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大地母亲

[英]阿诺德·汤因比
简介

序言
第一章 自然现象之谜
第二章 生物圈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第四章 文明中心
第五章 技术革命（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第六章 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第九章 法老埃及（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公元前1027－前506年）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800－前400年）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公元前745－前605年）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公元前605－前522年）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公元前478－前338年）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公元前329－前221年）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公元前334－前221年）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公元（前506－前221年）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9年）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公元前221－公元48年）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公元前31－公元220年）
第三十八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诸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公元前334－约公元220年）
第三十九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第四十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220－395年）
第四十一章 印度文明（约224－490年）
第四十二章 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匈奴冲击波
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395－628年）
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395－634年）
第四十五章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490－647年）
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220－589年）
第四十八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300－900年）
第四十九章 先知和政治家穆罕默德（约570－632年）
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633－750年）
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628－726年）
第五十二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634－756年）
第五十三章 东亚（589－763年）589－763年）
第五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750－945年）
第五十五章 拜占庭文明（726－927／928年）
第五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756－911年）
第五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
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第六十九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1555年）
第七十章 东正教世界（1240－1556年）
第七十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1563年）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190－1511年）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第七十四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1428－1519年）
第七十五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第七十六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序言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庆典活动使人不禁回想起60年来的种种往事。抚今追昔，一部历历在目、简洁明了的人类文明史展现在人们面前。400年之前，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1837年到1897年间，西方确立了它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便是这一进程的圆满结局。在这4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不是沦入西方的统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自愿采用成功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其中，只有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除外。彼得大帝于1694年开始使俄国西方化，明治革命的发动者于1868年在日本也开创了同样的进程。到1897年，世界7大列强中就有6个是西方国家。第7个国家是俄国，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它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实现了西方化，从而加入了列强行列。日本只是在1904－1905年发动并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时，才获得了列强的地位。

因此，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象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如此而论，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可以弃之不顾。确实，整个世界现在已被纳入西方的界限之内，因而才被列入历史范围之中。但世界的这种西方化只是近期才发生的，被西化的国家只是些次要的，至少也只是边缘的国家。例如，只是由于1746年英法两大西方列强争霸称雄的一次战争，才使印度纳入西方的范围；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才得以在1897年的世界之中享有一席之地。俄国成为列强，要归功于彼得大帝的先见之明；但尽管人们公认俄国国力强盛，它却没有完全实现文明化：在文化上，它不是西方俱乐部中的第一流成员。至于日本的西方化，虽成绩卓著，却实属异常。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古代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古代希腊的文学、造型艺术、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地追索其源头。但是，在1897年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中，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蛮族征服者皈依了基督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地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人为界限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卷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83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1746年以前的印度历史、1694年以前的俄国历史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它还将整个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排除在外，尽管在1897年，象在1973年一样，它们是拥有最多信徒的四大宗教中的三个，而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是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它们的传播范围与基督教不相上下。1897年的历史画卷还将基督教四大教派中的三个教派排除在外。这就是聂斯脱利教派、基督一性论派和东正教派。尽管在1897年，东正教拥有的信徒在数量上与新教和天主教当时拥有的信徒相差无几。

这一历史画卷的其他特征更为不可思议。犹太人从公元70年以后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年罗马人一度摧毁了耶路撒冷；希腊人从公元451年以后被排除在外，这一年基督教希腊神学家起草了卡尔西顿会议信纲。（从1821年起，希腊人又重新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发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谋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如何看待公元后5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始终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在这100年里，罗马帝国在一直是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方省份得以幸存，而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诸行省却陷于崩溃。然而，由于帝国西部孱弱的末代皇帝于公元476年被废黜，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就对自此以后的罗马帝国不屑一顾，尽管帝国在东部地区依然存在，依然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为止。的确，流行于1897年的航图对于公元476年这一时期从希腊到中国，从中国到中美洲和秘鲁的整个文明世界全都不屑一顾。从公元476年起，这种荒谬绝伦的航图只对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西部省份残破江山上的蛮族国家大加青睐。

时至1973年，事情已经十分明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其任何部分都不能再被人们视作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例如，人们曾认为，中美洲文明早已被科尔特斯一伙一举毁灭。但是，这种文明今天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支离破碎的西方化虚怖下，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至于东亚的历史，目睹1973年中国和日本现状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其重要性自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决不稍逊于当代西方的历史。1897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弃之不顾的东西，到1973年已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无法置之不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拾起，并与那些把西方带进1897年的残渣碎片重新结合起来。1897年流行的历史航图中保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残渣碎片。

时至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但这一任务在选择什么和描述什么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例如，1897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看来言之有理，但到1973年就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在本书中，我没有象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应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仍然使西方显得过于重要；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觉得，我在努力为我们祖先的文明确定地位的时候“走了另一个极端”。

在一部撰写于1973年的叙事史中，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和最近阶段相比，中间阶段更为难于驾驭。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间上约占人类历史的15／16），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交往非常缓慢，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在最近的5个世纪中，人类居住的地区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已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融为一体，因为交往速度的加快，已经超过了不断加快的变革步伐。但在中间的阶段，特别在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1500年的4500年间，变革速度快于交往速度，其结果导致各地区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仍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大规模相互联接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公元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我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我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叙事体形式与分析比较的形式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以叙述形式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即是笔者向读者奉献本书的目的所在。

A.J.汤因比

第一章 自然现象之谜

人在受孕于母腹并呱呱坠地之后，婴儿可能会在他获得自觉意识之前便夭折。直到20世纪之前，婴儿在产生意识之前这个阶段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那些较为安全和较为富裕的社会，在那些医学普及、设施完善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也同样是很高的。进入近代以前，婴儿死亡的比率与兔子不相上下。而且，一个孩子即使存活到建立了思维以后，仍然可能夭折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许是死于蓄意杀害，或许是死于某种事故，也可能死于某种疾病，以及死于某种伤害。而每当处于这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医疗技术和设施无计可施，不能起死回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尽管如此，在医学和社会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社会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相对落后的社会在这方面也已开始有明显的提高。今天，一个人可以在他生命的七八十年中一直处于有意识的状态。直到死亡，这种意识之光才会熄灭，或者是在肉体死亡之前，由于精神衰老而使意识之光趋于暗淡。在这意识之光闪耀的七八十年中，人可以意识到周围存在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向他提出许多难解之谜。尽管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判断能力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一些基本的难解之谜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最近，科学家正在探索某些物质的化学成份和构造。它们是赋予物质以生命和赋予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科学的进步带给宗教信徒的似乎可能是一些否定宗教的发现，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尽管传统的观念是尚未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的。现在几乎再也无法使人相信，人类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是由一个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指令而存在的。这种传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仅是出自对人类活动的牵强类比。人们将现存的无生命的“原料”加工成型，制成工具、机器、衣服、房屋和其他制品，并赋予这些制品某种该原料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类型。功能和类型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属性方面而言，它们是从无到有被人创造出来的。既然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那么用与人类一样的创造活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不再能令人信服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取代这种早已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

我们对生命及人类意识与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了解虽然有了进步，但这并未能使我们理解生命和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及目的（假如存在目的的话）。它们彼此间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与那些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物质的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具有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则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物质的躯体之中。每一个活着的人，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总是彼此契合，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又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物质现象一度会与生命结合（如其之于所有生物物种），或一度会与意识结合（如其之于人类），而另一些（显然在宇宙物质总量中占多数）却永远是无生命和无意识的？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的“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为什么寄寓于有机物中的生命总是设法使自己永远生存下去，寄寓于有性别的和终有一死的生物体中的生命，总是使自己得到繁衍？所有物种的保持，显然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难道是物种或其中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本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有机物成分，在获得有机物特性前，或失去有机物特性后，又不具备这种固有的努力呢？须知这些有机构成，只是它们自身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这种努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那么，如果排除了神灵造物之功的假设，引入这种努力的媒介又是什么呢？

现在，假定我们接受有机物在结构和功能上产生变异的事实；假定我们也接受达尔文的有关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在足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变异，这种变异足以说明为什么生命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什么有些物种得以成功地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失败了；即使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说法，变异本身仍未得到解释。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违背了一种注定的事情？或许如果我们向被认为不具有意识、不具备制定计划能力的自然现象提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不恰当的？假如允许我们用这些拟人语汇讨论非人类的物种问题，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难题。物种的变异倾向与物种保持自身生存或进行自我繁衍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物种的目的真的是保持自身的种属吗？那么，变异是否是这一目的的失败？或者，物种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而保持原种属的做法仅只是惯性对这种变化的阻碍？

生命分化为不同的物种，造成一些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另一些物种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哪一种是自然的最高法则？在无意识的物种之间，合作和竞争都不是出自有意的选择。但对于人来说，选择是有意的，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

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自己的意识对于本人来说，是观察宇宙中精神和物质景象的出发点。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

上述这些，就是人类意识到的自然现象向人们提出的难解之谜。科学也许会继续发展，也许不会。科学将取得进步还是陷于停顿，这不是人们的能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增进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人的智力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充分估价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取决于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人们是否仍然关注科学和技术。这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风尚都在发生变化。可以想象，宗教或艺术在最有才干的人们心中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正如过去在许多时期和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但是，即使科学仍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它的进步可能也不会超过过去和现在所企及的范围。关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知识也许会有所增加，但在宇宙为何这样运转、或是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上，未来的科学恐怕不会使我们比过去了解得再多。

尽管如此，人类一息尚存就只能在生物圈中生存和活动，因此，即使他不能从科学中得到答案，即使他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正确的知识，生存和活动的需要仍会迫使他为这些自然现象之谜找出暂时的答案。对科学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不过，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寻找到的答案的确只是无法验证的宗教信仰所为。它们不是理智的论证，而是宗教的直觉。所以，将来也许会象过去一样，生活将迫使人们用直觉的和无法验证的宗教词语来回答那些基本问题。从表面上看，宗教在产生科学之前和产生科学之后的表达方式象是彼此分开的两极。过去，每一种宗教表达方式都始终与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赖以产生的其时其他的理智观念相协调。但宗教的本质无疑与人性自身的本质一样是永恒的。实际上，宗教正是人性所固有的独特品质。由于人类独一无二的意识本能，使他际遇了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提出的挑战，而宗教正是人类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必然反应。

第二章 生物圈

“生物圈”一词是德日进所创造的。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我们这个行星地球（事实上的确是个球体）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唯一的栖身之地。

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于这些资源维持它们的生存。一些资源是可以更新的。另一些则是不可再生的。对任何物种而言，如果过份使用可更新资源，或是耗尽了不可再生的资源，都会导致自身的灭绝。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地质记录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与迄今仍然存诸于世的物种相比，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

生物圈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体积相对来说很小，它所提供的资源也很稀少。通俗地说，生物圈是很薄的。它的上限也就是飞机所能飞行的最高高度，下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坚硬的地表之下所能挖掘到的深度。在这个范围内，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象是蒙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层纤细的皮肤。太阳的行星依各自的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旋转”，地球远不是其中最大的行星，也远不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而且，我们这个太阳只是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无数太阳中的一个，我们这个星系也只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而这样的星系到底有多少（随着望远镜视觉范围的扩大，我们知道的星系的数量越来越多）尚未可知。因此，与人们已经了解到的宇宙规模相比，生物圈的规模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生物圈的年龄不象它所包裹着的行星那样古老。它是在地壳冷却下来，原有的一部分气体变成液体和固体之后很久才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做地球的晕圈或锈迹。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太阳系中唯一的生物圈，或许太阳系中从末存在过，也将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生物圈。当然，太阳系与我们的生物圈一样，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也许除我们这个太阳以外，无数其他的太阳也有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中，可能也有一些象我们这个行星一样，其围绕太阳旋转的距离，正适于在其表面生出一层生物圈。即使可能存在这样一些生物圈，也不能肯定它们会象我们的生物圈一样确实有生物存在。在一个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成为现实。

人们已经发现了有机物的物质构造，但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生命、意识和意志的物质载体与生命、意识和意志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生命、意识和意志是怎样在地球表面出现的，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相互作用，生物圈的物质构成重新分配了空间，并重新实行了化学组合。我们知道，“原生”生物体起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滤，这种过滤使源源不断地来自太阳和外界其他来源辐射生物圈的射线，以一种不仅能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接受并且适于这种生命形式的强度进入生物圈（所谓“较高级”一词，即指接近于人类生命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和主观的用法）。

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生物圈中的物质在特定时刻内是有生命的，而在另一特定时刻又是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相互交换或“再循环”。在特定时刻有生命的物质中，有些是植物，有些是动物，在动物中，有些种属是非人类的，有些是人类。生物圈通过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护而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和生物圈中所有的成分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在思想上，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与其他人相区别，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正如人的肉体一样，也是存在于生物圈中的。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的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

此外，即使在我们的星球之外，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其他生物圈的话，距离我们行星最近的可能也会有几亿光年之遥。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人登上月球表面，并在上面短暂停留之后，生气勃勃地重返地球。这是科学技术的丰功伟绩。鉴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远不如象驾驭非人的大自然那样成功，它更显示了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预测未来并选择我们在地球上的政策，这一成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教益。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距离地球比其他星球近得多。但让几个人在月球上登陆几个小时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精确协调和热情合作。它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并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勇气和能力，而后者正是人类最杰出最珍贵的资产。即使人们能够证明月球上的资源就象美洲大陆一样丰富，开发这些资源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地球人向月球进行永久殖民是不现实的。人体所具有的物理结构使人能够承受地球质量的引力和地球表面空气的压力。人需要有机的食物，必须以动植物为食。欧洲人在公元10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从西班牙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时，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和必需品在美洲都是齐备的。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人类，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到达美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这证明，地球上的这些陆地是适于人们安身的地方。

月球则不适于任何形式的生命居住。也许可以成为人类资源来源的这个月球是个无机物体，甚至从未存在过任何有机物质。为了开发利用月球物质，人们必须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月球上安营扎寨，辛勤劳动，将这种物质从月球运回地球。这可不象把烟草从美洲运到欧洲，把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移植到欧洲和亚洲那么经济合算。这些作物都是先于欧洲人从大陆另一端到达美洲的人在当地培植起来的。

尽管月球和比月球更远的其他行星都不适于我们生物圈的居民居住，但可以想象，其他星系的某个太阳系中可能会有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行星。但即使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从我们这个生物圈驶向这个星球也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能够发明在宇宙中航行的办法，在太空行驶的过程中不至被吸入那无数个太阳的熊熊燃烧的熔炉之中，这一航行可能也会需要100年。因此，我们应该设计这样一种飞船，使乘客可以在船舱内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又能在船舱内长大成人并且养育他们的子子孙孙，直到这个飞船着陆并把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送上这个星球为止。而且，即使到达并且登上这个星球的这一代人能够在这个假想的生物圈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可吃的食物、可以承受的气压和引力，他们用以从一个生物圈飞往另一个生物圈的这个飞船（一个现代的诺亚方舟），也必须配备足够的空气、食物和水，以便于孙后代能够在船舱中生活一个世纪。看来这个童话般的航行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因此，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生物圈中的居民，将会永远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因此，就算宇宙中存在着适于我们居住的其他生物圈，人们也不可能进入这些生物圈并向那里移民。没有人会去考虑这类事情。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

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

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力量又不能保证，只要我们不去摧毁生物圈，生物圈就永远能够作为人类的栖身场所。这是因为，生物圈虽然是有限的，却不能自给自足。大地母亲不是通过单性生殖产生生命的。她是通过一位父亲获得生殖能力的。这位父亲就是太阳，它就是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阿吞神，即“太阳的光盘’，也就是从奥勒利安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伊利里亚罗马皇帝们的“不可征服的太阳”。

生物圈中所蕴藏的物质能量是生命的物质源泉，也是无机自然界迄今为止一直向人类提供可资利用的物质力量的源泉。它不是在生物圈内部产生的。这种永久的物质能量，来自太阳以及其他宇宙源泉的辐射。在接受这种来自外界的充满生机的射线时，生物圈只扮演选择者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生物圈要对这些射线进行一番过滤。它接受那些能够养育生命的射线，排斥导致死亡的射线。只有在这种过滤没有失灵，射线来源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来自外界的射线才是有利于我们的生物圈的，而我们的太阳和宇宙中的其他太阳一样，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可以想象，在将来的某一时候，宇宙中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种种变化将会改变投向我们生物圈射线的作用，致使生物圈变得无法存身。一旦生物圈面临这种灾难，人类的物质力量也许还未能强大得足以抗拒这种宇宙力量作用的致命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构成生物圈的诸种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质。生物圈具有三种成分：第一种是不具备有机物质结构因而从未获得生命的物质；第二种是活着的有机体；第三种是曾经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目前仍保留着一些有机性和有机能力的无生命的物质。我们知道，生物圈的年龄比它所覆盖的地球年轻；我们也知道，在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出现的时间并不象与它们相关的那些物质那么早。目前构成生物圈的那层物质曾经一度全都是没有生命和没有意识的，地球上的多数物质现在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生物圈内的一些物质最终是怎样变成有生命的物质的，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不知道这些有生命的物质怎样及为何会在以后的阶段中获得意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提问，生命和意识是怎样被赋予形体的？为什么会被赋予形体？但这种问题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未解之谜。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多得惊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源。众所周知，珊瑚礁和珊瑚岛是由无数的微生物建造的，众多的珊瑚积少成多，造就了这种坚固耐久的岩礁。在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它们明显地扩大了生物圈中的陆地面积，扩大了非水栖类生物的生长范围。这些体积微小、数量众多、不屈不挠的生物建造起来的岛屿，总面积比火山活动的强大力量所造成的陆地还要大。火山活动同珊瑚你追我赶，争相在水下堆积起坚固的物质，直至形成一个个岛屿浮出海面。

人们也都知道，煤是树木遗骸的产物，而这些树木曾一度茂盛生长。肥沃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蚯蚓爬过和各种细菌的堆积而获得肥力的，它们提高了土壤向植物提供养份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地质学家告诉一个门外汉，在这个生物圈中，在那高低不平的地平线上映入眼帘的石灰石山脉，是由一些水生动物的甲壳或骨骼在早已消失的海床上长年沉积而造成的，地平线上沉积的这些曾经是有机体的物质是在近期内（就地质学的时间尺度而言）由于地壳的收缩而扭曲变形，变成现在这样纵横褶皱、蜿蜒起伏的形状，这个门外汉还是会大吃一惊的。如果这个门外汉得知，大量沉积于地下的石油过去或许也是有机的物质，也就是说，它可能更近似于煤而不象铁矿或花岗石，他更会大惊不已，而铁矿和花岗石这些物质的分子构成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机的阶段。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的惊人数量，使人们注意到生命史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生命史被不恰当地称做“进化”，这个字眼并不含有名副其实的变化之意，而仅指一些事物的“潜移默化”）。生命分化为许多不同的属和种，每一物种都体现为众多的个体。物种和个体的多样性是生命由相对简单弱小的生物体到相对复杂强大的生物体进步的条件，但通过分化和变异获得的这种进步，却是以竞争和冲突为代价的。每一物种，每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为占有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他物种或个体展开竞争。对某一物种及其个体来说，某些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要素是它们维持生命的有效手段，因而也是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在有些情况下，竞争是间接的，某一物种或某一物种的某一个体，不是通过捕食或消灭对手，而是通过最大份额地为自己赢得某种资源而消灭对方，这种资源对竞争双方都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当某种动物的个体之间为食物、水或配偶而相互竞争时，据说输者要向赢者求饶，输者投降才能得到宽恕。据说人类是唯一战斗到底的动物，不但杀掉对手，而且屠杀“敌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正当我在伦敦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正在越南犯下这种人类所独有的暴行。在过去的5000年里，人们还以杰出的艺术作品庆祝这种暴行。例如在那尔迈的调色板上；在安纳吐姆的浅浮雕上；在纳里姆辛纪功碑和他的亚述模仿者的纪念碑上；在荷马史诗中和图拉真圆柱上。实际上，这些艺术作品在无意中也诅咒了这种暴行。

所以，生命进步的最好形式是寄生，最坏形式是掠夺。动物王国寄生于植物王国；如果没有植物向动物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空气和食物，动物（至少非水生动物）就无法存在。有些动物是靠捕食他种动物为生，当人类从他过去栖身的树上走下地面，并冒险在地上四处游荡，看看他的运气是捕杀别的动物还是被别的动物捕杀，他也就加入了这个食肉动物的行列。生命进步的牺牲品，就是那些遭到灭绝的物种，以及生存下来的物种中那些总是遭到杀害的个体。人类驯化了一些动物，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掠夺它们的产品——奶或蜂蜜，或者残忍地杀死它们，将它们的肉当作食物，并将它们的筋骨皮毛当做制造工具和衣服的原料。

人类之间也互相捕食。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曾存在于高度成熟的社会。这两种残忍的习俗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都曾存在，奴隶制度曾盛行于希腊－罗马社会，伊斯兰社会和近代西方社会。人们把奴隶当作驯养的动物，在上两个世纪的废奴运动中，人们含蓄地承认了这种把人当作牲畜的恶行。而且，在法律上解放奴隶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因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也会受到奴隶般的剥削。一个公元4世纪的名义上是自由人的罗马隶农，或同时期的一个罗马什长，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罗马的一个牧羊奴隶、管理庄园的奴隶、宫庭仆役，或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木路克有更多的自由。在阿拉伯语中，马木路克意为“降为一份财产”，但对一个马木路克来说，在法律上成为奴隶，是成为一个领主或成为一群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的农民的主人的途径。美国黑人于1862年获得了法律上的解放，但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以后，现在仍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同是本国公民的白人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他们享有充分的人权。

人类最难以消除的恶行是在宗教仪式上杀人祭祀。如果杀人的动机是个人的贪婪或仇恨，杀人行为会受到普遍谴责。将杀人作为惩罚杀人的办法也越来越不受赞同。在一些现代国家，家族仇杀和官方死刑都已被废除。如果以人为祭的神祗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资源（如雨水、谷物或牲畜）的化身，杀人祭祀已受到禁止。那么，自从人类获得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优势以后，人们最忠诚、最狂热、最死心塌地地加以崇拜的神祗，则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化身，正是通过这种力量，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

在过去的5000年中，主权国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但这个国家女神却需要并接受人类大屠杀的祭献。主权国家相互进行战争，它们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最优秀的男性青年国民，冒着被别人杀死的危险，去杀死“敌国”的国民。自古以来，除了极少数人，例如兄弟会成员以外，所有的人类全都把在战争中杀人或被人杀死不但看作是合法的，而且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光荣行为。在战争中杀人，以及在死刑判决中杀人，都被看做“不是谋杀”而荒谬地受到宽恕。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是否值得以这样的痛苦为代价呢？人是否比一棵树更有价值？一棵树是否比一个阿米巴虫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把力量的词义引入上升的概念，生命的进步才导致一系列物种的进步。人类是迄今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诗人威廉·布莱克想到传统说法中有生命的创造物是由一个与人类形状相同的造物之神创造的，因此他为创造出老虎而感到惊讶。但老虎与人和假想中的造物之神不同，它是无辜的。老虎在杀死并吃掉它的牺牲品来填饱胃口时，它不会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创造了老虎，让它捕食羔羊，创造了人来杀死老虎，创造了细菌和病毒，通过消灭全部人类来保持它们的物种，这就是一种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和极其邪恶的行为了。

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恶行为的良心。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类能够，有时也确实做到了为了别人而慷慨无私地牺牲自己。我们也知道，自我牺牲不是人类唯一的美德。自我牺牲的典型动机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并非只有人类的母亲才因这一缘故牺牲自己。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具有自我牺牲的母爱。

而且，所有通过自身的繁殖维持生存的物种，都在本物种内得到一种两性个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直接对个体本身有益，而是为本物种进行的服务。总的来看，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并不只是采取竞争和冲突的形式。一方面，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剥削的主人和掠夺性的寄生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个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即保持生物圈对动植物同样适于栖身而象伙伴一样行动。这种相互合作的作用，保证了氧和二氧化碳以一种有节奏的运动进行分配和循环，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

所以，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当人们对生物圈迄今为止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它同时带来了是与非、善与恶。当然，这些只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概念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善恶只能由人类来判断。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种命令是否与生命的事实毫不相干，因而只是一种空想？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人既是旁观者，又是监察者。人类具有意识能力，从而也具有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和要求，因此他必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枝。我们都是生命进步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生物圈所固有的，因此也是全部客观实在所固有的，生物圈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生命与意识、善与恶，与生物圈中那些同它们神秘相关的物质一样地实在。如果我们推测，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基本成分，我们就没有理由假设，客观实在中的这些非物质现象不是同样基本的成分。

然而，在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过程中，意识是在人类出现以后较晚的时候才产生的。直到现代，人们才突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在生物圈内的栖身带来了威胁。竞争和冲突是生命进步的一个方面，它已经导致了众多物种的灭绝，也使一切物种的无数个体遭受到过早的、暴力的和痛苦的死亡的打击。人类在杀死与之竞争的掠夺性的物种和消灭了多种植物之外，也使自己蒙受了牺牲。甚至鲨鱼、细菌和病毒也不再是人类的对手。但似乎直到现在，某些物种和物种内某些个体的消灭才给生命本身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迄今为止，一些物种的灭绝给其他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机会。

在所有物种中，人类最成功地掌握了生物圈中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要素。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斯，人类发现自己受到自然界的支配，他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在过去的10000年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向自然选择发出挑战，用人类的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对它们进行培育，并对他所厌恶的某些物种加以消灭。他轻蔑地给这些不受欢迎的物种加上“杂草”和“害虫”的标签，然后宣称他要尽最大努力消灭它们。在成功地以人类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减少了幸存物种的数量。

然而，在人类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阶段，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一些物种那样显著。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乔卢拉和堺的人造山脉，使后世的庙宇、教堂和“摩天大楼”相形见绌，但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与微生物建造珊瑚岛的工作相比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到大约5000年前文明的黎明时期，人举已经意识到他从生物圈中获取的杰出力量；在纪元以前，他已发现生物圈是覆盖在一个球状星体表面的有限的包裹层；公元15世纪以来，欧洲人就不断占据生物圈陆地表面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向这些地区进行移民。但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类在实际行动中还把生物圈中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矿产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海洋和天空看作是不会受到污染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以人类的消耗能力或污染能力来衡量，公物圈的这些要素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于1889年），在我生长的伦敦，在曼彻斯特、圣路易斯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和工业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已经遮天蔽日，并一连数日弥漫于人们的胸肺之中。但如果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人类将会使环绕生物圈的整个大气层遭到污染，人们还是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人们把对纯净的大气层造成的威胁，看作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至于人类活动将会污染海洋的可能性，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人类对生物圈影响力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两个新的开端造成的。其一是精心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技术的进步；其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生物圈无生命因素中现存的或潜在的能量加以利用，例如．将不断流向海洋的水从海平面汲取到大气层中所产生的水能。过去，人们不过把水力用在碾米之类的事情上。自从200年前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由地心引力所产生的水力，已被用来驱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水的力量还被进一步提高，转换为蒸气的力量和电力。发电可以利用自然瀑布或人工瀑布的自然力。但不经过燃料的燃烧加热，水不能转变为蒸气。燃烧加热不仅被用来把水力转换为蒸气或电力，还可以用来代替水力，甚至代替最强大的水力。还有，木柴是来源于树木、可以得到补充的燃料，它已被煤、石油甚至铀这类不可再生的燃料所代替。

铀是近期才得到开发的燃料，它能够释放原子能。但为了探索对这种强大力量的操纵，人类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这种探险的结果，对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法厄同来说是致命的，人类夺去了他神圣的太阳父亲的战车。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它们就开始不服驾驭，冲出轨道。如果没有宙斯力挽狂澜，降雷击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将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险境的比喻。人们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泰然使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但其放射性废料的有害性也同样巨大。人类已经介入了生物圈——即生命的大地母亲——接受太阳射线的过程。这是带来生命的射线，而不是致人死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惊人业绩，与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规模较小的成就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构成威胁，使它变得不再适于栖身。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圈的历史，以及生物圈的创造物与居民之一——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如今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使自己和其他生物伙伴免遭法厄同的命运。

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种要素互为补充，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联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的任何成分——有机体、失去有机物构成的物质和无机体——都未曾获得力量，打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生物圈成了生命的收养所。在人类出现以前，那些不是太软弱，就是太富于侵略性，无法与生物圈的节奏相协调的物种，在它们的软弱性或侵略性远未足以打乱这种节奏的时候，就被这种节奏的作用消灭了。一切物种的生命都依赖于这种节奏。人类出现以前，生物圈的力量远远大于栖身其中的任何物种。

人类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人类获得了意识，这使他能够作出选择，制定计划，采取行动，阻止自然界象消灭其他威胁和损害着生物圈的物种那样消灭人类。人类能够成功地生存到他想摧毁并确实摧毁了生物圈的时候，但如果他选择了这种做法，他也将难逃惩罚。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地母亲与人类的相互遭遇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一些名篇早已阐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以及引起这两种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念。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一命令清晰而明确，但对它的抵制也同样清晰而明确。“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对《创世记》中的命令的直接回答。在《新约全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人们可以造出那些东西。尽管人们的发明可以成十倍，成百倍地减轻劳动，但人们不使用它们……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道德经》的这些段落，在圣马太的福音书中也有相应的表达：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些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的号召的抛弃。它为另一种号召拨开了云雾，这种号召要求人们接受一种相反的观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

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其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等同于精神的存在。

正如托玛斯·布朗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一种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中。而且，在他赖以栖息的这两种环境中，人类都各有一个目标。但是，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侍奉其中任何一个主人。如果他的这两个目标，或他对两个主人的忠诚之间，竟是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的，他就必须把其中一个置于首位，甚至对它献上全部忠心。二者之中，择谁而事？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佛陀时代，印度人已经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公元13世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代，西方人也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述两例中，相互对立的选择都导致了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的分道扬镳。也许自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无言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就是人性在道德上的矛盾。这个问题曾深深打动过佛陀和圣方济各，致使他们割断了与自己家庭的自然纽带。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选择才成为整个人类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公开地称颂方济各·贝尔纳多尼。这位圣徒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家庭商业继承权，并由于与贫穷女神联姻而受到了以基督的名义所给予的羞辱。但实际上西方人并没有效仿圣方济各的榜样。他们效仿的是这位圣徒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布匹批发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尼。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看来人类将难以逃脱那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心的报应，除非他使自己弃邪归正，放弃现在的目标，接受相反的观念。他自己造成的困境，使他面对着一种断然的挑战。圣徒们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那些戒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克制人类感官本能的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式的劝戒。人类能够接受这些戒律，并把它当作平民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它似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也正是这部讲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遭遇的编年史的主题。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降生”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人类”一词有关。在字面意义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栖身的树上降生到地面。从遗传学意义上看，他们从前人类的生命形式中降生。还可以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是有争论的），当他们的意识觉醒后，他们在道德意义上降生于世间。

“降生”一词的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确难以令人信服。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当然，不具备作恶的能力，并不等于是善良的。有意识的生物能够作恶，也可以行善；无意识的生物既不能作恶，也无法行善。对无意识的生物来说，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备这种形式，固此无法在道德方面对人类和他出现意识之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在生物学水平上，这种互相比较是可行的。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与其祖先的传承关系可以得到承认和追溯。但在道德层面上，二者则没有共同的基础，因为道德只对有意识的生物才存在。

人类在道德层次上最显著最不可思议的特征是人类道德所能达到的程度。与道德范围本身同样显著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在善恶两极之间的道德潜力。在生物圈内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两种特征。既然人类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的能力，我们就难以保证他不去进行这种自杀性的犯罪活动；但我们也同样难以保证，他不会去拯救处于原始状态中的生物圈。在这种状态下，它得到人们的爱护，同时彼此间也无休止地发生冲突。可以想象，人类将通过他对生物圈的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泽，充满爱护，脱离原始状态，而不是去摧毁生物圈。这将把生命从地狱带入圣殿。

如果在遗传意义上使用降生一词，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人类年龄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一种言之有据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一切物种，也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尽管进化是通过变异进行的，进化造就的不同物种，却象一棵树上的树枝一样都是相互关联的，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我们想更加明确地确定人类起源的年代，那就应该找出人科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其他科属中分化出来的年代。遗传道路上的这次分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出发点。对人类来说，它切断了它们变成长臂猿科（例如长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类的祖先越过了这个分叉点，选择了向人类进化之路，人类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它们或者进化成人，或者将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人科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人类，在人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类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称为智人）。如果我们确定，从某个时期起，人类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变成人类以外的其他什么，这个时期就是计算人类年龄的起点，那么就应该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于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渐新世末期。如果以这种方式计算，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万到2500万年。

能不能根据人类在解剖学上的某些特征或某种独特的习惯和技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人类的年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变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获得了仅用一对肢体行走奔跑的能力，从而解放了另一对肢体，用它们来操纵工具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的大脑得到发展，比其他人科动物的大脑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组织、脑细胞之间也有更多的相互联络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否把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人类在诸多社会性或语言（即向所有社会成员清楚地传言表意的声音符号，这与表达情感的一系列偶然发出的音节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是普罗米修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点燃而不烧伤手指，不被这种有用但危险的破坏性力量所吓倒，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人吗？

答案无疑是：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一事物的年代，只能根据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物质踪迹来推断（例如骨头和工具）。人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同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任何记录。当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自己已经醒了，但是他无法有意识地使自己体验到他醒来或入睡的过程。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根据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发展与某种社会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来猜测人类意识觉醒的年代。

我们的祖先从栖身的树上下到比较危险的地面后生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至少是通过这种习性的改变而成为了社会性动物。在地面上，单个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捕食，当时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团结在一起，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人类一定是在发明语言之前就变成了社会性动物，而语言的发明也许比他们获得社会性要晚得多。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备口头语言的社会性动物（例发昆虫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相互联络来维持其必要的社会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发布信息时表演一种形体上的哑剧，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跳舞”。从不再用手行走，从而使它们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脑的精细化，我们可以推测，手和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们都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它们进一步的进化。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发展，为人类意识的觉醒，从解剖学方面创造了条件。很多未被驯化的动物仍然怕火。当人类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时，他无疑已经是具有意识的了。当人类发现了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点燃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害怕燃烧着的火了。

我们是否能够以地质学年代或者更大胆地以公元前纪年来确定人类意识黎明时期的年代？意识的觉醒是个渐进的过程，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个过程也许是很快的。但用人类历史记录（迄今不超过5000年）的时间尺度衡量，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话，确定这个意识觉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难。可以肯定，人类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拥有意识的一种。人们相信，尼安德特人并不把死者的遗体当作垃圾，他们有处置死者的礼仪。果真如此就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一样，有人类等严的概念，而这在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约7万年到4万年前，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时期。甚至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合社会。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两种人在体质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象智人那样相互通婚。如果这样，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可划为同一种属中的两个亚种。然而，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却应被算作一个不同的种；如果北京人确已掌握了用火，他的意识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线意识，才能联想到不能仅仅使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作为工具，还应把石块打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将石头打凿成工具这一点要归功于南方古猿。人们推测，它们生活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属于人科，但不属于人属，也不能肯定它是人类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层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块头盖骨，它与智人头盖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据估计是在260万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这块与智人相似的早期头盖骨在年代上也是较晚的，比我们的共同祖先与我们的表兄弟长臂猿和猩猩的祖先发生无可改变的分化的年代还要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早已灭绝的南方古猿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占了人科整个生存时期的59／60，占人属（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也包括智人）整个生存时期的14／15。无意中的记录早在南方古猿时代就已经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现了。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绘图就是有意留下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多只有大约2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

就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代，才出现了作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记录。而且那时也只在苏美尔有这类文字。那些业已湮灭的人类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不包括已经释读并译解出来的书面文献），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留下这种物质踪迹的人们的残缺不全的生活情况。有文献可考之前的考古证据能够向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中非物质要素的条件，这些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习惯、想法和观念，这些都是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现形式。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这是人类更为高贵的特征之一。技术方面的物质碎片有助于了解人类生活某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的。想从物质情况推导出精神情况，就象在黑暗中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仅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证据，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完全笼罩在迷雾中。

所以，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就我们所知，所谓“史前时代”，即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比，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观上，过去的历史必然是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历史，而这个观察者是在自己那个时间和地点回顾历史的。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实际上只是当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历史？这是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史前时代”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识黎明期的开始为开端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上述结论。产生意识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极其艰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识的黎明期以后，又经过100万年或50万年蛰伏不振，人类才能够真正开始利用意识的觉醒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回顾意识的黎明时期，如果我们把意识黎明期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的蛰伏中找到这一时代的正常节奏。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到原子能的利用这7万年或4万年的发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样性的增长，看上去就不那么象是一个朝着高潮演进的伟大结局。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或者，这一高潮只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向第二个时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时代的过渡。因为，如果人类容许生物圈在预期的未来20亿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南方古猿将第一块石头打凿成形以来的200万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能够使我们解开这个未解之谜的故事。

第四章 文明中心

“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象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象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象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象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象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象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30英里宽的海域阻断。石器时代人类最惊人的力作是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在过去500年中，西欧人及其海外殖民者探索了生物圈的整个表面。他们甚至到达了南北两极。但他们发现，除两极外，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无人居住的。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气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象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象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象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象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象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

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第五章 技术革命（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

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的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的。而且，在这种采集食物的经济阶段，人类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不能相互比邻过近，因为每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以便四出奔走，谋取生计。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种属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羞于采用新生事物，甚至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的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原因就在于，传送速度虽然缓慢，工具的革新也是罕为发生的。这种革新出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在下一种出现之前就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时期，传播的速度和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便成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特征。在后来的时代中，这种整齐划一则变成了异彩纷呈。新的发明还没有从它的发源地传到文明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就在某一地区被另一个新发明所取代。直到15世纪之前，传播的速度赶超不上发明的速度。到15世纪，西欧民族发明了一种新型帆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直抵任何地方的海岸，并能环航整个地球，文明世界的交通水平突然地提高了。

在最近500年中，工具发明和传播的速度比前200万年大大加快。但近代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明的速度赶不上传播的步伐。在技术方面，结果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一致性。

仕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亚洲东北部抵达北美洲西北部，并从那里一直分布到南美洲南端。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在美洲的居民与亚洲失去了联系。也许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人除外。在从亚洲东北部向美洲进行殖民与从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向该地进行第二次殖民之间相隔大约2万年。在这段时间内，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同时代亚洲及欧洲历史的发展不尽一致。此外，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以来，对于旧大陆历史各阶段的传统的称谓和断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仅以把石器打凿成薄片这种技术的进步而著称。这一时期至少还出现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绘制和仿造人类和动物的形体。狗原是人类的对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手们将它驯养为人类的忠实奴仆，这一功绩使人类第一次取得了让动物服务于人类的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即木料的弹性发明了弓箭，通过拉开弓弦增强肌肉的力量，使射出去的东西比徒手投掷得更远。至于绘画和仿造人兽图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壁画的作者们利用了洞壁表面的凹凸不平，他们画的一些动物图形呈现出浅浮雕的形式。在铁门地区多瑙河右岸的莱潘斯基－维尔，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地雕出了纯粹三维的雕像。岩洞绘画可能具有宗教的，至少是神秘的目的。莱潘斯基－维尔的礼拜中心肯定是一处圣殿。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可以推测，尽管人类在发明农业以前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时迁移，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有了某些固定的地点。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举行公共典礼。也许这些常设的礼拜中心就是常设居民点的前身。

“旧石器”就是这样一种描述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成就的不恰当的称呼。更不必说，那个始于最近一次冰河消融开始以后，即大约1．2万或1万年前的时代，被不恰当地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确，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技术发明，是发明了磨制工具并使之成型的方法。这不仅使工具的形状更符合要求，也使制造工具的人们扩大了原料范围。但是，新石器时代划时代的成就不是磨制工具的艺术，而是使许多动植物得到驯化。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它们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同样伟大。

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回顾起来，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看作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谐调的巧妙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就人类使某些动植物得到驯化来讲，他用人类的选择取代了自然的选择，他为自己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使生物圈日渐枯竭，而使人类日渐富足。人类的谷物、果园、牛群和羊群，取代了许多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物种，人类将它们称作“杂草”和“害虫”，一旦有了剪除它们的能力，就将它们加以灭绝。同时，人类要保证他们所驯养的动植物能够生存。他学会了每年将他们的收获物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留下每年的羊羔牛犊，补充自己的畜群。而且，他们通过择优繁殖，改变了某些被驯化的物种，这比它们的自然改变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象时装一样快。而且陶器碎片是无法毁灭的，不象旧衣裳那样容易腐烂，后者只有在干燥的沙土或不透气的泥炭沼泽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在发明制陶到发明文字之间的整个时期，人类住地遗址中逐层分布的陶器碎片是一种最可靠的记时器。对于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它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勘测器，还可以指示出不同文化通过工艺的传播、移民和征服而进行的混合与熔化。在旧大陆，在美洲，不同风格的陶器，是理解前文明时期地区文化发展和变异的线索。文明出现以后，在那些尚未发明文字，或不再使用已发明的某种文字、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释读的地方，也同样如此。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多数地区，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了旧石器晚期文化。（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洲大陆，来自东北亚的移民创造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沿着自己的路线获得了发展。）在旧大陆，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通过“铜石井用”阶段的过渡逐渐发展为红铜时代文化。“铜石井用”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同时把铜和石块当作制造工具的原料。实际上，在相继使用红铜、青铜和铁制造武器以及装饰品后很久，人们还一直用石头制作某些最常见的工具。因此，以制作工具的不同材料命名的各种时代，在年代上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内，当铁取代石头，成为制作农具和非陶制家用器具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把野生动植物驯化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人类发明了冶金术。这是人类技术实践的杰作。冶金术是一连串发现的最后产物，其中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富于智慧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首先注意到，文明中心陆地表面上有大量较纯的金属。他们起初认为这些金属就是石头，结果发现它们具有普通石头所没有的韧性。随后发现，如果把它们加热，它们会暂时变得柔软，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液化。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原料，它象粘土一样，比石头更易成形。接下去就发现，不但能够找到较纯的金属，还可以在矿石中找到金属的成份，给含有色金属的矿石加热到一定程度，使其金属成份发生液化，潜藏的金属就会从矿渣中分离出来。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最丰富的矿石埋在地下。人类就这样发明了采矿技术。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冶金术至今已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秘鲁大约已有2800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类与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术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标准，但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在环境方面的代价则是逐渐消耗了一种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料。

锻工和矿工是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自己的行业，而不再象旧石器时代的猎手或新石器时代的牧人那样从事一切行当。结果在技术上出现了劳动分工。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这又带来了一种道德问题——这种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那么，根据何种原则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各个生产者阶层呢？总产品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劳动协作的产物，而他们各自的贡献却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能够将这些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产品分配中，使每一方都认为公平吗？能否尝试创造一种公平的分配？谁强大，谁就占有最大份额，这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它是否不可避免？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

冶金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对不可再生的稀有原料的使用。农民可以保证他的粮食和牲畜得到补充，因为这些都是动植物。如果不使大自然遭到破坏，生命自然会得到再生产。为保证驯化动植物的延续，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深谋远虑和自我约束。农民必须把他的收获物留出足够的部分，以便明年播种；必须留出足够的幼畜，以维持其畜群的数量。他必须有所节制，不去过份剥夺大地母亲。他还必须抵制诱惑，不去过量耕种，过量放牧，以免耗尽大地母亲的力量。

如果农民能够如此深谋远虑、自我约束，大自然对农民来说将永远是富饶的。事实上，只要生物圈还适于人类生存，农业和畜牧业一旦发明就将永远发展下去。相比之下，冶金的历史，则是一部不断勘探新的矿产资源，以取代那些已被发现、并且已被用尽的资源的历史。金属是无生命的，人类所用去的部分，不能通过金属自身的再生产得到补充。煤炭等有机物的衍生矿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

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人类的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是平衡的。冶金术发明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更多的要求，在生物圈仍然作为生命栖身之地的整个时期内，大自然会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从未来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如果人类在学会使用金属以前，制造工具的技术没有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现在人口的数量和物质财富无疑要比现在的实际数量少得多。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将更加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面临把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殆尽的危险。的确，坚硬的石头与金属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因为它是无生命物质，不能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最常见的金属都丰富，似乎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的后代避免灭绝的唯一道路是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水平，那么，如果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停留在这个水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比我们的后代少得多。

在文明中心内，农业、畜牧业和冶金术最先发明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最先”二字，因为人们从来不能肯定某一项发明是在某时某地单独出现的。当然，一项发明在某时某地出现后，到处都可以采用。还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即所谓“刺激扩散”。看到或听到外地的发明，会激发人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一种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采用外地的发明。但同样一种发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别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明是人性的产物，而人性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只是每个人显示这种共同特点的方式不同而已。每一项发明的历史，都可能具有上述三种可能性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确认，在某时某地出现的某种发明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还是仅仅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猜测可以带有几分自信：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以及开采和搬运巨石的技术，都是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水陆运输中心地区——西南亚首次发明的。我们甚至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它不包括除半岛南角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在农业和畜牧业发明的时候，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北部边缘即今天的叙利亚沙漠过于干旱贫瘠，无法提供驯化动植物所需要的环境。阿拉伯半岛只有南部的也门一角，由于风雨的浸润而十分肥沃。这一角落由于其他地区的干燥气候而与世隔绝，直到发明了航海船只、接着又驯化了阿拉伯骆驼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西南亚农牧业和冶金术的故乡也不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谷地。在人类居住于此，耕作于此，将积水排干，使农田得到灌溉以前，这个地方不是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栖身之处。这是一个芦苇丛生、河流交错的迷宫。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现在已经再次变成了沼泽。另一方面，最初发明农牧业和冶金术的地区除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至少还包括小亚细亚南部、伊朗西部和土库曼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了一些谷类作物和牲畜。可能这里以前就有野生状态下的这类动植物。可能是来自西南亚的移民，也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将这些得到驯化的动植物传到别处。这些土著居民采用了西南亚的发明，并由此促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最终到铜石并用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

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只是在西南亚和埃及的几处遗址得到发掘。正是在这些地区最早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随着勘查的继续，对新石器生活的了解还会发生变化。一次次的勘查和发现已经使我们对它的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某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些已经探明的居民点是在大约公元前1万年（对杰里科前陶器时代居民点的估计年代）到公元前第五千纪之间出现的。除杰里科外，其他居民点出现小的年代是在公元前第七千纪或第六千纪早期。我们还了解到，从采集狩猎到农牧业的转变发生在有泉水流灌的绿洲，或是从山上流到山下的小溪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泛滥平原上。所有这种可以成为农田的地方都依靠自然灌溉。但这些遗址的高度和气候却有很大不同。杰里科地处低于海平面高度的谷地，具有热带气候；而位于小亚细亚高原的加泰土丘和位于伊朗高原的特佩塞尔科则每年都有一段白雪覆盖的时期。

在泛滥平原和泉水流灌的绿洲上，耕作带来的土壤消耗得到大自然的补充。大自然堆积淤泥，恢复地力。这种自然过程使杰里科和大马士革所在的姑塔绿洲一直都很肥沃。然而，大自然的这种恩惠并不常有。发明农业的西南亚地区大部分处于少雨地带。西南亚的一些早期农业村社只能依靠仅有的雨水供水。雨水不能带来淤泥，因而仅靠雨水浇灌，农业收成很快就下降了。如果失望的农民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还有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安身，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力耗尽的土地当作一座采空的矿山。甚至在近代，从西欧移居北美的农民也是不断西进，旧大陆的俄国农民则不断向东开拓，其实他们的祖先早已掌握了不靠自然力量恢复地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只能是逐渐被发现的。在林地通过人工施肥开发定居农业的第一个步骤，是焚烧为种植谷物而砍倒的树木。具有肥力的草木灰使农民从清除出来的空地上获得一季或两季的收成。如果这些树木有足够的时间再次覆盖这块空地，这个过程就会一再重复。通过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一块土地可能每隔10年就重新耕种一次，如果耕作者有10块土地轮流耕种，他就能在有限的周期内全部耕作一次。最终解决从农业中谋取生计而无需时时迁居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休耕土地施以牲畜粪便，而不用等待重新长出的树木提供新的草水灰。但是，在发现这种方法以前，农民们不得不时时移向文明中心中尚未开发的地区，就象探矿人一直到今天还不得不做的那样。

同时，农牧业通过移民或重新耕作，从其最早的故乡西南亚逐渐分布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和制陶技术，随后又发明了冶金技术和开采拖运巨石的技术。我们会在旧大陆发现各种各样的地区文明，它们于不同的时代，在共同的新石器基础上兴起，又在不同的时代，从西南亚发源地向远处延伸。这是前文明时期文化的最后形式，但它们的这种扩张既不彻底，也不一致。

例如，澳大利亚有一块前新石器时代靠采集食物为生的智人的保留地。他们成功地越过了大陆和澳洲动植物各种门类之间地理分界线。这些最早在澳洲定居的人和他们的狗是最早到达澳洲的非有袋目哺乳动物。他们的业绩是任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无法比拟的。直到公元18世纪近代西欧人“发现”澳洲之前，他们一直牢牢地占据着这块与世隔绝的领地。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成功地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但直到他们遭到近代西欧民族世界扩张的侵袭以前6个世纪，他们才占领了面积最大的新西兰。

在从西南亚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表现出种种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形制和装饰上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指出，陶器碎片是直观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可能大都是当地人的创造，但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黎凡特的灵感竟会在矗立于欧洲大陆地中海西部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巨石纪念碑上体现出来。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到丹麦，从马尔他到英国的圆形石林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欧洲的巨石纪念碑似乎比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建筑都要古老。它们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当时西欧正在走出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红铜和青铜时代。尽管这些建筑者是没有文化的，但这些建筑本身及有关的视觉艺术作品却无声地表明，这些石碑是为进行祖先崇拜和对一位母亲女神的崇拜而建的，在黎凡特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女神。西欧巨石与黎凡特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西欧，巨石宗教与技术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顺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延伸的。这就是说，它们处在欧洲最西部，距埃及和爱琴海最远的地方。在黎凡特，有些建筑比那些与它们很相象的西欧建筑的年代要晚些，而不是更早。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洛斯米来尔斯的蜂巢形古墓比迈锡尼的同类古墓早2000年；尽管圆形石林比埃及第四王朝诸法老的金字塔晚将近1000年，规模较小的洛斯米来尔斯砖石古墓却可能比萨卡拉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的金字塔早好几个世纪。

前文明时期文化最后阶段的差异甚至还表现在驯化动植物的原始技艺方面。葡萄、橄榄、无花果、李子、樱桃、桃、苹果、梨以及牛、山羊和绵羊，可能都产于西南亚，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驯化。但稻米、块根植物、柠檬和香蕉，以及驼牛、象和骆驼这些阿拉伯和中亚动植物，是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得到驯化的。就我们所知，这些驯化之功可能都是完全独立地完成的，甚至不是通过西南亚的刺激扩散激起的。椰枣树可能是在闷热的苏美尔和埃及得到开发后被驯化的。文字记载的最早驯化阿拉伯骆驼的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期。如果先知琐罗亚斯德名字的含义的确是指“拥有金骆驼”，我们所知道的驯化中亚骆驼的最早年代不早于公元前600年。

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另一方面，产于美洲的植物得到驯化的数量与旧大陆驯化植物的数量相差无几。在近代西欧人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旧大陆几乎没有一种相同的驯化植物。

这似乎意味着美洲独立地发明了农业。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还能推测，秘鲁发明青铜（即红铜与锡的合金）也没有汲取任何从旧大陆得到的灵感。人们至今还在激烈地争论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是不是独立创造的。学者们可能很少否认美洲文明的某些成份起源于旧大陆，但多数意见似乎认为，旧大陆的成份只占很少的部分。从实质上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明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移民的后裔在当地独立创造的。

旧大陆最古老的文明的黎明期，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这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化可能已经迈出了驯化玉米的第一步。玉米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美洲文化也发展为一种与旧大陆不相上下的文明。在中美洲，在墨西哥高地普韦布洛附近考克斯卡特兰洞穴的一片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淤泥中发现过一些玉米棒，它们可能是野生玉米，但也可能是经过初步驯育的，这是走向驯化的第一步。在新墨西哥的蝙蝠洞一片大约公元前250O年的淤泥中发现的玉米棒，驯化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了。这样，中美洲农业的黎明朝显然与旧大陆文明的黎明期同时，而比西南亚的旧大陆农业黎明期晚至少4000年。

旧大陆的文化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化沿着各自的路线向前发展。在旧大陆范围内，文明的黎明开创了一个地区差异不断增长的时代。在西欧人对海洋的征服将潮流推回到全球一致的状态，也推到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可能形成的全球统一的状态之前，大约已经过去了4500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取得优势的决定力量正在进行一场坚强的后卫战，现在还难以预测，这场走向全球统一的运动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

第六章 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而言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摇徭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祗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祗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金属工艺品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之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祗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比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系数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苏美尔众神的神殿。我们从中发现，这些神祗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祗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祗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祗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祗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祗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

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祗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祗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在对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丛林沼泽进行排灌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有一系列新的发明，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地区文明。以同一标准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在开发尼罗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丛林沼泽的过程中，创立了第二个最古老的地区文明。埃及人同样也生产出了多于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余农产品。如同在苏美尔一样，在埃及，伴随这一经济成就而来的是阶级分化、文字的出现、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以及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关键性变化。不过，与苏美尔人不同的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虽然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祖先为之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个与他们正在建立的社会同属一种类型，而且已经先于其存在的社会楷模的启发。当今的埃及学者一致认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诞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美尔的影响。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圆柱型陶器上加盖封印；砖砌的凹进式建筑；一股由苏美尔人造的船只；大量的工艺花纹，以及以表意字为主、合素为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构成。所有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响。

这种文字的形式相当特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并非是同一种文字结构独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学证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象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从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苏美尔式结构，加上它出现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影响只是促进法老埃及文明诞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知道苏美尔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地区的。在上埃及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区，法者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出于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不过，这里倒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

有证据表明，在上埃及，过去居住在尼罗河河谷两侧高地上的居民曾顺流而下，进入冲积盆地，并且开始着手开发它。但是，在同一阶段，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者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现存的上埃及考古记录与渐进发展的苏美尔文明相比，给人们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诞生似乎是个突发性事件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否仅仅是个虚幻？一旦我们在三角洲地区发现作为法老埃及文明繁荣之前奏的考古证据，是否就能打消这种虚幻？或者如果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能证明三角洲与上埃及不同，当它从政治上与上埃及合并时，仍是大片尚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地，我们现在的印象是否会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入埃及时，在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障碍，并且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在这种情况下，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来，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此外，对于包括三角洲在内的整个埃及来讲，建立并保存一种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里有可以用于建筑及雕塑的储量丰富的优质石料，从来石场到河岸的距离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连运送方尖碑也并非难事。苏伊士湾东岸附近的矿藏（如果那里确有铜矿的话），从海路上也很容易运到上埃及，只是途经克迪哈马特时有一段短短的陆路。如果西奈半岛出产的铜还不能完全满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岛的铜矿则完全可以满足了。对上埃及的统治者来说，当他们吞并了位于地中海之滨、拥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后，从海上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简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够并确实利用了从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进口的来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与比布鲁斯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年代大约与埃及联合王国的建立属同期。这样，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铜运到埃及的国门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又为埃及提供了一条贯穿全国的内河水路。作为一条河流，这条水路能同时进行上下行运输，因为埃及常年刮着北风，而尼罗河则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

与上埃及相比，苏美尔在交通及获取原材料的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令人吃惊的是，以开发沼泽地为经济基础的最古老的文明没有出现在上埃及，却出现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苏美尔人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过了后者。苏美尔人将他们的前途维系于开发唯一的原料——冲积盆地之上，从来到并开发这片土地之际，他们便将祖先留下的石料、铜矿、木材产地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这片被他们驯服、聚居并开垦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资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苏美尔人用一个技术上的壮举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发现了如何经过烘焙将泥制农具变得几乎同金属一般坚硬锋利。不过，这一发明并不能完全排斥铜的作用，他们只好从远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地区，甚至要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东部几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地区采掘铜矿。小亚细亚东部的这几条河流均在黑海南岸汇入海洋。苏美尔人必须从阿马努斯山采伐所需木材。至于进口石料，这是苏美尔建筑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只能用当地泥土制成的砖来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天才。的确曾进口了少量石料用于纪念性雕刻，不过，在苏美尔，雕刻家用的石头几乎是和黄金、白银同样昂贵的舶来品。

苏美尔人不仅必须进口钢和木材，还必须为这些进口物资付出代价，即出口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谷物（这种商品运输起来相当庞大笨重）和纺织品。苏美尔最早的纺织品原料是羊毛。苏美尔的贸易当然比埃及的贸易活跃得多，其行程也长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动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费尔和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点属于苏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与溯河而上的陆路贸易扩张同时并进的是沿波斯湾而下，或许直达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红海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过，苏美尔人在运输业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向西北方向的陆路商业扩张。

在阿马努斯山砍伐下来的木材被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阿尔加纳－马登开采的铜矿石被运到底格里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后，这些笨重的货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顺流而下。商贾们则乘坐用柳条编成、蒙覆着皮革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连尼罗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尘莫及。不过，出于同一原因，苏美尔人不可能在这两条河上做逆水旅行或运输，这里无法与埃及相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没有四季不断的东南风，埃及常年的北风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开采铜矿、砍伐木材的苏美尔人必须在陆地上向西北方艰难地跋涉，随开采者而来的苏美尔商人同样要历尽艰险，把出口产品运过去，以交换铜和木材。

在开发冲积盆地的年代，苏美尔人拥有的唯一负重牲畜就是驴，即被驯化了的野驴。如同用泥土制造农具一样，驯服这种行动最敏捷而又最胆怯的马科动物，也是一件丰功伟绩。苏美尔人既没有马，也没有骆驼。这两种负重牲畜都是后来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驯化的。

因此，从经济水平上看，苏美尔人在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艺术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埃及学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则远远走在了苏美尔人前面。当苏美尔历史悲剧的第一场拉开帷幕时，我们看到，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许多拥有主权的地方性城邦国家。苏美尔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其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统极不协调。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统一领导之下，这种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苏美尔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统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实现。不但在统一前经历了无数浩劫，而且统一也不是由苏美尔人自己实现的，统一是由毗邻的阿卡德人强加给他们的。

此外，当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时分，上埃及与三角洲地区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上埃及为征服和吞并三角洲所进行的战争场面之残暴，在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不过，埃及也以此为代价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与秩序。这一硕果使长达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历史受益匪浅。在这一期间，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对短暂的“中间期”里，正常的统一与国内和平状态曾一度中断。

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显然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随之而来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里，法老埃及联合王国的两部分被划成几个行政区，各地区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然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埃及政治统一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象苏美尔城邦国家一样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在希腊译文中，表示这些领土单位的埃及文名词被译作“州”，而“省”只是这个希腊词汇的书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仅不是指过去存在过的、阻止实现统一的障碍，而是象现在法国的行政区划一样，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组织。实行这种区划的目的是取代并取消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的领土单位，如果听任百姓把这种单位铭记在心，允许对它的感情藕断丝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很可能会构成对政治统一的威胁。

与苏美尔一样，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也反映在其宗教历史之中。将两地区的历史在宗教范围内加以比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会看作与苏美尔社会同属一个社会类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个标本。与此同时，埃及文明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祗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苏美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来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象埃及那样，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俸。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兔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

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九章 法老埃及（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自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最早的地区性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黎明时期以来，与之类型相似的文明社会来去匆匆。其中，也有一些幸存至今，但即使它们中间最古老的幸存者——中国文明，也比它的苏美尔、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驱至少晚近1500年。在所有这些地区性文明中，法老埃及在其第一阶段，即所谓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181年），便以其相对的稳定而显得独具特色。在这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与埃及本土或其他地区后来的制度相比，古王国要稳定得多。埃及古王国灭亡之后，它的一些成就依然存在。极富特色的视觉艺术风格和文字书写体系，均是法老埃及人在古王国建立之初创造的，由他们继承下来的宗教则将其特色一直保留到后来的公元3世纪，直到公元5世纪才彻底泯灭。当然，在这3500年中，它们历尽沧桑变化。不过，在这一时期里，法者埃及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从未中断。埃及人管理调节了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下游水系，并通过此举，将过去荒凉的不毛之地——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和牧场，这一水系管理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幼发拉底河下游过去苏美尔人生活的地区，重新回复到了原始状态。虽然五六千年以前，苏美尔人曾有过完善的水利控制系统，但在现代伊拉克的整个东南部冲积盆地，人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水利设施。在埃及，不论在什么地方，法老埃及古王国的后人们都从未听任其祖先传下来的控制水利的工程被毁于一旦。公元前5世纪，希腊评论家希罗多德曾肯定地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他指的是河水带来的冲积层土壤；随着每年淤泥的增多，冲积层一直在加厚，直到1902年在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之际，这一过程才停止。尽管如此，如果说埃及是前王朝后期和早期王朝时代的埃及人留给后人的赠礼，或许会更贴切。所谓尼罗河的赠礼，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将冲积层盆地的丛林沼泽变为田园的条件而已。在埃及，沧海桑田的巨变是通过埃及人自己的社会组织、勤奋刻苦、工程技艺和行政管理能力才得以实现的。

法老埃及人的主要成果是在从第一瀑布到海滨的埃及全境内组织了一个颇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法者埃及在其文明史初期便获得了这种政治、行政的统一，这对于保持埃及的灌溉农业是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如上所述，它被保留至今。在法老时代，只有一些短暂的间隔时期出现了政治分裂。埃及学学者将这种间隔时期称为“中间期”，这是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在埃及，自最早的统一埃及的法老即位时起，正式的政治体制就是有效的统一。这个历久不衰的政治成果就其时间之久远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毫无疑问，埃及国内杰出的交通体系为持久的政治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直到150年前人们发明铁路时，这个交通体系也仍是无与伦比的。

当人类的集体力量集中于统治全埃及的、十分干练的统治者一人之手，这种力量又被系统地、巧妙地运用于开发埃及冲积盆地农业生产潜力之际，便生产出了空前丰富的，大大超过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剩余产品。由于人们已能适当地脱身于最繁重的粮食生产，因而法老本人以及他的廷臣中的有特权的核心集团诸臣的一种愿望，便得以从规模巨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非生产性建设）中得到满足，这也是整个法老埃及时代各行各业每一个谈及人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目标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为狂热。他们是重物质的，他们尽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质产品——粮食和财富，他们以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生活为前提，设计了死后的永生。由于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暂的，死后的生活却可能成为无穷，他们就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个更为长久、更为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他们相信，如果预先采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端。

