于最低的社会等级的人，也是一种“维持效率的必需品③”，而且是在物质上求得社会声誉的最便利和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即使在那些每人已有足供自己及家庭作较为高尚活动的房屋的社会阶级中，仍然希望房屋有进一步的、差不多是没有限制的增大，作为发挥许多更高的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东西。③参看第2篇第3章第3节。

第四节 为自豪感而求自豪感的欲望。消费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再者，还有一种发挥和发展活动的欲望，遍于社会中每一等级的人，这种欲望不但导致为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本身而追求它们，而且导致作为职业而追求它们的那些人的工作的需要迅速增大。空闲被用来作为仅仅是休息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对于发育活动，如运动比赛和旅行，而不是放纵感觉器官的瘾癖的那些娱乐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欲望。①

①我们可以注意一个细小的问题：那些刺激精神活动的饮料，正在大大地代替着那些仅仅满足感觉器官需要的饮料。茶的消费增加很快，而酒的消费却是静止不变；在社会的一切阶级之中，对于各种较浓的和较易麻醉的含酒精的饮料的需要，日益减少。

因为，为优越感而求优越感的欲望，在范围上的确与较低的自豪感的欲望差不多同样广泛。正如自豪感的欲望可分为等级那样：上自那些也许希望名垂后世和远方的人的大志，下迄乡下姑娘在复活节所戴的新缎带会受到邻人注意的希望；为优越感而求优越感的欲望也可分为等级：上自像牛顿或斯特拉迭凡立斯②那样的人和优越感的欲望，下迄渔夫的优越感的欲望——即使在没有人看见而他也不忙的时候，他对于巧妙地驾驭他的渔船，并对这船建造良好，很听从他的指挥，也感到高兴。这种欲望在最高的才能和最大的发明的供给方面，发生很大的影响，而在需求方面，它也是重要的。因为，对于最高度熟练的自由职业者的服务和技术工人的最优秀的工作的需要，大部分是发生于人们对他们自己才能的训练的爱好，和人们借助于最巧妙地适合和合用的工具以发挥这种才能的爱好。②原文是Stradivarious，意大利的提琴制造者。——译者

所以，概括来说，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中，虽然是人类的欲望引起了人类的活动，但以后每向前进新的一步，都被认为是新的活动的发展引起了新的欲望，而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引起了新的活动。

如果我们抛开新的活动不断发展的健全生活状态看到别处，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不是使用新的自由和财富去获得满足新欲望的资料，而是用于并非休息的怠惰的停滞不前；或者我们再看一下英国工人阶级中迅速减少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没有大志，对他们才能和活动的发展也不感到自豪和高兴，而将他们的工资除供给污秽不洁的生活最低必需品之外所剩下的，都花于喝酒。

所以，“消费理论是经济学的科学基础”①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在研究欲望的学问中具有主要兴趣的东西，很多都是从研究努力与活动的学问中得来的。两者互相补充，缺一就不完全。但是，如果两者之中有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任何其他方面——的解释者，它是研究活动的学问，而不是研究欲望的学问；麦卡洛克在研究“人类进步的本性”时①，说明了两者的真正关系，他说：“一个欲望或希望的满足不过是向某一新的追求前进了一步而已。

在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中，人类法定是要设计和发明，从事新的事业；而在完成这些新事业之后，还要以新的精力从事其他新的事业。”

①这个学说是班斐尔德创立的，而为杰文斯所采用作为他的立论的要点，不幸的是，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杰文斯喜欢强调说明他自己的情况，以致使他所得出的结论，不但不正确，而且因为对前代经济学家的缺点含有言过其实之处，甚至产生流弊。班斐尔德说：“消费理论的第一命题，就是在欲望等级上每一较低欲望的满足创造一种较高性质的欲望。”如果这是确实的话，则他以这一点作为根据的上述学说也是确实的了。但是，如杰文斯所指出的（见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第59页），它是不确实的：他以这样的说明来代替它：一种较低的欲望的满足容许一种较高的欲望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而实在是同样的命题：但它却不足以证明消费理论应居于首要地位。①见麦卡洛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章。

由此可知，在我们工作的目前阶段中所能做的关于需要的研究，必须限于差不多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初步分析。关于消费的比较高深的研究，须放在经济分析的主体之后，而不应在它之前；这种研究虽可在经济学固有的范围内开始，但却不能从那里得出结论，而必须远远超出那个范围之外。

②

②欲望的形式上的分类，不是没有趣味的工作，但为我们的目的这项工作却不需要。在这方面大多数近代工作的基础，见于赫尔曼：《国家经济学研究》第2章，在这一章中他将欲望分为以下各类：“绝对的与相对的，高级的与低级的，迫切的与可缓的，积极的与消极的，直接的与间接的，一般的与特殊的，经常的与中断的，永久的与暂时的，平常的与非常的，现在的与将来的，个人的与共同的，私人的与公共的。”

关于欲望和愿望的一些分析，即使在上一代的法国和其他大陆国家的大多数的经济学著作中也可看到；但英国作家将他们的经济学限于严格的范围，因而这种研究就被除外了。边沁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没有提到欲望，虽然在他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和《人类活动的起源表》两书中，他对欲望的深奥的分析曾有广泛的影响，这是一件独特的事实。赫尔曼曾经研究边沁；另一方面，班斐尔德的讲授恐怕是英国大学中首先所作的直接大大得力于德国经济思想的讲授，他也承认特别得力于赫尔曼。为杰文斯的关于欲望理论的优秀作品开辟道路的是边沁自己；还有就是西尼尔——他对这个问题的简短评论富于深远的暗示——和班斐尔德，以及澳洲学者赫恩。赫恩的《经济学，或满足人类欲望的努力的理论》一书，是简明而深奥：它对以下这样的方法提供了绝佳的例子：详细的分析可被用来对青年人提供一种很高级的训练，使他们熟悉生活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强迫他们对那些他们尚不能作出独立判断的较为困难的问题，要加以任何具体的解决。大约在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出版的同时，卡尔·门格尔对奥国学派的经济学家所作的欲望与效用的精细和有趣的研究，给予很大的推动：这种研究已由屠能开端，这一点在本书的序文中说过了。

第三章 消费者需求的等级

第一节 欲望饱和律或效用递减律。全部效用。边际增加量。边际效用。

当一个商人或制造商购买东西用于生产或转卖的时候，他的需要是以他预期由此所能获得的利润为依据的。这些利润在任何时间都要看投机的风险及其他种种原因而定，我们以后还得要考虑这些原因。但是，从长期看来，一个商人或制造商对一样东西所能付给的价格，毕竟要看消费者对这样东西，或用它所制成的东西肯付的价格而定。所以，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本篇中我们差不多专门研究消费者需要。

效用是被当作与愿望或欲望相互有关的名词。我们已经说过：愿望是不能直接衡量的，而只能通过它们所引起的外部现象加以间接的衡量：而且在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那些事例上，这种衡量是以一个人为了实现或满足他的愿望而愿付出的价格来表现的。他也许有一些不是有意识地要得到满足的愿望和抱负，但是，现在我们主要涉及的是想得到满足的愿望和抱负；我们认为，一般说来，由此而得的满足大体上相当于购买东西时所预期的满足。①

①直接地或从本身来衡量欲望或是由于欲望的实现而产生的满足，即使不是不可想像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对这一点不能过于坚持。即使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也应当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欲望，另一方面是已获得的满足。这两方面也许大不相同。因为，即便不说高尚的抱负，就是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那些欲望，尤其是与好胜心有关的欲望，有些是由于一时的情感冲动；有许多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有些是病态的，而且只会引起危害；还有许多是基于永远不会实现的期望（参看第1篇第2章第3、4两节）。当然，有许多满足并不是普通的愉快，而是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的发展，或是用一个很好的古字来说，属于人类的祝福；而有些满足也许甚至一部分是由于舍己为人而产生的（参看第1篇第2章第1节）。因此，这两方面的直接衡量是会不同的。但是，两方面的直接衡量既然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采用经济学所提供的对活动的动机或动力的衡量：这种衡量虽有种种缺点，我们仍可用它来衡量鼓舞活动的欲望，和这些欲望所产生的满足。（参照庇古教授在1903年3月号《经济杂志》上所著的《关于效用的一些评述》一文。）

欲望是无止境的多种多样，但每一个别的欲望却是有其限度的。人类本性的这种平凡而基本的倾向，可用欲望饱和规律或效用递减规律来说明：一物对任何人的全部效用（即此物给他的全部愉快或其他利益），每随着他对此物所有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及所有量的增加那样快。如果他对此物的所有量是以同一的比率增加，则由此而得的利益是以递减的比率增加。换句话说，一个人从一物的所有量有了一定的增加而得到的那部分新增加的利益，每随着他已有的数量的增加而递减。

在他要买进一件东西的时候，他刚刚被吸引购买的那一部分，可以称为他的边际购买量，因为是否值得花钱购买它，他还处于犹豫不决的边缘。他的边际购买量的效用，可以称为此物对他的边际效用。或者，如果他不购买此物，而自己制造它，那末，此物的边际效用，就是他以为刚刚值得他去制造的那一部分的效用。这样，刚才所说的规律可说明如下：

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①

①参看本书末数学附录中注1.这一规律在地位上比土地的报酬递减律占先，虽然在时间上后者占先；因为具有半数学性质的严密的分析，首先用于前一规律。如果我们预先借用它的一些术语，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从一样商品每增加一剂所得到的愉快的增加是递减的，直到最后达到多要这种商品不再上算的边际。

边际效用这个名词最初用在这方面的是奥国学者维塞尔。威克斯提德教授曾经采用这个名词。它相当于杰文斯所用的最终效用这个名词。维塞尔在其序文中（英文版第23页）承认得力于杰文斯。1854年，他提出的他的学说的先行者的名单，是以戈森为首。

可是，在这一规律之中有一个暗含的条件，应当加以说明。就是，我们假定，不容许这期间有时间使消费者自己在性格和爱好上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这规律没有这些例外：一个人越多听优美的音乐，他对音乐的爱好就会越是强烈；贪婪和野心往往是不会有满足之时的；或者，整洁的美德和酗酒的恶习同样是愈演愈烈。因为，我们的观察及于若干时期；而且被观察的人在这个时期的开始与结束具有不同的性格或爱好。我们如果当一个人就是像他现在这样，而不容许有时间让他的性格发生任何变化，则一物对他的边际效用，就会随着这件东西的供给的每一次的增加而不断地递减下去。①

①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以下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它没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一样商品数量很少，也许不足以满足某一特殊的欲望；因此，当消费者得到足够的数量，使他能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时，他的愉快就有超过比例的增加。例如，如果糊满房内的墙壁需要十二张糊壁纸，十张就不够，则任何人从十张糊壁纸所得的愉快，比从十二张糊壁纸所得的愉快在比例上为少。又如，一个很短的音乐会或一天的假期，恐怕不能达到慰藉和消遣的目的：而加倍长的音乐会或假期恐怕会有超过加倍的全部效用。这种情况相当于我们将研究的与报酬递减的倾向有关的下一事实：已经用于任何一块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也许不足以发挥土地的全部力量，以致进一步把费用投于土地，即以现行的农业技术而论，也会产生超过比例的报酬；而且从农业技术的改良可以阻止报酬递减倾向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正文中刚才说过的暗含在效用递减律中的条件相似的条件。

第二节 需求价格。

现在让我们以价格来说明这个效用递减律。让我以茶这种商品为例，茶是经常需要的，而且能够小量购买。例如，假设某种品质的茶每磅二先令可以买到。一个人也许愿出十先令买一磅茶，每年一次，而不愿终年不喝茶；但是，如果他能不花代价而得到任何数量的茶，他也许一年之中不会耗用三十磅以上的茶。但是，实际上，他也许一年中只买了十磅；就是说，他买九磅所得的满足，与买十磅所得的满足之间的差额，足以使他愿付二先令的价格：同时，他不买第十一磅的茶，这一事实表明他不认为买第十一磅多花二先令对他是上算的。这就是说，一磅二先令衡量了处于他购买的边际或末端或终点上的茶对他的效用；这个价格衡量了茶对他的边际效用。如果他对任何一磅的茶刚好愿付的价格，称为他的需求价格，那末，二先令就是他的边际需求价格。这个规律可说明如下：

一个人所有的一物的数量越大，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就是货币购买力和在他支配下的货币数量不变），则他对此物稍多一点所愿付的价格就越小：换句话说，他对此物的边际需求价格是递减的。

只有当他愿出的价格达到别人愿意出售的价格时，他的需求才是有效的。

这最后一句话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考虑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边际效用。在同一时间中，如果一个人的物质资财不变，则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因此，他对两样商品刚愿付出的价格的相互比率，是与那两样商品的效用的比率相同的。

第三节 对于货币效用的变化必须加以考虑。

使一个人购买一物，对穷人比对富人要有较大的效用。我们已经知道，一年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比一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即使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走去办公。①但是，虽然在穷人心目中，两便士所衡量的效用或利益，比在富人心目中，同样以两便士所衡量的效用或利益为大；不过，如果富人一年中乘车一百次，而穷人一年中乘车二十次，则刚好使富人乘第一百次车的效用，对富人衡量起来是两便士，而刚好使穷人乘第二十次车的效用，对穷人衡量起来也是两便士。对他们之中每一个人，边际效用衡量起来都是两便士；但这边际效用对穷人却比对富人为大。①参看第1篇第2章第2节。

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富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就越小；他的资产每有增加，他对任何一定的利益所愿付的价格就随之增加。同样地，他的资产每有减少，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随之增大，他对任何利益所愿付的价格也就随之减少。①①参看数学附录中注2。

第四节 一个人的需求表。“需求增加”这句话的意义。

为了完全了解对于一物的需求，我们必须确定在此物可能被供应的每一价格上，一个人愿意购买多少。他对茶（比如说）的需求情况，能由他愿付的价格表——即他对不同数量的茶的几个需求价格——来最清楚地表明。这个表可称为他的需求表。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他会购买：

每磅50便士时——6磅。每磅24便士时——10磅。

每磅40便士时——7磅。每磅21便士时——11磅。

每磅33便士时——8磅。每磅19便士时——12磅。

每磅28便士时——9磅。每磅17便士时——13磅。

如果对上表中一切中间的购买数量加上了相应的价格，则我们对他的需要就得到了精确的说明。②

②这样一个需求表，根据现在惯用的办法，可以改为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可称为他的需求曲线。Ox画成横线，Oy画成直线。Ox线的一吋长代表茶十磅，Oy线的一吋长代表四十便士。C1在BE线上， C1D1是从C1垂直画成的；以下都是如此

.于是，D1D2……D8就是他对茶的需求曲线上的各点；或者我们可称之为需求点

.如果我们对茶的每一可能购买的数量都能同样地找到需求点，我们就得到如图上这条完全连续的曲线FF′.需求表和需求曲线的这种说明是暂时性的，与它有关的几种困难在第5章中再加说明。

我们不能只用“他愿购买的数量”或“他要购买某一数量的渴望强度”来表明一个人对一物的需要，而不说明他要购买这一数量和其他数量的各种价格。我们只有列举他愿购买一物不同数量的各种价格，才能正确表明他的需要。①

①穆勒这样说：我们“对需要这个字，必须意指所需要的数量，而且要记住，这个需要量不是固定的数量，而通常是随着价值变动的。”（见穆勒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篇第2章第4节。）这个说明实质上是科学的；但是，它没有被清楚地说明，因而就被大大地误解了。凯恩斯喜欢这样解释：“需要作为对商品和服务的欲望，是以提供一般购买力而求达到目的，供给作为对一般购买力的欲望，是以提供特殊商品或服务而求达到目的。”他这样说，是为了他也许能说出需要与供给的比率或相等。但是，两个人的两种欲望的数量是不能直接比较的；对它们的衡量虽可加以比较，但它们本身是不能比较的。实际上，凯恩斯自己也不得不说到供给是“受到供出售的特殊商品数量的限制，而需要是受到为购买这些商品而提供的购买力数量的限制。”但是，卖者既不是不论他能得到什么价格，都把一定数量的商品无条件地卖出去：而买者也不是不论价格多少，都把一定数量的购买力用来购买这些特殊商品。因此，为了补充凯恩斯的说明，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数量与价格的关系，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穆勒所采取的方法上去了。诚然，凯恩斯也说：“照穆勒所解释的需要，与我的定义所要求的不同，不是由支持对商品的欲望所提供的购买力的数量来衡量，而是由这种购买力所提供的商品数量来衡量。”在以下两种讲法之间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我要买十二个鸡蛋”与“我要买一先令的鸡蛋”。但是，在这样两种讲法之间就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了：“一便士一个鸡蛋，我要买十二个，但一便士半一个，我只要买六个”与“一便士一个鸡蛋，我要买一先令，但一便士半一个，我要买九便士。”但是，凯恩斯的说明经补充后实质上虽与穆勒的说明相同，而它现在的形式甚至更为令人迷惑了。（参看马歇尔：《穆勒的价值理论》。载《双周评论》，1876年4月号。）

当我们说一个人对一物的需要时，我们是说：如果价格不变，他对此物会比以前多买一点，如果价格较高，他会像以前买的一样多。他的需要总的增加，就是他愿购买此物不同数量的全部价格的增加，而不仅仅是按现行价格他愿意多买。①①有时我们也许觉得对这一点称为他的需求表的提高来得便利。在几何学上，用提高他的需求曲线来表明这一点，或者使它向右移动，将它的形状略加改变，也可同样表明这一点。

第五节 市场的需求。需求律。

以上我们所研究的只不过是单独一个人的需求。在像茶这种东西的特殊情况下，单独一个人的需要颇能代表整个市场的总需要：因为对茶的需要是一种经常的需要；而且，茶既能小量购买，它的价格每有变动，就会影响一个人购买的数量。但是，即使在那些经常使用的东西之中，也有许多东西，个人对它们的需要是不会随着价格上每有小的变动而不断地改变，只有在价格大有变动时才会改变。例如，帽子或手表的价格稍有下跌，不会影响每个人的购买，但会使得对是否要买一顶新帽子或一只新手表还在犹豫不决的少数人，决定购买。

就任何一个人而言，他对许多种类的东西的需要是不经常的，而是偶有的和不规则的。对于结婚蛋糕或外科专家的服务，就不会有个人的需要价格表。但是，经济学家对于个人生活中的特殊偶然事件是不加过问的。他所研究的是“在某些条件下会有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的活动过程”，但以那种活动的动机能以货币价格衡量为限；而在这些广泛的结果之中，个人活动的多样性和易变性就在多数人的活动的比较有规则的总体之中消灭了。

因此，在大的市场中——那里富人和穷人，老年人和青年人，男子和女子，各种不同嗜好、性情和职业的人都混合在一起——个人欲望上的特点，会在总的需要的比较有规则的等级之中互相抵消。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在一般使用中的一样商品的价格每有下跌，不论怎样轻微，也将增加它的总销售；正像有碍健康的秋季气候增加一个大城市的死亡人数一样，虽然有许多人并未遭受其害。所以，如果我们具有必要的了解，我们就能作出一张价格表，按照表上不同的价格，一样商品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年（比如说）之中的每一数量，都能找到购买者。

在这个地方对茶（比如说）的全部需要，就是那个地方一切个人的需要的总和。有些人会比我们上面所记录的那样需要的个别消费者富有，而有些人则比他贫穷；有些人对茶的爱好比他强，有些人则比他弱。让我们假定这个地方有一百万购买茶的人，并假定他们的平均消费额在各种不同的价格上与他的消费额相等。那末，这个地方的需要就能以与上述相同的价格表来表明，只要把茶一磅改为一百万磅就行了。①

①这个需要由与以前相同的曲线来表示，只是在Ox线上的一吋长现在不是代表十磅而是代表一千万磅。对于市场需求曲线的正式定义可说明如下：在一定的时间单位内市场中对任何商品的需求曲线，就是对这一商品的需要点的轨迹。就是说，它是这样一条曲线，如从这条曲线上任何一点P，引一条直线PM与Ox垂直，PM就代表购买者对OM所代表的商品数量将付给的价格。　　因此，就可得出一个普遍的需求律：要出售的数量越大，为了找到购买者，这个数量的售价就必然越小；或者，换句话说，需要的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大，并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减少。但在价格下跌与需要增加之间并没有什么一致的关系。价格下跌十分之一，也许会增加销售二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或者会使销售加倍。不过，当需求表上左面一栏的数字增大时，右面一栏的数字总是减少的。①①这就是说：如果一点从Oy沿着曲线向外移动，则它将不断地接近Ox.所以，如果引一条直线PT，在P与曲线相切，在T与Ox相交，则角PTx是一个钝角。如有简便方法用来表明这个事实将是便利的；我们如说PT是负倾向，便可达到这个目的。这样，需求曲线所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这种曲线的全部长度都是负倾向的。

“需求律”之不适用于投机者集团之间竞争时的需要，当然是不言可喻的。一个集团要想在市场上抛出大量货物，往往先公开地买进一点。当此物的价格因此抬高时，它就设法悄悄地和通过不熟悉的方面将货物大量卖出。参看陶西格教授在《经济季刊》（1921年5月号第402页）上的一篇文章。

G意即自左至右逐渐向下倾斜之曲线。——译者

价格可以衡量这商品个别地对每一购买者的边际效用：但我们却不能说价格可以衡量一般的边际效用，因为各人的欲望与环境是不同的。

第六节 对于竞争的商品的需要

在我们上述需求表中的需要价格，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条件下市场中能够出售的一物不同数量的价格。如果任何方面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价格恐怕也要发生变化；当对一物的欲望，因风俗的改变，或因一种与之竞争的商品减价供应，或因一种新商品的发明而发生重大变化时，价格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例如，茶的需要价格表是在假定知道咖啡的价格下作出的；但如咖啡歉收就会提高茶的价格。对煤气的需要因电灯的改良就容易减少；同样地，某一种茶的价格之下跌，就可使它代替一种较劣但较廉的茶。②

②一切种类的茶在价格上同时按比例的下跌，可以减少对某一种茶的需要，这种情况即使不是可发生的，也是可理解的；如果茶的价格的大跌造成以上等茶代替这种茶的人，多于以这种茶代替劣等茶的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不同商品之间的分界线应在何处划分的问题，必须以具体研究的便利来解决。为了某些目的，也许最好是把中国茶和印度茶，甚至把一种品质精良的红茶和香红茶，当作不同的商品；每种商品各有单独的需要价格表。同时，为了另些目的，也许最好是把不同的商品，如牛肉和羊肉，甚至如茶和咖啡，归入一类，以一张需求表来代表合在一起的两种商品的需要；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茶若干两等于一磅咖啡，当然必须要有规定。

再者，一种商品可因几种用途而同时需要。例如，为了制造鞋子和行囊，对于皮革就有“复合需要”；并且对一物的需要也许以另一物的供给为条件，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多大用处，如对棉花和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有“联合需要”。其次，商人购买一样商品只是为了转卖出去，他对这样商品的需要，虽然受背后最终的消费者需要的支配，但这种需要也有它自己的某些特性。不过，上述各点最好到以后再加研究。

我们下一步就要考虑在某些准备立即消费的重要商品方面，需要的一般性质。这样，我们将继续前一章之中关于欲望的多样化和饱和性的研究；但我们将从颇为不同的观点——即从价格统计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①

①当代在经济思想方法上发生了一种很大的变化，是由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普遍采用半数学的用语，来表明一方面是一样商品的小量增加，与另一方面是对这样商品所付的合计价格的小量增加之间的关系；第二，在形式上把价格的这些小量增加说成是衡量愉快的相应的小量增加。前一步骤——也是重要得多的步骤——是古尔诺所采取的（见古尔诺：《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年出版）；后一步骤是杜波伊（见他所著的一篇文章《公共工程的效用的衡量》1844年发表）和戈森（见他所著《人类交换法则及由此而生的人类行为标准的发展》，1854年版）所采取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被遗忘了，这种工作的一部分由瓦尔拉、杰文斯和门格尔在1871年差不多同时加以重做、发展和出版，稍后瓦尔拉也进行同样的工作。杰文斯以他的美妙的畅达和有趣的文体差不多马上引起公众的注意。他应用最终效用这个新的名称如此地巧妙，以致使得完全不懂数学的人，对于在因果关系上逐渐互相变化的两样东西的小量增加之间的一般关系，也能获得清楚的概念。甚至他的缺点也帮助了他的成功。因为，他确实相信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因不注重欲望饱和律而使得他们关于决定价值的原因的说明极端错误，他使许多人认为他是在改正极大的错误；而其实他只是加上了很重要的解释而已。他的杰出的工作是在于坚持以下的事实：市场中所需要的一物的数量之减少，表明个别消费者在他的欲望达到饱和点之后对于此物的欲望强度之减低；他的前辈学者，甚至是古尔诺，都以为这个事实非常明白而不必加以清楚说明，其实它并不因此而不重要。但是，由于杰文斯夸大了他喜爱的辞句的应用，不加限制地说（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第105页）一物的价格不但可以衡量此物对个人的最终效用，而且可以衡量它对“一个贸易团体”的最终效用，前者是能做到的，而后者却是不能做到的，因而就使得他的读者之中，有许多对论义务和快乐关系的伦理学的范围与经济学的范围弄不清楚了。以上各点以后在附录九关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再加研究。应当附带说明一下，塞利格曼教授曾经指出（见1903年《经济杂志》第356及363页），劳埃德教授1833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一篇久已为人遗忘的演讲，已经预料到现在效用学说的许多中心概念了。

费希尔教授所作的关于数理经济学的一个杰出的书目，放在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理论的研究》一书的培根的英译本中作为附录，关于较早的数理经济学的著作，以及埃杰沃斯，帕累托，威克斯提德，奥斯皮茨，利本和其他学者的著作的较为详细的叙述，读者可参考那个书目。庞塔勒奥尼所著的《纯粹经济学》一书有很多长处，其中之一就是首先使得高孙的极其富于创造性的和有力的、而略为抽象的推论，一般地易于了解。

第四章 欲望的弹性

第一节 需求弹性的定义。

我们已经知道，关于一个人对一样商品的唯一的普遍规律就是：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这种欲望每随他对这商品的所有量的增加而递减。但是，这种递减也许是缓慢的，也许是迅速的。如果它是缓慢的，则他对这商品所出的价格，就不会因为他对这商品的所有量的大量增加而下降很大；而且价格的小跌会使他的购买量有较大的增加。但是，这种递减如果是迅速的，价格的小跌使他的购买量只有很小的增加。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愿意购买此物的心理在一个小的引诱的作用下而大大扩展：我们可以说，他的欲望的弹性大。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价格的下跌所造成的额外引诱，没有使他的购买欲望有任何扩大：也就是他的需求弹性小。如果每磅茶的价格，假定从十六便士跌到十五便士，会大大增加他的购买量，那末，价格从十五便士涨到十六便士，也会大大减少他的购买量。这就是说，当价格下跌时需求是有弹性的，价格上涨时需求也是有弹性的。

一个人的需要是如此，整个市场的需要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说：市场中需求弹性（或感应性）的大小，是随着需要量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下跌时增加的多寡，和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时减少的多寡而定的。①

①我们可以说，如果价格的小跌会使需要量有相同的按比例的增加，则需求弹性是一：或者我们可以概略地说，如果价格下跌1％会增加销售1％，则需求弹性是一；如果价将下跌1％使需要量分别增加2％或○五，则需求弹性是二或○·五，以此类推。（这个说明是概略的，因为98对100和100对102的比例，不是恰好相同的。）借助于以下的法则：我们最能在需求曲线上找出需求弹性。引一直线与曲线上的任何一点P相切，在T与Ox相交，在t与Oy相交，那末，在点的弹性的测量就是与的比率。

如果PT是Pt的两倍，则价格下跌1％，会使需要量增加2％，需求弹性就是二。如果PT是Pt的三分之一，则价格下跌1％会使需要量增加百分之濎濛；需求弹性就是三分之一；以此类推。使用另一方法也可达到同样的结果：在P点的弹性是以PT与Pt的比率来测量，也就是以MT与MO的比率来测量（因为PM与OM是垂直的）；所以，当角与角相等的时候，弹性就等于一；当角比角加大的时候，弹性也总是加大，在相反的时候也是如此。参看数学附录中注2。

第二节 对富人相对地低的价格，对穷人也许是相对地高。

对穷人是如此相对地高，以致差不多无力购买的价格，对富人也许是毫不在乎；例如，穷人从未尝过葡萄酒的滋味，但非常富有的人也许随意纵饮，毫不想到它的代价。所以，我们一次考虑社会上一个阶级，我们就会得到关于需求弹性规律的最清楚的概念。当然，即在富人之中，也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富有，穷人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贫穷；但目前我们可不问这些细小的区别。

当一物的价格对任何阶级的人都是相对地非常高的时候，他们将只购买此物的很少数量；而在某些情况下，即在它的价格大大下跌之后，风俗和习惯也会使他们不是随便地使用此物。此物也许仍然留作少的特殊场合之用，或是在重病时刻使用，等等。但是，这种情况虽不是罕见的，却没有成为一般法则；总之，在此物一旦成为日常用品时，它的价格的大跌就会使它的需要有很大增加。需求弹性对高价的东西是大的，而对中等价格的东西也是大的，至少是相当大的；但是，需求弹性随着价格的低落而下降，而且如果价格的下跌达到顶点，需求弹性就逐渐消失了。

这个法则对于几乎一切商品与每个阶级的人的需要似乎都是有效的；只有遇到以下两种情况才是例外：第一，高价终点和低价起点的水平对不同阶级的人是不同的；第二，低价终点和更低价起点对不同阶级的人也是不同的。可是，在细节问题上有许多变化，主要是由于以下这个事实引起的：有些商品是人们容易达到饱和点的，而有些商品——主要是用作炫耀的东西——人们对它们的欲望是无穷的。对于后者，不论价格怎样下跌，需求弹性仍是相当大的，而对前者，一旦达到低价时，需要几乎完全失去弹性了。①

①在一个镇市中假定一切蔬菜都在一个市场里进行买卖，让我们以这个镇市的青豆（比如说）的需要为例来说明。在季节之初，也许每天有一百磅青豆运入市场，每磅售价一先令，以后每天有五百磅上市，每磅售价六便士，再后有一千磅，售价四便士，后来又有五千磅，售价二便士，最后达到一万磅，只售一便士半。这样：需要就由图（4）来表示，Ox线上的一吋代表五千磅，Oy线上的一吋代表十便士。于是，像上图所表示的那样，经过P1P2……P5的这条曲线，就是全部需要曲线。但是，这个全部需要是由富人、中等阶级和穷人的需要所构成的。他们各自需要的数量也许可由下表来表示：

我们可把上表化为图（5）、图（6）、图（7）的曲线，表示富人、中等阶级和穷人的需要，与图（4）的尺度相同。这样，例如AH、BK、CL各代表二便士的价格，长度是0．2吋；则OH＝0．16吋代表八百磅，OK＝0．5吋代表二千五百磅，OL＝0．34吋代表一千七百磅，同时，OH＋OK＋OL＝一吋，即等于图（4）中的Om4，它们正应当是这样。这可作为以下这个方法的一个例子：依照同一尺度的几条部分的需求曲线能够互相横地叠在一起，以使全部需要曲线代表部分需要的总和。　　第三节 续前

。

在英国某些东西的现行价格，即对较穷的人也是相对地很低，例如，食盐、许多种的香料和廉价的药品就是如此。这些东西的价格下跌是否会引起消费的大量增加，实是疑问。

以肉类、牛奶和牛油、羊毛织品、烟草、进口水果以及普通医疗用品的现行价格而论：价格每有变动就使得工人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对这些商品的消费发生很大变化；但不论它们怎样价廉，富人却不会大量增加他们自己的个人消费。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对这些商品的直接需要，是很有弹性的，虽然富人并不如此。但是，工人阶级为数如此之多，以致他们对这些商品力所能及的消费，比富人的消费要大得多；所以，对于所有这一类东西的总需要是很有弹性的。不久之前，食糖也属于这一类商品：但现在糖的价格在英国已经跌得很多，以致对工人阶级也是相对地低了，因此对糖的需要就没有弹性了。①

①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任何商品的需求表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的竞争品的价格是被当作固定的还是随之变动的而定。我们如把对牛肉的需要和对羊肉的需要分开，并假定牛肉的价格上涨时羊肉的价格是固定的，则牛肉的需要会变成非常有弹性。因为，牛肉的价格稍有下跌，就会使它大大地被用来代替羊肉，从而导致它的消费量有很大增加：而另一方面，价格即使稍为上涨，也会使许多人差不多完全不吃牛肉而改吃羊肉。但是，以包括一切种类鲜肉在内的整个需求表而言，假定它们的价格彼此总是保持大约相同的关系，而与现在英国一般的价格没有很大差别，则这个需求表不过表示适中的弹性而已。这种解释同样适用于甜菜根和蔗糖的关系。参照本书第119页注。

以放在温室里的水果、上等的鱼类以及其他颇为昂贵的奢侈品的现行价格而论：价格每有下跌，就使得中等阶级的人对这些东西的消费量有很大增加；换句话说，中等阶级对于它们的需要是很有弹性的：而富人和工人阶级对这些东西的需要都没有什么弹性，对富人而言，因为需要已经几乎达到饱和了，而对工人阶级而言，因为价格仍然太高。

像名贵的酒类、过时令的水果、高度熟练的医疗和法律服务等事物的现行价格是如此之高，以致除了富人之外，对于它们差不多没有什么需要：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这种需要往往具有很大的弹性。对于较为昂贵的食品的需要，其中有一部分实在是一种对获得社会声誉的手段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差不多是不会达到饱和的。②

②参看本篇第2章第1节。例如：在1894年4月，这个季节中最早上市的六千个鸟蛋在伦敦每个售价是十先令六便士。第二天，蛋的供应多了，售价跌到五先令；再过一天跌到每个三先令；一星期后跌到四便士。

第四节 影响弹性的一般原因

。

必需品的情况是例外的。当小麦的价格是很高或是很低的时候，需要差不多没有弹性：至少如果我们假定：即在缺少的时候，小麦也是人的最廉价的食物；即在最丰富的时候，小麦也不会用于其他的消费，就会是这样情况。我们知道，四磅重的面包的价格从六便士跌到四便士，对于增加面包的消费没有什么影响。至于相反的情况，就较难断定了，因为自从谷物条例废止以来，英国的小麦从未发生不足。但是，按照较不繁荣时代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假定，供给缺少十分之一，会使价格上涨十分之三，供给缺少十分之二、三、四或五，会使价格上涨十分之八、十六、二十八或四十五。①的确，比这个大得多的价格变化，也不是罕见的。如1335年伦敦的小麦每蒲式耳售十先令，而在下一年就跌到十便士。②

①这个估计通常认为是格雷戈里·金所作的。关于它和需求律的关系，罗德戴尔勋爵所作的研究是令人钦佩的（见他所著《公共财富的性质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之研究》第51—53页）。图（8）中DD′这条曲线是代表它的，A点相当于普通的价格。我们如果考虑以下的事实：在小麦价格很低的地方，例如1834年的情况那样，小麦也许用作牛羊和猪的饲料，和作为酿酒之用，则这曲线的下段会成为图中虚线的下段那样形状。如果我们假定：当小麦的价格很高时，而能有较为廉价的代用品，则这曲线的上段会与图中上段虚线那样的形状相同。

②据白莱西奥圣（1745）说：1336年伦敦的小麦价格低到每夸特（等于一吨的四分之一——译者）二先令：而在莱司脱某一个星期六的小麦售价是四十先令，下一个星期五只售十四先令。

如果不是必需品，而是易腐坏的和对它的需要是没有弹性的东西，则它的价格的变动甚至会比上述的更为剧烈：如鱼的价格在某一天也许很贵，而两三天后就会当肥料出售了。

还有少数东西，我们能在各种价格上观察其消费——从最高的价格到完全没有代价，水便是其中之一。在适中的价格上，对水的需要是很有弹性的。但是，水的各种用途是能够得到完全满足的：因为水的价格降到近于零，对水的需要就失去弹性了。食盐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情况。英国食盐的价格是如此之低，以致作为一种食物对它的需要是非常没有弹性的：但在印度食盐价格比较高，需要也是比较有弹性的。

另一方面，住屋的价格，除了在居民自己放弃的地方之外，从来没有跌得很低的。在社会情况良好、对于一般繁荣没有阻碍的地方，住屋的需要似乎总是有弹性的，因为住屋对人们提供了真正便利和社会地位。对于不是用于炫耀目的的那种衣服的欲望，是能达到饱和的：当这种衣服的价格低廉的时候，对它的需要是没有什么弹性的。

对于高等品质的东西的需要大部分要看感觉而定：有些人如能得到大量的酒，就不管它的香味如何了；有些人渴望得到高等品质的东西，但容易达到饱和。在普通工人阶级的区域里，次等的和上等的肉品的售价几乎是相同的：但是英国北部的一些高工资的技术工人已经养成要吃最好的肉的嗜好，而且会以与伦敦西端几乎同样高的价格购买最好的肉，在伦敦的西端，由于次等的肉品必须运往他处出售，价格人为地抬得很高。习惯也引起了后天养成的厌恶和爱好。一本书上的插图使许多读者觉得这本书是有引吸力的，但会使那些看惯较好的作品而不喜欢插图的人感到厌恶。一个具有高度音乐欣赏力的人在大城市中不会去听不好的音乐演奏，他如住在一个小城市中也许高兴地去听了，在小城市里不会听到好的音乐演奏，因为愿意付出高价作为音乐演奏所需的费用的人是不多的。对第一流音乐的有效需求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弹性，而对第二流音乐的有效需求则在大小城市里都是有弹性的。

一般地说来，那些能用于许多不同用途的东西的需要，是最有弹性的。例如，水首先是作为饮料而为人所需要的，其次在烹饪上是需要的，又在各种洗涤上是需要的，等等。在没有特别的干旱，而水是一桶一桶地出售的时候，价格也许低到使较穷的人也能尽量多喝，而在烹饪上他们有时一桶水要分两次用，在洗涤上他们用得很少。中等阶级的人在烹饪上也许不会一桶水分两次用；但他们将一桶水用于洗涤比他们如能无限制地用水要省得多了。当水是以水管供给并照水表以很低的比率收费的时候，许多人即在洗涤时也会任意尽量使用；当水不是照水表计算收费而每年的水费是固定的时候，并且在需要的地方都装了水管，则为一切用途的水的使用，就达到完全饱和的限度了。①①这样，任何一个人对于像水这样东西的总需要，是他对水每一用途的需要的总和（或复合，参看第5篇第6章第3节）；正像有不同等级的财富的一群人对只能用于一种用途的商品的需要，是这一群人之中每个人的需要的总和一样。再者，正像富人对豌豆的需要，即在价格很高时也是相当大的，但到了价格对于穷人的消费仍然相对地高时，就完全失去弹性那样；个人对于作为饮料用的水的需要，即在价格很高时也是相当大的，但到了价格对他打扫房屋用水的需要仍然相对地高时，就完全失去弹性了。正像不同阶级的人对于豌豆的许多需要的总和，在较大的价格变动幅度内，比任何个人的需要都能保持弹性那样，个人对水的许多用途的需要，在较大的价格变动幅度内，比他对水的任何一种用途的需要都能保持弹性。参照克拉克在《哈佛经济学杂志》第8卷上所著的一篇论文：《经济变化的普遍规律》。

另一方面，一般地说来，第一，对于绝对必需品（与常规必需品和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是不同的）的需要，第二，对于富人所用的奢侈品中有些花费他们收入不多的东西的需要，都是非常没有弹性的。

第五节 与时间因素有关的种种困难。

直到这里为止我们还未考虑作出精确的需要价格表和正确地解释这些价格表的种种困难。我们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困难是由于时间因素而引起的，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

一个需求价格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就是代表一样商品能被出售的价格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因为该商品被提供出售的数量上的变化而引起的；但事实上，经过足以收集完全和可靠的统计的很长时间，其他情况不会没有变化的。妨碍的原因常常发生，这些原因的结果，与我们所要分开的那个特殊原因的结果，混合在一起而不易区分出来。这种困难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加大：在经济学上，一个原因的全部结果很少立即发生，而往往在这个原因已经消灭之后才表现出来。

首先，货币购买力是不断地起着变化，我们从货币保持一律的价值这个假定中所得到的结果，就有改正的必要。然而，我们既能相当正确地知道货币购买力的较为广泛的变化，我们就能相当妥善地克服这种困难。

其次就是一般繁荣和整个社会所支配的全部购买力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是重要的，但没有一般想像的那样重要。因为，当繁荣的波浪下落的时候，价格下跌，这样就增加了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的资财，而以那些依靠营业利润作为收入的人为牺牲。繁荣的向下的波动，一般地差不多完全是以后一种人所遭受的显著损失来衡量的；但是，像茶、食糖、牛油、毛织品这些商品的全部消费量的统计，证明人们的全部购买力并不是同时很快地下降。下降仍然是有的，但我们必须比较尽可能多的东西的价格和消费量，才能确知这种下降的程度。

再次就是由于人口和财富的逐步增长所引起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果知道事实的话，我们就能很容易作出数字的改正。①

①当一张统计表表明一样商品的消费量在多年中逐渐增长时，我们就可以比较它历年增长的百分比。只要稍加练习我们就能容易地作出这种比较。但是，当数字是以统计图的形式表明的时候，如果不将这种图重新写成数字，就不能容易地作出这种比较；这就是许多统计学家不赞成图解方法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知道一个简单的法则，图解方法——以这一点而论——就能变为有利了。这个法则如下：假定所消费的商品（或所进行的贸易，或所征收的赋税等等）的数量，是以图（9）中与Ox平行的横线来测量，而相应的年数则照平常一样以Oy线上依次向下的相同距离来表示。为了测量P的任何一点的增长率，用尺画一条线在P点与曲线相交。这条线在t与Oy相交，而N是Oy线上的一点，其垂直的高度与P相同：那末，在Oy线上由Nt的距离所表明的年数，就是每年消费增加的分数的反量。这就是说，如果Nt是二十年，则消费额是以二十分之一的比率——就是5％的比率——增长的；如果Nt是二十五年，则增长率是每年二十五分之一，或4％；以此类推。参看作者在1885年6月《伦敦统计学会杂志》纪念号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及数学附录中的注四。　　第六节 风尚的变化。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风尚、爱好和习惯上的变化①，而对一样商品的新用途的产生，以及能代替它的其他东西的发现、改进或跌价都要加以考虑。在这一切情况上，对经济原因与其结果之间所经过的时间的考虑，具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一样商品的价格上涨要能对消费发挥它的全部影响，是需要时间的。消费者对于能够代用的代替品感到习惯，是需要时间的，而生产者养成生产大量代替品的习惯，恐怕也是需要时间的。熟悉新商品的习惯的成长，和节省使用这些新商品的方法的发现，也都是需要时间的。①关于风尚的影响的例证，参看福莱女士在《经济杂志》第3卷上的文章，和毕克女士在《第十九世纪》第23卷上的文章。

例如，当木材和炭的价格在英国变为昂贵的时候，用煤作为燃料的习惯就慢慢地成长了，而火炉之适应煤的使用却是缓慢的，即在水运便利的地方，煤的有组织的贸易也没有迅速地发生：工业上用煤作为炭的代替品的方法的发明甚至更为缓慢，的确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其次，近年中当煤的价格变得很贵的时候，节省用煤的发明得到很大的刺激，在铁和蒸汽的生产方面尤譬如此；但一直到煤的高价已成过去之后，这些发明之中有些才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又如，当新的电车路或郊区铁路开办的时候，即使住在靠近这条路线的人也不会马上养成尽量利用它的习惯，而在工作场所靠近这条路线的一端的那些人之中，有许多人为了要住在靠近这条路线的另一端而搬家，更要经过长得多的时间。再如，当火油最初供应很多的时候，愿意随便使用它的人很少；渐渐地社会上一切阶级的人对火油与火油灯都觉得习惯了：所以，如果把消费的增加全归功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价格下跌，那就过于着重价格下跌的影响了。

还有属于同一种类的另一困难是由于以下事实所造成的：有许多要购买的东西能够容易地短时间延缓，但却不能长时期延缓下去。关于衣服及其他逐渐损坏、而在高价的压力下能设法比平常用得长久一点的东西，往往是这样情况。例如，在棉荒开始的时候，英国棉花的有记录的消费量是很小的。这是部分地因为零售商减少了他们的存货，但主要地是因为人们一般地都设法尽可能长久维持而不买新的棉制品。然而到了1864年，许多人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虽然那时的价格比以前任何一年都高的多，那一年国内消费的棉花增加很多。以这类商品而论，突然的缺少不会写上使价格上涨完全达到相当于供给减少的水平。同样地，美国1873年商业大萧条之后，我们看到制靴业比一般服装业先恢复；因为在衣服和帽子方面，在繁荣时间被当作损坏而丢在一旁的还有许多留着，但在靴子方面，却没有保留得这样多。

第七节 在获得必要的统计方面的困难。

以上的困难是基本的：但还有其他种种困难，这些困难与我们的统计表上多少是不能避免的缺点同样明显。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得到一系列的价格，而在这一系列的价格上一样商品的不同数量，在一个市场的一定时间内能够找到买主。一个完全的市场就是一个大的或小的区域，在这区域里有许多买者和卖者都是如此密切注意和如此熟悉彼此的情况，以致一样商品的价格在整个区域中实际上总是相同的。但是，那些为自己的消费而不是以贸易为目的而购买的人，常常不留心市场中的每一变化，我们姑且不管这个事实，但也没有方法正确地知道在许多交易中付给什么价格。而且，一个市场的地理上的界限，除了以海洋或以海关边界划分的场合外，不是很清楚地划分的；没有一个国家对于本国生产供本国消费的商品，具有正确的统计。

其次，即在现有的统计中通常也有模糊之处。一当货物入于商人之手，这些统计就把货物记入消费额内；因此商人存货的增加，与消费的增加就不能容易地区别开来。但是，这两种增加是受不同原因支配的。价格的上涨势将遏制消费；但这种上涨如果可望继续的话，则如前所述，它大概会使商人增加存货。①

①在检查课税的结果时，惯常是比较刚在增税前后列入消费的数额。但这是不可靠的。因为，商人预料税将增加，恰在增税之前购进大量存货，而且在以后的一些时间内不必再购进什么了。并且当减税的时候，正是相反的情况。其次，重税导致不可靠的报告。例如，1776年罗金汉内阁将糖汁的税从每加仑六便士减到一便士，结果波斯顿的糖汁进口额名义上增加了五十倍。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在减税之后付一便士的关税比走私还便宜的缘故。

再次，保证所说到的商品总是具有相同的品质也是困难的。经过一个干燥的夏季之后，小麦依然是小麦，但品质却特别优良；下一收获年度的小麦价格就似乎比应有的价格高了。对这一点加以考虑是可能的，特别是因为现在干燥的加里福尼亚的小麦已经成为标准的小麦。但是，对许多种类的工业品的品质的变化加以适当的考虑，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即对像茶这类东西，也发生这种困难：近年中较浓的印度茶代替了较淡的中国茶，已经使得消费量的实际增加大于统计所表示的增加了。

第八节 消费统计的说明。商人的帐册。消费者的预算表。

许多国家的政府发表关于某些种类商品的一般消费统计。但是，一部分因为上述的理由，这些统计差不多不能帮助我们探求价格变化与人们将购买的数量的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与社会不同阶级中各种消费的分配上的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这两个目的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消费的变化的规律之发现，我们如果明了杰文斯（见他所著《政治经济理论》第11、12页）提出的关于店主的帐册的暗示，似乎会有很大益处。在一个工业城市中的工人区域里，一个店主或合作商店的经理，常有办法相当正确地知道他的大多数顾客的经济情况。他能知道有多少工厂在开工，一周中工作多少小时，而且他能详细打听到工资率的重要变化：事实上他以打听这种事情当作他的业务了。他的顾客照例是很快地知道他们日常使用的东西的价格上的变化。所以，他往往会知道，一样商品的消费之增加是因为它的价格下跌所造成的，这个原因迅速发生作用，而且单独发生作用并无其他妨碍的原因合在一起。即在妨碍的原因存在的场合，他也往往能够考虑这些原因的影响。例如，他会知道：当冬季到来的时候，牛油和蔬菜的价格上涨；但寒冷的天气使人们比以前要有较多的牛油和较少的蔬菜；所以，在冬季蔬菜与牛油的价格都上涨的时候，他会料到蔬菜消费的减少将大于仅仅由于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减少，但牛油消费的减少则不会这样大。然而，在接连两年的冬天里，如果他的顾客的人数大约相同，而且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大约相同；如果一个冬天的牛油价格比另一个冬天高得很多，则对两个冬天中他的帐册加以比较，就可得到价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之很正确的说明。供应社会其他阶级的人的店主有时必定也能提供关于他们的顾客的消费之相同事实。

我们如能获得足够多的社会各个部分的人的需要表，这些表就可提供间接衡量价格有极大变化时所引起的全部需要变化的方法，从而达到其他方法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因为，一样商品的价格通常只是在狭小的限度内变动；所以，如果它的价格是它原来价格的五倍或五分之一，统计就不能给予我们推测它的消费会变成怎样的直接方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它的价格非常高，则它的消费差不多完全限于富人，如果它的价格很低，则就大多数情况而论，它的消费大部分在于工人阶级。因此，如果现在的价格对于中等阶级或工人阶级都是相对地很高，我们就能从现在价格上他们的需求律来推测：如果价格上涨到即使对富人而言也是相对地很高时，富人的需要会是怎样。另一方面，如果现在的价格对富人而言是相对地适中，我们就能从富人的需要来推测：如果价格下跌到对工人阶级而言也是相对地适中的水平，工人阶级的需要会是怎样。只有这样将不完全的需求律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有希望得到关于差别很大的价格的接近正确的规律。（这就是说，直到我们能将社会上各种阶级的人之片断的需求曲线结合成为总的需求曲线，我们才能根据接近现行价格的价格，可靠地划出一样商品的总需求曲线。参看本章第2节。）

在对于用作直接消费的商品的需要之化为明确规律的工作上，如已获得某些进步，则这时——而且非到这时不行——对于那些依赖这种商品的那些次要的需要，进行同样的工作，会有用处的——次要的需要就是：对参加为销售用的东西的生产之技术工人和其他工人的劳动的需要；以及对机器、工厂、铁道材料和其他生产工具的需要。对医务人员、家庭仆人以及直接对消费者服务的一切人的工作的需要，在性质上是与对直接消费的商品的需要相同的，这种需要的规律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

要确知社会上各种阶级的人在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之间，在光是提供目前愉快的东西与增进身体的和道德的力量的东西之间，以及最后在满足低级欲望的东西与鼓励和培养高级欲望的东西之间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的支出，是一项很重要而又很困难的工作。过去五十年之中，在欧洲大陆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曾作了种种努力；近来不但在欧洲大陆，而且在英美两国，已经以日见增长的努力来研究这个问题了。①

①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伟大的统计学家安格尔在1857年对萨克森地方的下层阶级、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所作的一张表；因为这张表已经成为以后这方面研究的指南和对比的标准了。这表如下：

工人的预算表屡经收集和比较。但是，这种预算表，与同类的其他数字一样，因以下的事实而受到影响：那些不怕麻烦而自愿作这种报告的人不是普通的人，那些记有详细帐目的人也不是普通的人；而且当帐目必须靠回忆来补充的时候，这种回忆容易偏于金钱应当怎样花费的想法——尤其当这些帐目记在一起是专门给别人看的时候。介于家庭经济范围与公共经济范围两可之间的境地，就是许多不愿从事较为一般和抽象的思考的人可做杰出工作的境地。

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很久之前已由哈里逊、配第、坎悌恩（在他的已散失的《补遗》中似已包括一些工人的预算表）、杨格、马尔萨斯和其他作家加以收集了。在十八世纪之末，工人的预算表已由伊登收集；而在其后关于救贫、工厂等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很多关于工人阶级的支出的各种资料。的确，我们从公共或私人方面得到的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资料，差不多每年都有增加。

我们可注意的是：娄帕雷的伟大作品《欧洲劳动者》所用的方法，是对经过仔细选择的几个家庭的家庭生活的一切细节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这个方法要用得好，需要兼有选择事例的判断力和解释这些事例的见识和同情心的非凡的才能。如果用得好的话，它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在平常人的手中，这个方法所提示的一般结论，可能比采用广博的方法所得到的一般结论较不可靠，广博的方法就是较快地收集很多的观察资料，尽可能将这些从观察中得来的资料化为统计形式，并获得广泛的平均数，在这些平均数之中，我们深信，不正确和个人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抵消。

第五章 一物不同用途的选择立即使用与延缓使用

第一节 一个人的财产分配于不同欲望的满足，因此同一价格在各种购买量的边际上就测量出相等的效用。

原始时代的家庭主妇知道当年的羊毛收获只够打很少几卷毛线之后，就考虑全家对于衣着的一切欲望，并设法将这一点毛线分配于这些不同的欲望，以求尽量有助于家庭福利，如果在分配之后，她有理由懊悔她没有多用一点毛线做（比如说）袜子，而少用一点做背心，她会认为她是失败了。这个意思是说，她算错了袜子和背心的制造各应停止之处；她在背心的制造上用得太多了，而在袜子的制造上用得不够；所以在她实际停止之处，制成袜子的毛线的效用，是大于制成背心的毛线的效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她刚好停止在适当之处，那末，她就刚好制成了这么多的袜子和背心，以致她用于袜子的最后一卷毛线和用于背心的最后一卷毛线得到了同额的利益。这说明了一个一般的原理，这个原理可表明如下：

如果一个人有一样东西而能充作几种用途，他会把它如此地分配于这些用途，以使它在一切用途上具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为，如果这样东西在一种用途上比别种用途具有较大的边际效用，他会从前一种用途上取出此物的一部分用于后一用途，因而获得利益①。

①我们的例证诚然是属于家庭生产，而不是属于家庭消费。但这是差不多不可避免的，因为可充许多不同用途的直接消费的东西是很少的。财产分配于不同用途的学说之应用，在需求的研究上没有像在供给的研究上那样重要和有趣。参看，例如，第6篇第3章第3节。

差不多没有自由交换的原始经济之一大缺点，就是一个人所有的某一样东西，比如说羊毛，也许很容易如此之多，以致当他将它用于每一可能的用途时，在每种用途上它的边际效用是低的：同时，他所有的另一样东西，比如说木材，也许如此之少，以致它的边际效用对他是很高的。同时，他的邻人中有些也许非常需要羊毛，而他们所有的木材则比他们能充分利用的还要多。如果各人放弃对他是效用较低的东西，而接受效用较高的东西，则每人都将因交换而得到利益。但是，以物物交换的办法来进行这样的调节，不免麻烦和困难。

在只有几样简单商品，而每样商品能以家庭作业来适应几种用途的地方，物物交换的困难诚然是不很大的；会织布的妻子和会纺纱的女儿适当地调整羊毛各种用途的边际效用，同时，丈夫和儿子对木材的各种用途也可同样调整。

第二节 续前

。

但是，当商品变为非常多而且高度专门化的时候，对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自由使用就有迫切的需要了；因为只有货币才便于在无限多种多样的购买行为上使用。在货币经济中，良好的支配表现于如此调整每种支出上的停止边际，以致在每种支出上值一先令的货物的边际效用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可获得这种结果，只要经常注意他是否花于某一样东西的费用是如此之多，以致从一种支出中取出一点用于别种支出他就会得到好处。

例如，职员对坐车进城，还是步行而午饭稍为丰富一点犹豫不决，这就是他正在权衡两种不同花钱方法相互之间的（边际）效用。又如，当一个有经验的主妇对一对年青夫妇力说仔细记帐的重要性时，这个劝告的一个主要动机，在于使他们可以避免不假思索地把许多钱花于购买家具和其他东西；因为，虽然这些东西的一定数量实在是必需的，但如买得太多，则这些东西就不能按照购买它们的费用的比例产生很高的（边际）效用。这对年青夫妇年终时看一下他们一年的预算表，也许发现在某些地方必须节省他们的支出，他们会比较各项支出的（边际）效用，对从这里节省一镑支出所造成效用的损失，与从那里节省一镑支出所造成效用的损失权衡轻重：他们努力调整他们的减少额，以使总的效用损失可达最低限度，而他们所保留的效用总体可达最高限度。①

①第4章第8节中所说的工人阶级的预算表，在帮助明智地分配他们的财产于不同用途方面最为有用，从而使得为每一目的之边际效用都可相同。但是，家庭经济的重要问题与明智的行动有关正与它同明智的花费有关一样。英美的家庭主妇在使用很少的财产来满足欲望方面赶不上法国的主妇，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怎样购买，而是因为她们不能像法国主妇那样以廉价的肉片、蔬菜等原料做出优美的成品。家庭经济往往被说成是属于消费的研究：但这样说只有一半是对的。家庭经济的最大缺点——至少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饮酒有节制的人是这样——与其说是消费上的缺点，还不如说是生产上的缺点。

第三节 现在的需要与未来的需要之间的分配。未来的利益是要打折扣的。

一种商品被分配于各种不同的用途，而这些用途不一定完全是现在的用途；有些也许是现在的，而有些也许是将来的。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的用途——现在的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但是，在估计愉快的遥远源泉之现在的边际效用方面，必须要有双重考虑：第一，考虑它的不确定性（这是一切有见识的人都会同样估计的一种客观的特性）；第二，考虑遥远的愉快如与现在的愉快比较在价值上对他们的差别（这是不同的人会依照他们不同的个性和他们当时的环境以不同的方法来估计的一种主观的特性）。

如果人们认为未来的利益与现在类似的利益同样需要，他们大概会在他们一生中平均地分配他们的愉快和其他满足。所以，如果他们能有把握得到未来同样的愉快，他们通常会为了这种愉快而愿意放弃现在的愉快。但事实上，人类本性是如此构成的，以致大多数人在估计一种未来的利益之“现在价值”上，通常是以我们可称为“折扣”的形式从它的未来价值中再加减少，利益延缓的时期越长，这种折扣就越大。一个人会把一种遥远的利益当作与现在的利益一样对他差不多有相同的价值；而另一个人由于想像未来的能力较低，耐心和自制力也较小，对于不是眼前的利益就比较不很关心。即使同一个人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有时急躁而贪图眼前的享乐；有时他的心情又寄望于未来，对一切能方便地等待的享乐，他都愿意延缓。有时他的心情对其他事情都不关心，有时他像从糕饼中拣出梅子马上就吃的孩子一样，有时又像将梅子留到最后吃的孩子一样。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当计算未来利益的折扣率时，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期待的愉快。

不同的人对于未来之折扣率，不但影响他们节省的倾向——照这个名词平常的含义来说，而且影响他们购买具有持久的愉快源泉的东西、而不购买那些提供较强但较为短暂的享乐的东西的倾向；例如，宁愿买一件新衣服而不沉湎于一次狂饮，或是宁愿选择耐用的简单家具，而不选择很快就会损坏的漂亮家具。

特别与这些事情有关的，就是占有的愉快的表现。许多人从只是所有权的感觉中，比从狭义的普通愉快中得到更大的满足：例如，占有土地的愉快往往使人们为土地付出高价，而这价格对他们的投资只产生很低的报酬。有一种占有的愉快是为了占有而占有；还有一种占有的愉快是因为占有可产生自豪感。有时后者比前者强，有时比前者弱；恐怕没有人会知道他自己或别人如此清楚，以致能在这两者之间十分肯定地划分界限。

第四节 要打折扣的未来愉快与要打折扣的未来可得愉快的事件之区别。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所享受的两种利益的数量，我们也不能加以比较。当一个人延缓可得愉快的事件时，他并不是延缓愉快；他不过是放弃现在的愉快而代之以另一愉快，或代之以将来可以得到另一愉快的期望：我们不能说他所期望的未来愉快是否大于他所放弃的愉快，除非我们知道这件事的一切情况。所以，即使我们知道他对将来可得愉快的事件之折扣率——例如从他花费一镑以获得立即的满足所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对未来愉快的折扣率。①①在分类上将某些愉快列入比别种愉快迫切的一类时，往往忘却以下的情况：一个可得愉快的事件之延缓，可以改变这个事件发生时的环境，因而改变愉快本身的性质。例如，我们可以说，一个青年希望在发财后自己能有力量作一次阿尔卑斯山的旅行，他对这旅行的折扣率是很高的。他宁愿现在就能有这个旅行，一部分因为现在这旅行会给他大得多的愉快。

其次，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可得愉快的事件之延缓引起某样东西在时间上不平均的分配，而且对于这样东西，边际效用递减律发生强烈的作用。例如，有时我们说吃东西的愉快是特别迫切；如果一个人一星期中六天没有吃晚饭，而在第七天吃了七顿晚饭，他损失很大，这无疑是确实的：因为当他不吃六顿晚饭时，他并不是延缓吃六顿晚饭的愉快，而是代之以一天过度的饱餐的愉快。又如，一个人将鸡蛋留到冬天吃的时候，他并不是期望这些鸡蛋到冬天时会比现在好吃，而是预料到冬天鸡蛋会缺少，因而鸡蛋的效用会比现在大。这表明了在对未来的愉快打折扣，与对从一样商品的一定数量的未来享乐中所得到的愉快打折扣之间划分清楚区别的重要性。因为，在后一情况，我们必须分别考虑这样商品在两个时间中边际效用之间的差别：但在前一情况，在估计愉快的多寡时这种差别已被考虑，因而不必再加考虑了。

然而，我们如作两个假定，就能获得他对未来利益的折扣率的一种人为的衡量。第一个假定就是他期望在将来和在现在大约是同样地富有；第二个假定是他从货币可购买的东西中可以得到的利益的能力，虽在有些方面会有增加，有些方面会有减少，但大体上保持不变。在这两个假定下，如果他确信一年后会有一个金币（一个金币值二十一先令——译者）的收入（为他自己或他的后嗣的使用），而愿意——不过只是愿意而已——从他现在的支出中节省一镑，则我们就可说，他对完全有保障的（只受死亡条件的限制）未来利益的折扣率是每年5％。而且在这两个假定下，他对未来的（确定的）利益的折扣率就是在金融市场上他对货币会打的贴现率。①

①除了在这两个假定下之外，在货币贷款的贴现率与未来愉快的折扣率之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人也许对延缓如此没有耐心，以致十年后某种愉快的可靠希望也不能使他放弃他认为只有未来愉快四分之一的眼前愉快。但是，如果他担心十年后他也许会缺少金钱（因而钱的边际效用就高了），以致到那时半个皇冠币A会比现在一镑给他更大的愉快或使他免除更多的痛苦，即使是要把货币埋藏起来他也会节省一些以供将来之用，这个道理同他储藏鸡蛋到冬天吃的道理是一样的。但在这里我们却走向与供给比与需要更为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去了。在说到关于财富的积累和以后关于决定利率的原因时，我们再从不同的观点来考虑这些问题。

然而，假定我们知道：（1）未来愉快的多寡，（2）它会到来的日期——如果它的确到来的话，（3）它会到来的机会以及（4）所说到的这个人对未来愉快的折扣率，在这里我们就可考虑怎样在数字上衡量未来愉快的现在价值。

如果可被享受的一种愉快的可能性是三对一，因而四个机会中有三个是对这种愉快有利的，它的期待的价值是它可有的价值——如果它是可靠的话——的四分之三，如果这种愉快被享受的可能性只有七对五，因而十二个机会中只有七个是有利的，则它的期待的价值只是它可有的价值——如果它是可靠的话——的十二分之七，以此类推。（这是它的保险会计上的价值：但我们还要考虑以下的事实：不确定的利益对任何人的真正价值通常是小于它的保险会计上的价值〔参看本书第227页脚注〕。）如果预料的愉快既不确定又很遥远，我们就要对这种愉快的全部价值打两重折扣。例如，我们假定，一个人愿对一种满足付给十先令，如果它是眼前的和确定的，但是这种满足却是一年之后的，而且一年后它的实现的可能性是三对一。再假定他对未来的折扣率是每年20％。那末，这一满足的期待对他的价值是四分之三乘百分之八十乘十先令，就是六先令。参照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绪论一章。

G一种英国货币。上面印有皇冠，每个值五先令。——译者

以上我们已经单独地考虑了各种愉快；但人们所购买的东西中有许多是耐用的，就是说，不是一次使用就消耗掉的东西；一样耐用的东西，如一架钢琴，可能成为或多或少是遥远的许多愉快的源泉；它对购买者的价值，是使用或所有这些愉快对他的价值的总体，但对这些愉快的不能确定和非常遥远的问题却要加以考虑。①

①当然，这个估计是根据草率的直觉作出的；如果要使它达到数字上的正确（参看数学附录中注五），我们必须记住本节及前节中所说的关于不是同时发生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要正确比较是不可能的；以及在认为对未来愉快的折扣要服从指数法则这一点上所包含的一致性的假定。

第六章 价值与效用

第一节 价格与效用。消费者剩余。时机。

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考虑，对一物实际支付的价格代表占有此物所产生的利益到怎样程度。这是一个广泛的问题，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可说的很少，但那很少的一部分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决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称为消费者剩余。

从某些商品中所得的消费者剩余比从另些商品所得到的大得多，这是很明显的。许多舒适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比许多人宁愿支付而不愿完全得不到这些东西的价格低得多；因而这些东西提供了很大的消费者剩余。火柴、食盐、售一便士的报纸或一张邮票都是很好的例子。

他从以低价购买他宁愿支付高价而不愿得不到的东西中得到的利益，可以称为他从他的机会或环境，或者借用几代前常用的一个字，从他的时机中得到的利益。本章中我们的目的是要应用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来帮助我们约略估计一个人从他的环境或时机中得到的某些利益。①

①这个名词是德国经济学中一个常用的名词，它适应了英国经济学所深切感觉到的那种需要。因为，唯一可用的代替语“机会”和“环境”有时相当令人误解。据瓦格纳说（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版第387页），时机“就是技术、经济、社会和法律的条件之总和；这些条件在基于分工和私有财产——尤其是在土地和其他物质的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财产——的国民经济之下，决定货物的需要和供给，从而决定货物的交换价值：这种决定通常或至少大体上，是与货物所有者的意志、活动和疏忽无关的。

第二节 消费者剩余与个人需要的关系。

为了使我们的概念明确起见，让我们考虑供家庭消费之用而购买的茶的情况。让我们以个人为例，如果茶的价格是二十先令一磅，这个价格刚好使他每年购买一磅；如果价格是十四先令，刚好使他买两磅，如价格是十先令则买三磅，如价格是六先令则买四磅，如价格是四先令则买五磅，如价格是三先令则买六磅，而实际上价格是二先令，他的确买了七磅。我们必须研究他从以每磅二先令的价格购买茶的能力中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

价格如为二十先令刚好使他购买一磅，这个事实证明他从那一磅所得的全部享乐或满足与他把这二十先令用于购买其他东西所能得到的全部享乐或满足是一样大。当价格跌到十四先令时，他如愿意的话，仍可只买一磅。于是他就以十四先令得到对他至少值二十先令的东西；他将得到对他至少值六先令的剩余满足，或换句话说，至少是六先令的消费者剩余。但事实上，由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他买了第二磅，这样就表明他认为第二磅茶对他至少值十四先令，这一点代表第二磅茶对他所增加的效用。他以二十八先令得到对他至少值二十先令加十四先令，即三十四先令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剩余满足不会因购买第二磅茶而减少，这种满足对他至少仍值六先令。这两磅茶的全部效用至少是值三十四先令，而他的消费者剩余至少是六先令。①每次增加的购买量对他以前所决定的购买量的效用发生相反的作用，这个事实在作出需求表时已被考虑，因而不能重复计算。

①对于这个说明可再加一些解释；虽然事实上这种解释不外是用其他的话重复一下已经说过的事情。正文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买第三磅是由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这个条件的重要性可由以下的理由来说明：如果以他买两磅作为向他开价十四先令的条件，则他必须在以二十先令买一磅与以二十八先令买两磅之间加以选择：于是他买了两磅，这个事实不能证明他以为第二磅对他值八先令以上。但是，实际上他无条件地付出十四先令买了第二磅，这就证明第二磅对他至少值十四先令。（倘使他能以每个一便士的价格购买甜面包，而六便士可买七个；他情愿购买七个，因而我们知道，他为了购买第六和第七个甜面包愿意花费他的第六个便士：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宁愿付多少钱而不愿得不到仅仅是那第七个甜面包。）

有时有这样的反对意见：因为他的购买量增加了，他对以前各次购买的需要之迫切程度就递减了，各次购买量的效用也随着降低了，所以，当我们向需要价格表中较低的价格前进时，我们应当不断地把表中以前购买的部分重新画在需求曲线的较低水平上（这就是说，当我们沿需求曲线向右前进时，应当把这条曲线重新画在较低的水平上）。但是，这种意见却误解了作出价格表所依据的办法。倘使对茶的各磅所定的需要价格是代表各磅的平均效用，这种意见也许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买一磅刚好付二十先令，买第二磅刚好付十四先令，则他买两磅刚好付三十四先令，即每磅平均十七先令，这是对的。如果我们的价格表与他所付的平均价格有关，并对第二磅的价格定为十七先令；则当我们继续趋向低价时，无疑地应当重画需求曲线。因为，当他买第三磅时，这三磅中每磅对他的平均效用将小于十七先令的平均效用；如照我们以前假定的那样，倘使他对第三磅只付十先令，则事实上平均效用是十先令八便士。但是，根据这里我们采用的作出需要价格的办法，这种困难就可完全避免了；依照这个办法，他的第二磅不是因为代表两磅中每磅的平均价格之十七先令而购买的，而是因为代表第二磅对他增加的效用之十四先令而购买的。因为当他买第三磅时，这种增加的效用保持不变，而第三磅所增加的效用是以十先令来衡量的。

第一磅对他也许值二十先令以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第一磅对他的价值不少于二十先令而已。即以二十先令而论，恐怕他也得到一点剩余满足。其次，第二磅对他也许值十四先令以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第二磅对他至少值十四先令，而不会值二十先令。因此，他在这个阶段会得到至少六先令的剩余满足，也许更多一点。当我们注意像从每磅二十先令跌到十四先令那样大的变化之效果时，这种出入总是存在的，这一点数学家是了解的。如果我们从很高的价格开始，而实际上价格是以每磅相差一个小铜币G极小的变化下跌，并注意在他的消费上每次只有相差一磅几分之几的极小变化，则这种出入就会消灭了。

G英文是farthing，值一便士的四分之一。——译者

当价格跌到十先令时，他如愿意的话，仍可只买两磅；而以二十先令得到对他至少值三十四先令的东西，并且得到至少值十四先令的剩余满足。但事实上，他宁愿购买第三磅：因为他毫不在乎地这样做了，我们就知道他买第三磅并未减少他的剩余满足。他现在以三十先令买了三磅；其中第一磅对他至少值二十先令，第二磅至少值十四先令，第三磅至少值十先令。三磅的全部效用至少是值四十四先令，以此类推。

最后价格跌到二先令时，他买了七磅，这七磅对他的价值不会少于二十、十四、十、六、四、三和二先令，或者总计是五十九先令。这个总数测量出这七磅对他的全部效用，而他的消费者剩余（至少）是这个总数超过他实际为这七磅所付的十四先令之数——即四十五先令。这四十五先令就是他从购买茶所得的满足，超过他花这十四先令多买一点其他商品所能得到的满足之价值，因为他认为以其他商品的现行价格多买一点这些商品是不上算的；如果以现行价格多买其他商品就不会使他得到消费者剩余。换言之，从他的时机和从在茶这样东西上环境适应他的欲望，他得到了值四十五先令的剩余享乐。如果没有这种适应，他无论出什么价格也不能得到茶，则他就会遭受得不到满足的损失，这种满足至少等于他多花四十五先令购买其他东西所能得到的满足，而这些东西对他刚好只值他所付出的价格。①

①尼科尔森教授（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和《经济杂志》第4卷）对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曾经提出反对意见，艾奇华斯教授在《经济杂志》上已经做了答复。尼科尔森教授说：“说一年收入（比方说）一百镑的效用值（比方说）一千镑一年，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样的说法也许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当我们对中非的生活与英国的生活加以比较时，这样的说法也许是有用处的，在中非货币所能买到的东西平均虽像在英国同样价廉，但在中非有许多东西完全买不到，因此在中非一个人有一千镑收入就不及在英国有三四百镑收入的人那样舒适。如果一个人付了一便士的过桥税而能节省多花一先令的车费，我们不是说这一便士值一先令，而是说这一便士和这桥给他的利益（这桥在他的时机中所起的作用）合在一起在那一天是值一先令。倘使在他需要的那一天这桥被水冲毁了，他就会处于至少与失去十一便士同样坏的地位。

第三节 消费者剩余与市场的关系。当我们考虑大多数人的平均数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别可以不加过问；如果这大多数人包括相同比重的富人和穷人在内，则价格就变成对效用的一种正确的衡量。

同样，我们如果暂且不管以下这个事实：同额货币对不同的人代表不同数量的愉快，则我们同样地可以根据对茶的全部需要价格表中所表明的价格，超过茶的销售价格的合计的总额，来衡量（比方说）在伦敦市场中茶的销售所提供的剩余满足。①①那末，就让我们考虑在任何大的市场中对茶的需求曲线DD′吧。

我们以一年作为时间单位，假定OH是这市场在AH价格上条每年销售的数量。在OH线上取任何一点M，向上画直线MP，在P点与曲线相交，另画一条横线通过A和R.我们假定购买的磅数是依照各购买者的需要程度来排列的：任何一磅的购买者的需要程度是以他对那一磅只愿支付的价格来衡量的。上图告诉我们：在PM的价格上，能售出OM这么多的数量，但如价格高于PM，则不能售出这末多的数量。因此，一定有一个人在PM的价格上比在较高的价格上买得多；我们就可认为第OM磅是卖给这个人的数量。例如，假定PM代表四先令，OM代表一百万磅。正文中所说的购买者在价格四先令时，只愿购买第五磅茶，我们可以说第OM磅或第一百万磅是要卖给他的数量。如果AH——因而也是PM——代表二先令，则他从第OM磅所得的消费者剩余，就是PM或四先令——购买者本来愿意支付的价格——超过RM或二先令——他实际付出的价格——之数。假定画一个垂直的平行四边形，其高度为PM，其底面是Ox线上衡量一个单位或一磅茶的距离。则以后价格不是以像PM那样没有厚度的数学上的直线来衡量，而是以一个很细的平行四边形——或者可称为有厚度的直线——来衡量，这样就会便利了，它的阔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等于Ox线上衡量一个单位或一磅茶的距离。这样，我们可以说，从第OM磅茶所得的全部满足是以有厚度的直线MP来代表的（或者根据正文的最后一段中所作的假定，是用它来衡量的）；对这一磅所付的价格是以有厚度的直线MR来代表的，而从这一磅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是以有厚度的直线RP来代表的。现在让我们假定这种细的平行四边形或有厚度的直线，从O到H之间所有M的位置上都画出来，每条线代表各磅茶。像MP那样，从Ox向上到需求曲线所画出来的有厚度的各条直线，各代表从一磅茶所得的满足的总数；这些直线合起来就占据了和刚刚填满了DOHA的全部面积。所以，我们可以说，面积DOHA代表从茶的消费所得的满足之总体。其次，像MR那样，从Ox向上到AC为止所画出来的各条直线，代表对一磅茶实际付出的价格。这些直线合在一起就构成COHA的面积；因此这个面积代表对茶所支付的全部价格。最后，像RP那那，从AC向上到需求曲线为止所画出来的各条直线，代表从相应的各磅茶所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些直线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面积DCA；当价格是AH时，这个面积就代表从茶所得的全部消费者剩余。但必须重复说一下，除了正文中所作的假定之外，这种几何学的测量不过是测量利益的总体，而这些利益不是完全按照同一尺度来测量的。除非作了那个假定，这面积不过是代表满足的总体，而对满足的各别数量却未加以正确的测量。只有在那个假定之下，这个面积才能测量各购买者从茶所得的全部纯满足的数量。

这个分析连同它的新名称和精细的方法，初看起来似乎是费事的和不真实的。但经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就可知道它并未带来新的困难，也没有作出新的假定；不过是对市场日常用语中潜在的困难和假定加以说明罢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像在其他情况一样，日常用语的表面上的单纯掩盖了真正的复杂，学术研究的义务就是要揭露这种潜在的复杂，面对这种复杂；并尽量减少这种复杂：因此在以后的阶段中，我们就可坚决地处理日常生活中模糊的思想和言语所不能彻底了解的种种困难。

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有这样的说法：各种东西对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不是以他对这些东西所付的价格来衡量的：例如，他对茶比对盐所花的费用虽然大得多，但盐对他却有较大的真正价值；如果他完全得不到盐的话，这一点就可清楚地看出来了。在说到我们不能相信一样商品的边际效用可表明它的全部效用时，不过是把这种说法变为精密的专门形式罢了。假定有些乘船遇难的人，预料要等待一年后才会被救，有几磅茶和几磅盐要在他们之中分派，盐就会被看得较为贵重，当一个人预料在一年中只能得到少许盐的时候，一两盐的边际效用比在同样情况下茶的边际效用大。但是，在平常的情况下，盐的价格是低廉的，各人都买了那么多盐，以致再多买一磅对他不会增加什么满足：盐对他的全部效用诚然是很大的，但是盐的边际效用却是低的。另一方面，因为茶的价格是昂贵的，大多数人用茶叶较少，而用水泡茶的时间较长，如果茶的价格差不多能像盐那样低廉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节省了。他们对茶的欲望还未达到饱和，它的边际效用是高的，他们对多买一两茶与多买一两盐也许愿意支付同样的价格。我们开头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通常说法提示了这一切的道理，但却不是以一种精密和明确的形式来表达的——像以后工作中我们常用的叙述所需要的那种形式。一开始就使用专门名词不会增加知识，但却可使我们熟悉的知识具有稳定的简洁形式，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①

①海里士1775年在《货币论》一书中说：“一般东西的价值，不是依照这些东西在供给人们必需品方面的真正用途来估计的，而是依照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和技能的比例来估计的。东西或商品的互相交换差不多就是依照这个比例；大多数东西的真正价值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标准来估计的。水有很大的用途，但通常价值很少或完全没有价值；因为在大多数地方，水是天然地大量流出，以致不能放在私有财产的范围之内；大家都可有足够的水，除了在需要管理和运送水的时候支付费用外，没有其他费用。钻石是稀有的东西，尽管没有什么用处，因稀少之故却有很大价值。 或者，一物的真正价值不是以它与个别的人的关系来研究，而是以它与一般人的关系来研究；这样自然就会假定，“第一点”，对一个英国人值一先令的满足可当作与对另一个英国人的一先令的价值相等，和“直到出现相反的原因为止。”但是，每个人都会知道，只有假定茶的消费者和盐的消费者都是属于同一等级的人，而且包括各种性情的人在内，这样说才是合理的。①

①可以想像得到高度敏感的人也许是有的，这些人对缺乏盐或茶会感到特别痛苦：或者有些人一般是敏感的，对失去他们收入的一部分会比同等地位的人更感痛苦。但是，不论在那一种情况下，我们既是考虑大多数人的平均数，我们就可假定，对个人之间的这些差异可以不加过问；如果我们相信（比方说）那些极其重视茶的人确是一种特别敏感的人，当然要去考虑是否有什么特别理由。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则在把经济分析应用于伦理学或政治学的实际问题之前，我们就要对这一点另加考虑了。

这样说也包含以下的考虑：值一镑的满足对一个普通的穷人，比对一个普通的富人值一镑的满足大得多：如果我们不是比较一切等级的人所大量使用的茶和盐，而将其中之一与香槟酒或菠萝比较，则为此而作的改正就重要得多了：它会改变这种估计的全部性质。在前几代中，许多政治家，甚至有些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对这种原因加以充分的考虑，在制订课税计划时尤譬如此；他们的言行似乎对穷人的痛苦缺乏同情心，虽然较多的时候他们只是由于缺乏思想才会如此。

然而，大体说来，在经济学所研究的大多数事件，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等级的人的事件，因此，由两个事件所造成的幸福的货币衡量如果相等的话，则这两个事件的幸福的多寡一般说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个缘故，在一个市场中对消费者剩余的正确衡量才有很大的理论上的兴趣，而且会有很大的实际重要性。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对各样商品的全部效用和消费者剩余的估计是根据它的需要价格，当这商品的价格上涨到罕见的价值时，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假定下有了这种需要价格：当用于同一目的之两样商品的全部效用根据这个办法来计算时，我们不能说，两样商品合在一起的全部效用等于每样商品各别地全部效用的总和。①

①在本书的前几版中，某些含糊的语句似乎对有些读者提示了相反的意见。但是，将一切商品的全部效用加在一起以便获得一切财富的全部效用之总和的工作，除了采用最精密的数学公式之外，是无法做好的。几年之前，以数学公式来做好这项工作的打算使作者相信：即使这项工作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其结果也会为许多假定所妨碍，以致实际上毫无用处。

我们对以下的事实已加注意（见第3篇第3章第6节和第4章第3节）：为了某些目的，像茶和咖啡这种东西必须合在一起当作一样商品：如果得不到茶，人们就会增加咖啡的消费，反之则增加茶的消费，这是很明显的。人们从得不到茶和咖啡两样东西所遭受的损失，比只是得不到其中一样所遭受的损失的总和更大：所以，茶和咖啡的全部效用，比在人们能得到咖啡的假定下所计算的茶的全部效用的总和，以及在人们能得到茶的假定下所计算的咖啡的全部效用的总和更大。如把这两样“竞争的”商品合在一个共同的需求表之中，这种困难在理论上就能避免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没有燃料就不能得到开水以把茶叶泡成茶的事实而计算了燃料的全部效用，如果我们再把根据同样考虑的茶叶的全部效用加到燃料的全部效用中去，则我们就是把一物计算两次了。又如，农产品的全部效用包括犁的全部效用在内；尽管研究犁的全部效用也许与某一个问题有关，而研究小麦的全部效用也许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但这两种效用却不可加在一起。这两种困难的其他方面在第5篇第6章中再加研究。

裴登教授在有些含有深意的杰作中曾经竭力主张上面两个问题中的后一个问题。但是他要表明一切形式的财富的总效用的打算，似乎忽视许多困难。

第四节 续前

。

如果我们考虑以下的事实，我们论断的实质也不会受到影响：一个人花于一物的钱愈多，他多买此物或他物的能力就愈小，而货币对他的价值就愈大（用专门语言来说，就是每一新的支出增加货币对他的边际价值）。但是，它的实质虽然不变，它的形式却因而变得较为复杂而没有相应的收获；因为，在这个题目下所作的改正方面具有重要性的实际问题是很少的。①

①用数学的语言来说，被忽视的因素通常是属于小量的第二阶；如果不是尼科尔森教授有反对的意见，忽视这些因素的常用的科学方法之妥当，似乎是不成问题的。艾奈华斯教授在1894年3月的《经济杂志》上对尼科尔森教授已作了简短的答复；巴罗奈教授在1894年9月的《经济刊物》（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上也有较为详细的答复，赛格先生在1895年3月的《经济杂志》上对这篇答复曾有说明。

像数学附录中注6所说明的那样，我们能对货币的边际效用的变化加以形式上的考虑，如果是希望这样做的话。倘使我们打算将一切商品的全部效用加在一起，我们就非这样做不可：可是这一工作到底是难以实行的。

可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像吉芬爵士所指出的那样，面包价格的上涨使得贫穷的劳动者家庭的财源如此枯竭，并且提高货币对他们的边际效用如此之大，以致他们不得不节省肉类和较贵的淀粉性食物的消费：而面包仍是他们所能得到和要购买的最廉价的食物，他们消费面包不是较少，而是较多了。但是，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如果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必须根据各种场合的实际情况来研究。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完全不能正确地推测：如果任何一物的价格与人们惯常为它支付的价格相差很大时，人们会买多少；或换句话说，如果销售量与它平常销售的数量相差很大时，此物的需要价格会是怎样。所以，我们的需要价格表除了接近平常的价格之外，是很有推测性的；对于任何一物的效用的全部数量，我们所能作出的最好估计也难免有很大差错。但是，这种困难实际上是不重要的。因为，消费者剩余学说的主要应用，是关于随着我们所说到的商品的价格在接近平常价格的变化上而发生的消费者剩余的变化：这就是说，这种应用使我们只要使用我们很容易获得的资料。这些话用之于必需品特别有力。①

①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现在可对我们稍有帮助：当我们的统计知识更有进步时，这个概念可以大大地帮助我们决定：每磅茶增税六便士或运费增加十分之一对公众会造成多大损害；虽然这个概念不大能帮助我们估计每磅茶课税三十先令或运费上涨十倍时所造成的损失，但它的价值并不因此减少。

我们再看一下图（10），可用以下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A是曲线上的一点，相当于这市场上经常销售的数量，则我们就能获得足够的资料，在A点两边的不远之处相当正确地画一曲线；虽然我们不能相当正确地将这曲线向上画到D为止。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是不重要的，因为，在价值理论的主要实际应用方面，即使我们了解需求曲线的完全形状，我们也很少加以利用。我们需要的只是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就是对靠近A点的需求曲线的形状有相当正确的了解。我们不需要知道DCA的全部面积；为了大多数的目的，我们只要知道由于A点在曲线的任何一面有短距离的移动而在这个面积内所引起的变化就够了。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暂时假定——在纯理论中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条曲线是完全画出来的，则可省掉麻烦。

然而，在估计某些商品——它们的一部分的供应是生活上必需的——的效用之总和时，却有特殊的困难。如果我们打算这样做的话，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把那一必需供应的部分当作没有问题，而只估计超过这个数量的那一部分商品之全部效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对任何一物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获得此物的代用品的困难而定。（参看数学附录中主6。）

第五节 以上两节所说是假定共同财富的问题已被考虑。

在估计福利要依靠物质财富时，还有另一种考虑易被忽视。不但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依靠他自己身心和道德的健康，比依靠他的外在条件更大，而且即在这些条件之中，有许多对他的真正幸福极关重要的条件也易于从他的财富目录中遗漏。有些条件是大自然的惠赠；如果它们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话，则诚然可以不加过问而不会有很大害处；但事实上它们是随地而大不相同的。然而，这些条件中还有更多是属于共同财富的因素，在计算个人的财富时这种共同的财富常被遗漏未算；但当我们比较近代文明世界的各个部分时，共同的财富就变为重要，而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时代与前代比较时，甚至更为重要。

在我们的研究之末，我们将对为了保证共同福利的共同活动——例如街道的灯光和洒水——加以详细研究。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东西的合作社，在英国比在别处更有进步：但为贸易目的而购买为农民及其他人所需要的东西的合作社，直到最近在英国才不落后。两种合作社有时都称为消费者的组织；但它们其实是为了在某些企业部门中省力的组织，与其说它们是属于消费的问题，不如说是属于生产的问题。

第六节 贝诺意的意见。财富效用之较为广泛的方面。

当我们说到福利要依靠物质财富时，我们是指以收进的财富与由此而产生的使用和消费这种财富的能力之源源流入来衡量的福利之源源流入。一个人现有的财富，由于对它的使用和其他方法，产生了幸福所得，占有的愉快当然也计算在内：但是，在他现有的财富总额与总的幸福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这一章和前几章中说到富人、中等阶级和穷人时，都是说他们各有大的、中的和小的收入-而不是财产。①①参看数学附录中注7。

依照丹尼尔·贝诺意所提出的意见，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从他的收入中所得的满足，在他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时就开始了，以后他的收入每以陆续相等的比例增加时，满足也随着有同额的增加，在收入减少时，满足也随着相应减少。①

①这就是说，假定三十镑代表必需品，则一个人从他的收入中所得的满足就从这一点开始；当他的收入达到四十镑时，再增加一镑就是对代表产生幸福的那十镑收入增加十分之一。但是，他的收入倘然是一百镑，就是超过必需品水平七十镑，在收入四十镑时再增加一镑所得的幸福，现在需要再增加七镑才能得到：同时，如果他的收入是一万镑，就需要再增加一千镑才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参看数学附录中注8）。当然，这种估计是非常随便的，也不能适应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同情况。以后我们会知道：现在最通行的赋税制度，一般是遵循贝诺意的意见中的方针。以前的赋税制度向穷人所征收的赋税；比按照贝诺意的办法所计算的大得多；同时，累进税制度在几个国家中已有被采用的预兆，即在贝诺意对必需品已经作了修正之后，这个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基于以下的假定：有巨大收入的人如增加1％的收入，他因此而增加的幸福，不及收入较小的人增加1％收入所增加的幸福那样多。

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增加一镑对任何人的效用是随着他已有的镑数而递减的，从这个一般规律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的实际原理。第一，即使在完全公正和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赌博，也会有经济上的损失。例如，一个有六百镑的人，公正平等地与人赌一百镑，这时他所期望的幸福，等于从七百镑所得的幸福之一半和从五百镑所得的幸福之一半，而这幸福是少于他期望从六百镑所得的幸福，因为，根据上述的假定，从六百镑和五百镑所得的幸福之间的差异，是大于从七百镑和六百镑所得的幸福之间的差异（参照数学附录中注9与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4章）。第二个原理与第一个刚刚相反，就是：对风险的理论上是公正的保险，常有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各保险公司计算了理论上是公正的保险费之后，除了保险的费用之外当然必须分出足够的款项，以支付它自己资本的利润和它自己的营业费用，而往往将广告费和诈欺损失的巨额支出也算在营业费用之内。所以，支付保险公司实际所收的保险费是否适宜的问题，是一个必须根据各种情况的真相来决定的问题。

但是，过了相当时候，新的财富往往失去它的吸引力的大部分。一部分，这是习以为常的结果；习以为常之后就使人们从惯用的舒适品和奢侈品之中不再会得到很多的愉快，虽然他们如果失去了这些东西，就会感到更大的痛苦。一部分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财富的增加往往与年老厌倦或至少是神经紧张的增加一同而来；甚至随着财富的增加，还会养成降低身体的活力和减少对愉快的享受能力之生活习惯。

在各文明国家里都有一些佛教信徒，佛教的教义认为：淡泊宁静是最高尚的生活理想；智者应做之事是要尽量从本性中根除一切欲念和愿望；真正的财富不是在于多财，而是在于寡欲。另些人的意见则极端相反，他们主张：新的欲念和愿望的发生总是有益的，因为它鼓励人们加大努力。像斯班塞所说的那样，这些人似乎错误地以为生活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工作为了生活。①①参看他的作品《养生之道》。

实情似乎是这样：照人类本性的构成来看，除非人有某些艰苦的工作要做，某些困难要克服，否则就会迅速堕落；而且发奋努力对身体和道德的健康也是必要的。生活的富裕有赖于尽可能多的和高尚的才能之发展和活动。在对任何目标——不论这目标是经营的成功，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还是人类状况的改善——的热烈追求中都有强烈的愉快。各种最高尚的建设性工作必然往往在过度紧张时期和在疲惫及停滞时期中交集；但是，以其常人和没有雄心大志（不论是高等还是低等的雄心大志）的人而论，从适中和相当稳定的工作中所获得的适中的收入，对身心和精神的习惯之养成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只有在这些习惯之中才有真正的幸福。

在社会上一切等级的人之中，对财富都有某种误用的情况。一般地说，我们虽然可以说，工人阶级的财富每有增加，使人类生活的富裕和高尚随着增大，因为所增加的财富主要是用于满足真正的欲望；但是，即在英国的技术工人之中——在新的国家中恐怕更是如此，以财富作为炫耀手段的有害的欲望已有增长的迹象，这种欲望早已成为各文明国家中小康阶级的主要祸根了。禁止奢侈的法律是无效的；但是，如果社会上道德的情绪能使人免去对个人财富的各种炫耀的话，那就有利了。诚然，从得当的豪华中能得到真正的和可贵的愉快：但是，只在一方面没有个人虚荣和另方面没有别人妒忌的色彩时，这种愉快才会达到最大限度；像集中在公共建筑物、公园、公共收藏的美术品和公共竞赛及娱乐上的愉快，就是这样。只要财富是用来对每个家庭供给生活和文化上的必需品，以及为共同用途的许多高尚形式的娱乐，对财富的追求就是高尚的目的；而这种追求所带来的愉快，就可随着我们用财富所促进的那些高尚活动之增长而加大。

一旦有了生活必需品之后，每人就应设法增加他现有的种种东西的美观，而不应增加它们的数量或华丽。家具和衣着的艺术性的改进，训练了制成它们的人的高等才能，而且对使用的人是一种日见增长的幸福之源泉。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寻求较高的美观标准，而把我们增长的资源用来增加家庭用品的复杂性和错综性，则我们就不能由此得到真正的益处和持久的幸福。如果每人购买的东西数量少些而且简单一些，为了真正的美观情愿费点事来选择这些东西，当然要留心得到很好的价值以抵偿他的支出，但他宁愿购买少数由高工资劳动者精工制造的东西，而不愿购买由低工资劳动者粗制滥造的东西，这样，世界就会好得多了。

我们已超出本篇应有的范围了；各人花费其收入的方法对于一般福利的影响之研究，是把经济学应用于生活艺术中的一种较为重要的应用之研究。

◆ 第四篇 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帮助人类，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所赠与的物质和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用手的还是用脑的。①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货物，和为了获取通常被算作收入一部分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设备。资本是财富的主要资料，与其将它看作是满足欲望的直接源泉，不如将它看作是生产的一个要素。

①当劳动“是部分地或全部分为了获得直接从劳动中所获得的愉快以外的某种利益而进行”时，劳动就可列入经济工作一类。参看第2篇第3章第2节及脚注。我们所研究的生产是只限于以平常意义解释的生产，因此，凡是不能直接或间接促进物质生产的那一类劳动，例如学生的课业，我们都不加以研究。从某些观点——但不是从一切观点——来看，倘使把劳动解释为劳动者——也就是人类——的意思，则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字就较为对称了。参看华尔拉斯所著的《纯政治经济学》第17讲和费希尔教授在《经济杂志》上的文章（第6卷第529页）。

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私人所有，而其他部分则不是私人所有。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组织则有助于知识，它有许多形式，例如单一企业的组织，同一行业中各种企业的组织，相互有关的各种行业的组织，以及对公众保障安全和对许多人提供帮助的国家组织。知识和组织的公有和私有的区别，具有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有形东西的公有和私有的区别更为重要；一部分为了这个理由，有时把组织分开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当。要到我们研究的很后的阶段，我们才能对组织这个要素加以仔细研究，但在本篇中也必须说到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就是自然与人类。资本与组织是人类在自然的帮助下，在人类预测将来的能力和甘愿为将来作准备的心理之指导下，进行工作的结果。倘使自然和人类的本性和力量是固定不变的话，则财富、知识和组织的成长就随之发生，正如原因产生结果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人类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其环境形成的，而在环境中自然发生很大的作用：因而不论从哪一个观点来看，人类是生产问题的中心，也是消费问题的中心；而且进一步又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称为分配与交换的问题——之中心。

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和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格丰富上的发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但对这个目的，经济学所能研究的不外是贡献一些重要的因素而已。所以，从经济学的广泛方面来看，这种发展的研究如果属于经济学著作的一部分，应当放在最后：不过即使放在最后也是不适当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人类在生产上的直接作用，和决定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效率之各种条件。因此，大体上把关于人类在数目和性格上发展的一些说明，包括在关于生产的一般研究之内作为它的一部分，恐怕是最便利的办法，而且确是最符合英国经济学传统的办法。

第二节 边际反效用。工作有时虽然就是它自己的报酬，但在某些假定下，我们可以认为，工作的供给是受对工作所能获得的价格之支配。供给价格。

在目前这个阶段中，我们只能略为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一般关系和消费与生产的一般关系。但是，当效用和价值的研究在我们心目中记忆犹新时，略为说一下价值与反效用或负商品的关系，也未尝无益。为了得到具有价值的货物——这种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因为既是需要的又是不易得到的，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反效用或负商品。现在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必然是暂时性的；甚至似乎是引起困难而不是解决困难：但在我们面前，能有一个研究范围的轮廓——即使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也有好处。

需要是基于获得商品的欲望，而供给主要是决定于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这种负商品通常可分为两类：劳动和展缓消费所引起的牺牲。这里只要大概说明普通劳动在供给方面所发生的作用就够了。关于经营管理工作和由于积累生产资料所造成的等待而引起的牺牲（有时如此但不总是这样），以后也会加以类似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论述。

劳动的负商品之发生也许由于身体或精神的疲劳，或是由于在有碍健康的环境中继续劳动，或是由于与不受欢迎的同事一同工作，或是由于占用了娱乐、社会或智力活动所需的时间。但是，不论这种负商品的形态如何，它的强度差不多总是随着劳动的紧张和持续而增大的。

当然，有很多努力是为了工作的本身而进行的，例如登山、竞赛以及从事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活动就是如此；但有很多艰难的工作是在使别人获益的欲望之影响下进行的①。但是，以我们使用劳动这个名词而言，大部分劳动的主要动机都是要得到某种物质利益的欲望；这种利益在世界的现状下一般表现为获得一定数额的货币。即使一个人是受雇佣而工作时，他也往往从工作中得到愉快，这是确实的：但是，在做完工作之前他通常感到如此贫乏，以致停工时他就觉得高兴了。也许他失业了一些时候之后，以他直接的舒适而论，他宁愿工作而无报酬，不愿没有工作；不过，恐怕他还是不愿以比正常价格低得多的价格出卖力气，以破坏他的市场，正像一个制造商所做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在另一册书中将加详述。

①我们已经知道（见第3篇第6章第1节），倘使一个人以他对最后购买的数量只愿支付的价格，购买了全部东西，则他从以前的购买量中得到了剩余满足；因为他购买全部东西所付的价格，是低于他宁愿支付的而不愿得不到这些东西的价格。同样地，如果付给他的任何工作的价格，是他最不愿做的工作之充分的报酬；而且，如平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对他比较愿做的、和对他自己实际用力较少的那种工作，也付给同样的价格，从这种工作中的就得到生产者剩余。关于生产者剩余这个概念的一些困难在附录十一中加以考虑。

工人不愿以低于正常价格的价格出卖力气，与制造商不愿以低价出售货物以破坏市场是一样的，虽然以特殊的交易而论，制造商宁愿接受低价而不愿让工厂停工。

以学术用语来说，这可称为劳动的边际反效用。因为一样商品的数量每有增加，

其边际效用随之下降；需要每有减少，不光是对这商品的最后部分而且对其全部所能得到的价格就随之下跌；同样地，劳动的边际反效用总是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大。

任何已经有了职业的人不愿更加努力的心理，在一般情况下要看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而定，经济学家必须承认这种原理是最终的事实。像杰文斯所说的那样①，在开始工作前，往往有一些阻力要加以克服。开始工作时往往要作一点令人感到痛苦的努力，但这种令人痛苦的努力逐渐减少到零，而且继之以愉快；这种愉快在短时间是增加的，直至达到某种低的最大限度；然后又减少到零，而且继之以日见增大的疲劳和对休息与变化的渴望。然而，在智力工作方面，愉快和兴奋一旦产生之后，往往不断增大，直到必要时或因为谨慎之故才会停止。每个健康的人都储有一定的精力可以使用出来，但只有经过休息之后精力才能得到恢复；因此；如果他长期地用力多休息少，他的健康就要破产了。雇主往往知道，在有很大的需要时，暂时增加工资会使工人多做工作，但不论报酬多少，工人也不能长久保持做这样多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由是：超过一定限度的劳动时间每有增加，对休息的需要就随之更为迫切。对工作增加部分的厌恶之所以加大，一部分因为，当留作休息与其他活动的时间减少时，对空间时间的增加部分之喜爱就增大了。①见杰文斯所著《政治经济学理论》第5章。这个学说已为奥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加以强调和大大地发展了。

由于上述及其他一些限制，无论哪一类工人所作的努力，是随着给他的报酬之增减而增减，这一点大体上是确实的。正像吸引购买者去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所需的价格，称为那个数量在一年成一定的时期中的需要价格一样，对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必需作出的努力所需的价格，可称为在同一时期中对那个数量的供给价格。如果我们暂时假定，生产完全依靠已经存在的和经过训练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之努力，则我们就可得到一张供给价格表，相当于我们以前考虑过的需要价格表。在理论上，供给价格表在一面的数字栏内表明各种工作量，也就是生产量，而在另一面的数字栏内表明诱使可用的工人供给各种工作量所必须支付的各种价格。①①参看第3篇第3章第4节。 但是，这种研究任何一种工作之供给，并从而研究由这种工作所制成的货物之供给的简单方法，是假定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数是固定的；但这个假定只能在短期内采用。因为人口总数在许多原因的影响下是有变化的。在这些原因中只有一部分是经济原因，而在经济原因中平均劳动收入占有突出的地位；虽然它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不固定和不规则的。

但是，人口在各种行业间的分布，却更加受到经济原因的影响。任何行业的劳动供给毕竟或多或少是密切适应劳动的需要：深谋远虑的父母培养子弟能得到最有利的职业，这就是说，使他们得到劳动在数量和性质上不太剧烈、所需的技能不太难学、而在工资及其他利益上都有最好报酬的职业。然而，劳动的供求之间的适应是决不会这样完美的；需要的变动可使这种报酬暂时——甚至许多年——比刚足以使父母为子弟选择某一行业而不选择同类的其他行业的那种报酬高得多或低得多。所以，任何时间中任何一种工作可得的报酬，虽与学到必需的技能之难易，以及工作本身所包含的强度、乏味、缺少空间等问题的确有一些关系；但这种适应容易受到很大的妨碍。这种妨碍的研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在我们研究的以后阶段中对这个问题将再详述。但本篇是以叙述为主，并没有提出什么困难的问题。

第二章 土地的肥力

第一节 土地是大自然的赠与，而土地的产物是人类工作的结果，这个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但却含有真理在内。

我们通常说生产要素有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凡依靠人类劳动而成为有用的有形之物归入资本一类，不依靠人类劳动而成为有用的有形之物则归入土地一类。这个区别显然是不精确的：因为，砖头不过是略为加工的泥土而已；而久已有人居住的地方之土壤大部分经过人类多次的耕作，其现在的状态实归功于人类劳动。可是，这个区别却包含科学的原理在内。人类没有创造物质的力量，只是把东西变为有用的形态而创造了效用①；如果这种效用的需要有了增加，人类所创造的效用在供给上也能增加：这种效用就有了供给价格。但是，还有别的效用，

其供给是人类不能控制的；这种效用是由自然以固定的数量供给的，因此就没有供给价格。“土地”这个名词已由经济学家加以扩大使用，以包括这种效用的永久源泉在内②，不论它是发生于土地——按照普通使用这个名词的意义——还是发生于海洋与河流、日光与雨水以及风力和瀑布。①参看第2篇第3章。

②用李嘉图的名言来说，就是“土壤的固有和不灭的力量”。屠能对地租理论之根据，以及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地租理论所采取的立场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在这研究中他说到“土地本身”（Der

Boden an sich），不幸这句话无法用英文翻译出来，意思是说，土地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加以改变的话，它还是原来的样子。（见屠能所著《孤立国》第1篇第1章第5节。）

如果我们研究了什么是土地与我们看作是土地产物的那些有形的东西的区别，我们就可知道，土地的基本属性就是它的广袤性。使用一块土地的权利就是对一定的空间——地面的某一部分——之支配权。地球的面积是固定的：地球上任何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几何学的关系也是固定的。人类无法控制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丝毫不受需要的影响，它没有生产费用，也没有能够生产它的供给价格。

使用地球上的一定面积，是人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之初步条件；这种使用使他有了他自己活动的场所，享受自然给与这个场所的热和光、空气和雨水，并决定了他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距离，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将会知道，土地的这一特性，虽还没有受到十分重视，但它却是所有经济学的作家对于土地与其他东西不得不加以区别的最后原因。这个特性是经济学中许多最有兴趣和最为困难的问题之基础。

地面上某些部分之有助于生产，主要是由于对航海者所提供的服务；某些部分则对开矿者具有主要价值，还有一部分——虽然这种选择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作出的——对建筑者具有主要价值。但是，说到土地之有生产力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在农业上的用途。

第二节 土地肥力之机械的和化学的条件。

在农业家看来，一定面积的土地是维持一定数量的植物生命——也许最终是动物生命——的手段。为了这个目的，土壤必须具有某些机械的和化学的性质。

以机械的条件而论，土壤必须如此松软，以致植物的细根能在土中自由伸展；但它又必须坚实，足以很好地支撑植物。它不可失之太松，像砂土那样，会使水在土中流得太快，因为这样土壤往往就会干燥，而植物的养料在土中一经形成或是被投入土中，差不多马上就随着水流去了。土壤又不可失之太硬，像坚硬的黏土那样，会使水在土中不能相当自由地延伸。因为，新鲜的水之不断流入土中，以及因水在土中的延伸而不断注入的空气，都是不可缺少的：水和空气把矿物和气体变为植物的养料，否则它们就会变为无用，甚至有毒。新鲜空气、水和霜的作用，是大自然对土地的耕作；即使没有其他帮助，它们也可及时使地面的任何部分相当肥沃，只要它们所形成的土壤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不是一经形成马上就被大雨和洪水向下冲掉。但是，对于土壤的这种机械的形成，人类给予很大的帮助。人类耕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自然使土壤能够松软地而又坚实地支持植物根部，并使空气和水能在土中自由地延伸。绿肥使黏性土壤分化而变为松软，对于砂性土壤，绿肥给它一种构造上非常需要的坚实性，并从机械和化学上帮助它保持作为植物养料的物质，否则这种物质就会迅速地从土中流出。

以化学的条件而论，土壤必须具有植物需要的、并处于适合它吸收状态的无机成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只要花一点劳动就能使土壤发生很大变化。因为，人类只要加进一点正是它需要的东西，就可使不毛之地变为非常肥沃的土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或是使用石灰的许多形态中的某些形态的石灰，或是使用近代化学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人造肥料，也可使不毛之地变为肥沃：人类现在还利用细菌来帮助农业工作。

第三节 人类改变土壤性质的力量。

靠了所有这些方法，就能把土壤的肥力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靠了充分的劳动，人类能使差不多任何土地生长大量作物。人类能从机械上和化学上使土壤适合于下一次要种植的任何作物。人类也能使作物适应土壤的性质，并使作物互相适应；选择这样一种轮种的方法：每次耕作会使土地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和这样一个季节，以致土地能被容易地耕作成为下一作物的适宜的苗床。人类甚至采用排水的方法，或是混合两种土壤以补充成分不足的方法，就能永远改变土壤的性质。迄今为止，这不过是小规模地进行；白垩和石灰、黏土和泥灰石只是薄薄地撒在田地上；除了园圃和其他得到优待的地方之外，完全新的土壤是很少做成的。但是，大规模地应用建造铁道和其他大的土木工程所用的机械动作，以混合两种具有相反缺点的贫瘠土壤来制造肥沃的土壤，到将来是可能的，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会实现的。

这一切变革到将来可能比过去更为普遍地和彻底地实行。但是，即在现在，古老国家里大部分土壤的性质非常得力于人类的活动；刚好在地面之下的一切土壤，其中有很大的资本因素——人类过去劳动的产物。被李嘉图归入土壤之“固有的”和“不灭的”特性一类中的那些自然的赠与，已经大有改变了；一部分由于人类世世代代的操作而荒瘠，一部分则因而肥沃了。

但是，地面上的东西却不相同。自然对每亩土地的地面每年给予热和光、空气和湿气，而人类对于它们却没有什么控制的办法。诚然，人类可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的方法，或是植林，或是森林采伐的方法略为改变气候。但是，大体上，太阳和风雨的活动是由自然每年对每块土地确定的。土地所有权就是每年给予土地以这种活动，并对植物和动物的生活和活动提供了所需要的场所；这场所的价值很受它的地理位置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继续采用土地从自然界所获得的原来或固有的特性，与土地得力于人类活动的人为特性之间的这种普通的区别，只要我们记住以下一点：第一种特性包括所论的地方之空间关系，和自然每年给它的日光、空气和雨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东西是土地固有特性中的主要特性。田地所有权之具有它的特殊意义和地租理论之具有它的特征，主要就是从这些东西中得来的。

第四节 在任何情况下，因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报酬，迟早是要递减的。

关于任何土壤的肥力由于自然所赋与的固有特性的缘故到怎样程度，和由于人类对土壤所加的改变的缘故到怎样程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从土地所获得的是哪一种产物，就不能加以充分研究。人力对于促进某些作物的生长所能做的，比对于另些作物大得多。人类最无能为力的是对于长成森林的树木；橡树如果种植得法，地位宽敞，它从人力的帮助中得不到什么好处：要对它使用劳动以获得巨大的收获，是没有办法的。有些肥沃的河边低地具有丰饶的土壤和良好的天然排水之利，那里所长的草差不多也是同样情况；野兽以这种没有人照管的草作为饲料，并且照管这种草几乎与人照管得一样好；英国最肥沃的田地（一英亩付给六镑及六镑以上的地租）中，有很多使得没有人力帮助的土地特性所产生的报酬，差不多与现在从这种田地所得的报酬一样大。其次，就是虽不完全像上述那样肥沃，但仍可作为永久牧场的土地。再次，就是耕地，对这种土地人类并不依赖自然的播种，而是为各种作物准备苗床以适合它的特殊需要，人类自己播种并除去对种子有害的东西。人类所播的种子经过选择，以使这些种子具有迅速成熟和充分发育对人类最为有用部分的性质。这种仔细选种的习惯，虽然不过是近代才有的，即使现在尚不普遍，但是，几千年的不断操作已给与人类以与原始野生植物不大相同的植物了。最后，最得力于人类劳动和照管的那种产物，就是优良品种的水果、鲜花、蔬菜和牲畜，特别是作为改良品种用的那种产物。因为，如果人类不加过问的话，自然就会选择最能照管自己及其产物的那些品种，而人类则选择能最快地大量供给人类最需要的东西的那些品种；在最优良的产物中，有许多如没有人类的照管本身是完全不能生存的。

因此，人类在帮助自然种植各种农产物上所起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各种情况下，人类继续操作，直到资本和劳动之增加所产生的报酬之增加变为递减，再增加资本和劳动不会再增加报酬为止。在这个限度很快达到的地方，人类几乎把一切工作都委之于自然；而在有些地方则对生产出力很大，那是因为人类能够长久工作而不会达到这个限度。因此，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报酬递减律了。

注意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现在我们所研究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是以所获的产物之数量来衡量的，而与同时可能发生的产物在交换价值或价格上的任何变化无关；例如，如果在附近的地方筑成了一条新的铁路，或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农产品却不易输入时，就会发生这种变化。当我们根据报酬递减律来推论时，尤其是当我们研究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时，这种变化就将非常重要了。但是，这种变化与报酬递减律本身并无关系，因为报酬递减律与所得的产物之价值无关，而只是与它的数量有关①。

①仍可参看本篇第3章第8节的后一部分；以及本篇第13章第2节。

第三章 土地的肥力（续前）报酬递减的倾向

第一节 土地也许耕种不足，因此由于资本和劳动之增加而产生的报酬就会递增，直至达到最大的报酬率为止；达到了最大的报酬率之后，报酬就重新递减了。耕作方法的改良可使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能被有利地应用。报酬递减律是关于生产物的数量，而不是关于它的价值。

报酬递减律或报酬递减倾向的叙述可暂时说明如下：

用于耕种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一般地使所获的农产物数量之增加在比例上是较低的，除非可巧同时发生农业技术的改良。

我们从历史和观察中知道：各时代和各地方的每个农民都希望使用大量土地；当他不能无代价地获得土地时，他如有财产，就会出钱购买土地。倘使他认为，把他所有的资本和劳动都用于一块很小的土地，也可得到与使用大量土地同样良好的结果，则除了这一块很小的土地外，他就不会再出钱去买其他土地了。

当不需要开垦的土地能无代价地获得时，每人使用土地的大小，只是他认为会给他的资本和劳动以最大报酬的数量。他的耕作是"广耕"而不是"精耕"。他的目的不在于从一英亩的土地上得到大量谷物，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要耕种几英亩土地就行了。他的目的是要以花费一定数量的种子和劳动而得到尽可能多的全部收获；所以，只要在粗耕下他能管理，他就在许多英亩的土地上播种。当然，他也许会做得过头：他所耕作的面积也许太大了，以致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小的面积反而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能支配较多的资本和劳动，以便对每一英亩的土地多用一些，则土地就会给他以递减的报酬；这就是说，报酬的增加在比例上大于土地对他现在的费用所给与的报酬。但是，如果他的计算是正确的，他正好使用了那么多的土地，使他有最大的报酬；如果他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小的面积反要受到损失了。如果他能支配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而对现有的土地多用一些，他所得的利益就会小于他耕种较多的土地所能获得的报酬，他就会得到递减的报酬；这就是说，报酬的增加在比例上小于他现在最后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所能获得的报酬，当然，这是假定同时在他的农业技术上并无显著的改良。等到他的儿辈长大起来，他们会有较多的资本和劳动用于土地；为了避免获得递减的报酬起见，他们就要耕种较多的土地。但是，也许到那时所有邻近的土地都已有人耕种了，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他们就必须购买土地，或租用土地而付给地租，或迁居到不出代价而能得到土地的地方去。①

①在耕作的初期阶段中，报酬的递增一部分是由于组织上的经济，这与使大规模的工业获得利益的那种组织上的经济是相同的。但是，一部分这也由于以下的事实：在土地耕作极粗的地方，农民的收获易为天然生长的莠草所抑制。递减的报酬与递增的报酬之间的关系，在本篇的最后一章中再加详论。

报酬递减的倾向是亚伯兰与罗得分手的原因②，也是历史上所说的大多数移民的原因。凡是在极其需要耕种权利的地方，我们可以相信，报酬递减的倾向是充分发挥作用的。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倾向的缘故，每个农民除了他的一小块土地之外，放弃所有的租地并把他一切的资本和劳动用于这一小块土地，就能节省差不多全部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用于这一小块土地的一切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与他现在用于这块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在比例上是一样多，则他从这一小块土地所获得的产物，就可与他现在从全部田地所获得的产物一样多；那末，除了他保留的一小块土地的地租外，原来付出的地租都可变为他的纯利了。

②“如果他们住在一起的话，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所以他们不能住在一起。”见《旧约》中《创世纪》第13章第6节。

农民的奢望往往使他们耕种的土地超过了他们能够适当管理的数量，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诚然，杨格以后的差不多每一个关于农业的权威学者都对这一错误加以痛斥。但是，当他们告诉农民说，把资本和劳动用于较小的面积是有利的，他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样就会得到较多的总产物。地租的节省如果能抵过农民从土地所得的全部报酬之可能发生的减少而有余，这一点足以成为他们的论据。倘使一个农民以他的产物的四分之一付作地租，假定他用于每英亩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使他所获得的报酬比他从以前的费用所获得的报酬，在比例上至少超过四分之三，那末，他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少的土地会是有利的。

其次，即在像英国这样进步的国家里，仍有很多土地在耕作上是如此地不熟练，以致如果以现在的资本和劳动的两倍熟练地用于土地，则这些土地所生产的总产物可达两倍以上，这一点也是可以承认的。有些人主张：如果所有的英国农民都像最优秀的农民那样能干、聪明和精力充沛，他们就可有利地使用现在的资本和劳动的两倍，这些人很可能是对的。假定地租占现在产物的四分之一，他们现在所得的产物之每四英担①，就会增加到七英担：可以设想，如果采用更加进步的耕作方法，他们就会得到八英担，甚至更多。但是，以现状而论，这一点并不证明多用资本和劳动就能从土地得到递增的报酬。事实是这样的：我们以现在那样的农民和他们实际所有的技能与精力而论，我们普遍观察的结果，觉得即使他们放弃大部分土地，而把一切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剩下的土地，除了这一部分土地的地租外，省下来的地租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对他们也没有一条致富的捷径。他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因为有报酬递减律的缘故，如前所说，这种报酬是以它的数量来衡量，而不是以它的交换价值来衡量的。①一英担（hundredweight）等于一百十二镑，一美担等于一百磅。——译者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在关于报酬递减律的暂时说明中的“一般地”这句话所包含的限制了。报酬递减律是一种倾向的叙述，这种倾向诚然可因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土壤全力的时作时辍的过程而暂时受到阻碍；但是，倘使对产物的需要无限制地增加，则这种倾向最终必然成为不可抗阻的。我们对这种倾向的叙述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尽管农业技术的改良可以提高土地通常对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所提供的报酬率；尽管已经用于任何一块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也许远不足以发展它的全力，以致对这块土地增加费用，即在现有的农业技术下，也可得到超过按照比例的报酬；但是，这种情况在一个古老国家里是罕见的：除了存在这种情况之外，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使所获得的产物数量的增加在比例上是较低的，除非个别耕作者的技能同时也有提高。第二，不论农业技术的将来发展怎样，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不断增加，最终必然造成因增加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所能获得的产物增加量之递减。

第二节 一剂资本和劳动。边际剂，边际报酬，耕作边际。边际剂不一定是时间上最后的一剂。剩余生产物；它与地租的关系。李嘉图所注意的只限于一个古老国家的情况。

如果采用詹姆士·穆勒提出的一个名词，我们可以认为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是由等量的陆续使用的各剂构成的①。我们已经知道，最初使用几剂所产生的报酬也许是小的，而以后的许多剂就可产生大于按照比例的报酬；在例外的情况下，陆续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甚至会交替地时增时减。但是，根据报酬递减律所说，早迟（总是假定同时在耕作技术上没有变化）总要达到某一点，过了这一点，一切增加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在比例上就会小于以前各剂所产生的报酬。这剂总是指劳动和资本合在一起的一剂，不论它是由独力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自耕农所使用，还是用来代表自己不从事耕作的农业资本家的费用。但是，在后一情况，费用的主体表现为货币形态；在研究与英国情况有关的农业经营的经济时，按照市场价值把劳动折为货币等价物来考虑，只说各剂资本而不说各剂劳动和资本，往往是便利的。①关于这个名词，参看本章第8节。

刚刚正好抵偿耕作者的费用的一剂，可以称为边际剂，它所产生的报酬可称为边际报酬。如果在近处可巧有已经耕种的土地，但这土地只是刚能抵偿它的费用，而没有剩余作为地租之用，我们就可认为，用于这土地的就是边际剂。这样，我们可以说，用于这土地的这剂，就是用于在耕作边际上的土地，这样讲法具有简明的好处。但是，这一论断并不需要假定存在这样的土地：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边际剂所产生的报酬，不论它是用于贫瘠之地还是肥沃之地，都没关系；必要的只是：它应当是能被有利地用于在耕作边际上的土地之最后一剂。①

①李嘉图对这一点是非常了解的，虽然他没有加以着重说明。那些反对他的学说的人认为，对于一切土地都要付地租的地方，他的学说是不适用的，这些人误解了他的论断之实质。

当我们说到用于土地的边际或“最后”剂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时间上的最后一剂，而是说在有利的支出的边际上的那一剂，这就是说，使用这一剂刚好使耕作者的资本和劳动获得一般的报酬而没有剩余。以具体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农民想到再一次派些刈草的人到田地里去除草，踌躇一下之后，他决定这是上算的，不过这样做只是上算而已。因此，花在这上面的一剂资本和劳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剂，虽然在以后收割时还要使用很多剂。当然，这最后一剂所产生的报酬，与其他的报酬是分不开的；但是，如果他决定不增加这次刈草，我们相信，生产物中就不会多出这一部分来，因此，我们就把这一部分产物全都作为最后一剂所产生的。①

①一个取自有记录的实验之例证，可以帮助我们对一边际剂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这个概念更为了解。据阿肯萨斯实验站的报告（见1889年11月18日《泰晤士报》所登载的），有四块各为一英亩的土地，除了用犁耕和耙耕外，其他管理完全相同，其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已经犁耕过两次的这英亩土地上再耙耕两次所用的这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一又十二分之七英斗。如果这一又十二分之七英斗的价值，在减去了收割等费用之后所剩下的利润，恰好抵偿这剂资本和劳动，那末，这剂就是边际剂；虽然在时间上它不是最后一剂，因为用于收割的各剂必然是在后的。

用在耕作边际上的这一剂所产生的报酬，既然是仅可抵偿耕作者的费用，那末，他使用各剂的总数所产生的各边际报酬的总和，也仅可抵偿他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他所得的报酬如超过这个数额，这超过的部分就是土地的剩余生产物。如果土地是耕作者自己所有的，则这剩余生产物也归他所有。①

①让我们用图形来说明。我们要记住，图形的例解不是证明。它不过是大略相当于某些实际问题的主要条件之图表而已。它只求轮廓清楚，而未考虑随着实际问题变化的许多事情，对于这些事情农民在他自己的特殊事件上，必须加以充分考虑。如果在某一块田地上用了五十镑的资本，就可从这块土地获得一定数量的生产物：如果在这土地上用了五十一镑的资本，则可获得大于上述数量的生产物。这两个数量的差额，可以认为是第五十一镑所增加的生产物。如果我们假定，以后陆续使用的各剂资本都是一镑，我们就可以说，这差额是第五十一剂所增加的生产物。设以OD线代表陆续用于土地的各剂，按照先后次序加以相等的划分。再从代表第五十一剂的M，画一直线MP与OD成直角，在厚度上MP等于划分的这些部分中之一的长度，这样，它的长度就代表第五十一剂所增加的生产物之数量。假定在OD线上划分的各部分都一一这样做以代表各剂的产量，直到相当于最后一剂的那部分为止，而这最后一剂用于土地仍是有利的。假定这最后一剂是第一百十剂，在D点上，而DC代表刚好抵偿农民支出的报酬。这些直线的顶端就构成了曲线APC.这些直线的总和就代表生产物的总量：就是说，各直线的厚度既等于它所划分的各部分的长度，生产物的总量就是由ODCA面积所代表。作CGH横线与DO平行，在G与PM相切；于是，MG等于CD；DC既是刚好抵偿农民一剂的支出，MG也是刚好抵偿他的另一剂的支出：在OD与HC之间所作的有厚度的各直线也都是如此。所以，这些直线的总和，即ODCH面积，就代表抵偿他的支出所需的生产物的部分，而其余AHGCPA这一部分，就是剩余生产物，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剩余生产物就变为地租了。　　注意以下一点是重要的：以上关于剩余生产物的性质之叙述，不是地租理论：我们要到很后的阶段才会说到地租理论。这里所能说的只是：这剩余生产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地租，而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为了使用他的土地能向佃户强行索取的。但是，以后我们将会知道，一个古老国家之田地的完全的地租，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是由于自然所创造的土壤的价值；第二是由于人类对土地所作的改良；第三——这往往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稠密和富裕的人口之增长，以及公路、铁道等交通之便利。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一个古老国家里，要知道土地在最早耕种之前的原来状态怎样，是不可能的。某些人类工作的结果，不论为好为坏，已经固定于土地之中，而与自然工作的结果无法区别：两者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只能多少是武断地加以划分。但是，为了大多数的目的，最好是把对抗自然的最初的困难，看作是在我们考虑农民的耕作之前已经完全克服了。这样，我们当作是最初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一般是一切报酬中最大的，而报酬递减的倾向立即就表现出来了。我们主要是考虑英国的农业，我们就可像李嘉图那样把英国的农业作为典型的事例。①①这就是说，我们可用虚线BAJ代替BA（见图（11）），而将AJBPC看作是用于英国农业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之典型曲线，毫无疑问，小麦和其他一年生长的作物之收获不费相当大的劳动是得不到的。但是，自己播种的天然生长的草类，不费什么劳动就会像粗野的家畜那样产生很好的报酬。

我们已经知道（见第3篇第3章第1节），报酬递减律与需求律是非常相似的。土地对一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可看作是土地对这一剂所出的价格。土地对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就可称为是土地对它们的有效需求：土地对任何一剂的报酬，就可称为是土地对这一剂的需要价格，因此，土地对陆续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的一张表，就可当作是土地的需求表：但为了避免混淆起见，我们称之为土地的“报酬表”。相当于正文中土地的情况的，就是前述某人购买糊墙纸的例子。此人对于可以糊满他的房间的全部墙壁的一张糊墙纸，比只能糊一半墙壁的那张糊墙纸，愿意支付超过按照比例的价格；因此，他的需求表在一个阶段中对于数量的增加，就表现出需要价格的递增，而不是递减。但是，在许多个人的总需求中，这种差别就互相抵消了；所以，一群人的总需求表，常表现出需要价格每随供应数量之增加而逐步下跌。同样地，如把许多块土地合在一起，我们所得到的一张报酬表，就会表现出报酬每随所用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而不断递减。但是，个别需要的变化，在许多土地方面比在许多人方面，较易知道，而且在某些方面加以注意也较为重要。所以，我们的典型报酬表所表现的报酬递减，就不像典型需求表所表现的需要价格那样整齐一律了。

第三节 凡对土地肥力的衡量必然与地点和时间相关。

其次，让我们来研究陆续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之递减或递增的比率，是怎样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对于生产物中的一部分，人类也许看作是人类增加自己的工作，超过了单独由自然所能生产的产物之结果，但在这一部分生产物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这一部分生产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哪些作物、土壤和耕作方法而定。大体说来，从森林到牧地、从牧地到耕地、从犁耕地到锄耕地，这部分生产物是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报酬递减率通常在森林最大，在牧地较小，在耕地更小，而在锄耕地最小的缘故。

土地的丰饶或肥沃没有绝对的尺度。即使农业技术上没有变化，仅仅是生产物需要的增加，也可颠倒两块邻近的土地在肥力上的等级。当两块土地都未耕种时，或者都是同样地加以粗耕时，其中一块土地的生产物较少，但当两块地都是同样地精耕时，这一块土地就会超过另一块，而公平地列为较为肥沃的土地。换句话说，有许多土地在仅仅是广耕时，是最不肥沃的，而在精耕时，就变为最肥沃的了。例如，本身能排水的牧地，只要花费很少的资本和劳动，在比例上却可得到较大的报酬，但再投下费用，报酬就迅速递减了：等到人口增加，开垦一部分牧地，采用根菜、谷物和牧草混合耕种的办法，就会逐渐变为有利；因此，增加使用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迅速递减了。

有些土地当作牧地用是贫瘠的，但对用于这种土地的耕作和施肥的大量资本和劳动，却能产生多少是丰富的报酬；这种土地对于最初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并不很大，但报酬却是缓慢地递减。

再者，有些土地是低湿的。这种土地，像英国东部的沼泽地那样，除了柳条和野禽外，不生产什么东西。或者，像许多热带地区的情况那样，这种土地也许草木繁盛，但瘴气密布，人要在那里生活是困难的，工作就更为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报酬起初是小的，但因排水的进步，报酬就增加了；而此后或许又下降了。①

①这种情况可用图形来表示。如果生产物的实际价值，是以OH′与OH的比率增大（因此抵偿农民的一剂资本和劳动所需的金额就从OH下降到OHJ），剩余生产物只增加到AHJCJ，比原来的数额AHC大得不多，图（12）代表这第一种情况。图（13）代表第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物价格的同样变化，使得新的剩余生产物AHJCJ，让原来的剩余生产物AHC大约大三倍；图（14）代表第三种情况。起初用于土地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如此之少，以致除非要想进一步耕作，否则，使用它们是不上算的。但是，以后各剂却产生了递增的报酬，达到最高点P之后又递减了。如果生产物可以得到的价格是如此之低，以致需要OHK的数额才能抵偿耕作者所用的一剂资本和劳动，于是耕种这土地不过刚刚上算而已。因为，这样，耕作就会达到DK；起初使用的各剂之亏损，是由HKAEK的面积代表的，以后各剂的剩余则由EKPCK的面积代表。因为这两个面积大约相等，土地的耕作在这一点上也仅仅是够本而已。但是，如果生产物的价格上涨了，OH的数额就足以抵偿耕作者所用的一剂资本和劳动，则起初使用的各剂之亏损就缩小到HAE，以后各剂的剩余就扩大到EPC：纯剩余（土地如果租出则为真正的地租）就是EPC（超过HAE的部分。倘使生产物的价格再上涨，OHJ的数额就足以抵偿耕作者所用的一剂资本和劳动，那末，纯剩余就增加到很大的数额，而由EJPCJ超过HJAEJ的部分来代表。　　但当这种改良已经一旦实现时，投于土壤中的资本就不能移动了；耕种的初期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因增加使用资本和劳动所得的生产物，就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①

①在这种情况下，起初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的确是与土地合在一起而不能收回；如果土地是租出的话，则所付的实际地租，除了上图中所表示的剩余生产物或真正的地租外，还包括起初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的利润在内。对于地主的资本所产生的报酬，也能容易地用图形来表示。

已经种得很好的土地，也会发生类似的、但不像这样显著的变化。例如，土地虽不低湿，也许需要一点排水工作，以排出积水并使新鲜的水和空气能够畅通。或者，下层的土壤也许可巧是比地面的土壤天然地较为肥沃：或是下层的土壤虽不肥沃，但也许刚好具有地面的土壤所缺少的那些特质，因此，彻底的用蒸汽犁深耕的方法，就可永久改变土地的性质。

这样，当增加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开始递减时，我们就不必认为报酬常会不断地递减。生产技术的改良——我们总是这样理解——通常可以提高任何数额的资本和劳动所能产生的报酬；但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意思是这样：农民的知识之增进姑且不论，他只使用他早已熟悉的那些方法，在他支配下的资本和劳动如能增加，即使在他耕作的后一阶段，有时他也可获得递增的报酬。②

②当然，他的报酬也许先递减，然后递增，然后再递减；但当他能实行一些进一步的广泛改进时，又再递增，像图（11）所表示的那样。但是，像图（15）所表示的这种较为极端的例子，也不是很罕见的。 像一条链索的力量是它最弱一环的力量一样，土地的肥力也是为它最缺少的成分所限制，这样说是很对的。那些匆忙的人不要使用一条有一两个环节是很弱的链索，不论其余的环节是怎样坚固：宁愿使用比它细得多、而没有毛病的链索。但是，如果要做繁重的工作，而他们有时间进行修理，他们就会修好那条较大的链索，于是它的力量就会超过另一条链索的力量。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解释农业史上许多似乎是奇怪的事情。

一个新的国家中最初的移民，通常都不要不宜立即耕种的土地。如果天生的植物可巧不是他们所要的那一种，则他们往往对这种植物的茂盛感到厌恶。不论经过细耕会变为怎样肥沃的土地，如果难耕的话，他们也不愿耕种。他们更不去耕种积水很多的土地。他们通常选择容易耕种的土地，这种土地只要用两把犁就能容易地耕作了，然后他们广泛地播种，所以，作物在生长时就可得到丰富的阳光和空气，并可从广阔的面积中吸收养料。

当美洲最初为人定居时，许多现在用马力机械做的农业工作，仍用手工去做；现在农民虽然非常喜欢平坦的草原，没有断树和石块，机器能容易操作而没有危险，但那时的农民也不大嫌恶山地。他们的收获在与耕作面积的比例上是小的，但在与种植作物所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上却是大的。

因此，直到我们知道一些关于耕作者的技能和进取心，和他能动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并且知道对生产物的需要使他以他现有的资源进行精耕是否是有利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一块土地比另一块土地肥沃。如果对生产物的需要使精耕有利，则给与大量资本和劳动以最大的平均报酬的土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否则，给与最初使用几剂资本和劳动以最好的报酬之土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肥力这个名词，除了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情况有关外，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限制，这个名词的用法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有时，注意力主要是在于土地对精耕产生充分报酬，和对每亩土地生产很大的全部生产物的力量；而有时则在于土地的生产很大的剩余生产物或地租的力量，虽然它的总生产物是不很大的：例如，按照前一意义来说，英国现在的丰饶的耕地是很肥沃的，而按照后一意义来说，牧地是肥沃的。为了许多目的，这个名词不论理解为哪一种意义，是没有关系的：但在少数情况下确有关系，因此在上下文中必须要有解释的语句。①

①如果生产物的价格是这样，以后需要OH的数额（见（12）、（13）、14）三图）才能抵偿耕作者的一剂资本和劳动，于是耕作就会扩大到D；而所获得的生产物AODC，在图（12）中最大，在图（13）中次之，在图（14）中最小。但是，如果对农产品的需要增加了，以致OH′的数额就足以抵偿耕作者的一剂支出，于是耕作就达到DJ，而所获得的生产物AOD′C′，在图（14）中最大，在图13）中次之，在图（12）中最小。如果我们考虑剩余生产物，则这种对比就会更加明显，剩余生产物是减去足以抵偿耕作者的支出之后的余额，而在某些条件下就变为土地的地租。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剩余生产物在图（12）和图（13）中是AHC，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是AH′C′；而在图（14）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剩余生产物是AODCPA超过ODCH的部分，也就是PEC超过AHE的部分；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就是PE′C′超过AH′E′的部分。

第四节 因为人口压力的增加，贫瘠土地的价值通常比肥沃土地相对地增大。

但是，再进一步说，各种土壤的肥力大小之等级，是易于因耕作方法及各种作物的相对价值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当上世纪之末，科克先生说明怎样用先种三叶草的办法，使小麦在轻松的土地上生长良好，因此，轻松土地的价值就比黏性土地相对地增大了；现在，这种土地有时虽然仍照旧习惯称为"瘠"地，但其中有一部分，即使听其自然，也比许多曾经细耕的土地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实在较为肥沃。

其次，在中欧对于用作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木材的需要之增加，已经使得有松树的山坡地的价值，比差不多其他各种土地的价值相对地增高。但在英国，由于煤代替了木材作为燃料，铁代替了木材作为造船材料，以及因为英国输入木材特别便利的缘故，山坡地价值的增高就受到阻碍了。又如，稻和黄麻的种植，往往使那种积水太多以致不能生长其他大多数作物的土地具有很高价值。再如，自从谷物条例废除以来，英国的肉类和乳品的价格，比谷物的价格相对地上涨了。如与谷物轮种就可盛产饲料作物的耕地的价值，比冷的黏性土地相对地增大了；永久牧地的价值比耕地相对地大大下降，但因人口的增加，这下降的价值已有一部分回升了。①

①据罗杰斯计算（见他所著《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第73页），如用谷物估计，肥沃的牧地在五、六世纪之前，就具有与它现在大约相同的价值；但同样用谷物估计，耕地的价值在同一时间内增高了大约五倍。这一部分因为在其根可食的植物和其他近代的各种家畜冬季饲料还不知道的时候，干草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对于普遍种植的作物和耕作方法之适合于特殊土壤的任何变化，姑且不论，也有一种不断的使各种土地的价值趋于均等的倾向。如果没有任何相反的特殊原因，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会使贫瘠地达到肥沃地的价值。一度完全为人忽视的土地，由于投下了很多劳动，就可种植丰饶的作物；它在一年中所吸收的阳光、热和空气，大概与肥沃地一样多：而它的缺点能用劳动加以大大减少。①

①这样，我们可以比较图（16）和图（17）所表示的两块土地。对于这两块土地，报酬递减律发生同样的作用，因而它们的生产物曲线之形状也是相似的，但前者在各种程度的精耕上都比后者具有较大的肥力。土地的价值一般地可由它的剩余生产物或地租来代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当需要OH的数额以抵偿一剂资本和劳动时，剩余生产物就由AHC来代表；当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使OHJ的数额就足以抵偿一剂资本和劳动时，则由AHJCJ来代表。很明显，图（17）中的AHJCJ，同图（16）中的AHJCJ对比，就比图（17）中的AHC同图（16）中的AHC对比来得有利。同样地——虽然程度不同——图（17）中的全部生产物AODJCJ同图（16）中AODJCJ对比，就比图（17）中的AODC同图（16）中的AODC对比来得有利。（在威克斯地德所著的《分配规律的坐标》一书之第51、52页上巧妙地论到地租可以成为负数。当然，赋税可以吸收地租：但使耕作得不到报酬的土地，就会生长树木和杂草了。参看以上本章第3节。）

波流（见他所著《财富的分配》第2章）曾经收集了各种事实，以说明贫瘠地的价值比肥沃地相对地增大这个倾向。他引用下列数字，表明1829年和1852年优尔和瓦兹两县中几个区的五种土地每公顷（等于二英亩半）的地租额（以法郎计算）：　　正像土地的肥力没有绝对的标准一样，良好的耕作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例如，海峡群岛的最肥沃地方之最好的耕作，对每英亩土地也要花费极大的资本和劳动：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大的市场，而且在气候的没有变化和早熟方面得天独厚。如果听其自然的话，那里的土地就不会非常肥沃，因为，它虽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两个薄弱环节（缺少磷酸和碳酸钾）。但是，一部分依靠它的海岸上丰富海草的帮助，这两个薄弱环节就能加强了，因而这条链索就变为非常坚固。因此，精耕——或是像在英国通常称为“良好的”耕作——会使每英亩土地生产值一百镑的早熟的马铃薯。但是，美洲西部的农民如对每英亩土地也花费同样的支出，就会使他破产了；以他的情况而论，精耕不是良好的，而是不好的耕作。

第五节 李嘉图曾说，最肥沃的土地最先耕种；以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言，这是对的。但是，他低估了稠密的人口对农业所提供的间接利益。

李嘉图对报酬递减律的讲法是不精确的。然而，这种不精确大概不是由于思想的疏忽，而只是由于措辞的疏忽。无论如何，以他写作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论，以及为了他心目中某些实际问题的特殊目的，他都认为报酬递减的情况并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一点大概已不成问题了。当然，他不会料到有很多的发明，而这些发明准备开辟新的供给源泉，并且依靠自由贸易的帮助，还可以革新英国的农业；但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农业史，也许曾经使他特别着重某种变化的可能性。①

①正如罗雪尔（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所说：“在批判李嘉图时，我们不能忘记：他的意图不是要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而只是尽可能简括地将他研究的结果，告知精通政治经济学的人。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常常采用某些假定，只有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才能把他所说的话引伸到其他情况上去，或者不如重新写过，以适合已经改变的情况。”

他说过，一个新国家中最初的移民必然选择最肥沃的土地，因为人口的增加，逐渐地就对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也加以耕种了，他这样随便一说，好像土地的肥力有了绝对的标准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不花代价可以得到土地的地方，各人选择最适合他自己的目的之土地，以及在考虑了一切事情之后会给他的资本和劳动以最好的报酬之土地。所以，他找寻立即能够耕种的土地，而忽略在肥力因素链索上有任何薄弱环节——不论其他环节怎样坚固——的土地。但是，除了必须避免瘴气之外，他必须考虑他与市场和资源基地的交通情况，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敌人和野兽的袭击的保障之需要，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期望最初选择的土地，常会成为最后被看作是最肥沃的土地。李嘉图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而受到凯雷和其他人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大部分由于误解了李嘉图的见解，但其中也有一些确实的东西。

在新的国家中，会被英国农民看作是贫瘠的土地，有时反而比他认为是肥沃的邻近土地先被耕种，这个事实，不像某些外国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与李嘉图学说的要旨相矛盾的。这个事实的实际重要性是与这样的条件有关：在这种条件下，人口的增长势将造成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之增加；这种重要性使研究兴趣的中心从仅仅是农民生产物的数量移转到它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是以农民邻近的工业人口所提供的与农产物交换的东西来表示的。①

①凯雷断言他已经证明了以下一点：“在世界各地，耕作是从山的两旁之地开始的，那里的土地最贫瘠，地位上的自然利益最小。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就从两面接连山谷的高地下来，聚于山脚。”（见他所著《社会科学原理》第4章第4节。）他甚至这样论述：每当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遭到糜烂时，“每当人口、财富和联合的力量衰落时，人类所放弃的却是肥沃的土地，再逃避到贫瘠的地方去”（前书第5章第3节）；躲藏着野兽和盗贼的丛林的迅速成长，或是瘴气的发生，都使肥沃的土地遭到困难和危险。可是，新近在南非及其他地方的殖民者的经验，一般都没有证实他的结论，而他的结论的确大部分是基于有关热带地方的事实。但是，热带地方的表面上的吸引力有许多是不可靠的：热带地方也许会使艰苦的工作获得非常丰富的报酬，但在那里，艰苦的工作现在仍是不可能的，虽然医学的进步，尤其是细菌学的进步，在这方面也许会造成某种变化。凉爽的微风是活泼生活的必需品，与食物本身完全一样。能生产许多食物，但其气候却是破坏人的精力的土地，比生产较少的食物但有适宜的气候的土地，不会生产较多的有助于人类福利的原料。

已故阿格尔公爵说明了不安全和贫困的影响，因此在能对苏格兰高地的山谷进行耕作之前，不得不先耕种山地。见他所著《苏格兰的今昔》。

第六节 续前

。

李嘉图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从报酬递减律中推出以上这个推论，一般都过于草率；他们没有充分考虑来自组织方面的力量之增大。但事实上，每个农民都因为有了邻人——不论是农民还是镇市居民——而得到帮助。①即使大多数邻人都和他一样从事农业，他们也逐渐供给他以良好的道路和其他交通工具：他们并使他有一个市场，在这市场上他能以合理的条件购买他所要的东西，供他自己和家庭用的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以及农业上各种必需的用品。他们使他获得知识：给他以医疗、教育和娱乐的便利；他的胸襟日益开阔了，他的效率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如果附近的市镇扩充为一个大的工业中心，他的利益就更大了。他的一切生产物更值钱了；有些他一向丢掉的东西也可得到善价出售。在牧场经营和园艺经营方面，他得到新的机会，因为生产物的范围渐广，他就采用轮种的方法，使他的土地一直可以利用，而不会丧失土地的肥力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成分。

①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这种帮助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使他能够敢于耕作肥沃的土地，否则，由于害怕敌人和瘴气，他就会知难而退了。

还有一层，我们以后就会知道，人口的增加势将发展贸易和工业的组织；所以，报酬递减律之适用于花在一个区域的全部资本和劳动，就不像适用于花在一块田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那样明确。即使耕作已经达到了某一阶段，在这阶段之后，用于田地的接连每剂资本和劳动，都会比前一剂产生较少的报酬，但人口的增加也许可能使生活资料有超过比例的增加。诚然，不祥的日子不过是推迟而已：但它确是推迟了。人口的增长，如没有受到其他原因的阻碍，最终必然为获得农产物的困难所阻碍，但是，虽然报酬递减律发生作用，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在很长时期内，仍可为开辟新的供给范围、铁路和轮船交通的低廉与组织和知识的进步所遏制。

与上述相反的，必然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获得新鲜空气和阳光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新鲜的水的困难日见增加。名胜之地的天然美具有不能忽视的直接货币价值；但是，为了实现男女和儿童能游玩各种美丽风景的真正价值，却要作一些努力。

第七节 渔场、矿山和建筑用地的报酬规律。

如前所述，经济学用语中的土地包括江河与海洋在内。在江河捕鱼方面，增加使用资本和劳动所增加的报酬，表现出急剧的递减。至于在海洋捕鱼方面，则是意见分歧。海洋的容积很大，鱼类非常丰富；有些人认为，人类能从海洋中得到实际上是无限的供给，而不会显著地影响海洋中剩下的鱼类数量；或换句话说，报酬递减律对于海洋捕鱼差不多是不适用的：同时，另些人认为，凡是竭力捕捉、尤其是用蒸汽拖网渔船捕捉的渔场，其生产力是下降的。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将来的世界人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将会显著地受到可有的鱼类供给的影响。

矿山的生产物——石矿和制砖场也可算在矿山之内——据说也是依照报酬递减律的；但这样讲法是令人误解的。除了只有依靠矿业技术的改良，以及关于地壳含有物的知识之进步，我们才能获得对自然蕴藏的更大的控制能力外，在获得矿产的进一步的供给上，我们会遇到不断增加的困难，这一点是确实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对矿山不断使用资本和劳动结果会造成生产物的递减率。不过，这生产物不是像我们在报酬递减律中所说的报酬那样的纯产物。那种报酬是不断循环发生的收入之一部分，而矿山的生产物不过是从它蕴藏的财富中所取出的一部分而已。田地的生产物是土地以外的东西；因为，田地如被适当地耕作，仍然保持它的肥力。但矿山的生产物却是矿山本身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外一番话来说明。农产物和鱼类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河流，而矿产则好像是天然的蓄水池。蓄水池越接近乾涸，则从池中抽水所花的劳动就越大；但是，如果一个人十天能抽完池中的水，则十个人一天也能抽完：一旦抽完，蓄水池中就不再有水了。所以，今年正在开采的矿山，如在许多年前开采也许同样地容易：如果事先适当地订好计划，并准备好开采工作所需的专门资本和技能，则供十年用的煤，就可在一年中开采出来，而不会增加任何困难；但矿藏一旦开完，它就不能再有出产了。这种区别还可用下一事实来说明：矿山的地租与田地的地租是以不同的原理来计算的。佃农在契约上可以订明归还与原来同样肥沃的土地：但矿山公司则不能这样做；佃农的地租是以一年计算的，而矿山的地租主要是由"租用费"构成的，这种租用费是按照从自然的蕴藏中所取出的物品之比例征收的。①

①正如李嘉图所说（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章）：“对煤矿或石矿所付的报酬（由租用矿山的人支付的），是为了从矿山中能开采出来的煤或石的价值而付给的，与土地固有的或不灭的能力没有关系。”但是，在把报酬递减律应用于矿山的研究上，李嘉图和其他学者有时似乎都忽视这种差别了。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地租理论的批评，尤其是这样（见《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4章）。

另一方面，土地在给人类以空间、阳光和空气方面——有了它们人类可以生活和工作——所提供的服务，确是严格地依照报酬递减律。对于具有位置上的特殊利益——自然的或人为的——的土地所用的资本不断增加，是有利的。建筑物高耸入云；自然的光线和通风就以人为的方法来补充，而且电梯减少了房屋最高层的不便；对于这种支出，方便的报酬有了增加，但它是递减的报酬。建筑用地的地租不论怎样高，最后总要达到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与其再一层一层地造上去，还不如支付较多地租以使用较大的面积来得上算；正像农民知道最后总要达到一个阶段，超过这个阶段，进一步精耕也不能抵偿支出，与其对原有的土地使用更多资本和劳动而得到递减的报酬，还不如支付较多地租以使用较大的土地来得上算一样。①由此可知，地皮地租的理论与田地地租的理论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和类似的事实现在就使我们能够简化和发展李嘉图与穆勒所提出的价值理论。

①当然，用于建筑物的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对于起初使用的各剂资本是递增的。即使在差不多不花代价就能获得土地的地方，建造两层高的房屋也比一层便宜；迄今为止，建造大约四层高的厂房被认为是最便宜的。但是，在美国正产生这样一种意见：在土地不是很昂贵的地方，厂房应当只有两层高，一部分是为了避免高建筑物的震动，和预防这种震动所需的高价的地基和墙壁之有害的结果：这就是说，建造两层高的房屋所需的资本和劳动花在这土地上之后，方便之报酬已经是显然递减了。

建筑用地是如此，其他许多东西也是如此。倘使一个制造商有（比方说）三台刨床，他就不难从它们得到一定数量的作业。如果他要从它们得到更多的作业，他就必须在平常工作时间内努力节省它们的操作时间，一分钟也不浪费，或许还要加班工作。这样，它们一旦被充分利用之后，接连每次对它们用力，都给他以递减的报酬。最后，纯报酬是如此之小，以致他觉得与其硬要他的旧机器做很多工作，还不如购买第四台机起来得上算：正像一个农民已经充分耕种了他的土地，觉得与其硬要现有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生产物，还不如购买更多的土地来得上算一样。诚然，从某些观点来看，从机械所得到的收入多少带有一点地租的性质：在第五篇中再加说明。

第八节 报酬递减律和一剂资本和劳动的注释。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考虑报酬递减概念的伸缩性；因为，这个概念不过是在投资方面关于资源之经济的分配之大的一般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的细节而已，而这一问题是第五篇的主要论述之中心，实在也是全书大部分的中心。但是，关于这个概念，现在在这里似乎需要略加说明，因为在卡尔教授的有力和有启发性的倡导下，近来对这个概念极为重视。①①再参看布洛克教授和兰德利教授的著作。

如果一个制造商将他的资本用于机械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有很大一部分机械经常空着不用；或者用于建筑物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有很大一部分的地方没有充分使用；或者用于雇用职员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所用的职员中一定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抵不过付给他们的工资；因此，在这一方面他的过度的支出，就不像以前的支出那样有利可图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支出对他产生了“递减的报酬”。但是，这个名词这样的用法，虽然极其正确，但除非谨慎使用，否则就容易令人误解。因为，当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所产生的报酬递减倾向，是被看作任何生产要素，在与其他要素的比例上用得过多时所产生的一般报酬递减倾向的一个特殊的例证时，人们就易于认为，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是能够增加的。这就是说，人们易于否认在一个古老国家中现有的全部可耕土地的固定性这个条件的存在，而这个条件是我们刚才考虑的关于报酬递减律之重要的古典研究之主要基础。即使当个别农民要在靠近他自己田地的地方增加十英亩或五十英亩土地时，除了能出高到令人不敢过问的价格，否则恐怕总不能得到它们。即使从个人观点来看，在这方面土地也是与其他大多数生产要素不同的。这种差别对于个别农民，诚然可看作是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从社会的观点，从以下关于人口各章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别却是重要的。让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任何生产部门的每个方面，都要将资财分配于各种支出，而某种分配的办法能比其他任何分配办法产生较好的结果。管理企业的人越能干，他就越接近十分完美的分配；正像管理一个家庭所有的羊毛之原始社会的主妇越能干，她就越接近羊毛在家庭的各种需要之间的理想的分配一样。①

①在这方面，他将充分利用以后所说的“替代”原理，就是以较为适当的方法来代替较不适当的方法。与这一段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见于第3篇第5章第1—3节；第4篇第7章第18节和第13章第2节；第5篇第3章第3节、第4章第1—4节、第5章第6—8节、第8章第1—5节和第10章第3节；第6篇第1章第7节和第2章第5节。

效用递减倾向和报酬递减倾向是各有根源的，一在于人类本性的品质，一在于工业的技术条件。但是，这两种倾向所指的资财的分配，恰好是受同一规律的支配。用数学的话来说，这两种倾向所产生的在最大数和最小数上的种种问题，是由同一的一般方程式来表明的；参看数学附录中注14就可明了。

如果他的营业扩大了，他就要以适当的比例来增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不是像有时所说的那样，按照比例来增大。例如，手工操作与机器操作的比例，在一家小的家具厂里也许是适当的，而在一家大的家具厂里，这一比例恐怕就不适当了。如果他对他的资财的分配做到尽可能的适当，他就从他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得到他的企业所能得到的最大（边际）报酬。如果他使用任何一种生产资料过多，他就从这种生产资料中得到递减的报酬；因为其他生产资料与它不能适当配合。这种递减报酬与农民所得到的递减报酬是相同的，如果农民对土地如此地精耕，以致从土地获得递减的报酬。倘使农民能以与付给原来土地的相同的地租而获得更多的土地，他就会租用更多土地，否则，他就会受到责难，被看作是一个无能的经营者；这就说明了以下的事实：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来看，土地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而已。

但是，前代的经济学家说到报酬递减律时，他们不但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而且从整个国家的观点来研究农业问题。现在，如果整个国家发觉它现有的刨床或耕犁为数过多或是过少，它就能重新分配它的资源。它能增加它所缺少的东西，同时逐步减少过多的东西：但对土地它却不能这样做。它对土地可以更加精耕细作，但却不能获得更多的土地。由于这个理由，前代的经济学家力言以下一点是对的：从社会观点来看，土地的地位与其他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的生产资料的地位，不是完全相同的。

毫无疑问，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还有大量的肥沃土地未加耕种，因此，现有的全部土地之固定性是不起作用的。美国经济学家说到土地的价值或地租时，往往认为它是随着土地与良好市场的距离而不同的，而不是随着土地的肥力而不同；因为，即使现在，在美国还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未被充分耕作。同样地，他们不大重视下一事实：在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谨慎的农民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一般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与不谨慎的农民或制造商对数量过多的耕犁或刨床不适当的投资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不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

当报酬递减倾向变为普遍时，报酬易于以价值，而不是以数量来表示，这是确实的。然而，必须承认这一点：用数量来衡量报酬的老方法，往往碰到没有货币衡量的帮助就不能正确解释一剂劳动和资本的困难；而且，这个方法虽有助于广泛的初步衡量，但不能供深入研究之用。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往昔的或远处的土地之生产力都纳入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使采用货币衡量的方法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采用概略的、多少是武断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以数字的标准为目的，但仍足供广泛的历史研究之用。我们必须考虑以下这些事实：一剂中的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额有很大不同；资本利息这个项目，通常远不及在农业的进步阶段那样重要，虽然利率在后一阶段一般是低得多了。为了大多数的目的，以具有一定效率的一天的不熟练劳动作为共同标准，大概最为妥当：这样，我们认为一剂是由一定数量的各种劳动，和资本的使用及偿还的一定费用所构成的，而合在一起就等于十天（比如说）这样的劳动之价值；这些因素的相对比例，和以这样的劳动表示的它们个别的价值，是按照每个问题的特殊情况来确定的。①