埃及人之间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间也不连贯。在宏大的陵墓中从物质上保留一具制成木乃伊的尸体，这种行为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灵魂继续与尸体为伴。他们还认为，无论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灵魂会与其他神祗相会合。他们甚至抱有这样一个拙朴、原始的信念，认为法老实际上会吃掉其他神祗，并因此而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三个信念认为，俄赛里斯——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样起死回生，他将在西方的绿色天堂中接待他们，并同他们一道永远居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赛里斯神话与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话、小亚细亚的阿提斯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即使这一神话是从境外传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便深深地植根于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俄赛里斯的崇拜日渐普及，并最终成为正统。因此，人们也逐渐相信，死亡之后会有审判，只有生前善行多于恶行的灵魂才能在死后审判中获准进入俄赛里斯的天堂。

同时，封闭在一个纪念碑式的陵墓中便可得到永生这一信仰使规模宏伟的石制建筑得以问世。我们已经提到，在法老埃及时代，采石工人、石匠、建筑工人的技艺均得到发展。第一王朝时代的石头建筑已经出土，不过，如同前面提及的埃及政治统一与象形文字的创立一样，大规模的纪念碑式工程的成就也出现得突如其来。最早的石头金字塔是在萨卡拉为左塞王（约公元前2668-前2647年在位）而建的，作者是他的大臣兼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这是件带有实验性的作品，石头被凿得象砖头一样整齐，然后，象砖一样被砌起来。另外，在施工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改变了计划，最后完成的雄心勃勃的作品比建筑群中开始时建造的那些较为朴素的辅助建筑要宏伟得多。

伊姆霍特普不仅仅被后人所追忆，他还受到尊敬，甚至被奉为神明。他享有这种永久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确是埃及巨大的石制建筑之父。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中，法者第四王朝的创建人斯诺夫鲁国王（约公元前2613-前2590年在位）用巨大的石块在达舒尔修建了一座（也许是两座）金字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基奥普斯（即胡夫，约公元前2589-前2567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大金字塔；齐夫林（即海夫拉，约公元前2558-

前2534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第二座，米瑟赖纳斯（即门卡乌拉）又修建了第三座金字塔。

雕刻艺术与建筑艺术同时繁荣起来。建筑师们精于利用石块修建巨大的纪念碑，雕刻家们则擅长用石头雕出使人物个性永存的肖像。在基奥普斯和齐夫林的血肉之躯与世长辞45个世纪后，他们仍活在我们面前的壮丽雕像之中。如雕像所塑造的，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威严，与他们宣称的神祗的身份十分相称，这些法老似乎能轻而易举地使用他们压倒一切的力量。不过，一个古王国的法老也可以是个使人不必提防的凡人。米瑟赖纳斯（约公元前2523－前2496年在位）与他的妻子在雕像中并肩而坐，手臂相互挽着对方的腰际。显然，甚至连法老与其妻子的关系也可以是互相爱慕、互相尊重的。在古王国时期出色的平民夫妻的雕像中，婚姻关系的人情味更浓，他们用同一种姿势互相拥抱着坐在一起。

这种夫妻二人的立体塑像是古王国艺术品中的一大门类，使人们想到，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时代，婚姻是满足双方感情需要的一种结构，如果的确如此，它必定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的稳定性也许正是古王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国即使如此稳定，也不可能与世永存。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受到了压力与严峻的考验。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组织日渐中央集权化，各种权力渐渐集中于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统一者的故乡内肯－内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在两个王国统一后，首都向下游地区迁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于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远），然后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于三角洲项端附近，作为统一王国的首都再方便不过。法老王朝的专制主义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5年）达到顶峰。但是，基奥普斯雕像轻松自如、无所不能的表情仅仅是个假象，因为在现实中，他的专制权力已受到挑战。从宗教水平上讲，对戴着两个王冠的人神化，并不是对埃及政治统一的唯一表达方式，法老不得不与一大群非人的神祗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对这些神祗顶礼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祗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祗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祗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肉体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个领域内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顶点。第五王朝标志着神学理论的转变，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则出现了衰落并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佩皮二世不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约94年（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虽一直在位，却从未有过实权。他登基时才是个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王国最终衰亡可以归于三个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从向王室负责的官吏逐渐变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们不再受可以被废除的一纸任命书的制约，以事实上的继承权世袭了自己的官位。他们还赢得了对军队中埃及土著部队的控制权，而法老政府采用征募努比亚雇佣军的对抗手段，并没有为法老夺回最高军事指挥权。古王国衰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法老连年不断的丧葬费用和建造各种神庙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

建造有形的纪念碑尚不足以使负担过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的尼罗河在一年一度的泛滥期使一切农事都无法进行。当年的剩余产品，加上农业劳动力每年强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节性的劳动力，又使他们不致于挨饿，这便使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可能。可是，土地的转让，年复一年地为每一位被永恒化的法老而举行的仪式，却加重了负担。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去维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却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与修建纪念碑的季节性工人不同，他们只是附着在埃及生产力之上的寄生虫。

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大众中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比起苏美尔城邦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萨尔贡王朝时期来，在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埃及，无特权的大多数人与享有特权的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分化要剧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强制性地征募劳动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不难猜想到，应募工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具有更伟大的社会、宗教意义与价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夸耀法老个人的权势。我们也可以猜到，当这个处于假设前提下的信心一旦丧失，感情的反作用力与当初产生信心时的动力会同样强烈。

我们获得的关于百岁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后法老埃及社会崩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它们显然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30年）创作的。如果我们的证据的确出自这一时期，那么，它反映的事实显然并不是中王国时代的。因而，它给人的印象是，它以倒叙的笔法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动荡的图画。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个“第一中间期”好象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与乌鲁卡吉那在莱加什进行过的流产革命不同，它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埃及民间回忆中保留下来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火山喷发式的、极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颠倒了，穷人抢劫富人，而过去的主人成了仆人，侍奉着他们过去的仆人。以前法老的葬仪被抛弃了，礼仪、法老、金字塔、庙宇，古王国一切令人不堪重负的法老的机构都声名狼藉，受到讽刺与指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有迹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许是被从东北部入侵的蛮族推翻的，就象一个半世纪以前萨尔贡王朝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样。不过，古蒂人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确凿无疑的。埃及则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间期，蛮族入侵的证据显然是非结论性的。不过，毫无疑问，地方州长（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从法老的命官、代理人变成了真正握有主权的藩王。这个证据不是从后人回忆中找到的。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之后，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诸位法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发现要使在至少200年间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藩王就范，必须缓慢而慎重地行事。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在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中断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埃及的法老古王国中断大约一个半世纪（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之后，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重建，这或许比它们当初的陷落更令人吃惊。这种恢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这两个帝国来说，中央集权政体的瓦解都曾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明显崩溃。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文明都比它们第一次崩溃时显得更加坚韧、富有弹性。在它们各自恢复之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又存在了2200年之久，法老埃及文明的存在时间与此相当，甚至更长。然而，到复兴时为止，它们已不再是诸文明中心中仅有的两个区域文明了。其他文明并肩而起。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随着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商业向东北方向扩展，新的区域文明就已经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诞生。同期诞生于克里特岛的新文明也许不仅仅从苏美尔－阿卡德获得了生存活力，而且还从埃及吸取过精神养料。小亚细亚的新文明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个卫星文明，因为它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借来了一切重要的元素，包括文字符号和某些崇拜的神祗。但是，借来的文字不仅仅用于书写阿卡德语，而且还用于记载本地语；本地诸神也同进口的阿卡德神一起自主自立。

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岛屿连同它的大陆海岸线已经被殖民化。这些岛屿的殖民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间隔，但航海技术一经掌握，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诸岛就成为文明的理想场所。例如，塞浦路斯的铜矿在埃及和苏美尔经济中的重要性就无异于从新石器时代到黄铜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中，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上的森林对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的意义。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明，无疑是受到苏美尔和埃及旧文明的刺激，但这些岛屿文明的创造力大小是与该地同刺激源的距离远近成正比的。克里特文明受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的影响就不如它自身的独特文明特征明显，而大陆的小亚细亚在文化上则显然受惠于苏美尔－阿卡德。现代考古学家为了明白起见，根据传说中的克里特海洋统治者米诺斯国王的名字把克里特文明称为“米诺斯文化”。米诺斯文化创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它除了在地域上相隔遥远的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能找到相似的风格以外，别无同时代的对应物。米诺斯文化还以航海技术见长，它的诞生就归功于此。

在前金属器时代，黑曜岩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制作锋利刀片的原始材料。它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一种天然玻璃，象锡（将铜冶炼成青铜时必不可少的成份）一样十分稀少。在克里特人和基克拉泽斯人都很容易到达的米洛斯岛就有黑曜岩沉积物，在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火山群岛上也有这种沉积物，但对于从爱琴海出发的水手们来说，它远在另一端的墨西拿海峡。基克拉泽斯水手似乎是发现和开采利帕里群岛黑曜岩的先锋。在争夺米洛斯黑曜岩的竞争中，他们或许为克里特人所击败。米诺斯人尾随他们的基克拉泽斯邻居，进入这片西部水域，并以更大的规模和更繁多的种类在那里经营。因此，到公元前三千纪末，虽然克里特仍处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成熟区域文明的西南顶端，但不仅希腊本土沿岸，而且连意大利东南沿海和西西里沿海都被包括在业已存在的文明区域之内。

埃兰位于苏美尔东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与较小的卡尔黑河、迪兹河、卡伦河的冲积层在此汇合。那里也曾诞生过一个文明，但可以把它归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或者说它实际上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同埃及人一样，埃兰人也发明了一种自己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同苏美尔文字相似，但它却由风格与众不同的独创的符号所组成。然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埃兰人也象阿卡德人起初时那样，采用苏美尔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到埃兰被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113年前后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吞并时，埃兰人甚至曾一度采用过阿卡德语，既用于商业流通也用于政治交往。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虽然重申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但再也没有恢复使用独创的非苏美尔文字符号。

尽管埃兰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同苏美尔－阿卡德人在政治上接触密切，并长久地保持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直到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中他们的语言（仍用苏美尔文字书写）仍被作为第一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埃兰文明，或者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埃兰部分，始终是一个未成熟的社会。

在埃兰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直到最近还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在这一带存在过任何文明。然而，现在正在发掘一座古城，其存在时间据不同的科学考证介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它位于今天伊朗锡斯坦地区的沙尔赫－伊－索赫塔，恰恰在紧临伊朗－阿富汗边界的伊朗境内，这条边界线曾一度与赫尔曼德河原河道的终点相毗连。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金属冶炼（铜）、陶器制造、纺织业和印染业。发掘者们认为，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不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但有证据表明，它曾与苏美尔地区、今天的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土库曼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在发掘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和更详细的报告发表以前，我们仍然不知就里。我们不知道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的有关起源，或者说它的种种亲缘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的话。

沙尔赫－伊－索赫塔的发掘工作也许最终会为一个成熟的新文明提供某些线索，它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埃兰文明被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同化的时期，也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小亚细亚诞生的时期。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曾受到过来源于苏美尔的任何影响，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在它的文字还没有被辨认和识读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仍是一个谜。印度文字是否也象法者埃及文字那样，在结构上与苏美尔文字相似，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印度河文明区别于同时代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其他文明的又一特征是它巨大的地域面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两个印度河城市是信德的摩亨约－达罗和旁遮普的哈拉帕，它们相距达400英里，这并不比从阿斯旺到开罗近多少。印度河文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本身，它向西延伸到俾路支省东部，向东延伸到古吉拉特，向北则扩展得更远，至少把朱木拿－恒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随着考古勘探不断向东方的进展，印度河文明的遗存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它的东部边界至今尚无法确定。

随着区域文明数量的增加，农业和畜牧业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得到传播，它们从西南亚的发源地传向那些到公元前2500年业已存在的区域文明的遥远边界。在中美洲，至少农业到那时已得到开发，虽然那里的农业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从旧大陆传来，而是新大陆独立发明的。在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的标本，其年代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半期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如果前文已经提到的在考克斯卡特兰山洞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玉米棒化石确实是野生的，完全没有经过驯化的话，那么生产驯化玉米的野生植物也已经找到了。但尽管如此，直到公元前2000年，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靠农业为生的村社。与此同时，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同它的驯化动植物，已经从西南亚沿着陆地和地中海海岛之滨向西传入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欧洲及其内陆。到公元前2500年，这条生命之路更加昌盛，西达北大西洋东岸，包括近海诸岛和南部瑞典。其实，南部瑞典也应属于近海诸岛之一，因为它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象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因此，欧亚大平原的这种传导性也许推进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从西南亚向中国的扩展。在随后的黄铜器时代，太平原无疑促进了印欧语系造语言的传播。印欧语言也许起源于欧亚大平原边缘的东欧某个地区，它们比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广。今天，东到孟加拉和西伯利亚东部，西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都讲印欧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南部非洲也有印欧语，虽然这些地区操印欧语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如果说操印欧语的人同操闪米特语的人一样，在他们迁移的第一个阶段来自于大平原，这并不意外。欧亚大平原的传导性给这两大语系诸语言异常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

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录是印欧赫梯语文献。“赫梯”是根据“哈梯”的希伯来文音泽而翻译过来的名称。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小亚细亚东部曾有一个哈梯王国，它用统治者所操的印欧语制作文献，并采用苏美尔文字。可以设想，形成于哈梯地区的印欧语和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与它紧紧相关的卢维印欧语单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就已经被移民传播开了。

另一种印欧语是希腊语，它被认为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传入希腊本土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特洛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陶器制品，它被不恰当地称作“明洋”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希腊同时发生了一场足以导致该区域文明倒退的大破坏。把这些考古证据汇合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蛮族入侵者当时曾到过希腊，而这一点如果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入侵者必定也成为希腊语言的载体，因为对乙种线形文字记录的文献进行破译，表明希腊人在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使用希腊语了。

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所谓“腭音语言”，它保留了始发的“K”音，而不象某些语言体系中把“K”音变为“S”音，后者由于这一差别被称作“咝音语言”。腭音语言是在印欧语系分布范围的两个边缘发现的。在西部欧洲，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条顿人中间形成的印欧语言同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一样是腭音语音，但吐火罗人（中国人称“月氏”）也讲一种“腭音”印欧语。吐火罗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仍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位于欧亚大平原与今天中国的长城西端相连的地区。

把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带入小亚细亚的人是从哪个方向到达该地区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没有。他们也许是在西边走出欧亚大平原，经由东南欧，穿过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地峡，然后到达小亚细亚。这条西行路线是他们最恰当的路线，而希腊语肯定是从欧亚大平原通过一条达及黑海西岸的路线带入希腊的。此外，操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的人也有可能在今天的土库曼地区从南边走出大平原，然后穿过伊朗北部，由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也有人认为，如果卢维人不可能的话，至少赫梯人可以从欧亚大平原翻越高加索山脉，到达小亚细亚。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虽然翻越高加索山的．路线相当近捷，但高加索山本身对移民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军队倒是偶尔强行穿过高加索山脉东南端至里海西海岸之间的地区。但是，除了以自己的称谓命名达伊阿勒要塞的阿兰人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中部地段外，还没有其他操印欧语的人进入过高加索山脉，甚至连它的丘陵地带也未能进入。今天，从里海西岸到黑海东岸的高加索高地均为操非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在高加索山脉的两边，如今都有操土耳其语和印欧语的民族，但却被居住着非土耳其语和非印欧语民族的高加索地带彼此隔开，分居南北。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太平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就形成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太平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眩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象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潜在的财富。

飞蛾的自取灭亡恰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尽管文化繁荣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住入侵的野蛮邻人，但报应还是降临到这些入侵者头上。蛮族入侵者的贪婪使他们自食其果。如果入侵者象征服苏美尔－阿卡德的古蒂人那样，最终没有被顽强的抵抗所消灭，那么他们也仅仅只是生存下来与他们的受害者共享穷困。蛮族对希腊的征服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采用了希腊语。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古蒂蛮族入侵者推翻了苏美尔－阿卡德的阿卡德萨尔贡王朝，并取而代之。按推测应该是古蒂人统治下的阿卡德人领导了本地人起义，在古蒂人统治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之后，最终消灭或驱逐了古蒂人。事实上，阿卡德和苏美尔的解放者不是阿卡德人，而是苏美尔——乌鲁克城邦的乌图赫伽尔（约公元前2120－前2113年在位）。但是，乌图赫伽尔和他的城邦都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君主的节杖落到另一个苏美尔城邦——乌尔城邦的统治者手里。这个最初由苏美尔征服者卢伽尔扎吉西建立、而后被阿加德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强行夺取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如今在另一个苏美尔——乌尔的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手中得以重建。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发源地是苏美尔而不是阿卡德，一个以苏美尔城邦为中心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应该比半野蛮人的阿卡德政权——萨尔贡王朝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及其创建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人在苏美尔政治统治的间歇期，阿卡德在语言上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人先是两种语言并用，随后就完全采用了阿卡德语。虽然苏美尔语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并没有完全湮投，但一直到公元前612－前609年亚述王国陷落和毁灭之前，它都只作为“古典，语言而存在，用以传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古老传说。

乌尔第三王朝被它的埃兰臣民的起义所推翻，乌尔城遭到洗劫。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乌尔城邦从此再也没有复苏过。帝国被分割为众多相互争斗的地区性子系城邦。埃兰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独立，而是在苏美尔的拉尔萨城邦强行建立了一个埃兰王朝。苏美尔的伊辛城邦僭取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称号，却没能重建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帝国解体之后兴起的其他地区性子系城邦包括埃什南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西北）、亚述（横跨底格里斯河，埃什南纳西北）、巴比伦（横跨幼发拉底河，阿卡德地区内）、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中游，巴比伦西北）、卡尔基米什（横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曲地段）、亚姆哈德（阿勒颇）和盖特纳（阿勒颇以南，奥龙特斯河流域内）。所有这些乌尔第三王朝的后继城邦，除了盖特纳、亚姆哈德和埃兰之外，最后都被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0－前1750年在位）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汉穆拉比在位第三十至三十八年之间，连续9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完成了这一统一进程。但是，这次由阿莫里特人的帝国缔造者完成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第二次重建甚至比由苏美尔人乌尔纳姆完成的第一次重建寿命更短。

汉穆拉比帝国恰似500年前的纳里姆辛帝国，随时受到古蒂山民的威胁。汉穆拉比也象纳里姆辛一样，试图用进攻来排除来自古蒂人的威胁，但这种策略再一次表明是无效的。汉穆拉比的征服刚刚结束10年，他的直接继承人萨姆苏伊鲁纳即位的第八年（即大约公元前1743年），喀西特蛮族就冲下古蒂高地，对巴比伦尼亚施予了他们有史可考的第一次侵犯（他们似乎记载着巴比伦尼亚政权的建立是公元前1732年前后）。在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期间，亚述、马里、卡尔基米什，甚至“海中之地”——位于波斯湾顶端的沼泽地，都脱离了巴比伦。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也依次遭到了乌尔的命运。它被入侵者所洗劫，不过这次不是埃兰人，而是穆尔西利斯一世率领的赫梯人。赫梯人入侵之后又撤离了，喀西特人坐享其成。赫梯入侵者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喀西特人占领了巴比伦，因而重新统一了除“海中之地”以外的苏美尔－阿卡德。蛮族的统治大约持续到公元前1169年，也就是说，统治时间为萨尔贡政权之后的蛮族古蒂人统治时间的4倍。

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在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因此而夭折。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2113－前1743年），实际的统一时间共计只有130年。反之，大约有240年时间处于分裂、冲突和政治混乱之中。但是，在这379年中，有两项非政治性的发展却取得稳定的进步。第一项发展就是阿卡德语的传播。它不仅迷住了苏美尔人，而且也深深感染了阿莫里特人。他们大约与古蒂人同时进入阿卡德，并在公元前1894年前后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阿莫里特人无疑是自愿改讲阿卡德语的，因为他们的母语同阿卡德人的母语一样是闪米特语）。第二项发展是亚述贸易区在西北方向的扩展。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地方邦国卡内什城外，有一个亚述人居住区，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亚述贸易的活力。到这个时期末，亚述商人的活动已经远达西部的哈图萨斯城（博加兹柯伊）。

在埃及，古王国崩溃后的结局则不同。埃及不存在蛮族的征服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却存在内部的社会变革，联合王国被分散而变为一大群地方公园。这种混乱状态当然不可能为了整体埃及的利益而对尼罗河水进行连续一贯的管理，而埃及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取水灌溉。因此，地方集团便相互攻击，争夺水控权，就象苏美尔地方集团在卢伽尔扎吉西及其萨尔贡后继者把政治联盟强加于苏美尔－阿卡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

埃及也象苏美尔一样，邦国的混乱是不可容忍的。早在公元前2160年前后，一个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为中心的新王朝就试图重建法老联合王国。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位于上埃及北部，埃及古王国首都孟斐斯以南。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政权十分软弱，重新统一埃及的任务最终被以底比斯（奥佩特）为中心的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1991年）所完成。底比斯位于上埃及南部，但比产生第一位埃及统一者的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要靠北。在一个国民生活依赖于对水的控制的国家里，建立在上游的政权比它的下游对手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底比斯打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并不奇怪。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二世（约公元前2060－前2010年）成为埃及的重新统一者，他在公元前2040年前后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所建立的中王国持续了大约3个世纪。

虽然中王国的存在时间三倍于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但它却只相当于埃及古王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与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的争斗和匮乏相比，中王国统治下的生活显得相当平和而繁荣。这一时代的法老们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持和维护他们的权力。第十二王朝开国之君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公元前1991－前1962年）成为法老以前，也许只是一名大臣，而且似乎曾遭到过刺杀。我们可以从他训诫儿子及继承者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公元前1971－前1928年）训词的字里行间中读到这些。

中王国法老必须要使地方王公臣服，显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并且。同古王国时代的先辈们不一样，他们拓展帝国疆界，上溯尼罗河流域，越过第一瀑布，到达努比亚；东北方向进入巴勒斯坦，甚至有可能北至大马士革。一些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叙利亚北部，沿海的乌加里特和内地的阿拉拉赫，也有埃及中王国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中王国在亚洲的扩张是否引起过战争，但在努比亚它倒确实遇到了抵抗。第十二王朝的典型纪念物不是金字塔和神庙，而是要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公元前1878－前1843年在位）在瓦迪哈勒法（第二瀑布以下）和塞姆奈（第二瀑布以上）之间建造的8个系列要塞，也象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一样，是建筑学上的精品，只不过它们的功用不同而已。建造金字塔是为了保证法老死后的不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要塞则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保住浴血奋战夺得的领土。

把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画像同古王国法老基奥普斯与齐夫林的画像作一比较，是颇有启发性的。建造金字塔的两位法老的面容平和安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面容则多皱而冷酷。这张脸属于为了自己的社会成就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努比亚之战的收获是控制了那里的金矿，或者说至少是控制了去往金矿的通道。中王国时代在第三瀑布上游努比亚境内所建的一个贸易点，南及卡尔马，已远远超过了中王国的军事疆界。

埃及的重新统一者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统治时期正是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的后半期。在马里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涵盖了公元前1817－前1765年这52年时间，当时马里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所有地方邦国都有联系。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国家。然而，在这些文献中却没有埃及人在叙利亚活动的记载。同样，在埃及中王国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乌尔纳姆或汉穆拉比复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事。当然，以统治埃及中王国作为其鼎盛极点的第十二王朝，直到乌尔陷落15年后方登王位，却在汉穆拉比即位第四年，即为重建乌尔纳姆帝国而发动9年战争之前第二十五年就垮台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活动范围已如此接近，却一直相互忽略了对方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大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的3个世纪中，印度河文明或许尚存，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正篷勃兴起。前面已经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印度河文明年表的唯一线索是，重新发掘那些被埋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迹的有序地层中的刻有印度文传说的印室。最早的地层中包括萨尔贡帝国以前的印度河印玺，但印度河印玺在苏美尔－阿卡德存在的最后时间却无法确定。对印度河文明本地遗址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该文明的消失既突然而又猛烈。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印度河文明的破坏者极有可能是把印欧语言带入印度的蛮族。《吠陀》经文皆用印欧写成，而印欧语在后来被作为一种古典语言人为复活之后，逐渐被称为“梵语”。达罗毗荼语族和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诸语言在操原始梵语者入侵以前，肯定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达罗毗荼语似乎是同原始梵语一样来自西北。达罗毗荼语族的布拉灰语在公元20世纪还流行于俾路文省部分地区。至于原始梵语，它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印度河文明遭毁灭的时间同样无法确定。根据喀西特众神中存在着《吠陀》经里的太阳神苏利耶这一点来判断，公元前18世纪从伊朗高原下来的喀西特人似乎包括部分操原始梵语者。在公元前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众神中，也有《吠陀》经里的神。但是，这些关于当时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操原始梵语者的踪迹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何时毁灭了印度河文明。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前250年中，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正处于全盛期。公元前2000－前1700年前后，他们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圣特里亚扎、马利亚和旧卡斯特罗建造了第一批宫殿。这些宫殿是不设防的，也许它们并不是众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的所在地。或者，当时克里特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来自海洋进攻的危险之中。然而，第一批米诺斯宫殿在公元前1750－前1700年前后还是被毁灭了。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场灾难是人为的，它也许是一场地震造成的。但是，时间上同喀西特人入侵巴比伦王国、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大体相当，这就给人一种暗示，克里特宫殿的毁灭可能是敌人入侵所致。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没有企及象它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形成的那种文明的类型。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来自伊朗高原西部边缘的喀西特蛮族，公元前1743年对巴比伦王国进行了第一次袭击，然后逐渐蚕食，直到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被操印欧语的赫梯人劫掠之后，他们占领了巴比伦城埃及中王国的结束似乎也是同样被蛮族逐渐蚕食的结果。这批野蛮人被称为喜克索人，他们在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前后侵入尼罗河三角洲东北角，然后逐渐攻占孟斐斯，并于公元前1674年消灭了第十二王朝的赢弱继承者——第十三王朝。根据他们本族的人名姓氏判断，喜克索人也许是操闪米特语，而且，如果西部闪语是他们的母语，那么，他们和喀西特人就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在喜克索人入侵埃及的同时，喀西特人入侵了巴比伦，克里特岛的第一批宫殿也遭到破坏，这种同步性使人联想到，这些行动可能都受到某种来自背后的压力所造成的推动力的驱使。在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即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胡里人地区。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语言学上的证据可以证实，公元前18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入侵者和在巴比伦强行建立喀西特统治的蛮族中，都有操原始梵语的人。这种语言学证据暗示着，在这些局部压力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独立的原动力，驱使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从西南亚北部的穷乡僻壤进发而出。

这块穷乡僻壤位于欧亚大平原腹地。印欧语的发源地可能在东欧某地，它的南面在土库曼与西南亚相接，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大平原。如果存在一次从大平原进发的大迁移，那么可能是在马的驯化之后，因为马很适宜于当地的游牧生活。在特洛伊遗址最低层的特洛伊第六地层中就发现了马的骨骸，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此外，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还没有马，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而一种新式武器—一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游牧生活象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城市人口用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同农业人口交换食物，游牧民也同样需要通过出售牲畜和兽皮来购买农居社会的物品。虽然游牧民自己不从事农业，但他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仅后于农业而出现，而目‘只有同持续耕种土地的邻居同生共存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条件下，游牧生活是科用干旱草原而不毁坏它的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在大草原上，较长周期的交替游牧是把草原当作狩猎地来使用，正如美洲北部的土生美洲人在公元19世纪仍然对当地大草原的使用方式一样。来自欧洲的定居者灭绝了曾作为当地人狩猎对象的野牛，而以一个生长期短的“牛的王国”取而代之。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

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迁徙如果不是天灾使然，还必须周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游牧民因之不得不把自己、动物助手和牲畜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役的后勤，结果，游牧生活本身就为进行流动战争而自动地训练着它的从事者。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年复一年，周而往返，既不同其他游牧民族也不同游牧民的农居邻邦和贸易伙伴发生争端。

马的驯化给人们提供了使游牧生活具有可行性的非人力助手，但最初驯化的马却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它不能承受骑手的重量，用尽可能轻的材料制成的两轮车也要4匹马来拉。经过1000年的饲养之后，马才能驮一个装备很轻的骑兵。又过了几个世纪，一种“巨型马”被培育出来，它可以承担自身的盔甲和一个着全副盔甲的骑手。然而，从一开始，游牧民只要冲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们在军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对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的入侵，也许还有对克里特的入侵，可能是游牧民族第一次系列进发的直接后果。这种进发在欧亚大平原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阿拉伯北部大平原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欧亚太平原上游牧生活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他们对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施予了暂时性的冲击，却给印度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但是，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平原在不同的时期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这些语言相继有原始梵语、伊朗语、土耳其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芬兰语（马扎尔人的语言）。伴随着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单峰骆驼在阿拉伯大平原的驯化和公元纪年前夕马对那里环境的适应，游牧生培的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创造历史，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在上一章中，笔者曾推测，马的驯化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游牧部落的流浪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笔者还推测，公元前18世纪，一些操原始梵语的欧亚混血部落侵入了西南亚。如果这次入侵确曾发生过，那么，入侵的欧亚混血部落仅给当地的农耕民族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另一方面，如果游牧部落的入侵行动是驱使胡里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原动力，可以说，它对于区域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则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正是这种民族大迁徙，以间接的方式推动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趋于空前的活跃和密切。诸区域文明中最早的样本－苏美尔文明并没有长久、稳定地保持其楷模地位。大约公元前四、三千纪之交，法老文明诞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小亚细亚、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文明。不过，直到公元前18世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密切的唯一例证，是小亚细亚文明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文化养料的大量吸收。事实上，小亚细亚文明已成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附属品。不过，如此程度的依赖关系实为罕见。苏美尔对埃及的影响在埃及文明的黎明之际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老文明的初创，但这种影响并未持久。法老文明在最初12到13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自己的模式，沿着自己开辟的航线不断发展。

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二千纪最初的250年中，法老文明和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似乎都忽略了对方的存在，尽管它们版图相接，领土交错。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关系显得更为淡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址中发现的印度河印玺表明，早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世界就存在着商业往来；但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却未发现任何受到苏美尔影响的痕迹。在印度河流域，苏美尔没有象对于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时期那样留下明显的烙印。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关系的隔绝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与公元前18－前13世纪这些文明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密切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5个世纪中，地中海东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是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埃及人的行动才结束了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这或许令人惊奇，因为在此之前的埃及文明远不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显得更具有外向性、扩张性。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埃及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蛮族的入侵并丢失了大片领土之后，它那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仇外心理的激励，使埃及人首先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并紧追不舍，一直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争策源地。但是，由于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辐射，因此，埃及人对异族侵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导致了埃及人和他们正以武力相对的异族的文化发生了联系。

公元前1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巴比伦人驯服地屈从于蛮族喀西特人的统治，向他们纳贡缴税。曾最早摆脱巴比伦宗主权的亚述似乎也已臣服于蛮族米坦尼人的强权。巴比伦的喀西特帝国维持了几乎6个世纪，米坦尼王国对于亚述的统治或许维持了3个半世纪，终因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而解体。约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喜克索人开始入侵埃及，到公元前1674年，他们的扩张达到了顶峰，他们占领了孟斐斯。至此，埃及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所不同的是，在第二个“中间时期”中，北部的王国属于异族血统；而在第一个“中间时期”，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国和底比斯王国均为本民族所建立。喜克索人很快就吸收了埃及臣民的高级文明，但埃及人并未屈服。犹如公元前21世纪历史的再现，后者于底比斯的南部王国通过对北部王国的武力征服重新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统一。

大约公元前1567年，喜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国土。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是底比斯解放者阿莫西斯（雅赫莫斯，约公元前1575－前1550年在位）。阿莫西斯建立的第十八王朝存在了2个多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308年）。从第十八王朝的创立到第二十王朝的灭亡，新王国历时近5个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087年），相当于古王国时期的一半，但几乎超过了中王国统治期的两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王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前文提及，在中王国时代，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曾将其版图的南部边界向南推进到塞姆奈（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以上），并在卡尔马（位于第三瀑布以上）设立了一个远离中心的贸易站。新王国建立后，阿莫西斯的第二位继任者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28－前1510年在位）将埃及的南部边界扩展到了纳帕塔（位于第四瀑布以下）。这样，第一到第四瀑布的整个尼罗河谷都纳入了法老文明的范围。据碑文记载，图特摩斯一世于继位的次年宣称，其领土的东北边界已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

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的蛮族正处在埃及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埃及人的文化联系是单向性的。库什人全盘吸收了埃及文明而没有施加任何明显的逆向文化影响。直到公元前1087年新王国灭亡之前，埃及人对于现称为努比亚的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北部的苏丹人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而同一时期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治权威，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强度上看，则总显得飘摇不定，而且埃及统治者与亚洲臣民间的文化影响又呈双向性。双向交流的不断扩大使埃及从亚洲人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文化养料。

在三角洲建立起来的喜克索王国是否包括他们原来居住过的亚洲地区仍未可知。但有一点很明显，当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王国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已分裂为无数个政治上独立的小邦国。埃及人在各战略要塞设立了军事据点，并派遣埃及人执掌各附属国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底比斯的帝国政府能否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但帝国政府好象并不打算将直接统治强加于亚洲属地的任何部分，这与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居民采用的统治手法截然不同。亚洲文化对于新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新王国的亚洲属地向埃及本土移民而产生的。这些移民中，有的是战争俘虏，有的则是自愿来到埃及以寻求经济上的获利机会。两类移民带来的信仰、风俗、习惯，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埃及人因反击亚洲入侵者的军事征服所激发的仇外心理，并没有为亚洲臣民的这种和平渗透所唤醒。

图特摩斯一世首先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了殖民统治。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前1490－前1469年在位）当权时，似乎中止了战争，因为她一直竭力阻挠共治者图特摩斯三世掌握权力。女王去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就开始了武力征服。在他当政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三年（即公元前1469－前1458年）连续进行了12次远征。最后的几次远征中，他到达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发现了耸立于此的图特摩斯一世纪念碑，并在旁边又树立了一块自己的石碑，然后，强渡该河，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自公元前1458年始，至阿肯那顿继位，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阿肯那顿时代，（即公元前1367－前1350年）这一地区的埃及政权渐趋衰弱，并且再也没有完全兴盛起来。

阿肯那顿是位革命者。他的革命在埃及历史上并非首例。从古王国解体到中王国创立的第一“中间时期”中曾发生过两次革命。第六王朝时，各州帐纷纷自立为王，不再听命于法老。到了第十二王朝，他们又逐渐地服从于重建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第六王朝崩溃不久有一段20年的政权真空期（即公元前2181－前2160年），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社会革命。以上两次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次属于“制度”改革，即摆脱了法老的支配；一次属于民众暴动，即反抗现存“制度”本身。然而，第一“中间时期”的这两次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属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只存在层次、程度上的差异。阿肯那顿的革命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阿肯那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与政权内部宗教集团的矛盾。如同第四王朝的前辈基奥普斯（约公元前4－前3世纪在位）一样，阿肯那顿就神学问题与祭司发生了激烈争论。此时的祭司阶层已发展得更加难以对付。基奥普斯的对手只是拉神圣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自从底比斯成为重新统一后的埃及政治中心，作为众神之首的拉神被等同于阿蒙。至少在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当政时，阿蒙就已成为底比斯的地方神。图特摩斯三世把埃及所有地方神的祭司联合为一个全埃及的宗教组织，由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管辖。

阿肯那顿向埃及社会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并非法老本身）的挑战，使法老的法定绝对权威受到了实际考验。如果阿肯那顿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也许会击败祭司集团；如果他向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挑战时注意维护俄赛里斯神的地位，或许也会赢得成功，因为俄赛里斯神可以使人永生不灭，而永生不灭恰恰是埃及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阿肯那顿的斗争不是求得永生不灭，而是为了一神教。一神教的主张不仅威胁到祭司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且也使不少民众心灰意冷。阿肯那顿心目中的唯一真神－太阳神（阿吞）仅仅是一个人的神。尽管这个人就是法老，即使法老拥有强大的权力，也不足以战胜庞大的宗教势力，因为他们侍奉的众神得到广泛而又根深蒂固的尊崇。

阿肯那顿以阿吞取代阿蒙一拉和其他诸神的尝试终告失败，这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顿的革命留下了恒久的印迹。阿蒙一拉重新恢复了地位，但其形象已有改观，变得酷似阿肯那顿曾梦想材立为众神之首的唯一真神。阿肯那顿曾创作了一首赞美阿吞的颂诗，称它为宇宙万物生命的赐予者。自此之后，阿蒙一拉的赞美诗中也使这位传统神祗披上了“夭折”新神的外形。

阿肯那顿将首都迁至新的城市。迁都在埃及已不乏其例。古王国的法老从内肯－内科布顺流而下，向北移都，先到提尼斯，后又看中孟斐斯。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则把都城从底比斯迁至伊兹－陶伊（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孟斐斯南部不远处）。第十八王朝创立者重新统一埃及后，底比斯再次成为王国的首都。阿肯那顿选择了底比斯和孟斐斯中间的一个城市作为新都，命名为阿肯太顿（现称特勒－埃尔－阿马尔纳）。他死后，这座新城市沦为荒芜之地，都城迁回底比斯。确实，今非昔比，底比斯已不再因距南部边境太近而于治国不利，帝国的疆界已沿尼罗河向南延伸到纳帕塔。然而，底比斯仍未长久地享有作为新王朝唯一首都的特权。来自东北方的压力迫使帝国为了便于军事行动而将首都继续北迁，以致远远超过了阿肯太顿的城址。实际上，这种压力在阿肯那顿当政时就已感觉到了。狂妄、保守的统帅霍伦希布（实际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49－前1319年）则在孟斐斯支配着整个帝国。到新王国终结前夕，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已经移到三角洲东北角的塔尼斯，这一城市很可能正是喜克索王国首都阿瓦里斯的旧址，至少离阿瓦里斯很近。

阿肯那顿的革命性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文学方面，他提倡用一种新兴的文字进行写作，摒弃了繁复、过时的旧文字。这一革新的寿命要比他本人长得多。随着星移斗转，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这种文字到该世纪末亦被抛弃。艺术方面，他崇尚自然主义，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包括对他本人未加修饰的描写。

阿肯那顿对自然主义的偏好或许受到了米诺斯文化的熏陶。新王国时期埃及墓穴的壁画中描绘了携有手工制品的米诺斯人，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出自迈锡尼文化而不是米诺斯文化自身的产物，这表明埃及与同时代的爱琴海世界有着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除了具有超凡的天赋，阿肯那顿还为生存的时代和活动的空间所激励。他统治下的埃及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当然，这不能按字面含义理解为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帝国，即拥有广阔的疆域；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即它构成了一个富于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该帝国的一位统治者以第一个一神论者载入史册。这不仅仅是巧合，阿肯那顿的一神论还是借助宗教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奉阿吞为整个宇宙之主，而不是一个地方神。除了埃及，他还在叙利亚和努比亚为阿吞建立了大量神庙，以表示它的普遍存在。

埃及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最初2个世纪中，在地中海东部没有政治上的竞争者。蛮族喀西特帝国统治下的巴比伦政治地位重要，但文化上正值幼年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炼成经典形式：吉尔伽美什寻求生命之树的失败；伊什塔尔（伊南那）下地狱；年轻的马尔杜克消除混乱，使宇宙变得秩序井然，以卓越功勋而成为苏美尔－阿卡德诸神的首领。哪里讲阿卡德语言，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当时，阿卡德语言已成为包括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在埃及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档案馆中，工作人员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板上进行书写。这种语言还是埃及帝国政府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属国联络的媒介。阿卡德语言的文化优势可与埃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相媲美。

埃及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战。自公元前1595年穆尔西利斯一世袭击巴比伦以来，赫梯人始终处于休眠状态。阿肯那顿时代，他们在苏皮卢利乌马斯（约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领导下又开始踏上战争之途。苏皮卢利乌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来语的赫梯称呼）的小亚细亚东南方邻国一基祖瓦德纳，击败了米坦尼，并以威胁利诱逼迫叙利亚北部的埃及附属国转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纪末期，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继任者穆尔西利斯三世（约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亚细亚西部卢维人的阿尔萨瓦帝国，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称雄。到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已成长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国。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孙子穆瓦塔利斯（约前1306－前1282年在位）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赫梯在大约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叠什战役的胜利中未获得什么实在的成果。交战的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双方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威胁。所以，公元前1270年两国订立停战协定瓜分了叙利亚。可惜，他们的醒悟为时已晚，东方的亚述坐收渔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势力：迈锡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动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纪，亚述人一直征战不休，最终为米坦尼人民族大迁徙的洪水淹没。阿苏鲁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当政时，亚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黩武主义形象闻名于世，到处推行新的残酷统治。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约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缦以色一世（约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卡赫美士。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领了巴比伦。然而，还未等亚述人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纪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匆忙回师防御。

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文明不仅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发生于约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毁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纪的第三至五世纪中趋于全盛。这段历史被称为中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三阶段和晚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大陆的情形略有不同，约公元前1900年，蛮族的入侵无疑延缓了那里区域文明的诞生，不过或许正是这些蛮族带来了希腊语言。在随后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克里特，这个未经战乱骚扰的幸运之岛，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16世纪初，大陆突然开始吸吮米诺斯文明的艺术乳汁。

这次吸吮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陆在文化上将为米诺斯社会完全同化，犹如公元前三千纪阿卡德为苏美尔所同化一样。然而，希腊大陆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犹如小亚细亚吸收了苏美尔和阿卡德足够的文化养料而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迈锡尼是这一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并肩发展。约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诺斯文明又一次从灾难（约前1500年锡拉（桑托林）岛火山的剧烈喷发）中幸存下来。火山喷发前夕，该岛已为地震所扰。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喷发（而非以前那场地震）的影响；但以后克里特（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经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考古学证据表明，后来的这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诺索斯的宫殿为之废弃，其他宫殿则被摧毁殆尽。在克诺索斯，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诞生，即所谓的晚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没有共享这一文化。从发现的废弃兵器来判断，地方性的克诺索斯文化具有浓厚的黩武主义色彩，这里的陶器则具有迈锡尼风格。考古学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迈锡尼人侵占了克诺索斯并用它作为袭击和抢劫米诺斯文明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

以上只是爱琴海地区居民在随后3个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诺索斯的宫殿可能又遭到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传至古希腊时代的传说有些许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或晚些时候，迈锡尼人的底比斯（此为希腊城市）宫殿在一次内战中亦遭毁坏。尽管灾难连绵，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纪依然走向繁荣。或许，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诺索斯的结果是一种自成音节的语音符号——即所谓的乙种线形文字，成了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是对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线形文字是米诺斯人发明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符号，至今未能为人识读。迈锡尼工匠的技艺完全具备了米诺斯前辈的水平。他们建造了许多“蜂房”式陵墓，在砖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术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的国际贸易范围相当广泛，东至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乌加里特，西达西西里，南抵埃及。他们既从事贸易又不放弃抢劫，视哪种行为更能获利而定。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人的黩武主义更为变本加厉，他们对希腊东部的宫殿，例如，迈锡尼本身、阿尔戈利斯海湾的梯林斯以及雅典卫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为要塞守卫者精心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以备要塞遭到围困之需。这100年间，人为的灾难频频光临爱琴海东岸。约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为入侵者摧毁；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国陷入困境。赫梯人发现，倾覆可与之匹敌的阿尔萨瓦帝国并非难事，而对其领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统治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当地居民的持续反抗，二是迈锡尼人的不断侵袭。赫梯帝国，以及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迈锡尼统治者都仿效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需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来维持。可以推测，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阶层只是极少数，致使这种官僚机构变成了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强化效率，官僚机构就会停止运转。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酝酿着新的风暴。印度的状况暂时还不引人注目。考古学证据仍无法断定印度河文明何时为操原始梵语的民族所征服。如果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那么，他们就应该象迅速席卷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过，也可能他们在寻找从乌浒河－药杀水河流域跨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的路线时，花费了若干世纪的时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

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这次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远比公元前18世纪那次更富于革命性。我们在埃及发现了有关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此可谓独一无二的证据。它指点了其他地区民族大迁徙缘由后果的迷津。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与埃及的文献记录比较一致，与后者相似的是，它也属于同时代的证据；不同的是，它是默默无言的。埃及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民族迁移日期和迁移民族名称的信息，而这根本无法从爱琴海地区陶器的时序、人为毁灭的遗迹中推断出来。对于遥远的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埃及文献也投射了耀目的光芒，但已非往日那样明亮。

大约公元前1220年，利比亚人联合了美舍韦舍以及其他柏柏尔民族，在5个“海上民族”的援助下，从西面袭击了埃及并抵达了三角洲的西北角，后为法老迈尔奈普塔（约公元前1224－前1214年在位）击溃。这不只是一场抢掠，甚至也不纯是一次军事侵略，它是一次移民的尝试，因为入侵者都带着妻子儿女、家畜及他们的动产。作为5个被击溃民族之一的卢卡人，肯定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还有一支为亚该亚人，他们不是来自希腊大陆就是克里特岛，至少有一支亚该亚人此时已在克里特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其余3个“海上民族”是谢克勒什、沙尔丹和图尔沙。大约500年后，这3个民族以西库尔人、撒丁人和蒂尔塞诺伊人（埃特鲁斯坎人）的身份重新出现，而美舍韦舍人也以马克斯耶人的名字在现属突尼斯的地区重露锋芒。但是，这些民族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的西部定居地，很可能并不是公元前1220年进行大规模迁徙的大本营，他们最终的定居点多半只是在企图进入埃及建立自己家园的尝试失败后由移民修建的避难之地。

在一篇纪念性的碑文中，迈尔奈普塔详述了自己的军事成就，不仅提到了击败利比亚人的辉煌成绩，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实，如：“哈梯平安无事”；迦南遭到侵略，丢失了部分领土；以色列为蛮族洗劫；等等。这些记录表明，迈尔奈普塔时代，赫梯帝国尚未倾覆，而且还投有企图侵占公元前1270年停战协定中与埃及划分的叙利亚领土以外的地区。以色列的提及表明，从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民族迁移业已开始。此次迁移运动不仅把以色列和犹大部族带入迦南，而且还将他们的闪米特语伙伴迦勒底人带进苏美尔的西南疆；另外一支闪米特语民族阿拉米人流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向北远至今日土耳其大裂谷的北端，向东抵达亚述的西陲，东南到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与伊朗高原西部之间的地带。

大约公元前1194和118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98－前1167年在位）曾两次挫败西方对于埃及的侵袭。这一次，柏柏尔人（利比亚人，马克斯耶以及其他部落）似乎没有得。到“海上民族”的援助。那些“海上民族”从东北方单独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他们仍是进行移民的尝试而非为了劫掠，从爱琴海及其岛屿（或许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初大本营）的军事基地出发，水陆并进，穿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循着这些地区的海岸，不停顿地出击。他们推翻了赫梯帝国，不仅洗劫了它的中心地区哈梯，还横扫了小亚细亚西部的阿尔萨瓦、科迪（西里西亚东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套中的卡尔基米什以及阿拉西亚（塞浦路斯）。然后，他们在阿莫尔－可能是位于原属赫梯帝国的叙利亚领土南端的一个地区（与约公元前2000年出自阿拉伯半岛的阿莫里特人之名称有关）－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征战不已。

拉美西斯三世为保卫埃及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的属地只进行了一次抵抗。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的移民或许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拉美西斯集中精力去对付“海上民族”的船队，他即位的第八年（即约公元前1191年），在三角洲的东北角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挽救了埃及。但海上的惨败并未阻止“海上民族”自阿莫尔出发，沿陆路南下；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埃及亚洲属地的滨海沿岸永久地定居下来。公元前1191年，谢克勒什人仍象公元前1220年那样出现在“海上民族”中间，但它的盟友已与以前不同。此次同盟包括谢克勒什人、达努人（达瑙伊人）、吉克尔人（图科尔伊人）、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和韦舍什人（尚不确定）。达努人似乎已在西里西亚定居下来，吉克尔人在卡尔迈勒山南麓的多尔找到了居住地。而帕勒塞特人则沿着巴勒斯坦滨海最南部的狭长地带建立了5个城邦国家。

约公元前1220年被迈尔奈普塔击退的迁移民族联盟的首领为利比亚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埃及的文献中。不仅如此，埃及的记载还提供了公元前1188年率军侵埃而为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其他利比亚首领名字。摩西就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根据以色列人的传说，正是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外约旦，这一事件成为以色列人征服叙利亚疆土的前奏曲，并最终如愿以偿。不过，即使有埃及文献的记载，也无法确认摩西其人的历史真实性。至少有两个名叫摩西的埃及人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记载中。摩西的名字似乎是融合了几种以“mose”或“messe”结尾的神祗姓名字音后形成的缩写词。这两个构成要素加上词首往往是神的名字，为人熟知的有雅赫摩斯（阿莫西斯）、吐特摩西斯（图斯莫斯）、拉美西斯。以色列传说还称，摩西出生于埃及，信奉一神论。如果这一传说确有根据，那么，摩西的名字最可能的全称是阿吞－摩斯，因为阿吞崇拜是埃及法老时代记录下来唯一的一神教信仰。

法老阿肯那顿的刑律废除之后，一个用太阳光盘混成的名字再也不会保证埃及任何国民免获罪罚。然而，据以色列人传说的描述，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曾在埃及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即埃及境外的一个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可以设想，阿肯那顿的宗教在那一地区得以幸存。以色列人的传说还把出埃及后的摩西描绘成以色列人和上帝耶和华进行交流的使者。据说，耶和华的名字在以前并不为以色列人所知，它代表的含义大概是“永生”或“生命赐予者”，这些恰恰是阿吞的属性。

以上分析说明，摩西可能确有其人，就像已经得到证实的利比亚人马拉亚和麦什尔一样，他们与摩西情形相似并且很可能是同时代人。即使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本人也前能具有一定的埃及文化背景。尽管传说中关于摩西经历的描述某些方面闪耀着明显的传奇色彩，但他的真实性仍未受到怀疑；因为许多真实存在的著名历史人物都已逐渐成为民间的传奇式英雄。例如，无人会怀疑居鲁士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创始人的真实性，但传说中称他幼年时期就以非凡的能力摆脱过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生命危险。可见，居鲁士二世与摩西的幼年经历何其相似。

埃及人使自己的祖国幸免于武力征服和占领，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已拖得精疲力竭。约在公元前1087年，埃及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埃及衰弱的真正标志），一个仍以底比斯为首府，另一个则定都于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这里很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二世执政以来的军事行动中心。约在公元前1090年，底比斯政府派遣文·阿曼前往比布鲁斯采购木材。在这个与埃及已有2000年贸易关系的城市，埃及使者竟受到了屈辱性待遇。比布鲁斯国王直到接受了埃及塔尼斯政府（埃及的两个政府关系比较友好）的相应货物后才同意为文·阿曼砍伐黎巴嫩山上的树木。

然而，埃及挫败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军事入侵的最突出后果，是利比亚人通过“和平渗透”的渐进方式确立了对埃及的统治。约在公元前945年，新王朝（第二十二王朝）的法老加戴了双重王冠，称自己为“美舍韦舍之王”。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人是否是公元前1220、前1194和前1188年捕获的战俘后裔，还是后来在埃及政府默许下和平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子孙。无论如何，看来大约在公元前945年美舍韦舍人对法老政权实现了和平“接管”。利比亚人的军队与埃及祭司集团达成了默契，利比亚人尊重埃及4个神庙直辖州的自治权，其中除了底比斯（大约自公元前1087年以来一直处在阿蒙－拉神大祭司的统治之下）外，还包括赫利奥波利斯、孟斐斯和勒托波利斯（它们三州分别由拉、卜塔和何露斯诸神的地方祭司所控制）。

由此可见，埃及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民族大迁徙。利比亚人尝试武力征服时，曾至少3次被埃及人予以重创，可终于在埃及祭司集团配合下，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军人阶层。在埃及，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为同时代的文献所载。在其他地区，除了埃及文献曾提及的以外，同时代的证据都是考古发掘之物，而文字材料则都属于追溯性的，来源于传说；这些传说往往经过数代人的口头流传才形成文字。爱琴海地区的传说有许多方面与考古学证据不相符，从而产生了对传说的质疑；但考古学证据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明晰的信息。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爱琴海流域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疑团，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据仍无能为力。

一方面。考古学证据可以表明，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坚固宫殿的外围郊区曾屡遭洗劫：约公元前1200年，除了雅典卫城外，近锡尼所有宫殿都遇劫难；约前1150年迈锡尼再遭涂炭。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说明同一时期克里特或色萨利遇到的类似破坏和阿提卡东部、爱琴海诸岛承受的厄运。爱奥尼亚也未能幸免，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隅成了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把祖先的迈锡尼文化带到了那里。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公元前12世纪期间，迈锡尼难民曾连续掀起征服塞浦路斯的浪潮。这与同时代的埃及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文献称，拉美西斯三世曾予以扼制的“海上民族”迁移运动，发端于爱琴海岛屿；他并不认为，这些岛屿本身是洗劫的目标，而是强调，塞浦路斯只是移民进军埃及沿途抢劫的国家之一。

迈锡尼人曾摧毁了米诺斯文明，而如今迈锡尼人自己的文明也饱受涂炭。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剧变之后，爱琴海流域的文字失传。一种自成音节的文字兴起于塞浦路斯岛，这种文字即使不是直接源自爱琴海的线形文字，也肯定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新文字在塞浦路斯岛被用来传播希腊语言，而希腊语大概是由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移民带来的。当腓尼基字母引进岛时，这种文字仍然保留下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了二者并行使用的历史。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陆，爱琴海文字则为人们永久地忘却了。时至公元20世纪的今天，人们发掘出了这些文字的原文，运用音节字的线形文字原文终获识读。然而，希腊在迈锡尼文明灭亡时丧失的文化财富决不仅仅只是文字；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包金材料消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式样也已弃而无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根据大量公元前13－前12世纪的居民点遗址判断，迈锡尼的整个范围内曾发生过人口急剧下降的现象，尽管由于难民的涌入而使个别地区人口有所增加。

目前还未发现受到劫掠的地区为入侵者占领、难民大批逃亡的确切证据。如果入侵者就是那些“海上民族”，那么根据埃及文献所载，他们未曾停留便动身远征，劫掠东方和南方的其他地区去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期间，伯罗奔尼撒的南部（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似乎已完全沦为荒芜之地；劫后余生的迈锡尼文明已然是一种退化的文明。继此之后，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兴文明又开始萌生于那曾哺育过迈锡尼文明的大地。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希腊移民对爱奥尼亚（位于小亚细盘西海岸的中部）的开拓始于公元前10世纪；但关于这些操希腊西北方言民族的到达则无证可查，据后人追忆，他们是多里安人，其进行迁移的证据是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语世界的方言分布图。希腊西北方言的分布呈对角线形，由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到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及东南方的小亚细亚大陆西南隅。多立斯方言区的两边当时是另一种方言－阿卡多－塞浦路斯语的范围。这种非多立斯方言无疑是由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难民带到塞浦路斯的；而且，肯定在阿卡狄亚流传下来，因为这个伯罗奔尼撒的心脏地带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的阿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实际上相当近似于运用乙种线形文字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方言。

操希腊西北方言的民族向东南方迁移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0世纪。这一地区虽经公元前1200年浩劫，但仍保存了迈锡尼时代的物质文明，并已为考古发掘的材料证实。不过，考古学的证据不能排除所谓多里安人的迁移运动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开始的可能性，蛮族入侵者也许因为吸收了文明臣民的物质文明而使他们自身的痕迹消失了。

在爱琴海地区，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危害最深。大量众所周知的例子表明，一个文明民族的语言文字总是在不断转换过程中形成的，但公元前1200年爱琴海地区文字本身的失传却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件，它完全可以作为衡量这场浩劫影响程度的标志。小亚细亚文明的境遇要好得多。尽管赫梯帝国也象迈锡尼诸公国那样遭受了土崩瓦解的厄运。但其后继者在叙利亚北部（赫梯人早已从埃及人手中夺得控制权）所建的城邦国家却得以幸存。尽管他们不再用苏美尔文字来表述阿卡德语和印欧语系的赫梯语，但这些赫梯遗民仍继续使用卢维语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发明于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小亚细亚）。

赫梯帝国的倾覆意义深远，具有世界性影响。它结束了以前关于制造锻铁技术传播的禁令。锻铁犹如青铜般坚硬，这种技术可能发源于小亚细亚。当希腊人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时，他们把此项发明归功于一个传奇式的民族－查利比人。他们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海岸。这里不属于赫梯帝国的范围，但赫梯人企图垄断这项发明，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机密。赫梯国王只是偶尔有选择地将一些铁制品赠予外国统治者；直到赫梯帝国灭亡时，外部世界仍把铁看作珍稀金属。

事实上，制造坚硬熟铁武器和工具的技术比制造同样硬度青铜器的技术更复杂，比例也更难以掌握。使用铁的动机主要是由于铁矿石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可谓俯拾皆是（当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盆地是明显的例外）。与铁矿石比较，铜矿石就少得多，锡则更为稀有。既然青铜为铜锡合金，那么，制造青铜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能够长距离地运送金属铸块。这鼓励了那些交通不畅的地区不断尝试以铁来代替青铜。

以铁取代青铜发生于爱琴海，那里经受了公元前12世纪的频频灾难。既然爱琴海为小亚细亚之近邻，那么，早在公元前1050年雅典即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的2个世纪中，铁一直是那里最主要的制造业用金属；但随着交通状况的逐步好转，青铜又恢复了使用。这一时期，许多地方都是铁与青铜并用。然而，直到公元前7世纪，埃及才以铁取代铜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埃及人赶走了“海上民族”，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自从经历了古王国解体后不久的那场革命后，埃及人的思想更趋于保守。法老时代的埃及比以后往何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石料需要雕刻；然而，埃及人却使用非合金铜制工具从事大部分的石雕，甚至连对采用青铜也不感兴趣。黄河流域虽与地中海东部的最早文明发源地相距遥远，但中国人早在大约公元前15世纪就掌握了青铜器制造工艺，他们日益偏爱青铜制造业，而铜与锡的供应也源源不断。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国才以铁取代青铜作为制造业的通用原料。

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小亚细亚方言分布图，显示了一条色雷斯－弗里吉亚语言的入侵地带，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对角线形，与爱琴海流域希腊多立斯方言区的分布相像。这里从前流行的语言（包括卢维语和赫梯语）仍得以保存，分布在入侵语言地带的两侧，即叙利亚北部的赫梯语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卢维语（包括吕基亚、卡里亚和吕底亚地区）。弗利吉亚人并非“海上民族”，它由色雷斯闯入小亚细亚，而不是来自爱琴海群岛，他们不过是占领了“海上民族”留下的空间而已。就像操多立斯语的希腊人的迁移时间一样，他们的迁移从何时开始也无法从考古学证据中得到说明。

迦勒底人、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由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迁移运动，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法老迈尔奈普塔时代结束前，即公元前1214年以前，以色列人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约公元前1144－前1076年在位）当政时，阿拉米人仍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构成太大压力，这位国王还成功地进行过向地中海沿岸的远征。

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并未使亚述遭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象公元前18世纪那样深受民族大迁徙之害。那一次，它臣服于米坦尼人的宗主权；这一次，它却保持了独立。在中止于公元前1291年的那次劫掠性大迁徙中，“海上民族”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安蒂托罗斯和托罗斯山脉，构成了取道弗利吉亚进军亚述难以逾越的屏障。

公元前1250－前950年期间的印度历史是一个未知数。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也许早在250年前就已到达印度河流域并摧毁了印度河文明，也许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进入印度河流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很可能为身后欧亚大平原进发的民族迁徙大潮所推动才奔往印度。

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

而且，朝代的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任何直接的重大变化。代表商代政权特征的考古学证据不仅包括人工制品，还有名为甲骨文的文献。安阳遗址的发现表明，该王朝在定都安阳时期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政权。根据传说，安阳是商代5次迁都的最后一站。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与之比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即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同样规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权。据分析，往南大约100英里的郑州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处于敌人的威胁中，而且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过。

考古学证据未能说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或它的政治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很清楚，商王朝没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后的中华帝国及其后继帝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统一了中国的诸侯国秦国国王赢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拥有整个中国文明覆盖范围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商代政权组织则属另外一种类型，与它的直接继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中国传统的关于周王朝政权组织的描述则带有追溯的性质。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的打击，从此逐渐衰弱下去。不过，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很狭小。周政权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诸侯的盟主，这些诸侯约有七八十个，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辈商朝政权的标准来衡量，周朝政权可能还算强大些。周人在他们的时代确实控制了中国社会，尽管没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统治者或许仅仅运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邻政权，而没有使宗主国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半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趋向制度化。对于那些半独立的政权，商王朝在不断地进行威胁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内在的恐惧。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公元前约1250年至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在西起地中海流域，东到黄河流域的整个旧大陆，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而美洲却未受到这次大迁徙的波及。但是，在同一时期，中美洲至少有一个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事变。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文化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和中期在新大陆相当于旧大陆的“新石器”阶段），在今天叫作圣洛伦索的一片丛林覆盖的高原遗址上产生了一个文明。圣洛伦索俯临夸察夸尔科斯河谷，该河流经特万特佩克地峡北边进入墨西哥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美洲最古老的文明的最早遗址。这一文明被现代发现者称之为‘澳尔梅克”文明。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还没有文字，但它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在建筑方面，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不断扩展，使大片地貌都被改观。圣洛伦索及其他一些晚期遗址上最有特色的奥尔梅克雕塑作品，是雕刻在花冈岩上的圆柱形的巨大人头像，这些花冈岩是从50多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到圣洛伦索的。这些物体是显示某种人类权威的明显标志。为了实现某个宗教目标，这一权威无疑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技术和劳动力。奥尔梅克的至上神祗被塑造成一个介于人和美洲虎之间的怪物。对该神的崇拜显然是创造奥尔梅克物质成就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猜想这些成就部分是虔信者的志愿工作。但我们还可以猜想它们部分是由在战争中被俘的非信仰者的强迫劳动创造出来的，因为奥尔梅克的圣洛伦索是被一场暴力毁坏的，它显然表明破坏者对该城怀有仇恨。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约公元前1150年至前900年间达到鼎盛，其后便毁于暴力；而在更靠近墨西哥湾的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从约公元前800年到前400年仍很繁荣，在它最终消失之前还对中美洲其他许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的后期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安第斯山的“查文”文明将在第21章中阐述。不过我们在此应注意，在圣洛伦索所发掘出的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特征。首先，仅仅在本地文化达到“形成”阶段约25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文明，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在中美洲种植玉米的时期和在中美洲用耕种这种作物以代替采集与狩猪作为食物主要来源的时期之间（约公元前1500年），至少存在1000年，甚至可能接近2500年的时间差。其次，圣洛伦索遗址与后来发现的奥尔梅克文明的其他遗址不同，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可能有上千名居民之多的永久性的居住地。第三，到公元前约1150－前900年，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已达到极盛，并且在后来的衍生地区继续保持了其艺术和技术水平。