①一剂中的劳动部分当然是当时的农业劳动；而资本部分本身也是劳动的产物，这种劳动是由各种各样的，并带有“等待”心理的劳动者在过去所提供的。

对于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加以比较，也有类似的困难。只要作物属于同一种类，一种报酬的数量就能与另一种报酬的数量比较：但是，如果作物属于不同的种类，则要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之后，才能比较。例如，当我们说到土地对某种作物或某种作物轮种，比对另种作物或另种轮种，能使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产生较好的报酬时，我们必须理解，这样讲法只是以当时的价格为基础才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整个轮种时期合在一起计算，并假定在轮种之初与轮种之末土地的状况是相同的，一方面计算在整个轮种时期所用的一切资本和劳动，另一方面计算一切作物的总收获。

我们必须记住，一剂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在这里不是被当作包括资本本身的价值在内。例如，如果用于田地的资本的一部分是由两岁的牡牛若干头构成的，则一年的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并不是包括年终这些牡牛的全部重量在内，而只包括这一年内所增加的重量。又如，当我们说到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资本是十镑时，这十镑包括他的田地所有的一切东西的价值在内；但是，一年（比如说）之中用于田地的各剂劳动和资本的总数，并不包括像机械和马达这样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而只包括扣除了利息、折旧和修理费用之后的它们的使用价值，虽然这一总数的确包括像种子这样的流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

以上所述是一般所采用的衡量资本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反的意见，这个方法可以看作没有问题了；但是，另一种方法有时更为适当。有时对所用的一切资本说成好像都是一年之初或一年之中所用的流通资本，是便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年终时凡是田地上的东西都是生产物的一部分。这样，幼小的家畜可以当作是一种原料，而经过一定时间将它加工成为肥壮的家畜，以供屠宰。对于农具甚至也可同样处理，年初时农具的价值当作是用于田地的一定数额的流通资本，到年终时就当作一定数额的生产物。这个办法使我们能够避免一再重复使用关于折旧等方面的假定语句，并在许多方面能省去许多话。对于具有抽象性质的一般推论——尤其这种推论是以数学方式来表达时——这个办法往往是最妥当的。

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有思想的人都必须研究报酬递减律。正如凯南教授所说，报酬递减律最初是由杜阁加以清楚说明的（见他所著《生存》第420-421页），而它的主要应用则是由李嘉图加以发展的。

第四章 人口的增长

第一节 人口学说史。

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身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之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①。本章及以下两章对劳动的供给——就是人口在数目上、体力上、知识上和性格上的发展——将作一些研究。①参看第4篇第1章第1节。

在动物和植物界中，动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个体繁殖其族类的倾向之支配，另方面又受生存竞争的支配，这种竞争使初生之物在达到成熟之前就遭淘汰了。只有在人类之中，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冲突，因其他的影响而变为复杂了。一方面，对将来的顾虑使许多人控制他们的自然冲动：有时这是为了克尽父母之责的目的；有时则是由于卑鄙的动机，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就是这样情况。另一方面，社会以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制裁，对个人施加压力，以达到有时加速、有时阻碍人口增长的目的。

人口增长的研究，往往被说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时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发生影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在强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负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给；而在进步的高级阶段，他们谆谆教导对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迫对老弱的人有时对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残忍的屠杀。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了保持开拓殖民地的力量，并且因为战争的不断发生，市民人数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种公共力量的源泉；舆论鼓励结婚，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励：虽然，连那时有思想的人也觉得，如果要减轻父母的责任，相反的行动也许是必要的①。在往后的时代里，正像罗雪尔所说的那样①，国家应当鼓励人口增长的意见，就时盛时衰了。在英国都铎尔王朝最初两王的统治下，这种意见最为盛行；但在十六世纪期间，这种意见就减弱和改变了；当废除了僧职的独身生活，和国家情况的稳定已对人口给与显著的刺激时，而同时牧羊场的增加，以及工业体系中僧院所建立的那一部分工业的瓦解，都减少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这种意见就开始衰落了。往后，人口的增长因生活舒适标准的提高而受到遏制，这种提高的效果就是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英国人民普遍采用小麦作为主要食物。在那时，甚至还有恐惧，认为人口实在是减少了，以后的研究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凯雷和威克斐尔德关于人口稠密的利益之论断，已为潘提②预先说出一些了。蔡尔德也说：“凡是可以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国贫穷”，又说：“世界上文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多少是与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而不是与土地的肥瘠成正比的③。”在对法国的世界斗争达到顶点时，日益需要越来越多的军队，而制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使用新机械，统治阶级的偏见就非常赞成人口增加。这种意见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致皮特在1796年宣布，凡是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的人，享有国家补助的权利。在1806年军事紧急中所通过的一项条例，规定凡有嫡出的孩子两人以上的父亲，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但一当拿破仑被安稳地幽禁在圣赫勒拿岛上，这个条例就被废除了。①

①好像亚里士多德《见他所著《政治学》第2篇第6章）反对柏拉图的平分财产和消灭贫困的办法，理由是，除非国家对人口增长加以坚决的控制，否则，这个办法是不能实行的。正如周维特所指出的，柏拉图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见他所著《法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7篇第16章）。以前认为：希腊的人口是从纪元前七世纪减少的，罗马的人口是从纪元前三世纪减少的，这种意见近来已经成为问题了。参看《社会科学大辞典》中麦耶所著的《古代人口》一文。①见罗雪尔所著《政治经济学》第254节。

②他辩论说，荷兰如与法国相比则似乎更为富裕，因为荷兰人所获得的许多利益，是住在贫瘠的土地、因而是较为分散的人们所不能得到的。“肥沃的土地比产生同样地租的劣等土地更好。”见他所著《政治数学论》第1章。

③见蔡尔德所著《贸易论》第10章。海里士在他著的《货币论》中也有类似的议论，并且建议“对有孩子的人给予某些特权，以鼓励在下层阶级中的婚姻，”等等。

①皮特说：“在有许多孩子的情况下，让我们使救济成为权利和荣誉的问题，而不是耻辱和藐视的理由。这将使大家庭成为幸福，而不是祸患，而且在能以劳动来自己维持生活的人，与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之后有权要求国家帮助以维持生活的人之间，就可加以适当的区别了。”当然，他希望“在不需要救济的地方，就不鼓励救济。”拿破仑一世曾经愿意以他自己的费用来抚养任何有七个男孩的家庭中的一人；在屠杀人民方面是拿破仑前辈的路易十四，对于凡在二十岁之前结婚的人，或凡是有十个以上嫡出的孩子的人，都豁免一切公税。德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与法国人口的比较，是法国国会在1885年颁布一项法令的主要动力，这项法令规定由公费供给穷困家庭的第七个孩子的教育费和膳宿费；在1913年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大家庭的父母给予津贴。1909年的英国预算法案，也略为减少家庭中父亲的所得税。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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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这一时代里，在那些最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家强大，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国家的统治者无权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扩大国家的。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在法国，宫廷及其随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和军事上的光荣而牺牲人民幸福的这种冷酷的自私心，曾经引起了反抗。倘使重农主义者的仁慈的同情心，当时能够克服法国特权阶级的轻浮与苛刻，十八世纪大概就不会以骚乱和流血告终，在英国自由的进程就不会受到阻止，而进步的指针就会比现在向前推进至少一代了。实际上，当时对于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议，差不多未加注意，他抗议说：“一个人应当志在增加国民收入，而不应求人口的增加，因为，从优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较大的舒适之情况，比人口超过收入而经常处于迫切需要生活资料的情况，是可取的。”①

①重农学派关于人口有增加到生活资料的边际之倾向的学说，可用杜阁的话来说明：雇主“因为总有大量工人供他选择，就选择肯最廉价地工作的工人。于是，工人因为互相竞争而不得不减低他们的价格；无论哪一种劳动，必然会达到——而且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以下的结果：工人的工资被限制在获得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资额上。”（见杜阁所著《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研究》，第6章）。

同样地，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也说（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3章）：“生殖力像是载有重量的弹簧，它的伸张总是与阻力的减少成反比的。当食物暂时没有增减时，生殖数就会尽可能增高；如果以后食物变为减少了，弹簧被压得过重；生殖力就降到零点以下，人口至少将按照超重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在零点的弹簧，就会开始随着阻力的减少而伸张；人们开始吃得较好；人口就会增加，食物就会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变为不足。”斯图亚特很受重农学派的影响，而在某些方面，确是受到欧洲大陆的政治观念，而不是英国的政治观念之熏陶：他的人为的节制人口的办法，似乎现在对于我们很不适合。参看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12章：“为了增加人口，把易于理解的理论和关于事实的完善知识，与政府的实际职能结合起来的巨大利益。”

亚当·斯密对人口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著作的时代，确是英国工人阶级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但他所说的确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论调上是现代的。他接受重农学说作为他的根据，而加以这样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个固定的和确定的数量，而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并且会有更大的变化。②但是他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暗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使他会预料到重农学说的第二个大限制，到了我们的时代，由于小麦从美洲的中心运到利物浦的运费，比它过去在美国国内的运费还少，这个限制就变为突出了。②参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和第5篇第2章。并参看其第2篇第4章。

十八世纪渐渐过去，直到终了，下一世纪开始了；年复一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更为凄惨。惊人的一连串的歉收①，精疲力尽的战争②，以及在工业方法上打破旧日束缚的变化，再加上不妥当的救贫法，就使得工人阶级陷于空前的最大困苦——至少是英国社会史上自有可靠记载以来的最大困苦③。尤其是，善意的热心者，主要是在法国的影响下，提倡共产主义的办法，使人们能把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归之于社会。④

①在亚当·斯密著作时的1771至1780年的十年间，小麦的平均价格是三十四先令七便士；1781至1790年是三十七先令一便士；1791至1800年是六十三先令；1801至1810年是八十三先令十一便士，1811至1820年是八十七先令六便士。

②在上一世纪之初，帝国税——大部分是战争税——数达国家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但现在只占二十分之一多一点，而且其中有大部分用于那时政府不供给的教育及其他利益。③参看以下第7节和以上第1篇第3章第5和第6节。

④特别是葛德文在他所著的《政治正义之研究》（1792年）中有这样主张。把马尔萨斯对于这书的批评（《人口论》第3篇第2章），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批评（特别参看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第2篇第6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味的。

这样，当募兵的军曹和劳动者的雇主需要会使人口增长的措施时，较有远见的人开始研究民族是否能够避免堕落的问题，如果人口像当时那样长久不断增加的话。在这些研究的人之中，主要的是马尔萨斯，他所著的《人口论》是关于这个问题一切近代理论的起点。

第三节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推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而这三个部分必须区别开来。第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供给。依靠对事实的细心研究，他证明了以下一点：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的民族，都是如此生育繁多，以致如果不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或其他原因——就是疾病、战争、杀婴儿，最后是自愿的节制——的遏制，则人口的增长就会是迅速和继续的。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劳动的需要。像第一部分一样，它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过是用一类不同的事实来证明。他证明，到他著作的时候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与罗马或威尼斯那样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它的领土上人口变为非常稠密之后，而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给。自然对人类工作所酬予的生产物，就是它对人口的有效需求：他又证明，到那时为止，已经稠密的人口之迅速增加，还没有引起这种需求的按比例的增加。①

①但是，批评马尔萨斯的人之中，有许多认为他说明他的论点远不如他所做的来得直爽；他们忘记了像以下这样一段话了：“回顾了前代的社会状态，并与现代的社会状态比较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人口原理所发生的灾害，即使在差不多完全不知这种灾害之真正原因的不利情况下，也已减少，而未增加。如果我们能怀有这种无知将会逐渐消灭的希望，则我们希望这种灾害仍会进一步减少，似乎也不是不合理的。人口绝对数的增加，当然是会发生的，但这种增加显然不会削弱这种期望，因为，一切都决定于人口与食物的相对比例，而不是决定于人口的绝对数。从本书的前半部来看，人口最少的国家，似乎往往受人口原理的结果之害处最大。”见《人口原理》第4篇第12章。

第三，他得出以下的结论：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也可能发生；人口的增长会受到贫困或某种其他困苦的遏制，除非用自愿的节制来阻止它。所以，他力劝人们采用这种自愿的节制，并且要过道德上纯洁的生活，力戒早婚。①

①马尔萨斯在1798年《人口原理》第1版中，对于他的论断没有给以任何关于事实的详细叙述，虽然他开头就认为必须把他的论断与事实的研究直接联系起来；他对普来姆（后来他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所说的话就可证明这一点。他说：“在与他的父亲辩论其他某些国家的情况时，他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见普来姆所著《回忆录》第66页）美国的经验表明，人口如不加以遏制，每二十五年至少会增加一倍。他辩论说，即使在像有七百万居民的英国那样人口稠密的国家里，人口的加倍会使英国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也加倍，是可以想像的，而不是可能的：但是，劳动再加倍也不足以使生产物再加倍。“那末，让我们以这一点作为我们的法则，虽然很不切合实际；假定每二十五年（即每次随着人口的加倍），英国的全部生产物所增加的数量，可以等于现在它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或换句话说，就是以算术级数增加。正像瓦格纳在他对人口研究的卓越的绪论中所说的（见他所著《经济学原理》第3版，第453页）那样，马尔萨斯要使自己被人清楚理解的愿望，“使他对他的学说加上了过于尖锐的论点，并且以公式表明他的学说过于绝对了。”这样，他说到生产能以算术比率增加，就成为习惯了：许多作家认为他着重这句话的本身；其实这不过是他说明他认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要求他承认的极端之一个简捷的方法而已。如以现代的话来说，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论断中所始终采用的报酬递减倾向，在英国的生产物加倍之后，就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了。加倍的劳动也许会产生加倍的生产物：但四倍的劳动不会使生产物增加三倍，八倍的劳动不会使生产物增加四倍。

在1803年《人口原理》第2版中，他所依据的事实之叙述是如此广博和谨慎，以致使他在历史派经济学的创始者之中可以占一地位；他虽然没有放弃（如本书的前几版所暗示的）使用“算术比率”这句话，但已缓和与解释了他的旧学说中许多“尖锐的论点”。尤其是，他对于人类的未来，已不采取从前那样失望的观点了；并抱有以下的希望：道德的遏制可以阻止人口的增加，旧的遏制，即“罪恶与困苦”，因而就可停止了。佛兰西斯·普雷斯并非不知道马尔萨斯的许多缺点，但在1823年写了为马尔萨斯辩护的文章，论调与判断都极好。关于马尔萨斯作品的良好说明，见于波拿所著的《马尔萨斯及其著作》、凯南所著的《1776—184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与分配学说史》和尼科尔森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第1篇第12章。

他的关于人口供给的论点实质上仍然是有效的，在本章中只有这一部分与我们直接有关。形势的发展使人口学说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关于他的推论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上一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所发生的压力之倾向，估计过高了；马尔萨斯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的巨大进步，这不是他的过失，这种进步使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

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的事实，却使他的论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在形式上过时了；虽然实质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的确，除非在十九世纪末所实行的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大体上得到增大（在尚未完全变为文明的地方，这种遏制必然要改变形式），否则，盛行于西欧的舒适习惯，要推广于全世界，并维持好几百年，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加详论。①

①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如以十五亿计算，假定人口现在的增加率（每年一千人中大约增加八人，参看腊芬斯泰恩1890年在英国协会所宣读的论文）仍然继续下去的话，则可知道在不到二百年内，世界人口将达到六十亿；或者说，人口是以相当肥沃的土地每一平方哩大约二百人的比率增加（照腊芬斯泰恩计算，相当肥沃的土地有二千八百万平方哩，贫瘠草地有一千四百万平方哩。许多人以为第一个估计太高；但是，考虑到这一点：如把较不肥沃土地的价值也计算在内，则结果将如以上所假定的约为三千万平方哩）。同时，在农业技术上大概会有很大的改良；如果是这样，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可被遏制为时大约二百年，但不会再长了。

第四节 结婚率与人口出生率。

一个民族的人口增长，首先决定于自然增加，就是人口出生超过人口死亡之数；第二决定于移民。

人口出生数主要是看关于结婚的习惯而定，这种习惯的古代历史之中是充满经验教训的；但这里我们所研究的，不得不限于文明国家的结婚状况。

结婚的年龄随着气候而不同。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生育很早开始，也很早停止，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生育开始较迟，也较迟停止①；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结婚延迟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结婚年龄以上的时间愈长，人口出生率就愈低；当然，妻子的年龄在这方面比丈夫的年龄重要得多。②假定气候没有变化，则平均结婚年龄主要是看年轻人能够自立和按照他们的朋友与相识的人之中所通行的舒适标准以维持家庭的难易而定，所以，平均结婚年龄对于身分不同的人也就不同了。

①当然，一代的长短本身对于人口的增长也有一些影响。在一个地方，如果一代是二十五年，而在另一个地方，如果是二十年；假定两地的人口在一千年中每两代增加一倍，则第一个地方的人口增加将为一百万倍，而在第二个地方为三千万倍。

②据奥格尔博士计算（见《统计杂志》第53期），倘使英国女子的平均结婚年龄延迟五年，则每一婚姻所生产的孩子数，就会从现在的四点二降低到三点一。科勒西根据布达佩斯的气候比较温暖的事实，认为十八至二十岁是女子生育最多的年龄，二十四至二十六岁是男子生殖力最强的年龄。但是，他得出结论说，结婚比以上年龄略为延迟，是适宜的，主要理由是：二十岁以下的女子所生的孩子的生命力一般是小的。参看1892年在伦敦发表的《卫生学与人口学会议记录》和《统计杂志》第57期。

在中等阶级中，一个人的收入在他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很少达到最大限度；抚养孩子的费用很大，而且要持续许多年。

技术工人除非升到负责的地位，否则，在二十一岁时他的收入差不多是最大的了，但在二十一岁之前，他却赚得不多：他的孩子在大约十五岁之前，对他可能是很大的负担；除非他将孩子送入工厂做工，使他们在很年幼时就能自己谋生；最后，不熟练的劳动者在十八岁时差不多就赚到最大的工资；同时，他的孩子在很年幼时就开始自己维持生活了。结果，平均结婚年龄在中等阶级中最高，在技术工人中次之，而在不熟练的劳动者之中最低。①

①正文中婚姻这个名词必须作广义的解释，以包括不但是合法的婚姻，而且是所有那些非正式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性质上是永久的，足以包含至少是几年结婚生活的实际责任在内。这种非正式的结合往往在早年就发生，而经过若干年之后成为合法的婚姻，也是常有的事。由于这个理由，广义的婚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只是这种婚姻——的平均年龄，是低于合法婚姻的平均年龄的。在这一方面为整个工人阶级所作的考虑恐怕是很大的；但对于不熟练的劳动者，这种考虑比对其他任何阶级大得多。以下的统计必须按照这种意见和下一事实来解释：所有英国的工业统计因在官方报告中对于工人阶级的分类并不十分注意，而变为不完全可靠。据户籍局长的第四十九次年报所载，在某些经过选择的区域里，研究了1884—1885年的结婚报告，得到以下的结果；每种职业后的数字是该职业中未婚男子结婚时的平均年龄，括弧内的数字，则是与从事该职业的男子结婚的未婚女子的平均年龄：矿工24．06（22．46）；纺织工人24．38（23．43）；鞋匠与裁缝24．92（24．31）；技术工人25．35（23．70）；不熟练的劳动者25．56（23．66）；商业职员26．25（24．43）；店主与店伙26．67（24．22）；农民及其子29．23（26．91）；自由职业和独立阶级31．22（26．40）。

奥格尔博士在前面说到的论文中表明，在英国，十五至二十岁的女子在工厂中做工所占的百分比最大的地方，通常就是结婚率最高的地方。这无疑地一部分是由于——如他听提示的——男子想以妻子的货币收入来补充自己的货币收入；但这或许一部分还由于在这些区域内已届结婚年龄的女子太多的缘故。

不熟练的劳动者，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具有在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能力；这就是在六百年中增加一百万倍，在一千二百年中增加一万亿倍，他们表现出来的低于这种能力的增加，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所以，可从演绎上推知，不熟练的劳动者之增加，从来没有不加遏制地长时间继续下去。这一推论被一切历史的教训所证实。在中世纪的整个欧洲，甚至在现在欧洲某些地方，未婚的不熟练的劳动者通常住宿在田舍内，或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已婚的夫妇通常需要自己住的房屋：当一个乡村能雇用尽可能多的工人时，房屋之数却没有增加，年轻人不得不尽可能地等待了。

即使现在，在欧洲许多地方，风俗还具有法律的力量，不许一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儿子结婚；结婚的儿子通常是长子，但在有些地方是最小的儿子：如果有另外的儿子结婚，他必须离开这个乡村。在旧大陆的旧式乡村里，如果出现了很大的物质繁荣，并消灭了一切极端的贫困，一般就用像这种有害和残忍的风俗来解释。①的确，这种风俗的严酷可由移民的力量来调和；但在中世纪，人们的自由来往为严厉的法规所阻碍。自由的镇市诚然往往鼓励乡村人民的移入；但是，行会的规矩对于要从故乡逃出去的人，在某些方面与封建地主所实行的法规差不多是同样残酷。①

①例如，大约在1880年曾到德国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中吉刻诺山谷游历的人，看到这种风俗依然盛行。当地的居民曾经采取有远见的关于森林的政策，由于近来他们的森林的价值大涨，他们繁荣地住在很大的房屋里，年轻的兄弟姊妹们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或别的地方做仆人的工作。他们与邻近山谷中的劳动者属于不同的种族，后者过的生活是穷苦和艰难的，但似乎认为吉刻诺居民获得物质繁荣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①参看——例如——罗杰斯所著的《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第106—107页。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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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被雇用的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城市现在对他和他的孩子总是开放的；如果他到新大陆去，他就可能比其他任何种类的移民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土地价值的逐渐上涨，以及土地的日见稀少，在某些盛行自耕农制度的区域里，势将遏制人口的增加，而在这些区域里，创办新的贸易或向外移民的进取心是不大的，父母感觉到他们孩子的社会地位将决定于他们的土地之多寡。他们喜欢人为地限制家庭人数的增多，对待婚姻很像是商业合同，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儿子与有继承权的女子结婚。佛兰西士.高尔顿曾经指出，英国贵族的家庭虽然一般是很大的，但是，使长子与似乎是生育不多的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的习惯，以及有时劝阻幼子结婚的习惯，已经使得许多贵族的家系断绝了。在法国农民中也有类似的习惯，再加上他们喜欢小家庭，使得他们的人口数差不多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以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而论；似乎没有比新的国家中农业区域的条件更为有利了。土地很多，铁路和轮船运出土地的生产物，运回新式工具以及许多生活舒适品和奢侈品作为交换。所以，“农民”——在美国这是对自耕农的称呼——觉得大家庭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对他的帮助。他和家人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没有东西会遏制人口的增长，而一切都是刺激人口的增长。外来的移民帮助了自然增加；这样，虽然美国大城市的居民中某些阶级的人，据说是不愿有很多孩子，但是，美国的人口在近百年中已增加了十六倍。①

①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自耕农的极端谨慎，已为马尔萨斯看出来了；参看他的关于瑞士的说明（见《人口原理》第2篇第5章）。亚当·斯密说，苏格兰高地的贫穷妇女常常生产二十个孩子，其中达于成年的不到两个（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贫穷刺激生育的概念是道布尔台所坚决主张的，见他所著的《人口的真正法则》。并参看赛德勒所著的《人口的法则》。斯班塞似乎认为，文明的进步自然就会完全遏制人口的增长。但是，马尔萨斯认为野蛮民族的生殖力比文明民族低，这个意见已由达尔文一般地应用到动物和植物界了。

查尔斯·布思先生（见1893年的《统计杂志》）把伦敦分为二十七个区（主要是登记区）；按照贫穷、人口过多、高的出生率和高的死亡率的顺序加以排列。他发觉这四种先后的次序一般是相同的。在很富和很穷的区域里，出生率超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

英国和威尔士的出生率，在城市和乡村中名义上都是以大约相同的比率降低。但是，年轻人不断从农村移入工业区域，使农村中年轻的已婚女子的人数大为减少，如果考虑了这个事实，我们就知道，在乡村中达到生育年龄的女子的生育百分比，比城市中高得多了，1907年户籍局长所发表的下面这张表就表明了这一点。

法国人口的变动已被非常细心地研究了：勒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伟大作品《法国的人口》，不但是关于法国而且是关于其他国家的宝贵资料的源泉。孟德斯鸠或许是从演绎上来推论，因而谴责当时法国所实行的长子继承法，这种法律使家庭中孩子的人数减少了；娄帕雷对于强制分产法也有同样的指责。（见勒瓦瑟：《法国的人口》第3卷第171—177页）则叫人注意相反的方面：并说马尔萨斯对于民法对人口影响的期望，符合于孟德斯鸠的判断，而不符合娄帕雷的判断。但是，事实上，法国各地的出生率是大有不同的。在大部分居民都有土地的地方，出生率比不是这样的地方为低。然而，如果法国的各县依照遗产由少到多的次序分类排列，则相应的出生率差不多是一律下降的，在有遗产48—57法郎的十县，在十五岁至五十岁的已婚女子中，每百人的生育率是23；而在尚县，遗产是四百一十二法郎，而生育率却是十三点二。而且在巴黎本身，在富人居住的各区，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比贫民居住的各区为小。勒瓦瑟对于经济状况与出生率的关系所作的细心的分析，非常有趣；他的总的结论说，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通过它们两者对于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相互影响而发生的。他似乎认为，法国的人口与邻近国家相比纵有很大减少，从政治和军事观点来看也许引以为憾，但人口减少对于物质的舒适，甚至社会的进步之影响却是利多而害少。

大体上，以下一点似已得到证明了：人口出生率在富裕的人之中，比在那些为自己和家庭的将来不作过多的准备与过着忙碌生活的人之中，一般是较低的，而且奢侈的生活习惯使生殖力减低了。剧烈的精神紧张恐怕也会使生殖力减低，这就是说，假定父母的固有的体力没有变化，他们对于有一个大家庭的期望，就会因精神紧张的大大增加而减少。当然，那些从事高度智力工作的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具有平均以上的体质和神经的力量；高尔顿曾经说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论不是不富于生殖力的。但是，他们通常都是晚婚的。

第六节 英国人口史。

英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比联合王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更为清楚，对于研究它的主要变动，我们会觉得颇有趣味。

在中世纪中，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在英国与在别国是一样的。在英国，也像在别国一样，僧职是无力成家立业的人的避难所；宗教上的独身主义无疑地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口的增长期了一种独立的遏制作用，但就大体而言，独身主义是被看作那些势将遏制人口增加的广泛的自然力量表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被看作一种新的自然力量。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风土病和传染病——是由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这种习惯在英国比在欧洲南部甚至更坏；农业歉收和交通困难造成了饥荒，虽然这种灾害在英国还不像在别国那样大。

乡村生活，像在别国一样，在习惯上是刻板的；年轻人在已婚的夫妇死去，因而在他们自己的教区内有了空缺之前，很难成家立业；因为，在平常的情况下，一个农业劳动者很少会想到迁往另一个教区的。因此，当疫疠、战争或饥荒使人口减少时，总有许多人等着结婚，他们填补了这些空缺；他们也许比平常的新婚夫妇更为年轻和强壮，因而有了较大的家庭。①

①例如，我们听说，1349年黑死病之后，大多数的婚姻都是生育很多的（见罗杰斯所著的《农业与价格史》第1卷第301页）。

然而，即使农业劳动者，也有向受疫疠、饥荒或战争的破坏较邻近地方严重的区域迁移的。而且，技术工人往往多少是各处流动的，那些从事建筑业、五金业和木材业的人，尤其是如此；虽然，毫无疑问，“漫游年”主要是青年人的事，过了漫游年之后，漫游者就会在他生长的地方住下来了。其次，在乡绅——尤其是在国内几处地方有住宅的大贵族——的家臣方面，似乎有很大的流动。最后，行会的利己的排外性虽然与日俱增，但是，英国的城市，也像别国一样，变成了许多人的避难所——他们在故乡不能获得工作和结婚的好机会。由于这种种情况，呆板的中世纪的经济制度就有了一些伸缩性。由于知识的进步、法律和秩序的建立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劳动的需要就逐渐增加，而在某种程度上劳动需要的增加对人口是有利的。②

②关于十八世纪以前英国人口的密度，无从确实知道；但是，下面从斯特芬（见他所著的《英国工资劳动者的历史》第1编第463及以后各页）的作品中所转载的估计，恐怕是现有的最好的了。据《土地测量簿》所载，1086年英国的人口是在二百万至二百五十万之间。刚在黑死病（1348年）之前，英国的人口大概是在三百五十万和四百五十万之间；黑死病刚刚过去的时候，大概是二百五十万。此后英国的人口开始迅速恢复；但在1400年至1550年之间只有缓慢的增长；而在其后的一百年之中增加颇快，至1700年达到五百五十万。

如果我们相信哈里逊（见他所著的《描写英国》第2编第16章）所说的话，574年英国能服兵役的男子总数达到一百一十七万二千六百七十四人。

黑死病是英国唯一的大灾难。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没有遭受像三十年战争那样的战争糜烂，这场战争毁灭了德国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个损失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恢复。（参看申贝尔格编的《手册》中吕梅林所著的《人口论》，这是一篇有益的论文。）

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和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央政府尽力以关于居住的法律来阻止国内各地人口的供给与其需要相适应，这种法律规定，任何人如在某一教区居住了四十天，就归该教区管辖，但在这四十天内随时可被强制遣回原来所属的教区。①地主与佃农竭力防止外来的人在他们的教区内获得“居住权”，因此就对建造茅屋加以很大的留难，有时甚至将茅屋完全毁坏。因此，英国的农业人口，在到1760年为止的百年之中没有变化；同时，工业还未十分发达，因而不能吸收大量的人口。这时人口增长的缓慢，一部分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同时一部分也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普通人民大多用小麦代替次等谷物作为食物。②①亚当·斯密对这种法律甚为愤慨是对的（参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0章第2部分和第4篇第2章）。居住条例规定：“由于法律上的某些缺点，穷人在各教区之间来往是无从禁止的，因而他们总是力图居住在财源最大、有最大的荒地或公地可建造茅屋和有最多的森林可供他们作燃料及采伐的教区，等等。”所以，就有以下这样的命令：“任何这样的人或人们照以上所说的那样居住在任何年值十镑以下的出租房屋后四十天内……如有人控告，负责治安的任何两名法官……将这样的人或人们遣回他或他们最近居住的教区，法律上认为是许可的。”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以前，曾经通过几个条例，意在缓和这种法律的严酷性；但都没有效力。然而，到了1795年，又有以下的命令：在一个人实际上未被控告之前，他不应被遣回原来的教区去。②伊登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有趣的论述，见他所著《穷人的历史》第560—564页。

自1760年以后，在故乡不能谋生的人，到新的工业区域或矿业区域去找职业没有什么困难，在这些区域里，对工人的需要往往使地方当局不能执行居住条例中遣回原籍的规定。年轻的人自由地到这些区域去，因而那里的人口出生率就变为特别高了，但死亡率也是特别高，其纯结果则是人口相当迅速地增加。在十八世纪之末，当马尔萨斯著作时，救贫法重新开始影响结婚的年龄；但这时却使结婚年龄趋于不适当地早了。连年的饥荒和对法国的战争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痛苦，使得某种救济措施成为必要；而大量补充海陆军兵员的需要，更使慈悲为怀的人觉得应对大家庭略为增加补助，而实际的结果，使得有许多孩子的父亲往往不必工作而能得到很多好处，如果他没有结婚或只有一个小家庭，即使辛苦工作也不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最会利用这种补助的人，当然是最懒惰和最卑鄙、最没有自尊心和进取心的人。所以，在工业城市中虽有可怕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但人数还是增加很快；但在1834年通过新救贫法之前，人的品质即有改进也是很少的。自从那年以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知道——就趋于增大死亡率，但这一点已为节欲、医学知识、卫生和一般清洁的进步所抵消了。向外移民增多了，结婚的年龄略为提高，而且在全部人口中已婚的人所占的比例也略有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生育对结婚的比率却提高了；①结果人口差不多是稳步地日见增长。①以下就让我们稍稍详细地研究新近变化的过程。①但是，这种提高照数字所表明的，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出生登记的改进。（见法尔所著的《生死统计》第97页）。

①下表说明自十人世纪之初以来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1801年之前的数字，是从出生和死亡登记簿以及人头税和炉税的报告中计算出来的；1801年以后的数字，是从人口调查报告中计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出，1760年以后的二十年中人口数的增加，与1760年以前六十年中所增加的几乎一样多。拿破仑战争与高昂的谷物价格的压力，表现在1790与1801年之间人口的缓慢增长：一视同仁的救贫补助的结果，尽管那压力更大，表现在其后十年之中人口的迅速增加。而自1811至1821年的十年间，当那压力已经消除时，人口增长就更大了。第三栏表明每十年之初的人口，比前十年人口增加的百分比。

由于在近年中向国外移民有很大的增长，修正表中最后三十年的数字，以表明“自然增加”，即人口出生超过死亡之数，是重要的。1871至1881的十年中，和1881至1891的十年中，从联合王国向国外移民的净人数，各为一百四十八万人和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

第七节 续前。

在十九世纪之初，当工资低小麦贵的时候，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通常占到他们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小麦价格的上涨大大减少了他们之中的结婚数，这就是说，大大减少了在教堂中举行结婚预告的次数。但是，小麦价格的上涨却提高了富裕阶级中许多人的收入，所以往往增加了正式结婚的次数。①然而，这些人不过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净的结果却是降低了结婚率。②但是，时过境迁，麦价跌了，而工资涨了，到了现在，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平均还不到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商业繁荣的变动必然对结婚率发生压倒一切的影响。③

①参看法尔任户籍局长时所提出的1854年第十七次年度报告，或是他所著的《生死统计》中（第72—75页）这个报告的摘要。

②例如，小麦的价格以先令来表示，英国和威尔士的结婚数以千来表示，1801年小麦是一一九，结婚数是六七；1803年小麦是五九，结婚数是九四；1805年两数是九○与八○：1807年是七五与八四；1812年是一二六与八二；1815年是六六与一○○；1817年是九七与八八；1822年是四五与九九。

③自1820年以来，小麦的平均价格很少超过六十先令，而且从未超过七十五先令；接连的商业膨胀，在1826、1836—1839、1848、1856、1866和1873各年达于顶点而后下降，对于结婚率所发生的影响，与谷物价格变化的影响大约相同。当这两个原因一同发生作用时，其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如在1829年与1834年之间，由于小麦价格的逐步下跌，繁荣恢复，结婚数就从十万四千增加到十二万一千。1842年至1845年之间，当小麦价格比前几年稍低，全国的商业复兴时，结婚率再度迅速提高；而在1847年与1853年之间，以及1862年与1866年之间，在类似的情况下结婚率又有提高。

罗森爵士在1885年12月份《统计杂志》中，对1749年至1883年瑞典的结婚率与农业收获作了一个比较。农业收获的丰歉，等到一年的结婚总数的一部分决定之后才会知道；而且收获的不平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储藏的谷物来补足的；所以，个别的收获数字与结婚率不是十分符合的。但是，当几次丰收或歉收接连发生时，它对于提高或降低结婚率的影响就非常显著了。

自1873年以来，英国居民的平均实际收入虽然确有增加，但它的增加率却低于前几年，同时物价不断地下跌，因此社会上许多阶级的货币收入就不断地减少。这时，当人们考虑是否能结得起婚的时候，他们不是为货币收入的购买力之变动的细密考虑所支配，而是为他们期望能够得到的货币收入所支配。所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许比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更为迅速：他们的家庭费用如以货币计算大致没有变动，而以物品计算则增加很快。同时，小麦的价格也大大下跌，全国结婚率的显著降低往往随着小麦价格的显著下跌而发生。现在结婚率是根据以下的办法来计算的：每次结婚包括两个人，因此应当以两个人计算。英国的结婚率在1873年是千分之一七点六，到1886年降低到千分之一四点二。1899年又上升到千分之一六点五；1907年是千分之一五点八，但在1908年只有千分之一四点九。①

①输出品的统计是商业信用和工业活动的变动之最便利的标志之一。奥格尔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中，说明了结婚率与每人所占输出额的符合。参照勒瓦瑟的《法国的人口》第2卷第12页的图表，以及威尔科克斯在《政治学季刊》第8期第76—82页所写的关于马萨诸塞州的文章。奥格尔的研究，已为胡克1898年1月在曼彻斯特统计学会所宣读的一篇论文所扩大和修正了；胡克指出，如果结婚率有变动的话，则在结婚率处于上升时期的出生率，不是与处于上升时期的结婚率相适应，而是易于与以前处于下降时期的结婚率相适应；反之亦然。“所以，当结婚率上升时，出生对结婚的比率就下降，当结婚率下降时，出生对结婚的比率就上升。表示出生对结婚比率的曲线的移动，是与结婚率相反的。”他又指出，出生对结婚的比率的下降是不大的，这是因为私生子迅速减少的缘故。合法的出生对结婚的比率并未显著下降。

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史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苏格兰低地，高度的教育水平，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与富裕的英国邻居密切接触等因素合在一起，就使迅速增加的人口之平均收入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爱尔兰在1874年马铃薯荒以前，人口的过度增长，以及那年之后的逐步减少，将永远是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

比较了各国的习惯之后①，我们知道：在中欧和北欧的条顿民族国家中，结婚年龄是迟的，一部分因为男子在壮年初期要服兵役；但在俄国，结婚年龄是很早的；在俄国，至少是在旧政权之下，家庭方面力主儿子尽早娶妻以帮助家务工作，即使儿子必须暂时离开妻子出外谋生，也要早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没有强制兵役，男子是早婚的。在法国，正与一般的意见相反，男子的早婚不是罕见的；而女子的早婚，除了最盛行早婚的斯拉夫民族各国外，比任何有统计的国家更为常见。①以下的说明主要是根据已故博迪奥、勒瓦瑟（见他的《法国的人口》）和英国户籍局长（见他的1907年的报告）所编的统计。

结婚率、出生率和死亡率差不多在各国都在降低。但是，在出生率高的地方，一般死亡率也是高的。例如，在斯拉夫民族各国中，两者都是高的，而在北欧，两者都是低的。在澳洲死亡率是低的，而“自然的”增加相当高，虽然出生率是低的而且下降很快。事实上，在1881年至1901年期间，澳洲各州出生率的降低从百分之二十三至三十。②

②与本章主题有关的许多有益的和可供参考的资料，包括在1909年地方政治局所出版的《关于公共健康和社会状况的统计记录与图表》一书之中。

第五章 人口的健康与强壮

第一节 健康与强壮的一般条件。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健康与强壮所依靠的种种条件。这些条件是工业效率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看工业效率而定；同时，相反地，物质财富的最大重要性在于下一事实：物质财富如被明智地使用，就可增进人类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健康与强壮。

在许多职业中，工业效率，除了身体的活力——这就是筋肉的强壮、健全的体格和奋发有为的习惯——之外，不需要什么其他东西。在估计筋肉力量或其他任何种类的为工业目的的力量时，我们必须考虑这种筋力在一日之中能够用出来的小时数、一年之中的日数和一生之中的年数。有了这种考虑，我们就能测量一个人的筋力了，如果他的筋力是直接用于举重，我们就能以他的工作举起一磅重量所达到的呎数来测量；或换句话说，就是以他所做的工作的“呎磅”数来测量他的筋力。①

①这种测量方法能够直接应用于铁路工人和脚夫的大多数种类的工作，并能间接应用于许多种类的农业工作。在重大的农业停工之后所发生的关于英国南部和北部的不熟练劳动的相对效率的争论中，最可靠的测量就是一个男子一天中能装入货车的材料的吨数。其他的测量方法是根据收割或刈芟的亩数，或是收割谷物的英斗数等等：但这些测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在比较不同的农业条件的时候：因为使用了农具，作物的性质和操作方法都有很大不同了。因此，在我们还没有方法去考虑农业方法变化的影响之前，根据收割、刈芟等工资所作的中世纪与近代的工作与工资的一切比较，都是没有价值的。例如，以手工收割生产谷物一百英斗的作物所花的劳动，现在比以前少了；因为现在所用的农具比以前进步了：但是，现在收割一英亩的谷物所花的劳动不一定比以前少，因为收获量比以前多了。

在落后的国家里，尤其是在使用马匹或其他驮兽不多的地方，男子和女子的工作，大部分都可以它所包含的体力操作来相当良好地测量。但在英国，现在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工业阶级中不到六分之一；同时，单是蒸汽机所做的工作，等于全部英国人的筋力所能做的二十倍以上。

维持大的体力操作的力量，虽然似乎有赖于体力和其他身体的条件，但是，它也依靠意志的力量和性格的坚强。这一类的精力——也许可看作是人的坚强，而与他的身体的强壮不同——是属于道德的，而不是身体的；但是，它仍然依靠神经强健的身体条件。这种人的坚强、这种决心、精力和自制力，简言之，这种“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它在伟大的事业中，伟大的思想中，以及对于真正的宗教情感的能力中表现出来。①

①这必须与神经过敏区别开来，神经过敏通常表现为神经力量的一般的不足；虽然有时它是由于神经刺激或失去平衡而发生的。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神经力量，而在另些方面也许很小；特别是艺术家的气质往往发展一类神经，而牺牲别类神经；但是，神经过敏的发生，不是由于某些神经的强健，而是由于某些神经的衰弱。最完美的艺术家的本性似乎不是神经过敏的：芬西和莎士比亚就是例子。“神经力量”这个名词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安格尔的著名的分类中的心情，他把效率的因素分为（1）身体（2）理智和（3）心情三类。他对活动的分类是按照a，ab，ac，abc，acb；b，ba，bc，bca，bac；c，ca，cb，cab，cba这样的排列；各组的次序是按相对的重要性来排列的，在某一因素只有很小作用的地方，其相应的字母就省去了。

在1870的战争中，柏林大学的学生似乎比普通兵士衰弱，但却较能忍受疲劳。

活力发挥作用有许多形式，因此要对它简单的测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在不断地估计活力，以为某人比另一人较为“坚强”，较多“优良品质”或是“一个较为强有力的人”。即使从事不同行业的商人，与从事不同研究的学者，也着手估计彼此的力量。如果一种研究要得到"头等"比另一种研究所需要的力量较少，则不久就会为人知道的。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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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人口增长时，曾经附带地略为说到决定生命长短的各种原因。但是，大体上，它们与决定体力和活力的各种原因是相同的，在本章中我们将再来研究。

这些原因中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气候。在温暖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早婚和高的出生率，因此就对人类的生命重视不够：这恐怕是大部分高的死亡率的原因，而高的死亡率一般是被归咎于气候的不利于健康。①

①暖热的气候是有损活力的。它对于高度的智力和艺术工作不是完全不相容，但却使人不能长时间地忍受任何种类的非常艰苦的操作。在温带较为凉爽的一半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能做较为持久的艰苦工作；最好是在像英国以及与它非常相像的新西兰那样的地方，那里海风使温度差不多保持一律。欧美许多地方的平均温度是适中的，但冬寒夏暑使一年之中可以工作的时间大约减少了两个月。极端的和持续的寒冷会使精力衰颓，也许一部分因为它使人们把很多时间花在密不通风和狭小的寓所里的缘故；北极地区的居民一般是不能忍受持久的剧烈操作。在英国，普遍的意见认为“温暖的耶稣圣诞节使很多人死亡”；但统计却无疑地证明，它有相反的效果：平均死亡率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是最高的，而在寒冷的冬季又比温暖的冬季为高。

活力一部分要看人种的特性而定：但是，这些特性——就其能被解释的而论——似乎主要是由于气候的缘故。①

①人种史对于经济学家是一种有诱惑力的、但令人失望的研究：因为战胜的种族通常与被征服者的种族的女子通婚；在他们迁移时往往把许多男女奴隶带走，而奴隶在战争中被杀或去当僧侣的可能性比自由民为小。因此，差不多在每一种族之中，都有奴隶的血，也就是混血：因为在工业阶级中奴隶的血最多，关于工业习惯的人种史似乎是不可能有了。

第三节 生活必需品。

气候对于决定生活必需品也有很大的作用，生活必需品的第一样就是食物。食物的调制是否适当关系很大；精明的主妇一星期有十先令用于食物，比一星期有二十先令的不精明的主妇，往往更能增进家人的健康和强壮。穷人中婴儿的高度死亡率，大多由于在食物强制上缺乏注意和判断；那些完全缺乏这种母亲的照顾而没有死亡的婴儿，长大之后也往往体质孱弱。

除了现在的时代以外，在世界上一切时代中，食物的缺乏曾使人们大批灭亡。即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伦敦，死亡率在谷贵的年份比谷贱的年份高8％。②但是，逐渐地，财富增加和交通工具改良的影响，差不多在全世界都感觉到了，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饥荒的惨酷也减轻了；而在欧洲和新大陆已不知道有饥荒了。现在，在英国，食物的缺乏差不多已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食物的缺乏常是身体普遍衰弱的原因，而使身体不能抵抗疾病；也是工业没有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②这一点已为法尔所证明了。他以有益的统计方法消除了种种妨碍的原因（见他所著的《生死统计》第139页）。

我们已经知道，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是随着要做的工作的性质而不同的，但现在我们必须略为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一个人所有的食物供给与他可用的力气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体力操作方面尤譬如此。如果工作是间歇的，像有些码头工人的工作那样，则价廉而有营养的谷类食物就够了。

但是，对于非常繁重的连续紧张的工作，像炼铁工人和最艰苦的铁路工人的工作所包含的紧张那样，则需要即使在身体疲劳时也能消化和吸收的食物。高级劳动者工作包含很大的神经紧张，他们的食物就更需要具有这种质量，虽然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一般是小的。

次于食物的生活和劳动的必需品，就是衣着、住屋和燃料。当这些东西缺乏时，精神就变为迟钝，终于体质也受到损害。当衣着非常缺乏时，通常衣服日夜穿在身上；皮肤就会受到污秽东西的侵入。住屋或燃料的缺乏，使人们生活在有害于健康和活力的污浊空气之中；英国人民从煤的便宜之中得到了好处，但即使在冷天也要使房间有良好通风的英国人所特有的习惯，却是这些好处当中很不小的一件。建筑很坏的房屋，排水也不完善，造成了疾病，这些疾病即使较轻，对生命力的削弱也是惊人的；居住的过度拥挤，导致道德的败坏，因而减少人口和降低人们的品质。

休息与食物、衣着及其他属于物质的必需品，同样是强壮人口的增长所必需的。各种过度的工作都要减低生命力；同时，忧虑、烦恼和过度的精神紧张，对于损害体质、损伤生殖力和减少民族的活力，都有极大的影响。

第四节 希望、自由和变化。

其次就是关于活力的三个密切相关的条件，即希望、自由和变化。一切的历史都充满了关于在不同程度上由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一般的和政治的压制与迫害所造成的无效率的记载。①

①自由与希望不但增大人类乐于工作的心理，而且增大人类的工作力量；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同样的操作，如在愉快的刺激下来做，比在痛苦的刺激下来做，所消耗的人类固有的神经力较少：没有希望，就没有进取心。这种希望和自由的两个条件，就是人身和财产的保障；但是，保障总包含对自由的限制在内，文明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去发现怎样得到保障——这是自由的一个条件——而不太牺牲自由本身。工作、地点和个人接触的变化，带来新的思想，唤起对旧方法缺点的注意，鼓励一种“神圣的不满”，并从各方面发展创造性的精力。

在一切时代中，殖民地人民在活力和精力方面易于胜过母国。这是一部分由于土地很多和在他们支配下的必需品价廉的缘故；一部分由于对适合冒险生活的有最坚强性格的人的自然选择的缘故，和一部分由于与人种混合有关的生理原因；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生活上的希望、自由和变化。②

②旅行家与来自不同地方和具有不同风俗的其他的人晤谈后，就知道把许多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习惯试验一下，否则，他们就会一直赞成这些习惯，把它们看成好像是自然的法则。而且，地方的调动使较有能力和独创精神的人能有充分发挥精力的机会，并能跃居重要的地位：相反地，那些留在故乡的人往往依然故我毫无长进。在故乡成为预言家的人是很少的；邻居和亲戚通常是最后才会原谅那些不像周围的人那样驯服，而进取心较强的人的缺点，和认识他们的优点。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这个理由，差不多在英国的每一部分，精力最强和进取心最大的人，绝大多数是在生长在外地的人之中发现的。

但是，变化也许会过度；当人口如此迅速地移动时，以致一个人常会不顾自己的名誉，他就失去对于形成高尚的道德性格最好的外来帮助的一部分。漫游新国家的那些人的极端的希望和活动，使他们在一半获得技术和一半完成工作上的努力有很大的浪费，因为他们为了转到某种新的职业上去，就很快地放弃这种技术和工作。

以上所说的自由是被看作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但是，由自制力而来的较高的自由，对于最高级的工作甚至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这种自由有赖于生活理想的高尚，而生活理想的高尚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和宗教的影响，其中幼年时代母亲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五节 职业的影响。

身体的和精神的健康与强壮受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①。在本世纪之初，工厂工作的条件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幼童，是不必要地不健康和难受的。但是，工厂和教育的法令，已把这些弊端中最坏的从工厂中清除出去了，虽然其中许多弊端在家庭工业和较小的工厂中仍然存在。

①在牧师和教师之中，在农业阶级之中，以及在其他像造车工人、造船工人和煤矿工人那样的工业之中，死亡率是低的。在铅矿业和锡矿业之中，在制造纸夹业和陶器业之中，死亡率是高的。但是，这些行业和其他任何正规的行业，都没有表现出像伦敦的普通劳动者和小贩之中那样高的死亡率；同时，死亡率最高的是旅店中的仆人。这样的职业不是直接有害健康，但它却吸引体质和性格上都很弱的人，并使他们养成不规则的习惯。关于职业对于死亡率的影响的良好的说明，载于户籍局长第四十五次（1885年）年报的附录中。再参看法尔的《生死统计》第392—411页、汉佛莱在1887年6月号《统计杂志》上的论文《阶级死亡率统计》，以及一般关于工厂法令的著作。

城市居民的工资较高，知识较多，医疗较为便利，这些条件应当使城市中婴儿死亡率比乡村中低得多。但是，它却一般地较高，尤其在许多母亲为了获得货币工资而忽视家务的地方，更是如此。

第六节 城市生活的影响。

差不多在一切国家中，都是不断地向城市迁移。①各大城市，尤其是伦敦，从英国其他一切地方吸收最优良血统的人；最有进取心的人、天才最高的人、有最健全的体格和最坚强性格的人，都到大城市去找寻发展能力的机会。在那些最能干和性格最坚强的人之中，住在郊外的人数日见增加，郊外有优良的排水、供水和灯光设备，还有优良的学校和户外游戏的好机会，这些条件之能增进活力，至少与乡村中所有的条件一样。虽然现在仍有许多城市区域，其有害于生命力比若干年前的大城市只是略为减少，但大体上，人口密度的增大之成为危险的源泉，以目前而论似乎减少了。近来为了向在远离工商业主要中心的地方去居住所提供的种种便利的迅速发展，迟早的确一定会缓慢的。但是，工业向郊外迁移，甚至向新的田园都市迁移，以找寻和招用强壮工人的运动，似乎没有任何缓慢的迹象。

①达芬南（见他所著的《贸易平衡》第20页）继金格雷之后，证明以下一点：依照官方数字，伦敦每年死亡超过出生有二千人，但移入的有五千人；后一数字等于他以颇为冒险的方法计算出来的英国人口之真正纯增加数的一半以上。照他计算，住在伦敦的有五十三万人，住在其他都市和镇市的有八十七万人，住在大小乡村的有四百十万人。将这些数字与英国和威尔士1901年的人口调查比较之后，我们知道那时伦敦有四百五十万以上的人口；还有五个城市平均有五十万以上的人口；另外超过五万人口的六十九个城市，平均有十万以上的人口。还不止此：因为人口没有被计算在内的许多郊区，往往实在是大城市的一部分；而在某些情况下，几个邻近城市的郊区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很大的、但颇为分散的城市。曼彻斯特的郊区有居民二十二万人，可算为一个大镇市；伦敦的郊区西哈姆有居民二十七万五千人，也是如此。有些大城市的边界，每隔不固定的时间就会把这样的郊区包括进去：结果，一个大城市的真正人口也许增长很快，而名义上的人口却增加很慢，甚至减少，然后又突然跃升。好像利物浦名义上的人口，在881年是五十五万二千；1891年是五十一万八千；而在1901年跃到六十八万五千。

类似的变化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例如，十九世纪中巴黎人口的增长，比整法国人口的增长快二十倍。德国城市的人口是以每年牺牲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一五来增加的。美国在1800年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在七万五千人以上；到1905三个城市的居民共有七百万人以上，还有十一个城市，各有人口三十万以上。维利亚的人口有三分之一以上集中在墨尔本。

我们必须记住：城市生活的特征，每随城市及其郊区的扩大而在利弊的程度上有所增加。乡村中的新鲜空气在接触普通的伦敦居民之前，比接触一个小镇市的普通居民之前，要经过多得多的有害气体的发源地。伦敦居民一般必须走得很远才能接触乡村的安闲和幽静的音调及景色。所以，有四百五十万居民的伦敦，比只有四万五千居民的镇市，使英国生活的都市性增加了百倍以上。

统计的平均数之诚然是非常有利于城市的情况，一部分因为在降低活力的城市的影响之中，有许多影响死亡率是不大的；一部分因为向城市移居的人，大多数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具有一般人以上的精力和勇气；同时，年轻人的父母住在乡村，当他们有重病时，通常就回到故乡去。①

①为了这类理由，威尔顿（见1897年的《统计杂志》）提出了极端的建议，主张在比较各城市的死亡率时，省略所有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人。主要因为这个理由，伦敦的十五岁至三十五岁女子的死亡率，是异常地低。高尔顿选择考文乖作为典型城市，照他计算，城市居民中技术工人的成年的儿童，等于住在健康的乡村区域中劳动者的成年的儿童人数之一半多一点。当一个地方衰微的时候，身强力壮的青年流往他处，剩下老弱的人，因此出生率一般是低的。另一方面，吸引人口的工业中心会有很高的出生率，因为在那里活力充沛的人特别多。在煤业和铁业的城市中尤其如此，一部分因为这些城市，不像纺织业的城市那样有男子不足之患；而一部分因为矿工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早婚的。在这些城市中，有些城市的死亡率虽然是高的，但出生率超过死亡率之数为人口的千分之二十以上。在第二流的城市中，死亡率一般是最高的，主要因为它们的卫生设备还没有像那些最大的城市那样好。

韩克莱夫特教授（见他所著的《达尔文主义与人种进步》一书）有相反的论述。他相当注重减少像肺痨和瘰疬这类疾病对人类所发生的危险，因为这类疾病主要是侵袭体质虚弱的人，因而对人种发生淘汰的影响，除非在其他方面也有相应的改进。但是，肺痨病不是使所有的患者都死亡的；所以减少它的使患者衰弱的力量终归是有些好处的。

公私资金用于以下的用途是最好的：在大都市中设立公园和运动场，与铁路方面订约增加工人列车由工人们开行的次数，帮助工人阶级中那些愿意离开大城市的人成行，并帮助他们与企业一同迁走。①①参看作者在1884年2月号《当代评论》中的一篇文章，名为《叫伦敦的穷人住在何处》。

第七节 如不加过问则大自然就会淘汰弱者。但很多善意的人类活动遏制强者的增加，并使弱者能够生存。实际的结论。

此外，尚有其他值得忧虑的理由。因为，关于斗争和竞争的淘汰的影响，在文明的较早阶段中，使最强壮和最有力的人留下的子孙最多；人类的进步之由于这种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个原因为大，但这种影响现已部分消失了。在文明的较后阶段中，上层阶级结婚很迟，因而他们的孩子就比工人阶级少，的确早已成为常规了：但这一点为在工人阶级本身间仍然保持的旧规所弥补；因此，在上层阶级中趋于熄灭的国民活力，就为不断从下面涌出的新生力量的源流所补足。但是，在法国，工人阶级人口中有些较为能干和较有知识的人，早已显出不愿家庭庞大的迹象，近来在美国和英国也有这种迹象；这是一种危险的根源。②

②在美国南部各州，手工操作在白种人看来是不体面的；因此，如果自己不能有奴隶的话，他就过卑鄙堕落的生活，而很少结婚。其次，在太平洋的倾斜地，一时曾有以下这样的恐惧是有相当理由的：除了高度熟练的工作之外，一切都会由中国人来做的；而白种人就会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来生活，在这种方式下，家庭的费用变为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生活就会代替美国人的生活，人类的平均品质就要降低了。

因此，有以下这样的恐惧，理由就日见增加了：当医学和卫生的进步把身体和精神衰弱的人的孩子，从死亡中救出来的人数不断增加时，最有思想和最富有精力、进取心和自制力的人，却要延迟结婚，并以其他方法来限制他们留下的孩子的人数。这个动机有时是自私的，而苛刻和轻浮的人留下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子孙很少，也许是最好的事。但是，更多的时候它是出于为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愿望包括许多不能称为人生目的之最高理想的因素在内，而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一些显然是卑鄙的因素在内；但它毕竟是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为这种愿望所影响的那些人之中，有许多人的孩子大概会列入最优良和最强壮的种族之中。

我们必须记住：大家庭中的成员互相教育，他们通常在各方面都比小家庭中的成员聪明、活泼，而且往往较为强壮。无疑地，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具有非常的活力之故，由于同样的理由，轮到他们自己也会有强壮的大家庭。人种的进步，在比初看起来大得多的程度上，归功于几个非常大的和强壮的家庭的子孙。

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父母对于一个小家庭，比对一个大家庭往往在许多方面能照顾得较好。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则所生的孩子数的增加，就使婴儿的死亡数也增加；这纯然是一种害处。孩子因缺乏照顾和充分的收入而死亡，这种生育对其母亲是一种无益的紧张，而对家庭中其他的人，则是一种损害。①

①由于可预防的种种原因所引起的婴儿死亡率的大小，可从以下的事实来推知：未满一岁的婴儿的死亡与出生的百分比，在城市区域通常高于乡村区域大约一倍又三分之一；但在有富裕人口的许多城市区域中，这个百分比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数（见1905年户籍局长的报告）。未满五岁儿童的每年死亡率，在贵族家庭中只有约2％，在整个上层阶级中是3％以下，而在全国是6％与7％之间，这是几年前所发现的。另一方面，波流教授说，在法国，只有一两个孩子的父母，易于溺爱孩子，而过于关心孩子反会损害他们的勇气、进取心和忍耐心（参看《统计杂志》第45期，第378—379页）。

第八节 续前。

除以上所说的之外，还有其他应当加以考虑的理由；但是，就本章所论的各点而言，以下的结论表面上似乎是可取的：人们在能有把握给予孩子至少与他们自己所受的同样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的教育之前，不应生养孩子；如果自制力足以使家庭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而不违犯道德上的规律，则适当地早婚是最好的事。一般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则，再加上为城市人口充分供给的新鲜空气和健康的娱乐，则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就不会没有增进。现在我们就可有理由相信：如果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增进了，则人口的增加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就不会减少人们的平均实际收入。

因此，知识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的进步，政府在关于保健的一切工作上不断增长的活动和明智，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减少死亡、增进健康和延长寿命。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迅速增加，以及人口中门第较高比较低的人结婚迟和孩子少的倾向，却使生命力降低，并使死亡率上升。如果只是前一类原因发生作用，但加以调节以避免人口过多的危险，则人类大概很快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身心上的优美；但如后一类原因发生作用而不加以遏制的话，则人类就会很快地退化。

事实上，这两类原因的作用差不多不相上下，而前一类原因略占优势。当英国的人口差不多与过去一样地迅速增长时，身体上或精神上不健康的人在全部人口中确是没有增加：

其余的人的衣食都好得多了，而且，除了人口过于拥挤的工业区域外，他们在强壮上一般也是日见增加的。男女的平均寿命许多年来已经稳步地提高了。

第六章 工业训练

第一节 不熟练的劳动者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对于我们所熟悉的技能，我们往往不当作是技能。单纯的手工技能与一般智慧和活力相比，日见失去重要性。一般能力与专门技能。

在研究了支配众多和强壮的人口之增长的原因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发展人口的工业效率所需要的训练。

使一个人在某一事业上能获得很大成就之天生的活力，差不多在其他任何事业上一般对他也是有用的。但是也有例外。例如，有些人似乎生来就适合于艺术事业，而不适合于其他工作；有时一个富有实际天才的人，几乎完全缺乏艺术的感受。但是，神经非常强健的种族，在有利的条件下，一般似乎能够在几代之内，发展它所特别重视的差不多任何种类的能力。一个在战争中或在工业的较为简陋的形态中获得活力的种族，有时很快地获得高级的智力和艺术能力；古代和中世纪中差不多每一文学和艺术的新纪元，都是归功于神经非常强健的民族，他们在养成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很大的嗜好之前，曾与高尚的思想有过接触。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这种嗜好的成长，使我们不能充分利用我们的大有增加的资源所给与我们的机会，把种族的最高能力用于最高尚的目的。但是，也许当代的知识上的活力，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看起来比实际所有的为少。因为，在艺术和文学方面，当天才还保持青春的诱人外貌时，往往已有成就；但在近代科学方面，需要如此多的知识才能有所创造，以致一个学者在成名之前，他的精神的奋发就往往失去初有的旺盛；而且他的工作的真正价值，不像一幅画或一首诗的价值那样，常为大家所共知的。①同样地，近代管理机器的技术工人的坚实品质，被看得比中世纪手工工人的微不足道的美德还低。这是一部分因为我们易于把我们自己时代中所常见的长处，看作是平凡的；并且易于忽视“不熟练的劳动者”这个名词的意义是不断变更的事实。

①在这方面，值得注意以下一点：一种划时代的思想之全部的重要性，在它发生的这一代之中往往未被人认识：它使世界的思想走上新的道路，但是，方向的改变要过了转折点一些路之后才会明白。同样地，每一时代的机械上的发明，比前代的发明易于为人看低。因为，一项新的发明，要到关于它的许多较小的改良和辅助性的发明已经完备之后，对实际使用才能充分有效：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往往发生于它所划的时代之前一代。因此，情况就是这样：每一代似乎主要是从事于实现前一代的思想；同时，它自己的思想之全部重要性，尚未为人清楚地了解。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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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落后的种族不能长时间地持续进行任何种类的工作；即使我们认为是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中最简单的工作，对于他们也相对地是需要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只有经过长期的训练，他们才能养成这种精神。但是，在教育普及的地方，即使需要懂得阅读和写作的职业，也可列入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一类。其次，在一向是工业所在地的区域，负责任的习惯，和在处理高价的机械和原料上的谨慎和敏捷的习惯，已成为大家共同的特性了；因此，在管理机械的工作中，有许多据说是完全机械的和不需要技能的，并且不需要值得重视的人类才能。但是，事实上，现在世界的人口中，具有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智力和道德的才能、智慧和自制力的人，恐怕不到十分之一：经过两代切实训练之后而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恐怕不到一半。即在工业人口之中，能够担任许多初看起来好像是完全单调的工作的人，也只有一小部分。例如，机器织布的工作似乎是很简单的，但分为高级和低级的工作，在担任低级工作的那些人之中，大多数都没有织几种颜色的布所需要的那种“本质”。在从事坚固材料、木材、金属或陶器的工业中，这种差别甚至更大。

有若干种的手工作业，在某一类动作上需要持久的练习，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很常有的，而且日渐少见了：因为，机械不断地代替这种需要手工技能的工作。对于手指的一般运用自如，是工业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诚然是对的；

但这主要是神经强健和自制力的结果。当然，它是由训练所发展的，但其大部分也许是属于一般的性质，而不是某一特殊职业所特有的；正像一个打棍球的人很快学会打网球那样，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往往能转到别种行业，而效率即使丧失也不会很大和长久的。

手工技能是如此地专门以致完全不能从一种职业转用到另一种职业，因而逐步变成生产上越来越不重要的因素了。对艺术感受和艺术创造的才能暂且不论，则我们可以说，一种职业之所以高于另一种职业，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工人之所以比另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工人富有效率，主要是由于不是为某种职业所特有的一般聪敏和精力上的优越。

能一下子记住许多事情，需要什么东西时就准备好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事一有差错时行动敏捷并表现出机智，对于所做的工作在细节上发生变化时能迅速适应、坚定和可靠，总是养精蓄锐以便应付紧急之事——这些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的特性。这些特性不是某一职业所专有的，而是为一切职业所需要的；倘使它们常不能容易地从一种行业转到其他同类的行业，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要由对原料的一些知识和对特殊方法的熟悉来补充。

因此，我们可用一般能力这个名词来表示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一切高级工业的共同特性的那种才能以及一般知识和智慧；同时，为个别行业的特殊目的所需要的那种手工技能和对特殊精神及方法的熟悉，则可归入专门能力一类。

第三节 普通教育与工业教育。学徒制度。

一般能力大都要看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而定。在这方面，最早和最有力的影响是母亲的影响。①其次是父亲和其他孩子的影响，而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仆人的影响。②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人的孩子从他周围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我们研究富裕阶级的孩子比技术工人的孩子，以及技术工人的孩子比不熟练的劳动者的孩子，在开始独立生活时所有的种种利益时，我们就必须较为详细地考虑这些家庭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转而考虑较为一般的学校教育的影响。

①照高尔顿的意见，一切伟人都出于伟大的母教的讲法是言之过甚的：但这只是表明母亲的影响没有超过其他一切影响；而不是说，它不比其他影响中的任何一种影响为大。他说，母亲的影响在神学家和科学家之中最易探溯，因为一个热诚的母亲引导她的孩子对伟大事物加以深思；而一个有思想的母亲，不是压制，而是鼓励孩子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科学的思考习惯的动力。

②在家庭仆人之中，有许多具有优良本性的人。但是，生活在非常富有的家庭中的仆人，易于染上放纵的习惯，对财富的重要性估计过高，并一般重视低级的生活目的，这种情况对于独立的劳动人民是不常有的。在有些我们的最好的家庭中，孩子大部分时间所往来的人，没有普通家庭往来的人那样高尚。但在这些家庭之中，不是特别合格的仆人，是不许照管一头小的猎犬或小马的。

关于普通教育，我们不需要说什么了；虽然即使普通教育对于工业效率的影响，也比表面上为大。工人阶级的孩子只学习了读书、写字、算术和图画的初步知识之后，往往就不得不失学了，这是确实的；有时且有人认为，花在这些课程上的这一点时间的一部分，还是用于实际工作来得好。但是，在学校中得到的进步之所以重要，除了由于它本身的缘故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学校教育所给与的将来进步的能力之故。因为，真正高级的普通教育，使人能在业务上使用最好的才能，并能使用业务本身作为增进教育的一种手段；虽然普通教育与特殊行业的细节无关：那是属于工业教育的范围。①

①对于工人阶级的孩子缺少细心的普通教育之有害于工业的进步，与中等阶级的旧式教拉丁语学校的教育的狭隘范围之害处差不多一样。诚然，在近代之前，这种教育是普通教师所能诱导他的学生，把心力用于吸收知识以外的任何东西之唯一的教育。所以，称它是高级普通教育是很对的，因为它是能有的最好的教育了。但是，它在使市民熟悉伟大的古代思想的目的上是失败了；通常学校时代一过去，它就被忘却了，而且它在营业与教育之间造成了有害的对抗关系。然而，现在知识的进步，使我们能用科学和艺术来补充这种学校的课程，对能进这种学校的人给予一种教育，以发展他们的最好的才能，并使他们养成最能刺激他们的心思在以后生活中的高级活动的思想方法。花在学习拼字上的时间差不多是浪费的：如果能使英语中的拼字和发音和谐一致，像大多数别国语文那样，则不必增加什么费用，有效的学校教育大约延长一年就行了。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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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工业教育同样地提高了它的目的。过去工业教育的意义，不外乎是传授一个聪明的人在开始他的工作时很快自己学会的那种手工的技巧和关于机械及方法的初步知识；虽然，如果他事先学会了这种工作，则在开始时他也许能比完全不懂的人多赚几个先令。但是，这样的所谓教育没有发展才能，而是有点妨碍才能的发展。一个青年自己学到了知识，他这样做就已教育了自己；他比一个在这种旧式学校读书的人将来会有较好的进步。然而，工业教育的发展已可纠正它的缺点；其目的在于：第一，使人对两眼和手指能一般的运用自如（虽然已有迹象表明，普通教育正在接管这种工作，而它属于普通教育是适当的）；第二，传授对特殊职业有用的、而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很少适当地学到的工艺技能和知识以及研究的方法。可是，还要记住：自动机械的精密和用途每有进步，就越缩小极其注重手和眼的运用的手工操作的范围；由最好形式的普通教育所训练出来的那些才能的重要性正日见增大。①

①正如纳斯密斯所说：如果一个青年在桌上随便落下两颗豌豆之后，而能容易地把第三颗豌豆放在前两颗之间的线上的当中，他将来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技师。在英国的平常竞赛中所得到的眼和手的运用，与在幼稚园的游戏中所得到的一样。绘画常是介于工作和游戏之间。

按照英国最好的意见，为高级工业而设的工业教育，应像普通教育那样，不断以发展才能为目的。它应当与完善的普通教育建立在同一的基础上，但应进一步详细订出特殊的学科，以利于特殊的行业。②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把科学训练——在这方面西欧各国已走在我们前面了——加到敢为和顽强的精力与实践的本能中去，如果青年时代不是在工厂中度过，则这种精力和本能是很少旺盛的；我们常要记住：一个青年在管理完善的工厂中，自己从直接的经验所学到的东西，比在工业学校中教师以标准方法所教给他的，对他更为有用，并更能刺激他的智力活动。③

②工业教育的最大弱点之一，就是它不培养对称的感觉和化繁为简的愿望。英国人在实际的经营之中养成了摈弃抵不上所花费用的机械和制造方法上错综复杂的才能，而美国人甚至更有过之，这种实践的本能往往使他们能在与学问好得多的欧洲大陆的对手之竞争中获得成功。

③一个良好的办法，就是在学校卒业后，把几年中的六个冬月花在大学中学习科学，而把六个夏月花在大工厂中当实习生。本书作者四十年前曾在布里斯托尔的大学学院（即现在的布里斯托大学）实行这个办法。但是，它是有实际困难的，只有大企业的首脑与大学当局的诚恳和慷慨的合作，才能克服这种困难。另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曼彻斯特的马瑟和帕莱特工厂的附属学校所采用的办法。“学校中所做的绘图工作，就是工厂中实际进行的绘图工作。某日，教师作必要的解释和计算，次日，学生就看到——好像是在准备中的一样——教师讲解的问题中的那样东西。”

旧的学徒制度不完全适合近代的情况，已经废除了；但却需要一种代替的制度。在最近几年中，许多最能干的制造商已经开始树立这样一种风气：使他们的子弟在企业中各个部分相继地工作，而这企业是他们的子弟终要管理的；但这种巧妙的教育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任何大的近代工业的部门是如此众多和不同，以致雇主们要像过去那样，保证他们所照顾的每个青年能学会一切，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个能力平常的青年会为这种尝试所迷惑。但是，恢复学徒制度而在形式上加以改良，似乎不是不能实行的。①

①雇主有义务在工厂中彻底教会学徒他的行业中一个大部分之中的所有小部分的工作，而不是像现在所常有的那样，只让学徒学会这些小部分之中的一部分工作。这样，学徒的训练就往往会像几代之前的训练那样广泛，好像把整个行业的工作都教给他了；而且不妨用工业学校中所教的关于这行业的各部门之理论知识来补充这种训练。对于要想学习在一个新国家的特殊情况下的农业经营的英国青年，近来已经风行一种类似旧学徒制度的办法：有些迹象表明，这个办法可以推广到英国的农业经营，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英国的农业非常适合。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适合农民以及农业的雇用劳动者的教育，最好能在农业大学和制酪业学校中推行。

同时，对于成年人的工业教育的许多大的机构正在迅速发展，例如公开的展览会、同业公会和同业杂志等。它们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农业和其他某些行业方面，对进步的最大帮助，恐怕是在于公开的展览会。但是，那些较为进步和掌握在有好学习惯的人手里的工业，却更得力于同业杂志所传播的实际和科学的知识；借助于工业方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这些杂志打破了行业的秘密，帮助资本小的人与富有的对手竞争。

工业上重大的划时代的发明，至新近为止，差不多完全是发生在英国的。但是，现在其他各国也参与发明的竞争了。美国人的普通学校的优良，他们生活的丰富多彩，他们之中不同民族的思想交流，以及他们的农业之独有的条件，已经表现出一种顽强的研究精神；同时，工业教育现在也正在极其有力的推进之中。另一方面，在德国的中等阶级，甚至在工人阶级之中，科学知识的普及，加上他们通晓近代语文，以及他们的求学旅行的习惯，使他们在机械学方面能与英美并驾齐驱，而在把化学应用到企业的许多方面，他们是领先的。①

①在欧洲大陆上，差不多每个进步的企业的首脑，都曾在外国细心研究制造方法和机械。英国人是著名的旅行家；但是，也许一部分因为他们不懂外国语文的缘故，所以他们并不重视对旅行的明智的利用所能获得的工业教育。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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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许多种类的工作，能为没有知识的工人所做好，而与有知识的工人所做的同样有效：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优良的教育，即使对于普通工人也予以很大的间接利益。它刺激他的智力活动；使他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使他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时间外它提高他的生活的风格；因此，它是物质财富生产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即使它被看作是为了本身的目的，它也不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所能助成的任何事情为低劣。

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探求国家从许多人的普通教育和工业教育的改良上所得到的直接经济利益的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我们要重视原来属于工人阶级的那些人，但更要重视出身低微而升到高级熟练的技术工人、成为工头或雇主、扩大科学的范围、或者可能在艺术和文学上增加国家财富的那些人。

支配天才诞生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之具有最高级的天赋的才能所占的百分比，恐怕没有在社会上已经获得或承袭高位的人的孩子之具有这种才能所占的百分比那样大。但是，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四五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他们；而其中一大部分因为缺少机会而未获得结果。对于可巧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

有助于物质财富之迅速增加的变化，无过于我们的学校的改良，尤其是中等学校的改良，如果这种改良能与普遍的奖学金制度相结合的话；这种制度使工人的聪明的儿子能逐步升学，直到他受到当代所能给与的最好的理论和实际的教育为止。

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和近代苏格兰的成就，大部分可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孩子的才能。即在英国内部，也可得到同类的教训：在英国进步最快的地方，就是工业领导者是工人的子弟所占比重最大的地方。例如，在工业时代之初，社会地位的悬殊，在英国南部比北部更为显著和更为牢固。在英国南部，有一种略似世袭社会阶级的精神，使工人及其子弟不能升到领导地位；而古老的家庭缺乏只是天赋的、而不是社会利益所能供给的那种灵活和清新的精神。这种世袭社会阶级的精神，与工业领导者之中缺乏新的血液互相支持；英国南部城市的衰落，以活人所能记忆的而论，有不少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这个原因。

第六节 美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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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与艰苦思考的教育之地位稍有不同：因为后者常使性格坚强，而前者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人们的美术才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并成为工业效率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差不多完全是取决于眼光的美术学科。因为，文学和音乐虽与这种学科同样有助于生活的美满，并有过之，但是，它们的发展却不直接影响、也不依靠经营的方法、制造的方法和技术工人的技能。

中世纪欧洲的和现在东方各国的技术工人，素以富有创造力见称于世，实在恐怕不如所传之甚。例如，东方的地毯充满了宏伟的想像：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任何一地的美术品的许多样品——也许是从几个世纪前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我们往往发现，在它们的基本概念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是，在有种种迅速变化——有些是由风尚所造成的，有些是由工业和社会进步的有利运动所造成的——的近代，每个人都可自由创造新的局面，各人大体上必须依靠他自己的才力；因为没有缓慢成熟的公众的批评来指导他。①

①事实上，原始时代的每个设计师都是为先例所支配的：只有非常敢作敢为的人才不受先例的拘束；但他们也没有过于违背先例，而他们的革新要受到经验的考验，经验毕竟是正确无误的。因为，艺术和文学上的最粗糙和最可笑的风尚，因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之提倡，虽然一时会为人们所接受，但只有真正的艺术的优美才能使一首短歌或曲子，一种服装的式样，或一种家具的式样，在全国之中接连许多代盛行不衰。因此，凡与真正的艺术精神不相调和的革新就被抑制了，遵循艺术途径的那些革新就被保存下来，并成为更大进步的起点；这样，传统的本能，在保存东方各国的工艺的纯粹性上曾有很大的作用，而在较小的程度上，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

然而，这不是我们时代中的美术设计所受到的唯一的或主要的不利。没有好的理由使我们相信：中世纪的普通工人的孩子，比现在普通的乡村木匠或铁匠的孩子具有较大的美术创造力；但是，如果那时一万人中可巧有一个人是天才，则在他的作品中天才就表现出来，而为行会及其他方面的竞争所鼓励。但是，近代的技术工人易于从事机械的管理；虽然他所发展的各种才能，比他的中世纪的前辈的审美力和想像力会更为坚实，毕竟会更为有助于人类的最大进步，但这些才能却不直接有助于美术的进步。倘使他觉得自己比他的同事具有较高的能力，他恐怕会力图在工会或其他组织的管理上取得领导的地位，或者集中小量资本，从他所学的那个行业中发展起来。这些都不是卑鄙的目的；但是，如果他仍干他的本行，而努力创造不朽的美术作品，则他的志向也许会更为高尚，对世界会更为有利。

但是，必须承认：他要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困难。现在我们所容许的装饰方法的变化在时间上是短暂的，时间短暂的害处与这种变化遍于世界面积的广阔不相上下；因为，这样就迫使设计师一直注意美术品的供给和需要在世界上的变动，他的草率和匆促的努力就更为分散了。这是一种对于以自己的双手操作的技术工人不甚适合的工作；因此，现在普通的技术工人觉得最好跟在后面而不领先。即使里昂的织工的卓越技能，现在也表现为差不多完全是继承精致的手工的能力和色彩的优秀的感觉力，因而使他能完美地实现专门的设计师的理想。

财富的增长使人们能购买各种物品以适合嗜好，而对于这些物品是否耐用却看作次要的事；所以，在各种衣着和家具上，东西的销售决定于式样，越来越风行了。已故威廉摩里斯和其他人的影响，加上许多英国的设计师从东方——特别是波斯和印度的研究色彩的好手——所获得的指导，使法国人自己承认，某些种类的英国织物和装饰品已达到第一流了。但在其他方面，法国还是首屈一指的。据说，有些在世界上保持自己地位的英国制造商，如果还是依靠英国的式样，就要被赶出市场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巴黎在时尚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是它对妇女服装一向具有敏锐而细致的审美力的结果。巴黎的设计会与即将到来的时尚相合，而比来自其他地方的具有同等真实价值的设计有较好的销路。①

①法国的设计师觉得最好住在巴黎：如果他们长久不与时式的主要变动接触，他们就似乎落后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是要当艺术家，但是他们最高的志向却未得到成功。那些已经成为艺术家的人，觉得从事设计工作是值得的，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例如像色佛尔的瓷器业那样。然而，英国人在为东方市场的设计工作上还能保持自己的地位，而英国人在创造力方面至少不低于法国人，也有了证据，虽然在如何配合式样和色彩以获得有效的结果方面，英国人还没有法国人那样敏锐（参看《工业教育报告》第1卷第256、261、324、325各页和第3卷第151、152、202、203、211各页以及其他各页。）近代设计师的职业恐怕还没有达到它所能保持的最好的地位。因为，它在过大的程度上处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而那个国家的最高艺术学科的作品，本来就是不能移植的。这些作品在当时诚然常为其他各国所赞美和模仿，但是，它们还很少成为后世最优秀的作品的基调。

因此，工业教育虽不能直接大大增加美术上天才的供给，比它在科学和企业方面所能增加的更多，但它却能使许多天生的美术天才不改变为无用；因为旧式的手工业所实行的训练，决不能大规模地恢复，工业教育的这种目的就更为需要了。②

②画家自己在图画陈列室中也记载以下的事实：在中世纪——甚至较晚——他们的艺术比现在能吸引更多的最优秀的智士；而现在却是这样：青年人的志向为近代企业的兴奋之事所诱惑，建树不朽事业的热诚在近代科学的发明上得到活动机会，最后，为定期刊物随便写些浅薄的文章，就可获得报酬，因此，许多优秀的人才就不知不觉时改变高尚的目标了。

第七节 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

因此，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医学上的发明——像吉纳或巴士特的发明那样——能增进我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像数学上或生物学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也许要经过许多代以后才能显出增大物资福利的功效，它们对生产所给予的帮助，虽没有前者那样直接，但重要性是一样的。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

经济学家对于实际问题中具有直接关心的，无过于关于在国家与父母之间应当怎样分配儿童教育费用的原理的问题了。但是，不论父母负担多少费用，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决定父母负担这种费用一部分的力量和意志的各种条件。

大多数父母极愿以他们自己的父母对待他们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发现邻人中可巧有标准较高的，则他们对待孩子也许甚至更好一点。但是，要父母对待孩子比这再进一步，则除了无私的道德品质和热烈的情感——这两点也许不是罕见的——之外，还需要某种精神上的习惯——这一点还不是很普通的。它要有清楚地预料未来和把遥远的事件看作像与眼前的事件差不多有同样重要性（就是以低的利率对未来加以折扣）的习惯；这种习惯是文明的主要产物，也是文明的主要原因，除了在较为文明的国家的中等和上层阶级中之外，它是很少得到发展的。

第八节 流动性在职业的等级之间和等级之内日见增大。

父母通常培养自己的孩子，使他们从事自己等级的职业，所以，在一代中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全部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为前一代中该等级中的人数所决定，但在该等级本身之内，却有较大的流动性。如果该等级内任何一种职业的利益超过平均的利益，则青年人就从同等级内其他职业迅速转入这一职业。从一个等级到另一等级的垂直的流动，不是很迅速的或大规模的；但是，当一个等级的利益比它所需的工作上的困难相对地增加时，则青年和成年的劳动者很多就会三三两两地开始流入这一等级；虽然流入的人数也许是不很多的，但合起来人数就多了，不久足以满足这个等级的劳动者之增长的需要。

我们要到以后的阶段才对以下两点加以较为详细的研究：第一，任何地点和时间的各种条件对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所加的障碍；第二，这些条件对任何人所提供的引诱以改变他的职业或培养妻子从事与他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以我们已经知道的而论，足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则由劳动所得的收入之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或换句话说，劳动的需要价格的上涨，增加劳动的供给。假定知识的情况，伦理的、社会的和家庭的习惯的情况固定不变，则全体人民的活力——即使不是他们的人数——和特别是任何行业的人数和活力，在以下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供给价格：

需要价格的某种水平使上述的人数和活力保持不变；需要价格较高会使它们增加；需要价格较低会使它们减少。因此，经济原因在支配整个人口的增长和任何特殊等级内劳动的供给上就发生作用了。但是，经济原因对于整个人口多寡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是通过生活上伦理的、社会的和家庭的习惯而发生的。因为，这些习惯本身受经济原因的影响虽然很慢，但是很深，而在方式上有些是难以探索的，而且是不可能预测的。①

①一个父亲打算培养他的儿子从事一种与他自己的职业在性质上大不相的职业，会遇到种种困难，穆勒对这些困难印象很深，因此他说（见穆勒所著济学原理》第2篇第14章第2节）：“的确，不同等级的劳动者之间的悬殊一是如此彻底，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是如此明显，以致差不多等于世袭的社会阶级；各种职业所需的人，主要是由已经从事于这种职业的人的子弟来补充，或是在社会地位上与这种职业属于同一等级的其他职业中的人的子弟来补充。或是原来即使等级较低，而由于自己的努力地位已经提高的人的子弟来补充。自由业所需的人，大多数是由自由职业阶级或有闲阶级的子弟来补充；需要高度技的手工职业，由熟练的技术工人或与他等级相同的商人阶级的子弟来填补；等较低的需要技能的职业也是如此；而不熟练的劳动者，由父及子仍然保持他们来的样子，但亦偶有例外。因此，每个阶级的工资一向是为它自己的人口之增所限制，而不是为全国总人口的增加所限制。”但是，他接着说：“然而，在习和观念上现在迅速发生的变化，日渐破坏这一切的差别。”

自从他著书以后，他的先见之明已为变化的进程所证实了。在本章开头时我们已经说过，有种种原因使得某些职业所需要的一定程度的熟练和能力有所减少，另些职业所需要的一定程度的熟练和能力有所增加，由于这些原因迅速发生作用，他所指出的明显的分界线差不多已被消灭了。我们不能再把不同的职业看作是分属于四个大的平面；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不同的职业类似梯级阔度不等的一座长楼梯，其中有些梯级非常广阔，可以作为梯顶之用。或者我们不妨把各种职业想像为两座楼梯则更好，一座代表“难做的工业”，另一座代表“易做的工业”；因为这两者之间的直的划分，事实上是与任何两个等级之间的横的划分同样广泛和明显。

穆勒的分类在被凯恩斯采用时已失去它的大部分的价值了（见凯恩斯所著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原理新论》第72页）。较为适合我们现在情况的分类是吉丁斯所提出的（见《政治学季刊》第2期第69—71页）。对这个分类的反对意见是这样：它在大自然原来没有划出明显分界线的地方划出了明显的分界线；但是，这个分类也许不亚于把工业分为四个等级的最好的分类。他所分的等级是：（Ⅰ）自动的手工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管理机器的工人在内；（Ⅱ）负责的手工劳动者，包括那些能付以某种责任和自行管理的劳动的工人在内；（Ⅲ）自动的脑力劳动者，如会计员；（Ⅳ）负责的脑力劳动者，包括监工和董事在内。

关于人口在等级之间或上或下的大量和不断的流动之条件与方法，在以后第6篇第4、第5和第7三章中再加以较为详细的研究。

对于供差遣和做其他没有教育价值的工作的男仆之需要的增长，增大了这样的危险：父母会将他们的儿子送上将来没有获得良好职业的希望之道路。公共机关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私人团体由于其中的男子和女子的热心和努力，在这方面做得更多，都警告人们不要从事这种“死胡同”的职业，并帮助青年准备从事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努力也许具有很大的国家价值。但是，必须注意：这种指导和帮助不但要给予工人阶级人口中出身较低的人，而在必要时同样要给予出身较高的人，否则，民族就会退化了。

第七章 财富的增长

第一节 在近代之前没有使用什么高价形态的辅助资本；但现在它正迅速增加，积累的能力也迅速增加。

在本章中，不需要区别把财富看作是消费对象的观点与把它看作是生产要素的观点；我们只是研究财富的增长，并不需要注重财富作为资本的各种用途。

财富的最早的形态，恐怕是渔猎的工具和个人装饰品；而在气候寒冷的国家中，则为衣着和茅屋。①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开始养驯动物；但是，最初动物之为人所爱护，恐怕主要是为了动物本身的缘故，因为它们形状美丽，养驯它们是愉快的事；像个人装饰品一样，动物之为人所要获得，并不是为了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是因为占有它们可得到直接的满足。②逐渐地，成群的养驯的动物增多了；而在畜牧时代中，动物既成为它们的所有者得到愉快和引以为豪的东西，又成为社会地位的表面象征，以及作为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积累的财富之最重要的储备。①在泰勒：《人类学》之中，有关于原始形态的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方法之简短而足供参考的研究。

②白哲特（见他所著《经济研究》第163—165页）在引用了高尔顿所收集的关于野蛮民族豢养宠爱的动物的证据之后指出：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关于以下事实的很好的例证：野蛮民族不论怎样不关心将来，也不能不为将来作一些准备。一张弓或一个鱼网，今天足供获取食物之用，在未来许多天中也必然是有用的。今天足以供人代步的一匹马或一只独木舟，必然是许多未来的享乐的储备的源泉。野蛮的暴君中最不未雨绸缪者，也会建立一大批的建筑物，因为它是他现有的财富和势力的最显著的证据。

因为人口渐密，人们定居下来从事农业，耕地就在财富的目录中占了第一位；而在土地的价值中，由于各种改良（其中井占有显著的地位）而得到的那一部分价值，变为狭义的资本之主要因素。属于次要的是：房屋、家畜，而在有些地方是小舟和船只；但是，生产工具——不论是供农业还是家庭工业之用——在长时间内一直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在有些地方，各种宝石和贵金属早已成为欲望的主要对象和公认的储藏财富的手段；同时，帝王的宫殿固不必说，即在许多比较幼稚的文明阶段中的社会财富，大部分表现为公共建筑物——主要是供宗教之用、道路和桥梁、运河和灌溉工程的形态。

上述这些东西之为积累的财富之主要形态，已有几千年了。在城市中，房屋和家具诚然是占第一位，高价原料的储备也非常重要；但是，城市居民每人所有的财富，虽然往往比乡村居民为多，但城市居民的全部人数不多，因而他们的财富总额比乡村的财富总额少得多了。在整个这时代中，唯一的使用高价工具的行业，是海上运输业；织工的织机、农民的耕犁、铁匠的铁砧都是构造简单的东西，与商人的船只相比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但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开始了使用高价工具的时代。

英国农民的工具的价值在长时间中上涨很慢；但到十八世纪进步得到加快了。不久，首先利用水力，然后利用蒸汽力，使生产部门相继地以高价的机械迅速代替廉价的手工用具。正如以往最高价的工具是船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是供航行和灌溉用的运河一样，现在最高价的工具也是一般的交通工具——铁路和电车、运河、码头和船舶、电报和电话系统以及自来水厂：即使煤气厂差不多也可归入这类，因为它的设备大部分是用于分配煤气的。其次为矿山、铁厂和化工厂、造船厂、印刷厂以及其他有很多高价机械的大工厂。

不论我们看哪一方面，我们都觉得：知识的进步和普及不断地导致新方法和新机械的采用，如果在人类努力尚未达到最终目的以前很长时间内花费一番努力的话，则这种新方法和新机械就可节省人力。要正确衡量这种进步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古代是没有与许多近代工业相同的工业的。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产品的一般性质没有改变的四种大产业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它们是农业、建筑业、织布业和运输业。在前两种产业之中，手工操作仍占重要地位：但即在它们之中，高价的机械也有很大发展。例如，可把即使现在的印度农民的简陋工具与进步的苏格兰低地的农民的设备比较一下:①并可考虑一下近代建筑业者的制砖机、制灰泥机、锯木机、刨木机、嵌线机、凿孔机以及蒸汽起重机和电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纺织业，或者至少是制造较为简单产品的纺织业的情况，我们看到过去每个工人对工具是感到满意的，这些工具的成本不过相当于他的几个月的劳动，而在近代，单是工厂设备所占的资本，以雇用的每个男工、女工和童工来估计，各占二百镑以上，即相当于每人五年的劳动。又如一条汽船的成本，也许相当于驾驶这船的那些人的十五年或更多的劳动；同时，投于英国和威尔士的铁路之资本约为十万万镑，相当于铁路所雇用的三十万工资劳动者二十年以上的工作。

①包括六七个成年男子在内的头等印度农民的家庭所用的农具，主要是只用木料做成的几把轻便的犁和锄，其全部价值大约是十三卢比（见菲尔爵士所著的《雅利安人的乡村》第233页），即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工作；同时，在一个有良好设备的近代大农场里，单是机械的价值每英亩即达三镑（见马登所编的《农场的设备》一书），即相当于农场所雇用的每个人一年的工作。这种机械包括：蒸汽机、开沟犁、掘底土犁和普通犁、有些由蒸汽运转，有些由马力运转；各种掘土机、耕耙、滚筒、碎土机、播种机和施肥机、马锄、钉耙、干草机、刈草机、收割机、蒸汽或马力打谷机、切饲料机、切萝卜机、压草机以及其他许多机械。同时，使用地窖保藏和有遮蔽的庭院日见增多，牧场和其他农业建筑物的设备也不断改良，这一切毕竟使人力大为节省，但要花费较大的人力为农民种植农产品的直接工作开辟道路。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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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常发展新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较为高价的新方法。进步的速度有时是缓慢的，而且偶尔甚至也有很大的退步；但是，现在我们正以一年比一年迅速的快步前进；我们无法推测将在何处停下来。在各方面，进一步的机会一定会发生的，这些机会都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工业的生活之性质，使我们能利用巨额储存的资本来提供新的满足，并将它用于预料遥远的欲望来提供节省人力的新方法。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我们已接近静止的状态，在这状态下，不会有新的重要欲望要得到满足，把现在的努力有利地投于防备将来不会再有机会了，而且财富的积累也不再会有任何报酬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表明，人的欲望是随着他的财富和知识的增长而扩大的。①

①例如，近来在某些美国城市所作的改良说明了以下一点：如果支出充足的资本，每个家庭就能得到它的确需要的东西，并能除去它不需要的东西，比现在有效得多，以使大部分的人口能住在城市里，而能免除许多现有的城市生活的害处。第一步就是在一切道路之下开掘大的隧道，使许多管子和电线能被敷设在隧道之中，如有损坏也能加以修理，而不会妨碍一般交通，也不要花很大的费用。然后动力甚至是热力，就可从离开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有些情况下是从煤矿中）发生，凡需要的地方都可敷设。淡水、泉水、甚至海水和臭氧化的空气，就可通过各别的管子装到差不多每个家庭；同时，冬天可由热气管放送暖气，夏天可压缩空气降低热度；或者可由装在特别管子里的有很大热力的煤气来供给热力，同时，也可从特别装置的煤气或电力中得到灯光；而且每个家庭可以与城市中其余的家庭通电话。一切有害健康的煤烟，包括仍在使用的家用燃料所发出的煤烟在内，可通过长的导管以强大的气流送出去，并通过大的炉子滤清，再从大烟囱中散入高空。要在英国城市实行这样的计划，需要比用于我们铁路的资本大得多的费用。这种关于城市改良的最终途径的推测，也许离事实太远，但是，过去的经验显示出把现在的努力投于提供满足我们将来欲望的手段上的广泛机会的许多途径，上述的推测就是说明那些途径之一。

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多，生产物超过生活必需品的剩余也不断增加，这种剩余产生了储蓄的能力。当生产技术落后时，剩余是很少的，只是在强大的统治民族以最低的生活必需品迫使臣服的民族艰苦工作的地方，以及在气候温和因而生活必需品很少并且容易获得的地方，才有例外。但是，在生产技术方面，以及在为了帮助和支援将来生产的劳动而积累的资本方面每有增进，就会增加剩余，从这剩余中就能积累较多的财富。不久，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甚至在寒冷的地方，文明就成为可能了；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在不折磨工人因而也没有破坏它所依靠的基础之条件下，也成为可能了。②这样，财富和知识就一步一步地增长了，而储蓄财富和普及知识的力量也随着一步一步地增大。②参照附录一。

第三节 续前。

清楚地预想将来和防备将来的习惯，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得很慢而且时作时辍。旅行家告诉我们，如果有些部落只要预先应用一点他们的力量和知识所能及的手段，例如，将他们的小菜园围起篱笆以防野兽的侵入，他们就可使他们的资源和享乐倍增，而不必增加他们的全部劳动。

但是，即使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如与现在我们自己国家中所见到的某些阶级的浪费相比，恐怕是不足为奇的。人们时而一星期赚两三镑，时而濒于饥饿，这种情况不是罕见的：当他们有职业时，一先令对于他们的效用，比他们失业时一便士的效用还小，但他们从不打算作万一之备。①在相反的极端方面，就是守财奴，其中有些人的爱财近于疯狂的地步；另一方面，即在自耕农和其他某些阶级中，我们也常看到有些人是如此节省，连必需品也省掉了，以致损害他们将来工作的能力。这样，他们就处处吃亏：他们从未真正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时，他们从他们所储存的财富所得到的收入，比从他们的赚钱能力的增加所能得到的收入还少，如果他们把以物质形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之于他们自己身上，则他们从赚钱能力的增加所得到的收入恐怕会较多的。①他们以每年百分之好几千的比率，对将来的利益加以“折扣”（参看第3篇第5章第3节）。

在印度，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确节制目前的享乐，以极大的自我牺牲节省了巨额款项，但却把他们的全部的储蓄都用于婚丧的奢费的排场上，在爱尔兰也有这样的人，不过在程度上不及印度。他们只是为不久的将来作间歇的准备，而对遥远的将来，却不作任何永久的准备：巨大的公共工程使他们的生产资源有很大的增加，但这些工程主要是由克己力差得多的英国人的资本来举办的。

这样，支配财富积累的各种原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中也大不相同。在任何两个民族之中，这些原因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即在同一民族的任何两个社会阶级中，恐怕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很有赖于社会和宗教的制裁；当风俗的约束力稍有松懈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怎样会使得在相同条件下长大的邻人，在他们的奢侈或节俭的习惯方面各不相同，比在差不多其他任何方面的不同更为普遍和更为常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节 保障是储蓄的一个条件。

往代的不事节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保障的缘故，因为那些为将来作准备的人是要享有保障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才有力量保持他们所积蓄的东西；勤劳和克己的农民积蓄了一点财富，却眼看它被强有力者夺去，这种情况对他的邻人不断提出警告，叫他们在能享受时就享受快乐和安逸。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边境，只要抢劫一天不停止，就不会有什么进步：在十八世纪中法国农民的储蓄是很少的，当时他们只有被人看作贫穷，才能逃避税吏的强取豪夺，爱尔兰许多田地的佃户们，即在四十年前，为了避免地主对地租的过高要求，也不得不照样行事。

这种没有保障在文明世界差不多已成过去了。但是，在英国，我们仍然受到救贫法的影响之害，救贫法盛行于上一世纪之初，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危险。因为，它规定：工人阶级的工资的一部分，要以贫穷救济金的方式拿出来；而这种救济金在他们之中的分配，是与他们勤劳、节俭和远见成反比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为将来作准备是愚蠢的事。由这种有害的经验所养成的传统和本能，即到现在，仍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步之一大障碍；而且，至少名义上作为现在的救贫法的基础之原理，即国家只考虑贫穷而完全不考虑功绩，也发生同样的作用，虽然力量较小。

这种没有保障也正在减少：国家和私人对贫民的义务的开明观点之发展，足使以下一点日益明确：自力更生和努力为自己的将来作准备的人，比懒惰和不动脑筋的人，将得到社会的较好照顾。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仍是缓慢的，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第五节 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与奢费以新的诱惑；但它使没有经营能力的人能得到储蓄的好处。

货币经济与近代经营习惯的发展，的确因对于爱过奢侈生活的人产生新的诱惑，而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在古代，一个人如果要住一所好的房屋，他必须自己动手建造；而现在出租的好房子很多，只要付房租就能租到。从前他要喝好的啤酒，他要有好的酿造场，而现在他能买到比自己酿造的更好和更廉的啤酒。现在，他能向图书馆借阅书籍，而不必自己购买；在他准备购买家具之前，他也能以家具布置他的房屋。这样，近代的买卖制度、借贷制度以及新欲望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引起新的奢费，并将现在的利益置于将来的利益之上。

但是，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增加了用途的多样化，在这些用途之间，一个人能够分配他的将来的支出。在原始社会状态下，一个人储存了一些东西以备将来的需要，他也许觉得他对他所储存的那些东西的需要，毕竟没有像对他所没有储存的东西那样大：有许多未来的欲望，是不可能以储存货物来直接满足的。但是，如果他积蓄了资本，并从资本中获得货币收入，他却能需要什么就购买什么。①①参照第3篇第5章第2节。

其次，近代的经营方法，带来了安全投资的机会，使得没有好机会从事任何经营——甚至没有经营农业的机会，在农业中土地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一个可靠的储蓄银行的作用——的人也能获得收入。这些新的机会已使有些人积蓄若干东西以供老年之用，如果没有这些机会，他们恐怕不会这样做的。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结果，就是它使一个人准备死后供给妻子儿女以可靠的收入容易得多了：因为，家庭情感毕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第六节 家庭情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的确有一些人看见他们所积蓄的财富在自己手下增多而感到强烈的愉快，但差不多没有想到由他们自己或别人从财富的使用中所能得到的幸福。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于追求的本能、胜过竞争者的愿望以及表现获得财富的能力和因富有而取得势力与社会地位的雄心。有时，在他们真正需要货币时所发生的习惯的力量，由于一种反射作用，在为积聚财富而积聚财富方面，使他们有一种人为的和不合理的愉快。但是，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情感，现在许多艰苦工作和小心储蓄的人，只要能获得供他们自己生活之用的舒适的年金，就不会更努力了；他们或是向保险公司购买年金，或是安排好他们退职后每年花费他们的资本和其他一切收入的一部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身后就一无所有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留下从他们所希望的高寿中因早死而多余的那一部分储蓄。人们工作和储蓄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家庭，可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在他们退职之后，他们的费用很少超过从他们的储蓄中所得的收入，而宁愿把他们的储存的财富原封不动地留给他们的家庭；单单在英国，每年就有二千万镑以保险单的形式储蓄起来，而且只有在储蓄的人死后才能动用。

最能刺激一个人的精力和进取心的，无过于在生活中提高地位的希望，以及使他家里的人从比他创业时为高的社会地位开始的希望。这种希望甚至给他以一种压倒一切的热情，而这种热情使他对求得安逸和一切普通的愉快的愿望都毫不足道了，有时甚至破坏了他内在的优美感觉和高尚憧憬。但是，像现代美国的财富之惊人的增长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希望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生产者和财富积累者；的确，如果他不是急于攫取财富所能给他的社会地位，则他的雄心就会使他走上巨大的奢费之途，正像不顾将来和放纵自己的脾气所能引起的那样。

以下这种人才会有最大的储蓄：他们出身清寒，长大后从事苛刻而艰苦的工作，他们虽在企业上获得成就，但仍保持朴素的习惯，他们对挥霍加以鄙视，并抱有死后他们会比为人所预料的更为富有的希望。这种性格在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国家中较为闲静的地方是常见的，而受到重大的对法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重税的压迫之后，历时一代以上，在英国乡村区域的中等阶级之中，这种性格也是很普遍的。

第七节 积累的源泉。公共积累。合作事业。

其次是关于积累的源泉。储蓄的能力要看收入超过必需的支出的部分而定；在富人之中，这个部分是最大的。在英国，大部分的巨额收入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但小额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在本世纪之初，英国的商人阶级具有比乡村绅士或工人阶级都多得多的储蓄习惯。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使得上一代的经济学家把储蓄看作差不多完全是从资本的利润中得来的。

但是，即在近代英国，地租与自由职业者及雇佣劳动者的收入，都是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而在一切初期文明阶段中，它们是积累的主要源泉。①而且，中等阶级，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级，为了把资本投于他们孩子的教育，自己总是非常刻苦；同时，工人阶级的工资的大部分，是用于他们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强壮。以往的经济学家太不考虑下一事实：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与他们相反，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财富分配上的任何变化，只要是给工资劳动者多些，给资本家少些，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就会加速物质生产的增大，而不会显著地延迟物质财富的储存。当然，如果这种变化是以暴力的手段来实行，而使公共安全发生动摇，则其他情况就不会没有变化了。但是，对物质财富积累的轻微和暂时的遏制，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这种遏制是平静地实行而没有引起骚扰，并对大多数人提供较好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效率，在他们内心养成自尊的习惯，以便在下一代产生效率高得多的生产者。如果这样，这种遏制比大量增加我们现有的工厂和蒸汽机，毕竟更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①参照琼斯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财富分配得很好和有高尚志向的民族，就会积累巨额的公共财产；有些富裕的民主政体单以这种形式所作的储蓄，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最好的财产之大部分。

各种形式的合作运动的发展，建筑协会、友谊会、职工会、工人储蓄银行等等的发展，都表明了以下一点：即以物质财富的直接积累而论，国家的资源用于支付工资也不是完全损失的，像过去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①

①然而，必须承认：所谓公共财产，往往不过是以将来的公共收入作为抵押而借入的私有财富而已。例如，公营的煤气厂，一般并不是公共积累的结果。这种煤气厂是用私人所储蓄的、但为了公共用途而借入的财富来建造的。

第八节 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选择。财富的积累一般含有满足的某种等待或延期之意。利息是它的报酬。

在研究了储蓄方法和财富积累的发展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上去，在以前研究需求时，我们是从另一观点开始这种分析的。②②见以上第3篇第5章。

在研究需求时我们知道：任何人如存有可作几种用途的商品，他就力图把它分配于一切用途以使他得到最大的满足。

如果他认为把这商品的一部分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而能得到更大的满足，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他所作的分配是适当的，他就停止在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刚好使他从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上得到多寡相同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他把这商品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使它在每种用途上都有同一的边际效用）。

我们并且知道：不论一切用途都是现在的，还是有些是现在的，有些是延缓的，上述原理都同样有效；但在后一情况下，却有一些新的考虑，其中主要的是：第一，满足的延缓必然引起关于将来获得满足是否可靠的问题；第二，照人类本性来看，现在的满足一般地——虽然不是常常地——比可望与它相同的、而在人类生活中是同样可靠的满足更为可取。

一个谨慎的人如果认为在他生活的一切阶段中，他会从相同的财产中获得相同的满足，他也许会力图把他的财产平均地分配于他的一生：如果他认为他的赚钱能力在将来会有减少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储蓄一些资财作为将来之用。不但在他认为他的储蓄在他手中会增加时，他会这样做，即在他认为他的储蓄会减少时，他也会这样做。他会储藏一些水果和鸡蛋以备冬令之需，因为到了冬天这些东西就会缺乏，尽管它们不会由于保藏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收入投于贸易或放款以获得利息或利润，他也会学我们有些祖先的榜样：他们积累了少数金币，当他们从忙碌的生活退休时，就把这些金币带到乡村中去。他们认为，在收入多的时候多用几个金币所增加的满足，对他们的帮助没有像老年时那些金币所能供给他们的舒适那样大。保管这些金币使他们有很多麻烦；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为他们免除这种麻烦，而不使他们遇到任何风险，他们就会愿意给他一点酬劳的。

所以，我们能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储存的财富差不多不能作很好的使用；许多人要为将来作准备；而要借入财货的人很少能提出可靠的担保，将来仍归还这种货物或等价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享乐的延期或等待，与其说是一种获得报酬的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受罚的行动；一个人把他的财产交给别人保管，而只能期望得到这样一种可靠的诺言：归还的东西是少于而不是多于他所借出的东西，因此利率就会变成负数了。①

①关于利率在想像上可以变为负数的意见，1886年1月福克司威尔在银行学会所宣读的一篇题为《银行业务的若干社会方面》的论文中曾加研究。

这样一种情况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人们也许如此渴望工作，以致宁愿受一些惩罚作为准许他们工作的条件，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差不多同样是可有的事。因为，正像延缓一部分财产的消费，是一个谨慎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一样，做一些工作也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例如，政治犯如被准许做一点工作，他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恩惠。照人类本性的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说，资本的利息是享受物质资源的等待所含有的牺牲之报酬，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大量储蓄；正像我们说工资是劳动的报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努力工作。

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愉快，对这种牺牲经济学家称为节欲。但是，这个名词是被误解了：因为，财富的最大积累者是非常富有的人，其中有些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不会按照这个名词的同义语节俭的意义实行节欲的。经济学家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节制在他消费能力以内的任何东西的消费，目的在于增加他的将来的资源时，他对这一特殊消费行为的节制，就增加了财富的积累。这个名词既易为人误解，我们还是不用的好，我们说，财富积累一般是享乐的延期或等待的结果。①或是，再换句话说，财富的积累依赖于人的先见，就是他的想像将来的能力。

①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在研究由洛斯却尔德男爵的节欲所产生的财富积累时，觉得很可笑，他们把这种节欲与一个劳动者的奢费对比，后者以每星期七先令的收入养活七口之家，他依靠他的全部收入为生，毫不实行经济上的节欲。有利息作为报酬、并且是生产的一个要素的，不是节欲而是等待的论述，曾由麦克文在1887年7月的《哈佛经济学杂志》中提出。

财富积累的“需求价格”——就是环境使人从他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能得到的未来的愉快——表现为许多形态：但其实质总是一样的。一个农民建造了一所可防风雨的茅屋，而他的邻人们在建造他们的茅屋时却没有花像他那样多的劳动，因此，当风雪吹入他们的茅屋时，这个农民从他的茅屋的好处上所获得的愉快之增加，就是他的工作和等待所赚得的价格。这种愉快的增加，如与因一时冲动而攫取眼前的满足所能获得的愉快相比，是代表明智地用于防备遥远的祸患、或是准备满足将来的欲望的种种努力之生产力的增大。退休的医师把资本借给工厂或矿山，使它能够改良机械，而他从资本中获得利息，上述愉快的增加在一切基本方面都与利息相似；因为利息具有数字上明确性的形式，我们可以认为利息是从财富中所得到的其他形态的利益之典型，并代表这种利益。

一个人等待享乐的能力，是由他直接从劳动中得到的——劳动差不多是一切享乐的最初的源泉，还是由他以交换或继承、合法的贸易或毫无顾忌的形式之投机、抢劫或欺诈的方法从别人处得到的，对于我们眼前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唯一问题只是：财富的增长一般是包含一个人在目前有（正当地或不正当地）力量支配的愉快之有意识的等待在内，和他愿意这样等待的心理依赖于他的生动地想像将来和为将来作准备的习惯。

第九节 报酬额愈大，储蓄率通常就愈高。但也有例外。

但是，让我们较为详细地研究以下的叙述：正像人类本性所生成的那样，由于现在一定的牺牲所能获得的将来的愉快之增加，一般就会增大人们所作的现在的牺牲量。例如，乡村居民如果必须到森林中取得木材来建造他们的茅屋，则森林愈远，从每天取得木材的工作上所获得的未来的舒适之报酬就愈小，恐怕由每天的工作所积累的财富而产生的未来的利益也愈少：由于一定的现在的牺牲所获得的未来愉快的报酬这样小，就会使他们不扩大他们的茅屋，而大体上也许会减少他们用于取得木材的劳动量。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因为，如果风俗使他们只熟悉一种式样的茅屋，他们离森林愈远，从一天工作的产物中所得到的利益愈小，则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日子就愈多了。

同样地，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自己使用他的财富，而期望放款取得利息，则利率愈高，他的储蓄的报酬额就愈大。倘使稳当的投资的利率是4％，他放弃现在值一百镑的享乐，他每年可得值四镑的享乐；但如利率是3％，他只能得到值三镑的享乐。利率的下降一般会降低这一边际：在这边际上，一个人觉得为了以储蓄一部分财产所能获得的那些将来的愉快而放弃现在的愉快，刚好是不值得的。所以，利率的下降一般是使人们略为增加现在的消费，而为将来的享乐所作的准备就较少了。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贾尔德爵士在二个多世纪前曾说，在利率高的国家中，商人“当已积有巨资时就脱离贸易”，而放款取得利息，“由此而得到的利益是如此容易、可靠和巨大。但在利率较低的国家中，他们世世代代继续做商人，使他们自己和国家变为富有。”有许多人，当他们还在壮年时，当他们待人接物的知识使他们能比以前更为有效地经营企业时，却退职不干了，过去有这种情况，现在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正像沙更脱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如已决定继续他的工作和储蓄，直到他准备了一定的收入作为老年或死后他的家庭之用为止，他将感觉到，利率如低，他必须比利率高时储蓄更多。例如，假定他希望每年有四百镑的收入才能退职，或是每年保四百镑的险作为他死后妻孥之用；如果现行的利率是5％，他只要储蓄八千镑，或保八千镑的寿险；但是，如果利率是4％，他就必须储蓄一万镑，或保一万镑的寿险。

因此，利率的继续下降，世界资本每年增加额的继续增大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可能的事。但是，由一定量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得到的遥远的利益之下降，大体上会减少人们为将来所作的准备；或用较为近代的话来说，利率的下降势将遏制财富的积累，这也是同样确实的事。因为，虽然人类对天然资源的支配力日见增大，即在利率低时人们也许继续大量储蓄，但是，只要人类本性和现在一样，利率每有下降，就会使更多的人比利率高时储蓄较少、而不是较多①。

①再参看第6篇第6章。这里有一点可加注意：资本的增长依靠对“将来货物”的很高的估价，这一点似乎为前代的作家所过高地估计了；而不是像庞·巴维克教授所论述的那样过低地估计了。

第十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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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财富积累和它与利率的关系的各种原因，与经济学的各部分都有许多相关的地方，因此，这些原因的研究就不易于完全包括在我们的研究的一个部分之内。在本篇中，虽然我们所研究的主要是在于供给的方面；但在这里略为说明资本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般关系，似乎也是必要的。

我们已经知道，财富的积累是为种种原因所支配的：风俗、自制和想像将来的习惯、尤其是家庭情感的力量。保障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知识和智力的进步在许多方面促进财富的积累。

对资本所提供的利率——即储蓄的需求价格——之上升，势将增加储蓄额。因为，虽然有少数人决定为他自己或家庭要获得某一固定数额的收入，在利率高时比在利率低时会少储蓄一点，但利率的上升增大储蓄的愿望，差不多是普遍的法则；而且利率的上升往往增大储蓄的能力，或不如说，它往往是我们的生产资源的效率增加的一种征象；但是，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利息（或利润）的上升而以工资为牺牲，总是增大储蓄的能力，未免过甚其词了：他们忘记，从国家观点来看，财富用于劳动者的子弟，与用于马匹或机械同样是生产的。

然而，必须记住：每年的投资不过是已有的资本额的一小部分，所以，每年的储蓄率即有颇大的提高，资本额在任何一年中的增加也不会觉得的。

第十一节 财富增长统计的注释。

财富增长的统计史，是非常贫乏和令人误解的。这一部分是由于要进行适用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的财富之数字的衡量之任何打算所固有的困难，一部分由于缺少收集必要的事实之有系统的打算。美国政府确是征求每个人的财产报告，由此而得的结果虽不令人满意，但恐怕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结果了。

其他各国的财富之估计，差不多完全是以收入的估计为根据，而收入的估计是按照各种收入的年数化为资本计算的；

这个年数的选择是参照：（i）当时通行的一般利率，（ii）从任何特殊形态的财富使用所获得的收入达到怎样程度：（a）由于财富本身的永久产生收入的能力，（b）由于使用财富所费的劳动或是资本本身的耗用。最后这个项目，对于折旧费很大的铁厂特别重要，而对于会很快开完的矿山更为重要；两者必须只以几年的收入作为资本。另一方面，土地之产生收入的能力是会增大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从土地所得的收入，必须以许多年的收入数作为资本（这些收入在（ii）（b）项目下可看作是负数）。

土地、房屋和牲畜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是头等重要的财富之三种形态。但是，土地与其他东西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地价值的增大，往往主要是由于土地稀少的增大；因此，土地价值的增大，与其说是满足欲望手段的增加之尺度，不如说是欲望增加的尺度。例如，1880年美国土地的价值，算起来与联合王国土地的价值大约相等，而大约是法国土地价值的一半。土地的货币价值在一百年前是毫不重要的；倘使二三百年后美国的人口密度与联合王国大约相同，则前者的土地的价值，将比后者至少大二十倍。

在中世纪之初，英国土地的全部价值，比冬天饿死在土地上的少数骨瘦如柴的动物的价值还低得多；现在，虽然最优良的土地有许多已列入房屋、铁道等项目之下；虽然现在牲畜总的重量也许增加十倍以上，而且质量较好；虽然现在有各种为中世纪所不知道的大量农业资本；但是，现在农业土地的价值比农业资本大三倍以上。几年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使英国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差不多增加一倍。自那时以来，自由贸易、运输的改良、新国家的开发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用于农业的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下降了。这些原因使得以货物计算的货币一般购买力，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相对地提高。

在上一世纪之初，在法国和德国，二十五个法郎能买到比在英国一镑所能买到的东西——尤其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更多。但是，现在这种利益却在英国方面：这就使法国和德国近来的财富增长，如与英国相比，似乎较大，而实际上则不如此。

如果我们考虑这类事实和以下的事实：利率的下降增加收入的年数，而在这年数中任何收入必须被化为资本，因而就增大产生一定收入的财产的价值；我们就可知道，即使国民财富的估计所根据的收入统计是正确的话，这种估计也会是很令人误解的。但是，这样的估计仍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吉芬爵士所著的《资本的增长》和莫耐先生所著的《财富与贫困》两书包括关于下表中许多数字的可供参考的研究。但是，他们的意见分歧表明一切这样的估计都很不确实。莫耐先生对于土地——即农业土地——及农业建筑物的价值之估计，恐怕是太低了。吉芬爵士估计公共财产的价值是五亿镑：他省略了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理由是在公共财产的项目下记入借方的数额与在私有财产项目下记入贷方的数额相等，把公债数记入帐内就会互相抵消。但是，莫耐先生把公路、公园、建筑物、桥梁、阴沟、灯水设备、电车等的总价值算为十六亿五千万镑：从其中减去公债十二亿镑，则公共财产的净值是四亿五千万镑；这样，他就可在私有财产的项目下计算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了。他估计联合王国所持有的外国股票证券及其他外国财产的价值是十八亿二千一百万镑。财富的这些估计数主要是根据收入的估计数：关于收入的统计，我们可以注意包莱在他所著的《1882年以来的国民进步》之中，以及在1904年9月份《经济杂志》中所作的有益的分析。　　吉芬爵士估计1903年英帝国的财富（见《统计杂志》第66篇，第584页）如下：

联合王国 15，000百万镑

加拿大 1，350百万镑

澳大利亚 1，100百万镑

印度 3，000百万镑

南非 600百万镑

帝国的其余部分 1，200百万镑 关于英国各部分的相对财富的变化之尝试性的历史，已由罗杰斯为了征税的目的从各郡的课税额中推算出来。戴维纳尔子爵的名著《1200-1800年的财产经济史》包括关于法国的丰富资料；而勒瓦瑟、波流、南马克和福维勒则作了关于法国与其他国家的财富增长的比较研究。

克莱蒙先生1919年3月在银行学会的演讲中，估计联合王国的国民财富为二百四十亿镑，国民收入为三十六亿镑。照他计算，联合王国的国外投资之净值已降到十六亿镑，它近来卖出的证券数达十六亿镑；另又借入十四亿镑。收支对照，联合王国似乎是有二十四亿镑的债权人：但这个数额的大部分都不能算为有充分的担保。

第八章 工业组织

第一节 组织增大效率的学说是旧有的，但亚当·斯密给它以新的生命。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曾经共同研究生存竞争对于组织的影响；这种竞争的最残酷的特征已为遗传性所缓和了。

从柏拉图时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作家，都喜欢研究劳动从组织中所得到的效率之增大。但是，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情况上一样，亚当·斯密以他解释一个旧有的学说所用的哲学上的透彻，和他说明这个学说时所用的实际知识，使它具有新的和更大的意义。在力言分工的各种利益和指出这些利益这样的论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会淘汰那些由于缺乏组织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他们所住的地方的利益的种族。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还没有获得许多读者之前，生物学家对于区分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组织上的种种差别的实质之理解，已开始有了很大进步；而在两代多之前，马尔萨斯所作的人类生存竞争的历史的叙述，使达尔文着手关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生存竞争之结果的研究，这个研究终于使他发现了生存竞争不断起着淘汰的作用。自那时以来，生物学尽了它应尽之责而有余；经济学家因在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所发现的许多奥妙的相似点，而得益不浅。诚然，在有些情况下，表面上的相似点经过较为仔细的研究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在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空想的那些相似点之中，有许多逐渐为其他的相似点所补充，而最后足可解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各种自然法则之间的作用之基本统一性。这个中心的统一性可由以下的一般原理来说明：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①。每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部分，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其他各部分。①参看赫克尔所著的一篇题为《在人类和动物中的分工》的优美论文，以及夏福尔：《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生活》。

这种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积分法”——就是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表现为商业信用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工具和习惯的增加等形式。

最高度发达的——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意义——的有机体，就是在生存竞争中最会生存的有机体的学说，本身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它与生物学或经济学的关系，都还没有完全思索出来。但是，我们可转而考虑下一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

这个法则需要仔细解释：因为，一物之有利于它的环境的事实本身不能保证它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中的生存。"适者生存"的法则是说，那些最适合于利用环境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之有机体趋于生存。最能利用环境的那些有机体，往往是最有利于周围的东西的有机体；但有时它们却是有害的。

相反地，生存竞争也许不能使得会成为非常有利的有机体生存：在经济界中，对于任何工业设施的需求，不一定会引起供给，除非它不光是对这种设施的一种愿望或必要而已。它必须是一种有效的需求，就是说，它必须对供给的人提供充分的报酬或其他某种利益，才会有效。①光是雇工们要参与他们工作的工厂之经营和赚钱的愿望，或是聪明的青年对于优良的工业教育所感到的需要，如果照我们使用需求这个名词的意义——就是说供给自然地和必然地随着需求而来——来说，都不是一种需求。这似乎是一个苛刻的真理；但是，这个法则的最残酷的特征因下一事实而缓和了：其成员不强索报酬而互相帮助的那些种族，不但在当时最可能兴旺，而且最可能抚养许多继承他们的有益的习惯的子孙。

①像其他同类的一切学说一样，这需要依照以下的事实来解释：购买者的有效需求要看他的财产和欲望而定；富人的一个小欲望，在支配世界的企业设施上，比穷人的大的欲望更有效力。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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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的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就会从地球上灭亡。在动物界中，家庭和种族的义务的标准往往是很高的；即使那些被我们看作是残忍的典型、凶暴地利用环境而不给任何报酬捕食生物的猛兽，作为个体来看，也必然是愿意为它们子孙的利益而努力的。从家庭的狭隘的利害到种族的利害，我们看到，在像蜜蜂和蚂蚁那样的所谓社会动物之中，生存下来的种族就是其个体最努力为社会尽各种义务而不是为它自己的直接利益的种族。

但是，当我们说到赋有理性和语言的人类时，民族的责任感对加强民族的影响，是有各种形式的。的确，在人类生活的野蛮阶段中，个人对别人所提供的服务，有许多几乎像蜜蜂和蚂蚁那样，完全是出于遗传的习惯和没有理性的冲动。但是，有意识的、因而是道德上的自我牺牲不久就出现了；这种自我牺牲是由预言家、僧侣和立法者的具有远见的指导所养成的，并为寓言和传说所谆谆教导。逐渐地，起源于下等动物的没有理性的同情心，扩大其范围，并为人有意识地所采取作为活动的基础；民族情感，其出发点也不比在一群狼或一群盗匪之中占优势的出发点为高，民族情感逐渐发展成为高尚的爱国心了，而宗教的理想也得到提高和纯洁了。凡是这些特性得到最高度发达的民族，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在战争以及与饥饿和疾病的斗争中，必然比其他民族坚强；最终必占优势。因此，生有竞争终于使人类中这样的民族获得生存：个人为了他周围的人的利益最愿牺牲自己，因而是最适合于共同利用环境的民族。

然而，不幸的是，使一个民族能胜过另一民族的一切特性，并不是都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好战的习惯曾经常使半野蛮的民族能够征服在各种和平美德上胜过他们的民族，但过于着重这个事实，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征服已经逐渐增大了人类的体力和创立伟大事业的力量，而最终恐怕是利多于害。但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道或凌驾这个民族之上繁荣兴旺，如果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说它不足以有功于世界，则对这个说法是不必加以上述的附带条件。因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虽都表明，寄生的民族有时也意外地有利于他们所赖以繁盛的民族，但在许多情况下，寄生的民族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充分利用那个民族的特性而不给以任何好的报答。在东欧和亚洲，对于犹太人和阿米尼亚人银钱商的服务，有经济上的需要，或是在加里福尼亚州，对于中国人的劳动，也有经济上的需要，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并不是一个证据、甚至也不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这样的办法会提高整个人类生活的品质。因为，虽然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的民族，如果不是相当具有最重要的社会美德，就不能兴盛；但是，没有这些美德、不能独立创造伟大事业的民族，也会能依靠与另一民族的关系而繁荣。不过，大体上——可有重大的例外——在获得生存和占有优势的那些民族中，最优良的品质是最高度发展的。

第三节 古代的社会阶级与近代的阶级。

这种遗传性的影响在社会组织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社会组织必然是发展缓慢的，而且是许多代的产物：它必须根据大多数人的不能迅速变化的风俗和癖好。在古代，当宗教的、礼仪的、政治的、军事的和产业的组织密切相关，而且的确不过是一物的不同方面时，为世界进步先躯的一切国家，差不多都采取多少是严格的社会阶级制度；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社会阶级的区分是非常适合于它的环境，而大体上它加强了采取阶级制度的民族或国家。因为，它既是生活的一个支配的因素，如果它所发生的影响大体上是不利的，则采取阶级制度的国家一般就不能胜过别的国家了。这些国家的卓越成就并不是证明阶级制度没有缺点，而是证明它的优越性——与那个进步的特定阶级相比——超过它的缺点。

其次，我们知道，一种动物或植物会以具有两种特性而与它的竞争者不同，一种特性是对它非常有利的；而另一种则是不重要的，甚至或许是略为有害的；虽然有后者存在，前者仍会使这种动物或植物获得成功：后者的存在因此就不能证明它是有利的。同样地，生存竞争使许多特性和习惯存在于人类之中，它们本身不是有利的，但却与成为力量的巨大源泉的其他特性和习惯为一条多少是永久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在进步主要是归功于军事胜利的国家中，对于坚忍的勤劳有压制行为和蔑视的倾向；其次，在商业国家中，有偏重财富和使用财富作为炫耀的倾向，在这两种倾向中都可找到以上这样的例子。但是，最显著的例子还是见于有关组织的问题之中；阶级制度虽有很大的缺点，其主要缺点是它的严厉性，和它的为社会利益——或不如说是为社会的某些特殊的紧急之事——而牺牲个人，但是，阶级制度与它所必须做的特殊工作非常适应，因而使它能够盛行不衰。

越过中间的阶级而立即说到西方的近代组织，我们看到，近代组织与社会阶级制度构成了显著的对照，而且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严厉性已为变通性所代替：过去固定不变的工业方法，现在是以令人昏乱的速度而变化了；阶级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在他的阶级内的地位，过去是为传统的规则所明确地规定，而现在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并且随着当代的变化情况而改变它们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在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上为社会紧急之事的牺牲，在有些方面，似乎是一种隔代遗传的情况，又回到古代在阶级制度统治下所盛行的状况了。因为，不同工业等级之间的分工，以及同一等级内个人之间的分工，是如此彻底与不能调和，以致生产者的真正利益，为了加大他的工作对物质财富的总生产所作的增加起见，有时反有遭受牺牲的危险。

第四节 亚当·斯密是谨慎的，但在他的追随者之中，有许多人夸大了自然组织的经济。才能因使用而得到发展；才能的承袭则靠早年的训练或其他方法。

亚当·斯密力言他的时代中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的精细分工和精密的工业组织的一般利益，但同时他也仔细说明，这个制度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以及它所包含的许多附带的害处。①但是，在他的追随者之中，有许多人因为哲学的见解较差，而在有些情况下，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也较差，大胆地辩解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对的。例如，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有经营企业的才能，他就必然会利用这种才能为人类谋福利；同时，同样的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会使别人以他能尽量利用的资本供他使用；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如此安排他所雇用的人，以致各人都能做他所能做的最高工作，而不做其他事情；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购买和应用一切机械以及其他有助于生产的东西，在他的手中这些东西所作出的贡献，就能超过它们本身满足世界的欲望的费用的等价物。①参看以上第1篇第4章第8节和以下附录二中第3、6节。

这种自然组织的学说，差不多比其他任何同样会为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不作充分研究的人所无从理解的学说，包含更多的对人性具有最大重要性的真理：对于诚挚和深思的人，它具有非常的魅力。但是，夸大这个学说，却有很大害处，对于最爱好这个学说的人尤譬如此。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所发生的变化之中，有利也有害，这个学说会使他们不能看见和消除其中的害处。它也妨碍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即使在近代工业的广泛的特点中，有许多是否也会是过渡的，当时它们诚然产生良好的效果，像阶级制度当时所有的效果一样；但是，也像阶级制度一样，它们主要是有利于引向对一个较为幸福时代的较好的安排。而且这个学说因易于引起对它的夸大的反应，而造成了害处。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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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个学说没有考虑到器官因使用而得到加强的情况。斯班塞曾经竭力主张以下的法则：如果任何身体或精神的运用产生了愉快，因而习以为常，则用于这种运用的身体或精神的器官就会迅速发达。诚然，在低等动物中，这个法则的作用与“适者生存”的作用是如此密切地合在一起，以致两者的区别往往不必着重说明了。因为，生存竞争会使低等动物在运用无助于它们的福利的机能上，不能得到很大的愉快，这一点可从演绎上来推测，而且似乎可为观察所证明。

但是，人类具有坚强的个性，因而有较大的自由。人类喜欢因使用才能而使用才能；有时是高尚地使用才能，不论是纵情于伟大的希腊生活的发扬，还是处于为了重要目的而作的审慎和坚定的努力的支配之下；有时是卑鄙地使用才能，好像是饮酒嗜好的病态发展。工业进步所依赖的宗教的、道德的、智力的和艺术的才能，不是完全为了这些才能所可获得的东西起见而养成的，而是为了它们本身所带来的愉快和幸福因运用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地，经济繁荣的那个较为重要的因素——井井有条的国家的组织——是无数动机的产物：其中有许多动机与追求国民财富没有直接关系。①

①人类因有许多动机，既可有意识地着手促进一种特性的发展，也可同样地着手遏制另一种特性的发展：在中世纪中进步的缓慢一部分是由于对学问的有意识的厌恶。

父母在一生中所养成的身体上的特点，即使遗传给他们的子孙，也是很少的，这一点无疑是确实的。但是，断言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过健康生活的那些人的儿童，倘使其父母是在不健康的影响下长大的，而这些影响使父母的精神和身体的本质衰弱，则生下来就不会有较为坚实的体质，似乎没有确实的事例。而以下一点是可靠的：在前一情况下，儿童生下后比在后一情况下，会有较好的营养，较好的教育；会养成较为健全的本能，并且具有较多的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的对别人的关怀和自尊心。①

①参看数学附录中注11.这种考虑对于不过是像老鼠那样的动物的发育是不大适用的，而对于豌豆及其他植物的发育是完全不适用的。所以，关于上述这样情况的遗传性所建立的——至少是暂时地——奇妙的算术上的结果，与社会科学的学者所研究的遗传性的全部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关于这个问题，孟德尔派学者所作的一些否定的说法，似乎缺乏应有的谨慎，关于这个问题的卓越的见解，见于庇古教授所著的《财富与福利》的第1篇第4章。

因此，需要尽力研究一下：改变现在的工业组织，以增加机会，使低级工业得以使用潜在的智力，从这种使用中获得愉快，并因使用而加强这些智力，究竟是否有利？因为，对以下的论断必须斥为不当：如果这样的改变是有利的话，则它早已为生存竞争所实现了。人类的特权，因对未来的预测和对下一步的准备，而扩大了对自然发展的有限而有效的控制。

这样，思想和工作、应用优生学的原理以高等的血统而不是以低等的血统来充实人种、对男女两性的才能的适当教育，都会加速进步；但不论怎样加速，进步必然是渐进的和相对地缓慢的。进步与人类对技术和自然力量的支配力的增长相比，必然是缓慢的；这种支配力不断地日益需要勇气和谨慎、智谋和坚定、深透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而进步必然是过于缓慢，因而不能与在新的基础上立即改造社会的各种建议的迅速出现齐头并进。事实上，我们对大自然的新的支配力，一方面使我们能作出甚至比不久前实际上所能做到的大得多的工业组织的计划，另一方面也把更大的责任加在那些提倡社会和工业结构之新发展的人的身上。因为，制度虽可迅速发生变化；但如要持久的话，制度必须适合人类：如果制度的变化比人类的变化快得多，就不能保持它的稳定性。因此，进步的本身就增大了以下警告的迫切性：在经济界中，自然是不能飞跃的。①①参照附录一中第16节。

进步必然是缓慢的；但是，即使不过是从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要记住：只是增加一点生产的直接效率的变化，如果能使人类准备和适合一种在财富生产上较为有效和在财富分配上较为平均的组织，也是值得有的；以及凡对低级工业中的高级才能任其变为无用的制度，是极易受人怀疑的。

第九章 工业组织（续前），分工，机械的影响

第一节 熟能生巧。

有效的工业组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应使每个被雇用的人担任他的能力和教育使他胜任的工作，并且应当为他备有最好的机械和他的工作上所需的其他工具。一方面是做生产细节工作的人，另一方面是管理生产一般工作并担当风险的人，关于他们之间的分工问题，我们暂不研究；而只研究不同等级的工人之间的分工问题，特别是关于机械的影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虑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再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分工的好处依靠大量资本集中于个人或个别企业的手中——即通常所说的大规模生产——到怎样程度；最后，我们将研究企业管理工作的专门化的发达。

人人都熟悉这样的事实：“熟能生巧”，它使起初似乎是困难的工作，不久之后做起来就能比较省力，而且比以前好得多。生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事实。因为，生理学举出理由使人相信：这种变化是因为多少是有“反射的”或自动的作用的新习惯之逐渐的发展而引起的，与被认为是存在于大脑中的思考力的最高中央机关毫无关系。但是，一切有意识的举动，都要主要的中央机关加以注意：它从神经中枢或局部机关——在某些情况下也许直接从感觉神经——收到消息后，就对地方机关，或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对筋肉神经，发回详细复杂的指示，它们的行动非常调和，因此就能实现所要求的结果。①

①例如，一个人初次学溜冰时，他必须全神贯注，保持身体的平衡，因此他就剩下不多的心力去做别的事了。但是，经过多次练习之后，动作变为半自动了，局部神经中枢担任差不多一切调节筋力的工作，大脑就自由了，而这个人就能不断地自由思索，他甚至能变更他的方向，以避开途中的障碍，或者因稍有高低不平而使身体失去平衡，就能恢复这种平衡，但绝不会打断他的思路。在存在于大脑中的思考力的直接指挥下的神经力的运用，似乎已经逐渐在神经与有关的神经中枢之间，建立了一种大概包含明显的身体变化的关系，而这种新的关系可看作是神经力的一种资本。局部神经中枢也许有点像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制度：骨髓、脊骨神经和较大的神经球，一般有省级机关的作用，不久之后能够节制区级和乡级的机关，而不必麻烦中央政府。它们很会发出关于工作进行的消息：但如没有重大事情发生，这些消息是不大受到注意的。可是，当必须完成一项新的事业时，例如溜冰时要会倒退，全部思考力就会立即运用起来；神经与神经中枢的特殊的溜冰组织已在平常溜冰中建立起来，依靠这种组织的帮助，思考力此时就能做如果没有这种帮助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再举一个较为高级的例子来说：当一个艺术家最有兴致作画的时候，他的大脑完全用于他的工作；他的全部心力完全用于作画，但紧张过度因而不能维持很久。在几小时的愉快的灵感之中，他也许发表了对后代的人的性格具有显著影响的思想。但是，他的表达的能力，是由无数时间的辛勤工作所获得的，在这种工作中，他逐渐建立了眼与手之间的密切关系，足以使他即在专心谈话、而几乎不觉得有笔在手的时候，也能对他所相当熟悉的东西画出优美的轮廓。

纯粹脑力工作的生理学的根据，还没有被很好地了解；但是，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关于头脑构造发展的很少的知识，似乎说明了以下一点：任何种类的思考的练习，发展了头脑各部分之间的新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知道：练习能使一个人迅速解决在不久之前即以最大的努力他也应付得很不好的问题，而不费什么很大的力气。商人、律师、医师和科学家的心中，逐渐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直觉的能力，除了以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家接连许多年对多少是狭隘的一类问题不断地作最大的努力外，是无法获得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当然，人的精神在一天的许多小时中不能在某一方面过度使用：一个勤劳的人有时对不属于他的业务的工作会感到乐趣，但是终日必须做这种工作，就足以使人疲劳。

诚然，有些社会改良家曾经主张：做最重要的脑力工作的人，也可适当地做一些手工工作，而不会减少他们获得知识和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减轻过度疲劳的最好办法，在于从事情绪一来就开始、情绪过去就停止的工作，就是做普遍的本能当作"消遣"一类的事情。任何工作如果如此具有营业性质，以致一个人有时必须以意志的力量迫使自己继续去做，则这种工作就要消耗他的神经力，而不是完全消遣了：所以，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它是不经济的，除非它的价值足以补偿他的主要工作所受到的很大的损害而有余。①

①詹姆士·穆勒甚至认为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务，并不妨碍他的哲学研究的工作。但是，他的最旺盛的力量之这样的分散，降低他的最好的思想的品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似乎是可能的事；虽然它不过是略为减少他自己一代中的伟大贡献，但是，恐怕大大影响他所做的影响后世的思想途径的那类工作的力量。达尔文之所以能做这么多的那类工作，是因为他尽量少用他的微弱的体力：一个社会改良家如果剥削了达尔文的为社会作有用工作的空闲时间，他就是为社会做了一件坏事。

第二节 在低级工作上，极端专门化能增大效率，而在高级工作上，则不尽然。

在最高级的工作部门中应当实行专门化到怎样程度，是一个困难而未解决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中以下一点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法则：研究的范围在青年时代应当广泛，而随着年事日增，就应当逐渐缩小。比如一个医师总是专门研究某一种疾病，而另一个医师靠了较广的经验来研究这种疾病与一般健康的关系，然后逐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种疾病的研究，因而积累了丰富的专门经验和精细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即使对他的专门问题的意见，恐怕会不及后者那样高明。但是，在光是对手工技能有很大需要的职业中，效率能因分工而大大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一生中不做别的事情而只制钉的少年，在制钉的速度上，能比只是偶尔制钉的第一流铁匠快两倍。任何人如对形状完全相同的东西，必须一天一天地做一类完全相同的工作，靠了差不多是自动的行动，并且具有比每一行动要等待意志的有意识的指示所能达到的更大的速度，他就逐渐学会对手指完全运用自如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纱厂中童工所做的绕线工作。又如在一个衣服厂或制靴厂中，一个工人每日每时对一块大小完全相同的皮或布，用手工或机械缝完全相同的接缝，他做这种工作比一个眼光和手工敏捷得多、而且具有高得多的一般技能、惯于制成一件完全的衣服或一双完全的皮靴的工人，能远为省力、迅速。①

①最好的和最贵的衣服，是由高度熟练和工资很高的裁缝做的，他们每人都是先做一件衣服，然后再做另一件衣服；而最廉的和最坏的衣服，是由不熟练的女工为了赚一点不足餬口的工资所做的，她们把布带回家去，全部缝纫工作都是她们自己做的。但是，中等品质的衣服，是在工场或工厂里做的，那里分工的精细程度要看职工人数的多寡而定；这个方法在做最好的与最坏的衣服方面，都已迅速推广，胜过了其他方法。洛德台尔勋爵（见他所著的《公共财富的性质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之研究》第282页）引用色诺芬的论断说，在各人只做一部分的工作时，才能做出最好的工作，如一个人专做男鞋，另一个人专做女鞋，或者一个人只缝鞋子或衣服，另一个人专门剪料则更好。皇帝的厨师之所以比其他任何人的厨师好得多，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厨师专门煮肉，另一个厨师专门烤肉；一个厨师专门煮鱼，另一个专门煎鱼；不是一个人做各种面包，而是每种特殊品质的面包，都有一个专人来做。

其次，在木材业和金属业中，如果一个人对同一块材料必须反复地做完全同样的工作，则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拿住材料正如它所需要的那样，把工具及其他要用的东西放在适当地位，便于取用，而时间和他自己身体运动的力气的损失都是最少的。他的双手习惯于在同一位置、并按照同一次序取用这些东西，因而就能互相和谐地工作，差不多变成自动了：经过不断的练习，他的神经力的消耗，比体力的消耗甚至更为迅速减少。

但是，当动作因此已成为例行的工作时，它就几乎已达到能由机械来代替的阶段了。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就是使机械能把材料牢牢地固定在适当的位置，恰使机械工具能顺利地对它操作，而在紧握这材料上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如果对这种机械花费一些劳动和费用是值得的话，则这种困难一般是能设法解决的；然后全部工作就往往能由一个工人来管理了，他坐在机器前面，用左手从一堆材料中取出一块木材或金属，将它放在机器上的凹进的地方，同时用右手拉下开关或以其他方法开动机械工具，最后，用左手把恰好按照一定式样切好或凿好、钻好或刨好的材料投放到另一堆材料中去。特别是在这些工业中，我们看到近代工会的报告中有很多这样的怨言：过去需要训练有素的技师的技能和判断才能做的工作，已经因为机械的改良和再分工的精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变为单纯的例行工作了，因此，不熟练的劳动者，甚至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用来做这种工作。

第三节 机械对人类生活的品质所发生的影响，一部分是好的，而一部分是坏的。

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一般的法则，其作用在某些工业部门比另些工业部门更为显著，但它对一切工业部门都是适用的。这法则就是：任何工业上的操作如能变为一律，因而完全同样的事情必须一再地以同一方法来做，则这种操作迟早一定要为机械所代替。耽搁和困难是会有的；但是，如果要由机械来做的工作具有足够规模的话，则金钱和发明的能力将被毫不吝惜地用于这种任务，直到成功为止。①

①传说某大发明家对于纺织机械的实验花了三十万镑，他的费用据说已经得到丰富的报酬。在他的发明中，有些只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才能做出来；不论需要多大，这些发明必然要等到适当的人出现才会成功。他对每一架梳毛机收一千镑作为专利权使用费，也不是不合理的；有一个毛织品制造商，工作很多，在专利权满期只有六个月之前，多买一架机器，付出一千镑这种使用费，他觉得还是值得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例外的：专利的机器通常是不很贵的。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机器在一个地方全部由专门的机械来生产，是如此经济，以致取得专利权的人觉得，以低于为它们所代替的次等机器的老的价格，出售这些专利机器对他还是有利的：因为，老的价格给他的利润是如此之高，以致他认为进一步降低价格，以吸引这种机器为了新的目的和在新的市场上采用，还是值得的。差不多在各行业中，许多事情还是用手工做的，虽然大家知道，只要把在那个行业或其他行业中已经使用的机器稍加改装，这些事情就能很容易地用机器来做，而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使用这些机器还不足以抵偿制造它们的麻烦和费用。

这样，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这两个运动，是同时并进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关联的。但这种关系并不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密切。引起进一步再分工的原因是：市场的扩大，以及对于同一种类的大量物品——在有些情况下是对于制造极其精密的东西——的需要之增加；机械改良的主要结果，在于使得无论如何是要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例如，“波尔顿和瓦特在沙河设立工厂时，觉得分工必须达到所能实行的最大限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那样使构造上机械的精密成为差不多没有问题的滑动车床、刨床或钻孔工具。那时一切都依靠个别技师的眼和手的精确；但那时的技师一般是远不及现在的技师那样熟练。波尔顿和瓦特设法部分地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就是限定工人做特殊种类的工作，使他们尽可能成为这种工作的能手。由于在使用同一工具和制造同样东西上不断的练习，他们因此获得很大的个人熟练。”①这样，机械就不断地代替那种完全手工的技能，并使它变为不需要了；即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分工的主要利益，就是在于获得这种完全手工的技能。但是，机械使工业规模扩大、并使工业更为复杂因而增加各种分工——尤其是企业经营上的分工——的机会之倾向，已抵消上述的影响而有余。①见斯迈尔斯所著的《波尔顿与瓦特》，第170—171页。

第四节 用机器制造机械开辟了零件配换制度的新时代。

需要很大精密性的工作不能用手工来做，而机械做这种工作的能力，在零件配换制度迅速发展的金属工业的某些部门中，恐怕是最清楚的。只有经过长期训练，并以很大的细心和劳动，手工才能把一片金属做成与另一片金属精密地相似或互相适合，但这种精密毕竟是不完美的。但是，这正是优良的机械能最容易和最完美地来做的工作。例如，如果播种机和收割机必须用手工来做的话，则它们的最初费用就会很高；当它们的任何部分发生损坏时，只有把机器送回制造厂，或是请来高度熟练的技师花了很大费用才能调换修好。但是，实际上，制造厂备有许多由同一机械制成的、与损坏的部分相同的机械，因而就能配换上去使用。美国西北部的农民，离开优良的机械商店也许有百哩之遥，但能放心使用复杂的机械；因为他知道，用电报通知机械的号码，和他所损坏的机械上任何部分的号码，下一班火车就可带来一件新的机械，他自己就能装上。这种零件配换原理的重要性，只到最近才被了解；可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把机器制造的机械的使用推广到各生产部门，甚至包括家务工作和农业工作在内，这个原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有用。①

①这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怀特华斯爵士所制定的标准计；但在美国实行这种制度最为坚决和彻底。对于与其他东西用在一起制成复杂的机器、建筑物和桥梁等所用的各种东西，标准化是最有帮助的。

机械对于近代工业的性质所发生的影响，从制表业中得到很好的例证。若干年之前，这种企业的主要中心，是在瑞士靠近法国的地方；那里分工的精细达到很高程度，虽然大部分的工作是由多少是分散的人口来做的。这个行业大约有五十个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担任工作的一小部分。这些部门差不多都需要高度专门的手工技能，但却不需要什么判断力；工资一般是低的，因为这行业成立已久，从事这行业的人没有什么可垄断的地方，而且培养具有普通智力的儿童从事这个行业，也没有困难。但是，这个工业现在正为以机械制表的美国方法所压倒，这种方法是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手工技能。事实上，机械日益自动化，越来越不需要人的手的帮助了。但是，机器的力量越精细，管理机器的人就要有越大的判断力和细心。现以一种精美的机器为例，它从一端自己吸入钢材，而从另一端送出精美的小螺丝；它代替了许许多多的工人，而这些工人的确已经养成了一种高度的和专门的手工技能，但他们过着久坐不动的生活，从显微镜中用力细看，觉得他们的工作除了只是运用手指之外，没有什么发挥才能的机会。但是，这机器是复杂的和昂贵的，管理它的人必须具有智力和强烈的责任感，而这种智力和责任感对于养成优良的性格大为有用；虽比过去普遍，但具有智力和责任感的人仍是很少，因而能赚很高的工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在制表厂的工作中，大部分是简单得多了。但是，其中许多工作比旧的方法却需要较高的才能，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所得的工资平均较高；同时，这种工作已经降低了准确可靠的表的价格，使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也可购买，而且它正表明，不久就能完成那种最高等的工作。①

①机械已经达到的完美程度，可由下一事实来表明：1885年在伦敦举行的发明展览会上，一家美国制表厂的代表，在采用旧式制造方法的英国代表面前，把五十只表完全拆开，在把表的各种零件分别堆在一起之后，就请英国代表为他从各堆中先后选出一样零件，然后他就把这些零件装配在一个表壳内，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表。

那些完成一个表的各部分并把它们装配在一起的工人，必须具有高度的专门技能；但在制表厂中所用的机器，大部分与其他任何轻金属工业所用的机器，在一般性质上并无不同；事实上，其中有许多不过是一切机械行业中所常见的车床、凿削机、打洞机、钻孔机、刨床、成形机、旋力精削机及其他一些机器的改装而已。这是以下事实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分工的精细不断增大时，名义不同的各种行业之间的分界线，有许多正在缩小，而且不难越过。在往昔，制表匠可巧苦于对表的需要之减少，听到制造枪炮业需要增加人手的消息，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安慰；但是，现在制表厂中的工人，如果转入兵工厂或缝纫机制造厂或纺织机械制造厂工作的话，就会看到许多机器与他们所熟悉的机器非常相像。一个制表厂连同在厂中工作的工人能改成缝纫机厂，而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唯一的条件差不多就是：在新工厂中，对原来做惯某种工作的工人，不应当叫他去做需要较高的一般智力的工作。

第五节 以印刷业作为例证。

关于机械的改良和产量的增大所造成的精细的进一步分工的情况，印刷业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人人都熟悉美国新开拓区域的报纸编辑的创办情况，他在写文章时一面就排活字；靠了一个男童的帮助，他印出报纸，并分派给分散的邻人。然而，当印刷的秘密尚未公开时，印刷业者必须自己做一切事情，此外，还要制造他自己的一切工具。①现在，这些工具已由单独的“辅助”行业供给他了，即在边陲森林地的印刷业者，也能从这些行业得到他要用的一切东西。但是，虽然它从而可从外面得到帮助，一个大印刷厂必须在自己厂内备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人。即使不说那些组织和监督企业的人、办公和管理物料的人、改正“校样”上可能有误排的熟练的“校对”、工程师和机械修理工人、铸造铅版和改正及配合铅版的人、管理仓库的人以及帮助他们的男女童工，和其他一些次要等级的工人，还有排活字的排字工和担任印刷的机器工人与印刷工人两大类。这两大类各分为许多小类，而在印刷业的大中心尤譬如此。例如，在伦敦，惯于管理一种机器的工人，或惯于一种作业的排字工，如果失业的话，不会愿意放弃他的专门技能的好处，而依靠他的关于这行业的一般知识去寻找使用另一种机器的工作，或另一种作业。①一个行业中的精细的再分工之间的这些分界线，在对工业专门化的许多种类的近代倾向上，有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因为，这些分界线虽然有许多是如此微细，以致一个人如在一个小的部门中失了业，就能转到与它邻近的小部门中去工作，而不会有很大的效率损失，但是，他仍设法要在他的本行中工作，经过一些时候没有成功，他才会这样做；所以，就每星期的行业中的细小变动而论，这些分界线与较强的分界线是同样有效的。但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是以深而且广的分界线来分类的，这种分界线使手织工人在失业时终生受苦，上述的分界线与这种分界线属于完全不同的种类。①

①“铸字工人恐怕是最先脱离印刷所的人：然后，印刷业者就委托别人制造印刷机了，此后，油墨和滚筒也分别单独制造了；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属于别的行业，但却使制造印制工县成为专门的行业，如印刷锻工、印刷细木工、印刷工程师等。”（见《英国百科全书》中肖士华德先生所著的《印刷术》一条。）

①例如，肖士华德先生告诉我们说：“一个管理机器的工人，也许只懂得书籍印刷机或报纸印刷机；他也许知道一切关于平面印刷机或圆筒印厕机；或者他只懂得圆筒印刷机的一种。有了完全新式的机器，就有一类新的技术工人。有些人管理瓦尔德式印刷机，完全能够胜任，但却不知道怎样使用双色印刷机或精巧的书籍印刷机。在排字的部门，分工的程度更为精细。一个老式的印刷工人，对招贴纸、里封面和书籍样样都要排。现在我们则有散工，书籍工人和报纸工人，‘工人’这个字使印刷业具有工厂的性质。散工专排招贴纸一类的东西，书籍工人包括排标题和作品本文的工人。而在后者之中，还分为一个人排字，另一个人整理页数，就是‘整理工’”。

①让我们进一步注意一下，机械在某些方面代替手工操作和在另些方面为使用机械开辟新机会的进步。让我们看一下，一家大报馆发行大量份数的报纸而在几小时之内就可排好和印好的方法。首先，大部分的排字本身往往是由机械操作的；但无论如何，活字最初是排在平面上，因而就不可能印得很快。所以，下一步就将活字制成纸版，并将纸版卷在一根圆筒上作为模型，铸成一块新的金属版，装到印刷机的圆筒上去。装好之后，这块金属版就向油墨滚筒和纸张轮流地旋转。一大卷的纸张放在印刷机的底层，会自动地展开，首先朝着使纸潮湿的圆筒然后就朝着印刷圆筒旋转，第一只印刷圆筒印好纸的一面，第二只印好另一面，再转到切纸圆筒，把纸张切成一样大小，最后转到折叠的机械，将它折好后就可出售了。

最近，铸造活字也采用新的方法了。排字工人在像打字机那样的键盘前操作，把相应的字母的字型排成一行：留出字母之间的衬铅，将熔化的铅浇于各行字型上，一行固体的活字就制成了。进一步改良之后，每个字母分别铸成字型；机器会计算字母所占的地位，在够排成一行时就停止了，并把其余空白的地方平均地分为文字之间所需的很小的地位，最后就铸成了一行活字。据说一个排字工人，能以电流同时运转在距离很远的城市中几架这样的机器。

在印刷业中，像在制表业那样，我们看见机械和科学的工具获得了没有它们就不可能获得的各种结果；同时，它们不断地代替一向需要手工技能和熟练而不需要很多判断力的工作；另一方面，它们把的确需要运用判断力的那些部分让人类的手去做，而且造成了非常需要判断力的各种新职工。印刷业者的工具每有改良和跌价，对校对者的判断力、鉴别力和文学知识的需要，以及对那些知道怎样排成优美的内封面，或怎样在纸上印刷雕刻物，以适当地配合色彩明暗的人的技能和审美力的需要，就愈增加。它又增加对于在木、石或金属上面绘画或雕刻的有天才的和高度训练的美术家的需要，并增加对于知道怎样在十行文字之内，作出十分钟演说的内容的正确报告——这是一种智力的技巧，其困难为我们所低估了，因为常常是这样做的——的人的需要。其次，它会增加摄影师、电版工人、铅版工人、印刷机械制造工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这些人比过去堆放和取出纸张的工人，以及折叠报纸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已为机器所代替了——从工作中得到较高的训练和较大的收入。

第六节 机械减轻了人类筋力的紧张，因而使工作的单调不会引起生活的单调。

现在我们可转而考虑机械减轻过度的筋力紧张的效果，在几代之前，即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这种紧张是一半以上的工人之共同命运。机械力的最为惊人的例子，在于大的铁厂，尤其是制造钢板的工厂，那里所用的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人的筋力是无足轻重的，一切动作，不论是横的还是直的，必须用水压力或蒸汽力来做，人只是站在旁边管理机器，清除灰烬，或做一些这样的次要工作。

这类机械虽然增加我们对自然的支配力，但却没有直接地大大改变人类工作的性质；因为，这类机械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它的话，人就不能做了。但是，在其他行业中，机械减轻了人类的劳动。例如，建造房屋的木匠，制造与我们祖先所用的同样的东西，但省力得多了。他们现在主要是做工作中最为愉快和最有兴趣的那些部分；同时，在每个乡镇，甚至在每个村落，都有为锯、刨和造形而设的蒸汽厂，这些厂减轻了不久以前使他们未老先衰的那种极度的疲劳。①

①刨平做地板及其他用途的大木板所使用的粗刨，过去常造成心脏病，使木匠通常到四十岁时就变成老年人了。亚当·斯密告诉我们说：“工人如有优厚的工资，很容易过度工作，而在几年中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和体质。在伦敦以及其他某些地方的木匠，连续保持他的最大的精力，被认为不会超过八年。……差不多各类技术工人，都是因过度用力于他们所独有的这类工作而生某种特殊的疾病。”（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7章）。

新的机械在刚发明时，通常需要很大的爱护和注意。但是，管理这种机器的工人的工作常被划分出来：凡是动作一律和单调的作业，逐渐由机起来接替，因此，机器就变为越来越自动和自己操作了；到最后，除了按时加料和取出成品之外，人的手简直无事可做了。人仍要负责注意机械是否良好，运转是否正常；但是，连这种工作也往往因采用自动的机件而减轻了，这种自动机件能使机器一有故障立即停止运转。

在往昔，素色布匹的织工之职业是最为狭小和单调的。但现在一个女工就可管理四架或更多的织机，一天中每架织机所做的工作，比旧式手织机提高许多倍；而她的工作远不像从前那样单调，而需要大得多的判断力。因此，在所织的每一百码的布之中，人类所做的完全单调的工作，恐怕不到过去的二十分之一。②

②在近七十年中，织布的劳动效率提高了十二倍，纺纱的效率提高了六倍。在以前的七十年间，在纺纱上的改良已经提高了劳动效率二百倍（参看艾利生所著的《英国的棉布业》第4、5两章）。

这种事实在许多行业的近来的历史中都可找到：当我们考虑近代工业组织如何会缩小各人的工作范围，因而使工作单调时，这种事实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分工最细的行业，就是主要的筋力紧张必然最为机器所接替的行业；因而单调工作的主要害处就大大地减少了。正如罗雪尔所说，生活的单调比工作的单调可怕得多：工作的单调，只是在引起生活的单调时，才是最可怕的害处。现在，当一个人的职业需要很大的体力操作时，他在工作后就不能做什么事了；除非他的智力在他的工作中用得着，它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但是，在工厂的日常工作中，神经力的消耗是不很多的，至少在不太嘈杂和工作时间不太长的工厂中是这样。工厂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工作时间的内外都刺激智力活动；在职业似乎是单调的工人之中，许多人具有很大的智力和智谋。②

②也许纺织工业对过去用手工做、而现在用机械做的工作，提供了最好的例子。纺织工业在英国尤其是突出的，英国的纺织业雇用了将近五十万的男工和五十万以上的女工，即每十个有独立收入的人中有一人以上是纺织工人。即使在对付那些软质的材料上，人类肌肉紧张的减轻也可由以下的事实来表明：在这一百万工人中，每人大约使用一匹马力的蒸汽，就是说，如果他们都是强壮的人，每人所用的蒸汽力等于他们可用的力气大约十倍之多；这些工业的历史可使我们想起，在做制造工作中较为单调的工作的那些人之中，通常有许多并不是从较高级的工作降低去做这种工作的熟练工人，而是升上来做这种工作的不熟练工人。在兰开夏纱厂做工的人，大多数是从爱尔兰的极其贫苦的地方到那里去的，而另些人则是贫民和体质虚弱的人的子孙，这些人是在上一世纪之初因为最贫穷的农业区域的最困苦的生活条件，而被大批地送到那里去的，在这些区域里劳动者的食物和居住差不多比他们所照管的牲畜还要坏。再者，如果对新英格兰的纱厂工人的文化水平没有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高，而表示遗憾的话，则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工厂的工人的子孙，已经升到较高和较为负责的地位，而且包括许多美国最能干和最富有的市民在内。那些代替他们的人，也正在地位提高的过程之中；他们主要是法国血统的加拿大人和爱尔兰人，虽然他们在新的家乡也许会染上文明的一些恶习，但比在旧的家乡的处境好得多了，而且大体上具有较好的机会，以发展他们自己和孩子的较高的才能。

的确，美国的农民是能干的，他的子弟的地位也迅速提高。但是，一部分因为土地丰富，而且他所耕种的土地一般是自有的，他就比英国的农民具有较好的社会条件；他必须常常为自己打算，而且早已使用和修理复杂的机器了。英国的农民要应付很大的不利情况。在最近之前，英国的农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半封建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虽不是没有好处，但却抑制了进取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自尊心。这些不利的原因已经消除了。现在英国的农民在青年时代就受相当良好的教育。他学习使用各种机械，他依靠某个乡绅或某一群农民的好意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因为他的工作比最低级的城市工作更为多样化，并更能培养智力，他的地位就趋于绝对地和相对地提高了。

第七节 专门技能与专门机械的比较。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

现在我们要进而考虑，在什么条件下最能获得分工所造成的生产上的经济。显然，专门机械或专门技能之效率如何，不过是它的经济的使用之一个条件；而另一个条件，就是应有足够的工作使它得到充分利用。正如拜比吉所指出的，在一家大工厂中，“厂主把要做的工作分为不同的工序，每一工序所需要的技能或力气的程度是不同的，这样，他就能获得每一工序所需要的技能和力气的正确数量；同时，如果全部工作是由一个工人来做的话，则这个人必须具有足够的技能，才能做这个工作所分成的各种作业中最困难的作业，必须具有足够的力气，才能做其中最艰苦的作业。”生产上的经济，不但需要各人在狭小的工作范围内不断地操作，而且在需要各人担任不同的工作时，每种工作都应当使他的技能和能力尽量地用出来。正是同样地，当特别为了某种工作而设置一架强有力的车床时，机械上的经济就需要这架车床尽可能长久地用于这种工作；如果要将它用于别种工作，则那种工作应当是值得使用这车床的工作，而不是用比它小得多的机器也能做得同样好的工作。

所以，这里以生产上的经济而论，人和机器是处于非常相同的地位：但是，机械不过是生产的工具，而人类的福利又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我们已经研究过这样的问题：职务的专门化使一切最困难的工作由少数人来做，这种专门化如果达到极点的话，是否整个人类都有好处；但现在我们必须特别从企业管理工作方面来更为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以下三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哪些原因使企业管理的各种方式最适合于从它们的环境中得到好处，和最能胜过其他方式；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这样的问题：这些方式各自适合于对环境有利达到怎样程度。

在通常被认为是只有很大的工厂才能获得的专门的技能与机械之使用上的那些经济之中，有许多并不决定于个别工厂的大小。有些决定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而有些——尤其是与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有关的那些经济——主要是决定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生产总量。在这里，我们可提出两个术语。

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

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是研究了内部经济；但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非常重要的外部经济，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

第十章 工业组织（续前）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

第一节 地方性工业：它的原始形态。

在早期文明阶段中，各地对于它所消费的笨重货品的大部分，必须依靠它自己的资源，除非它可以有特别的水运便利。但是，欲望和风俗慢慢地发生变化了；这就使得生产者易于满足即使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消费者之欲望；并使比较穷的人也能购买来自远地的少数高价货品，因为他们深信这些货品会增加一生中——甚至两三代中——的节日和假日的愉快。因此，衣服和个人装饰平等较为轻巧和高价的物品，与一切阶级的人所用的香料和某些种类的金属工具，以及其他许多富人特别使用的东西，往往来自极远的地方。其中有些东西只产于几处地方，甚至只产于一处地方；它们之所以行销于整个欧洲，一部分是由于定期集市①和专门的商贩的媒介，一部分则依靠生产者自己，这些生产者徒步旅行好几千里以出售他们的货物并观光世界，来变更他们的工作。这些顽强的旅行家自己担当他们小买卖的风险，他们使某些种类货物的生产能保持正常，以满足远地购买者的需要，而且他们在集市中或自己的铺子里，陈列了来自远地的新货品，从而在消费者之中创造新的欲望。集中于某些地方的工业通常——虽然也许不是十分确切地——称为地方性工业。①

①如在剑桥附近举行的斯多伯里奇集市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有无数种类的轻巧和贵重的货品是来自东方和地中海沿岸的古代文化中心；有些由意大利的船只装来，有些由陆路从北海沿岸远道运来。

①在不久以前，到蒂罗尔西部去旅行的人，在一个叫作伊姆斯特的村落中，能看到这种习惯的奇妙而独特的遗风。村中的人不知怎样学会了饲养金丝雀的特殊方法：青年人到欧洲遥远的地方去旅行，各人用一根竹竿挂了大约五十个小鸟笼，挑在肩上，一路步行直到卖完为止。

这种初步的工业地区分布，逐渐为机械技术和企业管理分工方面近代的许多进步铺平了道路。即在现在，我们还看到原始形态的工业，集中在中欧的一些平静的村落中，将它们所生产的简单货品甚至送到近代工业最热闹的地方去。在俄国，家族集团之扩大成为村落，往往是地方性工业的原因；在俄国有许许多多的村落，每个村落只经营一个生产部门，甚至只经营一个生产部门中的一个部分。②

②例如，有五百个以上的村落，专做木工各个部门的工作；一个村落只做车轮上的辐，一个村落只做车身，等等；在东方文明的历史与中世纪欧洲史中，也有与上述同样情况的迹象。例如，我们读到大约在1250年写的一个法律家的手册（见罗杰斯所著的《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第4章），它记载着林肯地方的红布；布利的毯子；贝佛里的地榆；科耳切斯特的土布；沙夫脱斯伯里、路易和艾耳歇姆的细麻布；沃里克和布立脱卜特的细绳；马斯旦德的小刀；威尔顿的针；累斯特的剃刀；考文垂的肥皂；当卡斯特的马肚带；切斯特和希鲁兹士伯里的兽皮和皮货，等等。

关于十八世纪之初英国贸易的地区分布，在狄福所著的《英国商业计划》和《英国的商人》两书中有很好的叙述。

第二节 地方性工业的各种起源。

许多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工业的地区分布；但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陆交通的便利。因此，金属工业一般是在矿山附近或是在燃料便宜的地方。英国的炼铁工业最初寻求木炭丰富的区域，以后又迁到煤矿的附近。①斯塔福德郡生产各种陶器，一切原料都由远地输入；但该地有廉价的煤和制造重型的“火泥箱”——即烧制陶器用的箱子——所需的优良黏土。制草帽用的麦秆的主要产地是贝德弗德郡，该地的麦秆含有适当的二氧化矽，强靭而不脆；白金汉郡的椈树作为威科姆制造椅子所需的原料。设斐尔德的利企业，主要是因为该地生产利企业做磨刀石用的优良砂石。

①以后炼铁工业又从威尔士、斯塔福德郡和希洛普郡迁往苏格兰和英国北部，在贝尔爵士呈给新近的工商业萧条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详细指出这种迁移。参看该会第2篇报告中第1编第320页。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奖掖。聚集在宫廷的那群富人，需要特别高级品质的货物，这就吸引了熟练的工人从远道而来，而且培养了当地的工人。当东方的君主迁都的时候——一部分因为卫生的理由，迁都是不断进行的——旧都往往要依靠起源于宫廷的存在的专门工业的发展。但是，统治者有意识地邀约远方的技术工人，并使他们住在一起，也是常有的事。这样，兰开夏人的机械的才能，据说是归功于威廉第一时为卢普斯所定居在沃临顿的诺尔曼人的铁匠的影响。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到来之前，英国制造业的大部分，是受法兰德斯人和其他技术工人居住的地方的支配；在这些地方中，有许多是在起来他格耐脱和都铎尔王朝诸王的直接指挥下所确定的。这些外来的移民教我们怎样编织羊毛和绒线的东西，虽然在很长时期中我们还是把布送到荷兰去上浆和染色。他们又教我们怎样腌鱼，怎样制丝，怎样制造花边、玻璃和纸张，并满足我们其他许多的欲望。①

①据富勒说，法兰德斯人在瑙威治创办了织布和粗斜纹布工业；在萨德伯里创办了粗呢工业；在科耳切斯和汤顿创办了哔叽工业；在肯特、格洛斯特郡、伍斯特郡、韦斯特木兰、约克郡、汉慈、布克斯和苏赛克斯等地创办了织布业，在得文郡创办了粗绒布工业和在兰开夏创办了东方棉布工业。参看史马尔斯所著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徒》第109页。并参看勒开所著的《十八世纪英国史》第2章。

但是，这些外来的移民怎样学到他们的技能呢？他们的祖先无疑地因为地中海沿岸一带和远东的古代文明的传统技术而得到好处：因为，差不多一切重要的知识都有深远的根源，可追溯到遥远的时代；这些根源分布很广，随时可发出蓬勃生命的嫩芽，因此，如果民族的性格和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有利于精美和高度熟练的工业之发展，则在旧大陆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很久之前就会有许多这种工业的繁荣了。这种或那种偶然事件，也许会决定某种工业是否在某一城市繁荣起来；甚至整个国家的工业性质，也会为它的土壤和矿山的富饶以及商业的便利所大大地影响。这样的自然利益本身就会刺激自由的工业和企业：但是，具有商业的便利——不论它是为什么方法所增进的——才是生活艺术的高尚形态的发展之最高条件。在略述自由的工业和企业之历史时，我们已经附带地研究过使世界的工业领导权时而在这国时而在那国的原因的梗概了。我们已经知道，自然的性质怎样对人的精力发生作用，人是怎样为富有生气的气候所刺激，和怎样为对他的工作开辟丰富的机会所鼓励而去做大胆的冒险事业：但是，我们也知道，人对这些利益的利用，怎样有赖于他的生活理想，因而我们又知道，世界历史上宗教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线索怎样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同时，这些线索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个人的坚强性格所影响。

决定各国经济进步的原因，属于国际贸易的研究，因而不在我们目前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必须暂不研究这种工业地区分布的广泛运动，而来研究聚集在一个工业城市或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域的狭小范围内熟练工人集团的命运。

第三节 地方性工业的利益；祖传的技能；辅助行业的发展；高度专门机械的使用；专门技能在本地有市场。

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地方时，它是会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所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地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不久，辅助的行业就在附近的地方产生了，供给上述工业以工具和原料，为它组织运输，而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它的原料的经济。

其次，在同一种类的生产的总量很大的区域里，即使用于这个行业的个别的资本不很大，高价机械的经济使用，有时也能达到很高的程度。因为，辅助工业从事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的部门，为许多邻近的工业进行工作，这些辅助工业就能不断地使用具有高度专门性质的机械，虽然这种机械的原价也许很高，折旧率也许很大，但也能够本。

再次，除了最早的阶段之外，在一切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地方性工业因不断的对技能提供市场而得到很大的利益。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的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有良好的市场，一个孤立的工厂之厂主，即使他能得到一般劳动的大量供给，也往往因缺少某种专门技能的劳动而束手无策；而熟练的工人如被解雇，也不易有别的办法。在这里，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合作；在雇主与雇工之间往往有强烈的友谊；但是，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双方都不愿感到他们必须继续互相摩擦；如果他们的旧关系变为讨厌了，双方都愿意能容易地中断这种关系。这些困难对于任何企业——它需要专门技能，但在附近地方却没有与它相同的其他企业——的成功，仍然是一大障碍：可是，这些困难正为铁道、印刷机和电报所减少。

另一方面，在地方性工业中所做的工作，如果主要只有一种，例如只有强壮的男子才能做的工作，则它在作为劳动的市场方面就有一些不利之外了。在没有纺织厂或其他可以雇用女工与童工的炼铁业的区域里，工资是高的，对于雇主来说劳动成本是贵的，而每个家庭的平均货币收入却是低的。但是，这种流弊的补救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具有补充性质的工业在附近地方建立起来就行了。因此，纺织工业常是聚集在矿山和机械工业的附近，而在有些情况下，它是为不知不觉的步骤所吸引到那里去的；在另些地方，它是被有意识地大规模建立起来，以使原来对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没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具有职业的多样化，例如，在巴罗就是这样。

在我们的某些工业城市，职业多样化的利益与地方性工业的利益兼而有之，这是它们不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所有的用于贸易的目的之价值，使它能有比用作工厂的厂址所值的高得多的地皮租金，即把上述兼有的两种利益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在商店职工与工厂工人之间，对于住宅地位也有类似的竞争。结果是：现在工厂集中在大城市的郊外及其附近的工业区域，而不是集中在大城市之中。①

①这种移动在纺织业特别明显。曼彻斯特、利兹和里昂仍然是棉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的主要中心，但这些地方所赖以得名的货物，现在有许多不是当地生产的。另一方面，伦敦和巴黎保持它们世界最大的两个工业城市的地位，费城位居第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城市及城市生活的发展与机械进步的相互影响，在霍布森所著的《资本主义的进化》中有很好的研究。

主要是依靠一种工业的区域，如果对这种工业的生产品的需要减少，或是它所用的原料的供应减少，则它就易于遭到极度的萧条。有几种不同工业高度发展的大城市或大工业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避免这种害处。如果其中有一种工业一时失败了，其他的工业就能间接地支持它；并使本地的店主能对这个工业中的工人继续与以帮助。

以上我们从生产经济的观点研究了地区分布问题。但是对于顾客的便利也要加以考虑。顾客为了购买零碎东西会到最近的商店；但要购买重要的东西，他就会不怕麻烦，到他所认为对他的目的特别好的商店去。因此，经营高价和上等物品的商店，就会集中在一起；而供应日常家庭必需品的商店则不如此。①①参照霍布森《资本主义的进化》第114页。

第四节 交通工具的改良对于工业的地理分布的影响。以英国近代史作为例证。

每当交通工具跌价，和远地之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每有新的便利，会使工业分布于某地的种种因素的作用就随着变化。一般地说，我们必然这样说：货运的运费和关税的减低，会使每个地方从远处更多地购买它所需要的东西；因而就会使特殊的工业集中在特殊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凡是增加人们从一处迁往别处的便利的事情，会使熟练的技术工人接近购买他们的货物的消费者，而竭力使用他们的技能。这两种相反的倾向，从英国人的近代史中得到良好的例证。

一方面，运费的逐步降低，从美国和印度的农业区域到海岸的铁路的开通，以及英国所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已使英国输入的农产品大大增加。但另一方面，国外旅行的日益低廉、迅速和舒适，诱使英国的训练有素的商人和熟练的技术工人，到别的国家去创办新的工业，帮助这些国家制造一向从英国购入的货物，以供它们自己使用。英国的机械工人教会差不多世界各地的人怎样使用英国的机械，甚至怎样制造类似的机械；英国的矿工在国外开发了矿藏，因而减少了外国对于英国的许多产品的需要。

根据历史的记载，一国的工业趋于专门化的最显著的运动之一，就是近代英国的非农业人口的迅速增加。然而，这种变化的正确性质容易为人误解；为了这种变化的本身，而且因为它对前章和本章所讨论的一般原理提供了例证，它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以致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对这种变化略加考虑，也许是有好处的。

第一点，英国农业的实际减少，没有初看起来那样多。的确，在中世纪时，四分之三的人民算作是农民的；据最近人口调查的报告，九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从事农业，而在下一次人口调查的报告中，从事农业的，十二个人中恐怕不会超过一个人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中世纪的所谓农业人口，不是专门从事农业的；他们自己做了现在的酿酒工人与烘面包工人、纺织工人、泥水匠和木匠、男女成衣匠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人所做的工作的大部分。这些自给自足的习惯慢慢地消灭了，而其中大多数到十九世纪之初几乎绝迹了，恐怕那时用于土地的劳动，在英国全部产业中所占的部分，比中世纪并没有多大的减少；因为，虽然英国停止输出羊毛和小麦，但用人力从土地中所得的产物之增加是如此之大，以致英国农民在技术上的迅速改良，几不足以遏制报酬递减律的作用。但是，大部分的劳动逐渐从田地转向制造供农业用的高价机械。这种变化对于那些被算作农民的人数，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只要机械是用马起来拖动，这些人总是算作农民的：因为，照管马匹和喂料工作是算作农业工作的。但是，在近年中，在田地上使用蒸汽力的迅速发展，与农产品输入的增加同时发生。以燃料供给这些蒸汽机的煤矿工人，以及制造这些蒸汽机和在田地上掌握它们的机械工人，都不算作从事农业的人，虽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的耕作。因此，英国农业的实际减少，就没有初看起来那样大了；但在农业的分布上发生了一种变化。一度为农业劳动者所做的许多工作，现在是由专门的工人来做了，而这些工人则属于建筑业或筑路业、搬运业等类。一部分因为这个理由，从事农业的人数即有迅速的减少，而居住在完全农业区域的人数，却未迅速减少，反而常有增加。

农产品的输入对于改变各种土地的相对价值所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加以注意了：其中主要是依靠小麦收获的土地之价值下跌最大，虽然用高价的耕作方法也能使这种土地产出相当好的收获，但不是天然肥沃的土地。这种土地很多的区域，对于迁到大城市的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格外有益；因此，国内工业的地理上的分布，就进一步改变了。关于新运输工具的影响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在于联合王国的偏僻地方的畜牧区域，这些区域以特别快车把乳品送到伦敦及其他大城市，同时从大西洋甚至太平洋沿岸远道运回它们所需要的小麦。

但是，其次，近年中的种种变化，不是像初看起来所可能的那样，会增加从事工业的英国人的比重。现在英国工业的产量，比十九世纪中叶确是增加了许多倍；但是，虽然制造机械和工具的那些工人——这些机械和工具担任英国农业工作的大部分——使工人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从事各种工业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在1851年和1901年是一样的。

这种结果的主要解释，在于近年中机械力量之惊人的增大。这使我们能够生产日益增加的各种工业品，以供自己使用和输出，而不必大量增加管理机器的人数。所以，我们就能把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主要用于满足那些从改良机械中没有得到什么帮助之欲望：机械的效率已使英国的地方性工业，不会变为像这些工业在相反的情况下那样的完全机械的。自1851年以来，在英国的以农业为牺牲而迅速增加的职业之中突出的职业，除了矿业、建筑业、贸易和公路铁路运输业之外，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务；各级教育事业；医疗业务，音乐、戏剧和其他娱乐业。这些职业都没有从新发明中得到很直接的帮助；在这些职业之中，现在人类劳动的效率，比一个世纪以前，提高不了多少；所以，如果由这些职业来满足的欲望之增加，是与一般财富的增加成正比的话，则这些职业所吸收的工业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大，自是意料中事。家庭仆人的人数急剧增加，已有若干年了；一向由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总量，现在比以前增加更快。但是，这种工作的很大部分，往往靠了机械的帮助，现在是由各种衣服商人、旅店老板、糖果商人所雇用的那些人来做了，甚至由杂货商、鱼商以及其他如果不是电话购货则上门接受定货的商人所派出的各种售货员来做。这些变化已经趋于增进工业的专门化和地方性。

讲过近代的种种因素对于工业的地理分布的作用之上述例证后，我们重新来研究：把大量种类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同一地方，所能获得的分工上充分的经济，达到怎样程度；和只把国家的大部分歧业集中在比较少数的富有和强大的公司手中——即通常所说的大规模生产——所能得到的分工上的经济，达到怎样程度；换句话说，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必然是内部的，达到怎样程度，和它能够是外部的，又达到怎样程度。①

①在联合王国中，从事纺织业的人口之百分比，在1881年是3．13，到1901年降低到2．43；这是一部分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之大部分，由于使用半自动的机械而变为如此简单，以致工业条件比较落后的民族，也能做得相当好；一部分因为，主要纺织品仍然保持三十年前——甚年三千年前——同样简单的性质。另一方面，钢铁工业（包括造船业在内）在产量上和复杂性上都大为增加，因此，从事钢铁工业的人口之百分比，就从1881年的2．39上升到1901年的3．01；虽然，同时钢铁工业所用的机械和方法的进步，比纺织业大得多了。其余的工业雇用的人数所占的人口百分比，在1901年与1881年大约相同。同时，从英国港口开出的英国船舶的吨数增加了一半；而码头工人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但海员的人数略为减少。这些事实可由以下的原因来解释：一部分因为船舶以及一切与它有关的工具之建造上的巨大改良，一部分因为差不多一切与装卸货物有关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甚至不久前还是由船员担任的——现在都交给码头工人去做了。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工业中雇用的女工的总数增加了，虽然已婚女工的人数似乎已有所减少，而童工的人数当然是大大地减少了。

1915年发表的《1911年人口调查摘要表》表明，从1901年以来在分类上有如此多的改变，以致对新近的发展，就不能可靠地加以一般的观察。但是，该报告中的第64表，与琼斯教授1914年12月在皇家统计学会所宣读的一篇论文都表明：1901—1911年的发展与以前的发展不同之处，是在于细节问题，而不是在于一般性质。

第十一章 工业组织（续前）大规模生产

第一节 为我们现在的目的，典型的产业是工业。原料的经济。

大规模生产的利益，在工业上表现得最为清楚；我们可以把从事于原料的加工，使它成为各种成品，以适合在远地市场出售的一切企业包括在工业这个项目之内。工业之通常成为大规模生产的利益之最好的例证的特点，就是工业具有自由选择它进行工作的地点之能力。工业一方面不同于农业及其他在地理分布上由大自然所决定的天然产品的产业（如矿业、石坑业、渔业等）；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制造或修理适合个别消费者之特殊需要的东西的产业，这种产业不能远离这些消费者，即能远离，至少要不会有很大的损失。①

①“制造业”这个名词早已与它原来的用法没有关系了：现在它是用于以机械——而不是以手工——为主的生产部门。罗雪尔曾经打算将它用于家庭工业，以区别于工厂工业，从而使它接近旧的用法：但现在这样做已太迟了。

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但最后一项与其他两项相比，正在迅速失去重要性。的确，一个孤立的工人往往丢弃一些零碎的东西，而在工厂里，这些东西则会为人收集起来，加以很好的利用；②但是，这种浪费在地方性工业中——即使它是在小制造商手中——是不会发生的；在近代英国的任何工业部门中，除了农业和家庭烹饪之外，这种浪费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在近年的最重要的进步之中，有许多是因为利用废物而得到的；但这一般是由于化学上或机械上的特殊发明，这种发明的使用诚然是由精细的再分工所促进的，但并不是直接依靠这种分工。①②参看巴培奇所举的制造号角例子。见他所著的《工业的经济》，第22章。

①这类例子有棉花、羊毛、丝及其他织物原料的废物利用；以及冶金工业、苏打和煤气工业，和美国的石油工业及肉类包装工业之副产品的利用。

其次，当一百套家具或衣服必须按照完全相同的式样来开料的时候，花费很大的心思来计划把木板或衣料裁开，因此只浪费了少数碎料，这诚然是值得的。但是，这应当属于技术的经济；一种计划如可用于许多工作，它就能被良好地和仔细地实行。我们就可转而研究机械的经济。

第二节 大工厂的利益在于：专门机械的使用与改良、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小制造商在监督上的利益。近代知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小制造商。

在属于同一生产部门的许多小型工业所集中的邻近地方，虽然辅助工业给予它们以帮助②，但由于机械的日新月异和价格昂贵，这些小型工业仍然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因为，在一家大工厂中，往往有许多为一样小用途而专门制造的高价的机器，每种机器都需要光线充足的地位，因而就使工厂的地租和一般费用增加颇大；即使不算利息和机器修理费用，由于机器恐怕不久就要加以改良的缘故，必须摊提很大的折旧费用。①所以，一个小制造商必然要用手工或不完善的机械来做许多东西，虽然他知道使用专门机械，就能使这些东西做得较好和较廉，如果他能不断使用这种机械的话。②参看前章第3节。

①一架机器在报废前所能使用的平均年限，在许多行业中不会超过十五年，而在有些行业中，只有十年或更少。如果一架机器每年不能赚进它的成本20％的话，它的使用往往是亏本的；如果它所做的工作要花费五百镑，而这工作对于通过这机器的原料的价值只增加1％的话——这不是极端的情况——则使用这种机器就要亏本，除非它能被用来生产至少每年值一万镑的货物。

但是，其次，一个小制造商也许未必熟悉适合他的目的之最精良的机械。的确，如果他所从事的那种工业，早已实行大规模生产，只要他能有力购买市场上最精良的机械，他的机械就可完全达到标准。例如，在农业和棉纺业，机械的改良差不多专门由机器制造商来设计的；这种经过改良的机械人人可以买到，顶多不过是付给专利权使用费。但是，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的工业，或是正在迅速改变形态的工业，如化学工业、制表工业和麻织及丝织工业的若干部门；以及为了满足某种新的欲望或使用某种新的原料而不断产生的许多行业，都不是这样情况。

在上述这些行业之中，新的机械和新的制造方法大部分是制造商为了他们自己的用途而设计出来的。每种新的改变都是一种可能失败的新试验；那些取得成功的试验必须负担它们自己和其他试验的失败的费用；虽然一个小制造商会认为他知道怎样改良，但他必须考虑，只能尝试地实行这种改良，风险和费用都很大，而且对他别的工作也很有妨碍：即使他能完成这种改良，他也不一定就能尽量加以利用。例如，他也许发明了一种新的特别的东西，如果他能使它受到公众的注意，就会有很大的销路：但要这样做，恐怕要花费好几千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恐怕只能放弃了。因为，对他而言，要履行罗雪尔称为是近代工业家的特殊任务，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就是以人们以前从未想到的东西给他们看，从而创造新的欲望；但对人们提示了一种概念，他们马上就要得到这种东西：例如，在陶企业中，小制造商除了只是尝试一下之外，甚至无力进行新的式样和花样的试验。关于已有很好销路的东西之制造上的改良，他的机会则是较好的。但是，即使如此，他对他的发明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益，除非他得到发明的专利权；或卖出它的使用权；或借入若干资本来扩充他的营业；最后或是改变他的营业的性质，并将他的资本用于应用他的改良之那个特殊的制造阶段。但是，这些情况毕竟都是例外的：机械的日益多样化和价格昂贵，处处对小制造商有很重的压力。这种情况已将他从某些行业中完全排挤出去，而在另一些行业中，也正在很快地将他排挤出去。①

①在许多企业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改良是取得专利权的。这些改良是由许多小的步骤构成的，如果一次取得一个小步骤的专利权，是不上算的。或者，这些改良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人注意某件事情应当去做了；而取得做这件事情的一种方法的专利权，只是使别人也设法想出做这件事情的其他方法，而对其他方法，专利权是不能保护的。如果取得了一项专利权，则以取得达到同一结果的其他各种方法的专利权，来“封锁”前一项专利权，往往是必要的；取得专利权的人并不要自己使用这些方法，而只要防止别人使用它们。这一切包含着烦恼和时间及金钱的损失：因此，大制造商宁愿只是自己知道他的改良，并获得使用这种改良他所能获得的利益。同时，如果小制造商取得了一项专利权，他就会受到侵犯专利权的麻烦：即使他在设法保卫自己的诉讼中，他也许“花了讼费”而得到胜诉，如果这种诉讼太多，他就一定会因此倾家荡产。通常为了公众的利益，一项改良应当加以发表，虽然同时它已取得了专利权。但是，倘使它在英国取得了专利权，而没有在别的国家取得专利权——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则英国的制造商，即使在它取得专利权之前自己也正要作出这种改良，也不会使用它；而外国的制造商完全了解这种改良，并能随便地使用它。

然而，在某些行业中，大工厂从机械的经济所获得的各种利益，一当工厂达到中等的规模时，差不多就消失了。例如，在棉纺业和花布织造业中，比较小的工厂可以保持它自己的地位，且可使每种生产程序不断使用最著名的机器：因此，一家大工厂不过是一所房屋内几个平行的小厂而已；的确，有些棉纺业者，在扩充他们的工厂时，觉得最好还是增加织造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很少得到或没有得到机械的经济；不过，在建筑上，特别是烟囱的建筑上，蒸汽力的经济上，引擎和机械的管理和修理上，它一般也有一些节省。大的轻工业工厂自己有木匠和技师的部门，因而减少修理费用，并在设备发生故障时不会耽误修理。①

①每一工人所需的资本，在大工厂中一般比小工厂为大，这个法则对棉纺和其他纺织工厂却是例外，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其理由是：在大多数其他的企业中，大工厂有许多要用高价机器来做的工作，而在小工厂中则用手工来做了；因此，工资额与生产量的比例在大工厂中虽比小工厂为低，但机械和它所占用的工厂地位的价值都大得多了。但在纺织业的较为简单的部门中，小厂与大厂具有同样的机械；因为，小的蒸汽机等设备，在比例上比大的更为昂贵，小厂所需的固定资本，在与生产量的比例上就较大厂为大；而小厂所需的流动资本，恐怕在比例上也较大。

大工厂——其实差不多任何种类的大企业都是这样——几乎总有许多与上述最后的利益相似的利益，而为小厂所没有的。大企业大量采购，因而价格低廉；它的运费支出是低的，而在运输上有许多方面也是节省的——特别是它如有铁路侧线直通厂中的话。它往往大量销售，因而免掉麻烦；同时还可有很好的售价，因为它的存货很多，对顾客很方便，顾客能从这些存货中选择，并配齐各种定货；同时，大企业的声誉使顾客对它有信心。它能以雇用旅行各地招徕生意的人和其他方法来花巨额的广告费用；它的经销店供给它远地的贸易和私人事情的可靠消息，而它自己的货物也互相宣传。

极有组织的采购和销售的经济，是现在同一工业或行业中许多企业合并成为一个大的联合组织的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包括德国的卡特尔和集中的合作组织在内的各种同业联合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经济还常常引起营业风险集中在把工作分给小资本家去做的大资本家的身上。①①参看以下本篇第12章第3节。

第三节 续前。

其次，是关于技术的经济。大工厂因有力购买专门机械而具有各种利益，关于这些利益所说过的一切，同样适用于高度专门的技术。大工厂能够设法使它所雇用的每一个人，不断地从事他能胜任的最困难的工作，并且把他的工作范围缩小得使它能够获得由于长久不断的实践而产生的那种熟练和优良。但是，关于分工的利益，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可转而研究，制造商因雇用许多人而得到的虽间接但重要的利益。

大制造商在得到非常有天才的人，担任他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方面——他的企业的声誉主要是依靠这部分工作——具有比小制造商好得多的机会。单是关于需要很大的审美力和独创力的行业——如房屋装饰业——和需要非常精良的做工的行业——如精细的机械构造的制造业——的手工方面，这一点有时是重要的。①但在大多数企业中，它的主要的重要性，在于使雇主具有以下的便利：选择能干而可靠的人，担任工头或各部分的首脑，这些人是他所信任的，而他们也信任他。因此，我们就要研究近代工业组织的中心问题——即关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之利弊问题。

①例如，波尔顿在1770年雇用金属技术工人以及玳瑁、宝石、玻璃和珐琅工人七八百人的时候，曾经写道：“我已经训练了许多、而且正在训练更多的朴实的乡村少年成为优良的工人；每当我看到有技术和能力的迹象时，我就鼓励他们。我也与欧洲的差不多每个商业城市，建立了通信联系，因此我经常得到共同需要的粗糙的东西之定单，这样，我才能雇用那么多的工人，使我能充分选择技术工人去做精细的工作；因此，我就受到鼓励去装置和使用比只生产精致的东西要谨慎使用的更多的机械。”见史马尔斯所著的《波尔顿传》第128页。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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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的首脑能保留他的一切力量，以应付他的企业的最广泛和最基本的问题：他诚然必须考察他的经理、职员和工头是否称职，工作是否良好；但除此之外，他不必为细节问题而过于操劳。因此，他能使他的精神保持清新开朗，以便解决他的企业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以便研究市场的较广泛性运动和国内外时事的尚未发生的结果；以便设法改进他的企业之对内和对外关系的组织。

对于大部分这种工作，小雇主即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做；他对他的行业不能加以那样广泛的观察，或是看得那样远；他往往不得不以步别人之后尘为满足。而且他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做他应做的工作；因为，他如要获得成功的话，他的精神在某些方面必须具有高级的品质，而且必须具有很大的创造和组织的力量；但是，他仍须做许多日常例行的工作。

另一方面，小雇主也有他自己的利益。他处处都可亲眼看到，工头或工人不会偷懒，也不会责任不清，含糊的话也不会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传来传去。他省去许多记帐工作，在大企业中，麻烦的核对制度是必要的，他则几乎都可省掉；从这个来源所得的利益，在使用贵金属和其他高价材料的行业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虽然在获得消息和进行试验方面，小制造商必然总是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但是，在这方面，进步的大势对他仍是有利的。因为，在关于营业知识的一切事情上，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相比，正不断增大其重要性：报纸以及一切种类的行业和专门的出版物，不断地为他探听消息，并供给他许多他所需要的知识——不久以前，任何人如无力在许多遥远的地方雇用报酬很高的代理人，是不会得到这种知识的。其次，营业秘密大体上是减少了，方法上最重要的改良，经过试验的阶段之后，很难长久保守秘密，这都是对小制造商有利的。工业上的变化光依赖实际经验已较少了，而依靠科学原理的广泛进步较多；在这些进步之中，有许多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的学者所作出的，并且为了公众的利益，很快加以发表，这也都是对他有利的。因此，小制造商在进步的竞赛中虽然不能领先，但他如有时间和能力来利用近代各种便利以获得知识的话，则他也不一定是很落后的。但是，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而不忽略企业中细小而必要的细节问题，他的确必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五节 在对大规模生产提供很大经济的行业中，倘使一个企业能容易地销售货品，则可迅速发达，但它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

在农业和其他行业中，经营的人不会因扩大他的生产规模而得到很大的新的经济，因此，其中的企业往往许多年——如果不是许多代的话——保持大约相同的规模。但是，在大企业能得到各种很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小企业所没有的——的行业中，情况就不是如此了。一个新经营企业的人，如要在这样的行业中谋发展的话，就必须以他的精力和适应的能力、勤劳和对细小问题的关心，来对付具有较大资本、专门化程度较高的机械和劳动与较大的营业联系的他的竞争者之较广的经济。如果以后他能使他的生产加倍，并能以与旧价相差不远的价格出售货品的话，则他所得的利润会在一倍以上。这将提高他对银行家和其他精明的贷款者的信用，使他能进一步扩大他的营业，获得更大的经济，和更大的利润：这又将扩大他的营业，如此循环不已。起初似乎看不出哪里是他必须停止的地方。的确，当他的营业扩大时，如果他的才能适应较大的范围，与它以前适应较小的范围一样，如果他接连许多年保持他的创造性、多才多艺和创始力、毅力、机警和好运气，则他也许会把在他的区域内的这个行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量集中到他的手中。如果他的货品的运输不很困难，销路也不很困难的话，他也许可从这个区域扩充到很远，达到好像是一种有限的垄断；所谓有限的垄断，就是受到以下原因的限制的垄断：很高的价格会引起竞争的生产者的出现。

但是，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很久，他的进步就会因他对努力工作的爱好之衰退——即使不是才能的衰退——而停止。如果他能把他的企业，交给差不多与他同样有能力的继承者去经营的话，则他的企业的兴盛就可历久不衰。①但是，他的企业之持续的很迅速的发展，必须具有难得在同一工业内同时存在的两个条件。在许多行业中，个别生产者能够以生产量的大大增加来获得很大的“内部”经济；而在其他许多行业中，个别生产者能够容易地销售那种产品；但对这两件事他都能做到的只有在很少的行业中。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差不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①达到这个目的之各种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实际限制，将在下一章的后半部加以研究。

因为，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难的。毫无疑问，重要的例外是有的。例如，对于单纯和一律因而能大量批发的货品，生产者就可获得很大的销路。但是，大多数这种货物是农产品，其余的几乎都是单纯和普通的东西，如钢轨或花布之类，正因为它们是单纯和普通的东西，它们的生产就能成为例行工作。所以，在生产这些东西的工业中，没有企业能保持它自己的地位，除非在主要工作上它具有最新式的高价的设备；同时，一切附属的作业，能由辅助工业来做；总而言之，在大企业与很大的企业可得的各种经济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的倾向，已经走得太远，以致用尽了最初促进这种倾向的各种因素的力量。

但是，报酬递增的倾向对之发生强烈作用的许多商品，大体上总是特殊的货品：其中有些东西目的在于创造新欲望，或是在于以新方法来满足旧欲望。其中有些货品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嗜好，因而绝不会有很大的销路；有些则具有不易为人觉察的优点，只能慢慢地博得公众的欢迎。在所有这种情况下，各企业的销路——大体上要看情况而定——是以企业花了很大费用逐渐得到的特殊市场为限；虽然生产本身也许会经济地增加很快，但销路却不能这样。

最后，使一个新企业能迅速获得新的生产上经济的那种工业的条件，也就是使那个企业迅速地为使用更新的方法之更新的工厂所取而代之的条件。尤其是在大规模生产的强有力的经济，与新机械和新方法的使用相结合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如失去使它能发达的非凡的精力，则不久就会很快衰落；大企业的全部生命能维持很久是极少的。

第六节 大商店与小商店。

大企业胜过小企业的各种利益，在工业上是明显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大企业具有把许多工作集中在小面积之内的特殊便利。但是，在其他许多行业中，也有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的强烈倾向。特别是零售业正在变化之中，小店主日见失势。

让我们看一下大的零售商店在与其邻近较小零售商店的竞争上所有的利益。首先，显然它能以较好的条件购货，它能使货物的运费较为低廉，且能提供较多的花色品种，以迎合顾客的嗜好。其次，它具有很大的技术的经济：小店主与小制造商一样，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做不需要判断力的例行工作；而大商店的首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他的主要助手——把他们的全部时间花在使用他们的判断力上。直到最近，这些利益一般已为小店主所具有的以下较大的便利所胜过：小店主能把货物送到顾客门上；能适应顾客的不同嗜好；对顾客个别地非常熟悉因能以赊欠的方式放心地把资本借给他们。

但是，近年中所发生的许多变化，都是有利于大商店的。赊欠买卖的习惯正在消灭；店主与顾客之间的私人关系日渐疏远。前一种变化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而后一种变化在某些方面是可惜的，但也不完全如此；因为一部分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在富裕阶级中真正自尊心的增大，使他们不再介意他们过去所需要的那种阿谀的殷勤。其次，时间的日益宝贵，使人们不愿像从前那样，花几个钟点去买东西；他们现在往往宁愿花几分钟从各种详细的价目表中，写出一张很长的定货单；由于函购和邮寄包裹以及其他方法的日益便利，他们就能很容易地这样做了。当他们确是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电车和本埠火车往往就在附近，他们能方便地和便宜地坐车到附近城市的大中心商店去。一切这些变化，即在食企业和其他不必有很多种存货的行业中，也使小店主比过去更难保持他自己的地位。

但是，在许多行业中，商品的多样化不断增加，和时新式样的急剧变化的有害影响（现在达到社会上差不多各种等级的人），都对小商人甚至更为不利，因为他不能备有足够的各式各样的存货，以供顾客的选择，如果他要紧密地跟随时式的任何变动，则他的存货因过时而销不出去所占的比例，比大商店为大。其次，在服装业、家具业和其他行业的某些部门中，机制货品的日益低廉，使人们到大商店去购买现成的东西，而不到他们附近的小制造商或小商人那里去定做了。再次，大店主不以招待制造商所派来的招徕生意的旅行者为满足，他自己或派代理人到国内外最重要的工业区域去旅行；因而他就往往不需要他与制造商之间的中间人了。有中等资本的成衣匠，把好几百种的最新衣料的样品拿给顾客看，或许还用电报定购顾客所选定的衣料，由邮包寄来。妇女们往往直接向制造商购买衣料，然后交给没有资本的成衣匠去做。小店主似乎在小的修理行业中还常可保持一些地位：在易坏食品的销售上——尤其是卖给工人阶级的时候——他们保持相当好的营业，一部分因为他们能以赊欠方式销售货物，并能收取小额债款。然而，在许多行业中，有巨额资本的企业，宁愿设立许多小商店，而不愿设立一个大商店。采购——凡生产上有需要时也是如此——集中于总店的管理之下，额外的需要由总店的存货来供应，因此各分店备有大量货物，而不须保持大量存货的费用。分店的经理就可专心招待顾客；如果他是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人，对他的分店之成就具有直接的关心，则他可成为小店主的一个可畏的劲敌；在许多与服装和食品有关的行业中，已有这样的情况了。

第七节 运输业。矿山与石坑。

接下来我们可考虑地理的位置是由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那些行业。

乡村的搬运夫和少数马夫，差不多是运输业中小行业的仅有的残存形式。铁路和电车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它们所需的资本，甚至增加得更大。一个大的商船队，在统一的经营管理之下，从它的迅速地和负责地在许多港口装卸货物的能力中，得到种种利益，而商业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化更增加了这些利益；以船舶的本身而论，时代是有利于大船的，在客运业尤譬如此。①因此，在运输业的某些部门中，赞成企业由国家经营的议论，除了在运出垃圾、自来水、煤气及其他类似的企业之外，比在其他任何行业中都更强烈。②

①船只运输能力的大小，是与它的体积的立方成正比的，而水的阻力之增加，只比船只体积的平方略快；因此，大船所需用的煤，在与它的吨数的比例上，较小船为少。大船所需用的劳动也较少；尤其是船舶驾驶的劳动。同时，大船给予乘客以较大的安全和舒适，同船的人数多，侍候也较为周到。总而言之，在大船容易驶进的各港口之间，如货物足以使大船能迅速装满的话，则小船就没有与大船竞争的机会。

②以下的事实足以表示近百年中重大经济变化的特色：最初通过的铁道法案，曾规定准许私人在铁道上行驶他们自己的车辆，正如在公路或运河上行驶一样；现在我们实难想像，他们怎样能期望这个办法是可以实行的，但当时他们必然是这样期望的。

大矿山与小矿山、大石坑与小石坑之间的竞争，没有那样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在矿山国营的历史中，有很多非常黑暗的不幸之事；因为，矿业的经营有赖于主持人的正直和对于细节问题及一般原则的判断太多，以致国家官吏不能经营得好：由于同一理由，我们颇可期望小矿山或小石坑在与大矿山或大石坑竞争上，保持它自己的地位，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深的竖坑和购买机械及交通工具的费用太大，不是很大的企业是负担不起的。

在农业方面，没有很多的分工，也没有大规模生产；因为，所谓“大农场”所雇用的劳动，还不到集中在一个中等规模工厂的劳动的十分之一。这一部分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季节的变化和在一个地方集中大量劳动者的困难；但一部分也由于与各种租地法有关的原因。对于这一切问题，等到我们在第六篇中研究与土地有关的需求与供给时，再加以讨论，最为妥当。

第十二章 工业组织（续前），企业管理

第一节 原始的手工业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现在，博学的职业通常也是如此。

以上我们已经考虑了主要是关于工业或其他雇用许多手工劳动者的企业之经营管理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较为仔细地考虑商人所履行的各种职能；以及这些职能在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之间，和在有关的生产和销售部门中进行协作的各种企业之间怎样分配的问题。我们还要附带研究下一问题：至少在工业方面，虽然差不多每个企业——只要经营得好——规模愈大就会愈为兴隆；虽然我们因此表面上可以预料，大企业会把它的小竞争者从许多工业部门中完全排挤出去，这是什么缘故？

这里所说的“营业”，是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满足别人的欲望，以其从那些受到益处的人那里，得到直接或间接报酬的一切事情都包括在内。因此，它与各人为了自己而满足他的欲望的事情大大不同，也与出自友谊和家庭情感的善意帮助大大不同。

原始的手工业者，自己管理他的全部营业；但是，因为他的顾客都是他的近邻，只有少数是例外，他只需要很少的资本，生产的计划是由风俗为他安排的，除了他的家属之外，他不必管理劳动者，所以，对这些工作，并不要花很大的心思。他不能享受持续的繁荣；战争和饥荒不断地对他和他的邻人施加压力，妨碍他的工作，并使他的邻人对他的商品的需要也停止了。但是，他偏认为好运和坏运——像晴天和雨天一样——是他力所不及的：他的十指虽不停地工作，但他的脑子却很少疲劳。

即在近代英国，我们有时也看到乡村中的技术工人，还是墨守原始的方法，制造东西卖给邻人，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自己管理他的营业和担当一切风险。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了。博学的职业提供了墨守旧式经营方法的最显著的例子；因为，一个医生或律师通常自己管理他的营业、进行一切工作。这种办法不是没有缺点的：有些具有头等本领的自由职业者，因为没有招徕生意所需的特殊才能，而使得许多宝贵的活动变为无用，或者只获得很小的效果；如果他们的工作能由某种中间人为他们安排的话，则他们会得到较好的报酬，过较为幸福的生活，而且对于世界也会作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大体上，现在那样的情况恐怕是最好的了：需要最高级和最精细的才能的那些服务，只有在对个人具有完全信心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它们的全部价值，在这种服务的供给上，人们的心理对于中间人的参与，是不信任的，而在这种心理之中，是有正当理由的。

然而，英国的律师，如不充当雇主或企业家，也担任最高级和最费心思的法律事务的顾问。其次，许多最好的青年教师，不是直接向消费者出卖他们的服务，而是卖给一个大学或学校的管理机构，或是卖给安排购买他们的服务的校长：雇主供给教师以出卖他的劳动的市场；而对购买者——他自己也许不是很好的判断者——则给以关于所供给的教课工作质量的某种保证。

其次，各种艺术家，不论如何著名，往往觉得雇用别人为他应付顾客，对他是有利的；同时，声誉较低的艺术家，有时则依靠商业资本家为生，他们自己并不是艺术家，但知道怎样最有利地出卖艺术作品。

第二节 但是，在大多数营业中，都有企业家这个特殊阶级参与其事。

但是，在近世的大部分营业中，能够如此地指导生产以致一定程度的努力能最有效地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任务，不得不分裂开来，而转入专门的雇主手中，或用较为普通的名词来说，转入商人们的手中。他们“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收集了工作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从一种观点来看，我们可将商人看作是一个高度熟练的产业阶级，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则可看作是介于手工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

有某些种类的商人，担当很大的风险，对于他所经营的商品之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劳动的直接雇主。这些商人的极端典型，就是证券交易所和商品市场的商人，他们每天买卖的数额很大，但他们既无工厂也无仓库，顶多只有一个写字间和几个职员而已。然而，像这种投机者的活动的结果之好坏，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可注意那些最注重经营管理、而最不注重巧妙的投机方式的企业形态。因此，让我们以较为普通的企业形态作为例证，并注意担当风险与商人的其余工作之关系。

第三节 在建筑业和其他一些行业中，营业的主要风险，有时与经营管理的细节工作无关。企业家不是雇主。

建筑业会很适合我们的目的，一部分因为它在某些方面仍是墨守原始的经营方法。在中世纪后期，私人不靠营造师自己建造房屋，已是极其普通的事了；这种习惯即使在现在还没有完全消灭。自己造房的人，必须分别雇用一切工人，他必须注意他们，核对他们的工资要求；他必须向许多方面购买材料，而且他必须租用高价的机械，否则只能省去不用。他所付的工资，恐怕比现行的工资为高；但在这里，他有所损失别人则有所得。然而，在同工人讲价上，在以其不完全的知识来考察和指导工人的工作上，他所花的时间有很大的浪费；其次，在了解他所要的各种材料的种类和数量上，以及到哪里去买最为上算等等问题上，他所花的时间，也有很大的浪费。这种浪费可由以下的分工来避免：监督细节工作的任务由专门的建筑业者来担任，设计的任务由专门的建筑师来担任。

当房屋不是由要住进去的人出资建造，而是作为建筑的投机事业来建造的时候，分工往往更为精细。如果大规模这样做的话，例如，开辟一个新的郊区，可能获得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对强有力的资本家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机会，这些资本家具有很高的一般经营能力，但恐怕没有很多关于建筑业的专门知识。他们依靠自己的判断作出关于各种房屋将来的供求关系会是怎样的决定，但对于细节工作，他们则委托别人管理。他们雇用了建筑师和测量员，根据他们的一般指示进行设计；然后与专门的建筑业者订立合同，按照设计进行施工。但他们自己担当营业的主要风险，并掌握营业的一般方针。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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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在大工厂时代刚开始之前，在羊毛业中盛行下述的责任划分：采购和销售上的较有投机性的工作和较大的风险，由企业家担当，而企业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雇主；同时，管理上的细节工作和履行一定的合同之较小的风险，则由小包工者担当①。在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尤其是在对于未来的预测有很大困难的那些部门中——仍然广泛地实行这个办法。曼彻斯特的批发商人，专心研究时式的变动，原料的销路，贸易、金融市场和政治的一般情况，以及其他会影响将临的季节中各种货品的价格之种种原因；如果需要的话，他们雇用了熟练的设计师来实行他们的计划之后（正像前例中建筑业的投机者雇用建筑师那样）；他们就与世界各地的制造商订立制造货物的合同，而对于这些货物，他们决定冒投资的风险。①参照附录一中第13节。

尤其是在服装业中，我们看到所谓“家庭工业”的复兴，这种工业很久以前盛行于纺织业：这是一种大企业家把工作分给单独操作的人，或有几个家属帮助的人，或者也许雇用两三个助手的人，到小屋和很小的工场中去做的制度。①在英国差不多各郡的偏远的乡村中，大企业家的代理人往来其间，把各种货物——尤其是像衬衫、衣领和手套这些衣着——的半制成的材料，分给乡村里的人，并取回制成品。然而，在世界各大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尤其是在古老的城市，那里有很多体质和德性颇差的不熟练和无组织的劳动者，这种制度却最为发达，而在服装业——单在伦敦一地这个行业就雇用了二十万人——和廉价的家具业中，尤譬如此。在工厂和家庭工业之间有不断的竞争，时而前者得势，时而后者得势；例如，现在由蒸汽力运输的缝纫机的使用日见增多，加强了制靴业工厂的地位；同时，工厂和工场在成衣业中的地位也更为巩固。另一方面，制袜业则因手织机近来的改良而引回到家庭工业；煤气、煤油及电力发动机所引起的动力分配的新方法，对于其他许多行业发生同样的影响，也是可能的。

①德国经济学家对这种制度称为“具有工厂性质的”家庭工业，以区别于“国民的”家庭工业，后者利用其他工作的空闲时间（特别是农闲的冬季）来做纺织品和其他物品制造的辅助工作（参看申贝尔格在他所编的《手册》中的《论工业》一文）。属于后一类的家庭工人，在中世纪整个欧洲，都很普遍，但现在除了在山中和东欧外，日见稀少了。他们选择工作，总不是很专心的；他们所做的东西，大部分能在工厂中花少得多的劳动，而做得较好，因此就不能有利地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但大部分他们做了是为他们自己或邻人使用的，因而就可节省许多中间人的利润了。参照冈讷在《经济杂志》第2期上所著的一篇文章《家庭工业的遗风》。

或者会发生趋于折衷办法的运动，类似设斐尔德的利器业所普遍实行的那些办法。例如，许多制造利器的企业，把碾磨和其他部分的工作，以计件的价格分给工人去做，这些工人向与他们订立合同的工厂或其他的人，租用他们所需的动力：他们有时也雇用别人来帮助他们操作，有时则单独操作。

再如，外国商人往往自己没有船只，但专心研究贸易的趋势，自己承担贸易的主要风险；同时，他使运输工作由别人替他来做，虽然这些人要有较好的经营能力，但不必有像他那样的预测贸易之细微变动的能力，虽然作为船只的购买者，他们的确具有他们自己的重大和困难的营业风险。又如，书籍出版的较大的风险，是由出版商——也许与作者一道——来承担的；而印刷业者是劳动的雇主，供给这种营业所需的高价的活字和机械。在金属业和家具、服装等行业的许多部门中，也都采用略为类似的办法。

这样，承担采购和销售的主要风险的人，有许多方法可以避免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的住宿和监督的麻烦。这些方法都有它们的优点；如果工人具有坚强的性格，像设斐尔德的工人那样，则其结果大体上不是不满意的。但不幸的是，流入这种工作的那些人，往往是工人中最弱的，而且智谋和自制力都是最差的。这种制度之所以为企业家所采用，是因为它具有伸缩性，而这种伸缩性实在是使他能——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对为他工作的那些人施加不适宜的压力之一种手段。

因为，一个工厂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班坚持工作的工人，但把工作分给工人到家里去做的资本家，在他的名单上保留许多人是有利的；他就可对其中每个人偶尔给以一点工作，挑拨他们互相竞争；他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并不互相认识，也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

第五节 理想的工业家所需的才能。

当讨论营业的利润时，在人们心目中利润总是与劳动的雇主有关的：“雇主”往往被当作是与实际上获得营业利润者同义的一个名词。但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例子，足以说明以下的道理：劳动的监督不过是管理工作的一方面，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担当营业全部风险的雇主，实在是为社会履行两种完全不同的职务，而且要有双重的能力。

让我们回到已经说过的那一类原因（见本篇第十一章第四和第五节），制造商生产货物，不是为了应付特殊的定货，而是为了一般市场。第一，以他作为商人和生产组织者的作用而论，他必须具有他自己行业中的物的透彻的知识。他必须具有预测生产和消费的广泛变动的能力，以及具有知道哪里有供给一种新商品以满足实际欲望的机会、或是哪里有改进旧商品的生产计划的机会之能力。他必须能谨慎地判断，大胆地承担风险；他当然必须具有了解他的行业中所用的原料和机械。

但是，第二，以他作为雇主的作用而论，他必须是一个人的天生的领导者。他必须具有首先适当地选择他的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而且必须具有使他们关心营业和信任他的能力，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自己对一切事务实行总的掌握，并保持营业主要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

成为一个理想的雇主所需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和如此之多，以致很少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兼有这些能力。然而，这些能力的相对重要性，是随着工业的性质和营业的大小而不同的；一个雇主在某些才能方面擅长，另一个雇主则在别的才能方面优越；而很少有两个雇主的成功，是由于完全相同的一套长处。有些人的成就全靠他的高尚品质，而有些人的兴隆，则是由于除了机警和意志坚强之外，没有什么令人钦佩的才能。

以上所述是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一般性质，接下来我们必须研究一下：各种阶级的人有什么机会来发展经营能力；以及他们获得机会之后，他们又有什么机会来支配发挥经营能力所需的资本。这样，我们就可稍为接近本章开头所说的问题，并且可以研究一个企业在接连几代中发展的过程了。这一研究可以方便地与企业经营的各种形态结合起来。以上我们所考虑的，差不多完全是全部责任和经营集于单独一个人手中的那种组织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正为其他各种组织形式所压倒，在这些形式中，最高的权力是分散于几个合伙人的手中，或者甚至分散于大多数的股东手中。私人企业与股份公司，合作社和公共企业在企业经营中所占的地位，正在不断增大；这件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对具有优秀的经营能力、但没有承袭任何巨大的经营机会的那些人，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机会。

第六节 商人之子开头就有很多利益，以致人们也许期望商人会形成一个世袭的阶级；这种结果之所以没有发生的理由。

已经在营业上有成就的人的儿子，开头就具有很大超出别人的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获得知识和发展才能的特殊便利，而这种知识和才能都是他父亲的企业的经营管理上所需要的：他安心地而且差不多是不知不觉地获悉他父亲的行业以及与之有买卖关系的行业中的人物和情况；他日渐知道他父亲所思索的各种问题和忧虑的相对重要性与真正的意义：他获得了关于这个行业的制造方法和机械的专门知识。①他所学到的东西，有些只适用于他父亲的行业；但大部分对于与这个行业稍有联系的行业，都是有用的；同时，由于与任何一个行业掌握大计方针的人的接触，所养成的判断力和智谋、进取心和谨慎、毅力和谦虚等一般才能，对于使他适合经营差不多其他任何行业，都会大有用处。而且，成功的商人之子，除了在天性和教育上似乎不喜欢和不适合经营企业的人之外，在开头就具有差不多比其他任何人为多的物质资本：他们如果继承父业的话，他们就具有稳固的营业关系的有利地位。

①我们已经说过，制造商的儿子们怎样担任工厂中所进行的差不多一切重要的工作，足以使他们在以后年代中了解所有雇工们的困难，并对于他们的工作作出公正的判断，这是差不多近代唯一的完善的学徒制度。

所以，初看起来商人们似乎会成为一种世袭的阶级，会把管理上的主要位置分给他的儿子们去担任，建立世袭的王朝，而接连许多代统治某些商业部门。但是，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当一个人建成了一个大企业时，他的子孙虽有很大的利益，但往往不能发展同样成功地经营这个企业所需的高级才能和特殊的意志及气质。他自己也许是由具有坚强和诚恳的性格之父母所抚养长大的；并为父母的个人影响和幼年时与困难的斗争所教育。但是，他的儿子们——至少在他富有后所生的儿子们和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孙子们——恐怕大多是由家内仆人们照顾的，这些仆人却没有像他的父母那样的坚强性格，而他自己是为他的父母的影响所教育的。他的最大的志向也许是营业上的成功，而他的子孙对于社会或学术的名望，至少会是同样渴望的。①

①最近以前，在英国的学术研究和营止之间常有一种矛盾。现在由于我们著名大学的精神之扩大，以及在主要商业中心大学的发展，这种矛盾日渐减少了。商人的儿子们被送进大学之后，不像一代以前那样，往往学会鄙视父业。诚然，其中有许多因为具有扩大知识境界的愿望而脱离营业。但是，那些不光是批评性、而且是建设性的高级形式的智力活动，会促进对于做得对的营业工作的高尚性加以适当的欣赏。

诚然，一切事情也许一时都很顺利。他的儿子们有了稳固的营业关系和——甚至也许更为重要——许多对营业极其关心的胜任的下属。只要勤勉和谨慎，并利用企业的传统，他们就可长久地维持。但是，经过整整一代之后，旧的传统已不再是可靠的指南，维系老职员的纽带也已消灭，这时，这个企业的瓦解差不多是不能避免的，除非有新人在企业中参加合伙，同时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也实际上交给新人担任。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子孙是以一条捷径来达到这种结果。他们宁愿自己不努力而得到丰富的收入，而不要以不断的辛苦和操劳才能得到的两倍的收入；他们把企业卖给私人或股份公司；或者他们变成企业的隐名合伙人；就是，分担企业的风险和利润，但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资本的实际支配权，主要是落于新人之手了。

第七节 私人合伙组织。

恢复一个企业的力量之最老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它的最能干的雇工中提拔若干人参加合伙的办法。大工厂或大商店的专制的老板和经理，因为年事日增，觉得必须把责任越来越多地托付给他的主要下属；这一部分因为要做的工作日益繁重，一部分因为他自己的精力较前衰弱。他仍然掌握最高的管理权，但许多事情却不得不依靠他的下属之精力和正直；因此，如果他的儿子们还未长大，或是因为别的理由，还不能为他分担责任，则他就决定从他的可靠助手中提拔一人参加合伙：这样，他就减轻了他自己的工作，同时他可放心，他自己一生的事业也由那些人——这些人的习惯是他所养成的，他对他们也许具有父亲般的情感——所继续下去了。①但是，现在有——曾经也常有——条件较为相等的私人合伙组织，两个或更多的具有大约相同的财产和能力的人，把他们的资财合在一起以举办困难的大事业。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管理工作往往有明确的划分：例如，在工业中，一个合伙人有时差不多专门担任采购原料和销售成品的工作，而另一个合伙人负责工厂的管理；在一个商店中，一个合伙人管理批发部门，而另一个合伙人管理零售部门。使用这些和其他一些办法，私人合伙组织就能适应许多不同的问题：它是非常有力和非常有伸缩性的；它在过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它也富有生命力。

①最幸福的生活韵事，以及从中世纪到现在的英国社会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事，有许多是与这种私人合伙的故事有关的。歌谣和故事叙述忠实学徒的种种困难和最后胜利，他也许因为与雇主的女儿结婚而终于参加合伙，这些歌谣和故事的影响，鼓舞了许多青年去创立伟业。在对于国民性格所发生的种种影响中，没有一种影响比这样形成有志青年的志向的影响，更为远大了。

第八节 股份公司组织。国营事业。

但是，从中世纪之末到现在，在某几种行业中，已有公开的股份公司代替私人企业的变动，前者的股票能在公开市场上卖给任何人，而后者的股譬如未得一切有关的人的许可，是不能转让的。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使得许多没有特殊营业知识的人，把他们的资本交给他们所雇用的人去运用：企业管理上各部分工作之新的划分就因此发生了。

股份公司所遭到的风险之最终承担者是股东；但是，股东通常并不积极参加企业的擘划经营和支配它的一般方针；而完全不参加管理上的细节工作。如果企业一旦脱离了它的创办人的手之后，它的管理权主要是入于董事们的手中；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董事也许只占有很小的股份，而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关于管理工作的专门知识。通常并不要他们在公司中全天办公；但他们被认为是以广博的一般知识和正确的判断，来解决公司方针上的较大问题；同时，他们要确信公司的“经理”克尽厥职。①经理从其助手们担任大部分擘划经营的工作和全部管理工作：但不需要他们拿出资本；而且他们被认为是根据他们的热心和能力从低级升到高级地位的。因为在联合王国中，股份公司组织在国内所经营的各种企业中占到很大部分，它对于具有经营管理的天才、而没有继承任何物质资本或营业关系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机会。

①白哲特喜欢这样辩说（例如，见他所著的《英国的宪法》第7章）：内阁大臣往往因缺乏他那一部的事务的专门知识而得到益处。因为，关于详细情况，他能从常任秘书和其他下属那里得到报告；对于他们所精通的问题，他不会作出与他们意见相反的判断，而对于公共政策上的重大问题，他的不偏不倚的常识，却足可克服官僚习惯：同样地，一个公司的利益，有时反会为对营业的细节工作最没有专门知识的那些董事所最大地增进。

第九节 续前

。

股份公司有很大的伸缩性，如果它所从事的业务提供广大的活动范围，它就能无限制地扩充；而且差不多在一切方面它都占着优势。但是由于承担主要风险的股东，对于企业缺乏充分了解，股份公司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的确，大的私人企业的首脑，承担营业的主要风险，他把企业的许多细节工作委托别人去做；但是，因为他具有对他的下属是否忠实地和谨慎地为他的利益服务，作出直接判断的权力，他的地位是稳固的。如果他所委托为他经营货物的采购和销售的人，从与他们交易的人那里收受佣金，他就能发觉和处罚这种欺诈行为。如果他们徇私和提拔他们无能的亲友，或者他们自己敷衍塞责，甚至他们没有表现出使他们最初被提升的那种非凡的能力，他就能发觉错误之所在，并加以纠正。

但是，在上述这些事情上，股份公司的大多数股东——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外——差不多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有少数大股东，往往竭力要知道工作的情况；因而就能对企业的一般经营管理加以有效和明智的控制。大股份公司的领导人员因受到他们工作上所遇到的很大的引诱而去做欺诈之事，是很少的，这有力地证明商业事务上的诚实和公正的精神在近代有惊人发展。如果他们蓄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营私舞弊，类似早期文明的商业史中的情况，则他们误用对他们的信任，就会达到很大规模，以致阻碍这种民主的全业组织形式的发展。我们很有理由希望：商业道德的进步将继续下去，将来——也像过去一样——商业秘密的减少和各种事情的不断公开，都有助于这种进步；因此，共同的和民主的企业组织形式，恐怕就能在以前它们所失败的许多方面稳妥地推广，并可大大超过它们对于没有荫庇的人在创业方面已经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国营事业，恐怕也是同样情况：它们也可有远大的前途，但是，直到现在，承担最终风险的纳税人，一般还未能对它们加以有效的控制，也还未能得到办事能力像私人企业中那样具有精力和进取心的官吏。

然而，大股份公司和国营事业的管理上的问题，都包含许多复杂的争论问题在内，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加以研究。这些问题是紧急的，因为很大的企业近来已迅速增加，虽然也许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迅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没有大资本就不能经营的工业和矿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程序与方法之进步；以及因为市场的范围和作用，与处理大量货物的技术上的便利之增大而造成的。民主的因素在国营事业中起初差不多是很有生气的：但经验表明，经营技术和企业组织上之创造性的思想和试验，在国营事业中是极其罕见的，在私人企业中也不很普遍，而私人企业因为年代久了和规模大了，就会陷入官僚的方法中去。因此，可使小企业努力发挥创造性的工业活动范围之缩小，就有引起新的危害之虞。

最大规模的生产，主要是见于美国，在那里，巨大企业之带有垄断色彩的，通常称为“托辣斯”。这些托辣斯之中，有些是从一个企业发展起来的。但是，大多数的托辣斯是由许多独立的企业之合并所发展起来的；走向这种合并的第一步，通常是一种颇为松弛的营业联合，或用一个德文名词来说，就是“卡特尔”。

第十节 合作社。利润分配。

合作制度目的在于避免上述两种企业管理方法的弊端。在许多人仍然寄以厚望、但实际上很少实现的理想形式之合作社中，承担营业风险的一部分或全体股东，本身也是企业所雇用的。凡是被雇用的人，不论是否拿出企业的物质资本，都可分到利润，在社员大会中也有某些选举权，社员大会制定营业方针的纲领，并且任命职员去实行这个方针。因此，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经理和工头的雇主与主人；他们具有相当好的方法来判断擘划经营上的高级工作是否忠诚地和有效地执行，而且他们最有可能查出管理上细节工作的松懈和不称职。最后，他们使得某些次要的管理工作不再需要，而这些工作在其他企业中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自己的金钱上的利益，和他们对自己的营业成就的骄傲，使他们每个人对他自己或他的同事工作不力都感到厌恶。

但不幸的是，这种制度有它本身的很大困难。因为，以人类本性的现状而论，被雇用者本身往往不是他们自己的工头和经理的最好的主人；斥责所引起的妨忌和愤怒，易于发生像复杂的大机器的轴承中与油混合的沙的作用。企业管理中最困难的工作，通常是表面上最看不出来的工作；用手操作的人，易于低估擘划经营的最高级的工作中所包含的工作强度，而且因为这种工作的报酬与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差不多一样高，他们也容易感到怨恨。事实上，合作社的经理很少具有，生存竞争所挑选出来的人、与私人企业的自由和没有拘束的责任所训练出来的最能干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机警、创造性和多才多艺。一部分因为这些理由，合作制度很少得以全部实行；而它的部分应用，除了用于工人所消费的商品之零售方面外，当未获得显著的成功。但是，在最近几年中，真诚的生产联合——即“合股经营”——的成功，已经显示出较有希望的迹象。

诚然，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性格、和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事情的那些工人，达到物质成功的最快和最适宜的途径，恐怕常是作为独立的小"企业家"来创办企业，或是在私人企业或股份公司中力求上进。但是，有些工人的性格中社会因素较强，不愿离开他们的老伙伴，而要作为领导者同他们一同工作，对于这种工人，合作制度具有特殊的能力。合作制度的理想，在某些方面也许比它的实践更为高尚；但无疑地，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道德的动机。真正的合作社员，兼有敏锐的经营才能和充满热烈信心的精神；有些合作社为智力上和道德上都具有天才的人经营得非常好——这些人为了他们内在的对合作社的信心，十分公正地尽心竭力工作，他们的报酬比他们自己经营，或在私人企业中担任经理所能得到的为低，但他们始终感到满足。这种类型的人，在合作社的职员中比在其他职业中较为常见；虽然即在合作社的职员中，这种人也不是十分常见的，但我们可以希望，真正的合作社原理的更好的了解之传播，以及普通教育的提高，会使大多数的合作社员日益适合于解决企业管理上的复杂问题。

同时，合作原理的许多部分的应用，正在各种条件下尝试，每种应用都表现在企业管理的新气象。例如，在利润分配的办法下，私人企业保持经营管理上的自由权，但付给被雇用的人之工资，全部按照市场标准，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此外，还同意分给他们企业所能获得的在规定的最低数以上的任何利润之一部分；因此，企业就可希望从以下这些方面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酬报：摩擦的减少，被雇用的人格外愿意多做比较对企业也许大为有利的种种小事情，并且最后吸引具有中等以上的能力和勤劳的工人到企业来工作。①①参照施洛斯所著的《工业报酬的方法》和吉耳曼所著的《劳动者的盈利》。

另外一种部分合作的办法，就是奥耳德姆的某些纺织厂所实行的办法。这些工厂实际是股份公司；而在股东之中，有许多是具有这个行业的专门知识的工人，虽然他们往往不愿为他们自己有股份的工厂所雇用。还有一种部分合作的办法，是消费合作社的本部通过它的代理者——批发合作社——创办生产事业的办法。在苏格兰的批发合作社中，工人们以工人的身分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利润分配，但英国的批发合作社，却不是这样。

到以后的阶段中，我们要较为详细地研究各种不同的合作和半合作的经营形式，并研究在批发和零售、农业、工业、商业等各种营业上它们的成功和失败之原因。但是，我们现在不必进一步研究了。上面所说的已足以表明：世界不过刚刚开始着手于合作运动的高级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期望，合作运动之许多不同的形式，在将来比在过去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并对工人们在企业管理工作中锻炼自己、得到别人的推重和信任和逐步提高到可发挥他们的经营能力之地位，会提供极好的机会。

第十一节 工人地位提高的机会。工人因缺乏资本所受到的妨碍没有初看起来那样大；因为贷出资本正迅速增加。但是，经营管理的日益复杂是对他不利的。

在说到工人升到可充分发挥他的经营能力的地位之困难时，主要的着重点通常是放在他缺乏资本方面；但这一点常不是他的主要困难。例如，分配合作社积累了大量资本，而它觉得这项资本难以得到很大的利率；它很愿意把这资本借给任何一类能处理困难的经营管理的问题的人。如果合作者第一具有高级经营能力和正直，第二具有在他的同事中对于这些品质享有很大声誉的“个人资本”，则他在创办大企业所需的足够的物质资本上，就不会有困难：真正的困难倒是在于使他周围的许多人，相信他具有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如果一个人力图从平常的来源中得到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之贷款，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的确，差不多在一切营业之中，顺利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数额，是不断地增大；但是，自己不要使用资本的人所拥有的资本数额，却有快得多的增大，这些人如此急于要贷出资本，所以他们愿意接受日渐下降的利率。这种资本的大部分入于银行家之手，而银行家很快地就把它借给他们认为经营能力和信用都很可靠的人。在许多营业之中，能从供给必需的原料和商品的人那里得到赊欠，固不必说了，就是直接借款的机会，现在也是如此之多，以致对于一度克服获得善于运用资本之声誉的最初困难的人而言，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额之适度的增大，并不是很大的障碍。

但是，对于工人的地位提高之虽没有那样明显、也许较为重大的障碍，就是企业经营的日益复杂。企业的首脑现在必须考虑许多从前他从未感到麻烦的事情；而这类困难正是工厂的训练所最没有准备的困难。要克服这种困难，必须迅速改良工人的教育，不但改良学校中的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用报纸、合作社和工会的工作，以及其他方法来改良以后生活中的教育。

英国全部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三，都是依靠工资为生的阶级；至少当他们丰衣足食，居住情况和所受的教育也很好的时候，他们具有成为经营能力源泉的神经强健。如果没有误入歧途的话，他们都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企业领导地位的竞争者。普通工人如有能力，一般就可变为工头，由工头就可升为经理，并可与他的雇主合伙经营。或者，积蓄了一点钱之后，他会开设一家在工人区域内仍能维持的小店，店中的货品主要是靠赊欠购进的，白天让他的妻子来照管，晚上由他自己来管理。用这些或其他方法，他会增加他的资本，直到他能开设一家小的工场或工厂。一旦有了良好的开端之后，银行就会渴望给他慷慨的信用贷款。他必须要有时间才能这样做，因为要到中年之后他才会创办企业，他必须活得很长久而且很强壮，但是，如果他有了这个，而又有“耐心、天才和好运气”，则在他死去之前，他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资本。①在工厂中用手操作的人，比会计员和其他许多在社会传统上看作是地位较高的人，具有升到领导地位的较好机会。但在商店中却不是这样；商店中所做的手工工作，一般没有训练的性质，而事务工作的经验对于使人准备经营商业，比经营工业较为适合。

①德国人说，营业的成功需要“金钱，耐心，才能和运气”。工人地位提高的机会，是随着工作的性质而稍有不同的，在那些最注重对细节工作的细心注意、而最不注重不论是科学还是世界投机运动的知识之行业中，这种机会最多。因此，例如，“节俭和实际的细节工作的知识”，是陶器业中平常工作之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在这个行业获得成功的人之中，大多数人“都像乔西亚·韦季伍德一样，是从工人起家的”（见奇·韦季伍德对技术教育委员会所提出的证明）；关于许多设斐尔德的利器业，也可作类似的说明。但是，工人阶级中有些人养成了一种冒投机危险的大本领；如果他们具有指导投机成功所必须的种种事实的知识，他们往往就会胜过从比他们高的地位起家的竞争者。在像鱼类、水果等易坏商品的最有成就的批发商人之中，有些人是从市场挑夫起家的。

因此，大体上有一种自下向上的广泛变动。从工人的地位一跃而为雇主的人，也许没有以前那样多了；但是，地位提高到足以使子弟能有达到最高地位的良好机会的人，却比以前多了。完全的地位提高在一代之中完成的，往往很少；而在两代中完成的较多；但地位提高运动的整个规模之大，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地位提高分为两代完成，也许较好。在上一世纪之初，工人升到雇主的地位，人数很多，但适合于领导地位的人却很少：他们往往很粗暴专横；他们丧失了自制力，既不是真正高尚，也不是真正幸福；他们的子弟往往是骄傲、挥霍和放纵，把他们的财富滥用于低级和粗俗的娱乐，具有从前贵族的最坏的缺点，而没有他们的那些美德。工头和监工仍然要服从、又要发号施令，他们的地位正在提高，而且看到他的子弟会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使人对他比对小雇主更为艳羡。他的成功虽没有那样显著，但他的工作往往是较为高级，且对世界较为重要，同时，他的性格较为温和与文雅，而且像以前一样地坚强。他的子弟们有很好的训练；如果他们获得财富，他们就会加以相当好的利用。

然而，必须承认：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巨大的企业——尤其是股份公司——的迅速扩充，会使对儿子们抱有希望的能干和节俭的工人，为妻子谋求事务工作。在事务工作中，他们就有失去用手做的建设性工作所固有的体力和性格上的力量的危险，而变为较低的中等阶级中平凡的人。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力量，使它不受损害，他们就会变成世界上的领袖人物，虽然一般并不是在他们父亲的行业中，因而就得不到特别适当的传统和才能的益处。

第十二节 一个能干的商人迅速增加他所掌握的资本；而对于无能的人，营业愈大，他通常损失资本就愈快。这两种力量会使资本适应善于运用资本所需的才能。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中，具有相当明确的供给价格。

当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不论采取什么办法，一旦居于一个独立企业的领导地位时，如有相当好的运气，不久就可证明他具有善于运用资本的才能，因此使他能有办法借入他所需要的差不多任何数额的款项。他如获得厚利，就可增加他自己的资本，而自己资本的这个增加部分，是以后借款的物质保证；他自己赚钱的事实，往往会使贷款者对于坚持贷款的全部担保不像从前那样小心了。当然，运气在经营中很有关系：一个很能干的人也许觉得事情的发展对他不利；他亏本的事实会减少他的借款能力。如果他是一部分依靠借入的资本来经营的话，这甚至会使贷款者拒绝继续贷款，这样，如果他只使用自己的资本，不过是一时的不幸就会使他垮台①：如要竭力恢复，他就会过一种充满忧虑甚至不幸之盛衰无常的生活。但是，他在患难中也能像在成功中那样表现出他的能力：人类本性是乐观的；人们极愿把资本借给那些曾经度过商业上的灾难而未丧失营业声誉的人，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虽然盛衰无常，能干的商人一般觉得，他所掌握的资本毕竟是与他的才能成正比例地增长。

①当他正是最需要资本的时候，他不能继续借款的危险，使他比只使用自己资本的人相对地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利比仅仅是他的借款的利息所表明的大得多了：当我们说到分配学说中研究经营收入的那一部分时，我们将会知道，因为上述及其他的理由，利润不仅仅是纯经营收入与利息而已，纯经营收入就是应当归功于商人的才能的那种收入。

同时，我们已经知道，能力薄弱而掌握大资本的人，很快地损失资本；他也许是一个能够和会要很好地经营一个小企业的人，这企业在他离开时比他初去时资本较为雄厚；但是，如果他没有处理重大问题的才能，则企业愈大，他搞糟企业就愈快。因为，大企业的交易，在考虑了平常的风险之后，只剩下很小一部分利润，而大企业通常只有依靠这种交易才能维持。从迅速成交的很大营业额中所得的微薄利润，对于能干的商人却可产生丰富的收入：有些营业的性质能使巨大资本有活动的余地，在这些营业中，竞争通常将营业的利润率压得很低。一个乡村中的商人，能比他的较为能干的竞争者从他的营业中少赚5％的利润，但仍能维持，不会破产。但是，在获得利润很快、而纯然是例行工作的大工厂或大商店中，营业的全部利润，往往是如此之少，以致一个人如比他的竞争者即使少赚一点，在每次营业上就有很大损失；而那些经营困难和不是依靠例行工作的大企业，对于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可提供很大的营业利润，但只有普通能力的人，要想经营这种企业，绝不会获得利润的。

这两种力量——一种是使能干的商人所掌握的资本增加的力量，另一种是使能力较差的商人手中的资本损失的力量——产生以下的结果：在商人们的才能之大小与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之大小之间的一致性，比初看起来所认为可能的密切得多了。一个有天生的经营才能的人，在私人企业和股份公司中能够步步高升的许多途径，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把上述结果与这许多途径加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就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凡是进行大规模工作的地方，它所需要的才能和资本必然很快就会出现的。

而且，正像工业技术和能力日益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判断、敏捷、智谋、细心和毅力等广泛的才能一样——这些才能不是某一行业所特有的，而是对一切行业多少是有用的——经营才能也是如此。事实上，经营才能比低级的工业技术和能力，包括更多的这些非专门的才能：经营才能的等级愈高，它的应用就愈多种多样。

于是，因为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从这种才能过多的行业，向为它提供良好机会的行业作横的移动非常容易；而它作直的移动也非常容易，就是较为能干的人在他自己的行业中升到较好的地位，所以，即在我们的研究的这个初期阶段中，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在近代英国，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之供给，通常能适应对它的需求；因而就有相当明确的供给价格。

最后，我们可认为这种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之供给价格，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是资本之供给价格；第二是经营才能和精力之供给价格；第三是把适当的经营才能与必需的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组织之供给价格。我们对这三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之价格已称为利息；对单独第二个因素之价格可称为纯经营收入，而对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合在一起的价格可称为总经营收入。

第十三章 结论报酬递增倾向与报酬递减倾向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本篇后面几章的摘要。

在本篇的开头，我们知道，自然界对资本和劳动的使用之增加所产生的农产物收获之增加，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终于怎样趋于递减。在本篇其余各章中——特别是最后四章中——我们研究了问题的另外一面，知道人类的生产工作的能力，怎样随着人类所做的工作之数量而递增。首先，在考虑了支配劳动供给的种种原因之后，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力量每有增加，如果其他情况不变，怎样使他们较能把大多数的强壮儿童抚养长大。其次，说到财富的增长，我们看到，财富每有增长，怎样在许多方面趋于使财富的更大增长比以前容易。最后，我们知道，财富每有增加，以及人口和人们的智力每有增长，怎样增加高度发展的工业组织的便利，而工业组织又转过来大大增进资本和劳动的共同效率。

在较为仔细地研究了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所产生的经济之后，我们知道，这种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赖于工业的一般发展，一类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及其经营管理的效率；就是说，分为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两类。

我们知道，如以任何个别企业而论，内部经济怎样易于发生不断的变动。一个能干的人，也许忽然由于好运气的帮助，在他的行业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他辛勤地工作，而生活则很节俭，他自己的资本就很快增大，而使他能够借入较多资本的信用增大得更快；他所罗致的下属，都有超过普通人的热诚和能力；因为他的营业扩大了，他们的地位也与他一同提高，他们信任他，他也信任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力从事于刚好是他们特别适合的工作，因此，高级的才能就不会浪费于简易的工作，困难的工作也不会委托不熟练的人去做了。随着这种技术的经济之逐步增大，他的营业的增加，也带来了专门的机器和各种设备的类似的经济；很快地采用每种改良的制造方法，而且使它成为进一步改良的基础；成功带来了信用，信用又带来了成功；信用和成功有助于保留老顾客和招徕新顾客；他的营业的增加，使他在采购上有很大好处；他的货物互相宣传；因而减少了为货物找寻销路的困难。他的营业规模的扩大，使他的胜过竞争者的利益也很快地增大，并且使价格降低，他能按照这个价格出售货物而不会亏本。只要他的精力和进取心、他的创造性和组织力，保持充分的力量和旺盛，只要营业上不可避免的风险不会使他遭到特别的损失，上述的情况就会继续下去；如果这种情况能维持一百年的话，则他和其他一两个像他这样的人，就可瓜分他所经营的那个工业部门的全部营业了。他们的大规模生产，会使他们得到很大的经济；如果他们竭力互相竞争的话，则公众就会得到这种经济的主要利益，商品的价格就会跌得很低。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从森林中新生的树木，从老树的浓荫中用力向上挣扎的情况得到教训。许多新生的树木中途夭折了，只有少数得以生存；这些少数生存的树木一年比一年壮大，它们的高度每有增加，就可多得一些阳光和空气，终能耸然高出邻近的树木之上，似乎它们会永远这样生长下去，随着它们这样生长，似乎永远壮大下去。但是，它们却不是这样。一株树比另一株树能维持活力较久和较为茂盛；但是，迟早年龄对它们是有影响的。较高的树木比它的竞争者，虽能得到较多的阳光和空气，但它也逐渐失去生命力，相继地让位于物质力量虽较小、而青春的活力却较强的其他树木。

树木的生长是这样，在大股份公司的近代巨大发展之前，企业的发展原理上也是这样，而大股份公司往往是营业不振，不是遽然倒闭。现在，这个原理已不普遍了，但在许多工业和商业中，它仍然是有效的。大自然以限制私人企业的创办人的寿命，甚至以对他的生命中最能发挥他的才能的那一部分限制得更严，来压制私人企业。因此，不久之后，企业的管理权就落到即使对企业的繁荣同样积极关心、但精力和创造的天才都较差的那些人手中了。如果这企业变为股份公司组织，则它可保持分工以及专门的技术和机械上的利益：如果再增加资本的话，它甚至可以增大这些利益；并且在有利的条件下，它在生产工作上就可保持永久和突出的地位。但是，它恐怕已丧失它的伸缩性和进步的力量如此之多，以致在与新兴的较小对手竞争时，它不再完全处于有利地位了。

所以，当我们考虑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对生产上的经济所发生的广泛结果时，我们的结论之一般性质受到以下两个事实的影响是不很大的：第一，这些经济中有许多直接要看从事生产的个别企业的大小而定；第二，差不多在每个行业中，大企业是不断地兴盛和衰落，在任何时间中，有些企业正在兴盛，有些企业正在衰落。因为，在一般繁荣的时代，一方面的衰败必然为另一方面的发达所抵消而有余。

同时，总的生产规模之扩大，当然增加那种不是直接有赖于个别企业大小的经济。这些经济中最重要的，是由于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达而产生的，这些部门互相帮助，也许集中在同一地方，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利用轮船、火车、电报、印刷机等所提供的近代交通便利。像这种来源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是任何生产部门都可获得的，而不是完全依靠它自己的发达：但是，这些经济必然是随着它自己的发达而迅速地和稳步地增大；如果它衰败的话，这些经济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必然是缩小的。

第二节 生产费用应当以一个代表性企业来说明，这个企业能正常地获得属于一定的总生产量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

当我们研究支配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之各种原因时，这些结果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仔细分析生产一种商品与一定的总生产量有关的正常费用；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要研究在那个总生产量之下一个代表性生产者的费用。一方面，我们不要选择某一刚刚竭力投身营业的新生产者为代表，他在许多不利的条件下经营，一时不得不满足于很少的利润或没有利润，但他对以下的事实是满意的；他正在建立营业关系，对于建立成功的营业正有头绪；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采取这样一个企业为代表：由于非常持久的能力和好运气，它已经有了很大的营业和井井有条的大工场，而这些大工场使它比它的一切竞争者都占有优势。但是，我们的代表性企业必须是这样一个企业：它已具有相当的历史和相当的成功，它是由正常的能力来经营的，它能正常地获得属于那个总生产量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而对于它所生产的货物之种类，货物之销售情况以及一般经济环境，也是要加以考虑的。

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普通的企业。但是，营业上所说的“普通的”这个用语，却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而一个代表性企业是特殊种类的普通企业，为了要了解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在所说的工业与国家中，一般地已经达到怎样程度，我们需要研究这种普通企业。如果我们随便拿一两个企业来研究的话，我们就不能了解这一点：但是，经过广泛的调查之后，选择一个企业来研究，不论它是私人经营还是股份经营（或者一种以上更好），以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论，它能代表这种特殊的普通企业，我们就能相当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本篇的一般论断表明以下两点：第一，任何货物的总生产量之增加，一般会增大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规模，因而就会增加它所有的内部经济；第二，总生产量的增加，常会增加它所获得的外部经济，因而使它能花费在比例上较以前为少的劳动和代价来制造货物。

换言之，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报酬递减律可说明如下：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

所以，在那些不是从事于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里，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使得报酬有超过比例的增加；而且，这种组织的改进，趋于减少甚至超过自然对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所能增大的任何阻力。如果报酬递增律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互相抵消的话，我们就有报酬不变律，劳动和牺牲的增加，使产品刚好有同比例的增加。

因为，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这两种倾向，不断地互相压制。例如，以小麦和羊毛的生产而论，报酬递减倾向在不能自由进口的古老国家里，差不多完全占有优势。如把小麦制成面粉，或是把羊毛制成毛毯，则总生产量的增加，就带来若干新的经济，但是不多；因为面粉业和毛毯业的规模已经如此之大，以致它们所能获得的新的经济，恐怕是新发明的结果，而不会是组织改进的结果。然而，在毛毯业不过稍有发展的国家里，组织的改进也许是重要的；于是，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毛毯总产量的增加所减少的制造上的困难，与它所增大的原料生产上的困难，在比例上恰好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报酬递增律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就会恰好互相抵消；毛毯生产就会符合报酬不变的规律。但是，在大多数原料费用无足轻重的较为精致的工业部门中，以及在大多数近代运输业中，报酬递增律所起的作用，差不多是无法抵抗的。①

①布洛克教授在1902年《经济季刊》上所发表的一篇题为《生产力的变化》的论文中，建议以“组织的经济”这个名词来代替报酬递增。他清楚地表明：促成报酬递增的种种力量，与促成报酬递减的种种力量，不是属于同一种类的：无疑地，对于有些情况，以说明原因而不是说明结果，以组织的经济与大自然对深耕的反应之无弹性来着重说明这种差别，是较好的。

报酬递增说明一方面是努力和牺牲的数量，与另一方面是产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这些数量不能正确计算出来，因为生产方法的改变，需要机械，和需要各种新的以及与以前不同的比例之不熟练和熟练的劳动。但是，从大体上来看，我们或可含糊地说：工业中一定数量的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生产量，在近二十年中增加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用货币来衡量费用和产量，是一种诱人而危险的方法：因为，货币支出与货币收入的比较，易于变成一种对资本利润率的估计。①

①关于发生报酬递增的工业同时又表现出利润增加，没有一般法则可言。无疑地，一个生气蓬勃的企业，如扩大它的营业规模，并获得所特有的重要的（内部的）经济，就会表现出报酬递增和利润率提高；因为，它的产量之增加，实际上不会影响产品的价格。但是，我们以后将可知道（见第6篇第8章第1和第2节），在像织素色布这样的工业中，利润是趋于下降的，因为这些工业的巨大规模，已使生产和销售组织能如此改进，以致差不多成为例行工作了。

第三节 人口如有增加，共同效率一般就随着有超过比例的增加。

我们现在可暂时总结一下工业扩充与社会福利的关系。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发生的，往往是人口拥挤的城市中之不健康和损人精力的生活习惯。有时，人口增长开头就很不好，它超过了人们的物质资源，使他们用不完善的工具向土地作过度的要求；因而引起报酬递减律在农产品方面的强烈作用，却没有把这规律的结果缩小到最低限度的能力。这样，开头就发生贫困，人口增加就会继续对性格上的那种弱点发生极为常见的后果，这种弱点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组织完善的工业，是不适宜的。

上述这些是人口增长的严重危险：但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个人力量和精力的民族，其共同效率之增加，在比例上可以超过他们的人口增加，这一点仍是确实的。如果他们能以容易的条件输入食物及其他农产品，暂时避免报酬递减律的压力；如果他们的财富没有消耗于重大的战争，而财富增长的速度至少与人口增加相同；如果他们避免会使他们身体衰弱的生活习惯，则他们的人口每有增加，使他们获得物质货品的力量就会暂时随着有超过比例的增加。因为，人口的增加使他们能获得专门技能和专门机械、地方性工业和大规模生产的许多不同的经济：它使他们能增加一切种类的交通便利；同时，他们相距很近，他们之间的各种交易所费的时间和努力因而就减少了，而且使他们有获得各种形式的社会享乐和文化生活的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新机会。无疑地，对于获得幽寂和安静，甚至新鲜空气的日益困难，也要加以考虑：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利的一面较大。①如果考虑到人口密度的增加一般带来新的社会享乐之事实，则我们对以上的叙述可稍扩大而这样说：人口增加和随之而来的相等的享乐之物质源泉以及对生产的帮助之增加，就会使一切种类的享乐之总收入有超过比例的增加；但是，这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能获得农产品的充分供给而没有很大困难；第二，人口过多不会使身体和道德的力量，因为缺乏新鲜空气和阳光，和缺乏对青年的健康和愉快的娱乐而受到损害。

①英国人穆勒在说到（见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第4篇第6章第2节）独自游玩美丽风景的愉快时，不禁热情奔放：而许多美国作家则热烈描写人类生活的日益富裕，因为森林中的居民看到在周围定居的邻人，而森林地带发展成为乡村，乡村发展成为城市，城市又发展成为大都市（例如，参看凯雷：《社会科学原理》和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两书）。

文明国家所积累的财富，现在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如果人口的增加不是那样快的话，则每人所有的财富就会增加得快一点，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人口如有增加，对生产的物质帮助之超过比例的增加，就会继续随之而来：现在在英国，因为容易从外国得到原料的大量供应，随着人口增加而发生的，除了对阳光、新鲜空平等的需要外，就是满足人类欲望的手段有超过比例的增加。然而，这种增加的大部分，不是归功于工业效率的增进，而是归功于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财富增加；所以，人口增加就不一定有利于那些在财富增加中没有份的人。而且，英国从外国所得的农产品的供给，随时可因外国的贸易条例的变更而受到阻碍，也可因为发生大战而濒于断绝，同时，为了保障国家的相当安全，以防止战争危险所必需的海陆军费用，显然也会减少英国从报酬递增律的作用中所获得的利益。

◆ 第五篇 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

第一章 引论。论市场

第一节 生物学和机械学关于相反力量均衡的概念。本篇的范围。

一个企业成长、壮大，以后也许停滞、衰朽。在其转折点，存在着生命力与衰朽力之间的平衡或者均衡。第四篇的后几章讨论过的主要是使人口增减或工商业方法兴衰的那类力量的均衡。随着我们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我们越来越有必要认为经济力量相似于那样一些力量，这些力量使青年人成长到壮年，此后，他逐渐僵硬，不爱活动，直到最后让位于其他生气勃勃的人。但是为了给这种高深的研究作好准备，首先我们就需要观察一下比较简单的力量均衡，这种均衡是和一条弹线所系的一块石子或一个盆中彼此相依的许多小球所保持的机械均衡大体上一致的。

现在我们必须研究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特别是和供求借以保持“均衡”的那种价格的调节相关的那些关系。均衡这个名词是一个通用的名词，而且现在可以不加特殊解释地来使用。但这个名词牵涉到许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只能逐步地加以解决。事实上，本篇中的很大的篇幅就用在讨论这些困难了。

例证有时将取自某一类经济问题，而有时将取自另一类经济问题，但是主要的推理过程和任何特定种类所特有的那些假设无关。

这样，它既不是叙事的，也不积极地解决实际问题。它揭示了我们关于支配价值的因素的知识的主要理论根据，从而，为下篇行将建立的结构作好准备。它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知识，毋宁说是为了获得和整理关于迫使人类进行经济上的劳作和牺牲以及使他终止的那两组相反力量的知识的能力。

首先我们必须对市场加以简略的叙述：因为它是使本篇和下篇中的概念更加精确所必要的。但是市场的组织不论在原因或结果上都是和货币、信用与对外贸易密切地联系着的。因此，对它的充分研究，就只好留待下一卷。在那里，市场将同工商业的变动结合起来，同生产者和商人的联盟与雇主和雇工的联盟结合起来加以研究。①文中及注释中（20）表示接前页注释。

第二节 市场的定义。

当谈到供求的相互关系时，它们所指的市场当然必须是同一个市场。如古尔诺所说，“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任何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与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致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①。又如杰文斯所说：“起初，市场是城中出售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一个公共场所，但是这个字的意义曾被推广，从而指任何一群商业上有密切关系并进行大量交易的人。一个大城市有多少重要行业，就可以有多少个市场，而这些市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固定场所。市场的中心是交易所，市集或售卖所，商人们都约定在那里相会和进行交易。伦敦的股票市场、小麦市场、煤炭市场，糖市场和许多其他市场都各有各的固定场所

；曼彻斯特的棉布市场、废棉市场和其他的市场也是如此。但场所上的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交易者虽散布于全城或郊区，但他们仍能形成一个市场，如果他们借助于市集、约会、已公布的价单、邮败和其他办法而彼此取得密切联系的话。①①《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第4章。又见第3篇，第4章，第7节。①《政治经济学理论》，第4章。

因此，一个市场越完全，则市场的各个部分在同一时间内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价格的趋势也越强。当然，如果市场很大，则把货物运给不同买主的费用也必须酌加在内；各个买主，除市场价格外，还一定得支付一宗特别的运费。②②例如，常见笨重货物都被规定在某港某船上交货不纳运费的价格，各买主必须自己负担运回质物的费用。

第三节 市场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影响某物市场大小的一般条件；适于分等分级和选样；宜于运输。

把经济学的推理运用于实践时，往往很难确定某地供求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受着他地供求变动的影响。很显然，电报、印刷机和蒸汽运输的一般趋势是扩大这些影响的作用范围，并加强它们的势力。整个西方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被看成是各种股票证券和贵生属的市场，小而言之，可以被看成是毛、棉、甚至小麦的市场；当然必须酌加运费，其中包括货物通过海关时所交纳的关税。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包括关税在内的运费不足以阻止西方世界各地的买主彼此竞购相同的供应品。

有许多的特殊原因，它们可以扩大或缩小某特定商品的市场。但是差不多所有那些拥有广大市场的商品都具有普遍的需求，且易为人所识别。例如，棉布、小麦和铁都是满足迫切的、几乎是普遍的需要的。它们易于识别，所以，它们能够由那些彼此相隔很远，以及和商品相隔也很远的人们来买卖。如有必要时，可以从这些商品中选取真正典型的样品：它们甚至可以由一个专门家来“分级”，像美国对谷物所分的等级那样；因此，买主可以确保他所买的商品将达到一定的标准，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所要买的商品的样本，而如果他见过样本，则他也许不能作出判断。①

①例如，某公仓或私仓的经理收到农户的粮食，把它分成不同的等级，再按他所交的粮食的数量和等级发给他凭据。然后便把他的粮食和其他农户的粮食混在一起；在到达真正要验收粮食的那个买主手中以前，他的凭据多半要转几次手，而该买主所收到的粮食很少是或完全不是凭据的原主的农场上所生产的粮食。

拥有广大市场的那些商品，也必须是经得起长途运输的商品：它们必须有相当的耐久性，同时它们的价值和体积相比要大得多。某商品是如此笨重，以致在离产地很远的地方销售时它的价格势必有所提高，这样的商品照例只有很狭隘的市场。例如，普通砖的市场实际上只限于砖窑附近的地区，它们几乎不堪通过陆路而运输到那些没有自己砖窑的地区。但某些特种砖则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拥有自己的市场。

第四节 组织完善的市场。

让我们进一步考察那些东西的市场，这些东西是用特殊的方式来满足普遍的需求，具有易于识别和便于携带等条件的。它们，如我们所曾提到的，就是有价证券和贵金属。

某公司的任何一张股票或债券，某政府的任何一张公债票，同任何其他一张收益相同的股票或债券完全具有相同的价值。买主究竟购买哪一种，对他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有些证券主要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煤业公司、轮船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证券，需要有关当地情况的知识，除了在附近城镇的交易所中是很难推销的。但是整个英国就是它的一个大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市场。平时一个经纪人即使没有米德兰铁路的股票，他也会出售这种股票；因为他知道这种股票总是流入市场，并且确信他能买到它们。

但最有力的事例是那些证券的事例，这些证券叫做“国际”证券，因为世界各地都需要它们。它们是：一些主要国家的债券和大公司如苏伊士运河公司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债券。对于这类债券来说，电报使全世界交易所中的价格保持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水平上。如果其中一种债券的价格在纽约、巴黎、伦敦或柏林有所上涨，则仅涨价的消息就有使其他市场的价格上涨的趋势；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价格上涨受到阻碍，则别的市场多半会立即将该特定种类的债券用电报预售的办法在价格高的市场上抛售，而头一个市场的经纪人将在别的市场进行电报预购。一方面卖，另一方面买，就加强价格到处趋于一致的倾向；除非有些市场处于非常状态，这种倾向就立刻成为不可抗拒的。

在交易所中，一般说来，商人也能确保按照同买价差不多相等的价格出售证券；他往往情愿以低于他在同一刹那所能卖的价格的1.2％，或1.4％，或1.8％，有时甚至1.16％的价格购买头等股票。如果有两种同样保险的证券，其中一种是发行额大的债券，而另一种是同一个政府发行额小的债券，从而，头一种债券不断流入市场，而后一种债券却很罕见，那末，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商人们所取的卖价和买价之差在后一场合要比前一场合大些。①这正说明了这个伟大的法则：某种商品的市场愈大，一般说来，它的价格变动愈小，而商人在经营此商品中所取的周转利率也愈低。

①在无名的小公司的股票的场合下，其经纪人所愿出的买价和售价的差额可以达到售价的5％或5％以上。如果他买了这种股票，他在出卖给另一个人以前，也许要存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该股票也许跌价：而如果他预售他自己没有而又不是每天在市场上出现的那种证券，则没有很大的操劳和费用也许是不能履行他的合同的。

可见，证券交易所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借以形成各种易于识别、便于携带和满足普遍需求的产品的市场的范例。但在最大程度上具有这些性质的商品是黄金与白银。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们曾被选作货币使用，以代表其他东西的价值。世界金银市场组织得十分完美，它可以提供我们所讨论的那些法则的作用的许多奇妙例证。

第五节 即使一个小市场也往往受远处的间接影响。

在和国际证券与贵金属的市场相反的另一极端，首先是适合某些人的那些定做的东西，如合身的衣服；其次是那些容易腐烂而体积很大的东西，如新鲜蔬菜之类，这些东西不便于长途运输。前者很难说有一个批发市场，它们价格由以决定的那些条件是零买和零卖的条件，而对这些条件的研究可略而不论。①

①一个人在小额的零买上也许不过分计较：他在一个铺子里也许用二个半先令买一搭纸，而这纸在另一个铺子里用二个先令就可以买到。但批发价格则不然。某厂商不能以六先令的价格出售他的邻厂只卖五先令的一令纸。因为纸商们差不多完全知道可以买到纸的那种最低价格，而不愿支付超过这种行市的价格。该厂商非按同市价相近的价格，也就是说，按同其他厂商在同一时间所取的售价相近的价格出售他的纸不可。

第二类商品的确拥有批发市场，但它们只限于很小的范围。我们可以在乡镇出售较普通的蔬菜中我到我们的典型事例。附近的菜商也许在双方几无外部干扰的条件下准备把菜卖给镇中居民。卖方和可向别处购买的买方对过高的价格可以有某些节制：但通常这种节制不起作用，而可能发生的是，在这种场合下，菜商们能够联合起来，从而规定一种人为的垄断价格；这就是说，这种价格与生产成本几无直接关系，而主要是由对市场的负担能力的考虑所决定的。

另方面，很可能，有些菜商和第二个乡镇的距离几乎一样远近，有时他们把菜送到这个镇，有时又送到那个镇；而有时在头一个镇买菜的人也同样可以到第二个镇去买；价格上极小的差异，将使他们愿意到较好的市场去，从而，使两个镇中的交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存起来。也很可能，第二个镇和伦敦或其他中心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的价格是由中心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在这种场合下，第一个镇的价格也必定有很大的变动，以便和它们相一致。随着消息的一传十，十传百直到消息远散各处，因此，即使偏僻的市场也动辄为本市场未曾觉察的那些变动所影响，而这些变动是来自远方，逐渐波及各个市场的。

可见，在一个极端是世界市场，其中直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起着作用；而在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偏僻的市场，其中没有来自远方的各种直接的竞争，虽然在这些市场上甚至也可以感受到间接的传来的竞争。而绝大多数的市场却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必须研究它们。

第六节 市场在时间上的局限性。

此外，市场不但因地区而异，而且也因使供求力量彼此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时间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时间因素比空间因素当前需要更加充分的注意。因为均衡本身和决定它的那些因素的性质都以市场所占用的时间的长短为转移。我们将知道，如果时期很短，则供给局限于现有的存货；如果时期较长，则供给将或多或少受该商品生产成本的影响，而如果时期很长，则这种成本将又或多或少受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成本的影响。这三类当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类；并在下章中考察那些供给和需求的暂时均衡，其中供给实际上只指市场上可供出售的存货，因此，它不能直接受生产成本的影响。

第二章 需求和供给的暂时均衡

第一节 欲望和劳作之间的均衡。在偶然的物物交换中一般不存在真正的均衡。

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一种需要时，就可以发现欲望和劳作之间的均衡的简单例证。当一个小孩采摘黑莓以供自己食用的时候，采摘工作本身也许暂时觉得有趣，时间稍长，吃的快乐除补偿采摘工作的辛苦外，而绰绰有余。但是当他大吃了一顿以后，就不愿多吃了。对采摘工作开始产生厌倦，它也许是一种单调的而不是疲劳的感觉。最后当他的玩兴和对采摘工作的厌恶与吃的欲望相抵销时，就达到了均衡。而他从采摘黑莓所能得到的满足达到了最高限度。因为，直到那时，每次采摘使他得到的满足多，而失去的满足少，那时以后，任何一次采摘都使他得到的满足少，而失去的满足多。①①参阅第4篇，第1章，第2节与数学附录中注12。

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偶然交换，例如在两个林中居民以枪交换小船的时候，所谓真正的供求均衡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双方也许都有满足不足的情况，头一个人如果不能用别的方法得到船的时候，除枪外他也许愿意用某种东西交换小船；而第二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许用船以外的其他东西来交换枪。

在物物交换制下出现真正的均衡，的确是可能的；虽然物物交换在历史上比买和卖早些，但在某些方面是更加复杂的；而在较高文明阶段的市场上，可以看到真正均衡价值最简单的事例。

我们可以把那类曾经引起许多讨论的交易撇开不谈，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重要。它们和名画、古钱与无法"分级"的其他东西有关。其中各种东西的售价将取决于欣赏它的富人是否在场，如不在场，它也许被那些指靠它牟利的商人买去。同一张画在前后售卖时的价格差异虽然很大，但如果没有职业买主的稳定影响，也许还要大得多。

第二节 在当地的谷物市场上一般可以建立真正的（虽然是暂时的）均衡。

那末，让我们来讨论现代生活中的日常交易并以某镇的谷物市场为例。为简单起见，让我们假定，市场上所有的谷物都是相同质量的。各个农户或别的卖主以任何价格所销售的数量，是由他需要现款和他对与自己有关的市场的目前情况和未来情况的估计所支配的。有些价格没有一个卖主会接受，而另外一些价格没有一个卖主会拒绝。此外，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中间的价格，按这些价格许多卖主或所有的卖主都愿出售较多或较少的数量。人人力图摸透市场情况，并以此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让我们假定，实际上谷物所有者愿以三十五先令的低价出售的谷物只有六百夸脱。但是三十六先令会使谷物所有者多卖一百夸脱，三十七先令会使他们再多卖三百夸脱。我们再假定，三十七先令这一价格诱引买主只买六百夸脱，按三十六先令可以多买一百夸脱，按三十五先令还可以多买二百夸脱。这些事实可用表说明如下：

价 格 卖主愿意卖的数量 买主愿意买的数量 三十七先令 一千夸脱 六百夸脱 三十六先令 七百夸脱 七百夸脱 三十五先令 六百夸脱 九百夸脱 当然，在那些实际上情愿接受三十六先令而不愿一无所售就离开市场的人们中间，有些人并不会立即表示是乐于接受那个价格的。同样，买主们也将有所防备，假装不十分热中的模样。因此，价格就像一个毽子，随着一方或另一方在“讨价还价”上得势而摆来摆去。但是除非他们势力悬殊，例如，除非一方对对方的力量估计不足，或不幸而估计不中的话，则价格多半与三十六先令相去不远；几乎可以肯定，收市时价格大致接近三十六先令。因为如果某卖主认为买主们实际上将能以三十六先令买到他们按该价格所愿买的全部谷物，则他将不愿放弃比该价格相当高的任何机会。

买主方面也将作同样的估计；不论什么时候价格如大大超过三十六先令，则他们将认为在该价格下供给将比需求大得多。因此，甚至那些宁愿支付该价格而不愿空手回家的买主也有所等待；而由于等待，他们促进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如价格远在三十六先令之下，则甚至那些宁愿接受该价格而不愿一无所售就离开市场的卖主，也将认为在该价格下需求将超过供给。所以，他们将有所等待，而由于等待，他们促进价格的上涨。

可见，三十六先令这一价格堪称真正的均衡价格。因为如果开始时就选定了这个价格，并且始终保持不变，则它恰使供求相等（亦即买主们以该价格所愿买的数量恰等于卖主们以该价格所愿卖的数量）；因为各个掌握市场情况的交易者也希望有那样的价格。如果他所见到的价格与三十六先令相去很远，则他预期不久将有所变动，由于这种预期，他促进该价格的迅速实现。

对我们的论证来说，买主与卖主都必须完全掌握市场情况确实是不必要的。买主中有许多人也许对卖主们的出售意向作了过低的估计，从而，暂时价格保持在可以找到买主的最高水平上；因此，在价格没有降到三十七先令以下，就可以出售五百夸脱。但后来价格势必下降，结果很可能再出售二百夸脱，并以三十六先令左右的价格收市。因为在出售七百夸脱之后，除了按高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没有一个卖主急于想多卖一些，除了按低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也没有一个买主急于想多买一些。同样，如果卖主对买主出高价的意向作了过低的估计，他们中间的有些卖主也许按他们所愿索取的最低价格开始出售，而不愿使他们的谷物留在自己手中，在这种场合下，按三十五先令的价格就会销售很多的谷物；但市场也许将以三十六先令的价格和七百夸脱的销售总额而告结束。①①这个例证指出看法对交易者的行动，从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的简单形式；至于它的较复杂的发展，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讨论。

第三节 在谷物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对货币需要的强度通常没有显著的变化。但在劳动市场上确实有这种变化。参阅附录六。

上面的例证暗含着一个符合大多数市场实际情况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应当加以明辩，以便使它不致潜入那些不应有的场合。我们曾暗中假定，买主们购买第七百夸脱谷物所愿付的货币额和卖主们出售第七百夸脱谷物所愿收取的货币额，是不受以前按较高或较低的价格成交这一问题的影响的。我们考虑到买主们对谷物的需要（它对他们的边际效用）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减少，但我们未曾考虑在他们不愿出手货币（它的边际效用）方面有任何显著的变化；我们曾假定不论以前支付的款额是多是少，货币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

就我们实际上所涉及的大多数市场交易来说，这个假设是站得住脚的。当一个人为了自己消费而购买某种东西的时候，他用在那种东西上的钱只占他总资金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当他为了经商而购买的时候，他还要再卖它，因此，他的潜在资金并没有减少。无论在哪个场合下，在他出手货币的意向方面是没有显著的变化的。这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并不适用。但肯定有一些拥有大量货币的人在场，他们的影响对市场起着稳定作用。①

①例如，某买主有时因缺乏现金，不得不放弃那些毫不逊于他曾乐于接受的别的交易。因为他自己的款已经用完，除了按把交易乍看起来所提供的全部利益吞尽的条件，他也许是不能借到钱的。但是如果交易真正是一宗有利的交易，则不缺乏现金的其他买主差不多总是要买的。

此外，很可能，在那些被认为准备按三十六先令的价格出售的卖主中间有几个卖主是情愿出售的，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急于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如果他们能以高价销售一部分谷物，则现金对他们的边际效用也许会有显著的下降；因此，他们也许拒绝按三十六先令一夸脱的价格出售过去完全按三十六先令所愿出售的谷物。在这种场合下，卖主们由于在市场开始时的交易中占了优势，也许会把高于真正均衡价格的那种价格坚持到底。收市时的价格是一种均衡价格，虽然它不是真正的均衡价格，但和真正均衡价格却相去无几。

相反地，如果市场开始时对卖主们有很大的不利，并且他们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了一部分谷物，从而他们仍然急需现金，则货币对他们的最后效用也许始终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继续按远低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出售谷物，直到买主们买到他们所愿买的数量为止。该市场在没有达到真正的均衡价格时也许就会收市，但和它也许相去不远。

在商品市场上，这些例外很少，也不重要；但在劳动市场上，它们却屡见不鲜，而且也是重要的。如果一个工人有枵腹之虞，则他对货币的需要（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是很大的。如果开头他在议价方面处于劣势，并以低工资受雇于人，则他对货币的需要仍然是很大的，他也许继续按低工资出卖他的劳动。这种可能之所以越大，是由于在劳动市场上议价方面的优势往往处于买主方面，而不处于卖主方面，但在商品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多半都有分沾这种优势的机会。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另一个区别是由于各劳动卖主只有可出售的一个劳动单位这一事实。这是许多事实中的两件事实，我们在讨论过程中用它们将会大体说明工人阶级对经济学家特别是对雇主阶级把劳动看作是商品而把劳动市场看作是一般商品市场的那种做法的本能的反抗。其实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区别，虽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并不是根本的，但是十分显著的，而在实践中也往往是很重要的。

因此，当我们计及边际效用既取决于商品量又取决于货币量的时候，交易理论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考虑的实际重要性并不是很大的。但在附录六中我们曾把物物交换和在每次交换中一方总以一般购买力形式出现的交易加以对比。在物物交换中，某人所交换之商品量必须密切适应他个人的需要。如果他的存量太多，他也许没有适当的用途。如果他的存量太少，他也许很难找到满足其所需而用其所余的那样一个人。但是不论什么人，只要他拥有一般的购买力，一旦遇到有多余东西的人，就能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他无须找到一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人，他可以供其所需，而取其所有。因此，各个人特别是经商的人，能存得起大量的货币，从而，能大量购买，而不会用尽他的存款，或使它的边际价值有很大的变动。

第三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第一节 差不多所有不易毁坏的商品的交易都受对未来估计的影响。

其次我们必须研究的是，什么原因决定供给价格，亦即卖主们对各种不同数量所愿接受的那些价格，上章中我们只观察了一日的交易；并假定待售的谷物数量是已经存在了的。当然，这些数量取决于头年所播种的谷物的数量，而这多半又以农户对他们在本年内所能得到的谷物价格的推测为转移。这就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讨论的重点。

甚至在市日的一个镇上的谷物交易所中，均衡价格也受着那些对生产和消费的未来关系的估计的影响。在欧美的主要谷物市场上，期货买卖已占优势，并且迅速地把全世界谷物贸易的主要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期货"买卖中有些纯系投机；但它们大体上是由一方面对世界消费量的估计和另方面对现有数量与南北半球未来收获量的估计所决定的。商人们所考虑的是，各种谷物的播种面积，作物的早熟及其收成，充作谷物代用品的那些东西的供给，和谷物可以作为它们代用品的那些东西的供给。例如，在买卖大麦时，他们要考虑像糖这一类东西的供给，因为在酿造业中它可以充作大麦的代用品，同时也要考虑各种饲料的供给，因为饲料的缺乏会提高农场所用大麦的价值。如果世界某地某种谷物的种植者被认为一直是在亏本，并且该谷物的未来播种面积势必减少；则人们可以推断，一旦该谷物出现，价格势必上涨，因为它的缺乏是有目共睹的。价格上涨的预期对期货的预售发生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影响现价；因此这些价格间接地受着对未来供应品生产费用的估计的影响。

但在本章和以下几章中，我们特别要讨论的是在那些时期内的价格变动，而这些时期比最有远见的期货商人一般所能逆料的时期还要长些。我们必须考虑使自己和市场状况相适应的生产量和决定于正常需求与正常供给的稳定均衡位置的正常价格。

第二节 生产的实际成本与货币成本 生产费用。生产要素。

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将不得不经常使用生产成本和生产费用这些名词；而在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前，我们必须对这些名词加以简略的叙述。

我们可以重申某种商品的供给价格和它的需求价格的类似点。在假定生产效率完全以工人的努力为转移时，我们曾看到，“引起生产任何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努力而需要的价格，可以叫做那一数量（当然指的是一定单位时间内的数量）的供给价格”①。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一种商品一般都需要许多不同种类的劳动并以各种形式使用资本。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各种不同的劳作，和节欲或储蓄商品生产中所用资本所需要的等待；所有这些劳作和牺牲加在一起，就叫做商品生产的实际成本，对这些劳作和牺牲所必须付出的货币额叫做商品生产的货币成本，或为简单起见，叫做商品的生产费用。生产费用就是为了引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劳作和牺牲的适当供给而必须付出的价格；换言之，生产费用就是商品的供给价格。①①参阅第4篇，第1、2节。

①穆勒和其他经济学家按照日常生活中对生产成本一词用法的两种意义，有时指生产一种东西的困难，有时又指为引诱人们克服这种困难并生产这种东西所必须支付的货币。但是他们从一种用法转向另一种用法，而不对读者作明白的交代时，就引起许多误解和无谓的争论。在凯恩斯的《基本原理》一书中对穆勒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学说的攻击，是在穆勒死后不久发表的；遗憾的是，他对穆勒文句的解释一般被认为是权威的解释，因为他被认为是穆勒的弟子。但在拙著《穆勒的价值理论》一文（《双周评论》1876年4月）中曾指出，凯恩斯误解了穆勒，实际上他比穆勒所知道的原理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任何数量的某种原料品的生产费用最好是根据不付租金的“生产边际”来计算。但这种说法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来说是有许多困难的。顺便提到这点似乎就够了，以后特别是在第12章中对它还将加以充分的讨论。

商品生产费用的分析可以追溯得很远，但这种做法是不值得的；例如，把用于任何生产中的各种不同原料的供给价格当作最后事实，而无须把这些供给价格分解成它们由以构成的几种成分，往往就够了。否则我们的分析也许永无止境。我们可以把生产某商品所需要的东西划成某些种类，怎样方便就怎样划分，并把它们叫做商品的生产要素。这样，当生产任何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它的生产费用就是它的生产要素的相应数量的供物价格。而这些供给价格的总和就是该商品那一数量的供给价格。

第三节 代用原则。

典型的现代市场往往被看成是那样一种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厂商把货物按照其中几乎没有商业费用的价格售与批发商。但是从较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是行将售与我们所考察的需要该商品的那群人的价格，换言之，也就是我们所考察的市场上的价格。至于供给价格中有多少是商业费用，这要看那个市场的性质。①例如，加拿大林区附近的木材的供给价格往往几乎完全是由伐木工人的劳动价格构成的。但伦敦批发市场上同一种木材的供给价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运费；而它对英国一个镇上的零星买主的供给价格，有一半以上是铁路运费和把他所需要的东西送上门并存有该种木材以供他买的那些中间人所收的费用。此外，某种劳力的供给价格由于某种原因可以分成培养费，普通教育费和专门教育费。这种可能的结合是无数的；虽然各种结合都可以有它自己的枝节，而在彻底解决和它有关的任何问题时对这些枝节都需要加以分别对待，但所有这些枝节，就本篇的一般推理而论，是可以忽略的。

①我们已经知道（第2章），“生产”一词在经济学上的使用包括因把一种东西从需要较小的地方运往需要较大的地方，或因有助于消费者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的新的效用。

在计算某商品的生产费用时，我们必须考虑下述事实：即甚至在没有新发明的时候，产量的变动动辄引起商品的几种生产要素相对数量的变动。例如，如生产规模大，则多半要用马力或蒸汽机来代替手工劳动。原料多半从较远的地区大量地运来，从而，增加了生产费用，这些费用等于搬运工人的工资和各种中间人与商人所收取的费用。

就生产者的知识和经营能力所及，他们在每一场合下都会选择那些最适合他们用的生产要素。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总和，一般都小于可以用来替代它们的任何其他一组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总和；每当生产者发觉情况并不如此，一般说来，他们总会设法代以那种费用比较低一些的方法。以后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如何采取大同小异的办法，用一个企业主来代替另一个企业主，因为就后者向社会索取的代价而言其效率是比较低的。为了便于引证，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代用原则。

这个原理几乎可运用在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①①参阅第3篇，第5章与第4篇，第7章，第8节。

第四节 一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成本。

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在它们最一般的形态上考察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我们撇开不谈经济科学中特殊部门所特有的那些特点，而把我们的注意集中在差不多全部经济科学所共有的那些一般关系上。因此，我们假定：需求和供给自由地起着作用；买方或卖方都没有密切的结合，每一方都是单独地行动着，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自由竞争；这就是说，买主一般都是自由地同买主竞争，卖主一般都是自由地同卖主竞争。虽然人人都是单独地行动，但是我们假定他对于别人在做些什么，一般地都有足够的认识，使他不致比别人要较低的价格或出较高的价格。暂时假定这适用于各种成品及其生产要素，适用于劳动的雇佣和资本的借贷。这些假设和现实生活究竟吻合到什么程度，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研究，并且将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在目前我们是就这一假设出发的；我们假定在同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有一个价格；这其间还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必要时，我们不要考虑到货物被运给市场各处的交易人的手里时运费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而如果它是一个零售市场的话，我们还须考虑到零售业务那些特殊费用。

在这个市场上，商品的各种数量都有一个需求价格，也就是说，有一个价格，按照这个价格该商品的每一特定数量在一日、一周或一年内都能找到买主。而支配该商品的任何一定数量的价格的那些情况，在性质上因问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在各个场合下，一个市场上被提供出卖的东西愈多，行将找到买主的那种价格也就愈低；换句话说，每蒲式耳谷物或每码布的需求价格是随着被提供出卖的数量的每一增加而递减的。

时间单位可根据各个具体问题的情况加以选择：它也许是一日、一月、一年、甚或一个世代。但是不论在哪种场合，相对于所述市场的期间来说，它必然是短促的。我们将假定，在此期间市场的一般情况始终不变；例如，没有式样或趣味上的变动；没有影响需求的新的代用品，没有扰乱供给的新的发明。

正常供给的情况是比较不确定的；而对它们加以充分研究只好留待以后各章。它们因所述时期的长短不同而细节上也有所不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机器与厂房的物质资本和营业技能与组织的非物质资本都是慢慢地成长和慢慢地衰亡的。

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代表性企业”，它在生产上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取决于它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总量。①暂时不谈这种依存性的所有进一步研究，让我们假定该商品的任何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可以看作是该厂对它的正常生产费（包括经营方面的毛利）。②这就是说，我们假定它是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的预期恰足以维持现有的生产总量；这时有些企业正在兴起，产量不断增加，而有些企业则正在没落了而不断减少产量，但生产总量却仍旧不变。比它高的价格会促进正在兴盛企业的发展，缓和（但是不会挽回）正在衰落企业的瓦解，其净结果是生产总量的增加。反之，比它低的价格会加速正在衰落企业的瓦解，削弱正在兴盛企业的发展；总的来说减少生产。价格的上涨或下降，对那些往往停滞不前而很少垮台的大股份公司也有相同的、虽然程度不等的影响。①参阅第4篇，第13章，第2节。②参阅第4篇，第12章的最后一段。

第五节 供给表。

为了使我们的概念明确，让我们以毛织业为例。我们假定，一个熟习毛织业的人想要查明年产数百万码某种毛布的正常供给价格是多少。他势必要计算（1）织造这种毛布时所用的羊毛、煤炭和其他原料的价格，（2）厂房、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磨损和折旧，（3）全部资本的利息和保险费，（4）工厂员工的工资，（5）承担风险、规划并监督业务的人们在经营上的毛利（其中包括损失保险费）。当然，他会根据所用的各种要素的数量来计算它们的供给价格，并假定供给情况是正常的；他把这些供给价格加在一起，就求出毛布的供给价格。

我们假定，供给价格表（或供给表）是用和我们的需求价格表相同的方法制定的。①一年或任何其他单位时间内的商品的各种数量的供给价格，都要和该数量并列起来。②随着商品年产量的增加，⒇供给价格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甚至交替增减①。因为如果自然对人向它索取更多原料的努力给予顽强的抵抗，同时在那个时期工业中又没有采用新的重要经济方法的余地，则供给价格将上升；但是如果生产量较大，大量采用机器以代替手工劳动也许有利可图，则生产量的增加势必降低我们这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费用。但是供给价格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情况，又必然给它们自己造成特殊困难；这些困难当在本篇的第十二章中加以讨论。①参阅第3篇，第3章，第4节。②与在需求曲线的情况相同，以ox测量商品的数量，以oy测量价格，在ox的任一点M作一垂线MP，测量数量OM的供给价格，它的极点P可以做供给点；价格MP是由数量OM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P的轨迹可以叫做供给曲线。

⒇例如，这家代表性企业生产毛布OM数量时，我们可以把它的生产费用分成：（1）Mp1，即生产它所使用的羊毛和其他流动资本的供给价格，（2）p1p2，即厂房、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应的耗损和折旧，（3）p2p3，全部资本的利息和保险费，（4）p3p4，即工厂员工的工资，（5）p4p，即承担风险和监督经营者的总报酬之类。从而，随着M从O向右方移动，p1、p2、p3、p4都各成为一条曲线，由P所成之最后供给曲线也可以用把毛布的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上加而成。

决不能忘记，这些供给价格并不是几种生产要素的单位的价格，而是生产一码毛布所需要的那些要素的数量的价格。例如，p3p4并不是任何一定量劳动的价格，而是生产总产量OM码中的一码毛布所用的劳动量的价格（参阅上面第3节）。在这里我们无须考虑工厂地租是否必须另列一类；这是属于以后所要讨论的一组问题。我们没有注意各种税捐，而这些他当然必须要加以计算的。

①这就是说，沿着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的一点可以上升或下降，甚或可以交替升降；换言之，供给曲线可以是上升的，也可以是下降的，甚或它的某些部分是上升的，而另一些部分却是下降的（参阅本书上卷第118页脚注）。

第六节 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某商品的供给价格和它的实际生产成本并没有密切的关系。正常均衡情况的真正的含义。“长时期”一词的意义。

因此，如产量（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是使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的产量，则卖主的所获不仅足以使他们认为值得把这样一个数量的货物运往市场去卖，而且会多拿出一些，这时就有一种倾向于增加出售数量的积极力量起着作用。反之，如产量是使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产量，则卖主的所获就不足以使得他们认为值得把这样一个数量的货物运往市场；因此，那些处在怀疑的边际，正在犹豫是否应当继续生产的人，就会决定停止生产，从而就有一种倾向于减少出售数量的积极力量起着作用。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没有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它处于均衡状态之中。

当供求均衡时，一个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量可以叫做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可以叫做均衡价格。

这种均衡是稳定的均衡；这就是说，如价格与它稍有背离，将有恢复的趋势，像钟摆沿着它的最低点来回摇摆一样。我们将会看到，所有稳定均衡都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均衡状态中，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也就是小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反之亦然。因为当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如果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是小于均衡产量的那些数量，这时如果生产规模暂时减至稍低于均衡产量，则它就有恢复的趋势；可见，就向着那个方向移动而论，均衡是稳定的。如果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也就是小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那么，大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的需求价格必然低于供给价格。因此，如果生产量多少扩大到均衡数量以上，则它将有恢复的趋势；而就向着那个方向发生的变动而论，这种均衡也将是稳定的。

当供求处于稳定均衡时，如有任何意外之事使得生产规模离开它的均衡位置，则将有某些力量立即发生作用，它们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正如同一条线所悬着的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它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一样。生产数量围绕着它的均衡位置发生的种种动荡，具有相同的性质。①

①比较第4篇，第1章，第1节。为了用图形表示供求的均衡，我们可以一道作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如图19）。如果OR代表生产实际上进行的速率，又如需求价格Rd大于供给价格Rs”，即生产十分有利，并将有所增加。我们所谓的产量指标R将向右移动。反之，如果Rd小于Rs，则R将向左移动。如果Rd等于Rs，也就是说，如果R正位于供求曲线的交点之下，则供求均衡。

这个图解可以被看成是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典型图解，如果我们把SS′画成一条平行的直线，我们就可以表示“报酬不变”的场合，其中供给价格对该商品的各种数量来说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把SS′画成向下倾斜的，但斜度小于DD′（这个条件的必要性以后会充分表现出来）则我们就求得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稳定均衡场合，不论在哪种场合下，上述推理却只字不变；但在报酬递增规律的场合下，会出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当留待以后讨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摆动很少像一条线任意悬着的石子的摆动那样有节奏。假如这条线是悬在水车沟的混水中，沟中的河水有时可以自由地流着，而有时却被部分割断，则这种比较也许是更加确切的。这种错综复杂也不足以说明纠缠经济学家和商人的那种种干扰。如果持线人用部分有节奏的和部分任意的动作摆动他的手，这个例证也不会克服有些真正实际价值问题上的困难。因为实际上需求表和供给表并不是长期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动着的；它们的每种变动都使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有所变动，从而，给了产量和价格借以摆动的一个新的中心。

上述考虑表明时间因素对于供求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这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的。我们将逐渐发现下述原理的许多不同的限制：即一种东西可依以生产的价格代表它的实际生产成本，也就是说，代表那直接地和间接地用在它的生产方面的种种努力和牺牲。

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变化得很快的时代，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和从某商品消费中所得到的满足总量与生产它所用的努力与牺牲总量是不一致的。即使正常收入和利息——即付给这种努力和牺牲的货币报酬是努力和牺牲的精确尺度时，上面这两个东西也不会是完全一致的。经常被援引和经常被歪曲的亚当·斯密和其他经济学家的那个原理的真正含义是，商品的正常价值或“自然”价值是由于种种经济力量“在长时期内”倾向于使之产生的价值。那正是经济力量将会产生的那种平均价值，如果一般生活状况保持静态的时间长得足以使这些力量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的话。①①参阅以下第5篇，第5章，第2节与附录八，第4节。

但是我们不能完满地预测将来，料想不到的事是会发生的；现有的各种趋势，在它们来不及发挥现在看来似乎是它们的充分作用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一般生活状况不是静态的这一事实，是把经济学原理运用于实际问题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的源泉。

当然，正常并不意味着竞争。市场价格和正常价格同样是由许多影响所造成的，其中有些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面，有些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面，有些是竞争的，而有些却不是竞争的。当我们区别市场价格和正常价格以及区别正常价格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用法时，要注意的正是所考虑的那些影响的持久性及其发生作用所必需的时间。①①参阅本书第1篇，第3章，第4节。

第七节 在短时期内，效用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而在长时期内，生产成本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

本书其余各章将主要讨论的是解释商品的价值在长时期内有等于它的生产成本的趋势这一原理，并对这个原理加以限制。特别是本章所曾初步讨论的均衡概念在本篇的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将加以更仔细的研究。关于“生产成本”或“效用”决定价值的争论将在附录一中加以讨论。但是关于最后这个问题，在这里略叙一二，也许不是无益的。

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用所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由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的确，当剪刀的一边拿着不动时，纸的裁剪是通过另一边的移动来实现的，我们大致可以说，纸是由第二边裁剪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确切，只有把它当作对现象的一种通俗的解释，而不是当作一种精确的科学解释时，才可以那样说。

同样地，当一种成品必须销售时，人们对它所愿支付的价格将由他们要想得到它的那种愿望和他们对它所能花费的数量来决定。他们想要得到它的那种愿望部分地取决于这一机会，即如果他们不买这个东西，则他们将能按同样低廉的价格买到另外一种和它相似的东西。这种机会取决于支配着后面这一种东西供给的那些因素，而它的供给又取决于生产成本。但是待售的数量有时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数量，例如，鱼市场就是如此，在鱼市场上，当天的鱼价差不多完全是由鱼案上同需求比较起来的鱼的数量来决定的。如果某人姑且假定鱼的数量就是这么多，说价格是由需求支配的，那末，只要这种说法并不自命是一种严格的确切的说法，则他的这种简单说法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同样的，如认为克利斯蒂售卖行前后出售珍本书时所取的价格不同完全是由需求所决定的，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但这说法决不是十分确切的。

举一个相反的极端的例证，我们看到有些商品是遵守收益不变规律的，这就是说，不论商品的产量是大是小，它们的平均成本大致相等，在这种场合下，市场价依以波动的正常水平将是这样明确的和固定的（以货币表现的）生产成本。如果偶尔需求很大，则市场价格暂时将超过正常水平，但结果生产将有所增加，而市场价格将下降。如果需求在某一时间内降至它的正常水平以下，情况就会与此相反。

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某人情愿忽略市场的种种波动，姑认无论如何对某商品都会有足够的需求以保证该商品某一或多或少的数量可以在价格等于这种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找到买主，那末，他虽然忽略需求的影响把（正常）价格说成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东西，也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不自命他在他的这一说法方面的措辞具有科学上的精确性并在适当的场合说明需求的影响的话。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一般而论我们所考虑的时期愈短，我们就愈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时期愈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将愈加重要。因为生产成本变动对于价值的影响与需求变动的影响比较起来，一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任何时候的实际价值，即一般所谓的市场价值，受那些一时的事件和一些间歇性和短期性的因素的影响往往比受那些持久性的因素的影响要大些，但在长时期内这些无常间歇性和不规则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长时期内持久性因素完全支配着价值。但是即使持久性最强的那些因素也易于发生变动。因为整个生产结构是变动的，从这一代到另一代各种东西的相对生产成本都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当我们从资本家雇主的观点考察成本时，我们当然要用货币来衡量它们。因为他同工人为完成工作而必须作出的努力的直接关系，是在他必须付出的货币报酬方面。而他同他们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必须有的训练的实际成本的关系只是间接的，虽然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对某些问题来说，他用货币来衡量自己的劳动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从社会的观点考察成本，并研究达到一定结果的成本是不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时，与我们有关系的则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努力的实际成本和等待的实际成本了。如果用努力来计算的货币购买力大致不变，如果等待的报酬率也大致不变，则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和实际成本相一致：但我们永远都不应当轻易假定二者是相等的。这些考虑一般地也足够阐述下文中成本一词，虽然在上下文句里未予清楚指明。

第四章 资金的投放与分配

第一节 在某人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场合下，决定投资的诸动机。未来满足与现在满足的均衡。

在我们研究正常价值时，必须阐明的头一个难题是关于支配那些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投资的动机的性质。首先不妨来观察一下那样一个人的行为，这个人既不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也不卖他所生产的东西，而只是自己给自己劳动；因此，他所权衡的一方面是他的劳作和牺牲，另方面是他从这些劳作和牺牲中所能预期的满足，其间不参与任何的货币报酬。

那末，让我们就举这样一个事例罢：有一个人为自己建造房屋，他所用的土地和建筑材料都是自然界所恩赐的；动工时他自己制造工具，而制造工具的劳动被算作建造房屋的一部分劳动。他势必要计算按照某既定方案进行建筑所需要的劳作；并几乎本能地酌加一个各种劳作至房屋落成所经过的时间按几何比例（一种复利）增加的数量。落成以后，房屋对他的效用不但将补偿他的各种劳作，而且也将补偿他的等待。①

①因为他可以把这些劳作或与其相等的劳作用来提供当前的满足；而如果他宁愿要延期的满足，那是因为他甚至在计及等待的不利之后，仍把这些满足看作是超过它们所能代替的那些先前的满足。因此，使他不倾向于建筑房屋的动力是他对这些劳作总和的估计，其中每种劳作的不利或负效用是依相应的等待时间按几何比例（一种复利）增加的。另一方面，迫使他建筑房屋的动力是他从房屋落成后所获得的那种满足的预期；而这又可以归结为他从其使用中预期获得的多少遥远和多少一定的许多满足的总和。如果他认为房屋给他提供的这种未来满足的折现值总和除补偿他所用的各种劳作和等待，尚绰绰有余，那末，他就决定建筑房屋（见第3篇，第5章，第3节；第4篇，第7章，第8节，与数学附录中注13）。

如果两种动机（一个是望而生畏，另一个是迫不及待）似乎是势均力敌，那末，他就会处于踌躇不决之中。就房屋的某些部分来说，他所得的利益也许比他所用的“实际”成本大得多。但是当他愈来愈转向更加庞大的计划时，他最后就会发现任何扩大所带来的利益为它所需要的劳作与牺牲所抵消；而那种扩建就处于他投资的外限（outer limit），或它的有利边际。

建造房屋的各个部分也许有几种方法；例如，有些部分既可以使用木料，又可以使用石块，而质量几乎相等。按照各种设计对房屋的各个部分进行投资要与它所提供的利益加以比较，并把各种投资一直推到它的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从而，也许有很多的有利边际：其中每个边际是和提供各种房屋的各种设计一致的。

第二节 过去收支的积累与未来收支的折扣。区分经常支出与资本支出的困难。

上述例证可以使我们懂得：作为某种东西的实际生产成本的劳作和牺牲是成为它的货币成本的那些费用的基础。但是如上所说，现代企业家不论对工资或原料一般都是用货币来支付的；从不过问这些货币报酬作为劳作和牺牲的尺度究竟精确到什么程度。他的经费一般都是一点一点支出的。对任何支出的收益期待的时间越长，此项收益就越多，以便对他有所补偿。而预期的收益未必是百发百中的；在这种场合下，他还须酌加损失风险。酌加之后，此项支出的收益预计必须超过支出本身，所超过之额不以他自己的报酬为转移，而是按复利比例于他等待的时间增加的。①在这个项目下，还须加上各个企业在建立它的商业往来上所必须支出的直接或间接的巨额费用。

①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企业家的劳动价格看作原始支出的一部分，并与其余支出一并计算它的复利息。或我们可以用“复利润”来代替复利息。这两种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在某些场合第一种方法较好，而在另一些场合第二种方法却较适用。

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加上复利的任何支出（包括企业家自己的报酬在内）要素叫做累积要素。如同我们用贴现一词来表示未来满足的现值一样。因而各种支出要素从它被使用到它获得收益的期间势必是累积的。而这些累积要素的总额就是企业的总支出。各种劳作和它们所产生的满足可以结算到我们认为相宜的任何一天。但不论选择的是哪一天，一个简单的准则是必须遵守的：从那天以前开始的每一要素，不论是劳作，或是满足，都必须给它加上这个时期的复利。而从那天以后开始的每一要素都必须具有这个期间从该要素折成的复利。如果那天是企业开张以前的一天，则各种要素都必须折成现值。但是如果那天，像这些场合所常见的，是劳作结束和房屋落成的一天，则劳作必须有直到那天的复利，而满足也必须都折成那天的现值。

等待是成本的一种要素，如同劳作是成本的要素一样真实，当累积起来以后，它就被列入成本：因此，它当然不是分别加以计算的。同样，相反地，不论任何时期的货币或对满足的支配的收益是该时期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那个时期是在结帐日以前，则它必须被累积到那一日；如果在结帐日以后，则它必须被折成那日的现值。如果它不是用于直接的享受，而是被存起来以便取得未来收入，则这种收入决不能当作投资的追加报酬。①

①总的说来，来自储蓄的收入在数量上一般将比储蓄要大些，所大之数等于利息（即对储蓄的报酬）。但是因为这种收入在用于满足上所需要的时间比原有的储蓄要长些，所以，它的贴现时间将较长；如果它代替原有的储蓄而被列入投资借贷对照表中，则它所代表的恰是原有的储蓄（对被储蓄的原始收入和它以后所赚取的收入都要征收所得税；所根据的理由和对勤劳的人应征较多的所得税，而对懒惰的人应征较少的所得税的那些理由相似）。本节的主要论点在附录十三中有所表述。

如果这个企业比方承揽了开掘船坞的工程，一俟竣工即便付款；如果用于此项工程的厂房设备在施工过程中假定被用得破烂不堪，从而工程完毕时变得不值一文；那末，如果直到付款时期所积累的支出总额恰恰等于此项款额，则该企业恰恰够本。

但销售所得照例是逐渐进来的；我们必须拟作一个瞻前顾后的资产负债表。向后看，我们应当把各种纯支出加起来，并把各支出要素的累积复利加进去。向前看，我们应当把各种纯收入加起来，并从各个值中减去它延期的复利。这样折算的纯收入总额势必与累积支出的总额相等；如果二者恰相等，则企业恰恰够本。在计算支出时，企业负责人必须把自己劳动的价值计算进去。①

①差不多各个行业在估计投资的价值和资本由于磨损，由于时间因素，由于新的发明和由于贸易方向的改变而产生的折旧和贬值方面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习惯。新的发明和贸易方向的改变可以暂时提高某些固定资本的价值，同时也可以降低其他固定资本的价值。而性情不同或在这个问题上兴趣各异的那些人对下述问题的看法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即在使厂房设备适应商业情况的变动所需要的支出中有哪些部分可以被看作是新的投资，而有哪些部分应当看作折旧，在决定企业所获得的纯利润或实际收入以前，从当时收入中作为支出加以扣除。就用于建立企业往来的投资而言，这些困难和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是极其严重的，而适当估计一个企业的商誉或它“作为一个有利厂”的价值的方法亦复如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全貌，请参阅马迪生所著《工厂的折旧及其估价》一书。

其他一些困难来自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如果货币的购买力有所下降，或换言之，如果一般物价有所上涨，则一个工厂的价值表面上似乎是上涨了，而其实仍旧不变。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在计算各种企业的实际赢利程度方面所引起的错误比最初看起来要大些，但是在我们没有讨论货币理论以前，我们只好把所有类似的问题撇开不谈。

第三节 代用原则在其上发生作用的有利边际，并非任何路线上的一点，而是与所有路线相切的一线。

在创业的时候，和在以后的各个阶段，机警的企业家力图修改他的计划以便用一定的支出获得较大的成果，或用较少的支出获得相等的成果。换句话说，为了增加他的利润，他不断地运用着代用原则；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总会提高全部工作效率，增进人类用组织和知识控制自然界的能力。

各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该地所从事的各类商业的组织方法：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种职业中，追求同样目的的二个人所采取的方法也将不是完全相同的。差异的趋势是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任何行业中的企业家越能干，这种趋势就越强。在某些行业例如棉纺业中，可能的差异只限于很狭隘的范围；一个人如在各部分工作中不使用机器，和不使用差不多最新式的机器，他就无法立足。但在其他行业例如木业和五金业的某些部门以及农业与零售业中，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从事于同业的二个厂商中，一个厂商也许将支付较多的工资总额，而另一个厂商却支付较大的机器用费；在二个零售商中，一个零售商积压在存货上的资本较大，而另一个零售商在广告和建立有利的商业往来的非物质资本上所用的钱却较多。至于细节上的差异，那是数不胜数的。

各人的行动既受着他的特殊机会和资金的影响，也受着他的个性和联想的影响；但是各人考虑着他自己的资金，将把资本投向他的企业中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了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该特定方面进一步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有利边际，甚至就同一工业部门或分部来说，也不能被看作是任何可能投资的固定线上仅有的一点；而是被看作和各种可能投资线相切的一条不规则形的界线。

第四节 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中资源分配的对照。

这个替代原理是和那种根据一般经验在某方面过多地运用了资源或精力而引起的报酬递减率的趋势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而且部分地确实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从而它和古典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个在早开发国家的土地上不断增加投资而来的报酬递减这一普遍趋势连结起来。替代原理和因增加支出而一般地引起边际效用的递减这一原理是如此相似，以致这两个原理的某些运用几乎是相同的。前面已经讲过，新的生产方法创造新的商品，或降低旧商品的价格，以便使为数更多的消费者有能力来消费它们。另一方面，消费方法和消费量的变动使生产有新的发展，使生产资金有新的分配。虽然最有助于人类高尚生活的某些消费方法对物质财富的生产如有所促进，也微乎其微，但是生产和消费毕竟是密切相关的。①但我们现在要仔细考虑的是，生产资金在各种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如何反映了消费者在各种不同种类商品之间的购买额的分配。②①见本书上卷第103—110、82—87页。

②本节的部分内容在以前各版中曾列入第6篇，第1章，第7节。但是为了给第5篇的一些基本章节作准备，似乎有必要把它放在这里。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原始的家庭妇女吧，她“从本年所剪的羊毛制成的毛线为数是有限的，她考虑家庭衣着方面的各种需要，并力求把毛线在这些需要上分配得尽可能有助于家庭的幸福。如果分配以后，她有理由来惋惜她没有用较多的毛线做短袜和较少的毛线做背心，那末，她将认为她是失败了。但相反，如果她用得恰到好处，则她恰恰做了这样多的短袜和背心，以致她从做短袜用的和做背心用的最后一束毛线中获得了相等的利益”①。如果做一件背心适有两种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就其结果来说是同样令人满意的，但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所用的毛线稍多，而所引起的麻烦却稍少；那末，她的问题就会成为较大企业界的问题的典范。这些问题所包括的决定有三：第一，关于不同目的的相对重要性的决定；第二，关于达到各个目的所用的各种不同手段的相对优势的决定；第三，关于以这两组决定为基础的，她能最有利地把各种手段用于各种目的的那种边际的决定。①见第3篇，第5章，第1节。

企业家必须在较大的规模上作出这三类决定，而在作出每一个决定之前，他要反复权衡和多方调整。②试以建筑业为例。让我们看一看从正当意义理解的“投机建筑商”的工作吧：这就是说，他是一个预料到普遍需求而从事建造真正房屋的人；他的判断错误，他自食其不良后果，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则他和社会同受其利。假定他在考虑究竟建筑住宅，还是建筑货栈、工厂或商店。他对最宜于每类建筑的工作方法都能同时提出很好的意见，并能大致估计它的成本。他估计适合每类建筑的各种不同地基的成本：并且他把他对任何地基所必须支付的价格算作他的资本支出的一部分，正如他把奠基等费用列入这种支出一样。他把这种成本估计和他从该建筑物及其地基所能得到的价格的估计加以比较。如果他发现没有一种场合能使需求价格超过他的支出，足以给他提供合理的利润，并补偿风险，则他也许不会动工。或者为了留住他那些最可靠的工人并使他的厂房设备和助手有工可做，他也许可能冒着某些风险动工建筑：不过这点以后还要详细讨论。

②本节其余内容和数学附录中注14中之前半部十分相似；读者可以参考数学附录来读它。这是一个微积分用语（并不是它的推理）特别有助于思想明确的问题。但是用日常用语也可以把它的主要内容表达出来。

假定他现在断定在他所能买的一块地基上建筑的某种式样的别墅可以给他提供适当的利润。这样，主要追求的目的既已决定，他就开始细心地研究这种目的借以达到的手段，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他的设计细节方面各种可能的修改。

待建的房屋的一般性质既已确定，他将必须考虑的是，按照什么比例使用各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如砖、石头、钢、水泥、灰泥和木料等等，才能收到与其成本相较最能增进房屋在满足买主的艺术趣味和他们的舒适方面的效益。在这样决定把他的资金最妥善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商品之间时，他所处理的问题和那个原始的家庭妇女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妇女必须考虑把她的毛线最经济地分配在全家各种不同的需要方面。

和她一样，他不得不想到的是，任何特定用途所产生的利益直到某一点是相对地大的，以后会逐渐有所减少。和她一样，他必须把他的资金分配得使它们在各种用途上都具有相同的边际效用：他必须把这里削减一点经费所受的损失和那里增加一点经费所得的利益加以比较。实际上他们所遵循的方针和指导农场主的那些方针相同，这些方针使得他把资本和劳动投于土地时既不会使土地在能提供丰富报酬的那种额外耕作上受到限制，亦不会因投资过多而引起报酬递减趋势在农业中发生强烈作用的危险。①①见以上第3篇，第3章，第1节，与本书上卷第175页脚注。

因此，如上面所说，正是那机警的企业家，他“把资本投向他的企业中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了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该特定方面进一步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他从不认为迂回的方法终归是有利的。但是他总在寻找一些迂回的方法，这些方法比直接的方法能生产出更大的（相对于其成本而言）效果。他采用其中最好的方法，如果他力所能及的话。

第五节 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的区分，因所述事业的时间长短不同而不同：这种差异是我们所以难以研究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主要原因。

这里可以讨论有关成本的几个术语。当企业家经营某种企业而进行投资的时候，他期待的是从该企业的各种产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他期求在正常情况下对其中每一种产品都能索取一个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这种价格将不仅补偿特殊成本、直接成本或主要成本，而且也将分担它所应分担的一部分歧业上的一般费用；而这些费用我们可以叫做它的一般成本或补充成本。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合起来就成为它的总成本。

企业上对主要成本一词的用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用法。补充成本包括大量企业资本所曾投入的那些机器厂房上的维修费用，以及高级职员的薪水。因为企业的这种薪水支出一般是不能迅速地适应他们工作量的变动的。此外只剩下生产商品时所用的原料的（货币）成本和所用的那部分劳动的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与机器设备的额外耗损的（货币）成本。这是厂商在他的工厂部分开工时和当商业清淡时他计算最低价格时他要考虑的特殊成本；这种最低价格使他觉得值得接受某种定货，而不顾他的行为对损害未来定货市场可能发生的任何影响。但实际上他通常一定得考虑这种影响；因为即使在商业清淡的时候，使他觉得值得生产的那种价格，实际上一般都比这种主要成本高得多，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那样。①

①特别是在第5篇，第9章中，“有许多主要成本制度在流行……我们所谓的主要成本，如实际上这个词所指的，只是指原始生产成本或直接生产成本；而在某些行业中，在生产成本中包括一部分间接费用和厂房设备的折旧费，也许是一种方便的事情，但是它决不应该包括资本的利息或利润”（葛尔克、费尔斯合著：《工厂会计》，第1章）。　　第六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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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时期内，补充成本一般必须由售卖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补偿。而在长时期内就必须加以全部补偿；因为如果不这样，生产就会减少。补充成本具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其中有些和主要成本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例如，假使某机械厂正在犹疑是否按相当低的价格来承制一辆机车，那末，绝对的主要成本包括原料的价值和制造机车的技工和工人的工资。但关于领薪水的职员却没有明确的准则。因为如果工作不忙，则他们也许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因此他们的薪水普通都被列入一般或补充成本中。但是这种界限往往含糊不清。例如，工头和可靠的技工仅因工作暂时不多而被解雇者实不多见。因此，即使偶然定货的价格不能补偿他们的工资，为了使他们有事可做也会接受这种定货。这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下，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主要成本。但办公室的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可以和该厂工作的变动相调节，办法是在生产任务不忙的时候不增人，甚至精简一些不称职的人；而在生产任务繁忙的时候临时添人或把一部分工作委托给他厂。