1500年出现在中美洲的“形成”阶段的文化也开始向外，特别是向南传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当墨西哥湾沿岸的低地出现奥尔梅克文明，秘鲁出现查文文明之际，“形成”期的中美洲文化，包括制陶术和谷物种植，已经传遍了从中美洲到秘鲁在内的整个“核心美洲”。玉米在中美洲以南的“核心美洲”（包括秘鲁以及中美和今天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种植，几乎肯定是起源于中美洲，因为有证据表明，中美洲是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但是，无论玉米何时从中美洲传播到秘鲁北部海岸，都可以肯定秘鲁人当时已经为自己创造出了独立于中美洲和旧大陆的农业。秘鲁人种植的许多作物中有两种作物——马铃薯和昆诺阿藜，在秘鲁高原的最高处，甚至在高原山区的人工开垦的梯田上也可以种植。而在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在如此之高的地带从事农业的记录。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文明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内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早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叶的年代中取得的。到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失去了作为旧大陆中仅有的两个文明的殊荣，在它们身边，其他的地区文明蓬勃兴起。同时，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却受到灾难的袭击。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之前，它们又重新振兴起来。这种复苏显示出了一种坚韧和耐力，它使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直保持到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后，而法老埃及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在第十三章中，笔者已经提及，这两个古老的地区文明在促进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文明发展的相互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埃及文明建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帝国成了文化的熔炉。同一时期，用苏美尔文书表达的阿卡德语成为这样一种媒介物，它赋予源于苏美尔的文学作品以一种古典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这些作品成为许多地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远远超过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界限。比如，它已包括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与此同时，阿卡德语成为外交通信用语，不仅地中海东部各君主（包括埃及法老）之间用这种语言通信，连埃及政府与其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附属国之间通信时，也使用这种语言。

从政治上讲，在公元前1761－前1753年，汉穆拉比企图重建囊括整个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包括亚述、马里和卡尔基米什在内）的大帝国，但很快就遭到失败。此后，苏美尔和阿卡德均受到削弱。埃及由于在公元前1220－前1188年间反击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最终在政治上也陷于虚弱。不过，在这两个古老地区的社会中，都各有一个远离中心地区的省份仍然生机盎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公元前18世纪曾被米坦尼人的民族大迁徙所吞没的亚述，到公元前14世纪，已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迁徙中，亚述虽然被迫再次集中全力于守势，却依然保持了其政治特色和独立地位。自从大约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亚述再度对其邻国发动进攻，尽管当时的进攻尚没有帝国末期导致其灭亡的那种恶魔般的狂热和野蛮的暴行。帝国的最后阶段始于公元前745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之际。

大约从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这一阶段，无论是埃及文明还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都已不再成为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源泉，甚至已不再构成文化交流的主要部分。这时，新的地区文明开始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它们都是从最近的民族大迁徙中脱颖而出的。这些新的地区文明是叙利亚文明，希腊化的希腊文明，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国，周代对商代的继承关系远远超过了位于其西部诸种新地区文明与它们的前辈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不过，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尚未完全丧失其文化创造力。它们仍以诱人的魅力吸引着文化的皈依者。在公元前950年之后，埃及文明在尼罗河上游河谷很远的地区，即第三到第四瀑布之间，取得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在同一时期，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它位于凡湖、幼发拉底河上游两条支流同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及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隔开的分水岭以北。

在埃及本土，科比亚人的第二十二王朝（约从公元前945年到前730年）和巴比伦尼亚的喀西特人的王朝以及在大约前1169年取代了喀西特人的土著巴比伦人王朝一样，都十分平淡无奇。利比亚法老们的唯一功绩就是偶然地对巴勒斯坦发动一次一无所获的突袭，然而，这正是原埃及新王国的边防重镇纳帕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时期。这个国家的国民并不是埃及人，其君主却是法老埃及宗教和其他法老文化虔诚的皈依者。沿尼罗河溯流而上，在纳帕塔以下，有一片肥沃的带状土地，至今，它仍在人工灌溉之下年年丰产。到公元前730年，这个农业基地已使库什人的纳帕塔王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并已开始使其统治者产生了将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整个埃及世界再度统一起来，由库什人的君主戴上双重王冠的梦想。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在公元前950年以后得到的新文化省份是乌拉尔图。我们已经谈到过它的地理位置。在公元前18世纪民族大迁徙时，胡里移民正是从这一地区下迁到新月沃地的。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乌拉尔图人正是留居故里的胡里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9世纪，土著的乌拉尔图的胡里人各区就联合起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王国，定都于凡湖东岸的图施帕。我们可以猜测到，促成这个政治统一的动因是惧怕亚述人入侵。实际上，撒缦以色三世的确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在位期约公元前858年至前824年）便对乌拉尔图发动了入侵。从军事上讲，两国相比，亚述军队的组织更严密，装备更精良，不过亚述从未征服过乌拉尔图。到公元前612年，即尼尼微失守的当年，乌拉尔图仍存在于西南亚的政治版图上。

地理位置可以解释乌拉尔图不向强国屈服的原因，这个强国在其崩溃前，向西南方已打入埃及，向东南方已攻入埃兰。乌拉尔图是个天险要地。从图施帕到阿舒尔（亚述几个首都中最古老的一个，位于帝国最南端）的直线距离，甚至要略近于阿舒尔到巴比伦的距离。可是，在陆地上，从阿舒尔可以取近路到巴比伦。而从阿舒尔却无法直通图施帕。

一支以进攻图施帕为目标的亚述军队不可能到达大扎卜河上游地区，因为这里与凡湖盆地一样，也是个不可逾越的天险。它也不可能跨过凡湖南部作为分水岭的崇山峻岭。入侵图施帕的亚述军队只好首先向西北方、而不是正北方进发，翻过相对好走一些的山岭，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然后再转向东北，越过漫长陡峭的关隘，经过比特利斯后，进入凡湖西北角，沿湖南岸的道路，即使在今日也是艰难异常的，一旦入侵者在这一地区再遇到军队阻击，该地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危险之极。实际上，亚述入侵者只好选择这样一条路：沿湖的北岸和东岸前进，作一个更远的迁回，穿过更易通过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南侧支流（今称穆拉特河）盆地中比较开化的地区。这便足以说明亚述军队只是偶尔到达图施帕，却从未能在那里停留的原因。另一方面，乌拉尔图的军队既受到面前崇山峻岭的屏卫，又受到邻近民族的欢迎（因为他们与乌拉尔图人一样，反对做亚述的臣民），这就足以挫败亚述军队越过高山，向东北进入伊朗，或向西北进入小亚细亚的任何企图。

如上所述，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在亚述的几个对手之中，乌拉尔图是最有战斗力、最果敢的一个。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纪，正值乌拉尔图开始遭受亚述人入侵之时，他们却自觉地接受了亚述文化。他们在刻写铭文时，从亚述译本的阿卡德版苏美尔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胡里语。亚述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文化继承人，这笔丰富、古老的遗产使亚述在文化上极富魅力，虽然它本身令人厌恶。不过，乌拉尔图也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至少在一个重要的艺术领域——石建筑工艺中，乌拉尔图的石匠超过了他们的亚述师傅，其在精细程度上（而不是在规模上），几乎达到了埃及人的水平。

对于亚述侵略者来讲，他们遇到的最薄弱的抵抗不在北边，也不在东边，而是在过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叙利亚的西线和进入巴比伦尼亚的南线。自公元前18世纪，即汉穆拉比使亚述俯首称臣之时起，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军事由量对比就发生了转化。公元前14世纪以后，巴比伦尼亚在军事上已无法与亚述抗衡。但是，尽管亚述一直不断地对巴比伦尼亚发动战争，甚至在短期内曾占领过它（如亚述国王图库尔蒂－尼努尔塔时期），亚述人仍然相当尊敬巴比伦尼亚，并把它看作两国共同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是在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约在公元前745年）并将亚述的军国主义推进到残暴的最后阶段之前。

公元前932－前745年期间，亚述把位于其西部疆界之外的地区作为发泄侵略欲的对象。公元前932－前859年期间，它征服了阿拉米人的社区，这些社区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以东，正巧处在亚述领土的西部门口。公元前858－前856年，撒缦以色三世征服了比特－阿迪尼，使亚述军队得以进入叙利亚，比特－阿迪尼是横跨在幼发拉底河西边突出部的一个阿拉米人的国家。不过，叙利亚诸小国面临的共同危险使它们将彼此间的地区性冲突暂时搁置起来，公元前853年，撒缦以色在奥龙特斯河畔哈马以北的卡尔卡被叙利亚联军击败。他又在公元前849年、前848年和前845年几度入侵叙利亚，而反亚述联盟的破裂使他得以在公元前841重创大马士革，迫使大马士革过去的盟友承认亚述的宗主权。不过，在公元前831年，撒缦以色遭到乌拉尔图人的反抗。公元前827年，亚述国内发生了起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22年。这场起义使他和他的继任者沙姆希－阿达德五世无法继续行动。乌拉尔图人在争夺叙利亚北部和西利西亚东部地区控制权的斗争中，在其国王阿尔吉什蒂一世（公元前785－前753年在位）领导下，已经联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国家。乌拉尔图战胜了亚述。到公元前745年，这些战略要地已在乌拉尔图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复为亚述人所有。

亚述人的这一失利意味着由撒缦以色三世首倡的，使亚述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强国的企图已告失败。尽管如此，亚述在公元前934－前853年间所发挥出来的军事力量仍然令人难忘。位于亚述本土，从底格里斯河左岸到扎格罗斯山脉西南山脚之间的富庶的带状农业区是亚述的经济基础。位于亚述心脏地区的这片肥田沃土的面积大于库什人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纳帕塔周围的农业区，却远远小于巴比伦尼亚的耕作区。亚述人既不象巴比伦尼亚，也不象库什，它的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并不依靠水利灌溉。在西南亚，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前即已发明的，靠天吃饭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点的所在地，正是后来成为亚述的那一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们不免发问，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盆地，先是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又从阿卡德到亚述，这种国家位置转移的因由是否正是灌溉系统遭到破坏？至少这是部分原因。因为灌溉系统曾使苏美尔和阿卡德过去的沼泽荒原变成良田。

人或大自然都能破坏灌溉系统。地方社区间的争斗或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也会使它毁于一旦。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灌溉用水带来大量盐碱，或从下层土壤泛出盐碱，结果，大自然使人造的良田贫瘠化。大自然的这种恶作剧也已部分地破坏了现代灌溉工程，如在旁遮普和墨西哥。至于人类的丑行，自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开始的那一天起，这类记录便已不胜枚举了。

在尼罗河谷地，大自然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表现得要有预见很多。直到公元1902年，即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时，尼罗河的洪水每年都会给埃及带来新的、肥沃的淤泥，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都无力拒收这一赠礼。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统的人工性和脆弱性，是否正是苏美尔和阿卡德衰落及亚述崛起的原因？公元125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时，其灌溉系统的确变成了废墟，重建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不过，公元1258年这场突如其来的、人为的灾难来临之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否已经开始使伊拉克的农田逐步贫瘠化了？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足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下述事实肯定可以作为间接答案：在亚述崩溃之后，它的土地仍然相当肥沃，足以成为后来许多帝国的经济基础。这漫长的帝国系列，以亚述的迦勒底人后继国为起始，以包括巴比伦尼亚境外不那么肥沃的地区在内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为终结。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象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极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中，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在那里，物质上蒙受到的毁灭性损失和人口组成成份的变化是同样灾难性的。不过，在同时受到同一灾难的袭击之后，叙利亚比另外两个地区恢复得要快得多。在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之前，文明已在叙利亚深深地扎下了根。到那时为止，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对叙利亚的渗透已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两种外来影响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基本失去活力之前，叙利亚创造本土文明的能力一直受到压抑。不过，甚至在约公元前1250年之前，即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动荡开始之前，叙利亚已经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创造力，它已迈出了发明字母文宇的第一步，这批字母历经种种变迁，到目前为止，已成为除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岛西部埃及矿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现了草体的所谓“西奈文书”。在叙利亚南部也发现了同样笔体的铭文。假设这种文书是字母文字并是闪米特语，人们试着识读了这些文字。不过，尚没有一种识读方法得到公认。如果的确能证明这种文字属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许还能证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处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门使用的南闪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书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在公元前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在靠近叙利亚海岸北端的乌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用的是选自苏美尔－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库存里的一些字组成的字母。经过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尝试也荡然无存。用后来再次发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写出了人们已知最早的铭文，它或许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不过现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这种字母。经过第二次发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不少字母的名称和原型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如同前一批流产了的字母一样，腓尼基人在创造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时，从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过，这两次，他们都是用一组借来的字代表一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中所有的辅音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发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着闪米特语的民族保持了他们独立于苏美尔和法老埃及这两种古典文明的文化，虽然他们曾一度被苏美尔和法老埃及征服过。最早能够识文断字的操闪米特语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苏美尔字体并按苏美尔人的方式运用之。不过，对苏美尔语言结构来讲，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闪米特语一个词的词根要包括一组三个辅音，通过加饰前缀和后缀插入或省略元音产生的各种变型，仍保持了其特点和排列顺序。闪米特语的语言结构要求发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个辅音字母，其总数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发音组的小范围内。

我们不知道住在卡尔迈勒山的旧石器时代穴居人讲什么语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建造者讲什么语言，不过在叙利亚，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在闪米特语流行之前，这里还曾使用过别的语言。不讲闪米特语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纪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难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讲阿莫里特语的、在公元前13世纪讲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民族）所抵销了。叙利亚闪米特语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语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语并非闪米特语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语是非迦南语的闪米特语族中其他语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来的希伯来人（摩押人、亚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埃多姆人）都讲起了迦南语，虽然追根溯源，希伯来人最初可能是讲一种与阿拉米语很接近的闪米特语。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迁徙中进入叙利亚的。只有在叙利亚中、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阿拉米人对迦南语十分反感。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铭文约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们并不用它书写迦南语，而是用这些字母麦达他们自己的阿拉米语，尽管这些字母本来是被发明出来书写迦南语的。

这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叙利亚产生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表达各地的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约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间，土生土长的迦南语仍保持了它的统治地位。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之前，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农业国，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叙利亚土地上安居下来，便很快成为农业劳动者。现在认为，犹太人每年的礼拜仪式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实的和传说的事件），不过，最初，这些节日有着庆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社区劳动生活的痕迹。

从根本上讲，农业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农业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农作物和家畜丰收丰产，人丁兴旺。人类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数农业社区中，刺激兴旺发达的一个良方就是和谐的性魔术。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叙利亚还在搞这种魔术。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共有的农业宗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节死去、在来年作物萌发时复生的神祗的神话和仪式。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苏美尔和阿卡德被称为坦木兹，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称为俄赛里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被称为巴力（亦为“主”的意思），关于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话肯定有着共同的源流，因为这几个地区对这位神祗的描述十分相似，这一点绝非巧合。

在时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战争始终是奉献人类牺牲的主要形式。自从发明了飞机以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已不再仅限于战死疆场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过，不合逻辑的是，许多战功赫赫的武将居然对和平时期以平民作为牺牲品感到震惊。这些牺牲品要么是国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过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长子，虔信者希望贡奉这种最高级的牺牲，从而迫使神祗满足他的一个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从未存在过这种非军事的、以平民作牺牲的方式。在苏美尔，自乌尔第一王朝之后，屠杀国王奴仆的行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旧大陆，只有叙利亚及其海外拓殖地举行将孩子活活烧死的贡奉仪式。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当摩押人的国都被敌人的联军围困时，国王梅沙奉献了一个儿子。大约公元前735年，在同样情况下，犹太国王亚哈斯将其子活活烧死以奉献给耶和华。他的一个继承人玛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这1000年中，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共有的另一个宗教现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词“那比”的转译，意为“宣道者”，而不是预言者，虽然先知传达的消息可能既是预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乱、癫狂的状态下施行的。在叙利亚，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个埃及使节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当比布鲁斯国王贡奉了一个牺牲之后，国王的一个仆人开始痉挛，他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发出了一条命令，为文·阿曼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的扫罗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乱的先知，他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事件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乱癫狂的痉挛时时发作。

无独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叙利亚出现的这种现象。皮西亚的先知与比布鲁斯国王身边的先知一样，他们在德尔斐发出预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乐的伴奏下东摇西摆，胡言乱语。曾对扫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叙利亚与爱琴海地区这种心理现象，也许共同来源于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时代，一群赛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亲和妻子）的狂热信徒在音乐的伴奏下，迷乱地“发出预言”9在公元2世纪，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预言；在伊斯兰教时代，有米列维托钵僧作预言，自公元13世纪起，他们一直在科尼亚活动，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为止。

当叙利亚于公元前15世纪被并入埃及帝国时，它在政治上被分成许多小公园。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作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个结果是，叙利亚在外族统治下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被打破了。这时，埃及在南方的政治控制以及取代了埃及人的赫梯人在北方的政治控制，均被冲破了。叙利亚退回到政治上极度分裂的状态，甚至比埃及征服者图特摩斯三世统治以前的状态还要糟。民族大迁徙中在叙利亚定居的入侵者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比如，在沿海低地的南端，菲利士人建立了5个主权城邦国家；以色列人占领了高地，当地各个部落在心理上以崇拜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共同信仰而联合起来，在地理上，它们又被仍保持独立的、不可征服的迦南人的飞地所隔离。在中部沿海地区，古老的腓尼基诸城邦国家相对平安无事，在黎巴嫩山脉的屏卫下，它们未受入侵者的侵袭。那时，山上的森林还未被砍伐殆尽。在叙利亚北部，赫梯难民建立了几个相互独立的地方公国，当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倾覆之后，赫梯的政治统一自然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叙利亚文明是以政治分裂作为开端的。在公元前11、10世纪，当移民定居下来之后，曾两度试图自南端对叙利亚进行政治统一，均以失败告终。

在公元前11世纪，菲利士人征服了高原上的以色列部落，他们装备精良，5个城邦国家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人力不够，他们很难制服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的武装。以色列人共同信仰耶和华的象征，也是他们笃信的该神力量的物质容器，是一口可以搬动的箱柜（“约柜”），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游牧阶段留下的文物。菲利士人得到了这个柜子，并把它带出以色列，可是，当它被运到家乡后，却在各个城市引起了剧烈的动乱。菲利士人马上又把它搬出了自己的领土。菲利士人从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武装的办法是，不许他们拥有铁匠。他们允许以色列人保留金属制造的农具（如果不允许以色列人使用金属农具，就不可能有效地在石质土壤上耕作，他们便无法从这里征收以农产品为形式的赋税），不过，他们强迫以色列入到菲利士人开的铁匠铺重新打制农具，以保证在以色列没有铁匠将农具改制成武器。对此，以色列诸部落的反应是：统一在一个国王——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指挥之下。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个有争议的政治革新，的确，统一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获得解放。扫罗在战斗中倒下了。后来，一支游击队的犹大支派领袖大卫，领导众人打败了菲利士人，并将他们逐出了以色列的领土。直到公元前743年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占领了菲利士提亚之时，菲利士人才最终丧失了独立，不过，他们早已失去了将叙利亚统一在其政权之下的机会。

犹大支派的人们在大卫领导下，暂时得以将整个南叙利亚（菲利士提亚除外），并由此向北一直远至前黎巴嫩山脉最北端的内陆，即大马士革以北地区都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他赢得了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忠诚（以色列人在同意扫罗为王时，也就是默认了在政治上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提尔的友谊（那些腓尼基人从来不喜欢他们的南方移民邻居菲利士人）。大卫征服了犹大人的同族希伯来人、埃多姆人、摩押人和亚们人。他还征服了两个阿拉米人的公国大马士革和佐巴，这使他又得到了北叙利亚最靠南方的一个由赫梯难民建立的哈马公国的友谊。

大卫能够把王国传给儿子所罗门，父子二人的统治时期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前922年。不过，与以前的菲利士人的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只是昙花一现。犹大本土太小，文化上太落后，地理位置太不方便，不可能保持大卫所建立的功业。在所罗门生前，埃多姆和大马士革已相继起义。所罗门死后，非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也脱离了犹大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王国虽然比犹大王国强大，但也尚未强大到足以阻止亚扪人和摩押人恢复独立的程度。结果，除犹大本土外，大卫和所罗门王国硕果仅存的、其犹大王国王位继承人能够保留的唯－－块领土就是使雅悯支派最南端的一段狭长地带，外加迦南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大卫生前占领了该城，并定都于此。

大卫创建帝国所获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区的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这些地区都处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间，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政治独立。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犹大国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则是埃斯德赖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经济心脏地区。也许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时，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内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战斗，或许他们仅仅是被大卫建立的军事强国所压服，无论如何，大卫吞并这部分迦南人的领土、与独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国家构成缓和，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项工作。从公元前10世纪起，以色列和犹太在叙利亚新型的后民族大迁徙社会中实现了彻底的合作，而今这一社会已变得与众不同。

菲利士人和犹大人的帝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与此同时，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经济成就却是历久不衰的。当菲利士人和犹大人在为帝国兴衰而奋斗时，腓尼基人则正致力于字母系统的发明。由于生产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艺品，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经商艺术，其风格颇具埃及色彩。提尔国王希兰在工艺、技术上向所罗门提供了援助，这正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宇所需要的。两位国王还在印度洋上合作开辟了一条海上商路，它以所罗门在亚喀巴湾顶端的港口为基地。此时，阿拉伯人已经驯养了骆驼，这一时间晚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的年代，不过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冲出阿拉伯、侵袭叙利亚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驯养了骆驼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邻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生畏。不过，正是驯养骆驼这一业绩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断扩展了叙利亚文明的范围，使它越过了阿拉伯，一直到达半岛最南端富饶的高地。

希兰和所罗门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从而使也门在文化上并入叙利亚一事成为定局。我们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访问过所罗门，不过即使这个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实，叙利亚和也门似乎仍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发展相互间关系的。显然，红海在长达2000年中一直作为埃及内海之后，它又成为叙利亚的内海。

所罗门王国的分裂并未使后继诸国之间停止贸易往来。以色列王国和大马士革王国相互竞争，他们经常因外约旦的争议地区开战。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经常在双方间易位，战胜一方得到的奖赏便是在对方领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贸关系。当大马士革占上风时，它强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马利亚为大马士革商人划出一个区域，后来，当以色列打败大马士革时，它也强迫大马士革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个区域。不过，所罗门王国分裂之后，从提尔到亚喀巴湾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这或许正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部地区为海上扩张而寻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边界基列①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徐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洗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进。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抵～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边界基列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涂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狂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祗一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以利沙还有权进入大马士革。阿摩司则是一个在以色列活动的犹大先知。

显然，以利亚和亚哈之间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以色列，耶和华是否不仅对外国神祗有优先权，而且还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过，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宗教招牌下出现了经济、社会问题。叙利亚世界各国之间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日益活跃，其后果之一便是对叙利亚各国国内生活带来了压力与考验，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落后”的。在这类国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国，当地的统治集团力图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业对农业占优势，财富的权力对习惯的权力占优势。结果是，在以色列这类国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财产分配，引起了一个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跃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

到阿摩司活动的时代，腓尼基人第二个成就更激化了叙利亚世界的社会危机。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已发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间，亚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开始与撒了岛、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开始在地中海西侧盆地的南岸开发拓殖地。这个经济成果也许已给腓尼基各国招来了社会麻烦。阿摩司的著作则证明了以色列社会的大动乱。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会弊端也许正是以利亚反抗亚哈和耶洗别的原因之一，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亚的家乡是外约旦——这一地区的游牧习俗尚未完全被定居农业所压倒。在公元前9世纪，每一个蒂什比特人都会为耶斯列和撒马里亚感到震惊，更不用说提尔和西顿了。

以色列、犹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关宗教、国内社会正义、国际关系的著作中，这3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几个方面。光阴荏苒，物换星移。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听任于这个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吗？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在大约公元前750年以前的300年里，叙利亚人已经发明了字母系统。勘察并移民开拓了地中海西部沿岸，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见诸于文字记录的先知箴言。即使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在他们拓殖叙利亚时期还没有书面语言，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就从周围的迦南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字。从苏美尔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迦南人起初一直在使用阿卡德语，直到他们在一部为自己而创作的新的手稿中，才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之下，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便显然停止使用乙种线形文字了，直到大约公元前750年前后，他们才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系统。因而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要比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晚两个世纪。在大约450年中间，希腊人没有书面语言。从两种意义上说，这450年是爱琴海地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既没有留下本地语言的文字记录，与此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和此后的希腊时代相比，其物质文化也处于一种衰败状态。插入那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个黑暗年代中，希腊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希腊文明最终所达到的最卓越的成就。陶器制作中原几何和几何学风格的发展，奏响了希腊各种类型视觉艺术的序曲；希腊口述史诗的发展，开启了整个古希腊时代希腊文学和由此而产生的拉丁文学的序幕。在这个黑暗年代中，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迈锡尼时代乙种线形文字文献的释读，将迈锡尼时代与希腊时代希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国家，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以及法老埃及的微型复制品。它们由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专业“机构”，实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它们都过于小又过于贫穷，因而要支撑这套外来的上层行政机构，常感力不从心。这些臃肿的上层机构，明显成为它们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邦，更适应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实。我们在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那种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这种公社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与外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贸易，其国内政府机构也很简单。最初，公共职务是不付报酬的，政治权力国此而被较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把持。

一个迈锡尼国家与一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却明显存在着历史递进关系。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似乎是对巴比伦、赫梯和法老埃及的刻意摹仿；希腊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看上去就像是该地区的政体形式自然而然地适应于当地的经济现实似的。另一方面，陶艺中原几何风格的出现，似乎又像是一种着意的新发展。陶艺装饰图案中采用的抽象格调，完全抛弃了米诺斯－迈锡尼陶艺的花纹图案中以植物和动物为主的传统。大约公元前1050年前后，原几何风格在雅典地区突然出现，并从这里迅速传向四方。不过，在希腊各地，这种原几何风格以及后来的几何风格，都明显地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风格，也是在公元1050年前后的雅典，与陶艺中采用原几何风格同样突然的是，土葬为火葬取代而成为标准的丧葬方式。在同一时期，铁取代了青铜而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通用金属。这些技术和艺术风格的突然变化同时发生是引人注目的。难道这表明了一种人文的变化，抑或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变迁？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考古学尚未拿出可以得出最终答案的证据。

原几何风格——这种陶艺装饰新风格的创造，或许是因为采用了把多枝画笔缚在圆规上的新技术所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雅典人的创造发明，其也许是雅典人从塞浦路斯人那里学来的，因为那时塞浦路斯与雅典地区相互间时有联系。尽管如此，制陶艺术中技术方面的原几何革命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上的革命性变化。原几何风格的雅典花瓶工匠和画匠，把花瓶的装饰与形状联系起来；在设计外形时，他们主要的关切点之一便是和谐；他们以高雅的方式表达出简洁的基调，从而创造出艺术效果。原几何和几何派希腊艺术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以后古希腊所有各个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古希腊所有艺术流派的共同特征，只是到了古希腊历史末期才有例外。希腊艺术家对于和谐的注重，可以通过原几何风格最后阶段中，他们用人体和马的图案装饰几何风格的花瓶这种创作思想得到阐明。当时，这种在雅典地区占据统治地位3个世纪之久的抽象风格，正受到叙利亚艺术作品影响的挑战，它们以人和动物的图案作装饰。显然，原几何风格的花瓶画匠们不愿意采用无论任何形式的生物图案，以免使他们设计中的和谐受到破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它们。他们把这些生物图案“几何化”了，以便使之与他们原先的格调相协调。这种抽象的生物图案的创作，恰恰证明了希腊艺术家们对于和谐的注重，而绝不是他们艺术才能低劣的证明。

在视觉艺术以及雅典地区后迈锡尼黑暗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希腊人摈弃了迈锡尼传统，就像是陶工与他的同僚花瓶画匠故意与它决裂似的。黑暗时代的口述诗人也意识到了迈锡尼的传统；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与之决裂，而是去维护它，因为他所能写入他诗歌中的社会背景不会让他的听众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而诗歌的听众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一个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着的社会中，在每一代人中，诗人的听众都既需要诗歌的古韵又要明白易懂，诗人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诗人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世界，是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虚构混和体。诗人把迈锡尼生活的所有速进阶段，合并为一幅虚假的单一画面，他把这种只有部分真实性的迈锡尼传统的记述，与迈锡尼黑暗时代后继者的新一代人的生活风貌合而为一。这种作品是一种精心杰作。创作者必须富于创造才能，从这些互不相干的素材中，创作出使他的听众信服并乐于接受的和谐的艺术作品。

这些对诗人艺术和心理能力的要求是难于对付的，而且诗人的创作任务还因严格的技术性问题而加重，因为他必须依据一套复杂的格律，即席创作诵读他的诗歌。诗人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的办法，是创作并熟记大量的格律定式。史诗中每一位英雄的名下，都有一个相应的韵律，这个韵律在希腊语名词的五种格的每种格里，都与这位英雄众多称号中的每一个相契合。这个技术性的方法，可以使一位诗人每逢盛大的场合，能献上格律正确的六韵步诗歌，使他在这种场合中得以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诗歌在每次演出时都是即兴创作的，但这些即兴创作诗歌的绝大多数韵律，却是预先构想的。无疑，一种新的韵律时常是在某次演出过程中创作出来，然后为同行们接受，加进大家共同的剧目中。但是，诗韵的即兴创作肯定要大大少于口头诗歌的即兴创作。诗人把原先创作并已熟记的韵律事先编排好，届时再用于诗歌的即兴创作。

在到大约公元前750年为止的300年里，古希腊时代希腊口头诗歌、视觉艺术和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若与希腊人同时期的叙利亚人在相同的30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在后迈锡尼黑暗时代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其重要性只是在人们回顾起它所产生的结果时才显承出来。公元前8世纪间，叙利亚人就在遭受亚述军队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被征服之前，把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传给了希腊人，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发生了突然的革命性飞跃。在这份厚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商业技艺的传输——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学会了把某种贱金属溶入黄金的技艺。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我们已经谈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释读出来以前，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完全依赖于一些不会说话的文物，对其年代的测定则取决于在伊拉克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物，这些遗物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废墟下埋藏的地层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可以证明的是，印度河文明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仍然存在，但这个最后年限是不确定的，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相比之下，佛陀诞生以前时期的印度文明在宗教方面却拥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史料，而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印度教经文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在形成文字以前，它们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口头创造和传诵。但口头传诵可能是准确的，因为礼拜仪式是否灵验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地引用经文。而且，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印度宗教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年代，也难以推测其最早的流派出现于何时，但我们还是能够分清这些文献各种流派的先后次序。最早的流派文献是《吠陀》，这是一部在礼拜仪式上引用的圣歌和咒语的汇编。礼拜仪式包括仪式上的一些动作、姿态和套语。其后的流派是一部关于礼仪活动的专题论文汇编《梵书》。印度文献这两种最早的流派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口头或书面的宗教文献。

在这一时期，印度人主要关心的是劝服或迫使神祗实现崇拜者的愿望。印度人与赫梯人、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他们的神祗排列在众神殿内。这些印欧语系民族的众神殿可能都是从一种苏美尔模式起源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按照正当的仪式对一系列神祗顶礼膜拜就是贯穿其宗教历史始终的内容。但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印度人却在进一步探讨人类在其中获得意识的宇宙的奥秘。他们扪心自问，终极客观实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与终极客观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认为，灵魂（我）与宇宙中和宇宙之外的终极客观实在（梵）是不同的，通过反省就可以直觉到各种不同。这种直觉用3个梵文字眼来表达：Tattvam asi，即“那就是你”或“你就是那”——“你”就是一个灵魂，“那”就是终极客观实在。

这已经是印度宗教的第二个阶段。它是第一个阶段的惊人后果。在第一个阶段，印度人关心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在第二个阶段，他们从膜拜仪式转向沉思冥想，而且，在对宇宙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中，他们走得很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阶段积累下来的宗教经典追踪印度宗教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把这些经典传给下一代。但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些并非当时留下的迹象来推测。印度社会独具特色的制度是种姓制度，现在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意为“颜色”。这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把自己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在种族上隔离开来的企图。当地居民在肤色以及风俗习惯上肯定都与入侵者不同，入侵者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推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地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入侵者，在文明程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当地人”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则是一种野蛮人。

征服者使自己与被征服者保持严格隔离的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也象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分为3个阶层：武士、祭司和平民。与其他民族一样，这些雅利安人阶层是世袭的，但在雅利安人作为印度的统治种姓定居下来之后，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变得与雅利安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化一样地极为严格。祭司（婆罗门）逐渐夺走了武士（刹帝利）的地位而成为最高阶层。由于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变得和统治社会与“当地人”之间的种姓分化一样一成不变，结果导致印度社会分化为4个种姓而不是2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祭司而不是武士。随着印度社会的扩大，4个种姓中的每一个种姓又分成无数的亚种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征服行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人”与4个基本种姓相结合而被其中的1个种姓同化。

雅利安人从欧亚太平原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吠陀》一书中的地理资料似乎表明，在《吠陀》成书的时代，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的安身之处。到佛陀时代，印度世界的地理中心转移到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中段。到公元2世纪，印度世界已经向南扩展到印度半岛，向东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印度文明的逐步扩张没有留下年代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扩展得越远，同化的作用就越大，而征服和殖民的作用则越小。雅利安人的梵语及其派生语言从未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印度文明及其特有的制度，如种姓制度和梵语在祭祀中的使用却传播得更为广泛。当佛陀否定种姓制度并对不同于终极客观实在的灵魂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印度文明就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它迷住了整个东亚。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公元前1027－前506年）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很难摆脱了控制。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象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800－前400年）

在第15章中我们已谈到了位于已知的最古老遗址圣洛伦索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历史。当这一文明在圣洛伦索毁于暴乱之后，它在靠近墨西哥湾海岸的两个地方继续保存了下来，一处是位于沼泽之中的一个小岛拉文他，另一处是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在这两地都重新出现了圣洛伦索的不朽建筑和艺术。拉文他同在它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乱。奥尔梅克人显然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征服者，最终必然要招致野蛮的反击。与圣洛伦索不同，在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举行仪式的中心并不是有人居住的永久性的城市居住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存在的时间比拉文他长，中美洲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该地发现的。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马雅人就使用这种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的那部分在内，有些是年代的记录，它们的数值已经被释读，但还不能肯定所有的中美洲象形文字都是记载年月的。其中有些字表示的可能不是数字而是仍然有待于释读的表意或表音符号。

最早的安第斯文明大致与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克文明处在同一时期。这一安第斯文明产生于查文的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查文位于安第斯世界中央高原的西北端。查文文明的外在明显标志是永久性的建筑和雕塑，它们与奥尔梅克文明中的建筑与雕塑一样，显然也是一种宗教的物质表现。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在秘鲁或许是美洲狮）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两者显然是彼此独立地脱离了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秘鲁、中美洲和两地之间的中南美洲地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这两地之间的地区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地文明，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一种无疑是表示日期、或许也表示观念和词汇的文字，不过还没有毫无争议的证据能证明在前皮萨罗的安第斯世界的任何部分已发明了文字。另一方面，安第斯各民族在查文时代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金属即黄金的用法，而中美洲各民族在冶金方面似乎并没有独立的发明。他们是在中美洲历史的晚期阶段从安第斯世界学会冶金术的。

据我们所知，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从未互相接触过，但它们都从自己的发源地传播到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尽管即使在自己“世界”的范围内它们也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奥尔梅克文明向西发展到墨西哥高原、向南发展到太平洋沿海平原和今属危地马拉的高地。查文文明从安第斯高地向西南发展到相邻的太平洋沿海平原，并经此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一个又一个河流流域。奥尔梅克文明的传播至少是部分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而同一时期查文文明的传播似乎是和平的。

这两个文明的扩散，即使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形成期中的核心美洲文化更早和更广泛的扩散。核心美洲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文明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各种自然景观在整个核心美洲、特别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同时存在、互相并存，但在构造、高度和气候上却又完全不同。

大西洋和太平洋沿海低地的中美洲气候是热带气候，而在高原则是温带气候。在大西洋一边的墨西哥湾海岸周围和内陆低地，干旱的尤加坦半岛南部是危地马拉北部的热带雨林，西部和西北部是今日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而在北部与这一沿海热带雨林地带接壤的是一条将其与德克萨斯沿海绿地隔开的沙漠。中美洲沙漠连绵于两个海岸之间，横卧在两海岸之间的高原上，只有在最西端的山脉东部山坡，才有一条狭窄的可耕地带。这块沙漠的高原部分还在接着从南墨西哥延伸到中美洲的适于农耕的高原。

在安第斯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别更为明显。高原和突出在高原之上的山脉海拔更高；高原盆地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比中美洲也更为突出。寒冷的洪堡冷潮与海岸线平行向北流动，它使秘鲁沿海平原气候温暖，同时也使它干旱无雨。结果沿海平原成了其间偶而间隔着一条条绿地的沙漠。这些绿地都分布在从安第斯山脉流向沿海的河流两岸，大部分河流都很短，水流量也有限。可以通过灌溉来尽力耕种这些河谷流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不可耕作的沙漠地带也可为贝类和鱼类采集者及渔民提供生计。

这些彼此邻近但又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让非人的自然来为人类服务，这些不同的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导致各社区之间建立起商业和文化联系，这些社区彼此存在很大差别，但互相又没有失去往来。这些联系在文化上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们在地理上又是困难的，因此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在哥伦布之前的文明史就是两个时期的不断交替：在第一个时期每一地区自然区划中的居民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在第二个时期起源于某一地区的文明又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和查文文明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最早的例子。在安第斯世界，反复出现的文化传播比中美洲文化相应的传播扩展得更远。考虑到安第斯世界中文化一致性和政治统一性的自然障碍更为巨大，这一成就的确是非凡的。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公元前745－前605年）

公元前14世纪，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随后的4个世纪中，亚述在既无目标又无建树的突袭之中发泄它的军国主义的狂热，但这类突袭根本不可能达到长久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亚述的西线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压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属于米坦尼人的地区。直到大约公元前932年，亚述人才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牺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亚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居住区。然后，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向西拐弯处的西岸攫取了一块立足之地，并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创建亚述帝国的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西方占领区角度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旧大陆交通网上的主要“环形路”之一——叙利亚北部已处于亚述的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胡里帝国的控制之下。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人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上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去世。从公元前827年到前822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次大动荡中，亚述城市阿舒尔、尼尼微、阿尔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当时的首都卡尔克胡（即卡拉）起义，国王阿舒尔尼拉里五世被杀。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占据，他自称是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身后的继承人撒缦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个家族的国王所继承。这个家族拥有或自称拥有一个伟大的姓氏——萨尔贡。那是16个多世纪以前阿加德王朝缔造者的姓氏。在这个王位转换时期，尚无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记载。不过，在犹大曾有这样的记录：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之子）被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杀害，这使他的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为保卫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发动了一场内战，萨尔贡的两个曾孙，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也以兵戎相见。在这场战争（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为巴比伦王储的亚述嫡派王子沙马什·舒姆乌金领导了一支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者联军。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亚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争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最后的残迹也被清扫殆尽。

在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及其到亚述巴尼拔为止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试图通过控制、吞并等手段，将其帝国扩展到整个文明中心。北方的乌拉尔图人、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亚述帝王们能够也确实一次次地挫败了这些对手，但未能使他们永远丧失战斗力。与此同时，从半岛崛起的阿拉伯人和从欧亚大平原上崛起的两个游牧（也许是讲伊朗语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使亚述与其各地敌人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重建并再次扩张亚述帝国的举措就是进攻乌拉尔图。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乌拉尔图的东部属国；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属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重创国王萨尔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征服了阿尔帕德（位于阿勒颇附近），这是叙利亚北部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倾覆使一大批叙利亚及东西里西亚的国家暂时承认了亚述的宗主权。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到达并围困了乌拉尔图的首都图施帕，不过他既未能占领该城，也未能永远地占有乌拉尔图本土上的任何一块领土。亚述人再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之后，亚述的宗主权又被强加在一批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公国头上。这也许是撒缦以色五世在位时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这些小国位于托罗斯山脉以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西。这样一来，便有效地将乌拉尔图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孤立出来。不过，为保证亚述能够控制如此遥远的属国，出现了巨大的压力。此外，还使亚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边界以西的弗利吉亚人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并使亚述的这些新对手与乌拉尔图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公元前714年，萨尔贡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区向东北挺进，长驱直入地跨过扎格罗斯山脉，转向乌尔米耶湖东岸和凡湖北岸。在这次长途迂回行军中，他穿过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不过，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一样，他不但未能在乌拉尔图争得一块立足之地，反而给图施帕周围留下了宽阔的安全带。到公元前605年，乌拉尔图依然存在。这一年，在巴比伦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的卡尔基米什战役中，亚述被彻底消灭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亚，从而将埃及同叙利亚完全隔绝开来。到公元前675年，叙利亚硕果仅存的独立国家只有2个腓尼基人的岛屿以及艾尔瓦德、提尔，个大陆公国——比布鲁斯、阿什克伦和犹大。亚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围困提尔，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犹大王国之际，已有此设想）。

亚述人发现，打败与他们争夺对埃及控制权的竞争对手——纳帕塔人（库什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纳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约自公元前711年起，他们声称已拥有两项王冠。公元661年，他们放弃了竞争。他们在埃及的统治声名狼藉，当亚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土王们站在一起时，纳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联盟的对手。在公元前663年，亚述人将纳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过，同一年，亚述巴尼拔将处于埃及宗主权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土王——萨姆提克一世。从公元前661／660年起，萨姆提克获得了法老的称号。到公元前655年，他开始对底比斯行使主权。公元前658－651年期间，他把亚述驻军赶出了埃及。亚述巴尼拔默认了这一事实。比起与纳帕塔的距离来，埃及距尼尼微更为遥远。经验说服了亚述人，也说服了库什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永久占领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两个远离埃及的外国势力在这里斗争的最终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为止，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埃及人再次赢得了政治独立。

对亚述来讲，军事占领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实力，它随后从这里撤军，既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损害它在西南亚的声望。使亚述的治国之才受到严峻考验的是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关系。

自从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帝国缔造者汉穆拉比暂时征服亚述，到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即位之时，已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阿卡德世界这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亚述已对巴比伦尼亚占了上风。不过，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伦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东南部定居，巴比伦尼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这些对巴比伦尼亚边缘地区的入侵者既未象古蒂人那样被赶走，也没有象喀西特人那样被同化，他们一直与巴比伦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励。

这些来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出现，并未受到业已安家立业的巴比伦城乡定居居民的欢迎。也许，有人会期望，这将促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重修旧好，因为亚述毕竟是与巴比伦尼亚分享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区。亚述是巴比伦尼亚的天然护卫者，它是使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罗斯山地居民骚扰的边境卫士。但是，即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达成过协议，也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条件：亚述人必须有策略地对付巴比伦人；绝不允许对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这些部落居民占领了巴比伦尼亚诸城市——首先是占领巴比伦城，那么亚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亚述人要么必须承认失去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这一事实，要么就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会冒从物质上摧毁巴比伦城并伤害巴比伦人自尊心的风险。而巴比伦人也会被迫与难以驾驭的部落居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亚述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加于他们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在他在位组的第一次征伐行动中，便在巴比伦统治集团的认可之下，忙于驱赶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民族。不过，到公元前734年，巴比伦的统治集团失去了控制权，其时，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赶走了巴比伦尼亚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伦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补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两度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自称为巴比伦城的君主，从而亲自填补了这个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马利亚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长乌金泽、米罗达－巴拉丹在确保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部落和埃兰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0年，萨尔贡未能战胜这一联盟，米罗达－巴拉丹在巴比伦城统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萨尔贡终于将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巴尔携起手来”了。不过，萨尔贡允许米罗达－巴拉丹继续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领土。

迄今为止，巴比伦人一直是反迦勒底，亲亚述的。当公元前703年，米罗达－巴拉丹在埃兰支持下，再度占领巴比伦城时，巴比伦人的立场仍未改变。同年，亚述人再度将米罗达－巴拉丹驱逐出境。亚述人能够打败部落民族，却不能收服他们的心。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将腓尼基人的舰队和船员从陆路运至巴比伦水域，可是，在埃兰人的支持下，乌金泽在海陆两场战役中均逃得了性命。这时，一个亲迦勒底的巴比伦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领巴比伦城，并洗劫了它。这一不讲策略的残暴行为使巴比伦人彻底转变了立场。大家已经看到，甚至一个亚述籍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间，也对他的兄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拨发动了战争。他领导的联军中不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人，还有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叙利亚公国的军队。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拔使埃兰遭到了显而易见的、粉碎性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战，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间，亚述巴尼拔的确摧毁了埃兰王国，尽管埃兰民族并未被消灭，但是，埃兰战败的受益者并不是亚达人，而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伦城马上被一个迦勒底人纳博波拉瑟占领。现在，巴比伦尼亚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不可能再指望埃兰人的支持了，埃兰已经衰亡了。不过，纳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个更强大——也更可怕的东方盟友。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如同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入侵的威胁在乌拉尔图产生的效果一样。米底各部落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王国，也许亲眼看到埃兰的倾覆，更促使它们采取了这一措施。公元前615年，纳博拉瑟主动入侵阿舒尔城却被击退时，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站在了巴比伦人一边。公元前614年，基亚克萨里斯占领并摧毁了阿舒尔，受到西徐亚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尼尼微，并将它夷为平地。这样，亚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这时亚述人把哈兰作为最后一个据点。哈兰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老的前哨阵地。法老尼科二世赶来救助亚述。他的父亲便是亚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护人、并由他扶植为王的萨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纳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基米什战役中彻底打败了尼科二世，亚述灭亡了。

亚述帝国真正的遗产受惠者并不是帝国倾覆后的诸后继国，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这种字母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阿拉伯和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介入了亚述与其邻国之间的斗争。公元前732年，即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的同一年，他们还必须与阿拉伯人作战。公元前710年，亚述人进攻阿拉伯，根据亚述人的描述，他们深入到了半岛极远的地区，连半岛西南端的赛伯伊人也要纳贡称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罗达－巴拉丹的反亚述联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亚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现在亚述人的记录中。据记载，辛梅里安人打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从欧亚大平原崛起之后，便分成两支两度向西涌去。西徐亚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这两个民族都在向西迁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区。在南边，辛梅里安人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在北边，奥德里赛人到达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领乌拉尔图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亚述人更成功。不过，他们在小亚细亚东部名声大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萨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们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来的波斯人辖地（即斯帕达）。辛梅里安人的对手西徐亚人成了亚述人的盟友，这个联盟既是亚述帝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纪的部分原因，也成为导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部分原因。公元前612年，西徐亚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伦人的行列，同年他们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游牧民族是骑着骆驼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纪，即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时那样。在此前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欧亚大平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骑手；而是车夫。因为当时他们作为交通工具而驯养的动物还不是骆驼，而是马。在驯养马匹的这一阶段，马还没有强健到足以驮起一个骑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纪之后的1000年中，人们才驯养出了供人乘骑的马。在亚述军国主义最后一搏时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亚述军队中既有骑兵，也有战车队。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也是骑马的好手。我们不知道驯养中亚（即大夏）双峰驼的确切时间。在亚述纪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骆驼的雕像。驯养中亚双峰驼最早的证明是伊朗东北部一个先知的名字——琐罗亚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为“带着金骆驼”的话。

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西南亚的证据是当代的人留下的。它来自犹大、希腊以及亚述的文献。而这些民族没其他方向迁徙的证据则来自后人的记载。希罗多德证明他们曾出现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证据，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间在当地见到的某些民族的称谓及对其的描述。那么，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纪也曾入侵过中国？

前文已经指出，在中国，公元前771年，周朝经历了一场浩劫。那一年，他们受到蛮族的进攻，并道重创，被迫将国都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东迁到东部平原上的洛阳。渭河流域是中国防御外界蛮族入侵的西北边界。只要周朝的统治者能守住这条边界，他们就能对全体中国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当他们不再保有这条边界时，他们的威望与权力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继周朝之后，秦国兴起了。它再度担负起西北边界守卫者的任务，作为回报，它最终取得了对全部中国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771年将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蛮族就是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这也许是已定居下来的蛮族所为。中国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当时，地处中国最东北部的地方邦国燕园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部队。我们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败周朝的蛮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入侵西南亚、东南欧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一支。

关于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对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现存记载，仅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野蛮和富于破坏性。考虑到这些记录是由游牧民族的牺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一套信仰与实践，极有可能使受到他们入侵的定居民族感到一种冲击。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胆寒。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

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徒和俄尔甫斯教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公元前605－前522年）

如果亚述帝国能维持下来，它也许会把西南亚与埃及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从而为它带来社会、宗教的统一，并因此而使帝国的创建为文明中心的心脏地区带来和平，尽管也许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亚述军国主义的残暴注定了帝国必然灭亡，它使亚述本国有限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当各支抵抗力量集聚起来之后，亚述日渐衰微的国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的暴行，又给亚述帝国强制性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覆造成的破坏雪上加霜；双重的灾祸使一些受害国一厥不振，连取得胜利的反抗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亚述帝国各后继国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均势。在战胜共同敌人的共同胜利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它们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较弱的幸存者担心自己也将成为强国的赃物。被遗弃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叙利亚（提尔和犹大除外）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中部地区。幸存的国家是米底、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吕底亚。

在这4个国家中，米底最强大，也最富于自信，尽管它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强大；边远地区的小国法尔斯在大约公元前550年将其一举吞并，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自公元前612年摧毁尼尼微之后的67年中，米底是亚述后继国中最富进攻性的国家。与巴比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相比，米底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过他们的落后性是有益无损的，它使米底人能够迅速地复兴起来。无论如何，过去在亚述威胁面前不得不实行政治统一这一事实不仅补偿了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公元前612年后，米底人的第一个成就使整个农耕世界受益匪浅。他们消灭、驱逐或征服了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在征战中，他们部分地采用了游牧人的军事设施和策略。这个胜利使米底人进而吞并了乌拉尔图、小亚细亚的东部及中部地区。亚述人和辛梅里安人曾先后入侵过乌拉尔图，却均未能永久地征服这块土地，如今，乌拉尔图终于在米底人面前丧失了独立。米底人向西北方向的扩张使其与吕底亚人发生了冲突，其时，吕底亚人正从西边向小亚细亚的无人占领区挺进。在一次激战之后，米底人和吕底亚人在公元前585年达成协议，以克孜勒河下游河谷作为两国边界。这一协议的达成要归功于巴比伦尼亚和西利西亚的斡旋，西利西亚是亚述帝国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后继国家。

克孜勒河流经前弗利吉亚王国的领土。在辛梅里安人推翻该王国之前，它曾是小亚细亚最强盛的国家。吕底亚也受到了同样的磨难。按照亚述巴尼拔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663年，它曾在亚述人的帮助之下打败过辛梅里安人。不过，在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一度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大约在公元前646年，萨迪斯又被特雷尔人占领，特雷尔人是来自色雷斯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在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自西向北冲向里海和黑海的浪潮冲击之下，他们才入侵小亚细亚的。不过，吕底亚与弗利吉亚不同，它重又复兴，并且能够积极参与瓜分前亚述帝国领土的斗争。在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与米底发生冲突之前，在早于公元前652年的某一时期，它还曾向埃及派出过军队，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驱逐亚述驻军。

占领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在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中一直不屈不挠。当迦勒底人用军事力量确立了他们对前亚述领土中的叙利亚部分的主权要求时，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均发现，他们与亚述人一样，既强悍又残酷。在面向西方时，迦勒底人是暴怒的狮子，在面向东方、北方，面对米底时，他们又成了战战兢兢的绵羊。亚述的故土已被米底和巴比伦尼亚以底格里斯河为界瓜分殆尽了。巴比伦尼亚向南不仅再度夺回了它在历史上的疆界，即包括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巴比伦尼亚的领土，它还得到了埃兰的低地部分，包括苏萨城。作为这次瓜分的结果，自然要由巴比伦尼亚动手摧毁驻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兰的亚述军队残部。尽管埃及人从军事上增援了亚述人这最后一个据点，巴比伦尼亚仍然得以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完成这一业绩。但是，结果哈兰被米底人所占据，直到大约公元前550年米底被波斯人推翻之前，它一直保有这块土地。

米底抢占哈兰，也许已破坏了过去它与巴比伦尼亚就瓜分亚述赃物而达成的谅解。无论如何，对巴比伦人来讲，这既是个痛苦，又是个威胁。既然他们无力将米底人赶出哈兰，他们就只好承认自己不是其前盟友的对手；驻扎在哈兰封闭式军营中的米底军队威胁着巴比伦人在叙利亚的领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联络线。

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过去为亚述占有的叙利亚诸省是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竞争目标。公元前605年埃及人大败于卡尔基米什，这便决定了叙利亚的命运。尼科二世（公元前610－前595年在位）向北远征，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埃及为重新赢得独立的斗争中，这仅仅是一段例外的、不幸的插曲。从整体上来看，这是埃及人节节胜利的时期，公元前7世纪也许正是埃及人终于开始用铁取代铜来制造工具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埃及人与希腊人建立了互利的关系。为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赶走亚述驻军，由吕底亚国王盖吉兹派出的军队，也许就是希腊和卡里亚的雇佣军。萨姆提克将这批军队布置在地处三角洲北端的两个区域内，随士兵而来的便是商贾。在尼罗河支流马里奥蒂克河畔，靠近萨姆提克的首都赛斯的诺克拉提斯，建立了希腊人的商业定居点。

开始时，希腊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埃及各地做生意。大约公元前566年－前565年，埃及政府顺应民众中爆发的排外情绪，将他们强行集中在诺克拉提斯。不过，埃及继续使用希腊雇佣军，希腊商人也继续用希腊的酒、橄榄油换取埃及的粮食。

至于尼科二世，他为了补偿在亚洲的军事损失，开始从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挖掘一条穿过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湾尽头的运河。从埃及的红海海岸，他派出一支腓尼基人的船队，成功地环航了非洲。

从公元前651年最后一支亚述驻军被逐出埃及起，到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征服时为止，埃及一直未受到过外敌的军事入侵。萨姆提克布署在三角洲东北角的希腊驻军挡住了西徐亚人的进攻。尽管尼科二世大败于卡尔基米什，又丢掉了叙利亚，但是，这一切并未导致巴比伦人占领埃及本土。

不过，在公元前651－前525年间，埃及人仍然不十分自信。过去的厄运已破坏了他们的自信心。现状与他们记忆中的埃及伟大的早期历史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怨恨不已。在赛斯王朝时期，埃及人一直在追寻历史上最古老、最辉煌的年代，即古王国时期。在视觉艺术上、礼仪上，都有恢复古王国风范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阶段，在巴比伦，其重新争取独立时期最后一任国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也是一位复古主义者。复古主义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后亚述时代，巴比伦人象埃及人一样，既为他们的古典文明而自豪，又为之而困惑。在公元前600年，法者埃及文明还将继续生存1000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则还有600年的前途。但是，两种文明都已感到了死亡的先兆。的确，比他们年轻近2000岁的其他文明才是真正有前途的。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奠基人纳博波拉瑟的儿子，他好象并未侵略过埃及。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占领了亚述过去在叙利亚的所有省份，还使另外两个国家俯首称臣，它们曾逃出了爱迦勒底人的前任——亚述人控制的恶运。经过13年的围困（公元前586－前573年）；尼布甲尼撒迫使提尔投降。他还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三度围困、占领耶路撒冷；每次占领之后，都要来一次亚述式的大流放。根据同时代人、犹大先知耶利米的说法，尼布甲尼撒一共放逐过4600人。这个数字与亚述官方的流放人数27290人并不相矛盾。因为，在公元前721年，亚述人是在疆域更大、人口更多的以色列王国实施这一放逐政策的。后来资料中提供的在公元前597年被放逐、公元前539年返回家园的犹大人人数远远大于耶利米的数字，不过，却不那么令人信服。

放逐一个社区统治集团成员，是为了摧毁这个社区的个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公元前721年，从以色列王国放逐了27290人后，就取得了这个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发现、利用保存社区个性的方法方面，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97－前582年间，是犹大王国消亡、犹太人和犹太教历史发祥的年代。犹大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中，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享受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独立的少数国家之一。犹太人与其祖先犹大部落的人不同，的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大约自公元前922年以来的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一年，占据着叙利亚南部的犹大军阀大卫的帝国分裂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考察犹太人对于放逐这一挑战的反响。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922－前587年间，犹大王国历史上有几大特点。首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大卫得到王冠之日起，大卫家族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据有王位。这个自公元前922年起至其灭亡时止，一直由一个王朝连续执政的现象与其两个邻国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同一时期，大马士革王国与以色列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宁，王冠刚刚戴到一个人的头上，倾刻之间，便又在暴力中易手了。这两个王国从未摆脱与生俱有的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大卫的生涯与阿拉米人里津和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样，也是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之后得到自己的王冠的。不过，尽管大卫的短命帝国灰溜溜地垮了台，大卫的犹大继承人们仍保住了残留下来的臣民的忠诚。

帝国残留的部分包括犹大部落，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以及使雅悯部落领土南侧的边缘地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王朝及其都城在犹大人的心目中居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在位）是迦勒底人米罗达－巴拉丹友亚述联盟的成员，犹大王国居然逃脱了被亚述人控制的命运。犹大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活了134年，比大马士革王国多存活了145年。约西亚国王（约于公元前637－609年在位）统治时期，犹大实际上参加了瓜分亚述帝国赃物的争斗。通过里津在大马士革的政变，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政变，约西亚暂时重建了早在3个世纪前已支离破碎的大卫王国。公元前609年，当约西亚鲁莽地想阻止亚述的盟友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从尼罗河向幼发拉底河进军时，他战败身亡，他的王国也夭折了。犹大王国先是做了埃及的属国，公元前605年以后，它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庸。不过，经过这次大变故，大卫王朝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587年，它才消亡了。

犹大王国令人吃惊的长久使一大批犹大先知的出现成为可能。希西家国王的顾问以赛亚和约雅敬国王的对手耶利米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之上。这两位先知均劝说王室不要向当时的帝国主义大国挑战。王国倾覆后仍活在世间的耶利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知并不是犹大社会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叙利亚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殊的叙利亚国家犹大的其他宗教生活，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叙利亚国家一样，犹大也有自己的国神，不过，对国神的崇拜与其他宗教活动并存。对犹大人来说，经过一再编辑的犹太经典仍能证明这一点。耶路撒冷神庙的式样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的伯特利、亚扪的米尔孔、摩押的基抹以及大马士革的里蒙诸神庙，耶路撒冷神庙是所罗门装修起来、又被希西家和约西亚发现的。当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玛拿西将儿子活活烧死，以期使耶和华实现他们的祷词时，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流行的仪式。当希西家和约西亚肯定国神的特权时，他们的行为与以利亚、以利沙和耶户在以色列王国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至于约西亚摧毁耶罗波安在伯利特的祭坛，屠杀伯利特以及前以色列王国其他地区所有崇拜耶和华的祭司，无非是对耶罗波安迟到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与约西亚的大卫王朝祖先罗波安分庭抗礼。

约西亚的真正发明是，他不仅在重新被征服的地区，而且在前犹大王国全境之内，罢黜了一切地区性崇拜。他诏令全国，必须独尊耶和华，而且必须在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举行礼拜仪式。约西亚一举便把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城邦国家。他的希腊同时代人称这一举措为“同苞混生主义”——意即不是从实际意义上将全体国民集中在一个城市中，而是通过法令，使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成为行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地点，而不论其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约西亚在位的第七、八年，出现了一本律书，从而强调了他在礼拜仪式方面发动的革命，该书与现今的《圣经·申命论》不无关联。作为犹大王国长期存在的结果，作为约西亚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被放逐的犹大人，比起过去的流亡者来，在身处逆境却能保存本社区精神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公元前6世纪结束之前，在一个出人预料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新帝国，这一事件改变了亚述帝国诸后继国的命运。从地域范围上看，新帝国使已经消亡的亚述帝国相形见绌，而且统治的相对温和也使亚述人自惭形秽。上文已经提及，亚述巴尼拔摧毁埃兰王国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人，其直接获益者是居住在今天被称为法尔斯和洛雷斯坦一带的波斯人。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后裔、波斯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自称是“安申之王”，安申似乎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位于卡尔黑河河谷某处，即位于该河从洛雷斯坦高原发源进入胡齐斯坦低地的某地。

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取代了在位的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接管了整个米底王国，无疑，米底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帮派对他采取了合作态度。大约在公元前547年，居鲁士征服、吞并了吕底亚帝国，公元前539年，他又征服、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包括该国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土地。也许是在此之后，他征服、吞并了位于米底东北部的领土（现在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及阿富汗），这里定居着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力图征服一群位于里海东岸、讲伊朗语的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居鲁士二世遇难身亡。不过，这次失败并未使建立波斯帝国的事业告一段落，在公元前525年，居鲁士二世之子、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并吞并了埃及。

随后，冈比西斯神秘地死去，由一个自称是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斯梅尔迪斯（又叫巴尔狄亚）的人继位。阿契美尼斯家族另一支系的代表人物大流士一世，刺杀了这个斯梅尔迪斯（不论他的身份是真是假）。清除这个僭称居鲁士二世之子的人是个行动信号，幼发拉底河以东各省（埃及和吕底亚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发生了广泛的起义。起义者中最义无反顾的是巴比伦人、米底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前乌拉尔图王国西部地区的最后一批占领者）。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位于帝国最东边的波斯本民族的一些部落。