如果我们从这些工作转向较大的需时较长的工作任务例如履行几年以内逐渐交出许多机车的合同时，那末，和定货相关的大部分行政工作必须被看作它所特有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接受这种定货而又没有别的定货来代替它，则行政人员薪水项下的这笔费用几乎会有相应的减少。

如我们考虑的是任何一种主要工业品在长时期内的一个相当稳定的市场，则上述例证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在那种场合下配备专门技能和设置组织以及长期的行政人员与车间耐久装备所需要的支出，都可以看成是生产过程所必要的成本部分。那种支出将一直被增加到某种边际，在该边际此工业部门对它的市场来说似乎有发展过快的危险。

下章将继续讨论第三章和本章的论点。要更加详细指出的是，对供给，从而对价格最有影响的那些成本在承制一部机车的场合下如何局限于狭隘而武断的范围；但在不断供应一个相当稳定的普通市场的场合下，它们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和工业经济的一般特点也更加一致：生产成本对于价值的影响除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成本是就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就某特定机车或某特定组的货物加以计算的。至于那些由生产工具的投资利息（或利润）构成的主要成本与补充成本的性质因所述市场期间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将在第八至第十章中加以类似的研究。

同时不妨指出，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区别存在于各个文明阶段，虽然除在资本主义阶段它多半不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鲁滨逊克罗索有关的只是实际成本和实际满足：不买不卖的旧式农家把现在的"劳作和等待"用于未来的收益时也采取几乎相同的方式。但是如果他们都正在怀疑出外采摘野果时是否值得使用一个梯子，那末，所要比较的就只是主要成本和所期待的利益了。除非它在许多细小工作的总量中所预期提供的服务足以补偿它的生产成本，那它是不会被制造的。在长时期内它必须补偿它的总成本，即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

即使现代的雇主也必须首先把他自己的劳动看成是实际成本。尽管他认为某种事业多半可以提供一种货币收入超过货币支出的剩余（适当地酌减风险与对未来意外的折现之后）；但是又认为这种剩余的数量将小于他在此项事业上所用的操劳的货币等价，而在这种场合他将回避这种事业。①

①工厂主预期有可能加在产品主要成本上的那些补充成本，是行将给他提供准租的一种来源。如果它们达到他的预期，那末，他的企业就会提供适当的利润，如果它们远在预期之下，则他的企业就有江河日下的趋势。但是他的论断只和长期价值问题有关，而就这方面来说，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区别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它们之间区别的重要性只限于短期价值问题。

第五章 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与短期

第一节 正常一词作为日常用语和作为科学用语的差别。

第三章中曾指出，正常一词的范围因所述时期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现在我们要更加仔细地来研究它们。

在这个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经济学家只揭示那些日常谈论中所潜伏的困难，以便通过正视这些困难，可以使它们得到彻底的克服。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惯于因时期的不同而对正常一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而让语义来说明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过渡。经济学家遵循着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做法，但是在煞费苦心来指出这种过渡的同时，他有时似乎造成他实际上所揭示了的那种复杂性。

例如，当人们说，某日的羊毛价格高得不正常，虽然全年平均价格低得不正常，1872年矿工的工资高得不正常，而1879年却低得不正常，十四世纪末工人的（实际）工资高得不正常，而十六世纪中叶却低得不正常时，每个人都懂得，在这些不同的场合，正常一词的范围是不同的。

最能说明这点的是那些加工工业，在这些加工工业中机器设备的寿命很长，而产品的寿命却很短。当某种新的纺织品最初流行，并且适合于生产它的机器设备很少时，在几个月内，它的正常价格也许是那些生产上同样困难但有着大量适用的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其他纺织品的价格的两倍。考察长时期时，我们可以说，它的正常价格和其他纺织品的正常价格相等。但是，如果在头几个月有大量这种纺织品由破产者销售，即使它的售价为其他纺织品的一半，我们也会说，它的价格是低得不正常的。每个人都认为在各该场合下语意表明了正常一词的特殊用法，而正式的注释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日常谈话中误解是能够通过问答来立即消除的。但是让我们更慎重地考察这个问题吧。

我们已经知道①，毛布生产者必须根据生产毛布所需要的各种不同要素的数量来计算这些要素的生产费用；并首先假定供给情况是正常的。但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应当根据他所预料的时间较远或较近，而给予正常一词以较广或较狭的范围。①见第5篇，第3章，第5节。

例如，在计算那引出使用某类织机的适当的劳动供给所需要的工资时，他也许采用附近地区内同样工作的现时工资，或者他也许认为，附近地区该特定种类的劳动供给很缺，它的现时工资比英国其他地方高些，在展望未来几年以便酌加劳动者的流入时，他也许采用一种比当时当地现行工资略低的正常工资率，最后，或者他也许认为，由于五十年以前人们对于毛布的前途过分乐观，全国织工的工资比同级劳动的其他工人是低得不正常的。他也许认为，这个行业的人过多，父母们已开始替他们的子女选择那些纯利益较大、而又不很困难的职业；因此，几年以后织工的劳动供给将有所减少，所以，在展望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时，他势必采用一种比现行平均工资略高的正常工资率。①

①企业家为实际目的须料得这样远，并使正常一词的范围包括一整世纪的场合确不多见；但在经济科学的广泛运用中，甚至进一步扩大范围并考虑那些在数世纪内影响各业劳动供给价格的缓慢变动，有时也是必要的。

此外，在计算羊毛的正常价格时，他许会采用过去几年的平均价格。他会估计到多半能影响最近将来羊毛的供给的任何变动。他要考虑像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不时发生的干旱现象的后果；因为干旱是经常的现象，不能把它看成是不正常的。但是他在这里并不考虑我们卷入一次可能使澳大利亚羊毛的供应中断的大战的机遇；他认为任何这种筹算应当列入非常的企业风险项下，而在计算羊毛的正常供给价格中是无须计及的。

他也许同样对待那由于国内暴动或劳动市场上具有非常性质的任何激烈而长期的扰乱而引起的风险。但是在他计算在正常情况下从机平等所能攫取的工作量时，他很可能计及因劳资纠纷而引起的那些小小的中断，而这些纠纷经常出现，从而应看成是事物的常态，这就是说，不把它看作是不正常的。

在所有这些计算方面，他没有特别追究人类受自利或自尊的动机的专门影响有多大。他也许知道，愤怒与虚荣心和嫉妒与自尊心的伤害，像追逐金钱利得一样，差不多成为罢工和怠工的普通原因：但那并不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他所要知道的有关它们的一切，是它们的作用是否具有充分的规则性，以便使他能够适当地计及它们对于工作中断和提高产品正常供给价格所产生的影响。①①比较第1篇，第2章，第7节。

第二节 正常价值这一复杂问题必须加以剖析。第一步静态的虚构；它的修正有可能使我们通过辅助性的静态假设来处理价值问题。

时间因素是经济研究中所遇到的那些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些困难使能力有限的人循序渐进就成为必要；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成几部分，一次研究一部分，最后把他的局部解决综合而成整个问题或多或少的全面解决。在把问题分成几部分时，他把那些一出现就不方便的干扰因素暂时搁置在所谓其他条件不变的这一范围之内。某些趋势的研究是在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他趋势的存在并不否认，但它们的干扰作用是暂时予以忽略的。这样，问题搞得愈小，对它的处理就愈能精确，但是它和现实生活也就愈不符合。不过，每次精确地处理一个小问题，有助于处理包含它的那些大问题，而这种处理比在其他情况下要精确得多。逐步使更多的东西可以摆脱其他条件不变这一范围的限制；精确的讨论能比前一阶段进行得较不抽象，而现实的讨论也能进行得较为精确。①

①如序言所述，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正常状态；而这些状态有时被称作静态。但是按照我的看法，正常价值问题属于经济动力学：部分原因是由于静力学实际上只是动力学的一个分支，部分原因是由于有关经济静止（静态是其中主要的假设）的一切意见只是暂时的，只是用来说明论证中的特定阶段，一俟完毕，当即抛弃。

研究时间因素对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影响，首先要考虑其中很少受上述影响的那个有名的“静态”假定；并把其中所发现的结果同现代世界中的结果加以比较。

静态一名的来源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和消费以及分配和交换的一般条件是静止的；但它却充满着运动；因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人口的平均年龄可以不变，虽然各个人都从青年成长到壮年，然后又到老年。许多世代，按人口平均的等量产品是由相同的阶级用同样的方法生产出来；因此，生产工具的供给有充分的时间来适应稳定的需求。

当然，我们可以假定，在我们的静态中，每个企业始终具有相同的规模，和相同的商业往来。但是我们无须那样做；我们认为下述假设就够了：即有的企业在上升，有的企业在衰退，但是，像处女林中的典型树一样，“代表性企业”总是具有几乎相同的规模，因此，该企业资源所产生的经济不变，因为生产总额不变，附近辅助工业所引起的经济也不变等等（这就是说，"代表性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不变。其预期恰能引人加入该业的那种价格，在长时期内必须足以补偿建立商业往来的费用；其中一定的比例部分必须列入总生产成本）。

在静态下，那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生产成本决定价值。各种结果主要归于一个原因，因果之间不存在许多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各种成本要素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受着固定习惯的某种控制。需求的反作用是不存在的；在经济原因的直接结果和后来结果之间是没有根本的区别的；总之，如果我们假定在那个单调的世界中收获是一致的，就没有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了：因为代表性企业的规模总是相同的，并且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在相同的程度上做着同类的交易，既没有旺季，也没有淡季，正常供给价格借以决定的它那正常费用总是相同的。需求价格表总是不变的，供给表也不变；从而正常价格永远不变。

但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这是不真实的。在现实世界中，每种经济力量在围绕着它起作用的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下，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作用。在这里，生产量、生产方法和生产成本的变动始终是相互制约的；它们总是影响着需求的性质和程度，并且也为后者所影响。此外，所有这些影响都需要时间来表现自己，而一般说来，没有两种影响是齐头并进的。因此，在现实世界里，任何一种关于生产成本、需求和价值之间关系的简易学说是必然错误的：因巧妙叙述而使它的外观越易懂，则它的害处也越大。某人多半是一个较好的经济学家，如果他相信自己的常识和实际直观，而不自认为研究价值理论并坚决认为它是容易的话。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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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静态是其中人口不变的静态。但是几乎所有它的那些显著特征都可以在这样的地方表露出来，那里人口和财富都在增长着，假定它们的增长率大致相等，同时土地也并不稀缺：再假定生产方法和商业状况很少有所改变，尤其是那里人的性格是一个不变的量。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生产和消费以及交换和分配的最重要条件仍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彼此之间的一般关系也相同，虽然它们在量的方面都在增长着。①①参阅以下第5篇，第11章，第6节；并参照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6章，第2节。

这样放宽纯静态的严格限制，就使我们同现实生活接近一步；放宽得愈多，我们也就愈加接近。这样，我们逐步解决那无数经济原因相互作用的困难问题。在静态下，生产和消费的一切条件都被化为静止状态，但我们可以用所谓静态方法（这种称呼虽不十分确切）作一些比较不严重的假设。用那种方法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中心点上：我们暂时假定把它纳入静态之中，进而研究和它相关的、影响它周围事物的那些力量以及使这些力量趋于均衡的任何趋势。许多这样的局部研究，可以解决那些困难得不能一举而加以解决的问题。②②比较序言与附录八，第4节。

第四节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的研究，可以分为关于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和渔业相关的问题大致分成几类，一类是因非常迅速的变化像天气变化无常而引起的问题，另一类是受时间相当长的变动的影响，例如牛瘟之后一二年内因肉类缺乏而造成的对鱼的需求的增加所引起的问题；或者最后，我们可以设想，由于需用脑力的工匠人口的迅速增长，可能造成在整个一个世代里对于鱼的需求的激增。

因天气的变化无常和其他相类似的原因而引起的鱼价的天天变动，在现代英国，像在我们所假定的静态中一样，受实际上相同的原因的支配。我们周围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是迅速的；但是它们快得还不足以显著地影响价格天天涨落所围绕的短期正常水平。在研究这种价格涨落的时候，它们是可以被忽略的（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内）。

让我们继续前进，并假定鱼的需求有很大的增加，比方说，由于发生家畜传染病而使肉类成为昂贵而危险的食物达几年之久，以致引起对鱼的一般需求的巨大增加。我们现在把那些天气所造成的变动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之内，暂时略而不论，因为这些变动是如此迅速，以致很快会彼此抵消，所以，就这类问题来说，它们是不重要的。由于相反的原因，我们也不管那些被培养成渔民的人数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动太慢，在肉类缺乏的一二年内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暂时不管这两类变化，我们便集中注意于这样一些影响：如给船员以适当的工资，以引诱他们在一二年内仍从事渔业，而不致去航船上另谋出路。我们认为，有些旧渔船，甚至那些不是特制的渔船是能够加以整修并用来捕一二年鱼的。我们所求的任何一日的鱼的供给的正常价格，是这样的价格，它迅速吸引到渔业中的劳动和资本足以在捕获量中常的一个捕鱼日内得到那种供给；鱼价对渔业中可用资本和劳动的影响是由像这样一些狭隘的原因决定的。在需求特大的这几年里，价格围绕着波动的那个新水平显然比以前要高。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几乎普遍的规律的例证，这个规律是，在正常一词是用以指短时期的条件下，需求量的增加提高正常的供给价格。这个规律甚至对那些在长期内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工业来说也几乎是普遍有效的。①①参阅第5篇，第11章，第1节。

但是如果我们转而考察长期的正常供给价格，我们就会发觉这种价格是由不同的原因所支配，同时有着不同的结果。因为假定不食肉使得人们永远厌弃肉类，并假定对鱼的已增加的需求持续的时间很长，足以使支配鱼的供给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当然，逐日和逐年的波动会继续，但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边）。海中的鱼源也许有涸竭的迹象，而渔户可能必得到更远的海岸和更深的海洋去捕鱼，因为自然界对增加一定效率的劳动和资本，给予递减的报酬。在另一方面，那些人也许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人只对鱼的不断减少负极小的责任；在那种场合，一只装备有同样好的工具和同样效率的船员出发去捕鱼的船，似乎在渔业总规模扩大后，可以得到和以前差不多好的收获。无论如何，在渔业已确定为现在所增大的规模以后，以有能力的船只装备一只好船所用的正常成本一定不会比以前高，或许还会低些。因为既然渔民所需要的只是有训练的技能，而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天赋，他们的人数用不到一代就几乎可以增加到适应需求所必要的任何程度；而和造船、织网等相关的工业现在的规模都比较大，可以比较彻底地和经济地组织起来。因此，如果海里的鱼源没有涸竭的象征，经过足以使经济原因的正常作用自行发挥的时间，便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产生出更多的供给。并且，如果正常这个名词是指长期而言，则鱼的正常供给价格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减少。①

①杜基（《物价史》，第1卷，第104页）告诉我们说：“有某些特种商品。用于海军和军事目的的对它们的需求占总供给的比例部分是如此之大，以致个人消费的减少是赶不上政府需求的即时增加的；因此，战争爆发有使这类物品的价格提高到相当高度的趋势。但是即使这类物品的消费按累进比例的增加不是如此迅速，以致相对高价刺激下的供给不能和需求并进，也有使产量增加，从而使价格复归原位的趋势（假定在生产或进口方面没有自然或人为的障碍）。因此，从价格表可以看出，硝、麻、铁等的价格在因军用而需求大大增加的影响下暴涨之后，只要需求不是节节上升，则又会下降”。可见，需求的节节上升可使一物的供给价格甚至上涨几年；虽然该物需求的不断增加（不是按供给赶不上的那种速率）会降低价格。

这样，我们可以强调所曾指出的平均价格和正常价格之间的区别：平均价格可以取自一日、一周、一年或任何其他时间内的任何一组销售额的价格。它可以是任何时候许多市场上的销售额的平均数，或者可以是许多这样的平均价格的平均数。但是对任何一类售卖是正常的条件，似乎未必就是对其他类售卖是正常的条件。所以，平均价格就是正常价格，只是偶然现象；这是某一组条件所促成的价格。如上所述，只有在静态下，正常一词的意义才始终一致。在这种状态中，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中，“平均价格”和“正常价格”才是同义语。②

②第5篇，第3章，第6节。此区别将在第5篇，第12章和附录八中进一步加以讨论。并参阅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7章。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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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别的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市场价值是由需求和市场上现有商品的关系所决定；同时多少与“未来”的供给有关系，同行协议也不无某种影响。

但是现时的供给，它本身一部分是由于生产者过去的活动而产生的，而生产者是把他们的商品所可望得到的价格同他们为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费用作了比较才决定进行这种生产活动的。他们所考虑的费用范围，取决于他们是仅仅考虑用他们现有设备来进行某种额外生产的额外费用，还是考虑为此目的而增建新设备。例如，在我们刚讨论过的那个定做一台机车的场合，①调整设备以适应需求的问题几乎是不会产生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可以从现有设备做出较多的工作的问题。但是由订制许多机车，在几年中陆续交货来看，为这个目的而“特别”扩充一些设备，并因此确实把这种扩充看作是主要边际生产成本，几乎肯定应该仔细地加以考虑。①本书下卷第51—58页。

看起来有市场的新生产无论是大还是小，一般的规律是，除非预期的价格非常低，只用很少的直接生产成本便能够最容易地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供给将会被生产出来：这一部分生产大概不是在生产边际上的。当预期价格有所起色时，增加的那一部分生产将会得到盈余，大大超过其直接成本，而生产边际将向外伸延。原则上预期价格每有增加，都会引诱那些在其他条件下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人，也来生产一点；并且使那些在价格较低时生产一些东西的人，在价格较高时多生产一点。按照这种价格对于他们是否值得生产，正处在这种怀疑边际的人的那一部分生产，应当与怀疑究竟是不是去生产的人们的那一部分生产，包括在一起；两者合起来便构成在那种价格时的边际生产。那些怀疑是否要生产一点的人，可以说是完全处在生产边际（或耕作边际，如果他们是农业经营者的话）上的。但是他们的人数通常不多，他们的行为没有那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生产一些东西的人们的行为那样重要。

不论所指的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供给价格一词的一般含义总是不变；但就细微的地方来说，却有很大的差别。在每一种场合，都指一定的总生产率；亦即指每天或每年的一定生产总量。在每一种场合，价格都是预期足以并且适足以使那些竭力想去生产那个总量的人们得到补偿的那个价格。在每一种场合，生产成本都是边际成本，亦即那些处于全然不生产的边际，以及如果预期从它们所得到的价格再低，便不会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成本。但是决定这个边际的原因，是随着所讨论的时期的长短而改变的。就短起来说，人们把现有的生产设备数量看作是实际上差不多是固定的。他们是受他们的预期需求的支配来考虑运用这些设备的活动程度。就长

期来说，人们竭力想去调节这些设备的数量，使适合它们所帮助生产的货物的预期需求。让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这种区别吧。

第六节 就短期而论，现有生产设备的数量实际上是固定的，但它们的利用率是随着需求而变化的。

预期会涨价的直接结果是使人们积极运用他们全部的生产设备，在全部时间，甚或超过规定时间来运用它们。那时供给价格是那部分产品的货币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的生产迫使雇主用如此高的工资雇用效率如此低的工人（也许由于加班加点而疲累不堪），并使他自己和别人如此紧张和不便，以致使他开始怀疑生产那部分产品是否值得。预期会跌价的直接结果是使许多生产设备闲置起来，同时也放松其他生产设备的工作；如果生产者不怕破坏他们的市场，那末，就是暂时以仅足以抵补其直接生产成本及足以报酬他们的烦劳的任何一种价格来进行生产，对于他们也是值得的。

但事实上他们一般都等待较高的价格；人人都怕妨碍他以后从自己的顾客那里获取较好的价格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是为一个大的和公开的市场而生产的话，那末，他多少害怕他如若不必要地按照一种损坏大家的共同市场的价格出卖，会引起其他生产者的怨恨。在这种场合，有一些人每当价格有一点下落，无论是由于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由于与其他生产者所订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总会暂时停止生产，以免进一步损坏市场；这些人的生产，便是在这种场合的边际生产。由于这些原因，生产者刚刚拒绝生产的那个境界的价格，便是真正的短期边际供给价格。这种价格差不多总是高于，而且一般地大大高于原料、劳动和设备的磨损（稍微增多使用那些没有充分利用的设备立刻直接引起的磨损）的专用成本即直接成本。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一个使用价值很大的生产设备的行业里，商品的直接成本只不过是其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一宗远比正常价格为低的定货，还可以超过它们的直接成本，多出大量的盈余。但是如果生产者由于急切地想免除他们的设备被闲置而接受这种定货，那末，他们便使市场存货充斥，并且会妨碍价格的恢复。不过事实上他们很少经常地、无节制地采取这种政策的。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使该业中的许多人破产，说不定连他们自己也在内；在这种场合，需求的恢复很少在供给上有所反应，并会急剧提高该业产品的价格。这种极端剧烈的变动，归根到底，既不利于生产者，也不利于消费者；社会舆论并不全然反对这种商业道德惯例：即它谴责任何人由于轻易接受一种仅能抵偿他的货物直接成本，并且大大不足以抵补他的一般费用的价格因而“损坏市场”的那种行为。①

①在有强大企业同盟（明的或暗的）的地方，生产者有时可以在很长时期内规定价格，而很少考虑生产成本。如果同盟的领导者是那些拥有优等生产条件的人，那末，可以断言（表面上和李嘉图的学说相对立，但实际上不然），价格是由最容易生产的那部分供给来决定的。但事实上，财力最弱，为了免于破产而不得不继续生产的那些生产者，往往把他们的政策强加于其他盟员，因此，在美国和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最弱的盟员经常是同盟的统治者。

例如，如果一捆布在某一个时候的直接成本（就其最狭义而论）为一百镑；如果该布应担的企业一般费用（包括企业主的正常利润）又需要一百镑，那末，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就短时起来说，实际上有效的供给价格或许不见得会降至一百五十镑以下；当然，在对一般市场没有多大的影响下，按较低的价格做几笔特别的生意还是可以的。

这样看来，虽然除了直接成本以外，再没有必然地直接构成短期供给价格的因素，但是补充成本确实也间接地发生一些影响。一个生产者往往不把他出产的每一个个别的小部分产量的成本分离开来；他往往把大部分产量，甚至在某些场合把全部产量，多少当作一个单位来对待。他研究是否值得在他现有的业务方面增加某种新的业务，是否值得采用新机器，等等。他预先多少是把从这种变动所提供的额外产量当作一个单位；后来他又多少参照被当作一个单位的额外产量的全部成本，提出他乐于接受的那种最低的价格。

换句话说，在他的大多数的交易中，他是把他的生产过程中的增加部分，而不是把他产品的个别部分当作一个单位的。如果分析经济学家密切联系实际，他一定得效法。上述考虑有使价值理论的轮廓模糊的趋势，但它们并不影响它的本质。①

①对大多数场合，这种一般的叙述也许就够了，但是在第11章中，对代表性企业生产过程的边际增加额这一极其复杂的概念将加以较周密的研究；同时特别是当我们考虑那些出现报酬递增趋势的工业的时候，有比较详细地解释我们的推理是针对代表性企业的那些条件的必要的。

就短期而言，可总结如下：特殊的技能和才干、适用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资本的供给和适当工业组织的供给，都来不及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须利用他们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他们的供给适应需求。一方面，如果生产设备的供给不足，由于时间太短，也来不及增加它们；另一方面，如果供给有余，它们也会有一部分只能被局部地利用着，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使它们逐渐地耗损或改变它们的用途而大量地减少它们的供给。由这些设备而来的收入的种种变化，在短时间内对供给的影响还不显著，对它们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也没有直接的影响；这种收入是总收入超过直接成本的那部分剩余；（这就是说，它具有像第八章中所详述的租的某种性质）。但是，除非它在长期内足以补偿企业中一般成本的一个适当部分，则生产就会逐渐减少下去。这样，那些隐藏在长期中的因素，就会对短期价格的相对迅速的变动发生一种控制性的影响；而且害怕“损害市场”的心理往往也会使这些因素比在其他条件下更快地发生作用。

第七节 但是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的产品的需求而加以调整的；生产单位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组商品。

另一方面，在长时期内，为了提供物质设备和商业组织，以及为了取得职业知识与专门技能而投入的全部资本和努力，都有足够时间来根据人们可望挣得的那些收入来予以调整。因此，对那些收入的估计就直接决定着它们的供给，形成了那些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真正的长期供给价格。

投入某一企业的资本，有一大部分一般地是用于建立它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的商业联系上的。如果这个企业不振，即使从他的物质设备的出售可以收回它的原有成本的一个相当部分，组织和联系上所花的那部分资本仍会全部化为乌有。不论谁打算在任何一业中创办一个新企业，都必须估计到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如果他本人于此类工作具有正常才干，他也许可以希望不久他的企业会成为一个有相当程度的大规模生产经济的代表性企业（就我们所用该词的意义而言）。如果据他看来，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净收益让他在其他行业方面有机会投入同样资本所能获得的净收益要大一些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这个行业。由此可见，在某行业里在长期中左右着所产商品价格的投资，一方面是由对创办和经营一个代表性企业所需要的支出的估计来决定，另方面是由根据这一价格在一个长时期里所能获得的种种收入的估计来决定。

在任何一个时间里，有些企业是在上升着，而有些企业却在衰退着。但是当我们广泛地考察决定正常供给价格的因素时，我们无须过问巨潮表面的这些漩涡。生产的任何增加也许是由于有一个新的制造家与困难搏斗，以不足的资本，含辛茹苦，希望着逐步建立起一个兴旺的企业。也许是由于有一个富裕的工厂，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从而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上增加了产量。同时，由于与这个行业的生产总量比较起来，这部分新增加的产量是相对的小，不会使价格跌落多少；所以，这个企业由于成功地适应它的环境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但是，当某些个别企业的命运发生种种变化时，作为生产总量的增加的直接后果，长期的正常价格是可以有稳步降低的趋势的。

第八节 价值问题的简单分类。

当然，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自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划出这种分界线；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需要它们。正如同我们把开化种族和未开化种族加以比较，虽然对于二者并不能作严密的区分，但可确立有关他们各自的许多一般命题一样，所以我们拿长期和短期加以比较，并不企图在二者之间作任何严格的界线。如果为了阐明一种特殊论点必须把某一事件截然分别开来的话，那末，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特别的解释语句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必须这样做的场合，既不常见，也不重要。

可以分为四类。在每一类中，价格都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来支配的。就市场价格而言，供给是指手里现有的，无论如何也是指“行将有的”某一商品的数量而言。就正常价格而言，如果我们把“正常的”这个词当作关系到几个月或一年这样的短起来看，那么，供给是指在所说的这种价格情况下，以现有的，包括人员在内的配备，在指定的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数量。再就正常价格而言，如果正常一词是指几年之长期的话，供给是指在这一时期内以其本身可以有利地被生产出来并投入生产的那些新的和旧的生产设备所能生产的那个商品数量。最后是那种处于逐渐性的或长久性运动中的正常价格，这种运动是由于一个世代到一个世代知识，人口和资本的逐渐增长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而发生的。①本书其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上述第三类：即讨论在相当长时期内工资、利润和价格等的正常关系。但偶尔也涉及那些持续许多年的变动；有一章即第六篇的第十二章是用来探讨“进步对于价值的影响”，亦即用来研究价值的长期变动的。

①比较本章第1节。当然，几种生产要素适应需求所需要的时期也许是很不同的；例如，熟练排字工的人数不能增加得几乎同铅字和印刷机的供给一样快。只是这个原因就很难严格地区分长期与短期。但事实上，理论上完全的长期必须给予这样的时间，它不仅足以有可能使商品的生产要素和需求相适应，而且也使那些生产要素的生产要素和需求相适应等等；而这点如照逻辑推下去，将引出工业静态的假设，其中未来一代之所需可无限期地事先加以逆料。这种假设如果在李嘉图自己的叙述中没有，但的确无意识地暗含于李嘉图价值理论的许多通俗解释中；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而使其轮廓朴素分明，而这又是本世纪前半期所流行的经济学说获得魅力和它们所具有的大多数可导致错误的实际结论的趋势的原因。

相对的短期和长期问题一般地遵循着相同的方式。在具体研究某组关系时二者都使用部分或全体隔离的那种卓越的方法；二者都有机会分析和比较类似事件，并使其相互辉映；以及排列整顿那些具有同一性和在同一性中显出差别性的材料。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显然的区别。在相对的短期问题上，把那些不特别加以考虑的力量暂时看作是不起作用的这种假设，是无大妨碍的。但是在，比如说，一整世代内由于那些广泛的力量对于所讨论的问题只具有间接的关系而把它们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内，是有很大的妨碍的。因为即使间接的影响如果恰巧是积累性的，那末，在一世代的过程中，它们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实际问题上即使暂时忽略它们而不加以具体的研究，也是不安全的。因此，在关于很长时期的问题上使用静态方法是危险的；步步都需要谨慎，明辨与节制。这种工作的困难与危险，在关于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工业中达到了顶点；而正是在这些工业中这个方法才被应用得津津有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留在第12章和附录八中加以讨论。

但这里必须回答一个反对意见，这个意见是，因为“经济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间越长，也越没有纠正的希望”。因此，谈论价值在长时期内趋于达到的那种位置，就等于把“变数当作常数”（德伐斯：《政治经济学》，第4篇，第5章）。我们暂时把变数当作常数，这是事实。但这是科学在处理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中的复杂而多变的材料方面曾经取得巨大进步所凭借的唯一方法，这也是事实。

第六章 连带需求与复合需求,连带供给与复合供给

第一节 间接的派生需求。连带需求。建筑业中劳资纠纷的例解。派生需求规律。

面包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它的需求叫做直接需求。但是借以制造面包等的面粉机和烘炉间接满足人的需要，它们的需求叫做间接需求。一般说来：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需求是间接的，是从借助它们而生产出来的那些可以直接使用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

面粉机和烘炉的服务共同连结在成品面包中，因此，它们的需求叫做连带需求。此外，蛇麻和麦芽是相互辅助的，是一道用来制造麦酒的……因此，在几种辅助品中，对每种辅助品的需求是来自它们生产某种成品，如一块面包或一桶麦酒所共同提供的那些服务的。换句话说，有一种对其中任何一种辅助品在生产某种直接满足需要、从而有直接需求的产品时所提供的服务的连带需求。成品的直接需求实际上可分成生产它所用的那些东西的许多派生需求。①①比较第3篇，第3章，第6节。要记住：具有现成使用形式的东西曾被叫做一级财货、或消费财货；用以生产其他财货的生产要素曾被叫做生产财货，或二级财货，或中间财货：财货何时真正完成，也是很难说的，在它们真正用于消费之前，有许多东西一般都当作已制成的消费财货，例如面粉。见第2篇，第3章，第1节。工具财货（被视作价值由其产品而来的那些财货）这一概念的含混见第2篇，第4章，第13节。

试另举一例来说明。房屋的直接需求引起对各种不同的建筑劳动、砖、石料和木材等的连带需求。而这些都是各种建筑工作的，或为简单起见叫做新房屋的生产要素。其中对任何一种要素，例如像泥水匠的需求，只是一种间接或派生需求。

让我们把劳动市场经常发生的那类事件同上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劳资纠纷延续的时期是短期，我们所必须考虑的作为调节供求的那些因素只是在短期内起作用的因素。

这个事例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此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既然指的是短期，所以，它是本章和以下几章中的一些场合我们选例准则的例外，在那些场合有足够的时间使供给力量发挥充分长期的作用。

让我们假定，房屋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一群工人，比方说，泥水匠举行罢工，或有某种其他障碍影响泥水匠劳动的供给。为了把对该要素的需求抽出来而加以单独研究，我们首先假定，新房屋需求的一般条件不变（这就是说，新房屋的需求表仍然适用），其次假定，其他要素的供给的一般条件不变，其中二者当然是营造商的营业能力和企业组织（亦即我们假定它们的供给价格表也有效）。那末，泥水匠劳动供给的暂时减少，将使建筑量有相应的减少：已减少的房数的需求价格将比以前高些，而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将不变。①从而，那时新房屋所能出售的价格，除超过建造房屋所需其他要素的买价总额还有相当的剩余，此剩余就是泥水匠劳动价格可能增加的限界，假定泥水匠的劳动是不可缺少的话。这种和泥水匠劳动供给的不同程度的减少相适应的不同数量的剩余，是由这一准则来决定的：就某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来说，对用于生产该商品的任何要素所提供的价格是以那个价格的差额为限，此差额是该商品数量能找到买主的价格减去生产它所用的其他相应要素得以供给的那些价格的总和。

①在一般情况下，无论如何这是真的：加班加点的额外费用将较少，木匠、砖匠和其他工人的劳动价格多半下降，而不上升，砖和其他建筑材料也是这样。

用专门术语来说，某商品的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表可以从该商品的需求表求出来，办法是从该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的需求价格减去其他要素相应数量的供给价格总额。①①文中的一般叙述对于大多数场合也许就够了；一般读者似应删去本章其余脚注。

必须记住，这种派生表除在下述假设条件下是不能成立的，这些假设是：我们抽出这一要素以便单独研究；它的供给条件受到扰乱；当时没有影响问题中其他成分的独立干扰；因此，在其他各生产要素的场合下，售价总与供给价格相等。

为了简短起见，用图说明时，不妨把某商品的生产费用分成构成它的那二种东西的供给价格。让我们把一把刀的供给价格看作是刀身和刀柄的供给价格之总和，并把镶刀柄于刀身的费用撇开不谈。设ss′为刀柄的供给曲线，ssC为刀的供给曲线；因M为Ox上任意一点，垂线MqQ交ssC于q，交SSC于Q，所以，Mq为刀柄OM之供给价格，qQ为刀身OM之供给价格，MQ为刀OM之供给价格，设DD′为刀之需求曲线，交SS′于A，AaB如图所示，系一垂线。那末，在均衡状态时，OB数量的刀按价格BA出售，其中Ba归于刀柄，aA归于刀身。

（在这个例解中，我们可以假定有充分的时间使支配供给价格的那些力量有可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供给曲线向下倾斜。这种变动并不影响我们的论证；但是一般说来，在我们的典型事例中最好是使用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

现在假定我们要单独研究刀柄的需求。从而我们假定刀的需求和刀柄的供给遵守着其曲线分别代表的那些规律：并假定刀柄的供给曲线仍然有效，并代表刀柄正常供给的种种情况，虽然刀柄的供给暂时受到干扰。设MQ交DDC于P，则MP为OM刀的需求价格，Qq为OM刀柄的供给价格。在MP上取一点p，使Pp等于Qq，因此Mp＝MP－Qq；则Mp为OM刀柄的需求价格。设dd′为p之轨迹；则dd′为刀柄的派生需求曲线。当然它通过a.现在我们可以把图中其余曲线撇开不管，而只注意ddC，ssC，并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没有影响刀柄供给规律和刀的需求规律的那些干扰因素的条件下，把这二条曲线看作是代表刀柄的需求和供给关系。那末，Ba为刀柄的均衡价格，市场价格在供求（供给表由ssC；需求表由ddC所代表）的影响下按着上章中所考察的那种方式围绕着它摆动。已经指出，一般的供求曲线除在均衡点的附近并不具有实际的价值。这甚至更适用于派生需求方程式。

（因Mp－Mq＝MP－MQ，所以，A是稳定均衡点，a点的均衡也是稳定均衡。但是如果供给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则这种说法略需加以修正，见附录八。）

在上例中，不论商品的产量如何，生产要素中各要素的单位不变，因为每把刀总是需要一个刀身和一个刀柄；但是当商品产量的变动引起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各要素数量的变动时，则用上述方法所作出的要素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不能用该要素的固定单位来表示了。而在使它们适于一般使用以前，必须把它们还原成固定的单位（见数学附录中注14（乙））。

第二节 供给的减少可以大大提高一个生产要素的价格的一些条件。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重要的是记住这一事实：即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受到扰乱，即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也多半要受到扰乱。特别是当供给受到扰乱的那种要素是同一种劳动像泥水匠的劳动时，则雇主的报酬一般地起着缓冲作用。这就是说，损失首先落在他们的肩上；但是通过解雇他们的一部分工人和降低其他工人的工资，他们最终把大部分损失分配给其他生产要素。实现这点的过程的细节是不同的，是取决于商业同盟的行动，取决于市场上的议价和其他的原因，而这些我们此刻不拟讨论。

让我们研究什么是那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种东西的需要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是当作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这种东西的供给减少可以使它的价格急剧上升。第一个条件是这种要素是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或几乎是必要的，因为按相宜的价格买不到适当的代用品。

第二个条件是，该商品（该要素是生产它所必需的一种要素）是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因此，它的供给减少将使消费者愿出更高的价格，而不愿空手回家；当然，这又包括这样一个条件：即该商品的适当代用品是不能以比它的均衡价格略高的价格来买到的：如果房屋建筑的减少大大提高房价，那末，急于要获取额外利润的营造商将彼此抬高价格以竞购市场上现有的泥水匠劳动。①①我们必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pM与aB的比率将最大，其中pM为所述生产要素从供给由OB减至OM（亦即减少BM数量）后的需求价格。第二个条件是PM应该很大；因为需求弹性为BM/PM－AB，所以PM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需求弹性愈小。　　第三个条件是，这种要素的价格只占该商品生产费用很小的一部分。既然泥水匠的工资只占一所房屋的建筑费用总额的一小部分，即使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对该房的造价也只能增加一个很小的比例部分，从而对需求的节制极小。①①第三个条件是，如PM按一定比率超过AB，则pM也得按较大的比率超过Ba.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那就需要使Ba仅是BA的一小部分。

第四个条件是，即使需求量略有减少，也会使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大大下降；因为这将增加用来给该要素支付高价的差额。②例如，如果砖匠和其他工种的工人或雇主找不到别的工作，又赋闲不得，那末，他们也许情愿为比以前低得多的报酬工作，而这将增加用来给泥水匠支付较高工资的差额。这四个条件是独立的，而最后三个条件的结果是累积性的。②这就是说，如果Qq过去比现在要小些，则Pp过去会小些，而Mp会大些。见数学附录中注15。

如果不用灰泥或以低廉价格雇用粉刷业以外的人家做这种工作是可能的，那末，泥水匠工资的上涨就会受到限制。在有些场合，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通过派生需求的作用对其他要素的压迫，由于替代原理而得到缓和。③

③庞巴维克的名著《经济财货的价值论纲要》（《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第13卷）中指出，如果除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外所有的要素都有无限可用的代替品，因此它们的价格固定不变，则其余要素的派生需求价格将等于成品的需求价格与其余诸要素由此而规定的供给价格的总和之差。这是上述规律的一个有趣的特殊场合。

此外，在取得成品生产要素中的某要素方面遇到的严重困难，往往可以用改变成品的性质来克服。有些泥水匠的劳动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房中究竟值得使用多少粉刷工作，人们往往是犹疑不决的，如果它的价格上涨，则他们所用的粉刷将较少。他们因所用粉刷稍少而失去的那种满足的强度，就是它的边际效用；为了使用它而他们恰愿支付的价格是用到该使用量的泥水匠工作的真正需求价格。

在麦酒方面，麦芽和蛇麻的连带需求也是这样。但它们的比例是可以改变的。只因含有较多的蛇麻而和其他麦酒相区别的那种麦酒，能够得到较高的价格。这一差价代表蛇麻的需求。①①见数学附录中注16。

泥水匠和砖匠等人之间的关系，在相近行业的职工会的联合和斗争的历史上，充分表现了那种既有教益又富于浪漫情调的现象。但是连带需求中的绝大多数的事例是对某原料和加工工人需求的事例；例如像棉、麻、铜或铁和使这几种原料得到加工的工人。此外，各种不同食品的相对价格因厨师熟练劳动供给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美国许多种肉和蔬菜的许多部分几乎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里熟练的厨师很缺，而且工资很高，但在法国它们却具有适当的价值，因为那里炊事技术十分歧及。

第三节 复合需求。

我们已经讨论过②，任何商品的总需求是怎样由需要它的那些不同集团的需求所组成。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复合需求这一概念推广到几组生产者所需要的生产必需品上。②见以上第3篇，第4章，第2、4节。

几乎各种原料和几乎各种劳动都被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工业部门，生产出许多各式各样的商品。其中每种商品都有它自己的直接需求；从那种需求中可以求出它生产中所用的任何一种东西的派生需求，而这种东西照我们所曾述的方式①“分配在它的各种不同的用途上”，这些不同的用途是彼此竞争的；相应的派生需求是彼此竞争的需求。但是在同产品供给的关系上，它们是相互合作的；“合成”那汲尽供给的总需求，如同几个社会阶级对成品的局部需求加在一起合成它的总需求一样。②①见以上第3篇，第5章。②例如，设一个生产要素有三种用途。设d2dD2为其第一种用途的需求曲线。自Oy上任意一点N作Np1平行于Ox，并交d2dD1于p1.则Np1为第一种用途在价格ON下的需求量。延长Np2至p2，继而延长至P，并使p1p2与p2p的长度分别代表第二种用途和第三种用途在价格0N下对该要素的需求量。随着N沿着Oy移动，设p2所画出的曲线为d2dD2，设P所画出的曲线为DDC.这样，d2dD2就成为该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如果它只有第一种和第二种用途的话。而DD是它用于三种用途时的需求曲线。按着什么次序排列这几种用途是无关紧要的。在所述场合下，第二种用途的需求价格开始时比第一种用途的要低些，而第三种用途的需求价格开始时却比第一种用途的高些（见数学附录中注17）。

第四节 连带供给。派生供给价格。

现在我们可以考虑连带产品：这就是说，它们是不易独自生产的；是并存于同一来源的，因此，可以说具有一个连带供给，像牛肉与牛皮或小麦与麦草。①这种场合是和有连带需求的那些东西的场合一致的，只要用“供给”代替“需求”，几乎可以用相同的词句加以讨论，反之亦然。如同那些共同使用在同一个目的上的东西有连带需求一样，具有同一来源的那些东西也有一个连带供给。出于同一来源的单一供给可以分成许多来自它的那些东西的派生供给。②

①杜斯普教授（《美国经济评论》附刊，1914年，第89页）认为，“凡产品由一个厂生产时的总生产成本小于由几个厂生产时的生产成本总和，都可以叫做连带产品”。这个定义不及我们在本节末所述的那个定义普遍；但就某些特殊场合来说，它是方便的。

②如果想把连带产品的供求关系分开，那末，派生供给价格的求法正如同在类似需求场合下某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价格的求法一样。但必须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是说，必须假定整个生产过程的供给表仍旧有效，除分出去的以外，连带产品中每个的需求表也必须有效）。派生供给价格的求法是，它必然等于整个生产过程的供给价格超过所有其他连带产品的需求价格总和之差；其中各种价格完全对各种相应数量而言。

例如，自从谷物条例废除以来，英国所消费的大部分小麦是从国外输入的，当然不带任何麦草。这就引起了麦草的缺乏，而麦草的价格因此上涨。种植小麦的农户指望从麦草得到这种作物的大部分价值。可见，在小麦输入国里，麦草的价值较高，而在小麦输出国里则较低。同样地，在澳大利亚的产毛区，羊肉的价格有一个时候是很低的。羊毛输出，羊肉只得留在本国消费；因为羊肉的需求不大，所以羊毛的价格不得不抵偿几乎全部肉与毛的共同生产费用。后来，低廉的肉价刺激了肉类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现在澳大利亚的肉价比以前有所提高。⒇

⒇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其中假定二连带产品的相对数量不变。设SS′为提供固定数量的肉和皮的牛的供给曲线，ddC为牛肉的需求曲线。于Ox上任意一点M，作垂线Mp交ddC，于p，并延长至P使pP代表OM皮的需求价格。则MP为OM牛的需求价格，而P之轨迹DDC为牛的需求曲线。它可以叫做总需求曲线。设DD′交SSC于A；作AaB.那末，在均衡时，按价格BA所生产和销售的牛为OB，在价格BA中Ba归于肉，而aA归于皮。　　设MP交SS于Q.自QM取截线Qq等于Pp；则q为肉的派生供给曲线上的一点。因为如果我们假定OM皮的售价总是等于相应的需求价格Pp，那末由此可以推知，既然生产OM牛中每头牛所需的费用为QM，则所余价格QM－Pp，亦即qM将为OM肉中每头牛的肉所负担。而q之轨迹ss′与ddC为肉的供求曲线（见数学附录中注18）。

连带产品二者同时生产所用的成本和单独生产品中一个所用的成本完全相等的场合，是十分罕见的。如某企业的任何产品具有市场价值，则它上面曾用过特殊的操劳和费用几乎是肯定的，如果该产品的需求将急剧下降，则这种操劳和费用就会减少或省掉。例如，如果麦草不值钱，则农户比平常更加努力以便使麦穗尽可能大得和麦秆相称。又如外国羊毛的输入曾使英国羊用适当杂交和选种的方法加以改良，以便使它早期增加体重，甚至不惜以降低毛的质量为代价。只有当同一生产过程所生产的两种东西中的一种不值钱，卖不掉，而剔除又无须任何费用的时候，才没有改变它的数量的那种引诱。也只有在这些例外场合，我们才无法确定连带产其中各自的供给价格。因为如果改变这些产品的比例是可能的，那末，通过改变这些比例，使其中一种产品的数量略有减少而不致影响其他产品的数量，我们就能确定在生产过程的全部费用中有那部分被节省下来。这部分费用就是该产品边际因素的生产费用；它正是我们所求的供给价格。①①见数学附录中注19。

但这些都是例外场合。一个企业，甚至一种工业往往认为尽量利用相同的设备、技术和企业组织来制造几类产品是有利的。在这些场合下，几种用途中所使用的任何一种东西的成本，必须由它在这些用途中所生产的成果来抵偿；但是很少有任何的自然规律来决定这些用途的相对重要性，或总成本借以分配的比例：许多都以市场的变迁特点为转移。②②这个问题在下章中略加讨论，将来在《工业与商业》中再作充分的讨论。

第五节 复合供给。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类似于合成需求的复合供给问题。一种需求根据替代原理，往往可以通过几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满足。这些不同的途径是彼此竞争的；从而相应的商品供给也是彼此竞争的供给。但它们在对需求的关系上是彼此合作的；“复合”成满足需求的总供给。①①“竞争品”一词见用于费希尔教授的名著《价值与价格理论中的数学研究》中，此书对本章所讨论的问题有很大的发挥。

如果支配它们生产的原因大致相同，则在许多场合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商品。②例如，在许多场合，牛肉和羊肉可以当作一种商品的变种；但是在其他场合，例如在讨论毛的供给问题时，它们就一定得分别对待；不过，竞争品往往不是制成品，而是生产要素，例如，用于制造普通印刷用纸的纤维就有许多种。如上所述，当需求由可以替代它的那种竞争品的竞争供给得到满足时，对几种辅助品供给中的一种像对泥水匠劳动供给的派生需求的强烈作用，是怎样易于受到削弱的。③②比较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145—146页，并参阅本书上卷第119—121页与125页之注。③所有竞争品趋于满足的那种需要是由复合供给来满足的，在任何价格下的总供给是按该价格的部分供给的总和。　　例如：于Oy上任意一点N作Nq1q2Q平行于Ox，使Nq2和q2Q分别代表按价格ON所能供给的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竞争品。则NQ为该价格下的总合成供给线。当然各竞争品的单位必须选择得都能满足等量的需要。在图所代表的场合下，按那种价格所能供应市场的第一种竞争品的数量很少，这种价格太低，不能引出其他二种竞争品的供给，按低得不能引出第三种竞争品供给的那种价格而供应市场的第二种竞争品的数量也很少（见数学附录中注20）。

只有当各竞争品的供给没有一种是受报酬递加规律的支配时，持续的竞争照例才是可能的。只有当其中没有一种能够驱逐其他竞争品时，均衡才是稳定的；如所有竞争品都遵守着报酬递减规律，则情况便是如此。因为如果那时有一种竞争品暂时取得优势，而对它的使用有所增加，则它的供给价格势必上升，其他竞争品开始以低于它的价格出售。但是如果其中的一种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则竞争会立即停止；但是在这些场合下，那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满足相同的需要，它们多少适应不同的需要或趣味；关于它们各自的优点仍有不同的看法；或其中有些东西也许取得专利权，或通过另外的途径为特定厂所垄断。在这种场合下，习惯和广告的作用可以使许多竞争品长期留在这一领域；特别是如果生产那些按生产费用来说实际上质量是最佳的东西的生产者不能有效地登广告和用行商及其他代理人来推销自己的商品。

第六节 诸商品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所有本章所述的这四个主要问题和几乎决定每种商品的价值的那些因素都有某些关系。在各种商品价值之间最重要的交错关系中，许多关系都不是一望而知的。

例如，在炼铁方面一般使用木炭时，皮革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而Q之轨迹为满足所述需要的手段的供给曲因为它一旦暂时取得优势，增加了对它的使用就会降低它的供给价格，从而增加它的销售量，而它的供给价格继续下降，余此类推。这样，它对其他竞争品的优势继续增加，直至它把它们逐出这一领域而后止。的确，这个准则是有明显的例外的；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商品有时在这一领域充作竞争品的时间似乎确实很长。如各种不同的缝纫机和电灯泡。取决于铁的价格；制革者曾请求不用外国铁，为的是英国炼铁者对橡制木炭的需求可使英国橡树生产继续维持，从而使橡树皮的价格不致腾贵。①这个事例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这一情况，即：某种东西的过度需求可以使它的供给来源受到破坏，从而使它可以有的那些连带产品感到缺乏；因为英国炼铁者对木炭的需求导致英国许多森林的严重破坏。此外，对羊羔的过度需求被认为是几年以前普遍缺乏羊的一个原因。但有些人却持有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售与富人的春羔所得的价格越高，养羊就越有利，从而供应人民食用的羊肉也就越便宜。事实是，需求的增加可以产生相反的结果，这要看它所发生的作用快得是否阻止生产者使其生产与之相适应而定。①托因比：《工业革命》，第80页。

其次，对某业如美国某些地区的小麦种植业和其他地区银矿业有利的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那些地区的几乎其他各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费用。此外，苏打、漂白材料和食盐作为主要原料的其他工业品的价格，几乎因那些工业中所使用的生产方法的每次改进，而有相对的变动；而那些价格的每次变动又影响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因为食盐工业的各种不同产品在许多加工工业部门中是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要素。

再其次，棉花和棉籽油是连带产品，最近棉价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棉籽油加工的改进和使用。此外，如棉荒史所表明的，棉花的价格大都影响毛、麻、布和其他同类商品的价格；而棉籽油也越来越受到同类商品中新的竞争。又如麦草在加工工业中已经找到许多新的用途，而这些发明使美国西部通常被焚毁的麦草获得价值，并有阻止小麦边际生产成本上升的趋势。

①

①此外，因羊与牛竞用土地，所以皮革和棉布在间接需求方面竞用一种生产要素。但是，它们在家具商的店铺中也作为原料竞相满足同一需要。因此，家具商和鞋匠对皮革有复合需求，如鞋的上部由棉布制成，则对棉布也有复合需求：鞋提供了对棉布和皮革的连带需求，而棉布和皮革成为相互补充的供应品，如此类推，纠缠不尽。见数学附录注二十一。奥国学派的“分成价值”理论和本章所述的派生价值理论具有共同之点。不论使用哪个名词，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新旧价值理论之间的连续性；我们应当把分成价值或派生价值仅仅当作那样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和许多其他因素一道，在分配和交换的一般问题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新的名词只是提供了把某些数学上所特有的那种精确表述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手段。生产者总是考虑，对他们所感兴趣的那种原料的需求是怎样取决于用它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而影响它们的各种变动又是如何来影响它的；这实际上是确定造成共同结果的那些力量中的任何一种的效率这一问题的一个特殊事例。用数学来说，这种共同结果可以叫做各种力量的一个函数：其中任何一种力量对这种结果的（边际）贡献，是由该力量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这种结果的（微小）变化来表示的；也就是说，由于那种力量的结果的微分系数来表示的。换句话说，一种生产要素的分成价值或派生价值，如该要素只用于一种产品，就是关于该要素的那种产品的微分系数；余此类推，如数学附录中注14—21中所示。（埃杰沃思教授竭力反对维塞尔的分成价值理论中的某些部分，《经济学杂志》，第5期，第279—285页。）

第七章 直接成本和总成本同连带产品的关系。销售成本。风险保险。再生产成本

第一节 使混合企业的各部门适当分担生产费用特别是销售费用的困难。

现在我们再来考虑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特别着眼于把补充成本适当分配于企业的连带产品。

某企业的一个部门所生产的一种产品往往在另一个部门当作原料使用，从而两个部门的相对赢利只有用精密的复式簿记制度才能加以确定；但实际上靠主观猜测作出概算较为普遍。农业，特别是当同一个农场把永久牧场和长期轮种的耕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说明这种困难的最好例证。①①各业复式簿记的某些实际困难可以应用上章所述之数学或半数学分析。

另一个说明这种困难的事例是船主必须把他船的费用分配给很重的货物和体积大但不很重的货物的事例。他尽量设法载运这两种混合船货；竞争港口生存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那些港口所处的劣势，它们只能提供体积大的船货，或只能提供很重的船货；而一个港口，它的主要出口品很重但是体积不大，把能从该港按低廉运费装运出口品的那些工业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例如，斯塔福德郡各陶器厂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按低廉运费把它们的货物由从默尔西河来的载有铁和其他重船货的船装运的缘故。

但是船业中却存在着自由竞争，关于船的大小和形状，以及航路和一般的经营方法，它具有很大的抉择权；因此，在许多方面可以应用下述一般原理，即：某企业的连带产品的相对比例，必须调节得使各产品的边际生产费等于它的边际需求价格。①换句话说，每种船货的载运量有不断趋于均衡点的倾向，在该点该数量的需求价格在正常商业状态下恰够补偿它的运费，这种运费的计算不仅要包括它的直接成本（货币），而且要包括企业在长期内因运输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全部补充成本。②在加工工业的某些部门中，任何一类商品的总生产成本的初步计算，通常是用假定它们所负担的企业补充成本的份额和它们的直接成本或生产它们所用的特别工资额成化例的方法进行的。然后再对那些比平均额需要较多或较少的场所，照明或贵重机器的使用的产品加以酌算；余类推。①比较第6章，第4节。

②当然，这对铁路运价是不适用的。因为铁路公司在经营方法上的伸缩性极小，并且从外面来的竞争也往往不多，所以力求使它对各种运输所收的运价和这些运输对它的成本相适应的诱因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虽然它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各种场合下的直接成本，但是它不能精确地确定快运输与慢运输，长途运输与短途运输，轻运输与重运输的相对总成本，也不能精确地确定运输繁忙与运输清淡时的额外运输的相对总成本。

第二节 绩前

。

企业补充成本的两个因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需要加以特别注意。它们是推销成本和风险保险费。

有几种商品是易于推销的；它们拥有稳定的需求，为储备而生产往往是安全的。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竞争使它们的价格锐减，除生产它们的直接成本，不能提供大量剩余。有时候生产和销售这些商品的工作几乎可以成为自动的，以便使它们不致负担多少管理和推销费用。但是实际上往往使这些商品甚至负担少于它们所应担的很小份额，并把它们用于建立和保持商业往来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往来将便于推销那些在生产上不易变成为正规化的他类商品；因为就这些商品而论，是没有如此剧烈的竞争的。厂商特别是从事家具业和服装业的厂商以及差不多所有各行业的零售商，经常引为上策的是，利用他们商品中的某一种当作宣传其他商品的手段，并且使第一类商品所负担的补充成本比它们的比例份额少些，使第二类商品所负担的比它们的比例份额多些。他们把那些性质如此一致、消费如此普遍，以致几乎所有买主都熟知它们的价值的商品列作第一类；列入第二类的是这些商品，关于它们，买主在投其所好方面想得多，而在按最低可能的价格购买方面却想得少。

所有这种性质的困难由于供给价格的不稳定而有所加剧，这种不稳定只要在报酬递加的趋势强烈地发生作用时就会出现。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些场合寻找正常供给价格时，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它是按正常能力经营的，从而获得工业组织所产生的平均的内部和外部经济，而这些经济虽然随着特定企业的成败而变动不居，但是当生产总量增加时，它们一般地也有所增加。很显然，如果一个厂商生产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增产又会使他得到更多的内部经济，那末，为了在一个新市场努力销售这种商品而有很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如果他拥有雄厚的资本，商品又是大量需求的商品，这种推销费用也许是很大的，甚至超过它的直接生产费用。事实上很可能，如果他同时推销着几种别的商品，那末，关于这种费用的分配，有多少是本年它们中间每种销量所应当负担的，有多少是努力为它们建立的未来商业往来所应当负担的，只能作一种大致的估计而已。

实际上，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遵守着报酬递加规律，从而给予大生产者以很大的优势，那末，这种生产很容易为少数几家大厂所操纵；而正常边际供给价格是不能用上述方法求出来，因为那个方法是假定有许多具有各种规模的企业的竞争者，其中有些企业是新的，有些是旧的，有些处于上升阶段，有些处于下降阶段。而少数几家大厂的这种商品生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垄断的性质；它的价格多半取决于那些争取扩大势力范围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斗争，很难有一种真正的正常水平。

经济上的进步为在远处推销商品不断提供着新的便利，它不仅降低运费，而且往往更重要的是，它使远处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挂钩。尽管如此，住在当地的生产者在许多行业中都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优势使他能够同生产方法比较经济的远方竞争者相抗衡。他在他的附近地区能够卖得和他们一样便宜，因为他的商品生产费用虽然高于他们，但是他却省下商品的大部分推销成本。不过，时间是在生产方法更加经济的一边；如果他或某些新厂商不采用他们的先进生产方法，他的远方竞争者将逐渐插足于该地。

尚待仔细研究的是，企业风险保险费和该企业所生产的任何特定商品的供给价格的关系。

第三节 风险保险。

厂商和商人通常都保火险和海上损失险；他们所付的保险费属于补充成本，其中一部分必须加在直接成本上，以便决定他们货物的总成本。但是没有一种保险是能够防止大多数企业风险的。

即使就火灾损失和海上损失而论，保险公司也必须估计到可能的不慎和欺骗；因此，除计算它们自己的费用和正常利润以外，不必须收取一笔保险费，这笔保险费比那些管理妥善的建筑物或经营有方的船只所冒风险的实际等价要大得多。但火灾或海上事故所引起的损失（如果发生）多半是如此严重，以致支付这笔额外费用大多是值得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特殊的企业理由，而主要原因是由于增加着的财富的总效用不能和它的数量成比例的增加。但是大部分歧业风险和该企业的一般管理有着如此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承担它们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为该企业负责。因此，就这些风险而论，每个厂都必须充作它自己的保险事务所。在这个项目下所支出的费用是它的一部分补充成本，其中一部分必须加在它的各种产品的直接成本上面。

但是这里有两种困难，在某些场合，风险保险费动辄被忽略，而在另一些场合，又动辄被计算两次。例如，一个大船主有时不愿向海上保险者保他的船险；并至少把他保险时所要缴的一部分保险费放在一边，以便建立他自己的保险基金。但是当计算经营一只船的总成本时，他仍须把保险费加在它的直接成本上。关于那些他无法按合理价格买到保险单来保的风险（即使他想买的话，他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作同样的处理。例如，有时候他的某些船只将在港中闲起来，或只将赚取名义上的运费，而为了使他的企业在长期内有利可图，他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他那些顺利航行收取一笔保险费，以补偿那些不顺利航行所带来的损失。

但是这样做时，他所用的方法一般不是在他的账上正式记一笔保险费，而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即：求出顺利航行和不顺利航行的平均数；一俟求出平均数之后，这些风险的保险费就不能当作一个单独项目而列入生产成本，否则就会把保险费计算重复了。在决定自冒风险之后，他用于预防风险的费用比他的竞争者所用的平均费用似稍多一些；而这种额外费用按照普通的方法被列入他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费；因此，他决不应该单独计算这部分风险的保险费，因为那样他就会计算两次。①

①此外，美国有些保险公司按比一般低得多的保价保工厂中的火险，条件是：要履行规定的预防措施，如装置自动灭火机，使墙与地板坚固。这些措施所用的费用实际上是一种保险费。自己预防火险的工厂加在其产品中的保险费，在用这种方法比用一般建筑的条件下，势必要少些。

当某厂商算出他在长期内所卖衣料的平均销售额，并从过去的经验作为他未来行动的借鉴时，他已经就计算了那些因新发明而使机器近于陈旧所产生的机器跌价的风险，和因式样改变而使他的商品贬值的风险。如果他再单独计算这些风险的保险费，他就会把它计算重复了。①

①此外，当农户计算均等年成中种植某特定作物的费用时，他决不应该再另算一笔预防季节不适和歉收的保险费，因为在计算均等年成时，他已经把非常恶劣和非常适宜的季节的机遇算进去了。当计算渡船夫的年平均所得时，你有时不得不空渡的那种风险已经算进去了。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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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我们计算一个风险性企业的平均收入时，虽然要计算由于不稳定而来的费用，但是我们决不要再单独计算风险保险费。的确，一种冒险职业如金矿业对于某些人是具有特殊的吸引力的：其中损失风险的阻力小于致富机会的吸引力，即使按保险公司估计员的原则计算的后者之值远不及前者；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具有一种传奇因素的风险性行业往往有人满之患，以致它的平均报酬比无险可冒时还要低些。②但在大多数场合下，风险的影响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准付四厘的一张铁路股票的售价比同样可能支付一分，七厘或任何中间额的股票的价格高些。②《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0章。

各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不稳定的祸害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总有些关系；在某些场合，引诱一定支出所需要的平均价格（如系悬殊很大和不稳定的结果的平均数），要略高于那种和该平均数相差极小的该冒险者自信获得的收益。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不稳定（如果它是非常大的）的报酬加在平均价格上；即使我们加上风险保险费，我们也应该把它的较大部分计算两次。①①屠能对大企业风险中不稳定所带来的祸害论述得很好（《孤立国》，第2章，第1节，第82页）。

第五节 再生产成本。本篇某些其余章节可暂时略而不论。

关于企业风险的讨论再一次给我们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东西的价值虽然有和它的生产成本（货币）相等的趋势，但是除偶然外，并不是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与其相一致。凯雷看到这点时，曾建议我们应该说价值和再生产成本（货币）的关系，而不应该说价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

但是就正常价值而论，这种建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正常生产成本和正常再生产成本是同义异语；一种东西的价值有等于它的正常再生产成本（货币），而不是它的正常生产成本的趋势，这种说法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再生产成本一词不如生产成本一词简单，但指的却是一回事。

要求改变的这种论点，即使根据那个易于被接受的事实，也是站不住脚的，即：在某些少数场合下，一种东西的市场价值与其再生产成本的距离小，而与生产那个特定东西实际所用成本的距离大。例如，在炼铁业近来有很大改进以前所造的一只船的现时价格和它的再生产成本（即用现代方法生产同样另一只船的成本）的差距，也许比它和过去生产那只船所用成本的差距小些。但是旧船的价格也许小于船的再生产成本，因为船的设计技术取得了像炼铁方法那样快的进步；此外，钢已经作为造船材料而代替了铁。仍然可以断言，船的价格等于一只按现代设计和用现代方法生产的同样适用的船的成本。但是那和说船的价值等于它的再生产成本并不是一回事，其实，如往往发生的，当料想不到的船的缺乏使运费急剧增加时，那些急于想获取有利生意中的厚利的人，对一只可以航行的船行将支付的价格大大超过造船厂承造另一只同样适用但在以后交货的船所取的价格。除买主能方便地等待新供应品的生产之外，再生产成本对价值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在下述场合下再生产成本和价格是没有联系的；例如，被围困的城市中的粮食，在疟疾流行的岛上供给缺乏的奎宁，拉菲耳的画，无人喜爱的书籍，过时的装甲船，市场供应过剩的鱼，市场几乎没有的鱼，哑钟，不时行的衣料，或废矿区中的房屋。

建议在经济分析上还没有经验的读者最好删去以下七章，直接读第十五章，其中含有本篇的一个简短的结论。的确，讨论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那四章，特别是第八章和第九章都和“劳动纯产品”一词所含的某些难处有关；而这个名词是在第六篇中使用的。但是那里所作的一般解释暂时足以满足大多数场合的需要；而和它相关的一些复杂情况留待经济研究的高级阶段再加以讨论。

第八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

第一节 本章和以下三章特别就时间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同产品价值的关系，以及诸产品的派生需求对其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的价值的影响。

本章和以下三章一方面是研究产品的边际成本及其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研究边际成本和生产它们时使用的土地、机器与其他生产工具的价值的关系。这种研究同正常条件和长期结果有关。必须时刻记住这个事实。任何东西的市场价值可以大大高于或低于它的正常生产成本：某特定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和正常条件下的边际成本毫不相干。①

①边际成本在现代分析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曾引起许多异议。但其中大多数所依据的论点，在于把指正常条件和正常价值的论断改成指非正常条件或特殊条件的论断而加以非难。

在第六章末曾经指出，问题的一部分是不能和其余部分分开的。相对地说，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的，它的需求不受使它有用的其他东西的需求的巨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商品的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它们（作为原料或工具）助成品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由于这种需求是这样派生的，这种需求又多半取决于和它们共同生产那些商品的其他商品的供给。此外，可用来制造任何商品的任何东西的供给，往往受着那种东西的需求的巨大影响，而这种需求又是从生产品他商品的用途中分出来的等等。在迅速而通俗的有关世界商业的讨论中，可以而且必须忽略这些相互关系。但是任何称得起彻底的研究，对于这些关系的周密考察，是不能避而不谈的。这就要求我们同时记住许多事情，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永远不能成为一种简单的科学。①①读者请参阅第81页脚注，特别要参考开始于数学附录中注14，而完成于注21之关于价值中心问题的简要数学表述。

这几章所要作出的贡献包括的范围很小，但那个范围是困难的。我们需要谨慎从事，并且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看。因为其中满是陷阱和绊脚石。它主要讨论的是土地、机器和其他物质生产工具的报酬。它的基本论点对人的报酬也是适用的；但这些报酬是受不影响物质生产工具的报酬的某些因素的影响的；即使不再因枝节问题，而使其错综复杂，我们所讨论的东西也已经是够难的了。

第二节 替代原则的又一例解。

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替代原理的作用。在现代世界中，差不多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经过那些专门从事于组织居民经济力量的雇主和其他企业家之手。他们每人随时随地都选择那些似乎最适合他用的那些生产要素。他对他所用的那些生产要素所支付的价格总额，照例是小于他对那些可用来替代它们的别组要素所必须支付的价格总额。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事情并非如此，则他将着手用比较廉价的措施或过程加以替代。①①参考第5篇，第3章，第3节；第5篇，第4章，第3、4两节；与数学附录中注16。

上述论点和日常生活中的俗语相合，如“凡事都有找到自己归宿的趋势”，“大多数人之所得，几等于他们之所值”，又如“假使某人比另一个人多赚一倍，这说明他的工作也多值一倍”，又如“机器将代替手工劳动，只要它能提供廉价的劳务”。这个原理起作用时确实不是没有受到障碍的。它也许受到习惯或法律的限制，也许受到门户之见或工会章程的限制。它也许因企业心的缺乏而减弱，也许因不忍拆伙而缓和。但它总是起着作用，并贯穿在现代世界的全部经济措施之中。

例如，有几种田间作业，用马力显然比用汽力更为相宜，或用汽力显然比用马力更为相宜。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假定，在马拉农具或动力机器方面没有新的长足进步；因此，假定过去的经验曾使农场主逐渐学会运用替代规律；那末，根据这个假定，汽力的应用势必被扩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再多使用任何一点汽力以代替马力也不会带来纯利益。不过，将留有一个边际，在那个边际，它们都能无差异地加以使用（如杰文斯也许会说的那样）；在那个边际，汽力或马力对总产值的纯增益将比例于使用它的成本。②

②此边际将因当地条件，农场主个人的习惯、喜好与资源而异。在小块田与崎岖地上使用机器的困难，在劳力缺乏的地区比在劳力多的地区，易于克服；如实际上很可能的，当前者比后者的煤炭较贱，马料较贵时，尤其是这样。

同样地，如果有取得同样结果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熟练劳动，而另一种是用非熟练劳动，那末，效率比成本高的那种方法将得到采用。将有一个边际，在那个边际，每种方法都将被无差异地加以使用。①在那条线上，每种方法的效率和对它所支付的价格成比例，当然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各种不同工厂的特殊情况是要计及的。换句话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比例等于它们在无差异边际上的效率比例。

①熟练的手工劳动一般地用于特殊定货和其中许多都不需要相同规格的产品；而辅以专门机器的非熟练劳动却用于其他产品。在各大工厂的相同工作中，这两种方法是并存的。但二者之间的界点在各厂略有不同。

此外，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之间的竞争类似于不同种类的手工劳动或不同种类的机器劳动之间的竞争。手工劳动对于某些操作例如对于锄去生长不规则的那些贵重作物的杂草，具有优势，而马力对于锄去一块普通芜菁地的杂草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每一种在各自领域中的应用将被扩大到再用就不会带来纯利益的程度为止。在手工劳动和马力之间的无差异边际上，它们的价格必须和它们的效率成比例；可见，替代的影响有在劳动工资和对马力所必须支付的价格之间确立一种直接关系的趋势。

第三节 纯产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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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的劳动、原料、机器和其他设备以及内部和外部企业组织，照例都是用来生产商品的。经济自由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即：一个有天才的企业家自冒风险进行试验，以观察某种新方法或各种旧方法的结合是否比旧方法的效率更大。的确，每个企业家都根据他的精力和才能不断地力图了解他所使用的每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效率，和可能用来代替它们中间某些要素的其他要素的相对效率。他尽量估计额外使用任何一种要素将带来多少纯产品（即他的总产值的纯增益）；所谓纯是指减去由于这种变动而可以间接引起的任何额外费用，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任何节约。他力图把各种要素使用到那个边际，在这个边际，它的纯产品不再超过他对它所必须支付的价格。他的估计一般是靠久经训练的本能，而不是靠正式计算；但是他的方法和我们在研究派生需求时所指出的方法大致相同；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些方法可以被描述为用一种复杂而精密的复式簿记制度所能办到的方法。①我们曾经作过某些这类简单的计算。例如，我们曾看到麦酒中的蛇麻和麦芽的比例是怎样可以改变，由于增加蛇麻的分量而麦酒所能得到的额外价格是怎样成为决定蛇麻需求价格的一种典型因素。假定增加使用蛇麻并不引起额外的操劳或任何费用，并假定使用这个额外数量的利害得失值得考虑，这样麦酒所具有的额外价值就是我们所求的蛇麻的边际纯产品。在这个场合，像在大多数其他场合一样，纯产品是产品质量的提高，或产品价值的一般增益。它并不是可以和其余产品分开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但在例外场合它是可以分开的。①

①他所希求的改变也许只能是大规模的改变；例如某工厂中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在这种场合，改变会带来某种不稳定和风险。如果我们观察各个别人的行为，那末，不论在生产或消费方面中断是不可避免的。如在一个大市场上对帽子、手表和喜饼的需求是连续不断的，虽然没有哪个人买得很多，同样，总有些行业，其中不用机器的小企业和使用机器的大企业都能获得最大的经济；而中型企业则处于边际。此外，即使在已经使用机器的大厂中，总是有些东西使用手工劳动，而在别处却使用机器，等等。

①参阅本书下卷第75页与数学附录中注16.并参阅第5篇，第6、7两章中之其他例证。工资与边际牧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劳动纯产品的进一步论证，详见第6篇，第1章，第7节。

第四节 任何要素的过分使用会引起报酬递减。这一事实和下述事实类似，但不尽相同，即：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各种劳动的相应的增加，会引起报酬递减。

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使用这一概念，意味着由于它的使用递加而有报酬递减的可能趋势。

在企业的各个部门中，甚至可以说，在一切日常生活事务中，为达到任何目的而过度使用任何手段势必要引起报酬递减。我们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那个曾被论证过的原理。②在制造缝纫机方面，有些部件用铸铁就可以做得很好，其他部件用普通钢就成了；还有的部件需要特别昂贵的合金钢，而且所有的部件都应该配合得平滑，以便机器运转灵活。如果任何人把不适当的操劳和费用用于选择原料，以满足次要用途的需要，那末，确实可以断言，此项支出提供急剧的报酬递减；把其中一部分用来使机器运转灵活，甚或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器，对他也许更加有利一些。如果他把过多的支出只是用于涂皮上光，并使用低级金属来代替必要的高级金属，则事情甚至会更糟一些。②参阅第5篇，第4章，第4节；及本书下卷第196页关于屠能的注。

这种考虑乍看似乎使经济问题有所简化；恰恰相反，它却是困难和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的报酬递减趋势虽有某些类似之处，但它们毕竟是不同的。例如，由于在特定工作上所应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当面产生的报酬递减，和因人口增加而加于生活资料的压力这一明显趋势毫无共同之处。古典学派那个伟大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主要应用，并不在任何一种特定的作物上，而是在所有的主要粮食作物上。它认为农场主通常一定是种植那些他们的土地和资源最宜于种植的作物，同时考虑到这些作物的相对需求；此外，它认为他们必然把他们的资源适当地分配给各种不同的用途。它并没有认为他们具有无限的聪明智慧，但是它假定在分配这些资源方面他们显示了相当的慎重和明智。它所指的国家是，它的全部土地已经操纵在现实企业家的手中，他们可以从银行贷款来补充自己的资本，只要他们证明贷款的用途正当，这个规律断言，该国农业总投资的增加将引起一般农产品的报酬递减。这个论点是和下述论点相似，但却截然有所区别，即：如果任何农场主把自己的资源不适当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耕作计划方面，那末，他从那些用得过多的支出部分将得到显著的报酬递减。

例如，在某既定场合下，在可以最有利地用于耕地、耙地或施肥上的支出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有某些意见分歧，但是分歧不大。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把一块已经以机械处理相当好的土地耕过许多遍，而对它所急需的肥料施得很少，甚或没有施肥，他一般地会受到指责，因为他耕的次数过多，以致使它引起急剧的报酬递减。但这种误用资源的结果是和一个早开发国家的农业由于耕作中运用适当的那些资源的一般增加而引起的报酬递减趋势毫不相干。的确可以找到十分类似的场合，即：甚至在那些增加的资本和劳动如加以适当的分配就产生报酬递加的工业中，特定的资源如按不适当的比例运用，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①

①参阅上文第4篇，第3章，第8节。卡弗：《财富的分配》，第2章与本书上卷第329页之注。J．A．霍布森在现实社会经济方面是一位积极而有见地的著作家。但是作为一个李嘉图理论的批判者，他往往低估了他所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困难。他断言：如果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使用遭到限制，那将使生产扰乱，以致其他各要素的功效将比以前有所下降；因此，所引起的总损失将不仅包括该要素的真正边际产品，而且也包括其他要素的一部分产品。但他似乎忽略了下述各点：（1）有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力量，这些力量有使资源在其各种不同用途方面的分配得到如此调节的趋势，以致任何分配不当不久就会得到纠正。而所述论点并不要求对过分分配不当的例外场合予以适用。（2）当分配得十分恰当时，要素使用比例方面稍有改变，将减少该分配的效率；所减少之量和那种变动比较起来是很小的（用术语来说，它属于“二级小数”），因此，相对于那种变动它是可以不计的（用纯数学术语来说，效率可以视作要素比例的一个函数。如效率达到最大限度，则这些比例中的任何一种的微分系数等于零）。因此，如果不计及霍布森先生所忽略的那些因素，就会犯严重的错误。（3）在经济学如在物理学中一样，变动一般是连续不绝的。急剧的变动的确可以发生，但是它们必须予以分别处理。取自急剧变动的例证不能真正地说明正常稳定的进化过程。在我们面前的那个具体问题上，这种警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任何一种生产要素供给的急剧减少，可以很容易地使所有其他要素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因此，它所引起的损失可以和一直用到下述边际上的该要素的供给因稍有减少而引起的损失全不相称。这个边际是，因稍微多用该要素而带来的额外纯产品是否有利，尚在犹疑不定。对于复杂数量关系方面变动的研究，往往因忽略这种考虑而受到损害，而这点霍布森先生似乎动辄有所忽视；如他在《工业制度》（第110页）中对“边际牧者”所作的评论即为一例。参阅埃杰沃斯在《经济学季刊》（1904年，第167页）与《科学》（1910年，第95—100页）对本注中所提到的二个事例所作的精辟分析。

第五节　各种边际用途指明价值，但并不决定价值。边际用途和价值都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

生产边际的纯产品在现代分配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往往引起误解。特别是许多有资格的著作家曾认为它代表作为决定全体的价值的一种东西的边际使用。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理论是说，我们必须到边际去研究决定全体的价值的那些力量所起的作用。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然，撤销（比方说）铁的任何必要的使用和撤消它的边际使用对它的价值的影响完全相同，如同一个高压状态下的锅炉中的压力从别处跑汽和从任何一个安全汽门中跑汽所受的影响完全相同一样。但事实上除了通过安全汽门汽是不会跑出的。同样地，铁或任何生产要素（在一般情况下）除了在它的使用不能提供明显的剩余利润的点上是不会弃而不用的；这就是说，它只是从它的边际使用中被排除出去。

又如一个自动磅秤的指针从表明的意义上说决定所求的重量。同样，从那由代表每平方英寸一百磅压力的弹簧所控制的一个安全汽门中的跑汽决定锅炉中的压力，也就是说，表明它已经达到每平方英寸一百磅的压力。压力是由热产生的；当汽压在现有热度下大得超过弹簧的阻力时，汽门中的弹簧通过放汽来调节压力。

同样地，关于机器和其他人造生产工具，也有一种边际，通过这种边际，追加的供给是在克服了所谓“生产成本”这一弹簧的阻力之后进来的。因为如果那些工具的供给和需求比较起来是如此之少，以致从新的供给所预期的报酬除对它们的生产成本（除计算折旧费等外）提供正常利息（或利润，如果经营上的报酬也计算在内的话）外，尚绰绰有余，那末，汽门敞开，新的供给进来。如果报酬低于此数，则汽门闭而不动。总之，因现有的供给由于使用和时间的消逝而在逐渐毁灭，所以，当汽门在关闭的时候，供给总是在减少着。汽门是供给和需求的一般关系借以决定价值的那部分机器。但是边际使用并不决定价值；因为边际使用和价值一道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决定的。

第六节　利息和利润二词直接适用于流动资本，而根据将定假设只间接适用于生产资本。这几章的中心理论。

可见，如果生产者个人的资源采取一般购买力的形式，即他将把每种投资推广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他从它所期待的纯报酬不再高于他从某种别的材料、机器、广告或增雇某些劳动的投资中所能取得的纯报酬。每种投资仿佛将被推到一个汽门，该汽门所给予它的阻力等于它的扩张力。如果他投资于材料或劳动，而这又很快地体现在某种可卖的产品上，那末，产品的销售补充着他的流动资本，而这种资本又被投资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任何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报酬小得无利可图。

但是如果他投资于土地，或耐久的建筑物或机器，那末，他从他的投资所得到的报酬可以和他的预期悬殊很大，这将由他的产品的市场来决定。在机器存在的时期，市场的性质多半由于新的发明或时样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更不用说土地永存的时期了。这样他从土地和机器的投资中所得到的收入，从他个人的观点来看，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在于土地具有较长的寿命。但是从一般生产来看，这两种收入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一事实，即：土地的供给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在新开发的国家，用来为人们服务的那种土地的供给可以增加）；而机器的供给却可以无限增加。这种区别对于生产者个人是有作用的。因为如果没有巨大的新发明使他的机器作废，而那些机器所生产的东西又有一种稳定的需求，那末，他们将不断地按着大约等于它们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而他的机器大抵将给他提供那宗生产成本的正常利润（减去机器的折旧费）。

这样，利息率是一种比率，它所联结的两种东西是两宗货币额。如果资本是“自由”资本，而这宗货币额或它所支配的一般购买力又已知，则它的预期纯货币收入可以立即同那宗货币用一定的比率（四厘、五厘或一分）表示出来。但是当自由资本已经投在某特定东西上面，它的货币价值，除把它将提供的纯收入资本还原，照例是无法确定的。因此，支配它的原因是和支配地租的原因在不同程度上相似的。

我们已经面临着这部分经济学的中心理论了，即：“凡被正确地看成是‘自由'资本或‘流动'资本或新投资的利息的东西，被当作旧投资的一种租（即准租）是更加正确些。不过，在流动资本和在某特殊生产部门中所‘沉淀的'资本之间，在新旧投资之间，不存在着严格的界限。每组投资可以逐渐变成另一组投资。即使地租也不是当作一种自在的东西，而是当作一大类中的一个主要的种看待的；虽然它的确有它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不论从实际或理论的观点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

①①此段引自本书初版序言。

第九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续）

第一节 借租税转嫁说明价值问题的种种理由。

地租现象是如此复杂，和它们有关的曾引起价值问题中的一些枝节问题的争论的实际问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有必要来补充我们以前用土地所作的例证。我们可以用想像的商品再来论证一遍，这种商品要选择得使它在问题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而不致引起在地主和佃户的现实关系中不存在这些特点的非难。

但是在我们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可以借租税的归宿从旁说明价值问题。因为大部分经济科学确实是从事于研究主要影响某特定生产或消费部门的那些经济变动在全社会的普及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原理不能用某种租税“向前”即离开原料和生产工具的生产者而向最后消费者转嫁、或按相反方向而“向后”转嫁的讨论加以适当的说明。而这对于现在所讨论的那类问题是特别适用的。②②本节内容摘自对皇家委员会关于地方税所提问题的答复。参阅《会议报告第0528号》，1899年，第112—126页。

有一个普遍原理，即：如果一种税加于某些人用来生产售与其他人的商品或服务的任何一种东西上。那末，这种税有使生产缩减的趋势。这将使大部分租税负担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小部分向后转嫁给供应这组生产者以生产必需品的那些人身上。同样，任何一种东西的消费税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向后转嫁给它的生产者。

例如，对印刷业所征的那种料想不到的重税，会使从事该业的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如果他们力图大大提高价格，即需求势必急剧下降。但从事该业的各阶层所受的打击是不同的。因为印刷机和排字工人在印刷业外不容易得到雇用，所以，印刷机的价格和排字工人的工资一时降得很低。相反地，厂房和动力设备，以及杂勤人员、工程师与雇员是不会等待通过自然毁灭的缓慢过程使其数量与已减少的需求相适应的；其中有些会很快地在其他行业中找到出路，而长期由仍操该业者所负担的部分极少。此外，很大一部分租税势必由辅助工业如造纸业和铸型业来负担，因为它们产品的销路有所减少。作者和出版商也会受到一些损失；因为他们不是被迫提高书价，从而销数减少，就是让成本汲尽他们的大部分总收入而后已。最后，书商的总销数减少，从而他们也会受到一些损失。

上面曾假定税的分布范围很广，并涉及所述印刷业易于迁入的各个地区。但是如果它只是一种地方税，则排字工人势必迁出租税所及之范围；同时印刷厂主，所负担的税额也许多于，而不是少于那些厂主，他们的资金更加专用，但易于调动。如果这种地方税不能由有吸引人口趋势的任何结果得到补偿，则部分负担将落在当地面包商和杂货商等人的肩上，因为他们的销售量将有所减少。

其次假定所课的税是印刷机税，而不是印刷品税。在这种场合下，如果印刷业者没有他们情愿毁坏或弃而不用的半旧机器，那末，这种税不会打击边际生产。它不会立即影响印刷量，从而不会影响它的价格。它只会中途截取印刷机所有者行将获得的一部分报酬，并降低印刷机的准租。但是它不会影响过去引诱人们把流动资本投于印刷机所必要的纯利润率。因此，当印刷机被用坏之后，这种税会增加边际生产费，亦即会增加使生产者感到犹疑不决而可以自由抉择的那种费用。从而，印刷供给减少，它的价格上涨。而新印刷机的引用只会到达那一边际，在该边际，根据一般印刷业者的判断，它们除能支付租税外，还能给那种支出提供正常利润。当达到这个阶段以后，印刷机税的负担分配和印刷税大致相同，只除去一点，即：从每台印刷机攫取巨大工作量的引诱更为加大。例如，较多的印刷机可以实行双班制，尽管夜班会引起特殊费用。

现在我们就把租税转嫁的这些原理应用到我们的主要例证中去。

第二节 上节所讨论的租和准租与价值的关系之例解。

让我们假定，有几千块比钻石硬的大陨石落在一个地方，因此，人们立刻把它们拣起来，再拣就没有了。这些陨石能切削各种东西，势必使许多工业部门发生革命；而陨石的所有者在生产上占有特殊优势，它会提供巨大的生产者剩余。这种剩余一方面完全是由对它们服务的需求的迫切性和大小，另方面是由陨石的数量来决定的。它不会受取得更多供给所用成本的影响，因为按任何价格也不能再生产出一块来。生产成本确实可以间接地影响它们的价值，但那是用硬钢和其他材料制成的工具的成本，而这些工具的供给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聪明的生产者惯于用任何一块陨石来完成用这种工具同样可以完成的工作，则那块陨石的价值不会大大超过在这些次要用途上和它同样有效的那些工具的生产成本（减去折旧）。

因为陨石是如此坚硬，以致不会受磨擦的影响，所以，它们也许在全部工作日内都在被使用着。如果它们的服务是很有价值的，那末，为了使它们提供最大的服务，加班加点，甚或实行二班或三班制也是值得的。但是它们被用得越厉害，它们每次追加的服务所提供的纯报酬也就越少；从而就说明这一规律，即：不仅土地，而且也有其他各种生产工具，如果被用得过于厉害，势必产生报酬递减。

陨石的总供给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当然任何特定厂商要买多少就几乎可以买多少。在长时期内，他预其他用在陨石上的支出提供利息（或利润，如果他自己工作的报酬也包括在内），正如同仿佛他购买的是一架机器，它的供给可以无限增加，因此，它的价格同它的生产成本几乎一致那样。

但是当他一旦购买陨石之后，诸生产过程或借助于它们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需求的变动，也许使它们所提供的收入成为他的预期收入的两倍，或只是二分之一。在后一场合，它类似于从那样一架机器所得到的收入，这架机器没有最新的改良，只能赚取一架成本相等的新机器所能赚取的二分之一。陨石和机器的价值同样都是它们所能赚取的收入的资本还原，而这种收入又是由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的纯价值决定的。收入获得力，从而各自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的生产成本，而取决于它的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但是在机器的场合下，那种供给是由和它效率相同的新机器的供给成本所制约，而在陨石的场合下，却没有这种限制，只要现有的陨石是用来做任何其他东西所不能做的工作的话。

试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因为不论谁购买陨石，都是从其他生产者那里买的，他的购买实质上并不影响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一般供求关系。因此，它不影响陨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仍然是陨石在那些需要最不迫切的用途上所提供的服务之价值的资本还原。断言买主从代表服务价值的资本还原的价格上预期正常利息，等于断言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由那些服务的价值所决定，这是一种循环论。①

①这种循环推理有时几无妨害，但往往有隐蔽本质问题的趋势。它们有时被公司创办人和力求影响立法以对自己有利的那些特殊利益的维护者加以非法的使用。例如，半垄断企业组织或托拉斯往往“抬高资本价值”。为此把时间选择在与其有关的生产部门极其发达的时候，而某些殷实厂也许只得50％纯利润率，这样弥补过去与未来不景气年月中所得几等于主要成本的缺额。创办人有时甚至商定即将售与公众的企业要有许多价格非常有利的定货，损失由他们和他们所控制的其他公司负担。强调由半垄断的销售和可能由生产上更大的经济所获之利得，从而托拉斯的股票为公众抢购一光。如果最后有人反对托拉斯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反对由于高关税或任何其他特权而使它的半垄断地位加强，那末，所得到的答复是，股东们收取的红利很少。这类事例在美国屡见不鲜。在英国，稍微提高某些铁路股票的价值，有时间接地用作防止减低运价而给股东造成损失的手段，因为减低运价有使虚拟资本的红利减至实际资本的合理收益以下的危险。

其次让我们假定，这些陨石并不是立即都被发现，而是散落在公共土地的地面上，只要大力搜寻，还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着一块。那末，人们的搜寻陨石只会到达那一点（或边际），在该点，寻找陨石的可能利益，在长时期内恰够补偿所用劳动和资本的支出；在长时期内，陨石的正常价值就是使供求保持均衡的那种价值，而每年所找到的陨石的数量，在长时期内恰是正常需求价格等于正常供给价格的那一数量。

最后，让我们把陨石这一场合和通常用在加工工业中的轻型机器和其他设备的那一场合加以等同对待，办法是假定陨石是易碎的，而且很快就会磨坏；并假定有一种取之不竭的源泉，从它可以按几乎不变的成本迅速而有把握地得到追加的供应。在这个场合，陨石的价值总是和该成本大致相等；需求的变动对它们价格的影响极小，因为价格稍有变动，就会很快地使市场上的陨石存量发生巨大的变动。在这种场合下，从一块陨石所得到的收入（减去折旧）总是和它的生产成本的利息十分接近的。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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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许多假设是不断地从一个极端伸向另一个极端的，在一个极端，取自陨石的收入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地租，而在另一个极端，它宁可同自由资本或流动资本的利息列入一类。在第一个极端场合下，陨石是不能用坏或毁灭的，而且它的数量也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它们有被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的趋势，而在这些用途上它们是这样应用的，以致增加陨石的供给以适应某种用途的需要，如不取自它们所提供的纯服务至少具有同样价值的其他用途是不行的。可见，几种用途的应用边际是由陨石的固定数量和在不同用途方面对它们的需求总额的关系来决定的。这些边际一旦如此决定，对其使用行将支付的价格，是由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边际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来表示的。

加于陨石而征自使用者的等一税，将减少陨石在各种用途上的纯服务，所减之数等于税额。这种税将不影响陨石在几种用途上的分配；也许在由于重新调整的磨擦阻力而引起某些延缓之后，它将全部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上。

在我们假设链条上的另一个极端，陨石的毁坏是如此之快，按几乎不变的成本得以再生产又是如此之快，以致陨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将迅速引起可用陨石数量的变动，因此，那些服务永不能提供一种大大高于或低于取得追加陨石所用货币成本的正常利息。在这种场合下，当一个企业家计算行将使用陨石的任何定货的成本时，他在行将使用（和耗损）陨石的时期可以把利息（或利润，如果把他自己的工作也计算在内）列入，作为该定货的一部分主要成本或直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陨石所课的税，会全部落在那个人身上，他甚至在实行这种税不久之后接受了借陨石来生产的一批定货。

假定陨石的寿命和新陨石得以供应的速度处于中间阶段；我们发觉，陨石借用者所必须支付的费用和陨石所有者在任何时候从它们所能取得的收入也许与其成本利息（或利润）暂时有所差异。因为陨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会使它们在它们的边际使用上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有很大的提高或下降，即使在生产它们的困难方面没有巨大的变化。如果由于需求的变动，而非由于陨石成本的变动的这种上升或下降，在讨论任何特定企业或任何特定价值问题期间多半是大的，那末，对那种讨论来说，陨石所提供的收入与其说近似于陨石生产成本的利息，而不如说近似于地租。在这种场合下对陨石所课的税有减少用户所付租金，从而有减少取得追加供应的投资引诱的趋势。因此，它减少供给，并迫使那些需要用陨石的人把租金逐渐增加到一点，在该点，租金和陨石的生产成本完全相抵。但是这种调节所需要的时间也许是很长的。在这个期间，大部分税会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上。

如果陨石的寿命和我们所述的使用陨石的那种生产过程比较起来是长的，那末，陨石的存量也许超过它们特别宜于做的各种工作所需要的数量。其中有些几乎是闲而不用，这些陨石的所有者计算他恰愿生产的那种边际价格时并不列入陨石价值的利息。这就是说，有些成本就持续长时期的合同或其他事件来说被划成直接成本，可是就仅仅短时期的某特定事件来说却被划成补充成本，而这种成本在商业清淡时是要加以考虑的。

当然，在长时期内，所索价格应当抵偿补充成本和应当抵偿直接成本是同样重要的。一种工业由于甚至不能对投于发动机的资本提供低廉的利息，和由于不能补偿逐日消耗的煤和原料的价格一样，在长期内势必破产。正如同一个人由于得不到食物或由于带上镣铐而势必停止工作一样。但是人不吃饭也能继续工作一日，而如果他带上镣铐，他就立即不能工作。同样，一种工业在整个一年甚或一年以上的期间也许而且往往相当活跃，虽然在那个期间除主要成本外所赚无几，而固定设备也不得不“白白地使用”。但是如果价格跌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不能支付当年用现金所购买的原料、工资、煤和照明等费用，那末，生产势必立刻停顿。

这是生产要素所提供的被视作地租或准租的那些收入和被视作当前投资的利息（或利润）的那些收入（减去折旧和维修费用）之间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虽说是根本差别，但它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生物学有趋势证明，动物界和植物界具有共同的来源。可是，在哺乳动物和树木之间仍存在着根本差别；而从较狭隘的意义上说，橡树和苹果树之间的差别是根本差别；同样，从更狭隘的意义上说，苹果和蔷薇之间的差别也是根本差别，虽然它们都属于蔷薇科。这样，我们的中心理论是，自由资本的利息和旧投资的准租逐渐地融合在一起，即使地租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一大类中一个主要的种。①①参阅本书下卷第98页。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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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论在精神世界或物质世界中，自然界从来没有把纯粹因素和其他因素分割开来，从严格意义上说的纯粹地租是极其罕见的。差不多所有的土地收入都多少含有某些重要成分，而这些成分是从投在建筑房屋、棚舍和排水等方面的劳动产生的。但是经济学家学会了识别日常所说的地租、利润和工资等这些名词所指的那些混合物的各种性质。他们知道在日常叫做工资的这一混合物中含有真正地租的成分，在日常所谓的地租中含有真正的劳动报酬等等。总之，他们懂得把化学家作为自己的榜样，他探求各种元素的本性，因以处理商业上普通的氧与苏打，虽然它们含有其他元素的杂质。①

①费特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901年5月，第419页）所发表的“地租概念的过时”一文中似乎忽略了这点；在该文中他断言“如果只是那些非由劳动所生的东西算作土地，如果证明在已开发国家中没有劳动的物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算作资本”。此外，当他反驳（同上书，第423—429页）“广袤作为土地的基本属性和地租的基础”时，他似乎不懂得他所攻击的那种理论的真意。事实是，土地的广袤（或“空间关系”的总体）是土地的主要属性，虽然不是它的唯一属性，这种属性使得自土地的收入（在早开发国家）含有大量真正地租的因素，而土地收入中所含的这种真正地租因素，或日常所谓的地租，实际上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来得重要，以致它给予了地租理论的历史发展以特殊的性质（本书上卷第165页）。如果有巨大需求而又无法增加的无比坚硬的陨石在世界经济史中所起的作用比土地来得大，那末，引起学者主要注意的那些真正地租因素势必和硬度这一属性有关；而这势必会给予地租理论的发展以特殊的性质。但是广袤或硬度都不是所有提供真正地租的那些东西的一种基本属性。费特教授似乎也不理解上面所说的关于地租、准租和利息的中心理论的要点。

他们知道差不多所有实际使用的土地都含有资本的要素；由于人为了生产而投于土地的劳作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和不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产生的价值是需要加以分别论证的；在讨论普通所谓“地租”，其实从较狭隘的意义上来说并非全都是地租的那种收入的任何特定场合下，必须把这些论证的结果加以综合。论证综合的方式取决于问题的性质。有时只用机械的“力的合成”就够了；较多的是必须酌计各种力量之间类似化学的交互作用；而在差不多所有那些范围很广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对生物学上的增长概念势必要加以注意。

第五节 稀有地租和级差地租。

最后，简单谈一下“稀有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地租都是稀有地租，所有的地租也都是级差地租。但在某些场合下，把用适当工具同样使用的某特定生产要素和劣等要素（也许是边际要素）所提供的收益加以比较来计算该特定要素的地租，是方便的。而在另一些场合，最好是直接考察需求和用该要素来生产那些商品所需要的资料的稀缺或丰裕的基本关系。

例如，假定现有的陨石都是同样坚硬，同样不易毁坏的；假定这些陨石都操于某个别人之手。再假定他决定不利用垄断权来限制生产，以便人为地提高它的服务价格，而是把每块陨石充分使用到它能被有利使用的程度（这就是说，使用到强度这样大的边际，以致产品只能以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刚够它的费用和利润，而对陨石的使用不提供任何剩余）。这样，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势必由它们服务总量的自然稀缺性和对那些服务的需求的关系所决定；而剩余总额或地租最容易被看成是这种稀有价格和陨石使用费总额之差。因此，它一般地被视作稀有地租。但是相反地，它可以被看作是陨石纯服务的总价值超过假如它们所有用途像它们边际用途那样无利时所达到的总价值的级差差额。如果陨石为不同的生产者所有，而他们又由于互相竞争而不得不把每块陨石使用到再用就无利可图的边际，那末，上述论点也完全是适用的。

上例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为阐明这一事实，即：用“级差”和“稀有”的方法来计算地租是不以劣等生产要素的存在为转移的：因为按优等陨石的边际使用和按在完全不值得使用的边际上的那些劣等陨石的使用，都同样可以清楚地作出有利于陨石在各种较有利的用途方面的级差比较。

由此可见，劣等土地或其他生产要素的存在有提高优等要素地租的趋势这一见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却是真理的反面。因为如果劣等土地被淹并且完全不能生产任何东西，那末，其他土地的耕作势必更加集约化；所以，较之该地提供少数产量时，产品的价格较高，而地租一般也有所增加。①

①比较卡塞尔：《全部劳动产品权》，第81页。

甚至在许多有资格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所出现的关于准租性质的许多误解，似乎由于对价值与成本的长期和短期的差别注意不够。从而有所谓准租是一种“不必要的利润”，且系“非成本部分”的说法。就短时期而言，把准租描述为不必要的利润是正确的，因为生产那根据假设已经制成并等待使用的机器是无须“特别”成本或“直接”成本的。但是就那些其他（补充）成本而论，它是一种必要的利润，这些成本在长时期内除直接成本外是必须加以支付的；而这些成本在某些工业例如海底电讯业中是比主要成本重要得多的。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它不是成本部分：但是未来准租的预期是对机器投资和对一般补充成本支出的一个必要条件。

此外，准租曾被描述为一租“机遇”利润；并且几乎以同样的口吻被认为全然不是利润或利息，而只是一种地租。当前它是一种机遇所得，而在长时期内，预期它而且它一般也确实提供以生产它所投下的一定货币数量表示的自由资本的正常利息率（或利润率，如经营上的报酬计算在内）。根据定义，利息率是一种百分率，亦即二个数之间的关系（见本书下卷第98页）。机器不是一个数：它的价值可以等于若干镑或元，但是除非它是一架新机器，它的价值是按其所得或准租（折现）的总额计算的。如果机器是新机器，机器制造商认为这总额对于可能的买主来说将表现为行将报偿制造商的那种价格的等价。因此，在这种场合，它照例既是成本价格，又是代表未来所得（折现）总额的一种价格。但是如机器是旧机器并且在式样上部分陈旧，则机器的价值与其生产成本没有密切的关系。它的价值只是预期所得的未来准租的折现值总额。

第十章 边际成本和农产品价值的关系

第一节 从一般农产品和新开发国家出现的地租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时间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

现在我们就从一般的讨论转向土地，并且首先讨论一个老国家的农业土地。

假定一种预料不会持续很久的战争，使英国的一部分粮食供应中断。英国人一定会用收效很快的那种额外的资本和劳动来增加农业生产。他们也许会考虑施用人工肥料、碎土机的结果等等；这些结果愈有利，则来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就愈少，而这种价格是他们认为使他们值得在这方面追加投资所必要的。但是，战争对于他们在战时收不到成效的那些改良的决策的影响极小。从而，在任何关于决定短期谷物价格的那些原因的研究中，土地从逐渐改良而来的那种肥力，必须当作当时的既成事实，仿佛和自然所提供的肥力一样。这样，得自这些永久性改良的收入，提供一种超过增产所需要的主要成本（或特殊成本）的剩余。但这种剩余不是和地租本身等同的真正剩余，这就是说，它不是超过产品总成本的剩余；它需要用来补偿企业的一般成本。

说得更确切些：如果得自土地所有者个人对土地所曾作的那些改良的额外收入，被算得不包括任何利益，而这种利益是由社会的一般进步所赐与土地的，不是取决于他的劳作和牺牲的，那末，全部额外收入照例是用来补偿他的那些劳作和牺牲所需要的。他对这些额外收入的估计，可能偏低，但同样也可能偏高，如果他估计得正确，则一旦投资出现了有利可图的迹象，他的利益就迫使他来进行这种投资。如没有相反的任何特殊原因，我们就可以假定他是这样作了的。在长期内，投于土地的资本的纯收益，按好坏收益平均计算，不超过这种投资所要求的适当收益，如果预期收益低于人们所实际依以计算的收益，则改良就会少些。

这就是说：对于和进行任何改良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比较起来是长的时起来说，得自改良的纯收入，只是用来支付改良者的劳作和牺牲所需要的价格。从而，进行改良的费用直接列入边际生产费用，并直接参与长期供给价格的决定。但在短期内，也就是说，在相对于进行所述那类改良并使之充分产生效果所需要的时间来说是短的时期内，这些改良在长期内所产生的纯收入足以提供改良费用的正常利润这种必要性，并不直接影响供给价格。因此，如我们所讨论的是短期，则这些收入可以被看成是取决于产品价格的准租。①

①当然改良的性质和程度部分地取决于租佃条件，和在该时该地地主与佃户所具有的企业心、能力及所支配的资本。关于这点，当我们研究租佃关系时，我们将会知道，对于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势必有所斟酌。

但不妨指出，地租本身是在土壤的原始性质不变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计算的。如改良所提供的收入被视作准租，则这些改良被认为是保有充分的效率。如果它们正在遭到破坏，则在我们求出作为它们的准租的纯收入以前，必须要从它们所提供的收入中减去因破坏而造成的损失的等价。

用来补偿耗损的那部分收入和矿山使用费有某些类似之处，这种费用并不多于因采掘而对矿山所造成的损失。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农业产量，从而和耕作边际的位置（亦即在优等和劣等土地上资本和劳动都得到有利运用的边际），都是由供求的一般情况来决定的。它们一方面是由需求，也就是说，由消费农产品的人口数目，他们的需求强度和支付能力来决定；而另方面是由供给，也就是说，由可用土地的面积和肥力，以及准备耕种的人数和他们的资金来决定。从而生产成本、需求强度、生产边际和农产品的价格都是相互制约着，说其中任何一种部分地是由他种所决定，并不导致循环论。（2）作为地租的那部分产品，当然也在市场上出售，它对价格所起的作用和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完全一样。但是供求的一般情况，或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受产品之分割成地租部分和使农户的支出有利可图所需要的部分的影响的。地租数量不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它本身是由土地的肥度、农产品的价格和耕作边际来决定的。它是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总收益超过它们在和耕作边际一样不利的条件下所得的总收益的差价。（3）如果计算不属于边际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当然，地租费必须加以计算；而如果这种计算是用来说明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原因，那末，推理就成为循环的了。因为完全是一种结果的东西被算作造成这种结果的那些东西的部分原因。（4）边际产品的生产成本可以加以确定，而不致引起循环推理，产品其余部分的生产成本即不然。在资本和劳动有利应用的边际上的生产成本，在供求一般情况的支配下，是全部农产品的价格有和它一致趋势的那种成本：它并不决定价格，但是它集中了决定价格的那些原因。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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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相同的便利，并且都被占用，那末，土地所提供的收入就具有垄断地租的性质。当然，土地所有者，不论土地是否具有相同的肥度，都尽可以联合起来，以便限制生产。通过这种办法，农产品所得到那种提高了的价格是垄断价格；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垄断收入，而不是地租。但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得自土地的收入是地租，不论是在土地质量完全相同的国家，还是在优等土地和劣等土地相交错的国家，它都是由相同的原因和相同的方式所决定的。①①比较第5篇，第9章，第5节。

的确，如果有肥度大致相同的土地，除足以能使每人获得他准备充分投资所需要的以外，尚绰绰有余，那末，它就不会提供地租。但是这只说明一个旧有的矛盾，即水如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便没有市场价值，虽然水的某些分量有维持生命的功能，但是人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满足的边际，在该边际任何更多的供应对他毫无用处。如果每个村民都有一眼井，他用多少水就可以从自己井中抽多少水，同时所需要的劳动并不多于他从邻家井中抽水所用的劳动，那末，井中的水就没有市场价值。但是假使旱象已成，因此浅井水竭，甚至深井也有缺水的危险，则那些有井的人就能向任何一个用水户每桶索水费若干。人口越密，收费的机会就越多（在假定没有开掘新井的条件下），最后，每个有井的人也许认为井是一个永久的收入源泉。

同样，在一个新开发的国家里，渐渐出现了土地的稀有价值。早先的移民所行使的并不是一种专有权，他只能做任何其他人也同样可以做的事。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如果不是人身危险的话，他也许冒了某些风险，如土地竟然不佳，他也许不得不放弃他的改良。相反地，他的冒险也许成功，成群结队的人都接踵而至，而他的土地的价值很快会提供一种超过他用在土地上的开支的正常报酬的剩余，像一个满载而归的渔户所捕的鱼所提供的一样。但其中除了他的冒险的所需要报酬外是没有剩余的。他所曾从事的是一种有风险的事业，而这也是大家所共有的，他的精力和运气曾给他带来格外高的报酬，任何别的人也许像他一样，得到了同样的命运。这样，他所预期的土地将来提供的收入，列入他的计算之中，并且当他的事业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还在犹疑不决时，增加了决定他的行为的动机。如他的改良是用自己的双手进行的，则他把那种收入的折现值①看成是他的资本的利润和他自己劳动的报酬。①比较第3篇，第5章，第3节；与第5篇，第4章，第2节。

一个移民占有土地时往往料到的是，在他占有的时期，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足以适当地报酬他的艰苦，他的劳动和他的支出。他把对他的部分报酬寄托在土地本身的价值上，这土地他也许不久就可以售与那没有机会过垦荒生活的后来者。这个新农户，有时甚至像英国农场主受到损失以后才知道的那样，把他所生产的小麦几乎看成是一种副产品；他所期求的主要是一个农场，是由他对土地所进行的改良而行将得到的农场所有权。他认为土地的价值将节节上涨，这种上涨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的劳作，而不如说是由于那种与日俱增的社会繁荣所造成的安乐的增进，资源的增长和市场的发达。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人们一般不愿经受垦荒的艰苦和孤独，除非他们有把握得到一种比他们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报酬（用生活必需品计算）要高得多。矿工们除非用一种高工资是不能被吸引到一个与文明的其他便利和各种社会活动机会相隔绝的富矿来工作的，而在这些矿场监督他们自己投资的那些人也期待着高额利润。由于同样的理由，垦荒者需要有由出售他们农产品的收入所构成的高额总收益和取得有价值的产权来报酬他们的劳动和艰苦。当免费使用土地时，移民就进行到这一点，在该点，土地恰能提供这种收益，而不留有支付地租的任何剩余。如收取费用时，则移民只进行到这一点，在该点，收益除报酬垦荒者的艰苦外，将留有一种地租性质的剩余，以补偿这种费用。

第三节 对生产者个人来说，土地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尽管如此，还须记住，土地从生产者个人的观点来看，只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一个农户所耕作的某特定地段是否达到他所能达到的那种有利程度，他是否应该力图尽量利用这块土地，或另种一块土地这样的问题的性质，和他是否应该购买一架新犁，或者设法使其现有各犁多做出一些工作（有时在土壤处于不很有利的条件下也使用它们），并给他的马多喂草料这一问题，具有相同的性质。他把以下两种情况加以比较。一种是多用一些土地所得到的纯产品。一种是把这笔资本用在其他用途的情况（这笔资本是为了取得这纯产品所必须花费的）。同样地，他把在不利条件下使用他的犁所得的纯产品，同增加他的犁数，从而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使用它们所得的纯产品加以比较。他不知道究竟通过额外使用他的现有各犁，还是通过使用一个新犁而生产的那部分产品，可以说是由犁的边际使用而来。这种使用对犁所提供的纯收入毫无增益（也就是说，除了实际的耗损费，一无所剩）。

又如一个拥有土地和建筑物的厂商或商人，把二者看作是同他的企业有类似的关系。最初土地和建筑物都将给他提供充分的助力和便利，后来随着他力图从它们取得越来越多的助力和便利而出现了报酬递减现象，直到最后他将怀疑究竟他的车间或货库的拥挤现象是否如此不便，以致只有增加空间才适合他的目的。而当他决定是否通过增加一块土地或把他的工厂多盖一层以扩大空间时，他要把增加一块土地和多建一层楼的投资所得的纯收入加以比较。他刚好从现有设备挤出的那部分生产（他不知道是否增加那些设备比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较为值得），对那些设备所提供的纯收入并无增益。这个论点没有提到设备究竟是人造的，或一部分是自然所赐与的。它同样适用于地租和准租。

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却有这样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占有一个农场，则供别人使用的土地有所减少，他之使用农场不是增加了别人对它的使用，而是代替了这种使用。而如果他投资放良土地，或建筑房屋，则他不会显著地减少别人进行同样投资的机会。可见，在土地和人造设备之间有其相同的一面，也有其不同的一面。其所以不同，是由于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里土地总额大约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绝对是）永久而固定不变的；而人造的设备，不论是土地的改良、建筑物，还是机平等等，都能按照借助于它们所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变动而不断地增加或减少。这就是它的不同方面。而相反地，也有它的相同方面，因为其中有些设备不能被迅速地生产出来，就短

期来说，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量。就短期而论，得自它们的收入和借它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的关系，同真正的地租和这些价值的关系一样。①

①地租和利润的关系曾引起前世纪经济学家的注意；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也许是西尼尔、穆勒、赫尔曼和莫高耳特。西尼尔似乎几乎理解到困难的关键在于时间因素。但是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他只满足于自己的建议；而他并没有把它们加以系统化。他说（《政治经济学》，第129页），“就一切有用场合而言，一旦提供收入的资本不论通过馈赠或继承变成某人不是从自己的节欲和劳作而来的财产，利润和地租的区别即行消失”。此外，穆勒说（《政治经济学》，第3篇，第5章，第4节），“任何有利于某些生产者或有利于在某些条件下生产的那种差别，是某种利得的源泉，这种利得虽然不能叫做地租，除非由某人定期付给另一人，但它是受着与其完全相同的那些规律的支配的”。

曾经指出，不用错误情报或其他方法来操纵价格的投机家，如能正确地逆料未来，并且在股票交易所或粮食市场通过巧买巧卖而获利，则他因促进所需要的生产和压缩所不需要的生产而一般地对社会有利；但早开发国家中的土地投机家却不能这样，因为土地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充其量他只能使一块很有希望的地基不致因所有者的仓卒，无知或无能而用于次要方面。

第四节 对所有农产品和对单一农作物征收特别税的说明。准租和单一农作物的关系。

让我们把这些考虑应用在对“谷物”（从古典经济学家为简单起见用它来代表一切农产品的意义上说）征收一种永久性租税的假设上。很显然，农户力求使消费者至少负担一部分租税。但是向消费者所索价格的任何上涨，势必减少需求，从而对农户又起着反作用。为了决定究竟有多少税转嫁给消费者，我们就必须研究有利支出的边际，不论它是运用于劣等土地或远离有利市场的土地的少量支出的边际，还是运用于优等土地和靠近人口稠密的工业区的土地的大量支出的边际。

如果靠近边际所曾生产的只是少量的谷物，那末，农户所得纯价格的些许下降，不会使谷物的供给锐减。因此，消费者所付的谷物价格不会急剧上升；而消费者所负担的税实属有限。但是谷物的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势必有很大的下降。如果农户所耕种的土地是自己的土地，他就负担较大一部分租税，而如果是租来的土地，他可以要求大大减少地租。

相反地，如果靠近耕作边际所曾生产的是大量的谷物，则租税有使生产大大缩减的趋势，由此而引起的价格的上涨会阻止这种缩减，从而农户进行和以前几乎一样的集约经营，而地主在地租上所受的损失极小。①

①当然，使地租和土地的真正经济剩余相适应，实际上是缓慢无常的。这些问题将在第6篇，第9、10两章中加以讨论，某些相当武断的假设下的粮食税的归宿将在附录十一中加以研究。

可见，一方面，一种税要是课得使土地的耕作或建立农场用房受到节制，它就有转嫁于农产品消费者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对来自土地的位置、广袤、及其阳光、热、雨和空气的那部分（年）价值所课的税，只能由地主负担，当然，租地人在短时期内就是地主。土地的这种（年）价值普通叫做土地的“原始价值”，或“内在价值”。但是其中大都是人为的结果，虽然不是它的持有者造成的结果。例如，灌木林地由于附近工业人口的增长而可以立即具有很高的价值；虽然它的所有者把它原封未动地搁在一边。因此，也许更加正确的是，把土地的这部分年价值叫做“公有价值”，把由土地持有者的劳作和支出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叫做“私有价值”。但“原始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些旧名词，仍然可以保留，以供一般使用，不过要指出它们的部分不确切性。在使用比它好的以前使用过的另一个名词时，我们可以把土地的年公有价值叫做“真正地租”。

对土地公有价值所课的税，不会大大减低精耕土地的引诱，也不会减少建筑农场用房的引诱。因此，这种税不会大大减少商品粮的供给，也不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所以它不能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转嫁出去。

这假定对真正地租所课的税是按照土地的一般能力，而不是按照土地所有者对它的特殊使用来规定税额的。土地的纯产品被假定为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企业心，并按自己力所能及的判断而善于使用土地的耕户所能得到的那种纯产品。如果有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发掘了土壤的潜力，以致使收益增加，除报酬支出和正常利润所需要的以外，尚有很大的剩余，那末，纯收益和正常利润的这个差额应属于真正地租的范围。但是如果人们知道，或甚至料到，对真正地租所课的那种很重的特别税将应用于这个收入差额，那末这种预料就可以使土地所有者因畏重税而放弃改良。①①对未利用的建筑用地豁免其全部价值税，对建筑有所阻碍。见附录七。

第五节 续前。

我们曾经偶尔提到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对相同的原料或生产工具的竞争。但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不同农业部门对同一块土地的竞争。这种场合比城市土地的那种场合简单，因为农业，就主要作物而论，是单一的企业，虽然栽培果树（包括葡萄树在内）、花草和蔬菜之类提供了发挥各种专业能力的机会。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姑且假定所有各种农产品都可以被看成是等于一定量的谷物，假定除占全部土地一个有限而几乎固定的部分作为建筑地基外，所有的土地都将被用于农业，这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种农产品，例如蛇麻上的时候，似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原理，其实不然。让我们来考察它吧。

蛇麻是和其他作物轮种的，农户往往举棋不定的是，究竟他用自己的某块土地来种蛇麻，还是来种另一种作物。于是各种作物都彼此争用这块土地；如果任何一种作物比其他作物有提供较大利益的迹象，那末，农户将把自己更多的土地和资金用于这种作物。这种变动也许由于习惯、缺乏信心、固执或农户的知识有限，而受到阻碍，但这大体上仍是真的，即各农户（再一次重复其支配作用的代用原则）“在估计到他自己的资金时，将把资本投在他企业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有利的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某特定方面任何进一步投资的收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

可见，在均衡时，燕麦和蛇麻或另一种作物对恰好引诱农户运用的那种资本和劳动将提供相等的纯收益，否则他势必作了错误的计算；而不能得到他的支出得以提供的最大限度报酬。他仍然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他的作物，通过增加或减少他的燕麦或某种别的作物的种植来增加他的收入。①

①如农户生产原料，甚或粮食以供应市场，则他的资源在不同用途方面的分配是一个企业经济问题：如他的生产是为了他自己的家庭消费，它至少是部分的家庭经济问题。比较以上第五篇，第4章，第4节。此外，可以指出，数学附录注十四强调这一事实。提供最大总报酬的那种支出在不同工作方面的分配，是由对解决家庭经济中的同一问题所需的那些方程组来决定的。

穆勒（《原理》，第3篇，第16章，第2节）在讨论“连带产品”时指出，和作物争用特定土壤有关的一切问题因作物的轮种和类似原因而更加复杂化；对所轮种的各种不同作物需要有一种繁复的复式簿记。实践和妙算有可能使农户大致做到这点。整个问题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表示，但这些公式是冗长的，也许是徒劳无益的。因此，当它们始终是抽象的时候，它们也就不会有多大的用处；虽然它们属于对高级农艺学最后也许有用的那一类，如果这种科学进步得足以适应现实细节的需要的话。

这就使我们要考虑和各种不同作物对同一块土地的竞争相关的那种租税了。让我们假定，不论什么地方种植蛇麻都要纳税，它并不只是一种地方税。农户可以用降低他对蛇麻地的集约经营程度来逃避一部分税，而用他所曾计划种植蛇麻的土地种植另一种作物来逃避另一部分税。倘他认为种植无税的另一种作物比种植有税的蛇麻收入要多，则他将采取第二种计划。在这种场合下，当他决定限制蛇麻生产的程度时，他所考虑的是他从种植比方说是燕麦的那块土地所能得到的剩余。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在种植燕麦的土地所提供的剩余或地租和蛇麻价格所必须补偿的边际成本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数的关系。某农户的土地过去生产优质蛇麻，并且当时恰适合种植蛇麻，他会毫不犹疑地认为最好是用它来种植蛇麻，虽然由于租税的原因，他也许决定稍微控制在这方面的支出。①

①例如，如果他认为，尽管有税，种蛇麻使他除了费用（地租除外）还能得到三十镑剩余，而种任何其他作物，除了同样费用只能使他获得二十镑剩余，那末，实际上不能说，该地种其他作物所提供的地租“列入”燕麦的边际价格。但是从其不正确的意义上解释“地租不列入生产成本”的古典理论易，而从其原来正确的意义上解释则难，因此，此语似乎最好避而不用。

一般人都想不通地租不列入燕麦价格这句古语，因为他看到其他用途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使附近所有土地的租值上涨；使种植燕麦的无租地减少；因此，使从所剩燕麦地攫取较多的产量，从而使燕麦的边际生产费及其价格上升是值得的。地租的上涨确实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可用于蛇麻和其他农作物的土地的日益稀缺不得不引起他的注意；力求使他深入这些条件改变的现象去探求真正起作用的原因是不值得的。因此，认为地租不列入它们的价格是不相宜的。但是比不相宜更坏的是认为地租列入它们的价格：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杰文斯问道（《政治经济学理论》序言，第54页），“如果作为牧场每亩一直提供2镑地租的土地改作麦田，难道不应该把这二镑（每亩）加在小麦的生产费用中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二镑这宗款额是和只能偿其所应负之小麦的生产费用无关的。所应当说的是：“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土地而用来生产另一种商品，则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因其生产范围的相应压缩而增加。第二种商品的价格将等于只能偿其所应负的那部分小麦（即在有利支出边际生产的小麦）的生产费用（利润和工资）。如果为了任何特定的论证我们把该地的全部生产费用加在一起，并使全部产品分担这种费用，那末，我们所应计入的地租并不是该地如用于生产第一种商品时所付的地租，而是用于生产第二种商品时所付的地租”。

同时，一般限制蛇麻供给的倾向，有使它的价格上涨的趋势。如果蛇麻的需求没有弹性，而质量相宜的蛇麻又不易从没有这种特别税的地区输入，那末，价格的上涨几等于全部税额。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限制蛇麻供给的倾向就会受到节制，而所种植的蛇麻几乎和没有征税以前一样多。在这里像在以前所述印刷品税的场合一样，地方税的结果和一般税是截然相反的。因为除非这种地方税普及到全国可以种植优质蛇麻的绝大部分地区，则它的结果势必把蛇麻驱逐到无税的地区，税收会减少，当地农户所受的损失会很大，而群众购买蛇麻所付的价格也会稍高一些。

第六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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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短期而论，上节的论点对农场建筑物的获利的能力和其他准租都是适用的。当可以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现有农场建筑物或其他设备，由于另一种商品的需求能使它们在它的生产上取得较高收入而转用于这种商品的生产时，则在短时间内第一种商品的供给将减少，而它的价格比这些设备不能用另一种用途取得较高收入时要高些。例如，如果生产设备可用于一个以上的农业部门，则各部门的边际成本所受的影响，要看这些设备转用于其他部门的程度而定。尽管报酬递减，其他生产要素在第一个部门中的利用强度将更加提高；而它的产品的价值将上升，因为只有在较高的价值下价格才将处于均衡状态。由于外部需求而增加了的设备的获利能力，似乎成为这种价值增加的原因，因为它将使那个部门的生产设备相对缺乏，从而提高它们的边际成本。从这种论断表面上似乎可以简单地过渡到另一种论断，即增加了的设备的获利能力列入决定价值的那些成本之中。但是这种过渡是不合理的。因为第一种商品的价格的增加和设备转用于第二个产业部门所能得到的收入之间，将没有直接的或数的关系。

同样地，如果对某工业所用的工厂课税，则其中有些工厂将转用于其他工业，因此那些工业的边际成本，从而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将下降。同时各种工厂的纯租价也暂时下降。但是这些下降在量上将有所不同，因此，在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地租（或更确切些说，准租）的下降之间将没有数的关系。

这些原理不论对短期或长期来说都不适用于矿山。矿山使用费虽然往往被叫做地租，但不是一种地租。因为除矿山或石场等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外，它们的收入超过它们直接支出的差额，必须至少有一部分被视作出售储藏品（的确为自然界所储藏，而现在被当作私有财产）所得的价格；因此，矿石的边际供给价格除采矿的边际费用外，还包括矿山使用费。当然，矿山所有者希望按时取得矿山使用费。而他和租用者所订的合同，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往往载明既要支付使用费也要支付地租。但是对一吨煤所收的矿山使用费本身，如加以正确的调节，说明那被视作未来财富源泉的矿山的价值已有所减少，而这种减少是由自然藏量中取出那吨煤所造成的。

①

①参阅本书上卷第188页。亚当·斯密因把地租和利润与工资等同对待当作（货币）生产成本而受到李嘉图的攻击；无疑地他有时是这样做了的。但是他在别处说，“必须注意，地租之构成商品价格和工资与利润有所不同，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它的结果。正是因为使某特定商品上市而必须支付或低或高的工资和利润，它的价格才或高或低。但是正是由于它的价格比足以支付那些工资和利润所需之数或高或低得多，略多，或不多不少，它才提供高额或低额地租，或完全不提供地租”（《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1章）。在这个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在自己著作的某部分中所预见的真理，而在其他部分中似乎为他所否定。

第十一章 边际成本和城市土地价值的关系

第一节 位置对城乡土地价值的影响。地基价值。

前三章考察了生产成本和来自土地“原始力”与其他自然恩赐品的占有的收入的关系，也考察了生产成本和直接来自私人投资的收入的关系。介于二者之间有一个第三类，其中包括那些收入，或者不如说收入的那些部分，这些收入是社会一般进步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私人为获利所投资本和劳动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应该研究这一类，特别是关于城市地基的价值。⒇

⒇亚当·斯密讨论“煤在任何长的时间内所能出售的价格”；并且认为“蕴藏最富的矿决定附近其他各矿煤的价格”。他的意思含混不清；但他似乎并不是指任何暂时的廉价出售；而是指煤矿一年的租值。李嘉图遵循着显然相同的方式，得出相反的结论：“决定价格的是贫矿”；这个结论也许比亚当·斯密的理论更加接近真理。但事实上当使用某矿所出的费用主要采取矿山使用费的形式时，二命题似乎都不适用。当李嘉图说地租不列入矿石的边际生产成本时，他在技术上是对的（无论如何不一定错）。但是他应该继续说，如果某矿不是实际上开不尽的，则它所提供的收入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是使用费；虽然地租不直接列入而最低使用费却直接列入各部分产品的费用（不论是边际费用，还是非边际费用）。

当然使用费是就矿中的那些煤层来计算的，这些煤层既不十分富饶而易于开采，又不十分贫瘠而难于开采。有些煤层只能偿其经营费用；而有些煤层因缺煤或有严重缺点而甚至不能支付其劳动工资。但全部论证所暗中假设的是早开发国家中的情况。当陶西格教授指着新开发国家的情况（《原理》，第2章，第96页），“怀疑最贫矿的所有者是否能取得任何报酬，假定他根本没有开发它”时，他也许是对的。

我们已经知道，虽然自然界所给予的报酬，如用农产量计算，差不多总是不能和投于农业中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成比例的增加；但是另方面，如果高度的集约经营是附近地区非农业人口增长的结果，那末，人口的密集多半有提高农产品价值的趋势。我们已经知道，当产品按其对生产者的价值，而不按其数量计算时，这种影响是怎样地同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对立，并且往往超过后者的作用；农户既可以得到他借以销售农产品的好市场，又可以得到供给他必需品的好市场，他买贱卖贵，社会生活的种种便利和享受也越来越处于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①①见第4篇，第3章，第6节。

此外，我们也曾知道，高度工业组织所产生的经济②，是怎样往往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别厂的资源。各业为自己所必须安排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工业环境的普遍进步所产生的那些外部经济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企业的位置在决定企业利用外部经济的程度上，几乎经常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附近勤劳富裕的居民的增多，或者铁路和通向现有市场的其他交通工具的开辟而产生某地基的位置价值，是工业环境的变动对生产成本所起的最显著的影响。②见第4篇，第10、11、12、13章。

假设任何一业（不论是否农业）中的二个生产者在各方面都具有相等的便利，但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所占的位置较为便利，因此在相同市场上买卖所需运费较少，那末，他的位置所给予他的差别利益等于他的对方所多出的运费总额。我们可以假定，位置上的其他便利，例如靠近特别适合他的行业的劳动市场，同样可以变成货币价值。如把这换算成货币价值并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出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在位置的便利上所具有的货币价值；而如果第二个企业没有位置价值，它的地基只是按农业土地的价值计算，那末，这种价值就成为它的特殊位置价值。较有利地基上所能获取的额外收入提供一种所谓特殊位置地租；任何一块建筑土地的总地基价值是拆除建筑物后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时所具有的价值。“年地基价值”——用一种方便的，虽不十分确切的说法——就是那种价格按当前利息率所提供的收入。它显然超过特殊位置价值，所超过之数仅等于农业土地的价值，相较之下，它往往是一个几乎可以不计的数量。①

①如果我们假定在同一个市场销售的两个农场对等量投资的产量都提供报酬，第一个农场比第二个农场多得的报酬等于把它的产品运输到市场上的额外费用，那末，这两个农场的地租将相等（这里假定投于该二农场的劳动与资本都化成同一的货币尺度，或假定它们和市场的距离一样远近也行）。此外，如果我们假定有甲乙二矿泉，所提供的水完全相同，各泉按不变的货币生产本都可以无限开发；这种成本，不论产量如何，在甲泉比方说是每瓶二便士，在乙泉是二便士半；那末，从乙泉每瓶运费比从甲泉少半便士的那些地方，将为它们竞争的中立地势（如果运费与距离成比例，则该中立地带是甲与乙作为其焦点的双曲线）。在甲方各地甲泉可以比乙泉卖得便宜，反之，则乙泉可以比甲泉卖得便宜。各泉在自己地区内出售自己的产品都能获得垄断地租。这是许多易于出现的想像而不无教益的问题之一。比较屠能在其所著《孤立国》中所作的卓越研究。

第二节 通过个人或集体的有意行动而创造的位置价值的一些例外场合。

很显然，大部分位置价值是“公有价值”（见以上第117页）。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例外场合。有时全城甚或一个地区的住宅是按商业原则设计的，而且是单独由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负担风险投资来完成的。后者的行动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慈善或宗教的动机，但是不论在任何场合，它的财政基础将见之于这一事实，即：居民稠密本身就是经济效率增进的一个原因。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效率所产生的主要利得归那些已经占有该地的人所有。但那些从事于开拓一个新地区或建设一座新城市的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通常是建立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基础上面。

例如，当萨尔特和蒲耳曼决定把他们的工厂移到乡下并建立萨尔特和蒲耳曼城的时候，他们都预料到他们按农业用地的价值所能购买的土地会取得城市地产由于周围人口稠密而产生的那种特殊位置价值。同样的动机也曾支配了那些人，他们选定一块本来就适合成为避暑胜地的地基，然后购买了这块土地并且用了大批经费来开发它的资源。他们情愿长期等待他们投资的任何纯收入，以其他们的土地最后会因周围人烟稠密而获得很高的位置价值。①

①当然，这类事例在新开发国家中是最常见的，但在早开发国家中也并不十分罕见：萨尔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勒奇渥兹花园城也是新近饶有趣味的一例。

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得自土地的年收入（无论如何，超过农业地租的那部分收入）对许多场合来说应被看成利润，而不应被看成地租。不论建筑萨尔特城或蒲耳曼城工厂所用的土地，或充作某店铺或商店的地基（它的位置将使它有可能和工厂工人做好买卖）而提供"高额地租"的土地，上述论点都同样适用。因为在这些场合，势必冒很大的风险；而在有巨大损失风险的各种事业中，也必须有获重利的希望。一种商品的正常生产费用必须包括对生产它所需要的那种冒险的报酬，而这种报酬要足以使那些从事冒险与否尚在犹疑不决的人认为他们可能得到的利益净额（也就是说，除去他们可能受到的损失额后）是对他们辛勤和支出的报酬。这种冒险所提供的利益除足以供这种目的而用之外，是没有多大剩余的。这可以由它们仍然不是很常有的这一事实来说明。但在势力很大的公司所操纵的那些工业里，它们多半是比较常见的。例如，某大铁路公司可以建立一个克鲁或一个新斯温顿来制造铁路设备而不冒任何巨大的风险。①

①政府在实行这种计划，特别是在选择供驻军的城市、兵工厂和制造军用品的场所方面具有很大的便利。在比较政府和私厂的生产费用时，国营工厂的地基往往只按农业土地计算。但这种方法是错误的。私厂必须每年支付很大一笔地基费用，或冒很大的风险，如果它给自己建立一座城市的话。因此，为了证明国营对公众福利和私营同样经济而有效，在国营工厂的资产负债表中应列入它们地基的城市价值的全部费用。在那些特殊的生产部门中，这些部门国家可以为它们建立工业城而不冒那些私厂在同样场合所冒的风险，这种利益大致可以看作国家经营那些特殊事业的一种根据。

类似的例子有：一群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建筑一条铁路，并不指望铁路运输的纯收入支付投在建筑铁路上的资本以任何巨额利息；但是它将大大提高他们土地的价值。在这种场合，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中，有一部分应当看成是改良他们土地所投下的资本的利润，虽然这种资本曾用于建筑铁路，而不是直接用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具有相同性质的其他事例有：主要的排水工程和改善农业或城市土地一般状况的其他计划，倘这些计划是由土地所有者用自己的费用来实现的，不论这些费用是通过他们私下协议，还是向他们征收特捐得来的。此外，如一个国家在建立它自己的社会政治组织，普及国民教育和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也属于这类事例。

这样看来，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恩赐品的价值的那种环境的改善，在许多场合部分地是由于土地所有者为提高土地的价值而故意投资造成的；因此，由此而增加的收入，其中一部分可以看成是利润，如我们考察长时期的话。但在很多场合下却不然；自然恩赐品所提供的纯收入的任何增加并不是由于土地所有者的特殊支出，而且也不提供使用这种支出的直接动机，这种增加对各种场合来说应当看作是地租。

当在某新兴城市的郊区拥有数十英亩土地的人为了建筑而“开发”它们的时候，就出现类似上面所说的那些场合。他也许设计了马路，决定那里房舍应当相连，那里应当分开；并拟定了一般的建筑式样，也许还规定了每种房屋所用的最低建筑费；因为每种房屋的美观增加所有房屋的一般价值。他这样所创造的集体价值具有公有价值的性质；它大半取决于潜在的公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整个地基得自它附近的繁荣城市的兴起的。但是他的预见，组织能力和支出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应当看成是企业的报酬，而不应当看成是私人对公有价值的占用。

这些例外场合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一般准则是，每块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数量和性质大体上（在当地建筑法的许可下）是最有利的结果得以预期的那种数量和性质，很少或不考虑它对周围地区位置价值的作用。换句话说，那块地的地基价值是由那些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多半不能为决定建筑什么房屋的那些人所左右；他根据它上面各种房屋所提供的收入的估计来调节他的建筑经费。

第三节 决定永租地租的一些原因。

建筑土地的所有者有时用自己的土地建筑房屋，有时索性把它出售。最常见的是，他按固定的地租出租他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期满之后，土地与其建筑物（根据契约，建筑物必须妥为修缮）归其遗产继承人所有。让我们考察决定他出售土地所得地价和他出租土地所取地租的那些原因。

任何一块土地的资本还原价值是其可能提供的所有纯收入的簿记折现值，所谓纯是指一方面减去包括收租费在内的各种意外费用，另方面加上它的矿藏，发展各种企业的能力和用于住宅时所具有的那些物质的、社会的与美观的有利条件。土地所有权所提供的那种社会地位和其他个人满足的货币等价并不表现为土地的货币收益，但列入它的资本货币价值。①

①农业土地的价值一般表现为当前货币地租的若干倍，或等于若干年地租的收入：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这些直接的满足愈多，和土地所提供的这些满足与货币收入愈多，则土地的价值也就愈大。等于若干年地租的这种收入也由于未来正常利息率或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下降而增加。

其次，我们考察什么决定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例如，租期九十九年）所能得到的“地租”。全部固定租金折成现值有等于土地当前资本价值的趋势；但是必须酌减两项，一项是当租期终结时把土地和它上面的建筑物一并交还本主遗产继承人的义务；另一项是租约对土地使用的任何限制所引起的可能不便。由于这两项酌减，地租略小于该地的“年地基价值”，如果该地基价值被认为始终保持不变；但事实上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其他原因，地基价值看涨，因此，在租期开始时，地租一般地略高于年地基价值，而在租期终结时，⒇则远低于年地基价值。①

⒇地价未来上涨的折现值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小得多。例如，设利息率为五厘（中世纪时流行的利息率更高），按复利投资一镑二百年后约为一万七千镑，五百年后约为四百亿镑。因此，国家在首次实行地价上涨归公方面投资1镑，除非地价上涨值现在超过一万七千镑（如在二百年前投的资），或四百亿镑（如在五百年前投的资），则这种投资实属不利。这假定按五厘的这种投资是可能的，实际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①在不繁华或商业冷落的地区，少数地基价值有所下降，但是另方面，在过去没有特殊位置价值，而后来变成时髦或商业中心时出租的土地场合下，位置价值比地租上涨许多倍。如果是在十八世纪前半期，当黄金稀缺，各阶层人民的货币收入十分微薄的时候出租的，则情况更是如此。一百年后将值一千镑的地产对地主所提供的收益折现值，也许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少些；虽然误差没有在前注中所说的预期千百年的场合那样大。如果利息率为三厘，则此值约为五十镑；如果像三四百年前那样利息率一般为五厘，则它只有八镑。

在决定在任何一块既定土地上的建筑权利的价值之前，必须从建筑物的估计毛收益中减去预计建筑费用，在这些费用中还有租税（中央税或地方税），而这些税也许是向地产征收并由地产所有者交纳。但这就引起一些困难的枝节问题，只好留在附录七中加以讨论。

第四节 报酬递减和建筑土地的关系。

让我们重申这个事实，即报酬递减规律适用于各业中为了生活和工作而进行的对土地的使用。①当然，在建筑业，像在农业中一样，资本运用得过少是可能的。如某宅地所有者认为，只须耕种分给他的一百六十英亩土地的一半他就能生产出比耕种全部土地时更多的农产品，同样，即使当土地几无任何价值时，一幢很矮的住宅也可以昂贵得和它所提供的便利不相称。在农业中，一英亩土地运用一定的资本和劳动可以提供最高的报酬、超过这点追加资本和劳动报酬就减少，建筑业亦复如此。在农业中，提供最大报酬的每英亩的资本量，是随作物的性质、生产技术状态和所供应的市场的性质而变化的。同样，在建筑业中，可能提供最大报酬的每平方英尺的资本，如果地基没有稀有价值，也是随着建筑物所要求的用途而变化的。但是如果该地基具有稀有价值，则超过这个最大报酬点继续使用资本而不支付扩大地基所需土地的额外成本是值得的。在土地价值高的地方，使每平方英尺土地提供二倍的便利，所用成本多于比在土地价值低的地方在同样场合所用成本的二倍。①参阅第4篇，第3章，第7节。

我们可以把建筑边际这一名词应用到那种便利上，这种便利是仅仅值得从某既定地基取得的，如果土地的稀有性减少，就不从它取得这种便利。为确定概念起见，我们可以假定，这种便利是建筑物的顶层所提供的。①

①楼房往往装有电梯，这种电梯的使用费由房主负担，在这种场合下，尤其是在美国，顶层的租金有时要比其他层高些。如果地基价值贵，而法律又不为了他的邻人的利益而限制他的楼房的高度，那末，他也许把楼建筑得很高。但最后他将达到建筑边际，最终他会发现，用于奠基、建筑厚墙和安装电梯的额外费用，以及由此而来的低层的贬值，使他因多建一层楼而得不偿失；恰恰值得他供应的那种额外便利（即房屋），可看作处于建筑边际的便利，即使高层的租金比低层多些。参看本书上卷第187页注。

但在英国，法律禁止私人把楼盖得这样高，以致他的邻人得不到新鲜空气和阳光。随着时间的推移，盖高楼的那些人将被迫在他们建筑物的周围留出大量的空地；而这就使建筑很高的楼无利可图。

土地成本的节省是用建筑顶层，而不用较多地面扩大建筑来实现的，这种节省适能补偿该计划所用的额外费用和不便。顶层楼所提供的便利，如酌减它的偶然不便外，刚够值它的成本，而不留有任何剩余，以供地租之用。在顶层楼上（如系工厂的一部分）所制造的那些东西的生产费用，仅仅和它们的价格相抵，没有支付地租的剩余。因此，工业品的生产费用可以看成是建筑边际上制造的商品的生产费用，从而不支付地租。这就是说，地租不列入边际上的那组生产费用，在该边际，供求力量在决定价值方面的作用可以看得最清楚不过了。

例如，假定某人在计划修建一个旅馆或工厂；为此并考虑用多少土地。如果土地便宜，他将用大量土地，如果土地很贵，则他将用较少的土地，而把房屋建筑得高些。假定他计算建造并维持各自带有一百英尺，和一百一十英尺前廊的两所铺面所需的费用，并使它们在各方面对他和他的顾主与雇员都有相等的便利，从而对他也有相等的利益。设他认为，这两种计划的区别，如把未来支出加以资本还原之后，表明较大的面积有五百镑的利益，如果前廊每英尺可按少于五十镑的价格取得，则他将情愿用大面积的土地，而不用小面积的土地；五十镑将等于土地对他的边际价值。计算用同样的支出在较大地基上比在较小地基上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所增加的价值，或用较便宜的土地，而不用位置较差的土地进行建筑，他也许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无论他采用哪种计算方法，它的性质和他决定是否值得购买任何其他企业设备的性质是相同的：他把他从每种投资所能预期的纯收入（减去折旧）看作和他的企业保有相同的一般关系；如果位置的优势是，处于该位置的全部可用土地都能得到各种不同的雇用，其中它的边际使用以前廊每英尺五十镑的资本价值表示，那末，它将等于该土地的当前价值。

第五节 各种建筑物对同一土地的竞争。

这假定各种不同用途的争用土地将把各处的建筑和各种用房一直扩大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对同一地基运用任何较多的资本，不再是有利的。随着一个地区对住宅和商业用房的需求的增加，为了避免在同一地面上增建房屋所引起的费用和不便，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购买土地也是值得的。

例如，假使比方说里兹的地价因店铺、货栈和铁工厂等争用土地而上涨，那末，某毛织商发觉他的生产费用有所增加，也许迁到另一个城市或乡下；从而把他过去使用的土地留下，以便建筑店铺和货栈，城市的位置对于它们比对于工厂更为有利。因为他也许认为，迁到乡下所节省的土地成本和迁移所带来的其他利益，除抵销其不利外，尚绰绰有余。在讨论这样做是否值得时，他的工厂地基的租值会算作毛织品的生产费用，而且也应当如此。

但是我们必须探求事实的真相、供求的一般关系把生产推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生产费用（不列入任何地租）是如此之高，以致人们情愿支付高价增加土地，以便避免在狭小地基上因工作拥挤而造成的不便和费用。这些原因决定着地基价值；因此，地基价值不应当看成是决定边际成本的。

由此可见，工业和农业对土地的需求在各方面都如出一辙。燕麦生产费用的增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可以丰收燕麦的土地为使它能提供较高地租的其他作物所急需；同样，在伦敦可以看到离地面六十英尺高的印刷机在工作，如果其他用途对土地的需求没有把建筑边际扩展到这样的高度，则印刷机所提供的工作就会便宜一点。又如某蛇麻种植者也许认为，由于他支付很高的地租，他的蛇麻的价格将不能抵偿他那里的生产费用，他也许不种蛇麻，或另找土地来种它；而他所留下的土地也许租给一个菜商，不久，附近的土地需求又有增加，以致该菜商所得的菜价总额将不能抵偿菜的生产费用（包括地租在内）；因而他又把它出让，比方说，让给一个建筑公司。

在每个场合，日益增加的土地需求改变着集约使用土地的有利边际。该边际上的成本表明决定土地价值的那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同时这些成本又是供求的一般条件迫使价值与之相一致的成本；因此，直接研究它们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正确的；虽然这种研究和私人资产负债表的目的毫不相干。

第六节 企业家的租金和他们所索价格的关系。

对特别有价值的城市土地的需求，来自各种批发商和零售者多，而来自厂商者少；对他们所特有的那种需求的有趣特点，在这里是值得一谈的。

如果同一企业部门中的两个工厂的产量相等，则它们一定占有几乎相等的车间面积。但是商店建筑的大小和它们的周转却没有密切的关系。空间很大对它们来说是一件方便的事情，同时也是额外利润的一个源泉。它不是物质上不可或缺的。但是它们的空间愈大，它们手头所能保有的存货愈多，从而，用以陈列样品的便利也愈大。在受趣味和式样变动支配的那些商业里，尤其是这样。这些部门的商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力收集各种时髦商品，尤其是那些眼看就要时行的商品；他们的地基租值愈高，他们也就必须愈快地出售那些稍微过时和可有可无的商品，甚至亏本也在所不惜。如果商店的位置是，顾客受精选货品的诱惑大，而受廉价的诱惑小，则商人将索取周转次数较少而利润率很高的价格；但位置如不是这样，他们将索取低廉的价格，并力图多做生意，以与他们的资本和营业所的规模相称；正如同在某些附近地区，菜商认为在豌豆角很香嫩的时候来摘是最相宜的，而在另一些地区却等它们长得十分饱满时再说。不论商人采取哪种计划，将有某些便利，而这些便利他们怀疑是否值得提供给大众；因为他们预料到由于这些便利而增销的商品只能偿其所负，并不能对地租提供任何剩余。他们因这些便利而出售的商品，是地租不列入其推销费用的那些商品，如同地租不列入菜商认为刚值得生产的那些豌豆的生产费用一样。

有些租金很高的商店取价低廉，因为它们门前的许多过客付不起高价来满足自己的所好。店主知道，他一定得贱卖，否则就完全卖不了。他不得不满足于他的资本每次周转所带来的低利润率。但是，因为他的顾客的需要很简单，他无须积存大量商品；他的资本一年可以周转许多次，因此，他每年的纯利润量是很大的，他情愿为可以取得这种利润的位置而付出很高的租金。反之，在伦敦上流社会的某些静寂的街道上和在许多乡村里，价格是很高的；因为在前一场合必须要用高级商起来吸引顾客，而这种商品只能卖得很慢，在后一场合，总周转的确是很小的。没有一个地方，商人所能赚取的利润将使他有可能支付像伦敦东端某些廉价的、顾客盈门的商店商人支付那样高的租金。

但是的确，如果不增辟任何交通，以广招徕，则位置变得更加适合于其他用途，而不适合于开设店铺；只有那些有办法招引大批顾客（和他们所索的价格与所经营的商业种类相较）的店主，才将能偿其所负。因此，在对各业店主的需求不变时，店主的人数将减少；所余店主将能索取一种比以前高的价格，而对顾客不提供较大的便利和引诱。可见，这个地区土地价值的上涨，将表明位置的稀有，而这种稀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提高零售商品的价格；正如同任何地区农业地租的上涨表明土地的稀有，而这种稀有将提高边际生产费用，从而提高任何特定作物的价格一样。

第七节 城市地产的混合租金。参阅附录七。

房（或其他建筑物）租是一种混合租，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地基，而另一部分是属于建筑物本身，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可留待本书附录七加以讨论。但是关于混合租的一般性质不妨在这里说几句。乍看，在一种东西同时产生二租这一命题里，似乎是有些矛盾；因为它的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扣除经营费用以后的一种剩余收入；而就同一经营过程和由此而来的同一收入而言，是不能有两种剩余的。但是如果那种东西是一种混合品，则它的各部分都可以被经营得使它提供一种超过经营费用的剩余收入。相应的租在理论上总是可以区分的，有时它们在商业上也是可以分开的。①

①必须记住，如果房屋与其地基不相称，它的总租金减去它的地基租后并不等于该房在相宜地基上所得的全部房租。类似的限制对大多数混合租适用。

例如，水力发动的面粉厂的租，是由二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它的建筑用地的租，另一部分是它利用的水力的租。假定要想在一个地方建立面粉厂，那里在许多地基的任何一处可以同样利用的水力是有限的。那末，水力和所选地基一道的租就是这二种租的和；它们各自都是级差利益的等价，其中一种级差利益是占用该地基以从事任何生产所提供的，另一种是水力的占有对在其中任何地基上经营面粉厂所产生的。这两种租，不论是否恰为同一个人所有，都可以分别清楚，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以分别计算。

但是如果没有可以建立面粉厂的其他地基，就另当别论。在那种场合下，如果水力和地基归不同的人所有，那末，它们的价值超过该地基用于其他场合时所具有的价值的差额，其中有多少归地主所有，只能用“协议”的办法加以解决。

假使有可以利用水力的其他地基，但是效率不等，仍无法决定地基和水力的所有者如何来分割生产者的剩余差额，这种差额是它们共同提供的生产者的剩余，超过该地基用于其他场合和水力用于别处所提供的总剩余的差额。除非就水力供给的一定年限达成协议，该面粉厂也许不会建立；但当期限终了时，关于分割水力和有面粉厂的地基所提供的总剩余，又会引起同样的困难。

局部垄断者如铁路、煤气、自来水和电力公司，对曾使其企业设备适于利用它们的服务，和也许为此目的而自己出资装置了费用浩大的设备的那个消费者企图加价，就经常产生类似的困难。例如，当匹茨堡的厂商刚刚建立起一些用自然煤气而不用煤的高炉时，煤气的价格就立即增加了一倍。矿业史也提供了类似困难的许多事例，如和附近地主关于路权等方面的争执，以及与附近村舍、铁路和码头的所有者的纠纷。

①①同行业中各不同阶层工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和混合租这一问题相类似，见以下第6篇，第8章，第9、10节。

第十二章 从报酬递加规律来看的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第一节 报酬递加趋势发生作用的一些方式。使用供给弹性一词的危险。整个工业和单一厂的种种经济的差异。参阅附录八。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第三章和第五章的研究；并考察在生产上有报酬递加趋势的那些商品的供求关系有关的某些困难。

我们曾指出，报酬递加趋势是很少紧跟着需求的增加出现的。例如，表形气压计突然时髦的最初结果，是价格的暂时上涨，尽管它们除了一个小柄外不含有任何材料。因为对这种工作没有特殊训练的那些工资优厚的工人势必是从其他行业吸引进来的；大量劳作会遭到浪费，在短时间内实际生产成本和货币生产成本会有所增加。

但是如果这种时髦持续得时间很久，那末，即使没有任何新的发明，气压计的生产费用也会逐渐下降。因为会培养大量的专门技术人才来分担各种不同的工作。由于大量使用部件互易法，专门化机器所做的工作比现在手工所做的更好更便宜；从而，表形气压计年产量的持续增长；会大大降低它们的价格。

这里要注意的是需求和供给的重要区别。一种商品出售价格的下降，对需求总是向着一个方向起作用的。商品需求量增加得多少要看需求有无弹性而定。价格下降使商品有可能获得新的或扩大的用途，也许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间。①但是（除因价格下跌而使该商品被逐出流通范围的那些例外场合不计外）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对一切商起来说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此外，在长时期内表现出弹性很高的那些需求，差不多当时就显出很高的弹性；因此，除少数例外，我们可以说某商品的需求弹性是高的或低的，而无须表明我们所指时间的长短。①参阅以上第3篇，第4章，第5节。

至于供给就没有这样简单的准则。买主所出价格的增加，的确总是使供给增加的。如果我们所考虑的只是短期，特别是一个市场的交易，那末，的确存在着和需求弹性相似的“供给弹性”。这就是说，价格的某种上涨，使卖主所愿增售数量的大小，要看他们背后储备的多寡和他们对另一个市场价格水平估计的高低而定。这个准则对长期内有报酬递减趋势的那些产品和有报酬递加趋势的那些产品几乎是同样适用的。事实上，如果一个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大型设备得到充分利用而无法迅速扩大，那末，对它的产品所出价格的增加，在很长的时间内对产量的增加也许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手工制品需求的类似增加，也许会迅速引起供给的巨大增加，虽然在长期内它的供给遵守着报酬不变甚或报酬递减规律。

在同长期有关的那些较根本的问题上，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因为相应于甚至根据当前价格的那种无条件需求的最后产量，在理论上是无限大的，因此，遵守报酬递加甚或报酬不变规律的那种商品的供给弹性，对长起来说在理论上是无限大的。①

①严格说来，在考虑到适当设备的发展和组织大规模生产所用的时间时，产量与其出售价格是互为函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单位生产成本是从预期产量中求出的，而不是相反。经济学家一般都用这种办法；他们在颠倒关于需求的顺序方面也采用商业上的办法。这就是说，他们对减价所引起的销售额的增加考虑得多，而对增加销售额所需要的减价考虑得少。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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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考虑的第二点是，因生产某商品的那个工业的逐渐发展而使它的价格下降这一趋势，和个别厂因扩大它的企业而迅速引用新的大规模经济的趋势截然不同。

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能干而有进取心的厂商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步是如何使得下一步更加容易，更加迅速。因此，倘其运气颇佳，并保持充沛的精力，而不辞劳苦，即他的发展多半会继续下去。但这些是不能永续的：一旦它们消失之后，他的企业多半通过使它发达的那些因素的作用而破灭，除非他把它交给另一个像他过去那样坚强的人。可见，个别厂的兴衰可以是经常的，而一个巨大的工业却经历着长期波动，甚或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如同树叶子（重述以前的例证）进行着大量的新陈代谢，而树本身却年复一年不断地成长一样。②②见第4篇，第9、10、11、12、13章；特别是第11章的第5节。

这样看来，决定个别厂所支配的那些生产便利的因素和决定某业全部产量的因素，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规律。如我们考虑到销售上的困难，这种区别也许就更加显著。例如，满足特殊趣味的某些工业，多半进行着小规模的生产；它们一般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以致其他行业中业已采用的机器和组织方式很容易为它们所使用；因此，它们生产规模的扩大肯定会同时引出许多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但这正是那样一些工业，其中各厂多半或多或少地固守它自己的特定市场；如果它限于这种范围，则它的生产的任何急剧增长多半会使该市场的需求价格下降，且下降得和它行将获得的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不相称；即使它的生产相对于那个广大市场（从较一般的意义上说是它为之生产的市场）只占有极小的部分。

实际上，当商业清淡时，一个生产者往往力图在他自己的特定市场外按略多于商品主要成本的价格出售他的剩余商品，而在他的市场他仍然力求按几乎抵偿补充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其中大部分是对投于建立他的企业外部组织的资本的预期报酬。①

①这点可以这样表示：当我们考虑个别生产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他的供给曲线和他自己的特殊市场的特殊需求曲线相配，而不是和广大市场上他的商品的一般需求曲线相配。这条特殊需求曲线的斜度一般是很大的，也许和他自己的供给曲线的斜度相同，即使产量增加将使他获得大量内部经济。

此外，补充成本相对于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商品的直接成本说来照例要比其他商品大些①；因为它们的生产需要在物质设备和建立商业往来方面投下大量资本。这就使他格外害怕破坏他自己的特定市场，或害怕因破坏共同市场而引起其他生产者的不满。而这些，如我们所知，是在生产设备未得到充分利用时当作决定商品短期供给价格的因素。

①当然这不是一个普遍准则。例如，不妨指出，因途中缺乏旅客而损失四便士票价的一辆公共汽车的纯损失，是接近四便士，而不是接近三便士，虽然公共汽车业也许遵守的是报酬不变规律。又如假使不是害怕破坏自己市场的话，用手工制鞋而推销费用很大的摄政街的鞋匠，为了避免失去一宗特殊定货而情愿减低其正常价格，所减之数也许比使用大量贵重机器并一般享有大规模生产经济的制鞋工业家还要多些。还有和连带产品的补充成本相关的其他困难，如为了以广招徕按接近主要成本的价格出售某些商品的做法（见以上第5篇，第7章，第2节）。但这些无须在这里特别加以讨论。

因此，我们不能把个别生产者的供给条件当作决定一个市场的一般供给条件的范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在商业进展上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厂寥寥无几，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个别生产者和他的特定市场的关系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全体生产者和共同市场的关系。②

②关于个别厂从产量增加而获得大规模生产经济的效果的抽象推理，不仅在细节上，而且甚至在它们的一般结果上，容易发生错误。这几乎是等于说，在这种场合，决定供给的那些条件应加以全面地表述。它们往往被不易觉察的那些困难所阻碍，而在用数学公式企图表示某业的均衡条件时尤其感到棘手。有些学者，古尔诺也在内，所得到的实际上是个别厂的供给表；它表明该厂的产量增加使它获得大量内部经济，从而大大降低生产费用；他们坚信他们的数学，但是显然没有察觉他们的前提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结论：即不论任何一个厂，如最初经营有方，将垄断该区该业的全部生意。而回避这种困难的其他学者认为，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来说，是不存在着均衡的；又有些人怀疑，表示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的任何供给表是否站得住脚。参阅数学附录中注14，其中涉及这种讨论。针对上述困难而想出的那个补救方法，是在一般重要推理的指导下把每个重要具体场合大多当作一个独立的问题来研究。扩大一般命题的直接应用范围以便使它们有可能对所有困难提供适当解决的企图，会使它们过于繁杂，而失去它们应有的作用。经济学“原理”的目的只能是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研究提供指导，而并不企图替代独立的思考和研究。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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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厂的历史不能算作一个工业的历史，如同个人的历史不能算作人类的历史一样。但人类的历史是个人历史的结果；而为一个共同市场提供的生产总量，是引诱各个生产者扩大或缩小他们生产的那些动机的结果。正在这里，我们那个代表性厂的方法对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假想不论任何时候该厂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均份额。我们认识，这样一个厂的规模，虽部分地取决于技术和运输成本的变动，但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是由工业的一般扩展所决定。我们认为它的经理考虑他是否值得增加某项新业务，是否值得引用某种新机平等等。我们认为他把这种变动所造成的产量或多或少地当作一个单位，并权衡其利害得失。①①见以上第5篇，第5章，第6节。

这就是我们所注意的那种边际成本。我们并不期待它因需求的突然增加而立即下降，相反地，我们期待短期供给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们也料到需求的逐渐增加使典型厂的规模渐渐扩大并提高它的效率；增加它所拥有的那些内部和外部经济。

这就是说，当作这些工业的长期供给价格表的时候，我们要写出已减少的供给价格和与其相对的已增加的商品数量，借以表明，那种已增加的数量将按较低的价格及时得到供应，以满足那相当稳定的相应需求。我们不计那些新的重大发明可以产生的任何经济，但是我们却包括那些运用现有观念可能获得的经济；我们期待那种兴衰力量之间的均衡位置，而这种均衡，如果所述条件假定在长期内一致发生作用，是会达到的。但是必须要广泛地来理解这些概念。设法使这些概念精确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在讨论中几乎包括全部现实生活条件，那末，问题就难得不能加以解决；如果我们只选择几个条件，那末，关于它们的那些繁琐而微妙的推理，将变成科学游戏，而不是指导实际工作的工具。

正常供求的稳定均衡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概念的具体化；在起初级阶段，它与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从而对那些最强而经常出现的经济力量作用的主要方法提供了一副相当逼真的图景。但是如果把它推到悠远复杂的逻辑结果，它就与现实生活隔绝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接近经济发展的主题；因此，在这里特别需要记住的是，经济问题，如它们被当作静态均衡而不当作有机发展的问题时，是表述得不完全的。因为虽然只有静态讨论能给予我们以明确的思想，从而，是把社会较达观地看作一个有机体的必由之路，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静态均衡理论只是经济研究的入门；它甚至也只是对那些有报酬递加趋势的工业的进步和发展的研究的入门。它的限界经常为那些特别是从抽象观点来研究它的人所忽略，以致有使这种理论完全定型的危险。但是有了这种警惕，就不妨冒险尝试一番；这个问题将在附录八中略加讨论。

第十三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变动的理论同最大限度满足原理的关系

第一节 引论

在本篇前几章，特别是在第十二章，我们考察了供求适应中的渐变。但是任何时尚的重大而持久的改变；任何重大的新发明，人口因战争或瘟疫而发生的任何减少，所述商品，或其中所使用的某种原料，或充作它的竞争品和可能代替品的另一种商品的货源的增加或减少，其中任何一种变动都可以使该商品年（或日）生产和消费量的价格不再等于该生产和消费量的正常需求价格与正常供给价格；换句话说，它们会使作出新的需求表，或新的供给表，或新的需求和供给表成为必要。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研究这些问题。

一种商品正常需求的增加，是指各种数量都能找到买主的那种价格的增加，或在任何价格下都能找到买主的那种数量的增加，二者指的都是同一回事。造成这种需求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有的也许是由于该商品日益时新，有的也许是由于它有了新的用途或为它开辟了新的市场，有的也许是由于可以充作它的代替品的那种商品的供给长期减少，或社会财富和一般购买力的长期增长等等。相反的变动将使需求减少，从而使需求价格下降。同样地，正常供给的增加，是指按各种价格可以供给的那些数量的增加，或各种不同的数量依以供给的价格的减少。①造成这种变动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因改进交通或用其他方式而开辟了新的供给来源，也许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如新的制造方法或新机器的发明；此外，也许是由于获得生产补贴。相反地，正常供给的减少（或供给表的上升），也许是由于新的供给来源的阻塞或纳税。

①需求价格或供给价格的上升或下降，当然意味着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的上升或下降。如果变动是逐渐的变动，则供给曲线将相续采取一系列的位置，其中每个位置略在前一位置之下；这样，我们也许会表示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来的工业组织的逐渐改善的影响，而这我们曾用它对长期曲线的供给价格的影响来表示。在肯宁汗爵士私人印发的一篇优秀的论文中有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实际上似乎是说，长期供给曲线应当被看作是用某种方式代表许多短期供给曲线的；其中各条曲线始终都假定着那种工业组织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本身是属于由与Oy相距之此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的交点所代表的那种生产规模的（比较附录八中之第3节）；关于需求曲线，也是如此。

第二节 正常需求增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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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从三种观点即从所述商品遵守报酬不变规律，或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规律来考察正常需求的增加的结果。这就是说，该商品的供给价格对各种产量来说实际不变，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

在第一种场合下，需求的增加只增加产量，而不改变它的价格；因为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正常价格完全是由它的生产费用所决定：需求超出下述范围在这方面不起作用，即除非按固定价格对该商品有某种需求，则它根本不会被生产。如果商品遵守着报酬递减规律，那末，该商品需求的增加将使其价格上升，并使产量增加，但增加得没有在报酬不变规律下那样多。

反之，如果商品遵守着报酬递加规律，那末，需求的增加将使产量增加（比在报酬不变规律下增加得多些）同时并降低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每周有一千件东西被生产出来并按十先令的价格卖掉，而每周生产两千件东西的供给价格也许只是九先令，那末，很小的正常需求增加率可以逐渐使这个价格变成正常价格；因为我们所考察的时间长得足以使决定供给的那些因素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常作用。不论在哪种场合，如果正常需求减少，而不是增加，则价格将上升。①①在使我们充分理解本章所提出的问题上，图解是有特殊的帮助的。

第24、25与26三图各自代表报酬不变，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加三种场合。最后场合下的报酬在生产增加的初期是递减的，但是在达到原均衡位置后（即对大于OH的各种商品产量来说）却转而成为递加的，在各个场合，SSD为供给曲线，DDD为原来需求曲线的位置，dd为正常需求增加后的位置。在各个场合，A与a各自为原有的均衡位置与新的均衡位置，AH与ah为原来的正常或均衡价格与新的正常或均衡价格，OH与Oh为旧均衡产量与新均衡产量。在各个场合，Oh大于OH，但在第26图中，Oh略大于OH，而在第26图中Oh比OH要大得多（这可以按后来，在讨论正常供给条件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相同而更加重要的问题中所采用的方法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在第24图中，ah等于AH，在第25图中，ah大于AH，在第26图中，ah小于AH.

正常需求减少的结果可以用同样的图解求得，ddD当作原来需求曲线的位置，DD当作新需求曲线的位置；ah为旧均衡价格，AH为新均衡价格。　　本节论证曾被某些著作家用来维护这一主张：即对进口工业品征收保护税一般能扩大那些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并且借助于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最后降低它们对本国消费者的价格。的确，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如果"保护幼稚工业"制度选择得恰当，最后是可以取得这种结果的；在这个国家里，工业，像儿童一样，是能够迅速成长的。但是即使在那里，为了特定利益者的发财致富，保护政策也动辄为人所误用。因为占绝对优势的工业是那些工业，这些始工业的规模已经是如此之大，以致进一步的扩大只会带来少量新的经济。当然在早已采用机器的国家，像在英国，工业一般都超过借保护获得巨大利益的阶段，而对任何一种工业的保护差不多总是有缩小其他工业的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的趋势。这几点意见只表明这个问题是复杂的，除此之外，别无所图。

第三节 正常供给增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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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正常需求的增加，在各种场合都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在某些场合将使价格上涨，而在另一些场合将使价格下降。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知道，供给的各种便利的增进（使供给表下降），在它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总会降低正常价格。因为倘正常需求保持不变，则增加了的供给，只能减价出售；但是由于供给的某种增加而引起的跌价，在某些场合比在另一些场合将是大得多的。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则价格下落得很少；因为那时伴随着生产增加的种种困难将有抵销供给的新便利的趋势。反之，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则生产增加将会带来更多的便利，而这些便利将与那些因供给的一般条件的变动而产生的便利相辅而行；二者一道将能使生产有很大的增加从而使价格下降（在需求价格下跌赶上供给价格下跌之前）。如果需求恰巧是很有弹性的，那末，正常供给的种种便利略有增加，如某种新的发明、机器的引用、新的廉价货源的开辟、租税的撤销、或补贴的获得，可以使生产大量增加和价格下降。①

①所有这些，通过图解可以一目了然，的确，问题中的某些部分，如不借助于图解，是无法加以满意的论述的。第27、28与29三图各自代表报酬不变，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加三种场合，在各图中，DDD为需求曲线，SSD与ss为旧供给曲线位置与新供给曲线位置。A为旧稳定均衡位置，a为新稳定均衡位置。在各个场合下，Oh大于OH，ah小于AH.但在第28图中，变动不大，而在第29图中变动却很大。当然，需求曲线必须位于旧供给曲线A点右下方，否则A就不是稳定均衡点，而是不稳定均衡点了。但是根据这个条件，需求的弹性愈大，也就是说，在A点的需求曲线愈近于水平线，则a与A的距离愈大，从而，生产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也就愈多。全部结果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可以说明如下：第一，设A点的需求弹性为已知，从生产中使用的追加资本与劳动所得的报酬愈多，则生产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将愈大。这就是说，在第28图中A点的供给曲线愈近于水平线，和在第29图中它的斜度愈大（根据上述条件，即它不位于需求曲线A点右下方，从而使A成为不稳定均衡点），则生产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将愈大。第二，设A点的供给曲线位置为已知，需求的弹性愈大，每个场合下的生产的增加将愈多；但在第28图中价格的下降将愈小，而在第29图中价格的下降将愈大。第27图可以被看作第28图或第29图的一个极限场合。所有这些推理是假定商品始终是遵守着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规律。如果它开头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继而又遵守报酬递加规律，从而供给曲线的一部分是向上倾斜，而另一部分又向下倾斜，那末，关于供给便利的增加对价格的影响是无法作出一般准则的，虽然在各个场合它必然导致产量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具有不同的形状，特别是像和需求曲线相交一次以上的供给曲线，可以得出许多奇异的结果。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小麦税是不适用的，如果它为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面包的工人阶级所消费；这种方法也不适用于对一切商品所征的一般税，因为在这些场合下都不能假定，货币对个人的边际价值在征税以后仍然和以前大致相同。

如果我们考虑到第六章中所述的复合供求与连带供求的种种情况，我们就给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繁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用这两章中所用的方法来解决。

第四节 报酬不变、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加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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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供给条件的变动对于消费者的剩余或租的影响。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用一种税代表使商品各种不同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普遍增加的那些变动，用补贴代表使这些不同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普遍下降的那些变动。

首先，如果商品是生产中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一种商品，从而，它的各种不同数量的供给价格都相同，那末，生产者剩余的减少将多于对生产者报酬的增加；因此，在征收某种税的特殊场合下，将超过国家的总收入。因为就商品消费继续保存的那部分来说，消费者之所失等于国家之所得；而就因价格上涨而被毁的那个消费部分来说，消费者的剩余被毁灭了；当然，生产者或国家都没有因此而得到补偿。①反之，由对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补贴所引起的消费者剩余的增益小于补贴。因为在补贴以前所存在的那部分消费方面，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恰等于补贴量，而在补贴所引起的新的消费方面，消费者剩余的增益小于补贴。②①这，从图解可以一目了然。旧报酬不变供给曲线SS′交需求曲线DD′于A：DSA为消费者剩余。后来因征税Ss，则新的均衡点为a，消费者剩余为Dsa.总税额仅等于矩形sSKa，亦即按Ss的比率对商品产量sa之税。而它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少一块面积aKA.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纯损失aKA的小或大，要看aA斜度的大或小而定。例如，对那些最没有需求弹性的商品（如必需品）来说，aKA是最小的。因此，如果必须要向任何阶级征收一定的总税额，那末，对必需品征税比对奢侈品征税会使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有所减少，尽管奢侈品和在较小程度上的安逸品的消费表明有负担租税的能力。②如果现在我们把ss′当作旧供给曲线，而这一曲线因补贴而下降至SS位置，那末，我们看到消费者剩余的增益等于sSAa。但是所付补贴为Ss与产量SA之积，等于矩形sSAL。它比消费者剩余的增益多一块面积aLA。

但是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某税通过提高它的价格并减少它的消费，将降低它的生产费用（除税外）：结果将是供给价格的增加，所增之数小于全部税额。在这个场合，税的总收入也许大于由此而来的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如果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是如此强烈，以致消费稍有减少就使生产费用（除税外）大大减少，那末，税的总收入将大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①①设旧供给曲线为SS′（见图31），设征税使之提高到ss′；设A与a为旧均衡位置与新均衡位置，并通过A与a作直线平行于Ox与Oy（如图所示）。因对每单位征收aE的税（如图所示）；在新均衡位置下生产Oh单位，亦即CK单位，则总税收将为cFEA，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将为cCAa；这就是说，总税收将大于或小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要依CFEK大于或小于aKA而定：而如图所示，CFEK比aKA是大得多的。如果把SS′画得表明报酬递减规律只是起着微弱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SS′在A的附近几成为一条平行线，则EK势必很小；而CFEK势必小于aKA。

另一方面，对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补贴，将导致生产增加，并将使耕作边际扩大到生产费用（不包括补贴）比从前多的那些地方和条件。因此，它将降低对消费者的价格，并增加消费者的剩余，所增之数比商品在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条件下要少些。在那个场合，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小于补贴对国家的直接成本；因此，在这个场合，它是小得多的。①①为了说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把第31图中的ss′当作补贴以前的供给曲线位置，SS′当作补贴以后的供给曲线位置。从而，a为旧均衡点，而A为取得补贴后的新均衡点。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只等于cCAa，而如图所示，国家对该商品的每个单位是按AT比率支付补贴的；因为在新均衡位置下生产了OH，亦即CA单位，所以补贴总额等于RCAT，它包括并且必然大于消费者剩余的增加。

根据同样的推理可以证明，征自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的税比征自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税对消费者更为有害。因为它减少需求，从而，降低产量。这样它也许使生产费用略有所增。它使价格提高得超过税额；并且最后减少消费者的剩余，所减之数大大超过该税给国库带来的总收入。②反之，对这种商品的补贴使它对消费者的价格如此暴跌，以致由此而来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也许超过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贴总额；倘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十分强烈，即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一定将超过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贴总额。①

②例如，设第32图中的SS′为旧供给曲线位置，ss′为征税后的供给曲线位置，A与a为旧均衡点与新均衡点，如在第31图中的那一场合，则总税额为CFEA，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为cCAa；前者总是小于后者。文中所述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如果把它运用于实际问题，尚须考虑那些曾被忽略了的种种因素。提供报酬递加的工业，几乎总是在发展着，因此，总是在获得大规模生产的经济的。如果租税很少，则它也许只能使这种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使之收缩。即使租税很重，工业收缩，如在附录八中所解释的，则许多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将至少有一部分得到保存。因此，ss′不应有和SS′一样的形状，距离aE应小于AT.①为了说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把第32图中的ss′当作补贴以前的供给曲线位置，SS′当作补贴以后的供给曲线位置。那末，如在第31图中的那一场合，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cCAa，而国家直接支付的补贴为RCAT.如图所示，cCAa比RCAT是大得多的。但是的确，如果我们把ss画得表示报酬递加规律起着微弱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它在a的附近几近于一条水平线，那末，补贴的增加比消费者剩余的增加要多些；而这个场合和第30图所代表的那个对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实行补贴的场合几无区别。

如有必要考虑租税征收费和补贴管理费以及租税或补贴可能产生的许多间接的经济和道德的效果时，上述结果对研究财政政策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某些租税原理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这些部分结果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阐明下述一般理论，即供求的（稳定）均衡位置也是最大满足的位置：有一种抽象而尖锐的理论，这种理论特别是自从巴师夏的经济调和论以来曾风靡一时，而它是我们此刻所要讨论的。

第五节 最大限度满足的抽象原理的说明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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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的确有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供求的每个均衡位置大致可以看作最大满足的位置。①因为倘需求价格超过供给价格，的确可以按那些价格实行交易，而这些交易对买主，或卖主，或买卖双方都提供剩余满足。至少对双方中的某一方，他所收受的东西的边际效用大于他所让与的东西的边际效用；而另一方即使不因交易而有所获，但也不因交易而有所失。这样每进行一次交易就使双方的总满足有所增加。但是当均衡出现，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就没有取得任何这种剩余的机会；各方所收受的东西的边际效用不再超过他在交易中所让与的东西的边际效用。而当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产量，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时，买主可以接受而卖主又不遭致损失的那种交易条件是无法达成的。①比较第5篇，第1章，第1节。不稳定均衡现在可以置而不论。

的确，供求的均衡位置在下述限制的意义上说是最大满足的位置，即有关双方的总满足一直增加到该位置的确立而后止；而超过均衡产量的任何生产，如买主与卖主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各行其是，就无法长期维持。

但是有时有，而且往往也暗含着这样一种论断，即供求的均衡位置是在此词充分意义上说的最大总满足的位置。这就是说，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水平会直接（亦即不以增产的困难和它可能引起的任何间接的祸害为转移）减少当事双方的总满足。这个理论，如作这样的解释，就不是普遍真实的。

首先，它假定各当事人之间在财富上的一切差别可加以忽略，其中任何一方用一先令测定的满足可以看成是等于任何另一方用一先令测定的满足。事实很明显，如果生产者作为一个阶级比消费者要穷得多，那末，通过限制供给，从而使需求价格激增（亦即当需求没有弹性时），就会增加总满足；而如果消费者作为一个阶级比生产者要穷得多，那末，通过扩大生产使之超过均衡产量，并亏本出售商品，就会增加总满足。①

①在此例中，被交换的两种东西中的一种是一般购买力。但是如果采珍珠的贫苦居民依靠交换珍珠的富有居民来取得食物，这个论点也是站得住脚的。

但这点可留待以后讨论。实际上它只是下述一般命题的一个特殊事例，即自愿地或被迫地把富人的某些财产分配给穷人在表面上似乎可以使总满足有所增加；而在研究现存经济条件的初级阶段，不去探究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合理的。因此，只要我们留意，是可以作这样的假设的。

但其次，最大满足理论假定生产者对商品所取价格的每次下降使他们遭受相应的损失；而这对于工业组织上的改善所造成的价格下降是不适用的。如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则商品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点可以使供给价格暴跌；虽然对于增加了的数量的需求价格甚至减得更多，从而，那种生产会对生产者造成某些损失，但是这种损失比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所代表的对消费者的利益的货币价值是小得多的。

因此，在那些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十分强烈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正常供给价格锐减的商品的场合下，足以引出按低得多的价格大大增加供给的补贴所用的直接费用，比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是少得多的。如果消费者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就会实现那些条件，而这些条件会使这种行为既大大有利于生产者，同时又给消费者留有巨大的利益差额。①

①多重（稳定）均衡位置的事例，虽然没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但对最大满足理论在被表述为普遍真理时所引起的错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说明。因为产量很少而售价很高的那种均衡位置将会成为头一个出现的位置，一经出现，根据那个理论，它就被看作提供唯一最大总满足的位置。但是相应于产量较多而价格较低的另一个均衡位置对生产者是同样满意的，而且对消费者是更加满意的；第一个场合的消费者剩余超过第二个场合的差额等于总满足的增加。

第六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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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社会对他们自己的收入或对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生产征税，并把它用来当作报酬递加规律起强烈作用的那些商品生产的补贴。但是在采取这种方针之前，他们务必有种种考虑，而这些考虑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一般理论的范围，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他们势必要考虑到：征收租税和实行补贴的直接与间接费用；使租税负担和补贴利益公平分配的困难；营私舞弊；以及在过去获得补贴的行业和希望获得补贴的其他行业中人们有把经营自己企业的精力转向拉拢管理补贴者的危险。

除开这些半伦理性质的问题，还有具有严格经济性质的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和任何特定租税或补贴对占有生产所述商品的土地的城乡地主的利益的影响有关。这是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细节上是如此不同，以致不便在这里加以讨论。①

①农产品税的征税范围将在以后借助于类似那些用来表示土地肥力的图解（见第4篇，第3章），加以讨论。地主的地租占有了几乎所有商品总售价的一份。但在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商品的场合下，它是最显著的；一般的假设将使第33图（即第31图的复制）能够大致表示这个问题的主要特点。

附录八中有一个论点，它认为我们不能轻意假定，在肥田上和有利环境下种植作物的生产费用和生产进行的程度无关；因为生产的增加多半导致组织的改善，如果不是农业本身的组织，也是那些附属于农业，特别是运输业组织的改善。但是我们可以暂时作这样的假设，以便对问题的一般轮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尽管我们决不应该忘记，运用根据这个假设所作的一般推理时，必须计及我们在这里所忽略的那些事实。根据这个假设，SS′为征税前的供给曲线，地主的地租为CSA.征税以后，供给曲线上升到ss′，则地主的地租等于cOha（按价格ha出售农产品量Oh所得的总价格）减去总税额cFEA和不包括地租在内的农产品量Oh的总生产费用OhES.这就是说，地租等于PSE（图中曲线ss′和曲线SS有相同的形状，借此表示税是计量税；这就是说，不论商品的价值如何，对每单位商品所征的税是一致的。上述论点并不取决于这个假设，但是如果这样，那末，我们可以用简便的方法在csa求出地主的新地租，那时它等于FSE）。这样，地主的地租损失为CFEA；而这加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cCAa就构成cFEAa，它比总税额多aAE.另一方面，直接支出的补贴超过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和根据上述假设计算的地主剩余的增加。因为设ss′为供给曲线的原来位置，SS′为补贴以后的供给曲线位置，则根据这些假设计算的新的地主的剩余为CSA，亦即RsT；而这又比原来地主的地租csa多RcaT.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等于cCAa；因此，补贴总额RCAT比消费者剩余和地主地租的增加多TaA.

第七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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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必须加在下述理论中的第二个大限制的性质，说的已经够多了，这个理论是，鼓励每一个人按照他最相宜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资金，一般地将获得最大的满足。很显然，如果他把他的收入用得增加了对穷人服务的需求，从而增加了他们的收入，那末，他使总满足得到的增加比他使富人增加等量收入时还要多些，因为一个先令给穷人带来的满足比给富人带来的满足要大得多；也很明显，他购买那些生产中能增进生产者品质的东西比那些生产中能降低生产者品质的东西对社会更为有益。①此外，即使我们假定，值一先令的满足不论对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每先令的消费者剩余不论来自何种商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那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使用自己收入的方式对社会有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为倘他把收入用于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商品，则他使那些商品更不易为他的邻人所得，从而，降低他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如他把收入用于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商品，则他使别的人更易于获得这些商品，从而，增加他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①比较第3篇，第6章。

此外，一般认为，对各种经济商品（有形的和无形的）按价值征收相等的税，或征收支出税似乎是最好的税；因为它不能使个人的支出脱离常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即使暂时忽略这一事实，即一种税或补贴的直接经济效果并不能构成实行它以前所必须权衡的全部考虑，而且往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考虑部分，我们也知道：第一，支出税对消费者剩余的毁灭通常比专门对那些很少有大规模生产经济的可能并且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税要大些；第二，政府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征税，并把部分所得用来补贴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对社会是更加有利的。

要知道，这些结论本身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的适当理由。但是它们表明，有许多工作留待我们去做，即通过慎重的搜集供求统计资料，并科学地解释它们的结果，以便发现什么是社会力所能及地把各个人的经济活动纳入最能增进总满足的那些途径的工作范围。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有其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章，第9节中认为，虽然大战期间输入外国粮食方面的种种困难使资本从较有利的工业投资转向较不利的农业投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农业地租的相应增长，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种新的途径也许“对国家是较有利的”途径，“虽然对个人不是较有利”的途径；在这点上他无疑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因粮食价格的相继上涨而对公众所造成的极其重大的损害，和消费者剩余的相继毁灭。西尼尔在研究农产品和工业品场合下一方面是需求增加的与另方面是租税的各种不同影响时，考虑了消费者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第118—123页）。在输出农产品的那些国家里，保护主义者所曾利用的论点和本章所提供的论点如出一辙；同样的论点，特别是在美国（如H．O．亚当斯先生）现在被用来维护国家积极干预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工业。这个图解方法曾被杜普特在1844年用近于本章所用的方式加以使用，而在1871年詹金又独自使用了这个方法（《爱丁堡哲学通报》）。

第十四章 垄断理论

第一节 我们现在将比较垄断者从高价格所得到的收益和低价格对公众的利益。

从未有人认为，垄断者在追逐其本身利益时，是自然而然地走向最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的途径的，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看得比社会任何其他成员更加重要。最大满足理论从来没有应用于垄断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但是，研究了垄断者与其余社会成员的利害关系，研究了比垄断者只考虑自己利益时对整个社会更为有利的那些可能措施的一般条件，可以了解许多东西。为此目的，我们现在要寻求一种方法来比较垄断者采取不同方针时给公众和垄断者所带来的相对利益。

在下卷中我们将研究现代企业同盟和垄断组织的各种不同形式，其中某些最重要的垄断组织形式，如“托拉斯”，只是新近的产物。现在我们只考虑决定垄断价值的那些一般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权规定所销商品的数量或销售价格的各个场合下是可以多少明白地加以确定的。

第二节 显然垄断者所关注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纯收入。

垄断者的利益显然不是在于把供给和需求调节得使他出售商品所能取得的售价恰够补偿它的生产费用，而是在于把它们调节得能够给他提供最大可能的纯收入总额。

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纯收入一词意义的困难。因为在自由竞争下所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价格包括正常利润；它的全部，或无论如何在扣除所用资本的利息和损失保险费后的余额，往往被不加区别地算作纯收入。当某人所经营的是自己的企业时，他往往不把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管理报酬的那部分利润同因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垄断性质这一事实而来的额外利益区别开来。

如果是一个公共公司的话，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那里全部，几乎全部管理费用都作为确定的数额而列入帐中，并且在宣布公司的纯收入以前，要从它的总收入中加以扣除。

分给股东的纯收入包括所投资本的利息和风险损失的保险费，很少包括或者说，不包括管理报酬；因此，红利超过所谓利息与保险费的那个差额，就是我们所求的垄断收入。

由于在公共公司比一个私厂实行垄断时更易于准确说明这种纯收入额，我们就以举出拥有对某城煤气供应的垄断的某煤气公司为例。为简单起见，假定该公司把它自己的全部资本已经投于固定设备，而扩大企业所需要的任何更多的资本可以按固定的利息率发行债券取得。

第三节 垄断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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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的需求表和在非垄断条件下的需求表相同；它载明每千呎（立方呎，下同）的价格，城市消费者将据此使用其若干呎。但供给表必须表明各种不同供给量的正常生产费用；而这些费用包括它全部资本（不论是属于股东的资本，还是按固定利息率发行债券借来的资本）的利息；也包括公司董事和长期职员的工薪，而这些工薪多少以对其工作的需要为准，因此，随着煤气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垄断收入表的作法可以说明如下：针对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列出它的需求价格与按上述方式计算的供给价格，再从相应的需求价格中减去各种供给价格，并针对该商品的相应数量把这差额列入垄断收入栏中。

例如，如果每年按每千呎三先令的价格可以出售十亿呎煤气，而这个数量的供给价格为每千呎二先令又九便士，那末，在垄断收入表中的这个数量后面为三先令；它表明出售这个数量以后就有三百万便士或一万二千五百镑的纯收入总额。公司只注意自己当前的红利，它的目的在于把煤气价格规定在赚取最大可能纯收入总额的水平上。①

①例如，DD′为需求曲线，SS′为相应于文中所说的供给表的曲线，设Mp2p1为通过Ox上任意一点M所作之垂线，交SS′于p2，交DD′于p1，并取一截线Mp3＝p2p1，则p3之轨迹将为我们的第三条曲线QQ′，这条曲线我们可以叫做垄断收入曲线，少量煤气的供给价格当然将是很高的；而在Oy的附近供给曲线将位于需求曲线之上，因此，纯收入曲线将位于Ox之下。它将交Ox于K，继交ox于H，K与H系供求曲线的交点B与A之垂线上的二点。在QQ′上求出一点q3，并使Lq3垂直于Ox，OL×Lq2为最大数，则求得最大垄断收入。延长Lq3交SS′于q2，交DD′于q1，如果该公司希望获得当前的最大垄断收入，它将规定每千呎煤气的价格于Lq1，从而将销售OL千呎；每千呎的生产费用将为Lq2，而纯收入总额将等于OL×qq，亦即等于OL×Lq.　　图中虚线即数学家所谓之直角双曲线。但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收入不变曲线。因为它们是这样一些曲线，即如果从其中任何一条曲线上的一点作垂线分别垂直于Ox与Oy（一垂线表示每千呎的收入，而另一垂线表示所销售的千呎数），则它们的积对于同一曲线上的各点来说将为一个不变量。当然靠近Ox与Oy的内曲线比外曲线的这个积要小些。因此，因p3比q3位于较小的收入不变曲线上，则OM×Mp3小于OL×Lq3.要注意的是，q3是QQ′与收入不变曲线中的一条曲线相切的切点。这就是说，q3比QQ′上任何别的点都位于较大的收入不变曲线上；因此，OL×Lq3不仅在M在图中所示的位置上大于OM×Mp3，而且在M沿Ox所取的任何位置上都大于OM×Mp3.这就是说，q3是在QQ′上曾被正确地选定的代表最大垄断收入总额的那一点。这样我们求出准则如下：如果通过QQ′与许多收入不变曲线之一相切的切点作垂线与需求曲线相交，则该交点与Ox的距离将为出售商品以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那一价格。见数学附录中注22.

第四节 对垄断征收总额不变的税，不会使生产减少，和垄断纯收入成比例的税也不会使生产减少；但是如果根据产量征税，就会使生产减少。

假定供给条件发生了变化；有些新的费用势必开支，或有些旧的费用可以节省；或者也许交纳新税，或者得到了补贴。

首先假定这种费用的增加或减少等于一个固定的数额，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该业负担，并不因商品产量的变动而变动。那末，不论所索价格和所销商品数量如何，垄断收入将有所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或减少之数等于这个数额；因此，变动以前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那种销售价格在变动以后也将提供这种收入；因此，这种变动将不会引诱垄断者来改变他的生产方针。例如，假定每年按每千呎三十便士的价格出售十二亿立方呎的煤气获得最大垄断收入：假定这个数量的生产费用等于每千呎二十六便士，并留有四便士作为每千呎的垄断收入，亦即垄断收入总额为二万镑。这是它的最大值：如果公司的定价较高，比方说，每千呎三十一便士，而只能出售十一亿立方呎的煤气，则他们也许每千呎获得四点二便士的垄断收入，亦即总数为一万九千二百五十镑；而为了销售十三亿立方呎的煤气，他们也许不得不把价格降低至比方说二十八便士，并且也许每千呎获得三点六便士的垄断收入，亦即总数为一万九千五百镑。可见，他们定价三十便士比定价三十一便士能多得七百五十镑，比定价二十八便士能多得五百镑。现在假定不论销售量如何每年向煤气公司征收一万镑的固定税额。那末，他们的垄断收入，如定价三十便士，将为一万镑，如定价三十一便士，将为九千二百五十镑，如定价二十八便士，将为九千五百镑。因此，他们将继续定价三十便士。

这对那种不与该业的总收入成比例而与它的垄断收入成比例的税或补贴是同样适用的。因为假定所征的税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占垄断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比方说占它的百分之五十，则公司的垄断收入，如定价三十便士，将为一万镑，如定价三十一便士，将为九千六百二十五镑，如定价二十八便士，将为九千七百五十镑。因此，他们将仍然继续定价三十便士。①

①如果垄断经营费用中加上一个独立于产量的总额（税或其他），结果将使垄断收入曲线上的各点下降至比它原位于该曲线上的那点小一个固定数额的代表收入不变的收入不变曲线上的点。因此，新垄断收入曲线上的最大收入点直位于旧垄断收入曲线之下。这就是说，销售价格和产量照旧不变，如有固定的补贴或经营费用总额中其他的定额减少，则相反。关于比例于垄断收入的税的影响，请参阅数学附录中注23.

但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一种税或其他新的额外费用超过了最大垄断收入，则它将使垄断完全停止；它将把过去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价格变成使继续实行垄断所引起的损失减至最小程度的价格。

相反地，与产量成比例的税将诱使垄断者减少他的产量并提高价格。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减少他的费用。因此，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差额因产量减少而增加，虽然在征税以前它也许有所下降。此外，如果征税前的纯收入只是略大于那些小得多的售额所提供的纯收入，那末，垄断者会因大大缩减生产而获利；因此，在这样的场合下，这种变动多半会使生产锐减与价格暴涨。从经营垄断的费用中减少一个与垄断产量成比例的数额的这种变动将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例如，在最后一例中，如果公司定价为每千呎三十一便士，从而销售十一亿呎煤气，则每售一千呎纳税二便士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一万零八十三镑，如果定价为三十便士，从而销售十二亿呎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一万镑，如果定价为二十八便士，从而销售十三亿呎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八千六百六十六镑。因此，这种税势必诱使煤气公司把价格提高到三十便士以上，他们也许提高到三十一便士；也许提得比三十一便士还要高些；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数字不能精确地指明究竟提高到什么程度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而相反地，如果每售一千呎煤气有补贴二便士，如果煤气公司的定价为三十一便士，则垄断收入会上升到二万八千四百一十六镑；如果定价为三十便士，会上升到三万镑；如果定价为二十八便士，会上升到三万零三百三十三镑。因此，补贴会使他们减价。当然，因煤气生产方法的改进，而使垄断公司的生产成本每千呎降低二便士，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①

①文中假设，税或补贴直接比例于销售量。但是仔细考察以后，这个论点所涉及的假设只不过是这一假设，即税或补贴总额每因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个论点实际上并不要求它的增加必须与该数量完全成比例。

通过画图来代表需求和（垄断）供给的各种不同条件，以及垄断收入曲线的相应形状，是可以得到许多教益的。仔细研究这样得来的那些形状对我们的帮助比力图体现关于垄断的各种经济力量作用的繁琐推理过程要大些。在其中一个图上，用薄纸描绘收入不变曲线；而这当置于垄断收入曲线上，将立即指出最大收入的一点或几点。因为我们将发现不仅当供求曲线相交一次以上，而且不是相交一次以上时，如第35图所示，在垄断收入曲线上也往往有几点，在这几点它与收入不变曲线相切。其中各点将表明一种真正的最大垄断收入；但是其中有一点比其他任何点一般地将格外显得位于较大的收入不变曲线上，因此，表明比它们具有较大的垄断收入。如第35图所示，如果这个主要的最大点qD3适远位于较小的最大点q3的右方，则对商品的课税或提高整个商品供给曲线的任何其他变动会使垄断收入曲线下降，而下降的程度等于此数。设供给曲线从SSD上升至EED，从而设垄断收入曲线从原位置QQ′下降至ZZ′；则最大收入的主要点将从QQ′移至ZZ′，它表示生产锐减，价格暴涨，和对消费者的巨大损害。反之，任何变动，像降低全部供给价格并提高垄断收入曲线的商品补贴的影响，可以从把ZZ′当作该曲线的原位置而把QQ′当作新位置中看出来。略加考虑就很明显（但这个事实用适当的图解加以说明也许更加方便），垄断收入曲线越接近于收入不变曲线的形状，则一般商品生产费用的某种变动所引起的最大收入点位置的变动也越大。第35图中的这种变动很大，并不是由于DD′与SS′相交一次以上，而是由于QQ′的两部分位于同一收入不变曲线的附近，其中一部分远在另一部分的右方。

第五节 垄断者往往能够保持企业上的节约

。

如果垄断者所生产的销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它的供给价格（如上面所说的）等于它的需求价格，则他会失掉他所有的垄断收入。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产量总是大大小于这一数量。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垄断产量总是小于竞争产量，它对消费者的价格总是大于竞争价格。但事实却不然。

因为如生产操于一个人或一个公司之手，则所引起的总费用一般地比同样的生产总量被分配给许多较小的生产对手时要小些。他们势必彼此竞争，以广招徕，从而用于各种广告的费用总额必然要比一个厂大得多；他们不善于利用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特别是他们拿不起像单独一个大厂那样多的钱来改进生产方法和生产中所用的机器，这个厂知道它势必获得任何改进所带来的全部利益。

这个论点的确假定该厂经营有方，并拥有无限的资本支配权。这是一个不能轻意作的假设。但是如能作这样的假设，则我们一般可以得出结论：非垄断产品的供给表所表示的供给价格比我们的垄断供给表要高些；因此，在自由竞争下所生产的商品的均衡产量小于需求价格等于垄断供给价格的那一产量。①

①换言之，根据第34图所示，虽然L必然远位于H之左方，但是如果没有垄断，商品的供给曲线可位于SS′现有位置之上，以致它与DD的交点远位于图中A之左方，也许还可能位于L的左方。关于在报酬递加规律起强烈作用的那些工业中一个大厂比几个小厂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关于该企业也许有机会获得本生产部门的实际垄断，如果它历来都由那些和它的创办人同样精明强干的人所经营的话，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第4篇，第11、12章与第5篇，第11章）。

垄断理论最有趣而极其困难的应用之一是这个问题：把不同的地区划归各大铁路，以便排除那里的竞争，是否最能促进公众的利益？这种建议的主张是，一条铁路载运二百万旅客或二百万吨货物比载运一百万能够来得便宜。把公众需求分配给两条铁路将不能使它们各自提供廉价的服务。必须承认，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一条铁路所规定的“垄断收入价格”将因其服务需求的每次增加而下降。反之则反是。但是如人性所趋，经验证明，因竞争路线的开辟而对垄断的破坏加速了而不是阻碍了原有路线的这一发现，即它能够按较低的运价进行运输。此外，还有一种建议，即不久两条铁路行将合并，并使公众负担用于双重服务的那些费用。但这又只能引起新的争论。垄断理论提出了而不是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好置而不论。①

①和需求增加对垄断价格的影响有关的那些问题的全面理论探讨，需要运用数学，为此读者最好参阅埃杰沃斯教授在《经济学家杂志》Giornale　degliEconomisti，1897年10月）上所发表的关于垄断的一篇论文。但是检视第34图将表明DD′的一致上升将使L大大移向右方；而q2的继起位置也许比以前将有所降低。不过，如果有一个新的居民阶层来到本区，他们是如此富裕，以致他们的旅行意图很少受票价的影响，那末，DD′的形状将有所改变；它的左端将提高得比右端大些；而q1的新位置也许比原位置要高些。

第六节 垄断者为了他的企业的未来发展，或出于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关心，可以降低他的价格。

上面我们假定了垄断者规定他的商品价格只是从他从垄断中所能获得的当前纯收入着眼。但事实上即使他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他也多半会想到，一种东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习惯；如果他用略低于给他提供最大纯收入的那种价格可以增加他的销量，那末，他的商品的畅销不久就会补偿他现在的损失。煤气的价格愈低，人们装置煤气的倾向就愈大；一旦装置之后，即使有电或石油与之暗中竞争，人们也多半会继续使用一些煤气。更明显的事例是，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拥有运输旅客和货物到某港口或建筑星稀的郊区的垄断；这个铁路公司从商业观点看也许认为值得收取一种远低于提供最大纯收入的运费，以便使商人们惯于使用这个港口，并鼓励当地的居民来建立船坞和货栈；或帮助郊区的投机营造商建筑便宜的住宅，并迅速地接纳房客，从而给郊区带来一种早期繁荣的气氛，而这对保证它的长期成功是大有裨益的。垄断者为了发展未来生意而所受的目前部分利益的牺牲，和一个新厂为了建立商业往来而一般所受的牺牲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在像上面所说的场合下，一个铁路公司虽然不敢说有任何利他动机，但是发觉它自己的利益和它的顾客的利益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暂时牺牲一些纯收入以增加消费者的剩余对它是有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下述场合下就更加密切，即某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共同建筑一条通过该地区的铁路支线，并不过分指望这条铁路对他们的投资将提供当前的利息率（这就是说，并不过分指望像我们所说的那种铁路垄断收入将不是一个负数），而是希望这条铁路使他们的地产价值增加得使他们的全部冒险成为有利的冒险。当某市从事供应煤气，自来水，或通过修路，建桥，设立电车而提供运输便利时，往往发生一个问题，是否收费标准应该高些，以便提供适当的纯收入，并减轻市政税的负担，还是应该低些，以便增加消费者的剩余。

第七节 总利益，调和利益。

很显然，需要研究一个垄断者在下述假设基础上借以支配自己行动的那些考虑，这个假设是，他认为增加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是同样合乎他的需要的，即使他的垄断收入没有相等的增加，而只是增加比方说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话。

如果把按任何价格出售该商品所产生的消费者的剩余加于由此而来的垄断收入，则二者之和就等于因出售该商品而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带来的纯利益的货币尺度，或如我们所说的那种销售的总利益。如果垄断者把对消费者的利益看作是和对自己的相等利益具有相等的重要性，那末，他将力求生产使这种总利益成为最大的那一商品产量。①①在第36图中，DD′，SS′与QQ′所代表的需求曲线、供给曲线与垄断收入曲线是按照第34图中所用的方法作出的。从p1作p1F垂直于Oy；则DFp1是按价格Mp1出售OM千呎煤气所得的消费者的剩余。于Mp1取一点p4，使OM×Mp4＝面积DFp1.那末，随着M从O沿着Ox移动，p4将给我们作出第四条曲线，OR，这条曲线我们可以叫做消费者剩余曲线（当然它通过O，因为如商品的销数缩减为零，则消费者的剩余也消失了）。

其次从p3p1取截线p3p5＝Mp4，从而Mp6＝Mp3＋Mp4，则OM×Mp5＝OM×Mp3＋OM×Mp4.但OM×Mp4等于产量OM按价格Mp1出售时的垄断收入总额，而OM×Mp4等于相应的消费者剩余。所以，OM×Mp5等于垄断收入与消费者剩余之和，亦即社会从商品的产量OM行将获得的（用货币衡量的）总利益。p5的轨迹是我们的第五条曲线，QT，这条曲线我们可以叫做总利益曲线。它与收入不变曲线之一相切于t5，而这表明：如果销售量为OW，或销售价格定于对OW的需求价格，则（用货币衡量的）总利益是最大的。　　但是垄断者往往很少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看得和一镑的垄断收入同样地合乎需要。即使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是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这一事实，即如果它放弃了一种收入来源，它一般地必须指靠本身具有不利的另一些来源。因为它们将势必引起征收上的磨擦和费用，以及对公众的某种损害，像我们所曾提到的那种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它们从来不能调节得十分公平，当计及社会不同阶层将因建议政府放弃它的某些收入而获得的利益份额不等时，更是如此。假定垄断者折衷一下，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算作比方说等于十先令的垄断收入。假定他计算按任何既定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所得的垄断收入，并且假定他把相应的消费者剩余的二分之一加于这种收入，则二者之和可以叫做折衷利益；他将力求规定一种使这种利益尽可能大的价格。①

①如果他折衷的根据是一镑的消费者剩余和n镑的垄断收入同样重要，其中n为正分数，试于p2p3取一点p6，使p3p6＝n·p3p5亦即等于nMp4，则OM×Mp6＝OM×Mp3＋nOM×Mp4；亦即它等于按价格Mp1出售商品量OM所获得的垄断收入加上从该销量所得的消费者剩余的n倍。因此，等于该销量所提供的折衷利益。p6的轨迹是我们的第六条曲线，这条曲线我们可以叫做折衷利益曲线。它与收入不变曲线之一相切于u6；这表明，如销量为OY或销售价格定于对OY量的需求价格，则折衷利益是最大的。

下面的一般结果是可以加以精确的证明的；但是略加思索，它们的真实性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几乎无须加以证明。首先，在垄断者多少有意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比在他的唯一目的是攫取最大可能的垄断收入时，他行将出售的数量要大些（而出售该数量的价格要低些）；其次，垄断者增进消费者利益的念头愈大，亦即他依以计算消费者的剩余和他自己收入的实际价值的百分比愈大，则产量也就愈大（销售价格就愈低）。②②这就是说，首先，第36图中的OY总是大于OL；其次，n愈大，OY也就愈大（参阅数学附录中注23（乙））。

第八节 需求规律和消费者剩余规律的统计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

若干年前，人们常说：“一个把自己看作属民的代理者的英国国王应该留意的是，不要把人民的精力消耗在不值得它本身所用劳动的那种工作上，或译成普通话来说，他不从事那种收入不足以支付其成本利息的工作”。①这些话有时也许只不过是说，消费者不愿以高价大规模地购买的某种利益，多半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那些在所述工作中有私人利益的人的巧辩之中；但是他们更经常的也许是表明一种低估消费者在低价格下所拥有的利益（即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剩余）的倾向。②①引自1874年7月30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这些话颇能代表大部分公众的意见。

②第37图可用来代表政府在印度所要举办的事业。供给曲线完全位于需求曲线之上，表明所述企业在下述意义上是无利的。不论生产者定价如何，他们将要亏本；他们的垄断收入将为负数。但是总利益曲线QT升至Ox以上；并与收入不变曲线相切于t5.如果他们销售OW产量（亦即把价格定于对OW的需求价格），则由此而来的消费者剩余，如按其实值计算，将超过经营上的损失，所超过之数等于OW×Wt5所表示的数量。但是假定政府为了弥补亏损而必须征税，并且假定在计及一切间接费用和其他不利时这些税使人民的负担比政府的收入多一倍，那末，把二卢比的消费者剩余算作只能补偿政府一卢比的支出，将是必要的。为了表示根据这个假设所举办的事业的纯利益，我们就必须作出折衷利益曲线QU，如第36图所示，但使n＝1/2.因此，Mp6＝Mp3＋1/2Mp4（换言之，QU是在垄断收入（负）曲线QQ′与总利益曲线QT的中间作出的）。在第37图中这样作出的QU与收入不变曲线相切于u6，这表明：如果销售量是OY，亦即如果价格定于对OY的需求价格，则对印度的纯利益将为OY×Yu6.

私人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权衡任何方针的得失和鉴别它们真正相对重要性的那种能力。由于实践和天才而学会使各种因素各得其所的人，业已获得致富之道；我们生产力的效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能干的人，他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获得这种企业才能。但遗憾的是，这种利害得失的权衡差不多都是从一个观点即生产者的观点出发的；而权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各种不同行为中所拥有的相对利益的人却是不多的。因为的确只有很少数的人的直接经验才能取得这种必要的材料，而甚至在这些少数人的场合下，所获得的材料也是有限而不完全的。此外，当一个大行政官，像能干的商人意识到他们的商业一样，意识到公众的利益时，他多半也不能自由地实行他的计划。无论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宏伟的计划是很难保证按一致的方针进行的，除非把它的利益不仅向那些少数具有公共事业的直接经验的人讲清楚，而且也向那些许多没有这种经验而只凭别人所提供的材料加以判断的人讲清楚。

这种判断总不及那能干的商人借助于自己长期企业经验的直观所作的判断。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公共行为对社会各阶级可能引起的相对利害的统计作出判断，那末，这种判断要比现在可靠得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和不公许多是由于缺乏统计。坚持一方面利益的少数人不断地大声疾呼；而在相反方面具有自己利益的大多数群众却默不作声；因为即使这件事情曾多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没有人愿意为对本身无足轻重的那种事业而努力。因此，少数人获得胜利，即便可用的利益统计表明，这少数人的总利益只占许多沉默者的总利益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无疑地，统计是很容易加以曲解的；而且最初用于新问题时也往往会引起错误。但是误用统计的许多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有人甚至对一般听众演说时也不厌其烦地重复它们。就一般而论，可以归纳成统计形式（虽仍处于落后状态）的论证，比任何其他形式愈益迅速地获得那些曾研究它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人的一致承认。集体利益的急剧增长，和集体行动在经济上的趋之若鹜，就使得这些事实成为当务之急：即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数量尺度，什么是它们所需要的统计，而且我们应该着手来获得这些统计。

这种希望也许是不无理由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统计将组织得使需求表充分可靠，在目力所及的图解中表明各种不同的公私行为行将引起的消费者剩余的数量。通过对这些图解的研究，人们也许逐渐能正确地识别社会在各种不同的公私企业计划中所获得的相对利益数量；健全的理论可以代替以往那些传统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虽然在当时也许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由于对不计货币利得的各种公共事业计划的怀疑而冷却了社会的热忱。我们以上所从事的许多抽象推理的实际意义，不到本书完结时，是不会充分表现出来的。但是提前介绍它们，似乎是有种种方便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同供求均衡的主要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从旁说明决定我们即将研究的分配的因素这一探讨的性质与目的。

第九节 相互补充的二种垄断问题是得不到一般解决的。

上面假定的是，垄断者可以自由买卖。但实际上一个工业部门的垄断同盟可以助长与该业有往来的那些部门的垄断同盟的发展。而垄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联合在现代经济学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般性的抽象推理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两种绝对的垄断相辅相成，因此，其中一种垄断如不借助于另一种垄断就不能善于利用它的产品，那末，就无法决定成品的价格将定于何处。例如，如果我们仿效古尔诺假定，铜与锌除非混合制成铜器都无用处，如果我们假定，某甲拥有铜的一切供给来源，而某乙拥有锌的一切供给来源。那末，就无法事先决定究竟生产铜器若干，从而，也无法决定它的销售价格。各人都力求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虽然斗争的结果对买主们也许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买主们将不能左右这种结果。①

①例如，就分割生产者剩余的不定性而言，这个场合和水力与可以利用它的唯一地基的混合租的场合相仿。但在这个场合下，无法知道什么是生产者的剩余。古尔诺的基本方程式似乎是建立在不一致的假设的基础之上，见《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第9章，第113页。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他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他忽略了它的某些最明显的特点。H．L．穆尔教授（《经济学季刊》，1906年2月）部分地根据伯特兰德和埃杰沃斯教授的著作，清楚地作了一些适应于垄断问题的假设。

在所假定的条件下，甲不能指望从由于在锌价不是由战略上的讨价还价而是由自然原因所决定的那个市场上降低铜价而增加的销量中获得全部利益，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因为如果他减低他的价格，乙也许认为这种行动是商运不佳的象征，并提高锌的价格；从而使甲在价格和销量上都有所失。因此，各人都力求恫吓对方；消费者也许发觉上市的铜器较少，从而，所能索取的价格比在单独一个垄断者拥有铜和锌的全部供给时要高些。因为他也许认为在长期内通过刺激消费的低价格可以获利。但是甲和乙都无法预计自己行动的后果，除非二个人在一起商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把他们的垄断部分地，也许暂时地加以合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几种垄断多半会扰乱有关的工业，也许有理由主张，公共利益一般需要相互辅助的垄断应操于单独一个人之手。

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一些其他考虑，也许更加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像上面所说的那种永久的绝对垄断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地，在现代世界中，新东西和新方法不断地趋于代替那些不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的旧东西和旧方法；直接和间接的竞争多半会使相互辅助的二种垄断中的一种在地位上比另一种更加削弱。例如，如果在一个闭塞的小乡村中只有一个纺纱厂和一个织布厂，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两个厂在短时期内也许应该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是动摇这样建立起来的垄断比动摇它们各自分立的垄断将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新的冒险者也许会插足于纺纱业，并与旧纱厂争夺旧布厂的主顾。

此外，再看一看两个大工业中心之间部分用铁路，部分用水路的全部路程。如果铁路或水路方面的竞争是永不可能的，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铁路线和航线也许应该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实际上这种一般论断是不可能予以作出的。在某些条件下，铁路和航线操于一个人之手，更符合于公众的利益；而在另一些也许是经常出现的条件下，它们操于不同的人之手，在长期内是符合于公众的利益的。

同样地，赞成把相互辅助的工业部门中的卡特尔或其他垄断组织合并的那些论点，虽然从表面上看往往振振有词，甚至具有说服力，但仔细考察以后，一般是靠不住的。它们的目的在于消除显著的社会工业上的不协调；但是那也许是以未来更大而更持久的不协调为代价的。

①①《工业与贸易》第3篇所研究的问题和本章所涉猎的那些问题相似。

第十五章 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摘要

第一节 第五篇摘要。参阅附录九。

本章并不包括新的内容，它只是概括出第五篇讨论的结果。对于略而未读上述最后几章的读者，本章的后半部也许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指出其中的大意，虽然未能作何解释。

在第五篇中，我们研究了关于供求的最一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尽可能地不考虑那些具体运用这种理论的特殊情况，并把这个一般理论同几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具体特点的关系留给第六篇加以研究。

问题的困难主要地都依场所范围和所述市场持续的时间的不同而改变；而时间的影响比空间的影响更加重要。

甚至在一个为期很短的市场，例如，在一个乡村谷物交易的集市上，“讲价还价”也许围绕着一个均点摆动，而这个均点多少有权被叫做均衡价格。但是交易者在出一种价格或拒绝另一种价格时，几乎不考虑到生产成本。他们的主要照顾方面是现有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商品的现有存量。的确，他们也多少注意一些最近将来会露苗头的生产变动；但是在易腐品的场合下，他们不会料得很远：例如，生产成本对鱼市场上一日的交易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严格的静态下，其中供给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完全与需求相适应，正常生产费用，边际费用和平均费用（租也计算在内），对于长期和短期都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职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在把正常一词用于决定价值的那些原因时，对这个词的使用却有很大的伸缩性。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一种相当明确的分界线。

这种界线的一端是长时期，在这个期间，各种经济力量有时间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常作用；因此，在这个期间，熟练劳动或任何其他生产要素的暂时稀缺可以得到补救；并且在这个期间，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正常地产生的那些经济（所谓正常，即不借助于任何重大的新发明）有时间来显现自己。用正常能力经营，并拥有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节约的正常门路的一个代表性厂的费用，可以当作计算正常生产费用的标准。如所考察的时期长得足以使投资能建成新企业，并且卓见功效，则边际供给价格就是这种价格，它的预期在长时期内恰足以引诱资本家和各级工人把他们的物质资本与人身资本投于该业。

分界线的另一端是这样的时期，这种时期长得足以使生产者有可能针对需求的变动来调节他们的生产，如这种调节利用现有的专门技巧，专业化资本，和工业组织是可能的话；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他们有可能在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进行任何重大的变动。就这种时起来说，物质生产工具和劳动的数量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现成的；而边际供给增加额是由生产者就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值得他们生产的数量的估计来决定的。如果生意活跃，则使一切能力都尽量紧张，加班加点，从而，生产并不是由于缺乏更多或更快生产的意志，而是由于缺乏力量而受到了限制。但是如果生意清淡，则各个生产者都必须打定主意，怎样才值得接近直接成本地承受新定货。这里是没有确定的规律的，起作用的主要力量是害怕破坏市场；而它对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工业集团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起作用的。因为不论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各种公开结社和各种非正式的“习惯上”的默约的主要动机，是在于使各个人不致以那种只顾目前利益而不顾该业更大总损失的行动来破坏共同市场。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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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又讨论了那些为满足连带需求而必须被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供求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例是必须在某业中共同起作用的专业化物质资本与个人专门技术的事例。因为在消费者方面不是对它们各自，而只是对它们共同制成的产品有着直接的需求；对它们各自的需求是派生需求。这种需求，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随着共同产品需求的每次增加和连带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每次减少而增加。同样地，有连带供给关系的商品，如煤气与焦炭，或牛肉与牛皮，它们各自只能有一种派生供给价格，而这种价格是一方面由整个生产过程的费用，和另一方面由其余共同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的。

因某物被用于几种不同场合而对它引起的合成需求和出于几个生产来源的某物的复合供给，并不产生很大的困难；因为为不同目的而需要的几种数量，或来自不同来源的供给的几种数量都可以用第三篇中所用的同一方法加在一起，以合成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对同一种商品的需求。

其次我们研究了企业补充成本（特别是同建立商业往来、推销和保险有关的那些成本）在其各种不同产品之间的分配。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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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那些同时间因素有关的正常供求均衡的主要困难时，我们对某种生产工具的价值及其所制产品价值的关系，作了较充分的探讨。

如不同的生产者在生产某物上具有不同的便利，则它的价格必须足以补偿那些没有特殊额外便利的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否则他们将停止或缩减他们的生产，而相对于需求而言，供给量的稀缺，将使价格上涨。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而该物正在按足敷开支这些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时，除了他们的费用，对那些拥有任何额外便利的人还留有剩余。如果这些便利源于对自然恩赐品的占有，这种剩余就叫做生产者的剩余，或生产者的租。总之是有剩余的，如果自然恩赐品的所有者把它租给其他的人，因其使用他一般能获得相当于这种剩余的货币收入。

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上（亦即在不提供租的不利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成本的计算，不会陷入循环推理，而其他部分的成本却不然。

如果过去用于种植蛇麻的土地现在用作菜地而能提供较高的地租，则种植蛇麻的土地面积无疑地将有所减少；而这将提高它们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也提高它们的价格。土地对某种产品行将提供的地租，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对用于该产品的土地的需求，增加了其他产品供给的困难，虽然它不直接列入那些生产费用。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建筑物成本之间的关系。

这样，当我们一般地考察正常价值时，当我们研究那些决定“长期”正常价值的原因时，当我们探讨经济原因的“最后”结果时，则得自这些形式的资本的收入列入必须用以补偿所述商品的生产费用的报酬之中；而关于那种收入的可能数量的估计直接地支配着生产者的行动，他们关于究竟是否值得增加生产资料，尚在犹疑不定。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决定短期正常价格的原因时（所谓短期是相对于大量增加那些生产工具所需要的时间而言），则生产工具对于价值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多少近似于自然恩赐品所起的影响。我们所考察的时期愈短，那些工具的生产过程愈慢，它们所提供的收入的变动在节制或增加它们所制商品的供给上，从而在提高或降低产品的供给价格上，所起的作用也就愈小。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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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和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某种商品的边际生产费用相关的技术性困难。这些困难源于一种企图，即认为供给价格取决于产量，而不考虑各个别企业在扩大它的内部组织，尤其是外部组织方面所必须占用的时间的长短；因此，它们在价值理论的数学和准数学的讨论中是最突出的。因为如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被看作是完全相互依存，而不涉及逐渐的增长，则似乎有理由认为，各个别生产者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因生产他的最后一单位而增加的生产费用总额；这种边际价格在许多场合下多半会因他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且比需求价格在共同市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要减少得多些。

因此，静态均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但是应该看到，在许多工业中，各个生产者都有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他是人所共知的，同时他又不能迅速扩大这个市场，因此，虽然他迅速增加他的产量也许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他会冒有这样的风险：要么急剧降低自己市场上的需求价格，要么被迫按较不利的价格在别处出售他的剩余产品。虽然有些工业，其中各个生产者都有机会出入整个的大市场，可是在这些工业中，如现有设备业已得到适当利用，则因增加产量而获得的内部经济却微乎其微。无疑地也有一些工业，就它们而论，这些论断都不适用——它们处于过渡阶段，必须承认，正常供求的静态均衡理论运用于它们是勉强而无益的。但这些场合是不多见的；而就大多数加工工业而言，供给价格和产量的关系对于长期和短期却显出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短起来说，使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组织和产量的迅速变动相适应的困难是如此之重，以致供给价格一般必须被认为随着产量的增减而升降。

但在长期内，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节约有时间来显现自己。边际供给价格不是任何特定产品组的生产费用，而是整个生产和推销过程中的边际增加额的全部费用（包括保险费用和管理总报酬在内）。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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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视作供求的一般条件变动方面的一个特殊场合的税的影响之研究指出，如适当地计及消费者的利益，所谓“最大满足”的一般理论的论据是抽象的，而不是像以往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一望而知。这个理论是，各人自由追求各自的当前利益，将使生产者把他们的资本与劳动，并使消费者把他们的支出纳入那些最有助于共同利益的途径。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因只限于最一般性的分析，我们不去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在像当前人性的条件下，集体行动在能力与弹性方面，以及在意志的果断与创造性方面，究竟比个人行动差多少；因此，由于实际上缺乏效率而造成的浪费是否未必多于因计及任何方针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而引起的节约。但是即使不去考虑财富分配的不均所引起的那些灾难，似乎有理由相信，与最大限度相去很远的总满足，可以通过促进那些报酬递加规律起特殊作用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体行动而得到很大的增加。

这个论点是通过对垄断理论的研究而加以证实的。垄断者当前所关注的是把他商品的产销调节得使他获得最大的纯收入，而他所采取的方针多半不是提供最大总满足的方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比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起来说，似乎是较不重要的。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干预往往对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因为大量增产使消费者的剩余增加得多，而使产品的总生产费用增加得少。对供求关系（尤其是用图解的形式表示时）的较确切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统计应该加以搜集，以及它们应该怎样用于计算各种相互冲突的公私经济利益之中。

李嘉图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论在经济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对这一理论的实际性质的任何误解必然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有一种广泛流行的信念，即这种理论有必要为当代经济学家加以改造。在附录九中指出了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理由，同时也指出了主张下述相反意见的理由，即认为李嘉图所留下的这个理论的基础仍然原封未动；加于其中者很多，建立于其上者也很多，但取于其中者却极少。那里有一种论点，这种论点认为他知道需求在决定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把它的作用看得比生产成本要明显些，因此，他就在给他的朋友和自己用的笔记中把它略去；因为他从来不打算写一本正式的论著。这种论点也认为，他把生产成本看作是取决于（而不是仅仅取决于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像马克思说他那样）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再加上辅助劳动所需要的蓄积资本量和这种辅助所用的时间。

◆ 第六篇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一章 分配概论

第一节 全篇要旨。

本篇的宗旨在于表明这一事实，即自由人的培养而参加工作不能和机器、牛马、奴隶适用同样的原则。如果可以适用同样的原则，则价值的分配和交换几无区别；因为每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足以抵偿它的生产费用、耗损等等；总之，除意料所不及的失败而外，常可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但事实上，随着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增进，除生活必需品外，常可提供日益增大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并不能为人口的无限增长所吸尽。因此，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决定把这种剩余分配给人民的那些一般原因？习惯上的必需品，即生活上的安适程度起着什么作用？消费和生活方式对效率一般地起着什么作用？各种需要和活动，亦即生活程度，代用原则的多方面作用，以及各阶级各种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生存竞争又起着什么作用？资本运用所给予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又起着什么作用？和那些工作并当时消费他们劳动果实的人相比较，在一般源泉中有哪些部分用于报酬那些工作（包括各种冒险在内）和“等待”的人？对于这些和某些相同的问题，试图作一广泛的答案。

在分配问题的初步考察上，我们将首先观察一世纪以前英国和法国学者怎样认为价值几乎完全由生产成本所决定，而需求只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我们将说明这种研究结果在静态社会中是怎样近于真实的；并为使这种结果同现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相一致又需要作哪些修正；第一章的其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劳动需求。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首先考察现代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进而一般地考察确定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分配国民收入的大体界线的原因。在这种走马观花的考察下，许多细节将略而不论，其中有些是本篇其余章节所要补足的，但其他细节只得留待续篇。

第二节 重农学派根据法国当时的特殊情况假定了工资的最低可能水平，以及这种最低可能水平亦适用于资本的利息。这些严格的假定后来为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部分地加以扬弃。

亚当·斯密的前辈法国经济学家曾极简单地论述了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因。而这种论述是以法国十八世纪后半期的特殊环境为基础的。当时征自法国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只以他们的支付能力为限。各劳动阶级免于饥饿者甚少。所以法国经济学家（当时称为重农学派）为简单起见假定有一种自然人口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劳动工资保持在最低可能的水平线上。①他们并没有假定这适用于全体劳动人口，但例外是如此稀少，以致他们认为他们的假设所含的一般见解是真的；这种说法多少像叙述地球的形状一样，虽然地球上有少数山脉凸出，但凸出于地面的程度不大，这并不妨碍我们说地球是椭圆形的。

①例如杜阁在这点上也许可以算作重农主义者，他说（《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6节），“在各种职业中，工人的工资势必，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以生活必要资料为限……他所赚的收入只不过供其维持生活而已”。但是休谟指出，这种论断导致这一结论，即对工资征税必然使工资上涨；从而，它与租税重的地方工资往往很低，而租税轻的地方工资往往很高这一事实是不相容的；杜阁（1767年3月）曾作了答复，大意是他的铁则不是被假定为在短时期内充分发生作用，而只是在长时期内才有这种作用的。参阅萨伊所著《杜阁》，英文版，第53及其余诸页。

此外，他们知道，在以前的五个世纪中，欧洲的利率由于“节约一般地压倒奢侈”一事而有所下降。但资本的敏感性和逃避税吏压迫的敏捷性使他们深有所感，因此，他们断言以下的假设并不过分，即如果资本的利润比以前减少，则资本会很快地被消费掉或流入他国。从而他们又为简单起见假定有某种类似自然工资率的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的存在。如果当前利润率超过这种必要利润率，则资本增长得很快，直到它迫使利润率降低到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水平为止。如果当前利润率降低到必要利润率以下，则资本缩减得很快，而又使利润率上升。从而重农学派认为工资和利润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同时各种东西的自然价值纯粹是由报酬生产者用的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来决定的。①

①根据这些前提，重农主义者从逻辑上得出这个结论，即国家用于支付租税的唯一纯产品就是地租；如向资本或劳动课税，这些税将使它缩减至它的纯价格提高到自然水平为止。他们认为，地主阶级势必支出一种超过这个纯价格的总价格，所超过之数等于租税加上各种征收费用，再加上税吏对工业的自由发展所造成的一切障碍的等价；因此，如果地主阶级作为唯一的真正剩余的所有者直接交纳国王所需要的各种赋税，特别是如果国王容许“放任主义”，亦即容许各人各行其是，并在他所喜欢的市场出售他的商品和劳动，则他们在长期内所受的损失要少些。

亚当·斯密所作的结论比起重农学派来是更加充实的。虽然有待于李嘉图阐明的是，生产上所用的劳动和资本必须在耕作边际上加以估量，借以避免地租因素。但亚当·斯密也知道，在英国，劳动和资本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处在饥饿的边际。英国大部分劳动阶级的工资除足以维持生存所必要的外，尚绰绰有余。英国的资本有极稳妥而有利的运用场所，似不致消灭或流入他国。因此当他慎重措辞时，他的使用“自然工资率”和“自然利润率”这些名词，并不像重农学派口上所说的那样狭隘和死板。在解释二者是由经常变化着的需求和供给情况决定时，他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甚至认为，优厚的劳动报酬，能增进平民的勤劳”；“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加工人的体力；改善他的状况和也许在愉快和富裕中度过他的晚年的那种美好希望鼓舞他拼命地工作。从而，在工资高的地方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我们总会发觉，工人较为积极，较为勤劳，较为敏捷。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城市近郊和穷乡僻壤的情形就是这样”。①可是他有时沿用旧的说法，致使粗心的读者以为他相信劳动工资的平均水平是由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这一铁律来决定的。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

马尔萨斯在他那英国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工资演变的卓越调查中也曾指出，工资的平均水平是怎样逐代变动不居的，有时降低到每日半配克谷物左右，有时又上升到一配克半，而在十五世纪，甚或上升到两配克左右。虽然他说“下等生活方式可以是贫困的结果，也可以是贫困的原因”，但是他把这种结果差不多完全归罪于由此而引起的人数的增加；他未曾料到，我们时代的经济学家所强调的是，生活习惯对于效率，从而对于劳动者多得报酬的能力所发生的影响。①

①《政治经济学》，第4章，第2节。十五世纪中实际工资上涨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只是在最后二世纪英格兰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才超过了二配克。

李嘉图的用语甚至远远不如斯密和马尔萨斯谨严。的确，他清楚地说过：“用食物和必需品所测量的劳动自然价格，不能理解成绝对固定，一成不变的；……劳动的自然价格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②；但是，一旦他说过之后，他却不屑于经常重复；他的绝大部分读者忘掉他是这样说了的。在他的论证中，他经常采取同杜阁和重农学派相似的说法，③似乎工资一旦超过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范围，人口就有急剧增长的趋势，而这种趋势通过“自然规律”固定在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上。尤其在德国，这个规律曾叫做李嘉图的“铁律”或“铜律”——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个规律甚至在西欧各国现在也起着作用；并且相信，只要“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它将继续发生作用。他们竟断言李嘉图是他们队伍中的权威。④②参阅《原理》，第5章。③比较以上第4篇，第3章，第8节。

④有些德国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则，但是他们认为李嘉图及其门徒的学说是与这个法则有关系；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罗雪尔，《德国国民经济学史》，第1022页）却反对社会主义者对李嘉图的曲解。

但事实上李嘉图不仅知道工资的必要限界或自然限界是不能由铁律来规定的，而且也知道，它是由各个地方和各个时期的当地生活条件和习惯来决定的——而且，他对较高“生活程度”的重要性是非常敏感的，并号召主张人道主义的朋友们努力促成各劳动阶级决心的成长，使工资不致降低至接近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①

①不妨引用他的一段话：“人道主义的朋友们不禁希望各国劳动阶级要贪图安逸和享受，并且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来鼓励他们努力获得这些东西。防止人口过剩，舍此别无上策可循。在劳动阶级的需要极少，且满足于最低廉的食物的那些国家里，世态沧桑，人民备受苦难。他们无处栖身；身分卑贱，即无法苟安；但他们已经是卑贱得不能再卑贱了。一旦主要生活资料有所不足，则他们可以利用的代替品极少，而伴随着这种缺乏而来的几乎是各种饥饿的灾难”（《原理》，第5章）。值得注意的是，麦卡洛克因曾采用李嘉图那些极端的教条并死板地运用它们而受到指责（不是完全不公正的），可是在他的《工资论》的第4章的标题中仍然使用：“低工资与使劳动者习惯于最廉价食物的弊害。高工资的利益”。

许多学者坚持不渝地认为他相信“铁律”，这只能由下述事实来解释，即他喜欢“设想有力的例证”，和暗示一次以后，不再重复的习惯，并为简单起见，删去那些使他的研究结果应用于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和限制。②

②李嘉图的这种习惯在附录九中加以讨论（再见第5篇，第14章，第5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最低工资取决于谷物的价格。但是“谷物”一词被他们用来当作一般农产品的简称，像配第（《赋税论》，第十四章）所谓“谷物生产，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在李嘉图时代即使技工也需要用全部工资来购买他家庭所用的丰盛的食物。艾希利爵士认为李嘉图的观点比我们现在的要狭隘些。他富于启发性地描述了前注中那段引文的历史，并且指出甚至拉萨尔也不认为他的铁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见附录九，第2节。

穆勒虽然倾注全力强调经济学上人的因素，但在工资理论方面却没有超过他的前辈，而作出任何巨大的贡献。他追随马尔萨斯，专从历史方面立论，认为如果工资的下降使劳动阶级的安逸水准度下降，即“他们所受的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恶化了的生活条件将成为一种新的最低额，像以前较高的最低额一样，常常使自己延续持久”。①

①第2篇，第11章第2节。他责备李嘉图在显然忽略了前注中所引的那几段（除了一段）后，假定安逸水准是不变的。但是他很清楚李嘉图的“最低工资率”取决于现有的安逸水准，而与仅供维持生存的必需资料无关。

高工资不仅能提高工资领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率，这种影响的认真研究只是在上世纪才开始的。在这方面，首推沃克和美国的其他经济学家。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欧美各国的工业问题，不断地使人越来越注意这一事实，即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地是有效率的劳动，因此，不是昂贵的劳动。这种事实虽然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实对人类的未来都充满更大的希望，但是它却给分配理论带来极其复杂的影响。

现在看来，分配问题比以前经济学家所想像的要难得多，任何自认为是很简单的解决办法都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从前的许多研究曾给分配问题以简易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实际上是对那些想像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可能产生于生活条件十分简单的其他世界，而决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但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最好可以分成几部分加以解决。这些简单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我们必须解决的那个大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让我们借助于这个经验，并在本章以后各节循序研究，以便了解那些决定现实生活中的资本和劳动的需求的一般原因。①①比较第5篇，第5章，特别是第2、3节。

第三节 从一个不存在着劳资关系问题的社会来逐步说明需求对分配的影响。

让我们首先研究在一个想像的世界里需求对劳动报酬所发生的影响，在这个世界里，各个人都拥有辅助他劳动的资本；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劳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让我们假定，只有少量资本将被使用；每个人所用的资本都归他个人所有；而自然恩赐品俯拾皆是，可供人自由使用，不取分文代价。其次让我们假定，各个人不仅有相同的能力，而且有相同的工作意愿，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劳动得同样卖劲。再其次让我们假定，所有的劳动都是简单劳动，或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这指的是，如果两个人相互调换工作，则对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都不发生任何影响。最后，让我们假定，每个人所生产的东西都是准备出卖，无须中间人过手，他直接把东西售与它们的最后消费者——因此，各种东西的需求都是直接需求。

在这种场合，价值问题十分简单。各种东西都比例于生产它们所消耗的劳动进行交换。如果任何一种东西的供给不足，则它的售价可以暂时高于它的正常价格。它所交换的东西在生产上用的劳动较多；但是假使如此，人们将立刻离开别的工作，而从事于它的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的价格将降低至正常水平。一些暂时的小干扰是可能有的，但就一般而论，任何人的报酬将等于他人的报酬。换言之，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纯总额中，各人所得的份额都相等；而产品和服务的纯总额我们可以叫做国民收入，它将构成劳动需求。①①见下文第10节。

如果现在有一种新发明，使某业中的工作效率提高一倍，因此，某人每年可使某种东西增产一倍，而无须增加工具，那末，这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将为以往交换价值的一半。对每个人的劳动的有效需求将略有增加，而各个人从公共的收入源泉中所汲取的部分也比以前略有增加。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对这种特殊的东西多取一倍，其他旧有的东西仍旧不变；或者他可以取得比以前略多的各种东西。如果许多行业中的生产效率增加，则公共收入源泉，或国民收益将大增；那些行业所生产的商品将构成其他行业所生产的商品的较大需求，并提高每个人的收入的购买力。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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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是说，倘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劳相同，各业都同样为人所好且同样容易学会，如果我们假定，各业需要某种特殊的技能，则上述论点不致有很大的变动。各业中的正常收入率仍然相同。因为如果某业一日劳动制造的出售产品比他业一日劳动制造的出售产品所得较多，而这种。不平等现象又有持续的倾向，则人们将使他们的子女优先学习这种有利的行业。的确，某些小的不规则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从一业转向另一业势必要占用时间，一时某些行业所得的份额多于他们在收入源泉中所应得的正常份额，而另一些行业所得的份额却较少，甚或缺少工作。尽管有这些干扰，但是各种东西的当前价值将围绕着它的正常价值波动；在这个场合，像在以前的场合一样，正常价值纯粹是由生产那种东西所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为各种劳动的正常价值仍将相等。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而势必提高；一般国民收益或公共收入源泉行将扩大；除一时的干扰不计外，各人所得的份额将相同，各人用他自己的劳动果实所能购买的那些东西，比如果他自己为自己生产时对他是更加有利的。

在这个阶段，像在上述阶段一样，这个命题仍然是正确的，即各种东西的价值是和消耗在它上面的劳动量相一致的；每个人的收入纯粹是由自然的恩赐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来决定的。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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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让我们仍旧抛开培养工作者所用的大量支出对他们的效率的影响不谈，把它留在下章和分配的供给方面的其他问题一并讨论。而我们所要观察的是，人口数量的变动对自然所提供的收入的影响。让我们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或者无论如何不受工资率的影响。它可以受习惯、伦理观念和卫生知识的变动的影响。同时我们仍然假定，一切的劳动都是相同等级的劳动，分配给各家的国民收入，除一时略有不均外，也都是相等的。在这种场合，生产技术的发达，交通的进步，各种新的发现以及战胜自然之各种新成就，将使各家所支配的安乐品和奢侈品得到相等的增加。

但是这种场合和前一场合是不同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人口的增加，如持续得很久，最后必然快于生产技术的改良，而使报酬递减规律在农业中显现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说，从事农业的人将获得较少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作为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在农业中，从而在其他各业中，一小时的劳动所代表的小麦数量将比以前减少；因为所有的劳动假定属于相同的等级，所以，各业的收入通常是相等的。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土地的剩余或租值有上升的趋势。因为任何种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劳动的价值，而这种劳动，根据我们的假设，不论在优等土地或劣等土地上，在仅仅有利的即边际的条件下始终是辅以生产它所需要的等量资本的。在耕作边际上生产一夸脱小麦等所用的劳动和资本比以前有所增加；因此，自然对有利条件下所运用的劳动的报酬小麦等等，相对于该劳动和资本将比以前有较高的价值；换言之，小麦所提供的价值，除超过生产它所用的劳动和资本的价值外，尚有较大的剩余。

第六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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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现在撇开这一假设：即在全社会中，劳动具有这样的流动性，以致保证等量努力能获得等量报酬。为了更加接近现实生活起见，我们假定，劳动在工业上不只有一级，而有几级。再假定：父母往往培养他们的子女在本级中就业；他们在本级中可以自由选择，而不能离开本级。最后，我们假定，各级人数的增加不受经济原因的支配。如前所述，它可以是固定不变的，也可以是受习惯和伦理等方面的改变的影响的。在这种场合，国民收益总额是由自然给予处在现有生产技术状态下的人的劳动的报酬丰度来决定的。但分配给各级的国民收益将有所不同。它是由人民本身的需求来决定的。某业中的人愈能满足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份额的那些人的广泛而迫切的需要，他们所得的份额也就愈多。

例如，假定艺术家单独构成一个级或等级，或组成一行；其次，假定他们的人数不变，或至少只少与收入无关的因素的影响；那末，他们的收入将取决于喜欢从艺术家得到满足的那些阶层中的居民的资金和热中程度。

第七节

从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来说明特定劳动的纯产品，他的雇用并不增加间接成本，但它的工作恰只达到雇主不能从其中获得纯收益的那一边际。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各人都拥有辅助他劳动的资本的想像世界，而回到我们这个劳资关系在分配问题上起着巨大作用的现实世界。但让我们仍然把注意集中在按每种要素的数量和它所提供的服务把国民收益分配给各种不同生产要素上，至于每种要素的报酬对该要素的供给所起的反作用，则留在下章讨论。

我们已经知道，机敏的企业家怎样不断寻求最有利运用自己资金的机会，并力图把各生产要素使用到那一边际或限界，在该边际，他如把他的一小部分开支移用到其他要素上，对他会是有利的；从而就其影响所及，他是代用原则起作用的媒介，通过他这一原则使各要素的雇用得到这样的安排，以致在它的边际运用上它的成本和因它的使用而增加的纯产品成比例。我们必须把这个普遍原则运用在劳动的雇用上。①

①见以上第5篇，第1—4章。不久我们一定要讨论雇用人的劳动在那些方面不同于雇用一所房子或一架机器。但是目前我们可以不考虑这种区别，而只就其主要方面来观察问题。即使如此，也会遇到某些技术上的困难，而根据第5篇，第7章末尾的建议删去该篇最后几章的那些读者，如果不满意于此处的一般讨论，最好重读第5篇，第8、9二章。

在那谨慎的企业家的心中经常盘算的一个问题是，他是否有恰当的人数，来完成他的工作。在有些场合下，他的设备就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机车上必须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司机。但是几列快车只有一个车务管理；在运输繁忙的时候，它们会迟到几分钟，而这些时间是可以通过第二个车务管理节省的。因此，一个机敏的经理总在度量那因重要列车上第二个车务管理之助而给旅客所节省的时间和所避免的麻烦这一纯产品，并考虑这种纯产品是否将和它的成本相称。这个问题和多增加一次列车是否能补偿它在设备和劳动方面所用的较大支出这一问题，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在形式上却是比较简单的。

此外，人们有时听说，某农户因缺乏劳动而使他的土地荒芜。也许他有足够的马匹和农具；但是“如果他多雇一个人，他就会收回他的资金，且绰绰有余”。这就是说，增雇的这个人所提供的纯产品除补偿他的工资外，尚有剩余。让我们假定，某农户存在着究竟雇用多少放牧员这样一个问题。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假定，增加一个人在设备或资本方面不需要任何额外支出；且他在各方面所给予该农户的劳逸都相等；因此，无须增加管理上的报酬（就该词作广义解，甚至包括风险保险费等在内）。最后，农户认为此人除同样防止羊的死伤外，每年还可增加羊二十只。也就是说，他认为增雇的这个人所提供的纯产品是二十只羊。如果可以用少于二十只羊的价格的等价雇到这个人，他一定是会雇他的；但是如果只能用差不多相等的价格才可以雇到，那末，该农户将犹疑不决；而这个人可以叫做边际牧工，因为他是在边际上雇用的。

最好是始终假定他具有正常的效率；即使他有特殊的效率，倘他的纯产平等于他的工资，那他也只会是一个边际放牧员。该农户也许算过，一个有正常效率的放牧员只能增产十六只羊；从而愿意以多于普通工资四分之一的价格雇用；但假定他有这样特殊的效率，是极其不便的。他应当有代表性，即有正常的效率。①①参阅以下第6篇，第8章，第8、9两节关于劳动标准化的评论。

下表是一个数学例解。第二栏代表一个英国的大羊栏由八、九、十、十一和十二个牧工各自经管时每年可以销售的带应剪毛的羊数（在澳大利西亚，那里地广人稀，羊的价值较小，除在剪毛时，每二千只羊往往用不到十个人；斯派塞博士所引艾希利所著《英国自治领》，第61页）。我们假定牧工人数从八人增加到十二人并不增加经营牧场的一般费用；并假定它给牧主在某些方面所节省的操劳等于它在其他方面所增加的操劳，从而得失相偿，无须加以计算。因此，第三栏中所列的因每增加一个人所得的产品等于第二栏中相应数字减去同栏中前一数字之差。第二栏中的羊数除以第一栏中的人数即求出第四栏。第五栏表示按每人二十只羊计算的牧工劳动成本。第六栏表示可用于一般费用（包括牧主的利润和地租在内）的剩余。从上而下，第三栏中的数字不断下降；但第六栏中的数字初则增加，继而不变，后则减少。这就表明雇用十个或十一个牧工对牧主同样有利，但雇用八个、九个或十二个牧工所得的利益却较少。如劳动市场与羊市场是：一个人可以用二十只羊的代价雇用一年，则第十一个人（假定具有正常的效率）就是边际牧工。如果这两种市场使雇用一人的工资等于二十五只羊，则第六栏中的数字就分成为380，390，390，385，与376.因此，该牧主也许少雇一个牧工，少出售一些羊；而在大批牧主中间，这样做的人势必居多数。

就类似场合（见第5篇，第8章，第4、5两节）的讨论最后曾指出，牧主对牧工恰值得支付的价格仅仅测定支配牧工工资的许多原因的结果，如同保险汽门的运动可以测定支配锅炉内部压力的许多原因之结果一样。由此从理论上必须推出这一事实，即牧主通过在市场上多售二十只羊将降低一般羊的价格，因此，在他的其他羊上将有所损失。这种修正在特殊场合也许颇为重要。但是在目前的一般讨论，即在我们对许多生产者之一抛向一个大市场的供给之少量增额的讨论中，它是小得（数学上的二级无穷小量）可以不计的（见以上第95页之注）。当然，这个特殊场合下的牧工的纯产品在决定牧工工资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比那些如无其他方面的额外开支（如用于土地，建筑物，工具和管理人员等的开支）就不能有利雇用牧工的牧场上的任何边际牧工的纯产品要大些。

上表中的第四栏，如同第三栏一样，是从第一第二两栏推出的。但是这个表表明：当牧工可以按等于第三栏中羊数价值的工资得到雇用时，牧主可雇牧工若干，因此它触及工资问题的中心；而第四栏和这个问题却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当J．A．霍布森在评论他所作的一个同样的表（其中所选择的数学和他所批评的那些假设毫不相干）时说：“换言之，所谓最后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结果只不过是平均生产力而已……关于边际生产力存在的全部概念……完全是荒唐无私的”（《工业体系》，第10页），他似乎是错误了。

如果他有代表性，他的雇主也有代表性，那末，二十只羊就代表一个牧工的纯产品，从而代表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但是如果雇主不善于经营，例如，如果他听任他的牧工不给羊以充分的饲料，那末，该人只可以增产十六只羊，而不是二十只羊。只有工人及其雇用条件都处于正常状态，纯产品才有代表正常工资的趋势。

这个放牧员的劳动所增加的产品，是大受该农户所已雇的放牧员人数的影响的；而所雇的人数又决定于需求和供给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当代放牧员队伍由以补充的人的数目，羊肉羊毛的需求和牧区的面积以及所有其他农场的放牧员的效率等等。而边际产量又深受土地的其他用途的竞争的影响：可供养羊的地面，因造林、种植燕麦和养鹿等之需要土地而减少。①①比较以上第119页。

这是从简单的养羊业中所选的一个例证。但在各业中，问题的形式尽可以不同，而它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除脚注中所指出的，但对我们的主要目的无关重要的那些条件外，各类劳动者的工资有等于该类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所提供的纯产品的趋势。①

①说明一个人的劳动的纯产品的这种方法不便运用于那些工业，其中必须有大量的资本和劳作投于逐渐建立商业往来上，而如果它们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这种方法就更不适用了。这和第5篇，第12章与附录八中所讨论的困难是同样的实际困难，参阅第4篇，第12章；第5篇，第7章，第1、2两节；以及第11章。任何大企业中增雇一个人对它的一般经济的影响也许还可以从纯抽象的观点加以考虑；但它小得可以不计（参阅以上第95页之注）。

这个原理有时被当作工资理论提出来。但任何这种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工人的报酬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这一原理，就其本身来讲，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要计算纯产品，除他的工资外，我们还必须假定他所制造的那种商品的全部生产费。

不承认它是一种工资理论，这是对的，但不承认这个原理是阐明决定工资的那些原因中的一个原因所起的作用，这就不对了。

第八节 对一般资本的需求。

在以下几章，为了特殊目的，我们要用别的例证说明上节用体力劳动所说明的那个原则。特别要指出，当发现多用些监督和多雇一个普通工人对某企业的有效产量有相等的增加时，某部分歧业管理工作的价值是怎样测定的；此外，一架机器的所得有时可以用在某些场合不引起任何附带的额外开支而给工厂增加的产量来计算。

在从某特定机器的工作推到有一定价值总额的机器的工作时，我们可以假定，有某工厂可以增用价值一百镑的机器，而不增加其他开支，该工厂每年纯产量之值（即除去该机器本身的耗损外），增加四镑。如果投资者尽先把资本投向利益优厚的地方，如果经此程序达到均衡以后，投资者尚觉值得而且仅仅值得雇用该机器，则我们由此事实可以推断年利为四厘。但是这种举例，不过指出价值决定原因的一部分而已。如把这类例证当作利息论或当作工资论，则必犯循环推理的毛病。

姑不妨进一步说明某用途方面的资本需求的性质，并考察资本的总需求如何由许多不同用途的资本需求所构成。

为论证起见，让我们以某特定行业如制帽业为例，并研究什么是决定该业所吸收的资本数量的那些原因。假定在毫无风险的证券上，利率为年息四厘，假定制帽业吸收资本一百万镑。这就是表示，制帽业可以善用这一百万镑资本，宁可对它付年息四厘，而不愿弃此资本而不用。①

①商人借款时所支付的利息率一般高于四厘（年利息率）；但是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所知，除实际纯利息外，它还包括其他成分。在资本最近因战争而遭到巨大的破坏以前，说三厘似乎比较合理，但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内，甚至四厘或许也是靠不住的。

有些东西是制帽业所必需的；它不仅必须要有食物、衣服和住宅，而且也必须要有流动资本如原料和固定资本如工具甚或少许的机器。虽然竞争使运用这宗必要资本所获利润不能超过普通的企业利润，但是如果制帽业不能以较低的利率得到资本，则它甘愿对它付息五分，而不愿受缺乏此项资本所引起的损害。设年息为二分，也许有其他机器，制帽业不能不用，年息为一分时，所用的机器增多，年息为六厘时，更多，五厘时，更多；最后，因为年息为四厘，所以更多用机器。当制帽业拥有这个数量的机器时，则机器的边际效用——即仅仅值得使用的那个机器的效用——为四厘。

利率上涨，减少制帽业的使用机器；因为凡年剩余不超过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则制帽业避免使用，而利率下降使制帽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年剩余略少于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也得到使用。此外，利率越低，则用于制帽工厂和工人宿舍的建筑也越坚固美观；同时利率下降将导致制帽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这表现在原料和零售商手中成品的大量积存上。①①比较第5篇，第4章，及附录九之第3节；那里有关于杰文斯利息理论的评论。

虽在同一业中，而使用资本的方法却迥然不同。各企业主按照自己的资金将在企业的各个方面投资，直到他认为有利的边际似乎到达为止；而有利的边际，如我们说过的，是相续切割各种可能投资的一条界线，一旦利率下降，并按该利率又可以借得额外资本，则此线即向外作不规则的伸张。因此，资本的需求是各业中一切企业主的资本需求总量；它所遵守的规律，和商品销售所遵守的规律相同。如同在任何既定价格下一定量的商品总能找到买主一样，如价格上涨，则所能销售的商品数量减少，而资本的使用，亦复如此。

就生产上的各种贷款而言，如此，而专事消费不事生产的人，或抵押未来资源以取得现时经费的政府，他们的借贷何尝不是这样。的确，他们的行为往往很少受冷静的计划所约束，并往往决定他们所要借的数额，而很少考虑到他们将来对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利率甚至对于这类借款也起着明显的影响。

第九节 简短的摘要。

试就上述一切作一全面的（即便是困难的）总结：各生产要素如土地、机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等等，在生产中往往被运用在尽先有利之处。如果雇主和其他企业家认为，他们略多使用任何一种要素时，就能获得较好的结果，则他们将使用这种要素；他们估算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稍微增加开支所得的纯产值（即总产量的货币价值扣除附带费用后的纯增益）；如果把少量开支从一方面移用到他方面而有利可获，则他们将移用这种开支。①①此与第5篇，第4、8两章所述相仿。

这样看来，各生产要素的使用，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情况来决定的。这就是说，它一方面是由该要素在各种使用上的迫切性与使用者所有的资金，和另方面由该要素的现有存量来决定的。根据代用原则，由于从该要素服务价值较小的使用方面不断移向服务价值较大的使用方面这一趋势，则它在各种使用上的价值得以均等。

如果非熟练劳动或任何一种要素使用得较少，考其原因不外是，在某一点人们对于使用该要素是否值得还犹疑不决，最后认为不值得。亦即我们所说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各种要素的边际使用及其边际效率。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任何转移只能发生于边际，通过转移已经变化了的供求关系才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忽略各级劳动之间的差别，并把所有的劳动看作相同的劳动，或至少看作都用有标准效率的某种劳动所表示的劳动，则我们可以求出直接运用劳动和直接运用资本之间的无差别边际；简言之，用屠能的话来说是：“资本的效率必然是它的报酬的尺度，因为如果资本的劳动比人的劳动便宜，则企业主势必解雇一部分工人，如果资本比人工贵，则他增雇工人”。①

①《孤立国》，第2篇，第1章，第123页。他认为（同书，第124页），因此，“利息率是资本的效率和人类劳动的效率的关系借以表示的因素”。最后他用一些类似于一世纪以后杰文斯为此目的而独立研究时所用的话说，“最后运用的少量资本的效用规定利息率的高度”（第162页）。屠能概括地阐明了任何生产部门中继续追加资本所产生的报酬递减的一般规律。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即使现在也饶有趣味，虽然它没有指出如何调和这两种事实。即某业所用资本的增加可以使产量的增加超过资本的增加，和资本的不断流入某业势必最后降低它的利润率。他对于这些和其他重大经济原理的讨论，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原始的，但所采取的立场却不同于他关于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和关于工资与资本的关系的那些空想而不现实的假设。他从其中得出一个奇怪的结果，即自然工资率等于劳动者的生活必要资料与其劳动辅以资本时所应得的那份产品的几何平均数。所谓自然率，他指的是所能保持的最高度；如果劳动者的工资一时高于此点，则按照屠能的意见，资本的供给会被减少得使他在长期内得不偿失。

但一般资本之争取雇用和某业中机器之争取雇用，在性质上有所区别。后者可使某种劳动完全失业，而前者却一般地不能代替劳动，因为它必然增加资本篇生产者的就业人数。而事实上以资本代替劳动，不过是以含有大量等待的劳动代替含有少量等待的其他形式的劳动而已。①①屠能很了解这点，同书，第127页，再参阅以下第6篇，第2章，第9、10两节。

第十节 国民收入或国民收益的再定义。

当我们说到国民收益或可分配的全国纯收入（如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所得的份额）时，我们必须明确，哪些是我们所包括的，而哪些又是我们所排除的。不论我们从广义上或狭义上来使用这些名词，这对我们的论证是无关紧要的。但重要的是，贯穿在任何一个论证中我们的用法必须始终一致。凡包括在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及供给的某一方面的东西，也必须包括在另一方面。

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而“纯”这个限制词，是指补偿原料和半制成品的消耗以及机器设备在生产中的耗损和折旧。必须从总产品中减去所有这种种消耗，我们才能求得真正收入或纯收入。国外投资所提供的纯收入也必须包括在内（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六节）。这就是一国的真正年纯收入，或国民收益。当然，我们可以按一年或按某一时期计算这种收益。国民收入和国民收益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用的。只是当我们把国民收入看作可供分配的各种享受之新来源的总和时，国民收益一词才是更有意义的。但这里最好是沿用惯例，凡普通不算作个人收入的一部分者，也不能算作国民收入或收益的部分。因此，除提到与此相反的情况外，某人自己为自己的服务，和给家人及朋友所提供的无代价服务，以及从个人资质和公共财产（如免税关口）所获得的利益，都不能算作国民收益部分，而必须加以分别讨论。

一部分产品不仅用于补偿已消耗的物资和用坏的机器，而且用于增加原料和机平等的存量。这部分国民收入或收益并不直接进入个人消费领域。但从通常所用的这个名词的广义上来说，它确是进入消费领域，例如，当印刷机制造商把印刷机售与印刷厂之时。因此，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消费，国民收益、纯产品总量和消费总量都是可以互用的名词。在普通的工业状态下，生产和消费是相伴而行的，除非有相应的生产为消费创造了条件，就无所谓消费。一切生产都伴随着它所要满足的消费。的确，在某些特定生产部门中，可能有产销脱节现象；商业信用的破产可能使绝大多数仓库一时存货充斥，无法出售。但这些都是例外情况，而不在我们现时的考察范围之内（参阅以下第八章第十节；附录七，第三节）。

第二章 分配概论（续）

第一节 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诸原因对分配都起着同等影响。

如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报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所起的反作用，以补充需求对分配的影响之研究。考察生产成本和效用（或可欲性）在决定各种劳动、资本家和地主的分配国民收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李嘉图和追随他的那些干练的企业家都认为需求的作用是自明的，无须加以解释的。他们既没有强调它，也没有充分详细的研究它；这种忽视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并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在这种反应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源于它所参与制造的那种产品的价值，而且当时主要地是由该价值所决定；它的报酬的决定和地租的决定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从地租规律的推广应用中构成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论。但他们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具有正确的直觉看法，因为他们默认供给力量的研究是更为迫切和更加困难的。

当我们研究什么在决定一种生产要素（不论是任何种劳动或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时，我们发觉，该问题的及时解决需要知道该要素的现有供给量；因为如果供给增加，则它将被用在需要较小、效率较低的使用方面。而问题的最后解决也需要知道决定那种供给的原因。各种东西，不论是某特定种类的劳动，或资本，或其他别的东西；它的名义价值，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方面是供给的压力。

各种东西，不论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它的生产势必扩展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限界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各生产要素和它们的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着，如果有某种外因使其中某因素发生变动，则干扰的结果将涉及其余的因素。

同样地，当碗中盛有数球时，它们相互制约着自己的位置；又如天花板的不同点上有强度和长度不同的弹线（都是拉长的）悬着一个重物，各线和重物的均衡位置都是彼此制约的，如有一线缩短，则原来各线所处的位置势必变动，而其余各线的长度和张力也必然变动。

第二节 第四篇中所讨论的，影响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和资本的原因之要点说明。报酬增加对个人勤奋影响之无常。正常工资与人口增长和体质增强特别是后者之间的适应比较规则。储蓄所产生的利益对资本及其他财富的积累的一般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不论什么时候都首先取决于它的现有存量，其次取决于它的所有者把它运用到生产上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纯粹是由预期的眼前报酬来决定的；虽然有一种在某些场合叫做直接成本的下限，在直接成本以下，生产势必停止。例如，某厂商会断然拒绝开动自己的机起来生产那种定货，而这种定货不能补偿生产上的额外货币开支和机器的实际耗损。关于工人体力的消耗和工作上的疲劳及其他不便，也有类似情况。虽然目前我们所讨论的是正常条件下的成本和报酬，而不是工人做某件特定工作时个人的直接消耗，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起见，不妨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作一简短的说明。

如前所述①，当某人做自己所愿意做的工作而津津有味时，那工作对他实际上毫无所费。因为如某些社会主义者相当夸大其词地说的那样，除非有某事发生，以致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喜爱自己的适度工作。但不论正确与否，大多数人相信，在谋生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他们毫无剩余乐趣可言，相反地，对他们却有所耗费；收工时，他们高兴；他们也许忘掉，最初的几个工作小时对他们的耗费并不像最后一小时那样多，他们多半认为，九小时工作的耗费为最后一小时的九倍。他们很少想到，通过用足以补偿最后而最艰苦的一小时的工资率，来支付每一小时，他们即可获得生产者的剩余，或租。②①见第2篇，第3章，第2节；第4篇，第1章，第2节；第4篇，第9章，第1节。

②近来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讨论，往往很少涉及劳动的疲乏；因为的确有许多工作，其中所用体力或脑力是如此之少，以致所谓用力也只能算作解闷，而不能算作疲劳。一个值班的人，理应随唤随到，但是他也许一天还做不到一小时的实际工作；可是他反对值班的时间很长，因为那种时间使他的生活单调，失去家庭快乐和社会娱乐的机会，也许还失去愉快的晚餐和休息。

如果一个人想什么时候停工就可以停工，那末，当继续工作而获得之利不再超过其不利时，他就停工。如果他必须和别人一道工作，那末，他的工作日的长度往往是规定了的；而在某些行业中他一年所作的工作日数实际上是固定的；但是严格规定他的工作量的那些行业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他不能或不愿提供当地所盛行的最低标准，他一般能在标准较低的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而各地的标准是由当地工业人口对工作的各种不同强度之利与不利的权衡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一个人的自我抉择在决定他一年所作工作量方面不起作用的这些场合，和下述场合同样例外，即一个人必须居住一所大小完全非其所好的房子，因为再没有其他房子可住。按每小时十便士的相等工资率，一个人也许宁愿一日工作八小时，而不愿工作九小时，但是他不得不工作九小时，否则就得不到工作，则他由于工作第九小时而的确受到损失。但这种场合是极其罕见的；如遇这种场合，就必须以日为单位。而成本的一般规律不受这一事实的干扰，犹如一般效用规律不受以一次音乐会或一杯茶为单位这一事实的干扰一样。一个人也许宁愿出五先令的票价听半场音乐会，而不愿出十先令的票价听一场音乐会，或宁愿出二便士买半杯茶，而不愿出四便士买一杯茶，则他也许因后半场音乐会或后半杯茶而遭受损失。因此，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这个论点（“价值的最后标准”，第4节，发表于《经济学杂志》，第2期）是没有适当的根据的，即价值一般地必须由需求所决定，而

一个人工作甚或值班的时间愈长，除非他因工作而麻木不仁，则他想休息的欲望也愈强，同时每增加一小时的工作，使他的工资有所增加，并使他愈益接近于满足他的最迫切需要的那个阶段，工资愈高，这个阶段的到来也愈快。不过，随着工资的增长，究竟出现新的需要和为他人及为自己备办晚年享受其的新欲望呢，还是他很快地满足于只能从他的工作所得到的那些生活享受，而企求更多的休息和本身饶有兴味的那些活动的机会呢，这只是个人的兴趣问题，并没有普遍的准则可循。但经验似乎证明，各种族和各个人（特别是热带的居民）愈是愚昧无知，他们工作得时间也愈短，如果工资率的提高使他们可以用比以前少的工作得到习惯上的生活享受，则他们工作时将愈不卖劲。而眼界较广，性格坚强的人，除非宁愿把他们的活动转用于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则工资率愈高，他们工作得愈卖劲，坚持的时间也愈长。但这点将在进步对价值的影响一题下加以详细的讨论。此刻我们可以断言，就一般而论，报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给得到即时的增加。此项规则的上述例外为数不多，但它们不是没有意义的。①

①参阅第12章。荒年，通货膨胀和信用的震动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曾迫使某些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进行过度劳动。为取得不断减少的工资而提供日益增加的劳动的场合，虽然现在往往没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多，但在过去却屡见不鲜。这些场合可以和一个处于逆境的厂为了取得他们支出的某些报酬而按略高于足以补偿他们直接成本或特殊（直接）成本的价格接受定货的那种努力相比拟。而相反地，差不多各个时代（也许我们时代比大多数其他时代要少些），都有一些故事，即人们在突然繁荣中都满足于用少量劳动所得的工资，从而也就有助于那种繁荣的消失。但是这些问题必须留待商业周期的研究之后再加以讨论。在平时，技工、自由职业者或企业家作为个人或商业团体的成员决定什么是他行将接受的最低价格。

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因为即使严格地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缩性的。

第三节 续前

。

然而，如我们从工资的增加对个人所做的工作的现时影响推究到它在一二世纪以后的最终影响时，则这种结果也是肯定的。的确，虽说境遇的暂时改善将给许多青年人带来成家立业的机会；而富裕的持续增长，对生殖率的提高与降低，似有同样的可能。但另方面，工资的增长势必减少死亡率，除非父母对子女的保育漠不关心。如我们观察高工资对下一代人的体力和智力所起的影响，则这个论据更加有力。

因为有某种消费，如果它有某些减少，则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各级工作所绝对必要的。的确，成年人或许牺牲他们的子女而成全自己，但那只不过使效率的减少推后一代而已。其次，还有习惯上的必需品，它们在风俗习惯上是这样的必要，以致人们一般地宁肯牺牲大部分所谓绝对必需品，而不愿弃其重大部分而不用。第三，又有日常嗜好品，有些人（虽不是所有的人），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愿弃而不用。很多这些习惯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质与精神进步的体现，它们的范围随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它们的数量愈多，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则愈不经济。但如果加以适当的选择，它们就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一切生产的目的，因为那时它们提高人类生活的旨趣。

使效率所绝对必需的那种消费，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偿失的，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取等于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增。但增加不为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只能通过人对自然力控制的增进而加以解决。这种消费的增加可由于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组织的改善和原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和扩大，最后，由于资本的增长和达到任何既定目的的物质资料的增加。

可见，劳动供给如何紧密地适应劳动需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般人的现时消费中有多少是用以维持青年和老年人的生活及效率的必需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多少是习惯上的必需品，这种必需品在理论上可以免却，但实际上很多人宁愿要它而不愿要某些真正用来维持效率的必需品。当作生产手段来看，又有多少是多余的，虽然，当作目的本身来看，有些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如我们在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几乎把劳动阶级的全部消费都列入第一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简单，而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英国劳动阶级的贫困，而法国劳动阶级则更加贫困；他们曾断定，劳动供给会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和机器的供给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一样，不过前者适应有效需求的速度远不如后者那样快。就现在较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而言，我们所必须给予的答案和英法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没有多大出入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阶级所能消费的，奢侈品最少，甚至习惯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们报酬的增加引起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使他们的报酬又迅速降低至仅能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的原有水平线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工资几乎是按所谓铁律或铜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资固定在培育和维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级的费用上。

关于现代西欧各国，答案却迥然不同。其所以不同，是在于近来在知识和自由、体力和财富，以及易于接近海外富饶的食物和原料基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的确，甚至在今日英国居民主体的大部分消费仍用于维持生活和体力；用法也许不太经济，但也没有任何巨大的浪费。无疑的，某些恣意放纵是绝对有害的；但相对于其他的恣意放纵行为它们是在减少着，主要的例外也许要算赌博。其中大部分开支，作为培养效率的手段并不十分经济，但有助于形成灵机应变的习惯，并给生活带来多样性，缺了它，人们就显得闷闷不乐，停滞不前，耕耘虽多，而收获却少。大家都承认，甚至在西欧各国，那里的工资最高，那里的熟练劳动一般是最便宜的劳动。的确，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倾向表明：某些很贵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可以弃而不用，而不致相应地减低效率。虽然这种经验将来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大。就人的现在和过去的情况而言，在西欧各国，有效率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不是大大超过用来补偿培养和训练有效率的工人并保持和充分运用他们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费用①，这仍是真的。

①机车上有些黄铜活或铜活，大半为装饰之用，即使弃而不用，也无损于机器引擎的效率。其数量实际上因选择各铁路车型的人员的趣味而异。但是习惯也许恰巧需要这种支出；而习惯是无容置辩的，铁路公司也不敢有所违抗。在这种场合下，当讨论该习惯流行的时期时，我们应该把装饰活的成本和活塞的成本等同对待，都包括在生产一定量机车马力的成本之中。有许多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和不很长的时期有关的那些问题，其中习惯必需品和实际必需品几乎可以置于相同的地位。

于是，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工资的增加，除非在不健康的条件下赚取的，差不多总能增进下一代的体育、智育、甚至德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的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换言之，劳动的需求价格上升，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如果知识、社会风尚和家庭习惯不变，则全体人民的劳力（假如不是人数的话）和某特定行业中的人数与劳力可以说有一个供给价格，意即有一定的需求价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减；价格较高，则二者增加，价格较低，则二者减少。

可见，我们又知道，需求和供给对工资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轩轾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门之双柱一样。工资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来决定的。①

①本段重复之所以似乎必要，是由于各种批评家对本篇主要论点的误解；其中甚至包括锐敏的庞巴维克教授。因为在他的《价值的最后标准》中（特别要参阅第5节），他似乎认为工资既等于劳动纯产品又等于劳动的培养训练及维持其效率的成本（或简称劳动的生产成本，虽有欠妥当）这一信念势必引起自相矛盾。而相反地，卡弗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894年7月）上所发表的一篇优秀的论文中，曾阐明了各种主要经济力量的交互作用；并参阅其所著《财富的分配》，第4章。

关于“一般工资率”或“一般劳动工资”这些常用名词，须略加解释。在广泛地考察分配，特别是在我们考察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时，使用这些名词是方便的。但实际上在现代文明中无所谓一般工资率。在数以百计的工群（group of workers）中，各有各的工资问题，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为的），支配着供给价格并限制着它的人数；各有各的由其他生产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所决定的需求价格。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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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利率一词也有类似的困难。但这里主要的困难是源于这一事实，即在某些特定事业（如工厂和船）上所已投下的资本的收入，本来是一种准租，而只有在所投资本的价值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才可以看作利息。在此刻撇开这种困难不谈①，并记得“一般利率”一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适用于新的自由资本投资的预期纯收入时，我们可以略述关于资本增长的最初研究的结果。①参阅以下第6篇，第6章，第6节。

我们已经知道②，决定财富积累的因素很多，如习惯，克己和防患未然，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情感的动力。安全保险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识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使它有所增进。但是，虽然一般储蓄除利率外还受许多原因的支配；许多人的储蓄很少受利率的影响，有些人决定给自己或他们的家庭获得一宗固定收入，利率高时，储蓄得少，利率低时，储蓄得多。可是，权衡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坚信，利率（或储蓄的需要价格）的上涨，有使储蓄量增加的趋势。②参阅第4篇，第7章，第10节之提要。

利息既为任何市场上使用资本的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的需求总量，恰等于在该利率下即将来到的资本的总供给量。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市场是一小市场，例如一城或进步国家中的一业，则当该市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时，可以从邻区或他业抽调资本，增加资本的供给，而迅速满足之。但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或一个大国当作资本市场，我们就不能认为，资本的供给总量，因利率的改变，而有迅速和大量的增加。因为资本的一般财源是劳动和等待的结果，利率提高，固然可以引人作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但在短期内，这种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较之现有资本中的劳动和等待，不会很多。所以在短期内，对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时，满足这种需求的增加，出于供给的增加者少，而出于利率的上涨者多。因为利率既涨，所以有一部分资本将从它的边际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渐退出。提高利率，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增加资本的总供给量。

第五节 土地就需求对分配的影响和个人把资源用于生产的关系来说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但较之供给对分配的正常影响，它却与资本有所不同，而这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讨论的。

土地同人本身和人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人对土地所作的改良①，不能等量齐观。因为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按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对它们服务的需求，而土地却没有这种适应。任何劳动阶级的报酬剧增，有使该阶级的人数增加，或效率同人数两者一并增加的趋势；该阶级有效率劳作的供给既增，往往削减它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如果人数增加，则各人的报酬率下降，直到原有的水平。如果他们的效率增加，即使每人的报酬或许比以前有所增加，则所增加的报酬出于国民收益的增加，而无损于其他生产要素。这个论点适用于资本；但不适用于土地。所以虽然土地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有相似之处者，受上章末节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而不受此刻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①本节的论证是广泛的。关于专门而较完全的讨论，读者请参阅第5篇，第10章。

的确，从厂商或农场主的观点来看，土地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它也受前章中所曾讨论的需求规律和代用原则的作用的支配，因为现有的土地，像现有的资本品或某种劳动一样，有从一种使用转向另一种使用的趋势，直至进一步转移无利可图而后止。因此，就前章之讨论而言，一个工厂，货栈或一张犁（除去耗损等等）的收入和土地的收入是用相同的方式决定的。不论在那个场合，收入有等于该要素边际纯产品价值的趋势；在短时间内，该收入是由该要素的总供给量和其他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来决定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并不受本章所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响。如报酬率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的影响，从而对它们对国民收益贡献的影响，从而对其他生产要素购买它们的服务所用实际成本的影响。一工厂多建一层楼，或一农场多用一张犁，该楼或该犁一般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厂或农场。国家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一层楼或一张犁，如同个人给自己的企业所增加的一样。因此，用以分配的国民收益比以前有所增加；在长期内，厂商或农场主的报酬，照例不是由牺牲其他生产者的利益而得到增加的。与此相反，不论什么时候的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存量，都是一种固定的存量。当一厂商或农场主决定给自己的企业增加少量土地时，实际上就等于他决定从别人的企业取得这块土地。他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了土地，但是国家并没有增加土地，这种变化本身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

第六节 本阶段论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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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讨论：全部纯产品总量，是所有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从而是生产这些商品所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的真正来源。换言之，国民收益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量，同时又是支付这些要素的唯一源泉：它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土地及生产上具有级差优势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工资、利息和地租或生产者的剩余构成全部国民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益愈大，则它们各自的份额也愈大。

一般说来，劳动、资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要成比例的。但这种需要不是总需要，而是边际需要。所谓边际需要，是在一点上的需要，在该点，不论人们略多购买某种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或用他们的额外资金购买其他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对他们都毫无区别。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该要素所得的份额愈大，则它增加得似愈快，除非它完全不能增加。但是，每增加一次，对它的需要的迫切性将有所减少；因此，将减少它的边际需要，并降低它的销售价格。这就是说，任何要素的比例份额或报酬率的增加，似会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结果减少该要素的份额，而增加其他要素在国民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份额。这种反作用也许是缓慢的，但是，如果生产技术和社会一般经济情况没有剧烈的变动，则各要素的供给将受它的生产成本的严格控制；其中要计算习惯上的必需品，而这种必需品随着日益丰富的国民收入给一个一个阶级提供日益增加的剩余（超过维持效率所必要的剩余）而不断地扩大。

第七节 不同工种的工人的工资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一业中效率的提高和报酬的增加对他业所起的影响时，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普遍事实出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时，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愈多，则该要素所开辟的、而它本身并不十分相宜的那些使用途径愈广，而该要素在种种用途（在这些用途里，它是在即将证明无利可图的边际上被利用的）上所乐于接受的需求价格也愈低；在竞争能使它得自各种使用上的价格相等情况下，则该价格将是该要素在各种用途上的价格。该要素的增加所造成的额外生产，增加了国民收益，其他生产要素也借此而获利，但该要素本身却不得不承受较低的报酬率。

例如，倘其他条件不变，设资本增加得很快，则利率必然下降。倘其他条件不变，设从事某特定工作者的人数增加，则工资必然下落。每个场合都会引起生产增加，国民收益增加；在每个场合，某生产要素之所失，必然成为其他生产要素（未必是一切生产要素）之所得。例如，开发一个蕴藏丰富的石矿，或矿工人数增加或效率提高，势必改善各阶级的住宅状况，势必增加对砖匠和木匠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作为建筑材料制造者的瓦工必受迫害，虽从消费方面来看，他们也得到利益，但这种利益终不能偿其所失。这一要素的供给增加，对许多其他要素的需求略有增加，对有些别的要素的需求则大量增加；但它对某些要素的需求却有所减少。

我们知道，任何工人例如皮鞋厂的工人的工资，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但工资并不是由该纯产品决定的；因为纯产品，如各种边际使用上的其他机遇一样，和价值一道都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①但如（1）投于制鞋工业的资本和劳动总量已达到一点，在该点，增加劳动和资本虽然可以增加产量，但仅仅有利；（2）把资金在生产设备，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作了适当的分配；（3）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工厂，业务正常，经营管理能力正常，但该厂所处的情况是，它不知道按正常工资增雇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干劲的工人，是否值得。当上述种种情况确定之后，我们大致可以断言，损失该工人的劳作，势必减少该厂的纯产品，而它的价值和该工人的工资大约相等。反过来说，他的工资大约等于该纯产品（当然，一人的纯产品不能和其余工人的纯产品机械地分开）。②①参照第5篇，第8章，第5节；与第6篇，第1章，第7节。

②参阅以上第191—192页。如官方生产普查所示，一个工厂的纯产品现在一般都被视作工厂加于其原料的工作：因此，它的纯产品的价值等于它产品的总价值减去它所消耗的原料的价值之差。

皮鞋厂中各类工人的工作，有难易的不同；但我们可以忽略各类工人在职业上的区别，而假定他们都属于同一级（这假定大大简化了论证的措辞，而不致影响它的一般性质）。

在现代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一业或他业有时感到劳力供给过多，而有时却感到劳力供给不足；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调现象，由于各种限制性的结合及其他影响，而变本加厉。但是，劳动的流动性，足以使这一点成为事实，即一个西方国家中各个不同工作部门中的同级工人的工资有相等的趋势。因此，下述说法并不言过其实：一般说来，和有正常能力的皮鞋工人处于同级的各个工人，都能用自己的工资买一双鞋（除去原料成本后），因为赚取该工资所用的时间和皮鞋工人给工厂的纯产品增加同样一双鞋所用的时间大致相等。用更一般的形式来说。各个工人用百日劳动的工资，一般能买到和他同级的其他工人百日劳动的纯产品。只要不超过该数量，他可以任意选择。

如果他级工人的正常工资比他的工资高一半，则皮鞋工人必须用三日的工资才能买到他级工人二日劳动的纯产品，余此类推。

可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任一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中，劳动纯效率的增加，将按同一比例提高皮鞋工人用以购买该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的实际价值；倘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的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直接取决于，并正比例地随着生产他的工资品的那些行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的平均效率的变化。反之，在某工业中，如工人放弃可增加效率百分之十的技术革新，即使皮鞋工人用于购买该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损失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其他工人的产品和他的产品处于竞争状态，而这部分工人的效率又有所增加，则该效率的增加至少会使他暂时遭受损失，如果他不消费该产品，则所受损失更大。

此外，各级劳动的相对地位如发生变化，较之他级劳动，皮鞋工人有所提高，则他因此而得利。医务人员（他有时需要医生看病）的增加，将对他有利；如厂商，商业经理和其他企业家的人数大量增加，而所增加的人数又来自他级，则对皮鞋工人更加有利。因为管理上的报酬，较之手工劳动的报酬，将有所下降，而各种手工劳动的纯产品势必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用代表他的纯产品的那些工资所购买的各种商品将有所增加。

第八节 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在所述时间和地点并不具有多于事实上他们所特具的那种竞争能力，知识和竞争的自由。

替代方法，它的趋势我们已有所讨论，乃是一种竞争形式；不妨再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要求完全掌握市场情况。当我们考察郎巴街的股票交易所，或商品交易所的营业时，假定经纪人完全掌握市场情况，这和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但是，当我们考察工业上任何低级劳动的供给的决定因素时，该假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某人有足够的才能来掌握他的劳动市场的全部情况，他就不会长期留在低级劳动中。从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和现实企业生活保持密切接触，一定很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一则由于简单扼要，二则由于“自由竞争”一词当时十分流行，三则由于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加以足够的分类和限制，所以，他们似乎往往暗示，他们的确假定了完全竞争。

因此，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任何工业集团的成员都有很多天赋的才能和远见，或除该集团的成员和各个消息灵通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正常动机外，还受其他动机的支配；当然要估计到时间和地点的一般条件。尽管有许多任性和冲动行为，尽管卑贱和高尚的动机交织在一起，但经常的趋势是，各个人为他和他的子女所选择的职业，在他看来是大体上最有利的而又是他的资金和能力所能达到的那些职业。①①商品场合下的供求调节和劳动场合下的供求调节的差别将在以下各章中加以讨论。

第九节 论一般劳动和一般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辅助劳动。资本与劳动对雇用场所的竞争。但此语须加以慎重解释。

尚待讨论的最后一部分问题是，关于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很显然的，虽然一般资本和劳动为运用于某些特定行业而进行着经常的竞争，可是因为资本本身是劳动和等待的体现，所以，这种竞争实质上是某几种辅以大量等待的劳动和其他几种辅以少量等待的劳动之间的竞争。例如，当人们说"资本主义机器曾代替了很多制鞋工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从前用手做鞋的人很多，借助于少量等待做锥子和其他简单工具的人很少；而现在从事制鞋的人虽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他们借助于工程师所制造的机器，借助于大量等待，却能比以前生产为数更多的鞋。在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有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所涉及的面并不广，较之工人从贱价取得资本的协助和提高他所需要的那些产品的生产方法的效率上所得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②

②我们现在暂时对狭义上的劳动与资本家及其副经理和工头之间的雇用的竞争置而不论。第7、8两章的大部分是从事于这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的研究的。

一般说来，储蓄倾向的增加，使得等待的服务不断扩大；并使它不致按像以前一样高的利率才能得到雇用。这就是说，利率将不断下降，除非有一种发明为迂迴生产方法开辟了新的有利途径。但资本的这种增长，将增加国民收益；开辟新的有利的场所以供劳动在其他方面得到雇用；因此，除补偿等待的服务对劳动的服务的部分替代外，还绰绰有余。①①此处资本是指广义的资本；它不限于产业资本。这点无关宏旨，而列入附录十第4节中。

由于资本的增长和发明的增加而引起的国民收益的增加，必然影响各类商品：例如，使制鞋者用他的报酬能买更多的食物、衣服，使自家水、灯光和暖气，以及旅行等等增多并改善。不过有一点应该承认；少数改良至少最初只会影响富人所消费的那些商品；相应增加的国民收益没有一部分直接归于劳动阶级；在短时间内，他们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以补偿特定行业中有些人可能受到的扰乱。但这些场合十分罕见，而且一般都是小规模的。即使他们差不多也往往获得某种间接的补偿，因为专门用于富人奢侈品的种种改良，会迅速推广到其他阶级所享用的安逸品上。虽然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后果，但实际上奢侈品的便宜，一般说来会以不同的方式增加富人对手工品和个人服务的嗜好，并使他们用以满足这些嗜好的资金也得到增加。这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第十节 工资取决于资本垫支一语之正确程度的限界。参阅附录十、十一。

不言而喻，任何特定的劳动阶级当年所领取的国民收益份额，由当年的产品或它们的等价构成。因为当年的许多成而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把前几年的产品交给各劳动阶级，以作为他们的报酬。

劳动和资本的一般交易是，工人取得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的支配权，而作为交换，他把雇主的物品向着用于直接消费的阶段推进一步。但这适用于大多数雇主，而不适用于完成生产过程的那些工人。例如，装置表的工人给雇主所提供的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比他作为工资所取得的要多得的；又如我们把一年的几季（播种和收割时间均计在内）综合起来看，我们就知道，全体工人给他们的雇主所提供的成品，多于他们当作工资所得的成品；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动工资取决于资本对劳动的预支。因为（即使除机器，工厂，轮船和铁路外）借给工人的住宅，和在各阶段上生产他们所消费的那些商品所用的原料都表明，资本家预支给他们的比他们预支给资本家的要多得多，即使在他们没有领工资以前已经给资本家工作了一个月。

由此可见，在已经阐明的分配概要中，没有什么东西使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的关系同任何其他二种生产要素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差别。关于劳动和资本关系的现代学说，是以前学说发展的结果，所不同的只在于现代学说较之穆勒在《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三章中所讲的理论是更加精确、完整和一致。穆勒在这章中把有关该问题的所有各种因素都集在一起。

综观以上所述，可进一步作出结论：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殖也很快。由于资本和知识，西方国家的普通工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的王公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如同纺工和织工的合作一样重要。虽然纺工所业居先，但那并不能使它与众不同。一方的发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动分不开的；不过一方用牺牲他方的办法可以暂时（如果不是永久的）取得较大的国民收益份额。

在现代世界中，私人雇主和股份公司的高级职员本身拥有的资本很少，但他们却是巨大工业机轮的轴心，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全都集中于他们且由他们分布，他们把全部利益牢牢地掌握在一起。所以，在讨论就业和工资的变动时（留待本书续其讨论），他们将占有首要的地位；在讨论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所特有的供求作用上的次要特征时，他们所占的地位虽不是首要的，而却是显著的，但这都是以下八章所要讨论的东西。

附录十将略述“工资基金”学说。那里将指出我们所持观点的理由，该观点认为，工资基金学说过分强调劳动的需求，而忽略了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它提出资本存量和工资总量的相互关系，来代替借助于资本的劳动产品总量和工资总量的真正相互关系。但那里也将指出持有这一见解的理由。这种见解认为，如果古典经济学家（也许他们的追随者未必都如此）加以反复思考，则他们一定会解除工资基金学说中令人误会的部分，从而尽量使它和现代学说相一致。附录十一将研究各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剩余；所提出的问题只有抽象的趣味，而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

如上所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总效率和边际效率）；它们直接或间接对纯产品总量或国民收益的增益和它们各自所得的国民收益份额，是由许多相互关系联结的，这些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一次叙述就包括无遗。但借助于数学上严密而简练的词句，即可窥其全貌，当然其中质的差别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尽量把它解释成量的差别。①

①这种考察集中于数学附录之注14—21.而注21易于理解，并表明问题的复杂性。其余大多数的注是注14细节的进一步发展，其中部分内容在第5篇，第4章中已译成英语。

第三章 劳动工资

第一节 第三章至第十章的范围。

当我们在上篇讨论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在本篇前二章讨论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时，我们尽量不考虑生产要素的特殊性质及其枝节问题。我们没有详细研究，关于生产工具的价值和借它所制造的产品的价值二者的关系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雇主、工人或自由职业阶层得自先天能力或后天知识和技巧的那些收入。我们为避免和利润分析相关的各种困难，不去注意市场上对利润一词的许多不同的用法，甚至也不去注意利息这一更加原始的名词。我们没有估计各种租佃对土地需求的形式的影响。所有这些不足之处，都将在以下各章论劳动、资本与营业能力和土地的供求时加以详细的分析和补充。本章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工资计算的方法问题，它主要属于算术或簿记的范围，但是许多错误的产生，都是由于计算时的粗枝大叶。

第二节 竞争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不等的趋势，但有使周工资与工人效率成比例的趋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效率工资。计时工资没有相等的趋势，而效率工资则有之。

当我们观察物质商品的供求作用时，我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个困难：即在同一个市场按同一种名称出售的两种东西，实际上质量不同，对各买主的价值也不同。或者质量确实相同，即使在竞争极其尖锐的场合，因为销售条件不同，它们也可以按不同的名义价格出售。例如，交付上的开销或风险有时由卖主负担，而有时却由买主负担。但这种困难在劳动的场合比在物质商品的场合要大得多。付给劳动的真正价格，往往悬殊很大，而这种悬殊是不易从名义上支付的价格说明的。

开头就遇到如何解释“效率”一词的困难。如果说在长期内不同部门中约有相等效率的人所得的工资大约相等（或“纯利益”大约相等，见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则效率一词必须作广义的解释，它指的一定是一般的工业效率（如第四篇，第五章，第一节所述）。但是，如果所指的是同一部门中各人生产所得能力的差别，即效率必须按该部门所需要的那些特殊效率因素而加以估计。

人们常说，竞争有使同一业中或困难相同的各业中的人的工资相等的趋势；但是这种说法需要谨慎的解释。因为竞争使效率不同的两个人在一定时间如一日或一年内所得的工资，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相等。同样，在平均效率不等的两个地区，竞争使平均周工资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相等。如果英国北部各劳动阶级的平均体力和精力高于南部，那末，可以断言，“竞争使各事物趋于自己的水平”越是彻底，则北部的工资高于南部，也越是确凿不移。①

①大约五十年以前，英国北部和南部的农场主相互交流经验，最后一致认为把萝卜装车是测量体力的最好尺度：仔细的比较证明了工资和两个地区的工人一天普通所装载的重量成比例。南部的工资和效率的标准较之北部现在比那时也许更加一致。但是标准的工会工资北部一般要比南部高些：许多到北部谋求较高工资的人发现他们不能胜任，以后又回原地。

克利夫·莱斯里和某些经济学家曾天真地强调工资的地区差异，足以证明劳动阶级中的流动性很小，和他们为就业而作的竞争的无效。但他们所援引的大部分材料只是和日工资或周工资有关：它们只是部分材料，若把所遗漏的另一部分材料补上，则全部材料一般地支持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发现，周工资的地区差异和效率的地区差异大体上一致。因此，材料（就其与该问题有关者）往往证明竞争是有效的。不过我们很快就知道，充分解释这些材料是一个极其困难而艰巨的任务。

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如一日、一周或一年内所得的工资，叫做计时工资，因此，我们可以说，克利夫·莱斯里所举的计时工资的例足以证明而不是削弱这一假设：竞争使邻区困难相等的各业中的工资和工人的效率相适应。

但是，“工人的效率”一词，意义含混，尚待加以彻底澄。清。按所完成的某种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所支付的工资，叫做计件工资，说有二人用同样适用的工具并在相同的条件下工作，如他们所得的计件工资都按每种工作的同一单价计算，则他们的工资和他们的效率成比例。但是，如工具的优劣不等，则统一的计件工资率会带来同工人的效率不成比例的后果。例如，设有二纱厂，一用旧式机器，一用新式机器，它们所采用的计件工资的单价相同，虽表面上相等，其实不等。因为竞争越是有效，经济自由和企业心的发展越是全面，则使用旧式机器的纱厂所用的单价势必比其他纱厂也越高。

因此，为了正确理解经济自由和企业心有使邻区困难相同的各业中的工资相等的趋势这一论断，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新名词，亦即效率工资，或从广义上说，效率报酬。这就是说，它不像计时工资按取得工资所消耗的时间计量，也不像计件工资按产品的数量计量，而是按工人的效率和能力的运用来计量的。

所以，经济自由和企业心（即普通所指的竞争）使各人的工资找到自己水平的趋势，就是使同一地区的效率工资相等的趋势。如果劳动的流动性愈大，劳动的专业化愈不细密，父母给子女谋求最有利的职业的心愈切，同时适应经济条件变化的能力愈快，以及这些条件的变化愈慢，愈不剧烈，则这种趋势将愈强。

不过这种趋势的论述，仍略须加以修正。因为迄今我们所假设的是，倘做某件工作所付的工资总额不变，则雇用少数人或多数人来做那件工作，对雇主来说却毫无区别。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以一定的工资率取酬并在一周内所赚最多的工人，对雇主来说是最廉价的工人，对社会来说也是最廉价的工人，除非因他们工作过度而未老先衰。因为他们和他们那些较慢的工人同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一样，既然他们完成的工作较多，则每部分工作所负担的固定资本费用也较少。两种场合下的直接成本虽说相等，但效率较大取得计时工资较多的工人所做工作的总成本，却低于那些效率较小取得计时工资（按同一工资率付酬）较少的工人所做的。①

①这个论点在可以使用双班制的企业的场合下需要加以修正。对两班各支付八小时工作日的工资像他现在对一班支付十小时工作日的工资那样，对一个雇主来说，往往是值得的。因为虽然每个工人在前一场合比在后一场合生产得要少些，而每架机器却生产得要多些。关于这点，我们以后再加以讨论。

上述论点对车间以外的工作是无关重要的，因为空地很多，贵重机器的使用也较少。所以，除监督工作外，不论雇主把做某件工作所用的工资总额一百镑分给二十个有效率的工人，或分给三十个效率较差的工人，对他却毫无差别。但是如果使用的是贵重的机器，而该机器又必须和工人的数目保持一定的比例，则雇主往往发觉，他如能以五十镑工资用二十个人完成从前以四十镑工资用三十个人所完成的工作，则他的商品总成本有所减少。在这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那里有一句俗语，谁力求支付最高的工资，谁就是最好的企业家。

可见，经过修正的规律是，经济自由和企业心，一般说来有使同一地区的效率工资相等的趋势。在使用大量昂贵的固定资本地区，如提高效率较大的工人的计时工资，且提高的程度高于效率的比例，则对雇主势必有利。当然，这种趋势很易受特殊的习惯和制度的反对，在有些场合，为职工会章程所反对。①

①李嘉图并没有忽视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商品量的差异和工人对其雇主的有利程度的差异这一区别的重要性。他知道雇主所实际关心的并不是他付给工人的工资数量，而是工资与其劳动产品的价值的比例。他认为工资率是由这个比例测定的；并认为工资随着这个比例的上升而上升，随着它的下降而下降。遗憾的是，他没有为此而引用新的术语；因为他对日常术语的借用很少为别人所理解，而甚至在某些场合下也为他自己所遗忘（比较西尼尔所著《政治经济学》，第142—148页）。他所主要考察的那些劳动生产力的变动，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加需要从有限的土地攫取较多产量时而引起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所产生的那些变动。如果他对劳动者状况的改善所直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予以充分的注意，那末，经济科学的地位和国家的实际福利也许比现在有更大的提高，实际上他的工资论似乎不及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中的工资论。

第三节 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货币购买力（特别就该级劳工的消费而言）必须加以估量：职业费用和附加的便利与不便利也必须加以考虑。

关于按工付酬所要说的就是这些。其次，我们必须仔细讨论的是，在计算某业的实际工资时，一方面除货币收入外，必须考虑到许多其他情况，另方面，除因工作繁重而引起的直接不便外，还必须考虑到许多附带的不便。

如亚当·斯密所说，“工人的实际工资，是指对工人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的数量，名义工资是指货币数量……工人的富或贫，报酬的厚或薄，不是同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同劳动的实际价格成比例”。①但“对工人提供的”一语，不应当理解为只适用于雇主或劳动产品所直接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为附带在职业上的，无须他特别开销的那些利益，也必须估计在内。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5章。

在确定某地或某时的一业的实际工资时，首先要考虑货币（名义工资用它表现）购买力的变动。在讨论一般货币理论以前，这点是不能加以透彻的分析的。不过，我们可以顺便指出，即使我们有全部物价史上十分精确的统计，这种估量也不仅仅是算术上的计算。因为如果我们比较较远的地区或较长的时期，则我们就发觉，人们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不同手段。甚至当我们把注意集中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上，我们也发觉不同的阶级使用他们收入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天鹅绒，歌剧和科学书籍的价格，对低级工人是无关重要的；但是面包和皮鞋价格的降低，使他们所受的影响比高级工人要大得多。必须记住这种差别，一般说来，对这些差别作一大致的估量是可能的。②

②《济贫法委员会关于农业中雇用童工和女工的报告》（1843年，第297页）有关于诺森博兰年工资（其中有少量货币）的一些有趣材料。这就是一例：十蒲式耳小麦，三十蒲式耳燕麦，十蒲式耳大麦，十蒲式耳黑麦，十蒲式耳豌豆；一头乳牛一年的饲料；八百畦马铃薯；园舍；煤棚；三镑十先令现金；二蒲式耳大麦以代替母鸡。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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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某人的总收入减去他的生产费用，就是他的实际收入总额。但总收入却包括许多不是货币报酬的东西，从而有被忽略的危险。①①见第2篇，第4章，第7节。

首先，就费用而言，我们并不计算在学习某业上所用的普通教育费和专门教育费。我们也不计算某人在工作中所消耗的健康和体力，这些最好是用别的方法加以估量。但是，我们必须扣除一切职业上的费用，不论是自由职业者或工匠需花的费用。例如，在律师的总收入中，我们必须扣除事务所的租金和职员的工薪；在木匠的总收入中，必须扣除置备工具的费用；在计算某地区石匠的报酬时，我们必须知道，按当地习惯，工具和炸药的费用是由石匠自己负担，还是由雇主负担。这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事例。但在医生需要用的房租、车马费和社交费中有多大一部分应看作职业上的费用，却是比较难于决定的。②

②这类问题和第二篇中讨论所得与资本的定义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相似；那里不采取货币形式的所得的因素曾加以计算。甚至自由职业者和工资领受阶级中的许多人的所得在很大程度上也以他们掌握某些物质资本为转移。

第五节 工资部分地酬以实物。实物工资制。

此外，仆役或店员必须自费购置很贵的服装，而如果听他们自便，他们也许不会买它，由于这种强制，他们工资的价值对他们有所降低。如主人给他的仆役供给高价的制服、住房和伙食，则这些东西对仆役之所值，一般小于对主人之所费。因此，像某些统计学家把主人供给家仆的一切东西所费于主人的等价，加在家仆的货币工资上，来计算他的实际工资，是一种错误做法。

相反地，如某农场主给他的雇工运煤，而不取费，当然他选择他的马匹有闲空的时间，则这对这些雇工实际收入的增益远超过对该农场主的所费。上述论点对各种犒赏和津贴也同样适用，例如，雇主赠给工人一批商品，而这批商品对工人虽说有用，但由于推销费用过高，对雇主却几无价值。又如他允许工人以批发价格购买他们帮助下生产的商品，以供自己使用。但是当这种许可变成义务的时候，各种严重弊端接踵而来。从前的农场主往往强其他的雇工按好谷的批发价格购买他的坏谷，这就等于他实际上支付的工资低于名义上支付的工资。在一个古老国家的任何一业中实行这种所谓实物工资制时，就一般而论，我们大体上可以断言，实际工资率低于名义工资率。①

①力求健全发展的那些雇主们一般都很忙，除非有特殊的理由，是不愿经营这种店铺的；因此，早开发国家中采用实物工资制的那些人，其所以这样做，往往是由于想用隐蔽的手段而收回他们名义上支付的一部分工资。他们迫使那些在家做工的人按高昂的租金来租用机器和工具；他们迫使他们的全体工人来购买那些分量不足、价格很高的假货；而在某些场合下，甚至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用于那些极易于赚取最高利润率的商品，特别是酒类。例如，累基先生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事例，即雇主们经不起贱价购买戏票，并以全价强迫卖给他们的工人的那种诱惑（《十八世纪史》，第6章，第158页）。但是，如这种店铺不是由雇主经理，而是由工头或他的伙伴经理，并且当不明说而实际上示意不在他的店铺大量买货的那些人很难得到他的信任时，则为害至大。因为凡有害于工人者，多少有损于雇主，而一个不义的工头却很少因尊重他自己的最后利益而放松了对工人的勒索。

第六节 成功之不定与就业之无常。

其次我们必须计及成败莫测与就业无常对某业实际报酬率的影响。

显然开始时我们应当从该业成功者和不幸者的报酬中取一平均数作为该业的报酬；但要注意的是真正平均数的求得。如成功者每年的平均报酬为二千镑，不幸者每年的平均报酬为四百镑，如二者人数相等，则他们的平均数为每年一千二百镑。可是如不幸者为成功者人数的十倍（也许如律师所处的情况一样），则真正的平均数为五百五十镑。此外，许多彻底失败的人也许早已离开该业，从而没有被算在内。⒇

⒇总的说来，这种弊害现在是比较少见了。必须记住的是，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企业往往在边远地区发展起来，那里甚至连普通的零售商店或店铺都没有；那末，雇主似乎有必要供给他们的工人以各种必需品，办法是以配给食品、衣着等形式来支付他们的部分工资，或为他们开设店铺。

此外，虽然通过求得这种平均数，我们不必再单独酌减风险保险费，但是成败莫测之害仍须加以计及。因为有许多人，性情稳健，头脑清醒，他们喜欢正视现实，甘愿就某种每年提供一定的收入例如四百镑的职业，而不愿就另一种职业，该职业有时似能提供六百镑，有时却只能提供二百镑。因此，成败莫测不能引动巨大的野心和宏伟的志愿，受它特别吸引的人确是少数，对许多选择终身职业的人来说，它起着阻挠作用。就一般而论，平常一定能成功的事比不一定能成功的事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虽然后者也有相等的保险计算上的价值。

反之，设有某业可得少数极高的奖品，则它的吸引力远超过该奖品的总价值。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富于冒险性的青年受巨大成功希望的吸引远超过受失败恐惧的压抑。第二个原因是，某职业的社会地位，取决于该业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地位者多，而取决于从事该业者的一般运气者少。政治上曾有一格言，政府应在各政务部门设有少数优等奖品。在封建贵族的国家里，高级官吏的薪俸很高，而低级官吏的薪俸多在市场水平以下，他们之所以安于低薪，是由于最后有提升到肥缺的希望和这些国家在社会上对公务人员的重视。这种部署对于某些权贵有利。民主国家不采纳这种办法的部分理由也在此。但民主国家往往趋于另一极端，对低级公务人员的服务所支付的报酬，高于市场报酬率，而对高级公务人员的服务所支付的报酬却低干市场报酬率。不过，这种办法，不论在其他方面的优点如何，诚然是一种很浪费的办法。

其次来讨论就业无常对工资的影响。很显然，在那些工作不经常的职业部门中，工资，较之所完成的工作，势必要高；医生和擦皮鞋工人在工作时所得的报酬，必须够维持他们没工作时的用费。设职业上的其他利益相筹，工作上的困难相等，则泥水匠在工作时所得的工资多于木匠；而木匠又多于铁路人员。因为铁路上的工作几乎全年不断，而木匠和泥水匠往往因商业不振而有赋闲的危险，泥水匠又因霜雨而中断工作。估量这种工作中断的普通方法是，总计长时期的报酬，然后取其平均数即可。但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除非我们假定，某人在失业时所获得的休息和安逸对他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补益。①

①就计件工而言，这种考虑是特别重要的；在某些场合下，工资率由于加工材料供给的不足或由于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其他停工而大大减少。

在有些场合，是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假定的。因为等待工作往往使人如此焦躁不安，以致它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也许超过工作本身。②但这并不是经常现象。事业正常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作中断，从而没有后顾之忧，是调剂和蓄积力量以供未来使用的机会。例如，名律师一年中有几个月是十分紧张的，紧张本身是一件坏事。但是当我们估量到这一点之后，司法停审期间使他得不到进款，这对他却没有多大损失。③②就业无常之害在福克司威尔教授于1886年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讲中作了锋利的说明。

③较高级的工人假期一般都有工资；而较低级的工人假期一般都没有工资。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但是它自然会引起劳工委员会的调查中所发泄的那种不满情绪。参阅《报告》中之B组，24，第431—436页。

第七节 补充所得。家庭所得。

其次我们必须计及某人的环境对于补充他的报酬的机会，亦即除主要职业的报酬外，由其他工作所得的报酬。同时这种环境对于他的家庭成员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必须加以考虑。

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主张把一个家庭的报酬作为他们建议的报酬单位。在这方面，关于农业和旧式家庭手工业有许多可说，在农业和旧式家庭手工业中，全家人都在一道工作，规定应酌减妻子疏忽家务而造成的损失。不过在现代英国，这种手工业是罕见的。家长的职业，除能使他的儿子学习该业外，对家庭其他成员很少起多大的直接影响。当然，如他的工作地点固定，则他的家人便于参加该业，但就业量是受邻区资源的限制的。

第八节 某业中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货币收入，而且还取决于其纯利益。个人和国民性格的影响；工人的最低阶层的特殊情况。

由此可见，一业的吸引力，除一方面工作上的困难和紧张，和另方面工作中的货币报酬外，取决于许多其他原因。当某业的报酬被看作对它的劳动供给起作用，或说它是劳动的供给价格时，我们总是这样理解的，即报酬一词只当作劳动“纯利益”的代用语。①我们必须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如某业比他业清洁卫生，它的工作场所更加有益于人的健康或更加令人愉快；或它的社会地位较高。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说过，许多人厌恶屠宰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屠户也一样，这就使屠宰业的报酬超过困难相等的其他职业。①见第2篇，第4章，第2节。

当然，对于特殊利益的估计是有仁智的不同的。例如，有些人对乡村小宅是如此喜欢，以致他们宁愿在乡村靠低工资为生，而不愿在城市赚取高得多的工资；而另外一些人对于住宅却毫不介意，他们倘能得到自认是生活奢侈品的话，即使没有生活安逸品，也在所不计。例如，有某家庭曾于一八八四年向皇家工人阶级住宅状况调查委员会说，他们的总收入为每星期七镑，不过他们情愿住一间房，以便把钱节省出来用在旅行和各种娱乐上。

诸如此类的个人特性，使我们不能确计各个人的行为。但是，如果各种利益和不利都能按货币价值（即对参加该业或使他们的子女将来从事该业的那些人的货币价值）的平均数计算，就可以大致估计使我们所讨论的该业在其时其地的劳动供给趋于增加或减少的那些力量的相对强度。把根据某时某地的情况所作的这种估计，硬套用在他时他地的情况上，势必产生严重的错误，这是无须经常指出的。

因此，考察我们时代民族气质差别的影响，是饶有兴味的。例如，在美国，瑞典人和挪威人在西北部从事农业；而爱尔兰人如来到美国，则在旧有东部各州选置农场，德国人多从事家具业和酿酒业，意大利人，铁路建筑；斯拉夫人，肉类包装和部分煤矿业，爱尔兰和法籍加拿大人，美国某些纺织业；伦敦的犹太人偏好服装业和零售商业。所有这些一部分是由于民族嗜好的不同，一部分是由于民族的不同，从而对各业的额外利益和不利的估计也不同。

最后，不悦意的工作对提高工资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如果该工作是低级工人所能做的工作。因为科学进步使许多人除做最低级的工作外是不适合于任何其他工作的。他们都在争抢他们所能胜任的那些数量较少的工作，在需钱紧急时，他们所想的只是他们所能赚的工资，而无暇注意工作上的各种不快。的确，由于他们所处境遇的影响，使得他们中间很多人认为一业的污秽龌龊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即某业的污秽龌龊，是该业中工资低的原因。因为雇主认为，如用上等熟练工人和优良工具来完成他的工作，则该工作的污秽龌龊势必使工资增加得很多；所以，他往往沿用旧法，即雇用普通的非熟练工人，因为他们对任何屠主的价值并不大，从而能用低工资（计时工资）雇到。可见如何使这种工人减少，从而，提高工资，是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四章 劳动工资（续）

第一节 劳动需求和供给中的许多特点的重要性大多取决于其累积性后果；从而和习惯势力相仿。

前章讨论了与确定和劳动的名义价格相反的实际价格的困难相关的劳动供求作用。但是，在这种作用中，性质更加重要的某些特点尚待研究。因为这些特点不仅影响供求力量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且影响它们的本质，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和阻挠供求力量的自由发生作用。我们将知道，许多特点的影响，是不能用它们最初和最明显的效果来衡量的；在长期内，积累性的效果，较之那些形似显著但非积累性的效果，一般是重要得多的。

因此，这个问题同探索习惯的经济影响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以后将更加明白，习惯的直接效果，如使一种东西的售价比在其他情况下的售价有时略高，有时略低，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价格的这种背离，一般说来没有持续和扩大的趋势；相反地，如果背离变得很大，则它往往会使各种抵销因素发生作用。有时这些因素完全压倒习惯。但较常见的是，用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改变商品性质的办法来避免习惯的影响，因此，买主照原名按原价所买的实际上是一种新东西。这些直接效果是明显的，但不是积累性的。反之，习惯在阻碍生产方法和生产者个性自由发展方面的间接效果是不明显的，但一般是积累性的，从而对世界史有深远的支配影响。如果习惯使一代的进步受到节制，则第二代的出发点必较不受节制时为低；而它本身所受的任何停滞积堆于前一代的停滞之上，代复一代，如此相沿。①

①不过应该知道，习惯的某些有益影响是累积性的。因为在“习惯”这一广泛的名词中所包括的许多不同的东西中，有高度伦理原则，礼教和不计小利原则的具体形式；而它们对民族性格所起的许多良好影响是累积性的。比较第1篇，第2章，第1、2节。

需求和供给对工资的作用也是这样。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供求作用对任何个人或阶级的压力很大，那末，这种祸害的直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所产生的困苦却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困苦和造成它们的祸害同时消失，这些困苦，较之间接引起工人性格的减弱或阻止它变强的那些困苦，一般是不重要的。因为后者造成进一步的贫弱和困苦，而这反过来又造成更大的贫弱和困苦，如此相续，增加不已。反之，工资高，性格强，会使得力量更强，工资更高，而这又导致更大的力量和更亮的工资，如此相续，增加不已。

第二节 第一个特点：工人所出卖的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并没有价格。因此，对他的投资局限于他父母的资产、见识和无私。出身的重要性。道德力量的影响。

我们必须注意的第一个特点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是和机器及其他物质生产资料的买卖不同的。工人所出卖的只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仍归他自己所有。负担培养和教育费的那些人，从对他后来的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中所取得的实在是微乎其微。①

①这和奴隶劳动不经济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相一致，如亚当·斯密在很久以前所说的：“用于维修奴隶磨损的基金（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一般是由怠慢的主人或粗心的监工来管理的，而用于维修自由人磨损的基金却是由自由人自己极其节约地管理的”。

不论现代企业方法的缺点如何，它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负担物质品生产费用的人，总可以得到对它们所支付的价格。建筑工厂、蒸汽机、住宅、或蓄奴的人，当这些东西仍归他所有时，他总能得到它们所提供的一切纯服务的利益。如他把这些东西出售，则他取得一种价格，这种价格等于对它们未来服务所估计的纯值；因此，他把开销扩展到一点，在该点，他认为没有适当理由设想，任何追加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对他有所补偿。他必须谨慎而勇敢地行事，以免在同那些采取较果断较有远见的决策的人们的竞争中遭到失败，从而最后从主宰世界贸易的行列中淘汰出去。竞争的作用和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最终有使工厂和蒸汽机的建筑落在那些人手中的趋势，这些人善于使各项开支对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增益大于它的成本。但是，在英国工人的教养和早期训练方面的资本投资，却受到种种限制，如社会各阶层中父母们的资产，他们的预见能力，和牺牲自己以成全子女的意向。

就上层社会而言，这种祸害的确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上层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预计将来，并"以低利率加以折算"。他们尽量设法为自己的儿子选择最好的终身职业，以及该业所需要的头等训练。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在这方面支出巨大的费用。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级，一般都愿意为他们的子女储蓄一部分资本，同时更注意把这宗资本投在他们身上的机会。一旦高级职业中有一个新的机会，而这又需要专门的教育，那末，为了争抢这个职位，将来的报酬也不必高出现在的用费很多。

但在下层社会中这种祸害却为害很大。因为父母的境遇不佳，所受的教育有限，和预计将来的能力的薄弱，都使他们不能把资本投在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子女上，像用同样的自由和勇气运用资本来改良一个管理得法的工厂中的机器一样。工人阶级的子女很多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他们的住宅条件既不能促进身体的健康，也不能促进道德的健全。虽然现代英国的教育并不算很坏，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很少。他们没有机会广见世面，或领悟高级企业工作，科学和艺术的性质。他们早期所遇到的是艰苦而费力的劳动，而且大多数都终生从事这种劳动。至少是他们带着那些未发展的才能进入坟基。如果这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则它们对国家物质财富（且不说更高的目的）的增加，等于补偿发展这些才能所需费用的许多倍。

但是，此刻我们所必须特别加以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祸害是积累性的。一代的儿童吃得愈坏，他们到了成年所赚的工资愈少，而适当满足他们子女的物质需要的能力也愈小，如此相沿，一代不如一代。此外，他们的能力发展得愈不充分，则他们对发展他们子女的才能愈不重视，因此，他们这样做的动力也愈小。反之，如有某种变化给予一代工人以优厚的报酬和发展他们才能的机会，则它将增进他们所能给予他们子女的那些物质和道德的利益。而在增长他们自己的见识、智慧和远见的同时，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使他们更愿意牺牲自己的快乐，以谋求子女的幸福。现在甚至在那些最贫困的阶级中，就他们的知识和资力所及，也有很大的这样一种愿望。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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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比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所占的优势，大半在于父母所给予他们的较好的门径和立业机会。而这种立业机会的重要性，从比较工匠和非熟练工人的儿子的境遇中看得是再清楚不过了。非熟练工人的儿子易于接近的熟练行业是不多的。在大多数的场合，儿子总是追随父亲的职业的。旧式家庭手工业时期，子从父业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甚至在现代条件下，父亲在使儿子参加自己的职业方面也往往拥有许多的便利。雇主和监工对他们那些亲信的孩子的照顾，一般比对他们负责照顾的孩子还要多。在许多行业中，一个孩子甚至在参加工作后，除非他跟着他的父亲或他父亲的朋友工作，他们任劳任怨地教他，并使他做一种需要细心辅导但有教育价值的工作，则他似不可能进步得很快，和站得住脚。

工匠的儿子还有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他所住的房子一般都较好，而较清洁，和普通工人相比，他所处的物质环境也较风雅。他的父母似受过较好的教育，对他们的子女有较高的责任感。最后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母亲似能把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家务上。

如我们把文明世界的一国同他国，或英国的一部同他部，或者英国的一业同他业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工人阶级的堕落，大体上是和妇女所做的粗笨工作的数量成比例的。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面的资本。而这种资本最宝贵的部分是来自母亲的照顾和影响，如果她保持着她那和蔼和仁慈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并没有被非女性的工作的折磨所僵化。