大流士在他自己镌刻在贝希斯敦岩石上的铭文中声称，他在仅仅一年（公元前522年）之内，使镇压了所有起义。贝希斯敦岩石位于从巴比伦城通往东北部地区的路边。也许，再度压服起义者所花的时间要长于12个月，不过，这件事本身是可信的。大流士的伟大胜利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本人和他统率的军队非凡的战斗力。他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饱受亚述人和游牧民族折磨的各族人民普遍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在东北方，他征服了曾打败并杀死了居鲁士二世的马萨革泰游牧民；在东方，他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流域；在西北方，他征服和吞并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一个大桥头堡，又从多瑙河下游南岸扩张到了远在西南的奥林波斯山。

这些欧洲战利品是一场激战的偶然的副产品，当时在黑海以北大平原上这场与西徐亚人的战斗中，大流士一世险遭与居鲁士二世同样的厄运。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欧洲的希腊地区派出一支探险队，受到重创。不过，从整体上看，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二世一样，是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当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486年去世时，第一波斯帝国的东西边疆从印度河支流贝阿斯河一直到品都斯山脉东麓山脚，南北疆界则从高加索山南麓山脚延伸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边。这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也最少压迫性的帝国。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移中，爱琴海地区要比这次大迁移所冲击到的其他地区，蒙受了更为严重的磨难。公元前12世纪，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衰败了；他们先前的疆域缩小了；文字失传了；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了新的希腊文明，及至大约公元前700年，古希腊文明逐渐发展而终于绽放出了华彩，这束文明之花并不是由诗人赫西奥德发现的，虽然他本人的诗歌是早期希腊文化重要的成就之一。或许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但尽管如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是幸运的，就如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时时运不济那样。在这两个世纪里，除去沿小亚细亚大陆西海岸分布的希腊殖民地之外，古希腊世界方才在境外连续打败了亚述军队，又袭击了欧亚大陆上流浪的游牧部落。这些灾难也给叙利亚带来了痛苦，摧毁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时，希腊世界却已恢复了元气。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叙利亚文明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中汲取了灵感，当时，希腊世界显然尚处于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因幸运地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劫掠和袭扰而致使人口爆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约公元前750年，希腊人欠下了叙利亚第一笔债务。当时，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与乙种线形文字（极有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5世纪从米诺斯甲种线形文字转化而来）相比，这是一种可以更好地用来表达希腊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面文字。当希腊人用一些腓尼基辅音字母作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统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之际，他们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为商人们更容易书写和拼读的书面文字。与如今已被长久遗忘了的乙种线形文字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甲种线形文字相比，与苏美尔——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不再是仅仅为极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一种秘密工具。希腊人接受并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统，对古希腊文字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4个半世纪没有书面文字的蒙昧时期，吟游诗人们必须记熟并能复述大量诗歌格律，并掌握即席创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头诗歌朗诵，都成为一次新诗创作活动。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前文学时代即兴诗歌创作中篇幅最长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作品，还是一种新的书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确，篇幅这么长的民间口头诗歌，如果不在第一次当众吟诵之后马上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是很难被人牢牢记住的。叙事史诗与宗教仪典不同，它是一种文学形式，很难于在即兴吟诵中一字不错地传给后代诗人，因为叙事史诗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对全部字句的准确重复。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赖于诗人头脑中大量熟记的简短诗歌格律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那么，口述叙事史诗就绝不会对听众发生感染力了。

叙事史诗因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能不断重演，这样，在保存了诗歌本身的同时，致使这种口述的艺术体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希腊作家们便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体裁：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叙事体散文和对话体作品；这些新的体裁常被用于富于表达或说教的目的，也用于娱乐。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作家们用文字表达出他们个人的情感，记述了他们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交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这种戏剧对话体裁最终被采用为哲学辩论的手段。

希腊人接受并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统，由此而产生了这些文学之果。继之，他们很快又接受了视觉艺术中的外来图案。到公元前8世纪结束时，器皿上装饰性图案中的原几何风格，已被一种新的来自黎凡特的风格取代，在这种风格中，抽象的图形被生物形体的线条写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动物，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然后是人形，同样也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器皿上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到同时代腓尼基商业艺术的感悟；希腊人在三维人体艺术作品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以埃及人为楷模而作出的。

然而，倘若希腊人未能恢复中断于公元前12世纪的与黎凡特地区的交往，那么，无论是公元前7世纪接受来自黎凡特的艺术影响，还是此前于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字母系统，便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交往必然是以海路为主，也必然采取商业贸易方式；因为希腊人不可能从黎凡特人那里免费进口货物。大约早在公元前9世纪，在位于叙利亚海岸北端奥龙特斯河口的阿尔米纳，就已经实地建起了一座埃维亚人的希腊商站。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因为当时希腊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饶的地方来说，其增加食品供应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腊的产品换取进口谷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却也很简单，那就是征服那些无法抵御希腊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领土，并使之殖民化，从而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

公元前8世纪末叶，希腊人开始向西越过奥特朗托海峡，沿着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东南岸进行海外扩张。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开始沿着沟通爱琴诲地区与黑海的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向北扩张。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不过，古希腊时代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只不过是养育了他们的同时代希腊村社的复制品。与此相同，他们这些城邦居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来自农业。他们生产谷物不是为了向外出售，而是为了自己糊口。在开通黑海的海上通道时，希腊人在角逐中失利。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希腊人遇到了可怕的对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一个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同样的民族，可能来自地中海东部，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证实）。

在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希腊人占据了不少优势，而腓尼基人却由于人口原因，更因受到亚述人从亚洲腹地发起的攻击，反而处于不利地位。与亚述军队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较量开始于公元前745年，此时距希腊人在西部开始建立殖民地才仅仅几年时间。尽管如此，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仍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优于希腊人，他们采取审慎而有效的方法，抵销了希腊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避免了亚述人的蹂躏。

腓尼基人未等希腊人占领战略要地便先发制人，以阻止他们据此保持希腊世界向西界扩展的势头。腓尼基人控制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要道直布罗陀海峡的两岸。他们还控制了西北非的东北角与西西里岛两端之间较为狭窄的海域的两岸，另外还控制了撒丁岛的南岸。埃特鲁斯坎人则控制着厄尔巴岛和邻近的意大利本土的矿区。这是地中海西部地区主要的经济争夺对象之一，可希腊人占据的离此最近的地点库迈，也南距意大利西海岸很远。库迈或许是希腊人在西方建立得最早的大陆殖民地，但它仍嫌建立得太迟，而无法预先阻止埃特鲁斯坎人在波普洛尼亚建立矿区，埃特鲁斯坎人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已占据了库迈的坎帕尼亚腹地。

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还通过政治联合来抵御希腊人数量上的优势。公元前6世纪将近结束时期，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自己置于他们中间力量最强大的迦太基统领之下。其实，腓尼基殖民地和埃特鲁斯坎城邦此前就已经相互联合为一体了。于是，当亚洲的希腊人为免遭吕底亚人，继而是波斯人统治而向西方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受到了挫折。公元前500年之前，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殖民活动被迫停止，此时，只有希腊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的库迈西北的西地中海欧洲沿岸部分，即如今法国的里维埃拉和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希腊人在这里的殖民地都置于其成员之一的马西利亚（马赛）的统领之下，此地邻近罗讷河口，这使它成为进入欧洲大陆心脏的通道，同时它也是通过一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捷径进入康沃尔锡矿区的通道，迦太基领导下的殖民地腓尼基人，使直布罗陀海峡成为希腊舰队不可逾越的屏障。尽管如此，大约公元前500年，马西利亚人与北方内地之间的贸易，因当地民族中的一次动乱而被打断。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的聚居地区因海外希腊城邦的建立而扩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们一向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腊世界贸易区域的空前扩展而退居次位。无论是希腊中心地区还是海外，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仍是由一些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的农业公社组成，但是，也有少数城邦开始生产一些专门的产品，以供出口去交换外国的粮食，在与那些他们既无法征服也不能殖民的国家的人民的贸易活动中，他们得以创造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专门化的出口业务之一，便是输出希腊雇佣军。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雇佣军输入埃及，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元前6世纪，米蒂利尼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的一个兄弟，就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军、经济上落后的希腊公社不仅出口，而且也只能够出口雇佣军人。为数不多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公社，出口橄揽油和葡萄酒，这些油和酒盛装在装饰花纹迷人的容器里。容器本身就是很值钱的日用品，尽管它们易碎，但与盛装在里面的油和酒相比，总要经久耐用得多。

在公元前7世纪中，希腊人一直在埃及和乌克兰这两个地区收购剩余的谷物。希腊与埃及的贸易已经很引人注目；希腊与乌克兰的贸易，则是在西徐亚游牧民族大迁徙中落脚定居于黑海北部的干旷大平原时，才成为切实可行之事。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中，西徐亚人是唯一具有良好经济头脑的民族，他们向乌克兰地区的农耕居民征收谷物贡赋，从而避免了因强行役使奴隶而导致农业的毁灭。希腊人沿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但它们多半都是些小型的商埠，而不是像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周围以及在西方建立的那种农业殖民地。

铸币的发明对随之而来的希腊贸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刺激作用。这应归功于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国王（约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确，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从苏美尔城市文明产生以来，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专制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

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以赛亚第二”是叙利亚经院里的一位先知；我们掌握着一份一位叙利亚先知的记录，此人曾于约公元前106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以赛亚第二”生前500年，在比布鲁斯意外地与阿蒙神相遇。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以赛亚第二”自觉地继承了叙利亚的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他本人或是他的编者把他的作品，附加于一位最杰出的长于写作的犹太先知的作品之中，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叙利亚式的先知，虽然从他那里尚无证据说明他受到了叙利亚或伊朗的任何前辈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耶稣和穆罕默德确实是紧密继承了叙利亚先知的传统，这将会错误地导致建立一个把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这两位伟大的后继者排除在外的轴心时代的年表。这样，轴心时代就从一个大约只有120年的时期，扩展为从大约公元前1060年直到公元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那年为止的约长达17个世纪之久的时期。这17个世纪大约覆盖了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的1／3；不用说从前人类的人科时代算起，即使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时代来衡量，17个世纪的跨度也只是瞬间而已。

虽然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是各自独立出现的，我们仍能分辨出一些五个人所共有的特征，尽管其并非只是这五个人所特有的。

首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与人类自身所感知到的这个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最初，人类与那个“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或私人的，而是集体的和公共的。前文明社会与“终极实在”的接触，在那个时期是通过支配着人类的非人性的自然力量为中介物进行的。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改变了他与“终极实在”的接触方式。他以对人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的崇拜，取代了过去那种把非人性的大自然奉为神明的做法。人类的集体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这使人类在与非人性的大自然一争胜负的斗争中，明显地有利于发挥人类的优势。在改变崇拜对象的这种变化中，人类始终未改变对力量的崇拜，而不管以什么为化身，他所寻找的力量都是最强有力的。尽管如此，非人性的大自然作为崇拜对象被人类的集体力量所取代，从精神角度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当人类实现这种精神崇拜的转移时，他们距离他们所瞄准的目标只会更远，而不会更近。

这五位先觉者中的每一位，都抛弃了生斯养斯的那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出于对传统的蔑视，他们既抛弃了自然崇拜，也抛弃了对人的崇拜，并且剥去了那些遮挡住并使人视线模糊的面纱，以直视那丝毫未加装扮的“精神实在”。就这些先知来说，其功不可没。作为一位先知，他坚持认为他的言论都是他对上帝的直接感悟所致，而不通过任何社会中介物。孔子以一种比较低的感情基调坚持认为，他一直在使社会行为的伦理准则得以复兴，即上苍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们具有约束力。最初，“上苍”（天）被想象为一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像人一样的上帝；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这种称谓，不再具有人性的涵义，而是转而被想象成为一种超人的或是非人性的精神或法律。佛陀自然是没有把“终极精神实在”想象为类人化的存在。他认为它与印度传统信奉的所有众神或其中任何一位神祗，都是相一致的。对于佛陀来说，他所追求的“终极实在”就是一种寂灭的状态（涅盘），他不可能从他所追求的那个非人化的“终极实在”得到任何救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修持达到井也确实达到了醒觉之境。

这五位先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他们先前感知事物的那种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五人中最令人崇敬的佛陀，也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到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生灵总是被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

五个人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把他的同时代人引进他所找到的新的道路。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以文字的形式宣示了他们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是上帝通过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先知。向人类传达的启示。）琐罗亚斯德的伽泰（赞美诗）和“以赛亚第二”加入以赛亚原作品中的部分，看上去似乎真是出自这两位先知之手的作品。还有一些手稿声称是佛陀和孔子各自论道时，以及他们各自与弟子们谈话时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些缺乏证据的记录到底与大师们最初的言论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们也同样无法确认，那些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言论，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五位先觉者中的四位：琐罗亚斯德、佛陀、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罗致或至少是领受门徒，这就导致一些新的社团的建立，因为，如果他们打算维持不止一代人的话，如果他们准备吸收更多的人，而不只局限于那种由个人交情建立起来的少数人的小团体的话，这种人际关系就必须制度化。佛陀建立了一种由世俗信徒供养的僧尼制度（僧伽）；孔子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社团，它不算是一所学校甚至也不是一种正规的僧尼制度。我们猜想，“以赛亚第二”或许满足于把他的预言传达给已然存在的犹太人的社团。就另一方面而言，琐罗亚斯德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佛陀对于传播他的精神发现的关切，同样导致了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这种结果对于佛陀的醒觉来说是非凡的。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醒觉，而且，如果他获得了它，那么当他获得它的时候，他便自由地使他的死臻至于涅盘之境。佛陀还延迟了他自己的死亡，他如此有意地留存于使生命饱受痛苦的人世，就是为了向其他的信徒指示他所寻找到的出路。

佛陀使自己远离政治，远离他的弟子圈子之外的社会生活。他是一位王位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为了献身于对免除生命之苦的方法之求索，他放弃了继承他父亲王位的权利，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子女。佛陀在他配觉之后成为一名游学教师，他被各地的国王看作是他们的社会公民，他并不回避与之交往，但他也不去刻意追求。对于争取王室的庇护以促进僧尼制度发展之举，他并不关切。佛教只是在佛陀圆寂了200多年之后，在阿育王时期才第一次得到王室的庇护。而在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却在寻求王室的庇护，并且确实寻求到了。孔子在寻求一个王室雇佣者的位置，他没有成功。每一次个人所遭的冷遇，使这位未受雇佣的公仆，作为一位伦理学教师，为自己增添了一次新奇的经历。“以赛亚第二”不需要任何庇护。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的预言为犹太社团所接受，他达到了这一点。

在这五位先觉者之中，只有佛陀作为例外是远离政治的．如果能够得到机会的话，孔子是乐于从政的。孔子的门徒们在他们的导师去世后，不得不等待了将近350年，儒家哲学才成为选任公共职位的通行证。琐罗亚斯德明显地感觉到，一位统治者的庇护对于保证他传道的成功来说，是必需的条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则不可能避开政治参与。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在某些城邦，如果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不想受到伤害的话，就必须成为主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嘲弄权力，结果经受了意外之灾。至于“以赛亚第二”，他充分发挥了他高度的政治期望。他拥戴居鲁士二世成为耶和华神授的君王，因为居鲁士允许巴比伦的犹太之囚返回犹太；但是他又期望其结果应导致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应当由耶和华做皇帝，而不是居鲁士，犹太人而不是波斯人应当成为帝国的臣民。

“以赛亚第二”富于创造性的新的起点，在于精神而非政治层面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尽力去解决受难问题。毫无疑问，“以赛亚第二”是最早的犹太一神论者，此前最早的阿肯那顿的一神论，早在8个世纪前就夭折了。“以赛亚第二”不仅相信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合法的崇拜对象，还认为耶和华比其他民族的主神更为正义，更具有威力。他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主神都是不存在的。“以赛亚第二”对苦难的看法与佛陀正相反。“以赛亚第二”并不去寻求从苦难中解脱之路，他把苦难看作是能结出实在的精神果实的一种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位“苦难的奴仆”是否像他外表上所作的那样忍受得了隐名理姓，而不去做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犹太民族的化身。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可能作出的两种解释，其第二种比较令人信服，它更符合于“以赛亚第二”自己所隶属的那种先知的传统。总之，显然，“以赛亚第二”认为，坚韧不拔地忍受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经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最后以悲剧而告终的受难者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以赛亚第二”的作品，或许是最早一部对于苦难持这种观点的著述。

琐罗亚斯德把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善与恶斗争的战场．显然，善是注定要赢得这场斗争的；同时，人类的职责应当是站在善的上帝一边，反对上帝的邪恶敌手的积极斗士。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和观念，或许与他所生活着的时空之下的历史形势相抵牾。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与他们过定居生活的邻居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场永恒的边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农耕居民明显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这场历史之战中，琐罗亚斯德确是一位站在游牧民族对面的骁勇的斗士。

孔子作为一位谨慎的保守主义者，他无疑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伦理改革家。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纲纪荡然而不知所措的社会。他意欲恢复那面临被遗弃之危的弥足珍贵的祖先传下来的制度，而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改革。例如，他把“君子”一词的涵义，从“一位贵族的儿子”这一家系血统意义上的贵族，诠释为一个品行达到了贵族标准的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这一解释并不是对过去的涵义的恢复，而是引进了一种新的意思。孔子的“正名”之举，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思想。

佛陀志在根除一切生灵与生俱有的自私和贪心。他有一种直觉，即人类的精神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他有勇气把这种直觉变成现实；他的行为使他获得醒觉，同情心驱使他为他的追随者们指明道路。当他认识到，实行极度的肉身苦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达到醒觉之境时，他便获得了醒觉。此后，他遵循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似乎严于约束普通百姓，一方面却又似乎放松了对同时代的苦行者的约束。佛陀的中间道路，被佛教与耆那教尔后各自完全相反的命运证明是正确的，耆那教是由佛陀的同时代人筏驮摩那创立的一种宗教，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耆那”（意为“胜利者”）或是“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

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佛陀和毕达哥拉斯共同具有同一种信仰和目标。他们的共同信仰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继之而来的应是再生。如果不全力采取措施打破这种令人悲伤的循环，这种死生相续的过程将会无限延续下去。打破这种循环则是这两位先觉者的共同目标。这种信仰与这种目标的结合是颇为独特的，这种信仰到处都有，只是未与这种目标联在一起而已。再生是宇宙的基本节奏的思想，是由相同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的：白昼与夜晚交替反复；相同的一年四季的更替；生命之物一代又一代的重复换代。生殖循环的原因是再生的思想，从依照前辈的姓氏为孩子命名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古代希腊世界，与当时流行的一般信念截然不同的一种类似再生的信仰，开始作为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的一种独特信条逐渐得到广泛流传，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仁们曾因此招致一场政治灾难。在印度，再生的思想，似乎为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同样视为当然。他们之间在这一共同信仰上的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是否存在着诸如灵魂这种东西上。佛陀的反对派不仅坚持认为灵魂确实存在，而且认为这种存在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坚持认为，再生之物不是灵魂，而仅仅是一种与肉体状态毫无二致的薄若绢纱的东西。那种结合为一体的肉体状态，仅仅受贪心的驱使而代代相生。佛陀认为，如果贪心能被根除，这种肉身之浮云便可以被驱散；这就开启了由死亡融为“寂灭”（涅盘）状态之路，在这种状态里，苦难就会化为乌有。

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在他们双方的辩论中，彼此并不存在这么多的分歧。佛陀的反对派宣称：灵魂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指出：驱散为我们的反对派称为“灵魂”的肉体的浮云，使你的死亡融为“寂灭”。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关于“终极精神实在”的本来观点，彼此间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

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贪心；相信人类坚韧地忍受苦难的创造性力量；呼唤退世而致醒觉之路；信仰只存在一个神明；号召人们去做为善而与邪恶斗争的斗士——自从公元前6世纪这五位伟大的先觉者向世界宣布了这些信条，对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和人类品行的训示的改革，便不可逆转了。

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出生、生活和工作于五个互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意昧深长的是，五人中没有任何人是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和法者埃及文明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古老文明仍然存在，但这些新的远见和新的趋向却来自另外一些地区，它们的文明不象上述两个文明那样古老，而此时却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象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骛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合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徽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

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感到心醉神迷。由于这种沉醉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奉献，因而显得尤其深沉。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则——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了，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合作时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这也告诉了波斯人，他们的西北边界并非固若金汤。爱琴海是希腊人的内海，波斯人只有在控制住了爱琴海西海岸时，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东海岸，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吞并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上文已经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亚洲希腊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土已在多瑙河下游和奥林波斯山之间的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这一地区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奥林波斯山之间欧洲沿海地区的希腊拓殖商点之外，还存在一个希腊人的王国——马其顿。波斯人的这个桥头堡与其说是为了震慑西徐亚人，不如说对其他欧洲希腊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大流士还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前往勘察奥特朗托海峡以西希腊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却单枪匹马地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竞争对手，曾被其打败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阿尔戈斯则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被占领，雅典遭到洗劫。不过，雅典人民已经撤离，参战的希腊各国船队未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公元前480年，他们在萨拉米斯对波斯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奥提亚的普拉蒂亚重创波斯陆军。同年，希腊海军又在离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克利不远的海上第二次战胜波斯人。这时，亚洲的希腊人又造起反来，波斯人还丧失了包括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内的欧洲属地。当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终于言和时，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雅典也未能将塞浦路斯与埃及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串通一气，终于又将其主权强加于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头上。到这时，欧洲的希腊人再度开始了他们之间惯常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欧洲的希腊人对于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在这令人难忘的两年中，希腊为数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国家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这两个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希腊人在最后一刻才部分地团结起来，便打败了他们。希腊人应当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政治上，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应当使自己的政治统一永久化、泛希腊化。由于公元前7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世界已经成为经济统一体，经济统一体与政治分裂状态不可能长期共存而不带来灾难。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自大约公元前484年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团结在锡拉库萨周围，当它与阿克腊加斯结盟以后，曾在公元前480年打败了迦太基人，可是，这个希腊移民城邦却在公元前466年解体了。同时，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舰队支援埃及叛乱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险的对波战争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乱被波斯人制服之后，雅典远征军也被摧毁了，同时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将其宗主权强加于中部大陆所有的希腊国家（只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雅典人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人媾和之后，它又于公元前445年不得不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自公元前445年起，这个帝国又继续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达帝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品，斯巴达帝国则在伯罗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区。向雅典纳贡称臣的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成为雅典的奴隶。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团制订了极为激进的、民主化的、与斯巴达法律相同的一项法律。至此，雅典民主与斯巴达民主已毫无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腊人养活，而后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尽管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经显示出，雅典的薄弱环节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它的野心之间大不相称。尽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实际上又削减了雅典公民的人数。这个最迟于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开始实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经昭示出雅典帝国灭亡的厄运。这是则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梭伦法令的一种反动。公元前490年，梭伦允许无力还债而被卖到海外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乡，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将雅典公民权授予移民而来的外国工匠，梭伦正是用这一系列办法扩大了雅典的公民队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在这期间，只有斯巴达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当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使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影响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

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象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公元前478－前338年）

公元前478－前338年期间，希腊世界落入了其政治上的最低点，却在文化上达到了顶点，至少有三位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雅典人，在对他们时代的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受到了其时希腊政治耻辱的影响。这三个人是剧作诗人素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0－前429年）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伯里克利的声名美誉，在于其与古希腊建筑与视觉艺术在雅典的代表作有关。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订立和约之后，他鼓励他的同胞们，以最为美丽的艺术作品装点雅典卫城。然而，也正是这个伯里克利，督促雅典人为这些艺术品筹款，并在筹款时，为建造这些艺术品提供有偿劳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从雅典的希腊臣民那里强行征收年赋。公共防务而不是美化雅典城，才是这些行动的真正目的。为了支付雅典海军舰船费用，建立了基金，当雅典海军的战事因和平的恢复而终止之际，这些费用支出就应当转而分配给在新的民用职位中，作为采石匠、搬运工和泥瓦匠的同样的雅典人。这种基金的“转换”是不正当的；唯一支持此事的是雅典军队。

素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各自都引出了针对一个城邦加诸于公民的不可接受的道德要求的道德心问题。索福克勒斯是在一出戏剧演出中引出这一问题的；苏格拉底为道德缘故而使自己招致死刑，从而引出这一问题。据说，素福克勒斯曾于公元前440年，因其戏剧而当选为十大将领之一，他们受命指挥由雅典同盟发动的对萨摩斯的战争，后者试图摆脱雅典的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接受这一任命的竟是《安提戈涅》的作者。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格拉底竟然愿意参加一支雅典远征军，这支军队于公元前432年对另一个反叛雅典同盟的波蒂迪亚作战。显然，在苏格拉底和素福克勒斯二人眼中，他们作为其公民的那个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的冲突中，不管怎样都是其公民－信徒必须为之尽责的偶像，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良心驱使他们对国家极尽忠诚。

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夜，在一份给斯巴达的呼吁书中，科林斯人把雅典斥责为一个“僭主之城”。在这次战争进程中，据说有一位雅典政治家告诉他的同胞们，如果雅典希望保持她的霸权，就不必因其所犯的暴行而畏缩不前。雅典的霸权衰落之后，得胜的敌手拆毁了把雅典与她的港口连接起来的“长城”，这道长城使雅典在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时坚不可摧。作为一个保持平衡之举，这一毁城行动，受到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欢迎。当时的历史学家——被放逐的雅典海军军官修昔底德记述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即伯里克利本人，把雅典形容成“希腊的楷模”。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这两方面的描述，都是言之有理的。

从此前雅典在希腊历史上的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所起的作用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确实是“希腊的希腊”。希腊世界的文化活动又一次集中于这一特定的地点。伯里克利时代的阿提卡雕刻家菲迪厄斯受雇为雅典卫城的新神庙创作了雅典娜雕像，而且还创作了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这是世所公认的雅典文化精品；尽管奥林匹亚是泛希腊的礼仪中心，但由于它位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版图内，因而它受斯巴达领导；为了庆祝公元前480－前479年击退波斯人的胜利而对奥林匹亚的装点美饰，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伯罗奔尼撒人对同时代雅典装饰风范的短促而有力的一击。

当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也并未能垄断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不仅被奥林匹亚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个时代更早些时候，在形制规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过。在泛希腊的喜庆节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进行颂歌创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诗人平德尔（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亚，是希腊哲学中一元论学派的学校所在地，这所学校以不屈不挠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20年）为代表；与毕达哥拉斯再生思想相关的多元论的复归，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学家兼医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所为。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为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驾驭语言的艺术为一些语言大师创造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称作诡辩家（“耍小聪明的人”），以此来低毁他们。最初出现的诡辩家之一，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莱昂蒂尼的戈加斯（约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诡辩学者不断在整个希腊世界涌现，其中许多人都到雅典去，因为雅典是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们不理会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诽谤性攻评，那么著名的诡辩家中，便没有一个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与众不同的贡献，主要在戏剧艺术、哲学和瓶饰绘画艺术诸领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既不同于荷马史诗，也不同于后荷马时代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然而，不同于荷马史诗之处还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那样，表达了个人的和个性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宗教仪典的令人惊异的异变，而这种宗教仪典起初充满着粗野的性感和狂欢气氛，并在以后始终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迹。这种放荡的仪典，并非是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过令人喜爱的巫术，达到刺激人类自身生产和驯化植物与动物的目的。尽管如此，从中仍异变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纵酒宴乐，小亚细亚对赛比利女神狂欢滥饮的礼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们倾泻情感的预言，米列维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纪叙利亚国王扫罗影响的那些先知们的狂乱言行。

当雅典戏剧家们从这种毫无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创作出戏剧时，他们的演出技艺达到了非凡的水平。剧中，人类生活的露天场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处，在一支合唱队和一组演员的相互合作中，呈现于世人面前。由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剧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纪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犹太先知那样地具有个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家的作品得以传世，他们是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9－前380年）。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些戏剧诗人们异彩纷呈的才华。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成为他们议论有争议的现行政治问题，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学之母。希腊哲学的诞生地，是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然而，苏格拉底却以审慎地改变问答范围——从物质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这种爱奥尼亚的理智活动发生了转变。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也是克罗托内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他从锡拉库萨的戏剧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对话形式的范本，立以这种对话形式创作了他的哲学著作。柏拉图对希腊哲学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在于认识论，即有关宇宙结构的理论。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是通向形而上学之门的认识，与诗人在逻辑思维内的直觉，以及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翅高飞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斯特吉洛斯（哈尔基季基东部沿海的一个小的希腊殖民城邦）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尔后的批评者，他也曾是雅典的临时公民。也可能是在家乡马其顿，他应腓力王之邀，一度曾任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个数学家；以柏拉图的标准，他是缺乏想象力的，或许正是脚踏实地而使他引以为荣耀。他是柏拉图式的知识巨匠，他毕生致力于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诸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学科的开拓者，尽管他在世的时间比柏拉图要短18年。他的著作为以后所有希腊哲学所汲取，并在公元12－17世纪期间，支配了西方基督教精神世界。亚里士多德还是最早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一个在政治和物理科学领域组织他的学生从事研究活动的优秀的组织者。在古希腊哲学家的黄金之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耀胜过所有他们的前人和继承者，苏格拉底的光辉映出了这三位声名最为显赫的巨匠。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陶工和花瓶画匠继续占据着市场，包括十分赚钱的埃特鲁斯坎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公元前6世纪，他们从科林斯与斯巴达竞争者手中赢得的。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产品在意大利市场的优势，才受到以流行的雅典风格在阿普利亚成批仿造的产品的威胁。一些最优秀的雅典花瓶画匠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上姓名，这表明无论是画匠本人，还是他们的主顾，都把这些作品视为艺术品。幸存下来的雅典花瓶画匠们的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从另一方面而言，似乎这些雅典花瓶画匠的同时代人，对这些雅典艺术品的美缺乏审美感觉，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作为对雅典收支平衡有益的出口物，在他们眼中通常只具有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公元前329－前221年）

在公元前359－前338年这20年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把他的政治统治，扩展到了奥特朗托海峡以东除伊庇鲁斯、斯巴达和拜占庭之外的所有欧洲希腊城邦。在公元前334－前325年的10年之内，腓力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包括它曾在印度地区控制的所有领土，并从未丧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疆土的控制权。公元前324－前323年两年里，亚历山大有效地控制着整个旧大陆的中央地区。公元前324年，他命令科林斯城邦同盟的所有成员遣返被他们放逐的公民，以表明他对希腊的统治权。亚历山大意欲征服其余的文明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阿拉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地球表面的土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多大。）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意外而突然地过早去世了，因而，他正在实行的政治抱负，尽管十分宏大，却至此完结。他生前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摧毁波斯帝国，但却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个他所为之奋斗的全球帝国。他吞并了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但是在他身后，这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却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338年之前，那个地域较小的前亚历山大的希腊世界，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生存的，那一年，腓力二世建立了科林斯同盟。亚历山大的死，成为为瓜分他开创的短命帝国而引起的斗争的信号。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南部城邦，立即起兵反抗马其顿。公元前322年，除埃托利亚之外的所有南方城邦，都被迫投降，但到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联合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交战的各方互相争夺原波斯帝国政府200年间从它的属邦掠夺积聚的金银，以筹措资金。他们争相滥用这些金银于装备马其顿的军队，各方还招募非马其顿人的希腊雇佣军，以补充兵员之不足。用金钱雇用士兵的方式，很快就在整个大希腊世界流行开来，其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致使希腊工商业中心地区靠工资为生的公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这些战争，与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以强力实现和平之前的希腊城邦战争相比，其激烈残忍程度要小得多。崇奉城邦制的公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彼此争战。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受到他们的部属或是他们自我的崇奉，但他们的这种崇奉并不是十分虔诚的，因为他们首要的目标毕竟还在于掠夺。希腊城邦制如今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它们已成为继承人战争游戏的赌注，战争的主力是职业军人，而不是支付给士兵的金钱。因此，屠杀被打败对方的军队所取代，得胜者吸收败军加入自己一方，同时，对城镇的劫掠，也被他们对城镇的“解放”取而代之，那只是对从某些敌对的军阀手中攫取对这些城镇的政治控制权的一种婉词而已。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劫掠底比斯并把它的居民出卖为奴隶，和公元前223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安提柯三世及其盟友以同样的暴行对待曼提尼亚之间的这些年里，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经希腊人之手遭到毁灭。（在相同的时期内，阿克腊加斯和奥特朗托海峡以西的其他希腊城邦都遭到了劫掠，他们的居民都沦为奴隶，这些都是非希腊人所为。）即使如此，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此后继承人后裔们之间的经常爆发的战争，仍使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大希腊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对绝大多数前波斯帝国版图之内的居民来说，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的统治，只是一种更糟的变化。波斯的统治给予它的臣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使他们从亚述军队蹂躏的影响中恢复元气。与亚述帝国相比，波斯帝国统治松散，在其统治晚期，帝国已摇摇欲坠，混乱不堪。埃及退出了帝国；地方督抚们反叛了；高原的部族也摆脱了帝国政府的控制。波斯的控制与如今取而代之的希腊的统治相比是较轻的。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就像前亚历山大时代一样，希腊世界由于缺乏最终结局而始终战乱频繁。

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和尔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的意义，就在于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召了步兵，以弥补由贵族组成的马其顿骑兵的不足。（骑兵始终是马其顿军队的主力部队，但假如没有农民步兵方阵的配合，它便缺乏足够的力量赢得并维持其征服。）当亚历山大侵入波斯帝国之际，他不得不把一半军队留在欧洲殿后，以镇压南方的希腊人并阻挡北方的蛮族。马其顿为了满足亚历山大不断提出的新的征兵需求，而耗尽了它所有的人力储备。此后，每一位继承人都至少要保持一支由马其顿人组成的禁卫军团部队，以作为其嫡系军队的中坚力量，而正是借助这支嫡系军队，他才得以征服并维系他从腓力和亚历山大留下的帝国版图上瓜分到的那部分领土。公元、前280－前279年，亚历山大的继承战争刚刚结束，马其顿就受到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凯尔特游牧民的侵扰，在她摆脱这些蛮族入侵者之后，她发现自己已面临人力不足境地，并仍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与北方蛮族作战，另一方面要与摆脱了马其顿控制，而如今不断向她发起进攻的南方希腊人作战。

对马其顿威胁最大的南方的希腊敌人是埃托利亚同盟。这是公元前322年唯一一个未向马其顿投降的、反叛的希腊城邦同盟。大约公元前300年，埃托利亚人在政治上确立了他们对德尔斐的控制，那是一个保持了前亚历山大时代重要性的泛希腊圣地。此后，埃托利亚又逐渐吞并了她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到公元前235年，她的势力范围从希腊半岛的东岸扩展到西岸；公元前226年，在她对外扩张的短暂的高潮时期，埃托利亚顺利地推进到了马其顿的南部边界。埃托利亚具有罗马人那样开阔的政治胸襟，给予所有被并入其国家中的人民以完全的埃托利亚的公民权。

公元前251年，亚该亚同盟沿科林斯湾的伯罗奔尼撒海岸也同样开始向外扩张，然而与埃托利亚相比，它的扩展是很不巩固的，其在军事势力方面无法与埃托利亚相匹敌。而且，亚该亚同盟在斯巴达还遇到了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尽管这个过去的伯罗奔尼撒霸主在公元前369年和公元前338年，先后被底比斯人和腓力二世割掠了许多领土，但依旧保持着不可屈服的气势。

在当年波斯帝国版图上建立的两个最主要的希腊城邦，是由亚历山大麾下的两员大将托勒密和塞琉古分别创立的。托勒密获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南半部，塞琉古虽然没有全部获得，却获得了波斯帝国亚洲遗产的绝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比希尼亚建立了一个地方王朝，从而获得了独立；黑海和内陆的卡帕多西亚及北部米底（阿托帕特尼，阿塞拜疆），也在伊朗王朝的统治下安居。公元前302年，塞琉古被迫把伊朗东部边缘地区割让给印度帝国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孔雀，此人自公元前322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南方的希腊城邦。旃陀罗笈多成功地驱逐了马其顿在印度地区的驻军，继而把它的版图扩展到了塞琉古征服恒河——朱木拿河流域的摩揭陀帝国时获得的广大地区。

塞琉西帝国过于辽阔，因而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发生于公元前281年的最后一场继位之战中，塞琉古只是名义上的胜利者；当他遇刺的时候，他已经又一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向马其顿方向前进；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逐水草而居的凯尔特游牧部族，他们定居在小亚细亚的心脏地区，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则四处侵袭，广为征战，直到他们被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小国帕加马阻止为止。这个小国是由一名幸运的军人创建的，他获得了被置放于那里城堡中的大量波斯人的财宝。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西疆域的范围，因乌浒河——药杀水地区的希腊行政总督的脱离和同时发生的西部省份安息被帕勒人（一个故居在今天土库曼的游牧民族）占据，而急剧缩小。

在整个公元前321－前221年期间，亚历山大遗留下来的令人厌烦的遗产，就是那些极具灾难性的战争，其后果是无法确定的。马其顿无法重新征服南部希腊，而南部希腊也无法撬开马其顿束缚于希腊之上的“三副镣铐”，这就是德米特里，哈尔基斯和科林斯的卫城。公元前243年，亚该亚人从马其顿手中解放了科林斯，但作为对马其顿站在亚该亚同盟一边，卷入对斯巴达武装干涉的回报，公元前225年又把科林斯卫城还给了马其顿。公元前222年，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打败了斯巴达人，在斯巴达历史上，这是斯巴达本土第一次被外国军伙所占领；然而．斯巴达很快重新获得独立，并继续被看作是一个军事强国。与此同时，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已被托勒密二世从德米特里一世手中夺走，尔后又于约公元前257年和约公无前246年，被马其顿作为先后对科林斯和安德罗斯海战胜利的战果，从托勒密帝国手中夺走。公元前221年，为争夺处于托勒密和塞琉西帝国之间的南叙利亚而爆发了第四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得这块不屈不挠顽强抵抗的土地，仍然保留在托勒密帝国的手中。

221年，旧大陆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政治统一的完成，这一年秦国最终实现了对它的六个竞争对手的征服和吞并。中国的统一是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从那以后，中国的分裂往往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统一的中国正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向西直到地中海西部地区，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正处于一个痛苦时代的前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直到公元前31年和公元后48年，才先后摆脱了这一时代。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公元前334－前221年）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4个世纪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开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习惯于讲希腊语，并习惯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尽管已得到证实，其并非是从雅典移植而来。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曾移传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虽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过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公元前30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会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伊壁鸠鲁的同仁们在雅典居住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兰萨库斯的富有的弟子们为他们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在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吕克昂，后者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4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剧团联合会就是这种把泛希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的保护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艺人，在所有拥有剧场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戏剧。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悲剧，与他在晚年创造的古希腊风俗喜剧一道，在希腊剧坛上发扬光大。

开设于雅典的两个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社团孤芳自赏，远离世俗；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两所学院，则是应当时知识界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伊壁鸠鲁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一样，倡导他的学生规避公共生活。伊壁鸠鲁把他的财富化入他的私人友谊。芝诺则象孔夫子那样，教诲他的学生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因为，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君主城邦国家的一个公民，个人已不再可能依赖于道德来支持或约束他的责任。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学，所以，从较大程度上来说，都是犬儒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统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健身房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或许是与亚历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样，他也认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从物质财富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后亚历山大时期的犬儒派哲学家们，四处云游，用他们的主张号召民众。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口，而且通过身体力行传播他们的苦行主义。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化财产中最易于传播的，莫过于希腊语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国际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语。古希腊共同语的雏型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国（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个世纪中，而更为幸运的是，腓力二世国王采用它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官方语言，却把马其顿当地的希腊方言弃之脑后。从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语使作为官方用语、世俗文学和日常生活用语通行于希腊世界。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活语言，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希腊生活对它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雅典希腊语同时仍然以其“矫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并四处传播。

古希腊共同语的雅典语，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实用语言，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语，则是语言艺术家为使思想内容服从于文字风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润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科学家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杰出的发现。赛里尼的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精巧的观察和测量，大致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280年）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1年）却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过去的错误位置上；而在锡拉库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为把他的科学理论应用于民用和军事技术的粗俗行为而表示歉意。

与政治征服一同进入波斯帝国所遗弃的领土的希腊文化，同样也需要一种便捷的社会载体，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从前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会体制中发现了这一载体，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没有一个城邦最终完全保持其独立。罗得岛则是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罗得岛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下，击退了德米特里一世（“围城者”）发动的进攻。希腊世界的向东扩展，使得罗得岛在海上交通网中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得岛控制了爱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和位于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国的西部首都。尽管腓力和亚历山大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们吞并了大多数前希腊城邦的领土，他们却又依据一种新的样式，新建了329座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领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和伊朗人，通常也对希腊城邦施之以礼遇。公元前348年腓力对奥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破坏，均属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代继承人中两个最为残暴者之一的卡山得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对底比斯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当公元前227年罗得岛毁于地震之际，希腊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城邦都为救灾作出了慷慨捐赠。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当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未纠缠于任何对于过去主权独立的富于诱惑力的回忆，面对着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农业居民，那么这个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创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创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时期的菲利皮，这个城市镇守着腓力王的金矿；最著名的还要算亚历山大创建的位于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其后，许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这个名字命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中，最勤奋地致力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塞琉西和希腊君主们，他们摆脱了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并最终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一处会场、一所剧场，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馆。剧场和会场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会场所。体育馆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场所，相当于犹太人的会堂。在非军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馆则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运动员的俱乐部会所。

发达的城市不仅是希腊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而且也是马其顿的老兵及其接受过最初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子孙们与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们的混合聚居之所。

通过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众多的传播载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之内。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时代的秦王朝那样，实行了直接的行政统治，他们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城市——亚历山大和诺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居民点只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城邦，还有少数城邦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兰尼加、诺克拉提斯和远在东北方向的一些希腊人流放地。在公元前3世纪中，城邦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是很有限的。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尽管数量不少，但对于由非希腊人口汇成的汪洋大海来说，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岛。这些城市周围农业地区的农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墙之内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区。在叙利亚，阿拉米共同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语（希伯来语），而希腊共同语在这方面则显得逊色很多。希腊共同语只是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语，成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语，而在伊朗东北部地区，希腊字母则通常被镌刻于一些官方的碑铭，用以表达伊朗的地方方言。尽管如此，阿拉米文字最终战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前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3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取霸权。象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3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获取大量财产，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环形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则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继马其顿而起的希腊国家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根本性的政体变革，还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变革。这些有关其他生活层面的变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们发起的，另一些是他们改革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则是碰巧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些同时产生的变革及其作用的积聚，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解体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为第一轮的诸侯战争所削弱，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轮诸侯战争则打碎了这一社会结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有意地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统治者们倾向于歧视商人——这一时代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但是，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国际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术革新中，有运河的开挖和金属货币的发行。这两项创新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且都产生于诸侯国。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横贯吴国境内。吴国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军事运输，但是，运河也附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这是通过对具有生产潜力的沼泽地进行排灌而实现的。公元前4世纪，中国引入了牛耕，铁作为农业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铜。公元前4世纪的这些技术创新，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各诸侯国政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引进是否由政府发端，就象铸币和运河那样。我们也不知道铁和牛耕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路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地区，铁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长期使用。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太平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象3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地区边缘的秦国。

第二轮诸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在那一年，楚国攻破越国，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为越国所吞并的吴国。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个幸存下来的大国签约建立了反秦联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战争中，秦扮演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角色。这几次战争中，魏国获得霸权的企图被彻底挫败了。公元前316年，秦国独自打败了六国联军，尽管六国联军由于有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实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扩张穿越了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进入了现在的四川省，然后又从西方进攻楚国。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经完成了对楚国剩余地区的包围。与此同时，秦也进攻了北方各国。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统一全中国之际，却在公元前270年被赵国打败。赵国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败秦。秦不得不接受暂时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战争是残酷而关键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这一功业的第一次被败坏，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灭亡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己经汉化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公元（前506－前221年）

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财产），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首先是在关于实际生存上，其次是在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方面，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1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开创了中国哲学。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当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的阶段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能力，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服务的，即为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的目的服务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对法家说来，“法”等于君主的命令。他们认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权力，对臣民和贵族强制推行他的命令。他们还认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满。他们又认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专制政体应当改进这种自然状态。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战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哲学，尽管遵行的程度和残暴的程度各不相同。

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实际上垄断着政治权力。君主们乐意任用具有实用头脑的法家哲学家来组织和管理自己国家的行政机关。秦国在危难时刻任用了两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机关，这在秦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转折点。商鞅于公元前356－前338年改革了秦国的政府机构，并在一部著作中记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论。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是秦国统治者赢政的亲信顾问。赢政从公元前247－前221年是秦国的国王，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08年，则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却使他的主人秦王赢政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从而也消除了法家垄断政权的基础。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相反的理论。一些思想家赞同法家关于贵族血统不再是（也不应再是）担任官职的条件的观点，但他们不赞同法家的另一个观点，即用为统治者权力欲服务的才能来取代贵族血统，作为任官的条件。他们寻求一种道。与奉承专制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这种道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构造得更好。

如果道还没出现，就既不能辨别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预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义似乎是代表爱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它大概已经变得客观化了。正如孔子所看的那样，“天道”是远古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被破坏了。孔子阻止中国社会崩溃政策的一个方面是，号召恢复传统的礼。礼是义的保障。但是，对于君主和他们的臣下来说，什么是义的标准，正如孔子认为的那样，真正的义不是追随非道德理智的国家；义是发掘仁。只有当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国民以仁慈相待，各尽本分，就象传统家族中，成员们依其相互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才算是正确地遵循了天道。

我在第25章中曾经指出，孔子重新解释了君子一词。君子的传统含义是“贵族子弟”，即“君主的儿子”，而孔子却从道德的意义上将它解释为“高尚的人”。孔子的弟子们逐步以新的含义柬代了旧的含义。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约公元前315－前236年）则强调了儒家对于遵守传统礼仪的关注。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争战的最后和最为痛苦的时期，他赞同法家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一定种类和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这一关键术语时，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词一般用来表明道德观念，极少用来表示原始的家系观念。

比儒家的道的观念更为形而上学的“道”的观念，是由中国哲学派别中杰出的道家发展起来的。这个概念出现在两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认为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以及以作者庄子之名命名的著作。庄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5－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对于道家来说，道是现象世界之内、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存。实存的道是无为、不可抗拒和仁慈的，而且，按照所有的这3个特征，它与人之道是相对的。按照人之道，人类通过热病之为挫败自己，导致暴力行为，而且，这一切又由于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断恶化。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家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和专制政府管理社会方法的进步，而这些东西在公元前4世纪已产生于中国。到这个世纪，《道德经》和《庄子》已具有了它们现在这样的外形。道家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是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而这正是儒家为中国文明的弊病所开的药方。道家为治愈战国时代的创伤的药方是，遗弃文明，恢复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本书的第2章引述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这些章节表明了道家的世界观。公元前4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学说可能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公开批评了战国时代争鸣的其他哲学派别的各种论点，而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精神中的某些东西。

墨子（约公元前479－前388年）的空想哲学却没有长久发展的余地，墨子认为，对于人类同胞的爱应是平等的和没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则反驳，普遍的爱是不切实际的；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无疑问，他会引述佛陀对于妻子、儿子和父亲（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他还会把墨子这种明显违背公认的社会义务的主张，与佛陀对于全部有感觉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较。

实际上，墨子与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墨子与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传统，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墨子与道家不同，他感到应该关心自己的同类，并对他们负责。在这两点上，与其他两个非儒家学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还不具备足够的儒家观点，使自己与儒生们和解。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我们对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前4个世纪印度的世俗事务的了解，要比对此前4个世纪稍稍多一些。但公元前600－前200年与公元前1000－前600年一样，印度的主要历史事件仍然发生在宗教方面，就我们对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印度世俗事务的了解来自印度本身的史料来说，它是附加在宗教事件的记载之中的。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由于婆罗门垄断着举行灵验的礼拜仪式的权利，这种垄断权又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婆罗门在领导印度教的这种精神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称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时代，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这一事实同样值得称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是刹帝利，也都是贵族。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个城邦国家位于今天尼泊尔王国境内。大雄（又称耆那，意为“胜利者”）是吠舍离城一个刹帝利部族首领的儿子，该城是比哈尔邦北部维德哈王国的首都。两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利提出过怀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祗和种姓制度本身。他们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种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印欧语系移民对印度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这一政治事件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与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两个阶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最初占据的地方。但这一地区仅限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缘。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后尘的操原始梵语居民创造的印度文明都向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进行扩展。在《吠陀》成书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语居民的居住地区，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实际上采用了已经定居于此的梵语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发现，到我们对其风俗习惯了解的最早时期，先前从事游牧的定居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起源于梵语的方言，遵奉印度宗教以及与该宗教相关的社会结构。

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经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从旁遮普到恒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汇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占多数的正统印度人开始不以为然地把他们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园看作是半蛮荒之地。这种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继欧亚游牧民族定居后，在同一时期又被纳入波斯第一帝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尔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镇压了帝国心脏地带大起义后，又在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区。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与中国一样，恒河流域在政治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规模不等，国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罗卫是个小国；大雄的故国维德哈（位于今比哈尔的恒河以北的地方）则较大；最大的国家是迦毗罗卫的南部邻国俱舍罗（今北方邦），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摩揭陀（位于今恒河以南的比哈尔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时代，印度诸国的竞争愈演愈烈。与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迦毗罗卫就是一个早期的牺牲品。佛陀在世时，亲眼看到了俱舍罗对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释迦族亲人及其国民遭到的屠杀。印度与中国一样，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匹黑马。这个国家不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俱舍罗，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于摩揭陀境内，他的主要传教场所萨尔纳特的鹿野苑则在伽尸。鹿野苑邻近朝圣者麇集的圣城波罗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来自印度各地的听众。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国，而且，虽然佛陀经常出入鹿野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和门徒却经常到处巡游，除非雨季到来，路途难行。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佛陀出身王室，这使他得以进入各国国王的领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什么特权。印度的传教者和苦行者就象当时中国的纵横家和哲学家一样自由地往来于相互混战的各个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约500－前450年，摩揭陀国赛宋纳伽王朝统一了今属比哈尔和北方邦一带的地区。人们也许会认为，印度东北部邻近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得到统一，会导致波斯帝国和新兴的印度帝国之间的冲突。但没有这种冲突的记载。如果的确没有发生冲突，原因可能是，到摩揭陀统一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时候，波斯帝国政府已失去了对印度河以东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与大流士三世皇帝的军队作战的“高地印度人”，也许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领土上的居民。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7－前325年进袭印度河流域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和部落共和国。亚历山大的袭击是短暂的，他建立的政权也只是昙花一现。听到征服者死亡的消息后，这个政权就垮台了，但亚历山大剥夺印度河流域诸国的独立，却为一个印度帝国的创建者铺平了道路。公元前322年左右，孔雀家族一个家世不详的人旃陀罗笈多逐走印度河流域的马其顿驻军，使自己成为亚历山大在这一地区的遗产的主人，随后又征服并吞并了摩揭陀帝国，该帝国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已被难陀王朝从赛宋纳伽王朝手中夺取，难陀人可能还通过吞并德干地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因此，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也许还有德干地区，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统一起来。

公元前305年左右，旃陀罗笈多与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一个继承者塞琉古一世发生了冲突。塞琉古以巴比伦为基地，将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统一在自己手中。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另一个继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后方占据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因此，塞琉古便不得不对他进行报复。公元前303年塞琉古为与安提柯一决胜负，向旃陀罗笈多购买了500头战象，代价是将前波斯帝国领土的东部边缘地带割让给旃陀罗笈多。割让的地区肯定包括贾拉拉巴德附近喀布尔河岸的拉马甘和赫尔曼德河谷地的坎大哈，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留有旃陀罗笈多的孙子和第二个继承者阿育王刻写的铭文，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孔雀帝国和塞琉西帝国的边界比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和塞琉古一世协商划定的界线向西移动得更远。阿育王铭文的位置也显示出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达到的边界，或者他的第一个继承者宾头沙罗在位期间的边界，东起孟加拉境内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地区以北的三角地带，南到今天马德拉斯市所在的纬度，到处都发现了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阿育王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其后再未进行军事征服。可以推测，阿育王继位时，羯陵伽仍是帝国领土内一块独立的飞地。当时，孔雀帝国的南部边界，大体是沿着马德拉斯所在的纬度一线，横贯印度半岛东西海岸。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时孔雀王朝的前任难陀王朝已经达到了这条边界。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在巴布拉和鲁明代铭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还干涉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的事务。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关心对“达摩”的鼓励和宣传。他对“达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象孔子对道的描述，而不象佛陀对信徒的精神训练所作的明确规定，以及佛陀对行为戒令所依据的原则作出的明确阐述。而且，尽管阿育王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样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象这两位波斯皇帝和他们的前任居鲁士二世一样，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第十二大岩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臣民尊重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代表着当时能与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敌的两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铭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充分显示了他狂热宣传其达摩观的诚意。坎大哈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希腊语是马其顿建立在波斯帝国领土上的国家正式语言，阿拉米语是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本身的正式语言。位于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铭文是用起源于阿拉米语的去卢文字母写成的，（直到波斯帝国即亚历山大推翻以前，这两个铭文所在的地区可能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其他铭文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写成的。

这种文字是婆罗门用来记载其礼拜仪式的文字。婆罗门使用的语言本是原始梵语，但阿育王用婆罗米文字来表达当时使用的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他甚至用这种方言在南部刻写铭文，尽管那里的臣民使用的母语是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在阿育王时代，达罗毗荼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也许在阿育王的达罗毗荼语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读懂北部臣民当时使用的印欧语系母语形式。

那么，阿育工真的贯彻了孔雀帝国政策中的新方针吗？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似乎可以肯定，他在征服和吞并羯陵伽后再未发动过新的战争。他在国内外宣传达摩，将它作为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一点也是相当肯定的（他的铭文就是明证）。但他宣称（第四大岩刻敕文），他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臣民道德行为水平，对这一类说法我们却无法辨别真伪。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使帝国行政更加人道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他告诫他的官员，要对他统治下的众多臣民负起责任，要象护士对待孩子那样温柔地对待他们（第七石柱敕文，第一独立敕文）。他开创了，至少是恢复和保留了派遣巡游督导员的做法（第三大岩刻敕文）；他自己也亲自出巡（第八大岩刻敕文；小岩石敕文）；他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官吏阶层，负责管理慈善基金、宗教教派，以及诸如植树、掘井、建立医院和兽医院的事务（第五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并限制宰杀牲畜（第一、第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五、第六石柱敕文；坎大哈铭文）。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象他宣称的那样（第四大岩刻敕文、坎大哈铭文），在使他所继承的行政机器人道化方面成就斐然。法老阿肯那顿早已发现，正常运转的组织具有一种足以摧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精心制订、倍加珍爱的计划的顽固力量。至少有两种迹象表明（第六大岩刻敕文；第一独立敕文），阿育王发现自己不那么容易及时了解情况，有效控制下属的行动。

我们对孔雀政权的了解，大都来自一本至今留存的手册《政事论》。该书自称是考底利耶的著作，他是一位行政管理专家，据说当过王朝缔造者旃陀罗笈多的顾问和助手。但我们无法了解，在这部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多少是考底利耶的作品，或者说，是否有哪一部分是他的作品。书中很多内容都包括后人的修订和补充。而且，即使我们推测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无法辨别这一部分是不是对具体实践的描述。也许它不过是一种学究气的反乌托邦，反映了一种未曾实现的“现实政治”观念。但是，如果《政事论》中确有描述孔雀王朝的实际做法的真实内容，它所显示的孔雀帝国，就是一个极权官僚的警察国家，对臣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活动实行无所不至的残暴控制。《政事论》对孔雀政权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塞琉古政权驻华氏城（今巴特那）孔雀王庭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所写著作的残篇中得到了证实。如果确实如此，孔雀政权就与波斯第一帝国及其马其顿人亚洲后继者塞琉西帝国的宽松政权不同，它可能象同时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权那样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恶，尽管在这方面还无法与中国的秦国相比。

如果真是如此，阿肯王使臣民的生活更加宽容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功，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确实永远地提高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鸟兽，仍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动物自信对它们的造物伙伴人类没有任何恐惧，在22个世纪之久的经验中，它们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阿育王的臣民却可能没有从他的博爱主义中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权可能确实大大地摧毁了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这样，这将十分有助于解释孔雀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短命帝国的原因。

孔雀帝国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里，处于正常运转之中。它是从印度东海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各地一系列主权国家中的大国之一，这些国家填补了某些政治真空。这些政治真空的产生，有些归因于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的成功，有些则归因于亚历山大建立囊括旧世界全部文明中心的更大帝国计划的失败。这90年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毁灭以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是在阿育王执政的最后30年中，一切有感觉的生命，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一位统治者而得到了缓解，这个统治者铭记佛陀对减轻生命痛苦的关心，同情耆那教徒对一切非人类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柔情。但是，甚至在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孔雀帝国就已经开始显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在他死后，帝国开始发生分裂。公元前183年，它终于寿终正寝。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前7世纪的地中海西部地区是繁荣昌盛的。从塔拉斯（塔兰托）沿着意大利半岛沿岸，从靴型半岛的“脚踵”，向右转到“足尖”，向上远及皮塞库萨（伊斯基亚）岛和库迈（除马西利亚之外，这是分布于奥特朗托海峡以西所有希腊殖民地中建立最早，也是最遥远的两个殖民地），希腊人使自己站稳了脚根，定居下来。他们还占据了西西里岛的东岸和南岸。因此，他们便获得了从地中海东部经墨西拿海峡，进入第勒尼安海的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大约公元前600年，他们在马西利亚（马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此地是上经罗讷河谷进入欧洲大陆北部，以及穿过海峡到达康沃尔锡矿区的道路的起点。公元前580年建于西西里岛南岸的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乃是地中海西部地区最后建立的重要的希腊殖民基地。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希腊人从迦太基人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埃勒迈人手中，夺取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迦太基人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封锁了希腊船只的通行；迦太基人和残存的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一道与埃特鲁斯坎人合作，成功地阻止了希腊人通过获得对撒丁和科西嘉的控制，把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与马西利亚联接起来的企图。早在公元前7世纪，参与过希腊人向地中海西部扩张的亚洲希腊人就一直蒙受着灾祸的缠绕，这灾祸从公元前745年希腊人在叙利亚与腓尼基人角逐之际使相伴而来。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受到了来自背后的，先是亚述帝国，继而又是亚述的后继者巴比伦国的强大陆军的进攻。大约从公元前660年以后，亚洲希腊人先后受到吕底亚人及吕底亚的征服者波斯人的进攻，并渐次被征服；公元前539年及其以后的日子里，波斯登上历史舞台使亚洲希腊人所处的困境进一步恶化，但却使腓尼基人减免了痛苦。在同一个时期，希腊人在西部地区的角逐中在两个方面攫取了优势：数量方面的优势和控制着内线的地理优势。由于希腊人控制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沿岸，致使迦太基人与他的埃特鲁斯坎盟友被从地理上分隔开来。不过，直到公元前500年，西部的希腊人始终处于守势。其积弱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内部的自相残杀。大约公元前550年，希腊殖民城邦西里斯和公元前511／510年的锡巴里斯，均是在其他意大利希腊人的手中被劫掠一空。公元前444／443年，锡巴里斯被图里取代；以后，西里斯被黑勒克利亚取代；但是，西部地区希腊人在关键的公元前6世纪期间所蒙受的损失，却再也无法完全挽回了，他们彼此间继续保持着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直到他们共同臣服于罗马之后，最终在罗马人的强制之下才实现了彼此间的和平相处。

假使西西里的希腊人未能及时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超城邦规模的政治结构的话，西部希腊人也许在那时早就不仅臣服于罗马人，而且臣服于迦太基——埃特鲁斯坎联盟两个世纪之久了。这是专制君主运用亚述人的方法，即通过流放而使臣民的意志屈服的方法实现的。在公元前505——前491年期间，在西西里东南部建立了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的公国，它的首都设在锡拉库萨。这个公园是以十分残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就像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公元前488－前483年期间，通过兼并希梅拉到阿克腊加斯的广大地区，横跨西西里岛南北的第二西西里希腊人公国建立了起来。

公元前480年，迦太基人武装入侵西西里岛，回击了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二次扩张行动。缺乏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这次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希腊领土的行动是为了配合在同一年发生的波斯人对欧洲大陆希腊本土的入侵。但是，这两次入侵行动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默契。殖民地腓尼基人与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仅是波斯的臣民，他们还是希腊人的商业竞争对手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因此，一旦希腊人被压垮了，他们使占据优势。尽管如此，公元前480年，在斯巴达－雅典联盟赢得了对波斯人胜利的同时，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联盟同样取得了对迦太基人的巨大胜利。就地中海西部地区而言，这两次胜利应当说是战果辉煌，因为在欧洲大陆希腊本土上，一个主要的希腊城邦在武装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失败了。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希腊领土的入侵，的确是为希梅拉被放逐的君主，以及塞利那斯和里吉恩（控制着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希腊人城邦）这些深得迦太基欢心的“非敌对国”怂恿所致。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西部的希腊城邦彼此间继续兵戎相见——锡拉库萨反对里吉恩和克罗托内，尔后两者又与伊壁犀斐里的洛克里为敌，因而洛克里便挤在了敌对双方的中间。西部希腊城邦始终都是东部希腊人的贸易伙伴，而这些贸易伙伴们又逐渐卷入了奥特朗托海峡两岸希腊人彼此之间世世代代的政治斗争中。在公元前450年的同一时期，一些反对锡拉库萨的西西里希腊城邦和埃勒迈人的城邦与雅典结盟，西部希腊人因此而卷入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雅典－波罗奔尼撒战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结束于公元前415－前413年雅典对锡拉库萨的进攻。这次战争不仅对雅典人，而且对获得胜利的西西里人来说，都是以灾难性的结局告终。交战双方的两败俱伤，给迦太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后者于公元前409年发起了对西西里的进攻，此后直到公元前275年，迦太基和锡拉库萨之间屡屡诉诸兵戎，双方互有胜负，却始终未能最后决出雌雄。例如，在公元前312－前306年的战争中，先是公元前311－前309年间迦太基对锡拉库萨久攻不下；而在公元前310－前307年间，锡拉库萨人则侵入了迦太基在非洲的老巢，但是，锡拉库萨君王阿加索克利斯采取这一大胆之举也同样遭到了失败。公元前898年，在锡拉库萨早期君王之一的狄奥尼西奥斯一世领导下，西西里的希腊人仍未能将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岛的西北角驱逐出去。公元前278－前276年，皮洛士领导下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仍归于失败。

作为政治分裂的高昂代价，西西里的希腊人必须在君主专制政体和国内民主或寡头政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每当他们面临迦太基人奴役的威胁时，他们便屈从于君主专制政体；而每当危机渡过之后，他们便又将君主政体推翻。西西里岛作为控制地中海东西两大水域的海军基地，确是一个绝好的地点；但是，即使锡拉库萨成功地将整个西西里岛都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一个统一的西西里岛仅靠自身的力量，仍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在整个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称霸的程度。实际上，只要将控制西西里岛这一战略优势与控制意大利和西北非洲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这二者结合起来，称霸地中海的目的便可以实现。

希腊人在西西里岛的聚居区从文化上以希腊化的方式，使整个西西里岛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那些政治上反对希腊的非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组成的社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居民都操希腊语，都接受了希腊的城邦制度，而且就连原先由北希腊的西西里人组成的城郊，如今也以希腊的风格发行硬币，建筑庙宇。但在另一方面，希腊语言在意大利从未能在希腊殖民地的腹地普及，最终就连这些殖民地本身也被当地人所同化。公元前5世纪末，我们在库迈和波塞多尼亚（帕埃斯图姆）就看到了这种情形。公元前289年，锡拉库萨已故君王阿加索克利斯生前雇佣的意大利雇佣兵，攻占了墨西拿海峡西岸的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城。

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北部，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向下到西部沿岸，最南部包括坎帕尼亚在内，城邦制度为人们广泛接受。在东南部低地，从靴形半岛的“脚踵”向西北远及“靴刺”，城邦制度也站稳了脚跟。但是，在上述两个地区之间的高原地带，尽管希腊文化也对其发生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西部希腊人转译的腓尼基字母），当地人却仍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在大约公元前600－前221年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意大利与西西里相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然而，其结果却使罗马于公元前340－前264年间从政治上统一了意大利，罗马统－意大利的成功使她最终得以统一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尽管如此，罗马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从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大国。虽然罗马继承了她的前人未竟的事业，但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最初尝试，是埃特鲁斯坎人在大约公元前550－前423年期间所做的。埃特鲁斯坎攻占了两处桥头堡，即位于台伯河下游右岸地区的菲迪尼和罗马，然后，他们又占领了向东南远及库迈内地的低地地区。在相反的方向，他们从利古里亚的高地人手中夺取了从菲耶索莱通往费尔西纳（博洛尼亚）的关隘。他们开始排泄洪涝，着手开发波河流域潜在的农业财富，他们还与希腊人合作，在波河河口周围的沼泽地带的斯皮纳兴建了一处南站。埃特鲁斯坎人在这里交了好运，大约自公元前500年以后，如前所述，欧洲大陆内部的动乱致使商业贸易从罗讷经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众多关隘，转移到了波河流域。

到大约公元前525年，看上去埃特鲁斯坎人似乎有可能不仅准备把意大利半岛，而且包括波河流域全部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公元前524年，他们夺取库迈的努力却归于失败；在大约公元前509－前474年期间，他们又丧失了对拉丁姆和罗马的控制；公元前474年，在库迈海域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锡拉库萨人击败；在大约公元前450－前350年期间，他们在波河流域建立的大多数居民点，都遭受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背后的凯尔特蛮族（高卢人）的蹂躏。公元前423年，来自坎帕尼亚内地的奥斯坎高地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中夺取了卡普阿。尔后又于公元前421年，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库迈。埃特鲁斯坎人在政治上失利的原因与希腊人是相同的。与殖民地的腓尼基人不同，埃特鲁斯坎人不愿使自己置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之下。他们的扩张仅只是建立城邦，或者甚至仅只是几伙军事首领的冒险活动。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最终只得为罗马人一个一个地征服。

埃特鲁斯坎人曾被寄予很大希望，从政治上统一从阿尔卑斯山到靴形半岛“足尖”的整个意大利，如果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成功。意大利的希腊人，甚至并未认真地考虑过统一意大利的前景。他们的人数太少，过于远离他们的中心地区，并且，最重要的是，彼此之内内耗惨烈。（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之间虽然缺乏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但至少他们没有像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那样互相摧毁。）最小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是斯巴达的殖民地塔拉斯（塔兰托），建立于约公元前707年，它愚蠢地寄希望于从事扩张事业。然而，公元前473年，塔兰托人却遭到了东南低地地区民族的毁灭性打击。

在锡拉库萨君王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405－前367年），希腊人几乎完成了把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置于锡拉库萨治下的统一大业。狄奥尼西奥斯在锡拉库萨周围构筑起了城墙，并在西部人口稠密的高原地区开挖了壕沟，这就使锡拉库萨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墙环绕的城市。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公元前398－前392年），狄奥尼西奥斯把迦太基人及其盟友埃勒迈人围困在西西里岛的西北角。接着，他与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洛克里和塔拉斯，以及在波河流域摧毁了埃特鲁斯坎人城邦的凯尔特部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的主要目标是塞雷，那是位于最南端的一座埃特鲁斯坎人的滨海城市。可以猜测，塞雷的盟友罗马于公元前386年为塞农－凯尔特人洗劫，一定是狄奥尼西奥斯怂恿所为，这是他反对塞雷行动计划中的最初之举。劫掠罗马的凯尔特人，随后又被塞雷人击败，塞雷和马西利亚一道帮助罗马从劫后之灾中复兴。约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群岛的一些战略要地兴建了若干海军基地，从而使亚得里亚海成为锡拉库萨人的内湖。这就使他得以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联系，并从亚得里亚海方向对埃特鲁斯坎人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大约也是在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的海军在第勒尼安海，进攻了也为罗马人所使用的塞雷的重要港口皮尔吉。迄今为止，狄奥尼西奥斯正在稳步走向建立一个西西里——意大利帝国的目标。为了夺取塞雷和罗马，他多次进攻皮尔吉，而他的失败也恰恰由此开始。

狄奥尼西奥斯犯了两个错误。公元前390年，他进攻了一些与之为敌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尽管他于公元前387年攻克了里吉恩，又于公元前379年攻克了克罗托内，但是这种空前激烈残酷的、同胞间自相残杀的战争，使锡拉库萨及其牺牲品意大利的希腊人，两败俱伤。狄奥尼西奥斯的第二个错误，是公元前383年他又一次卷入了与迦太基的战争。这一次他战败了，并于公元前378年被迫以割让领土为代价换取了和平。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犯下的这两个错误，为其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狄奥尼西奥斯一世的儿子、他的继承人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公元前367－前356年统治锡拉库萨，公元前356－前347年统治洛克里，公元前347－前344年再次君临锡拉库萨）的能力与他所继承的历史使命互不相称。他在位期间，也就是柏拉图于公元前367和公元前36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锡拉库萨期间，锡拉库萨的衰落呈江河日下之势。在公元前367－前360年这位“哲学王”君临塔拉斯期间，虽然阿契塔曾一度在此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锡拉库萨的衰落仍是无可遏制的。

到公元前344年，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已经陷于如此窘困的境地，他们开始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希腊友邦那里寻求支援。公元前344年－前280年期间，最先响应西部希腊人呼吁的6个东部希腊“救星”是值得人敬重的，他们的支持也是最成功的。提莫莱昂是锡拉库萨的母邦科林斯的一位公民，他在财力物力匮乏的情形下，一举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和所有其他的西西里希腊君王的统治。然后，他又击败了西西里希腊联军之首的迦太基。在于公元前344年到达西西里和公元前337年自愿退休期间，他在锡拉库萨和其他西西里希腊城邦中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他把这些城邦互相结为同盟；他在本城邦的公民权之外，又授予各个城邦的公民以锡拉库萨的公民权，以便把一些西西里当地的城邦与锡拉库萨联合在一起，而这种办法对各自的地方自治权并无妨碍。提莫莱昂还劝说东部的希腊人派出了，并说服西西里的希腊人接纳了大批新的希腊移民。（在希腊世界，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直到公元前4－前3世纪，其旺盛的势头仍足以为提莫莱昂向西西里提供移民，并为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们向亚洲提供数量更为巨大的军队。）不幸的是，提莫莱昂在西西里富于建设性的开明之举，未能在他的身后延续下去。

西部地区希腊人的另外5个东部希腊“救星”全都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他们来自两个城邦：塔拉斯的母邦斯巴达和离奥特朗托海最近的东部希腊城邦伊底鲁斯。斯巴达和伊庇鲁斯的资源与科林斯救助西部希腊人时同样匮乏；然而，提莫莱昂的斯巴达和伊庇鲁斯后继者，却并未像提莫莱昂那样成功地激励起西部希腊人与他们的救世主共同奋斗。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三世于公元前343年到达西部地区，帮助塔拉斯抵抗来自内地的萨谟奈同盟的进攻。在公元前338年的战斗中，他被杀身亡。另一位“救星”是伊庇鲁斯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他大约于公元前334年到达西部地区，战死于公元前331年。两位斯巴达王子的远征——阿克罗塔图斯于公元前315年赴锡拉库萨，他的兄弟克利奥尼默斯于公元前303年赴意大利——都惨遭失败。

最后一位也是最小的一位无能的“救星”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他在意大利应塔兰托人之邀发动了反对罗马人的战争，从公元前380－前375年，他在西西里又应西西里希腊人的请求，发动了反对迦太基人的战争。皮洛士得益于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他们面临共同的凶恶敌人之际，未能彼此之间互相以海军和陆军相支援。皮洛士几乎建立起一个将包括整个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东南部，或许其西北方向远及泰拉奇纳的伊庇鲁斯帝国。他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伊庇鲁斯的资源短缺，部分地归咎于他反复无常的个性，这个弱点使得皮洛士在试图遏制顽固执拗的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们时，无法与之匹敌。在那个时代，皮洛士的到来过于迟晚。公元前272年，不仅塔拉斯，而且意大利南部的当地萨谟奈人，卢卡尼亚人，以及布鲁蒂人的联盟，全部都向罗马投降了。罗马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完成于公元前264年。

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完全寄希望于罗马。罗马夺取了台伯河下游的最后一座桥梁，而台伯河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河流，它在半岛西北低地的中心地区流入第勒尼安海。罗马腹地埃特鲁斯坎附近的维爱于公元前391年为罗马占领并毁灭，她的海上近邻和盟友，埃特鲁斯人城邦塞雷于公元前274年为她所吞并。这两个地方对于创建帝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罗马应当把她的成功归功于那些把政权把持于掌股之间的贵族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天生的能力未经过希腊教育的催熟过程，它也许就结不出果实。通过埃特鲁斯坎的统治者和人民，罗马人首先是间接地希腊化，尔后通过与库迈以及逐渐扩展到希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罗马人便直接地希腊化了。

罗马是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城市，他们自己于公元前550年即在那里定居。他们发现了一个拉丁游牧村社群；他们以农业地区稠密的农业人口，把这群游牧村社变成了一个埃特鲁斯坎的城邦。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唯一政体形式。这种起源于苏美尔人的制度，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所共有。在人们尚不适应城邦统治形式的时期，任何政体形式都成为它的严重障碍。这就是马其顿、埃托利亚和萨谟奈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成为罗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罗马的城邦政体和城邦文化，对于政治发展处在前城邦阶段的人们来说，是令人印象至深并具有吸引力的。城邦制度成为有助于使较为落后的民族心甘情愿地并入罗马政治实体的一副良药。尤其是对于罗马来说，城邦政体是她与萨谟奈联盟争夺的财产，因为在公元前343－前272年期间，也就是罗马——萨谟奈战争进行时期，该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依然处于前城邦阶段。

自从大约公元前550年以后，罗马的命运受到周围非罗马世界诸多因素的密切影响。大约公元前550－前5D9年，或许一直到大约公元前474年，罗马对埃特鲁斯坎专制君主的屈从，使罗马成为一个城邦，并在他们拉丁人中间使她成为一个小型的帝国。对于罗马来说，摆脱埃特鲁斯坎统治的代价，则是拉丁人从罗马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他们与罗马城邦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城邦联盟。尽管如此，埃特鲁斯坎对罗马统治的结束，并未割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清楚，大约公元前506－前501年的罗马－迦太基条约是否是一系列条约中的第一个，或者它是否缔结于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前后，但是，直到这两大强国于公元前264年关系破裂之前，在这个条约之后缔结的罗马－迦太基条约，至少有4个之多；这些条约对于双方都很有利。

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对维爱的攻克和摧毁以及对维爱领土的吞并，使得罗马的国力倍增，这使拉丁人十分惊恐，并招致了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对罗马和罗马的盟友塞雷的反感。公元前386年，塞农－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劫掠，使拉丁联盟得以从罗马分离出去。从公元前386－前356年，两代狄奥尼西奥斯成功地统治锡拉库萨期间，远方的高卢人在狄奥尼西奥斯们的鼓动下，从阿普利亚的一处基地，多次进犯罗马领土。这些侵扰阻止了罗马强迫拉丁人与之重新结盟的企图。其中，发生于公元前346年的一次高卢人入侵，伴随着拉丁人与罗马的一次新的分离，这一年恰恰是狄奥尼西奥斯二世重建锡拉库萨后的第一年。从公元前343－前338年，阿希达穆斯三世在意大利南部的出现，导致萨谟奈与罗马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条约的条款使坎帕尼亚的城邦置于罗马的霸权之下。公元前280－前275年在西部进行的皮洛士战争，显然对罗马的命运发生了直接的和致命的影响。

与处于大多数其他时空环境中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罗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扩展疆域。早期的一个恰当例子是，大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持续不断地攻袭维爱，直至把它征服为止。罗马对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的征服和此后对西西里的征服，是由罗马人的两次侵略行动开始的。尽管这些征服所蕴含的意义并未为当时的罗马政府所领悟，其结果也未为其所预见，但这两次侵略行动仍是处心积虑的。公元前340或前339年，罗马通过把坎帕尼亚诸城邦置于其保护之下而对萨谟奈发起了挑战，因为罗马的这一行动违反了公元前350年缔结的罗马－萨谟奈条约。公元前264年，罗马又违反了一个罗马－迦太基条约或谅解，将墨西拿的马麦丁人的意大利居民（前阿加索克利斯的雇佣兵）置于它的统治下，从而构成了对迦太基的挑战。

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先后战胜了埃特鲁斯坎人和锡拉库萨的君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如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已统一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么，罗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罗马获得的遗产之一前已述及。那些昙花一现的埃特鲁斯坎君王们，卓有成效地建立了罗马城邦国家。其次，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罗马成功地实现并维护了国内政治的和谐。在希腊城邦中，通常的结局是利益冲突的宗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例如，雅典是以庇西特拉图被推翻作为结局的，当时，罗马的塔奎尼乌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罗马，一个共和政体的创立也伴随着国内斗争，只不过那是公元前364年的事。罗马贵族以惩罚那些背叛者的追随者为条件，与绝大多数享受不到特权的公民的领袖们签定了一项条约，这个各怀敌意的联盟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33年，其中只是偶尔发生过几次民众动乱（例如公元前339年和前287年）。这种国内社会和政治不公正状况的修复，使罗马得以在她的邻国面前建立起一个联合阵线。

在罗马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这种得到加强的罗马寡头政策，成为对其他邦国中政治寡头们的一种鼓励，罗马人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外交寡头的出现，这些人对国内权力的垄断是不稳固的，他们为了获得罗马寡头对自己的有力支持，而不惜牺牲他们邦国的独立。卡普阿的寡头们与罗马“官方”之间的勾结，就是罗马施展花招使一个外国被诱入其圈套的典型例子。

罗马“官方”与外国寡头们之间的种种协议，因为家族友情与互相联姻而得到巩固。相反，在罗马强迫之下并受到按罗马意志规定的条约束缚而成为其盟友的各城邦的公民们，却因被禁止相互通婚和进行城邦之间的贸易而处处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彼此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就像斯巴达的联盟一样，罗马的盟邦们必须为罗马的军队提供兵源。与斯巴达联盟不同的是，每当一个使他们卷入罗马人的战争的政治决议产生之际，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尽管如此，与斯巴达联盟相同而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联盟不同的是，罗马的盟邦们不必向握有至高权力的罗马进献货币贡赋。

公元前335年，于两年前脱离罗马控制的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联盟失败之后，这两个联盟均被解散，继而于公元334年，一部分拉丁和坎帕尼亚城邦，在未被剥夺自治权的情况下被并入罗马政治实体。除了随之而来的强迫征税而外，他们的公民在许多方面享有罗马公民的所有权利；在其他方面，他们要被迫缴纳各种赋税，却又不能享受所有与赋税有关的权利。罗马这种“双重公民”制度，也许为提莫莱昂于公元前344－前337年在锡拉库萨与一些西西里城邦之间建立的关系提供了楷模．从公元前386－前346年间，锡拉库萨不断地骚扰罗马，以致于迫使罗马政府不得不密切注视锡拉库萨人的动向。

公元前333年，罗马对所谓“双重公民”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试验。她在安提厄姆建立了一个小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海岸警卫队驻防地，并在不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权的情况下，让他们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政体。这种做法和随后建立起来的罗马海岸警卫驻防地，为如今已被解散的拉丁城邦联盟建立拉丁殖民地树立了楷模。罗马对业已建立的拉丁殖民地施行了保护。她给予它们一等盟邦的地位，并在她的势力遍及意大利之际，使它们的数量得以增加。罗马在精心选择的战略要地建立起新的拉丁殖民地，作为守卫所征服领土的军事要塞。

罗马政府对于意大利半岛上战略要地的勘察和开拓，是十分出色的。公元前318－前313年期间，罗马发现了一条通往亚平宁山脉中央地区的通道，并在阿普利亚占据了一处立足点，从而形成了对萨谟奈人的包围。公元前304－前289年间，罗马征服了一些山地民族，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拉丁殖民地、罗马海岸警备驻防地和征服领土上罗马公民的非自治聚居地，从而使意大利半岛上的独立城邦之间南北隔绝。

罗马的政策是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地接近她打算获取的猎物的。公元前356年，狄奥尼西奥斯二世被驱逐出锡拉库萨之后，罗马控制支配意大利半岛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仅剩下萨谟奈联盟了。因此，从公元前350年直到公元前274年皮洛士撤出意大利之后，罗马倾全力向南扩张，并通过缔结休战协定（非永久性条约）的办法，保持埃特鲁斯坎城邦的平静。罗马甚而诱骗了曾于公元前386年洗劫过罗马的塞农－凯尔特人，这些人定居在紧靠锡拉库萨的殖民地安科纳北面的意大利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公元前330年，罗马诱使塞农人与它缔结了一个为期30年的休战协定，塞农人出于自身需要而信守了条约。这样，当皮洛士出征对罗马作战之际，当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批独立城邦，着手在萨谟奈人的投降条约上签字之际，罗马解除了自己对北方邻居的后顾之忧。

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罗马－迦太基战争期间，双方动用了战舰和陆军，伤亡惨重，就其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而言，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史上是空前的。这场大战使罗马占据了除锡拉库萨领地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以及整个意大利半岛。就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成为倍受蹂躏的兵灾之地时，锡拉库萨的领地上却相安无事。这一部分西西里土地之所以幸免于难，应归功于希伦二世的远见卓识，在众多锡拉库萨君主中，此人是最为仁厚的。公元前263年，希伦颇有先见之明地改变了立场，此后，直到他去世的公元前215年，在他在位的最后48年里，他始终是罗马庇护下的忠实的依附者。公元前263－前215年与公元前344－前337年一样，成为锡拉库萨骚乱不安的历史上一段美好的插曲；希伦治下的和平时期长达提莫莱昂在位时间的7倍之久。

至于罗马，其第一次与迦太基交战的结果，使她的海军占据了地中海西部的海上优势。公元前238年，迦太基迫不得已从西西里抽调到非洲的雇佣军发生了叛乱，正当迦太基为此事无所措手足之际，罗马攻占了撒丁岛，迫使迦太基把它割让给罗马。尽管如此，公元前237年，雇佣军叛乱被哈米尔卡尔·巴尔卡（有“闪电”之称）所镇压，此人是最近一次与罗马战争中的英雄。就在同一年，哈米尔卡尔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征西班牙。到公元前221年，他和她的女婿，也是他的继承人哈斯德鲁巴，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一个新的迦太基大陆帝国，这个帝国远比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北角的海滩上丧失的领土要大得多，也更有价值。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对西班牙的统治，为哈米尔卡尔的儿子汉尼拔所继承。很久以来，汉尼拔即决心从公元前264－前241年与罗马战争的失败中重振旗鼓，此时他的职位使他终于得以一试锋芒。这样，公元前221年，地中海西部的形势就变得与地中海东部同样地扑朔迷离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这两个地区即将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战场。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9年）

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公元前221年之前和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在地理上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了公元前221年，它从黄河下游及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王赢政（他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在他去世之前，将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了他的帝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南方的领土。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吞并了北部朝鲜，把它划为中国的4个郡。

朝鲜和华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并入中华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可以从事农耕的地区。中华世界的北部边界（今天的内蒙古则是一块边缘地区，既可以作为贫瘠的耕地，也可以成为肥美的草场。对于中国的农民、军队和官员来说，欧亚大平原本身就是一条障碍地带。这里，游牧族的经济、制度和战争方式已经形成并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且，对于定居的邻人来说，游牧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是很难对付的。匈奴族于公元前200年打败了中华帝国的重建者汉高祖刘邦。汉高祖本人仅只避免了居鲁士二世所遭受的厄运。中华帝国政府只得向匈奴割让土地，交纳贡品。而匈奴则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8年两度侵入中国。汉族的反侵犯开始于公元前128年。但是，匈奴人就象欧亚大平原西端的西徐亚人在其收场遭受大流士一世入侵时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象西徐亚人一样，匈奴人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有效地征服或逐出草原。

作为汉族人反击侵犯的序曲，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遣了一名使者张骞联络月氏（又称吐火罗）。月氏是一支游牧部族，于公元前174年为匈奴逐出甘肃而西迁。张骞的使命是说服月氏与汉人合作，在截击共同敌人匈奴时形成钳击之势。公元前128年，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月氏，他未能说服他们再度与匈奴决一胜负，只得于公元前126或前125年回到中国。公元前115年，他第二次出使，这次到了乌浒河流域的大宛和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的粟特。汉朝于公元前104、前102和前42年占领了大宛。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当然，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从自己边界以外的西部或其他方向，获得过刺激和知识。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感知到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的联系。

中国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在公元前221年停止。但是，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功业却彻底荡涤了昔日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公元前356年是法家哲学家政治家商鞅开始革命性地变革秦国制度的年代。公元前256－前249年，秦始皇的祖父灭亡了周王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周王室维护着以礼仪统一的遗迹。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了与秦抗争的6个诸侯国。但是秦始皇也宣判了自己祖传王国的灭亡。他的功业的这一结果与他自己的意愿是截然相背的。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象400年以前的亚述和100年以前的马其顿那样，秦的灭亡恰恰在于帝国的建立。秦国本地的人口由于军事伤亡和向外移居驻防而空竭，而这一空虚却由来自6国的被驱逐者们填充上了，就象亚述空虚的国土上充满了同样的被驱逐者一样。公元前221年以后，被征服的6个诸侯国的全部贵族，都被放逐到了关中地区。但是，秦国实行的自杀政策中最致命之处还不在此，而是迫使它的国民们无法忍受其残暴统治。

秦始皇式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无法忍受的，残忍的统一者于公元前210年死后，3年之内秦帝国就被推翻并瓦解了。但政治上的统一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后，汉帝国又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使得灭亡和重建都成为不可避免。

秦始皇不仅以放逐贵族的方式破坏了被征服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把全中国重新划分为郡的方式抹掉了各国的边界。这些郡由秦的官员以法家精神进行治理。农民受到徭役和赋税的压迫。秦始皇的法家大臣李斯（约公元前280－前208年），试图压制非法家的哲学派别。公元前213年，他煽动了“焚书”，第二年，他又建议坑杀了大约400名讨厌的学者，以继续“焚书”政策。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需求中最大的政治统一的需求前面已经论及。另一个最大的需求则是标准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车子的轮距，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在中国中心地区的松软黄土地上，车轮必须在车辙内行走，所以不同的车子轮距限制了车的行走范围，就象现代蒸汽机和铁路车辆由于不同的轨阻而受到限制一样）。秦始皇标准化和统一中的最大功绩是把分属于秦国、秦的北方邻国赵国和燕国的抵御游牧族的长城联成一片，使之成为连亘一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伸展到了黄河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它环抱了今天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背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明证，但也迫使匈奴自身联合起来，对付统一的中国。我们已经论述过匈奴的联合在中国产生的后果。

公元前209年大起义的目标是恢复远古的政体。起义者成功地瓦解了秦国的政体，其结果则是起义者们为分赃而相互征战。最有影响的王位觊觎者是一位前楚国的贵族项羽。项羽建议扶植楚国王室的一位后裔为全中国名义上的皇帝，而项羽自己则作为帝国皇帝后面的掌权者。但是，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国内战争中，胜利者却是出生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名幸运的军人刘邦（汉高祖）。

刘邦不得不分封他的同盟者以报答他们，他也不得不恢复一些已经灭亡的王国，以安抚公众情绪。但他却将关中秦国原有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在京兆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那里与未来的长安毗连，与西周王朝最后的首都所在地接近，又与秦国的最后一个首都咸阳隔渭河相望。刘邦既吸取了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也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他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他们必须比项羽更有力，而又比秦始皇更为温和地统一中国。所以，在恢复秦始皇强有力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并未表现得很匆忙。

首先采取迅速的措施，变换受封者和罢黜受封者，使封国变得无害。然后于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把各封国打成碎块。法令规定，将来封国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们瓜分封地，不再是只有长子继承完整的封国。将所有的地方政治单位和行政单位划成小块的积极措施，是汉王朝加强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的措施。汉帝国开国时有15个帝国官员管理的郡和10个正式的自治王国。到了公元元年或2年，则有83个郡和20个诸侯国。这两类地方单位之间的比例改变了，两类单位的规模也极大地缩小了。所有新征服的领土都划为郡。公元前154年7个地方诸侯国的共同叛乱，促使帝国政府完成削弱诸侯国的进程。公元前127年的法令规定，国王死后其长子必须割让他父亲王国的一半给自己的幼弟。

中央政府积极恢复对广袤领土上地方行政单位的直接控制，又提出了如何补充帝国政府人员的问题。重新恢复秦王朝式的以军功者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方式，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的法术之士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起义，他们自己也为愤怒的起义者所残杀。对秦始皇独裁的反对是如此激烈，对远古政体的怀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刘邦（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后，第一件冲动而行的事就是采纳和推行道家深思熟虑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一位儒生却使刘邦深信，这种与秦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给各郡和王国当局，要求为帝国政府输送优秀的官职候选人，在经过非正式的考试后，再由长安的宫廷进行选择。公元前191年以后，儒生们重现了被认为是由孔子编定的五经。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曾下诏，任官的条件应是能熟练地写作儒家经典式的文章，能熟练地解说儒家的哲学，以满足当时儒生们的意愿。

在理论上，汉武帝向有才干的儒生大开了进仕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尚不完备，学术声誉还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任官和升迁的唯一途径，仍然看重个人的权势。无论如何，一个贫穷的家庭若长期支付孩子的费用，让他准备并学习艰深的科目，也是困难的。此外，采纳和研习儒学已经是严格规定了的，而且现在的儒学与孔子时代的儒学大不相同。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孔子的理性主义，已经为虚伪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所冲淡。这是多种地方传统混合的结果，这些地方传统的文化水准也各不相同。在中华帝国的大熔炉内，儒学已经多少包含了一些文化上落后的成份。

孔子曾在某一争战的地方诸侯国寻求入仕，在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后职业中，他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他没有预见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且有可能并不赞成统一。完成统一的政治家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孔子也可能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的儒家学说来源于自己。然而，汉武帝尊崇当时混杂的儒家学说的行为，对于孔子的重新解释“君子”一词来说，却是他死后的胜利。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从那以后，中华帝国是由这样的一批人管理的：他们担任官职是由于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由于出身血统。

然而，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位官员由于具有儒家观念上的“君子”的美德而获得职位，他就有了职位所给予的机会，并经常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成为原始意义上的“君子”。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儿子，还可以供养儿子受教育，使他也成为儒家文职官员。儒家官员们很快意识到要效忠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而这些效忠又会与（而且确实与）他们对于皇帝的效忠和他们对于没有特权的皇帝的广大民众的责任相冲突。这些民众是由儒家官员们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种忠诚的分离，在儒生中是不受指摘的。因为巨儒孟子在反对墨子时曾强调，仁德者施爱于他的同胞人类，应是有等级差别的。一个人的最亲近的人也应是他最爱的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的家庭和阶级要比皇帝或一般民众亲近得多。在一个中央政府重新宣告它对民众有直接统治权的帝国里，官员对于皇帝的义务就是实施严厉的法家体制。这一体制在公元前4世纪引入秦国，又在公元前221年以后由秦始皇强加给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在重新集权化了的汉朝政体下，儒家外表之下是坚实的法家内核。政治上统一的中国居民们感到，中华帝国实质上即等同于文明世界。激励所有的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们职责的中国哲学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强调说，仁德者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然而不是墨子，而是为孟子所解释的孔子赢得了在普遍范围内使自己的哲学成为官方学说的身后奖赏。

对于儒家官员来说，汉朝的政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秦朝的政体。他在政治上是他所统治的皇帝的臣民的主人，在经济上也是他所拥有的土地上的农民的主人，他和他的同僚们甚至成为统治王朝的潜在主人。汉武帝的儒家顾问董仲舒确立了这样的学说：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来自于天命，而且这一天命可以被收回；天命的收回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来表明的。这一学说不言而喻的必然推论是，儒家文职官员是审判者，他们将评判这些征兆是否已经宣布了一个王朝天命已尽。对于无特权的广大民众来说，随着儒家学者－官僚－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秦帝国的政体与汉帝国的政体没有什么不同。自始至终，中国的农民总是处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中。对于农民来说，握有政府权力的新私有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系列重压和打击中终于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帝国的维持必定是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居民的头上。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不是该政权的特权受益者。在汉代，一个中国农民必须每年服1个月的徭役，他还会被征募到军队中服役2年。他们的祖先为地方性的诸侯政府征募时，曾经离开家乡。但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在统一了的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他们服兵役时却更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毫无疑问，死亡的危险减少了。现在的兵役意味着沿万里长城戍守，而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进行与死亡相关的战争。但是，外出者所冒的经济毁灭的危险更大了，而且农民的不幸，又成为地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百年战争中（公元前128－前36年），当应征的农民兵士不仅越过长城，而且远远深入长城以外的大漠时，地主的机会便也与日俱增。

强迫徭役有多种形式：在帝国的铁矿和盐矿上做工；修筑道路，开挖运河，修补现存的道路和运河，以及沿着运河或其他河流逆流而上漕运谷物，以供给位于关中地区，设在汉代首都长安的宫廷和政府，或者供给沿长城一线的驻防军队。与长安到生长小麦的东部地区和生长稻米的南部地区的距离相比，长城则更为遥远。驻屯军的需要无法从驻地附近土地上的物产中得到满足，因为长城穿过的地区都是干旱地区。

中国与希腊世界的地理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由一系列的内陆海洋环绕，而是大片坚硬的陆地。这样，在运输问题可以解决的范围内，就造成了文化上的极大的一致性和政治统一的极大的持久性。希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易于到达海滨的范围之内，除了黑海的内陆地区，河流通航的作用不大。中国象希腊世界一样，通讯联络依赖于水路。中国的河流很多，但没有一条大河横贯南北或横贯东西。而且，汉帝国的粮食生产区位于长城以南和首都的东南。

因此，河流需要运河的补充；在河流的有效河段内，货物必定是逆流拖运，尤其是黄河航线的上行水路，河水穿过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山脉，黄河水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向南转而向东北的锐角，船只在这段河流中航行极为困难，前往长安的货物不得不在峡谷中的自然障碍间艰难行进。运往长城的货物则必须由陆路运到长城的不同区段，因为那里与黄河不相毗连。对于私人来说，拖运粮食供给品无利可图，所以必须征募服徭役者完成这一必不可少的公益任务。

因而，汉帝国使用了后备的经济能量。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它不得不尽力超越自己经济力量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帝国的经济来说，由儒家官僚转化而来的新地主阶级就成了过于沉重而又难以承受的重负。汉朝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自治权，但它在制止私人大地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方面却失败了。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已经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和汉帝国的危险性。那时，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儒学顾问，他系统地阐述了“天命”学说。公元前6年颁布了一项诏今，确立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地主，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又与他们的政府职责相冲突。因而，这一诏令成了一纸空文，西汉王朝也于公元9年崩溃。

西汉王朝为皇帝王莽所取代。王莽感到自己受命于天，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使者。儒家官僚们阻止了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也挫败了王莽。王莽死于公元23年。在此之前，公元18年爆发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已经宣告了王莽为农民主持公道和缓解他们境遇的企图的失败。农民起义者没有成为汉帝国和它的各种问题的继承者。公元25年，汉室的一个分支东汉王朝建立，并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曾是东周的所在地。到了公元36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镇压了农民起义，恢复了已经崩溃的西汉王朝的儒家官僚政体。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公元前221－公元48年）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6年间，中国的农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第一位政治统一者所建立的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2年（公元前221－前210年），随后就出现了持续8年的混乱和内战（公元前209－前202年）。其后建立了西汉政权，继之又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农民起义（公元18－36年）。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尚不及此前的战国时期那样悲惨；也不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48年间位于中国和大西洋之间那片地区的农民那样悲惨。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中部和西部，五大强国都在这250年间灰飞烟灭：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21年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罗马帝国到公元48年的时候仍然存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帝国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到公元前31年之前，这个帝国连连扩张，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未曾囊括中国以西的全部政治真空地带。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那片地区，现在已被一批来自欧亚大平原的以攻掠为生的安息（今呼罗珊地区）游牧民族占领。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安息以西更远的有人定居的世界发动侵犯。在安息帝国以东，另一支以攻掠为生的欧亚平原游牧民族月氏人（又称吐火罗人）的一支贵霜部落，千公元48年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并将乌浒河和药杀水的上游流域与西北印度统一在一起。

中国以西旧大陆文明中心政治地图的这种变化，是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和民族大迁徙的结果。罗马的革命席卷了落入罗马帝国手中的所有国家；月氏人从今天中国西部省份甘肃开始的移民活动使欧亚大平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向西移动，并将在此前5个世纪中分布于里海以东大平原上的那些民族躯往南方。同时，在文化方面，希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在种族的、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混乱状态中继续进行着。

公元48年，中国以西的这三大帝国没有一个是由希腊人统治的，它们每一个都建立在从前的希腊人国家的废墟上。但所有这三个帝国都自觉而骄傲地倾向于希腊文化。每个帝国在其颌土上都在吸收并传播着希腊文明。这时，从西北印度的朱木拿河上游，向西直到西西里岛西端之间的文明，都使用希腊语。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化正以拉丁语为媒介，从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大陆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向西北非一直传播到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到公元48年，希腊文化已经进行了8个世纪的扩张，传播得愈远，与所到之处各种各样的非希腊文化的融合就愈为密切。但在这个逐渐成熟的文化混合过程中，希腊文化的成份在所到之处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伴随着希腊化进步的剧变，最先在印度显露出征兆。在这里，孔雀帝国的结构早在阿育王公元前232年去世以前，就已显出了衰微的迹象。但摧毁了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分之三的这场风暴却掀起在最西边。公元前219年，汉尼拔进攻并夺取了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萨贡托。虽然罗马政府同哈斯德鲁巴（汉尼拔的姐夫和前任，他控制着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尔在西班牙建立的新迦太基帝国）于公元前226年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以埃布罗河为罗马和迦太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但位于埃布罗河一线以南的萨贡托那时仍属罗马的领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带着战象从埃布罗河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进军波河流域，此时罗马正将这一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汉尼拔在这里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超过亚平宁山脉，于公元前217年在伊特鲁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摧毁了另一支罗马军队，然后又于公元前216年在阿普利亚的坎尼摧毁了第三支，也是最大的一支罗马军队。

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辉煌胜利使他的战略经受了考验。在第一次罗马－迦太基战争中（公元前264－前241年），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制海权，罗马通过在政治上统一意大利而获得的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也远远多于迦太基公民、它的利比亚腓尼基同盟者及它的利比亚和西班牙臣民的人力。汉尼拔从他的父亲和姐夫手中继承下来的那支小小的职业性军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团结精神弥补了迦太基在人数上的劣势；汉尼拔在从西班牙经陆路入侵意大利时在后勤上所作的杰出努力抵销了迦太基海上力量的损失。汉尼拔深知罗马的统治在意大利多数非罗马人居民中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在那些没有获得罗马一等公民的特权，却被迫承担罗马公民的繁重义务的居民中更是如此。汉尼拔估计，如果他取得了他后来在公元前216年确实取得了的胜利，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同盟者和二等公民就将倒戈，罗马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就将丧失，罗马就将接受投降条件，将其领土和人力削减到罗马人在公元前340年第一次“大跃进”以前所限的范围之内。

罗马人在坎尼第三次也是最糟糕的一次败在汉尼拔手中之后，他们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大部分同盟者确实倒戈了，罗马在坎帕尼亚地区的二等公民也是如此。但罗马政府仍然掌握着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北部，而汉尼拔那支战无不胜的职业军队毕竟规模太小，无法对罗马力量的心脏地带发动进攻，以扩大它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这种虎头蛇尾的行动导致了汉尼拔战略的失败。当罗马人从坎尼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汉尼拔的最后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时起，罗马政府再也没有给汉尼拔在激战中打败罗马军队的机会。罗马政府充分地动员了仍然十分丰富的人力固守意大利东南部的防线，并大片地守卫着意大利半岛上罗马领土的那些依然完好无损的地区。

罗马对海上的控制也依然完好无损，这使罗马得以阻止对汉尼拔的增援运往意大利，汉尼拔只得到了增援中无足轻重的一小部分。这还使罗马得以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土发起进攻。到公元前206年，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全部落入罗马手中。公元前205年，罗马人在西班牙的胜利者普布利乌斯·科尔纳尼乌斯·西庇阿侵入西北非迦太基本土。与以前阿加索克利斯在公元前310－前306年、西庇阿之前的罗马将领马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在公元前256－前225年进行的远征不同，西庇阿的远征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03年，汉尼拔从意大利被召回非洲，公元前202年，他在那里的纳拉加拉被西庇阿彻底击败。

在这个最后的结局到来之前，汉尼拔战争不仅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和非洲，而且扩展到西西里和希腊。公元前220年，埃托利亚与以马其顿为首的其他希腊国家的联盟爆发战争。埃托利亚人本来遭到了失败，但公元前217年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使他们得以劝说希腊对手们媾和。公元前21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与汉尼拔结盟，他的使者在由迦太基专员伴送回国的途中被罗马人截获，罗马与马其顿发生战争。公元前212年埃托利亚与罗马结盟，因此使自己再次卷入与马其顿及其同盟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托利亚丧失了色萨利的大片领土，不得不于公元前206年与马其顿单独媾和，而这又迫使罗马也于公元前205年与马其顿媾和。这两项和平条约从短期看来有利于马其顿，但代价是必然会立即爆发一场报复战争。因为到公元前205年，事情已经很明显：罗马正在对迦太基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迦太基对罗马进行的报复战争遭到失败。它未能改变公元前264－前241年那场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从此一蹶不振，并落入罗马的摆布之中。但迦太基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却小于罗马。迦太基在本土作战的时间只有3年（公元前205－前202年），而汉尼拔对意大利半岛的蹂躏却长达15年（公元前217－前203年）。意大利东南部和西西里遭受的这种蹂躏，是无法补偿的，它带来了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这相当于汉尼拔在死后取得了一个胜利。这种蹂躏及其后果对于罗马帝国的打击，比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毫无价值的军事胜利更为致命。

在汉尼拔战争的受害者中，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锡拉库萨国王希伦二世对他与罗马建立的联盟一直信心十足，但他在公元前215年去世后，锡拉库萨、塔拉斯（塔兰托）、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相继脱离罗马，随后就与希伦的王国中次于锡拉库萨城的另一大城市伦蒂尼一道遭到攻占并被洗劫。在希腊，马其顿的盟国由于埃托利亚和罗马之间建立联盟的条件而蒙受了灾难。双方商定，一旦一个敌方城市被盟国方面夺取，埃托利亚人取得土地和建筑物，而罗马人获得不动产，包括幸存的居民，罗马人可以把他们贩卖为奴，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目光短浅，与他同时代的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则盲目蛮干。腓力向罗马发出挑衅并侮辱了埃托利亚之后，于公元前202年提兵东进，而这时罗马即将打败迦太基，再次取得行动自由。公元前202年，腓力未经寻衅就攻占了5个希腊城市，并效仿罗马人的暴行，将其中3个城市的无辜居民贩卖为奴隶。至于安条克，他已为取得叙利亚南部地区而在公元前221年发动了第四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又在公元前219－前217年发动了第五次战争。公元前217年——即发生特拉西梅诺战役的那一年——安条克三世在拉菲亚（令拉法）被托勒密四世打败。在公元前216－前213年间，安条克忙于在小亚细亚清肃他的表兄弟阿齐乌斯，后者曾为安条克从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手中夺回了塞琉西帝国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恳地，随后就脱离了安条克。从公元前212年到前205年，安条克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作战。公元前206年他在喀布尔河谷地（这是风雨飘摇的孔雀帝国领地的一角）。这年年底，他又在波斯湾作战。

安条克三世足迹所至的范围之广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但他的政治成果却是昙花一现。安条克对亚美尼亚、北部米底（今阿塞拜疆）、安息和大夏的宗主权获得了名义上的承认，但实际上他刚一转身，当地的统治者就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公元前202年，安条克三世发动了第六次塞流西－托勒密战争，这一次，在公元前198年实现和平的时候，南叙利亚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时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已经打输了他与罗马和埃托利亚的第二次战争。

在公元前200到前168年间，罗马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治。公元前197年，它在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决定性地打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人从其希腊地区的各个属地逐往奥林匹斯山以南和小亚细亚西南部。公元前195年，罗马赴希腊远征军将斯巴达与其全部海滨地区分隔开来，从而使斯巴达陷于瘫痪。该城逐再次成为一个被陆地封锁着的小邦，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发动领土扩张之前，它就是这个样子。公元前192年，安条克三世与埃托利亚一道对罗马发起战争。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埃托利亚于公元前189年先后被迫投降。安条克被迫割让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全部塞琉西领土，并支付一笔巨额战争赔款。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公元前171－前168年），罗马清除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的领土划分为罗马宗主权下的4个共和制的行政区。

安条克本来可以避免他与罗马的冲突。在战争爆发之前的谈判中，罗马向他提出了两套可供选择的和平共处的条件，两种方案都是很温和的。安条克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其中的一种，那样就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因为在广泛延伸的希腊世界中，两个大国都有着发展的空间，它们政体结构的发展也是相同的。塞琉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正在变成一个自治的城邦国家的联合体。但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在锡皮卢斯山地区的马格内西亚使自己遭到的可耻失败，注定了要使塞琉西帝国最终遭到罗马和安息的瓜分。

由于塞琉西帝国的领土面积，由于安条克三世此前取得的颇具欺骗性的胜利，也由于汉尼拔曾在公元前195年帮助过安条克，罗马人过高地估计了塞琉西帝国的力量。罗马人曾在公元前215－前208年和公元前200－前197年正确地估计了马其顿的力量，因此在公元前171－前168年间低估了它。马其顿注定要屈从于罗马，因为它未能象罗马统一意大利那样成功地使希腊在政治上永远统一在自己的宗主权下，同时也因为两国之间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对比相差悬殊。在这第三次战争中，马其顿得以把它的全部人力投入战场，因为罗马人此前已在去了它的海外要塞，在前两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大批的马其顿军队被困在这些要塞中。这一次罗马人为打败马其顿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因为后者虽然在人数上、装备上和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却勇猛异常，立志要在他们民族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但罗马军队为在黎凡特建立统治而不得不竭尽全力，这却是唯一的一次。一个罗马使节报告罗马人在彼得那取得了对马其顿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句话，就足以在公元前168年使安条克三世的儿子和第二位继承者安条克四世撤出埃及，他们趁罗马人正在希腊陷于他们最费力的战争中的时候征服了这个地方。

罗马统治集团将外交手段作为战争的补充，他们在征服黎凡特的时候，使用了他们在征服意大利半岛时曾经使用、并取得了显著成功的那种外交艺术。他们在敌国城市招募“第五纵队”，办法是保证使那里少数富有的居民统治贫穷的多数居民。他们在一个强大对手周围的较小的邻国中召集同盟者，而一旦在同盟者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对手，不再需要同盟者服务的时候，就立即“以其忘恩负义的行为使这些同盟者目瞪口呆”。例如罗马在公元前197年借助于埃托利亚的帮助打败马其顿后抛弃了埃托利亚，在马其顿帮助它于公元前190－前189年战胜埃托利亚后又抛弃了马其顿。它在公元前168年肃清了马其顿王国后抛弃了帕加马、罗得岛人和亚该亚联盟，尽管帕加马和罗得岛人曾在公元前192－前190年帮助罗马打败安条克三世，而亚该亚人自公元前198年抛弃了他们从前的同盟者马其顿后就一直是罗马的忠实盟友。罗马在努米底亚的帮助下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的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并在公元前150－前146年的战争中将它加以消灭，其后它就抛弃了努米底亚。公元前168年在希腊取得最终胜利后，罗马人采取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后采取的那种做法。他们将马其顿、亚该亚联盟和大陆上其他希腊人城市统治集团中一些著名的人物放逐到罗马本土上。摩罗西亚人统治下的伊庇鲁斯未曾在马其顿一方参加作战，埃托利亚人在公元前171－前168年的罗马－马其顿战争中曾是罗马三心二意的盟友，他们受到的打击更加沉重。摩罗西亚人遭到洗劫并被当作奴隶；埃托利亚人除了必须交出要遭到放逐的人外，还受到割让领土的惩罚。

公元前221－前168年对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个痛苦的年代。公元前167－前31年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汉尼拔战争的折磨使罗马人对距离意大利较近的一切大国心怀恐惧。如果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196－前192年这几个命运攸关的年头聪明一些，也许罗马统治集团会允许遥远的塞疏西帝国继续与罗马帝国同存共处。从公元前190年起，罗马统治集团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削弱塞琉西帝国的力量，尽管公元前192－前190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衰竭。迦太基自公元前201年之后就已经国衰力竭，而它在公元前150年又遭到罗马的攻击，并在公元前146年被摧毁。科林斯也在同一年被摧毁，这正是罗马人取代马其顿人在科林斯卫城驻扎军队的50年之后。罗马统治集团的目的是消极的。它所希望的只是打垮任何有迹象表明企图保持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冒犯天威的国家完全没有能力采取汉尼拔那样的行动。

罗马统治集团无意填补他们自己蓄意制造的政治真空，这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幸存的独立国家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始皇根本不留任何政治真空，他每摧毁一个敌国，立即将它的领土加以兼并，并在政治上将整个中华世界囊括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之内。公元前168年罗马摧毁了它势力能及之处唯一幸存的大国，在此之后，它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地中海世界等待了1个世纪之久，才采取了重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步骤。公元前67年，一位罗马军阀格奈乌斯·庞培被授予在黎凡特重建法律和秩序的独裁权力，他在公元前67－前62年间有效地完成了使命，但到公元前46年，一个杰出的罗马军阀、庞培的成功的竞争者尤利乌斯·恺撒才将整个地中海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恺撒着手在地中海采取秦始皇在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行动。他着手在他的共和制罗马前任们不负责任地留给他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但他正要着手将他的帝国扩张到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希腊世界的时候，他在公元前44年遭到暗杀，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恺撒拥有专制权力、可以集中全力重整河山的时间只有2年，而秦始皇却有12年的时间。而且恺撒在这2年内的复兴事业还曾被对他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新的军事挑战所打断。与秦始皇相比，恺撒对待战败的对手较为仁慈，他的惨遭暗杀就是他为自己的仁慈宽厚付出的代价。（秦始皇曾在公元前224年逃过了一个燕国奸细谋杀他的企图，那时他还只是秦王政，尚未完成强行统一整个中国的事业。）但是，秦始皇之死在中国带来的后果暗示出，恺撒的事业也正如他的中国同行一样，将不会比他本人的生命长出多久，即使恺撤拥有秦始皇所拥有的12年时间也将是如此，因为尽管恺撤对待对手仁慈宽厚这一点与秦始皇不同，他却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急于求成、有欠稳妥。地中海世界需要并及时地找到了奥古斯都，他是恺撒的继承者，他将以一种不那么引人争论，因而也更为持久的形式，象刘邦重建秦始皇的帝国那样，重整恺撤的江山。

与此同时，迦太基帝国、马其顿、塞琉西帝国于公元前218－前190年间在罗马打击下遭到的军事失败，同一时期托勒密帝国和孔雀帝国由于罗马人对战败的对手横加劫掠而加剧的衰落，为亚洲和非洲土著民族的复苏开辟了道路。

早在罗马人干涉黎凡特之前，埃及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反抗剥削他们的托勒密希腊人政权。在第五次塞疏西－托勒密战争中（公元前219－前217年），托勒密政府曾按马其顿人的方式训练并武装了一支由埃及土著居民组成的步兵军团。在拉菲亚战役中，这支埃及人的部队打败了希腊族的塞琉西军队。埃及人对与他们的马其顿希腊统治者同种同族的士兵取得的军事胜利，使埃及农民树立了新的信心。从公元前217年起，他们对希腊的“主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埃及的祭司阶层——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抓住时机，向这个显然正在削弱的异族政府要求越来越多的让步和特权。祭司阶层本来可以成为反对希腊人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但农民们的起义主要是社会性的——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起义。埃及的教会统治集团与希腊人的政治统治集团一样都是他们反抗的对象，祭司们的地位是捉摸不定的。

公元前201年以后，罗马在西北非的盟友努米底亚不断地侵犯迦太基的领土。公元前190年以后，塞琉西政府不得不向臣民们榨取钱财，用以向罗马人支付战争赔款。由于帝国在罗马人打击下的失败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衰弱，政府的压迫使激起了反抗。塞琉西领土上最大的金银宝藏聚积在寺庙的宝库中。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187年、安条克四世于公元前163年，都因为企图抢劫埃利迈斯（埃兰）的寺庙而丧了命。

使塞琉西帝国最为头疼，耗尽了它有史以来最大心力的寺庙，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耶和华神殿。在波斯政权和后来的托勒密政权统治时期，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从未与帝国政府发生过冲突，并一直生活在和平中，只是在以斯拉时代以后与当地的其他居民有过不睦。但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也象埃及人一样，由于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陷于分裂。富人占有土地并控制着聚积在耶路撒冷神殿中的财富，他们中间包括了一些最为强大的祭司家族。穷人包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及犹太律法的解释者，塞琉西政府承认犹太律法对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仍然有效，此前的托勒密政府也承认如此。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的少数富人由于两个贵族家族，即托比亚家族和奥尼亚家族之间，以及这些家族的代理人之间的互相敌对而陷于分裂。第6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是以对包括犹太地区在内的南叙利亚的统治权从托勒密政权到塞琉西政权的易手而结束的，在这场战争期间，犹太人的这一内部纷争又与一个亲托勒密集团和一个亲塞琉西集团之间一场新的内部争持纠缠在一起；这场争持又与犹太地区犹太人的一个富有的希腊化派别和一个贫穷的反希腊派别之间的更严重的争持纠缠在一起。在犹太地区处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世纪中，一个犹太人社会已在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德里亚成长起来。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打算比这个社会做得更彻底。从犹太地区来到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人移民已不再讲阿拉米语而改操希腊语，但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祖传的宗教。在取代托勒密政权而统治犹太地区的塞琉西政权之下，这一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被希腊的整个生活方式吸引住了。

公元前175年安条克四世上台后，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主动请求这位新的塞琉西皇帝给予帮助。在他的帮助下，这个犹太人的寺庙国家转变为一个希腊式的城邦，并重新命名为安条克。这种做法并非仅有。从一开始，塞琉西王朝的政策就是把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希腊城邦成希腊化城邦的联合体，而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对帝国皇位的共同的忠诚。公元前190年帝国被罗马人打败后，实行这一传统的希腊化政策的热情更加高涨。帝国政府将希腊文化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粘合剂，以此来阻止帝国发生的崩溃。由于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遭到可耻失败，塞琉西帝国正处在发生崩溃的危险中。

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纷争不已。相继上台并控制着神殿、财富的希腊化高级祭司首领争相向安条克四世行贿，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公元前169年，安条克在打完第一次埃及战役后的归途中，在当时的祭司首领的默许下抢劫了耶路撒冷神殿。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听命于那个罗马使节撤出埃及后，碰到了犹太地区反对希腊化的多数犹太人发动的起义。这场叛乱的矛头是针对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中希腊化的少数人的，但安条克把它看作是反对自己的反叛行动，并进行了军事反击。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座堡垒，并在那里布署了一支驻军，公元前167年12月，他使耶和华神殿的礼拜仪式希腊化，并禁止犹太地区采用传统的犹太教礼拜方式。耶和华这时显然已被等同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在圣殿中为他建造的塑像，也许就是被当作“神的化身”的安条克本人的肖像。

安条克所干的这一切，都有犹太地区希腊化犹太人的协助。由于这些希腊化犹太人看上去仍在犹太地区占统治地位，所以当公元前166年，犹太地区信守传统的犹太人发动的抵抗运动，在哈希芒家族的领导下采取了有效的军事形式的时候，安条克一定感到吃惊不小。起义者战胜了希腊化犹太人，夺取了耶路撒冷（那座堡垒除外），并在公元前164年12月再次使神殿非希腊化。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61年与反塞琉西政权的犹太地区起义政权签订了一项条约。公元前141年，驻守耶路撒冷那座堡垒的塞琉西驻军被迫投降，同一年，帕勒人（通常被不确切地称做“安息人”）从塞琉西帝国手中不仅征服了米底，而且征服了帝国的经济源泉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139年，塞琉西皇帝德米特里二世试图收复失地而陷于失败。他被安息人击败并做了俘虏。他的兄弟安条克七世迫使耶路撒冷于公元前133年左右投降，他使哈希芒政权承认他的宗主权，在公元前130年，他迫使该家族在位的城主约翰·伊尔坎努斯作为一支犹太人分遣部队的首领，伴随他参加一次战役，安条克希望通过这次战役来挽回他被俘的兄弟的失败。安条克七世确实在公元前130年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和米底，但在公元前129年冬季他的军队在米底被安息击溃，并被七零八碎地彻底消灭。安条克七世本人被杀，但安息人让约翰·伊尔坎努斯领着他的犹太人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了犹太地区。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但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

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埃及人一样，其矛头在政治上是针对一个希腊人帝国的政府的，努米底亚王国也由于在政治上以迦太基为牺牲品而扩大了版图。但推翻一个政权容易，抵御一种文明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在从地图上抹去了迦太基以后，西北非海岸幸存的利比亚腓尼基城市的叙利亚文明仍在努米底亚继续扩展；而且，在哈希芒家族取代塞琉西帝国在犹太地区及南叙利亚邻近地区建立统治后，他们也很快就拱手屈从于希腊化，就象塞琉西帝国在其他地区的后继国家，例如科马吉尼那样。

哈希芒家族作为维护犹太教传统形式的斗士而赢得了王冠，他们向希腊文化的妥协导致了他们与哈西德教派之间的分裂。哈西德教派代表传统的犹太教，在哈希芒家族领导下曾发动并打赢了对希腊化犹太人和塞琉西政府的战争。哈西德教派包括律法解释人（“犹太律法学家”），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拿起了武器。对他们来说，重建律法不仅意味着重建犹太宗教的传统形式，也意味着恢复律法学家从前的地位和薪金。但犹太地区的政权没有转到律法学家手里，而是传到了哈希芒王朝手中——他们成了建立绝对王权统治的马其顿希腊人的犹太人继承者。在哈希芒国王亚历山大·雅奈乌斯（公元前102－76／75年）在位期间，哈希芒统治集团与法利赛人（“分裂者”）（人们现在这样称呼哈西德派）发生了一场内战，据说在耶路撒冷神殿区，有6000名法利赛人遭到国王的卫兵，非犹太人雇佣兵的屠杀。

甚至曾过着游牧生活的安息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阿萨息斯王朝，在吞并了巴比伦尼亚，将首都移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东岸郊外的泰西封以后，也带上了希腊文化的气息。但在第一波斯帝国所有的希腊后继国家全部倒台的公元前221－前30年间，希腊文化又在安息以东，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流域（大夏和粟特）以及西北印度大获全胜。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个地方一样，文化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政治的沉浮。

在大夏和粟特，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抵抗比在波斯帝国领地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激烈。但也是在这里，伊朗人和希腊人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大夏和粟特的希腊人总督脱离塞琉西帝国后，这一地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这种协议也未曾中断（这也许就是游牧的帕勒人占领帕提亚的那一年）。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的东征（公元前212－前205年）劳而无功，他随后于公元前190年在罗马人手中遭到的惨败，以及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孔雀帝国的衰落，这一切都诱使大夏的希腊人去填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政治真空。

公元前200年之后不久，大夏的两位称作德米特里的王子之一可能征服了位于现在的阿富汗西南部，曾由塞琉古一世割让给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的那片领土。在印度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于大约公元前160－前130年在位时，统治区域在东南方向最远达到印度河和纳巴达河河口。可能在米南德在位期间，定居印度的希腊人曾一度占领了已经灭亡的孔雀王朝原来的首都华氏城。大夏和印度的39位希腊人国王和2位希腊人王后的钱币已被发现。它们与公元前5世纪锡拉库萨的钱币一样美观，上面的很多肖像非常好看，但在这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国王的希腊人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文字资料的进一步确定。他们统治着星罗棋布的各个地区，在萁豆相残的战争中互相毁灭，这正是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恶习。正如腓力二世时期以前的希腊各城邦和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样，大夏和印度的这些希腊人国王，为了争夺兴都库什山两侧零零碎碎的领土而彼此攻战不休，从未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抵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

大夏和安息的北部紧邻着两个塞语（西徐亚）民族：一个是在里海以东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另一个是在药杀水上游流域的大宛。第一波斯帝国衰亡以前，两个民族都曾处在波斯人的宗主权下。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在月氏人的冲击下被迫南迁，后者为避开匈奴的地盘而向西南移动。塞人制服了大夏的希腊人，但由于获得了巴比伦尼亚而加强了力量的安息在大约公元前138－前124年阻挡住了塞人，并使他们转向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流域（该地从此被称作“塞人国家”——锡斯坦）。塞人从那里进入印度河谷，并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希腊人在印度建立的国家。一支安息人紧随其后，强行建立统治于其上。同时，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月氏人越过乌浒河进入大夏，并蹂躏了曾经占领大夏的塞人臣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发现月氏人到公元前128年左右时已经定居在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的河间地带。公元48年，月氏人的统治阶层贵霜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对那里的安息－塞人，以及被安息－塞人驱往东南方和南方更远地区的独立的塞人强行建立了统治。贵霜人由此将大夏和西北印度统一在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之中。

帕勒人（“安息人”）、塞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原来都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帕勒人和塞人都是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迁离欧亚平原进入有过定居生活的农业居民居住的地区之前，曾相继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发生过接触。月氏人来自处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讲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是伊朗语言。但所有这3个曾以游牧为生的移居民族，包括月氏民族中的贵霜人，都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希腊文明。例如他们的硬币就是其希腊前辈的硬币的仿造品甚至重铸品。阿萨息斯人和贵霜人就象哈希芒家族和罗马人一样，欣然地屈从了希腊化。

统治现在的阿富汗这片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国王赫尔梅乌斯和他的妻子卡利奥普王后死于公元前30年左右，可能是死在安息人－基人手里。这个年代就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自杀的那一年。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从公元前241年起，塞琉西王室由于互相竞争的继承者之间萁豆相残的战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公元前129年，即安条克七世皇帝在米底战败身亡的那一年，直到公元前64年塞琉西帝国最后的残渣碎片烟消云散，在它不断缩小的领土上，内战连连，无休无止。这使叙利亚成了奴隶贩子们快乐的狩猎场。公元前168年之前，罗得岛人的海军控制着黎凡特；但在马其顿王国被消灭后，罗马人将提洛岛送给雅典，条件是它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港，从而摧毁了罗得岛人的力量。罗得岛人从此再也无力维持它的海军。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以西利西亚西部（“高地”西利西亚）和克里特岛为基地的海盗掌握了黎凡特水域的制海权。海盗们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商人合作，以提洛岛为基地，绑架叙利亚内战中的受害者，将他们贩卖为奴，在提洛岛上进行买卖，以供应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庄园和农场。这些地方在遭到汉尼拔战争的蹂躏后，庄园和农场成了进行经济剥削的最有利可图的形式，它们就是靠奴隶劳动来经营的。

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奴隶人口中包括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内战带来的运气和变化的牺牲品。西西里最后几次奴隶起义的一些领袖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早在公元前198年，在罗马东南的一个拉丁人殖民地塞提亚就出现过一次流产的庄园奴隶起义。但庄园奴隶发动起义颇有不便之处，他们在劳动时被铁链锁在一起，夜间则被关押起来。起义是由牧人奴隶发起的。由于要保护牧群免遭人兽捕食，他们是拥有武装的，而且当他们夏季在山上放牧时，这些武装的牧人奴隶实际上是不受控制。牧人奴隶有武器和行动自由，庄园奴隶则人数众多。当牧人奴隶拿起武器并解放了庄园奴隶后，联合起来的起义奴隶可以找到有力的领袖，可以建立能在战场上与罗马部队一决雌雄的军队。这就是公元前135－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0年左右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持续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提洛岛和阿提卡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没有证据表明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爆发的奴隶叛乱是相约而起的，也不能证明是一场起义的消息激发了另一场起义；但它们的同时爆发却可能不是偶然的。公元前135年，提洛岛在政治上与雅典，在商业上与西西里和意大利都有联系。公元前132年，企图问鼎帕加马王位的阿里斯托尼库斯在这个王国从前的领土上举兵，此前在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朝的末代国王将国土遗赠给了罗马人。罗马政府将这个王国变成它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在该省征税的工作包给了罗马商人。阿里斯托尼库斯呼吁奴隶给予支持，并宣布建立“太阳共和国”。他显然是想以此鼓励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领袖们。太阳是正义的神圣象征。它公正无私地给予一切奴隶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以光明和温暖。罗马统治集团支持的是富人、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起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取代罗马，还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社会来取代希腊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残忍地对待它的无产者。这同样也是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目标，他逃脱了关押，建起一支意大利起义奴隶的军队，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控制着意大利的农村。