这就使我们注意到上述原理的另一个方面，即在估计有效率的工人的生产成本时，我们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总之，我们不能把有效率的人的生产成本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看；它必须被看成有效率的人和那些妇女的生产成本这一较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些妇女善于使她们的家庭生活过得愉快，善于把她们的子女培养成身心健全、诚恳纯洁和文雅而勇敢的人。①

①威廉·配第对“人的价值”的讨论极其精辟；培育一个成年男子的费用和维持一个家庭的费用的关系，按完全科学方式加以讨论的有：坎悌恩（《概论》第1篇，第11章），和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在近代有安格尔博士（见其卓越的论文，《劳动的价格》）和法尔博士等。对一个早期培育费用用于别国而在移入国他的生产似多于他的消费的移民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曾有很多种推算。这些推算是根据许多方法的，它们都是概略的计算，有些显然有原则上的缺点，但是其中大多数都认定一个移民的平均价值约等于二百镑。如果我们暂时不计性别，则我们似乎可以根据第5篇，第4章，第2节中所述的原则来计算移民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他所提供的未来服务的或然值加以“折现”；把各种折现值加起来，再从其中减去他所消费的所有财富和他人直接服务的“折现”值之和。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按其或然值计算生产和消费的各种因素时，我们曾附带地计及他早年夭折，疾病，以及一生成败的机遇。或者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祖国为他所用去的货币生产成本来计算他的价值；这种成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求出来。即把他过去消费的各种因素的“积累值”加起来，再从其中减去他过去生产的各种因素的“积累值”之和。以上我们对性别未曾加以考虑。但是很显然，上述方法有把男移民的价值估计过高，女移民的价值估计过低之弊，除非我们计及作为母亲，妻子和姊妹的妇女们所提供的服务，并把它们记入男移民的借方，同时又记入女移民的贷方（见数学附录中注24）。

许多著作家至少是暗中假定，一个普通人的纯生产和他一生中的消费是相等的；或换句话说，他对他一生所居留的那个国家的物质福利既无增加，又无减少。根据这个假设，计算他的价值的上述二种方法是可以互用的；当然计算时我们要采用后一种简易方法。例如，我们可以推断在占人口五分之二的劳动阶级中使一个普通儿童长大成人所用的总费用为一百镑。对其次的五分之一的人口来说，此数增至一百七十五镑，对再其次的五分之一的人口来说，增至三百镑；对其次的十分之一的人口来说，增至五百镑；对所余十分之一的人口来说，增至一千二百镑，或平均为三百镑。当然人口中有些是十分年幼的，而用于他们的费用极少；另一些人眼看就要寿终正寝；因此，根据这些假设，一个人的平均价值也许等于二百镑。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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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青年的长大成人，他的父母和教师的影响逐渐减少；从此以后直到他死为止，他的性格主要是由他工作的性质和他的同事、游伴与同教人的影响形成的。

关于成年人的技术训练，和旧时学徒制的衰落及其代替的困难，我们曾说了许多。这里我们又遇到这样一个困难，即不论谁用自己的资本来提高工人的本领，而这种本领终归是工人自己的财产；因此，对于帮助工人的那些人来说，美德，大半就是他们的报酬。

的确，报酬优厚的劳动，对那些旨在领先并企图用最先进的生产方法生产优质产品的雇主来说，实际上是廉价的劳动。他们之所以给予他们的工人以高工资和对工人加以细心的训练，一则由于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二则由于使他们宜于领导生产技术的那种性格也可能使他们对为他们工作的人们的福利发生莫大的兴趣。虽然这类雇主的人数在日益增加着，但他们毕竟是相对的少数。即使投资给他们的利益和改善机器的利益相同，他们往往也不能使投在训练工人上面的资本，像他们应当投的那样多。而且他们一想到和农场主处于相同的地位时，就放弃投资的打算，该农场主在佃权朝不保夕和改良的报酬毫无保证的条件下投下自己的资本来提高地主土地的价值。

此外，在付给工人高工资和关心工人的福利与文化方面，这个慷慨的雇主所提供的各种利益也不会在他那一代消失。因为工人的子女分享这些利益，长大以后，身体和性格必因此而更加健壮和坚强。他所支付的劳动价格，势必成为增加下一代高级工业能力供给的生产费；不过这些能力将为他人的财产，他们有权利按最高的价格出售。雇主甚或他的子女都不能指望获得他所曾作的那件好事的大量物质报酬。

第五节 第二个特点。工人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劳动所特有的需求和供给作用的那些特点中，我们必须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当一个人出卖他的服务时，他必须亲自到服务场所。对售砖的人来说，不论该砖是用来建造宫殿，或修砌阴沟，这对他毫不相干。但对出卖劳动的人来说，因为他负责完成一定困难的工作，而工作场所是否有益于人的健康和令人愉快，他的同事是否如他的理想，这对他却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某些地区残存的长工制中，劳动者对他的新雇主的脾气打听得就像他出多大的工资那样审慎。

劳动的这个特点在许多个别场合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往往不发生上述特点所发生的那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业的机遇愈不能令人满意，则吸引人参加该业所需要的工资自然也愈高；但这些机遇是否有持久而广泛的害处，要看它们是否损害人的健康和体力，或是否减弱人的性格而定。当它们不属于这一类时，它们只是本身所存在的祸害，除此以外，一般不会引起其他的祸害；它们的效果很少是积累性的。

既然一个人除非亲自到劳动市场就不能出卖他的劳动，由此可知，劳动的流动性和劳动者的流动性是可以互用的名词。不愿离家，不愿弃绝旧交（也许包括他心爱的小宅和祖坟在内），往往阻止他到一个新地方去寻求较高的工资。如家庭的成员各有各的职业，则迁移对一个人有利，而对他人不利，工人和他的劳动的不可分离性，大大阻碍了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不过这点以后还要讨论。

第六节 第三个特点与第四个特点。劳动力是可以毁坏的，它的卖主在议价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劳动往往是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出卖的，这些不利源于一系列相互密切联系的事实；即劳动力具有损耗性；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是穷人，手头没有积存；离开劳动市场，工人就无法保存劳动。

损耗性是各种劳动所共有的属性。工人在失业时所损失的时间无法挽回，虽然在有些场合下他的精力可借休息而得到恢复。①不过应当记着，物质生产要素的工作力很多也具有同样的损耗性；因为停工时无法赚取的大部分收入，完全损失。如工厂或轮船闲而不用，则的确可以节省某些耗损，但这种节省，较之厂主所牺牲的收入，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预付资本的利息和资本由于新发明的贬值或陈旧的损失，都不能得到补偿。①见以上第4篇，第3章。

此外，许多可卖的商品也具有损耗性。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大罢工中，很多船上的水果、肉类等的易腐性，对罢工工人起了极其有利的影响。

缺乏准备金和支持长期不售之力的薄弱，差不多是各种体力劳动者所共有的特点，这特别适用于那些非熟练工人，一则因为他们的工资很难使他们有积存的余地，二则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停工时，而能代替他们的人很多。当我们讨论职工会时，我们就立刻知道，把自己组成强大而持久的工会，从而在与雇主议价时处于平等地位，这对非熟练工人比对熟练工人要难得多。因为一定要记着，雇一千个工人的雇主，他本身就等于劳动市场一千个买主的绝对坚强的结合体。

不过，以上所述，并不适用于一切劳动。家仆，虽然手中没有很多积存，也很少有任何正式工会，但在行动上有时比他们的主人更加一致。伦敦上流社会家仆的实际工资总额，较之需要相等能力和熟练程度的其他职业，是高得多的。可是相反地，那些非特殊熟练的家仆受雇于不很富裕的主人时，往往不能为自己争得像样的条件；他们的工作很苦，而所得的工资最低。

就工业上的最高级劳动来看，我们发觉，他们在和购买他们劳动的买主议价时一般都占优势。自由职业阶层中很多人，比他们的绝大多数顾客都较富，积蓄较多，知识较广，并在出售服务的条件方面所采取的协作也较强。

如果要进一步证明，出卖劳动的人在议价方面一般所处的不利地位，取决于他的境遇和本领，而不取决于他所必须出卖的特殊商品是劳动这一事实，则最能证明这点的是比较名律师、名医生、名歌手或名马术师和那些较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例如，在边远地区搜集贝壳并准备在大的中心市场出卖的人，他们的资金储备不多，见识不广，并且对国内其他地区生产者的情况所知也有限，而收买贝壳的那些人却是批发商组成的一个严密的小团体，他们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多的资金储备，因此，贝壳的卖主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售手织花边的妇女儿童，和出卖家具给经理商的伦敦东端的小老板，也大都是如此。

的确，体力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凡有这种不利的地方，它的影响也极易流传于后世。因为雇主之间倘有竞争，他们似不致把劳动的价格抬得远低于它对他们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似不致抬得远低于那种最高价格，而这种最高价格他们宁肯支付而不愿弃而不用，但是，凡降低工资的事情，也使工人劳作的效率趋于降低，从而，使雇主宁肯支付而不愿弃此劳作而不用的价格趋于降低。所以，劳动者在议价方面的不利有两种积累性的效果：它降低他的工资；而工资的降低，如我们所知道的，又降低他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他劳动的正常价值。此外，它减少他作为一个议价者的效率，因此，使他以低于它的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动的机会也有所增加。①

①关于这节所说的问题，请比较第5篇，第2章，第3节，与附录六关于物物交换的讨论。布伦塔诺教授是提醒注意本章所讨论的几个要点的第一个人。并参阅豪威耳的《资本和劳动的冲突》。

第五章 劳动工资（续）

第一节 劳动的第五个特点是在于提供专业能力所需要的训练时间很长。

我们所应当讨论的劳动供求作用的另一特点是和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的。这个特点在于培养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所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这种训练所产生的报酬也是很慢的。

这种对将来的贴现，这种有意识地使训练费用很高的劳动的供给和对它的需求相适应，可从父母为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和力求栽培他们取得比自己有更高的地位上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这点，亚当·斯密曾说：“如购置一架贵重的机器，则该机器在用坏以前所完成的优异工作，须足以收回所投下的资本，同时至少要提供普通的利润。用很多劳动和时间学习一种需要特别技能的职业的人，可以同那种贵重机器相提并论。他所学的工作，须足以超过一般工人的普通工资，除。收回全部教育费外，同时至少要有相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且这必须在相当的时间内实现，原因是如机器的寿命有定一样，人的寿命是不定的”。

但是，这种说法只能当作一般趋势的概括。因为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动机有别于引诱资本家购置一架新机器的动机，除此以外，取得赚钱能力所延续的时间，一般说来，人较机器为长；因此，决定报酬的种种情况比较难于逆料，供给和需求的适应也比较缓慢而有缺点。虽然工厂、房屋、矿井和铁道路堤的寿命比它们的建造者要长得多，但这毕竟是一般准则的例外。

第二节 父母为其子女选择职业时必须展望整个一代；预见未来的困难。

从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到获得该业的充分报酬，其间至少需要一代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该业的性质很可能发生根本变革，其中有些变化也许早有预兆，但另外一些变化即使是机敏的熟习该业情况的人也是无法预见的。

几乎在英国各地，工人阶级经常为自己和他们的子女留意有利的职业机会。他们向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亲戚朋友探听各种情况，如关于各业中的工资以及附带的利益和不利。但是，要确定他们给自己子女所选择的那些职业的未来命运的原因，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样苦思熟虑，多方探究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多数的人不加思索地断定，各业当时的情况足以说明它的未来；就这种习惯的影响所及，一业中的劳动供给，不论在那一代，有依照前一代的报酬，而不依照当代报酬的趋势。

此外，有的父母看到一业的工资比同类的其他职业高了几年时，就断定以后也要继续涨下去。但是，从前的增加，往往由于暂时的原因，即使以前没有大量劳动流入该业，工资增加以后接着是下降，而不是进一步的上涨。如有大量的劳动流入该业时，结果是劳动的供给过多，则工资在很多年内将低于它的正常水平。

其次我们必须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行业，虽然除了从事该业的人的儿子外，别人不容易接近，但很多人都是由他业的同级工人的儿子补充的。因此，当我们认为劳动的供给以负担教育和训练费的那些人的资金为转移时，我们总是以全级，而不是以一业为单位。如果劳动的供给是由用以支付它的生产成本的基金所限制，则不论在哪一级中劳动的供给是由前一代（而不是本代）该级劳动的工资来决定的。

可是，不应当忘记，社会上各级工人的生殖率，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对将来的审慎计算只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在一个像现代英国那样不重视传统的国家里，习惯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习惯和舆论是由过去几代的经验形成的。

第三节 成年劳工的移动由于对一般能力的需求的增长而日趋重要。

但是，我们不应当忽略那些使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的因素；如成年人从一业转向他业，从一级移到他级，从一地移到他地。虽然特别的机会的确有时候可以使下级劳动的潜在能力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发挥，但从一级移到他级很少是大规模进行的。例如，某新国家的开辟或美洲战争事件，会从低级工人中间提升许多的人，他们也能担负这种困难和责任，不过这种事情毕竟是罕见的。

但成年人的转业和迁移在有些场合是如此频繁而迅速，以致大大缩短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的时间。从一业易于转向他业的一般能力，较之某工业部门专门需要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知识，是一年比一年重要了。因此，随着经济进步而来的，一方面是工业方法的千变万化，从而，预测下一代对任何一种劳动的需求愈益困难，另方面是纠正供求调节中的错误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加。①

①关于这个问题，请比较第4篇，第6章，第8节；查理斯·布思：《伦敦的生活与劳动》；H．史密斯；《现代劳动流动性的变动》。

第四节 重申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与补偿任何特定工作中所引起的疲劳的报酬相区别的，技能的特殊报酬的变动。

现在我们转向这一原理，即得自某商品的生产工具的收入，在长期内对该工具的供给和价格，从而对该商品的供给和价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短期内，没有时间使得它充分发挥这种作用。我们要问的是，如不把这个原理应用于物质生产工具，该工具只是达到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且又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是把它应用于人类本身，他们既是生产的目的，又是生产的手段，同时自己归自己所有，则该原理应当作哪些修正？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工人的增殖较慢，而消耗也较慢，所以，我们对“长期”一词必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理解，如我们所讨论的是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而不是普通商品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则“长期”一词一般含有更长的时间。有许多问题存在，其中时间长得足以使普通商品的供给，甚至生产上所需要的物质工具的供给和对它们的需求相适应；时间长得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该时期普通商品的平均价格看作“正常”价格，看作和它们的正常生产费（就其广义而言）相等；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劳动的供给适应对它的需求。因此，该时期的平均劳动报酬全然不是工人的正常报酬。而这种报酬的决定宁可归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劳动的供给量，另方面是对劳动的需求。这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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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的市场波动是由需求同市场上或易于运进市场的商品供给量的暂时关系来决定的。当市场价格高于它的正常水平时，能趁高价格及时供应市场以新商品的人，就能得到额外高的报酬；如果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小手工业者，则此项价格增加的全部都成为他们报酬的增加。

不过，在现代工业世界中，承担生产上的风险和受价格上涨之利及其下降之害的人，首先是产业资本家。在生产商品时所用的直接开销，即商品的直接（货币）成本以上的纯收入，暂时是以各种形式投于他们企业上的资本（他们的才智和能力也包括在内）所得的报酬。但是，当商业景气时，雇主们彼此展开竞争，各人都想扩大企业，力求获得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于是竞争的压力使雇主们同意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以便取得他们的服务；即使雇主们的行动一致，一时拒绝作任何让步，他们的雇工的联合也会迫使他们增加工资，否则市场繁荣所提供的利益行将消失。结果一般是，不久这种利益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工人所得；只要繁荣继续存在，他们的工资总保持正常水平以上。

例如，当1873年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矿工的工资很高，这种高工资是由当时对矿工劳动的需求和现有矿工熟练劳动量（转入矿业的非熟练劳动可以算作具有相同效率的一定数量的熟练劳动）决定的。如果当时不可能输入这种非熟练劳动，则矿工的工资只受两方面原因的限制：一方面是煤的需求弹性，另方面是矿工子孙的逐渐达到工作年龄。事实是，从他业所吸收的人，多不愿离弃本业，因为如留在本业，他们也许可以得到很高的工资。当时煤铁业的繁荣只是信用膨胀浪潮的最高峰。这些新矿工对地下工作很不习惯，工作上的不适对他们的身体影响很坏，同时因缺乏技术知识，工作上的危险有所增加，又因技巧不精，也浪费了他们很多的精力。因此，他们的竞争并不能缩小对矿工熟练程度的特别报酬的增加幅度。

当信用膨胀的浪潮急转直下的时候，那些最不宜于采煤的新矿工都纷纷离开矿场；即使当时留下的矿工，也人浮于事，从而，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下降直到那些最不适宜于煤矿的人可在他业获得较高的工资这一限界为止。这种限界是最低的限界，因为信用膨胀的浪潮，当1873年达于最高点的时候，曾摧残了殷实的企业，损害了繁荣的真正基础，几乎使各业或多或少地处在不健康的萧条状态中。

第六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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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得自正在消耗的改良品的收益，只有一部分能算作它的纯收入。因为在计算任何纯收入以前，必须从这些收益中扣除等于改良品资本价值的消耗额。同样，要算出机器的纯收入，就必须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和耗损。既然矿工和机器一样易于耗损，在计算他的熟练劳动的特别报酬时，也必须从他的工资中扣除这种耗损。①①有理由把这种特殊报酬当作准租。参阅第6篇，第5章，第7节，与第8章，第8节。

但在矿工场合还有另外一种困难。因为机器的所有者一旦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包括耗损在内）之后，并不因机器开工的时间很长而遭受损失，而熟练劳动者则不同，他确实因工作时间很长而有所损失，他所受的额外不便很多，如缺乏休息和没有行动自由等等。设矿工第一周只工作四日，赚工资一镑，第二周工作六日，赚工资一镑十先令，则在这多赚的十先令中只有一部分可当作他的熟练程度的报酬，因为其余部分必须当作他所增加的疲劳和耗损的报酬。②

②比较以上第6篇，第2章，第2节。如果他们拥有任何大量的生产工具，那末，他们就是那一范围内的资本家；而他们的部分收入是这种资本的准租。

综上所述，可作出结论：各种东西的市场价格，亦即短期价格，主要是由对它的需求和它的现有存量的关系来决定的；而在任何生产要素（不论人的要素或物质要素）的场合，这种需求是从借它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派生”出来的。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工资的变动，常随产品售卖价格而变动，而不在产品售卖价格没有变动从前，而先变动。

但是由一切生产要素（人的要素和物质要素）而来的收入和它们将来似能得到的那些收入，不断地对那部分人发生影响，这部分人的行动足以决定那些要素的未来供给。于是有一种不断趋于正常均衡位置的趋势，在正常均衡位置下，各要素的供给和对它的服务的需求所保持的是这样一种关系，以致给予要素供给者的报酬，足以补偿他们的劳作和牺牲。如果一国的经济条件长期保持不变，则这种趋势本身必可以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从而机器和人一般都能获得和培养与训练劳动的费用大致相等的数额，生活必需品和习惯上的必需品也同时计算在内。但是，即便经济条件本身不变，而习惯上的必需品由于非经济原因的影响也可以改变。这种改变会影响劳动的供给，从而，减少国民收益，并使它的分配有所变动。实际上一国的经济条件是不断地变动着，因此，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调节点也是不断地移动着。

第七节 稀有天赋才能的报酬提供一种超过培训费用的剩余，这种剩余在某些方面和地租相似。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应归于哪一类？因为这种收入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把人的劳力投在生产要素上的结果。所以，乍看起来有充分理由把它看作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是由自然所赐与的生产上的优势而来的。如我们所分析的只是个人收入的组成部分，则这种譬喻是有用的，也是站得住脚的。下列种种问题饶有兴味：成功者的收入有多少是由于机会和时运？有多少是由于较好的立业机会？有多少是特别训练上所投资本的利润？有多少是特殊艰苦工作的报酬？有多少留作因拥有特殊天赋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或租？

不过，如我们讨论的是某业的全体成员，又不扣除失败者的低额报酬，则我们就不能任意把成功者的特别高的报酬当作租。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业的劳动供给，是由该业有希望获得的报酬来决定的。参加该业的人的未来是无法预见的。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小，结果证明有巨大的潜在能力，也许靠着运气，而大发横财；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大，结果一事无成。因此，成功和失败的机遇应当合起来看，如同渔人的捕鱼有得有失，农户的收成有丰有歉一样。当一个青年自己给自己选择职业或父母给他选择职业的时候，势必考虑成功者的巨额报酬，因此，该报酬是在长期内对寻找职业的劳动与能力的供给所支付的一部分价格，从而，它列入该业真正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或“长期”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如果某阶层的人生来就有特殊天赋，只适合于某特定职业，而不适合于其他职业，因此，他们无论如何要搞那种职业，那末，当我们讨论一般人的成功和失败的机遇时，他们所得的报酬不能算作额外的报酬。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人在任何职业上的成功大半取决于他的才能的发挥和兴趣的增加，而这些除非在他选定职业之后是无法预见的。至少这种预见和拓荒者对供他选择的各块土地的位置优势和未来的肥度所作的预见一样，是靠不住的。①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与其说近似于古老国家中的地租，不如说近似于拓荒者侥幸选中优等土地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但是，土地和人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种譬喻，如果搞得过火，很容易张冠李戴。所以，生产者的剩余一词如用于特殊能力的报酬，非有绝大的谨慎是不行的。①比较第5篇，第10章，第2节。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篇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关于在几个生产部门中可以使用的工具的特别报酬（不论具有租或准租的性质）的论点，也适用于天赋和技巧的报酬。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机器或土地，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则头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上涨，虽然上涨的程度不以那些工具在第二种使用中所提供的收入为转移。同样，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技术或天赋，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则前者的供给价格因它的来源缩小而上涨。

第六章 资本的利息

第一节 利息理论近来在许多细节上有所改进，但没有任何重大变动。中世纪对利息的误解，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的错误分析。

不论在劳动或资本的场合，供求关系都不能从它的本身来研究。因为决定分配和交换中心问题的一切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的。本篇前二章，特别是直接讨论资本的部分，可作为本章和以下二章的导论。但在详细分析以前，不能不略述资本和利息的现代研究同前人研究的关系。

经济科学对帮助我们了解资本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它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经济学家现在所知道的各种重要原理，那些干练的企业家虽不能给予明白而确切的叙述，却早已成为他们行动的借鉴。

大家知道，资本的使用，若不能从中取利，必不愿给以相当的代价；也知道，这些利益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借钱是为应付急需（实在的或预测的），并为使本身牺牲将来，以利现在，而给他人付以报酬，使他们牺牲现在，以利将来。有的人借钱是为购置机器及其他"中间"品，并用这些东西生产商品，按有利的价格出售。有的人借钱是为获得旅馆、戏院及其他服务性企业，这些企业是管理者获取利润的源泉。还有的人借房屋以供自己居住，或借资金用以购买或建造住宅；而用在建造房屋上的资源，如同用在机器和船坞等上的资源一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随着国家资源的增加和利率的相应下降而增加的。需要坚固的石料房屋，而不需要木料房屋（短时间内可提供相等的便利），标志着国家的财富日益增加，资本可按较低的利率使用；这种需求对资本市场和利率的影响如同新工厂或铁路的需求对它的影响一样。

谁都知道，人们一般是不白借钱给人的；因为他们的资本或它的等价物即使对他们没有适当的用途，但他们总能找到其他的人，这些人使用资本有利可图，从而愿意支付代价而取得资本；他们期待着最有利的市场。①①第2篇，第4章中指出，资本的供给由于其使用的预见性，和人们的目光短浅而受到阻碍，而资本的需求却源于其生产性（从此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

人所周知，甚至在盎格罗撒克逊民族和其他性格坚强而富于修养的民族中，愿意储蓄他们大部分收入的人为数极少；近来发明的增加和新国家的开辟，为资本的使用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因此，大家一般都了解积累财富的供给量远赶不上资本使用的需求量的原因，相权之下，该使用是生财之源，因此，资本出借时，可以取得报酬。大家都知道，财富积累之所以受到限制，利率之所以迟迟不落，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人喜欢现在的满足，而不喜欢延期的满足，换言之，由于他们不愿意“等待”。的确，经济分析在这方面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强调这种人所共知的真理，而在于指出，这种一般偏好的例外究竟比初看起来多多少。②这些真理是人所共知的；它们是资本与利息理论的基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真理往往以不完全的形式出现。特定关系每每昭然若揭；但彼此自决的各种原因之相互关系却很难窥其全豹。因此，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从资本方面来说，就在于阐明在生产、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秩序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来看，它们中间存在着彼此相互制约的现象。

②参阅第3篇，第5章，第3、4节；与第4篇，第7章，第8节。注意下述事实很可以纠正这种错误，即把我们世界的现状略加改变，就使我们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是如此急于预计将来和准备后事，任何形式的积累财富之有利用途的新场所又是如此之小，以致人们为了安全保管财富而愿意支付的财富数量会超过他人所愿借的数量；因此，在这个世界中，甚至那些看到使用资本而有利可图的人也能取得一种保管资本的报酬；利息皆等于负数。

其次，经济学应当分析支配人们选择现在满足和延期满足的那些影响，其中包括作为他们的报酬的安逸和各种活动形式的机会。不过，这种光荣的任务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而经济学借用心理学上的理论，再结合别的材料来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①①比较第3篇，第5章与第4篇，第7章。

因此，这种分析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本章和以下二章将从事于这种分析：即在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方面，借助于积累的财富而来的利益，特别是当那种财富采取产业资本形式的时候；因为这些利益或利润包括许多因素；其中有的是属于资本使用的利息（就其广义而言），而有的是属于纯利息，或所谓真正利息；还有的是属于管理能力和企业的报酬，其中包括对风险的报酬；此外还有的属于各要素的结合者多，而属于任一要素者少。

在过去三世纪中，科学的资本理论，在这三方面是有它的不断成长和发展的长久历史的。差不多资本理论中的各个主要方面，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亚当·斯密似乎看得不很清楚，而李嘉图却观察得十分透彻。虽然经济学家喜欢强调的方面不同，有的强调这一方面，而有的强调另一方面，但似乎没有正当理由使人相信，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其中所经过的大经济学家，有哪个曾经完全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特别肯定的是，凡企业家所熟习的东西，李嘉图这个实际的财政天才也未尝予以忽视。不过，理论一直在进步着；几乎每个人都不是改进某些方面，给予这一理论以较完整而清楚的轮廓，就是有助于解释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为大思想家所发现的各点，以前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新的东西总是在不断地增加着。①

①庞巴维克教授似乎对他的前辈在关于资本与利息的著作中所提出的精辟见解作了过低的估计。他所认为的那些纯系片断的理论，实际上都是一些精通商业实践的人所说的；他们一半由于特殊的目的，一半由于缺乏系统的阐述，而过分强调了问题的某些方面，以致使其他方面湮没无闻。也许他自己的资本理论中所洋溢的那种矛盾是这种过分强调，和不愿承认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是相互制约的这一事实的结果。我们曾提醒注意这一事实，即虽然他在他的资本定义中不包括房屋、旅店以及严格说来不是中间品的任何东西，但是对那些不是中间品的东西的使用的需求和对他所说的资本的需求一样，对利息率都发生直接的作用。和如此使用资本一词有关而又为他所特别强调的一种理论是，“需要时间的生产方法有较大的生产力”（《资本实证论》，第5篇，第4章，第261页），或者说，“迂迴过程的每次延长都伴随着技术效果的进一步增长”（同书，第2篇，第2章，第84页）。而有许多的过程，既需要很长的时间，又是迂迴的过程，但它们是不生产的，因此，不为人所使用；事实上他似乎因果倒置。正确的理论似乎是，由于使用资本而必须支付利息和取得利息；因此，那些大量封存资本的需时很长的迂迴方法，除非它们比其他方法更富有生产性，是被弃而不用的。许多迂迴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是生产的这一事实，是影响利息率的原因之一；而利息率和迂迴方法的使用程度是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的两个彼此制约的因素。见附录九，第3节。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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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读一下上古史与中古史，我们就一定会知道，关于资本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和作为它的报酬的利息的性质，是没有明确的概念的。因为以往的历史对我们时代的问题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必须加以叙述。

在原始社会中，企业中使用新资本的机会很少，而且一般有财产的人，如自己不直接使用这种财产，有殷实的担保，借给别人而不取分文利息，对他也很少有多大的牺牲。借款的人一般都是贫苦无靠的人，他们需款很急，他们的议价力也很薄弱。至于放款的人，一般不是用余款救济贫邻的人，就是高利贷者。穷人每逢需款时，就向高利贷者登门告贷；高利贷者往往残酷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穷人陷入罗网，忍受莫大的痛苦，而难以自脱。有时他或他的子女竟沦为奴隶。不仅没有文化的人，而且古代的圣贤，中世纪教会的神父和当代印度的英国官吏也常说：“放款者以别人的不幸为自己营业的妙诀，幸灾乐祸，从中取利，借口怜悯，实则为被压迫者打下了陷阱”。①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鼓励人们按借据借钱，到时本利同还，是否符合大众的利益？这种借据综起来看，是否一般说来不减少人的总幸福，而是增加它？

①引自克利索斯吞的《第五训戒》，参阅以上第1篇，第2章，第8节。比较艾希利的《经济史》，第6篇，第6章，与边沁的《论高利贷》。在除犹太人外的许多场合下，也许在所有的场合下，对高利贷的敌忾心导源于部落关系；如克利夫·莱斯里所说（《论文集》，第2版，第244页）：那是“由史前时期传下来的，那时各个部落的成员仍把他们看作是血族，那时财产至少实际上是共有的，有多余东西的人都不能拒绝和同部落的穷人来分享他的余财”。

但遗憾的是，有人曾企图，从哲学上区分贷款利息和物质财富的租金，以便解决这一重大的实际困难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说：货币是不生产的，放款取息，就等于货币非自然的使用。而追随他的那些经院学派的学者也振振有词地说，出借房或马的人可以收费，因为他牺牲了对该物的享用，而该物又能直接带来利益。但他们认为货币的取息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并且还说，对货币取息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对服务的一种取费，而这种服务对放款人却毫无所费。①①他们对租物和借物也作了区别，所谓前者是指本物必须归还，所谓后者只指其等价物必须归还。这种区别，从分析观点来看虽饶有趣味，但很少有实际价值。

如放款对他确实毫无所费，如他本人不使用该款，如他很富，而借款人很穷，则无疑地可以认为，他应当借钱给人，而不取酬。但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也应当把自己不住的房或不用的马借给贫邻占用，而不取酬。因此，这派学者真正指的是，而且实际上给人造成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觉（借者和贷者的特殊境遇且不去说它）是，出借货币（即对一般商品的支配权）和出借某特定商品一样，在贷者方面没有牺牲，而在借者方面却有利益。他们蒙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借者可用所借的款购买一匹壮马（比方说），这匹马的服务他可以使用，而到期还款时，他可以按原价把马出卖。贷者牺牲了这样的权利，而借者却获得了它。因此，借款给人来买马，和直接借马给人，实质上并没有区别。①

①肯宁安副主会教很好地描述了中世纪教会用以辩解禁止放款取利的那些巧妙手法，在大多数场合下，这种禁止对政治团体起了很大的危害作用。这些手法和法官用以逐渐摆脱法律条文的那些法律上的虚构相似，而这些条文的原意似属有害。在这两种场合下，实际的祸害曾有所避免，但却助长了思路不清和不诚恳的习惯。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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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身有一部分的重演。在现代西方世界，有一种新的改良冲动，它从另一种关于利息性质的错误分析中汲取了力量，并进一步助长了它的错误。随着文明的进步，给消费者的放款不断地减少，且在全部放款中居于次要地位；而供给企业上使用的资本借贷则日益增加。结果，借款人现在虽不被看作压迫的对象，但有这样一种弊端存在，即一切生产者不论他们所运用的是借贷资本或自己的资本，都把他们所使用的资本的利息算作生产费的一部分，而这种生产费在长期内必须由他们商品的价格补偿，以作为继续营业的条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通过投机的节节胜利而搜刮巨大财富的机会，所以，有人曾经认为，现代利息的支付，对工人阶级有所迫害，虽然它不是直接的迫害，而是间接的迫害；支付利息使工人阶级丧失了相当一部分来自知识增进的利益；从而作出一个实际结论：为了公共的福利和正义，除了生活资料，不许私人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或公用事业。

这个实际结论，曾经得到我们所应注意的那些论点的支持；但此刻我们只是讨论威廉·汤姆逊，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等人在捍卫这个结论时所用的学说。他们认为，劳动总能创造一种“剩余”①，即除了工资和用于辅助劳动的资本的耗损以外的剩余；工人所受的迫害，在于这种剩余为他人所剥削。但是，全部剩余是劳动产品这一假设，已经假定了他们最后要证明的东西，可是他们并没有证明；同时这个假设也是错误的。纺纱厂中的纱，除去机器的耗损，就是工人的劳动产品，这是不真的；纱是工人的劳动和雇主与所属经理的劳动以及使用资本的劳动的产品，而资本本身又来自劳动和等待。因此，纱是各种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如果我们只把它看作劳动的产品，而不看作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则无情的逻辑无疑地迫使我们承认，利息（即等待的报酬）没有理由存在；因为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里面。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勇于承认他们的前提来自李嘉图，但是它实际上违背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精髓，如同违背常识一样。②①此系马克思之语，洛贝尔图斯称它为“余额”（plus）。②参阅附录九，第2节。

换言之，果真满足的延期，在延期者方面一般引起牺牲，如同额外的劳作在劳动者方面引起牺牲一样；果真这种延期使人有可能利用最初成本很大的生产方法，但通过这种生产方法正如通过增加劳动一样，确实能使总幸福增加，则一种东西的价值纯粹由消耗在它上面的劳动来决定，就不能信以为真。确立这一前提的种种尝试，势必暗中假设，资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提供时无需作出牺牲的“免费”品，从而不需要利息作为诱使它存在的报酬。这就是上述前提所需要证明的那个结论。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永远会博得我们的敬意，但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实际倡议的科学根据的那些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循环论点而已，大意是说利息在经济上没有存在的理由，殊不知这个结论早已暗含在他们的前提之中；虽然在马克思方面，它是披着黑格尔神秘词句的外衣，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他用这些词句来“卖俏”。

第四节 借款人所支付的总利息，既包括纯利息又包括风险（实际的与个人的）保险费和管理报酬。因此，它不像纯利息一样有相等的趋势。

现在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分析。当我们说利息只是资本的报酬，或只是等待的报酬时，我们所指的利息是纯息，而一般人所指的利息一词，除纯息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种利息叫做毛息。

商业上的抵押和信用组织愈处于低级萌芽阶段，则这些追加因素愈显得重要。例如在中世纪时，当一个王公决定预征他部分的未来收入时，也许借了一千两白银，并且答应年终偿还一千五百两，但是否履行诺言，却没有完全的担保；而放款人也许宁愿有绝对的把握，年终收取一千三百两，而不愿要那种空洞的诺言。在这种场合，放款的名义利率为50％，而实际利率却为30％。

扣除风险保险费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它往往不为人所忽略。但较不明显的是，各种放款对放款人总会有些麻烦；同时从放款的性质来看，如它所冒的风险很大，要尽量减少这种风险，则往往需要很多的辛苦，因此，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借款人看来是利息，而从放款人的观点来看，只不过是管理一种麻烦事情的报酬而已。

现时英国的纯息大约年息略低于三厘。因为投资于头等有价证券给投资者所带来的稳当收入，既没有烦扰，也没有其他开销，故不能超过三厘。当我们看见那些能干的商人用完全可靠的抵押品按四厘借款时，我们可以认为，四厘为毛息，其中有略少于三厘的纯息，放款人的管理报酬则略多于一厘。①

①放款者有时对长期贷款比短期贷款更加热中，而有时却不然；长期贷款省去经常更新之劳，但是它使放款者长期丧失他的货币使用权，从而，限制了他的自由。头等证券兼有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之利。因为这些证券的持有者要存多久就可以存多久，并且随时都可以把它们变成货币；虽然在信用发生危机而其他的人都需要现金的时候，他不得不亏本出售。如果这些证券总能出售，而不亏本，如果不支付经纪人的佣金，则它们所提供的收入比活期放款要多些；而这种收入总小于任何定期（短期或长期）放款的利息。

此外，典当业几乎是无风险可冒的。但是当铺商放款的利率，一般为年息二分五厘，或二分五厘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管理这种棘手营业的报酬。或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说，伦敦、巴黎有些人（说不定别处也有），专靠贷款给小菜贩为生，每天早上放款，以供购买果类之用，到晚上货物售完以后，按利率一分收回借款。这种生意的风险很小，而赔钱的机会也不多①。以日息一分的利率借出一法寻（四分之一便士——译者注），年终即可得十亿镑。但是，专靠贷款给小菜贩，是不能变成巨富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借出大量的款项。对这种放款的所谓利息，其实差不多完全是某种工作的报酬，而这种工作资本家乐于从事的极少。

①此外，杰棱普（《乐园》，第214页）告诉我们说，“在牛市的附近，有许许多多的小贷主，他们专门放款给投机者”，在特殊场合下，按二十四小时内毛利一分放款额竟达200镑。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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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企业所使用的资本多系借贷资本，则往往发生额外风险，对于这种风险加以较仔细的分析是必要的。设有甲乙二人，他们都经营相同的企业，甲所使用的资本是自己的资本，而乙所使用的资本主要是借贷资本。

有一类风险是二者所共有的风险。这类风险叫做他们所从事的某特定企业的企业风险；企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如原材料和成品市场的变动，式样的突然改变，新的发明，附近强大的新竞争对手的出现等等。此外，还有另一类风险，负担这类风险费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借用资本的人。我们可以把这类风险叫做个人风险。因为借给别人资本供他营业上使用的那个人，必然要收取很高的利息，以防意外，这种意外可能来自借款人的品质上的缺陷或能力的薄弱。②②见以下第8章，第2节。

借款人的能力、精力和诚实有时看起来似乎很大，其实不然。他不像使用自己资本的人那样能正视失败，在投机事业稍有不利时，立即停止进行。相反地，如果他的人品不高，则他对自己的损失也许感觉不太敏锐。因为如果他立即停止，他势必失去一切。如果他继续进行投机，则任何额外损失将落在债权人身上，而任何利益将属于自己。许多债权人由于债务人这种半欺骗的怠惰行为而遭到损失，也有少数人是由于蓄意欺骗而受损失的。例如，债务人可以用各种狡猾手段来隐瞒实际上属于债权人的那些产业，等到破产宣告以后，他可以另创新业；并逐渐动用他所隐藏的基金，而不致引起太大的嫌疑。

这样，借款人因使用资本而付的价格，在他看来是利息，而在放款人看来却是利润，因为它包括一笔往往很大的风险保险费，和这件工作的管理报酬，这件工作在于尽量减少风险，而且本身往往是十分费力的。这类风险和管理工作的性质如有改变，自然会引起所谓毛息（因使用货币而付的利息）的相应改变。所以，竞争的趋势并不是使毛息趋于相等；相反地，放款人和借款人对借贷情况摸得愈透，则有的人比别的人按较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可能也愈大。

通过组织得十分完善的货币市场，资本从过剩的地方移向不足的地方，或从正在收缩的某一企业部门移向正在扩大的另一部门，关于这种市场，我们只好放在后一个阶段来研究。现在我们甘于默认的是，在同一个西方国家，对两种投资所贷资本的纯利率如稍有不同，将引起资本的流动，也许通过间接的孔道，从一种投资流向另一种投资。

的确，如果两种投资的规模都很小，而充分了解这种投资的人也不多，那末，资本的流动也许是很慢的。例如，某人以很小的抵押也许付息五厘，而另一个人以同样的抵押却只付息四厘。但是，在大宗借贷中，纯利率（就与其他利润因素分开的利息而言）在英国全国大致相同。此外，西方各国平均纯利率的差异，因交通发达特别是因各国大资本家拥有大量有价证券而迅速减少，而提供相同收入的有价证券在全世界同一天内的售价实际上是相同的。

当我们讨论货币市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研究为什么有些时候可用资本的供给量大大超过另些时候，为什么有时银行家和别的信用机构满足于极低的利率，倘证券没有风险，和需款时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放款。这时他们情愿做短期贷款，收取不很高的利率，即使借款人的证券不是头等证券。因为如果他们发觉借款人有缺点，他们可以不继续再借，而损失的风险得以大大减少。因为根据无风险的证券所做的短期贷款只收取一种名义价格，所以，他们从借款人所得的利息几乎全部是风险保险费和手续费。但从另方面来看，这种贷款实际上对借款人并不十分合算：它使借款人陷入风险的重围之中，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他往往情愿付出高得多的利率。因为如果有一种不幸事件使他的信用扫地，或如果货币市场的混乱使可贷资本暂时缺乏，即他立即陷入窘境。因此，按名义上很低的利率放款，即便是短期放款，实际上也不能成为上述通则的例外。

第六节 利息率一词运用于旧投资时必须慎重。

来自总源的资金流入生产中的投资有二：其中较小的一股是加在旧有资本品上的新投资；而较大的一股只是用来补偿已消耗的资本的投资，不管它是由于即期的消费，如食物、燃料等，或由于耗损，如铁路的铁轨，或由于时间因素，如茅草屋顶和商业样本的陈旧；或由于上述各因素的结合。第二股的年流量，甚至在像资本通常采取耐久形式的英国那样一个国家，大约也不会少于资本总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有理由假设，一般资本的所有者大体上能使资本的形式和当时的正常条件相适应，以便从这种或那种投资中获得相同的纯收入。

只有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权说一般资本是在对一切资本形式预期相等的纯息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不反复申述，“利率”一词，用在旧有资本投资品上，意义非常受限制。例如，我们也许可以说，投于本国工商业的资本，约为七十亿镑，年得纯利三厘。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方便，在许多场合也是容许的，但并不正确。我们应当说，如果在各工商业中新投资本所得的纯利率约为年利三厘，则各工商业旧有投资的收入，若以三十三倍乘之（即用三厘利率），以收入还原为资本，则约等于七十亿镑。因为资本一经投于改良土地，建造房屋，铁路和机器，则该资本的价值是它预期的未来纯收入（或准租）折成现值之和；如果该资本在未来产生收入的能力减少，则它的价值相应减少，它的新价值可以从较小收入中减去折旧，再加以资本还原化求得。

第七节 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和利息率的变动的关系。

除相反情况加以特别说明外，本书始终假定，一切价值都用购买力不变的货币计算，如同天文学家所曾告诉我们的那样，决定一日的开始或结束，并不以实际太阳为标准，而以所假设的中位太阳为标准，这种中位太阳在宇宙中的运行始终如一。此外，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对贷款条件的影响，在短期借贷市场上是十分突出的，该市场和其他市场在许多细节上有所不同，它们所发生的影响，此刻不能加以充分讨论。但这些影响，无论如何从抽象理论的观点来看，在这里是应当顺便提及的。因为借款人所愿付的利率，是他使用资本所预期的收益的尺度，而这只能根据借款和还款时的货币购买力不变这一假设才能加以测量。

例如，设有某人借款一百镑，约定年终偿还一百零五镑。其间如货币购买力提高10％（或物价降低10％），则他比年初非多出售十分之一的商品决不能收回他所应还的一百零五镑；这就是说，假定他所经营的商品和一般商品比较起来没发生价值上的变化，则他必须出售年初曾费他一百十五镑十先令的商品以偿还一百镑的本金和利息；所以，除非他手中的商品价格增加15．5％，则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使用货币在名义上付息五厘，而实际上他却付了一分五厘。

相反地，如果当年物价上涨得使货币购买力降低10％，则他可以用年初曾费他九十镑的商品出售一百镑；因此，名义上他付息五厘，而实际上他却因借款而获得5.5％的收入①。①比较费希尔的《涨价与利息》（1896年）；与《利息率》（1907年），特别是第5、14章及有关附录。

当我们讨论决定商业活动的繁荣和萧条之交替的原因时，我们就知道，这些原因是和货币购买力的改变所引起的实际利率的改变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当物价趋于上涨时，则人们争借货币，抢购物资，从而推波助澜，使物价扶摇直上；企业既已扩展，则经营管理不免有所忽略和浪费；运用借贷资本的人所偿还的实际价值小于所借的价值，从而，牺牲社会的利益，以肥自己。以后当信用动摇和物价开始下跌时，人人都想脱手商品，保存价值日益增加的货币，从而使物价跌得愈快，而物价的进一步下跌就愈使信用收缩，因此，在长期内物价的下跌是以前物价下跌的结果。

我们将知道，物价的变动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贵金属供给量的变动。即使用金银复本位而不用金本位，物价的变动也不会有很大的减少。但是，物价变动所引起的祸害是如此深重，以致为减少某些祸害而付出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不过，这种祸害未必是货币购买力的缓慢变动所固有的，因货币购买力是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在这种改变中，有得也有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五十年当中，生产技术的改良，和丰富的原料产地的扩大，使人类的劳动效率在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许多东西方面增加了一倍。如果用商品量计算的金镑的购买力不变，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增进而改变，即对货币工资多半由习惯所决定的那些工人（虽然现在人数日渐减少）是有害的。但这点要在别处加以充分的讨论。

第七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

第一节 企业家之间的生存竞争。首创者的劳务。

在第四篇的最后几章，我们曾研究了企业管理的各种形式及其所需要的能力；并且知道，我们可以认为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供给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一是资本的供给；二是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供给；三有一定的组织，通过组织把前二个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得以进行生产。前一章中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利息，即对第一个因素的报酬；在本章的前几节中，我们将讨论第二和第三个因素的报酬，即我们所谓管理上的总报酬，以后我们将讨论管理上的总报酬和第二个因素本身报酬的关系，后者我们曾叫做纯经营收入。①我们必须较仔细地研究企业主和经理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和对他们工作的报酬。我们将知道，决定这些报酬的因素，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武断，反之，却和决定其他报酬的因素相似。①见本中上卷第324页。

不过，开始时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其中应当记起这一事实，②即生存斗争往往使最宜于在自己环境中发展的组织方法流行；但所谓最宜于环境的方法，并不必然是对它们的环境最有利益的方法，除非它们所得的报酬恰和它们直接或间接所贡献的利益相适应。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就一般而论，替代原则（它只不过是适者生存这一规律的特殊的有限的应用）有使某种工业组织方法代替另一种方法的趋势，假如前一种方法能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直接的即期服务。至于两者之一行将提供的间接的最后服务，较之直接服务，一般说来，是无足轻重的。许多企业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则在长期内就有可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而衰落，倒闭。有些合作社形式的企业尤其是这样。②见本书上卷第4篇第8章。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雇主等企业家分成二类：一类引用先进的企业方法，另一类则墨守成规。后一类对社会主要地提供直接的服务，对他们的充分报酬也往往是可靠的。但前一类的情况却不然。

例如，有些炼铁部门因新近采用了一种比较经济的方法，而能使整个冶炼过程的加热次数减少；同时这种发明既不能专利，也不能保密。设某厂商有资本五万镑，平时每年获纯利四千镑，其中一千五百镑是他管理上的报酬，其余二千五百镑是其他二利润因素的报酬；假定他所做的工作和他的邻人相同，他的能力虽大，但并不在胜任这种特别困难任务的人的平均能力之上；亦即假定这一千五百镑是对他一年的工作的正常报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想出一种新的方法，比当时所惯用的方法减少一次加热，因此，支出没增加，反而提高了年产量，即每年能多售得二千镑的净款。倘他的商品仍能按原价出售，即他管理上的报酬超过平均报酬，一年为二千镑。他得到对社会服务的充分报酬。不过，他的邻人必将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在短时间内，所得的利润也许会超过平均利润。但是，竞争使得供给增加，从而使他们商品的价格下降，直至利润回到原有水平附近为止。因为哥伦布倒立鸡蛋的秘诀一旦家喻户晓，就无法因倒立鸡蛋而获得额外高的工资。

许多企业家的发明在长期内对于世界有难以估计的价值，可是他们从自己的发明中所得的报酬，甚至比密尔顿从《失乐园》或米拉从《天使》中所得的报酬还要少些。而许多人却由于时运，而不是由于在完成极重要的社会福利事业中所显示的特殊才能，而搜刮了大批财富。很可能，有些企业家死时虽为百万富翁，但生时所得的报酬往往和他们所发明的新方法所给予社会的利益不相称。我们将知道，虽然各企业家的报酬有和他对社会所提供的直接服务成比例的趋势，但这本身决不能证明，现存的社会工业组织是尽善尽美，难能可贵的。而且不应当忘记，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范围，只是限于探讨现存社会制度下决定企业管理报酬的原因之作用的。

首先我们要研究普通工人、监工和各级雇主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报酬的调整。这样，我们会发现，代替原则到处在发生作用。

第二节 首先通过监工的劳务与普通工人的劳务，其次通过企业经理的劳务与监工的劳务，最后通过大企业经理与小企业经理的劳务的对比来说明代替原则对管理报酬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小业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大企业中是由领受薪金的各部门主任、经理、监工等人进行的。这一线索对我们目前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最简单的事例就是普通监工的工资这一事例；现在我们就来讨论它。

例如，设有某铁路承办人或船厂经理认为，如一个监工的工资为一个工人的二倍，则每二十个工人有一个监工最为相宜。这指的是，如果他有五百个工人和二十四个监工，并且希望用同样的开支完成稍多一点的工作，则他宁愿增加一个监工，而不愿增加二个普通工人。而如果他有四百九十个工人和二十五个监工，则他认为较好的办法是多增加二个工人。如果他能用一倍半于工人的工资雇到监工，则他也许每十五个工人就配备一个监工。但事实上，所雇监工的人数是由一比二十的比例所决定，而他们的需求价格为工人工资的二倍。①①这个论点可以与第4篇，第1章，第7节中的论点相比。

在有些例外的场合下，监工是通过驱使工人做过度的工作来赚得自己的工资的。但是我们现在假定，监工用正当的方式并通过工作细节上的妥当安排来完成他所负担的任务；因此，做错和需要返工的现象很少，各人在移动重物需要帮助时，立即就有人帮助；一切机器和工具都有条不紊，随时可以使用；没有人因错用了工具等而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担任此项工作的监工，他的工资可看作是大部分管理上的报酬的范例。通过雇主的作用，社会对监工的服务提出了有效需求，直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工业的总效率用增加他业工人比增加监工的办法更能提高，这些监工的工资使生产费增加，所增加的数额等于增雇监工的工资。

如上所述，雇主被看作中间人，通过他，竞争的作用使生产要素配置得以最小的货币成本得到最大的直接服务（用它们的货币尺度计算）；不过，我们现在所应当讨论的是，各雇主本身的工作怎样通过他们彼此竞争的直接行为而得到安排和配置，虽然所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偶然的。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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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应当考察监工和经理的工作与企业主的工作不断较量的情形。其中观察一个小企业逐渐扩充的过程，是饶有趣味的。例如，一个木匠逐步增加自己的工具，后来租了一个小作坊，为私人做些零活，他所做的工作必须取得这些人的同意，管理工作和各种小风险的负担，由他和那些人共同负责，因为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他们就不愿对他所担任的管理工作付以很高的报酬。①①比较第6篇，第12章，第3节。

因此，第二步是承揽各种小修理。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小营造商；如果他的企业扩充，则他逐渐脱离体力劳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监督工作上的细节。他所做的工作都由雇工替代，因此，在他计算自己的利润以前，必须从他的收入中减去雇工的工资。除非他证明自己的经营能力达到同行的平均水平，他也许会很快地丧失自己所赚来的小宗资本，并经过短期的挣扎，又恢复他由以起家的那种卑贱生活。如果他的能力恰够平均水平，则他在一般时运下将保持自己的地位，说不定还要好些。而收入超过开销的差额，将代表他那一级的管理工作的正常报酬。

如果他的能力高于同级的正常能力，即他能用一定的开销（用于工资及其他方面）取得像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用较大的开销所能取得的成果。他势必用他那特殊的组织能力来代替他们的一部分开支。他管理上的报酬将包括节省下的那部分开支的价值。从而，他将增加自己的资本，提高自己的信用，并可以按较低的利率获得大量贷款。他将拥有较广泛的商业往来和门路；获得更多的有关原料和操作过程的知识，并有机会来进行勇敢而聪明的有利冒险事业。直到最后，甚至在他停止了体力劳动之后，他还把占用他全部时间的各种琐事差不多全都推给别人。①

①有大量工人的雇主必须按照现代军队首长所遵循的方法来节约他的精力。因为如威尔金生所说（《军队的智囊》，第42—46页）：“组织意味着各个人的职责明确，他完全懂得他应该做什么，他的权力和责任相依为命……（在德国军队中）。每个连级以上的指挥官只处理所属本部的事务，除遇直接负责的军官不称职外，决不干预各排的内务……军团司令所必须应付的只是少数部下……他视察并检验所有各部队的状况，但是……他尽量不纠缠于事务主义。他能冷静地作出判断”。白哲特曾以独特的方式说（《伦巴街》，第8章），如果一个大企业的首脑“忙得不可开交，那就是事情不妙的象征”；并且他拿原始雇主和从事决斗的海克特或阿琪利斯相比，拿典型的现代雇主和远处收听电信的人相比，这个人仿佛像阅览公文的毛奇伯爵一样，他知道应杀者被杀了，他取得了胜利”（《论资本的转移》）。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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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考察了监工和普通工人的报酬，又考察了雇主和监工的报酬，现在就可以来考察小企业和大企业的雇主的报酬了。

自从我们的木匠变成一个很大的营造商以后，他的事务是如此繁重，以致需要占用几十个自营自理的雇主的时间和精力。在大企业和小企业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我们看到，代替原则时时在发生作用。大屠主用自己的一小部分工作和经理与监工的大部分工作来代替小雇主的全部工作。例如，当建造房屋投标时，拥有大量资本的营造商，虽然相处甚远，但往往认为值得承办。而当地营造商因就近有作坊和亲信而得到很大的节约。但大营造商也有种种利益；如大批采购建筑材料，价格比较便宜，使用机器特别是锯木机使成本降低，也许以较低的利率，借得自己所需要的款项。这两组利益往往大致相等。所以，投标的争胜取决于二者的相对效率，即小营造商那种未分散的精力的效率和忙而能干的大营造商本身所提供的一小部分监督的效率（虽然他有当地经理和总行职员的帮助）。①①比较第4篇，第11章，第4节。

第五节 使用大量借贷资本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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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讨论的是一个人管理上的总报酬，他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企业，从而他本身可以获得直接和间接成本的等价物，所谓间接成本是指借贷资本时所引起的成本，有些资本所有者不愿自用资本，而转借给企业资本不足的人使用。

其次，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主要使用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和主要使用借贷资本的企业家在某些行业中所进行的生存斗争。个人风险，即放款人要求担保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企业的性质和借款人的境遇的不同而不同的。在有些场合，个人风险很大，例如，当某人从事于一个新的电业部门时，其中没有过去的经验以资借鉴，因此，放款人对于借款人的进展情况很难作出独立的判断；在所有这些场合下，运用借贷资本的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利润率主要是由自有资本者之间的竞争来决定的。也许恰巧没有很多的人从事这种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许并不剧烈，利润率可能很高。亦即利润大大超过资本的纯息和与经营困难程度（虽然它可能在一般水平以上）成比例的管理上的报酬。

此外，在那些发展很慢，非有长期努力收不到效果的行业中，只拥有少量自己资本的新起者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在那些勇敢和不知疲倦的进取心可以迅速收效的工业中，特别是在昂贵商品的再生产成本较低而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取厚利的部门，新起者则如鱼之得水，欣然自得，正是由于他当机立断，巧于策划，也许还多少由于他不怕危险，他在竞争过程中捷足先登。

甚至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他往往固守着自己的障地。因为自由和地位的尊严对他吸引力很大。例如，小农户，他的小块土地抵押得很苛，或“小老板”以极低的价格接受包买主的订货，他们往往比普通工人的工作辛苦，而所得的纯收入却较少。自有资本较少而经营大企业的厂商，不辞劳苦，不怕费心，因为他晓得，他总是要靠工作谋生的，他不愿舍弃本业而服侍他人，因此，他发奋工作，以取得收入，不过这种收入和富有的竞争对手比较起来算不了什么，因富有的竞争对手可以停业，而专靠他的资本利息来享受安逸的生活，所以，他也许不知道，究竟继续忍受商业生涯中更多的折磨是否值得。

1873年达于顶点的物价膨胀，使一般借款人特别是企业家大发横财，而蒙受损害的却是其他社会阶层。因此，新兴资本家觉得创办企业很容易；而在商业上已有成就或继承了前辈成就的人，觉得退出商界也很顺便。所以，白哲特在写到当时情况时说①，“社会上的变异倾向，如同在动物界一样，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但是，新兴资本家的增长，使英国商业愈益趋于民主。他遗憾地指出，商业贵族的久占势力，使国家能有多大的收获。但近几年来，已出现一种反动，原因有二：一由于社会的原因；一由于物价继续下落的影响。企业家之子较之前一代更以父业为荣，他们觉得，以他们的既得收入而欲满足日益奢侈的生活的需要是越来越难了。①《伦巴街》第1章。

第六节 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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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就雇工的服务，从而他们的报酬和企业家管理上的报酬加以比较，莫过于以股份公司作例。因为股份公司中大部分管理工作是由董事、经理和其他附属职员分担，其中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资本，即或有自己的资本，也为数有限。因为他们的报酬几乎是纯粹的劳动报酬，所以，在长期内是由支配普通职业中困难和不适意程度相等的那些劳动的报酬的一般原因来决定的。

如前所述，②股份公司常为内部摩擦和利害冲突所扰，如股东与债券人，普通股东与优先股东，以及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利害冲突，此外还受各种审核和反审核制度的限制。私人企业所具有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目的的一致，以及行动的敏捷，多为股份公司所罕见。但是，这些不利在某些行业中比较不甚重要。公开宣布，许多加工工业和投机商业公司认为是一种主要的不利，而在一般银行业、保险业和类似企业方面却是一种积极的利益。在这些企业和运输业（如铁路、电车、运河）与公用事业（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中，使用资本的无限权力几乎给予它们以绝对的统治。②见第4篇，第12章，第9—10节。

如股份公司的营业正常，不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股票投机，或从事于消灭竞争对手或兼并他们，则它们一般地期待着未来，所采取的政策也是有远见的（有时或失之缓慢）。它们多不愿为暂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名誉；也不愿给雇员以极低的待遇，以致影响到他们的服务。

第七节 现代企业经营方法有使管理报酬和所从事的业务的困难相适应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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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现代企业方法中，各种方法既有它有利的一面，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在各个场合它一直被运用到一点，在该点，它的利弊相等。换言之，在某特定场合，各种不同企业组织方法的有利的边际，不是某一线上的一点，而是使各种可能的企业组织彼此相接的一条不规则的界线。而这些现代方法，一方面由于它们的差异很大，一方面由于其中许多方法能给有经营能力而无资本者一种发展的机会，所以，有可能使管理上的报酬与取得这种报酬的服务相一致，而在原始制度下，这种一致殊不多见，因为除有资本者外几乎没有人把资本投于生产。当时那些拥有资本和机会来经营某业或完成大众所急需的服务的人，即使具有该工作所需要的才能，也是偶然的。但是，商品正常生产费的那部分，亦即普通所谓的利润，在各方面都受替代原则的支配，因此，在长期内不能与所需资本的供给价格，和经营该业所需要的能力和精力的供给价格及使经营能力和所需资本相结合的组织的供给价格之和，相差太大。

经营能力的供给大而有弹性，因为它的来源较广。各人都要料理自己的生活事务；如果他生来就喜欢企业管理，则从中可以得到管理上的经验。因此，需要最急而报酬优厚的营业能力，取决于“天赋”者少，而取决于获得此项能力所用劳动与费用者多。此外，经营能力是极不专门的，因为在大多数行业中专门知识和熟练程度，较之普通的判断力、果断、机智、谨慎和坚定，日益居于次要地位。①

①第4篇、第12章，第12节。当生产形式不再是少而简的时候，“一个人不再因为他是资本家而成为雇主。人们运用资本，因为他们有有利地雇用劳动的条件。资本与劳动依靠这些工业巨子来寻求发挥它们各自职能的机会”（沃克：《工资问题》，第14章）。

的确，在那些店主几等于工头的小企业中，专门技术是很重要的。诚然，“各业都有它自己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未曾记载，也许无法记载，只能一点一点学习，而最好的办法是，在幼年时期，当他的思想还未定型的时候而加以学习。但是，在现代商业中各业都为附属与类似的行业所环绕，由于耳濡目染，则对它的现状有所了解”。②此外，现代企业家所特有的那种一般才能，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愈益重要。而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人们的领导；使他能有的放矢地解决他所要解决的问题，能明察事物的分寸得失，能拟定英明而富有远见的政策，并冷静而坚决地实行它。①②白哲特：《假定》，第75页。

①白哲特（同上书，第94—95页）说，现代大商业有“各种商业所共同遵守的一些普遍原则，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些原则并具有适当的智慧，那末他经营一种以上的商业是足以胜任的。但这种共同因素的出现，在商业中如在政治中一样，是一种量的表现，而原始商业都是小商业。在古代部落中，只不过有一些专人而已，如布匠、泥水匠和武器制造者。各业除对操该业者外力求而且大半都是秘密。各业所需要的知识只为少数人所有，且不外传，除了这种垄断的而且往往是祖传的技艺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了；当时并没有“一般的”商业知识。一般的赚钱之道只是后代的事，而这在古代差不多都是个别的，特殊的。

应当承认，经营能力的供给和对它的需求的适应，多少为一种困难所阻，这种困难在于精确计算某业对该能力所付的价格多大。砖匠或泥匠的工资比较容易计算，先就各种不同效率的人的工资取其平均数，然后再减去因就业无常所受的损失即可。但是，某人管理上的总报酬，除非详细计算他的实际企业利润，并减去他的资本利息，是不能求得的。而业务的真相，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甚至他的同业也无法摸透。即使在现在的小乡村里，如果说人人都知邻家事，则不能信以为真。如克利夫·莱斯里所说：“乡村旅馆主，或小店东，如营业稍有起色，则不愿把他的利润告诉邻人，以免引起竞争，而营业不佳者，也决不愿暴露实情，惊动他的债权人。”②②《双周评论》，1879年6月，并收入其《论文集》中。

尽管商人个人的经验难以借鉴，但一业的情况终不能完全保密，也决不能长期保密。虽然某人不能仅就五六次浪头的冲击海岸而断定潮涨潮落，但是，稍加忍耐，则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企业家们一致认为，一业的平均利润率，除非不久以前它的变动引起普遍注意，决不能有很大的涨落。虽然企业家比熟练工人有时还更难于判断改变所业是否可以改善他的处境，但是他有机会发现他业的现状及其未来；如果他希望改变所业，和熟练工人比较起来，他一般是更容易办得到的。

就一般而论，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工作上所需要的那种稀有的天赋才能和用费浩大的特殊训练，对管理上的正常报酬的影响和对熟练工人的正常工资的影响如出一辙。不论在那个场合，所得收入的增加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这些力量使能取得该收入的人的供给趋于增加；不论在哪个场合，收入增加使供给增加的程度，取决于供给来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虽然一个能干的企业家开始时拥有大量资本和适当的商业往来，较之同样能干而没有这些有利条件的人，似能获得较多的管理上的报酬；但是，有些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能力相等，而所得的报酬却不相等（虽然很小），原因就在于他们开始时所占的社会优势不等。甚至工人的工资，也以他的入世机缘，和他的父母所能给予他的教育费而定。①

①见第6篇，第4章，第3节。关于承担企业主要责任者的一般职能，参阅布伦塔诺：《企业家》，1907年版。

第八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续）

第一节 其次我们必须研究利润率是否有相等的一般趋势。在大企业中有些管理报酬划作薪金；而在小企业中经理的劳动工资大多划作利润；因此，小企业的利润表面上看起来比实际利润要多些。

决定管理上的报酬的原因，直至过去五十年间，未曾予以仔细的研究。以前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大，因为他们没有适当地区分构成利润的因素，而只是探求决定平均利润率的简单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存在的。

在分析决定利润的那些因素时，我们所遇到的头一个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字面上的困难。它导源于这一事实，即小企业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大企业中由经理和监工分担，他们的工资，在计算利润以前，必须从该企业的收入减去，而小企业主的全部劳动报酬却算成他的利润。这种困难早已被察觉；亚当·斯密曾指出，“在一个大市镇上，某药剂师一年所出售的全部药材，所用成本也许不超过三十镑或四十镑。虽然他可以出售三百镑或四百镑，或得1000％的利润，但这往往由于他把自己的合理工资加在药价上的结果；其中较大一部分表面上看来是利润，其实是隐藏在利润外衣下的工资。在小商港，一个小杂货商以一百镑的资本能赚40％或50％的利润，而在同一个地方的大批发商以一万镑的资本很少能赚80％或10％的利润。”①

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0章。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第203页）估计一宗十万镑资本的正常利润率为10％弱，一万镑或二万镑资本约为15％，五千镑或六千镑资本为20％，“资本愈少，而利润率也愈大得多”。并比较本篇前一章的第4节。值得注意的是，当某私厂的经理本身没有资本，与资方合伙并分取利润，而不赚工资时，它的名义利润率就有所增加。

因此，分别二种利润率是很重要的，有一种利润率是企业投资的年利润率（annual rate of profits），而另一种利润率是资本每次周转（亦即每次销售总额等于资本）所得的利润率，或叫做周转利润率（rate of profits on the turnover）。此刻我们所研究的是年利润率。如果把利润一词的范围缩小成前者或扩大成后者，因此，它在两种场合都包括同类服务的报酬，则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正常年利润率的大部分名义上的不等即消失。的确有些工商业，其中虽用普通的方法计算，拥有大资本的企业的利润率低于拥有小资本的企业，但用正确的方法计算，它的利润率却高于拥有小资本的企业。因为在同一业中相竞争的两个企业，大企业往往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并能利用许多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如分工和机器的专门化等等，而这些是小企业力所不及的。而小企业所占的唯一重要优势，是和顾客比较容易接近，并便于投顾客之所好。而在后一种优势不占重要地位的那些行业，特别是在加工工业中，大厂比小厂能取得较好的售价，从而开支较少，而收入较多；因此，在两种场合下如果利润都指的是含有相同因素的利润，则大企业的利润率必然高于小企业。

正是在这些企业中经常出现的是，大厂挤垮小厂以后，与之合并，并为自己获得有限垄断的利益，或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剧烈竞争而使利润率减得很低。有许多纺织业、金属业和运输业部门，除非有大量资本，就无法创办，而开始时规模不大的企业，困难重重，尽量挣扎，以期在短时间内可能获得大宗资本的运用机会，而大宗资本行将提供的管理上的报酬，与资本相较虽然很低，但总额却很高。

有些行业需要极高的能力，但其中管理一个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几乎同样容易。例如辗压厂，其中工作细节不能定为常规的极少，一百万镑的投资由一个能干的人即可管理，而无困难。对某些铁业部门来说，20％的利润率并不算很高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在工作的细节上需要不断的考虑和策划；厂主一年可得十五万镑作为管理上的报酬。近来钢铁业各部门中大厂相继合并的事实，更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它们的利润多随商业情况而变动，虽然总额很大，但平均率很低。

利润率几乎在所有那些行业中都很低，这些行业很少需要极高的能力，拥有大宗资本和适当往来的公厂或私厂，倘由勤俭而富有常识和相当企业心的人经理，则足以抵制新起者。而殷实的公司或私厂并不缺乏这样的人，因为私厂随时都可以把它最能干的雇员接收入伙。

总起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第一，大企业的利润率比乍看起来要高些，因为小企业的利润率和大企业比较以前，小企业普通算作利润的那一部分应当列入另一项；第二，即使经过这种修正以后，以通常方法计算的利润率，一般地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而减少。

第二节 所用资本的正常年利润率在流动资本比固定资本相对多的部门要高些。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一旦普及于整个工业，就不会提高该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

如管理工作繁重得和资本不相称，当然管理上的正常报酬也高得和资本不相称，从而资本的年利润率也高。而管理工作之所以繁重，是由于组织和计划新方法时费很大的心力，或由于引起很多的烦恼和风险。而这二种东西往往相伴而行。各业的确有它自己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的一切规律，很容易有重大例外；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述一般命题是站得住脚的，是可以解释各业正常利润率的许多不相等现象的。

首先，某企业所需要的管理工作的数量，取决于流动资本数量者多，而取决于固定资本数量者少。因此，有些行业的利润率偏低，因为它们有过多的固定资本设备，一经投下，就无须费很大的操劳和注意。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行业多为股份公司所经营。铁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尤其是拥有运河、船坞和桥梁的公司，它们的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工资总额在所投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其次，设企业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变，一般说来，管理工作愈繁重，则利润率愈高，工资总额，较之原材料的成本和商品的价值，也愈加重要。

经营昂贵原料的行业，它们的成功多取决于运气和买卖上的能力。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解释影响价格的种种原因，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而有这种头脑的人不多，从而可以获得高额报酬。酌加这点，在有些行业中是如此重要，以致使某些美国学者把利润纯粹看作风险的报酬，看作毛利减去利息和管理上的报酬的余额。但是，名词的这种使用，似乎是不相宜的，因为它有把管理工作和日常监督混为一谈的趋势。的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除非从事有风险性的企业的人所预期的利益大于他业，且他的可能利益超过他的可能损失（按合理的计算），则他不会经营这种企业。如果这种风险没有绝对的害处，则人们将不愿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因为他们知道，所付的保险费除了实际险值和巨大的广告开支和经营费用外，还提供作为净利的剩余。如没有保险，如防止风险的种种实际困难可以克服，则在长期内他们必须要得到相当于保险费的补偿。但是，还有许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企业心能胜任地处理麻烦的业务，但在巨大风险的面前却裹足不前，因为他们自己的资本不大不足以负担沉重的损失。因此，有风险性的行业多为不怕冒险的人所经营；也许为少数实力雄厚的资本家所经营，他们长于经营该业，并彼此约定不使市场受到压力，以便获得很高的平均利润率。①

①关于风险作为成本的要素，参看第5篇，第7章，第4节。对于各种不同的风险对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从而对风险性职业中的工资和利润的吸引力与排斥力加以仔细分析和归纳的研究，也许是有好处的；而这可以亚当·斯密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开始。

有些企业，其中投机性质不很重要，因此，管理工作主要是监督，管理上的报酬以企业中所完成的工作量为准；而工资总额可作为该报酬的一种极其粗而方便的尺度。在关于各业利润相等的一般趋势所能作的一切概括中，也许最不精确的是，如运用的资本相等，利润每年有等于总资本百分之几和工资总额百分之几的趋势。①

①甚至大约估计投于各种不同企业中的各种资本数量也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主要借助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精确的美国统计局的有价值的统计材料，我们可以断定，在那些机器设备十分昂贵，原料加工过程很长的工业，如表厂和纺厂中，年产量小于资本；但在原料贵重而生产过程短促的企业，如鞋厂中，以及在那些只须略加改变原料形式的工业，如制糖业和屠宰业中，年产量比资本多四倍以上。

其次，在分析流动资本的周转并比较原料的成本和工资总额时，我们发现在表厂中前者比后者要小得多，那里原料的体积很小，且存放于用砖、石和瓦建成的普通厂房中：但在大多数工业中，原料的成本比工资总额要大得多；所有工业平均起来，原料的成本为工资总额的三倍半；而在原料略需加工的那些工业中，原料的成本一般为工资总额的二十五倍到五十倍。

如果在计算企业的产量以前减去它所消耗的原料、煤等的价值，则上述不均现象多不存在。一个谨慎的统计学家通常采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一个国家的工业产量，以便避免把比方说纱和布计算两次；同样的理由使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农产量中避免计算牛和饲料作物。但这种方法是不十分令人满意的。因为从逻辑上说人们应该减去织布厂所购买的织布机，像减去它的纱那样。此外，如果工厂本身被算作建筑业的产品，它的价值就应该从织布业的产值（在一定年限内）中减去。关于农场建筑物，也是如此。农业用马，和在某些场合下的商业用马都无须加以计算。不过，这种只减原料的方法是有它的用处的，如果我们对它的不精确性有充分的认识。

特别精明强干的厂商，行将使用的方法和机器都优于他的竞争对手，在企业的产销方面他也有较为妥善的安排，并使二者保持正常的关系。用这种方法，他将扩大他的企业，从而，获得分工和设备专门化的较大利益。①这样，他将得到的是报酬递加，和利润递加；因为如果他只是许多生产者中的一个，则他所增加的产量实质上不致使他的商品价格下降，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利益几乎全部归他所有。如果他适拥有该业的部分垄断，则他将调节他所增加的产量，使他的垄断利润可以增加。②①见本书上卷第4篇，第11章，第2—4节。②见本书下卷第160—161页。

但是，如这种改良不局限于一个或二个生产者，如改良的产生是由于需求及与其相适应的产量的一般增加；或由于机器和方法的进步，而为全业所分沾；或由于辅助工业的发展和“外部”经济的普及，则产品的价格将接近于一点，在该点，只能为该类工业提供正常的利润率。在这个过程中，该业往往趋于一类，即它的正常利润率低于原来的那一类；因为它比以前较为一致，较为单调，所费的心力也较少；也可以说因为它更适合于共同管理。可见，某业的产品数量和劳动与资本的数量相比时，它的比例增加，势必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把它看作用价值计算的报酬递减。③③比较本书上卷第329—330页。

第三节 各行各业均有其习惯的或公平的周转利润率。

年利润已如上述，现在我们要研究决定周转利润的原因。很显然，年正常利润率的变动幅度很小，而周转利润在一业与他业却相差很大，因为它取决于周转上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和工作数量。例如，批发商在单项交易中就买卖大量产品，能使他们的资本周转得很快，虽然他们的平均周转利润少于1％，但却可以赚很多的钱；尤其是在大宗股票交易中，周转利润只有1％的几分之几。但是造船商在出售船以前的长时间内，势必把劳动和原材料投于船本身，并准备一停泊之处，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他也必须留心，他必须在直接或间接的开支上附加很高的利润率，以报酬他的劳动和所投下的资本。①

①但他无须对他在造船初期所投的那部分资本取以很高的年利润率，因为那部分资本一旦被投下之后，就无须再费力操心，而他只按很高的复利率计算他的“积累”支出也就够了；但在这种场合下，他必须把他自己劳动的价值算作他早期的一部分支出。相反地，如果有一种行业，其中对所投的全部资本都需要不断的、几乎是一样的操劳，那末，在该业中以加用复利润率（亦即如复利率一样，利润率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办法求出早期投资的“积累”值，是合理的。甚至在理论上不十分正确的地方，为简便起见，实际上也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此外，在纺织业中，有的厂买进原料，出产成品，而有的厂即专门从事纺织或上光；很显然，第一类中一厂的周转利润率，必须等于其余三类中各厂的利润率之和。②再以零售商来看，他所经销的那些商品的周转利润，往往只有5％或10％，这些商品为一般人所需要，又不受式样改变的影响；因此，销售额很大，必要的存货很少，其中所投资本可以周转得很快，既无风险，也无须操劳。但是，有几种零售商，他们的周转利润几达100％，因为他们所经销的是装饰品和化妆品，只能售得很慢，同时还必须备有各种各样的存货，而这在陈列时需要很大的地方，倘遇式样改变，除非亏本就无法出售。即使这种高利润率也往往不及鱼、水果、花草和蔬菜方面的利润率。①②严格地说，它将稍大于这三者之和，因为它将包括较长时期的复利息。

①工人阶级住宅区的鱼商和菜商特别致力于利润率很高的小生意，因为各个人的购买量是如此之小，以致顾客宁愿在就近的一个高价的铺子中购买，而不愿到较远的一个低价的铺子中去。因此，零售商虽然以不到半便士的东西而要一便士，但他也许不会过一种十分优越的生活。不过同样的东西，如为渔夫或农人所售，也许只要四分之一便士，甚或不到四分之一便士：而运输费和损失保险费的直接损失将不能说明这种差别。因此，一般人认为，这些行业中的中间人通过联合可以获得额外高利润的特殊便利，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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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知道，周转利润没有趋于相等的总趋势；但在各业及各业各部门中可以有，而且事实上也有一种被认为“公平”、正常的、相当确定的利润率。当然，这些利润率往往因贸易方法的改变而改变，而贸易方法的改变一般源于某些人，他们希望做较少的生意，虽然周转利润率较普通为低，但他们资本的年利润率却较高。不过，如果没有这种巨大的变动，则照该业的传统，对特种工作或对给该业的同行所提供的重大实际服务收取一定的周转利润率。这种传统多根据经验而来，它足以证明，如果所收的是那种利润率，则特定场合下所用的成本（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将得到补偿，此外，该业将提供正常的年利润率。如果他们所索的价格所给予的利润率远低于该周转利润率，则他们很难有所发展；如果他们所索的价格过高，则他们有失去顾客的危险，因为别人可以比他们卖得便宜。如事先没有议定价格，这就是一个诚实的人希望从定货收取的“公平”的周转利润率，倘买主和卖主发生争执，法庭所允许的也是这种利润率。①

①在这种场合下，专家的证明在许多方面对经济学家是大有教益的，特别是由于多少有意识地认识产生商业习惯的那些原因和借助于它们以维持这种习惯而使用有关这种习惯的中世纪时的术语。如果某一类职业的“习惯”周转利润率比另一类职业的高，则最后的原因差不多总是：前者需要（或不久以前需要）资本投资的时间较长；或使用的贵重设备较多（特别是像那些易于急剧贬值或不能经常使用的设备，因此，必须靠较少量的工作来维持自己）；或需要的劳动较难而易于生厌，或要求业主付出更大的注意；或具有某种必须加以保险的特殊风险因素。而专家们对阐明那些暗藏于他们心灵深处的使这种习惯存在的理由的怠慢，就有理由使人相信，如果我们能使中世纪商人再生并反问他们，则我们会发现，利润率的适应特定场合的需要远比历史家所说的要有意识的多。许多历史家有时并没有说明，他们所指的习惯利润率是一定的周转利润率，还是在长期内将提供一定的资本年利润率的那种周转的利润率。当然中世纪企业方法的大同小异，会使资本的年利润率相当一致，而不致造成周转利润率像现代企业中那样大的差异。但是仍然很明显，如果一种利润率将近一致，则他种利润率并不一致；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许多著作的价值由于没有明确地认识这两种利润率的区别和有关它们的习惯所必须依靠的最后默认之间的差异，而多少受到损害。

第五节 利润是正常供给价格的构成因素。但是已投资本（在物质形式上或取得技能上）的收入是由其商品的需求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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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研究中，我们的着眼点主要是经济力量的最后，或长期，或者说真正正常的结果；我们曾讨论过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在长期有使它自己适应需求的趋势；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能力不断地寻求各种企业，以及经营各种企业的各种方法，在该企业中它所能提供的服务，被那些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能付给相宜价格的人极其重视，以致该服务在长期内将获得很高的报酬。这种动力就是企业家的竞争。各人就其所触，预测可能发生的未来事件，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并预计企业收入除去所需开支的剩余。他的全部预期收益列入使他从事该业的利润之中；在制造工具以供未来生产以及建立企业往来的“无形”资本方面所投的全部资本和精力，在他未曾投资以前，势必表明它是有利可图的。他从这些投资所预期的全部利润，列入他在长期内对于他的冒险所期待的报酬。如果他是一个具有正常能力（所谓正常系对该种工作而言）的人，并且犹疑不决，不知道冒险是否值得，则它们可以被看作真正代表所述服务的正常生产费（边际）。因此，全部正常利润列入真正或长期的供给价格。

引动某人和他的父亲把资本和劳动用于培养他成为一个工匠、自由职业者、或企业家的那些动机，和把资本与劳动投于建立物质生产设备及企业组织的动机相同。不论在哪个场合，投资（如人的行为受自觉的动机所支配）将到达一点，在该点，追加投资无利可图，或效用与“负效用”相等；因此作为对所有这种投资的预期报酬的价格，就构成它所提供的服务的正常生产费的一部分。

不过，要使得所有这些原因充分发挥作用，就非有很长的时间不可，从而，例外的成功可以和例外的失败相较量。一方面是那些人，他们的成功多由于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罕见的运气，而这些都表现在他们投机事业的特别机遇或供企业一般发展的有利机会上。另方面是那些人，他们在精神上或道德上都不能善用他们的训练和立业的良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没有特殊的兴趣，再加以投机上的种种不幸，或他们的企业由于竞争对手的侵犯而受到节制，或由于需求浪潮退入他方而搁浅。

虽然这些干扰原因，在有关正常报酬和正常价值的讨论中，可以忽略，但是，在讨论特定时间特定个人所得的收入时，它们却具有头等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由于这些干扰原因对利润和管理上的报酬的影响，其方式远不同于它们对普通报酬的影响，当我们讨论暂时变动和个别机遇时，对利润和普通报酬加以分别对待，乃是科学上的一种必然性。关于市场波动的种种问题，除非将货币、信用和对外贸易的理论和盘托出，即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即使在现阶段，我们也可以注意所述干扰原因对利润和普通报酬的影响的下列区别。

第六节 就价格的变动，就不同个人的不同情况，就全部收入中应归于劳动报酬和天赋才能的报酬的比例，对利润和其他报酬所作的比较。

第一，企业家的利润首先受他的资本（包括企业组织），他的劳动和他雇工的劳动的产品之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他的利润的变动，一般在他们的工资变动以前，而且变动的幅度较大。因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他的产品所能售的价格稍有小涨，很可能使他的利润增加许多倍，或使他变亏本而成赚利。价格的上涨，将使他急于获得他所能获得的高价格的利益；他将担心他的雇工辞职或拒绝工作，因此，他甘愿增加工资；而工资趋于上涨。但是，经验表明（不管它是否按产品售价所计算的工资），工资的上涨很少与价格的上涨成化例；因此，它们的上涨几不能和利润的增加成比例。

这一事实的另一个方面是，当生意极坏时，雇工充其量一无所得，无从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但雇主（尤其是使用很多借贷资本的雇主）的开支势必超过他的收入；在这种场合，甚至他管理上的总报酬也成为负数，亦即他在亏本。在生意极其萧条的时候，许多或绝大多数的企业家是如此，而那些比别人的运气较劣、能力较差和较不适合于所业的企业家更是如此。

第七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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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区别是，企业上成功的人数在全体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在他们的手中积聚了别人的财富，且比自己的财富多到几倍，所谓别人就是那些人，他们有自己的储蓄，或继承了他人的储蓄，而在企业失败时速同他们自己的努力的成果全部损失。因此，要知道一业的平均利润，我们决不能以成功者的人数除他们所获利润的总额，甚至也不能以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人数除该利润总额，而是首先从成功者的利润总额中减去失败后也许早已转业的那些人的损失总额，再用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总人数除所余差额即求得该业的平均利润。很可能，管理上的总报酬，亦即利润超过利息的差额，平均计算，尚不及一般人就成功者所估计的企业利润的二分之一，而就某些带风险性的企业来看，尚不及十分之一。不过，如我们将立即知道的，认为企业风险大体上有减无增是有理由的。①

①一世纪以前，许多英国人带着大量财富从东印度归来，当时一般人相信，那里的平均利润率很高。但是如W．亨特尔所指出的（《孟加拉乡纪要》，第6章），失败是屡见不鲜的，“只有那些侥幸发财的人才回来散布这种奇谈”。正在这个时期，英国有这样一句俗语，即富人和他的车夫的家庭在三代内也许就乔迁几次。的确，这一半是由于当时的少财主极其奢侈，一半是由于觅得妥当投资的困难。英国富有阶级地位的巩固，多半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厉行节约，以及投资方法的改进，而这种方法使少财主们有可能从他的财富不断获得可靠的收入，虽然他们没有继承他借以赚取这种财富的那种企业才能。但是甚至现在英国也有些地区，其中大多数工业家是工人，或工人的儿子。在美国，虽然挥霍浪费也许不及英国那样普遍，但是人事的沧桑，和使企业跟上时代的困难，曾产生了这样一句俗语，即一个家庭三代内都是“布衣相传”。威尔斯说（《当代经济变动》，第351页），“在有判断力的人的中国很久以来就有一种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在为自己做生意的所有的人中，没有成功的占99％。”J．H．沃尔克（《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48页）就1840年至1880年间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主要工业的工业家们的出身和生平作了详细的统计，其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都是从职工起家的；在1888年拥有任何财产或留有任何遗产的尚不到1840，1850和1860年那些工业家的儿子的10％。至于法国，L．波流曾说（《财富的分配》，第11章），每一百家新企业中，差不多有二十家立即消失，五十或六十家维持现状，不兴也不败，只有十家或十五家才是成功的。

第八节 续前。

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三个区别是利润变动和普通报酬的变动的区别。我们已经知道，在自由资本和劳动投于培养工匠或自由职业者所需要的技能以前，得自它们的预期收入具有利润的性质；而所需要的利润率往往很高，理由有二：投资的人本身是不能获得它的大部分报酬；他们往往拮据，除非勤俭持家，他们就不能为了未来报酬而作这样的投资。我们也知道，工匠或自由职业者一旦获得他工作上所需要的技能以后，他的一部分报酬其实是所投资本与劳动的未来准租，而这种资本和劳动使他适合于所担任的工作，得到立业机会，商业往来和一般善用自己才能的机会，收入中只有其余部分是劳作的真正报酬，但它一般占全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就是区别之所在。因为对企业家的利润作同样的分析时，比例大小却有所不同，其中较大的部分是准租。

大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得自所投物质资本和非物质的资本的收入是如此大，而且利害得失又如此变动不居，以致他往往很少想到他在这方面的劳动。如果企业有利，则他把企业所带来的利益几乎看成纯收益。他的企业局部开工和充分开工对他的操劳几无区别，因此，一般说来，他很少想到从这些收益中减去他的额外劳动。他对他的额外劳作所得的任何报酬的看法，和工匠对加班加点所得的额外报酬的看法不同。这一事实是一般人甚至有些经济学家不完全承认在解释决定正常利润和正常工资的原因方面有根本一致性的主要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认识。

和上述区别密切相联的是另一个区别。如工匠或自由职业者具有特殊的天才，而这种天才既非人力所造就，又非牺牲现在以成全将来的结果，则它能使他获得剩余收入，即超过那些在个人教育和立业机会上投下相同资本和劳动的普通人从相同劳作所能预期的收入的剩余，这种剩余具有地租的性质。

但是，再回到前章末节所提到的那一点，具有特殊天才的人，在企业家阶级中，常占多数。因为除了出身于该阶层的那些有能力的人以外，它还包括出身于较低职业阶层的很多有天才的人。因此，用在教育上的资本的利润，是自由职业者阶级收入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因素，而稀有天才的租金，可以看作是企业家收入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把企业家当作个人的话（就正常价值来说，即使天才的报酬，如我们所知道的，宁可视作准租，而不视作租金本身）。

不过，这一规律是有例外的。一个平凡的企业家曾继承了有利的企业，并仅仅有足够的能力经营，他每年可以获得千百万的收入，其中所含稀有天才的租金极少。相反地，特别有成就的律师、作家、画家、歌手和马术师的收入，其中大部分可以列为稀有天才的租金，至少如我们把他们当作个人来看，并且不考虑他们各自职业中的正常劳动供给以他们对那些有志的青年所展示的辉煌成就为转移。

特定企业的收入，往往深受它的工业环境和机会的变动的影响。但是，由各种工人的技巧所得的特殊收入，也受同样的影响，例如，澳洲和美洲富饶铜矿的发现，使克尔尼矿工的技巧产生收入的能力降低（就在家的矿工而言），新地区富矿的每次发现，提高已迁往该区的那些矿工的技巧产生收入的能力。此外，看戏嗜好的增长，在提高演员的正常报酬和使演技的供给增加的同时，也提高已从事此业的人的演技产生收入的能力，其中大部分收入，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得自稀有天资的生产者的剩余。①

①故沃克将军对解释一方面决定工资与另方面决定管理报酬的那些原因作出很大的贡献。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第311节）利润并不是工业品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没有把那种理论局限于短时期，如我们所知，对短时期来说，得自各种技巧的收入，不论这种技巧是非凡的，或普通的，也不论它是雇主的，还是工人的，都可以被视作准租。他的确是在假借的意义上使用“利润”一词的；因为他把利息完全与利润分开以后假定，“无利润雇主”所赚取的数额“大体上或在长期内等于他受雇于人时所能预期的工资数额”（《启蒙》，1889年，第190节）：这就是说，“无利润雇主”除他的资本利息外，还得到正常的纯管理报酬（不论他的才能是大是小）。这样，沃克所指的利润比英国一般所指的利润少五分之四（至于这种比例，美国也许比英国偏低，而欧洲大陆也许比英国偏高）。因此，这种理论似乎只是意味着由于特殊才能或运气的那部分雇主的收入不列入价格。但是各种职业（不论是否为雇主的职业）的成败得失任决定谋求该业的人数和他们工作的极积性方面起着作用，因此，列入正常供给价格。沃克似乎把他的论点主要建立在他曾过分强调的这一重要事实的基础上：即在长期内获利最多的那些最能干的雇主照例都是对工人支付的工资最高，对消费者的售价最低的那些人。但是同样真实而甚至更加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赚取最高工资的那些工人照例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最善于使用他们雇主的设备和原料（见第6篇，第3章，第2节），从而使雇主有可能获取高额利润和对消费者索取低廉的价格。

第九节 在同一行业特别是同一企业中各种不同的类别的工人的利害关系。

其次，让我们讨论同业中各不同工业阶级之间的相互利害关系。

利害一致是下述一般事实的一个特例，这一事实是，不论任何商品，对它的几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都是连带需要，我们可以援引第五篇第六章所举的关于这个一般事实的例证。在那里我们知道，泥匠劳动的供给如发生变动，势必使建筑业其他各部门的利益受到影响，而使一般人所受的影响更大。事实是，从事于建造房屋、织布或生产品他东

。西的各个不同阶级，他们的特定资本和专门技巧所得的收入多取决于该业的共同繁荣。倘事实如此，则该收入在短期内可看作全业混合收入或共同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收入总额因效率的提高或任何外部原因而增加时，则各阶级所得的收入部分趋于增加，但是，当收入总额不变时，任何一个阶级的收入增加，必然由于其他阶级的收入减少。这适用于从事某业的全体成员，从特殊的意义上说，也适用于在同一个企业中共同工作了许多年的那些人。

第十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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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企业的报酬，从企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是各种报酬的总额，第一，他的能力的报酬；第二，他的生产设备及其他物质资本的报酬；第三，他的商誉或企业组织和商业往来的报酬；实际上，它多于这几项报酬的总和；因为该企业家的效率部分地取决于他从事于该特定企业；如果他以合理价格把它出售，而改营他业，则他的收入也许会有很大的减少。商业往来对于他的全部价值，是机遇价值（conjuncture or opportunity value）最显著的一例。这种价值，虽然可由于运气所致，但主要是能力和劳动的结果。其中可转移的部分，并可以由私人或大联合企业购买的部分，自当算作他们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机遇成本

但是，雇主的观点并不能包括企业的全部收益：因为有另一部分收益和他的雇工有关。的确，在某些场合为了某些目的，几乎企业的全部收入都是准租，亦即在短时间内由它的商品市场状况所决定的收入，和制造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东西的成本与从事于该业者的费用无关。换言之，它是一种混合准租①，可通过讨价还价，以及习惯和公平观念分配给该业中的各个人。而这种结果是由一定的原因造成的，它类似于文明的初期分配得自土地的生产者剩余的那些原因，生产者的剩余几乎常置于垦植公司之手，而不归于个人。例如，一企业中的主管职员对人和情况熟习，在某些场合下，他可以利用这种长处按高价格受雇于竞争厂；但在另一些场合下，除了对他所在的那个企业，它并没有什么价值；从而，他一旦离去，该业所受的损失也许高过他的工薪数倍，而他在别处所能得的工薪或尚不及一半。②①比较第5篇，第10章，第8节。

②当一个厂具有自己的特长时，甚至在它的普通工人中有许多也会因离去而损失他们很大一部分工资，同时使该厂受到严重的损害。主要的职员可以接收入伙；全体雇工可以部分地酬以红利；但是不论这点实行与否，他们的报酬与其说是由竞争和代用原则的直接作用决定，不如说是由他们和他们雇主之间的契约（其条件在理论上是武断的）决定。而实际上它们将由这样的愿望来决定，即“力求公道”，也就是说，力求达成协议的报酬代表职工各自具有的能力，勤劳和特殊训练的正常报酬，同时当厂处于顺境时增加一些报酬，而当厂处于逆境时减去一些报酬。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雇工的地位和其他雇工的地位不同，后者对大行业中任何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几有相等的价值。其中每人每周的收入，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部分是对该周内所作工作的疲劳的报酬，另一部分是他的专长和特别能力的准租。假定竞争完全有效，则这种准租是由本雇主或任何其他雇主按照该周内他们商品的市场状况而对他的服务所愿付的价格来决定的。对一定种类的一定工作所必须支付的价格，既然是这样地由商业上的一般状况所决定，所以，这类价格列入直接开支，而这种开支必须从它的总报酬中减去以计算该特定厂当时的准租。但是，该准租的或涨或落，是与雇工无关的。不过，事实上竞争并不如此完全有效的；即使市场上对用相同机器的相同工作付以相同的价格，则当地厂的繁荣也有增加它的每个雇工所得的机会，同时当生意清淡时，有继续就业的机会，当生意兴隆时，可获得所垂涎的超额工作时间。

因此，差不多在各个企业和它的雇工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某种损益共分；而这种损益共分也许达到它的最高形式，如企业中同事的利害一致，虽没有契约的规定，也由于真诚的情谊而得到慷慨的承认。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通常使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在经济上和道德上有所增进的方法，是分红制；当它被看作是趋于更高而更难的真正合作制水平的第一步时，情形更是如此。

如某业中的雇主团结一致，而雇工也团结一致，则工资问题的解决，难于确定。只有通过协议来决定短时间内雇主和雇工在该业纯收入中所应分的数额。除正在淘汰的工业以外，工资的降低，决不能永远符合雇主的利益，因为它迫使许多熟练工人流入其他劳动市场，甚或从事无所谓技巧上的特殊报酬的其他工业；因此，在平均年限内，工资必须高得足以吸引青年人从事该业。这就规定了工资的下限，而工资的上限，是由资本与经营能力的供给的相应贫乏来决定的。但是，在该限界上究竟应当采取哪一点，这只能由讨价还价来决定；不过，这种讨价还价，似由于伦理上的裁度而得到缓和，如商业上有适当的调解机构，情形更是如此。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甚至更为复杂。因为各类雇工多半有自己的工会，且各行其是；雇主只起缓冲作用，一组雇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实际上会耗尽他组雇工的工资，所耗之数几等于雇主的利润。

商人与厂主以及雇主与雇工当中的各种工联和商业同盟，它们的原因和结果，这里不便加以研究。它们表现各种生动的事实和奇异的变化，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且似乎表明，社会的变革即将来临。它们的重要性诚然很大，与日俱增；但是，其中未免有过分夸大的现象。因为其中大部分只不过是进步洋面上掠过的一些涟漪而已。虽然它们现在比以前的规模更大，来势更凶，但是，现在和以前一样，运动的主流是取决于正常分配和交换的趋势这一强大的暗流的。这些趋势是“看不见的”，但它们却能驾驭那些"看得见的"插曲的进程。因为即使在调解与仲裁方面，主要的困难在于发现什么是正常水平，使仲裁当局的决定不致与之相距太远，以免破坏自己的威信。

第九章 地租

第一节 地租是一大类中的一种。此刻我们假定土地由其所有者耕种。重申以前的讨论。

如第五篇所述，地租不是独有的事实，而是各类经济现象中主要的一类；地租理论不是孤立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一般供求理论中的特定系的一种主要应用而已；它分为若干级，从人所占有的自然恩赐品的真正地租起，经过土地的永久改良所得的收入，至农场、工厂建筑物、蒸汽机和较不耐久品所提供的收入止。在本章和下章里，我们专门研究土地的纯收入。这种研究分为二部。一部分关于土地纯收入或生产者剩余的总额；另一部分关于该收入分配给与土地有利害关系的那些人的方式。不论土地占有形式如何，第一种收入总是一般的收入，我们的讨论将从这种收入开始，并假定土地的耕种由土地所有者自己担任。

我们不应当忘记，土地所“固有的”收入是热、阳光、空气和雨量，它们都不是人力所能大加影响的；至于位置上的利益，其中有许多亦非人所能驾驭，而只有少数是土地所有者个人投资本与劳力于土地的直接结果。这些就是土地的主要属性，它的供给不以人的努力为转移，从而，并不因该劳作的报酬增加而增加；对它所课的税，纯由所有者负担。①①但关于位置租准则的例外，比较第5篇，第11章，第2节。

另方面，土壤肥度所主要凭恃的那些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可以由人力增进，而在极端的场合，可以由人力完全改变。但是，对土地改良（虽说可以普遍推广，但改良是慢慢地进行，而又慢慢地耗竭的）的收入所课的税，在短时间内，不会影响改良的供给，因此，也不会影响由于改良的农产品的供给。从而它主要由所有者负担。租地人，在短时间内，也可以看成是所有者。不过，在长期内，税会减少改良的供给，提高农产品的正常供给价格，从而，由消费者负担。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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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重申第四篇中我们对于农业上报酬递减趋势的研究；仍假定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因此，我们的推理可以是一般的推理，而不受土地占有的特殊形式的影响。

我们曾知道，在资本和劳动的连续投资中，虽然最初几次投资的报酬，可以增加，但当土地耕作得已经完善时，它们的报酬将开始减少。耕种者继续追加资本与劳动，直到一点为止，在该点，报酬仅仅够偿付他的开支，和补偿他自己的劳作。不论投于优等土地或劣等土地，那将是耕种边际上的一次投资；需要有和该投资的报酬相等的一个数量，且足以补偿他以前的各次投资，而总产量超过这个数量的余额，就是他的生产者的剩余。

他是尽量向远看的，但是，他很少有可能看得太远。在任何既定的时间，他把得自永久改良的土地丰度视为当然，而得自永久改良的收入（或准租）和由于土地的原始性质的收入乃是他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此后，只有新投资的收入，才表现为所得和利润；他将新投资一直进行到有利的边际为止；他的生产者的剩余或地租，是改良土地的总收入超过报酬他每年所投资本与劳动所需要的数额的余额。

这种剩余，首先取决于土地的丰度，其次取决于他必须买进和卖出的那些东西的相对价值。如我们所知，土地的肥沃度或丰度是不能绝对计量的，因为它随着所种作物的性质和耕作的方法与强度的变化而改变；设有两块土地，由同一个人耕种，并用相等的资本和劳动，其结果，如能收获等量的大麦，即未必能收获等量的小麦。当采用原始耕作方法时，如能收获等量的小麦，而一旦采用集约经营或现代方法后，则所收获之数很可能不相等。此外，农场所需要的东西的价格及其产品所能出售的价格，都取决于工业环境，工业环境的改变不断地改变着各种作物的相对价值，从而，改变着位置不同的土地的相对价值。

最后，我们假定耕种者具有正常的能力，所谓正常是相对于他所担任的工作，和他所处的时间与地方的情况说的。如果他的能力低于正常能力，则他的实际总产品将少于土地的正常总产量，它所给他提供的部分将少于它的真正生产者的剩余。反之，如果他的能力高于正常能力，则他除获得土地上的生产者的剩余外，还获得稀有能力上的生产者的剩余。

第三节 农产品实际价值的提高一般地提高剩余的产品价值，而使其实际价值提高提更多。农产品的劳动价值和它的一般购买力的区别。

我们曾相当详细地研究过，农产品价值的上涨，使各种土地特别是报酬递减趋势作用较弱的那些土地的生产者的剩余（用产品计算）得到增加的情况。①我们也知道，一般说来，和优等土地比较起来，它更能提高劣等土地的价值。换言之，如有人预计农产品的价值上涨，则他用一定的货币额按当前的价格投于劣等土地所能预期的未来收入大于优等土地。②

①第4篇，第3章，第3节。例如，我们知道，如果农产品的价值从OH′上涨至OH（第12、13、14图），从而在涨价以前使一宗资本和劳动的投资有利所需要的产量为OH，而在涨价以后只需要产量OH′，那末，在第12图所代表的报酬递减规律发生强烈作用的那类土地的场合下，生产者的剩余将略有增加；在第二类土地（第13图）的场合下，增加得较多，而在第三类土地（第14图）的场合下，则增加得最多。

②同上，第4节。比较报酬递减规律起同样作用的两块土地（第16、17图），但其中第一块富饶而第二块贫瘠时，我们发现因农产品价格从OH′上涨至OH而使第二块土地的生产者剩余从AHC至AH′C′的增加在比例上是大得多的。

其次，生产者的剩余的实际价值，即其用一般购买力计算的价值，将相对于它的产品价值，和用相同方法计算的产品价值按同一比例增加。这就是说，产品价值的增加使生产者的剩余的价值也随之而增加。

产品的“实际价值”一词，意义含混。从历史上来看，它往往指的是对于消费者的实际价值。这种用法颇为危险。因为有些场合从生产者的观点来考虑实际价值是比较相宜的。但注意到这点时，我们可以用“劳动价值”一词来表示该产品行将购买的某种劳动的数量；而“实际价值”则指的是一定数量的产品行将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农产品的劳动价值增加，可以意味着人口对于生活资料的压力日益增加，而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生产者的剩余（来自土地）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相伴而行，同时也是它的一种尺度。不过另方面，如果农产品的实际价值的增加，是由于农业以外的生产技术的进步，则其结果可能会提高工资的购买力。

第四节 改良对地租的影响。

上述一切所阐明的是，得自土地的生产者的剩余，并非由于自然界恩赐的巨大，如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修正的形式）所主张的，而是由于自然界的吝啬。但是，决不应当忘记，就市场的销路来说，所处的位置不相等，和绝对生产力不相等一样，是造成生产者的剩余不相等的重要原因。①

①英国很小而人口又如此稠密，因此甚至需要很快推销的牛奶和蔬菜以及体积很大的草也能按不很高的费用运销于全国，而农户不论他在英国的那部分都能从主要农产品，粮食和牲畜取得几乎相同的纯价格。由于这种原因，英国经济学家曾把肥力算作决定农业土地价值的首要原因，而把位置作为次要因素。因此，他们往往把土地所提供的生产者剩余或租值看作是它的产量超过等量资本和劳动（运用的熟练程度相等）在贫瘠得处于边际耕作的土地上的产量的差额；而不屑于明白指出这两块土地必须相邻，或必须计及推销费用的差别。但是新开发国家的经济学家自然不会有这种说法，那里最富饶的土地也许还没有开垦，因为它不靠近市场。对他们来说，位置在决定土地价值方面似乎至少是和肥力同样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处于边际耕作的土地是距离市场很远的土地，特别是和那些通向有利市场的铁路相距很远的土地。他们把生产者的剩余看作是位置适当的土地的产品价值超过等量劳动和资本（以及相等的熟练程度）在位置最差的土地上所获得的产品的价值的差额；如有必要，当然要计及肥力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不能再被看成是一个新开发的国家了。因为全部优等土地都被占用，而且差不多都有便宜的铁路和有利的市场相通。

这个真理及其主要结果，其中有许多现在看起来是如此明显，最初是由李嘉图阐明的。他乐于论证如果自然恩赐无限供给，俯拾皆是，则占有它们并不会产生剩余，特别是，如果土地的肥沃度相等，位置相等，而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则土地决不会提供剩余。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论点，并证明，同样适用于一切土地的耕作技术的改良（即等于土地的自然丰度的普遍增加），庶几减少谷物剩余总量，势必减少供给一定人口以农产品的土地的真正剩余总量。他也指出，如果改良所影响的主要是那些原本是最富饶的土地，它可以增加剩余总量，但是，如果它所影响的主要是较贫瘠的一类土地，则剩余总量必因此而大减。

有一种观点和上述命题一致，这种观点认为，英国土地耕作技术的改良，会增加土地所提供的剩余总量，因为它增加农产品，而不致使它的价格实质上有所降低，除非向英国输出农产品那些国家也跟着采用相同的改良，或采取有同样效果的措施，改善这些国家的交通运输。如李嘉图所说，如供应同一市场的所有土地都得到同样的改良，“则这种改良给予人口以很大的刺激，同时使我们有可能用较少的劳动来耕种较贫瘠的土地，最后，对地主阶级有莫大的利益”。①①见《原理》第3章注。

从土地的价值中，区别哪一部分价值是由于人的劳动所产生，哪一部分是由于自然的原始性质所致，是不无趣味的。土地的一部分价值是来自国家为一般目的而非专为农业所修的公路和所作的其他改良。根据这点，李斯特、凯雷、巴师夏及其他学者都认为，把原始土地改造成现在的土地所用的开销超过土地现在的全部价值。因此，他们断言，土地的全部价值是由人的劳动而来。他们所引的事实值得加以讨论，但是，实际上这些事实和他们的结论是毫不相干的。他们所要论证的是，土地的当前价值不应当超过把原始土地改造成像现在那样富饶而适于耕种的土地所需的真正农业上的开销。许多适用于农业方法的变化，早已陈旧，不堪使用；其中有许多变化，不仅不能增加土地的价值，反使土地的价值减少。此外，在这方面的费用必须是纯费用，即加上逐年开支的利息再减去历年得自改良的额外产量的总价值。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土地的价值一般比这种费用大得多，而且往往大到许多倍。

第五节 关于地租的主要理论差不多对所有的租佃制度都适用。但在现代英国的租佃制中，地主的份额和农业资本家的份额的明显界线也是对经济科学极端重要的。参阅附录十二。

本章所述，适用于任何土地私有制形式下的各种土地租佃制度；因为它所涉及的是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如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则归他所有，如他自己不耕种土地，即归被视为合伙经营农业的他和他的佃户所有。因此，不论习惯、法律或契约规定他们各自分担多少耕作费用，和分享多少耕作果实，这都是适用的。其中大部分也不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即使产品不出售，或出售得很少，所课的税都以实物形式交纳，则它也是站得住脚的。①

①配第关于地租规律的著名论述（《赋税论》，第4章，第13节），在措词上适用于各种土地使用形式和各个文明阶段：“假定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有限面积的土地上种植谷物，举凡掘地，或耕地、耘草、收割、运禾回家、打禾、簸谷等工作都由他自己担负；他的收获，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外，还有余下的种子足供来年播种之用。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在他的收获中，除去来年播种的种子，自身所直接消费的，以及用于交换衣服和其他物质必需品者外，所剩余的一部分谷物便是那块土地在那一年内的自然的或真正的地租；而这种谷物在七年内——或正确地说，在一定的周期内，在此周期内丰收和凶年平均计算——的平均量；便是那块土地的普通的谷物地租”。

现在英国有些地区，在土地使用的交易方面，以自由竞争与企业心为重，而认为习惯与情感无足轻重，那里，一致公认，那些进行和损坏得都很缓慢的改良，都是由地主供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维持的。因此，该地在正常收获和正常价格下当年所能提供的全部生产者的剩余，除去农业资本家的正常利润外，都归地主所有，因此，农业资本家如遇丰年则获利，若逢凶岁，则自担损失。在这种计算中，已经暗地里假定了该农业资本家具有正常能力和企业心来经营该类租地的；因此，如果他的能力高于正常能力，则他自己获利，而如果他的能力有所不及，则自负损失，也许最后离开农场。换言之，地主所得的来自土地的那部分收入，在不很长的时期内，是由农产品的市场来决定的，而与耕种方面所需各种要素的成本关系不大；因此，这部分收入具有地租的性质。而农业资本家所得的那部分收入，即使从短时起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利润，直接列入农产品的正常价格，因为除非该农产品可以提供那种利润，则它是不会被生产的。

因此，英国租佃制的特点发展得愈完善，则地主和佃户在所得上的界线和经济理论上所划分的深刻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界线①相符一事，也愈加真实。这个事实较之其他事实也许是本世纪初期英国经济理论占上风的主要原因；它使英国经济学家作出这样大的贡献，以致甚至在我们这世纪中，其他国家对经济学的研究趋之若鹜，像在英国一样，但几乎所有那些新的建设性意见，只不过是英国早期著作中所暗含的其他概念的进一步发展而已。①用术语来说，便是准租与利润之间的区别，前者不直接列入中等长度时期内产品的正常供给价格，而后者则列入之。

这个事实本身看来是偶然的，但或许不是如此。因为这条特定的分界线比任何其他界线所引起的磨擦较少，在审核上所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较少。这种所谓英国制度是否可以持久，诚可怀疑。它有重大的缺点，在未来的文明阶段也许不能认为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当我们以它和别的制度相比较时，我们就知道，它曾给予英国以莫大的利益，使英国成为世界自由企业发展中的旗手；因此，她早期被迫采取各种变革，而使人民获得自由，勇气，伸缩性和力量。

第十章 土地租佃

第一节 早期租佃形式一般是建立在合伙的基础上，合伙的条件是由习惯而不是由契约所决定；所谓地主一般是隐名合伙人。

在古代，甚至在我们时代的某些落后国家里，一切产权取决于公约，而不取决于明文法律。如这种公约可冠以确定的名称并用现代商业用语表示，则一般指的是：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归于个人，而是归于合伙企业，其中一个或一群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而另一个或另一群合伙人（也许是一个家庭）是任事合伙人。①

①隐名合伙人可能是一个乡社；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特别是西博姆先生的研究，曾使人有理由相信乡社往往不是“自由的”、最后的土地所有者。关于乡社在英国史上所起的作用的争论摘要，读者最好参阅艾希利所著《经济史》第1章。土地所有权分割的原始形式如何阻碍进步，曾在第1篇，第2章，第2节中有所说明。

隐名合伙人有时是国君，有时是享有为国君征收田赋的权利的私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不知不觉地变成多少有些确定、绝对的地主权利。如果他仍有向国君纳贡的义务，如一般的情况那样，则合伙就包括三个合伙人，其中二个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②

②该合伙企业可以因这样一个中间人的加入而获得进一步的扩大，他向许多耕作者收款，并在扣除一定的份额之后，将余额交给企业的首脑。他不是英国普通所指的中间人；这就是说，他不是在一定期间收账完毕后而往往被解雇的一个承包人。他是企业的一员，对土地拥有和主要合伙人同样实际的权利，尽管他也许居于次要地位。比这甚至还有更加复杂的场合，在实际耕作者和直接从国家领有土地的人中间可以有许多的中间持有者；而实际耕作者就其利益而论，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有权坐收固定的地租（完全不能增加），有的人有权坐收只是在某些规定条件下才可以增加的地租，而有的人年年都是佃农。

隐名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之一，普通叫做业主、土地持有人、地主、甚或土地所有者。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如他受法律或习惯（它具有和法律同样的强制力）的约束，而不能用任意增加耕种者所缴的报酬或其他手段使他丧失土地。在这种场合，土地所有权并不只归于他一个人，而归于整个合伙企业，他只不过是企业中的一个隐名的合伙人而已。而任事合伙人所交纳的报酬，全然不是地租，而是由合伙企业的组织条例规定他缴的固定数额或总收益的一部分。倘规定这种报酬的法律或习惯一成不变，则地租理论很少有直接应用的余地。

第二节 但如英国近代史所证明的，习惯比表面上显得更富有伸缩性。把李嘉图的分析运用于现代英国土地问题和早期租佃制度的时候，必须谨慎从事。其中合伙条件模棱两可，具有伸缩性，且在许多方面可以被不知不觉地加以修改。

但事实上习惯所规定的各种课赋，往往带有不十分确定的性质；而留传下来的记载也多含混不清，有欠精确，或充其量用一种不很科学的词句加以表述。①

①梅特兰教授在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关于国家档案的一个条目中说，“除非对这些档案加以反复研究，我们将永不会知道中世纪佃农的佃权是怎样的朝不保夕”。

甚至在现代英国，我们也可以在地主和佃户所订的契约上察觉到这种模棱两可的影响。因为这种契约往往借助于习惯来解释，而这种习惯为了适应历代的不同需要，一直在变化之中。我们改变我们的习惯，比我们的前辈快得多，而且对于这种改变较为自觉，并较愿把我们的习惯用法律固定下来，以使它们一致。①

①例如，1848年众议院溥西委员会报告说，“在英国各郡和各区长期以来就有使外出佃户从事各种农活的不同惯例……当地的这些惯例都载入租约，……除非租约明文规定或暗含地否定了这项要求。在英国的某些地区，曾出现了一种现代惯例，即有权使外出佃户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不是完成上述各种农活……这种惯例似乎是从需要大量资本支出的改进了的农业制度发展而来的……这些（新的）惯例逐渐为某些地区所公认，直至它们在那里最后被认为是全国的习惯为止。”其中许多现在已由法律来实行。参阅以下第10节。

现在，虽然立法极详，而所订的契约也十分认真，但地主在维持和扩大农场建筑物及其他改良上所投资本的数量仍有很大的伸缩性。在这方面，如同在他和佃户所发生的直接货币关系一样，地主显得慷慨得浑厚；而对本章一般论证所特别重要的是，地主和佃户所分担的农场经营费用的调整，如货币地租的变动一样，往往可以使佃户所缴纳的真正纯地租也发生变动。例如，有些团体和许多大地主往往使他们的佃户年年照旧经营，从未企图使货币地租随着土地的真正承租价值的改变而改变。有许多不是租借的农场，它们的地租，在1874年农产品价格膨胀及其后的衰退期间，名义上仍保持不变。但是，在早期，农场主知道他的地租很低，不便迫使地主出资修建排水道或新的农场建筑物，甚或进行修理，在计划和其他方面，不得不对地主有所迁就。而现在地主有了固定的佃户，为了保佃，契约上没有规定的许多事情，他也是愿意做的。因此，货币地租没变，而实际地租却有所改变。

这一事实是下述一般命题的重要例证，即经济学上的地租理论，即有时叫做李嘉图的理论，如不在形式和内容上加以许多的修正和限制，就不适用于英国的土地租佃制；把这些修正和限制进一步扩大，将使它适用于中世纪和东方各国任何私有制下的一切租佃制，其中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区别。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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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程度上的区别，悬殊很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原始时代和落后国家里，习惯势力很大，往往无容争辩；另一部分原因是，在没有科学的历史条件下，寿命短暂的人，无法确定习惯是否在暗暗地改变着，就像朝生暮死的小虫无法察觉它所栖息的草木的生长一样。但主要的原因是，合伙的条件定得不确切，往往难以计量。

因为合伙企业中地位高的合伙人（或简称地主）所得的份额，一般包括有征收某种劳役、课赋、过路税和礼品的权利（不论有没有分享一定部分产品的权利）；而在这几项下他所得的数量，此时与彼时不同，此地与彼地不同，且此地主与彼地主亦各异。如农户完成各种负担之后，除维持自己和家属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及习惯上所规定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外尚有剩余，则地主势必利用他的权势来增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负担。如果主要的负担是交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则他就会增加该数量。但是，因为不用暴力，此事殆不可能，因此他宁愿增加各种小课赋的种类和数量，或坚持土地必须精耕细作，且大部分田地必须种植费很多劳动的，从而具有极大价值的作物。这样，变化的进行，像钟表的时针一样，大体上是稳当的，平静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但在长时期内这种演变却是十分彻底的。①

①例如，一定日数的劳动的价值部分地取决于劳动者被召至地主草地而离开自己草地时的那种敏捷性，和他的劳动强度。他自己的权利，像砍柴权或掘炭权都是有伸缩性的；而他的地主的那些权利也是如此，这些权利使他必须允许地主成群的鸽子肆无忌惮地吞食自己的庄稼，磨谷必须要用地主的磨坊，通过地主的桥和利用他的市场时必须交过路钱和市场税。其次，向佃户征收的罚款或礼物，或印度的一种国家土地税（“阿布瓦布”〔abwab〕），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征收的场合上，都是多少具有伸缩性的。在蒙古人统治下，大佃户除缴纳名义上规定的产品份额外，还往往必须缴纳许多这样的课赋。他们在加重这些课赋的负担并加上他们自己的课赋以后，把它们转嫁于小佃户。英国政府未曾征收过这些课赋；虽然作过多次努力，但是并没有能够使小佃户免于其害。例如，W．W．亨特尔爵士在奥里萨的某些地区发现佃户除缴纳他们的传统地租外，还必须缴纳三十三种不同的苛捐杂税。在他们的一个儿子不论什么时候结婚时，他们要纳税，在请假去修河堤、种甘蔗，以及参加偏净天节时，他们也都要纳税（《奥里萨》，第1章，第55—59页）。

即使就这些负担来说，习惯所给予佃户的保护也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总是十分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满足什么需要。他周围的一切道德观念，不论是高尚的、或卑贱的，都反对地主突然大量增加那些一般认为惯常的负担、课赋、税和罚款；因此，习惯使改变的锋芒顿挫。

但是，的确，这些不确定的可变因素，一般只占全部地租中的一小部分；而在那些不十分罕见的场合，其中货币地租在很长的时期内，固定不变，佃户曾占有土地的一部分余润，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纯价值上涨时他得到地主的宽容，另一方面也由于习惯和舆论力量的支持。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和支持雨点于窗架下端的那种力量相似，在窗户剧烈振动以前，它们安闲自若，然一旦有所振动，则同时下落。同样，地主的法律权利，长期以来，隐而不显，而在巨大的经济变革时期，却有时突然发生作用。①

①在印度，我们现在看到各种不同的租佃形式有时在同一种名义下，有时在不同的名义下并存着。有些地方，小佃户和大佃户给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款后，就共同享有土地所有权，那里小佃户不仅没有被逐的危险，而且也不会由于害怕迫害而被迫交给大佃户的生产者剩余的份额比习惯所严格规定的多些。在这种场合下，他所缴纳的，如已经指出的，只不过是把按合伙时口约的属于另一个合伙人的那份收入交给他而已。那决不是地租。不过，这种租佃形式只存在于孟加拉一带的地方，那里人口最近没有很大的变动，那里警察机警而正直，足以防止大佃户来压迫小佃户。

在印度的大多数地方，耕作者直接向政府租地，租佃条件可以随时修改。租佃依以实现的原则（特别是在正在开垦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是，使耕作者每年缴纳的数量和根据当地的一般标准扣除他的生活必需品与少量奢侈品后土地的可能剩余产品相适应（假定他耕作时所用的精力和技术是当地正常的精力和技术）。因此，像在当地人与人之间那样，这种费用具有经济租的性质。但是因为在肥力不同的两个地区，其中甲地是由身强力壮的人所耕种；乙地是由体质脆弱的人所耕种，而收取的费用将不相等，所以它的调节方法，像在各个不同地区一样，是租税的，而不是地租的调节方法。因为租税是按实际上所赚的纯收入分担的，而地租却按具有正常能力的人的所得分担：一个成功的商人比占居同样便利的铺面和支付同样租金的邻人的实际收入多十倍，他所纳的租税也将多十倍。印度的全部历史很少记载有像英国乡村自从战争、饥饿和瘟疫不再侵袭我们以来所具有的那种安定。大规模的骚动似乎总是在产生着，部分原因是由于饥馑的频繁（如印度统计地图所示，本世纪未曾受过一次严重饥馑袭击的地区是很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征服者相继加于这一有耐心的民族的那种毁灭性的战争；其次的原因是由于最富饶的土地迅速变成茂密的丛林。曾供养绝大多数居民的土地，一旦人烟绝迹，就很快地变成野兽、毒蛇的出没之处，和瘧疾的淵薮。而这些就使那些逃难者不能重归他们的家园，并且往往使他们在定居以前到处流浪。当土地上的人口离散以后，管辖该地者，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总是以极其有利的条件从别处来吸引种地的人；招引佃户的这种竞争，大大地影响了周围一带种地者和大佃户的关系；因此，除了不断发生着的那些习惯上的租佃关系的变动以外（虽然这些变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捉摸的），差不多在各个地方也还有许多时期，其中甚至以前的习惯也被打破了，相继而来的是尖锐的竞争。

战争、饥馑和瘟疫这些扰乱因素，在中世纪的英国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它们的为害较小。此外，在印度，几乎各种变动的进行速度比一代人的平均寿命像在英国寒冷气候下那样长时要大些。因此，和平与繁荣能使印度的居民较快地摆脱他们的灾难；各代所保有的它那租业的传统，在较短的时期内又重新抬头，因此，较新形成的习惯往往被认为是有古代的根据的。变化不被认作变化；就能够进行得更快。

现代分析可以适用于当代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土地租佃关系，我们可以反复分析有关它的那些证据，以便阐明关于中世纪土地租佃关系的那些残缺不全的记载，这些租佃关系的确是可以分析的，但是不能加以对证。当然把现代的方法运用于原始状态是有很大危险的。误用它们易，而正确运用却难。但是完全不能加以利用的这种论断，似乎是建立在与本章和其他现代专著毫无共同之点的那种分析的目的、方法和结果的概念之上的。参阅《经济学杂志》（1892年9月）中的《一个答复》。

第四节 分成制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利益。

就英国与印度来说，佃户使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应以货币计算，抑以实物计算这一问题，是饶有趣味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置之不论，而讨论“英国的”租制和美国所谓“分成制”与欧洲所谓“分益农制”①之间的根本区别。

①分成制一词原来只适用于地主对半分成的那些场合；但是通常被用于各种分成的场合，不论地主的分成若干。分成制必须与垫资制相区别，在垫资制下，地主至少供给一部分资本，佃户自理农场，自负盈亏，每年给地主的土地和资本缴纳固定的报酬。中世纪时这种制度在英国十分流行，而分成制似乎也并不是不为人所采用（见罗杰斯：《六百年来的劳动与工资》第10章）。

在欧洲大部分拉丁民族的国家里，土地被分成好多块租田，佃户用自己和家人的劳动未耕种他的佃地，有时（虽然很少）也雇用少数雇工协助。而地主即供给房屋、耕牛、有时甚至供给农具。在美国，则各种租佃制都很少见，但这仅有的出租地中有三分之二是小块佃地，租给白人中的较贫阶层，或解放了的黑奴，根据这种制度，劳动和资本共分产品。①

①1880年美国74％的农场由其主人耕种，18％或余额中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场出租分成，只有8％的农场是按英国制度出租的。不由主人耕种的大部分农场是在南部各州。在某些场合下，地主——当地叫做农场主——不仅供给骡马，而且也供给饲料；在那种场合，佃户（在法国不把他叫做分益农，而是叫做maitrevalet）几乎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酬以其所收获的一部份；如渔业中的雇佣工人，他的工资只是一部分所捕获的鱼的价值一样。佃户所得份额不等，有的是三分之一，有的是五分之四，在前一场合，土地肥沃，作物所需劳动极少；而在后一场合，需要大量劳动，同时地主又供给少量资本。从研究分成契约所依据的许多不同的租佃制中，可以获得很大的教益。

这种制度使本身没有资本的人能使用资本，且使用资本的代价比在任何其他条件下要低些，同时比他当一个雇工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责任心；因此，这种制度具有合作制、分红制和计件工资制这三种现行制度的许多优点。②但是，分益农虽较雇工有更多的自由，然与英国农民相比，则自由反少。他的地主或地主的代理人，在监督他的工作上必须消耗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必须收取一笔很大的费用，这种费用虽然用别的名称，其实是管理上的报酬。因为当佃户必须把他每次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收益之半数交给他的地主时，如投资的总收益少于作为他的报酬之数的两倍，则于他不利，他决不从事这种投资。如果任他自由耕种，则他耕作的集约化程度远比英国制度下的为低。他所投的资本和劳动，以能给他两倍多的报酬为限，因此，他的地主在该报酬中所得的份额，比在报酬固定制下要少些。①②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红利对分”制关系，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分成制下的地主和分益农的关系。

①这可以从第4篇，第3章所用的图解中清楚地看出来。作一佃户份额曲线，位于OD与AC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处；此曲线以下的面积代表佃户所得的份额，曲线以上的面积代表地主的份额；OH和以前一样，是使佃户投一宗资本有利所需要的报酬；如果听其自愿，则他将不把他的耕作扩大到佃户份额曲线与OH的交点以外。因此，地主在较粗放经营的报酬中所得的份额比在英国制下要少些。这种图解可以用来说明李嘉图对决定土地的生产者剩余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如何适用于英国以外的租佃制。略加改变，将使它们适应于波斯的习惯，那里土地本身的价值很小；“收获分成五份，其分配如下：土地、灌溉用水等、种子、劳力、牛，各得一份。地主一般占有二份，因此，他获得五分之二的收获”。

这是欧洲许多国家所采用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佃户实际上有固定的佃权；从而，只有通过经常的干预，地主才能使佃户在他的农场上保持一定的劳动数量，并制止他用耕牛从事于田间作业以外的工作，这种工作的报酬归佃户所有，地主无权过问。

但是，即使在那些变化最少的地区，习惯上规定地主所供给的农具的数量和质量，总是无形中改变着，以适应变化着的供求关系。如果佃户没有固定的佃权，则地主可以任意安排佃户所供给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和他本身所供给的资本数量，以适应各种特殊场合的需要。①

①在美国和法国的许多地区已经实行了这一点。有些明辨者认为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推广，并使不久以前被看作垂死的分成制获得生机。如果实行得彻底，它将使耕作的程度与对地主所提供的收入，和该地主在英国制下用肥力和位置相等，并配备有等量资本的土地，以及在租用农场者具有正常经营能力的那些地方所能达到的耕作程度和所获得的收入相同。

关于法国分成制的弹性，请参阅希克斯和兰贝林在《经济学杂志》（1894年3月）所发表的论文；和波流的《财富的分配》第4章。

如在前注中一样，设在OD线上截取OK线段代表地主所供给的流动资本。那末，如果地主按照自己的利益自由地控制着OK数量，并能与佃户订定他所用的劳动数量，用几何就可以证明：他将把它调节得使佃户所进行的耕作集约程度恰如有英国制下那样；而他的份额将和在英国制下一样。如果他不能改变OK数量，但仍能控制佃户的劳动数量，则产品曲线将具有一定的形状，耕作的集约程度将比英国制下大些；但是地主的份额将有所减少。这种矛盾的结果虽不无科学趣味，但实际上却不重要。

很显然，分益农制的优点很多，如果佃地面积很小，佃户很穷，而地主对于许多琐事也不厌其烦的话。但是，它不适宜于那些大得足以发挥有才能的负责的佃户所具有的企业心的佃地。这通常是和小土地所有制相联系的；我们将在下节中加以讨论。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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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可以为所欲为，既不受地主的干扰，也不怕自己勤务的果实为他人所得。土地所有权给予他以自尊心，和坚定的性格，并使他勤俭持家。他几乎没有闲过，而且很少把自己的工作视作苦役；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所心爱的土地。

杨格说过，“财产如魔术，能变沙成金”。在小土地所有者具有特别能力的许多场合下，这无疑是真的。但是，如果这些人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狭隘范围，则他们也许有同样或更大的成就。因为这件事的确还有它的另一面；人们常说，“土地是劳动者的最好的储蓄银行”有时它处于最好中的次要地位，而首要地位是他和他的子女的能力。小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土地是如此专心，以致往往不务他事。甚至他们中间许多最富的人，也精打细算，省吃省用。他们常以房屋和家具的排场而自夸；但他们为了经济而居住于厨房之内，实际上他们的食住条件远不及英国农民中较富裕的阶层。他们中间最穷的人，工作的时间很长，所费的辛苦很大，但是，他们所完成的工作却不多，因为他们吃得比英国最穷的工人还要差些。他们不知道，财富的效用，只是谋求真正幸福的手段；而他们为了手段却牺牲了目的。①

①“小土地所有者”一词是一个很含混的名词：它包括许多通过幸运的婚姻而把几代辛勤劳动的果实和长期储蓄操于自己手中的人；普法战争后，法国有些小土地所有者能够自由地向政府贷款。但一般农民的储蓄却为数有限；十有八九他的土地因缺乏资本而荒芜：他也许有少量的货币，或投资，但没有适当的理由使人相信他有大量的货币或投资。

决不应该忘记，英国劳动者代表了英国制度的失败，而不是它的成功。他们是那些人的后代，这些人在几代以来都没有利用那些机会，这些机会曾使他们那些精明强干而富于冒险性的邻人在国内飞黄腾达，而更重要的是，在国外获得大量土地。英国民族成为新世界的主人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那种进取心，这种进取心曾使一个富得足以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人，一般都不满足于农民生活的单调和收入的微薄。而助长这种进取心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不受某种诱惑之害，这种诱惑就是等待小遗产，和为了财产而不是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这种诱惑往往使那些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的青年在能力发展上受到限制。

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缺乏这种诱惑，所以美国“农民”虽然是劳动者阶级，用他们自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和“小土地所有者”却不相同。他们在发展本身和自己子女的能力上所用的收入很多，且极其明智。而这种能力就构成他们资本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的土地只具有很小的价值。他们的思想往往很锐敏，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都缺乏农业技术知识，但是，他们的锐敏和机变使他们有可能善于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几万无一失。

一般说来，问题在于农业上所得的产量和所消耗的劳动相比时较多，虽和他们所拥有的大量土地相比却较少。不过，在美国的某些部分，土地正在开始获得稀有价值，而靠近有利市场的地方，使耕作的集约化也逐渐有利可图，耕作和租佃方法正在按照英国的方式改变着。近几年以来，美国人有把西部的农场交给欧籍新移民经营的趋势，像他们把东部的农场和很久以前把纺织工业交给他们一样。

第六节 英国制度有可能使地主提供那部分他运用自如和对之负责的资本。它给予各种选择以很大的自由，虽然比在其他工业部门中的自由少些。

让我们再来讨论英国的租佃制。这种制度在许多方面是有缺点的，而且也是苛刻的。但它对企业心和精力却有所刺激，有所节用，这种企业心和精力，辅以英国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不受破坏性战争的影响，使英国在加工工业、殖民事业和农业（虽然程度上较差）方面成为世界第一。英国在农业上从许多国家特别是荷兰学到一些经验。但总的说来她所教给人的比向人学的要多得多。现在，除荷兰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肥地的亩产量方面能和她相比。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相对于所消耗的劳动来说，能获得这样高的报酬。①

①虽然有些可疑，但英国优等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甚至比荷兰似乎要高些。荷兰在工业进取心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对英国的启发都大；而这种进取心通过它那些密集的城市而传播于全国。但是这种公认是有错误的，即荷兰所维持的人口同英国一样稠密，可是仍有余力来输出大量的农产品。因为，比利时输入它的大部分粮食；甚至荷兰输入的粮食也和它的输出一样多，虽然它的非农业人口很少。在法国，农作物，甚至马铃薯，平均只有英国本土的一半重；法国就其面积而论，牛羊的体重也只有一半。相反地，法国的小农户在家禽、园艺和适应其温和气候的其他轻工业部门方面却占有优势。

这种制度的主要优点是，它使地主有可能对那部分而且只对那部分财产负责，这部分财产的管理，既不费自己的很多操劳，也不给佃户带来许多麻烦。它的投资虽然需要企业心和判断力，但无须在细节上加以经常的监督。他的那部分就是土地、建筑物和永久的改良设备，而这些东西在英国平均等于农户所必须自备的资本的五倍。他愿意把这样大的资本充作事业中自己的股份，所得的纯地租，鲜有达到资本利率三厘者。没有其他一种企业，其中人能以如此低的利率借得所需要的资本，或不论按任何利率，总能借得如此多的资本。的确，分益农所借的资本甚至比这还多，但是，所付的利率要高得多。①

①就长时期来说，地主可以被看成是企业中的一个积极的主要合伙人；而就短时期来说，他却处于隐名合伙人的地位。关于地主的企业心所起的作用，请参阅阿盖耳大公所著《看不见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第374页。

英国制度的第二个优点，部分地由于第一个优点而来，是它给予地主以极大的自由来选择有能力而富于责任心的佃户。就和土地所有权不同的土地经营而论，英国对出身的重视，远不及欧洲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即使在现代英国，在获得各种企业中的主要职位和参加自由职业，甚或工艺行业中，出身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英国农业中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地主的长处和短处结合起来，使他们不能按严格的商业原则来选择佃户，而他们也并不经常更换佃户。②

②意见仍有很大分歧（1907年）的是，地主的习惯和现行的租佃制结合起来，在什么程度上阻止了新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它给一个聪明的劳动者提供了独自创业的机会，像技工在五金或其他商品部门中创立零售商店和修理企业一样的容易。

第七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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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把农业技术推进一步的人是数众多。因为农业各部门在一般性质上的区别远逊于工业，如有一种新的方法，则各部门会迅速采用，而得到普遍传播。但是，相反的话，进步却比较缓慢。因为大多数有进取心的农业家都流入城市，而留在农村的人却过着多少孤单的生活；由于自然淘汰和教育的关系，他们的心眼往往不如城里人活动，多不愿提倡甚或采用新的方法。此外，虽然厂商在采用他的同业行之有效的那种方法方面几万无一失，但农户却不然。因为各个农场都多少有它自己的特点，因此，盲目采用周围行之有效的那种方法，势必归于失败；而这种失败促使别人更加相信，墨守陈规乃为上策。

其次，农业上的各种细节很繁，使农业会计精确至感困难。其中有许多连带产品和许多副产品，以及各种作物和饲养方法之间的借方和贷方的关系又是如此复杂和变动不居，以致一个普通的农户即便对会计的喜好像他事实上那样厌恶一样，除非用猜测的方法，很难确定什么价格才值得他来增加一定的额外产量。他可以相当精确地知道它的直接成本，但他很少知道它的真正总成本，这就增加了及时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借助它来取得进步的困难。①

①在小土地所有者方面这种困难甚至更加严重。因为资本主义农场主无论如何是用货币来计算主要成本的。但是用自己双手耕种的农户却往往尽量把劳动投于他的土地，而不仔细计算其货币价值与其产品的关系。

此外，农业和工业在竞争的方式上也有区别。如果某厂商的能力薄弱，则别人可以起而代之。但是，如地主不能按最好的方法来发展他的土地的资源时，则他人除非引起报酬递减趋势的作用，是不能弥补这种缺点的；因此，他的缺乏聪明和进取心，⒇就使边际供给价格较高。①但工农业在这方面的区别，的确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因为任何工业部门的发展，由于从事该业的各大厂缺乏能力和进取心而受到阻碍。农业上的主要改良，是由地主进行的，他们本身就是城里人，或和城里人至少有很密切的联系，此外农业的辅助行业的厂商也曾进行了这种改良。②

⒇虽然小土地所有者在他们比用较少的报酬所雇用的工人要劳动得更加谨慎方面，和其他的小业主相同；但是他们不同于工业中的小业主的是，他们往往不雇用额外的劳动，即使这样做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足以照顾他们的土地，则土地一般得不到正常的耕耘，如果照顾有余，则土地往往超过有利耕作的界限。一个普通的准则是，把自己主要工作的业余时间从事于其他工业的那些人，往往把他们在这种工业中的所得（虽然很少）看作是一种额外收入。他们有时甚至在达不到对依靠该业维持生活的那些人来说是最低的工资时，也情愿工作。当副业是用不完全的工具耕种一小块土地（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遣）时，这点尤其适用。①见第6篇，第2章，第5节，与该处所述之论点。

②在普罗瑟罗：《英国的农业》第6章中，提供了一些长期抗拒这种改变的事例，并继续指出，英国必须至迟在1634年通过一项“反对用一列人耕地”的法案。

第八节 大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合作。

虽然自然所提供的报酬，随着一定效率的劳动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所增加的报酬却不能同劳动量的增加成比例；然单就人而论，在工业和农业中，一般都适用报酬递加规律（亦即总效率的增加超过工人人数增加的比例）。③不过，这两种场合下的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却截然不同。③见第4篇，第3章，第5、6节。

首先，农业必须占用广阔的地面，原料可以运给厂商来用，而农业家非自己寻找工作不可。其次，农业劳动者必须按季节工作，很难在一年四季专门从事一种工作。因此，即使在英国制度下的农业，也不能向着工业生产方法的方向迅速前进。

但是，种种巨大的力量，有使它向着那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发明上的进步，不断增加着用途很广而价值昂贵的机器的数量，所谓昂贵，因为其中大部分机器小农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用。他可以租用某些机器，但是许多机器，只有他和邻人合作，才能加以使用。而天气的无常，往往使他在实践中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计划。①

①畜力较之汽力或手工劳动，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要贵些。英国在农业机器的改良方面领先。畜力的便宜一般对中型农场（和很小的农场相比）有影响；但是汽力和汽油动力等的便宜，除农业机器可以随时廉价租用外，对很大的农场有影响。

再其次，农场主为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就非摆脱他和他父亲的经验所得来的结果不可。他必须领悟农业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且足以用来改良他的农场。要适当地进行这一切，就非有机变之才不可。有这种才能的农场主，会腾出时间来决定几百亩甚或几干亩土地的管理上的一般方针。而专管工作上的细节，是一种和他不相称的工作。他应该担任的工作和大厂商所担任的工作同样困难，这个厂商不会把他的精力消耗在琐碎的监督上，而这种监督是他很容易用雇员来做的。能做这种高级工作的农场主，除非他所雇的许多工作队各队都有监工负责，则从事不值得他做的那种工作，势必浪费他的精力。但是，能发挥这种才能的农场不多，因此，使真正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业企业的诱力并不大。国家最有才能的人，一般都回避农业，而从事工商业，在工商业中，具有头等能力的人有机会只做高级工作而不做其他工作，且高级工作做得很多，从而获得管理上的高额报酬。①

①经营大规模农场的试验是困难的，而且是费钱的，因为它需要农场用房和特别适合于这种目的的交通工具；它也许要克服许多不完全是属于不健康的习惯和情操方面的阻力。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在这些场合下，那些创办者往往失败，虽然他们的路径一旦走通以后，也许证明是一条捷径。

我们关于许多争论点的知识就会大大增加，并且可以作为未来的借鉴，如果有些私人或股份公司，或合作社试办少数所谓“工厂农庄”的话。根据这种计划，有一个中心建筑群（或一个以上），从这个建筑群有公路或轻便电车轨道通四方。在这些建筑物中，要运用工厂管理的既定原则，机器专用化并且合乎节约原则，避免原料的浪费，利用副产品，尤其是要运用精湛的技术和管理才能，但是只用于其所应用之处。

如果假定，像现代的方式那样，农场主不常和他的雇工共同工作，也不以他的亲赴现场来鼓励他们，则为了生产上的经济似乎最好的办法是，农场应当在现有租佃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扩大，以便有机会来使用极其专门的机器，和施展农场主的才能。但是，如果农场不很大，如果像一般的情况那样，农场主的能力和才智并不高于工业中的优等工头，则为了别人和最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许最好是沿用旧方法，和他的雇工一道工作。他的妻子也许也参加村里村外的某些轻便工作，而这些工作习惯上是由她来做的。它们所需要的是谨慎和判断，它们同教育与文化也并不是不相容的。同这些结合起来，它们不仅不降低，反而提高她的生活旨趣和他的社会地位。有理由认为，物竞天择原理的严酷作用，现在正淘汰着那些农场主，他们既无做艰难的脑力工作之才，又不愿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地位正在由那些高于一般天赋能力的人起而代之，这些人由于现代教育的帮助，逐渐脱离工人队伍；他们对于处理一个模范农场的日常工作是颇为胜任的；并且他们给予农场以新的生命和精神，因为他们是和他们的雇工一道工作，而不是吩咐他们去工作。极大的农场既已不见，则英国农业最近的将来似乎寄寓于按照上述原则经营的小农场了。小佃地具有很大的优点，只要那里的作物必须加以小心保护，而机器则无能为力。但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应用，使专门技术所带来来经济日形重要，如在雇有几个工资优厚的助理以培植珍贵花草和果类的苗圃中所见的那样。

第九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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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地主怎样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规划佃地的规模以适应人民的实际需要。小佃地比大佃地按其亩数来说，往往在房屋、道路和围墙上所需费用较大，给地主带来的操劳和附带的管理费用也较多。拥有一些优等土地的大农场主，能善于利用劣等土地，而小佃地除非土质优良，一般就无法繁荣。①因此，小佃地每亩的租金（毛租）总是比大农场高些。但是，可以断言，特别是当土地上住宅密集时，地主除非见到小佃地的地租除对他们的开支提供高额利润外，还能给予他们以巨额保险基金，以防佃地的重新合并，则他们决不愿负担再分农场的费用。国内许多地方小佃地（特别是只有几亩地的）的租金是极其高的。有时地主的成见和优越感使他断然拒绝把土地卖给或租给那些在社会政治或宗教问题上同他持有不同的见解的人。似乎可以肯定，这种弊端往往只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是在日益减少，但确实引起很大的注意；因为各个地区公众既需要大佃地也需要小佃地，用以耕种和修建花园；且一般都需要小得可以由有其他职业的人来兼营的小佃地。①

①这个名词因当地情况和个人需要的不同而解释各异。在靠近城市或工业区的永久牧场上，小佃地的利益也许最大，损失最小，对小块耕地来说，土壤不应该是松散的，而应该是坚固的，土质越肥越好；而这在佃地小得只能多用锹铲的场合下尤其是如此。小农在土地丘陵起伏之区，也往往能支付他的地租，而毫不费力，因为在那里他由于不用机器而遭受的损失极小。

①它们增加了在野外工作的人数：它们给予农业劳动者以进身之阶，使他不致为了寻求发挥自己野心的机会而被迫离开农业，从而，制止了最勇敢能干的农村青年不断流向城市的这种奇灾大祸。它们打破了生活的单调，把人们从室内生活解放出来，它们提供了使个人生活丰富多彩的机会；它们是低级趣味的挡箭牌，它们往往能使家人团聚，而在其他情况下势必分离；在顺利的情况下，它们大大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且减少因他们日常工作的不断中断而产生的损失和焦虑。

《小佃地调查委员会上的作证》（1906年，第3278号）极其详尽地讨论了小佃户所有制的利弊；多数意见显然是反对这种所有制的。1904年，英国的统计材料是，一至五英亩的有十一万一千户，五至十英亩的有二十三万二千户，五十至三百英亩的有十五万户；三百英亩以上的有一万八千户。同上书，附录二。

最后，虽然小土地所有制不适合于英国的经济条件，她的土壤、气候和她的民性，但是，英国仍有少数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得很幸福。还有少数其他的人，他们会购买小块土地，甘以务农为生，如果他们在需要时仅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性格是，倘不服侍他人，则他们甘愿勤劳和节俭度日。他们喜欢安静，而不喜欢激动。他们对土地有无限的热爱。应该给这些人以相当的机会，使他们用自己的储蓄购置小块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种植相宜的作物；至少应当减少目前因转让小块土地而收的那些苛刻的法定手续费。

合作制在农业中似乎大有发展前途，并把大生产的经济和小生产的快乐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它所需要的是彼此信任，推诚相见。而遗憾的是，最勇敢有为而最为人所信赖的乡民都先后移入城中，所留下的农人却多疑善感。但是，丹麦、意大利、德国以及爱尔兰，曾领导了大有前途的合作化运动，如在乳制品的经销，牛油和奶饼的制造，农民必需品的采购和农产品的销售方面都组织了合作社。英国正在仿效它们。不过运动只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它几乎没有涉及田间工作本身。

如合作制可以兼容一切租佃制的优点，则爱尔兰的佃农制往往包括所有的缺点；但是，其中的弊害及造成这些弊害的原因，几已绝迹，而问题的经济因素此刻正为政治因素所蔽。因此，我们不得不略而不论。①

①一般对英国立法者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因力图把英国租佃制强加于印度和爱尔兰所犯错误的指责，大部分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所不应当承担的。理论的本身只讨论那些决定任何时候土地所提供的生产者剩余的数量的原因；而在为英国的英国人读的著作中，把生产者的剩余当作地主的份额是没有很大害处的。那是法律上的错误，而不是经济学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使我们的立法者给孟加拉的收税人和爱尔兰的地主提供了取得垦殖公司全部财产的种种便利，在爱尔兰的场合，这个公司包括地主和佃户，而在孟加拉的场合，包括政府和各级佃户；因为在大多数场合下，收税人并不是公司的一个真正成员，而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差役而已。不过爱尔兰政府和印度政府现在都有了较明智而公正的认识了。

第十节 决定正常价格和正常收成的困难。佃户进行改良和获取改良果实的自由。

英国租佃制度在爱尔兰的失败，曾显示了它所固有的那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在英国之所以得到隐蔽，是由于这种制度同人民的企业习惯和性格相合；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导源于这一事实，即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竞争的制度，而甚至英国的农业条件都给予自由竞争的充分发挥作用以极大的阻力。首先，在确定竞争作用所必须根据的事实方面，存在着特殊的困难。如上所述，使农业会计精确，至感困难。此外，还必须估计到，农场主关于使他值得负担的那种地租的计算，往往因难于确定正常收成和正常物价水平而受到阻碍。因为丰年凶年如此交错，以致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均数非需要许多年不可。②而在这些年代里，工业环境势必有很大的变动；当地的需求，使他能在遥远市场销售自己产品的便利，和使远地竞争者能在他的当地市场出售产品的便利，也许都有所变动。②比较图克和纽马奇：《物价史》，第6卷，附录三。

地主在决定收取多少地租方面，也遇到这种困难，和另外一些因国内各地农场主的能力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困难。农场的生产者剩余或英国的地租，是该农场的产品所提供的收益超过包括农场主正常利润在内的耕作费用的差额，其中所假定的是，农场主的能力和企业心，就该地该类农场来说，是正常的。所述困难在于决定该地二字应作如何解释，作狭义解抑作广义解。

很显然，如果农场主的能力在他的本地区的标准能力以下，如果他的唯一长处在于齗齗讲价，如果他的总产品很少，而他的纯产品甚至地比例上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如地主把农场交始一个更有能力的佃户，他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所获得的纯产品也多得多，并能支付较多的地租，则他的行动代表了大家的利益。反之，如当地的正常能力和企业心的标准不高，地主尽量设法从达到该标准的农场主攫取大于他所能交付的地租，则从伦理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不对的，在长期内同地主的利益也是不相容的，即使他从能力标准较高的地区移入农场主即可获得那种地租，这事也有欠妥当。①

①这种困难实际上是通过妥协来解决的，而这种妥协是经验认为可行，并且合乎科学地解释“正常”一词的。如果当地佃户显示了非凡的能力，则地主被认为贪得无厌，他以引用新佃户为威胁，力图索取一种高于当地正常农民所能支付的地租。相反地，一旦农场脱租后，如果地主所接纳的新佃户给当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且和地主大致均分他的能力和技术（虽然严格地说不算特殊，但仍高于当地标准）所带来的额外纯剩余，则他的行动就被认为是合理的。比较本章第3节末段脚注中所指出的印度移民局就质量相同的土地由健壮种族和体弱种族耕种时所采取的措施。

和上述问题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佃户应有自由来发掘土地的自然潜力，并自担风险，条件是，如他成功，则他可以获得大于正常的企业利润。就各种小的土地改良来说，长久租据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困难。苏格兰在这方面看作了许多，但是，它们也有自己的缺点。如人们所常说的，“英国佃户，即使当他没有租权时，总像有租权似的”，“即便在完全英国式的租佃制中，也有一些分益农制的痕迹。”当年成和市场对农场主有利时，他付给全部地租，并避免向他的地主提出要求，而这种要求也许使他认为地租是否不应有所增加。当年成极其不利时，地主一方面由于同情，另方面也作为义务，暂时减免地租，并承担修理费用，而这种费用通常是由农场主负担的。可见，在地主和佃户之间，虽然名义地租不变，其实有许多的互相迁就现象。①①参照尼科尔森：《佃户的利益，而非地主的损失》，第10章。

习惯常常使英国佃户对他所作的改良的补偿得到部分保证。立法方面最近与习惯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习惯。现在佃户实际上不受由于他所作的相当改良的增产而增加地租的威胁。当他离开时，他可以对改良设施未耗尽的价值要求赔偿，数额由公断人决定。②

②1883年的农业土地法案施行了普西委员会所赞扬的，但不拟实行的那些习惯。许多的改良一半由地主出资，一半由佃户出资，地主供给原料，而佃户供给劳动。在其他场合下，最理想的是，地主应该成为改良的真正担当者，负担全部费用，自冒风险，并实现全部利益。1900年的法案承认了这一点；部分地为实行简便起见，它规定：只有在取得地主的同意下所进行的改良，才可以对这些改良要求赔偿。如果要进行排灌工程，佃户必须把自己的意图通知地主；以便他有机会来承担风险，并获得部分受益。关于施肥和某些维修工程等，佃户有权自行处理，而无须同地主商量，不过他只冒着这样的风险，即仲裁人将不认为他的开支有权要求赔偿。

在1900年的法案下，仲裁人给新进的佃户所指定的赔偿，在扣除代表“土地潜力”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后，大体上等于改良的价值。但是这种扣除为1906年的法案所勾销；地主的利益被认为有了充分的保证，原因是它有这样的规定：即在可以引起潜力的那些场合下，需要他的同意；同时也因为给予他以在其他方面冒险的机会。

第十一节 关于建筑物、空地和其他方面的公私利害的冲突。

最后，就城中空地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问题，还必须说一说。威克菲尔德和其他美国经济学家曾教导我们说，人稀的新地区，常以新来的人的降临而致富。反面的原理是，人稠的地区，每因增建一所房或多盖一层楼而致贫。新鲜空气和阳光的缺乏，为各种年龄的人和儿童游戏所需要的室外休息处的缺乏，耗尽那些不断流入大城市的最优秀的英国人的精力。允许在空地上任意建筑，从企业的观点来看，我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为了一点物质财富，我们耗费了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要素的人的精力。我们牺牲了那些目的，而物质财富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种手段。

①①这个问题将在附录七中进一步加以讨论。

第十一章 分配总论

第一节 前八章摘要，其中寻求一条连续线横于第五篇第十四章中的那条连续线，并在决定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的正常价值的原因上达到统一。

前十章的论点，现在可加以总结。它远不能完全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因为其中涉及对外贸易、信用与就业的变动、及其多种多样的集体作用和共同行动的影响。但是，以上所论，确实接触到支配分配和交换的那些最根本而经常存在的因素的广泛作用。在第五篇末尾的结论中，我们曾发现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使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连续适用于各种不同时期，从这样短的时期，以致生产成本对价值没有直接影响，到那样长的时期，以致各种生产工具的供给可以和它们的间接需求（亦即从对它们所生产的商品的直接需求所派生的需求）相适应。在本篇中，我们曾涉及另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横交于连接各个不同时期的那条线。它把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都连接起来；虽然它们在外表上有重要的差别，而它却使它们在根本上统一起来。

首先，工资及其他的劳动报酬，和资本的利息有许多共同之点。因为决定物质资本和人身资本的供给价格的因素具有一致性。使人投资于他的儿子的教育上的动机，和使他为他的儿子积累物质资本的动机相同。其中有一种相续不绝的过渡，即由父亲的工作和等待，而遗留给他的儿子一个极富的工业企业或商业企业，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待，以维持他儿子的生活，使他逐步受到完全的医学教育，最后，为他获得一种有利的职业。此外，还有同样的相续过渡，即由他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待，以能使他的儿子可以受到长期教育；在习艺时，工作可以不取报酬，而不是像杂勤童工早期被迫参加工作自食其力那样，这种童工的工资比较高，因为这种工作对他的未来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的确，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只有父母在发展青年能力的人身资本上愿付出很大的代价。而许多头等才能之所以未加培植，湮没无闻，是由于能发展这种才能的人对此事没有任何特殊兴趣。这种事实实际上至关重要，因为它的影响是积累性的。但这并不能使物质生产要素和人力生产要素发生根本的区别，因为它和这一事实相似，即许多良田耕作得很差，实因善耕者未曾耕之。

其次，因为人的成长很慢，消磨也很慢，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时，通常必须远鉴一百年，所以需求的变动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在人力要素比在其他物质生产设备方面所需要的时间较长；而在劳动的场合，如使供求趋于协调的那些经济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则非需要特别长的时间不可。因此，总的说来，任何一种劳动对于雇主的货币成本，在长期内和生产该劳动的实际成本大体一致。①①比较第4篇，第5、6章；与第6篇，第4、5、7章。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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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是人力生产要素的效率，另一端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效率，二者相权之后再与它们的货币成本相比较。一种要素，如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货币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被使用的趋势。企业的主要职能，在于使伟大的代用原则自由发生作用获得便利。一般地与公共利益相合，有时也与它相反，企业家不断地比较着机器和劳工，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以及额外监工和经理所提供的服务；他们对于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经常筹谋划策，重新组合，而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那些组合。①①比较第5篇，第3章，第3节；与第6篇，第7章，第2节。