向罗马发出挑战的第一个伊朗统治者是小亚细亚东北部庞廷山区的卡帕多西亚国玉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88年他进犯罗马亚细亚行省，占领提洛，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要把希腊人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在被解放的地区对意大利包税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进行了屠杀。公元前88－前86年，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向前推进，达到薛西斯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推进的地方。但米特拉达梯也重蹈薛西斯失败的覆辙。在公元前85年被迫媾和，但他在公元前63年去世以前还曾两次举兵反对罗马。

米特拉达梯对罗马发起的挑战功败垂成。它比罗马人自公元前149－前148年马其顿起义失败后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激烈。另一个伊朗国家安息又于公元前5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哈兰）使罗马遭到重创，这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手中后遭到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卡里的战场是一处平原，离地中海岸最近的港口都相隔很远，这使远远深入大陆内地的罗马军队在后勤上困难重重，当地的地形又使罗马步兵在人数、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克拉苏的军队在卡里发现自己面对人数上占劣势的安息骑兵弓弩手无能为力，后者有驼队源源不断地把箭运送过来。克拉苏的军队被歼灭了。

这是罗马遭到的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此前迦太基人、希腊诸国、起义奴隶和米特拉达梯先后都败在它手下。但罗马人在后汉尼拔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不幸的牺牲品不是安息人，而是罗马人自己。

后汉尼拔时代罗马与黎凡特希腊人诸国的战争都是短暂的，罗马的黎凡特对手在罗马打击下根本不可能长期投入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好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象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公元前215年，即汉尼拔战争的第4个年头，罗马国库陷于破产。但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海外的罗马军队提供衣食武器的那些承包人，承担了在战争期间继续赊账提供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的工作，并且，他们显示出自己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流动资本，从公元前215到前201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在公元前205年，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未遭破坏的地区的一些城邦——其中一些是罗马的自治区，一些是罗马的盟友——用自愿馈赠的丰富物品，装备了西庇阿为入侵迦太基非洲而召集起来的远征军。同年，破产了的罗马国库将从坎帕尼亚的一些罗马自治区征收的可耕地块拿来出售。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15年曾脱离罗马，公元前211年又被重新征服。购买土地的人显示出，他们能够用现金付款。

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政府就处在私人债权者的摆布之下。它不得不给予他们的条件为他们的欺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的欺骗行径臭名远扬的时候，当局只是很不情愿地查处了一些进行欺骗的承包人。他们担心受到冒犯的承包人停止物资供应，这将使罗马立即遭到军事失败。在战争尚未结束的公元前204和前202年，罗马国库不得不开始以分期付账的形式向债主还债。公元前200年，它不得不用罗马周围半径50英里以内的公地偿还欠款，以此支付最后的款项。这对债权人极为有利，这些地方土地的价值无疑将会升高。除了以不利的条件借债以外，国库还向纳税人强征年度资产税，以此等措汉尼拔战争的部分费用。公元前187年国库以千分之一的税率向纳税人归还了这笔年度税的25．5／34，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库从罗马远征军于公元前188年掠劫小亚细亚后带回罗马的战利品中政府所得份额中得到的。

罗马政府从罗马军队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是罗马国库在公元前201－前168年间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当时还有战争赔款——例如公元前201年向迦太基、公元前190年向塞琉西帝国强行收取的赔款；还有能够带来收益的永久性资产，例如从曾经脱离罗马、又被重新征服的意大利东南部社会没收的土地，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全部国土，曾是马其顿国王财产的矿产和森林，曾是迦太基政府或被征服的当地西班牙人社会财产的西班牙矿产。公元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以后，取消了居住在意大利、或意大利以外的罗马自治地区，但被赋予与意大利人同样的税收地位的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所以，从公元前215年开始，富裕的少数罗马公民越来越富，而贫穷的多数人则越来越穷。商人暴发户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他们不是工业企业家，除了向军队提供物资和贩卖奴隶外甚至也不是贸易者。他们聚敛大量财产，主要是依靠充当海关税收和罗马各省居民缴纳的税款的包税人。统治集团的成员垄断着政府公职，因而也应有责任保护国民不受包税人的敲诈，但他们更为关心的却是为自己谋取非法收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一种是暗地里向包税生意投资，但主要是租进和购买罗马在意大利扩张所获得的领土上的土地以求生利。

在意大利东南部，大片土地成为罗马领土，同时，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经脱离罗马的意大利诸国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也成为罗马的公共财产。由于在遥远的前线长期服兵役的农民纷纷破产，罗马领土上曾是他们私有财产的那些土地也被投进了市场。租进公地和买进破产的农民士兵的财产，这时成了大为有利可图的营生。

意大利半岛上有大片地区是由崎岖的高地构成的。这些地区不适合从事农业，但如果能在低地进行补充性的冬季放牧，如果有安全的道路每年可把牧群赶来两次，这些地区对于夏季放牧牛羊具有很高的价值。公元前264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能力就已成为可能。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罗马领土上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买卖，使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对少数罗马公民来说成为现实，他们具有足够的钱财来租进公地或购买私人土地和牲畜。为使这些土地通过畜牧生利，作为牲畜使用的人，也就是牧人奴隶，也与畜群本身一样重要。在低地租借或购买土地的人有两种使用这些土地的方法。除将可耕的低地变成冬季牧场外，另一种方法就是种植葡萄和橄榄。在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城镇，油料和酒类市场非常有利可图。在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也是如此。在那些地区，油料和酒类的生产既无气候条件，在罗马控制的领土上又被罗马政府所禁止。但是，在公元前221－前31年间，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同畜群一样，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获得利润。

的确，使用奴隶劳动是较为昂贵的。首先得把奴隶买来，一年到头向他们提供吃的和住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也无法再出手转卖，完全得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庄园主和牧主的帐上，而他完全可以在繁忙的季节雇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而不必为这些临时的雇工承担永久的责任。但奴隶是他的永久性劳动力，具有可以任意支配的好处。只要奴隶尚有劳动能力，他的劳动就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一个受雇的自由人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奴隶，他随时可能被政府征召入伍开长年服役，他的私人雇主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从汉尼拔战争结束起，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经济和人口都开始经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由农民所有的、主要为这些所有者自己生产口粮的小块自由地产逐渐为实行冬夏两季放牧的大牧场，在低地地区同时也为橄榄园和葡萄园所取代。这两种新的土地使用方法都采用奴隶劳动。这种变革从未彻底完成。自由地产仍然大量存在，罗马城内居民所需要的口粮也并不完全来自西西里和撒丁的贡赋。但到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种经济和人口的革命已经在意大利造成了为征兵所需要的人力的短缺。

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对奴隶制度的严重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对寡头统治下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多数公民的贫困漠不关心，但他们却对征召军队应付罗马军事需要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困难深感惊恐。他们还发现，强制性的征兵使征到的土兵越来越少。公元前133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对保持罗马军事效率的这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罗马自由公民的社会正义的关心，促使罗马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带来了罗马政体内部的一场革命。格拉古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一法律在已经毁灭性地动荡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大陆文明中心西部掀起了一场风暴。在这一个世纪中，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东部也由于中华帝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而受到摧残。

格拉古法律使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在公元前133年丧了命（他被贵族们私刑拷打致死）。它也使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公元前121年丧了命。这项法律不但激怒了罗马统治集团，也激怒了曾经脱离罗马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霸占着罗马已从这些国家没收的部分土地。到公元前111年，一切可以找到的公地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导致格拉古立法的那些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也未获得解决。公元前108年起，这些问题开始以不利于罗马政体中合法政府生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公元前107年，罗马公民盖约·马略被选为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国家的最高政府官员），他不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一员。马略以不合法的新方法组建了一支军队，即征募靠救济为生的贫苦公民。他们很愿意服兵役，毫无所失而多有所得，因为他们与马略之间有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不向他们提供赡养，就不能让他们离开军队，他与他们应相互合作，利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政治压力向罗马统治集团提出条件，既满足士兵的要求，又满足其指挥官的野心。马略是罗马第一位革命性的军阀。从公元前108年起，罗马实际上是由军阀统治者——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公开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并被暴力推翻的君主制统治除外。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公元前31－公元220年）

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旧大陆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因此，在旧大陆的这一历史发展时期，规模巨大的政治统一，成为一般的法则。尽管如此，在印度次大陆，仍存在着违背这个一般法则的明显表现。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使印度西北部得到政治上的统一，也将印度的这部分地区在政治上同大夏统一起来。它使自公元前2世纪初以来困扰印度已久的政治混乱状况，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同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相比，公元1世纪的印度在政治上仍然显得支离破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除了最南端以外，在政治上整个次大陆都处于孔雀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

公元1世纪，从前属于孔雀王朝的心脏地区即今天的比哈尔和北方诸邦，都在巽加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地区，巽加王朝于公元前183年取代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过去的首都华氏城，今为巽加王朝的首都。虽然在公元前2世纪中，有一个希腊国王曾一度占领华氏城，但贵霜帝国却从没有向东南方扩张到那么远。此外，孔雀王朝原来在德干高原的更为广大的领土，现在处于另一个后起的王朝统治之下。这就是安得拉王朝（又称萨塔瓦哈纳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5年）。它象巽加王朝一样强大。但次大陆的南端，象过去一样仍为许多小国统治着。公元40－150年间，曾被安息－塞人从印度河流域赶向东南方的塞人，在乌贾因建立了国家，并得到了安得拉王朝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盘。塞人在乌贾因和马哈拉施特拉的领地，是贵霜帝国的自治管辖区。但次大陆的绝大部分，仍然处于贵霜帝国的疆土之外。未包括在任何一个帝国之中的另一块旧大陆文明中心地区，就是尼罗河上游。前面已经提到，法老时代埃及南部的政治版图，在中王国时期已经推进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上游；在新王国时期到达了纳帕塔，即第四瀑布的下游。公元前11世纪新王国崩溃以后，纳帕塔成为后继国家之一库什的首都。库什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度过灭亡的危机幸存下来，并把埃及世界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把埃及本身置于库什王国的统治之下。在一个至今尚未搞清的时间，库什王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越过纳帕塔，到达了阿特巴拉河和第六瀑布交汇处的右岸，即到达了麦罗埃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库什王国的首都也从纳帕塔移到麦罗埃。

比起纳帕塔，麦罗埃具有3个优点。麦罗埃地区尚有降雨，而在纳帕塔则完全依赖人工水利工程供水；麦罗埃有丰富的铁矿石，为冶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第三，首都设在麦罗埃的国家，既占有交通之利，又具有农居之宜（1973年被干旱所毁）。这一地带向西延伸，处于北部沙漠和南部的热带雨林之间，从白尼罗河西岸，一直到大西洋的非洲海岸。

虽然库什王国未能吞并埃及，但它一直成功地保持独立，没有被第一波斯帝国、托勒密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吞并。公元3抛纪，库什王国似乎是毁灭于非洲蛮族努比亚人之手。

与此同时，大约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阿比西尼亚高原北端，就被来自也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的移民占领。也门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均处于4个帝国的版图之外。

所以，四大帝国并没有把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已开化了的地区都包揽无余。但是，它的确已将其中绝大部分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之中。

四大帝国相五间的政治关系，主要由政治地图的形态所决定。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与中华帝国没有共同的边界，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也没有共同的边界。由于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因而它们之间并不经常发生直接的关系。诚然，两大相距甚远的帝国中的居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另一帝国的存在。然而，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它们各自与所有其他帝国，包括不是直接邻居的遥远帝国，都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这两个帝国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大国。它们的商人都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间那种横穿大陆的间接贸易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发生彼此间的战争的话，罗马帝国和贵霜帝国就发生彼此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中华帝国与安息帝国间的交往，同样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罗马人与安息人之间、安息人与贵霜人之间、贵霜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可这些战争既不长久，也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更没有导致政治地图发生任何永久性变化。

公元前102－前40年间，西汉王朝几度攻占大宛。东汉王朝在公元73－102年间，继续不断地攻占此地。公元2世纪，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都成为中国和贵霜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锡斯坦是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的一块争议地区，亚美尼亚则是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公元63－66年，根据协定，亚美尼亚的国王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派人担任，但是，担任亚美尼亚国王的阿萨息斯人选的头衔，却要使来访的罗马人满意，并在那里由罗马皇帝主持授权仪式。

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沿幼发拉底河及其西段弯道的边界，自从公元前64年庞培把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从而得以确定后，就再没有发生大的长久性的变动。安息人侵入过叙利亚，但他们公元前53年在卡里大败克拉苏军队之后，并没有成功地永久占领此地。公元前36和前34－前33年间，马可·安东尼率军入侵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一直打到北部米底（阿塞拜疆）的东北部。公元114－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企图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尼亚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罗马帝国的这两次军事冒险，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公元117年，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一线。但他保留了罗马帝国进入波斯湾尽头的通道。图拉真曾率军打入波斯湾尽头，并一度占领了那里。哈德良允许西亚国家巴尔米拉自治，并鼓励巴尔米拉在安息帝国西南边界建立不引人注意的贸易站。

四大帝国由3个通道相互连接起来。尽管人们使用这些通道，但不论是军队、外交使节、商人或者教士，却很少走完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漫长通道的全程。这两大帝国相距太远，因而主要靠中间人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中间人手递口传他把货物和信息分程传送过去。

最北边的通道，从中国长城的边防站，穿过欧亚大平原，延伸到已成为罗马保护国的黑海北岸一带的希腊殖民地。一条短些但更累人的陆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从华北平原上的东汉京城洛阳，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过天山，到达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河上游之间扎拉夫尚河谷的粟特。从粟特向西，这条路一分为二。不愿踏上安息领土的旅行者，可以经过花刺子模、里海以及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地槽，到达黑海东岸地区。那些甘愿受安息关卡人员和警察折磨的旅行者，可以走向地中海叙利亚海岸的任何港口。最近的路，是经过巴尔米拉和佩特拉这两个“商旅之城”中的一个，再穿越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是从安息到地中海，与沿波斯湾阿拉伯岸诸港出发这两条路的交叉点；佩特拉则是从安息出发与从也门出发的两条陆路的交汇点。

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海路风险最大，但又获利最多。中经瓦迪图米拉特，连接红海港口苏伊士和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运河，可能是由托勒密二世完成，或者也许仅仅是由他修整的。这条运河，提供了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水上直达通道。托勒密帝国具有强大的海陆军力量时，始终控制着红海，并据守着现为厄立特里亚海岸上的滩头堡。它在那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俘获非洲象，以用这种象同对手塞琉西帝国的印度象进行搏斗。但在这一时期，定居希腊的埃及人，甘愿把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贸易让给赛伯伊也门水手。公元前2世纪末，托勒密政府开辟了从埃及的红海港口直通印度河三角洲的航线，使自己回避了赛伯伊人。不知何时，一位在南部海城航行的希腊水手，弄清了季风的季节和方向（“希帕罗斯”也许不是一位希腊历史上的水手的名宇，而是不知其名的希腊小商船船长们所能驾驭的季风的形象化绰号）。

埃及希腊人对季风规律的发现，使他们从埃及到印度河三角洲的“穿梭旅行”时间大为缩短，也使他们能够直接驶过曼德海峡和印度南端之间的公海，甚至能绕过锡兰，在印度东部海岸的阿里卡马杜尔建立一个货物集散中心。阿里卡马杜尔恰好位于今天的本地治里城的南部，从这里进入内地比西部任何港口都容易得多。

希腊人在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交通，在公元1世纪中叶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也就是说，由于贵霜没有进行侵扰，印度西北部与大夏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因而使印度西北部内地所进行的贸易活动更加安全。在同一世纪，印度水手也效法希腊人，学会了径直穿过阿拉伯海的技艺。印度水手可以从印度东部海岸的港口，直接驶过孟加拉湾，到达马来半岛。有些印度船员把船开到克拉地峡，把货物运上岸，然后在暹罗湾和中国海岸将陆路送来的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外一些印度人进行不间断的、环形航行，从孟加拉湾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海。如同希腊人渡过阿拉伯海以及更广阔的海域一样，印度人穿越孟加拉湾和更远的水域的航行，也是与战争无关的活动。他们的船不是战舰，而是商船；水手不是征服者，而是商人。

国际贸易必须通过国际语言和文字媒介来进行。公元前31年至公元225年，旧大陆文明中心西半部分，即从贵霜帝国领土到大西洋东岸，流行着3种国际语言，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文字书写形式来表达。

这一地区流行的第一种语言，是阿拉米语。这种语言书写所用的字母系统，象希腊字母一样，来自腓尼基语。这种语言在第一波斯帝国中，曾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官方交流媒介。在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后来建立的国家里，阿拉米语让位于希腊共同语，后者成为官方通用语言。然而，在波斯帝国的塞琉西希腊后继者国中3个后来由伊朗人建立的国家（即安息、法尔斯和粟特）中，阿拉米语重新作为官方用语，并且运用古波斯文的3种变体重新成为文学的媒介：在这一文字发明中，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阿拉米词语，显然被当作表意符号，然后把它们当作似乎有同样意思的伊朗词语来读。与此同时，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末，阿拉米语几乎完全取代迦南语和阿卡德语，成为原来讲闪米特语的“新月沃地”人的日常用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曾经作为小亚细亚、埃及以及“新月沃地”的国际语言，但此时却几乎完全被遗弃。甚至在巴比伦尼亚，这时也很少有学者去阅读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仅仅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犹太团体把它作为礼拜仪式语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语才仍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希腊人的统治结束后，希腊语仍为官方所采用。取代希腊人成为幼发拉底河东部政治统治者的安息人、安息－塞人和塞人，都依照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和印度的希腊统治者的先例，发行印有两种文字的钱币，其中一种是希腊文。贵霜皇帝颁发的钱币上，印有希腊字母组成的文字，当然这种语言并非希腊语，而是塞语、伊朗语的一种变体。在大夏这个土著伊朗人与外来希腊人关系格外友好的伊朗国家里，人们用希腊字母来表示当地的伊朗语。例如，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约公元120－144年在位）建造的庙宇中就有这样使用希腊字母的铭文。发现这个庙宇遗址的现代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锡尔克果塔尔。

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用西部希腊（“罗马”）字母书写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语言文字。但是，帝国政府、其地方代表和代理商，却使用希腊语来同母语是希腊的或者把希腊语作为文化生活语言的罗马公民和被征服者进行交流。除在意大利东南部以外，希腊语已成为意大利的日常用语，排斥了拉丁语。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继续占统治地位，排斥非希腊语言。然而，在环西地中海（除讲希腊语的西西里人和拿不勒斯人外）以及跨越亚平宁大陆欧洲部分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一带的罗马统治地区里，拉丁文却成为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媒介。

用贸易和语言可以传递其他文化要素——例如宗教和作为宗教表现自身的媒介之一的观赏艺术。旧大陆文明中心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220年的宗教历史，是下一章的主题。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里，希腊的观赏艺术以及印度的观赏艺术和社会机构，又向新的地区发展。在此期间，在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掀起了印度化的第一个高潮；希腊观赏艺术，也同时在贵霜帝国赢得了新的地盘，尤其是在帝国的都城咀叉始罗。咀叉始罗位于地处大夏和比哈尔之间道路上的犍陀罗地区。它的希腊化来自两个方向——从大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从亚力山大里亚渡过阿拉伯海。来自这两个源头的希腊影响，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劲，这两胜希腊化潮流何时开始涌出来的，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文化渗透到东南亚，希腊文化渗透到犍陀罗，都是“和平渗透”的例子。希腊观赏艺术在犍陀罗和罗马帝国，有着十分相似的风格。但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些行省，希腊文化的传播披上了拉丁外衣，希腊化是紧随罗马军事征服之后开始的。

从公元48年到公元3世纪初，四大帝国囊括了绝大多数旧大陆文明中心。但是，这些帝国彼此的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都各不相同。

中国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和公元1世纪至224年的安息帝国，分别是西汉王朝和公元前141－约前31年的安息帝国的翻版。这两个地区都曾经存在过一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但这两个帝国都没有因此而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体制变革。过去的政权，经过暂时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重新恢复的政权，并没有焕发出新的活力，反而大为削弱。然而，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以及由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而导致的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内战世纪的终结，都是真正的新的开端。中国的秦朝第一次取代战国，以及随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政权又取代秦朝，也都标志着新的真正开端的产生。

在结构上，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而东汉与罗马帝国则不甚相似。但在这两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却都存在政治上权力高度分散问题。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掌握在自治的地方总督或小国君的手中。他们对帝国政府的宗主权，有时只是表面承认，实质上自行其是。此外，帝国政府及其附属国的权力，实际上都受到了贵族权力的限制。后者直接控制农民，也就是说，直接掌握一切租税来源。

从理论上讲，东汉政权是中央集权的和官僚式的，而实际上官僚也是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作为文官的职责与他们作为财产私有者的利益相冲突，而他们则把自己的职责从属于自己的利益。要使中国社会不致崩溃，就必须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可是过去西汉王朝和王莽之所以都无法进行这种改革，原因就在于此。唯一能够按照皇帝的旨意实施必要改革的人，却是官僚－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强烈私利，只会使这种改革依然化为泡影。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公元36年镇压农民起义后，官僚－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也更为露骨。在用人方面，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文官考试也不象以前那么公正可靠了。佃农交给地主的租，与地主自己必须纳的税，根本不成比例。中国北部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现在又成为紧靠长城的地区。由于华北注册纳税者数量的下降，从而导致了人头税、劳役和兵役的增加。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内战（公元9－36年），并非注册纳税者数量减少的全部原因。北方的自由农民大量潜逃。有些自由民到大地主的庄园里寻求庇护。作为地主的依附者，他们的经济负担要比作为帝国政府的自耕农轻一些。另一些自由农迁到南方。帝国政府在南方的控制要松一些，那里还有许多处女地等待人们开垦。

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官僚地主的权力首次受到宫廷中的宦官的挑战。184年后，道教领导发起的几次农民起义，也打击了官僚地主的势力。然而，胜利者既不是宦官也非农民，而是军阀。军阀同样多为大地主。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发生了汉尼拔战争以后罗马共和国所发生过的事。由农民提供的兵员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从贫民中招募的职业军队；职业军队成为将军们的私人军队，因为士兵依赖将军付给他们报酬为生。公元220－222年，东汉王朝终于公开分为3个王国，3位事实上早已瓜分帝国的将军成为三个国王。

从原则上讲，和同一时期的安息和贵霜帝国相比，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与东汉帝国的共同之处更少。从理论上看，东汉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尽管理论上的政体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在醉心于权力分散方面，罗马帝国与两个中央集权帝国类似。罗马的“权力机构设置”，总是避免直接负责管理领土。不然的话，如果摧毁这些领土上原来的政府，政治上就会出现真空现象。奥古斯都坚持这一罗马传统，非常愿意恢复地中海世界的秩序。而以往的共和制罗马政府把地中海世界推向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公元前31年以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沿袭黎凡特地区先由塞琉西统治，后来（公元前67－前62年）由庞培掌管的先例，试图把罗马帝国作为自治城邦的联合体组织起来。帝国政府要将自己的责任限定在以下两个范围内：第一，阻止和预防帝国内各城邦相互间继续发生战争；第二，保护它们免遭帝国边疆以外敌人的攻击。

同东汉王朝一样，罗马帝国也缺乏人力。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开始的人口激增状态，公元前3世纪在马其顿消失了，公元前2世纪在讲希腊语的国家消失了，公元前1世纪又在意大利消失了。罗马帝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帝国域内只有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在数量上得到明显地增长。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国大肆清剿，因此，犹太人口一度锐减。但从那以后，犹太人中来了大批从前的以色列王国的居民（以色列王国是犹太的近邻）。犹太人开始向外扩散：最初进入巴比伦尼亚，然后进入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里。在巴比伦尼亚和公元前63年起在罗马，最早的犹太散居者是被驱逐出国的人们。但大多数犹太散居的人是自愿出走的。在外散居的犹太人成为雇佣军和商人。犹太人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反对罗马帝国政府的起义过程中，伤亡很惨重（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也受到伤害）。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更会感到犹太人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之显著了。在最后提到的这次起义中，犹太地方团体不仅暂时控制了昔兰尼加，而且把昔兰尼加当作入侵埃及的基地。

奥古斯都沿着雇佣的职业军队能够防守的地带，将罗马帝国的边疆固定化了。当时的雇佣军队数量很少，少到帝国不断减少的人口仅可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也少到使其能够被纳税者所养得起的程度。奥古斯都削减了庞大的军队数量（由他本人及其消灭的对手所征募的），减少到防守新的边疆所需求的最少数量。他没有为纵深防御或储存作准备。假使必须集中一支机动兵刀来镇压帝国附属国的某个地方起义，或者进行内战，那就只有调遣当时据守帝国某段似乎没有受攻击的危险边界的边防军了。上面提到的犹太人3次起义和公元69年及193－197年的两次内战，都需要罗马集中大量的机动兵力来对付。

在南方，罗马帝国发现沿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北缘，有着“天然的边疆”。沙漠之间沿尼罗河而下，直通努比亚下游的狭道，并不难据守。在欧洲大陆，奥古斯都的养父尤利乌斯·凯撒，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扩张到莱茵河；奥古斯都又把边疆延伸到多瑙河；公元70－138年间，奥古斯都的继承者封锁了莱茵、多瑙两河上游之间的缺口，在莱茵河上游的柯布伦茨和多瑙河上游的雷根斯堡之间，修造了一道人工防御土墙。将不列颠岛更大部分征服并并入帝国之中后，海边又构筑了类似的人工防御土墙。公元122年以后，哈德良皇帝修造了从泰恩河到索尔韦一带的防御墙；公元142年以后，泰特斯·安东尼·庇护皇帝修筑了从福斯河的弗恩到克莱德河间的防御墙。同中国长城的长度和体积相比，罗马的这些人工防御土墙既短又不牢固。罗马的防御土墙，只是不列颠的大海和欧洲大陆提供的天然壁垒的补充。可是，河流壁垒的“天然性”是靠不住的。虽然在可以航行的季节里，罗马帝国的小舰队游戈于两条大河中，但不管什么季节，人们都能轻而易举地渡过河去，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两条河结出厚厚的冰层时更是如此。况且，莱茵河至多瑙河的界线，是黑海和北海之间最长的界线。

奥古斯都试图通过把边界从莱茵河向前移到易北河，来缩短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河流边界。但是，由于帝国的人力在前两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中大为减少，因而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如果要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就会导致必不可少的军事人员数量的锐减。公元6－9年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新征服的潘诺尼亚人的起义，和公元9年新征服的德意志人对莱茵河与易北河间3个罗马军团的歼灭，使奥古斯都的这项工程无法实施。发生上述事件后无法继续进行易北河边界工程，表明此时罗马帝国的人力资源的匮乏（这一点恰与汉尼拔战争之前和战争中人力资源的丰富形成强烈对照）。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还在继续表现出来。罗马帝国开始了对不列颠的征服和兼并，但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与汉武帝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的罗马皇帝图拉真，于公元101－106年成功地征服并吞并了达契亚（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在公元114－117年却无法将帝国的东部边界向前扩展，即使已到达了里海和波斯湾海岸边，也不得不很快后撤。

罗马帝国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被征服者逐渐转化为罗马帝国公民。这一政策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推行，它是罗马首先把意大利半岛、最终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地区成功地并入共和国中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并非始终得到贯彻。曾经有过犹豫和暂时中断实行的时期。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在公元212年臻于完成，此时，除了剩下一小部分从前被帝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赋予（或者说强加）罗马的公民身份。

罗马授予被征服的异族人以公民权的慷慨大度，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心胸狭窄，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强烈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正是罗马而不是雅典完成了地中海地区政治统一的原因。然而，政治身份的平等，并不能补偿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正。罗马推动其领土扩张的其他有效政策是，保障富人的既得利益，反对穷人的要求。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伴随着政治上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的，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宽。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增加了，除了所有权的不平等外，还存在收入以及精神和物质生活标准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旧大陆文明中心两端的两大帝国里的社会不公平，都在不断地加深。

前面已经提到，汉朝儒家官僚地主不能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公共职责；在东汉政权统治时期，这个地位牢固的“体制”的道德缺陷，比由于这种道德沦落而垮台的西汉时期，更加露骨和无耻。尽管如此，汉朝儒家文官机构，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

罗马城邦，是用远远不足的行政管理人员来开始其扩张的生涯的。和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城邦（埃特鲁斯坎、希腊和腓尼基）一样，罗马是由每年选出的一小批非职业政府官员统治的。但是，选举产生的官员数量的增长及其临时在位者的任职期限，根本不能适应罗马不断扩张所带来的行政管理要求。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帮助提供军需品和征集赋税。这些团体拥有管理当时希腊世界的所有专长。他们雇佣了有教养的奴隶和自由民来完成这些管理任务。

奥古斯都从其养父尤利乌斯·恺撒那里受到启发，竭力使这些私人团体无法靠损害罗马政府、罗马公民及附属国的利益，来谋取不正当的私利，但他照样沿用这些组织。他大规模地建立了一种由奴隶和自由民组成的“恺撒户”，作为他个人的行政管理基础。对于原来按政府规定垄断最高两个级别的、薪水丰厚的文官职位的罗马贵族“权力机构”及其门客，奥古斯都也给予了补偿。罗马这一官僚机构，没有中国官僚机构那样强的内聚性。尤其是，它没有遵循一种官方的世袭的哲学，并由此而凝聚在一起。当然，奥古斯都的这个帝国文官机构中，使用的是由狼崽变成的牧羊狗；但它比安息和贵霜两个中央集权大国那种原始的、临时凑合起来的帝国行政管理机构，还是要强得多。

最后，罗马帝国的文官系统不得不承担一项奥古斯都原来没有为它设想的任务。对于构成帝国政权细胞的城邦，奥古斯都一直没有打算直接实行地方行政管理，他只是想对它进行监督。因此，开始时帝国机构的人员数量一直很少。奥古斯都和平的缔造者没有预见到，帝国各个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向邻国发动战争的历史特有的主权被剥夺之际，就会丧失对由他们的社团组成的地方政府的兴趣。公元2世纪初期（地中海世界的一个虚假的表面的黄金时代），地方政府开始陷入混乱，帝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广大地区的行政工作，不情愿地直接进行干预。

公元1－2世纪期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大多数地区都已分裂的各个帝国，在公元3世纪又遭到一场灾难的突然侵袭。

罗马帝国忍耐并奇迹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235－284年）的大混乱。这场混乱本身，则是在此之前虚假黄金时代（公元96－180年）令人惊异的结局。在罗马帝国这个令人绝望的半个世纪里，帝国的货币贬值到毫无价值；外域的入侵者在帝国的领土上横行，大肆劫掠；公元250年，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皇帝战败，并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60年，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皇帝与波斯打仗时战败被俘，并于监禁期间死去。就象公元220－222年的中华帝国一样，帝国本身分裂成为3个彼此独立的部分。罗马的财政极度崩溃，一度以货代款缴税，贸易也开始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在地中海世界，是一场非常罕见的经济倒退。因为，这里公元前7世纪就发明了造币，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一直使用金银作为交易的度量和媒介。

公元224年的伊朗，一个小国国王在法尔斯突然篡夺了皇权。这是公元前550年一次类似政变的重演。公元前6世纪中叶，米底皇帝阿斯提亚格斯突然被推翻，他的波斯诸侯居鲁士取而代之。公元224年，波斯诸侯阿尔塔薛西斯推翻了安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并取而代之。伊朗和伊拉克的帝国新主人们，把下了台的前任们称之为“鸡零狗碎的君王”，以示对他们的轻蔑。然而，实际上安息帝国松散的结构又被第二（萨珊）波斯帝国接了过去，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与阿萨息斯在安息帝国最后阶段衰朽不堪的行为相比，萨珊对其邻国的行为更加富有进攻性。但是，在运用中央政府对地方贵族的权威方面，萨珊也不比阿萨息斯强多少。

萨珊对罗马帝国的侵略，在公元284年罗马帝国复兴以后，引起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公元298年，罗马政府迫使萨珊皇帝纳尔萨，把沙普尔一世（公元242－273年在位）过去割让的全部罗马领土退还回来，并达成关于把底格里斯河上游左岸5个亚美尼亚省份割让给罗马帝国的协议。萨珊成功的侵略，结果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阿尔塔薛西斯从阿萨息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那里夺取了整个帝国，他又通过征服贵霜帝国而扩大了新建立的帝国的版图。然而，他也许只不过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于贵霜帝国之上，却没有完全消灭它。因为，位于喀布尔河谷贵霜帝国的残余部分幸存下来，或者重新出现。贵霜帝国这个残余部分，经受了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徙中匈奴人的猛烈侵袭，直到11世纪才最后灭亡。

公元220－222年，东汉帝国分裂为3个征战不已的部分之后，除了公元280－304年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重新统一科，中国从公元220－589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之中。从公元220年开始，中华世界出现了自从公元前221年政治上初次统一以后最长的政治分裂时期。

在政治层面上，从公元48年开始的差不多2个世纪里，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预示着将来在整个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出现统一局面的可能性。四大帝国本身是短命的，尽管后来它们又以一系列的化身重新出现在地图上（中华帝国的化身是最为庞大的）。然而，四大帝国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却在宗教层面上，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记。

第三十八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诸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公元前334－约公元220年）

“痛苦是知识的代价”。这一格言是雅典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58年创作的一出戏剧中的台词。这一年，雅典正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一场不计后果的战争。这种鲁莽行动预示着一个“混乱时代”的即将来临。这样的时代使人遭受苦难，但也给人以智慧。它是公元48年到220年间并存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中每一帝国得以建立的前奏。古代希腊世界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431年延续到公元前31年；西南亚和埃及的这一时代从公元前745年延续到公元前522年，经过一段喘息，又从公元前334年重新开始，直到公元前31年；印度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约500年延续到公元前322年，喘息片刻后又从公元前约200年重新开始，延续到公元48年；中国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506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在第25章，我们已经对5位伟人进行了一些叙述。早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就对人类共同遭受的苦难作出了各自的反应。

他们每个人都同本社会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决裂。这种决裂有时是猛烈的，有时又是较为审慎的，但每一种决裂都是革命性的。“以赛亚第二”象7个世纪以前的阿肯那顿一样毫不妥协地宣称，只有一个唯一的神存在。（犹太国王约西亚已在犹大王国废除了除耶路撒冷神殿以外的其他一切圣地，并将从前与耶和华共享祭祀的一切男女神祗逐出圣殿。这种做法为“以赛亚第二”铺平了道路。）琐罗亚斯德将传统的伊朗众神殿中所有的神祗一概贬为魔鬼，只有“伟大的灵魂”阿胡拉·玛兹达除外。毕达哥拉斯专横地试图改变古希腊的生活方式，以致于激起了一场反革命。在印度，佛陀和大雄（耆那教的创建者）对印度传统的雅利安众神殿中的诸神和种姓制度一概弃之不顾。孔子宣称（他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

所有这5位预言家都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5人之中只有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2人认为这种“终极实在”是一个与人同形的人格，他与其他被降格、被遗弃的男女神祗只在两个方面不同：他是独一无二和无所不能的。而且，在琐罗亚斯德的神学中，甚至阿胡拉·玛兹达的这两种品性，在他对尚未征服的邪恶势力进行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只是潜在的。

随着旧大陆人类苦难的不断延续和日益加剧，就导致了与这种“终极实在”建立联系的需要。这种“终极实在”不仅应是直接的，而且应在感情上使人得到满足。这就要求保留或者恢复这样一种观念，即“终极精神实在”必须具有人格，与人同形，至少具有人的某种品性。崇拜者渴望成为一个信徒，渴望对“终极精神实在”的仁慈和力量建立信念，这种渴望又与人类对这种“精神实在”关心信徒的幸福、无疑将会把他们从邪恶中解脱出来的向往正相一致。满足这种感情上的需要，只能是在两种人格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一方是人类，另一方就是神。

在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世界，“终极实在”的本质与人同形的观念，在哲学家面前早已一蹶不振。感情上对苦难的反应现在要求恢复“终极实在”传统的人的品性。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中一直保留着这种观念。在印度和中国，当地哲学自相矛盾地产生出了一些新的宗教，使有神论得到了复兴。而且，它们不很明确地倾向于一神论，而不是象犹太人那样成为不妥协的一神论者。在地中海区域，在相互竞争的各种地区宗教中，有神论也以模糊地主张一神论的印度式和中国式的宽容风范得到了复兴，只有最终的胜利者不是这样。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督教继承了母教犹太教宽容的一神论，但它吞没和同化了被战败的宗教对手，就此而论，它又背叛了犹太教的一神论。所有这些成败的宗教都不是犹太人的宗教。

在大约2个世纪中，四大帝国曾经次第相连，横跨整个旧大陆。公元3世纪，四大帝国相继崩溃。但到3世纪，旧大陆人类长期的精神努力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在四大帝国中的每一个帝国，当地的宗教和哲学都培育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型宗教。新型宗教来自旧的宗教，历经选择、传播和调合。传播新型宗教的代理人是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们。最早的移居者是那些遭到放逐的人，随后是帝国创建者派往被征服国家的驻军，最后还有商人。永久或暂时迁居他处的人们尽可能地带去了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在所移居的地区，他们自动地成了这种生活方式在异国多数居民中的传播者。移民们也可能有意识地、熟练地担任了传播他们所带去的精神财富的工作。最后，新型宗教受到各自的教士们的尊崇，并由传教士传到更远的地方。这些教士和传教士是职业性的，尽管宗教活动不一定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他们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国。

新型宗教的传播可以满足当地的要求。一些新的交往手段的出现使得宗教传播更为便利。这是战争、灭绝政策、帝国主义和世界性贸易的积极后果。长长的海陆通道将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四面八方联结起来。出现了各种“混合语言”：例如雅典的希腊共同语，阿拉米语，三种萨珊时代的波斯语，印度方言，公元2世纪在北印度、3世纪在德干地区取代了各地方言的新梵语，以及一种汉语共同语（汉字和口语的标准化形式），公元前221年中国获得政治统一后，全国各地的官员商贾都使用这种语言。第三种交往媒体是造型艺术。这种媒体种类众多。四大大帝国次第相连、并肩共存的年代中尤其有效。在这个政治上相对稳定、和平的短暂年代，旧大陆诸文明中心之间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相互传导的状态中。

在由给人以感情满足的新型宗教而产生的选择、扩散、改变和调和的过程中，古希腊的方式尤其成效卓著。在地中海流域，希腊的语言、希腊造型艺术和希腊哲学一道，对与基督教相互竞争的各种宗教，以及最终征服和吞噬了这些宗教的基督教本身进行着“加工”。希腊文化在东部方向并没有以任何形式使遥远的印度直接感到自己的存在；但在印度西北部，希腊式的造型艺术却为大乘佛教提供了一种载体，正象在地中海流域它为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那些失败的竞争者提供了载体一样。当大乘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传到亚洲东部的时候，它的艺术载体也同时得到了传播，希腊文化因此也以这种造型形式间接地对亚洲东部产生了影响。在另一个方向，希腊艺术和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的附属物，不断地向西欧和西北非进行着渗透。因此，近代以前的各种区域性文明中只有希腊文化在某种穆度上使旧大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诸文明中心都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混乱时代及其后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在此以前，各个区域文明彼此分离、单独生长，每种文明都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尽管每种区域文明的一般风格互不相同，在宗教方面，它们却全都从人类历史的前文明阶段继承了一系列共同的“原始偶像”。如果将宗教因素同该区域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分开来看，这种共同的精神遗产使得一种区域文明中的宗教因素能够与另一种区域文明的宗教相互适应、彼此吸收。与区域文明中的某些世俗因素不同，宗教因素与其他的区域文明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些共同的宗教“原始偶像”中，最古老、无疑也最有力量的也许就是母亲之神。她是最古老的人像造型的主题。在这种母亲偶像中，母亲的身份并不与童贞互不相容，因此它一定是形成于人们发现父亲的身份之前——也就是说，在人们尚未认识到一位女性不与一位男性性交就不可能怀孕的时候。进入意识黎明期后，人们一定已经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孩子的诞生，但对于母亲必须有一个男性配偶、孩子必须有一个父亲的认识却不是原始的认识。起初，母亲遮蔽了孩子的光彩，而父亲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母亲的力量对任何与她有关的男性都是可怕的，结果，一些意志坚强的男神都选择了独身生活。阿吞、阿舒尔、耶和华和密特拉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不同的区域文明中，母亲、孩子和父亲所具有的力量相对来说有所不同。同一种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这使形形色色的“神圣家庭”群像中的每一种都对那些具有不同的祖先群像的民族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区域文明中具有某些共同的图景，一种文明在某方面有所欠缺，可以从另一种文明中得到补偿。

母亲的形象是各种各样的。她可以是人类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生物的母亲。同时，她还可能是大地，大地是众生之母。在所有这些方面，母亲通常都身负养育后代的重望，但母亲虽然一律都有生育能力，却并不都是仁慈的。中美洲的大地女神，众生和人类的母亲科亚特利库埃，古希腊的母亲女神赫卡忒和印度的母亲女神时母，既能创造性地和仁慈地、也能破坏性地和恶意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小亚细亚的母亲女神赛比利则摧残着她的孩子或配偶、或者也许是孩子和配偶合二为一的阿提斯。

如果有时连母亲之神都可以变得凶猛野蛮，那么气象之神成为一种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力量就更是不足为怪了。因为天气反复无常、变幻不定，这种反复不定的变化既可以造成水旱之灾，毁坏庄稼，也可以在一定的季节提供或控制雨水，带来丰收（所谓“一定的”，是指它满足了农民的需要）。气象之神很适合由一位男神充任，很容易把他与父亲之神等同起来；因为父亲的情绪也与气象之神一样说变就变，毫无理性，时而从仁慈宽厚变为粗暴愤怒，时而又从粗暴愤怒变回到仁慈宽厚。这与母亲通常对孩子的温柔态度截然不同。

相反，太神之神每日每年的运行则是有规律的，太阳之神本身也是公正的。他公平无私地将光和热给予一切生命，我们能以比对大地母亲，更不用说比对气象父亲更大的信任来依靠太阳。但是，由于太阳耳闻目睹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他心中保留着一本人类道德的帐目。

其他星体就不象太阳这样令人放心了。行星象天气一样反复无常；恒星则是无情的；人的命运是由星体的影响未决定的；而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害的。

种子在某个季节死去，以便变成农作物而获得再生。播种的人类要收获这些农作物。人类是这种生殖力的信徒，他们是靠食其肉饮其血为生的。这种力量作出自我牺牲来向人类提供食物，无疑是人类的恩人。使它们作出自愿牺牲是一种罪过，这种罪过要落在它们的受益者人类的头上。这种力量年年死而复生，充满神秘，这给它的人类信徒以一种希望，即自己在死后也会获得再生。但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力量不也是有罪的鸣？难道它不是在折磨着它的人类信徒，使他们在一种狂热的激动中把各种生物，也包括人类在内，撕成碎片，茹食其肉吗？

另一个原始偶像是救世主。我们可怜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在混乱的年代更是如此。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上帝在人类身上的化身。法老就是上帝的化身。至少早在古埃及第五王朝开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每一位法老都是由于神在法老母亲耳边威严低语而受孕诞生的，这个过程中没有父亲的介入，也没有任何人神交情的行为。有谁能够知道，在人类和前人类人科的进化史上，上帝的化身这种原始偶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各种原始偶像并不互相排斥。上帝的化身、救世主、种子之神和太阳之神可能是彼此相同的。母亲之神可以是一位处女，她的生殖能力无需借助于任何人类配偶，她的孩子因此也可以没有父亲。母亲之神同样也可以是一位妻子，无条件地忠于丈夫和孩子。每种偶像的性别也无一定之规，只有一个偶像除外。母亲当然不能是一位男性，而气象之神很少是女性，但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大地是男性，而天空是女性。在大多数宗教中，太阳是男性；但太阳是遵守规则、公正无偏的，一个男性如果如此，岂不荒谬。赫梯城邦的太阳女神阿丽娜，日本皇室的祖先、太阳女神无照大神和德语中的“太阳”一词都是阴性，这才更合逻辑。

至此，我们已经对能够在混乱时代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新型宗教可能的素材进行了概述。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它们的实际成果。为便于弄清实际情况，我们将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依次叙述。

在中国，当人们感到需要一种虔诚的宗教之前，祖宗的“规矩”实际上已经消声匿迹。可能在孔子时代以前，“天”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内函。根据汉武帝时期登上权力舞台的儒家学者－官员－领主阶层的说法，“天命”是赋予一个皇朝以统治权的委任状。其实，天命就是一种人命，由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授予，也可以由他们收回。在中国建立这种虔诚宗教的唯一现成的素材，就是在文化上尚未得到开化的各地流行的大众崇拜。公元前221年中华世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已经为这种崇拜相互之间的融合以及与“钦定”哲学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汉武帝使儒家学说成为官吏的任职资格。它已不再是孔子和孟子的那种哲学，成了一种冒牌的东西，被不恰当地掺入了大众宗教的因素。道家学说的掺假则更多。道家哲学一贯主张停止参与公共事务。在儒家学说吃不开的时候，正适合道家的繁荣发展。例如，道家学说在汉朝伊始刘邦治下处于优势，公元2世纪，当儒家学说3个世纪萎靡不振的经历已经表明它滥用了自己在行政权力中的垄断地位时，道家学说再次进入全盛时期。但是，在道家学说得以复兴，成为一种深奥的哲学的同时，它也培育了一种大众宗教，这种宗教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公元184年发生的向东汉政权发出挑战的两次流产的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鼓舞和领袖。

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变形为一种宗教，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还是受到起源于印度，从上座部佛教哲学发展出来的虔诚宗教大乘佛教鼓舞的结果？到公元2世纪大乘佛教已经渗入了中国，因此并不排除存在着上述第二种可能性。无疑，后来当大乘佛教涌入中国达到高潮的时候，经过农民起义的失败幸免于难的道教确实模仿了大乘佛教的教义和组织，为这种印度系数的不速之客制造了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翻版。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它在社会和制度方面始终如一，未曾出现过背离现象。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由上座部佛教结合大乘佛教，它一直是佛教各派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教义上，这种发展的累积效果却造成了一种变形。

上座部佛教的僧侣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个人的涅盘，因为他虽然受到佛陀指示和示范的感悟，却不能请求佛陀本人给予精神帮助，因为佛陀本人一旦达到涅盘，就不再可能被人接近。涅盘也是大乘僧侣的最终目标，但对这些僧侣来说，更重要的目标却是成为菩萨，而且他在进行这种努力的时候，可以向已成正果、有求必应的诸位菩萨寻求帮助。在一位菩萨的帮助下，大乘教徒就有了实现直接目标的希望，这个目标不是达到涅盘，而是进入天堂。

佛陀指示人们进行精神修行，一位菩萨，就是一个精神修行的能手。他已经到达了涅盘的门口，只要他愿意，立即就可以进入涅盘。但是他（象佛陀本人那样）却向愿地作了另一种选择，推迟进入涅盘，以便帮助他的同伴。从‘原始偶像”方面来说，菩萨就是救世主。一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菩萨在中国改变了性别，摇身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性神灵观音菩萨。在中国自东汉政权垮台后，出现了一种对母亲女神的迫切需要，观音菩萨不期而至，适时地担任了这个角色。菩萨无私的同情心唤起了大乘佛教徒的耿耿忠心，并推动他们努力追循菩萨的榜样。事实上，大乘佛教就是混乱时代应运而生的那种虔诚宗教。

大乘佛教可能是在公元后最初2个世纪内成形，在印度西北部定形的。在那里，当地佛教哲学中的说一切有部比南部的上座部更易于向大乘佛教的方向发展。在同一个时代，印度教也在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它虽然是逐步发生的，但也导致了一种变形。在这里，在制度方面也同样始终如一，没有发生背离现象。这里制度上的联系是婆罗门种姓制度。尽管这种宗教的变革复杂多样，婆罗门依然保持着对印度教的控制权。

在吠陀时代的印度教中，象在罗马人的原始宗教中一样，众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如果正确地举行仪式，众神实际上有义务给予适当的回答，对双方来说，主要的考虑是自身的利益。新型印度教实际上是一种新家教，其中的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就是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对应物。也许早在公元以前很久，这2个印度教的神祗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崇拜，尽管可能是以别的名义。改变这种崇拜的新特点是在他们和信徒之间引进了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毗湿奴与阿弥陀佛菩萨一样是一位救世主，他也是有化身的神祗，他最普遍的化身是罗摩和黑天，但他同样可以化身为佛陀。湿婆具有原始偶像中气象之神、植物之神和母亲之神在道德上自相矛盾的特点。他既能创造，也能破坏；他从未有过化身；他的人类信徒听凭他为所欲为的摆布。湿婆是自然总体背后的“精神实在”。他并不特别关心人类的幸福，但人们发现了湿婆，就不得不接受他，因为人本身就是湿婆所代表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富于战斗性的一神论放了哑炮。正象印度的婆罗门攫取了对毗湿奴和湿婆的虔诚膜拜一样，他的革命性宗教也被世袭的伊朗祭司麻葛阶层所攫取。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死后，正如古代埃及在阿肯那顿死后一样，多神论又应长期以来的需求而获得了再生。阿胡拉·玛兹达的精神品性由于自身的力量而化成了众多的女神。而且，一位受人敬爱的前琐罗亚斯德教女性水神安娜希塔成功地使自己再次站稳了脚跟。这些都是琐罗亚斯德教转变为一种感情宗教的步骤，但这些最初的步骤却后继乏力，即使被麻葛阶层掺了假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从未完全赢得伊朗人的心。

在黎凡特地区，即使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包括在内，在面积上并不比印度或中国更大。但是，在这一地区政治上被统一在波斯帝国、以及最后被统一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以前的时代，黎凡特在文化方面的同一性却远远小于印度次大陆或中国。伊朗以西这块相对狭小的地区至少生长着5种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而且，这5种文明尽管并肩而立，彼此相连，却又风马牛不相及，从外部风格到内在精神都大相径庭。因此，当混乱时代的经历要求有一种能在感情上使人满足的宗教之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非常活跃。这种影响是由于上述5种区域文明之一希腊文明显而易见的精神贫困而引起的。的确，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世界并不象同时代的中国那样缺少土生土长的精神源泉。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入侵波斯帝国而在黎凡特地区开创的新时期里，至少有两大希腊宗教仍然保持着活力：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埃勒夫西斯派的得墨忒耳就是大地母亲；她的女儿科瑞就是死后葬入地下，又得到再生的种子之神。加入秘仪保证使人死后在极乐的另一个世界获得永久的幸福。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与湿婆相对应的神。他体现了大自然在道德上的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尼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历史上，埃勒夫西斯秘仪流传了下来，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获得了积极的再生。

与此同时，人们的私生活宣称，根据权利它反对公共事业所提出的要求，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都迎合了人类的这种精神需要，而不管他们的主顾是本国公民还是异族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雅典，当然也有对狄俄尼索斯的公开崇拜，雅典戏剧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埃勒夫西斯秘仪也处在雅典城邦的庇护下，但埃勒夫西斯这个地方本身不是一个雅典那样的主权城邦。它是一座圣城，恰好处于雅典城邦的领土上，由于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圣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城市。至于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它在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复兴是私人宗教事业的成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狄俄尼索斯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广为扩张的希腊时代得以复兴，所借助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私人教徒们的力量；这种狂热的宗教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后竟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使得一些政府陷于窘境。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在位）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政治上最杰出的酒神信徒。他要求自己领土上的酒神信徒进行登记。罗马政府则在公元前185－前181年打垮了意大利的酒神信徒。

在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之后的黎凡特地区，以及在政治上并入罗马帝国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各种宗教都在相互竞争，竞相谋求成为整个这一地区普遍通行的宗教。基督教赢得了这场竞争。它所使用的方法在古代埃及神学中早有预示。埃及人相信，一个法老死后，他的灵魂之一，一个可以分开的灵魂就升入天堂，在那里吃掉已经住在那里的其他神祗。法老吃掉这些神祗对手，并把他们的力量据为已有。基督教就是模仿了神话中升入天堂的法老的行为，将竞争对手的力量据为己有。基督教吃掉了叙利亚、埃及、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男女诸神，并且把它们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

在争夺母亲之神角色的竞争中，至少出现了5位候选人。她们是埃及的伊希斯、弗利吉亚的赛比利、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埃勒夫西斯的得墨忒耳和一位女神的化身——加利利一位犹太木匠的妻子玛利亚。玛利亚由于表现出一种希腊化的伊希斯的性格、形象和品质而赢得了胜利。公元前204年，罗马政府由于从佩辛努，或者是从帕加马引进了赛比利而减轻了汉尼拔战争造成的痛苦。当时，她的本土形象用黑石雕成，由阉人祭司侍奉。当痛苦减轻后，这个从弗利吉亚匆匆迎请进来的客人就在罗马她的流行范围之内陷入了隔绝。另一方面，伊希斯在漂洋过海以前就已经希腊化，成为与得墨忒耳遥遥相对的光彩照人的女神。伊希斯以这种形象成功地征服了罗马帝国。

在埃及本土，伊希斯是已经死去并已成为木乃伊的俄赛里斯神的忠实的妻子。但这位女神在本地的丈夫是无法带走的。共同为托勒密担任宗教事务顾问的埃及祭司曼内托和埃勒夫西斯派希腊祭司提摩两奥斯将俄赛里斯和一个埃及神祗的牛形化身阿庇斯合二为一，为伊希斯造出了一个可以带走的配偶萨拉庇斯。宙斯的黯然失色（他和中国人的“天”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留下的精神真空，使萨拉庇斯得以跻身希腊的众神殿；但是，萨拉庇斯优美的希腊化形式使他成了希腊的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多余的复制品，而且萨拉庇斯也没有机会取代宙斯成为希腊世界的父亲之神。夺走这一角色的是犹太人专横的民族之神耶和华。

伊希斯不仅是一位忠实的妻子，还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她将儿子何露斯养育成人，成为复活的俄赛里斯的斗士和救护者。在埃及以外的黎凡特地区争夺儿子之神角色的角逐中，何露斯未能有机会击败玛利亚的儿子耶稣。

保留下来的对于耶稣的最早记载，是已经相信耶稣象法老一样没有人父、由神授孕于其母的那些信徒的著作。在耶稣那里，这个神祗不是拉神而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力量就是他的精神；因为耶和华的品质象阿胡拉·玛兹达一样因自身的力量而具有神性，能够减轻一神论的精神威严）。根据基督教经卷，耶稣本人否认关于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神性的猜测。根据那些记载，耶稣至少有两次表示他与上帝不是一回事。但是，若以印度人的观念来看，他也可以是一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消灭了自我的人，剥去大多数人都有的、掩蔽了潜在的“终极精神实在”的面纱。根据印度教思想中的非元论学派，这种“终极实在”构成一切现象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除去自私自利的面纱，它就会大放光芒。“终极精神实在”通过耶稣所显示的这种直接幻像，也许就是打动耶稣的非犹太人信徒，使他们向他顶礼膜拜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耶稣本人活了下来，被人们当作上帝来欢呼，他无疑将会否认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状况。像同时代的其他犹太教教士一样，他也可以把自己称作耶和华的儿子。但照犹太人的说法，耶和华之子的这种身份是一种彼此亲密、互相信任关系的象征性表示。耶稣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的地理和种族地平线仅限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当他派出门徒去远方传道的时候，他指示他们仅向犹太人宣讲。

耶稣同辈的犹太人没有指责过他离经叛道。由于耶稣不与从前的犹太法权威们达成共识便自行解释犹太律法，他与洁利赛人发生了争吵。耶稣个人不按常规所作的解释大都与循规蹈矩的同辈犹太教教士的解释相一致。当罗马地方当局由于耶稣允许耶路撒冷犹太民众拥戴他为弥赛亚（即犹太民族的君王和解放者）而将他判处死刑的时候，撒都该人同意这样做。撒都该人有理由认为，处决一个鲁莽的犹太人是防止发生一次犹太人暴动的合法保证，这种暴动遭到镇压，将会牺牲许多犹太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推测，耶稣本人没有提出异议；因为耶稣在很多方面与洁利赛人是一致的，而洁利赛人与哈希芒家族及其后继者奋锐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拿起武器，去反抗允许犹太臣民按照正统的犹太思想信奉犹太宗教的本国或外来的政府。

在基督教会的正统神学中，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和耶稣的父亲耶和华使玛利亚本人黯然失色了。初看起来，伊希斯似乎由于变形为玛利亚而消失了，因为当伊希斯踏上希腊世界以后，就把她的丈夫和儿子留在了埃及。但是，在新教教派以外的大部分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之母”玛利亚其实就是一位女神。伊希斯正是以这种基督教的化身，仍然保留着她的前基督教的力量。

耶和华与宙斯一样，最初是一个气象之神，由于宙斯不参与竞争，叙利亚北部战略重镇窦利彻（杜鲁克）罗马化的气象之神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就成了与耶和华争夺这一角色的唯一对手。窦利彻地处交通要道之上，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的南北通道与从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通道在此交汇。所以，窦利彻是罗马军队开往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来自东部边界和沿东部边界行动的必经之地。结果造成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在罗马军队中的广为流行。他在赫梯当地的崇拜者让他站在一头小牛背上，手里挥舞着气象之神的闪电和双斧。罗马军队中的信徒则给他穿上罗马军装，他一身戎装随着军队沿多瑙河而上，又顺莱茵河而下，并漂洋过海，一直来到哈德良皇帝在不列颠修筑的长墙。

多利刻努斯与他的对手耶和华相比占有一项优势。他有一个女性配偶，对等地面对着他站在一头雌鹿的背上。士兵们的妻子也在丈夫身边对多利刻努斯崇拜起了一定作用。但多利刻努斯对罗马军队的吸引力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公元2世纪才开始，到3世纪就告结束了。朱庇特·多利刻努斯比萨拉庇斯更有活力，却无法与耶和华相匹敌。

在争夺死而复生的种子之神的角逐中，埃及的俄赛里斯由于变成了木乃伊而失去了资格，安纳托利亚的阿提斯则由于自阉而名落孙山；苏美尔－阿卡德的塔慕斯与苏美尔－阿卡德众神殿中几乎所有的神灵一道日薄西山；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参与了角逐，与狄俄尼索斯、埃勒夫西斯的科瑞和伊阿科斯并驾齐驱；但在这场竞赛中仍是耶稣成了胜者。他的一些信徒相信，他们曾看到他在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第三天得到了复活，还在一系列其他幻像中看到了他。到圣保罗为科林斯人撰写他的第一篇使徒书的时候，基督教社团中已经出现了以蔬菜、面包和酒为代用品食耶稣之体，饮耶稣之血的独特仪式。仪礼上的套语也已经定型。是耶稣而不是狄俄尼索斯或阿多尼斯，在他的一系列其他胜利之外又争得了死而复生之神的角色。

耶稣在争夺救世主角色的角逐中还遇到了更多有力的对手。他最艰苦的斗争是夺取上帝化身的角色。

争夺救世主角色的有何露斯，他曾征服了他的残杀兄弟的叔父塞特；还有一位伊朗神祗密特拉，他曾被琐罗亚斯德贬入魔鬼行列，但又从伊朗辗转来到小亚细亚，并由于与太阳之神和决定命运的众星宿结盟而重新获得了神性。密特拉的运气和多利刻努斯一样是由罗马军队带来的。罗马军队把密特拉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带到泰恩河和索尔韦；但他的好运也是来去匆匆转瞬即逝。它开始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密特拉就在一场与耶稣进行的战斗中遭到大败。

密特拉对信徒提出的道德要求非常严格，在这方面他与耶稣不相上下。但他至少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处于劣势。密特拉不是一位自我献身的无辜的牺牲品，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屠夫（或许除非他所宰杀的牛是他本人的幽灵）。其次，密特拉厌恶女人。他没有母亲，还过着独身生活；对他的崇拜与对多利刻努斯的崇拜和基督教不同，只有男性才可以向他顶礼膜拜。耶稣和密特拉一样是独身的，但耶稣有一位象伊希斯一样的母亲，而且在追随者中间也有圣洁的妇女。因此在基督教教会生活中，妇女也占有一席之地。

是耶稣而不是密特拉成为地中海诸民族的救世主。他们希望救世主是一位同辈的凡人，也希望这位凡人救世主成为人类中没有财产的多数人的代表，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遭受着人类共同的苦难命运。这一角色的得主是一个显然无权无势的木匠，而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君主。当托勒密一世国王接受了罗得岛人授予他的“救世者”称号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他预言，有朝一日，在托勒密王朝行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个称号将被一个工匠，托勒密王朝在亚洲的那些臣民的一个后裔所继承的话，他一定会大为震惊的。

争夺上帝化身这一角色的角逐则最为激烈。上帝化身的原型是法老。罗马皇帝不但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元首，他也是一个法老。每一位罗马皇帝都是埃及的上帝化身的合法继承者（直到奥勒利安放弃了这一埃及人的遗产），将皇帝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成了将整个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正如在3000多年的时间内，它曾把埃及的双重君主制结合在一起那样。罗马帝国政府一旦容忍任何地方的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就会对罗马人带给希腊世界的宝贵的政治统一和无价的和平造成损害。

罗马政府确实容忍了它的犹太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的做法。但这种特殊的恩惠所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共同体。如果帝国将这种恩惠扩展到基督教徒身上，那就太危险了。因为基督教会不受种族限制，它的公开目标就是使全人类都皈依本教。也不可能让基督教徒明确承认他们自己的三位一体的神明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却让他们对皇帝顶礼膜拜。这种做法就等于放弃基督教的本质。罗马政府和基督教会的抵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

基督教不愿加以吸收，也无法加以摧毁的一个宗教对手是巴比伦的占星术。

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220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兴起了三大虔诚宗教：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是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教，其信徒渴望使一切世人都皈依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有神论的印度教，象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一样，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宗教，与这一社会的其他制度和结构相联系，虽然印度教的社会发源地非常广阔，就象是整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中的缩影。

基督教起初只是犹太教的众多派别之一。犹太人基督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徒，他们无疑相信耶稣被处死后获得了再生。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使邵稣的信徒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本身无疑是真诚的。正因为真诚，它也是令人振奋的。在耶稣坡钉上十字架后，基督教徒的第一个反应是幻灭。正是这种真诚的信念，使他们从幻灭中恢复过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几乎只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才相信那个死而复生的同辈犹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一直跟犹太教徒们呆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确实和这些犹太教徒呆在一起，直到自己归于泯灭为止。

一位犹太基督教徒保罗干出了一件惊人的业绩——将非犹太人的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解脱出来。非犹太人可以自由地信奉这种宗教而无需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同样惊人的是，这种没有犹太人的基督教最终成功地使罗马帝国的所有居民都皈依了该教，只有犹太人本身和犹太人的亲密伙伴、信奉耶和华的撒马利亚人除外。

保罗派基督教将各种非犹太人的地区性宗教加以吸收而打败了它们，其代价是削弱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多神论。在保罗派基督教中，正像在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中一样，唯一真正上帝的各种品性——在这里是耶和华的话语和耶和华的精神，被提高到相互平等的神性的地位．耶稣与法老、恺撤、罗摩和黑天一样成为上帝的化身。耶稣的生身母亲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位女神——“上帝之母”。

基督教会也从其组织的效率中获得了力量。黎凡特地区的各种宗教与佛教的僧侣制度一样，是没有中央组织的。信奉这些宗教的各地教众在行政上相互独立，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拥有同样的教义和仪式。基督教也在各地拥有自己的教众。他们在地理上与罗马帝国的各个城邦是一致的。但基督教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了罗马帝国，在整个帝国规模上使它的地方组织从属于一个教会统治集团。它这种组织上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塞琉古和利西马科斯的世俗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它们又在基督教主教制度的形式中得到了复兴。罗马主教（“教皇”）的长老地位得到了他的东部同僚的承认，但教皇声称自己对罗马主教辖区以外的全体教会成员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这一点却没有被他们接受。

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转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会，这确实十分令人震惊。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哲学变形为一种世界性的大乘佛教，这也是同样惊人的。大乘佛教作为一种传教的宗教，其力量在于它的信徒愿意与教化所及的地区先前已经存在的各种宗教达成妥协。大乘佛教的上座部前身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大乘佛教的宽容大度，以同生共存而不是以征服异教为目标。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犹太教前身却成了基督教神学家和传教士们的绊脚石。基督教不能使自己与其他宗教同生共存，它只能或是消灭对手，或是将它们吸收，而且，它只能在可以不动声色的时候才能吸收它们。但基督教所吸收的远比它所消灭的更多。事实上，它的传播方式很象大乘佛教的方式，尽管它的官方代表对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新转折。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舞台上，但它们的最后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第三十九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第21章已经谈到在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文化的生长已达到文明的水平。中美洲文明的创造者是奥尔梅克人；安第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查文艺术风格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中美洲至少有一个遗址，即座落在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圣洛伦索，放射性碳测定其可辨认的奥尔梅克风格的文明最初出现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但在更靠近大西洋海岸的拉文地和特雷斯萨波特斯，奥尔梅克文明的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800－前400年，与安第斯世界的查文“地平线”同时代。如果我们采用安第斯历史纪年体系的两种计算方法中的一种，那么，在紧随其后的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同时达到鼎盛阶段。不过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却将安第斯文明的鼎盛时期提早了约600年，即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中美洲文明的纪年体系是比较可靠的。中美洲有一个未间断的纪年体系，其发明者可能是奥尔梅克人。但肯定被中美洲历史上的古典时代（约公元300－900年）的马雅人所完善。这种被现代考古学家称为“长期计算法”的纪年体系已经与公元纪年体系相对应，其方法是用放射性碳测定从马雅寺庙门庭上横木取下来的大量的树木样本的年代，并将其与雕刻在马雅建筑物上的“长期计算法”的年代联系起来。

人们已知道安第斯各民族已有了自己的纪年方法。证明安第斯纪年体系的唯一证据，除了放射性碳测定的证据之外，就是安第斯文明遗址上人造物（如房屋和陶器）堆积的层次差别。考古学家通过计算这些堆积物的厚度，保存在这些分层次的堆积物中连续性风格的数目以及前后风格之间的差异程度，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分层。不过，采用放射性碳测定堆积物样本的内容虽然可以验证这种猜测性的纪年体系，但这些放射性测定法所得出的年代跨度是在约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438年之间，它们与考古学家的估计毕竟相差太大。例如，安第斯文明的鼎盛阶段，即所谓安第斯历史的“古典”或“开花”时期，根据放射性碳测定应定在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而根据堆积物分层的计算则应定在约公元400－1000年。

这种差异令人困惑不解；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尚不可能精确地判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年代哪一个正确。依据堆积物的分层确定年代是主观性的假设，其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用放射性碳测定安第斯文明的年代所依据的样本数量并不多，孤立地用放射性碳确定年代可能与根据堆积物分层猜测年代一样不准确。除非我们了解被测物体的历史，否则就不能毫不怀疑地运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例如，在一座房屋里发现的一根横梁可能是从另一座更古老的房屋里取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无法得出发现这根横梁的那座房屋的正确年代。运用放射性碳确定的年代只有以数量为保障才是可靠的；而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说明安第斯文明年代学的测定数量仍然非常少。因而，关于在公元1438年左右结束的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我们目前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就是暂时接受现有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但在心理上要有所保留，认识到随着测定数目的增加，结果可能会更接近依据地层分层法的估计，而与目前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得出的偶然结果差距会更大。

安第斯文明与中美洲文明是互相独立地生长的，虽然它们互相有影响（安第斯世界的玉米是从中美洲传来的，中美洲的冶金术则来自安第斯世界），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两个文明的连续阶段应该是吻合的，或者，如果它们是吻合的，为什么这两个吻合的文明又是同时代的。不过，中美洲历史的奥尔梅克阶段和安第斯历史的查文阶段事实上是很接近的一对，在年代上也几乎同时。而且，在前哥伦布的美洲历史的最后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国家的扩张几乎是与安第斯世界印加国家的扩张同时开始的。它们的开始年代分别是公元1428年和1438年。依据地理分层而不是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安第斯历史的年代，安第斯历史的“开花”时期正好又与中美洲史上的相吻合阶段的“古典”时期是同时的。当然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这两个文明相吻合的阶段为什么是同时的。在本章中我们确定安第斯文化“开花”阶段的正确年代是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而不是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

在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最早是出现在特万特佩克地峡和邻近的大西洋沿岸，但它从那里向西北传播到墨西哥高原、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有一些考古学证据显示奥尔梅克人是凭借武力向外扩张的，但是奥尔梅克文明在圣洛伦索和拉文他相继毁于暴力则表明奥尔梅克人使用愤怒的被征服民族的强迫劳动，搬运建造他们巨大艺术作品的大量材料。但是奥尔梅克人既受到憎恨，也被人模仿。大西洋沿岸西北端的奥尔梅克城址特里斯萨波特斯一直存在到大约基督纪元开始，该城被毁的年代是“长期计年法”中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年代。那年相当于公元前31年。在特万特佩克地峡以东的恰帕德考佐有一个被确定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6年；在高原（即南部）危地马拉的埃尔包尔，有一个年代相当于公元36年。所以，奥尔梅克人最重要的发明在中美洲已经传播到了奥尔梅克人可能征服的疆界之外。

在约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年之间，永久性的宏大建筑开始出现在马雅地区的两个低地。中马雅地区的佩腾现已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北马雅地区的尤卡坦则比较干燥贫瘠。在中马雅地区主要的祭祀中心策卡尔所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石碑，其最早年代是公元292年。所以中美洲文明到达中部和南部马雅地区的时间要比它到达南部地区（危地马拉高原）为晚；但是，一旦在中部马雅地区站稳之后，它便形成了一些别具一格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架有屋顶的拱形会堂；另一特征是祭坛和石碑合而为一。迄今为止唯一被释读出来的中美洲符号是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在连续的“长期计年法”中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以52年为一循环周期的纪年符号）。有人猜想那些仍未能释读的符号是一种文字；如果它们是文字，即就是一种苏美尔式的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的结合。中美洲的象形文字和“长期计年法”不是马雅人的发明，而是当佩腾的马雅人在采用它们之后，使它们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中美洲文明在马雅低地的显著发展可与同一时期它在墨西哥高原的发展相媲美。座落在通向湖泊盆地河谷一边的特奥蒂瓦坎不仅仅是一个祭祀中心，虽然它的太阳和月亮金字塔是除了乔卢拉人工山之外两座最大的中美洲建筑物。特奥蒂瓦坎同约1500年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是一座真正的城市。特奥蒂瓦坎座落在一块长方形的平地上，它的人口稠密，居民的生计部分是依靠集约化耕种附近的一片农田，部分是依靠制造商品出售给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热带低地地区的各民族。

在特奥蒂瓦坎和马雅低地，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始于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文明相应的“开花”时期也在本章论述的范围之内，既然我们暂时接受它的年代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间（这一年代是由目前已经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

查文风格的扩展并没有越出安第斯世界的范围。它既没有达到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也没有达到东南部的高地。即使在它所达到的地区，在它传播开来之后在各地就出现了多样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化上是富有成果的，正是在这后查文阶段安第斯文明达到了顶点。它杰出的技术和艺术成就表现为它的陶器和纺织品。这一阶段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都位于沿海低地。它们是西北部的奠奇斯河流域和东南部的帕拉卡斯半岛与纳斯卡河流域。莫奇斯的陶器可与希腊历史上“古典”时期的雅典陶器相媲美；而帕拉卡斯半岛和纳斯卡河流域的毛织品比任何现代纺织品都更精美，这一地区的棉织品即使在现代的孟加拉和兰开夏郡也难以被超过。在查文阶段安第斯世界已经掌握了冶金术，它在后来的“实验”阶段和“开花”阶段继续得到发展，但材料仍然仅限于黄金，产品是装饰品，而不是工具或武器。制作金器的方法是锻打而不是浇铸，尚没有制作银器和铜器。但在冶金方面，安第斯文明要领先于中美洲文明。中美洲从未独立地发明冶金术，直到后古典时期之前，中美洲还没有掌握冶金术；即使在古典时期，冶金术仍是从厄瓜多尔和秘鲁传来的产物。

第四十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220－395年）

在第37章，我们已经对公元48年到220年之间横跨整个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进行了一些叙述。这片广阔的地区由于最终在政治上统一为四大强国而为宗教传播事业开辟了道路。第38章叙述了从公元前约334年到公元220年间各地区宗教为征服人们的心灵而进行的角逐。角逐的结果是3个新宗教的兴起：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与上座部相对）佛教和保罗派（与犹太派相对）基督教。三大宗教都是虔诚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彼此相同。有神论印度教徒信奉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大乘佛教徒信奉菩萨，他们不是神祗，而是潜在的佛；基督教徒则信奉耶和华、耶稣（对非犹太人基督教徒来说他也具有神性）以及耶稣的母亲，当她获得“上帝之母”称号时，也已经变成了一位女神。信奉的对象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上述几个虔诚宗教的兴起，以及菩萨、耶稣和玛利亚的被神化，反映了人们需要一种超人力量的帮助。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所处环境的主人，就产生了这种需要。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人民及其统治者曾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把信任寄托在现世的神的化身身上——例如最初4个王朝的历任法老，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几位继承者，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以及奥古斯都在公元274年以前的继承者们。公元274年，一个现世的神的化身奥勒利安皇帝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这标志着他和他的臣民承认，这样的神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这罗马帝国发生危机的第四十个年头，奥勒利安用“不可征服的太阳”来代替自己作为帝国的监护神。从此以后，他不再作为一个神，而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尘世上的代理人来进行统治。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即约公元220－395年，四大帝国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第37章已经指出，伊朗和伊拉克的阿萨息斯安息帝国在公元224年被萨珊波斯王朝征服并接管，贵霜帝国被萨珊帝国征服并被纳入帝国版图（虽然贵霜帝国的一个残部在萨珊帝国领土上再度兴起并一直存在到后者灭亡之后）。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各自发生了分裂并暂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华帝国分裂了370年（公元220－589年），罗马帝国分裂了50年（公元235－284年）。因此，在公元3世纪中期，伊朗帝国是最为强盛的。它经历了一次朝代变迁，随后向东部进行了扩张，第二任萨珊皇帝沙普尔一世3次取得对罗马人的胜利，在第三次胜利中（公元260年）他俘获了整个一支罗马军队，包括瓦莱里安皇帝本人；但沙普尔随后就在罗马帝国方面发起的一次反攻中被击败。这次反击发生在叙利亚和美索尔达米亚之间的沙漠中，发动者是位于绿洲中的半自治商业城邦巴尔米拉的王子奥登纳图斯。

在图拉真将巴比伦（伊拉克）并入罗马帝国的企图遭到失败后，以及伊拉克和伊朗在公元224年被萨珊王朝从阿萨息斯王朝手中接管之前，巴尔米拉于公元117－224年间在经济上进入全盛时期。战胜沙普尔一世后，奥登纳图斯，随后还有他的妻子芝诺比阿企图使巴尔米拉成为罗马帝国在黎凡特地区的继承国。芝诺比阿不是阿拉伯绿洲上的第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后，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巴尔米拉在公元274年遭到奥勒利安的征服并被摧毁。其间的另一个王国亚美尼亚则更为成功。亚美尼亚先后得到巴尔米拉和罗马的帮助，使自己免遭并入萨珊波斯帝国的命运，从公元298年到387年，它在阿萨息斯王朝一支旁系的统治下一直保持着独立。这支旁系从公元66年起在罗马帝国宗主权下占据着亚美尼亚的王位。

接连几任军人皇帝使罗马帝国获得了重新的统一和复兴。这些皇帝都出自亚德里亚海东北海岸和多瑙河南岸之间军事力量强大，但文化落后的伊利里亚诸行省。奥勒利安（公元270－275年在位）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中最伟大的两位皇帝是执政21年（公元284－305年）的戴克里先和执政31年（公元306－337年）的君士坦丁一世。从公元235年到284年，除了一位皇帝外，其他皇帝在位期限都很短，多数皇帝都死于非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则得以寿终正寝。这两位皇帝通过改造而重建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完成了戴克里先所开创的事业，并挽回了戴克里先企图强使帝国实现宗教统一的失败。他的办法是完全改变了戴克里先及其年轻的同朝皇帝加莱里乌斯对基督教会的政策。

公元284年到337年间，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创建了一支灵活机动的陆军，以便更好地保卫帝国（君士坦丁也用它来进行内战，打击竞争者）。他们重新稳定了通货（是军费所使用的金币，而不是穷人使用的小铜币），重新丈量了土地，并重新确定了农产品的税额。他们征召了许多职业人员义务履行公职。他们用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官僚填补了诸城邦市政自治政府垮台后留下来的行政真空，这些城邦政府曾是罗马帝国的细胞。他们还进行了迁都。

曾经建起了整个帝国的城邦罗马，作为意大利半岛或一个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环地中海帝国的首都，可以说占尽了地利。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不利于保卫沿幼发拉底河、多瑙河和莱茵河一线延伸的帝国边疆，它还远离帝国的经济重心黎凡特地区。戴克里先把新都建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北角附近的尼科迪墨亚（伊斯密特）。君士坦丁将它向西稍稍移动一下，建都于拜占庭，该城位于一个易于防守的半岛的顶端，是一个天然良港，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海岸南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现名为伊斯坦布尔）是两条水陆通道的交汇点，水路连接地中海和亚述海海角，陆路联系萨瓦河和多瑙河汇合处的辛吉杜努姆（贝尔格莱德）和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之西的杜鲁克，它是朱庇特·多利刻努斯的故乡。

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低谷是瓦莱里安的儿子加列努斯在位时期（公元260－268年）。萨珊波斯帝国的短暂高峰是沙普尔一世在位时期（公元242－273年）。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这个骚乱的时期，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是受加列努斯保护的埃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公元205－270年）和伊朗一种新的传教宗教的创立者，出生于伊拉克。受沙普尔一世保护的摩尼（约公元216－277或226年）。

这两位先知都曾为探寻异域的智慧而勇敢地随军远行。如果他们都在同一次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一次机会。那就是公元243－244年的那场战争，那样，他们就将会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互不相识地彼此相遇。两人都在沉思着那些曾经困扰琐罗亚斯德和柏拉图的古老的问题：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与存在于现象之中、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终极实在”是善的吗？如果是，那么作为人类经历和人类行为的悲剧的恶又源于何处？

这两个人的背景中都有基督教的成份。普罗提话使用希腊语言写作，而他的老师阿摩尼乌斯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摩尼的父亲曾在伊拉克皈依一个名叫“洗礼派”的派别，但他们全家是从米底的哈马丹搬到伊拉克的。在米底，主要的宗教是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自称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者。普罗提诺是一个反对诺斯替教的柏拉图主义者，但他的弟子，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的创立者扬布利科斯却象摩尼一样深深地陷入了诺斯替教。摩尼将诺斯替教与二元论结合起来，他的二元论与琐罗亚斯德教不同，是一种绝对的二元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光明与黑暗之间（善与恶之间，目前进行的战争是暂时的，其结果将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战胜邪恶的对手安格拉·曼纽而取得永久的胜利。在摩尼看来，光明是与黑暗混合为一的，它最终将会彻底从黑暗中摆脱出来，但光明和黑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原则却是永恒的，它们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光明和黑暗，而对普罗提诺来说，也如对琐罗亚斯德一样，光明和黑暗是一种精神影象，分别代表着善与恶；而且在普罗提诺看来，与善相比，恶不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它是某种只有消极意义的东西：它不是”与善对抗”，而是没有善。

在公元约220－395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政治方面，而是发生在宗教方面。其一是一个好战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士卡提尔击败了摩尼，成功地使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其二是基督教首先于约公元285－290年在亚美尼亚，其后于公元312－395年间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对除占星术外其他一切宗教的胜利。

萨珊皇室的家世与哈希芒家族不同。他们在成为王公之前就已经是祭司。萨珊家族是斯塔克尔城的女神安娜希塔庙的世袭祭司，该城位于法尔斯，它取代了波斯第一帝国的礼仪中心波斯波利斯。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以前的伊朗女性水神安娜希塔被不恰当地与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连在了一起，因此，萨珊家族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忠诚比伊朗以往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更为明确，只是不及琐罗亚斯德自己的庇护人希斯塔斯普（他不是大流士一世的父亲希斯塔斯普，而是一个同名的国王，大约在两代人以前，他的统治领地可能是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

波斯第一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宣称忠于琐罗亚斯德唯一真正的神阿胡拉·玛兹达，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称做琐罗亚斯德所创立的宗教的信徒。阿萨息斯人宣称信奉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但他们象阿契美尼德人及其马其顿希腊继承者一样，对所有在他们的臣民中拥有信徒的宗教都宽容以待。沙普尔一世为手下要人们的灵魂而资助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却不谋求将自己家族的祖传宗教强加给非琐罗亚斯德教徒。不仅如此，沙普尔还允许摩尼在沙普尔的领地内宣传他的新宗教。

摩尼曾经到过印度。这可能是公元241年的事。这一年沙普尔还是王储，他从贵霜人手中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前面已经谈到，摩尼曾随一支波斯军队进行远征，这支部队后来曾入侵罗马帝国。这些远征分别使摩尼对佛教和基督教获得了第一手了解。他宣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人，是“先知的象征”，明确而彻底的启示的接受者，是“巴比伦的真理之神的使者”，并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他渴望不仅劝化萨珊波斯帝国的居民，而且劝化所有的人类。摩尼赢得了信徒们的忠诚，他是一位组织天才，他的教义也被证明是具有吸引力的。巴比伦（伊拉克）的确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心脏，当地的语言是古叙利亚语，它以阿拉米语当时的形式，通行于整个新月沃地；因此巴比伦成了他行动的中央基地。摩尼从巴比伦派出了他的传教使团，不仅派往萨珊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西北边界，而且派到了埃及。摩尼教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此前300年中基督教的传播。

但是，摩尼关于建立一个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的设想却与卡提尔的意图势成水火。后者希望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帝国的国教，或者至少在帝国的伊朗部分做到这一点，并想扑灭当地其他一切宗教的活动。卡提尔是锁罗亚斯德教的教士，他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三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二世在位期间（公元277－293年），把僧侣统治推到了顶蜂。他担任了萨珊王朝祖传的斯塔克尔的安娜希塔神庙的祭司，同时也是当地祭火坛的祭司。卡提尔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二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一世（公元274－277年在位）面前也是说话算数的。在卡提尔的煽动下，瓦赫拉姆一世逮捕了摩尼并将他投入囹圄，摩尼殉教而死。摩尼教在埃及的发展也在公元297年招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野蛮的镇压令，此事发生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之前6年。戴克里先斥责摩尼的信徒为波斯人的“第五纵队”，而全然不顾波斯政府已将摩尼处死、到297年它已对本国臣民中的摩尼教徒进行了20年的迫害这一事实。迫害行为对摩尼教所起的作用正象对基督教一样。它不但没有使它消沉，反而刺激了它的发展。

在罗马帝国，德西乌斯于公元250年，瓦莱里安于公元257-

260年，最后也是最凶猛的一次是戴克里先和加莱里乌斯于公元303－311年，都企图将基督教置之死地。这等于是默认；若不如此，帝国就将落入基督教会手中。公元303－311年大迫害的幕后策划者不是戴克里先本人，而是加莱里乌斯。戴克里先不愿看到基督教的强大，但他也低估了基督教会的力量。这两位皇帝都是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在伊利里亚以及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中，基督教几乎没有抬头的余地。伊利里亚士兵们心中的神祗是奥勒利安的“不可征服的太阳”，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密特拉以及原始的罗马诸神。

黎凡特地区的反基督教人士更为正确地估计了基督教会的力量。在这里，基督教徒为数众多（尽管也只占人口的少数）。普罗提诺的弟子扬布利科斯试图组织一个以诺斯替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敌对教会。在这里，地中海世界一切非基督教的男女诸神都被动员起来，在“不可征服的太阳”率领下反对基督教诸神。这是中国的道教在地中海地区的翻版。它受到两位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公元310－313年在位）和君士坦丁的侄子，曾经信仰基督教的尤里安（公元361－363年在位）的庇护，但它注定要遭到失败。基督教会早在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之前就已将地中海诸神加以吸收。耶稣早已变成了俄耳甫斯、萨拉庇斯和“不可征服的太阳”；玛利亚已经变成“上帝之母”伊希斯。至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扬布利科斯好战地将它加以滥用，但遭致流产，这比它最终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更使普罗提谛望而生厌。

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在他弥留之际，很不情愿地撤回了他和戴克里先颁布的反基督教敕令，并许诺给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以信仰自由，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非基督教徒。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他的转变十分突然，令人惊讶，也许他本人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在公元306年，君士坦丁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皇帝那里不但继承了对高卢和不列颠的统治，也继承了对“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崇拜。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该地与西北非当时处在君士坦丁的姐夫马克森提手中。在罗马西北郊外一次战役中，马克森提战败身亡。在这次战役前夜，君士坦丁梦见他看见了由希腊语的“基督”名字头两个字母组成的交织字母，同时还有几个闪闪发光的拉丁文单字：“以此标记你将战胜”。君士坦丁梦见，基督指示他将这个交织字母写在自己的铠甲上，并将它漆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照着去做了，结果赢得了这次在他的三次内战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在这几次内战中他每次都成为胜利者。

君士坦丁的皈依公开而真挚，但他并不放弃对奥勒利安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不可征服的太阳”之神的忠诚，尽管他最后还是把“太阳’和基督混为一谈——基督教会也早已含蓄地将这二者混在了一起。他也不放弃他作为罗马国家政治首脑而获得的非基督教高级祭司长职务大祭司长的地位。保持最高祭司之职与信奉基督教发生了矛盾，但受君士坦丁庇护的基督教会当局对此绝口不提，君士坦丁本人也一直没有正式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直到公元337年他才在病榻上接受了洗礼。而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甚不全面，不仅在公元312年他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如此，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如此。虽然他在世俗事务方面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对基督教会政治事务的干预表明，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个外行。

人们有时指责君士坦丁怀疑一切、玩世不恭、狡猾伪善，他信奉基督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他的皈依作出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没有搞清他所处的时代。在公元235年社会崩溃以后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怀疑论者。罗马帝国的居民中没有任何人相信，自己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可以没有神的帮助而生存下去。君士坦丁在宗教上是真诚而热情的，在这一点上，他是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典型代表。普罗提诺、摩尼、扬布利科斯、戴克里先、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尤里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宗教上的真诚和热情。君士坦丁对宗教的笃信程度毫不次于普罗提诺，但不同的是他的信仰很粗劣。基督教的上帝通过显示力量而赢得并保持了君士坦丁的忠诚。这个上帝向迫害基督教会的那些罗马皇帝降下了灾难。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的命运就是例证。也是这个上帝使君士坦丁赢得了三次内战的军事胜利。在公元312－324年的12年中，基督教的上帝使君士坦丁从台伯河长驱直下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使他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而他在306年起家的时候，只不过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后一些偏远落后省份的统治者而已。

基督教的上帝通过赐以好运来酬劳君士坦丁的忠诚，君士坦丁对此感激至深。但上帝显示神力使他深为感激的同时，也引起了他的畏惧。他害怕如果自己未能完成对他的庇护之神的义务，例如未能有效地调解基督教会团体之间的分裂，上帝将把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那样的命运加在他的身上。那些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也曾对非基督教神祗的不满有过同样的恐惧。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动机，在道德方面来讲远远比不上阿育王的皈依怫教。阿育王的皈依是由于他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心生悔悟，此后他再未发动过战争。君士坦丁则是出于对三次内战接连取得胜利的感激。

君士坦丁向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施加压力，迫使他在黎凡特停止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他还劝使李锡尼与自己一起在各自的领地内对基督教实行进一步的宽容。由此，他使加莱里乌斯的宽容敕令得到了加强。君士坦丁从未迫害过他的非基督教臣民，但他确实曾给基督教会以宝贵的特权。他的侄子，曾信奉过基督教、后又反对基督教的尤里安也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敌对教会表现了同样的偏爱。罗马皇帝在公元311年以后，对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宽容以待是极其勉强的，这与阿育王对他的非佛教臣民和邻国的宽厚仁慈、迦腻色迦对不同派别的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的公平对待正好相反。

在罗马帝国，甚至这种开始于311年的不稳定的宽容也只是昙花一现。格拉提安皇帝（公元367－383年在位）拒不担任大祭司长之职，并开始通过关闭庙宇、剥夺财产等方法消灭罗马帝国的非基督教宗教。狄奥多西一世（在东部于公元379－395年在位，在西部于392－895年在位）最终完成了这种消灭。

同时，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仍是并肩共存。一场旷日持久的罗马－波斯战争（公元337－360年）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公元362年尤里安对波斯帝国的入侵以尤里安之死和公元363年罗马的一次灾害而告终。尤里安的继承者约维安以将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罗马帝国边界要塞尼西比斯以及5个亚美尼亚边界行省割让给波斯为代价，才使罗马远征军解脱出来。这5个行省是公元298年并入罗马帝国的，割让这些地区使亚美尼亚王国处在波斯人的随意摆布之下。公元378年，一支罗马军队于阿德里安堡在西哥持人手下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其毁灭性的程度与从前罗马帝国在阿利亚、坎尼和卡里遭到的历史性失败相比毫不逊色。罗马人现在不得不把剩余的军事力量用来进行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斗，以拯救他们在欧洲的领地，在亚洲前线则不得不向波斯帝国进一步割地求和。公元387年，两个帝国达成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该国五分之四的领土划给了波斯。这是罗马帝国为保持自己在黎凡特地区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波斯帝国成长中的基督教社团命运的变化，反映了两大帝国关系的曲折波动。琐罗亚斯德教教会没有使罗马帝国的任何人归附本教，也没有使亚美尼亚的任何人自愿归附本教。琐罗亚斯德教会与基督教会和摩尼教会不同，并不谋求劝化全人类。它的目标一直象卡提尔所希望的那样，使本教不仅成为波斯帝国的“国教”，而且至少在伊朗诸省成为独一无二的宗教。但是，即使在帝国的伊朗臣民中，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吸引力也显然比不上摩尼教和基督教；而且，只要两大帝国彼此敌对，基督教在波斯帝国的传播就会引起萨珊帝国政府和琐罗亚斯德教教会当局的双重反感。这不仅仅是对具有排外思想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会的冒犯。罗马帝国在公元312年以后，逐渐将基督教当作“国教”，使得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帝国臣民受到嫌疑，被看作是一支罗马人的“第五纵队”，正如埃及的摩尼教徒更是毫无道理地被戴克里先怀疑为波斯人在罗马的“第五纵队”一样。在萨珊波斯帝国的起家之地，基督教徒只是一些散居居民，尽管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在约维安于363年割让给沙普尔二世的尼西比斯和5个亚美尼亚边界省份时，当地居民则全部都是基督教徒。

基于这些原因，萨珊皇帝沙普尔二世（公元309－379年在位）于339／340年开始了对本国基督教徒的迫害。在他去世以前，这种迫害始终未停。但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沙普尔三世（公元383－388年在位）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交上了朋友。两大帝国相互关系的缓和，不仅使两国有可能在公元387年通过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而且使得波斯帝国同意容忍基督教在本国的存在。这是罗马－波斯两国协商谈判的结果。波斯帝国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波斯的基督教会行政组织也形成了统一。而且，公元410年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举行了一次波斯基督教会会议之后。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公元399－420年在位）重申了他在此前已经颁布的一项宽容法令。

第四十一章 印度文明（约224－490年）

首任萨珊波斯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在位期间（公元224－242年）于公元241年推翻了贵霜帝国。此前，德干的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国崩溃。这两次相继发生的政治突变导致印度次大陆出现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政治真空。自公元前4世纪德干地区并入库揭陀帝国以后，这一地区在大约600年间一直是一个政治整体，起初是与北印度联合，公元前232年阿育王死后摩揭陀帝国发生分裂，这一地区又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这个普遍的政治空位期内，最稳定的是半岛的南端地区。阿育王未曾征服的一些王国这时期仍然存在。西印度于公元1世纪在贵霜皇帝宗主权下建立的两个塞人辖地，至少有一个也仍然存在。这两个塞人封邑中靠南边的一个占据着马哈拉施特拉，它曾经侵犯过萨塔瓦哈纳的领土，可能在同该王国的斗争中屈服了。靠北边的辖地占据着乌贾因周围的马尔瓦，在贵霜帝国垮台时仍然存在，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非政治活动方面有更大的连续性，保存至今的犍陀罗视觉艺术，形象地表达了西北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在朱木拿河上游位于贵霜领土上的秣菟罗，土生土长的印度艺术风格接受了希腊的影响，但没有受到希腊风格的支配。这里一直是这一艺术流派的故乡。在语言文学方面，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一种新的梵语逐渐取代了从原始梵语中发展起来的方言，成为刻写铭文的语言。在这3个世纪中，南印度还兴起了泰米尔语文学。

阿育王的铭文大都是用方言刻写的，只有刻写在塞琉古一世割让给旃陀罗笈多的前阿契美尼德领土上的铭文例外。无疑，孔雀帝国的行政语言也是这种方言。上座部佛教经文使用的巴利语即是孔雀时代的方言之一。在这一时代，原为次大陆的印欧语系入侵者使用的原始梵语，除婆罗门教仪式以外肯定已不再使用，除了在原来是口传心授，后来形成文字的《吠陀》和《奥义书》中以外，肯定也已无人读写。新梵语与同时代出现的新雅典希腊语一样，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语言。湿婆教、毗湿奴教和大乘佛教的经文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印度史诗最后成形时使用的也是这种语言。尽管《摩诃婆罗多》的原始主题显示，这一史诗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的最初几个世纪就开始成形了。但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两部史诗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完成的，梵语复兴对新生的泰米尔语文学的影响证明了它的活力。德干地区使用的语言到现在一直是达罗毗荼语。不过德干的阿育王铭文全都是用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刻写的。但对泰米尔语文学产生影响的印欧语系语言却不是这种方言，而是新梵语。

公元3到4世纪，印度文明继续向次大陆以外扩展。印度文明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开始向东南扩展，4纪时向这一地区扩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整个大陆东南亚除了公元前140年以后并入中华帝国的越南北部外，这时都成了印度文明区域内的一部分。这种印度化的媒介是贸易和宗教，而不是军事征服，东南亚民族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印度文化。它们使这种文化明显地带上了东南亚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也不是非印度化的。同时，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和药杀水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从陆路传入中国，在这里，大乘佛教使上座部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黯然失色；新梵语写成的大乘经卷译成了中文；大乘佛教的有形媒介，犍陀罗的希腊一印度艺术风格对中国、从而也对朝鲜和日本的视觉艺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印度次大陆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印度诸帝国自然而然地把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现属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这一地区当作自己的基地。从公元前5世纪建国到公元前2世纪崩溃，这一地区一直是摩揭陀帝国的中心。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被推翻，北印度的政治重心却不是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而是印度河流域。公元4世纪、北印度的政治结构又突然恢复了常态。这时，与公元前5世纪一样，南北比哈尔在政治上再次携起手来。这次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王室的联姻。而且，统一的比哈尔再次获得力量，从其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向外扩张。

笈多王朝的创建者与其公元前4世纪的前驱，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同名。我们相应地以公元320年作为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笈多王朝时代的创始之日，但笈多帝国的真正创始人是这位创建者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约公元330－380年在位）。沙摩陀罗笈多在德干一次引人注目的袭击战中登场，他的不朽功绩是扩大了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笈多王朝版图。创建笈多帝国的决定性步骤是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80－418年在位）采取的。大约在公元395年，他征服了建都乌贾因的塞人辖地。随后，他向西推进到海岸地区，由此为笈多帝国打开了一扇通向阿拉伯海之窗。

笈多帝国在南方和西北方的扩张都没有达到孔雀帝国那么远的地方。笈多帝国的南部边界是温德亚山脉和纳巴达河；西北部直接统治的地区以昌巴尔河和朱木拿河上游为界，旁遮普只有东南部的一半处在它的宗主权下。没有关于笈多帝国和萨珊帝国发生冲突的记载。可能有一个贵霜帝国不稳定的残余，出现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国。

笈多家族是信仰婆罗门教的印度人，但他们象孔雀家族和贵霜王室一样容忍一切宗教。在笈多政权统治下，公元4至5世纪的印度文明在雕塑、用新梵语创作的世俗文学（特别是戏剧）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顶峰。希腊－罗马世界的落日余晖通过印度的西部窗口射进了笈多帝国，但这只是微光一现。笈多时代辉煌的印度文明是土生土长的。

笈多帝国是被来自欧亚太平原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入侵摧毁的。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也被这一入侵打断。匈奴人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公元455年，随后又发生过多次，尽管匈奴人在公元528年被击退，但他们并没有被驱逐出去。

第四十二章 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匈奴冲击波

据历史记载，欧亚大平原东端最早的占领者，是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而中国西部受它侵扰的其他定居民族称之为匈族人。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秦、赵、燕三国的最北端，延伸到了欧亚大平原的南边。公元前307年，赵国统治者募集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队伍。公元前4世纪末，这三个中华边疆小国沿着与欧亚大平原接壤的边界筑墙，以防御游牧民族的侵袭。游牧生活方式不仅把人们训练得能征善掠，而且使他们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对于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物来说，没有计划和纪律，就无法在草原上生活下去。因此，当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并将地区性的边墙整修加固成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之时，匈奴则在长城边上组织起一个帝国与之对峙。公元前209－前203年间，中国出现的短暂而剧烈的无政府状态，为匈奴提供了进攻的良机。公元前174年，他们还向西扩张，迫使其西面游牧邻居开始了迁徙运动：月氏人迁到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塞人迁到了印度。公元前128年，中国的汉武帝向匈奴发动了反攻，试图消灭匈奴，或者至少永久性地征服他们。但是，汉匈百年战争（公元前128－前36年）却未分胜负。公元前52年，离中国最近的部分匈奴向中国皇帝称臣。但是，中国取得的这一胜利是表面和暂时性的。同时，其余的匈奴部落通过进一步向西迁徙，避开以长城为基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从而完全逃脱了中国的控制。

直到当时为止，匈奴尚未向中国以外的任何定居社会发动过任何进攻。可是，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里，他们不仅向中国再度发动进攻，而且侵入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印度、伊朗和欧洲。这是欧亚大平原的这个游牧民族发动的第五次冲击。然而，与其所有前辈不同的是，匈奴人这次冲击行动在各个方向同时展开。

公元304年，匈奴的一个部落入侵中国，于311年攻下洛阳，312年攻下已灭的汉朝的第一个首都长安，并于316年灭了西晋（建立于280年，它在政治上重新统一中国）。这支匈奴部落对中国成功的再度入侵，为其他蛮族的大举进攻开辟了道路。别的蛮族，包括另外的匈奴部落、藏人、通古斯人或蒙古人。西晋王朝寿命短暂，整个华北，蛮族胜利者建立的小国林立。

公元375年，在大平原的另一端，另一支匈族部落袭击了住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讲伊朗语的阿兰人，推翻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讲日耳曼语的东哥特人在第聂伯河流城建立的帝国，并把想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寻找避难地的西哥特人，赶到了多瑙河下游的南岸。匈奴人向最西部发动的这些进攻，最终导致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公元378年，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匈族人带着被征服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一道向西挺进，并让其他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打头阵。

匈奴人在匈牙利大草原上安营扎寨，这是欧亚大平原来的人建在大陆欧洲半岛腹地的一个营地。从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就发生分裂，它的东部比西部显得更有活力。西部匈奴的军事首领阿提拉，因而集中力量进攻西罗马帝国。把西罗马作为打击目标是失算的，但在阿提拉可能进攻的两个罗马目标中，这一个更为脆弱。公元451年，他进攻高卢，但在奥尔良被西罗马军队和西哥特人联合击败。西哥特人期望西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在西南高卢居住，因而极力防止匈奴人占领西哥特人从罗马得到的领土。公元452年，阿提拉进攻北意大利，但尚未进军罗马城就撤退了。453年，阿提拉去世。被他降服的日耳曼人和撒马利亚人举行起义。匈奴人在西方的部族大举东撤，从匈牙利大草原一直追到欧亚大平原通往黑海北部的西海湾地区。

因此，西罗马帝国没有成为匈奴人的战利品。相反，它成了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的战利品。这些蛮族人逃避了匈奴的征服，或者虽被他们征服，但又在阿提拉死后举行了起义。公元406年，大批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渡过莱茵河进入西罗马领土。410年，西罗马政府承认它无力为不列颠提供防御，同时，它也无法挽救罗马本身，以避免其于同一年被逃避匈奴人的西哥特人所攻占。所以。向西入侵的匈奴人让其他的蛮族人交了好运，把西罗马帝国让给了他们。匈奴人最终在罗马帝国只获得不多的领土。公元681年，一支保加利亚游牧部族（阿提拉所率匈奴人后裔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下游和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南麓之间的东罗马领土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块永久立足之地。

公元484年，这支匈奴人击退并杀死萨珊波斯皇帝佩罗兹，在波斯同盟发动的战争中崭露头角。这场战争始于公元359年，结束于波斯人攻取罗马要塞阿米达（迪亚巴克尔）。到了484年，这个厌哒人（阿布达利人）部族已经占领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上流地区。粟特和巴克特里亚曾经是贵霜帝国的属地。第一位萨珊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的波斯，于241年征服了贵霜帝国，似乎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萨珊波斯帝国。我们不知道，这些省份在厌哒匈奴人占领前就逃脱了波斯的控制，还是在以484年波斯惨败告终的军事较量之前，厌哒人直接从波斯帝国的手中将它们夺过去的。

在这次惨败之后，波斯帝国不得不向厌哒人进贡，一直到哥士娄一世科斯洛埃斯（531－579年在位）在位期间。在哥士娄一世在位期间，波斯帝国于公元558年或563－567年间，对厌哒人进行了报复。哥士娄当时在突厥人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是曾在匈奴人的后方称雄于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波斯人和突厥人联手推翻了厌哒人的帝国，并沿乌浒河瓜分了它的领土。波斯帝国因而获得乌浒河南段大夏的部分领土（托卡里斯坦，即现在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但是，厌哒人的其余部分，则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查布尔斯坦（阿拉霍西亚）幸存了下来。

在从草原出发、穿过草原南边帕米尔高原和里海之间地段的匈奴人马中，厌哒人是先头部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先头部队455年入侵印度，摧毁了笈多王朝，并对笈多王朝统治下一直处于“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进行了大破坏。528年，这支匈奴人被最后赶出境外。

匈奴人的大举入侵，使被侵略地区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最为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尽管东罗马帝国没有抵挡住阿提拉的进攻，尽管厌哒人把波斯帝国打得大败，但是，这两个帝国都没有被征服；它们以进贡的代价换取了生存。波斯帝国能继续生存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484年军事惨败导致的马兹达起义，表明了公元6世纪波斯帝国所患社会痼疾的严重性。在同一世纪里，西罗马帝国也在受着同一种社会疾病的折磨。可与波斯帝国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了。

西罗马帝国瓦解了，而东罗马帝国却依然完好无损。它确实使东罗马帝国抛掉了一个包袱。因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及其非洲和欧洲内地，希腊－罗马文明自从公元3世纪崩溃以后，就根本没有复兴过。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最后阶段中，只有黎凡特地区的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地进行着。

匈奴人的侵略，对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不象对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但他们所受的打击比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更为惨重。在印度和中国，匈奴人的入侵并不仅仅是滚滚而过的暴风雨，侵略者还在这两个次大陆永久地居住下来。在印度西北部，匈奴人现在依然以拉杰普特人为代表。这些部族很快皈依印度教，并融入刹帝利种姓之中，就象过去侵入印度的欧亚游牧部族一样（例如塞人和钵罗钵人）。在中国，蛮族入侵者最终也被同化了。但是，匈奴对中国的打击格外沉重。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是公元4世纪及后来被匈奴和其他蛮族占领的中国土地。这一地区曾经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同它相比，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希腊－罗马文明所失去的地区，仅仅是可以牺牲掉的殖民兼并地。然而，由于面积广大，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得以避免崩溃之灾。在这个国家里，当侵略者从北部攻入时，逃难的人们都可以跑到南方未得安宁。大自然和人类的工程，保护了中国的南部。在淮河和长江下游，还有人工运河，这些河网水路，对更加习惯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征战的欧亚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395－628年）

公元388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度统一罗马帝国。公元895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和洪诺留，同样再度瓜分了罗马帝国。公元260年，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打败并俘虏罗马皇帝瓦莱里安。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经常分裂（其中有些分裂是自愿进行的，有些则是被迫的）。但每次分裂之后，帝国最终还是重新获得统一。公元395年，人们毫无理由期望这一年的自动分裂将长久维持下去，然而，这一次帝国东西部的命运则是截然不同的。公元406年以后，来自匈奴、讲日耳曼语和伊朗语的民族向西进军，不断涌入西罗马帝国，并逐渐占据上风。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455年，罗马又遭汪达尔人的洗劫。在476年前的很长时间里，西罗马帝国政府就已经十分虚弱。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在拉韦纳（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避难首都）被他的步兵首领鲁吉人奥多亚塞废黜。罢黜西罗马帝国皇帝，使帝国形式上重新获得统一。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474－491年在位）成为全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尽管沿多瑙河下游的边疆所受北方的压力，要比帝国在黑海和北海之间的其他欧洲大陆边疆大得多。此外，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近邻，并不是好战的蛮族集团，而是与罗马帝国有着同样发展水平的波斯帝国。

显然，395年后罗马帝国两大部分命运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于它们各自边疆所受压力程度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它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差别，以及君士坦丁堡政府相对成功地采用适宜的治国方略挽救了危局，这些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君士坦丁堡政府很快认识到，不仅已无法挽救西罗马帝国，同时，牺牲掉它也是必要的。东罗马帝国为挽救崩溃中的西罗马帝国的唯一大规模干预行动，是468年出动海军远征，攻击西北非洲的汪达尔占领军，但遭到惨败。君士坦丁堡政府认可了西罗马帝国政府476年最终灭亡的既成事实。488年，通过对东哥特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消灭奥多亚塞行为的默许，从而使这伙一直掠夺骚扰东罗马帝国西北部省份的武装匪徒的祸水它移。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自封为君士坦丁堡政府统治此地的副总督。这种分裂对双方都很适宜。508年，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法兰克军事首领克洛维授勋，表彰他打败西哥特人的功绩。当然，克洛维征战中立的第一功，是清除了罗马在高卢的残余统治力量。直到518年，东罗马政府才给予叙利亚和埃及优先获得意大利的权力。它的外交政策从其宗教政策中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提及。

西罗马政府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让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因而使他们把经济上自己控制的地产，转化为实际上独立的领地。当帝国政府让他们服役时，这些地主宁愿背叛政府来保护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他们很容易向那些在西罗马帝国建立国家的蛮族军事头目妥协。东罗马政府不断将政治上危险的地主撤职，并把高级文官到低级文官，都换上中等阶级的专业人员，其中有许多人是法学家。这些专业人员也会腐败，但他们是爱国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私利要求保存东罗马国家。

至少有两个东罗马皇帝，即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通过对帝国财政管理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大大减少了官员们的腐败现象。此外，在5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通过剥夺东罗马帝国高级官员对下属的任命权，而大大限制了这些人的权力。马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采取的严格的行政措施，重振了由于468年海军远征惨败而大伤元气的东罗马帝国的财政。士兵以及国库，都得益于对军队财务官员腐败行为的遏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不让市政委员会成员向人们征税，并没有使纳税人得到多少益处。他任命帝国官员直接向纳税者个人收税。但由于这些官职被拍卖，因而把领薪水的官员变成税务投机商，使他的措施收效甚微。

在西罗马帝国，步兵首领迫使其同伙附属于自己，从而取得了专制权力。在东罗马帝国，两位军事长官权力不相上下，他们三位地方上的同事也有同等权力。528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又在亚美尼亚设立了第四位地方军事长官。东罗马军事长官的部下也被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私人卫兵虽没取消，但人数也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也被从各级指挥职位上撤下来，换上东罗马帝国的公民。在君士坦丁堡，400年清除掉了哥特人盖那斯，471年又清除了阿兰人阿斯帕尔。皇帝利奥一世（457－474年在位）是一个讲色雷斯语的贝斯人，他的继承者芝诺来自托罗斯的伊索里亚高地。查士丁一世（518－627年在位）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拉丁化地带的南端。

在5世纪期间，伊索里亚人从“狼”转变成“护羊狗”，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404和405年，伊索里亚人仍在袭击比他们稍为规矩些的邻伙。贝斯人利奥给伊索里亚以大量财富，从而压制住了阿兰人阿斯帕尔。正当伊索里亚人试图效法外来蛮族人滥用权力时，它自身已于491－496年被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置于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中。在6世纪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伊索里亚人、贝斯人和拉丁化民族（弗拉克人），都为查士丁尼一世提供了军队。查士丁尼一世用这批军队，收复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原属西罗马帝国版图的土地。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修造的君士坦丁堡土城墙，代替了君士坦丁一世最早建造的土城墙。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建造的长城更为宏伟，它从海岸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腹地包围其中。他在德拉修筑了比尼西比斯要塞更坚固的城堡。363年，约维安曾经被迫把尼西比斯割让给波斯帝国。阿纳斯塔修斯还在西奥多西奥波利斯（埃尔祖鲁姆）修筑城堡，以保卫曾为亚美尼亚王国的罗马领土。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极其虚弱，甚至连精明强干的皇帝（例如马约里安，457－461年在位），都没有办法阻止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而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却十分强大，它得到了充分显示其能力、活力和治国方略的机会。从414至518年间，东罗马帝国的幸运还在于它有杰出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及其在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阿卡狄乌斯，与他哥哥和西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相比，显得格外出色。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却不太出色。他在位时间长达42年（408－450年）。然而，他却不理朝政，因而由他姐姐普尔喀丽娅于414年开始执政，并直到她453年去世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继续在幕后操纵朝政大权。普尔喀丽娅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和芝诺比阿同样性格坚强，但她的治国才能却超过后两人。普尔喀丽娅的丈夫马西安，以及马西安的继承人利奥和芝诺，都是出色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更为杰出。从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的胜利，到1453年君士斯丁十一世死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罗马努斯门，罗马朝廷中杰出的皇帝辈出。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可以与其中最为出色者相提并论。

在后人眼中，查士丁尼一世比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稍高一筹。查士丁危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他是行伍出身的查士丁一世的侄子。查士丁一世原为弗拉克的农民，应征为士兵后地位不断升迁。甚至在查士丁518年引退之前，查士丁尼也许就已开始参与查士丁的政事。查士丁尼本人在位年代从527至565年，所以，他实际上执掌了47年的大权。因此，518年东罗马政府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转变，决策者也许就是查士丁尼，而非查士丁。查士丁尼为自己是讲拉丁语的少数人之一而自豪，因为东罗马的大多数人讲的是混杂的希腊语。他渴望重新统一原东西帝国的全部版图，或许只是高卢除外。

533－534年，西北非被征服，查士丁尼一世的杰出将领色雷斯人贝利萨留，消灭了汪达尔人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国家。非洲战役一举成功，但后来为使这块重新征服的领土平定下来，却十分艰难并旷日持久。为了根除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统治，战争持续了26年（535－561年）。这场罗马与东哥特人间的战争，使意大利变成一片荒凉废墟，耗尽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曾使之充盈的国库，并且，由于赋税繁重，一直繁荣富裕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省，迅速陷于贫困萧条之中。同东哥特人进行战争的教训，并未吓住查士丁尼一世，因为他又于550年对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领地发起进攻，直到554年占领了那里的一个滩头堡后才停止进攻。

查士丁尼的征服战争，使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四周以及从顿河、奥龙特斯河和尼罗河入海口到直布罗陀海峡，都取得了海上优势，但同时又给东罗马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仅仅是468年的一次海上战役，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利影响。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后果，反过来证明其君士坦丁堡前任的谨慎是十分英明的。在他之前的皇帝们，除向西方发动过一次军事冒险之外，从没用过兵。

查士丁尼一世对西方的征服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仅在他攻陷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7年之后，伦巴德人就于568年侵入意大利。查士丁尼在法律和建筑领域里的成就，才是意义深远的。529－533年间，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学家，不仅将正在实施的罗马法律加以归纳整理，使之便于操作（尽管不一定最合理），而且把过去1000年来提出的极为浩繁杂乱的法学观点系统化。在建筑方面，查士丁尼并没有掀起一场革命，但他喜爱建筑，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他委任特拉利斯的安提米乌斯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这两位天才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在君士坦丁堡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建筑佳作——圣索菲娅（神圣智慧）大教堂。

希腊世界最初的标准建筑式样，是带一个三角山墙屋顶的长方形房屋。这种正厅外面饰有圆柱（柱子或者只建在房前，或者建在四边）的房屋，被用作前基督教时代希腊、埃特鲁斯坎和罗马男女诸神的殿堂庙宇。随着圆柱从房外移入屋内，在后亚历山大时代这种房屋变为教堂。这种教堂在成为基督教堂的标准式样之前，还曾被用作进行一些世俗活动。但是，公元2世纪的意大利，一种新型水泥的发明，为建造带小圆屋顶的圆形建筑提供了技术手段。这种风格的最早建筑物，是罗马城哈德良皇帝的万袖庙。在拉韦纳的圣维塔利斯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以及巴克乌斯教堂建筑中，圆顶叠在八边形的基座之上。这种设计曾使建筑学家大伤脑筋。这些建筑作品都是由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王后狄奥多拉监造的。圣索菲娅教堂的圆顶，则是由形成正方形的四根方柱支撑的。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教堂，足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相比之下，伊克蒂诺的艺术，不如安提米乌斯和伊西多尔的艺术精美。正厅的主要特色就是，线条绝对垂直和水平，绝对得甚至有些造作，而柱子则是绝对的圆柱体。但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绝对完美的几何形状；这些形状（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由人的大脑设计构造出来的，并由人的双手强加在人类的非人的环境里。在拜占庭按照圣索菲娅风格建造的教堂中，流行着圆顶和半圆顶，以再现大自然物体的曲线。它们并不试图统治大自然，而是试图获得与大自然的某种和谐。用中国道教哲学家的眼光看来，拜占庭教堂要比希腊神庙更令人赏心悦目。

古希腊人并不轻视自然曲线。他们是自然主义地再现人体美的杰出大师。从原始几何风格开始，古希腊花瓶不管其造型经历了多少演变，总是以曲线美巧夺天工。古希腊人也知道如何把精心设计的曲线应用到建筑上面。但他们所设计的曲线，在建筑上却给人以十分直率的视觉效果。拜占庭建筑师所修造的绝妙房宇，没有用过于直率的线条，而是用类似于古希腊雕刻家和陶工所设计的曲线，这同古希腊建筑师的设计则大为不同。

查士丁尼一世的圣索菲娅教堂至今犹存，他的法官们所制定的法典至今有效。但是，他对西部的暂时征服，却在他死后仅37年，就使他的帝国陷入困境。而他谨慎的前任们，却将帝国安然带出险象环生的5世纪。550年，即查士丁尼与东哥特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结束之前，从弗拉克当地征集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在进军途中击退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入侵者。572－591年罗马和波斯战争期间，东罗马帝国军队云集亚洲境内的帝国东部前线。此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未遭阻击就侵入了帝国的巴尔干诸省。604－628年间，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了更为艰苦的战争之际，斯拉夫人再次骚扰，这次，他们没有再离开此地。

东罗马帝国的对手萨珊波斯帝国，也面临着东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或与之斗争的痛苦的折磨，而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正是于这些痛苦中灭亡的。萨珊帝国与它的前身阿萨息斯王朝一样，没有让贵族独占高级官职。特定的官位是特定的贵族家庭的世袭特权。此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非常大，就象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和狄奥多西的罗马帝国的地位一样。与以前的阿萨息斯时代相比，在萨珊时代里，琐罗亚斯德教也带有强烈的伊朗民族主义色彩。黎凡特地区的正统基督教也是如此。5世纪，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在抵制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过程中寻找到神学的表达时，正统基督教也逐渐浸透了希腊的民族主义。

440年，萨珊皇帝伊嗣埃二世要求他的所有非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臣民信奉帝国确认的宗教。他迫害不信奉国教者，直到457年去世时为止。佩尔萨门尼亚的反抗最为激烈。（大约400年，表达亚美尼亚语言的字母系统的发明，以及由此促使亚美尼亚文学的勃兴，都大大提高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于451年被镇压下去。但在波斯军队被厌哒人打得大败之后，亚美尼亚人于481年再度起义。484年皇帝佩罗兹战败身亡后，萨珊帝国政府被迫对亚美尼亚基督教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一位亚美尼亚贵族马上被任命为佩尔萨门尼亚的省长。

同时，伊拉克讲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徒，也由于431年罗马帝国宣布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义不合法，而得到益处。聂斯脱利教徒逃到讲叙利亚语的尼西比斯避难。尼西比斯从363年起，就属于罗马－波斯边界上的波斯一边。作为逃避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避难者，聂斯脱利人在波斯土地上受到欢迎。482－486年间。萨珊帝国讲叙利亚语地区的基督教会，为报复罗马皇帝芝诺482年偏好基督一性论派的统一声明，而接受了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形式。此后，波斯帝国就有了国家基督教，以便同波斯帝国讲伊朗语地区的琐罗亚斯德国教相抗衡。但它所信奉的教义，既为基督一性论派所排斥，也受到罗马帝国正统基督教教徒的反对。接受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保证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但由于消除了人们关于他们是罗马派来的“内奸”的怀疑，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安全的处境。

波斯484年的军事失败，不仅使它开始对萨斯帝国非伊朗基督教徒实行宽容政策，而且为伊朗本身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开辟了道路。因为，伊朗达官贵人的巨大财富与大众的贫困之间的巨大鸿沟越来越大。佩罗兹的第二个继承人喀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上台之初，一场饥荒将社会危机推到顶点。玛兹达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是当时摩尼教的一派首领。此派创立时间，仅比摩尼创立本教晚30年。它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正统摩尼教。但到了玛兹达时代，这一摩尼教派已明确提出社会正义的要求。它主张共产共妻（人们对这后一点很反感，玛兹达的敌人更是拼命攻击这一要求）。

玛兹达关于光明与黑暗的解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皇帝喀瓦德一世也成为此教的信奉者，因而兴起一场削弱达官显贵财势的社会革命。玛兹达教损害了伊朗贵族的社会地位。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来说，此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与他们的教义格格不入。当伊朗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萨珊皇帝时，喀瓦德一世显然不是对手，496年他被罢黜并监禁。但是，喀瓦德一世后来逃到中亚厌哒人那里，并于498或499年，依靠厌哒人的一支军队，夺回了波斯帝国的王位。与此同时，玛兹达的势力和影响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他的共产主义继续被实施。但是，528或529年，喀瓦德一世在他的一个儿子哥士娄（已被立为他的继承人）的煽动下，开始不承认玛兹达教。在这一关头，琐罗亚斯德教和聂斯脱利教的首领都反对玛兹达教，他们配合哥士娄取缔了玛兹达教。哥士娄屠杀了大批玛兹达教教徒，处死了玛兹达本人。

别号“不朽者”的哥士娄一世十分精明，而且比起前任来，更为滥用皇权。由于在其父统治后期，他一直主张镇压玛兹达教派，从而博得了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们的欢心。所以，他不必担心琐罗亚斯德教教会与贵族结盟反对他。相反，他成功地赢得了这两者对他的权威的认可。哥士娄把玛兹达镇压下去时，玛兹达革命已经进行了40余年，达官显贵又恢复了元气。

尽管哥士娄一世取缔了玛兹达教，并在即位后继续限制贵族的权力，但他承认，他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或减轻导致玛兹达革命的社会不公问题，他必须对使贵族得以控制王权的机构加以改革。哥士娄似乎从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历史中得到了启发。他重新估定土地税和人头税。他按生产率的高低征收土地税，按生产工具的精良程度课人头税。在伊朗阿拉伯哈里发的后萨珊政府时期，农村的乡绅负责征集农村诸税。哥士娄或许也把这一权力交给了乡绅。在他竭力抑制贵族时，乡绅成了皇帝的天然同盟军。哥士娄还撤销了总司令这个职位，代之以4个地方司令官。看来他好象认识到了东、西罗马帝国命运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572年，哥士娄一世与东罗马帝国发生战争。战争延续到590年，以哥士娄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霍尔密兹德四世的罢黜和处死而告终。丧失民心的战争，给贵族提供了重新恢复势力的机会。一个反叛贵族篡夺了皇位。但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把霍尔密兹德四世的儿子哥士娄二世立为皇帝。作为报答，哥士委二世于591年与莫里斯媾和，把佩尔萨门尼亚的西半部割让给他。莫里斯终于可以把东罗马军队调回欧洲，向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反攻。反攻极为成功，到602年，罗马人自3世纪撤出达契亚以来，第一次再度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但是，莫里斯发出关于军队冬季到多瑙河以外驻扎的命令，导致了军队的哗变。莫里斯被赶下皇帝宝座，并被处死。帝国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604年，哥士娄二世借口为恩人莫里斯复仇，率军侵入东罗马帝国。自从公元前53年罗马人与其伊朗近邻爆发第一次冲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争比这次双方的冲突更为残酷。波斯军队至少有两次入侵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626年，东罗马帝国海军竭尽全力，使波斯人企图与从海峡欧洲一侧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会合的计划破产。波斯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自从公元前331年以来，波斯人还从未西进得如此之远。而东罗马人在最后的反攻中，也向东挺进到公元117年以来罗马军队未曾去过的地区。628年，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几乎已推进到了泰西封。随后，就象572－591年的战争那样，这次战争以当时的萨珊皇帝的罢黜和处死告终。

628年，两个大国在互相承认战前领土状况的前提下媾和。波斯帝国当即陷入极端无政府的状态，就象东罗马帝国在602－610年间所经历的混乱情形一样。但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波斯帝国再也没有从无政府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628年，这两大帝国都精疲力尽。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却渔翁得利。穆罕默德崛起之快，可以同沙普尔一世260年战胜瓦勒利安之后，巴尔米拉王子的迅速兴起相比。633年，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向北方的两个邻居同时发起进攻。波斯帝国被灭；东罗马帝国再次幸免于难，但其领土日益缩小，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加上地中海北岸的一些大陆滩头堡以及一些岛屿。

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395－634年）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遭受来自欧亚大平原匈奴冲击的国家中，西罗马帝国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受匈奴人西侵的影响，过着游牧生活的撒马利亚民族和过定居生活的东日尔曼民族被迫向西迁徙。大约在406年左右，匈奴人侵入西罗马帝国边疆。到了476年，甚至连当时在西方仅仅徒有虚名的帝国政体，此时也已被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主要不在于蛮族入侵的强大力量，而更多地归咎于帝国内部的衰弱。这种衰弱同时体现在社会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西罗马帝国的弊端和导致中国汉朝灭亡的弊端同出一辙。在与大奴隶主和军事首领争夺权力的较量中，帝国政府失败了。奴隶主们把属于帝国政府的财富——隶农的“剩余”产品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而军事首领则轻而易举地集结军事力量，他们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在西方帝国崩溃的前夜，先后出现了两位伟人，他们是圣安布洛斯和圣奥古斯丁。他们两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他们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帝国的灭亡所带来的影响还要长久。在372－397年间，圣安布洛斯是米兰的主教。他死后第七年－404年，西罗马帝国把首都从米兰迁到了拉韦纳，拉韦纳靠它的沼泽地带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天然要塞，他死后第九年－406年，受到匈奴压迫的东日尔曼流亡者，突破了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奥古斯丁在395－430年间担任西北非希波地方的主教，他死于汪达尔人入侵非洲的第二年。注达尔人渡过莱茵河后第二十三年，即429年，经过西班牙到达非洲。430年，他们包围了奥古斯丁主教所管辖的那座非洲城市。

这两位西方教士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他们被任命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前，他们从事务不相同的世俗职业。安布洛斯是一位最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至于安布洛斯本人，他也是从做文职官员起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本可以做到他父亲那样的高官，但是他却转入了另一个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能够而且确实更善于行使权力。奥古斯丁出身于西北非内地的一个小镇塔加斯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奥古斯丁起初是家乡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尽管这种职业无论从理性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说都非常乏味，然而奥古斯丁却干得很出色。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升迁到迦太基，又从迦太基升迁到罗马，随后又被提升到米兰。388年，奥古斯丁在米兰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这样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里，找到了一条把自己的天赋奉献给教士生涯的道路。