从而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生产部门中，几乎每一类劳动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和其他几类的劳动是不断地加以比较的，其中每类劳动又和他类劳动相比较。这种竞争本质上是“纵的”竞争；因为它是属于不同级的，从事于同一生产部门而又为它所限制的工群为获得雇用场所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同时“横的”竞争也在时时进行，而所用的方法却比较简单；首先由于成年人在本业中可以从一业自由地转向他业；其次由于父母一般都能使子女参加同他们那一级相近的任何其他行业。由于纵的和横的竞争相并而行，虽然事实上不论哪一级的劳动大部分都可以从本级的子女得到补充，但各级劳动所得的报酬是按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得到有效而合理的调整的。②②比较第4篇，第6章，第7节；与第6篇，第5章，第2节。

可见，代用原则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如有两桶，其中满盛液体，并有管相接，则在较高水平的桶内靠近该管的液体，虽有粘性，也将流入另一桶内。这样，即使没有液体从此桶的一端流向彼桶的另一端，而两桶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趋于一致。设有数桶，以管相接，则各桶中的液体必将趋于同一水平，虽然其中有几个桶和别的桶并不直接相连。同样，代用原则不断通过间接的途径，有使所得的分配和各业甚或各工种的效率相准的趋势，而所谓各业和各工种彼此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乍看起来似乎无法彼此竞争。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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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熟练工人进而至熟练工人，再进而至监工，再进而至主任，再进而至大企业的总经理（部分酬以红利），再进而至股东，再进而至大私营企业的财东，其中都是相连不断的。而在股份公司中，由董事而至承担企业的最后主要风险的普通股东，我们看到他们层层下退，如一梯形。不过，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另成一类。

因为代用原则在比较这一生产要素和那一生产要素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自觉作用的；就他们来说，除了他们相互竞争的间接影响外，代用原则就没有别的媒介。所以，它盲目地发生作用，且造成品大的浪费。它强使那些许多如有良好的开端就能作出极大贡献的人遭到失败，兼以与报酬递加趋势相结合，它使强者更强，并使弱者的企业落入已拥有部分垄断的那些人之手。

但是，另一方面，能打破旧有垄断，并给自身有极少资本的人提供创办新企业和升任各种大公司的经理的机会的那些力量也有不断的增加；而这种力量能使运用资本所需要的经营能力发挥出来。

总的说来，企业管理工作的代价是低廉的，的确也许不如将来的低廉，在将来，人们的集体智慧，责任感和公益精神更加发展，社会更努力使出身卑贱的人的才能有所发展，使企业的秘密减少；使各种投机和竞争的浪费方式都得到制止。但是，甚至现在管理工作也是低廉的，它对生产的增益大于它的报酬。因为企业家，像熟练的工匠一样，所提供的服务是社会所需要的，如没有他来提供这种服务，则取得这种服务所用的成本也许更大。

决定一方面是普通能力与另方面是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正常报酬的因素，其间的相同之点并不适用于它们的当前报酬的变动。因为雇主居于缓冲地位，在商品的买主和生产它的各种劳动者之间起着媒介作用。他取得商品的全部价格，而把它付给工人。他的利润随着他所售的商品的价格的变动而同时变动，且变动的幅度较大；而他的雇工的工资变动得较晚，且变动的幅度较小。在任何特定时间，他的资本和能力的所得有时很大，有时也是负数，而他的雇工的能力所得永不会很大，也永不会成为负数。工资领受者如失业时，势必受很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是工资领取者，而是因为他手中没有积存。①①比较第5篇，第2章，第3节，与第6篇，第4章，第6节；及第8章，第7—9节。

某人因拥有特殊天赋能力而来的那部分收入，是对他的一种赠品；从抽象的观点来看，和其他自然恩赐譬如土地所固有的属性的地租相似。但就正常价格来说，它应与荒地开垦者所获利润，或与寻珍珠者的所得列入一类。在垦荒者中，有的人的土地比原来预期的要好些，而有的人的土地却差些。寻珍珠者一次潜水的丰富收获，同多次潜水而毫无所获相抵销。律师、工程师或商人由于他的天才而得的高额收入，非与许多其他人的失败相较不可；而失败者在青年时似具有相同的前途，所受的教育和立业机会都一致，但是，他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相对于该服务的成本却比成功者的要小些。最有能力的企业家一般都是那些获利最多的人，而同时他们所做的工作，反而极其低廉；如果社会把这种工作交给能力较差，索价较廉的人来做，则无宁等于浪费，如同把一块贵重的金钢钻交给一个工资很低而技术恶劣的人加工一样。

第四节 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争相雇用，但它们也是相互雇用的唯一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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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本篇第二章中所述的论点时，我们所应当铭诸于心的是，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彼此保持着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往往为得到雇用而相互竞争；任何一种要素，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代替该要素的趋势，从而，限制着它的需求价格。另一方面，所有的要素都为彼此提供了雇用场所，任何一种要素，除非其他要素给它提供了雇用场所，是得不到雇用的。一切生产要素所共同创造的，并随着各要素供给的增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也是其中各要素的需求的唯一源泉。

因此，物质资本的增加，给它开辟了新的运用场所；虽然在进行新的投资时，它可以减少少数行业中的手工劳动的雇用场所，但就全体而论，它会大大增加对手工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因为它将大大增加作为一切要素需求的共同源泉的国民收入；由于资本雇用竞争的增加，利率势必有所降低，从而，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将在比以前有利于劳动的条件下加以分配。

对劳动的这种新的需求，部分地由于新事业的开辟，而这种事业以前也许无法偿其所负。而一部分新的需求是由于制造昂贵的新机器需要工人。因为当人们说以机器代替工人时，它指的是以和大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来代替和少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只根据这个理由，不可能以资本来代替一般劳动，除非就一个地方来说，它从其他地方输入资本。

不过，仍然真实的是，资本的增加所给予劳动的主要利益，并不是由于它使劳动得到新的就业机会，而是由于增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或土地，劳动和等待）的共同产品，及减少了任何既定资本（或等待）数量在该产品中当作自己报酬所能要求的那一份额。

第五节 任何工种的工人人数增加或其效率提高有利于其他工人，但是当后者受益时，前者却受迫害。它改变自己的和其他工人的边际产品，从而影响工资。计算正常边际产品时，要谨慎小心。

在讨论任何一组工人的工作供给量的变动对其他各种工人的雇用所发生的影响时，无须追问这种工作量的增加是由于该组工人增加了人数，还是由于他们提高了效率。因为这个问题是同其他问题没有直接关连的。不论哪一场合，对国民收入的增加都相等，不论哪一场合，竞争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相同程度上退入他们的边际效用较小的使用之处；从而在相同程度上减少他们在共同产品中所能得的份额，以作为某种工作的一定工作量的报酬。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该组内的工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这种变动是他们的平均效率提高十分之一，则他们十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将等于人数增加十分之一而效率不变的十一个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①

①例如，假定该组劳动供给增加十分之一，使他们劳动的边际效用降低，从而，使任何既定工作量的工资降低三十分之一；那末，如果这种变动是由于他们人数的增加，则他们的工资会降低三十分之一。但是如果是由于他们效率的增加，则他们的工资会上升大约十六分之一（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工资是以前工资的11/10×29/30＝1又19/300）。

每组工人的工资以他组工人的人数和效率为转移，是通例中的一个特例，即环境（或机遇）在决定一个人的工资所接近的纯产品中，至少和他的精力与能力起同等的作用。

任何一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必须以下述假设为计算的标准，即生产已达到一点，在该点，产量的销售仅能带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同时它必须就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而加以计算，他所增加的产品，只能报酬具有正常能力、正常时运和正常资金的雇主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如求高于或低于正常效率的工人的正常工资时，则必须在该纯产品中增加或减去某种数额）。所选择的时间也必须是生意正常的时间，而各种劳动都有比较相宜的供给。例如，假使建筑业特别衰败，或特别繁荣，或如果它的发展因砖匠或木匠的供给不足而受到阻碍，而其他建筑工人的供给却有所过剩，则这种时机就不适合于估计砖匠或木匠的正常工资和纯产品的关系。

①

①关于工资与劳动边际纯产品的关系，参阅第6篇，第1、2章，特别是第190—191页，与第209—211页：这个问题将在第6篇，第13章，特别是第357页注②中，进一步加以讨论。关于寻求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边际的必要性，参阅第5篇，第8章，第4、5两节，那里的论点（第95页脚注）是，如果已经达到那一边际，就业已计及任何一组工人的供给对其他组工人工资的影响：任何一个工人对一国工业的一般经济形势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与其纯产品和其工资关系的计算是无关的。在第5篇，第12章和附录八中，提到产量急剧增加的种种障碍，即使在那里这种增长在理论上会提供许多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也提到就它们而使用“边际”一词时所需要的那种十分谨慎的态度。

第十二章 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

第一节 新开发国家中资本和劳动投放场所的有利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和旧世界市场的联系，在这些市场上它可以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以其未来的收入提取它目前所需要的各种供应品。任何地方对劳动与资本的雇用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它的自然资源；第二，知识的进步和社会与工业组织的发展所产生的，善于利用这些资源的力量；第三，靠近有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场。最后这一条件的重要性，往往为人所忽视；但是，当我们观察新开发国家的历史时，它显得十分突出。

人们常说，那里有不收地租的大量肥沃土地和相宜的气候，那里劳动的实际工资和资本的利息就高。但这只有部分的真理。美国初期殖民者所过的生活很苦；自然界给予他们以大量的木材和肉类，几不取代价。但是，他们却很少享有生活上的安逸和奢侈。甚至现在也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南美和非洲），自然资源极丰，而资本和劳动却裹足不前，因为它们缺乏交通工具，与外界隔绝。相反地，位于沙漠中的一个矿区，一旦有交通与外界相联，就可以给劳动与资本提供高额报酬（荒凉海岸附近的商埠也如此），如靠本地资源，则它们也许只能维持少数居民，和赤贫。自从轮船交通发达以来，欧洲对新世界产品所曾提供的有利市场，就使北美、澳洲和非洲及南美洲的某些部分成为资本和劳动前所未有的极其有利而巨大的雇用场所。

但是，造成新开发国家的现代繁荣的主要原因毕竟在于欧洲所提供的市场不是现货市场，而是期货市场。一小撮殖民者在取得大量肥沃土地的产权以后，在当代就想获得它的未来利益。他们无法直接实现这一目的，而只有通过间接的办法，即以支付他们的土地在未来所生产的大量物资这一诺言来换取欧洲的现货。他们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自己的新地产以很高的利率抵押给欧洲。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积累了现成物资，就立即用这些物资来换取大于他们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期货：大量资本流向新开发的国家，而资本的流入大大提高当地的工资率。新资本逐渐渗入边远地区，那里资本如此缺乏，而迫切需要资本的人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往往能得月息二厘，后来逐渐降至年息六厘，甚或五厘。因为殖民者富于进取性，同时又看到取得产权有利，它不久将具有极大的价值，他们都想成为独立的业主，或雇主（如果可能的话）；因此，工人必须用高额工资加以吸引，而这种工资大半都是用从欧洲抵押借款或其他方式所得的商起来支付的。

不过，精确估计新开发国家中边远地区的实际工资率，是很困难的。工人都是优秀的人，富于冒险性，能吃苦耐劳，坚决果断，精明强干。他们都是壮年，从不生病；他们所经受的各种折磨，是英国普通工人，尤其是欧洲普通工人所不能忍受的。他们中间没有穷人，因为大家身体都很强壮。如果有人生病，则他只好到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去，那里工资较低，但也可能过一种清静而安闲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如用货币计算，是很高的，但是，有许多的安逸品和奢侈品，他们必须用极高的价格购买，或完全弃而不用，而如果他们住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则他们会自由地（或按低价格）获得这些东西。不过，其中多数只是满足人为的需要；而这些东西在没有人有或者没有人要的地方，是很容易被弃而不用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优等土地既已被占，所以自然对耕作者的边际劳作所提供的农产品报酬一般地较少；这就有使工资稍微下降的趋势。但是，即使在农业里，报酬递加规律也时时在和报酬递减规律相抗衡，许多最初被人忽略的土地，在细心耕种以后，可以获得丰收；同时公路和铁路的开辟，以及各种市场和工业的发展，都使生产上的种种经济成为可能。这样，报酬递加和报酬递减规律似乎势均力敌，有时这一规律，而有时那一规律占优势。如果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相等；如果综起来看生产规律是报酬不变规律，则分配给和以前保持同样比例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将不变，因此，工资或利息也无须有任何的变动。

但是，如果资本的增长比劳动要快得多，则利率势必下降；工资率或许上升，而牺牲一定量资本所应得的份额。不过，资本总份额的增长可以大于劳动总份额的增长。①

①例如，假定资本数量C与劳动数量l结合，共同生产的结果为4p；其中p作为利息归于资本，而余下的3p却归于劳动。（劳动包括管理在内，是有许多级的；但是，这里所指的都是有一定效率的一日之非熟练劳动的共同单位，参阅以上第4篇，第3章，第8节）。假定劳动数量增加一倍，资本数量增加三倍，而生产它们各自的任何一定数量的绝对效率仍旧不变。那末，我们可以预料，4C和2l共同生产的结果将为2×3p＋4p＝10p.现在假定利息率，即对任何资本量的报酬（除对管理等工作的报酬外），降低到原利息率的三分之二；因此，4C所得到的利息只是8/3p，而不是4p；而对各种劳动所余下的将为7又1/3p，而非6p.归于各宗资本量的数量，和归于各种劳动量的数量，都特有所增加。但是归于资本的总量将依8∶3的比例增加，而归于劳动的总量将依22∶9的较低比例增加。

在这方面最好是把利息分开，但是比较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和雇用劳动的份额时，当然我们所指的是利润，而不是利息。

但是，无论商品生产规律是否是报酬不变规律，而新地契的生产规律却是报酬急剧下降的规律。外国资本的流入，虽然与以前也许相同，但同人口比较起来反而减少。工资大半不再靠从欧洲所借的商起来支付了。这就是一定效率的工作所能赚取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随着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还有两种原因，使用货币计算的平均日工资趋于下降。随着安逸品和奢侈品种类的增加，劳动的平均效率，由于体质比初期殖民者要差的移民的流入而有所下降。同时这些新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其中多数并不直接列入货币工资的范围内，而是在它的范围以外。①

①当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即报酬递加趋势大体上和报酬递减趋势相抵时，我们就考虑了它们。在研究实际工资的变动时，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把它们计算进去。许多历史学家在比较各个时期的工资时，所注意的只是那些普通的消费品。但是从这个问题的性质来看，普通消费品恰是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东西，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有稀缺的趋势，因此，这样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而就其一般意义而论，也是错误的。

第二节 上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它对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支配，而只是近来才大大增加了它对必需品的支配。

英国经济现状，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不论商品或劳动）的趋势所直接造成的，它是在长期内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十八世纪曾获得两种动力，一方面由于机械的发明；另方面由于海外消费者的增长，他们输入大量相同的货物。当时已经开始用机器制造部件，和用特殊机器制造各生产部门所使用的特殊机器。当时报酬递加规律在有定型工业和大资本的工业国家里首次显示了它的充分作用。特别是当大资本结成股份公司、或母子公司、或现代的托拉斯时，情形更是如此。当时对远销于远距离市场的货物开始了精细的“分等定级”（“grading”），这就引起了农产品市场和股票交易所中国内的，甚或国际的投机组织，这些组织的将来，和生产者中间的企业主或工人的持久性组织一样，是未来一代所必须解决的最严重的实际问题的根源。

现代运动的关键在于把大多数工作化为同一类型的工作，和减少各种磨擦，而这种磨擦使得强大的要素不能充分发挥集体作用，并把它们的影响散布于广大的区域，以及在于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力量来发展运输。公路和十八世纪轮船运输的改善，打破地方性的组合和垄断，并给广大地区中的组合和垄断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在我们的时代，海陆交通，印刷机，电报和电话的每次扩展和减价，都可以产生上述二重趋势。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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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十八世纪，像现在那样，英国的国民收入，就其出口来说，多取决于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但这种依存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变动。当时英国几乎垄断了新的工业生产方法，她所出售的每包货物（总之，当它们的供给量加以人为的限制时）可以换取大量的外国产品。但是，部分原因由于远途运输笨重货物的时机尚未成熟，她从远东和美洲输入的商品，主要是供中产阶级享用的安逸品和奢侈品；而这些商品对于降低英国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成本所起的直接影响很小，虽然这种新兴贸易曾间接地降低五金、衣服和英国工人所消费的其他本国工业品的成本。因为为海外消费者大规模生产这些东西使他获得低廉的产品。不过，它对他的食物的成本却没有什么影响。而食物不得不在报酬递减的趋势下来生产，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由于新工业区的人口迅速增加，那里狭隘的农村生活的传统限制不复存在。大战后不久，法国连年歉收，使食物成本提到欧洲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对外贸易逐渐对我们的主要食品的生产成本开始有所影响。随着美国人口从大西洋沿岸移向西方，愈益富饶的、适于种植小麦的土地获得了耕耘。运输上的经济（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致从耕作区外的农场运输一夸脱小麦的总成本急剧下降，虽然距离有所增加。因此，英国就没有必要使耕作愈益集约化。李嘉图时代曾惨淡经营的那些种植小麦的荒山秃岭已经变成了牧场。现在农人只耕种那些能给他的劳动提供丰富报酬的土地。相反地，如果英国只靠自己的资源，他势必在日益贫瘠的土地上挣扎，并不断地再耕那些已经耕得很好的土地，以便用这种繁重的劳动使每亩增产一或二蒲式耳。也许现在从一般的年成来看，仅仅够支付开销的那种耕作（即处于耕种边际上的耕作）所提供的产量比李嘉图时代多一倍，比英国在现有人口下被迫生产她的全部粮食时多四倍。

第四节 英国从工业进步中所得到的直接利益比最初看起来要少些，但从新的运输业中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

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英国满足落后国家的各种需要的能力；因此，把用手工制造产品以供自己使用的那种精力，转而用于生产原料并以之购买英国工业品，是符合落后国家的目的的。这样，发明上的进步，为英国的特殊产品开辟了广阔的销售场所，并使她有可能专门在报酬递减规律不十分显示自己作用的条件下来生产她的粮食。但是这种好运却昙花一现。她在工业上的改良，为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所效法，而近来往往为它们所超过。她的特殊产品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垄断价值。例如，用一吨钢在美国所能购买的粮食和其他原料的数量，并不多于在当地用新方法炼一吨钢所用的劳动和资本所能提供的产品量；因此，交换比率随着美国和英国工人在炼钢方面的效率的增加而有所下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及由于许多国家对英国商品课以很重的关税，所以，尽管英国拥有大宗贸易，而工业生产技术上的发明进步对她的实际国民收入的增益，比最初所想像的要少些。

英国能廉价生产衣服、家具及其他商品以供本国消费之用，这是不小的利益；但是，她同其他国家所分享的那些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改良，并没有直接增加她用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品在别的国家所能换取的农产品数量。她从十九世纪工业进步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其中也许四分之三以上是由于它的间接影响，即降低旅客与货物的运输成本，自来水与照明的成本，电力和新闻的成本。因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经济事实是运输业的发展，而不是工业的发展。正是运输业，无论在总体上或在个别威力上，都发展得最快，而它们正在产生着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大资本有使经济自由的力量转而消灭那种自由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运输业，对于英国财富的增加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第五节 谷物、肉类、住房、燃料、衣着、自来水、灯光、新闻纸和旅行的劳动价值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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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新的经济时代所曾带来的是，劳动与生活必需品在相对价值上的巨大变动。其中许多变动的性质，在前世纪的初期是料想不到的。当时人们认为美国不适于种植小麦；陆路远途运输小麦的成本太高。当时小麦的劳动价值（即购买一配克小麦所用的劳动量）达到它的最高点，而现在却降至最低点。似乎农业日工资一般曾在一配克小麦以下，但在十八世纪的前半期，却为一配克左右，在十五世纪为一配克半，或许略多于此数，而现在农业日工资则为二至三配克。罗杰斯教授对于中世纪工资的估计偏高，但他似乎是以人口中待遇较高的那部分人作为全体的代表。在中世纪，甚至在相当丰收的年份，小麦的质量也低于现在的普通小麦；而在歉收年份，其中多数是如此发霉，以致现在没有人会吃它。同时如不对庄园领主的磨坊付以很高的垄断价格，则小麦很难变成面包。

的确，在人口稀少的地方，自然几乎无代价地供给草及饲料；而在南美洲乞丐骑着马行乞。但在中世纪时，英国的人口总是稠得足以使肉类有很大的劳动价值，尽管它的质量很差。因为牛虽说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重，但却有很大的躯体；它们的肉主要长在四肢附近。由于牛在冬季吃不饱，吃了夏草很快地长了膘，所以肉中含有大量水分，而在烧煮时失去大部分重量。每于夏末秋初，人们把牛宰了，把肉用盐醃起来，而盐当时是很贵的。甚至中产阶级冬季也很难吃到新鲜的牛肉。一世纪以前，工人阶级所吃的肉很少，而现在虽然肉的价格比以前略高，平均起来，他们所消费的肉也许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其次关于房租，我们知道，城市的地租，不论在它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加。因为日益增加的居民所住的房屋都必须按城市标准付租，而这种标准节节提高。但是，房租本身即总租额减去地契的总租值的余额，比以前任何时期租用相同的房屋所出的租金也许稍有增加（如果要说增加的话）；因为现在建筑业中的资本的周转利润率较低，建筑材料的劳动成本也没有多大的变动。决不应该忘记，出高额城市地租的人所换取到的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娱乐以及其他的便利，而这些其中许多人是不愿弃而不享的，因为它们的利益比他们的总租额要大得多的。

木料的劳动价值，虽比十九世纪初期为低，而比中世纪时却有所提高，但是，泥、砖和石墙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很大的变动，而铁的劳动价值（更不必说玻璃了）却大大地降低了。

的确，房租上涨这一信念，似乎是由于对我们祖先的实际住宅状况的无知而来。现代郊区工匠住宅中的卧室，比中世纪乡绅的要讲究得多。而那时工人阶级除了铺在湿地上的、满是臭虫虱子的散草外，就没有床了。即使在一丝不挂和人畜共居的条件下，也许比在为了尊严而复以时时散发着垃圾气味的草的条件下对人的健康损害的程度要小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中最贫穷阶级的住宅条件是有害于身心的；而照我们现有的知识和资源，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①

①但是过去的这种祸害比普通所认为的要大些。例如，从沙弗斯伯利爵士和奥克太维亚·希耳女士在1885年住宅调查委员会上的有力作证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伦敦的空气满是烟雾；但是它对于人的健康的损害也许比科学卫生昌明以前要小些，尽管那时人口较少。

燃料，像草一样，往往是自然给予稀有人口的恩赐品；中世纪时，村民一般都能（虽不总能）用劈柴生着小火，借以在室内围火取暖，而他们的小屋没有烟囱，热量无从散发出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燃料的缺乏对劳动阶级的压力很大，如果没有煤气而代替木料作为家用和炼铁的燃料，则英国的进步实不堪设想。煤现在是如此便宜，以致甚至较穷的人也都能在室内取暖，而无须生活在有损人的健康的、令人头晕的气氛之中。

这是煤对现代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其次的贡献是提供了价廉的内衣，没有它，对于居住在塞冷气候中的人民群众来说，清洁是不可思议的。那也许是英国从直接使用机器为本国制造消费所获得的主要利益。再其次的具有同样重要性的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自来水，即使在大城市中；①再其次的贡献是，借助于石油，供给廉价的灯光，它不仅为人的某些工作所必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晚间消遣所不可或缺。在一方面来自煤和另方面来自现代运输工具的这些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之中，我们还必须加上（如上面所提到的）那廉价而完备的用汽力印刷机和汽力运送信件来传播新闻和思想的工具，以及依靠汽力的旅行上的便利。这些工具，辅之以电力，就使得那些气候不是热得使人们萎靡不振的国家中的大众有可能享受文明；同时不仅是为一个城市如雅典、弗洛伦斯或布鲁日的全体居民，而且是为一个大国，甚至在某些方面为整个文明世界的全体人民的真正自治和统一行动而铺平道路。②①原始设备把水从高地引向少数公用水池：但是对清洁卫生起主要作用的自来水，如无用煤发动的汽力喞筒和煤制铁管是不可能的。②参考附录一，特别是第6节。

第六节 进步提高了英国城乡土地的价值；虽然它使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价值有所降低。资本的增加降低了它应得的收入，但没有减少它的总收入。

我们已经知道，国民收入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额，同时又是支付它们的唯一源泉；国民收入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种生产要素所得的份额也愈多，任何要素的供给量增加一般地将降低它的价格，以利于其他的要素。

上述一般原理，特别适用于土地。供应某市场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增加，首先使那些拥有其他生产要素以供应同一市场的资本家和工人获利。在现代，新的交通运输工具所加于价值的影响，在土地史上所表现的最明显不过了；土地的价值，随着与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交通的每次改善而上涨，也随着较远地区参加它的产品市场而下降。不久以前，伦敦附近的六郡害怕修好公路会使英国偏远地区在供给伦敦粮食方面和它们竞争。而现在英国农场的优势在某些方面由于粮食的输入而正在减退，这些粮食是经过印度和美国的铁路，由轮船装运到英国的。

但是，如马尔萨斯所主张而为李嘉图所承认的，凡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事，在长期内也能增进地主的福利。的确，在十八世纪初期，当连年歉收袭击着无法输入粮食的人民的时候，英国的地租大涨。但是，这种上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进一步持续的。十九世纪中叶，谷物自由贸易的实行，继之以美国麦田的扩大，这就迅速提高城乡土地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提高所有城乡土地所有者用总租金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①

①W．斯特季（在1872年12月，测量学院宣读的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中）估计，英国的农业（货币）地租在1795至1815年间增加了一倍，而到1822年却下降了三分之一；此后，时涨时落；和最高年份1873年左右的五千万到五千五百万镑相比，地租现在大约只有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镑。1810年约为三千万镑，1770年约为一千六百万镑，1600年约为六百万镑（比较吉芬：《资本的增长》，第5章；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2篇，第1章）。但是现在英国城市土地的租金比农业土地的地租要大得多。而要计算地主阶级由于人口增加和一般进步而得到的全部利益，我们就必须把现在有公路、矿场和船坞等的土地价值也计算进去。加在一起，英国全国的货币租金总额相当于谷物条例废止时的两倍以上，而实际地租总额也许相当于那时的四倍。

第七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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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业环境的发展，大体上有提高土地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也往往降低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价值，如果它们的价值可以和它们所在地的价值分开的话。繁荣的骤然到来，的确能使任何一业中的现有资本品暂时得到极高的收入。但是，可以无限增加的东西，是不能长期保持稀有价值的；如果它们是些相当耐久的资本品，例如轮船、高炉和纺织机，则它们很可能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大大贬值。

不过，有些东西像铁路和码头的价值，在长期内主要取决于它们的位置。如果位置相宜，则它们工业环境的进步，即使除去使它们的设备保持现代化所需的费用以后，也将使它们的纯价值有所提高。②

②当然是有例外的。经济进步也可以采取建筑新铁路的形式，这些铁路将把现有铁路的大部分运输夺去，或采取另一种形式，即加大船的体积，直到它们不再能通过浅水进入船坞为止。

第八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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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算术在英国可以说是十七世纪开始的。从那时以来，我们知道，人口中每人所积累的财富数量是在节节上升着。①①见第4篇，第7章。

虽然人还多少有些不耐烦等待，但是，他牺牲现在而为将来的安逸或其他享受的这种意向却逐渐有所增加。他获得了较大的“远视”力；这就是说，他预计将来和防患未然的能力增加了；他比较勤俭，比较克己，因此，也就比较乐于重视将来的不幸和利益，这些名词一般是用来包括人心的高尚和卑贱的感情的。他较不自私，因此，也较愿工作和等待，以便使他的家庭无后顾之忧；光明的未来，已隐约可见，那时，人们一般都愿意工作和等待，以便增加公共财富和使大众有机会过一种较高的生活。

虽然人比过去的时代更愿意为了将来的利益而忍受现时的不便，但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发觉他为了肯定的快乐（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而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值得怀疑的。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人不断地变得更加勤勉——假日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人们由于自愿或被迫而愈来愈不愿意在工作范围以外寻求乐趣了。但是，这种动向似乎已经达到了极点，而现在正在下降。在除了最高级的各种工作中，人们对于休息比以前更加重视，而对于过度紧张所引起的疲劳则越来越不耐烦了；一般说来，他们也许不如以前那样为取得现在的奢侈品，而愿意经受长时间工作的不断“折磨”。这些原因就使他们不如从前那样乐于辛勤地工作，以应未来的需要。如果不这样，则他们预计将来的能力，甚至增加得更快，也许（虽不无怀疑之处）对于因拥有少量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获得社会地位的那种欲望也会大大提高。

每人资本的增加，有使它的边际效用降低的趋势；因此，对新投资的利率下降了，虽然降得不一致。据说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利率为一分，但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却降低到三厘，后来工业和政治上大量需要资本，这又使它有所提高，而在大战时，利率是相对地高的。当政治上的用款停止以后，当时黄金的供给虽又很少，所以，利率下降了；但在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和建筑铁路与开发新国家需要大量资本，它又上涨了。1873年后的和平时期，再加上黄金供给量的减弱，就使利率下降了。但是，现在它又在上涨，部分原因是由于黄金供给量的增加。①①见以上第6篇，第6章，第7节。

第九节 不同工业阶层的所得变动的性质和原因。

文明的发展和对青年人的责任心的提高，使国家大部分增加着的财富从物质资本的投资转向培养人材方面去了。结果使技能的供给大量增加，这些技能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并提高了全体人民的平均收入。但是，它却剥夺了技能一向所具有的大部分稀有价值，并使它们的所得相对于一般进步（确非绝对地）有所降低。同时使不久从前算作技术性的而现在仍然叫做技术性的许多工作在工资上与非熟练劳动并列。

抄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的确，办公室中的许多种工作需要智力和品质的高度结合，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学会录事的工作，也许不久以后，英国人不论男的和女的都能写得很好。当大家都能写的时候，一向比几乎任何一种体力劳动所赚工资都要高的缮写工作，将成为普通的工作，而不算作技术。事实上，较好的技工工作对于一个人的教育意义较大，而且比那些既不需要判断力又不需要责任心的职员工作的报酬优厚。就一般而论，技工对他儿子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他从事他手边的工作，从而，他可以了解和它有关的机械、化学及其他科学原理；并对于该工作的革新发生兴趣；如果他的儿子有相当的天资，即他从一个技工比从一个职员更容易显露头角。

其次，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往往是困难的，只因为它是一般人所不熟习的；其中需要有巨大精力和技能的人来做的工作，一旦成为常规，一般人，甚或妇女和儿童也都能做。它的工资开头很高，但是，随着这种工作的普及而下降。这就造成对平均工资的上升的估计不足，因为事情是这样，许多统计，似乎是工资的一般变动的典型，其实是根据那些行业作出的，这些行业在一二百年以前是比较新的，而现在却为那些实际能力低于他们的先驱者的人所掌握。①

①比较第4篇，第6章，第1、2节；与第9章，第6节。随着商业的发展，机器的改良势必减轻完成任何一项工作所用的劳动；从而，使计件工资急剧下降。但同时机器的运转速度和每个工人所看管的机器数量增加得如此厉害，以致一日的劳动总量比以前要大些。雇主和工人们对这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纺织业中计时工资的上涨是肯定的；但是和雇主们相反，工人们认为他们劳动强度的提高比工资增加的多。在这种争论中，工资曾用货币来计算；不过如计及货币购买力的增加，则实际效率工资无疑是增加了的，这就是说，运用一定量的体力、技巧和精力比以前要得到更多的实物报酬。

这些变动的结果，势必增加从事于所谓技术性工作的人数，不论技术一词现在用得适当与否。高级行业中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各业中平均典型工资上涨得要快得多。①

①试举例以明之。如果甲级中有五百人，每周工资十二先令，乙级中有四百人，每周工资二十五先令，丙级中有一百人，每周工资四十先令。如果不久之后有三百人从甲级转至乙级，三百人从乙级转至丙级，而各级中的工资不变，则这一千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将为二十八先令又六便士。即使各级中的工资率同时下降10％，则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资也仍大约将为二十五先令又六便士，这就是说，上涨了25％以上。如吉芬爵士所指出的，对于这样一些事实的忽略，很容易造成大错。

在中世纪，虽然某些有才能的人终身为技工，并成了艺术家；但是，当时技工作为一个阶级，比现在更近于非熟练工人。在十八世纪中叶工业新纪元的初期，技工丧失了许多旧有的艺术传统，并且在校术上和在精确完成困难任务方面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机敏性上都不及现代的熟练技工。前世纪的初期，开始了一种变化，观察家都由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而震动；技工的工资上涨到一般工人工资的两倍左右。因为对高度熟练劳动需求的大量增加（尤其在冶金业中），使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和他们的子女迅速参加到技工队伍中来。当时技工旧有的排外性的消除，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较之以往，由于才能者多，而由于出身者少；技工质量的提高，使他们在长期内所得的工资率大大超过一般的工人。但是，有些较简单的技术逐渐丧失了它们的稀有价值，因为它们不复是新奇的技术了；同时对那些习惯上认为非技术性职业中的人的能力的需求是在日益增加着。例如，路工和农业劳动者越来越使用着昂贵而复杂的机器，而这些以前却被认为熟练劳动所垄断，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实际工资上升得很快。如果现代观念在农业区的传播未曾使那里许多最有能力的儿童离开农村而参加铁路或工厂，或进城当警察、车夫，或脚夫，则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得比现在还要显著。留在农村的那些人所曾受的教育，比以前完善，虽然他们的天赋也许不及一般水平，但所得的实际工资却让他们的父亲高得多。

有些需要责任心的技术工作，如铁工厂中的炉前工和转滚工，需要有强壮的体力，且引起很大的不便，它们的工资很高。因为时代的趋势使那些能从事高级工作并能轻意获得优厚工资的人，除了很高的报酬，是不愿意忍受折磨的。①

①上面关于工资演变的简要叙述，很可以由希穆勒在其《经济原理大纲》中所作的考察来补充，第3章，第7节（第2卷，第259—316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那考察范围的广泛，与进步的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巧妙配合。并参阅同书第2篇的后半部。

第十节 续前。

其次我们应当讨论的是，男工（老年和壮年），女工和童工工资的相对变动。

工业条件的变动是这样的快，以致长期经验在某些行业中几无用武之地，而在许多行业中它的价值远不及迅速掌握新的观念和使人的习惯适应新的情况。一个人在五十岁以后，比在三十岁以前所赚的工资势必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引动那些技工向非熟练工人看齐，他们早婚的自然倾向，往往受到那种愿望的鼓励，这种愿望是，在他们的工资开始缩减以前，他们的家庭维持费可以减少。

性质相同的第二种倾向，甚至是更加有害的倾向是，童工的工资相对于他们父母的工资有上涨的倾向。机器曾代替了许多工人，但并不是代替了许多童工；把儿童排除于某些行业外的那些习惯上的限制，日益消失；这些变化同教育的普及一道，差不多在其他各方面都有所裨益，而在这方面却是有害的，即它们使男孩，甚至使女孩有可能蔑视他们的父母，而自求生路。

女工的工资，较之男工，由于相同的理由而上升得很快。就其有发展她们才能的趋势这一点而论，这是很大的一个优点；但是，就其引动她们忽略在建立美满家庭和大力培养自己儿童的品质和能力方面所应尽的义务这一点而论，却是一种损失。

第十一节 特殊才能的报酬。

中等能力（虽然经过慎重的训练）所得收入的相对下降，由于许多格外有才能的人的收入的上升而显得更加突出。在过去，中等油画的售价从来没有现在那样便宜，而上等油画的售价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昂贵。一个具有平均能力和一般时运的企业家，现在从他的资本所得的利润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低；而具有特殊天才和时运的人所能从事的投机买卖是这样的广泛，使他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聚大量财富。

这种变动主要由于二个原因；第一，财富的普遍增长；第二，新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借着它，人们一旦获得了支配地位以后，就能把他们的组织天才或投机才能运用于比以前范围更大而所涉及的区域更广的那些事业上。

几乎只凭第一个原因，就能使某些律师收取极高的费用；因为事关他的名誉、财产，或二者兼而有之，一个富有的委托人不惜以任何高价聘请最好的律师。也正是这第一个原因，能使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马术师、画家和音乐家获得极高的代价。在所有这些职业中，在我们时代所得的最高收入，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如人的声音所能达到的那种歌唱家的人数极其有限，则任何歌手并不是不可能获得一万镑，像前世纪初期毕灵顿夫人据说在一个季节中所赚得的，几乎和当代企业界的巨头所赚的收入一样多。

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大权和巨额财富操于现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之手，他们有头等的天才，又有运气。的确，所获利益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有些场合，是来自竞争中失败的投机对手的破产。而在另一些场合，它们主要是由一种伟大组织天才的高度节约力而获得的，这种天才在处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时能运用自如：例如，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创始人，把纽约中央铁路系统搞得有条不紊，他对美国人民，所节约的也许超过他自己所积累的。①

①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利益中有些也许是由于有机会成立由少数能干、富有而勇敢的人所操纵的那种商业同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占有广大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其中以政治，特别是以保护关税为转移的那部分权力也许是消失了。但美国是如此辽阔广大，而事态又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致大股份公司的那种英国式的稳健而迟缓的管理和在巨大事业上情愿并能够比在英国场合下更充分地运用自己资金的一小群富有资本家的那种精明有力的策划和意志的果断相比，是处于劣势的。美国商业生活的千变万化，自然会从广大居民中选拔一批最优秀的商业人材，差不多他们每个人一入世以后，就决定在死以前要成为富翁。现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财富的积累，对于英国人具有莫大的兴趣和教益。但是除非把欧洲和美洲商业生活的基本不同条件时时记在心中，将不能从中吸取教训。

第十二节 进步对劳动工资提高的促进作用比一般想像的要大些，而且也许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自由劳工的就业无常。

但这些财富是例外的；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群众中的节约成风，以及新的企业方法给小宗资本所提供的保险投资的机会，对中等收入日渐发生影响。所得税和房捐报表，商品消费统计，政府和公司中各级职员的工资卡，都表明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富人增长得快；技工的工资比自由职业者阶级增长得快；强健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甚至比一般技工增长得也快。富人的总收入，现在比从前，或许不占英国全部收入的较大部分。但是，在美国，土地的总价值正在急剧上升；优秀的劳动人民正在把土地转让给劣等移民，财政寡头日益获得大权，财产所得总额，比劳动所得有所增加，富人的总收入增长得最快，这也许可能是真的。

不能否认，工资的上涨，如伴以失业现象的增加，就会失去它的部分利益。就业的无常，是一种奇灾大祸，应当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几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它有所夸大。

如一个大工厂部分开工时，消息传遍邻里，也许报纸把它传遍全国；但是，当一个独立生产者，甚或一个小业主一个月内只能有几日的工作干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在现代，工业上不论发生什么纠葛，似乎比以前更加重要。在以前，有些工人是长工，但没有自由，是在体罚下来进行工作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设想，中世纪的技工经常就业。现在欧洲最严重的就业无常，存在于西部最带有中世纪色彩的手工业和东欧与南欧中世纪传统最浓厚的那些工业中。①

①这里不妨说一下作者亲自观察到的一个事例。在巴勒摩，技工和他们的顾客之间存在着半封建关系。每个木匠或裁缝都有一所或一所以上的大房屋，他借此来包揽营生；如果他善于处身，他实际上就无竞争之虞。巨大的商业恐慌浪潮是没有的；报刊杂志从来没有登载那些失业者所受的苦难，因为他们的状况很少有所改变。但是巴勒摩繁荣时期技工的失业百分比，比近年来英国大恐慌时期还大。

在许多方面，雇工中实际上成为长年工人的部分，是在节节上升。例如，这在发展最快的许多运输业部门中就是一个通例。运输业在某些方面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典型工业，如同加工工业在前半期一样。虽然发明的迅速进步，式样的千变万化，尤其是信用的不稳定，的确给现代工业带来一些扰乱因素，但是，如我们立即就知道的，其他影响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起着强大的作用，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就业无常整个说来是在增加着。

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

第一节 活动程度和欲望程度；生活程度和安逸程度。一世纪以前英国安逸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节制人口增殖的办法大大提高工资。但由于从新开发国家中易于取得食物和原料，所以很少向那方面发展。

首先让我们进一步继续在第三篇讨论活动与欲望时所遵循的思路。在那里，我们有理由认为，经济进步的真正关键，是在于新的活动，而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现在我们就当代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加以研究；即在生活方式和所得率的变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其中之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作另一个的原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视作它的结果？

生活程度一词在这里指的是适应需求的活动的标准。因此，生活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知识，能力和自尊心的增加；在开销方面更加审慎，只满足食欲而不增加力量的饮食，避而不用，有损于身体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加以拒绝。全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大大地增加国民收入和各行各业所得的份额。任何一业或一行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增进他们的效率，从而增加他们的实际工资，它将使国民收入稍有增加；并使其他行业能以比其效率稍小的成本得到帮助。

但是，许多学者曾认为对工资发生影响的不是生活程度的提高，而是安逸程度的提高；这个名词含有祗增加人为的需要之意，其中低级趣味也许占优势。的确，安逸程度的总的增进，很可能带来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并为新的高级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从前既没有生活必需品又没有生活方便品的人们，由于安逸的增进，无不生气蓬勃，干劲冲天，不论他们对这种安逸所持的态度如何粗陋而偏重于物质因素。因此，安逸程度的提高，也许将引起生活程度的某些提高；如果这样，则它有增加国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趋势。

不过，当代和以前的一些著作家的看法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仅是欲望的增加就有提高工资的趋势。但是，欲望增加的唯一直接结果势必使人们比以前更加痛苦。如果我们把它在增加活动或用别的方法提高生活程度方面可能发生的间接效果撇开不谈，则只有减少劳动的供给它才能提高工资。这点应该加以较详细的讨论。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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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经所指出的，在一个粮食不易进口的国家中，如果人口历代都是以很高的几何级数不断地增加着，则劳动与资本向自然资源所索取的总产量仅够维持和培养新生一代的费用。即使我们假定几乎全部国民收入都归于劳动，几乎没有任何份额分配给资本家或地主，则上述命题也是真的。①如果定量在该水平以下，则人口增长率势必下降；除非维持和培养费用缩减，结果降低效率，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因此减少所得。①参阅第6篇，第2章，第2、3节；以及第4篇，第4、5章；与第6篇，第4章。

但事实上人口的迅速增长也许得到较早的节制，因为一般人多半不会把他们的消费局限于生活必需品；一部分家庭收入无疑地要用在与维持生活和效率关系不大的那些满足上。这就是说，多少超过维持生活和效率所必要的那种安逸程度的保持，势必使人口增长的节制，比家庭支出和养马或蓄奴的支出所用原则相同时所达到的那个阶段要早得多。这种相似还有更多的方面。

维持充分效率所必要的三个条件——希望、自由和更动①——是奴隶很难办到的。但是，狡猾的奴隶主照例出资搞一些简单的音乐或其他娱乐，其用意和他供给药品相同。因为经验表明，奴隶生活的单调，像疾病或煤渣拥塞炉道那样浪费。如果奴隶的安逸程度提高到这样的地步，除非供给他们以昂贵的安逸品，甚或奢侈品，虽处罚和死亡的恐惧也不能使他们工作，那末，他们就会得到这些安逸品和奢侈品。否则他们就像一群不能自食其力的马一样，而行将消失。果真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主要由于获得食物的困难而被迫下降，如英国一百年以前的情况那样，则劳动阶级只有减少他们的人数，才能摆脱报酬递减规律的压力。①参阅第4篇，第5章，第4节。

但是，他们现在不必这样做，因为这种压力并不存在。1846年英国港口的开辟，是铁路发达的许多原因之一，这些铁路把南北美和澳洲的广大农田同海口连接起来。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小麦运给英国工人食用，其数量足以维持他的家庭，而所用总成本只占他工资的一小部分。人数的增加，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使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共同运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效率有所增进；因此，倘新事业所需要的资本品增加得足够快的话，则它可以使工资在某方面的提高相当于在另方面的下降。当然，英国人并不是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的；他不能用像靠近广大的处女地时那样少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但是，它对他的成本，现在既然是主要由新开发国家的输入量所决定，所以大都不受本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如果英国人能使自己在生产换取进口粮食的那些产品上的劳动效率提高，那末，他将能以少于自己所用的实际成本获得粮食，不论英国人口的增长迅速或迟缓。

当全世界的麦田利用到极点时（如果粮食不能自由输入英国，这个时期的到来甚至更早），则英国人口的增加的确可以降低工资，或起码使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而来的上涨受到节制。在这种场合，安逸程度的提高，只能由限制人数的增加，才可以提高工资。

但是，当英国人民现在获得丰富的进口粮食的时候，他们安逸程度的提高，并不能只靠它对人数的作用来增加他们的工资。此外，如果工资的上涨是由于采取了某些压低资本利润率的措施，而这种利润率甚至低于吸收资本的能力比英国大的那些国家中所能有的水平，那末，它就会节制英国资本的积累，并加速资本的输出。在这种场合，英国的工资，较之其他国家，不仅会相对下降，而且会绝对下降。反之，如果安逸程度的提高使效率大大增加，那末（不论它是否伴随着人数的增加），它会使按照人口的国民收入增加，并使实际工资的上升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例如，工人人数减少十分之一，而每个工人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多，这不会使工资有多大的增加；因此，每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减少十分之一，人数不变，一般会降低工资十分之一。

上述论点当然是和这一信念一致的，即一个工人团体能够在短时间内用使他们劳动稀少的办法，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的成功远不能持久。他们所建立的那种防止他人分沾利益的反社会的障碍不论多么坚固，渔利者总是有机可乘：有的人回避这种障碍，有的人在这种障碍的掩护下，有的人却利用这种障碍。同时发明开始用别的方法或从其他地方获得该团体认为在生产上拥有局部垄断的那些东西；而对他们甚至更加不利的是，新东西的发明，和推广使用，这些东西几乎满足相同的需要，但不使用他们的劳动。因此，在短时间以后，力图以垄断巧取豪夺的那些人，就会发觉他们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同时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总量却缩减了。在这种场合，他们的工资就大大下降。

第三节 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调节活动的种种努力。过度的劳动时间并不经济。但是不长的劳动时间缩短一般会减少产量。因此，虽然它的直接结果也许可以刺激就业，但是除非这种剩余时间是用来发展更高级的和范围更大的活动，那就会很快地减少相宜工资下的就业量。资本输出的危险。从观察材料中寻找真正原因的困难。直接结果和最后结果往往背道而驰。

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紧张过度，长时间工作很容易使人疲乏，以致他很难身心俱佳，而往往远低于此种状态，甚或生病。就一般而论，计件付酬比计时付酬时他的劳动强度较大，如果情况果然如此，短工时特别适合于实行计件工作的那些工业。①

①这些事实是大可置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因工业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而熟谙它们的那些人往往有所偏向。当计件工可以通过职工会而进行集体议价时，设备改进的头一个结果就是提高实际工资。为了使工资和其他职业中同样困难而认真的工作的工资相称，调整计件工资率的这样一个任务就落在雇主们的肩上。在这种场合下，计件工一般都对工人有利。凡在他们组织很好的地方，如在某几种采煤工作方面，甚至对那种不一律的工作，他们也愿按件计算。但在许多其他场合，计件工却引起他们利益不公的怀疑。见以下第8节。根据希穆勒教授的计算，计件工按照工人的速度和工业的性质与技术而能使产量增加20％到100％（《经济原理大纲》，第208节）。柯尔在其所著《工资的支付》第2章中，对某些工业中使工人们一般反对计件工资，而在另一些工业中却备受欢迎的那些原因，作了发人深思的详细叙述。

如工作时间、所做工作的性质、工作所处的物质条件和报酬方法，是造成身体、心灵或身心二者巨大耗损的原因，并导致生活程度的降低，如缺乏产生效率所必需的闲暇、休息和睡眠，则这种劳动从一般社会观点来看是不经济的，如同个别资本家使他的马或奴隶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所造成的浪费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缩短工作时间，只会暂时减少国民收入，因为一旦生活程度的改善有时间对工人的效率发挥充分作用之后，他们的干劲和智力的增加以及体格的增强，就会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作。因此，即使从物质生产的观点来看，最后也没有损失，像把一个有病的工人送到医院去恢复他的体力一样。下一代所关怀的是把人们，尤其是妇女从过度劳动中解救出来，这种关怀至少像遗给它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一样有价值。

上述论点认为这种新加的休息和闲暇能提高生活程度。而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些工作过度的极端场合下，这种结果，势所难免。因为仅仅减少紧张就是上升一步的必要条件。最低级的那些诚恳的工人，工作时很少卖劲。但他们没有持久力，其中许多人是如此疲累不堪，以致他们也许在短时间以后能在较短的工作日内完成像目前在较长工作日内所完成的工作。①

①在英国工业史上，关于劳动时间的差异对产量的影响，有极其多种多样，极其明确和极富有一般教益的实验。但是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似乎以德国见长。如伯纳德：《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1909年。

此外，有些工业部门，现时对贵重设备的利用一天才只有九至十小时；在这些部门中，逐渐推行八小时，甚或八小时以下的双班制是有利的。这种变革需要逐渐加以推行。因为现有的熟练工人在数量上还不足以使这种计划在所有宜于它的工厂内同时采用。但是，有些机器在用坏或陈旧以后，可在较小的规模上加以替换，而另一方面，许多新机器一天使用十小时没利，可以使用十六小时；一旦这样实行以后，它就会有所改进。这样，生产技术的进步较快，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而无须节制资本的增长，或使它流入工资较低的国家中去。而社会各阶级都能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利益。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因为机器的日益昂贵和陈旧的迅速，使机器在二十四小时中闲置十六小时所造成的浪费变本加厉。不论在哪个国家中，这种变革会增加纯产品，从而，增加每个工人的工资；因为从总产品中减去的机器、设备和厂租的费用比以前要少得多。而英国的技工，技巧高明，精力过人，如果他们使机器一天充分开工十六小时，即便自己只工作八小时，所增加的纯产品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为多。①①关于这个问题，参阅《经济学杂志》，第19期所发表的卡普曼教授于1909年在英国科学协会上的演讲。

双班制在大陆上比在英国用得多。但是它们在那里没有得到合理的试验，因为劳动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致两个班几乎全夜都有工作；而夜间工作向来是不及日间工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值夜班者在白天得不到完全的休息。无疑地，对双班制是可以提出某些实际的反对意见的；例如，两个人负责管理一架机器不如一个人管理得那样好；而工作上的缺点，由谁负责，有时也很难确定；但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把机器和工作交给两个同组的人负责来克服的。此外，在使行政措施适合一天十六小时的安排方面，也不无困难。不过雇主和他们的工头并不把这些困难看作是不可克服的；而经验表明，工人们很快地克服了他们最初对双班制所产生的那种厌恶情绪。一班可以在中午下班，而另一班从中午上班；或比较理想的也许是，一班从上午五点到十点，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上班，而第二班从上午十点一刻到一点一刻下午四点三刻到九点三刻上班；在周末或月底，两班可以互换上班时间。普遍采用双班制将是必要的，如果把昂贵机器的威力扩展到各个体力劳动部门是对劳动时间有可能大大减至八小时以下所起的充分影响的话。

但是，决不应该忘记，这种缩短工作时间的倡议，只适用于那些使用或能够使用贵重设备的行业；而在许多场合，例如在采矿业和有些铁路工作部门中，已经采用了轮班制，差不多使设备经常开工。

因此，余下的许多行业，其中缩短工作时间，势必减少目前产量，未必能立即提高效率，使每人所完成的平均工作量达到原有的水平。在这种场合下，工作时间的变动，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其中所引起的大部分物质损失，由工作时间遭到缩减的那些工人负担。的确，在某些行业中，劳动的稀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以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但是，劳动实际价格的上涨，照例造成产品需求的减少（部分原因由于代用品使用的增加），同时也引期待遇较差的那些行业中的工人的流入。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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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使劳动稀少的办法就一般能提高工资的这一坚持不渝的一般信念，是值得加以解释的。首先，这种变动的当前和永久的效果如何不同，甚至往往相反，是很难设想的。人们懂得，当电车公司门外有许多合格的人等待工作时，那些在职的工人所想的往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求提高工资。如果没有这些人，则雇主们就不能抗拒提高工资的要求。他们详细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电车工人工作的时间短，同时在现有路线上电车所跑的里程距离又没有缩短，那末，势必要雇用较多的工人，雇用时也许按较高的小时工资，也可能按较高的日工资。他们明白，在着手进行一件事业，例如建造一所房或一只船时，无论如何一定得完成，因为半途而废是得不偿失的。其中任何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部分较多，给别人留下去做的工作部分则较少。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果需要加以讨论，这些结果虽比较不是迫使人接受的，但却更加重要。例如，假使电车工人和建筑工人人为地限制自己的劳动，则电车路线的扩展将受到妨碍；在筑路和司机方面所雇用的人数将减少；许多工人和其他的人，过去也许乘车，而现在势必步行进城；许多的人本来可以在郊区享有花园和新解的空气，不得不挤塞在城中；尤其是工人阶级将无力租用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所能租用的适当住屯；建筑行将减少。

总之，限制劳动可以不断地提高工资的这一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面。即永久固定的工作基金是存在的，亦即不论劳动价格如何，总有一定量的工作必须要做。而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的，工作的需求来自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它来自工作。某种工作较少，对他种工作的需求也较少；如果劳动稀少，则所办的事业势必较少。

其次，就业的恒久不变，取决于工商业组织，并取决于安排供给的人预见到需求和价格的未来变动，从而调整自己行动的成效。但是，这点并不能因工作日较短而有所补益。的确，实行短工时制，如不用双班制，就会阻止贵重设备的使用，而这种设备的存在使得雇主很不甘心歇业。差不多各种人为的限制工作，总会引起磨擦，从而，往往使就业无常趋于增加，而不是减少。

的确，如果泥水匠或鞋匠不受外部竞争的影响，则他们仅仅用缩短工作时间或其他办法减少各自所完成的工作量就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只能以国民收入的其他分配者的较大损失总额为代价，因为国民收入是国内各业中的工资和利润的源泉。这一结论由于下述事实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个事实是经验所证明、分析所阐明的，即运用工会策略提高工资的大多数事例，出现在那些工业部门里，这些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许多工业部门所协同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在策略上占优势的任何一个部门，能把归于其他部门的成品价格的一部分攫为己有。①①见以上第5篇，第六章，第2节。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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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坚持节制劳动的供给一般能永久提高工资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低估了劳动供给的变动对资本供给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事实，而且就其影响所及，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由于泥水匠或鞋匠的减产所造成的损失，某些部分将由劳动者阶级以外的人负担。一部分无疑地落在建筑业或制鞋业的雇主和资本家肩上；一部分由房屋或鞋的富有的使用者或消费者负担。此外，如果各劳动者阶级都用限制他们劳动的有效供给来提高工资，则由于国民收入的减少而来的大部分负担在短时间内势必落在本国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的肩上；但只是在短时间内。因为投资纯收益的大量减少，会使新资本品的供给迅速逃往国外。鉴于这种危险，所以有时主张，铁路器材和国内的工厂设备不能出口。但是，差不多全部原材料，和大部分生产工具，每年都被消费掉了，用坏了，或陈旧了，而它们都需要加以补偿。补偿规模的缩小，再加上游离出来的一部分资本的出口，也许会使本国在几年之内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如此减少，以致工资反而会远远降至现有的水平以下。①

①例如，让我们假定鞋匠和帽匠是同一个等级，在劳动时间普遍缩减以前和以后，他们工作的时间相等，所领的工资也相等。那末，在缩减以前和以后，帽匠用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购买相当于鞋匠一个月劳动纯产品的鞋子（参阅第6篇，第2章，第7节）。如果鞋匠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从而所做的工作也比以前减少，那末，他一个月劳动的纯产品势必有所下降，除非通过采用双班制的办法，雇主和他的资本获得了两班工人的利润，或者可以缩减他的利润，所减之数等于全部减产额。最后的这个假设是和我们所知道的决定资本和营业能力的供给的那些原因相矛盾的。因此，帽匠的工资所购买的鞋不如以前多；而对其他各业也以此类推。

虽然资本的输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遭到许多困难，但是，资本家由于相当的企业理由和情感上的偏好，宁愿在国内投资。因此，使一个国家更宜于居住的那种生活程度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势必抵消导致资本输出的那种投资纯收益下降的趋势。相反地，用减产的反社会的策划来提高工资的做法，势必使一般富有的人不得不移往国外；特别是那些资本家阶级，他们的企业精神和甘于克服困难对劳动者阶级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坚持不渝的主动性，有助于国家的领导地位，而在促进那些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供给量的增加，从而，保持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能提高人们的实际工资。

工资的普遍上涨（不论是怎样造成的），如遍及全世界时，就不会使资本从一处移向他处，这也是真的。全世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主要通过生产的增加，有希望及时上涨；但部分原因也由于利率的下降，和大于维持甚至从最广泛意义上说的有效率的工作和文化所必要的那种收入的相对（如果不是绝对的话）减少。但是，提高工资的种种方法，即用减少而不是增进效率的手段以维持较高的安逸程度的方法，是违反社会利益的，也是近视的，从而会引起迅速的报复。大多数国家采取这些方法的机会也许绝少；如果几个国家采用了这些方法，则向提高生活程度和效率水平迈进的另一些国家，就会迅速把大部分资本和核心力量从采取那种卑鄙限制政策的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第六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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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讨论中，有必要坚持一般的推理；因为直接诉诸经验是困难的；而如果轻意引用经验，那只能导致错误。不论我们看的是工资及其改变以后不久的生产的统计，还是改变以后长期中的统计，突出的事实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些原因。

例如，假使工作时间的缩短是罢工胜利的结果，那末很可能，选定举行罢工的时机是工人在战略上处于优势的时机，是一般商情使他们有可能增加工资的时机，如果工作时间没有变动的话；因此，这种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多半比实际上更加有利。此外，有许多雇主曾订了合同而且必须履行合同，在短时间内他们对短工时比以前对长工时所出的工资可能还高。但这是骤然变动的结果，而且只是昙花一现。如上所述，这种变动的直接结果多半与后来的那些更加持久的结果相反。

相反地，如果人们过度疲累，而工作时间的缩短又不能使他们立即振作起来，则工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效率的提高与工资的增加，就不能立即显现出来。

此外，工时缩短后几年之内的生产和工资的统计，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国家的景气。特别是该业景气的变动，以及生产方法与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分出工时缩短的影响，像分出咆哮的海浪上掷一石子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同样困难的。①

①例如，当我们回顾澳大利亚采用八小时劳动日的历史时，我们发现，在金矿和黄金供应的繁荣方面，在牧场和毛价的起色方面，在向早开发国家借贷资本而用澳洲工人建筑铁路等方面，以及在移民和商业信用方面，都有巨大的波动。所有这些都是使澳大利亚工人状况改变的强大因素，以致掩盖了工作总时数从十小时（除用餐时间外为8又3/4净工作小时）减至八小时（净工作小时）的各种影响。澳大利亚的货币工资比劳动小时缩减以前要低得多；尽管货币购买力也许有所增加，从而，实际工资并没有下降，但是似乎无容置疑，澳大利亚劳工的实际工资较之英国，几乎没有劳动时间缩短以前那样高了。未曾证明的是，它们并不比没有发生变化以前低些。缩短劳动时间不久以后澳大利亚所经历的商业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连年的旱灾和任意扩展信用所造成的。但是一个辅助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对短工作时间的经济效率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从而在那些不宜于缩短劳动时间的工业里提前把它们缩短了。

因此，我们必须要明辩两个问题：是否某种原因有产生某种结果的趋势，和是否该原因必然产生该结果。开开水库的闸口有使水位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同时有较大的流量在另一端流入水库，则与开开闸口相随的是水位的上涨。同样，虽然工作时间的缩短，有使那些未曾充分开工而又无法实行双班制的行业减产的趋势，但是，它很可能伴随着由于财富和知识的普遍增进而来的生产增加。不过，在这种场合，不管而且也不是由于工时的缩短，工资会有所增加。

第七节 职工会的最初目的是在于提高工资，同时也在于使工人具有独立性，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这种尝试的成功证明他们的主要武器——共同章程——的重要性。但是严格执行该章程的条款往往造成虚假的劳动标准化并挫伤积极性和驱除资本，以及其他方面损害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

在现代英国，差不多所有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运动都是由工会指导的。对工会的目的和结果给予充分的商榷，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一般结社、工业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上面。但是关于工会政策同生活程度，工作和工资最有关的那一部分，在这里还必须加以说明。①

①拙著《经济学纲要》，第1卷中附有关于职工会的一个简要叙述，此书在其他方面是本书的一个提要。1893年劳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对职工会的目的和方法的阐述，是在雇主和具有特殊才能与经验的职工会领袖的合作下所提出的唯一可靠的根据。

职业上的变动不居，使一代某群工人的工资和工业政策对下一代该群工人的效率和生产所得的能力的影响，不论好坏，都模糊不清。②年青一代的培养费用的来源——家庭收入，现在很少来自一业。子从父业者，较不多见。强而有为者（任何职业的报酬有助于其性格的形成）多半到别处谋求较高的待遇，而弱而放荡者多半降于其下。因此，用经验证明任何职工会为提高会员的工资而作的努力，在提高借助于高工资而培养的这一代的生活程度和工作水平方面是否卓著成效这一问题，变得愈来愈加困难。但是某些显著的事实仍然十分突出。②比较以上第6篇，第3章，第7节，与第5章，第2节。

英国职工会的目的原在提高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程度。最初给它们以巨大刺激的是这一事实，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准许雇主结社以规定工资，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严禁工人结社，违者受罚。这种法律不仅使工资有所下降，而且使工人的意志力受到压抑。他的视线是如此有限，以致他完全纠缠在周围的琐事上，而对国家大事毫不关注，因此，除了和自己及其家庭与邻人直接有关的事情以外，他很少考虑任何世事。与其他同业工人结社的自由，势必扩大他的视线，使他思索较大的一些问题，它会提高他的社会责任感，虽然这种责任也许染有大量阶级利己的色彩。因此，早期为实现这一原则而进行的斗争，即凡雇主在自由结社中所能做的事，工人同样也可以做，既是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其实又是为取得与真正自尊和广大社会利益相符的生活条件而作的一种努力。

在这方面，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职工会组织曾使熟练的技工，甚至和许多种不熟练的工人有可能用大国外交中所常见的那种严肃、克制、庄重和先见来同他们的雇主进行谈判。它曾使他们一般地认识到：单纯进攻的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军事手段的运用主要是为保持有利的和平。

在英国的许多工业里，工资调整委员会顺利无阻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来避免在小事上浪费精力。如果一个工人认为雇主或工头对自己的工作或报酬的规定不公，而发生异议，即雇主首先要求职工会的书记仲裁，他的决定一般为雇主所接受，当然也必须为工人所认可。如果这种具体纠纷牵涉到调节委员会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个原则问题，则此事可以提交雇主联合会和职工会的书记开会讨论。如果他们达不成协议，则可以交给工资调节委员会处理，最后如果争论的利害关系至大，双方互不让步，则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罢工或雇主的停工而由双方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职工会在处理这种冲突中几代以来都起着模范作用，而这种冲突在方法上和一世纪以前的劳资冲突一般地有所不同，正如现代文明民族之间光明正大的战争和野蛮民族之间凶恶的游击战争有所区别一样。在国际劳工会议上，英国代表的那种克制、谦虚和目的的坚定，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所不及的。

但是职工会服务的这种光明磊落，给自己提出了相应的义务。所谓位高者从不轻率。它们不得不对那些夸大它们能用特殊伎俩（特别是当这种伎俩含有反社会的因素时）来提高工资的人存有戒心。的确，不受指责的运动是极其罕见的。差不多在各种伟大的事业中，总潜伏着一些破坏作用。不过这种弊害不应加以曲解，而应慎重检验，以收息事宁人之效。

第八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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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会借以取得它们按平等条件和雇主谈判的权力的主要手段是关于对某工种一小时工作或对某种计件工所应付的标准工资的“共同章程”。习惯和法庭对工资的那种相当无效的规定，虽然阻止了工人的闹事，但也保护他使不受极端的压迫。但当竞争成为自由竞争的时候，无组织的工人在同雇主议价时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甚至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雇主们一般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定，雇用劳工不得争相抬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单独一个厂往往能雇用几千工人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紧密而巨大的议价力量，而为小职工会所不及。

的确，雇主们在不争相抬价方面的协定和谅解并不是普遍的，而且也往往得到破坏或回避。的确，如追加工人的劳动纯产品大大超过他们所得的工资，则贪婪的雇主不顾同业的愤慨，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确，在先进的工业地区，这种竞争足以保证大量工人的工资不能长期大大停留在他们纯产品的等价之下。有必要在这里重提这一事实，即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是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纯产品：因为有些主张厉行章程的人曾确实认为，竞争有使有效率的工人的工资和无效率的工人（他的效率如此不高，以致雇主刚能雇用他）的纯产品相等的趋势。①

①职工会领袖在许多方面对社会福利所起的有益影响，往往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误解而受到损害。他们往往把韦伯夫妇那本极其重要而优秀的著作《工业的民主》当作自己的根据，但此书是有这种误解的。例如，韦伯夫妇说（第710页），“如我们在《经济学家的判断》一章中所知道的，现在从理论上论证的是，在‘完全竞争’和自由选择职业下，工资的一般水平只不过趋于边际劳动者（他处于不被雇用的边际！）的劳动纯产品而已”。又在第787页的脚注中他们把边际劳动者当作工业上的废物或乞丐时说，“如果在完全竞争下各类劳工的工资只不过趋于处在不被雇用边际的该类劳工中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的纯产品，那末，从竞争的劳动市场中，而不必从为自己的生产劳动中，把这些乞丐抽出来，通过提高边际工资劳动者的能力，似乎就会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

但事实上竞争并不起这样的作用。它并没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相等的趋势。它有使周工资和工人们的效率相适应的趋势。如果甲将从事的工作为乙的两倍，则是否增雇工人尚犹疑不定的那个雇主以四先令雇用甲和各从两先令雇用两个乙是同样有利的交易。决定工资的因素可以从从四先令雇用甲和以二先令雇用乙的那一边际场合同样清楚地看出来。①

①说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有使雇主情愿给甲支付二倍于乙之工资的趋势，其实是言不尽意的。因为一个有效率的工人将使同样的厂房、设备和监督所生产的为一个无效率的工人的两倍，他对雇主的价值就不只是两倍的工资，实际上他也许值三倍（见以上第6篇，第3章，第2节）。当然，雇主对较有效率的工人也许不敢按他的实际纯产品付给工资。惟恐有职工会支持的那些无效率的工人对他的利润率作过高的估计，从而要求增加工资。但是在这个场合下，当考虑值得他给效率较大的工人出多少工资时，引起雇主对效率较小的工人的纯产品的注意的那种原因，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由于误用章程而对自由竞争的抗拒。有些现代“分红”计划旨在大体上按有效率工人的纯产品的比例，也就是说按高于计件工资率的比例，来提高他们的工资；但职工会总是不赞成这些计划。

第九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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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职工会通过运用那种使工作和工资趋向真正标准化的章程，特别是当伴以尽量发展国家资源，从而增进国民收入的增长的真诚努力时，而既对自己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工资的任何上涨，或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它们用这些合理方法所能获得的就业，多半对社会福利有益，它多半不会挫伤企业心，不会使那些大政治家的步调失调，也不会使资本大量外流。

而运用趋向于错误标准化的章程时，情况却有所不同。它有使雇主对较无效率的工人和对较有效率的工人支付同等工资的趋势；或它阻止任何人担任他所能胜任的工作，理由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不属于他的范围之内。这样来运用章程显然是反社会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确比表面上看来也许有更坚强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往往由于职工会人员对他们所负责的组织上的技术完善的热忱而有所夸大，因此，那是这样一些理由，外界批评虽不表同情，对它们却也许有用。我们可以首先讨论一个现在意见分歧比较小的突出事例。

在职工会还不懂得充分自尊的时代，错误标准化的形式屡见不鲜。对使用先进生产方法和机器曾多方刁难；并且企图对一种工作按久已过时的方法完成时所用劳动的等价来规定它的标准工资。这又有维持有关工业特定部门中的工资的趋势；但这只有通过大大缩减生产的政策才能办到，这种政策如普遍成功，就会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减少全国按适当工资的一般就业量。杰出的职工会活动家由于禁止使用这种反社会的措施而对国家的贡献，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虽然某一开明工会部分地脱离它的高尚原则，引起了1897年工程业中的大纠纷，但是这种错误很快地得到克服，至少在其主要方面是如此。①

①在《工业的民主》（第2篇，第8章）中，有一段可供参考的反对机器的历史。其中有这样一个意见：即不要一般地反对机器的引用，而是不要为了和机器竞争而接受按旧方法劳动的较低工资。这是对青年人的金玉良言。但是它往往不能为成年人所接受：而如果政府的行政权力增加得比它们从私营企业所承担的那些新任务要快些，那末，它们对于解决那些由于方法改良而使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技术几乎无用时所引起的社会冲突，也许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此外，与错误标准化有关的，至今仍为许多职工会采用的一种办法是，坚持使一个不复能从事一整标准劳动日工作的年长工人取得全部标准工资。这种做法使该业的劳动供销稍受限制；而似乎对实行它的那些人有利。但是它不能长期限制人数：它对职工会福利基金的压力往往很大，因此，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一般也是鼠目寸光的。它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使年长的工人在无聊的闲散和不适于自己的那种艰苦劳动的勉强挣扎中任选其一，它是苛刻的，反社会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个更加可疑的事例。划定各群工人职能的界限是实行章程所必要的。每个城市技工应力求精通某部门的工作，自然对工业的进步有利。但是一个好的原则往往被实行得过火，而产生弊端，如果一个工人不准做他所从事的对他来说是相当容易的某一部分工作，借口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属于另一个部门。这种禁止在生产大批同类商品的厂中为害较小。因为在这些厂中有可能把生产任务安排得对许多不同工种的每种工人大致雇用一个整数，所谓整数是指其中没有在别处谋部分生计的各种工人。但是这种禁止对小雇主，特别是对那些居于在一二代内能导致有助于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伟大成就的阶梯的最低级的人的压力很大。即使在大厂中，这种禁止也增加了这样的机会，即当时很难为自己找到工作的人，将被送往别处谋职；从而，在短时期内扩大了失业队伍。这样看来，划定界限，如适可而止，对社会是一件好事，如为它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小心利益而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坏事。①①不妨指出，上面所说的那个工程师联合也是在类似工业部门间消除严密界限的共同行动的先导。

第十节 与货币购买力特别是商业信用的变动相联系的困难。

其次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更加微妙而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共同章程似乎失灵的问题。其所以失灵，并不是由于对它的运用粗暴，而是由于它所解决的任务要求它比现在或比所能拟定的在技术上要更加完善。问题的焦点在于标准工资是用货币来计算的。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前十年与后十年有所不同，并且年年都有急剧的波动，所以僵硬的货币标准不能成为真正的标准。使这种标准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这就是反对极端运用共同章程的一个理由，因为这将不得不使用如此僵硬而不完善的一个工具。

上述考虑之所以更加迫切，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短时期内使价格上涨并使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信用膨胀的过程中，职工会有要求增加标准货币工资的自然倾向。那时雇主们甚至对那些尚没有达到完全正常效率水平的工人也情愿支付很高的工资（用实际购买力计算很高，而用货币计算则更高）。这样，只具有二等效率的工人也获得很高的标准货币工资，实现了参加职工会的愿望。但是不久信用膨胀停止，继而出现了衰退，物价下落，货币购买力上升，劳动的实际价值下降，而它的货币价值降得更快。膨胀时期所形成的货币工资的高标准，现在高得甚至使那些充分有效率的人也不能提供适当的利润。而在效率水平以下的那些人更不值这种标准工资了。这种错误的标准化对该业有效率的成员并不纯粹是一种灾难，因为它有使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加的趋势，正如年长工人的被迫赋闲使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加一样。但是只有通过缩减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从而缩减它们的劳动需求，才能有这样的增加，职工会越坚持这种政策，国民收入所受的损害越大；而按适当工资的全国就业总量就越小。

如果各工业部门发奋建立几种劳动效率标准和相应的工资标准，一俟物价高涨的巨潮过去以后，就赶快降低适应这种暴涨的高额货币工资标准，则在长期内各部门都会获得较大的利益。这种调节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是如果对通过阻碍任何工业部门的生产而取得的高额工资势必增加其他部门的失业人数这一事实有普遍而明确的认识，则也许会很快获得这种调节。因为对失业唯一有效的药方就在于不断地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这样才能使信用建立在相当可靠的预料这个坚固基础上面；信用的任意膨胀（一切经济病症的主要原因）才可以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

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便加以论证。但是略需加以解释。穆勒说得好，“构成商品支付手段的东西仅仅是商品而已。各人用以购买他人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由他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构成的。一切卖主不可避免地都是买主（就此词的意义来说）。如果我们能把全国的生产力立即增加一倍，那末，我们就会使各个市场的商品供应增加一倍，但是同时我们会使购买力增加一倍。各个人的供给和需求都增加一倍，各个人所能买的东西增加一倍，因为各个人拿出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一倍”。

虽然人们有购买能力，但是他们也许不愿使用它。因为一旦破产动摇了信心之后，资本便不被用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公司。兴修铁路，无人问津，船只停航，新船定单绝迹。对掘凿机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需求，对建筑业和发动机制造业的工作的需求也不大。总之，在任何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中，工作很少。这些行业中的资本家和熟练工人所赚极少，从而购买其他行业的产品也极少。其他行业发觉它们的商品销路很小，生产减少；它们的收入减少，因此，它们的购买量也减少。对它们的商品的需求减少，使它们对其他行业的商品的需求也减少。商业恐慌弥漫全国，一业的恐慌使他业失常，而他业又对它起着反作用，并加深它的恐慌。

这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心。如果信心可以恢复，并用它的魔杖触动所有的工业，使它们继续它们的生产和它们对其他各业商品的需求，则这种灾难大都会立即消失。如果生产直接消费的各业同意继续开工，并像往常一样互相购买商品，那末，它们就会互相提供获得适当利润率和工资率的手段。生产固定资本的那些行业也许不得不等待较长的时间，但是当信心恢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资可投的那些人决定了如何投资的时候，它们也会获得雇用的。有信心就会使信心更足；信用增加了购买手段，从而物价有所回升。已开业者会获得适当的利润，新公司将要成立，旧企业将要扩大；不久甚至对那些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的工作也有适当的需求。关于重新全部开工并为自己的商品相互提供市场一事，各业当然是没有正式协定的。但是工业的复苏是通过各业信心的逐渐而往往是同时的增加来实现的；一俟商人们认为物价不会继续下降，工业就开始复苏，而随着工业的复苏，物价上涨。①

①引自穆勒的那段原文和其后的两段文字都是摘自1879年我和我的妻子所出版的《工业经济学》（第3篇，第1章，第4节）。它们指出大多数追随古典经济学家传统的那些人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持的态度。的确，在萧条时期，消费的瓦解是促成信用和生产继续瓦解的原因。但是救治的方法，并不是来自对消费的研究，像某些轻率的著作家所主张的那样。研究式样任意改变对就业的影响，无疑是有好处的。不过所需要的主要研究是对组织生产和信用的研究。经济学家们虽然在这方面没有成功，但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在于问题的极其暧昧和不断改变的形式，而不是在于他们对它的无比重要性有所忽视。经济学自始至终都是研究生产和消费的相互调节的，当讨论其中一种时，而另一种也决不会被遗忘。

第十一节 关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临时结论。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会降低许多技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的最低层需要加以特殊对待。但是提高非熟练劳动的工资的捷径，莫过于使各阶层人民的性格和才干受到如此完备的教育，以致一方面它大大减少那些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人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于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人对自然控制的主要源泉）的人的数量。而真正的高生活程度是不会达到的，除非人学会了善于利用空闲时间：这是剧烈的经济变革为害的许多迹象之一，如果这些变革超过了人类从长期自私自利和斗争中继承下来的那种性格的逐步转变。

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意义是使我们知道：现有的社会经济力量使财富的分配日趋完善；这些力量是经常起作用的，日益壮大的；它们的影响大多是积累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比乍看起来要更加微妙而复杂；考虑不周的巨大改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它特别提醒我们，政府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使这种占有是逐渐地稳步地实现的，像较负责的“集体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对社会繁荣的损害比初看起来要大得多。

从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发明的不断进步和费用浩大的生产设备的不断积累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得不想到，使我们驾驭自然的无数发明差不多都是由独立的工作者所创造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小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集体所有的几乎全部贵重生产设备，是用主要借自企业家和其他私人储蓄的资金购置的。集权政府在积累集体财富方面有时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也许可以指望，在将来先见和忍耐将成为大部分劳动阶级的共同财产。但是事实上，把进一步控制自然界所需要的资金的积累委托给一个纯粹的民主政府，也会引起巨大的风险。

因此，显然有很强烈的理由害怕，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除非在实行以前，全体人民已养成现在比较罕见的那种忠于社会福利的能力，会挫伤人类的积极性和阻碍经济的进步。虽然这个问题此刻不能加以讨论，但是它也许把私人和家庭生活关系中最美丽而和谐的东西毁其大半。这些就是使那些慎重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急剧改造是害多益少的主要理由。

此外，我们不得不想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虽有缺点，但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多。实际上英国有许多技工的家庭，美国这种家庭甚至更多（尽管在那里曾发现了巨大的宝藏），它们会因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而受到损失。因此，人民群众的境遇虽然通过废除一切不均而在短时间内自必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甚至暂时也决不会改善到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黄金时代给他们规定的水平。①

①几年以前，英国四千九百万人的年收入约在二十亿镑以上。许多重要的技工一年的收入约为二百镑。有为数很多的技工家庭，其中四口或五口之家，每人每周所得的收入为十八先令到四十先令。这些家庭的开支，如不比总收入被平均分配，从而每人每年获得四十镑时大些，至少也和它相等（1920年补写）。在这方面没有新的统计材料可以利用。但似可以肯定的是，工人阶级收入的增长速度至少和其他阶级相等。本章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在《经济改革的社会可能性》一文中（《经济学杂志》，1907年3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这种审慎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现时财富分配不均的默认。许多世纪以来，经济科学越来越相信，极端贫困伴随着巨大财富是没有实际必要的，从而，在伦理上是不对的。财富的不均，虽没有往往被指责的那样厉害，确是我们经济组织的一个严重缺点。通过不会伤害人们的主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的那种方法而能减少这种不均，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虽然算术提醒我们，把一切所得提高到超过特别富有的技工家庭业已达到的那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到该水平的应加以提高，甚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该水平以上的所得，自然是合算的。

第十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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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在体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赚一整日工资的“社会残渣”（它的人数很多，虽然现在有不断减少的征兆），需要采取迅速措施。这个阶层，除了那些绝对“不能就业的”人以外，也许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人。但那是一个需要特殊处理的阶层。经济自由制度对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说，不论从道德或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许是最理想的制度。但是那些社会残渣却不能善于利用这种制度。如果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教育儿童，则盎格罗撒克逊的自由通过他们势必贻害后代。把他们置于像德国所流行的那种家长制纪律之下，对他们有利，而对国家更有利。①

①开始时对无依无靠者要加以救济，救济的范围要广，同时要有教育意义。分别上的困难势必加以正视，在正视这种困难时，中央和地方当局要获得大量情报，而这种情报是为指导，在极端场合下是为管理那些弱者，特别是其弱点造成对下一代严重危险的那些人所需要的。年长的人可以就其经济和个人的所好方面加以帮助。但是在那些抚养幼年儿童的人的场合下，就需要大量社会基金的开支，需要使个人的自由严格地服从社会的需要。消灭社会残渣头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是，坚持正常上学，儿童们的衣服应当整洁，身体干净，吃得饱。如做不到这些，父母们就应当受到警告和批评：封家或限制父母的某些自由，以作为最后的手段。这种费用为数至巨，但是再没有比这种巨额开支更加迫切的了。它会消除感染全民的那个大毒瘤。一旦消除之后，过去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就可以腾出来用在那些有益而较不迫切的社会事业上。

要解决的祸害是如此紧急，以致迫切地需要一种反祸害的有力措施。这样一个建议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即：政府当局给男工和女工都规定一种最低工资，在这种工资以下，他或她都可以拒绝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则它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会欣然接受，而不顾它会引起某些副作用，和在某些毫无理由的场合下把它用作要求严格的虚拟工资标准的手段。虽然最低工资计划的细节，最近，尤其是近二、三年以来，曾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它的基本困难似乎还没有得到正视。除了澳大利西亚的经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在那里，每个居民都是大地产的部分所有者，近年来，有许多年青力壮的男男女女都移居到那里。而这种经验对我国人民来说也用处不大，因为他们的活力曾为过去的济贫法和谷物条例所伤，为工厂制度（当不理解它的危险时）的滥用所害。任何实用可行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对那些赚不到最低工资，从而不得不请求国家补助的人的人数统计上面；特别要查明其中有多少人大体上可以维持生活，如果可能听其工作并在许多场合下以家庭而不以个人来调节最低工资的话。①

①最后这点似乎为人所忽略，主要是由于对“寄生性工作”的性质及其对工资的影响作了错误的分析。家庭就地理上的迁移而论大体上是一个单位。因此，在钢铁工业或其他重工业林立的地区，男人的工资较高，妇女和儿童的工资较低，而在某些别的地区，父亲的所得不及全家货币收入的一半，男人的工资较低。这种自然调节对社会是有益的；国家关于男人和妇女的最低工资（他们或她们不是忽视它，就是反对它）的严格规定，势必遭到反对。

第十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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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那些身心相当健康的工人，大致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适宜于低级熟练劳动，而不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又不能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行动迅速自如的，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一世纪以前在英国进行同样的估计，则比例会截然不同。除普通的农业工作外，不适宜于任何熟练劳动的，也许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或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也许还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为那时并不把人民教育当作国家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一种经济。如果这是唯一的变动，那末，非熟练劳动的迫切需求势必迫使雇主对它支付几乎和对熟练劳动一样的工资。熟练劳动的工资会略有下降，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会上升，直至这两种工资大致相等为止。

尽管如此，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涨得比任何其他劳动的工资，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资还要快些。如果完全非熟练劳动的工作没有被自动机器和其他机器代替得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作还要快，那末，这种工资平均化运动也许会进行得更快些。因此，现在完全不需要技术的工作比以前要少些。的确，有几种历来属于熟练技工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技巧不及以前那样高，而相反地，所谓“非熟练”工人现在往往所须操纵的工具是这样的精巧昂贵，以致不便为一世纪以前的英国普通工人或现在某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所应用。

这样看来，机械进步是各种劳动报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严重的控诉，其实不然。如果机械进步慢得多，即非熟练劳动的实际工资比现在要低些，而不会高些。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如此大的限制，以致甚至熟练工人也不得不对一小时工作的所得还不及伦敦瓦工六便士的实际购买力而感到满足，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当然还会更低一些。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倘生活上的幸福取决于物质条件，则收入足以提供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时，可以说是幸福开始之日。此后，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将增加大约等量的幸福，不论收入何似。这种粗浅的假设导致这一结论：贫苦阶级中实际工人的工资（比方说）增加四分之一，对总幸福的增益，比其他阶级中相同人数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要大些。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阻止了绝对的痛苦，消除了堕落的积极因素，并通向幸福之路，而这是收入的其他比例增加所不及的。从这点来看，贫苦阶级从机械和其他方面的经济进步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比他们的工资统计数字所代表的要大些。但是力求用这样低的成本来进一步增加福利仍是社会的当务之急。①

①见以上第3篇，第6章，第6节；与数学附录中注8；并参阅卡弗教授在1908年《经济学季刊》上所发表的《机器与工人》一文。

可见，我们必须力求使机械的进步大力向前发展，并减少不能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的劳动供给，以便使全国的平均收入增加得甚至比过去还要快些，使每个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份额增加得更快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向近几年来的那种方向迈进，但须更加努力。教育必须更加普及。学校教师必须懂得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因为几先令买来的报刊上的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就容纳不了。他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个性、能力和才干；因此甚至那些轻率的父母们的子女也有机会被培养成下一代的审慎的父母。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大量使用公款，而这种公款必须用来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场所，以供工人阶级住宅区的儿童作有益的游戏。①

①在附录七的第8、9节中认为，工人阶级的，特别是他们儿童的健康，首先有权利利用对城市土地因人口集中而造成的特殊价值所征的税。

这样看来，国家似乎需要对贫苦的工人阶级本身无法举办的那种福利要大力资助，同时要坚持室内必须清洁，适于日后成为强壮而有责任感的公民居住之用。每人应有若干立方呎空气的强迫标准必须加以稳步提高，这和不准建造房前房后没有适当空地的高楼的规定结合起来，将加速工人阶级从大城市的中心市区移向可能有较空旷场所的那些地方。同时国家对医药卫生的补助和管理将在另一方面减轻贫苦阶级的儿童迄今所受的压迫。

非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培养得能够赚取熟练劳动的工资；而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用同样的方法培养得能够担任更加负责的工作。挤入中下阶级，对他们不但不利，而确实有害。因为，如所指出的，只会书写和记帐实际上属于比熟练手工劳动还要低一级的劳动，它过去之所以高于熟练手工劳动，只是由于普及教育曾被忽视。

任何一级的儿童挤入高于他们的那一级，对社会往往既有利，而又有害。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最贫困的阶级的存在确是一种罪恶，促进该阶级人数增加的事，不应当做，而应当帮助不幸生而为该阶级的那些儿童来摆脱这个阶级。

在上层技工中有广阔的天地；而在上层中产阶级中对后进者也有广阔的天地。正是由于这个阶级的卓越人物的创造和智慧，才出现了大多数的发明和改良，而这些发明和改良使今天的工人有可能拥有几代以前最富的人也不常有的那些安逸品和奢侈品。没有它们，英国甚至不能给她现在的人口提供充分的普通食物。如任何一个阶级的子女厕身于那些从事新发明并把这种发明应用在实际建设上的一小群人之中，那确是一种纯粹的巨大收获。他们的利益有时很大，但是他们为世界赚得的也许比为自己多一百倍以上。

的确，许多巨大的财富是由投机，而不是由真正建设性的劳动得来的。这种投机大多是和反社会的策略，甚至和对一般投资者所凭恃的那些消息的蒙蔽分不开的。补救的方法不易，也许永不会完善。用简单的法令来控制投机的那种草率的作法，结果不是无效，就是有害。但这是经济研究的那种日益壮大的力量有希望在本世纪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问题之一。

在许多其他方面，祸害可以通过对社会在经济上的慷慨捐输的广泛认识而有所减轻。富人对社会福利的热心，可以大大有助于收税人尽量利用富人的资金来为穷人谋福利，并可以消除贫困之害。

第十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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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讨论了财富的不均和贫苦阶级的微薄收入，特别提到了它们使人不能满足需要和阻碍自然发育的种种影响。但是这里如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不得不提请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正确地使用一个家庭的收入和利用它所拥有的机会的那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财富，是各阶级极其罕见的一种财富。甚至英国各劳动阶级每年用得不当钱约有一亿镑，其他阶级约有四亿镑。虽然缩短劳动时间在许多场合下的确会减少国民收入，降低工资；但是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也许更加理想，如果所引起的物质收入的损失可以全由各阶级抛弃那种最无谓的消费方法来补偿，如果他们能学会善于利用自己的闲暇。

但遗憾的是，人性的改善很慢，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在学会善于利用闲暇这方面慢了。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里，懂得善于工作的人比懂得善于利用闲暇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有利用闲暇的自由，人们才能学会善于利用闲暇。没有一个缺乏闲暇的体力劳动者阶级，能够具有高度的自尊并成为完全的公民。在使人精力疲竭而无教育意义的工作之后，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个场合，像在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正是青年人的能力和才干对于道德家和经济学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给青年人提供发展其所长并使其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各种机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长期免于机械劳动的自由；和有上学与进行各种有助于个性发展的游戏的充分时间。

即使我们只考虑到那些因生活在父母都过着不幸生活的家庭而使青年所受的损害，对他们加以适当的体恤对社会也会是有利的。能干的工人和优秀的公民多半不是来自那些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或父亲不到半夜不回家的家庭。因此，社会即使与限制那些守矿车者和工作本身并不繁重的其他人员的过长的值班时间，一般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第十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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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使各种不同工业技巧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的困难时，曾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这种适应不会完全准确，因为工业方法的变动很快，而工人的技巧在他掌握以后还要用四十年，甚或五十年。①上述困难的关键多半在于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如果我们的股份公司、铁路或运河的组织有缺点，我们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纠正过来。但是在几世纪以来的战争、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用一代的时间也是不能大大加以改变的。①参阅第6篇，第5章，第1、2节。

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们曾给他们的想像所便于虚构的那种制度下的生活描绘了美丽的图景。但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像，其所以不负责任，就在于它从这一虚伪的假设出发，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纪内，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末，即使在现存私有财产制度下，经济上的慷慨捐输也会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源于人类天性的那种私有财产就成为无害的了，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提防那种夸大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并忽视以往更严重的类似灾难的诱惑；尽管某些夸张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我们和其他的人更加坚决地要求立即消除现有的这种灾难。但蒙蔽正义事业的真相和蒙蔽利己勾当的真相同样有害，而往往更加愚蠢。悲观主义者对我们时代的描绘，再加上对过去幸福的那种浪漫的夸张，必然有助于抛弃那些工作虽缓但是踏实的进步方法，有助于轻率地采纳许下更大诺言的其他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像江湖医生的烈性药一样，在立见微效的同时，却播下了长期到处腐烂的种子。这种不耐的虚伪为害之大仅次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麻痹，即在我们现代资源和知识的条件下，对不断毁坏无数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处之泰然，并以我们时代的灾难总不及过去这种感想来安慰我们。

现在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这部分研究。我们所得到的实际结论很少，因为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以前，一般有必要来考察它的经济全貌，更不用说它那伦理方面和其他方面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经济问题多少直接地取决于信用，对外贸易和垄断组织的现代发展的错综作用和反作用。但是我们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在某些方面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困难的问题，懂得它们就可以研究其他问题了。

◆ 附录

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

第一节 在首先发生于温带的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因素的作用极其强烈。

第一篇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指出了附录一与附录二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两个附录的导论。

虽然历史上主要事件的近因，可以用各个人的行为去说明，但是，使这些事件成为可能的大多数条件是来自传统制度、种族的气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种族的气质主要是在悠久的岁月中由个人的行为和物质原因所形成的。强大的种族，不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往往出自体质强壮，性格慓悍的祖先。使一个种族在平时和战时都强盛的那些因素，往往是由于少数大思想家的智慧，他们用道德上的戒律，也许用无形的影响，解释了并发展了它的习俗和制度。但是，如果气候对人的体质不利，则这些东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自然的恩赐，它的土地、河流和气候决定着种族所事的性质，从而，给予社会政治制度以一定的特征。

当人尚处于野蛮时期，这些区别并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关于野蛮人部落的习惯虽然知道的很少，也不可靠，但就我们所知道的也足以肯定，这些习惯在许多不同的细节中却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不论他们的气候和他们的祖先如何，我们发觉野蛮人是在习惯和冲动的统治下生活的；从不为自己开辟新途径；从不为遥远的未来打算，甚至也很少为最近的将来预作准备；尽管他们受着习惯的支配，但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往往变化无常；有时也准备进行最艰巨的努力，但不能长期坚持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避免繁重的任务；而那些不可避免的工作是由妇女的强迫劳动来做的。

正是当我们从野蛮人的生活转向早期文明时才使我们不得不注意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早期的历史贫乏，很少告诉我们指引和操纵民族进步的进程，以及加速和阻碍它的那些特殊事件和个性坚强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阶段上人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是薄弱的，没有它的慷慨赐与，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自然在地球面上划出少数几个地方，特别适于人最初从野蛮状态分离出来；而文化和工艺的萌发正是由这些得天独厚地区的物质条件所培育出来的。①

①关于自然环境直接或间接通过决定主要职业的性质而对种族性格所起的影响，参阅克尼斯：《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布克耳：《文明史》，并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孟德斯鸠：《法的精神》。

除非人的劳动除提供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绰绰有余，甚至最简单的文明也是不可能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某些剩余，是维持那种进步借以发生的脑力劳动所必要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产生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在那里，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很少，而自然甚至对最粗陋的耕作也提供了丰厚的报酬。它们往往聚集在大河的两岸，河灌溉了土地，并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统治者一般都是新近从遥远的异乡或附近的山区之比较寒冷的气候中来的。因为温和的气候有损于人的精力；而使他们有可能进行统治的那种力量，差不多都是由他们故乡比较温和的气候中来的。的确他们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在他们新迁来的地方保存了好几代，同时靠被征服民族的剩余劳动生产物过着奢侈的生活；并把自己的才能多用于统治者、战士和牧师的工作上。最初他们是愚昧无知，但很快学会了他们应该向臣民学的一切东西，而且超过了他们。但是，在文明的这个阶段上，文化人只限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劳苦大众中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此中原因是，作育早期文明的那种气候也必然使它衰落。①在较寒冷的气候中，自然提供了一种使人精神焕发的气氛；虽然人们最初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随着他们知识的增进和财富的增加，人们是能够丰衣足食的；在后一阶段，人们给自己建造了宽大而坚固的房屋，而这些房屋是在天气严寒使几乎一切家务和社交活动都需要有房屋庇护的那些地区的文化生活所最必需的。但是，生命充沛所必要的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气氛，如自然不加施舍，②是完全无法得到的。尽管在热带的阳光下可以看见进行艰苦体力劳动的工人，尽管手工业者卓具匠心，尽管圣人、政治家和银行家机警而伶俐，但气候酷热使艰苦持续的体力劳动和高度文化活动不相容。在气候和奢侈的共同影响下，统治阶级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元气；他们中间能成大事的也愈来愈少。最后，他们被那多半来自较寒冷气候的强大民族所推翻。有时候他们形成一个前此为他们所统治的人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但更常见的是，他们湮没在那无精打采的人民大众之中。

①孟德斯鸠耸人动听地说（第14篇，第2章），寒冷气候所造成的体力上的优越也产生了其他的影响，其中有“优越感较大（亦即报复之心较小）和较为重视安全（亦即坦白有余，而怀疑、权谋与欺诈不足）”这些美德对经济上的进步显然是有帮助的。

②如果F．高尔顿的这种想法证明是对的，即一个热带国家中的少数统治民族，例如印度的英国人，通过大量使用人造冰或冷气而能使他们的体力保持许多代而不变，则这点也许必须略加修正，但只是一点而已。

这样的文明往往有许多是哲学史家感到兴趣的东西。它的全部生活几乎无意识地浸透了少数的简单思想，这些思想交织得十分和谐，像东方地毯那样美丽动人。从民族、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诗歌的共同影响以及战争和坚强个性的共同影响中说明这些思想的根源，一定有许多可学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许多方面经济学家都可以借鉴；但是，它不能直接阐明经济学家所专门研究的那些动机。因为在这样的文明中，最有能力的人都轻视劳动；没有那种热气腾腾的自由工人，也没有那种冒险的资本家，被人卑视的劳动是由习惯所调节的，甚至把习惯看成是免受暴虐无理的唯一护身符。

绝大部分的习惯无疑只是压迫和迫害的具体形式。但只具有摧残弱者的作用的那套习惯，寿命是不长的。因为强者靠着弱者过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强者是无力自持的；如果他们所组织的社会活动使弱者负担过重，无以复加，从而，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因此，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些习惯，总是含有保护弱者免于遭受随意损害的规定的。①①参阅白哲特：《物理学与政治学》；以及斯宾塞和梅因的著作。

实际上，当经营的事业很小，没有有效竞争的余地时，习惯不仅是防御比他们强的那些人所必要，而且甚至是防御他们同行邻里所必要的一面挡箭牌。如果乡村的铁匠除了本村就无法出售自己的犁头，而如果那个村子除了向他就无法买到犁头，那末，由习惯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对大家都是有利的。这样，习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进步的初期，没有什么东西有使那种原始习惯破坏的趋势，而这种原始习惯是把革新者视作异端或敌人的。这样，经济原因的影响就被抛到幕后，那里它们是在确实而缓慢地起着作用。它们用了几世纪而不是几年才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作用微妙得往往为人所忽略，除了那些通过对现代类似原因的更加显著而迅速的作用进行观察，从而知道在何处寻找它们的人以外，它们几乎是不易为人所察觉的。②

②例如，如分析所指的是在长期内给予铁匠的报酬（其中包括他的各种特权和犒赏）约等于对他那从事难易相同的工作的邻人的报酬，或换言之，如分析所指的是我们在自由经营，交通便利和有效竞争的制度下所说的正常报酬率，那末，就会发现习惯依以规定犁价的“适度水平”。如果环境的改变使对铁匠的报酬（包括各种间接的利益在内）小于或大于此数，则习惯的内容总会开始变动，而这种变动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同时一般也不改变形式，它将使报酬重新回到这种水平。

第二节 所有权的分割加强习惯势力并抵抗各种变革。

早期文明中的这种习惯势力，既是个人财产权限制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就一切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来说，个人的权利一般是从家族和家庭（从这个词的狭义来说）的那些权利中来的，并且受着它们的约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们。家族的权利同样服从村社的权利；而村社，根据传说（如果不是事实的话）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和发展了的家庭罢了。

的确，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极力想摆脱人们中间所流行的常规的人也许极少。尽管各个人对他们的财产的权利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们也许不愿把自己置于他们那敌视革新的邻人的愤怒之下，也不愿受到那种针对任何自诩为比自己祖宗高明的人而发的嘲笑。但是，比较胆大的人也许会想到许多小的改变；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行试验，则那些改变也许会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变得足以使习惯上的规定难以分辩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视作唯一的长辈和家产的经管人时，稍微离开祖先的陈规陋俗，就会遭到那些有权顾问一切琐事的人的反对。

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内家家都有固定使用的耕地，但是，许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人人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轮休时，它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经常重新分配。①因此，村社显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许妨碍他们集体耕作的计划；也许最后破坏土地的价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们遭受损失。因此，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规定，它把各个农户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致甚至在最细小的工作上他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和抉择。①这也许是阻滞人类自由经营精神的发展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妨指出，财产的集体所有制是同弥漫在许多东方宗教中的那种无为主义相调和的；它在印度人中间的长期保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经卷中所宣扬的那种静寂主义。

①我们现在的确知道日耳曼人的马克制度远不及某些历史家所想像的那样普及。但是在马克制度完备的地方，一小部分，即住用马克，被长期地划分出来，以供居住之用，各家永久保有它在住用马克上的份额。第二部分，即耕用马克，分为三大块田地，在其中的每块田地上各家一般都有几条零散的田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两块，有一块休耕。第三部分，也是最大的一部分用作全村的公用草地，耕用马克上的休耕地也是如此。在某些场合下，耕用马克时时变作草地，而用于新耕用马克的土地是削自公共马克的，这就引起了重新分配。各家对它的土地的处理，好坏都影响村社的全体成员。①参阅阿格尔大公：《看不见的社会基础》，第9章，关于共耕制的叙述。

人们对习惯加于价格、工资和地租的影响也许作了过高的估计，而对它加于生产形式和一般社会经济布署的影响也许又作了过低的估计。在一种场合下，这些影响是明显的，但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它们是不明显的，但是累积性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某种原因的结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很小的，但如不断地向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则它们比乍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论早期文明中习惯的影响有多么大，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充满了进取精神，他们对我们认为很有趣味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社会方面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节 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力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但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专门属于奴隶的事情。

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它的平原因受灌溉之利，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因为在不缺乏热度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是和它的温度成正比例而变化。大河也提供了有利于简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交通上的便利，且不妨碍借以维持中央政府暴力的大军的调动。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往来所创造的条件方面，以及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识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主要从事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

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他们的自由生活中，就有待于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了。他们在小亚细亚、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在向他们起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经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而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不是被传统习惯的重负所压服，而是用来建立新的殖民地和自由地创造新的观念。

他们的气候使他们无须进行艰巨的劳动；他们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工作交给奴隶来做，而使自己浸于沉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费无几；他们那晴朗而温暖的天空，使他们惯于室外生活，从而，使社交和政治活动便于进行，且不费钱。而地中海的凉风使他们的体力这样振作，以致他们许多世纪都没有丧失他们从北欧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和创造性的思维，热中于政治生活，和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是空前绝后的。①①参阅纽门和帕迟：《希腊的自然地理》，第1章；格罗特：《希腊史》，第2篇，第1章。

在许多方面，希腊人比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概念；他们把奴隶制度看作是天定的，他们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们对我们时代认为有莫大兴趣的那些经济问题，不是知之甚少，就是一窍不通。①

①见本书上卷第26页。例如，甚至柏拉图也说：“鞋匠和铁匠都不是天生的；这些职业使从事它们的那些人堕落；可怜的佣工正是由于他们的身份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法律》，第12章）。亚里士多德接着说：“在政治上轨道的国家里，公民们决不应该操机械业或商业，因为这种生活是不高尚的，有害于德行的。”（《政治学》，第7章，第9节；并参阅第3章，第5节）。这两段代表了希腊人关于商业的基本思想。但因古代希腊不劳而获的财富极少，所以许多希腊的大思想家也不得不从事一些商业。

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极度压迫。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都使他们易于获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甚至他们的奴隶也有学文化的大量机会。不如此，就无所谓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也就无须加以严重地考虑了。希腊人的卓越思想，使它成为后代许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试金石。古代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不耐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企业上的操劳和琐务感到的那种不耐烦。

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完成目的的坚毅热忱；而任何民族如无勤劳锻炼就不能把它保持许多世纪。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不懂得好好运用他们的自由；他们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领会力很强，也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企业心的要素，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温暖宜人的气候逐渐地使他们体质的力量松弛；他们对来自艰苦工作中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等闲视之，而最后却沉沦于无聊的琐事之中。

第四节 罗马与现代的经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的；但是斯多噶学派和晚期罗马法学家的世界经验对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

文明向西再扩展，就到达它的下一个中心罗马。罗马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尽可能把工作交给奴隶来做。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罗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和雅典人生活中的那种充沛有力以及和他们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发挥自己特长的那种儿时的喜悦不同，罗马人表现了坚强的意志，铁一般的决心，并具有全面发展的人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的目的。①

①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性格之间的根本对立作了明确的阐述。“讲到生活在自由的第一个真正形态中的希腊人，我们不妨说，他们并没有良心；为祖国而生活、无须作进一步的分析和反省的那种习惯，是他们的主要原则。……主观性使希腊世界陷入灭亡之中”；而希腊人的和谐的诗意给“罗马人那种淡泊的生活”开辟了道路，它充满了主观性和“对一定志愿的深思熟虑。”罗雪尔在其所著《德国国民经济学史》（第188节）中对黑格尔对历史经济学所作的间接贡献备加赞扬，虽然这种赞扬是有分寸的。参阅蒙森：《历史》中关于宗教的那几章，这几章似乎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并参阅考奇：《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第1篇。

完全摆脱了习惯的约束，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既强且勇，目的坚定，富于机智，行动有序，判断明确；从而，他们虽酷嗜战争和政治，但经常运用企业上所用的各种才能。

联合结社的原则也不是未起作用的。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发达。希腊人从东方所学到的那些企业上的协作方法和用奴隶在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一经输入罗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罗马人的才能和性格特别宜于经营合资的事业；比较少数的富人，不用中产阶级，而辅以奴隶和获得自由的人，就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量的海陆贸易。他们使资本成为可憎的东西；但他们却使它具有威力和效率；他们大力发展了借贷工具；部分原因是由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和罗马语言的普及，在某些重要方面，罗马帝国时代文明世界中的商业和往来，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自由。

如果我们追忆罗马是怎样大的一个财富中心；罗马人的财产怎样大得可怕（他们只是近来才被超过），而罗马的军民机构和维持它们所需要的给养以及运输机构又是怎样的庞大，则我们就不会奇怪，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发现罗马的经济问题和我们当代的经济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但这种共同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它只涉及形式，而没有涉及国民生活的真正的精神。它没有涉及对普通人民生命价值的承认，而这点在我们时代却给予经济科学以莫大的兴趣。①

①参阅前述第1章，第2节。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一般锐敏而稳健的罗雪尔的影响。他特定喜欢指出古代和现代问题上的相同点；虽然他也指出了其间的差异，但是他的著作的一般影响有使人误解的趋势（克尼斯对他的立场有适当的批判，参阅《从历史观点来看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第2版，第391页）。

在古代罗马，工商业，缺乏它们在现代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她的输入品是用武力得来的；而不是用像威尼斯、佛罗伦萨或布鲁日的市民引以为荣的那些熟练劳动的产品换来的。创办工业和设立交通，唯一的目的在于获利；而商业生活风气因官方的卑视而有所败坏，这种卑视表现在元老院除对土地以外的各种商业形式所加与的“法律的和实际有效的限制”②上。骑士团在包揽租税，劫掠各省，以及后来在取得皇帝的宠爱中大发横财，他们缺乏一种缔造一个伟大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正直精神；最后，私人企业因国运日衰而受到挫折。①

②弗里德兰德：《罗马民俗史》，第225页。蒙森（《历史》，第4篇，第11章）甚至这样说：“讲到贸易和工业，除了意大利民族在这方面仍像野蛮时期那样不活动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罗马私人经济的唯一异彩是货币交易和商业。”凯恩斯的《奴隶强国》中有许多段落读起来宛如蒙森《历史》的现代翻版。甚至在城市里，贫苦的罗马自由人的命运也类似于美国南部蓄奴诸州中的“无产的白种人”，“意大利的庄园”；但它们是一些像美国南部诸州的农场，而不像英国的农场。关于罗马自由劳工的软弱，参阅李卜诺的《罗马工会史》。

①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希穆勒关于古代贸易公司的简练而生动的叙述中有所描述。在指出其全体成员都属于一个家族的商业团体如何在原始民族中也可以得到发展以后，他认为（《立法年鉴》，第16则，第740—742页），现代类型的商业组合形式，除非它拥有像税吏团所拥有的那些额外的特权或利益，在像罗马所处的那种环境中，是无法长期存在的。我们现代人能把许多人纠集起来，在“共同目标下”一道工作，而古代人却不能，此中原因不外是“现在比那时的文化道德水平高些，通过社会同情把人们在商业上的自私自利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大些。”参阅德鲁姆：《罗马的钱商》；W．A．布郎在《政治科学季刊》（第2期）上所发表的《四世纪时国家对工业的管理》一文；布郎基：《政治经济学史》，第5、6章；英格拉姆：《政治经济学史》，第2章。

虽然罗马人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很少有直接的贡献，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他们却因奠定现代法学的基础而对经济学间接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罗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斯多噶派；罗马斯多噶派的巨子大多出身于东方。他们的哲学移植在罗马以后，发挥了实际威力，而毫没减少它的情感强度；尽管它在节欲上持严厉态度，它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见解却有许多类似之处；罗马帝国的大法律家多数都信仰这种哲学，从而，影响了后来的罗马法，通过它又影响了所有现代欧洲的法律。罗马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权利消灭氏族和部落的权利，在罗马比在希腊要早些。但是，许多亚利安人关于财产的原始思想习惯甚至在罗马也残存了很长的时间。家长对其成员的权力虽很大，而他所支配的财产在很长时间内是被认为把他看作家庭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人而委托给他的。但是，当罗马变成帝国之后，罗马的法律家就一跃而为许多国家的法权的最后解释者。而在斯多噶派的影响下，他们致力于自然根本大法的发现，而这种法他们认为是隐藏在各种具体的法典之中。这种和偶然的司法因素相区别的对普遍的东西的追求，使公共持有权（除了当地习惯再没有别的理由）就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很快地消失了。因此，后来的罗马法，逐渐而稳步地扩大了契约的范围；使它更加精确，伸缩性更大，力量也更强；最后，几乎一切社会事务都置于它的支配范围之内；个人的财产划分得十分清楚，他可以任意处理他的财产。现代法律家从斯多噶的各种高尚品质中继承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从它的严厉的自决中他们获得了明确规定个人财产权的趋势。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特别是斯多噶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个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许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则是公平合理的。

斯多噶派从东方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本身也多少含有东方无为主义的气息。斯多噶主义者虽然积极行善，但以脱俗为荣。他也分享人生之苦，因为责任使然，但他从不与之妥协。他的生活凄惨而严肃，深觉生活本身的失败而受到压抑。如黑格尔所说，这种内在的矛盾，除非把德性当作只能用否定自我而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消失的；从而，追求这种目的，就安于一切社会工作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失败。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为这种巨大的变动铺平了道路。但是，直到基督教因日耳曼民族的爱戴而盛行时，世人并不轻易充分接受它的精神。甚至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基督教的发展也是很慢的。而在罗马灭亡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中西欧处于混乱状态。

第五节 条顿族不善于向他们所征服的民族学习。撒拉逊人高举学术火炬。

条顿人虽然刚勇强悍，但很难使自己摆脱愚昧无知和习惯的束缚。给他以特殊力量的那种热诚和孝心多使他过分重视他那家庭和部落的制度和习惯。①没有其他强大的征服民族像条顿族那样不善于从他们所征服的文化较高的弱小民族中接受新思想的了。他们以蛮勇而自豪；多不喜欢知识和艺术。但学术只能暂时停留在地中海的东岸；直到从南方来的另一个征服民族才使它重新发展起来。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部）在谈到日耳曼人的精力，自由的精神，绝对的自决力和热诚以后，又接着说“忠诚是日耳曼人的第二个口号，就像自由是他们的第一个口号一样”，这样，他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

撒拉逊人热切地学习了他们向被征服民族所应学的最好的东西。他们提倡科学和艺术，在基督教世界对学术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却高举着学术的火炬；这点我们总该是铭诸于心的。但他们的道义性并不像条顿人那样充沛。温暖的气候和他们宗教上的好色使他们的体力迅速减退；他们对现代文明问题所起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②②德莱柏在《欧洲的文化发展》第13章中对他们的贡献歌颂备至。

条顿人的开化，进展得较慢，但较稳健。他们把文明传播到北方，那里坚忍不拔的工作和各种健壮的文化形式的逐渐成长是相并而行的。他们又把文明向西传播而及于大西洋。很早以前就离开大河流域而到达内海沿岸的文明，最后要横渡大洋了。

但是，这种变迁是慢慢地实现的。新时代中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第一点是，因罗马大一统局面而终止了的城市和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重新出现了，罗马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城市是它的大本营，而广大的国土却是它力量的源泉。

第六节 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

。

还在几年以前，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存在于城市或很小的国土上。政府必然操于少数人之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级，而把劳动者看作是下等阶级。因此，即使劳动者在被容许管理他们自己的当地事务时，也往往缺乏勇气、自信和考虑，而这些都是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妨害了工业自由；他们禁止人们自由移动，并征课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级中那些名义上自由的人，也受到掠夺，方法是在各种借口下任意罚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和公开劫掠。这些负担主要恰恰落在比他们的邻人更加勤俭节约的那些人的肩上。这些人中间，如果乡村得以解放，经营上的进取精神势必逐渐提高，以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束缚。

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工业阶级的力量寄寓于他们的人数；即使当他们不能完全制胜时，他们也不能像他们乡村的那些同行被看作仿佛和统治者属于不同阶级的人那样。在佛罗伦藏和布鲁日，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可以听到，有时的确听到政府领导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计划和提出这些计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讨论当时的社会工业问题，彼此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作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在电报、铁路和廉价印刷机的发明以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的。

借助于电报、铁路和印刷机，国民早晨可以知道政府领导人昨日晚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而在翌日以前，全国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知了。借助于它们，各大职工会的理事会能够以很少的费用把一个困难问题交给全国各地的会员来讨论，并且在几天以内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即使一个大国现在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是，直到现在所谓"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经常到政府的中心或至少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加管理。虽然有一个大得多的人数，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足以知道他们的意志实现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他们在全国人口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代议制只是新近的产物。

第七节 续前

。

中世纪城市兴亡的历史，是进步浪潮相继起伏的历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起源于工商业，因而并不藐视工商业。虽然较富有的市民有时能建立一个不准工人参加的限制性政府，但是，他们很难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大多数居民经常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自己给自己决定本城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同时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们组织成行会，从而，加强他们的团结并养成自治习惯；虽然行会往往具有排外性，它们的章程最后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这种腐蚀影响出现以前，它们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①凡适用于实际上拥有自治权的那些大自由城市的，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英国所谓的自由市邑。它们的组织甚至比它们的政治特权的来源还要多种多样；但是现在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一般是民主较多，寡头政治较少，而不像过去一个时期人们所想像的那样。

市民们获得了文化，而没有丧失他们的精力，没有忽略自己的商业，除商业外，他们在知识上对许多事情都发生兴趣；他们在艺术方面领先，而在武功方面也不落后。他们以把大量经费用于公共事业为荣，同时也以节约使用公款，保持预算平衡，和实行以健全商业原则为基础的公平税制为荣。这样，他们就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驱；如果他们在进行中一帆风顺，并保持最初他们对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热爱，则他们也许很早以前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才开始遭遇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在久经战乱的蹂躏之后，他们最后败于他们周围的强大邻国了。的确，当他们的邻人隶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统治往往是如此残暴，所以，他们最后被邻国所推翻，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报复的结果。他们因不义而备受折磨，但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仍然存在，而且是我们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社会经济传统中许多精华的源

第八节 骑士和教会的影响。庞大军队的建立导致自由城市的崩溃。但是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和新大陆的发现又燃起了进步的火焰。

封建主义也许是条顿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它给予统治阶级以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并使庶民百姓养成遵守纪律、讲求秩序的习惯。但是，封建主义在某种外部美的形式下却掩盖着许多身心上的残忍和肮脏。骑士的手法是，当众对妇女卑躬屈膝，而在家里却暴虐无礼。对骑士的许多繁文褥节是由对下等阶级的残酷和勒索来维持的。统治阶级多以坦率而慷慨的态度来解除他们彼此之间的义务。①他们的生活也有理想，这种理想并不缺乏高尚的因素；因此，他们的性格对有思想的历史家和对记载那些场面豪华的战争及爱情决斗的编年史家，总是具有某种魅力。但是，当他们履行了本阶级要求他们履行的那种义务之后，他们就心安理得了。而义务规定中有一条是使下等阶级安分守己；虽然他们对终日与其相处的家仆往往是仁慈恩爱的。

①但是背信弃义在意大利的城市十分普遍，而在北方的城堡也不罕见。人们常暗杀或毒害他们的亲朋。当主人给他的来客进茶或用餐时，他往往预先要尝一番。如同一个画家把他能发现的最美的画面上画布，而尽可能把不美的部分藏起来一样，一个通俗的历史家在用突出男女贵族们的生活，而力求回避周围道德败坏的那些历史画面来激发青年人的进取心时，也许是做得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考察世界的进步，我们就必须计及过去实际上所存在的弊害。偏袒我们的祖先，就是失信于我们的民族。

就个人的苦难而论，教会力求保护弱者，并减轻穷人的痛苦。如果那些优秀的教士得以娶妻入俗，也许他们往往会起着更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低估了教士，尤其是僧侣对较贫苦阶级所提供的利益。寺院是工业的策源地，特别是讲求农艺的策源地。它们是学者们的安全大学，是苦难者的医院和救济所，不论大事小事，教会都加以调解。在它容许下而举行的节日和市集使商业获得自由与安全。①

①我们也许易于过分强调教会对“高利贷”和某几种商业的禁止。当时出借用于商业的资本的机会很少，如果有机会的时候，这种禁止也可以用许多的方法来回避，其中有些的确是教会所认可的。虽然圣克里索斯吞说过“凡贩卖物品以取利者，死后就不能升天堂”；但是，教会仍鼓励商人们在市集和其他地方来做生意。教会和国家的权力与人们的偏见结合起来，就使那些为零售取利而购买大批货物的人遭到困难。虽然这些人的生意大都是合法的生意，不过其中有些确像现代谷物市场上的垄断居奇。参阅艾希利在其所著《经济史》中关于教会原则的那一章，和休文斯在《经济评论》第4期上所作的书评。

此外，教会经常反对等级上的门户之见，它在内部组织上是民主的，如同右代罗马的军队那样。它随时准备使不论什么出身的那些最有才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工作；教士和各个教派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事情；有时教会甚至领导人民公开反抗他们统治者的暴政。②

②教会通过组织十字军而对进步间接有所帮助；讲到十字军英格拉姆说（《政治经济学史》，第2章），他们“由于在许多场合下把封建领主的财产转移给工业阶级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并通过使各个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相接触，通过扩大居民的眼界，以及通过对航海的特殊刺激，他们推动了国际贸易。”

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并没有致力于帮助人民发展他们自恃和自决的才能，从而得到真正的内在自由。在希望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通过自己的职务而攀登到最高地位的同时，它不是阻止了而是帮助了那些封建势力，竭力使劳动阶级成为一群愚昧无知，缺乏进取心和处处依靠上级的人。条顿人的封建主义在本性上比罗马的军事统治要温和些；僧俗们虽对基督教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教义理解得不够彻底，却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乡村的统治者把东方神权等级的妙术和罗马人的纪律与果断力中最强有力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把这些力量运用得完全阻滞了下等阶级中意志力的成长和个性的发展。

不过，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因地方上的倾轧而被长期削弱。这恰好适合于把广大区域的治理在查理大帝的天才下揉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一旦这种领导天才消失，也易于把它分成几个组成部分。意大利长期受着它的城市的管辖，其中属于罗马系统的，具有罗马人的野心和坚定意志的一个城市，直到近代还守水路以御外侮，在尼德兰和大陆上的其他地方，自由城市长期以来都能抵抗国王和男爵的挑衅。但最后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兰西都建立了稳固的王国。少数能人服侍的一个专制王国，训练并组织了由广大无知而强壮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自由城市的经营，其文化与工业的高尚结合，等不到矫正其以前的错误就告中断。

如果正当那时没有新的力量起来冲破束缚的桎梏，并把自由传播到大地上，则世界也许会倒退的。在很短的时期内，印刷术发明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出现了，到美洲和印度的航路也发现了。单单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也许就足以开辟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但是，因为它们都一道出现，并且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所以，它们引起了一个全面的革命。

思想变得比较自由了，知识对人民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了。希腊人的自由性格复活了；坚强自决的志士获得了新的力量，并能把他们的影响扩及别人。一个新大陆对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同时它也使勇敢的冒险家有了用武之地。

第九节 海外发现的利益首先归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而归于荷兰、法国，再进而归于英国。

在这种新的航海事业中领先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仿佛世界的领导权在最初落于地中海最东部的半岛，从此又移向中部半岛之后，似乎暂时又定着在分属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西部半岛了。但是，工业的力量这时已经成长得足以使北方保有财富和文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能长期抵抗北方民族那种更大的毅力和更加慷慨的精神的。

荷兰人民早期的历史，的确是一部卓越的传奇史。他们以捕鱼和织布为生，创造了高尚的文学和艺术，建立了科学和政府机构。像波斯围困爱奥尼亚，只是更加激起希腊本土的士气那样，奥匈帝国征服荷兰，也只能更加激发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爱国心和精力。

荷兰因英国嫉妒它的商业，尤其是因法国跃跃欲试的军事野心而受到损害。不久就看得很清楚，荷兰是抵抗法国侵略而保卫欧洲的自由的。但是，在它那历史上的生死关头，它没有得到信新教的英国理应给予它的那种援助；虽然自1688年起，得到过大量的援助，但那时它的最勇敢而慷慨的儿女已经战死于战场，同时它也负债累累。荷兰愈来愈不为人所注意了，但是英国人首先应当承认它对自由和企业心所已作的和也许还会作出的更多的贡献。

这样，只留下英国和法国来争夺海上的霸权了。法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比任何其他北欧国家丰富，也比任何一个南欧国家更合于新时代的精神；有一个时其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是，在连年战争中它挥霍了自己的财富，断送了那些没有因宗教迫害而被驱逐的最优秀的公民的生命。文明的进步本身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仁政，也没有使开支更加合理。

被压迫的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统治者的主要刺激是来自革命的美国。但是，法国人十分缺乏美洲移民所特有的那种克己的自由。他们的精力和勇敢在伟大的拿破仑战争中再一次表现出来。但是，他们的野心太大，不能实现，最后不得不把海上经营的领导权让给英国。这样，新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英国人性格的直接影响下解决的，如同旧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它的间接影响下解决的那样。那末、让我们较详细地来研究一下英国自由企业的发展过程罢。

第十节 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现代组织才能的迹象。农业资本主义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铺平道路。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它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哩，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而没有自然障碍；同时诺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诸侯不能设立人为的障碍。

罗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主要由于它曾把大帝国的军事力量同城中寡头政治成员的胆识和坚定的意志结合起来，同样，英国之伟大也是由于它把中世纪城市的自由风气同国家的力量和广泛的基础结合起来，如荷兰从前在较小规模上所做的那样。英国的城市没有其他国家城市那样声势显赫；但是，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同化这些城市，从而最终获得它们的实惠。

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男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他们没有特殊的阶级特权，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不同阶级的这种融合使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英国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强暴，另一方面勇于服从权威（当他们的理性认为应该时），他们进行过许多次革命；但是，没有一次革命是没有明确的目的的。在修改宪法时，他们遵守法律。如果我们除去荷兰人不计，则只有他们懂得如何把纪律和自由结合起来，只有他们把崇古和为将来（而不是过去）而生活的能力统一起来了。但是，后来使英国成为工业进步领导者的那种意志的力量，最初主要表现在政治、战争和农业方面。

英国的射手是英国技工的前身。他因自己的食物和体格胜过大陆上的对手而感到同样的光荣；在学习纯熟地运用自己的双手中，他具有同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汤蹈火的精神；当时机适当时，他同样惯于诙谐，但当危急之际，即使面临着艰苦和不幸，他也同样惯于保持纪律。①

①要在统计上加以比较，富农必须与今日的中产阶级并列，而不能与今日的技工划归一类。因为比他富有的人为数甚少；而大多数的人却远比他穷；他们所处的境遇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不及现在。

但是，英国人的工业才能长期隐而不显。他们对文明所提供的安逸品和奢侈偏向来是不大熟习，也不大喜欢的。在各种工场手工业方面，他们落后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拉丁国家，以及北欧的自由城市。后来较富有的阶级逐渐对进口奢侈品有所喜好，而英国的贸易慢慢地发展起来。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看不出英国未来商业的模样。的确，在商业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的特殊环境如不比英国人的某种天性重要，则至少具有相同的作用。他们最初和现在都不像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特别喜欢讲价还价，也不像他们那样特别喜欢较抽象的金融业务方面；同他们做生意，总是直截了当的，而不是尔虞我诈的。甚至现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中最巧妙的金融投机主要也是由那些民族干的，他们继承了同样的生意习惯，而英国人却继承了同样的实践传统。

使英国后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勘察世界，并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那些因素，甚至在中世纪就使英国为现代农业组织开拓了道路，从而，为许多其他现代企业的建立树立了榜样。英国首先把劳役改成交纳货币，这是一种变革，它大大增进了各个人根据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来调理自己生活的能力。不论好坏，人民可以自由交换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十四世纪中黑死病所造成的实际工资的激剧上涨；十六世纪时因银价跌落、货币贬值和寺院收入划归王室挥霍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最后是牧场的扩大，它使许多劳动者流离失所，减少了所在者的实际收入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使习惯愈来愈不能维持。这一运动因都铎王朝诸王手中权力的增长而进一步有所扩大，这种权力的增长结束了私人之间的战争，并使贵族和乡绅们所豢养的大批食客游勇皆无用武之地。把不动产遗给长子而把动产分给全家成员的这种习惯，一方面增加了地产的规模，另一方面减少了土地所有者经营土地所运用的资本。①

①罗杰斯说，十三世纪时耕地的价值只等于经营它所需要的资本的三分之一；他相信只要土地所有者保有自己耕种的习惯，则长子往往会用各种方法把他的一部分土地分给他的弟弟，以便换取他们的一些资本（《六百年来的劳动与工资》，第51—52页）。

上述原因有助于英国建立租佃关系。外国对英国货的需求和英国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特别在十六世纪使许多份地集中而成资本主义农场主所经营的大规模的牧场。这就是说，那样的农场主人数得到很大的增加，他们自己经理农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租用土地，每年付一定的租金，并雇用工人；如同后来英国的新型企业家一样，他们自己经营工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以利息借用其余部分的资本，并雇用工人。自由经营发展得既快且猛，它的作用是片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但是说，英国的箭术是英国工匠技术的前身，同样，用借贷资本经营的英国大农场（不论用于耕种或放牧）是英国工厂的前身，这仍是正确的。②②此类例，在第6篇，特别是在第9章，第5节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第十一节 宗教改革的影响。

当时英国人的性格是在不断地深化着。定居在英国海岸的那些坚强民族所幸有的庄重和大无畏精神，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宗教改革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他们的生活习惯起了作用，而对他们的工业也有所影响。人原原本本地被直接置于上帝的面前，其间用不着人的媒介；大多数粗野而无文化的人第一次向往着绝对精神自由的奥秘。各个人的宗教责任和他同辈的宗教责任的分离，如加以正确的理解，是最高精神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①但这个概念对世人来说是崭新的，素朴而无掩饰的，尚未消融于快感之中；甚至在温和的人方面，个性也表现得轮廓分明，而粗俗的人也自觉自尊起来。特别在清教徒中，使他们的宗教信条赋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严密性的那种热中，是一种全注的情感，敌视一切肤浅的思想和不健康的娱乐。必要时，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而这种行动由于他们的坚定意志成为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很少分享社会上的快乐；他们不参加公共娱乐，而宁愿在家享受清福；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艺术是持有敌视态度的。②

①宗教改革“是对个性的确认，……个性并不是生命的总和，而是在我们为部分和为全体工作中，在我们的天性和工作的任何一个领域中，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我们只能同上帝共生死，同患难，这是真理，虽然它不是全部真理”。韦斯科特：《基督教的社会相》，第121页。并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部，第3篇，第2章。

②某些猥亵的艺术形式使那些严肃而狭隘的人对各种艺术抱有成见。相反地，社会主义者现有攻击宗教改革，说它损害了人的社会的和艺术的本能。但是，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各种感情，其强烈性使艺术丰富的程度是否比其严肃性所加于它的损害更大，这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和音乐；如果他们曾使人瞧不起他自己的创作的美，则他们无疑会提高人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山水画大多发达于新教流行的那些国家，这决不是偶然的。

可见，意志力的最初成长本身含有某些粗暴不雅的因素；但那种力量是社会生活的下一个阶段所必要的。在新的本能围绕着它成长以便用更高的形式把原来集体趋势中最美丽最殷实的东西恢复过来以前，它必须通过许多磨难而加以精炼和柔化；它必须变得较不武断；而不失原有的力量。它增进了家庭情谊，这种世俗情感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情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坚实而纤细的原料可用它来组成社会生活的高尚结构。

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起经受了中世纪末期精神革命的伟大考验。但是，从许多观点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英国的经验是最有教益的，最丰富的；而且是所有其他经验的典范。英国在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所促成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演进中起了领导作用。

第十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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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商业的特点因这一事实而更加突出，即其他国家许多接受新教义的人为了避免宗教迫害而来到了英国。由于某种自然淘汰，性格与英国人十分相近、并且由于那种价格而曾使他们掌握了工业技术的那些法国人、法兰明斯人和别的人，来和英国人住在一起，并把完全适合他们性格的那些技术教给他们。①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上层统治阶级仍然有些骄奢淫逸，但是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劳动阶级对生活却十分严肃；他们不喜欢妨害工作的那种娱乐，并且对于那些只有用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物质安逸品也具有很高的标准。他们所力求生产的是坚固而耐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来装璜门面的东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之后，就因气候而有所增进；因为它虽然不很严寒，但特别不宜于那种轻佻的娱乐；在这种气候中一种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其他必需品，具有特别昂贵的性质。①斯迈尔斯曾指出这些移民对英国的贡献比历史家们所想像的要大些，尽管他们往往对它有很高的估价。

英国现代工业生活借以发展的条件是：物质享受的欲望能人不断努力从每周中攫取最大可能的工作量；要让各种行为服从于理性判断这一坚定的决心使每一个人经常反省他是否不能因改变他的企业或经营的方法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完全的政治自由和安全使每一个人有可能依照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调整他的行为并毫无顾虑地把他和他的财产从事于新的未来事业。

总之，影响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现代政治的那些因素也影响了现代企业。给予它们以政治自由的那些因素，也给他们带来了工商业经营上的自由。

第十三节 英国的企业为需要大量简单商品的海外消费者的增长所促进。企业家最初只是组织供应，而不监督工业；后来才把他们的工人集中在工厂中。

工业企业的自由，就其作用所及，有使每一个人把他的资本和劳动运用到恰到好处的趋势；而这又使他在某特定工作上力求获得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借助于这种技能他可以获取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那种手段。因此，就产生了具有十分精细的分工的复杂工业组织。

在任何一种长期持续的文明中，某种类型的分工，不论它的形式多么原始，是势必要出现的。甚至在十分落后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了极其专门化的行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各业中的工作如此划分，以致企业的计划和安排，它的管理，以及它的风险由一伙人所承担，而企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却由雇佣工人所担任。这种分工形式一般说来是现代世界的特点，特殊说来又是英国民族的特点。它也许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也许会被使它存在的那种自由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消灭。但是，就目前而论，不管是好是坏它表现为现代文明形式中的一个主要事实，表现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

直到现在工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极其重大的变化，是围绕着企业家①的成长进行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在英国农业的初期是怎。样出现的。农场主从地主租得土地，并雇用必要的劳动，而自己负责管理并承担企业风险。农场主的选择的确不是由完全自由竞争所决定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财产继承和其他影响所限制的，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农业的领导权操于那些对农业没有特殊才能的人的手中。但英国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自然淘汰起着很大的作用。大陆上的农业制度曾容许出身来决定各个人参加农业或经营农业的事情。英国仅凭这种狭隘的选择作用所获得的威力和弹性，也足以使它的农业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并使它有可能比欧洲任何别的国家用同样的土地和等量劳动所获得的产量要多得多。①

①这一名词来自亚当·斯密，而惯用于欧洲大陆，用它来指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看作自己在组织工业工作中应尽的本分的人，似乎最适当不过了。

①十八世纪后半期，农业的改良尤其进展得很快。各种农具都得到了改进，排水是根据科学原理来进行的；牲畜的饲养由于白克威尔的天才而得到了彻底的改革；芜菁、三叶草、黑麦草等都为人普遍使用，并且能使休耕制为轮耕制所代替。这些和其他的变化不断地增加了耕种田地所需要的资本；而商业财富的增长使那些有能力和情愿通过购置大地产而在农村立足的人有所增加。这样，现代商业精神就从各个方面侵入农业了。

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创办，组织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英国对外贸易得到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逐渐在成长；实际上在十五世纪的毛织业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场的开辟，直接地并且通过它对工业布局（亦即把特定工业部门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

中世纪的市集和行商的纪事表明，有许多东西，其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二个地方生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生产局部化而运销很远的那些商品，差不多总是价格很高，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较廉，体积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人们并不总是有余暇来为自己提供工业品的，并且即使他们生产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宽大，但是它认为它为殖民地所出的费用使它有理由来强其它们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对销售于印度和野蛮民族的简单商品的需求也是很大的。

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许多繁重工作的局部化。在那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工人的丰富想像力的工作中，组织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对少数式样简单的商品有大量需求的时候，组织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工业布局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并行的运动，都由于同一个一般原因，且彼此互相促进。

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贵重设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源渊；无疑地它们增加了这种权力。但是在它们的影响被察觉以前，这种权力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投资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上的资本是不很多的；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差不多英国的全部纺织工作都是按合同制来进行的。纺织业操于比较少数企业家之手，他们力图查明买卖什么东西，在那里买卖和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们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人订立合同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即包买主——译者）一般供给原料，有时甚至供给所使用的简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他们家人的劳动和有时用少数徒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们愈来愈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们又集聚在大城市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指包买主——译者）开始让位于富有的雇主，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全部加工事业。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不经心的观察家的注意；像以前的变动一样，这种变动也不轻易为那些实际上不从事商业的人所忽略。①

①在1760年后的二十五年中，工业上的改良发明相继出现，其速度甚至驾乎农业之上。在这个时期，布伦德莱的运河使笨重货物的运输便宜了，瓦特的蒸汽机使动力的生产费角低廉了，柯特的炼铁法，以及娄巴克用煤代替木炭（当时已感缺乏）的冶炼法，使铁的生产费用降低了；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阿克赖特、卡特赖特和其他的人，发明了纺织机、锤纺机、梳棉机和动力织布机，或至少是使得它们经济适用。韦季伍德大大地促进了那正在迅速发展着的陶瓷业的进步。在印刷方面，在用化学方法漂白方面，以及在其他生产方法方面，都有重大的发明。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年，即1785年，出现了第一个直接使用蒸汽动力的棉纺厂。十九世纪初，出现了轮船、汽力印刷机、城市照明上使用了煤气。不久以后，又有了火车、电报和照像术。详见克拉潘：《剑桥近代史》第10卷。

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②②参阅赫耳德：《英国社会史》，第2篇，第3章。

第十四节 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

这种新的变动，不论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镇上的那种束缚的趋势；它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页。直到十八世纪，工业劳动照例总是零雇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级（它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八世纪中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所决定。

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证每个人应该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它们是人们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所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所受的损失比战争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还大。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法，它损害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它的祸害为外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

第十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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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①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①工业撤出基尔特管理过严的那些地方的倾向，由来已久，十三世纪时就有了这种倾向，虽然当时这种倾向较为薄弱，参阅格罗斯：《基尔特商人》，第1卷，第43、52页。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们往往认为，除使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的现代替代品。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顶点。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它们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

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没有箝制经营自由的任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命前的法国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相提并论，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种力量，它也许会屈服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资源的征服者的战争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它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较贫的国家。不论正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则欧洲也许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统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马的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经营的过度的怨言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起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加与的那些限制。

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辉而波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的时其。它们根据辛酸的经验知道企图实行政府借以指导工业行径的那些旧规章的荒谬；但是关于如何用它们自己的行动来调节商业，他们还没有深远的见解。它们所关怀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结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经济自由。

第十六节 电报和印刷机现在有可能使人们对他们的灾难采取补救措施；我们正在逐步走向集体主义形式，而这些形式，如以坚强的个人克制为基础，将比旧的形式高级。

目睹经济自由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祸害就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了。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懂得不尽自己新义务的资本家如何力图使工人的福利服从于他的致富愿望。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知道坚持富人不论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除享权利外还得尽义务的重要性。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自由才第一次如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的扩大和热诚的增加。但是不论我们的祖先如何明智，他们决不能像我们那样了解事物；因为他们忙于应付各种紧急需要和可怕的灾难。①

①在和平时期，没有人敢公开地金钱看得和人的生命同样重要；但是在费用浩大的战争的紧急关头，金钱往往能被用来拯救人的性命，一个将军，在紧急关头为保护物资而牺牲一些生命，这种物资的损失，会造成许多人的死亡，他的行动就被认为是正确的，虽然在和平时期没有人敢公开主张为了保护少许军用物资而来牺牲士兵的性命。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英国虽然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它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使人数大大增加了的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分的粮食。人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饲料和住房差不多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一半，甚或多些。的确，即使现在如果财富加以平均分配，则全国的总生产也许只足以提供人民的必需品和较需要的安逸品，而实际上许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发达了，道德增进了；我们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考虑都置于增加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

特别是这种新增加的繁荣使我们富强得足以对自由经营加以新的限制。虽然为了高尚的最后较大利益而必须忍受暂时的物质损失。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强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童和有子女的母亲。目的是周到而迅速地提供一些适于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方；从而，得到其他时代中逐渐由习惯而来的那种从前对弱者的保护之利，而不受其害。

即使当工业在性质上有好几代几乎都没有变动时，习惯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大，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它的利少而弊多。但是借助于电报，印刷机，议会政治和商会人们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知识的增进和自赖性的加强，曾给予他们以真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自愿地对他们自己的行动有所约束；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费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虽然社会变革由它而生，但是这种变革因经常使它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尚的工作和争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而促进我们更高的社会性的发展时，往往会多少走在它的前面。这样，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复无常，其程度甚至超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识的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发展自己。这是和旧的生活秩序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惯的奴役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的任性或革命的任性才能打破。

第十七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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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英国的观点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美国以这样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困难，以致它已经在某些经济事务中获得了领导权。它提供了当代最近经济趋势中许多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发展，不久它也许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

澳大利亚也不示弱，它在人口的较纯方面较之美国显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人（大致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人）来自许多国家，从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思想习惯可以启发思想和胆识，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比它们必须要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而迅速。

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结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语的国家差些；因此，在处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办法较少，也较不彻底。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二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德国领先。它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发展得晚，对它来到是一种很大的利益；它能够借鉴英国的经验，少走许多弯路。①

①李斯特得出了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见解，他认为一个落后国家必须向那些进步的国家学习，但要学习的是当它们处于它今天所处的地位时的那些措施，而不是它们的当前措施。但是如克尼斯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第2章，第5节），商业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改良有使各个不同国家的发展同时并进的趋势。

在德国绝大部分本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政府任职，也许没有其他政府，它本身容纳了这样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成英美最优秀企业家的那种精力、创见和勇敢在德国最近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德国人民具有很大的服从性，因此他们和英国人有所不同；英国人的意志力当必要时将使他们能够遵守完全的纪律，但他们不生来就是百依百顺的。在德国可以看到政府管理工业的最好和最吸引人的形式。同时私营工业的种种特长，它的活力，它的弹性和它的方法也开始在德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在德国已加以仔细的、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对讲英语的民族来说也许是很有教益的，只要他们记着，最适合于德国人性格的那些措施对他们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即使他们愿意，他们在坚定不移的服从性以及安于粗陋的衣食住和娱乐方面也不能与德国人相比。

此外，德国比其他国家拥有为数较多的本民族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些人不论在宗教感的强烈上或企业投机的锐敏上都是世界上顶出色的。在各国尤其是德国，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中最卓越而富于教益的东西大多来自犹太人。而我们特别感激德国犹太人的是，他们作出了许多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关于它们最后的经济原因与其可能的社会主义药方的狂妄的臆测。

但是我们快要谈到附录二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经济自由是怎样在最近才发展起来，而经济科学现在所必须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又是怎样的新鲜；其次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此问题的形式是怎样由于事件的发展和大思想家个人的特点而形成的。

附录二 经济科学的发展

第一节 现代经济科学受古代思想的影响间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却少。①参阅第1篇，第1章，第5节。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但它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其次我们必须探究经济科学的相应发展。现代社会条件是借助于希腊思想和罗马法从早期亚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发展而来的；不过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论的直接影响。

的确，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和卑视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哲学是同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们对于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对于参预管理国家政治一样都是引以为荣的。这些顽强而粗野的人很可能从过去大思想家的那种哲学上的锻炼和广泛的兴趣得到实惠，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大力着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朴素性，同时对把财富当作目的而不当作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见。它直接讨论的大体是公共收入，租税的收益和效果；在这一点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国的政治家们，都一样地随着商业的扩大和战费的增加而愈来愈感到自己经济问题的迫切和困难了。

在历代，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于尽力通过管理商业来使国家富强。他们主要关怀的一点是贵金属的供给，而他们认为这种贵金属，不论对个人或对国家，都是富的指标，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话。华斯哥·达·加马和哥伦布在地理上的发现把商业问题在西欧各国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关于贵金属的重要性和获得贵金属供应的良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足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引起国家兴亡的那种结盟的公共政策裁决者。有时，这类理论还大大地影响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迁栖。

有关贵金属贸易的种种条例只不过是许多条例之一，这些条例力图以不同程度的细节和严密来为每个人规定他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他应该赚取什么，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条顿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纪的早期给予习惯以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它们从事应付那些在美洲贸易中发生的连续变化的趋势时，影响了商人基尔特、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顿人的这种偏向通过罗马人的天才而转化成制度，家长式的统治达到了顶点；科耳伯特的贸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正当这个时候，经济理论出现了，所谓重商主义体系显露了头角；贸易条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

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们在他们方面征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们体系中所含的那些规定和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们力图实现的许多变革都指向企业自由。和主张严禁贵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们特别论证的是，在长期内凡能使本国金银之输入多于输出的各种贸易都不应加以禁止。让商人自由地经营企业国家是否蒙受迫害，通过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们曾倡导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经济自由，其中一方面由于时势，他方面由于西欧之人心所向。这种节制贸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续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当时是这一理论成熟的时期，即如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赋的自由权相对抗，则社会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①

①坎悌恩于1775年所写的，内容十分广泛的《商业性质的考察》一书，堪称为有系统的著作，立论尖锐，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超时代的；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几个重要论点早在六十年前就为尼古拉·巴本在其著作中提出过了。考奇是第一个肯定坎悌恩著作的重要性的人；杰文斯宣称他是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奠基者。关于坎悌恩在经济学上所占地位的公平估价，参阅希格斯在《经济学季刊》（第6期）上所发表的论文。

第二节 重农学派

。亚当·斯密发展了自由贸易论，并认为价值论是使经济科学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核心。

在广泛的基础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经济科学是由十八世纪中叶法国一群政治家和哲学家在路易十五②的御医魁奈医生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政策的基石是顺从自然。③

②坎悌恩于1775年所写的，内容十分广泛的《商业性质的考察》一书，堪称为有系统的著作，立论尖锐，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超时代的；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几个重要论点早在六十年前就为尼古拉·巴本在其著作中提出过了。考奇是第一个肯定坎悌恩著作的重要性的人；杰文斯宣称他是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奠基者。关于坎悌恩在经济学上所占地位的公平估价，参阅希格斯在《经济学季刊》（第6期）上所发表的论文。

③在前两世纪中，讨论经济问题的作家们时时诉诸自然；争论的一方宣称他的方案比另一方的更加接近自然；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其中有些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常常依自然来确定是非的标准。特别是洛克，在他诉诸自然的一般情调上，以及在他理论的细节上，有许多是比法国经济学家先走一步。但是魁奈和追随他的其他法的英国经国经济学家对于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的研究，除了受英国的影响外，还受其他原因的支配。

法国宫廷的豪华和使法国日趋灭亡的那些上层阶级的特权，都显示了人为文明的罪恶，并引起了一些有思想的人对较原始的社会状态的渴望。法国许多能思善辩的法律家深通晚期罗马帝国斯多噶派法律家所制定的自然法，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卢梭所竭力提倡的对美国印第安人那种“自然”生活的崇拜，开始对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不久他们就被叫做重农主义者，或自然秩序的维护者；这个名称源于1768年所出版的杜邦著作的书名。不妨指出的是，他们对农业的热中和对自然状态与朴素的乡村生活的贪恋，部分地是取之于他们那些斯多噶大师的。

他们是最初宣布自由贸易主义学说为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人，在这方面比起英国的先进作家达德利·诺斯爵士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语调和性质中，许多都预示着后代。不过他们的思路不清，而这又是当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这种思路不清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从自然科学中清除出去。他们把顺从自然的伦理原则和因果规律混同起来，前者用的是祈使语气，规定某些行动规律；而后者用的却是陈述语气，是由研究自然而为科学所发现的规律。由于这点以及其他理由，他们的论著很少有直接的价值。

但它对现代经济学的间接影响却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们论证的清晰和逻辑上的一致使他们对后代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他们研究的主要动机，不在于增加商人的财富和充填国库收入，像大多数他们的前辈那样，而在于减轻因过度贫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堕落。这样他们就给予经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行的现代目的。①

①甚至宽宏的沃邦（写于1717年）也不得不为他对人民福利的关心辩解，说使人民富有就是使国王富有的唯一方法。相反地，对亚当·斯密有巨大影响的洛克，不仅他在重农主义者所持有的某些奇特的经济见解上，而在他们所倡导的博爱上，也是先走一步的。重农主义音所惯用的口号放任（Laissez　faire），自由（Laissez　a11er）现在一般都被误用了。LaisFsez　faire的意思是，人人都应该准许任其所好，并按其所好行事；各种商业都应该向每个人开放；像科耳伯特派所主张的政府不应该给工业家们规定他们所生产的布的样式，Laissezaller（或passer）的意思是，人和货物都应该准许自由通行各地，特别是从法国的一地到另一地，而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也不受繁琐规章的限制。不妨指出是，Laissez　aller是中世纪时主帅命令比武双方停止时所用的信号。

第三节 续前

。

在前进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经济学所曾迈的最大的一步，并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而是一个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确不是当时唯一伟大济学家。在他著书立说的不久以前，休谟和斯图亚特对经济理论已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安德森和杨格发表了一些极其有价值的经济研究。但亚当·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拿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较，我们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识越渊博，判断越公正。

他在法国住过很长的时间，和重农主义者有过接触；他钻研过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而他的通晓世事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远游异乡以及和苏格兰商人的亲密往还。除这些有利的条件之外，还有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推理力。结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辈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他比他们差不多是更正确一些。而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学上的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所涉猎过的。因为他是头一个就其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①

①参阅瓦格纳《基础》第3版，第6页及其余诸页中关于亚当·斯密应占最高地位的简要叙述；哈斯巴赫：《亚当·斯密研究》（其中关于荷兰思想对英法思想的影响的讨论饶有趣味）；普赖斯：《亚当·斯密及其与近代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学杂志》，第3期）。肯宁安（《历史》，第306页）坚决认为，“他的伟大质献在于把国家财富的概念抽出来，而以前的经济学家却有意识地把它置于国家权力之下”；但是这种比喻也许过于呆板。坎南在他给“亚当·斯密的演讲”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了赫契逊对他的影响的重要性。

但是他所开辟的领域太大，不能由一个人全部勘测完毕。有时他所看到的许多真理，而在另一个时候却从他的视野消失。因此，引证他以确证许多错误是可能的；虽然在检查以后，他总是向着真理迈进的。①

①例如，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十分流行的那种把经济学法则和应依从自然的伦理戒律混为一谈的情况。对于他，“自然的”有时是指现有的各种力量实际上产生的，或会产生的东西，有时是指他的本性使他希望它们产生的那种东西。同样地，他有时把阐明一种科学看作是经济学家的本分，而有时又把提出一部分政治管理措施当作他的本分。不过虽说他的用语往往不谨严，可是我们仔细推敲以后就知道，他自己完全懂得他所从事的是什么。当他探求因果规律，亦即现代所谓的自然规律时，他使用的是科学方法；而当他谈论实际戒律时，他一般知道他只是表示他自己认为所应当做的事而已，即使他似乎认为这些戒律有自然根据。

他用如此丰富的常识和渊博的实际商业知识发展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以致使得这一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贸易一般有害无益这一论证而扬名本国和外国。在举出利己心会使商人个人为害社会的种种情况的例证的同时，他认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对公众的服务差不多总比商人的企业心差些，而不论该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对这一理论的辩护给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数德国学者在谈到斯密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一点。②

②德国对这一名词的通俗用法，不仅指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的自由发挥作用对社会的福利比政府的干预要大，而且指它差不多总是按最理想的方式发生作用。但是德国的一些大经济学家十分清楚，斯密不断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经常发生矛盾，而斯密主义一词的旧用法日趋过时。例如，克尼斯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第3章，第3节中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征引了许多这样的矛盾；参阅费尔鲍根：《斯密与杜阁》，蔡叶士：《斯密与利己主义》。

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要功绩。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当时英法学者和他的前辈关于价值的研究加以综合和发展。说他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由于他首先对价值测量人类动机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学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测量买主获得财富的欲望，另方面测量生产者所出的劳作和牺牲（或“实际生产成本”）。①

①重农主义者和许多早期著作家，如哈里斯、坎悌恩、洛克、巴本、配第曾指出了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甚至霍布斯也模糊地暗示了富裕取决于人对自然物的加工和积累所用的劳动和节欲。

他所进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然许多他的后继者也没有看出来。尽管如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的上乘经济学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区刑，这种区别在于对用货币一方面衡量获得一物的欲望和他方面衡量生产该物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种种劳作和自制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学者向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他对它的发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实际上倡导了这种新见解。在这方面，不论他或他的前辈和后继者都没有发明一种学术上的新概念；他们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中所惯用的概念加以明确化。事实上不惯于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货币看作动机和幸福的比实际上更加精确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他没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经济学上的用语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专门些，现实性小些。但事实上它更加真实，因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虑到各种分歧和困难。②

②亚当·斯密清楚地知道，经济科学必须建立在对实际材料研究的基础上面，而实际材料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它们一般地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什么；它们必须通过慎重的推理和分析来加以解释。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如休谟所说，“有许多用奇异的实际材料说明的论证，它一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亚当·斯密的确是这样做了的：他往往不用详细的归纳来证明一个结论，他的证明论据主要是人所共知的一些关于自然、精神和道德的材料。但是他用奇异而有意义的那些材料来解说他的证明；这样他就使它们有血有肉，并使他的读者觉得它们是在讨论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而不是在玩弄抽象；他的书虽然布局欠佳，却提供了方法上的一个范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各自的长处，尼克逊教授在《剑桥近代史》，第10卷，第24章中，说的很清楚。

第四节 对事实材料的研究并没有为他的后辈所忽视，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对演绎法持有偏见。

在亚当·斯密的同辈和直接后继者中，没有人具有像他那样广阔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们都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各人都从事某类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的研究出自个人的天禀，而有些问题却源于当时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纪的晚期，主要的经济著作是历史和叙事的，论述劳动阶级特别是农业区劳动阶级的状况。杨格继续写他那有名的旅行纪要，伊登著述贫民史，此书充作所有后来工业史家的基础和范例；而马尔萨斯通过对历史的钻研指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实际上决定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

但总的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边沁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对十九世纪初期新兴的英国经济学派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顽强的逻辑学家，反对贸易方面的各种毫无理由的限制和规定；他严正地要求这些限制和规定提出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来，而这种要求深受当时的支持。英国由于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经济运动而称雄世界，而中欧各国由于墨守陈规而不能利用它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英国的商人多认为商业上的清规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它在英国有所减少，正在减少，并且不久就要消失。边沁的门徒们立即得出结论说，他们无须对习俗多所操心；对他们来说，根据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假设来讨论人的行为的趋势就够了。①

①他影响他周围那些年轻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途径，是在于他对安全的热爱。他的确是一个热诚的改革家。他竭力反对各不同阶级之间的一切人为区别。他强调说，任何一个人的幸福和任何另一个人的幸福同样重要，一切行为的宗旨应该是增进人类的总幸福；他承认，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财富分配越平均，这种总幸福就越大。但是他的心灵中满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而他又把对安全的极小威胁看成是如此巨大的灾难，以致尽管他是一个勇敢的理论家，他自己同时也培养他的门徒对现存的私有财产制度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

因此，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指责，即他们没去仔细研究集体行为较诸个人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不应给予较大的注意，此外，他们过分夸大了竞争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速，这些指责是相当公正的。至于他们的研究因有某种僵硬的概括甚至语气刻薄而遭到损害的这种非难，也是不无小小理由的。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边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部分原因也由于这一事实，即经济学的研究又多操于那些人之手，他们的力量寄寓于干劲而不是哲学思想。

第五节 续前

。

政治家和商人们又热中干货币和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了，他们所用的精力甚至比这些问题最初发生在中世纪末的那个巨大经济变革的早期还要大些。他们同现实生活的接触，他们的丰富经验，以及他们的渊博知识，乍看起来似乎很可能使他们对人性作一广泛的研究，并把他们的推理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之上。但是实际生活的熏陶往往使他们从个人经验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结论。

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他们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因为货币理论正是经济科学中的那一部分，其中对人类动机（除致富动机外）略而不论，亦殆无所害；李嘉图所领导的那个有名的演绎法学派在这里却立于不败之地。①

①他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但实际上却不然。他那卓越的创造力是各国最高天才的标志。但是他厌恶归纳，而喜欢抽象的推理，这不是由于他受了英国教育，而像白哲特所指出的，是由于他是犹太血统。差不多各个犹太民族的分枝都有一些从事抽象的特殊天才，其中有几枝特别喜欢和货币交易业与股票交易相关的抽象计算；李嘉图经过曲折的道路，而无失足，以获得新奇结果的那种能力是空前绝后的；甚至对一个英国人来说，也是很难理解他的；而他的外国批评家们照例都没有理解他的著作的真谛。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解释过。他起初用一种假设，继而又用另一种假设，其目的何在，他从来没有说明，通过把根据各种不同假设所得的结果适当地结合起来，怎样能包括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他也从来没有说明。原来他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澄清他和几位朋友关于一些特殊困难问题的疑虑。他们和他一样，是些深通现实生活的实践家，这就是他偏好与一般经验相合的广泛原理，而不喜欢从特选材料中作出具体归纳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知识是片面的，他了解商人，而不了解工人。不过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支持他的朋友休谟来保卫工人像他们雇主那样结社互助的权利。参阅以下附录九。

其次经济学家们从事于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并清除了亚当·斯密在这方面所留下的许多缺点。经济学中除了货币理论没有其他部分更属于纯演绎推理的范围。的确，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充分讨论必须考虑到许多严格说来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对农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对英国却关系很小。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英国在经济事实方面的研究也未予忽略。配第、杨格、伊登和其他学者的统计研究由图克、麦卡洛克和波特加以继承和发挥。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似乎过分突出了那些和商人与其他资本家们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但对在英国经济学家影响下所完成的议会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大量调查研究却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在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问世的官方与私人的统计资料和经济史，堪称为经济学上有系统的历史和统计研究的起点。

不过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它诚然是历史的，但大部分却不是“比较的”。休谟、亚当·斯密、杨格和其他学者虽曾受自己的直觉天才和孟德斯鸠的范例的指引，也偶尔比较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的社会现象，并从中吸取教训，但没有一个掌握了对历史按有系统的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的观念。因此，当时的学者在搜求材料方面是认真的，能干的，而在研究工作上却是相当盲目的。他们把我们现在认为极其重要的大批材料忽略了，而且往往不能善于利用他们所搜集的东西。当他们从搜集材料转向一般推理的时候，这种狭隘性就更加露骨。

第六节 但他们对人性决定于环境估计不足。社会主义者和生物学家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影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现代著作的特点。

为了论证的简单，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在他们的议论中往往仿佛把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对人的变异，从未大力研究。他们所最熟习的人是市民；而且有时由于表述的不慎，以致几乎暗示其他的英国人和他们所知道的市民完全相似。

他们懂得其他国家的居民有值得加以研究的他们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差别是表面的，而且也是一定能够消除的，一旦其他民族学会英国人准备教给他们的那种较好的生活方式的话。这种想法曾使我们的律师把英国民法强加于印度人身上，使我们的经济学家暗中根据世界是由市民构成的这一假设制定自己的理论。如讨论的是货币和对外贸易，则它的为害不大，如讨论的是不同工业阶级之间的关系，却使他们误入歧途。它使他们把劳动说成是商品，而不去研究工人的观点；不仔细斟酌他的情感、本能和习惯，他的同情和反感，他的阶级嫉妒和阶级友情，他的缺乏知识和自由活动的机会。因此，他们认为供求的力量具有比现实生活中更加机械而规则的作用；他们所定下的利润和工资的规律甚至在当时的英国也是站不住脚的。①

①关于工资，在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前提推出的结论中甚至也有一些逻辑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如究其本原，也无非是由于表述方法上的草率。但是它们立刻成为那些人的借口，这些人不潜心于经济学的科学研究，而只好征引经济理论，以便使劳动阶级安分守己；也许从来没有其他伟大学派因其“寄生者”（用德国常用的一个名词）的作为而如此信誉扫地，这些“寄生者”在宣称简化经济学说时，实际上是在没有使它们成立的那些条件下来表述它们。玛提诺女士在其反对工厂法的激烈著作中就有这种色彩，西尼耳也是如此。但玛提诺女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她自己说，在她写一篇阐明经济原理的故事以前，她从来没有同时读完一章以上的经济学书籍，惟恐束缚了她的思想。而在她死以前，她对经济学原理（如她所理解的）是否站得住脚，曾有所怀疑。当西尼耳刚刚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候，他就著文来反对工厂法。几年以后，他正式收回他的意见。有时人们认为麦卡洛克是工厂法的死对头；但实际上他是热烈拥护工厂法的。图克是委员会小组的负责人，该委员会关于煤矿中雇用童工和女工的报告，使群情激愤，坚决反对这种雇用。

但他们的致命缺点是他们不懂得工业上的常规和制度是极易变动的。他们尤其不明白穷人的贫困是造成他们贫困的那种衰弱和劳动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现代经济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对于大大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的信心。

诚然社会主义者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他们的见解却很少有历史和科学研究的根据；同时由于表述的狂妄，这就引起当代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卑视。社会主义者没有研究过他们所攻击的那些理论；也不难指出，他们不理解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和效率。因此，经济学家们不屑于认真检验他们的任何学说，尤其是他们关于人性的各种臆测。①

①马尔萨斯是部分的例外，他对人口的研究多得力于葛德文。但他并不真正属于李嘉图学派，他也不是一个商业家。半世纪后，有巴师夏出，他是一个通俗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他高唱一种理论，即在竞争影响下的社会自然组织，不仅在实际可行方面，而且在理论所能及的方面，都是最理想的组织。

但是社会主义者的感情强烈；他们懂得经济学家所未考虑的那些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在他们的狂文绝句之中，潜伏着锐敏的观察和建设性的意见，其中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许多值得学习。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孔德得力于他们的帮助是很大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生中的转变，正如他在自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是由阅读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来的。

第七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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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拿现代人对于财富分配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十九世纪初期所流行的见解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除开细节上的各种改变和推理上的科学精确性方面的改进以外，在对待问题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论证仿佛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是不变量，而现代经济学家却始终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的产物这一事实。经济学观点的这种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五十年中人性的改变是如此迅速，以致迫使他们不得不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作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的直接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然科学中某些部门有类似改变的间接影响。

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数理科学大有欣欣向荣之势。这些科学虽彼此有所区别，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研究对象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中都是固定不变的。科学的进步是人所熟知的，但科学对象的发展却是陌生的。随着岁月的推移，生物学逐渐在进步，人们开始对动植物生长的性质有了较明确的概念。他们懂得如果科学的对象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则适用于某一阶段的规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难适用于其他阶段；科学规律必须同它们研究对象的发展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这种新观念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人文科学；而在哥德、黑格尔、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显现出来。

最后，生物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各种发现，像早年物理学上的发现一样，大大引起世人的注意，伦理和历史科学的语调有了显著的改变。经济学也参加到这个总的运动中来，对于人性的柔韧性以及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现行方法对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给予不断增大的注意。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的最初重要的迹象。①

①詹姆斯·穆勒用谨严的边沁和李嘉图的学理来教育他的儿子，并且使他养成热爱明朗确定的习惯。1830年约翰·穆勒写了一篇讨论经济学方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倡经济学要有轮廓分明的抽象。他坚持了李嘉图的这一暗设，即除了贪财的动机外，经济学家无须更多地考虑其他动机；他认为这个假设如不加以明确的表述，那是有危险的。他打算有意识地，公开地根据这个假设他的隐言。在1848年发表他的经济巨著以前，他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他把它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他不说对其他社会哲学部门的应用，是有意义的；参阅英格拉姆：《政治经济学史》，第154页），在这本书中，他没有严格地区分这两种推理，即根据人的唯一动机乃追求财富这一假设的推理，与不根据它的推理。他态度上的改变，是他周围世界正在进行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并不完全知道这些变化对他的影响。写一本书，但是他并没有履行

穆勒的追随者离开李嘉图直接继承者所采取的立场，向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和机械因素相区别的人的因素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不提当时在世的经济学家，这种新的风气弥漫于克利夫莱斯里的历史研究，白哲特，凯恩斯，托因比和其他学者多方面的著作之中，尤其是杰文斯的著作，它因巧妙地综合了各种绝大的优点而在经济学史上取得了辉煌不灭的地位。

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到处流传。在议会中，在报纸和讲坛上，人道主义精神响彻云霄。穆勒和追随他的那些经济学家促进了这一运动，反过来他们又从这个运动得到很大的启发。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由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他们对实际材料的研究也更加广泛而达观。的确，有些早期经济学家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过者，亦不多见。但是他们从前无法知道的许多情况，现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麦卡洛克那样深通商业又没有他那渊博历史知识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材料的关系也能提出比他广泛而明确的见解。在这方面他们曾得力于各种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方法的普遍改进。

从而，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现在比过去是更加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设的前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谨严了。但是思想的缜密在它的运用中却起了部分破坏作用；事实表明，一般理论在以前的许多运用现在是站不住脚了，因为以前没有留心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设以及在所讨论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因此，许多教条已被打破，这些教条仅仅因为它们表述得不谨严，所以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们充作那些以之武装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卫道者（主要是资本家阶级的）的武器库。这种破坏作用乍看起来似乎贬低了经济学上一般推理过程的价值，但结果适得其反。它为我们正在兢兢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它使我们有可能比那些最初着手解决经济难题的能手巨匠对生活看得更加全面，前进得更加稳健，科学性更大，教条主义气习更少；而我们现在的坦途是由他们开拓的。

这种变化也许可以看成是从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在初级阶段，对自然运转的描摹照例是简单的，为的是能使这些现象用简易的语句表述出来，而在高级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加仔细，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牺牲一定程度的简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经济学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步步都易引起敌对批判的这个世纪中所建立起来的阵地，比它那威望极高的时候还要巩固。

上面我们仅从英国的观点考察了近来的发展。但英国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及西欧各国的这一广泛运动的侧面而已。

第八节 续前。

英国经济学家在外国有许多信徒，也有许多批判者。法国学派从它那十八世纪的大思想家那里获得了继续的发展，并且避免了英国第二流经济学家所常犯的特别是关于工资的许多错误和混乱。自从萨伊以来，它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古尔诺是法国学派最有天才的建设性思想家；而傅立叶，圣西门，普鲁东和路易·勃朗却提出了许多最有价值和最狂妄的社会主义见解。

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世纪以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地位。

经济科学在它的两个策源地荷兰和意大利大有复苏之势。奥国经济学派的精湛的分析工作尤其引起各国极大的注意。

但总的看来，近代大陆上所曾作的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工作是在德国。在承认亚当·斯密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首先被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岛国偏狭性和李嘉图学派的自信所激怒。他们尤其不满的是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所作的那种假设，即就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确立的命题可以原封未动地搬到农业国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爱国热忱推翻了这个假设，并指出，李嘉图主义者很少考虑到自由贸易的间接效果。就英国而论，忽视了它们，也为害不大；因为它们基本上是有益的，并从而扩大了直接效果的影响。但是他指出，在德国尤其在美国，自由贸易的许多间接效果是有害的；他认为这种害处超过它的直接利益。他的许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有些却是适用的；因为英国经济学家不肯对它们进行耐心的讨论，所以，为那些正确论点所感服的政客们，为了鼓动群众，对那些不科学的但对工人阶级具有较大感染力的论点的使用，也默不作声。

美国的工业家们把李斯特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他给他们所写的一本通俗小册子的广泛流行，是他在美国的名望和有系统的阐述保护主义理论的开始。①

①前面已经指出，李斯特忽略了现代交通有使各国同时发展的这一趋势。他的爱国热忱在许多方面伤害了他的科学判渐。但是德国人很喜欢听他的这个见解，即各国都必须经过英国所曾经过的发展阶段，当它从农业阶段过渡到工业阶段时，它必须对本国工业家实行保护。他有追求真理的真诚愿望；他的方法是和德国各类学者，特别是德国历史家与法学家所励行的比较研究方法一致的。他的思想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于1827年出版于美国费城，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于1840年。凯雷是否多受益于李斯特，是有所争论的；参阅赫斯特女士：《李斯特传》，第4章。关于他们学说之间的一般关系，参阅克尼斯：《政治经济学》，第2版，第440页，及其余诸页。

德国人喜欢说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学派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说他们有一方面为了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另方面为了无力的博爱的世界主义而牺牲国民生活的倾向。他们认为李斯特在激起爱国主义情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爱国主义的情感比个人主义的更加慷慨，比世界主义的更加坚强确定。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的世界主义感是否如德国人所想像的那样强烈，是值得怀疑的。但近代德国政治史对德国经济学家在国家主义方面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为侵略大军所包围的德国，只有借助于爱国热忱才能存在。德国学者竭力主张（也许有些过分），利他主义感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的活动范围比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还要狭隘。

虽然德国人在情感上是民族主义的，但在他们的研究上却是高尚国际主义的。在经济史和通史的“比较”研究方面他们是领先的。他们罗列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工业现象，把它们作了这样的整理，以便阐明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对这些现象和可供参考的法学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①

①这种卓越的研究，一部分也许应归因于对德国（正像对其他欧陆国家）的多种谋生门路的法律研究和经济研究的结合。瓦格纳对经济学的贡献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

德国学派中少数成员的著作有夸张毛病，甚至对李嘉图学派的理论持有小心跟儿的轻视态度，而这种理论的要义和目的连他们自己也不懂。这就引起了许多无味的激烈争论。但这个学派的领导者几乎都没有这种偏狭心理。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外同行在研究和解释经济习惯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作出过高的估价，也许是困难的。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们真实财富中的一项新的宝贵财富。它几乎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能扩大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它所体现的那种神圣原则的演进。

他们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在历史地探讨科学上，集中在把科学应用在德国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德国官僚政治的经济义务上。但是由于赫尔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导，他们曾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工作，这种分析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他们也大大地扩大了经济理论的范围。①

①在这方面，英国人、德国人、奥国人，和各个民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比其他民族所愿承认的要多些。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民族在文化上都有它自己的优点，而外国人的著作却缺乏这些东西；同时它也不十分理解其他民族对它的缺点的那些责难。但主要的原因是，一种新思想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而且往往也是由几个民族同时提出的，其中每个民族多半都认为是自己的思想；这样，每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思想独创性动辄估计不足。

德国思想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和国家职能的研究。世人所知道的近代极其彻底的大多数倡议即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几乎无偿地征用私有财产，正是来自德国学者，其中有些是犹太血统。的确，仔细研究以后，他们的著作不如初看起来那样深刻和卓具创见。但是它从它那辩证法妙术和优异的风格，以及有时从那渊博而被歪曲了的历史知识中，取得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德国还有许多思想家，他们坚决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现存形态缺乏历史根据；并根据许多科学和哲学的理由要求重新考虑和个人相对的社会权利。德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制度，近来助长了他们那种比英国人依赖政府多依赖个人企业少的自然趋势。在有关社会改良的各种问题上，英德两国有许多值得互相学习。

但是在当代的各种历史知识和要求改良的热潮中，经济科学上一件困难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有被忽略的危险。经济学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有忽略慎重而严密的推理的趋势。所谓科学的生物学观的抬头，有把经济规律和经济尺度的概念抛入幕后的倾向；仿佛这些概念太谨严死板，不适用于那种活的不断变化的经济有机体。但是生物学教导我们说，脊椎动物的机体是最发达的，现代经济组织是有脊椎的；而讨论它的科学也不应当是无脊椎的。它应当有使自己密切适应世界现实现象所需要的那种巧妙和敏感；但是它还必须具有一个仔细推理和分析的坚固脊椎支柱。

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第一节 统一的社会科学可望而不可即。孔德建议的价值，他的非难的弱点。①见第1篇，第2章。

有些人和孔德同样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他们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加以研究必然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大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孔德自己和斯宾塞以无比的知识和卓越的天才曾从事于这一工作。他们以他们的广泛研究和建设性意见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他们甚至很难说是迈了第一步。

当卓越而性急的希腊天才家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时候，自然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由于它把广泛的问题分割成几个组成部分。无疑地，成为一切自然力的基础的统一性是存在的；但是在发现这种统一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虽取决于对整个自然领域所作的偶然观测，也同样取决于由坚持不渝的专门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增加使后代有可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支配社会组织发展的那些因素的材料，需要同样耐心的细致的研究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完全承认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人，也有责任和从事相近领域的人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视线永不越出自己范围的那些专门家，往往把事务看得和实际不相称；他们所搜集的知识，大多用处较相对的不大；他们在一些旧问题的细节上绕圈子，而这些问题多数失去自己的意义，且为用新观点提出的新问题所代替；他们没得到各种科学上的进步通过比较周围现象所提出的真知灼见。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穆勒在承认这点的同时，继续说“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物质工业现象本身不容作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说，这些概括势必同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①

①穆勒：《论孔德》，第82页。孔德对穆勒的攻击说明了这样一个准则，即：在讨论方法和范围方面，一个人当坚持他自己方法的有用性时，差不多总是对的，而当否认别人方法的有用性时，却差不多总是错的。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目前对社会学的趋之若鹜，认识到有必要来大力研究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但是社会学这一名词的使用也许为时过早：因为它似乎认为各种社会科学的统一业已在望。虽然在社会学的名义下曾经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深入的研究，但是那些协同的研究，除为我们的后代（他们对这种巨大工作的才智并不比我们差）创造条件，提供线索外，是否还取得任何其他巨大成就，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节 经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

的确，经济学所讨论的种种因素在使用演绎法上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们的结合方法，正如穆勒所说，是机械的，而不是化学的。这就是说，当我们分别知道两种经济因素的作用时（例如，工资率的增加和某业工作困难程度的减少，将分别对该业劳动供给发生影响）我们就能够大致预料它们的联合作用，而无须等待它的出现。①

①穆勒夸大了这种预断的可能程度；从而他特别强调经济学上的演绎法。参阅他《论文集》中的最后一篇论文；他的《逻辑学》，第6篇，特别是第9章；《自传》，第157—161页。像讨论各种经济方法的许多其他学者一样，他的实践不如他的理论那样极端。

但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所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综而无常的结合。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且它们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装甲舰在静水中失去稳定的角度；但是在他预料该舰在暴风雨中所要发生的情况以前，他将利用那些有经验的水手的观察，他们曾在日常海面上观察过它的动作；经济学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比机械力量的数目多，确定性少，且不易为人所觉察，同时性质上也更加不同；而它们对其发生作用的材料更变动不居，齐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场合，其中经济因素的结合取化学上的随意性者多，而取机械上的纯规则性者少，这些场合既不是极其罕见的，也不是无关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会使他在各方面多买些东西。但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变他的习惯，也许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流社会，可以使它在上流社会中绝迹。其次，我们体恤贫民的心切，可以使我们滥发布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

最后，药剂师所研究的东西始终是不变的，而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药剂师的预断全部建立在这一暗设之上，即所用的试药是应有的试药，或至少其中的杂质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处理人的时候，离开了具体经验，也很难有多大的进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诉他新药对健康人的影响如何，以及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经验以后，他在该药对体质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药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发现料想不到的结果。

如果我们看一看像商业信贷与银行，职工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严重经济关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成功的经营方式（modes　of　working），而在他时他地却完全失败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结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赖的不同；但这种解释是较困难的。在某时某地人们将过于彼此信赖，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时他地将有同样的限制，但方向将有所不同；每次这样的变动使经济学上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

就此刻而论，种族的易变性比个人的易变性更为重要。的确，个人性格的改变，一半出于任意，一半却按照常规。例如，参加劳资纠纷的工人的平均年龄在预测它所用的方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真的。但一般说来，因为年青的和年老的，性情刚强的和性情沮丧的人，在某时某地和在他时他地约占有相同的比例，所以，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和性格的改变，对于演绎法的一般运用比初看起来妨碍要小些。这样，通过对自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进步，规律的作用便侵入到医疗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新的领域来了；关于日益增加的各种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的某种预测，不靠具体经验，也成为可能的了。

第三节 解释和预断是方向相反的同一过程。只有以全面分析为基础的对过去材料的解释才能作为将来的借鉴。

可见，经济学上分析和演绎的作用，并不在于锻造几条推理的长链锁，而在于恰当地锻造许多短链锁和基本环节。但这也不是轻而易794附录三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举的事。如果经济学家漫不经心地进行草率的推理，他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处处都联系得很坏。他需要仔细利用分析和推理，因为只有借助于它们，他才能选择正确的材料，进行适当的分类，并使它们在思想上有参考价值，在实践上有指导作用；同时因为每次推理都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面，所以，每个归纳过程势必包括分析和推理。换言之，解释过去和逆料未来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相反方面，一个是从结果到原因，另一个是从原因到结果。希穆勒说得对，“要获得各个各别原因的知识，我们需要归纳法，它的最终结论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演绎法所用的三段论法的倒置而已……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建立在同样的趋势，同样的信念和同样需要我们的理性的基础上面。”

只有通过发现能够影响某事件的所有事件和其中各个事件独自影响的方式，我们才能全部说明该事件。如我们对其中任一事件或关系的分析不完全，如我们的解释有错误的倾向，则内在的推论已经向建立那种归纳发展，这种归纳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其实却是错误的。而如我们的知识和分析是完全的，则我们只要颠倒我们的思维过程，我们就能够推知未来，几乎像我们根据同样的知识对过去所能作的解释那样准确。只有当我们越过第一步的时候，预断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准确性才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在预断的第一步中所作的任何错误，在第二步中将有所积累和加剧；而在解释过去方面，错误多半不易积累起来；因为观察或有记载的历史在每一步中都可重新予以检查。归纳和演绎的同一过程在解释历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预断未知事件方面，几乎可以同样地加以运用。①①参阅穆勒：《逻辑学》，第6篇，第3章。

因此，决不能忘记，观察或历史虽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时发生或连续发生的，但不能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是否为第二件事的原因。只有通过作用于材料的理性，才能求得答案。当人们说历史上某事件教导这点或那点时，该事件发生时所存在的全部情况是从未加以正视的。有些情况被暗地（如果不是无意识地）假设成不相关的；这种假设在某特定场合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丰富的经验和较仔细的研究可以证明，被认为引起这一事件的那些原因，如无外援，或许不会造成那一事件；甚至也许证明，这些原因阻碍了该事件的发生，而它是由遗漏了的其他原因产生的。

这种困难在关于我国当代事件的最近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当从这些事件作出有反对意见的结论时，它须付诸公决；不同的解释提出来了；新材料被发现了；旧材料被审查和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场合还支持最初从它们所作的那种相反的结论。

分析上的困难和对分析的需要，因没有两个经济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而增加。当然，两个单纯事件尽管十分相似，如两个农场的租佃条件尽管由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决定；交给咨询委员会的两个工资案件尽管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问题；但是，即使小规模的完全重复也是不存在的。不论两个事例如何相似，我们必须决定，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否因实际上无关重要而可以忽略；而这也许是不很容易的，即使这两个事例所指的是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古代材料，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同时涉及经济生活全部性质的那些变化；不论现在的问题和历史上所载的另一个问题在外貌上如何相似，很可能，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除非这样，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论证。

第四节 借助于常识往往能作广泛的分析，但它发现不明的原因特别是原因之原因却是罕见的。科学机器的职能。

这就使我们来考虑经济学和古代材料的关系了。

经济史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从而也相应地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当作通史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也许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各个时期所曾有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级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它也许要问“什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方便譬如何生产；什么组织提供并指导劳动；从而所生产的商譬如何分配；什么是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和分配”等等。①①艾希利：《论经济史的研究》。

这种工作虽然本身是饶有趣味的，重要的，但它不需要大量的分析；一个勤而好学的人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东西。深通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经济史家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出宝贵的新见解，即使他满足于观察那些靠近表面的近似现象和因果关系。

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的势必超过这些范围，并企图发现经济史的底蕴，揭示风俗兴败的秘密，并解释那些不再认为是自然所赋与的难以解释的其他现象。对于借鉴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多半也不加规避。的确，人类理智不喜欢在它所遇见的那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中留有空白。仅仅通过按一定顺序整理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因果倒置，经济史家就担负了向导的责任。

例如，英国北部实行了按固定货币地租的长期租佃，接着农业和当地居民的一般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断它是这种改善的唯一甚或主要的原因以前，我们必须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哪些别的变化。以及这种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的各个变化。例如，我们必须斟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边陲社会秩序确立的影响。这就需要谨慎和科学方法；除非这样，就不可能作出关于长期租佃制的一般趋势的可靠结论。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经验主张在，比方说，爱尔兰现在实行长期租佃制，而不考虑各种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质的区别，以及金银产销方面的可能变动等等。土地使用的历史充满着好古趣味；除非借助于经济理论对它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解释，它就不可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各国现在所应采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这一问题。例如，有的人认为，因为原始社会通常都共同占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显然是一种人为的过渡制度，有的人同样自信地认为，因为土地私有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了它的范围，所以，它是未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从历史汲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教益，就需要分析过去共同占有土地的种种影响，以便发现其中各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始终保持同一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因人类习惯、知识、财富和社会组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工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行会与其他同业会社和团体的那些声明（即他们利用他们的全部特权以求公众福利）的历史，甚至是更饶有趣味而富于教益的。但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完全的判断，尤其是要以它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就不仅需要老练历史家的丰富知识和机警的直觉，而且还需要掌握有关垄断、对外贸易和租税归宿等方面的许多极其困难的分析和理论。

而如果经济史家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世界经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取法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各种方法；他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动变的远因。

试以海事观之，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群情也许对那时代的通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兴趣；但它们对今日的海军指挥却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所必须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因此，正如马汗上尉所说，今日的海军指挥对过去的战略比战术将更加注意，他并不十分关心各个具体战役的细节，而关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战原则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使他能统帅全军，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保持广泛的变通，而仍能迅速集中，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同样地，深通某时普通史的人，可以生动地描绘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而这种描绘在其主要轮廓方面是真的，即使有时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武器已经过时，人们多半是不会抄袭战术的。但是，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真正动机和表面动机，他自己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负责提出（不论如何谦逊）今日战略家从他所记载的战役所必须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军状况势必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对许多国家中研究困难战略问题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决然不能加以忽视。海军史是这样，经济史也是这样。

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经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始为人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当于战术的是经济组织的外部形态和偶然事件，它们取决于暂时的或当地的倾向，风俗和阶级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或取决于生产资料。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经济组织的比较根本的本质，它主要取决于人人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编好和嫌厌。的确，它们在形式上既不是始终如一，在本质上甚至也不十分相同；但是，它们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概括，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经验可以说明他时他代的困难。

这种区别和经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例的区别相似。十九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对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李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区别。当人们没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结论时；当这些结论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于与他不同的时间地点时，无疑地，它们的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锋利的凿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割手，因为它们的柄十分笨拙。

但现代经济学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发展分析和推理的原理时，却发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们知道，他分析地租的原理，对许多今日通常叫做地租的东西和中世纪历史家往往不正确地描述为地租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不适用的。但地租原理的运用范围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因为经济学家也知道，只要谨慎小心，它可以适用于各个文明阶段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许多东西。

当然，战略家是不能忽视战术的。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对他同经济困难所作的各次搏斗中的战术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除非把人在某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中和他的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的渊博知识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战略上各个广泛问题的研究多半没有很大的价值。此外，各个战略学家应当根据个人的观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细节加以仔细研究，其目的未必在干出版，而在于锻炼自己。而这对他解释和权衡他从书报上所得到的不论关于现在或过去的事迹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一个有思想的善于观察的人，总能从谈话和当代文学中获得关于他那个时代特别是他周围的经济材料的知识。他这样不知不觉地所积累起来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时比他从所有文献上所得到的关于远时远地的某类材料还要生动而完全。且撇开这点不谈，对材料也许主要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材料进行直接而认真的研究，在需要任何一个严肃经济学家的时间上，将大大地超过纯粹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即使他是一个重视思想远过于重视材料的人，即使他认为，与其搜集新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现成材料，这种研究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在提高人与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对我们将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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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无疑，许多这样的工作需要细致的科学方法者少，而需要机智、分寸感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者多。但另一方面，许多工作，如没有这种机器，是不易完成的。自然本能将正确地选择并适当地综合与所述问题有关的那些事项；但它主要从所熟习的事物中加以选择；它很少使人洞见他个人经验的底蕴，或远远超出这种经验的范围之外。

已知原因的那些结果和已知结果的那些极其明显的原因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有的。“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往往更加值得研究。如果我们并不是正在讨论仅仅具有局部兴趣或暂时兴趣的某一问题，而是在制定谋求公众福利的长远政策方面寻求指导；或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别的原因考虑直接原因少，而考虑原因的原因多，则情形尤其是这样。因为经验表明，常识和机智，如所预期的那样，是不足以胜任这种工作的；即使实际锻炼也往往不能使人摸清超出他的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那些原因的原因；即使他想这样做，那也往往不会使他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各人都得求助于历代所逐渐积累起来的思想和知识这一强有力的机器。因为有系统的科学推理在生产知识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像机器在生产货物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同一种操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的时候，制造一架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一般是有利的。纵令工作细节上的变化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致使用机器不利，货物必须用手工生产。在知识方面也一样，如有任何研究或推理的过程，其中同一种工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则把过程化成体系，组织推理方法，并制定一般命题，以便用作材料加工的机器和在工作位置上牢牢夹住它们的一把钳子，是值得的。纵或经济原因和其他原因的交错是如此纷繁，以致精确的科学推理对我们所寻求的结论很少有巨大的帮助，但是，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不利用它的帮助，却是愚蠢的。这和科学万能，实践才能和常识将无用武之地这一极端相反的假设，是同样愚愚的。不论某建筑家具有多么丰富的机械学知识，如果他的常识不丰富，审美观念不发达，则他只能建筑一所很不雅观的房子；而一个不懂机械学的人，他的建筑不是不稳固，就是在施工过程中有所浪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布林德利，也许比一个机智较差但受过很好训练的人在某种工程上做得更好；一个聪明的护士，一看她的病人，也许比一个有学问的医生在某些方面提出较好的诊断；但是，工程师却不应当忽视理论机械学的研究，医生也不应当忽视生理学的研究。

因为才智和手艺一样，是与其所有者共生共灭的。但各代对工业机械或科学工具的改进却传于后一代。现在也许没有一个雕刻师比修建巴特农神殿的雕刻师更加能干，没有一个思想家比亚理士多德更富有理智。但思想工具的发展像物质生产工具的发展一样，是累进的。

不论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财富由以制造的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则这种财富会逐渐消失，世界复归于贫困状态。如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而保留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则我们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则世界势必复归于黑暗时代。可见，追求思想比搜集材料，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不“真实的”工作；虽然搜集材料在某些场合可以适当地用德语叫做实际研究（real Studuim），也就是说，特别宜于实科学校（real Schulen）的那种研究。经济学广大领域中的任何部门的研究，其中搜集材料和把材料联系起来的分析与构思都配合成这样的比例，而这种比例被认为最能增进知识和促进该特殊部门的发展，这种研究，从严格使用这个字的意义来说，才是最“真实的”。至于什么是这样的比例，却不能随便决定，而只能由潜心的研究和具体经验加以解决。

第六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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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所取得的进步比任何别的社会科学都要大，因为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精确。但是，经济学范围的每次扩大，总会使这种科学精确性受到损失。而这种损失究竟大于或小于因范围扩大而来的利益这一问题，是不能呆板决定的。

有很大的争论范围，其中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性；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权合理地给自己决定，他在该范围内将探索多远。他离开他的据点愈远，而对那些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纳入科学方法的生活条件和行为动机考虑得愈多，则他所能议论的信心也就愈小。不论什么时候，他从事于生活条件和动机的研究，而它们的表现又不能化成确定的标准，他决不能借助于古今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和思想；他必须主要依靠他自己的直觉和推测；他必须以个人判断所具有的那种谦逊态度说话。但是，如果深入到社会研究的偏僻领域时，他谨慎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完全认识到他的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则他将会作出极大的贡献。

①①如米盖·兰杰罗的摹仿者只学了他的缺点，卡莱尔，拉斯金和摩里斯认为现在的摹仿者也是如此，他们缺乏自己的灵感和直观。

附录四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第一节 经济学中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数学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及其局限性。②见第1篇，第3章。

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很显然，经济学上是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的。经济学家甚至像李嘉图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经济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公式，初看起来似乎主张与此相反的东西；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主张是虚妄的，也许除了某理论数学家为了数学游戏而使用经济学假设的场合，因为那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经济研究已提供了宜于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设来证明这种方法的潜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负技术上的责任，而且往往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机器的压力。但数学上的熏陶有助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述经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而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语言表述，但表述得不能同样轮廓分明。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学问题中的经验使我们对经济变动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理解更加深刻。直接运用数学推理去发现经济学真理，近来在大数学家手里对研究统计平均数和机遇率以及衡量相关统计表的一致程度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 独立思考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假设，而在于使广大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现实经济力量的错综影响相联起来。

如果我们闭目不见现实，我们可以用想像来建造一所水晶大厦，它将间接说明现实问题；并且对那些全然没有像我们所遭遇的经济问题的人来说也许饶有趣味。这种游戏往往有意料不到的价值。它启发心灵，并且似乎只能带来好处，如果清楚了解它的目的的话。

例如，货币在经济学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来自它是动机的尺度而非努力的目的这一论断，可以由下述假想加以说明，即货币充作动机尺度的这种专门用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也许是我们世界中所特有的偶然现象。当我们要引诱某人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给他钱。的确，我们可以诉诸他的慷慨或责任感；但这就要引动那已有的潜在动机，而不是补充新动机。如果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新动机，我们一般要考虑恰恰使他值得做某事需要货币若干。诚然有时充作行动引诱的感恩、尊敬或荣誉可以表现为一个新动机，尤其是它如果能凝成一定的具体形象；例如，像有权使用学士字样，或佩带星勋章或爵士最高勋章。这些荣誉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也只和少数事件相关的；它们不会充作支配人在日常行动中的那些普通动机的尺度。但是，政治上的功绩通常都以这些荣誉加奖，很少用别的方式。这样，我们就逐渐习惯于用荣誉而不用货币来衡量它们。比如我们假定某甲为他的党或国家利益的效劳，按照情形，适当地酬以骑士身份，而这种身份对某乙的报劳却显然不足，因为他已获得了男爵身份。

很可能，也许有些世界，其中没有人听说过物质东西或一般所理解的财富的私有制；各种善行都按等级表授予荣誉。如果这些荣誉不通过外力的干涉而能彼此转让，则它们可以充作动机力量的尺度，如同货币对我们那样方便和精确。在这个世界中，尽管很少提到物质东西，也完全不提到货币，也可以出现和我们现在相似的经济理论著作。

坚持这点，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就经济学上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尺度和极端重视物质财富而忽略其他更高尚的目的这两件事情，产生了错误的联想。衡量经济动机的尺度所需要的仅有条件是，它应当是某种确定的可以转让的东西。它采取一种物质形态实际上是方便的，但不是必要的。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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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抽象，如限制于适当的范围，则是一件好事。经济学所讨论的那些人类经济动机的广度曾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作了过低的估计；而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强调却是一种贡献。但他们似乎误认为英国经济学的鼻祖也忽略了它。殊不知留有很大余地让读者的常识去补充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在这种场合，过分保持缄默会经常引起国内和国外的误解。这种缄默也曾使人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比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还要狭隘，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还更不密切。

例如，人们过分注意了穆勒的这一论点即，“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专门从事于获得财富并消费财富的人”（《论文集》第138页，《论理学》，第六篇第九章，第三节）。但所忘却的是，他在那里是就抽象地讨论经济问题来说的，这种抽象讨论他曾一度设想过，但从未实现，而宁愿著述《政治经济学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也遗忘的是，他继续说道，“一个人的一生中，既不受除了追求财富以外的任何动机的直接影响也不受它的间接影响的行动，也许是没有的”；其次遗忘的是，在讨论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他经常考虑到追求财富以外的许多动机（见以上附录二，第七节）。不过，他对经济动机的讨论，不论在本质上或方法上，都不及他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赫尔曼。在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章第三节中有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论点，即不能购买的不能衡量的愉快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且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的趋势；英国读者可以参阅塞姆所著的《工业科学大纲》。

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瓦格纳的巨著就三版中关于经济动机分析的主要项目。他把经济动机分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类。利己动机有四：第一个也是经常起作用的动机是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畏惧个人的经济困难。其次是畏惧惩罚，和希望报酬。第三是荣誉感，和争取承认，其中包括希求他人的赏识，以及畏惧羞耻和轻蔑。最后一个利己动机是，贪求职业，和活动的乐趣；以及工作本身及其环境的舒适，其中包括“行猎的快乐”。利他动机是“内心命令善行的冲动力，和责任感的压力，以及畏惧个人内心的谴责，也就是说，畏惧良心的谴责。在它的纯粹形态上，这个动机表现为‘绝对命令’，人之遵从它是因为人在内心感觉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的命令，并且感觉这种命令是对的……遵从这种命令无疑会产生快感，而违反这种命令则感到苦痛。这些感觉在驱使我们或参加驱使我们继续或停止行动方面，往往有和无上命令同样强烈的作用，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这点而论，这个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至少使它消融成一体”。

附录五 资本的诸定义

第一节 产业资本不包括雇佣劳动的全部财富。①见本书上卷第102页。

第二篇第四章中说过，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一词的用法，除了遵从一般商业上的习惯（即商业资本）是别无他法的。虽然这种用法的缺点很多，也很明显。例如，它迫使我们把游艇看成是资本，而不把游艇制造者的车看成是资本。因此，如果他过去一直是常年租车，而不是零星租车，把一只游艇售予过去一直租游艇的制车商，并买了一辆车以供自己使用；则结果是，本国的资本总额有所减少，减少之数为一只游艇和一辆车。虽然没有东西遭到破坏，虽然储蓄品仍旧相同，它们本身对当事人和社会带来和以前相同的甚或更大的利益。

这里我们也不能利用资本因其具有雇佣劳动的特别力量而区别于其他财富形式的这一概念。因为事实上当游艇和车在商人手中，从而算作资本的时候，比它们在私人手中，不算作资本的时候，对劳动的雇用将有所减少，减少之数等于划船和驾车的劳动。以饮食店和面包房（那里所有的设备都算作资本）来代替私人厨房（那里没有东西算作资本），对劳动的雇用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在企业雇主下，工人也许可能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他们所得到的物质福利和工资相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比在私人雇主的松散制度下要少些。

但是，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不利条件；几种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得资本的这种用法风行一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私人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涉及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或普通所谓劳资双方之间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冲突行动。这点曾为马克思和他的信徒所强调。他们公开使资本的定义以此为转移；他们断言，只有那种生产资料才是资本，这种生产资料是由某人（或某群人）所占有，一般通过雇用第三者的劳动，而用于生产他人所享用的东西；从而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机会掠夺或剥削别人。

其次，资本一词的这种用法，在货币市场上和在劳动市场上都是便利的。商业资本通常是与信贷联系着的。如果人能看见运用资本的好机会，则他毫不犹豫地进行借款，以便增加他所支配的资本。为此他能通过一般商业手续提出他自己的商业资本作为担保，比提出他的用具或私人车辆更加简便易行。最后，某人仔细地计算他的商业资本账目，他当然酌加折旧，从而使自己的资本不动。自然一直常年租车的人能用铁路股票的售价购买一辆车，而这种股票的利息比他所付的车租要少得多。如果他把年收入积累到车被用坏的时候，则这种收入将能给他购买一辆新车，而绰绰有余。这样，他的总资本因这种变动而必将有所增加。但是，他也许不这样做，如果该车为商人所有，则他可以通过一般商业行径对它提供补偿。

第二节 关于两种主要性质即预见性和生产性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之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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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资本的定义。已经指出，唯一严格的逻辑立场是大多数用数学阐明经济学的那些著作家所采取的立场，它把“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等同起来；虽然这种方法使他们失去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是，不论某学者在开头采取什么定义，他发觉他包含在那个定义中的各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他所必须处理的各个相连问题之中。因此，如果他的定义以精确自命，则他势必用解释各资本要素和所述问题的关系来补充这个定义；而这种解释在本质上和其他学者的解释十分相似。从而，最后结果趋于一致；而读者不管经由什么途径都可以达到十分相同的结论，虽然要看出潜藏在形式和措辞上的差异的底里的本质上的统一，也许比较费事。开头的分歧原来却比所想像的害处要小些。

此外，尽管措辞不同，而各代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资本所下的定义却是一脉相承的。的确，有些经济学家侧重资本的“生产性”，而有些经济学家则侧重资本的“预见性”，这两个术语都不是完全精确的，都没有指出严密的分界线。虽然这些缺点是精确分类的致命伤，但那只是次要的问题。关于人类行为的事物，是从来不能根据任何科学原理加以精确的分类的。纳入一定类别而为警官或关税员司参考的那些东西可以制定精确的表，但这种表也显然是人为的。我们应该慎重保存的是经济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如我们在第二篇第四章的末尾所指出的，没有一个聪明的学者曾遗忘了生产性方面，或预见性方面。但有的人着重讨论了某一方面，而别的人却着重讨论了另一方面。不论在哪方面要划一条确定的分界线是有困难的。

那末我们看一看把资本当作人类劳作和牺牲的结果，并主要用于获得将来利益（而非现在利益）的各种东西的蓄积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明确的，但它不能使我们作出确定的分类；如同长度的概念是明确的，但除了用任意一个界尺不能使我们划分长墙与短墙一样。当野蛮人收集树枝以保护他过夜的时候，他表现了某种预见性。如他用木竿和兽皮搭了一个帐篷，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更多，如他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越更多。当文明人用坚固的砖房或石房代替小木屋的时候，他表现了日益增加的预见性。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划出一条线以区别那些东西，它们的生产是为了未来的满足而不是为了现在的满足。但这种界线也是人为的，不稳固的。寻求这样一条线的那些人们，发现他们的地位不稳固，除非他们把全部积累财富当作资本包括进去，他们就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这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由许多法国经济学家得到的；他们沿着重农学派所指示的方向，运用资本（capital）一词以包括全部积累财富，亦即生产超过消费的总差额，这种用法同亚当·斯密和他的直接继承者运用股本（stock）一词的意义大致相仿。虽然近几年以来，他们有一种从狭义的英国意义使用资本一词的显著趋势，但同时德国和英国有些渊博的思想家却沿用从前广义的法国定义。这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那些学者身上，他们和杜阁一样，喜欢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赫尔曼，杰文斯，瓦尔拉和帕累托与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的著作立论精辟，见解丰富，赞成资本一词的广泛定义。从抽象的数学观点来看，他的论点是无可争辩的。但他似乎很少考虑到那种合乎市场用语的现实讨论的必要性；也似乎忽略了白哲特的警告“以固定使用的有限词汇来表示复杂事物的不同意义”。①①见本书上卷第71—72页。

赫尔曼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第3、5章），资本是“由有交换价值的作为满足的不断源泉的那些财货构成的”。瓦尔拉（《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97页）给资本下的定义是“完全不被消费的，或消费很慢的各种社会财富；数量有限的，经过初次使用而尚存的各种使用价值；一句话，它可以使用一次以上，如一所房屋，一件家具。”

克尼斯给资本下的定义是“准备用于满足未来需求的那些现有的财货量”尼科尔森教授说，“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而为克尼斯所发展了的那种思想，结果导致这样的结论：资本是为了直接或间接满足未来需要而被分开的财富。”但是整个句子，特别是被分开”一语，似乎有欠明确，似乎是回避问题的困难，而不是克服这种困难。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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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给资本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时大多侧重于它的生产力方面，而对资本的预见性却比较忽视。他们把社会资本看成是生产手段或生产资料的蓄积。但这个一般概念却有不同的解释。

根据从前英国的传统，资本是由生产中辅助或维持劳动的那些东西构成，或如最近所说的那样，是由那些东西构成，没有这些东西生产不能以相同的效率进行，但它们不是自然恩赐品。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才作了上述消费资本与辅助资本的区别。

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是由劳动市场上的事务提供的。但它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把雇主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支付工人劳动的各种东西工资资本或所谓报酬资本都算作资本；但是没有包括他们自己或建筑家、工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要求得一致，它必须包括各类劳动者维持效率所需要的必需品；并排弃体力劳动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奢侈品。不过，如果过去达到了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则它在讨论劳资关系中也许会起着较不显著的作用。①

①下面是亚当·斯密的英国门徒给资本下的一些主要定义。李嘉图说：“资本是在生产中使用的，由实现劳动所必要的食物、衣着、工具、原料和机器等构成的那部分财富。”马尔萨斯说，“资本是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分配财富中，为了获利而保有或使用的那部分财货。”西尼尔说：“资本是在财富的生产或分配中所使用的作为人类劳动成果的一件物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资本对生产的功用是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厂房、工具和原料，并有生产过程中养活或维持工人。凡用于此项目的者皆是资本。”在讨论工资基金学说时，我们还要考察资本这个概念；见附录十。

如赫耳德所说，十八世纪初期所突出的那些实际问题使人们产生了这种资本概念。人们坚信，工人阶级的福利取决于预贮的雇用手段和食物，并且急于强调在保护制度和旧恤贫法的荒唐措施下企图人为地使他们就业的那种危险性。在凯南那趣益横生的《生产和分配》一书中，赫耳德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早期经济学家们（1776—1848）的某些言论似乎比凯南对它们的解释能有更合理的其他解释。

但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国，有把资本（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资本）局限于辅助资本或工具资本的一种趋势。论点是，为了使生产和消费截然分开，凡不直接进入消费的东西，都应该看成是一种生产手段。但是，为什么不应该以二重资格看待一种东西，看来似乎是没有适当理由的。①①关于与此意相同的论证和对整个问题的困难的彻底讨论，参阅瓦格纳：《基础》：第3版，第315—316页。

其次一个论点是，有些东西对人所提供的服务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它们在生产供人使用的其他东西中所起的作用来服务的，这些东西形成严整的一类；因为它们的价值是从它们帮助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中来的。给这一类东西命名固然有许多话可说，但是，它是否可以叫做资本，是值得怀疑的；它是否像乍看起来那样严整，也是值得怀疑的。

例如，我们可以给工具品下定义，使它包括电车及其他东西，它们从它们给人提供的服务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或者我们沿用生产劳动的旧概念，从而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可以看作是工具品，它们的劳务直接体现在物品上。前一个定义使该术语的这种用法和上节所述的用法颇为接近，郁有含混不清的缺点；后一个定义稍微比较明确，但似乎作了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人为区别，和生产劳动的旧定义一样，不适合于科学之用。

结论是：从抽象的观点来看，费希尔教授和其他学者所主张的法国定义，立于不败之地。某人的上衣是过去劳作与牺牲的蓄积，是专供给他提供未来满足的一种手段，正如工厂一样：二者都能给他直接遮蔽风雨。但是如果我们寻求一个与市场相合的现实经济学的定义，那末，必须仔细考虑市场上认为资本，但不属于中间品范围的那些东西的总量。倘有怀疑，最好是依据传统。由于这些考虑，使我们从企业和社会观点给资本下了一个上面所述的二重定义。

①

①见第2篇，第4章，第1、5节。资本生产性和资本需求的关联，以及资本预见性和资本供给的关联，早就为人所察觉；但它多为其他考虑所掩盖，许多这些考虑，现在看来似乎是建立在错误观念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比较注重资本的供给，而有的学者却比较注重资本的需求。不过他们的区别往往不全是着重点的区别。注重资本生产力的那些学者，对人们不愿储蓄和牺牲现在以成全将来的这一事实，并不是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而相反地，注重延期所引起的那种牺牲的性质和程度的那些学者，把生产工具的储藏使人类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大大增加这一事实看作是自明的。总之，没有理由来使人相信，庞巴维克教授对资本和利息的“纯生产力理论”，“效用理论”等的叙述，会被前辈经济学家当作公正而全面的提法接受下来。他似乎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而一致的定义。他说，“社会资本是一堆用来进行生产的产品，或简单地说，是一堆中间品”。他本来不包括（第1篇，第6章）“住宅和各种直接用于娱乐，教育与文化的其他建筑物”。为求一致起见，他必须不包括旅馆、客轮、火车等等，甚至也不包括供应私人住宅电力的发电厂；但那就会使资本这一概念丧失全部实际意义。包括电车，而不包括戏院，似乎是没有适当理由的，那也不会成为包括生产手织物的工厂，而不包括生产花边的工厂的理由。在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时，他理直气壮地说，经济学上的各种分类必须在两类之间留有一条界线，以包括那些部分地属于其中每一类的东西。但是对他的定义的责难是在于，它的界线和它所划定的范围相比是宽得太不相称了；它完全违背了市场的习惯；它不像法国的定义那样，含有完全一致而相互关联的抽象思想。

附录六 物物交换

在物物交换中，市场交易的不稳定性比使用货币的地方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人一般地能够以货币形式付出或收回一定量（非一充的百分比）价值，而不会大大地改变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而以单一商品的形式则不然。②见本书下卷第29页。

让我们考虑两个人进行物物交换的那种场合。假如甲有苹果一篮；乙有胡桃一篓；甲需要一些胡桃，乙需要一些苹果。乙从一个苹果所得到的满足也许超过他割让十二个胡桃所失去的满足。而甲也许从三个胡桃所得到的满足超过他割让一个苹果所失去的满足。交换将在这两个比率中间的某一点开始。但是，如果交换继续进行，则甲所割让的每个苹果将增加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意再割让更多的苹果，而他每增加一个胡桃将减低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要更多的胡桃；乙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最后，甲对胡桃的热中和苹果相比不再超过乙；而交换势必停止，因为一方所愿意提供的任何条件都不利于他方。直到这一点，交换增加了双方的满足，而不能有所再增。均衡出现了；但其实它不是唯一的均衡，而是一种偶然均衡。

但是，有一种均衡交换率，可以叫做真正均衡率，因为一旦遇着这种交换率，则它会被保持到底。很明显，如果始终要用许多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乙愿意交换的极少，而如果要用很少的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甲愿意交换的也极少。必须有一种中间比率，在这种比率下，双方都愿意进行同样程度的交易。假定这个比率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甲愿意以八个苹果换四十八个胡桃，而乙愿意按照那个比率收受八个苹果；但是，甲不愿意用第九个苹果再换六个胡桃，而乙不愿意再用六个胡桃换第九个苹果。这就是那时的真正均衡位置；可是，没有理由假定实际上会达到这种均衡。

例如，假定甲的篮子里原来有二十个苹果，乙的篓子里有一百个胡桃，假定开始时甲诱使乙相信他不大愿意要胡桃；从而设法以四个苹果换了四十个胡桃，以后又用二个苹果换了十七个胡桃，再以后又用一个苹果换了八个胡桃。假定当时达到了均衡，进一步交换对双方都不利。甲拥有六十五个胡桃，不愿意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八个胡桃；而乙因为只有三十五个胡桃，所以对它们的估价很高，不愿意用八个胡桃再换一个苹果。

另一方面，如果乙交易有术，他也许可能诱使甲以六个苹果换十五个胡桃，然后又以二个苹果换七个胡桃。那时甲让出八个苹果而得到了二十二个胡桃。如果开始时的条件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他用八个苹果换得了四十八个胡桃，则他也许不肯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七个胡桃。但是，因为他拥有的胡桃这样少，他急想多得到一些，并且愿意再用二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然后再用二个苹果换九个胡桃，再用一个苹果换五个胡桃；于是又达到了均衡；因为乙只有十三个苹果和五十六个胡桃，也许不肯以多于五个胡桃之数换一个苹果，而甲所剩苹果无几，以一个苹果换不到六个胡桃，也许不干。

在这两种场合，交换，就其所及，增加了双方的满足；当它中止以后，进一步交换势必至少减少其中一方的满足。在各个场合，都达到了均衡；但它是一种任意的均衡。

其次假定，有一百个人和甲所处的地位相同，每人都约有二十个苹果，和甲对胡桃都具有同样的欲望；在对方也有一百个人，和乙最初所处的地位相同。市场上最机敏的卖主也许有些在甲方，有些在乙方。不论市场上是否可以互通声息，交易的平均数多半不会远离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像在两个人交易的场合那样。但是，多半没有我们在谷物市场所见的那种紧密依附该比率的可能性。交易时甲方的人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战胜乙方的人，因此，接着就用七百个苹果换了六千五百个胡桃；甲方的人既拥有这样多的胡桃，除了至少按一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的比率，也许不愿意再进行任何交易。而乙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三十五个胡桃，按照那个比率也许拒绝继续出售。另一方面，乙方的人交易时也许在不同程度上战胜甲方的人，结果不久就用四千四百个胡桃换了一千三百个苹果，那时乙方的人因拥有一千三百个苹果和五千六百个胡桃，除了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也许不肯多售，而甲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七个苹果，也许拒绝那个比率。在一个场合，按八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达到了均衡，而在另一个场合，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才达到了均衡。

借以达到均衡的那种比率，其所以不稳定间接地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而不是和货币交换。因为货币既是一般购买手段，则似乎有许多人，他们能方便地收回或抛出大量的货币；这就有使市场稳定的趋势。但在物物交换盛行的地方，苹果很可能有时和胡桃交换，有时和鱼交换，有时和箭交换等等；使市场（其中价值表现为货币）统一的那些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得不把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看成是可变的。的确，如果胡桃种植业是我们这个物物交换地区的主要产业，所有的买主卖主都存有大量的胡桃，只是甲方的人拥有苹果，那末，几把胡桃的交换，对它们的储量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对它们的边际效用也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例如，设有某甲有苹果二十个，和某乙进行交易。设某甲愿意以五个苹果卖十五个胡桃，第六个苹果卖四个胡桃，第七个苹果卖五个胡桃，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第九个苹果卖七个胡桃，余此类推；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始终不变，所以，他恰愿以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余此类推，不论在以前的交易中他是否占了乙的便宜。同时假定乙购买头五个苹果宁愿付五十个胡桃，而不弃而不用，购买第六个苹果付九个胡桃，购买第七个苹果付七个胡桃，购买第八个苹果付六个胡桃，购买第九个苹果只付五个胡桃；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变，所以他恰愿以六个胡桃买第八个苹果，不论他以前买的苹果是贱是贵。在这种场合，第八个苹果既然只卖六个胡桃，则交易势必以八个苹果的转移而告终。当然，如果甲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头七个苹果买了五十或六十个胡桃；而如果乙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三十或四十个胡桃换取了这头七个苹果。这和文中所述的谷物市场以三十六先令的最后价格出售七百夸脱左右的小麦这一事实相符；但是，如果卖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所付的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多于700×36先令，而如果买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小于700×36先令。交易理论和物物交换理论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在交易理论中，假定市场上所存的准备与另一种商品交换的某种商品数量很多，且操于许多人之手；因此它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这种假定，一般是对的；而在物物交换的理论中，这种假定一般却是错的。参阅数学附录中注12（乙）。

附录七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

第一节 地方税的最后征税范围要看居民是否流动，要看有偿税还是无偿税，而有很大的不同。条件的剧变使准确的预见成为不可能。

我们已经知道②，对印刷业征收新的地方税和征收国税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它使印刷业的某些便于转移的部分转移到地方税的范围之外。那些需要在当地印刷的顾客要付相当高的印刷费；排字工人也开始外流，直到所剩下的人在当地就业只能维持以前的工资水平而后止；有些印刷机构转向别的工业部门。对不动产所征收的一般地方税在某些方面却循着不同的途径。逃税力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对印刷业征收地方税那样。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大部分地方税用于直接增进当地居民和工人的福利上，否则他们也许会离开。这里我们需要两个术语。无偿税是对给纳税人不提供补偿利益的税。某市政府借款从事一种企业，这种企业失败了，只得半途而废，而用于支付这笔借款利息的税，就是无偿税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主要的向富人征收的济贫税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无偿税有驱逐纳税人的趋势。①见本书下卷第134、316页。②见以上第5篇，第九章，第1节。此附录多半是以那里所指的备忘录为基础的。

反之，有偿税是花用在照明、排水及其他用途方面的税，以便给纳税人提供生活上的某些便利和福利，而这些便利和福利除由当地政府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更便宜地提供的。这种税，如管理得当，可以使纳税人受到实惠；它的增加可以吸引居民和工业，而不是驱逐它们。当然，某税对居民中的一个阶级可以是无偿的，而对另一个阶级却是有偿的。用在举办完善的初级和高级小学上的高税率，可以吸引技工户，而排斥富户。“偏重于全国性的服务”，“一般是无偿的”，而“偏重于地方性的服务一般给予纳税人的直接利益和特殊利益是和他们的负担或多或少相称的。”①①《皇家地方税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1901年，第12页。

但是，“纳税人”一词，就不同种类的地方支出而必须加以不同的解释。用于清洗街道的税，对住户来说是有偿的，而用于永久改良物的那些税，当然只给他提供部分收益，而大部分收益终归地主所有。

住户把向他征收的税一般看作是构成他的租金总额的一部分；但是，他也考虑那些由于地方有偿税的支出而得到的生活福利，这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有选择租金和无偿税总额较低地区的趋势。可是，要估计这种考虑实际支配迁移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它受消息不灵通和漠不关心的阻挠也许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小些，但它受各人具体要求的阻挠却很大。得文郡的低税率不会把喜欢伦敦生活的人吸引到那里；某些工业家阶级关于他们定居在那里，实际上很少有选择的余地。除开人事和商业关系不说，住户还受到迁移上的辛劳和费用的阻挠。如果这种辛劳和费用相当于二年的租金，除非他所获得的利益是按10％的比率计算三十年，则他势必因迁移而受到损失。但是，当某人因为某种理由移居时，他对适合他住的各个地区的现在税率和未来税率多半予以充分的考虑。

劳动阶级的流动性在某些方面大于中产阶级；但是，如果税率很重，有时会对租户方面发生阻力，并使这种新的负担延期转嫁给他。工业家受他的工人住宅税的影响，往往和受他自己的住宅税的影响是相同的。虽然高税率也许是使某些工业家离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但是，如运用得经济，它们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税的大部分新支出，如运用得当，从工人的观点（如果不从工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会大大增进当地的福利，或减少当地的不便。此外，虽然相权之下有倾向表明，租户慎重地考虑地方税的现在及其未来，但是，他们不能预测得很远，甚至很少作这样的预测。①①皇家地方税调查委员会就这几点提出了大量的证据。

对租税征收范围的分析，必须当作是指一般的趋势，而不是指实际事实。使这些趋势不能加以预料的原因，类似使数学推理不能用来计算在逆浪中摇摆前进的某船甲板上的球的轨道那些原因。如果该船只向一面倾斜，则球的运动可以计算。但是，在任何一种趋势有时间产生许多结果以前，它必将停止，而继起的趋势不能加以预测。正如同这样，虽然经济学家差不多在一世纪以前一度解决了租税转嫁的一般趋势；但是，各地无偿税的相对压力往往变化的如此迅速，以致一种趋势在它被那些不能逆料的变化阻止，甚或反转以前，即告中断。

第二节 地产的“建筑价值”和它的地基价值加起来就构成它的全部价值，如果建筑物和该地基相称的话，否则另当别论。

我们已经知道，某建筑商对任何地基所愿支付的地租，是由他对那块地基对建筑物所增加的价值的估计来决定的。在承租以前，他的资本和他因建筑而借的资本是“流动”资本，并表现为货币；他投资的预期收入也表现为货币。他一方列出他的建筑费用，另一方列出建筑物同地基的租值和他即将支付的地租的差额，他计算这一差额九十九年租期的折现值（也许是主观上的大致估计，而不是明确的数学计算）。最后，如果他看见有相当的利润可图，①他的企业眼前又没有较好的机会，他就租了那块地基。①见以上第5篇，第11章，第3、8节。

营造商一般在租期未满以前希望出售他的产业，他所预期得到的价格是该产业的租价减去未来几年地租的差额（折现值）：因此，他的计算本质上和他企图自己保有该产业时大致相同。

他竭力设法使该地基和在它上面所建筑的房子（或其他建筑物）将永久彼此相称；如他能做到这点，则该地产在将来任何时期的租等于它的年地基价值与年建筑价值之和。他期待这笔款项对他的支出提供充分利润，其中酌加对一种相当冒险的事业的保险费。租中的第二部分歧通叫做（年）建筑价值或房子的建筑租，虽然这种叫法也许不十分确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的购买力可能发生变动；该地基适合建筑的那种房子的等级多半会有所改变；建筑技术也势必有所进步。因此，该地产后来的年价值总额包括它的年地基价值同建筑一所和当时已有的房子提供同样便利的房子的成本的利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服从房子的一般性质始终和它的地基相称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不相称，就不能精确说明总价值，地基价值和建筑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假使为了充分发挥该地基的潜力而需要建筑一个货栈或一所性质完全不同的房子，则该地产的总价值也许小于它的地基价值，因为不拆除旧房而建筑新房，就不能提高地基价值。而原房上的旧材料的价值也许比拆除它们的成本要小些，其中酌加因此而遭受的时间上的耽误和损失。

第三节 向地基价值征收的无偿税主要由地基所有者负担；或如事先不知道，则由承租人负担。

在其他方面同样相宜的两所房子中，住户将对位置较好的那所房子支付一笔等于它的特殊利益的年金；他不管这笔款项中哪部分充作租，那部分充作税。因此，地基价值的无偿税有从地主或承租人所收的租金中减去的趋势。从而这租税，如能加以逆料，将从建筑商（或任何别的人）对建筑权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有偿的地方税在长期内是由住户支付的，但对他不是真正的负担。“在长期内”这个条件很重要。例如，城市改良，在未来几年中将阻塞交通，而不能收到实效，由于这种改良的偿债基金和利息而征收的税，将对住户是无偿的，如果他纳税的话。就公道而论，这种税应该从他的租中扣除；因为当改良完毕，特别是当债务付清，从而该税取消的时候，地产所有者将获得因改良而向最初住户所征收的无偿税的利益。①

①这假定，土地不论如何使用，它所负担的税额相同。因特殊使用而征收的附加税，可用第5篇，第10章，第6节中的方法加以处理。如果农业土地免税，则乡下的房客或工厂主就会逃避对建筑用地价值超过农业土地价值的差额所课的那部分地基税。这也许使城市的集中略有增加，从而多少减轻城市地基所有者的负担：但是它实质上不会影响城市中心的那些地基的价值。见以下第6节。

第四节 但是，对建筑价值征收的无偿税（全国一致）主要由住户负担。特别重的地方无偿税，即使根据建筑价值征收，亦大部分为所有者（或承租人）所支付。

对建筑价值所征收的税却处于不同的地位。如果该税遍及全国，则它们不能改变有利地基的差异优势；从而，不能或至少不能直接使建筑商或其他别的人对好地基不愿支付高额地租；如果税很重，以致大大缩小建筑用地的面积，则它们将的确减低一切建筑用地的价值，而特殊的地基价值随着其他地基价值的下降而下降。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小的，因此认为建筑价值的等一税不由地主负担的这种看法不会有很大的错误。倘建筑商预料到这种税，他可以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计划。他力求建造这样一种用费的房子，它能按给他提供正常利润的租金租给住户；而让租户纳税。他当然可能算错。但在长期内建筑商作为一个阶级，和所有其他的商人一样，差不多是不会算错的。在长期内，建筑价值税落在住户身上，或最后由他的顾主负担，如果他把那所房子充作营业之用，而他的竞争对手也纳相同的税的话。

但就对建筑价值征收特别高的无偿地方税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里出现了不动产国税和地方税的主要区别。这种税的有偿支出对生活福利的增进大于它的成本等价，当然不能驱逐住户。其中征自建筑价值的部分由他支付，但对他不是一种真正的负担，如我们在地基价值的有偿税的场合所见的那样。

但是，建筑价值税超过其他地区的那个无偿部分，主要不是由住户负担。任何额外负担会使他们移出它的范围之外，所迁移的人数足以减少对该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需求，直到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由承租人或地主负担而后止。因此，建筑商如能逆料将来，势必从他们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和各种地基价值税。

但其中这种扣除很大的那些场合，是不很多的，也是不重要的。因为无偿税的长期不等虽然很大，却比普通所想像的要小些，其中许多是由于不易逆料的事件造成的，如某些地方官的失职。的确有一个显著的也许是永久的原因，预示其兆，即富户有从热闹区迁往空旷而时髦的郊区的趋势，从而，使劳动阶级在对穷人的国税中担负了一个不适当的份额。但是，不等这种弊窦十分显著，人们就会通过立法扩大税区或用其他方法把穷人区和富人区置于同一预算之下。

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忘记，建筑价值的额外无偿税，在征收该税的地区中虽有降低地基租和租期更新时的地租的趋势，但对全体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严重，因为建筑业的大部分经营受到这种税的节制以后，不是被破坏了，而是被导向别的地区，并加剧那里对新建筑权的竞争。

第五节 原有税捐如向住户征收，其负担之分配很少受其影响，但无偿税的急剧增加在目前征课制度下对住户特别是店主是一种严重的负担。

向住户而不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旧税，对它的征收范围的影响极小，虽然地基价值税和建筑价值税的比例对它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在最初几年中，无偿税增额的征收范围却很受征收方式的影响。住户所负担的加额，比部分税征自土地所有者或从他的租中扣除一部分税的条件下要多些。这只适用于正在发展的那些周围地区。在人口减退，建筑停顿的地方，无偿税有由土地所有者负担的趋势。但在这些地方，经济阻力一般是很大的。

似乎很可能，无偿税对建筑投机商和其他中间人的企业的总负担不是很大的；他们自以为苦的许多税，实际上使他们发了横财。但是，税的变化使建筑业所冒的那些巨大风险略有增加，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对这些风险所付的代价超过它们的实际等价。所有这一切都指明那些由于急剧增税而来的严重弊端，特别是那些房屋的增税，它们应担的税值相对于住户的纯收入而言是较高的。

商人，尤譬如果他是一个店主，总之，如果他所经营的商品不易从远方得到，往往能把他所负担的税部分地转嫁给他的顾主。但是，店主的税和他的收入相比是很大的；其中有些开支，从富有的居民来看是有偿的，但在他看来却是无偿的。他的工作属于那样一种类型，其中经济进步提高供给多，而提高需求少。不久以前，他的报酬是牺牲社会而人为地提高的。但现在它正在降到较低的，也许是更加合理的水平，而他不轻易承认现实。他恋恋不忘那种因急剧增税而使他遭受的真正不平；并把那些实际上由于较深刻的原因造成的对他的某些压力归咎于这种不平。他的不平感因他总不能和他的地主以相当公平的条件议价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敏锐。因为除开固定设备的成本和一般的乔迁费用不谈，即使他迁到就近同样适宜的处所，他也会损失大部分顾客。但决不能忘记，店主有时的确会迁移，他警惕着，并充分考虑到税；从而，几年以后，他把无偿税的负担转嫁给土地所有者和顾主，甚至比任何阶级中的人还要更加彻底（旅馆主，公寓主在这里和店主相同）。

第六节 根据其资本价值向空建筑地基征税和建筑价值税部分地转移给地基价值，一般说来是有益的，如果它们逐步进行并伴之以关于建筑物高度与其前后应留空地的严格规定。

靠近一个新兴城市仍然当作农田使用的土地，所提供的纯租也许极少，但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地产。因为它的未来地租已经包括在它的资本价值当中。此外，该地的占有除开收取货币地租外还多半能提供一种满足上的收入。在这种场合，即使按它的全部租值课税，也很容易课得少了；因此，就产生了是否应该按它的资本价值的百分之几而不按地租的百分之几课税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方针会加速建筑的进行，从而，有使建筑物市场阻塞的趋势。因此，房租趋于下降，而建筑商也许不能租用高地租的建筑地基。这种变动因此也许会把现在归于那种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公有价值”转移给一般的人，而这种土地是已经盖了房的，或多半要盖房的。除非城市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作出城市应当发展的规划，那就会造成建筑多而质量差的局面；这是一种错误，后代的人也许为它付出损失美观甚或健康的巨大代价。

这种计划所根据的原则是有广泛运用的余地的。我们可以谈一谈近来曾引人注意的一个极端性建议，大意是在将来应该主要甚或全部对地基价值课税，而很少或不问建筑物的价值。它的直接结果是牺牲其他地产而提高某些地产的价值。特别是它使重税区中高大豪华的建筑物的价值提高得甚至比低税区还要厉害。因为它可以减轻较大的负担。但是它使重税区中大地基上低矮而陈旧不堪的那些建筑物的价值有所降低。不久之后，一块地基上的建筑量，在建筑章程的范围内，一般地会和它在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而不像现在那样，部分地和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部分地和税成反比例。这就会增大集中程度并有提高有利地区中总地基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会使这种税的总支出也有所增加，因为这种支出由地基价值负担，所以纯地基价值可能很低。总起来看，人口集中是否增加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大量的建筑也许在郊区进行，那里空地不再逃脱重税。许多都取决于建筑章程：集中程度可能因高大建筑物的前后都应有很大空地这一严格章程而大大减少。①

①例如，假定有一百万平方呎的一块面积，要盖四十呎高，四十呎深的几排房子；规定天空必须对着地面前后四十五度角的建筑法，将使各排之间的距离为四十呎，则总建筑量将等于四十呎乘五十万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即二千万立方呎。现在假定房屋的高度为以前的三倍，在同一建筑法下，则各排之间的距离必然为一百二十呎。根据不便把房屋的高度增加至四十呎以上这一假设，则总建筑量将为一百二十呎乘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即三千万立方呎。因此，房屋总量将只增加二分之一，而不是增加三倍，像各排之间的距离仍保持原来四十呎时那样。

第七节 再论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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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谈过英国农业中佃户和地主的一般共事关系。②农村中的竞争不如城市中的起作用。但另一方面，地主对农场基本建设的投资是有伸缩性的，往往由于环境的压迫而有所改变。这种调节模糊了农业税的归宿，如旋风掠过房的时候，往往使雪花飞扬，它压抑而不是消灭地心引力的趋势一样。因此，就产生了如下的一般说法，即如果对农场的竞争激烈，则农场主将支付他和地主所应负担的农业税部分，如果地主有理由害怕农场脱不了手，则他将付全部农业税。②见第6篇，第10章，第10节。

但是农村居民所负担的无偿税也许比普通所想像的要少些。他们因公安的改善和通行税的废除而获得了利益，并且越来越享有附近城市的税所换来的种种利益，而这些税他们并没有出一臂之力，且一般比他们自己的税要高得多。倘税在眼前是有偿的，虽然住户纳税，则该税对他也不是一种纯负担。但农业税占农场主纯收入的一个很大比例部分；在无偿的农业税急剧增加的那些稀有场合，他的负担往往过重。如已经指出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无偿税比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般无偿税对当地地主和农场主的压迫似更加严重。①①见本书下卷第118页。

第八节 一些实际建议。土地供给的永久局限性以及集体行动对其现在价值的巨大贡献，为了征税目的，有必要把它列入单独项目。

本书主要从事于科学研究，但对那些有经济研究旨趣的实际问题也不无涉猎。②在这里关于租税政策的某些讨论似乎是相宜的，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早开发国家中的土地在许多方面和其他财富形式相同，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区别；在最近的某些争论性文献中，有把不同点降至次要地位，而把相同点提到首要地位的趋势。如果只有那些相同点对迫切的实际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末，适当地偏重这一方面也许是明智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因此似乎有必要来考虑财务行政方面的某些重大问题，其中那些其他财富形式大多没有而土地所有的特点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首先必须谈一谈公平原则。②见第1篇，第4章，第2—4节。

如因某特定用途而征收一种特别税，同时在这种场合政府当局又不干涉现存的所有制（例如，像建立土地排水系统时），则对地产收益户可以适当地按“股份原则”征税，根据这一原则，受益多者多出，受益少者少出。每一种这样的税，公平与否，必须分别加以判断。相反的，一切无偿税，公平与否，必须从总体上加以判断。差不多每一种无偿税，就其本身而言，都对某阶级或其他阶级加以不当之压迫但是这并不重要，倘各种税的不均为其他税的不均所抵销，且各部分的差异同时发生。如果这个困难条件得到满足，则租税制度可以说是公平的，虽然只就其中任何一部分来看却有欠公平。

其次，一致认为租税制度应当根据人民的收入或最好是根据他们的支出划分适当的等级而加以调节。因为一个人所储蓄的那部分收入在用完以前，又有助于国库的充实。因此，当我们考虑到我们的现行租税制度（一般的和地方的）加于房屋的负担很重这一事实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房屋大支出也大。一般支出税，特别是等级支出税，对征税人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此外，它们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所出的费用比给国库带来的收入要大得多。而房屋税则简便易行，征收费用低廉，不易脱漏，且易于划分等级。①

①古时候，房上的窗户被看作房屋的代表，课税很重。但这种税并不是，而且原意也不是仅仅使窗户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来负担；而原意是，并且的确也是使房屋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来负担。正如同窗户是房屋的多少相宜的代表一样，而房屋也是家庭一般开支的某种规模和方式的代表，也许还是更相宜的代表；如对房屋课税，则此税是，并且原意也是对生活手段（在某种安逸和社会地位的一般条件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课税。如果对房屋所课的税有一部分被取消，并以对家具和家庭佣人的课税来补其不足，则租税的实际归宿大致与现在相同。

第三，不过这个论点，不适用于住宅以外的其他建筑物。由于这种原因，对店铺、货栈和工厂等比对房屋课以较低的税，也许是公平的，无论如何，就新税而论，应该如此。旧税业已从营业所占用人那里转嫁出去，一部分转嫁给他们的房东，一部分转嫁给他们的顾客。转嫁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如果对城区商人阶级从新税的每一便士中一次征收一法寻，其余三法寻的一部或全部以后逐年再按很小的百分比加以征收，则他们不会感受很大的痛苦。如果市政府的经费增加得很快，则这种方法也许是必要的。

上述种种考虑使我们不得不重申这样一种看法，即不论在早开发的国家或新兴的国家里，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在进行土地立法比在进行其他财富形式的立法时，对后代将感到有更大的责任；从经济和伦理的观点来看，土地总必须处处被划作一个独立自在之物。如果国家最初就把真正地租保留在自己手中，则工业的元气和积累未必受到损害，虽然在少数场合下向新开发国家移民略有耽搁。而对来自人为产业的那些收入却决不能这样说。但在讨论土地公有价值是否公平时，有关的公共利害关系是如此之大，以致使我们特别有必要牢记的是，国家忽然把其私有权曾为它所认可的那些地产的收入攫为己有，就会破坏安全和动摇社会的基础。轻率而极端的措施是不公平的。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而不是完全由于这种原因），这些措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愚蠢的。

警惕是必要的。但地基价值很高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集中，而这种集中有使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场所发生严重不足的危险，以致毁坏青年一代的体力和幸福。从而，巨大的私人利益不仅是由那些社会性质（而不是个人性质的）的原因造成的，而且是以牺牲一种主要的公共财富形式为其代价的。取得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场所是需要巨额经费的。而这些经费由以开支的最适当的来源似乎是土地私有的那些极端权利，而这些权利从代表国家的国王是唯一土地所有者的时候起就几乎不知不觉地形成了。私人只是土地持有者，有义务为公众的福利服务。他们没有用拥挤不堪的建筑来损害那种福利的合法权利。

第九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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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似乎可以提出以下的几点实际建议：关于旧税，骤然改变纳税人似乎是要不得的。但是新税，在可能便利的条件下，应该向它的最后负担者加以征收；除非像表甲下的所得税那样，向租户征这种税时，说明它将从他的租金中加以扣除。

这样做的理由是，对土地的公有价值或地基价值所课的旧税几乎全部都已经为所有者（包括承租人在内，就这些税而言，它们虽然是旧税，但他们在订租约时却没有事先料到）所负担；其余部分差不多完全由租户或他们的顾客所负担。这种结果不会因让租户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一部甚或全部他所负担的税而受到很大的干扰，虽然这样一种法律有把所有者的一部分产业转让给承租人的危险，他们订立租约时就料到要缴纳那些旧税。另一方面，分担新税（亦即增加的税）的规定有很大的优点：不论农场、铺面或住宅的租户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二分之一的新税；他的直接地主（或房东）再从他对他上级地主（或房东）的支付中按比例加以扣除；余此类推。此外，各种营业所的新的地方税，如上面所说，最初不能征收全额，以后逐年增加。通过这些规定，农场主、店东和其他商人就不会有那种偶然不公的待遇，和对这种不公的经常顾虑，而这种不公现在是和突然地不适当地增加特殊阶级的公共负担相联系的。

关于地基价值，不妨这样规定：一切土地（不论在技术上是否属于城市土地），在不计算建筑物而每亩可按不太高的价格，（比方说）二百镑出售时，就应被视作具有特殊的地基价值。对它的资本价值课以一般的地基税，此外，并课以“新鲜空气税”，以便由当地政府集中使用于上述口的上。这种“新鲜空气税”对所有者不会是一种很重的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会以所余建筑地基的价值增加的形式还给他们。事实上，像首都公园协会这些私人团体的支出，和大部分为市政建设而征收的建筑价值税，其实是对那些已经幸运的所有者的一种无代价的财富。

城乡地区都一样，除原来的土地税外，取得其余的必要基金的最好办法也许是不动产税，再辅以地方当局所征收的一些地方捐。住宅税可以禁用，除非要用它来征集像养老金那种新的巨额经费，主要的税率可以像现在的住宅税所划分的等级；不过对一般的住宅要低些，而对很大的住宅要高些。因为在一个人对租税的征收和使用有权投票表决的情形下，他完全不负担租税是不妥当的。但是以等于他的税款的这些利益（如增进身心健康与精力，和不趋向于政治腐败）来报酬他或他的子女倒是妥当的，合理的。

①

①最近成立的地方税调查委员会着重解决确定地基价值税的困难；解决甚至更加严重的困难，即同时作出把旨在最后由土地所有者所应担负的一部分（不论多少）税，由住户转给租户的那些措施（见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特别是第153—176页）。定税的这种困难，无疑是很大的，但是通过经验可以很快地减少的：最初一千个这样的定额比以后二万个定额，困难也许较大，准确性也许较差。

附录八 关于报酬递加的静态假设的运用的局限性

第一节 严格的供给表的假设会导致多重均衡（稳定和不稳定的）位置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假设，就报酬遞加来说，与现实相距是如此之远，以致它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加以尝试性的运用。因此，在使用正常供给价格一词时，须加小心。②见本书下卷第141页。

我们已经暗示了那些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均衡理论所遭遇的困难。这些暗示现在需要加以进一步的发挥。

关键就在于，“生产边际”一词，在长期内就生产成本随着产量逐渐增加而减少的那些商起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而报酬递增的趋势在短期内一般是不存在的；因此，当我们讨论遵守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商品的价值的特殊条件时，“边际”一词应该避而不用。就需求上的短暂变动而论，它当然可以用于这些商品，像用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因为适应这些变动的那些商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而不是报酬递增规律。但是，在报酬递增趋势起有效作用的那些问题中，是不能给边际产品下明确的定义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选择较大的单位，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代表性”企业而不是某个别企业的情况。尤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无须把单个商品如一支来福枪或一码布的成本从中分出来。的确，如某工业部门几乎全部操于少数大企业的手中，则其中没有一个企业堪称为“代表性”企业。如果这些企业融合而成一个托拉斯，甚或彼此密切地联合起来，则“正常生产费”一词就没有精确的意义。如在下一本书中将充分论证的那样，表面上它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垄断；而它的进程必须根据第五篇第十四章中的原则加以分析；虽然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表明，即使在这种场合下，竞争仍有大得多的作用，“正常”一词的使用不如原来似乎可能的那样不相宜。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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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这个例子上，即因时髦运动而造成对无液气压表需求的增加，不久之后，它导致组织的改善，并使供给价格降低。①当最后时髦力量消失时，气压表的需求又只建立在它们的实际效用的基础上；这个价格可能大于或小于相应生产规模的正常需求价格。在前一场合，资本和劳动对该业抱有戒心，在那些已经成立的企业中，有的也许继续营业，虽然所得纯利比它们所希望的要少些；而有的却渐渐转入某些比较兴盛的相近的生产部门。由于旧厂衰落，新厂起而代替者寥寥无几，生产规模也有所缩减；旧有的均衡位置也许显得相当稳定，而不易破坏。①见第5篇，第7章，第1页。

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另一种场合，在这种场合下，已增产量的长期供给价格下降得如此厉害，以致需求价格仍居于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展望着从事该业的某厂的寿命，考虑它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折算它的未来支出和未来收入，最后也许断定收入大大超过支出。资本和劳动迅速流入该业；而在需求价格的下降和长期供给价格的下降相等，并发现稳定的均衡位置以前，生产也许增加了十倍。

因为虽然在第三章说明供给和需求围绕一个均衡位置摆动中，的确像普通所暗示的那样，我们暗示了在一个市场内只能有一个稳定的均衡位置，但实际上在某些可以想像的、虽然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真正供求均衡位置，其中任何一个均衡位置和该市场的一般情况同样是一致的，其中任何一个均衡位置一经确立，直到某种大的干扰出现，将会是稳定的。①

①除了稳定均衡位置之外，从理论上讲至少还有一些不稳定均衡位置；它们是两个稳定均衡位置之间的分界线，宛如划分两个流域的分水岭一样，价格有从它们流向每一方的趋势。

当供给与需求处于不稳定均衡状态时，那末，如果生产规模曾受到扰乱，以致多少离开它的稳定均衡位置，则它将迅速移向它的稳定均衡位置之一；像一个直立的鸡蛋稍受摇动，就倒卧一样。一个鸡蛋平衡直立，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生产规模在不稳定均衡中保持均衡，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而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例如，在第38图中，诸曲线相交几次，ox上的箭头表示R有沿着ox移向原位的趋势，这就表示，如果位于H或L之R向左右稍离原位，一俟干扰因素消失，则将复归其所离开之均衡位置。但是如果R位于K，并离向右方，那末，甚至在干扰因素停止以后，它也将继续向右方移动，直到L为丘，而如果离向左方，则它将继续向左方移动，直到H为丘。这就是说，H与L为稳定均衡点，K为不稳定均衡点，从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相应于供求曲线交点的供求的均衡，是稳定均衡或不稳定均衡，依需求曲线正在该点左方位于供给曲线之上，或位于供给曲线之下而定；又依需求曲线正在该点右方位于供给曲线之下，或位于供给曲线之上而定。

我们已经知道，需求曲线是全部向下倾斜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供给曲线正在任何交点的右方位于需求曲线之上；那末，如果我们沿着供给曲线向右方移动，则我们势必使需求曲线位于供给曲线之上，直到第二个交点为止。这就是说，在稳定均衡点右方的第二个均衡点必然是不稳定均衡点。同样可以证明，在左方相邻的交点也是不稳定均衡点。换句话说，在供求曲线相交一次以上的那些场合下，稳定均衡点与不稳定均衡点是交替着的。如我们向右移动，则最后的交点也必然是稳定均衡点。因为如果产量无限增加，它的销售价格势必降到几乎等于零的程度；但是补偿其生产费用所需要的价格不会如此下降。因此，如果把供给曲线充分向右延长，则该曲线最后必然位于需求曲线之上。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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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承认，这个理论是和现实生活脱节的，只要它所假定的是，如果某商品的正常生产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格又回到它们在该产量上的原来位置。①①见第5篇，第3章，第6节。

不论某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规律，价格下降只能使消费逐渐增加。②此外，某商品价格低时一旦形成使用它的那种习惯，当它的价格复涨时，是不能很快放弃的。因此，如果在供给逐渐增加之后，它的某些来源阻塞，或任何其他原因出现，从而使该商品稀少，则许多消费者将不愿放弃旧习。例如，美国战争时期棉花的价格很高，如果以前的低价格没有使棉花共同用来满足那些由于低价格所产生的需要，则它的价格也许不会那样高的。因此，对某商品生产的前进运动有效的需求价格表，很少适用于它的倒退运动，但一般将需要加以提高。③②见第3篇，第4章，第6节。③这就是说，对于销售量的任何倒退运动来说，需求曲线的左端也许有必要加以提高，以便使它代表新的需求情况。

此外，供给价格表也许颇能代表供给正在增加时所出现的商品供给价格的实际下降；但是，如果需求减少，或如果由于任何其他原因供给必须减少，则供给价格不会沿着原道后退，而会采取较低的路径。对前进运动有效的供给价格表，不适用于后退运动，而必须以较低的供给价格表来代替。不论商品生产所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增规律，这都是真的。但在报酬递增的场合下，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生产遵守这一规律的事实，证明它的增加导致组织上的大加改善。

因为当任何偶然的干扰使某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大规模经济的引用时，这些经济是不易丧失的。机械工具，劳动分工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各种组织上的改进，一旦被利用之后，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资本和劳动一旦从事于某特定工业部门，如果对它们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减我们从左向右所得出的第一个交点，可以是稳定均衡点，也可以是不稳定均衡点。如系不稳定均衡点，则这就表明所述商品的小规模生产将对生产者无利可图；因此，除非一时的事件暂时引起了该商品的迫切需求，或暂时降低了它的生产费用，或一个大展宏图的厂准备运用大量资本来克服生产上的初期困难，并按行将保证巨额销量的价格来生产这种商品，就决不会开始生产它的。

少，则它们的确可以贬值，但它们不能迅速转向其他职业；它们的竞争在短时间内将使已减少的需求不能提高商品的价格。①①例如，第38图中的供给曲线的形状意味着，如果所述商品每年是按OV的规模生产的，则它的生产中所出现的经济大得足以使它按TV的价格销售。如果这些大规模生产经济一旦实现之后，则曲线SS的形状也许不再能确切地代表供给情况。例如，产量OU的生产费用在比例上也许不再比产量OV的生产费用大得多。因此，为了使这一曲线还可以代表供给情况，就有必要作一条较低的曲线，如图中的虚曲线。布洛克教授（《经济学季刊》，1902年，8月，第508页）认为，达条虚曲线不应从T向上倾斜（哪怕是很小的倾斜），而应向下倾斜，以表示生产缩减将“通过挤掉弱小生产者”而降低边际成本，因此，边际成本将来就是那些比现在更加胜任的生产者的边际成本了。这种结果是可能的。但是决不应该忘记，最弱小的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值，而只是表明决定价值的那些因素的作用。如大规模生产经济是“内部”经济，亦即属于各个别厂的内部组织的经济，则各弱小厂必然迅速为强大厂所驱逐。各弱小厂的继续存在是强大厂不能无限增加其产量的明证；其所以不能无限增加产量，部分原因是由于扩大市场的困难，而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个厂的力量并不能长期保持。今日强大的厂在过去一个时期也许由于年青而弱小；而在未来一个时期却由于衰老而虚弱。产量虽然减少，仍有一些处于边际的弱小厂；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许比保持过去总产量时将有所削弱，外部经济也将有所减少。换句话说，代表性企业的规模也许将较小，力量较弱，所拥有的外部经济较少。见福拉克斯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904年，2月）上所发表的论文。

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即使有关的商人能确定市场的全部实情，两个稳定均衡位置同时并存，作为可能更替的场合是不多的。但是，当某工业部门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即如果生产规模有某种巨大的增加，则供给价格迅速下降，那末，使该商品需求由以增加的那种短暂的干扰，可能使稳定均衡价格大大下降；此后，生产一个数量上比以前多得多的商品按比以前低得多的价格出售。如果我们把供求价格表向前推得很远，发现它们十分接近的话，这总是可能的。①因为如果那些激增产量的供给价格略居于相应的需求价格之上，需求的适度增加，或稍微新的发明，或其他使生产低廉的方法，就可以使供求价格相遇，造成新的均衡。这种变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从一个稳定均衡位置移向另一个均衡位置，但和后者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除正常需求或正常供给的情况有了某些变动时，它是不能出现的。①这就是说，当在均衡点右方很远的时候，供给曲线仅稍位于需求曲线之上。

上述种种结果之难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分析方法，由于我们科学机器的逐渐改进，日后它的减少是可以设想的。如果我们能把正常需求价格和正常供给价格表现为正常生产量和该产量成为正常产量的时间的函数，我们就大大地迈进了一步。②

②有一种困难源于这一事实，即对增加一次生产规模所引出的经济而留有的适当时间，对另一次较大的增加是不够长的，因此，我们必须事先选定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这种时间多半为当前的特殊问题所提示，并使所有的供给价格与之相适应。

如果我们可以用较复杂的例解，我们就能进一步摸清问题的性质。我们可以用许多曲线，其中第一条曲线计及一年内生产规模增加所引起的经济，第二条曲线计及两年内生产规模增加所引起的经济，第三条曲线计及三年内生产规模增加所引起的经济，等等。从纸板上把它们剪下，并把它们并排立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平面，它的长宽厚分别代表产量、价格与时间。如果我们在各条曲线上画出相应于那一产量的点，这一产量，就预料所及，似乎多半是与此曲线相关的那一年的正常产量，则这些点就会在平面上形成一条曲线，而这条曲线就是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种商品的真正长期正常供给曲线。参阅肯宁安在《经济学杂志》（1892年）上所发表的论文。

第四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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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让我们重申平均价值和正常价值之间的区别。①在静态中，因为各生产工具所得的收入可事先加以准确的预计，所以，它是使该工具出现所需要的劳作与牺牲的正常尺度。①见以上第5篇，第3章，第6节；第五章，第4节；与第九章，第6节。

边际费用乘商品的单位数量，或把商品各部分的实际生产费相加起来，再加生产上的差异优势所得的全部地租，就求出生产费用总额。生产费用总额既由这种种方法所决定，则平均费用等于生产费用总额除以商品数量；结果就是长期或短期的正常供给价格。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平均”生产费一词有些令人不解，因为制造某商品的大多数生产工具（物资的和人力的）很早就存在了的。因此，它们的价值多半不恰是生产者原来所期望的价值。它们的价值有的较大，有的较小。它们现在所赚取的收入，是由它们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是这些收入的资本还原。因此，当我们作正常供给价格表时，它和正常需求价格表连接起来就是决定正常价值的均衡位置，如认为这些生产工具的价值已定，我们就不能不陷入循环论。

这种警戒，就有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工业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可用静态中也只是在静态中可能的那些供求关系的图解加以强调。在那里，各种特定的东西在一般成本中都负担它应有的份额；生产者除按总成本（其中包括建立典型厂的商业往来和外部组织的酬劳）的价格也许不值得接受某特定订货的。这个图解没有积极的价值，它仅仅防止在抽象推理中可能犯的错误。①①右图中的SSC不是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情况相适应的真正供给曲线；但是它有一些往往为人所误解的性质。我们把它叫做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如往常一样，ox代表商品的数量，oy代表商品的价格。OH是每年所生产的商品数量。AH是单位商品的均衡价格。第OH单位的生产者被假定是不拥有级差利益的，而第OM单位的生产者却拥有级差利益，这种利益使他能用PM的支出生产一个单位，而如无这种利益时，生产一个单位势必使他用去AH的支出。P点的轨迹就是我们的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它是这样一条曲线，即在其上任取一点P，并通过P作PM垂直于ox，PM就代表生产第OM单位所用的特殊生产费用。AH与PM之差等于QP，为生产者的剩余或租。为方便起见，拥有级差利益的生产者可以从左到右按下降的次序加以排列；从而，SSC就成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如在消费者剩余或租的那一场合（第3篇，第6章，第3节）下的作法一样，我们可以把MQ看作是一个薄薄的平行四边形，或一条粗直线。随着M在OH上依次采取的位置，我们就得出由曲线SA分成两段的许多粗直线，各直线的下段代表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而上段则为对租的贡献。所有粗直线的下段连在一起，就成为面积SOHA，它代表产量OH的总生产费用。粗直线的上段连在一起，就成为面积FSA，因此，它代表生产者的剩余，或日常所指的租。在上述修正（第3篇，第6章，第3节）的限制下，DFA代表消费者的剩余，即从OH数量所得的满足超过以货币总额OH×AH所代表的满足的剩余。

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和正常供给曲线的区别是在于，在前一场合，我们把大规模生产的一般经济始终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在后一场合却不然。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完全是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面，即总生产量为OH，所有的生产者都拥有属于这个生产规模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如把这些假设牢记在心，则此曲线可以用来代表任何一业，不论农业或工业的一个特定阶段，但是它们不能用来代表它的一般生产情况。

只有通过正常供给曲线才能代表该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其中PM代表第OM单位的正常生产费用，而根据的假设是，OM单位（而不是任何其他数量，如OH）正在被生产着，现有的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是属于总产量为OM的代表性企业的那些经济。这些经济一般比总产量为较大数量OH时要小些；因此，M既在H之左方，则此供给曲线于M之纵坐标比总产量为OH的特殊生产费用曲线于M之纵坐标要大些。由此可知，在我们现在图中代表总租额的面积SAF，过去所代表的租额势必小于此总租额，如果SS′过去为农产品的正常供给曲线（DD′为正常需求曲线）。因为甚至在农业中生产上的一般经济也是随着总生产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的。

不过如果我们为了某特定论证而宁愿忽略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宁愿假定，MP是在生产OM单位时；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因此不支付租）所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费用，它也是甚至在生产OH时，生产第OM单位的生产费用（不包括租）；换言之，如果我们假定产量从OM增加至OH并不改变第OM单位的生产费用，那末，即使当SS是正常供给曲线时，我们也可以把SAF看作是总租额的代表。这样做有时也许比较方便，不过要时时注意所作特殊假设的性质。但是对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供给曲线来说，是不能作这样的假设的。这样做就是自相矛盾。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生产这一事实，意味着总产量大时所提供的一般经济比总产量小时所提供的一般经济是大得如此之多，以致它战胜自然界对该业所利用的原料的增产所提供的日益增加的困难。在特殊生产费用曲线的场合下，MP将总是小于AH（M在H之左方），不论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还是报酬递减规律；而相反地，在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供给曲线的场合下，MP一般地大于AH.

尚待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所讨论的一个问题，其中甚至把人造的那些生产工具在短时期内也必须看作是一个既定量，从而，它们的报酬将具有准租的性质，那末，我们就可以作一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其中MP代表狭义的不包括这种准租的生产费用；这样，面积SAF就代表租和准租的总额。处理短期正常价值问题的这种方法是吸引人的，也许最后还是有用的，但是需要谨慎从事，因为它所根据的假设是极不可靠的。

附录九 李嘉图的价值论

第一节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虽含糊不清，然比杰文斯和一些其他批评家，更能预见到近代关于成本、效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学说。①比较第5篇的结束语，与附录二，第5节。

当李嘉图给一般听众发表演说时，他大量援引他关于生活事实的丰富尽详的材料，用来“说明，和证明他的论点或论点的命题”。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讨论同样的问题，却偏偏不涉及他周围的现实世界”。①1820年5月（同年，马尔萨斯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给马尔萨斯的信中说：“我想，我们的分歧，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由于你认为我的书比我所命意的更实际一些。我的目的是要阐明原理，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设想出一些有力的实例，以便使我可以表明那些原理的运用。”他的书并不自命是有系统性的。劝他出版这本书是费了很大的劲的；如果著书时他心目中有读者的话，那主要是他所交往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因此，他故意省略了他的论证完全合乎逻辑所必要的许多东西，只要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是自明的东西的话。此外，如他在次年十月告诉马尔萨斯的那样，他“只是一个不擅长文字的人”。他叙述的杂乱同他的思想的深邃相映成趣；他用词牵强附会，而不加解释，同时也不固守其虚构的意义；而且他总是从一个假设转向另一个假设，而不加以说明。①见前登巴教授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第1期上所发表的那篇优秀论文，《李嘉图的使用材料》。

因此，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他，我们就必须宽宏地解释他，也许比他自己解释亚当·斯密还要宽宏些。当他的文辞含混不清时，我们必须用他著作中其他段落所指示的意义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抱着确定他的本意的态度行事，则他的学说虽远不完善，却可以从人们通常归咎于它的许多错误中摆脱出来。

例如（《原理》，第一章，第一节），他认为效用虽不是衡量（正常）价值的尺度，但对它是“绝对必要的”；而“数量极有限的”东西的价值，“是随着那些想要占有它们的人的财富和愿望而改变的”。在别处（同书第四章）他坚持，市场价格的变动是一方面由可供出售的商品数量和另方面由“人类的欲望和愿望”来决定的。

此外，在关于《价值和财富》的区别所作的一个深刻而远不完全的讨论中，他似乎在探索着边际效用和总效用之间的区别。因为他把财富理解成总效用，他似乎总是要叙述说，价值相当于刚刚值得买主去购买的那一部分商品所产生的财富增加量；当供给由于偶然事件而暂时减少，或由于生产成本增加而长期减少时，由价值衡量的财富的边际增加额便会增加，同时，从这种商品所产生的财富总体亦即效用总额却会减少。在全部分析中，他力图说，供给一受任何抑制，边际效用就会增加，而总效用却会减少，虽然（因不知道微分学的简明术语）他没有找到精确表达它的用语。

第二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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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不以为他对效用这一问题有很多重要可说的东西的同时，他相信人们对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而关于这个问题的错误见解在实际租税和财政问题中极易使国家误入歧途；因此，他特别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但在这里，他也走了捷径。

因为虽然他知道商品依遵守报酬递减、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增规律而分成三类，但是，他认为在适用于一切商品的价值理论中最好不管这种区别。任取一商品，在二规律之中它可能遵守报酬递减规律，也同样可能遵守报酬递增规律；因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暂时假定所有商品都遵守报酬不变规律。在这方面也许他是对的，但他没有明白表述自己的意图却是一种错误。

在《原理》的第一章第一节　中，他认为“在社会的初期，当时几乎很少使用任何资本，任何一个人的劳动和任何其他人的劳动几乎具有相等的价格，一般说来，的确，“商品的价值或它将交换的商品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这就是说，如果两个东西是由十二个人和四个人一年的劳动生产的，且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等级，则前者的正常价值等于后者的正常价值的三倍。因为如果对一个场合下所投的资本加10％的利润，则对另一个场合下所投的资本也必须加10％的利润（如果w代表此类工人每人一年的工资，则生产成本＝4W.110/100和12w.110/100。二者的比率为4∶12或1∶3）。

但是，他继续指出，在文明的晚期，是不宜于作这样的假设的，价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比他由以开始时的关系更加复杂；而他的下一个步骤便是在第二节中加入“性质不同的劳动，报酬也不同”这样的考虑。如果宝石匠的工资为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二倍，则前者一小时的劳动必须算作后者二小时的劳动。他们的相对工资倘有改变，则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的相对价值当然也有相应的改变。但是，他不像当代经济学家那样去分析使（比方说）宝石匠的工资较之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代代改变的那些原因，而他反以说明这种差别不能很大为满足。

其次在第三节中他认为，在计算商品的生产成本时，不仅要计算直接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还要计算用在辅助劳动的器械、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在这里，必须纳入时间因素，而这种因素是他开头力求避免的。

因此，在第四节中，他更充分地讨论了对“一组商品"”（他有时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避免直接成本与总成本的区分上的困难）的价值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特别是他计及运用一次消耗完毕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同结果，又计及用在制造生产商品的机器上的劳动时间。如果时间很长，商品的生产成本将较大，并“具有较大的价值，以便补偿商品运入市场以前所必须经过的一段较长的时间”。

最后，在第五节中，他总结了投资的时间不等（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对相对价值的影响；正确地指出，如果工资一同涨落，则这种涨落对各种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将不产生永久的影响。但是，他认为如果利润率下降了，则它将降低那些商品的相对价值，这些商品的生产在它们能运至市场以前需要资本作长时间的投资。因为如果在一个场合平均投资是一年，并且需要在工资总额上加10％的利润，而在另一个场合，平均投资是二年，需要增加20％的利润；那末，利润下降五分之一，在后一场合附加利润将从二十减少至十六，在前一场合将从十减少至八（如果它们的直接劳动成本相等，则利润变动以前它们价值的比率为120/110或1．09；而利润变动以后为116/108或1．074；下降2％左右）。他的论证显然只是临时的；在以后几章中，除了投资的期限，他还考虑到使不同工业部门中利润不等的其他原因。但是，很难设想，还会比他在第一章中对劳动和时间或等待是生产成本的要素这一事实更加强调。而遗憾的是，他喜欢用简短的词句，并且他认为读者总会给自己补充他曾暗示的那些解释。

的确在他的第一章第六节的尾注中，他曾说过，“马尔萨斯先生似乎认为我的理论中一物的成本和价值相同；如果他所指的成本是包括利润的‘生产成本’，则他的看法就是对的。但在上节中，他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因此，他显然不理解我的学说”。但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都认为李嘉图主张，物的自然价值只是由消耗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构成的；甚至那些极力反对这两个学者的结论的德国经济学家也往往认为他们对李嘉图作了正确的解释，他们的结论是李嘉图结论的逻辑结果。

这点和其他类似的事实表明，李嘉图的沉默引起了误解。如果他反复申述：两种商品的价值在长期内可以被看作是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的，但只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说，在两种场合下所使用的劳动具有相同的熟练程度，因此，也获得同样高的报酬；根据投资的期限，劳动佐以相应的资本数量；利润率相等，则误解也许会少些。他没有清楚地说明，而在某些场合他也许没有充分地明白理解，在正常价值问题中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制约着，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依次制约的。而他所犯的一个最大的罪过就是力图用简短的语句来表述深奥的经济学说的恶习。①

①艾希利教授在对这个注解所作的那种发人深省的批判中（作为“李嘉图的复原”的一部分，见《经济学杂志》，第1期）认为，一般相信李嘉图事实上的确认为只有劳动数量才构成生产成本，决定价值，不过“略需修正”；并且认为，对他的这种解释是和他的整个著作极其一致的不容置疑，这种解释曾为许多有资格的学者所接受，否则就没有必要来“重述”他那十分朴素的学说了。但是李嘉图是否被认为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没有讲什么东西，仅仅因为他没有不断地重复其中所含的解释这一问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不宜于通过辩论来解决。这里并不认为他的学说包含一种完全的价值理论，而只是认为这些学说，就其所及，大体上是正确的。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对李嘉图学说的解释是，利息不包括在决定（或参加决定）价值的生产成本之中，关于这点，当艾希利教授（第480页）确认李嘉图“把利息（亦即超过资本更新的部分）的支付视作当然之事”时，他似乎完全同意这里的看法。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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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作家中，像杰文斯那样具有接近李嘉图的奇才的独创性的人，是极少的。但他对李嘉图和穆勒的判断似乎过苛，并把他们的学说似乎说成是比他们原来所主张的还要狭隘些，科学性较小。他强调他们未曾充分讨论的价值的一个方面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用他话来说明：“反复的思考和研究使我得到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这样一个较新的见解”（《理论》，第一页）。这种说法较之李嘉图由于不慎的省略词句而往往说价值取决于生产成本，其片面性则一，而其错误更大，因为李嘉图只把它看作整个学说的一部分，其余部分他曾试图加以解释。

杰文斯继续说：“我们只须仔细地寻出按照我们所持有的商品数量而定的效用增减变化的自然规律，以便求得一个令人满意的交换理论，而供求的普通规律只是这种理论的必然结果……人们往往认为劳动决定价值，然而劳动只是以间接方式，通过供给的增加或减少去改变商品的效用的大小，来决定价值的。”如我们将在下面知道的，在这两种表述中，李嘉图和穆勒从前以几乎相同的粗率而不确切的形式作了后一种表述，但是，他们决不会接受前一种表述。因为他们把效用增减的自然规律看作是自明的，无须加以详细的解释的。他们认为，如果生产成本对生产者拿来销售的数量没有影响，则它对交换价值也不会有影响；他们的学说暗示看，凡适用于供给的，稍加适当的修正，也适用于需求，如果商品的效用对买主取自市场的数量没有影响，则它对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不会有影响。那末，让我们来检验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所表述的基本论点的因果关系，然后再拿它同李嘉图和穆勒所持的论点加以比较。他说（第179页）：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供给决定限界效用，限界效用决定价值。”

如果这种因果关系的序列真正存在，则删去中间环节而只说成本决定价值，也不会有很大的损害。因为如果甲是乙之因，乙是丙之因，丙是丁之因，则甲必是丁之因。但实际上这样的序列是不存在的。

对他的理论的头一个责难是，“生产成本”和“供给”的意义含混，而这种含混是杰文斯理应用他有而李嘉图没有的半数学用语的分析工具来避免的。其次较严重的责难是针对着他的第三个命题。因为一个市场上的不同买主对一种东西所愿支付的价格不仅仅决定于它对他们的限界效用，而决定于限界效用连同他们各自所拥有的购买力数量。一种东西的交换价值在市场上到处都是相同的；但和它相适应的限界效用在任何二个部分都是不相等的。杰文斯在说明决定交换价值的原因中。以“限界效用”代替“消费者恰愿支付的价格”一语时（在本书中，该语简化成“边际需求价格”），他自认为摸着交换价值的底蕴。例如，当描述（第二版，第105页）一个只有小麦的商业团体和另一个只有牛肉的商业团体成交时，他用图代表“一个人”所得的“效用”（沿着一条线测量），和所失的“效用”（沿着另一条线测量）。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一个商业团体并不是一个人，它所割让的东西对它的所有成员都代表相等的购买力，而却代表着不同的效用。的确，杰文斯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只有用一系列的解释才能使他的说明和现实生活相一致，这种解释就是以“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来代替“效用”和“负效用”。但是，一经这样的修正他的学说大都失去对旧学说的批判力了，如果二者都严格地按字面意义解释，则旧的说法虽不完全确切，似乎比杰文斯和他的追随者曾力图用以代替的理论要正确些。

但是，对他基本理论的正式命题的最大责难是，它没有把供给价格、需求价格和产量说成是彼此制约的（在一定的其他条件下），而说成是按顺序一个决定一个的。正如同一个碗中有三个球，甲、乙、丙彼此相依，不说这三个球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彼此制约，而他却说，甲决定乙，乙又决定丙。但是另一个人也许同样合理地可以说丙决定乙，乙又决定甲。我们可以用颠倒他的顺序而提出一个和他同样真实的因果关系序列来回答杰文斯吧：

“效用决定必须供给的数量，必须供给的数量决定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决定价值。因为它决定使生产者照常生产所需要的供给价格。”

让我们转过来再考察李嘉图的学说，这种学说虽然缺乏系统性并有许多可议之处，但在原则上似乎是高明一些，同现实生活比较密切。他在上面所引的给马尔萨斯的信中说，“当萨伊先生认为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效用成比例时，他对价值这一概念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如果只是买主调节商品的价值的话，他的看法就是正确的；那时，我们会料到，所有的人都愿意按照他们对商品估价的比例，规定商品的价格；但是，从事实看来，买主们在世界上对调节价格所起的作用最小；价格都是由卖主们的竞争来调节的；尽管买主们对铁比对黄金也许真正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但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供给是由生产成本来调节的……您说，需求与供给调节价值（原文如此）；我认为这等于什么都没说。理由像我在这封信的开头所指出的：正是供给来调节价值，而供给本身又受比较生产成本的制约。用货币计算的生产成本是指劳动和利润的价值”（参阅鲍纳博士所编的《通信集》，第173-176页）。他又在第二封信中说，“我既不争辩需求对谷物的价格的影响，也不争辩需求对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的影响，但是，供给紧跟在需求后面，并且很快就握有调节价格之权，而在调节价格的时候，供给是为生产成本所决定的。”

当杰文斯著书的时候，这些信还没有发表，但是，在李嘉图的《原理》中，也有类似的见解。穆勒在讨论货币的价值（第三篇，第九章，第三节）时，也提到公认对一切商品适用的供求规律，在货币的场合和在大多数其他东西的场合下一样，是受生产成本规律的支配的，而不是把它置之一边的，因为生产成本如对供给没有影响，则对价值也不会有影响。在总结他的价值理论时（第三篇，第十六章，第一节），他又说：“由此看来，供给和需求似乎支配着各种场合下的价格变动和一切商品的永久价值，而这些商品的供给除了由自由竞争是不能由其他媒介决定的。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商品大抵是按能给各生产者阶级提供相等利益的价值和价格而相互交换和出售的；而这只有在商品按各自的成本相互交换时才是可能的”。在第二页，提到具有连带生产成本的商品时，他又说，“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生产成本，所以，我们必须诉诸存在于生产成本以前的价值规律，更本质的是供求规律。”

杰文斯（第215页）提到上一段的时候，谈到“穆勒思想中所存在的一个错误，即他又回到一个先在的价值规律，亦即供求规律中，事实是在引用生产成本原理时，他始终没有离开供求规律。生产成本只是支配供给的一个条件，从而，只是间接地影响价值。”

虽然这个批评的最后一部分的措辞有可议之处，但它似乎含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如果这个批评发表在穆勒活的时期，则他也许会接受它的；也许因不能表达他的原意而会撤销"先在"一词。“生产成本原理”和“最后效用”原理无疑是支配一切的那个供求规律的组成部分；每个原理都可以比作一把剪刀的一叶刃片。当一叶不动而裁剪是由另一叶的移动实现时，我们可以粗率地说，进行裁剪的是第二叶；但这种说法不能作为正式的表述，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辩护词。①①见第5篇，第3章，第7节。

如果杰文斯没有养成一种习惯，谈论实际上只在需求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的那些关系，仿佛李嘉图和穆勒认为在效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像古尔诺一样强调（数学形式的运用可能使他这样做）供求与价值所保持的一般关系的基本对称，而这种对称是和那些关系在细节上的显著差别共存的，则他对他们的攻击也许会小些。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在他著书的时候，人们对价值理论的需求一方却多所忽略，他因提醒人们注意它并发展它而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思想家中，值得我们像对杰文斯那样热诚感激的极少。但是这种感激决不应该使我们草率地接受他对他以前那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批评。②

②参阅作者在《学术杂志》（1872年4月1日）上所发表的关于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论文。在1911年他儿子出版的那个版本中有一个讨论利息的附录，是针对那篇论文的（并见以上第6篇，第1章，第8节）。他认为他父亲的理论，“就其所及，是正确的”，虽然他“沿用了李嘉图学派那种不幸的做法，即为了讨论而把某些思想加以抽象化，并以为他的读者懂得它们的关系，同意他的观点的”。这个儿子可以被认为是他父亲的正确的解释者：杰文斯对经济学的贡献无疑是大得可与李嘉图对经济学的卓越贡献相比。但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既有建设性的一面，又有论争性的一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他在自己序言中所说的“那个能干而顽固的，使经济学误入歧途的李嘉图”的攻击。他对李嘉图的批判，由于假定李嘉图认为价值取决于生产成本，与需求无关，而取得了某些显然不公的辩辞上的胜利。对李嘉图的这种误解在1872年为害很大。似乎有必要指出，杰文斯的利息理论，如照他对李嘉图的解释那样加以解释的话，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回答而选择杰文斯的攻击似乎是作得对的。因为，尤其是在英国，这种攻击比任何其他攻击更加引人注意。许多别的学者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也曾有过类似的攻击。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麦克里奥先生，他在1870年前的著作中，先于其他现代批评家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价值和成本的关系的古典理论提出了批评，而这些批评家有的是和杰文斯同时的，如瓦拉斯和门格教授，有的却在杰文斯之后，如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教授。

李嘉图对时间因素的疏忽，曾为他的批评家所效法，从而，成为二重误解的源泉。因为他们企图借助于以价值的暂时改变或短期变动的原因为基础的论点来否认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最后趋势或原因之原因的学说。无疑地当表述他们自己的见解时，差不多他们所说的一切，按照他们所指的意义解释，都是对的。其中有些是新的，而有好些在形式上却有所改进。但是，他们在建立和旧学说截然不同或和旧学说的发展、引伸有所区别的崭新的价值理论方面，似乎是没有多大进展的。

这里，仅就李嘉图的第一章中关于支配各种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因为它对后来思想的主要影响是在这个方面。但是，它原来和劳动价格作为尺度货币的一般购买力的标准究竟相宜到什么程度的争论是有关的。在这方面，它的兴趣主要是历史的。但是可以参阅霍兰德尔教授在1904年《经济学季刊》上所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论文。

附录十 工资基金学说

第一节 一世纪以前，资本的缺乏使经济学家过分强调资本的供给在工资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①见本书下卷第215页。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民虽然很穷，欧洲各国人民则更穷。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很稀少，因此，粮价低廉；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食不果腹，且不能自筹军饷。法国在最初几次胜利后，靠勒索他国度日。而中欧各国如无英国的帮助，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军队。就连年轻力壮而拥有国家资源的美国也并不富裕；她不能补助大陆上的军队。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寻求解释：并且认为主要是由于英国的积累资本，而以现在的标准判断这种资本虽为数很少，但在当时，英国的积累资本比起任何别的国家来都多得多。其他各国都很羡慕英国，想效仿英国；但是，它们力不从心，部分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它们的年收入都用于直接消费。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大批的人，他们存有大量财富，无须立即消费，并把这些财富用于制造机器和能辅助劳动的其他东西上，使劳动能够生产大量物资以供未来消费之用。由于到处（甚至包括英国在内）缺乏资本，由于劳动日益依靠机器的辅助，由于卢梭信徒们的那一套傻话（他们告诉工人阶级，如果他们完全没有资本，他们的生活会大大改善），使他们的说法具有一种特殊的色调。

因此，当时经济学家极端强调的是，首先，劳动需要资本维持即需要已经生产出来的新衣服等等的给养；其次，劳动需要采取工厂、原料贮藏等形式的资本的辅助。当然，工人也许会供给自己资本，但实际上他只有几件衣服和家具，也许还有自己的少数简单工具。而在其他方面他都是依靠别人的储蓄的。劳动者领到的是现成的衣服，可食用的面包，或用以购买这些的货币。资本家得到的是，毛纺成毛线，毛线织成毛布，或土地的耕耘，而只有在少数场合下，才得到供直接使用的商品，供现穿的衣服，或供食用的面包。诚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雇主和雇工之间一般的交易是，后者所得到的东西是供直接使用的东西，而前者所得到的东西是有助于制造以后行将使用的东西。经济学家们把这些事实表述成：一切劳动都需要资本的维持，不论这种资本属于自己或属于别人；此外，当任何一个人受雇于人时，他的工资照例是从资本家的资本中预付给他的——所谓预付，指的是不等到工人所从事制造的东西可供直接使用的时候。这些简单命题受到很多批评，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所否认，只要他按照它们的原意来理解。

不过，较老的经济学家继续说，工资数量是受资本数量的限制的。而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只不过是一种粗枝大叶的说法而已。它曾给人这样一种想法：一个国家在比方说一年中所能支付的工资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如果一群工人用罢工的威胁或其他方法而提高了工资，人们会告诉他们，其他工人群众因此会受到损失，而损失的总额恰等于他们的工资增加额。说这种话的那些人也许想到一年只收获一次的农产物。如果一次收获的小麦在次年收获以前势必吃光，如果本国不输入小麦，那末的确，任何人食用的小麦份额如果增加，则其他人恰将减少同样的份额。但是，这点并不能作为一国应付工资数量由该国资本所规定这一命题的口实，这个命题是被称为“庸俗形式的工资基金理论”的一种学说。①

①这三段摘自给《合作年刊》写的一篇论文，后又载入《工业报酬会议报告》（1885年），这个报告含有第6篇头两章的一些主要论点。

第二节 这种夸大可以从穆勒的《价值论》前的第二篇《工资论》中看出来；但在第四篇《分配论》中，却不再有这种扩大。资本和劳动，以及生产和劳动之间相互关系的部分对称。

前面已经指出（第一篇，第四章，第7节），穆勒晚年在孔德和社会主义者及民心的一般趋向的交错影响下，从事强调经济学中和机械因素相对立的人的因素。他欲使人注意那些习俗和社会不断的变迁以及人性的不断改变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和孔德一致认为从前的经济学家对人性之易变作了过低的估计。正是这种愿望推动他晚年从事于经济研究工作，而这种工作和他写《关于未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文集》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正是这个愿望诱引他把分配和交换区别开来，并主张分配规律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随着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动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而往往变化不绝。从而，他把分配规律和他认为建立在一成不变的自然基础上的生产规律，以及和他认为与数学的普遍性十分相似的交换规律都对立起来。的确，他有时说，仿佛经济科学主要讨论的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因此，似乎是暗指他把交换理论视作分配理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把这两种理论区分开了；他在《原理》的第二篇和第四篇讨论《分配》，而在第三篇讨论《交换的机器》（参考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十六章的第六节）。

这样做的时候，他让经济学更合乎人情的那种热诚战胜他的判断，并且促使他工作而没有完全的分析。因为他把主要的工资理论放在供求的说明以前，这样就使他失去满意地讨论工资理论的一切机会；而事实上他竭力主张（《原理》第二篇第十一章，第一节），“工资主要取决于人口和资本的比例”；甚或像他后来解释的，取决于“雇佣劳动阶级的人数”和“由用来雇佣劳动的那部分流动资本构成的所谓工资基金总额的比例。”

事实是，分配和交换的理论密切联系得略多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机械准确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每个方面都有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同或行将不同的因素。如果穆勒认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他也许不会像他在第二篇中那样力求用工资问题的提出来代替它的解决，而也许会把他在第二篇中的描述和分析同第四篇中关于决定国民收入的因素的精湛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也许会大大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当他的朋友桑顿跟在郎格、克利夫·莱斯里、杰文斯和其他学者之后，使他相信他在第二篇中的措辞不当时，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夸大叙述了他自己的过去错误和他不得不向他的敌人所作的让步。他说（《论文集》，第4卷，第46页），“没有这样的自然规律，它生来就使工资不可能上涨到这一点，在这点，它不仅吞尽他（雇主）企图用在营业上的基金，而且还吞尽他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所留下的全部私人用费。这种上涨的真正限界是，对他有多大的损害或迫使他歇业的实际考虑，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工资基金限界。”他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是直接结果还是最后结果，指的是短期还是长期，但不论在哪种场合下，这种说法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

就长时起来说，限界定得太高，工资不能长期上涨得几乎吞尽像这里所指的那样多的国民收入。就短时起来说，限界又定得不够高：因为当危急之际一次组织得很好的罢工在短时间内可以向雇主强索一种超过支付该时期原料以后的全部产值，从而，使他在当时的毛利成为负数。的确，不论较旧或较新形式的工资理论都和劳动市场上的任何特定斗争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是，工资理论对劳资关系的一般政策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表明那些政策本身含有或不含有它们最终失败的因素；哪些政策可通过适当的组织加以维持；哪些政策最后将使劳资双方都两败俱伤，虽然他们组织得十分完善。

不久凯恩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力图用一种他自认为可以避免攻击的叙述形式来恢复工资基金学说。虽然在他的大部分叙述中他避免了从前的陷阱，但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只是由于他把这个学说的特征都给解释掉了，从而，所剩下的很少名副其实。不过，他说（第203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率和劳动的供给成反比例的变化”。就劳动供给的急剧增加的直接结果来说，他的论点是对的。但是，在人口增长的一般过程中，不仅资本的供给有某些增加，而且同时劳动的分工也愈细，效率愈高。他使用“成反比例的变化”一语是错误的。他应当说“在短时间内至少向着相反的方向变化”。他进而得出一个“出于意料的结果”，即劳动供给的增加（如系和固定资本与原料一同使用的那种劳动）会使工资基金“随着领工资的人数的增加而减少”。但这只是在工资总额不受生产总额的影响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结果；而实际上生产总额是所有影响工资的那些因素中最强有力的因素。

第三节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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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指出，工资基金的极端形式把工资说成是完全由需求决定的，虽然需求被粗浅地表达为取决于资本的数量。但有些经济学的通俗注释者似乎同时主张工资基金学说和工资铁律（认为工资严格受人的培育费的决定）。当然他们可以把这两种理论都加以改造，并造成一个多少和谐的整体，如凯恩斯后来所作的那样。但似乎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工业受资本的限制这一命题，往往被解释得实际上和工资基金理论意义相同。它可以被解释得正确，但一种类似的解释可以使“资本受工业的限制”一语同样正确。而穆勒之使用它主要和这个论点有关，即用保护关税或其他方法使人们不按他们所喜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般是不能增加劳动雇佣的总量的。保护关税的影响至为复杂，在这里无法加以讨论；但穆勒显然说得对。就一般而论，用来维持或辅助任何一种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劳动的资本，“一定是撤自或停办某种别的工业而来的，在该工业中，它雇用或势必雇用的劳动量，大概等于它在新工业中所雇用的劳动量”。或用比较现代的形式来表述这个论点：这种立法显然既不增加国民收入，也不增加归于劳动的国民收入份额。因为它不增加资本的供给，也不能使劳动的边际效率较之资本的边际效率有所提高。因此，使用资本时须付的利息不会降低；国民收入得不到增加（实际上，几乎一定有所减少）；因为劳动和资本在订约分配国民收入时没有一方能得到新的利益，所以，它们都得不到这种立法的好处。

可以把这个学说颠倒过来说，推动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资本所需要的劳动，一定是由撤自或停办某种别的工业而来的，在该工业中，它推动或势必推动的资本量也许等于它在新工业中所推动的资本量。这种说法虽然同样正确，但它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货物的买主通常被认为给予卖主以特殊的利益，虽然实际上买主和卖主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内是同等的。同样，雇主通常被认为给予工人以特殊的利益，虽然雇主和雇工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内是同等的。这两件事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大力加以讨论。

某些德国经济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论点，他们说，雇主支付工资的资金取自消费者。但这似乎出于一种误解。如果消费者预购个别雇主所生产的东西，则这种说法也许对他适用。但事实上却有相反的常规；消费者往往过期付款，买现成商品时只给一种对它们的延期支配权。不能否认，如果生产者不能出售他的货物，则他在短时间内也许不能雇用工人；但这只是意味着生产组织部分发生障碍。如果机器的一个联杆坏了，则它可以停顿，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的原动力就是联杆。

雇主在任何时候所支付的工资额也不是由消费者们对他的货物所付的价格来决定的，虽然雇主对消费者们行将支付的价格的期待对它一般都有很大的影响。诚然无疑，在长时期的正常条件下，消费者们所支付的价格和他们行将支付的价格其实是相同的。但是，当我们从一个雇主的特殊付款转向一般雇主们的正常付款（我们此刻所讨论的其实只是这种付款）时，消费者们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了，因为人人都是消费者。当羊毛或印刷机从库房或车间转移到毛纺工业家或印刷家的手中时，从广义上讲，我们说它们进入消费领域，这种国民收入专用于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这就是说，也是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儿童和他们所供养的其他的人以及向他们征税的政府①只消耗他们的部分收入。因此，认为一般雇主们的资金最后取自一般消费者，无疑是正确的。但那只不过是下述事实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一切资金都是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它们被作成适于延期使用而不适于直接使用的形式。如果其中有些现在用于其他目的而不用于直接消费，则它们势必由国民收入的流入加以代替（带有增加额或利润）。②①的确除非我们把政府所提供的安全和其他利益算作国民收入的独立项目。

②沃克的著作对工资基金这一问题和与其相关的各种论争作了精辟的说明，他所收集的雇工在受酬以前提供服务的那些事例，其实与争论的某些说法有关，而与其主要问题无关。凯南的《生产与分配》（1776—1848）对早期的工资理论有极其尖锐的批评，如果有时是过苛的话。陶西格在《资本与工资》这一重要著作中所采取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欲知文中所说的那些德国理论的详细内容和对它们的批判，英国读者务须参阅此书。

穆勒的第一个基本命题和他的第四个基本命题即商品需求不是劳动需求是密切地联系着的。但是，这个命题又没有很好地表达他的意见。的确，购买某特定商品的那些人，一般都不供给辅助和维持生产那些商品的劳动所需要的资本。他们只是把资本和雇佣从别的企业转向那种企业，而这种企业的产品是他们增加需求之所必需。但是，穆勒不以证明这点为满足，他似乎是说，把货币用在雇用劳动上比把货币用在购买商品上对劳动者更加有利。这是一个其中含有点滴真理的意见。因为商品的价格包括工业家和中间人的利润；如果买主充作雇主，则他稍微减少对雇用阶级服务的需求，并且增加劳动需求，正像他不买机制花边而买手织花边所增加的劳动需求那样。但是，这个论点假定，工资是在工作过程中支付的，像一般的作法那样，而商品的价格，照普通的办法，是在商品生产出来以后支付的。我们发现，在穆勒拿来说明他的学说的各种场合下，他的论点暗示着，虽然他自己似乎不知道，消费者从购买商品转向雇用劳动时，把他自己消费劳动果实的日期推后了。而同样的延期对劳动者产生同样的利益，如果买主用钱的方式没有改变的话。①①见纽马奇所著《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的附录。

第四节 产业资本和其他财富形式与工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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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收入的整个讨论中，饭店的厨房用具和私人家中的厨房用具同雇用厨师的关系，暗中曾以同等的关系对待的。这就是说，资本就广义的资本而言，它并不仅仅局限于产业资本。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须略加讨论。

人们往往认为，虽然那些稍有或没有自己积累财富的工人们，因资本的增加而大得其利，这里的资本是狭义的资本，它和维持并在工作中辅助劳动的产业资本大体是相同的。但是，他们从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其他财富形式的增加中很少获得利益。无疑地，有几种财富，它们的存在几乎不影响工人阶级；而他们却差不多由于（产业）资本的每次增加而直接受到影响。因为较大部分的资本是作为他们工作中的工具和原料而通过他们的手的；同时很大一部分是由他们直接使用，甚或消费掉了。②因此，当其他财富形式变成产业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似乎势必得利，反之则反是。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如果一般私人不再置车或船，而从资本家那里租用，则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必然减少。因为从前当作工资支付的部分，现在当作利润归中间人所有。①

②无论如何根据大多数定义是如此。的确有些人把资本只限于“中间品”，因此，必须把那些旅馆、宿舍和工人住宅（总之，一俟它们被使用以后）不包括在内。但是在附录五的第4节中，已经指出对采用这种定义的严重非难。

①见本书下卷第427页。此外，增用需要经常拂拭的铜器家具和日益需要许多室内外佣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对劳动需求的作用和使用手工制品以代替昂贵机器与其他固定资本制品的作用相同。雇用大批佣人也许在收入上是一种不智的巨大浪费，但没有其他同样利己的用钱方法，它能如此直接地增加工人阶级所应得的国民收入份额。

也许可以反对的是，如果其他财富形式大规模地代替了产业资本，则用来辅助劳动或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就会感到不足。这也许是某些东方国家的真正危险。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国，资本总额在价值上等于工人阶级许多年中所消费的商品总值。那些较之其他形式能直接适应工人阶级需要的资本形式，对它们的需求稍有增加，就会很快地使它们的供给增加，其中有的是由别的国家输入的，或有的是为了适应新的需求而特地生产的。因此，我们不必要为这点担心。如果劳动的边际效率保持得高，则它的纯产品高，从而，劳动工资也高。源源而来的国民收入将分割成几个相应部分，一部分总会提供足够的商品供给，以供工人直接消费之用，一部分把所生产的那些商品充作大量的工具储备。当供求的一般情况决定了其他社会阶级可以随便花用国民收入的那些部分时，当那些阶级的嗜好决定了有多少支出用于现在的满足而有多少支出又用于未来的满足时，那末，不管兰草是来自私人的温室或职业花匠的玻璃温室（因此，它是产业资本），这对工人阶级是无所谓的。

附录十一 几种剩余

任何生产部门的实际成本总额以几种方式小于和它相应的诸边际成本，从特殊的观点看，其中每一种都可以视作剩余。但是只有那些在文中所讨论的剩余需要加以慎重研究。

其次我们必须对各种不同剩余的相互关系及其和国民收入的关系作一些研究。这种研究是困难的，同时也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但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它却具有某种魅力。

当国民收入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价格全部配给它的所有者时，它一般还给他提供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有两个不同的虽然不是独立的方面。它给作为消费者的他所提供的剩余，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超过他对该商品所曾支付的实际价值的差额构成的。对那些恰能引诱他买的边际购买额来说，二者是相等的。但是，那些他宁愿出较高的价格而不愿不买的购买额部分，给他提供了一种满足的剩余：这是一种作为消费者的他从他的环境或际遇给他提供的便利中得到的真正纯利益。如果他所处的环境改变了，以致使他不能再得到这种商品，并迫使他把用在买这种商品的资金转用在按它们各自的价格他不愿更多买的其他商品（其中的一种商品也许是增进安逸的）上，他就会失去这种剩余。

如某人因直接劳动或自己拥有积累的（亦即获得并储蓄起来的）物质财富而被视作生产者，则他从他的环境所得到的剩余的另一个方面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作为一个工人，他获得工人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劳动是按那样一种工资率付酬的，在这种工资率下，他恰愿提供最后一部分劳动；虽然其中大部分劳动也许给了他很大的快乐。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一般作为任何种积累财富的所有者），他获得储蓄者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储蓄（亦即等待）是按那样一种利率付酬的，在这种利率下，恰能诱引他提供一部分储蓄。纵令他也许会再储蓄一些，一般说来，他也是按那种利率付酬的，而如果他被迫支付保管费，则他从这些储蓄得到的却是负利息。①①这点为戈森和杰文斯所强调。并参阅克拉克：《劳工的剩余收益》。

这两种剩余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计算它们时很容易把同一种剩余计算两次。因为当我们按照生产者从他的劳动或储蓄所取得的一般购买力的价值计算了他的剩余时，我们就暗中计算了他的消费者的剩余，如果他的嗜好和他所处的环境是既定的话。在分析上这种困难也许可以避免。但实际上要估计并把这两种剩余相加起来是决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消费者的剩余，工人的剩余和储蓄者的剩余，都取决于他个人的嗜好。它们部分地取决于他对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所给予他的满意和不满意的一般感觉，部分地也取决于他的感觉弹性，这就是说，取决于那种比率，在这种比率下，它们随着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的增加而变动。消费者的剩余首先和各个商品有关系，其中各部分都对影响获得商品之条件的际遇之改变有直接的感应：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总是以际遇给予一定数量购买力的那种一般收益来表示的。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是独立的，累积的，在一个人为自己劳动和为自己储蓄的场合下，它们显得各不相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和消费者的剩余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即在估计鲁滨逊生活中的苦乐时，最简单的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计算他的两种生产者的剩余，以便包括他的全部消费者的剩余。

工人大部分的工资在性质上是对培养他能够工作所需要的操劳和费用的延期报酬；因此，估计他的剩余是很困难的。也许他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愉快的；就他的全部工作来说，他也许得到优厚的工资。但是，在权衡人的苦乐时，我们还必须加上他父母和他过去所受的牺牲和劳作。但我们不能清楚地说有多少。在少数人的场合下，也许苦多乐少，不过，有理由认为，在大多数人的场合下，乐多苦少，而在某些人的场合下，乐更多于苦。这个问题既是经济的，又是哲学的；它因下列事实而更加错综复杂：即人的活动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生产手段，同时清楚地区分人类劳作的直接（或主要）成本与它的总成本是很困难的；问题一定得不到完全解决而被丢下。①①见第6篇，第5章。

当我们来考察物质生产工具的所得时，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就比较简单。提供物质生产工具的劳动和等待，提供上面所说的那种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此外，还提供一种剩余（或准租），即总货币收益超过直接费用的差额，如果我们只就短时起来说。但就长时起来说，在经济科学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本章所讨论的问题中，是不存在直接费用和总费用的区别的。在长时期中，各生产要素的所得按照它们的边际率只足以报酬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作和牺牲的总和。如果小于这些边际率，则供给势必减少；因此，总起来看，在这方面一般是没有额外剩余的。

上面最后一个论点，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新开垦的土地；如果我们能追本溯源，则它很可能适用于早开发国家中的许多土地。但是，这种做法会引起历史、伦理学和经济学上的争论问题；而我们当前研究的目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只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同时不过问现存土地私有权的适当范围和公平与否，我们知道，作为土地报酬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不算作剩余的意义上的一种剩余。

从本章的观点来说明第五篇第八——十章中最后所讨论过的理论。一切生产工具，不论机器，工厂及其建筑用地，或农场，都同样给占有并使用它们的人提供超过特定生产行为之主要成本以上的大量剩余；在长时期的正常状态下，也不给他提供一种超过他购置和使用它们所用的劳作和牺牲及费用以上的特殊剩余（没有和他的一般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相对立的特殊剩余）。但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有这样一种区别：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提供的是一种永久的剩余，而人造的易坏的东西则否。保持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越是需要报酬，它的供给也越是这样的变动，以致它从国民收入中所能汲取的份额和维持该供给的成本一致。而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中，土地却处于例外情况，因为它的报酬不受这个原因的影响。不过，土地和其他耐久工具的区别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而研究地租的主要兴趣，是由于它说明了一个贯串在经济学中的伟大原理。

附录十二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他的理论部分是根据潜在的不可能的假设进行的。它虽然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不适用于实际情况。①参考第6篇，第9章，第4节。

我们关于李嘉图思想的精深及其表达的不完善已经谈了很多，特别是指出了那些使他制定报酬递减规律而不加限制的种种原因。我们这种意见，在他讨论土地改良和农业税的归宿的影响中也同样适用。他对亚当·斯密的批评是极不慎重的；如马尔萨斯所公正指出的（他的《政治经济学》第十节　的结束语），“李嘉图先生一般注意的是永久的最后结果，关于地租他总是采取相反的政策。而只有注意暂时的结果，他才能反驳亚当·斯密的这一论点：即种植稻米或马铃薯比种植小麦会提供较高的地租”。如马尔萨斯继续说：“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地租甚至不会暂时下降，因为把小麦改种稻米必然是逐步的，”则他也许不会很错。

但是认为在一个不能输入很多小麦的国家中，很容易这样来调整田赋和阻碍土地改良，以致使地主阶级在短时间内大发横财，而使人民大众贫困不堪，在李嘉图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甚至现在认识这一点也是有莫大的科学兴趣的。毫无疑问，当人民贫病交加的时候，地主阶级的钱袋势必受到损害。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削弱李嘉图的下述论点：即他一生中农业价格和地租的暴涨，表明了国家所受的损害比地主阶级所受的利益大得不能较量。但是，让我们来考察李嘉图的某些论证，而这些论证是他喜欢从定义明确的假设开始的，以便求出引人注意的精确结果；而这些结果读者可以自行综合，以便使它们能应用于现实生活。

我们首先假定，某个国家所种植的“小麦”是绝对必需的；也就是说，小麦的需求没有弹性，它的边际生产成本的任何变动，只会影响人们对它所支付的价格，而不会影响它的消费量。其次假定，小麦不进口。那末，对小麦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的结果，就会使它的实际价值提高，直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十分之九足以报酬边际投资量，从而，各宗投资量为止。因此，每块土地的小麦总剩余和以前一样；但是，十分之一的小麦既当作租税而被征用，所以，余下的只是以前小麦剩余的十分之九。因为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不变。

但是，农产品的需求绝对没有弹性的这一假设是一个反常的假设。其实价格上涨势必使某些农产品（如果不是主要粮食）的需求有所减少，因此，小麦价值（即总产量的价值）永不会和税额成正比例的上涨，而在一切土地耕作中所运用的劳动和资本将有所减少。从而，一切土地上的小麦剩余势必减少，但减少的比例却因地而异。既然十分之一的小麦剩余当作租税而被征用，同时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小于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有双重的下降（本书上卷第177页的图把这些推理同时译成几何学用语）。

在现代条件下，小麦的自由进口使租税不能大大提高它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剩余会下降得很快；即使没有进口，如果小麦实际价值的上涨使人口减少，或至少很可能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效率，也会逐渐产生同样的结果。降低生活水准和效率的这两种影响对生产者的剩余也有类似的作用；二者使劳动对雇主很贵，而后者又使工人的实际计时工资低微。

李嘉图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推理，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往往不加说明，当他不再讨论那些“直接的”并和人口的增长相较而属于“短时期”的结果，就转向那些“最后的”和属于“长时期的”结果，而在长时期中，农产品的劳动价值有时间大大地影响人口的数量，从而，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如果补充了这种解释，则他的推理很少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他就农艺改良的影响所提出的论点，他把农业改良分为两类。而特别饶有科学兴味的是他对第一类的讨论。所谓第一类的改良是指“我能用较少的资本获得同样的产量，而不破坏相续资本部分的生产力之间的差别”的改良；①当然，为了他的一般论证，可以忽略这一事实：即任何一种改良对一块地的贡献比对另一块地要大些（参阅本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和以前一样，李嘉图假定小麦的需求没有弹性，他证明，资本将从较贫瘠的土地（或从较肥沃的土地的较多的集约经营）撤回，因此，在最有利条件下投资所得的用小麦计算的剩余（即如我们所指的小麦剩余）和那些不是像以前处于耕作边际的土地相较，将是一种剩余；由于根据假设二次投资的生产力的差别不变，所以，小麦剩余势必减少，当然，这种剩余的实际价值和劳动价值下降得更多。

①第2章，《全集》，第42页。参阅凯南的《生产与分配》，1776—1848，第325—326页。李嘉图对两类改良的区别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这里无须加以讨论。

这点可以用右图来说明；图中曲线AC代表当作一个农场的全国土地对各宗资本和劳动的投资所提供的收益。各宗劳动和资本并不是按它们投资的顺序，而是按它们生产力的顺序来排列的。均衡时的投资量是OD。小麦的价格是使收益DC适足以报酬一宗投资的价格；面积AODC代表小麦的全部产量，其中AHC代表小麦剩余总额。（不妨指出，使该图代表全国而不代表一个农场在解释上的唯一变动是源于这一事实：即我们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假设所有各宗资本都是在同一邻区投放的。从而，同一种农产品的相等部分的价值也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办法是，把运输农产品到共同市场的费用算作它的部分生产费；每宗资本和劳动中有一定的部分充作运输费用。）

李嘉图第一类的改良，将使在最有利条件下的投资量的收益从OA增加到OA′，使其他投资量的收益也有所增加，但不按相同的比例而是按相等的数量增加的。结果是，新产量曲线A′C′将是旧产量曲线AC的重复，但是比它高出AA′一段的距离。因此，如果对小麦的需求是无限的，以致仍能维持原有的各宗投资量OD，而仍有利可图，则小麦剩余仍和改变以前一样。但实际上这样一种直接增产是不可能有利的；因此，这种改良势必减少小麦剩余总额，根据李嘉图在这里所作的假设：总产量完全没有增加，只有OD′的投资量，因OD′由A′OD′C′等于AODC这一条件所决定；则小麦剩余总额将缩减至A′H′C′。这个结果不以AC的形状，也就是说，不以李嘉图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采用的特定数字为转移。

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指出，数字例证一般只能可靠地用作说明，而不能用作证明。因为要知道这个结果是否暗含在证明该特定事例所用的数字之中，比独立决定该结果是真是假，还要困难得多。李嘉图本人没有受过数学上的薰陶。但是，他的直觉才能是无比的；有修养的数学家在最危险的推理过程中很少有像他那样安全可靠的。甚至穆勒那种锐利的逻辑才智也是不胜任这种工作的。

穆勒特地指出，一种改良使对不同种类的土地的投资的收益按相等的比例增加，比按相等的数量增加更加可能（参阅他的第二个例证，《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他没有注意，这样做他就取消了李嘉图严密论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改良并不改变不同投资在利益上的差异。虽然他和李嘉图都得到相同的结果，但那只是因为他的结果已经暗含在他的说明数字中了。　　右图有一种趋势表明，有一类经济问题是不能由那些既没有李嘉图的天才，又不借助于把关于报酬递减或供求规律的经济力量表现成一个连续整体的数学或图表的工具的人来解决的。此图中曲线AC的意义和上图中相同；但改良对各宗资本和劳动有增加三分之一收益的作用，也就是说，增加的是一个相等的比例，而不是一个相等的数量。新产量曲线A′C′位于AC之上，且曲线的左端比右端是高得多的。耕作只限于OD′投资量，代表新产量总额的面积A′OD′C′和以前一样等于AODC；而A′H′C′和以前一样是新小麦剩余总额。那末，很容易证明，A′H′C′等于AKE的1又1/3，而A′H′C′大于或小于AHC却取决于AC的特定形状。如果AC是一条直线或近于一条直线（穆勒和李嘉图的数字代表产量直线上的点），则A′H′C′势必小于AHC；而根据我们图中AC的形状，A′H′C′大于AHC。因此，就结论来说，穆勒的论证是而李嘉图的不是取决于他们所假定的总产量曲线的特定形状的。

（穆勒假定，一国的耕田包括三种数量的土地，各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八十和一百蒲式耳；然后他证明，使各宗资本投资的收益增加三分之一的那种改良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二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下降。但是，如果他把一国土地的肥沃度分成三类，而每类土地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六十五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如我们的图大致所表明的那样，他就会发现在那种场合下改良会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六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增加。）

最后不妨指出，李嘉图关于改良对地租的可能影响的见解，既适用于农业土地，又适用于城市土地。例如，美国建造带有电梯的十六层高的钢筋百货大楼的计划，假如由于建筑技术、照明、通风设备和电梯制造的改进，立刻变得既有效率，又可提供经济和方便。如果真是这样，则各城中的商业区所占的土地面积就比现在要少些；而大批的土地就会转向报酬较低的用途方面；其最终结果也许很可能是城市地基价值总额的下降。

附录十三 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一）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于1861年入剑桥大学学数学，毕业后在剑桥大学教数学，后转向研究经济学。1877到1884年先后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牛津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885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在此期间还参与英国政府政策咨询活动。退休后，仍从事研究和写作活动。《经济学原理》是他的主要著作，这本书在1890年出版之后，曾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看成是划时代的著作。他们认为，马歇尔在这本书中所阐述的经济学说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并把马歇尔称作新古典学派的代表。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直占着支配地位。三十年代后，虽然这种支配地位让位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它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现的时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是国际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继创立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自从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以往庸俗经济学的辩护理论已被马克思所揭穿，它们已经不能为资产阶级担负起辩解的任务，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创立一些新的理论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适应这种要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就出现了新历史学派和以威廉·斯丹列、杰文斯、里昂·瓦尔拉和奥地利学派等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到了十九世纪末，马歇尔便吸收各新旧庸俗经济学派的学说，写成了《经济学原理》一书，建立了一个以折衷主义为特点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马歇尔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当时英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状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是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它在工业和国际贸易上都居世界首位，但在七十年代后，英国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萧条，工农业生产都发生了困难。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德国和美国的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上成为英国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为了保障国内外的经济地位，英国垄断资本就加强了对国内工人的剥削，从而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英国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统治阶级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说，来为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作辩解。马歇尔的经济学说适应了这个需要。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给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下了一个定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马歇尔所下的这个定义和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把政治经济学说成是研究人和财富的关系的科学。而且按照马歇尔的说法，财富就是可以私有和进行交换的东西，这种私有则是根据法律和为法律所承认的习惯而成立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歇尔又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不变作为前提来研究人与财富的关系的，从而明显地暴露了其经济学说的庸俗性质。他还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他在本书开头写道：“现在，我们终于要认真地来研究：所谓‘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说，是否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苦和劳苦一点不能分享到这种生活。”这段话说明了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看作只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会提高工人的生活，避免劳动群众因贫困而走向堕落。

马歇尔不只抹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而且他效法奥地利学派，强调心理因素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认为经济学应该着重考察人的心理和动机。在讨论经济学的对象问题时，他写道：“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索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英国的庸俗经济学历来是立足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基础上，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实际上也是如此。不过，在这方面他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他把边沁功利主义中的“快乐”和“痛苦”换成了“满足”和“牺牲”，认为这是人类动机的两种形式。追求“满足”促进了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避免“牺牲”则制约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在他看来，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由这两类动机支配的。马歇尔又认为，人类的动机并不象过去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可以直接度量，只有货币才可以作为衡量满足和牺牲的标准。在《经济学原理》中，他处处从人的心理因素出发，而这种心理因素又处处被他直接用货币来衡量。然而，马歇尔不但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动机和心理可以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而且也没有能够说明被他用作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的货币的来源和本质。

马歇尔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庸俗进化论运用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他认为，支配生物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的发展只有渐变而没有飞跃，人类社会发展也是一样。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就以“自然界没有飞跃”作为全书的题词。他还在序言中写道：“‘自然界没有飞跃’一格言，对于经济学，尤为适切。”

马歇尔宣扬庸俗进化论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唯物辩证法，否定社会革命，企图证明资本主义是不断进化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进化，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工人生活将逐渐得到改善。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特别强调所谓“连续原理”，认为应用“连续原理”是他的经济学说的特点。什么是“连续原理”，马歇尔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案。其实他不过认为社会经济现象不能有严格的区分，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的关系。这个原理抹杀了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它们之间的内在矛盾，把政治经济学变成只是研究经济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的学问。

在马歇尔之前，杰文斯和瓦尔拉等在提倡边际效用论的时候，就应用了所谓边际增量的分析方法，同时为了给他们的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他们还应用数学来解释自己的庸俗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不仅把“边际增量”的分析方法应用于价值论上，而且把它推广到分析各种经济问题。这种“边际增量”的分析方法，和前面所说的“连续原理”一样，都是力图把社会经济关系化为单纯的数量关系，抹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

马歇尔还把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引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在《经济学原理》中，他通过“边际增量”的分析，说明价值、工资和利息等怎样由在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均衡来决定。所谓均衡，按照他的解释，就是相反力量的均势，有如处在一个盘子里的若干圆球静止的均势。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谈到均衡概念时，又把均衡分为局部均衡和全部均衡两种，马歇尔的研究方法，被称为静态的局部均衡的方法。也就是假定在各种条件（技术、资源和其他商品价值等）不变的情况下，孤立地讨论某一市场中一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怎样由某些相反力量的作用所达到的均衡来决定。马歇尔把均衡概念引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其目的是借以宣扬阶级调和论，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自然而稳定的，能使社会各阶级都得到最大的利益和满足。

（二）

“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虽然用价值这个概念，但是他所说的价值实际上是价格，他对价值的分析实际上只是对价格的分析。马歇尔既然用价格偷换了价值，因此他也就从流通领域中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来说明价值的形成。所谓均衡价格就是把价值看作是由供给和需求或买卖双方所达到的均衡来决定的价格。不过，和旧的庸俗的供求论不同，马歇尔在说明均衡价格论时，吸收了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用前者来说明需求变动的规律，用后者来说明供给变动的规律。为了给这种庸俗的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他又以供给、需求和价格三者函数关系的公式来论证均衡价格的规律性。

首先，马歇尔用边际效用规律来论证需求规律。边际效用只是表现购买者的主观愿望，这是无法直接加以衡量的，于是马歇尔间接地用买者所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量即价格来加以衡量，从而把需求变成为需求价格，把“边际费用递减规律”变成为“需求价格递减规律”，并且得出了所谓需求的一般规律，即价格低则需求量多，价格高则需求量少。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根据他的需求理论列出一个需求表并画出一条需求曲线（参阅本书上卷，第116

页图一）。马歇尔还提出“需求弹性”的概念，按照他的解释，当价格下跌时，商品需求数量增加多少是不一的，当价格上升时，商品需求数量减少多少也是不一的。需求变动比价格变动小，就是需求弹性小；反之则需求弹性大，如两者相等，则需求弹性均匀。换句话说，所谓需求弹性，不过是指需求与价格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大小而言。需求弹性的大小取决于价格下跌时需求量增加的多少、价格上升时需求量减少的多少。

除了需求弹性之外，马歇尔还有“消费者剩余”的说法。所谓消费者剩余，即购买者对某一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和该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当市场价格低于购买者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愿意支付的价格时，这个购买者就不仅在购买中得到了满足，而且还得到了额外的福利。

事实上需求绝不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欲望，而是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多少及其在各个阶级间的分配状况。工人的需求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马克思写道：“‘社会需要’或规定需要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各阶级相互的关系并由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来规定的。所以，特别地说，在这里首先是由总剩余价值对工资的比例，其次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各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例来规定。”①马歇尔故意回避这些决定资本主义制度下需求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从心理因素出发，提出需求价格递减规律、需求弹性和消费者剩余种种论调，似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7页。

马歇尔以生产费用论作为分析供给的基础。他把生产费用划为两个范畴：实质生产费和货币生产费。前者包括种种直接劳动和种种形态的资本。他接受了杰文斯的观点，用生产者对劳动的主观上的感觉来衡量劳动。实质生产费中所包括的劳动，并不是指物质生产过程所消耗的劳动数量，而是指生产者对劳动的心理上的厌恶和反感。和杰文斯一样，马歇尔也采用了“反效用”一词来解释这种劳动。同时，他又继承了西尼尔的节欲论，用节欲来解释资本，不过他应用“等待”一词来代替西尼尔的“节欲”一词而已。“反效用”和“等待”都是心理现象，无法加以直接衡量，于是他又提出“货币生产费”这个概念，以货币作为衡量尺度，并用货币生产费来说明供给价格。根据马歇尔的解释，供给和需求相反，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则供给少。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也开列了一张供给表，画了一条供给曲线（参阅本书下卷，第36页图十八）。

马歇尔完全歪曲了生产费的实质。他不仅把生产费用说成是主观心理上的东西，而且把生产费说成是建立在资本家和工人二者相互牺牲（资本家“节欲”，工人从事劳动）的基础上。由这种生产费用论来解释供给价格，又意味着当商品出售时，资本家和工人都共同得到了最大利益。事实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费是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消耗构成的。对资本家来说，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东西，是按资本消耗计算的；对社会来说，生产费是按劳动消耗计算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费低于商品价值，实际生产费和资本主义生产费之间的差额，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马歇尔的生产费用论完全掩盖了这个真相。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实际上是各种庸俗价值论的折衷产物，即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效用论混合起来构成的。他在论述均衡价格时，还加上时间因素，把均衡价格分为暂时的均衡、正常的短期均衡和正常的长期均衡。按照他的看法，时期越短，则需求对价格的影响越大，如果时期长，则生产费用对价格的影响就大。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供求变动对价格的影响的一些现象，但它完全歪曲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马欺尔用价格来代替价值，抛弃了价值实体和价值起源问题的研究，把价值论归结于对影响价格水平的各种因素的分析。事实上，供求变动只能说明商品的市场价格如何围绕价值而上下波动，根本不可能说明价值本身。相反，价值是供求变动的基础，只有在解决价值问题之后，供求关系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写道：“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其它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仿佛是由提供和需求来决定，就未免大错特错了。提供和需求只调节着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提供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高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但是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提供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弥补的吧。须知，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相互麻痹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哩。当提供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等同于它的实在价值，就会等同于它的市场价格所环绕发生变动的标准价格。所以在研究这种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必讲到提供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①①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2页。

（三）

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分配论。他继承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说法，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指资本家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而言），认为国民收入是这四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与此相适应，国民收入也分为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它们也就是各生产要素的价格。马歇尔应用分析均衡价格时采取的方法来分析被他看作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问题。

关于工资，马歇尔认为它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即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按照马歇尔的解释，所谓劳动需求价格是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他认为，在生产资料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随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最后增加的一个劳动者所提供的生产率就是“劳动边际生产率”。所谓劳动供给价格是由养活、训练和维持有效劳动的成本决定的。马歇尔的工资理论掩盖了工资的本质，把工资说成是劳动的报酬，似乎劳动者取得了工资，就得到了劳动的全部报酬，因此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受到剥削。马歇尔还利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谬论向工人灌输一种思想，似乎工资的提高只能靠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能靠阶级斗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最重要方法，工人的生活并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高。

关于利息，马歇尔承袭了庸俗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把一部分利润归结为利息，把另一部分利润归结为资本家经营管理企业的报酬，从而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它的剥削性质。他认为利息是资本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资本的需求价格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资本的供给价格取决于“等待”，也就是资本家的“节欲”。利息取决于资本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力量。马克思早就揭穿了这种“资本生产率”的谬论。没有劳动，不但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且连资本本身的价值也不能够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资本家的“节欲”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它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是毫不相干的。马歇尔的利息论完全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关于地租，马歇尔认为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因而也没有供给价格。地租是受土地的需求影响而由它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马歇尔的“土地边际生产率”理论不过是“土地收益递减律”的变种，他的地租论实际上不过是以“土地收益递减律”为基础的级差地租学说。

最后，关于利润，按照马歇尔的解释，它是对企业家管理和组织企业的报酬。马歇尔极力宣扬资本家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且力图把企业资本家的高额利润说成是他们具有特异的天赋才能的结果。众所周知，资本家获得利润决不是管理和组织生产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家并不是由于他管理生产才成为资本家，而正是由于他是资本家才“管理”生产，资本家管理生产的活动，就是他剥削工人的活动。利润是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什么管理和组织企业的代价。

马歇尔在分配论中还提出了“准地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地租概念引伸出来的。马歇尔认为工资、利息和利润的性质在某一条件下都和地租相类似，因此它们的份额的大小也多少受地租相同原则的支配。马歇尔提出这种准地租谬论，目的是在于抹杀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各范畴之间的差别。

总之，马歇尔的分配论是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和对抗性质，宣扬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都随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而共同增长，资本家和工人是彼此依赖和互相结合的，工人应该和资本家合作，而不应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在《经济学原理》中，他公开写道：“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殖也快。由于资本和知识，西方国家的普通工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的王公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马歇尔的这些话是说得很漂亮，但是事实却在打他的嘴巴。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揭穿了马歇尔经济学说的辩护性质。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仍然颂扬自由竞争原则，认为自由竞争会排除经济危机，使社会各阶层得到最大的满足。不过，他已承认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随着英国完成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和英国工业的日益没落以及经济危机的加深，马歇尔改变了自己关于自由竞争的观点。他在晚期的著作《工业与商业》（1919年）、《货币与银行》（1923年）中，就为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而发出忧虑的论调，叹惜英国没有象美国和德国那样强大的垄断组织，主张英国建立垄断联合，以便克服英国工业技术的落后性和增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关于这一点，这里就不论述了。

石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