安布洛斯靠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支配了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安布格斯通过拒食圣餐向狄奥多西一世施加压力，直到狄奥多西按他的要求去做为止。狄奥多西很顺从，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基督教的公共舆论（在当地基督教徒的坚决要求下，安布洛斯成了米兰的主教）。安布洛斯巧妙地运用他的权力，让皇帝狄奥多西苦修，以赎他曾两次发动大屠杀之罪；他恶毒地运用权力，以阻止皇帝惩罚一个曾摧残过一名犹太教徒的基督教主教；384年，他又鼓动皇帝拒绝了罗马元老院议长西马丘斯把胜利女神祭坛重新搬回元老院议事堂的请求。这个胜利女神祭坛是在382年被狄奥多西的前辈格拉提安搬走的。西马丘斯在他的请愿书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个神秘事物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简单方式来接近的。”西马丘斯心中的神秘事物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以及这种“终极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安布洛斯没有答应西马丘斯要求宽容的这种请求。安布洛斯的目的就是禁止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所有异教习俗。他是通过说服帝国政府行使它的权力来达到这样的效果。狄奥多西在391－392年期间执行了安布洛斯的政策。最终在帝国幸存下来的异教习俗只有占星术和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对耶和华的礼拜。

奥古斯丁也是一个不容异说的人。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同多纳图斯派与贝拉基派的论战上。多纳图斯派表示。在进行道德论战时，他们决不向同时代的基督教徒妥协。在303－311年间，基督教各派之间彼此已经和解。但是，多纳图斯派却并不因此而约束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已参加到当地非洲人的活动中去，这种活动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政治的活动。贝拉基坚持认为人类意志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有义务运用这种自由行善弃恶。这位不列颠神学家像伊朗人那样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有益的，即使在贝拉基和奥古斯丁那一代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此时，在西方罗马帝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圣奥古斯丁则坚持认为，人的优点还不足以使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拯救。因为对人的拯救，上帝的“恩典”是必不可少的。在非宗教的日常生活里，拉丁语“gra－tia”一词的使用，从偏爱的意义上讲，意味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人类的“喜爱”。奥古斯丁同贝拉基派的争论导致他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上帝的绝对权威，甚至连人类一部分人得到拯救和另一部分人被罚入地狱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奥古斯丁根据一个罗马皇帝的肖像勾勒出上帝的画像，这个皇帝被过多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滥用权力。

奥古斯丁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两部非神学的著作。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运用自己所精通的拉丁语，撰写了一部心理自传。在他的《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把一部曾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加以发挥和深化，循着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对“伟大的神秘事物”进行了深入探究，而人类的思维循着这一途径便能触及这个“伟大的神秘事物”。奥古斯丁这部书的写作源于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又是由西哥特人于410年洗劫“罗马之城”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君士坦丁坚信并声称，他的军事胜利是基督教上帝对他皈依基督教的恩赐。410年以后，异教徒对此反驳道，410年罗马的衰落是异教诸神对391－392年罗马镇压异教崇拜而施予的惩罚。奥古斯丁着手准备驳斥这种观点，并开始探索人类世俗生活和他所同时参与的天国之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专注于写作之际，正是北部蛮族入侵之时。其中的一些入侵是很突然的。例如，410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455年汪达尔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以及此前406－408年这3年间，汪达尔人与阿兰人、苏维汇人一道，向从莱茵河东岸到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广大地区的推进。相比之下，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族人对不列颠的局部占领，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局部占领，却都是一个逐渐吞食的过程。就象公元前第2千纪的最后二、三百年中，古以色列人和犹太种族的人对迦南的局部占领那样。在大不列颠，“哈德良长城”早在公元383年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但在不列颠的一些要塞地方，罗马驻军仍坚持驻扎了40年之久。日尔曼入侵者对不列颠土地的永久占领，也许大约在420－440年间之前尚未开始，这一占领过程用了2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遭受蛮族占领和罗马人反击损失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那时，意大利已经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而且是帝国西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535－561年间的罗马－哥特战争已经标志了东罗马帝国的瓦解。在这场战争中，占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被消灭了，但遭受损失最大的却是当地的意大利人。5世纪，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尽管耸人听闻，但只是偶然的和短暂的。470年，西罗马帝国政府的解体是平静的，而东哥特人的入侵就如同日尔曼民族大迁移那样，战争是在两支蛮族之间进行的。直到535年意大利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以及经济上和社会上或多或少的完整。535－561年间的战争是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意大利人最终在东罗马统治下，重新统一了国家，然而仅仅7年之后，568年伦巴德便闯入了意大利。从568年起，意大利在政治上分裂了，这是自公元前264年以来，意大利的第一次政治分裂。公元前264年，古代罗马人完全征服并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伦巴德人比东哥特人更为野蛮，已经饱受535－561年战争蹂躏的意大利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灾难，在对意大利缓慢的征服过程中，伦巴德人在那些仍然为东罗马军队坚守的地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486年，即东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从伊利里亚向意大利进军的两年前，一位法兰克地方的军事首领，出身于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已经开始在高卢建立起帝国。法兰克人尚未皈依任何基督教派，而以后克洛维却在他一生的某一时刻，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领受了洗礼。克洛维选择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形式，无疑是因为这是他的罗马臣民的宗教，或许还因为在他的近邻，敌对的日尔曼帝国的缔造者们，都是阿里乌教派的信徒。486年，克洛维成了卢瓦尔河沿岸西哥特人的邻居。496年，他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于是又成为东哥特人的邻居。

东日尔曼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派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时的一个偶然结果。他们占领西罗马领土，并在那建立了后继王国之后，占领者很高兴拥有了自己民族的家教，从而与他们天主教的罗马臣民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分却导致了感情的疏远，而且当法兰克作为天主教力量出现后，其更成为信奉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的严重障碍。并且，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自己也逐步地被他们臣民的宗教强烈感染了。这些臣民无论在文明程度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他们。对于汪达尔人（他们例外未成为固执的阿里乌教徒）或东哥特人来说，天主教尚未来得及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两个民族在改换宗教的问题尚未提出之前，就在东罗马人的反攻中被消灭了。但是，在586年，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理查德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自愿地改信了天主教。伦巴德人在7世纪的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改宗，但却勉强得多，缓慢得多。

到了586年，西哥特人被局限于西班牙已长达80年之久。507年，克洛维在武耶击败了他们，并把他们从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驱赶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北部，仅据有比利牛斯山脉东端和罗讷河口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样，克洛维到了他死的那一年，即511年，已经统一了除普罗旺斯之外的整个高卢地区。普罗旺斯此前已经为东哥特人从西哥特人手中夺走。克洛维在法兰克人聚居的所有地区建立起他的王国。531－534年，克洛维的继承者吞并了图林根和勃艮第。522年，他们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给巴伐利亚。墨洛温人正在建立以北高卢为中心的一个新帝国，来填补西罗马帝国在西欧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政治空白。如果6世纪末叶克洛维的后代没有把墨洛温王朝的疆土作为私有财产，在相继的几代里加以不断瓜分的话，那么法兰克帝国也许可以取代西罗马帝国。这些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劫掠了高卢，并使分裂的法兰克领主们丧失了战斗力。

在6－7世纪交替之际，东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它在西地中海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控制权。它还控制着地中海的所有岛屿，不仅包括西西里岛，而且还包括西北非。西北非是它们当中最大的一个，而且的的确确是一个岛屿，因为撒哈拉沙漠这个沙海把它与非洲其他地区隔离开了。东罗马帝国还控制着意大利东北部的前沿基地，这个前沿基地以拉韦纳为基础连同威尼斯泻湖中的岛屿。就围绕罗马城的东罗马领土的飞地而言，君士坦丁堡政府把它留给了教皇，让教皇尽力防御，保护这块远离东罗马领土的地区。在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时，幸存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并不比公元前5世纪的阿吉尔·罗曼努斯的规模更大。

公元5世纪和6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地区都明显地陷入了危急的困境。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些天主教教会的西方代表人物也显示出他们的精神力量。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对451年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基督教普世会议的决议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52年，教皇利奥一世在劝使匈奴首领阿提拉结束对意大利北方入侵的罗马使团里扮演了领导角色。利奥一世的教皇任职与圣巴特里克对爱尔兰的传教活动是同一时期。不列颠籍的罗马人巴特里克与非洲籍的罗马人圣·奥古斯丁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巴特里克曾被爱尔兰入侵者抓住并遭奴役。他从爱尔兰奴役下逃离出去，又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约432－461年）自愿回到爱尔兰。6世纪，基督教在爱尔兰生根。爱尔兰的基督徒采用了隐居和共同修道这两种禁欲的生活方式。

同时代的圣·本尼狄克在卡西诺山上制订了他的禁欲法规。本尼狄克大约在529年开始他的工作。这时，意大利还处在和平时期；他大约死于547年，而这时的意大利已处在罗马－哥特战争的艰苦状态。然而，本尼狄克的禁欲主义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得以传播。本尼狄克的工作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继续下去。格列高利把他在罗马的住所变成了本尼狄克式的修道院，自己也成了一名僧侣。此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罗马教皇的使者，随后做了教皇。

作为教皇，格列高利不得不用教皇在西西里土地上的农产品供给罗马的人民。他还得就东罗马政府利益同富于挑衅的伦巴德人协商。而在597年，当伦巴德人紧逼罗马大门时，格列高利试图派一个传教团去劝化偏僻的肯特人的朱特王国。在格列高利死后，这一传教使命由一支被派到诺森伯里亚的盎格鲁人王国的传教团最终完成。罗马传教士保罗在627－632年期间担任约克的主教。但在634年，他的职位被来自艾欧纳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取代。艾欧纳是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艾丹在远离诺森伯里亚海岸的林迪斯芳（霍利岛）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在爱尔兰，禁欲生活的传入引发了迅猛的传教活动。圣·科伦巴大约于563年在艾欧纳岛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他于597年死于艾欧纳。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派他的传教团从罗马到了肯特。大约在590年，另一名爱尔兰传教士圣·科伦班穿过爱尔兰到了不列颠，从不列颠到了欧洲大陆。科伦班在吕克瑟伊的勃艮第建立起一所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成为法兰克领土交通网的关键之地。610年，他到了康斯坦斯湖。613年，他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西北博比奥建立了一所修道院。615年，他在那里去世。

634年，在诺森伯里亚任职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填补了632年成为一名流亡者的罗马传教士保罗遗留下来的空白。在诺森伯里亚，罗马人与爱尔兰人传教的区域交错重合，于是罗马人的基督教会和爱尔兰人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对抗便不可避免了。

第四十五章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

在311－312年期间，基督教会的命运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它经受了8年来罗马帝国政府最残酷的一次迫害之后，加莱里乌斯皇帝临终前首次认可了基督教会，尽管他是很不情愿的。在这之后的18个月里，教会又受到获胜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充分支持。此时，君士坦丁已控制了半个欧洲。这番经历本可以使教会的性质经受住任何历史阶段的考验。然而，从3世纪开始，随着成员、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大，教会也发生了蜕变。它使得教会的最高层人物变成了利欲熏心的人。217年，为了罗马主教一职，发生了一场卑鄙的争夺战。在250年，257－260年，303－311年间，教会也成了迫害对象。比起在基督教纪元最初的2个世纪中，教会所受到的短期残酷的局部性的迫害来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就显得更为有计划、有预谋。教皇卡利斯图斯一世在罗马主教任期（217－222年）上的令人厌恶的行径，因迦太基主教西普利安在258年殉难之事而显得微不足道了。加莱里乌斯迫害教会，君士坦丁青睐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两个都热切希望维持帝国的统一。自从奥勒利安把帝国置于异教万神殿里至高无上之神“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庇护之下，便认识到要想维护罗马帝国的统一，甚至要想维持帝国的存在，必须得到一个已确立的宗教的支持。在3世纪末叶之前，萨姗波斯帝国选择了琐罗亚斯德教，亚美尼亚王国选择了基督教，来作为它的国立宗教。加莱里乌斯承认，基督教会力量之强已超过了他自己。而这种断言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君士坦丁由于梦见十字架，靠上帝的帮助旗开得胜之后，他决心把基督作为“不可征服的太阳”，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宗教。

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业已确立的基督教能够有效地推动罗马帝国的统一。基于这一点，一直到311年，教会都相当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统一。自从耶稣死后不久，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教会的内部矛盾便不断地威胁着它的生存，又不断地被克服。或者通过调解，或者把论战中的弱方镇压下去，革除教籍，从而使这些纷争得到平息。在311年，东起奥斯罗伊那和亚美尼亚，西到不列颠，非犹太人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现在，教会在其后期，突然因某种格外强大的压力而解体了；教会历来的统一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如今，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代替了原先罗马帝国人民内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对立。而罗马帝国政府，自从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一直期待着教会的统一能够支持帝国的统一，但最终发现自己无力劝说相互纷争的基督教各帮派，让它们之间和平相处。自从君士坦丁312年皈依之后，直到他337年死去，教会的内部分裂一直困扰着他，并一直困扰到君士坦斯二世（641－668年在位）时期。在君士坦斯二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和教皇之间的争执，是由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中解决的。阿拉伯人把帝国从一性论的基督教臣民中解脱出来；把帝国政府从不切实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从而同时安抚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基督教宗派。311－312年之后，基督教会无法控制的内部分裂一直阻挠着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事实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基督教被罗马帝国认可之后，当基督教徒因而在帝国人口中占了大多数时，罗马帝国政府便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控制基督教会了。此前，基督教徒还只是少数人。这并不奇怪，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它继承了犹太教不愿妥协的传统。

而且，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会的争端与社会、政治争端趋于一致。天主教与多纳图斯教派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努米底亚和迦太基之间，隶农和奴隶主之间的冲突。虽然阿里乌神学最终在帝国失败了，但它成了入侵帝国的蛮族人的特征。阿里乌教派一度在帝国取得优势时，这些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争论演变成亚历山德里亚——托勒密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与安条克——塞琉西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之间基督教会的权力之争。关于“三位一体”中圣子的人性和神性关系的一系列争论，则演变为罗马帝国政府和它的讲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的臣民之间的斗争。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来的，靠罗马势力维持的希腊人的支配地位面临着挑战。同时，帝国政府也在寻求保护自身的统治权。顺便提及，基督教会的第二和第四次普世会议为君士坦丁堡教廷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第二次会议（381年）使人们认识到君士坦丁堡教廷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在第四次会议（451年）上，君士坦丁堡教皇取得了对托罗斯山脉西北面的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最东部地区的宗教管辖权。

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会论战，并非仅仅打着世俗争端的幌子。在这点上，它们逐渐趋于一致，而那些使基督教徒分化的伦理、神学和管辖权的争端则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争端所激起的宗教情感，质朴并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会的事务会和帝国的世俗事务交织出现呢？这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即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因而帝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和团体都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首先展开的是道德方面的争论。与公元初年那次迫害一样，在303－311年间的宗教迫害中，也有许多基督教徒叛教，而其他人则坚持下来了。其中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这些叛教的基督教徒连同那些坚定的基督教徒一同重新接纳到教会里来呢，还是让他们永远遭受辱骂呢？教会成员中大部分仍在职的幸存者，采取了比较宽宏大量的、人道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立场，他们赞同原谅这些意志薄弱的人。在大多数地区，基督教团体中坚持不肯原谅他们的人只占少数，而且最终也都被驳回了。可是，在西北非，这些反对和解的人始终不肯妥协。他们对待那些本身历史很清白的和平使者的态度，就象对待那些曾叛教的基督教徒一样充满了敌意。因为和平使者希望原谅这些叛教教徒们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西北非的这场争端很快就激化了。313年，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他深感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君士坦丁相信基督教会的内部分裂会惹怒上帝，如果皇帝不能有效地结束这种局面，那他连同教会都将会冒失宠的危险。君士坦丁努力想把非洲四分五裂的宗派拉到一起，先是调解，后是强制，但始终未能如愿。

317年到657年间发生的神学争论是无所不及的，甚至触及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信仰的问题。当然，这些争端早在312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自从2世纪起，便有基督教徒已经能够从古希腊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神学。例如，伊里奈乌斯大约在185年写的《反异端》一书。基督教会的建立，起初受到人们欢迎，但后来就带有强制性了。它把基督教的神学争端变成了帝国的公共事务。而且，少数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帝国公民，总的来说，一直对基督教教义很敏感，直到从希腊哲学角度来表述这些教义。由于这两个原因，312年后，一场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坦率而详尽的争论使在所难免了。而且基督教徒厌恶妥协的态度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执拗、尖刻。

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撰写出来的时候，一些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没有人父，他是由童贞女因圣灵降孕而生的。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就是上帝旨意的化身。这时，犹太教已认为这个半独立身份的耶稣是由圣父的旨意和圣灵创造的。而琐罗亚斯德教则认为这是由阿胡拉·马兹达从不同方面来创造的，但这就削弱了上帝的整体性和独一性。而犹太人恰恰是要塑造上帝的这一点，基督教徒不会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从犹太教那儿继承了一神论，但是他们既承认了一神论，又怎么能够同时信奉耶稣和耶和华呢？

据记载，耶稣曾说他自己是“上帝之子”。我们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说法，而且除耶稣外，其他一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也曾把自己称为上帝之子。《马可福音》的说法是：上帝对耶稣宣称，他已收养耶稣作为圣子了。但其他3部福音则暗示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从第五王朝起，法老具有了父亲的资格。不管从某一种或其他几种可能的角度来看，不管耶稣是否是上帝的儿子，但无疑他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圣子和圣父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圣子的神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问：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又是什么身份呢？她是人，不是女神。是不是可以因她儿子的神性就把她称为“圣母”（东正教赞美玛利亚的赞美词）呢？

在反问这些问题时，基督教神学家们所使用的字眼已超越了人类经历所及的范围。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之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都是希腊语。说希腊语的人很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就好象这些文字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似的，哪怕它们是既无思想对应物又无现象对应物的陈腐之词。324年，君士坦丁一世，试图解决西北非关于叛教教徒地位的争端。他受挫之后，却发现他还得调解关于圣子和圣父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和曾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教区神职人员阿里乌之间。君士坦丁写信给这两位辩论者，说他们之间争论的问题根本就不该发生。到了648年，君士坦斯二世干脆禁止当时有关基督教神学争端的任何深入讨论，不管它是认为基督身上存在两种意志和作用，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意志和作用。

324年、648年及其间的任何争论言词，或许是，或许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这些争论言词无疑激起了强烈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激化导致了武力冲突。在431年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的修道士和基督教的兄弟会成员实施了恫吓行为；在第二次会议上，埃及人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以致命的人身伤害。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二世，所有的皇帝都依次证明了自己无力安抚这些神学家们。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不得不在尼西亚召集基督教第一次普世会议，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为此，他杜撰了一个希腊单词homoousios（“本体相类”），这是他原先十分痛恨的一类字眼。阿里乌的对手，曾在328年接替亚历山大任亚历山大城主教的亚大纳西看来取胜了。然而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又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基督教第二次普世会议，即便那时，阿里乌引起的争论也未能平息。哥特传教士尤尔菲拉斯（约311－383年）向东部日耳曼人传播基督教的阿里乌教派。君士坦斯二世和皇帝瓦林斯都是阿里乌教教徒，而且尤尔菲拉斯又是他们的同代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尤尔菲拉斯便幻想着要长期、系统地传播阿里乌教。当东部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便把他们的阿里乌基督教一并带了过来。至于君士坦斯二世为了保持安定而下的禁令，却激起了教皇马丁一世疾声厉色的抗议。教皇被逮捕并遭受了肉体折磨，然后被放逐到克里米亚。

阿里乌并未否认圣子也是神。在他生活的时代（约250－336年），对于耶稣神性的信仰流行于非犹太人的教堂。基督嗣子论的信徒们只能在基督教世界边远偏辟的大自然中才得以幸存，例如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两个支流间的山脉里，比利牛斯山脉里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里。但阿里乌坚持认为，圣子既然是由圣父创造的，就不可能与圣父是同代人，就不能等同于圣父。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摆在绝对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又重申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上帝。这种一神论和“三位一体”学说的结合仅只是咬文嚼字而已。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实际结果，是把圣子提到了第二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到这时，基督教的一神论已是名不符实。

圣子神性的加强是埃及人观点的一个胜利。（虽然阿里乌是亚历山大城教会的一个神职人员，他的神学却是安条克基督教神学。）在431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人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431年，他们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定了罪。因为他反对把玛利亚当作圣母，从而一再强调耶稣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被骂成“二性论者”（就是，相信圣子有两个不能统一的性质）。聂斯脱利的失败是安条克神学院在帝国境内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崇尚一性论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89年关闭了以弗所以聂斯脱利思想为主导的神学院。但聂斯脱利神学教义在尼西比斯寻求到了庇护。尼西比斯自363年起就已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之外。因而，聂斯脱利教派同比它更激进的阿里乌教派一样，在帝国之外幸存下来。

到了449年，埃及人比他们在431年时候更加得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一性论教义，说圣子只有一个性质，即他的神性，尽管他孕育于人体。但是451年在卡尔西顿，废除了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通过的法令，宣布圣子有两重性，郎神性和人性，二者统一于一体。现在，埃及人遭受到了聂斯脱利教派的命运，他们被责骂为分裂教会的人。

埃及人虽然遭到了谩骂，但是他们不会被革除教籍或遭到迫害。在埃及，一性论是源于人们对神学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而且还发展到了邻国叙利亚。叙利亚曾是强调上帝人性神学的故乡。一性论也吸引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教会在491年接受了一性论，而且当罗马帝国政府在518年从一性论者变成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时，亚美尼亚教会并没有追随它。亚美尼亚人另外提出了一种基督教观点，既不同于罗马的观点，也不同于波斯人的观点。一性论者把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诬蔑为二性论者、聂斯脱利秘宗和麦尔基派（“罗马帝国政府的走狗”）。从451年起，帝国政府只好既努力取悦于信奉非一性论的臣民、又努力取悦于信奉一性论的臣民。它不敢疏远一性论，因为信奉一性论的埃及和叙利亚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482年，皇帝芝诺《统一法》的公布导致了484年东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分裂。518年，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崇尚一性论的政策被查士丁一世推翻了。这无疑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继承者查士丁尼的提议。一性论者在政治上开始不满，查士丁尼本人大约在543年被迫作出毫无意义的妥协姿态：身为聂斯脱利信徒，却回过头来申斥已流行了60年的神学学说。

从518年直到633－641年期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此期间都被穆斯林阿拉伯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一性论臣民处于逆境之中。幸运的是，他们中涌现出了3位杰出的斗士；皮西迪亚人塞维鲁，从512年518年，他一直是安条克的主教；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早在527年就位之前即与其结婚，她死于548年，享年约50岁）；詹姆斯·巴拉达尔斯，他是狄奥多拉的一性论门徒之一。根据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一性论的阿拉伯教区委员哈里斯的提议，543年詹姆斯·巴拉达尔斯被任命为埃泽萨主教，他以毕生的精力不断奋斗，通过委任各级一性论神职人员，使一性论教会得以生存下来。

狄奥多拉在帝国境外，为一性论又扩展了一块新的阵地。大约540年，她对她的丈夫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手段，使努比亚改信她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以取代她丈夫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位于努比亚东南，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王国，大约在4世纪中叶皈依了基督教。6世纪，阿克苏姆和努比亚一样，也接受了一性论，东罗马帝国对此只得默认。阿克苏姆控制了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岸线，它的统治者扮演着为罗马帝国的利益而与也门进行调停的角色。君士坦丁堡不可能为了一个神学问题而与阿克苏姆发生政治上的争执。

311－312年间，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命运改变的结果之一，是把殉教者变成了禁欲主义者，扮演起基督教教团中动人的英雄的角色。在帝国内部，基督教徒再也不可能被异教徒杀害。这时期需要一种新型的基督教英雄，禁欲主义者便应运而生，满足了这种心理上的要求。埃及隐士（“隐退者”）圣安东尼（251？－356年）比起法老时代的任何埃及人都更加著名，更受人尊敬。但是，未来的光荣并未属于隐士安东尼，而是属于另一个埃及人帕科米乌斯（290－345年）。此人在上埃及泰本尼西创建了第一个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互助会。在那里，禁欲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体。早在帕科米乌斯出生之前约8个世纪释迦牟尼创建僧侣集团之际，类似的佛教组织便已在印度存在了，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帕科米乌斯建立的这群修道院却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

在创建这种机构的过程中，帕科米乌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4世纪的卡帕多西亚人圣巴西勒（约320－379年）受帕科米乌斯的启示，为希腊语世界创造一种较之帕科米乌斯的形式要和缓一些的集体禁欲生活形式。大约529年，圣·本尼狄克起码是从圣巴西勒那里得到了部分启示，他在罗马东南面的卡西诺山，组建了一个修道院，制订了条规。这些条规后来成了拉丁语世界的准则。6世纪中，修道院在拉丁语世界西部边境之外的爱尔兰扎下了根。巴西勒式和本尼狄克式的条规都受到帕科米乌斯条规的影响。他们从埃及的典范中派生出来，坚持集体生活，严守纪律和努力工作。

巴西勒和本尼狄克的宗教历史与释迦牟尼相类似，他们都是从隐士的禁欲主义生涯开始，然后成为修道院团体的创建者。巴西勒和本尼狄克从圣安东尼的禁欲主义形式向帕科米乌斯禁欲主义形式的转变，是他们各自精神体验的反应，也是帕科米乌斯才智的一种证明。帕科米乌斯创建集体性的修道院机构是一项卓越的业绩。因为普遍说来，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更受隐士生活方式的强烈吸引，而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是那种集体生活方式所不能提供的，隐居修道是一种让自身得以解脱的宽限期，而一个人的自由又为他发挥自己杰出的宗教才能提供了机会，尽管这也使他面临着陷入枯燥无味的自我禁欲主义或自私自利的表现欲中的危险。在任何实行禁欲主义的时空中，一个禁欲主义者的声望通常取决于他禁欲的程度。虽然上埃及的帕科米乌斯式的修道院很快就闻名于基督教世界，但这种集体性的修道院生活形式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反倒是西部荒漠中的隐士更为出名。圣安东尼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最有成就的人。其次是圣西米恩这个“基督教苦行者”，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在一根大柱顶上生活了47年。一个基督教苦行者固然能够激发民众，但集体修道生活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也更为富有成效。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490－647年）

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印度人对宗教比对政治和经济更为关心。印度人自己对次大陆历史的记载反映在丰富的印度宗教文学中。但它们的年代却很难确定，甚至各种文学流派的编年次序也不是都能搞清楚的，文学对世俗事务的反映也只是附带的和断断续续的。我们对印度世俗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希腊、中国、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外国观察家的记载，直到上个世纪，印度才出现一批用近代西方方法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学家。401－410年间在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法显的记载，是了解笈多王朝的重要史料；另一个中国佛教朝圣者——635－643年间在印度的玄奘，则是了解戒日王在位时期（606－647年）的资料来源，尽管也有一个印度作者对戒日王在位期间的历史也进行了记载，他和玄奘一样与戒日王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一个臣民。公元455年以后，次大陆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匈奴人和其他欧亚游牧民族，例如瞿折罗人的民族大迁徙。匈奴人的第一次入侵发生在455年。刚刚继位不久的笈多帝国皇帝塞犍陀笈多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匈奴人的入侵并未停止，在它们的冲击下，塞犍陀笈多在480年死去后，笈多帝国就崩溃了。

入侵者和较早占据次大陆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528年，匈奴人被赶到克什米尔。但在558年左右或563－567年间，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厌哒匈奴王国，被波斯人和突厥人合力推翻。胜利者瓜分了厌哒人的领土。可以推测，那些已经在印度取得了落脚之地的匈奴人由于厌哒难民的到来而加强了力量。至少，这种后果表明，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侵入印度次大陆的欧亚游牧民族是为数众多的，起码在阿拉伯穆斯林于711年征服信德和木尔坦的时候，北印度已经处在一个新兴的世俗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意为“众王之子”）统治之下。他们可能就是游牧入侵者印度化了的后裔。

戒日王的父亲，朱木拿河上游的萨维斯伐罗（塔尼萨）国王再次遏止了侵略者。戒日王本人在606－612年间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北印度。这一伟绩，使北印度在戒日王生前过上了太平日子，但戒日王的帝国则不过是复多帝国的效颦之辈。戒日王的主要优点在于他对宗教的宽容。他本人是一个湿婆教徒，一个太阳崇拜者，又是一个佛教徒。

公元前232年，在北印度阿育王死后发生政治分裂的较量中，德干地区曾统一在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朝的统治下。公元490年左右发多帝国崩溃后，历史好象又重演了。543年左右德干地区统一在遮娄其王朝统治下，620年当戒日王企图向纳巴达河以南扩张自己的帝国时，被遮娄其王朝的补罗稽舍二世击败。但是，遮娄其王朝本身又于642年被一个南印度的竞争对手帕那瓦王朝击败。帕那瓦人居住在半岛东岸的甘吉（康吉弗兰），他们可能是钵罗钵人，即公元1世纪初期占据印度河流域的安息人——塞人的后裔。642年以后的200年间，德干地区一直陷于分裂，小邦林立，彼此攻伐，混战不已。

在大约490－647年期间，南印度唯一政治稳定的地区是潘地亚王国。在半岛南端几乎与世隔绝的领土上，它得以一直生存下来。同一时期印度南部唯一的一种稳定的文化特征是泰米尔语文学的持续发展，这种文学起源于公历纪元的早期。

公元455年匈奴人发动入侵后，印度次大陆就陷入了政治灾难之中。但这并未阻碍印度文明越过次大陆本土继续向外扩展。笈多帝国建立后，大陆上的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公元5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次向这些地区移民的新浪潮。人们推测，其原因之一是匈奴人对印度的压力。在大陆上的东南亚，中国文明的领地仍然局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西藏，7世纪前半期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相互竞争，而印度文明占了上风。

尽管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但可怕的自然屏障把它与这些地区隔离开来。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来自双方的影响几乎都难以渗入这一地区。西藏于607年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也许是在效仿589年中国的重新统一。641年，藏王松赞干布同时迎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和一位尼泊尔公主。这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处于上升状态。639－640年间，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对紧邻西藏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征服。647年戒日王去世时，他的宫庭中正好有一个中国使臣。一个篡位者夺取了戒日王的王位，并虐待这位使臣和他的随从。于是这位使臣逃到尼泊尔，那时它处在西藏的宗主权下。应使臣之邀，松赞干布派兵进入印度，击败并生擒了篡位者，把他作为囚犯送往中国。但是印度文明却由于为藏语创造了一种印度式的文字而吸引住了西藏人。是这种文字而不是汉字被用来将大乘佛教的梵文经卷译成藏语，这样一来就在文化上把西藏紧紧拴在了印度身上。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220－589年）

正如我们在第35章曾谈到的那样，当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把垄断中华帝国官职的权力交给经过竞争性考试而被选中的儒生时，他试图向智能之士大开进仕之门。然而，结果却使得儒生官员们滥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大量的私有地产。中华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和它的第二位创建者汉高祖刘邦，消灭了战国时代的领主贵族。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存在，他们就会与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竞争，占有中国农民的“剩余”产品。只要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农业，农民的“剩余”产品就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在使自己成为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者的过程中，汉武帝的儒生官僚们重新创造了一个臣民社会阶级，他们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向统一了的国家统治者挑战。官僚地主势力的联合是可怕的。他们可以地租的方式将大部分农民的剩余产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而不是从政府的税收和徭役中得到它应得的份额。官僚地主在损害自己应尽的政府职责的情况下，追逐个人利益，造成公元9年西汉王朝的灾难。王莽试图维护帝国政府和农民的权益（他们利益一致，与官僚地主的利益相对立），但他失败了。东汉王朝不过是在西汉王朝的废墟上重新确立了这一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公元18－36年中国内乱中人口的减少而得以暂时存活，但是汉帝国固有的社会弊病最终也把东汉王朝带入了灾难。

东汉帝国于公元220－222年分裂为3个国家，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弊病更加严重。由于连年的国内战争，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公元265－280年，中国重新统一。但是，新建立的晋王朝，显然象它的前任者们一样，未能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紧接着，它于290年陷于分裂。304年及其以后，北部中国为来自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蛮族军事集团所侵入和征服。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灾难并没有很快将中国压倒。

公元3世纪中国的形势，与同时代希腊－罗马的形势相似。就象地中海地区那样，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学说由于儒家官僚滥用权力而信誉扫地。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已经两度毁灭了帝国政府。2世纪末年，正当东汉王朝处于垂死的痛苦中时，少数智者对儒家学说感到厌恶而转向了与之竞争的道家哲学，民众则为寻求解脱而转向一种名义上归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导的农民起义为握有私人职业军队的军阀所粉碎。这些军阀成了“三国”的建立者。道家哲学的信徒们也使自己信誉扫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像儒家竞争者们那样滥用了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逃避应该承担的权力责任。他们宁愿退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享受中去。在采取这种消极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道家的传统。道家学说在其产生的战国时代，曾反对实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时代社会的质朴和纯真。

无论在公元前4世纪或在公元3世纪，这一消极哲学都未能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国在3世纪所需要的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在这一解决失败之后，能为失败者提供一个比道家学说更好的满足精神需求的避难所。5世纪时，鲜卑拓跋族最终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拓跋族是入侵的蛮族军事集团之一，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时，在3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的精神真空也为大乘佛教所填补，就象同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真空为基督教所填补一样。

自2世纪起，大乘佛教就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经由塔里木盆地渗入了中国的西北部。东汉王朝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领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药杀水上游的大宛。他们与贵霜人为控制中亚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贵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的直接接触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世纪末叶，两个帝国各自丧失了自已的控制力时为止。直接接触的一个世纪，包括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公元120－144年）。迦腻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护人。这时的相互接触并不总是敌对的。中国与贵霜的战争之路也是从洛阳到粟特的丝绸之路，以及反方向的从粟特到洛阳的大乘佛教传入之路。确实，中国与河间地区自公元前128年就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那一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在河间地区找到了贵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公元2世纪和3世纪，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道路敞开着。佛教传教士们是热情的，他们预期的汉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则是饥饿的，因而对他们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每一个世界内，有特色的思想、语言和文字都是紧密相连的。到这时，汉语已经成了一种不再发生曲折变化的单音节语言，传达这一语言的“字”已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中国人生活态度的贴切表述。汉字所表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简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杂，新梵语又是多音节而极富于曲折变化的，大乘佛教的经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语记载传达的。

据说，这些经文的最早翻译者们，曾竭尽全力。把梵文经文变成汉文词语，其结果不仅使佛教经文变了样，而且也使中国读者无法理解。2世纪末叶，在洛阳译经的一位翻译者是安息王子，我们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是鸠摩罗什（344－413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人。那时，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语一样，届印欧语系。鸠摩罗什曾在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佛教学说，又在喀什学习过大乘怫教。大约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国突袭部队的俘虏。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肃。401年，鸠摩罗什从甘肃到达了长安。随后的8年里，他在专业助手的帮助下，翻译了大量的经文。

另一些译经者是中国人。在5世纪、6世纪和7世纪，一些中国的取经僧侣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到达印度，在那里学习梵文，获得大乘经文的原稿，回国后又将这些原稿由梵文译为汉文。两位著名的中国取经者和译经者是法显（他于399－414年间出国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间出国云游）。他们在印度的游历，找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及。

正是由于这些译经家，中国佛教徒逐渐获得了大乘佛教经文的汉文版本。汉文版本对梵文原有的含义进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流传于民间的大乘佛教，实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类型。这些佛教种类之一的净土宗，宣扬通过相信菩萨和阿弥陀佛得到解脱。另一个宗派是禅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扬通过修行顿悟。这两个学派为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创建。与诚实谨慎的译经者们相比，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样，都是外来品。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侣为何物。道家哲学是中国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赞成文明的兴起，远离公众事务，但他们的观念不是来世的。他们所描绘的仅仅是从复杂的工商社会退回到远古村社小国寡民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将佛教经文译成汉文的第一批译经者却大量引用了道家术语，因为汉语中缺乏其他能够比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义语。无论是道家哲学还是民间的道教，为了保存自己反对佛教，都开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教会形式，这是因为佛教已经在中国确立。两种宗教一或两种哲学一之间的关系是既排斥又联系的。它们各自的信徒相互竞争，因为他们感到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

土地所有制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和政府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恰好处于长期末能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困难时刻，佛教就没有多少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无法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来的恶果，是政治上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从公元185年开始，在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处于一种受到惩戒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情绪中，他们比通常更易于寻求一种外来宗教以获得解脱。但在中国北部，只要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一出现转机，民间道数和儒生就会联合起来，发起遏制佛教的运动。应他们的要求，佛教组织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通过一个模仿儒家世俗行政机关的宗教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而且，438年、446-452年和574-578年发生了灭佛运动。

4世纪的北部中国与5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相比，政治的分裂，自相残杀的战争，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混乱，都更为剧烈。继西晋而建立的一些蛮族国家，就象继西罗马帝国而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只有当征服者成功地吸收了他们臣民的文化时，才繁荣起来。在北部中国，无论是汉族农民或是汉族大土地所有者，都是顽强的。尽管为草原游牧族所征服，但他们抓住可耕地不放，并坚持耕种土地；尽管儒家学说因被废黜的儒生官僚地主滥用而声誉扫地，但儒学传统仍然在佛教的冲击下生存了下来。

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鲜卑拓跋氏于338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黄河向北大转弯的西北处建立了一个继西晋王朝而起的地方性国家。386年，拓跋皇族命名该王朝为北魏。到439年，拓跋魏已经消灭了北部中国的所有其他蛮族国家。5世纪上半叶，他们至少有5次设法入侵塔里木盆地。493-494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首都从山西北部的发源地迁到了洛阳。大约与此同时，他有计划地使他的部族成员汉化，并使部族首领的地位与北魏境内汉族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相同。拓跋氏的统治家族进行了强制性的汉化，结果则是北魏王朝最终未能实现征服南部中国的愿望，并导致了王朝的覆没和帝国的分裂。但是，中国北方于577年再次统一，并于581年由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所接管。隋文帝又于589年成功地征服南方，统一了中国。

虽然北魏王朝未能统一中国，但它却把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方法传给了隋和唐。485年，杰出的孝文帝向每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农民提供了最低的土地占有数额。他也建立了农民共同负责缴纳租税的组织。孝文帝没有进一步冒险确立大土地所有者地产的最高数额，但他至少制止了损害农民占有土地和帝国政府岁入的大地产的扩张。535年到581年，北魏王朝的后继者，通过组织受过训练的农民民兵，巩固了农民和政府的利益。中国北方农民地位的恢复是北南政治统一的序曲，也成为中国文明恢复活力的序曲。

于589年实现政治统一的中国，无论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或是在资源的地理分布上，都与此前那个统一的中国大不相同。统一的中国于304年及其以后不断受到北方蛮族的入侵。中国文明的原有核心是在黄河下游及黄河西部支流的渭河流域，商代和西周，中国的疆域只达到淮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不包括广大的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战国时代，居住于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东南山区的人民相继汉化，随后又逐渐在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统一者秦始皇，兼并了今天华南的整个地区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巩固了中国对于北越的兼并，只有越国的沿海岸的一块飞地仍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尽管如此，但甚至在原先的楚国和吴国的疆土内，文化上也一直是落后的，在这些国家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

开始于304年的蛮族对北方中国的侵扰，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向南方移民的运动和开发南方经济的运动。虽然北方的汉族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固守着他们的土地，有足够的力量使蛮族征服者汉化，并且最终统一全中国，但在304年至589年，仍有大批移民从北方向南方迁徙。317年，一位逃难的晋朝宗室公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晋帝国（东晋）。东晋处于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沼泽地和水网的保护之下。这些沼泽地和水网对于蛮族的阻碍，要比旧大陆文明中心另一端的环绕拉韦纳的小型沼泽和环威尼斯岛的泻湖有效很多。

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一旦具有排灌能力，便成为稻米的高产区。长江流域与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之间的分水岭两侧的地区，多为丘陵，有些地方多山。但整个南方降雨量丰富，居民不会因干旱而受得饥荒的威胁，这与中国北方，即使是肥沃的黄土地区居民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南方的本地人绝大多数易于屈服和同化，这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邻人也形成鲜明对比。罗马帝国的西北部行省具有与中华帝国南方省份同等的经济地位。西北欧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提供了大量肥沃的有良好灌溉条件的保留地，但是罗马人很难征服这一地区。而且，当罗马人最后抵御蛮族入侵者时，这一地区表现得更为顽强。从533年到561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上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但他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其代价则是使地中海东部甚至更远的意大利变成一片废墟。

从317年到589年，中国南部为5个相继的王朝所统治。它们抵挡了北方的蛮族，并且维持了对于整个南方，甚至包括今天的北越的统治。589年，中华帝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重新统一。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无论是人口或是农业重心，都有着向南转移的倾向。南方的稻米开始取代北方的粟米和小麦，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供给统一帝国的首都，甚至供给中国所有的人口。

中国长时期的混乱和分裂，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信誉，也没有阻止它向中国以外地区的扩散。304年及其以后北方蛮族的入侵，为朝鲜人提供了于313年摧毁汉族殖民基地的机会，那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前108年征服朝鲜之后设置在那里的。在朝鲜的西北角，这个殖民基地在整整4个世纪中都存在着。朝鲜本土分裂为3个国家，其中不包括南部海岸为日本人所占据的滩头堡。3个国家中最北部的高句丽于372年接受了中国式的佛教，并在大约同一年使它的行政系统中国化。

中心位于大和（位于主要岛屿本州的西南角）的日本帝国，公元3世纪时已经存在并正在向外扩张。或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文化就已开始渗入和影响日本。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朝鲜人大量移入日本而强化。这些朝鲜人自称是汉人的后裔。无论他们是否真是汉朝时到朝鲜居住的汉人的后裔，他们确实随身带来了中国文明。早在公元5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了解汉字。那时，中国文明，包括佛教，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而且，在58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人选择了朝鲜形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589年以后，当政治上重新获得统一的中国恢复了汉武帝开创的行政体制时，日本人才开始借用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四十八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300－900年）

如同从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300年那个时期一样，这一时期中美洲的纪年体系多少是可信的，至少考古学家们对此持有一致意见。而对于相关的安第斯文明时期的年代顺序也同样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对于从查文时代结束（约公元前400年）到印加帝国建立（约公元1438年）这段长达1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的确切年代则仍然存有争议。放射性碳测定法（迄今为止测定的样本太少，所以很不可靠）将安第斯文明的“绽放”时期定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将其后的蒂亚瓦纳科时代定在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依据地层学的测算则将“兴盛”时期定在约公元400年至公元1000年，将蒂亚瓦纳科时期定在约公元1000年至约公元1300年。本章同第39章都假定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大致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正接近尾声，而蒂亚瓦纳科阶段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公元500年至公元900年之间。在中美洲世界，“古典”阶段在约公元300－600年达到鼎盛。在这3个世纪中，蒂亚瓦纳科城持续保持繁荣，马雅型的中美洲文明不仅在中马雅地区而且在尤卡坦都扎下了根。特奥蒂瓦坎在这3个世纪中从文化上统治了马雅的3个地区——尤卡坦、中部地区和高地，甚至可以认为特奥蒂瓦坎对整个马雅地区还行使着某种政治控制。在公元600年前建于尤卡坦的“古典”马雅祭祀中心中有一个是座落在西尤卡坦的奥克斯金托克，该地建筑物就不是马雅的风格，而是特奥蒂瓦坎的风格。另一方面，同样也建于公元600年之前的座落在东尤卡坦的科班祭祀中心，就直接受到中马雅地区“古典”建筑的影响。

大约在600年，特奥蒂瓦坎突然毁于暴乱。（尚没有考古学证据能证明谁是破坏者），但我们可以猜想，同后来南墨西哥文明的破坏者一样，他们也是来自北墨西哥沙漠的蛮族入侵者。）在乔卢拉，可以从一座人造山的最初4个连续堆积层中发现特奥蒂瓦坎的影响，而后来的堆积层却具有它们自己独立的风格。乔卢拉离特奥蒂瓦坎比较近：在中美洲世界的边缘，特奥蒂瓦坎的影响大约于600年消失。乔卢拉也在800年左右遭到毁灭，该城的征服者被认为是北方的蛮族。

马雅并没有卷入从北方成功地征服乔卢拉和特奥蒂瓦纳的那场灾难。但到了9世纪，中马雅地区的“古典”城址也相继被废弃。其原因尚不清楚，这成了中美洲最大的历史之谜。虽然有证据表明特奥蒂瓦坎是经未知者之手用暴力毁坏的，但对于蒂卡尔、瓦哈克通以及中马雅地区“古典”时期其他许多宏大的祭祀中心被废弃的原因，尚找不到任何线索。在最引人注目的“古典”马雅艺术作品中有一批气势辉煌，但又使人毛骨耸然的壁画，它们座落在乌苏马辛塔河中游西岸，考古学家定名为“波纳姆帕克”的一个遗址上。这些壁画是在9世纪初绘成的，正好在中马雅地区开始废弃的前夕。

“波纳姆帕克”壁画描绘的场景是战胜者对战俘犯下的亚途式的暴行，这些壁画本身就表明中部地区的“古典”马雅社会是因为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恶战而自我毁灭的。但是，该地区被废弃的“古典”遗址并役有显示我们在圣洛伦索、拉文他、特奥蒂瓦坎和乔卢拉的考古学证据所证明的故意破坏的迹象。中马雅地区的证据否定了这些遗址是在9世纪被废弃的。关键在于竖立记年石碑的“古典”习惯在这些地方都相继中断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假设（虽然并不止这一个假设）是农民不再相信“宗教机构”担负宇宙工作的能力，特别是祈求雨神降足雨水以保丰年的能力。失望的农民可能切断了对“宗教机构”的粮食供应，拒绝继续履行维护和修整宏大建筑物所必需的繁重劳役。但是即便这一假说能说明中马雅地区“古典”遗址的废弃，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马雅风格的中美洲文明（以一种退化的、最终混杂的形式）能够在干旱多石的尤卡坦继续生存。

根据安第斯历史的两种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持续到公元500年之后。根据以地层学而不是放射性碳测定为基础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是从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大约与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同时代。由于本书暂时采纳了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年代体系，因而在第39章已经简述了安第斯文明的兴盛时期；在此我们必需要勾画蒂亚瓦纳科－瓦里时期的概貌，虽然很可能安第斯历史的这一整个阶段处在本章年代的下限之外。

同查文文化一样，蒂亚瓦纳科－瓦里文化也起源于高地（后一种文化的两支分别源于不同的高地地区）。后一种文化也从高地发源地传播到高地的其他地区以及沿海平原。这两种安第斯文化的另一共同点是它们的视觉艺术中都同样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看上去体现了一种具有传教使命的宗教。但有证据表明蒂亚瓦纳科文化依靠暴力强加给了秘鲁沿海地区，而在查文文化中却缺乏这种证据。

蒂亚瓦纳科位于的的喀喀湖东南角的东南方约13英里的地方。它似乎是一个并不住人的祭祀中心。它那巨大的砖石建筑比同时代瓦里和古代查文的建筑更加宏伟壮观。蒂亚瓦纳科风格在蒂亚瓦纳科本地似乎在“兴盛”时期已经形成，虽然直到“兴盛”时代结束后它才传播到秘鲁其他地区。如果蒂亚瓦纳科文化向沿海的传播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导致“兴盛”时期结束的事件之一。

第四十九章 先知和政治家穆罕默德（约570－632年）

伊斯兰教是由天才人物先知穆罕默德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共同创造的。自从阿拉伯的骆驼被驯化之后，即在距穆罕默德的时代近2000年之前，阿拉伯半岛就一直没有断绝过商贾行旅的踪迹，来自北方毗邻的新月沃地的思想观念、制度习俗如涓涓细流不断地向半岛渗透。这种渗透的作用日积月累，到穆罕默德时代，精神力量在阿拉伯半岛的积聚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不过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应运而生予以引导，这一精神力量也许并不会进发。反过来说，如果穆罕默德生在阿拉伯半岛的时代成熟之前，即使他再有远见卓识和决心勇气，都可能会无济于事。阿拉伯半岛是一块次大陆，面积与欧亚大陆的印度半岛和欧洲半岛同等大小。但与这两个半岛不同，阿拉伯半岛气候干燥，只有西南角（也门和阿西尔）一隅的高原能接触到季风，这些高原与红海非洲一边今日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极为相似。穆罕默德的家乡麦加位于延伸到红海阿拉伯岸边的高原的较低处，正好处在季风范围之外。麦加并不是终年无雨，它有一眼终年不断的泉水，因而适宜人居住；但泉水的水量非常小，根本不允许麦加城的居民以农业或饲养家畜为生，而后一行业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是阿拉伯半岛四分之三的可居住地区居民谋生的唯一手段。环绕在麦加泉水周围的这个城镇社区必须要以贸易为生，而这种贸易又必须要有某种宗教约束的保护，以防止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在诱惑之下向城里的商队征收过重的通行税。

自从骆驼被驯化以来，也门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陆路一直保持畅通。这条交通要道经过麦加；当一座神庙（克尔伯）在麦加泉水的附近建成并取得声望之后，麦加人可以从一年一度的贸易集市中获取利益，那些兼是朝圣者的商人云集麦加的集市作短暂休息；他们完全不必担惊受怕，因为扰乱它将会亵渎神明。

虽然阿拉伯半岛的人口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稀少，但加在一起的总数却并不算少，因为半岛地域辽阔，无边无际的荒原从西部高原缓缓而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岸边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阿拉伯半岛，直到20世纪当人类从地表之下开采出石油之前，大自然对人类一直都很吝啬。在此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居民，除了也门之外，始终免不了忍饥挨饿，当文明骑着骆驼向阿拉伯半岛缓缓渗透的同时，人口也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喷发。

闪米特语的各支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它们被来自半岛的移民人流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之外。一种也门人的闪米特语不知何时传播到了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阿卡德语传播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盆地，迦南语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接着阿莫里特语和阿拉米语相继进入新月沃地的两端；最后说阿拉伯语的移民又开始追踪早期说闪米特语的人的后尘。公元前8世纪，第一次载入史册的阿拉伯人离开阿拉伯半岛的大迁徙遭到了亚述人的阻拦。公元前2世纪，塞琉西的君主未能挡住阿拉伯人第二次的迁徙。到这一时期，阿拉伯移民已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永久居留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的大规模迁移以及后来11世纪的迁移波及到了整个肥沃新月地带和北非。今天，阿拉米语的分支、阿拉伯语在新月沃地的直接先驱——古叙利亚语在该地区几乎消失；起源于法老时期古埃及语的科普特语在埃及已经消失，只在宗教仪式中还在使用；在西北非，本地的柏柏尔语在阿拉伯语到达之后，则一直被局限在高原和沙漠的偏僻之地。

到穆罕默德的时代，思想观念和制度风俗流向阿拉伯半岛的势头也已很强烈。公元2－3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阿特拉和巴尔米拉的绿州及阿拉伯沙漠的最北端受到崇拜的三女神也传播到了汉志（阿拉伯半岛西北部高地）。犹太教最初可能是在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罗马－犹太战争之后由难民带来的，它在泰马、海拜尔和耶斯里卜（即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之“城”）的绿洲以及也门赢得了皈依者。基督教在也门也赢得了皈依者。公元6世纪，也门被吸引到东罗马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商业和政治竞争之中。大约在523年之前和528－571年，也门曾受到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阿克苏姆王国信奉基督教，后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卫星国。从约571年至630年，也门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公元6世纪的最后25年中，驻也门的阿克苏姆总督曾试图进军麦加。

在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约570－632年）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爆发了两次最后的、并且是耗费最巨的战争。一次是在572－591年，另一次是在604－628年。每个帝国都征调阿拉伯人充当民防队员，部署在与敌对帝国对峙的边境上。波斯帝国阿拉伯边境地区的首府位于希拉赫，就在未来的设在库法的穆斯林阿拉伯军营附近。加萨尼阿拉伯王朝守卫着东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前线。在罗马－波斯战争中，阿拉伯人为交战双方充当雇佣军。他们不仅赚到了钱，而且也受到了军事训练并获得了作战经验。他们用一部分赚来的钱添置装备——如购买胸甲和驯养战马。饲养品质优良的动物是阿拉伯人的绝技；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骑在被驯化的骆驼背上谋生；在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马又载着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了卢瓦尔河、伏尔加河和药杀水。

所以，到穆罕默德的时代，黎凡特地区和伊朗的文明正从四面八方向麦加接近，穆罕默德本人就接触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当阿拉伯人不充当东罗马人和波斯人的雇佣兵时，阿拉伯人就作为商人和他们做生意。穆罕默德本人就曾被其未来的妻子、麦加一位女商人赫蒂彻雇佣，率领着商队来往于麦加和大马士革之间。他极有可能是在591至604年之间的和平时期从事这种商业旅行的。可以肯定，在波斯国王哥士娄二世开始入侵并成功地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麦加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变得很不稳定。穆罕默德首次接受到真主启示的经历发生在约610年。这时他已娶赫蒂彻为妻，在麦加成家立业。

穆罕默德的宗教经历采取了天使长哲布勒伊来显灵的形式。穆罕默德听到哲布勒伊来向他传达神谕，听到哲布勒伊来命令他将这些神谕转达给麦加城里的居民。起初，穆罕默德对这些经历的可靠性并不十分确信，执行起来有些顾虑。但是这些经历持续不断，而且命令的语气越来越强烈，因而穆罕默德最终还是相信和服从了。由穆罕默德转达的启示的核心是，只存在一个真主（安拉，相当于说古叙利亚语的基督徒用来称呼上帝的安拉哈）。一神论此时在阿拉伯半岛已很流行，正如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一样，君士坦丁一世就在312年皈依了基督教。根据穆罕默德的教义，真主对于人首要的要求就是“顺服”（伊斯兰）。真主规定的戒律之一就是富人和强者要接济帮助穷人和弱者——比如寡妇和孤儿。当穆罕默德确信自己真正担负重要的使命之后，他就如耶稣一样，“以一个具有权威的人”的身份宣讲启示。

这些启示在麦加就同在拿撒勒一样受到欢迎。麦加当时是一个寡头统治的绿洲城邦。统治麦加的寡头古来氏部落与公元2－3世纪时的巴尔米拉的寡头一样依靠贸易为生。他们富有成效而又毫无怜悯之情地经营着私有的经济王国；他们知道自己商业上的成功依赖于他们圣殿的声望；他们担忧如果穆罕默德一神论的号召占据上风，万神殿克尔伯就会失去影响，麦加的贸易也会因为丧失必不可少的宗教约束而蒙受损失。古来氏人很可能还因穆罕默德不容置疑的权威语气而受到进一步冒犯。尽管穆罕默德也是古来氏人，但他并不是古来氏部落“权力机构”核心圈子中的成员。

穆罕默德冒着危险传教12年，他赢得了一些改宗者。这些人也遭遇到了危险，以至最终穆罕默德授权他们在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寻求避难。公元622年穆罕默德时来运转，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来自农业的绿洲国家耶斯里卜的使臣出人意料地邀请他移居耶斯里卜，接管该城的政府。耶斯里卜当时正因政治纷争而四分五裂，而耶斯里卜人自己又克服不了这些纷争。622年穆罕默德与一位同伴艾卜伯克尔逃离麦加。这两位逃亡者避开了追踪，到达耶斯里卜英明地承担起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耶斯里卜人对他的能力并没有判断错误。虽然当时穆罕默德的行政经验仅限于管理一个遭受迫害的小教派，但是他已证明自己完全能胜任新的时代。穆罕默德应邀作为耶斯里卜的统治者行使着更大的行政管理职权，他使耶斯里卜的两派互相和解，并让他们与追随他来到耶斯里卜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麦加人和睦相处。古耶斯里卜人中大多数的非犹太人似乎很愿意成为穆斯林，他们共同的新宗教成了联结当地人与难民的牢固纽带。

主权国家可以进行战争。穆罕默德既然已成为一个统治者，立即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麦加同胞宣战。穆罕默德的政治处境与遭到拘捕时的耶稣大不相同。耶稣是罗马帝国的臣民，如果他要成为反叛者，那他的反叛活动将会使许多犹太人丧生，而且也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穆罕默德却具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确实赢得了胜利；但是，他是作为一名统治者和交战的一方面取得成功的，这种成功对于伊斯兰教的后果就同君士坦丁一世改宗对于基督教的后果一样。它使得宗教与政治和战争缠绕在一起。

在耶斯里卜，穆罕默德要发动对麦加的战争显然处在有利的战略地位，因为耶斯里卜位于麦加与叙利亚的陆路交通要道上。穆罕默德劫掠麦加的海队，即便是在一年一度的休战期间也不住手。630年麦加投降之后，穆罕默德给他的古来氏部落同胞以宽厚的待遇。他对克尔伯神殿和朝觐大加利用，把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到632年他去世时为止，其政府的主权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得到了承认，势力远及南部边境上的游牧地区，这一地区的阿拉伯部落当时都效忠于东罗马帝国或波斯帝国。政治上臣服于穆罕默德国家的条件之一即是皈依伊斯兰教。但这在大多数场合都是敷衍了事的，麦加也同样如此。穆罕默德在622－632年之间进行的战争与同时代的罗马－波斯战争（604－628年）相比，规模实在太小，但在北部的一次大战和在阿拉伯半岛的数次小的战役，其综合作用的后果却是巨大的。

提供分享战利品的机会是穆罕默德使其成份杂乱的国家保持统一和效忠的手段之一。麦加人成了穆斯林社团掠夺欲望最早的牺牲品；但更有利可图的是抢劫耶斯里卜的犹太人部族以及后来的海拜尔犹太人。

穆罕默德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是“有经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包含信息和戒律的圣典。他们相信，穆罕默德也深信不疑这些圣典是上帝发布的启示。穆罕默德相信正降示于他的《古兰经》是真主最后的启示——是专门向阿拉伯人宣示、因而也是使用阿拉伯语的一部最终的启示。既然在《古兰经》以及犹太人的圣典和《福音》中，一神论都是启示的基本真理，穆罕默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望得到耶斯里卜已经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部族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如果穆罕默德指望耶斯里卜的犹太人仅因为《古兰经》是真主向说阿拉伯语的人降临的启示就放弃犹太教而改宗伊斯兰教，那他就太天真了。穆罕默德不可能不知道犹太人一直坚持不愿放弃犹太教而信仰基督教。

耶斯里卜的犹太人同耶斯里卜的异教徒一样，都没有响应穆罕默德让他们成为穆斯林的号召，但是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不圆滑粗心大意满不在乎。他们指出《古兰经》在提及《托拉》中的经文时犯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十分显著但又无关宏旨。对穆罕默德来说，这种冷言相拒显然对他造成了伤害。他的手段是野蛮的，与犹太人冒犯他的程度完全不成比例，而且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耶斯里卜的犹太人是少数派，同时又很富有。穆罕默德听任耶斯里卜社团中的穆斯林多数派不受约束地抢劫和驱逐耶斯里卜的犹太人。耶斯里卜最后一批穆罕默德的受害者甚至不被允许离境，即使他们除了求和已一无所有。他们不仅被抢劫一空，而且男人们还遭到屠杀，妇女和儿童则沦为奴隶。

因此，掠夺、战争和屠杀成了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赢得胜利的主要手段。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虽然不太经常）也犯下过同样的罪行；在犹太教经典中，这些罪行被归结于摩西和约书亚。但佛数与基督教的创立者至少没有为其追随者树立这些坏的样板。

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633－750年）

当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都存在疑问。阿拉伯人从穆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了与穆罕默德本人同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君士坦丁一世从自己在312年的股利中得出的结论也毫无二致。无论是在公元4世纪或7世纪，在印度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尚不存在无神论者，尽管当时或许有极少数有神论者关于上帝或诸神以及自然和行为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原始粗糙。穆罕默德的皈依者和臣民相信穆罕默德的神安拉全能至大，但他们对伊斯兰教要他们履行的责任（如礼拜和施舍及完纳天课）却感到厌烦。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反叛，反叛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男女先知，他们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安拉的恩惠。这场反叛被耶斯里卜和麦加的联合部队成功地扑灭了。耶斯里卜人尽力要保住自己的绿洲成为帝国首都的特权。耶斯里卜凭借着它成为先知之城的地位而获得了这一特权。那些没有迁徙到麦地那的麦加人，尽力要维护麦加经济上极有价值的神殿和朝觐活动，而且穆罕默德已将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反叛者被精明能干的古来氏人战败。633年古来氏人就像他们的先行者巴尔米拉人在260年时的行为一样，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不熟悉的领域——领导政府、指挥战争和进行外交，正如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祖先的商业活动一样。633年保住了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古来氏人中有一些是新近而且十分勉强的皈依者：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和领导伊斯兰教国家的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是其中的例子。即使这样，如果已故先知的哈里发（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艾卜伯克尔没有为反叛者们找到代替反叛的有吸引力的另一种选择，麦加和麦地那的联合部队可能还不足以重新降服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

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根据伊斯兰教国家非正式的执政委员会（艾卜伯克尔即由该委员会选举的）的建议，艾卜伯克尔邀请反叛者调转武器，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进攻毗邻阿拉伯半岛的两个北方帝国。这两个帝国已精疲力尽地从604－628年罗马－波斯的殊死战争中脱身，它们很容易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联合部队攻击下的捕获物；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自己的臣民看来经济上已经破产，但在阿拉伯人的眼睛中，它们仍然是一件可观的战利品。艾卜伯克尔在这方面从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指点。他向人们提供瓜分掠夺物的机会而谋求人们的效忠，而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有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威逼与利诱的结合，成功地使阿拉伯反叛者从反叛转到对外征服。

伊斯兰国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们从波斯帝国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将东北部的梅尔夫都包括在内的整个伊朗。653年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前罗马和前波斯帝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臣民）在优惠的条件下向伊斯兰教国家投降。从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间，他们继续扩张，灭掉了西哥特王国，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们征服了西哥特统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卢残余的领地。与此同时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达到木尔坦。

在661至671年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该地曾经是厌哒匈奴从波斯帝国抢夺来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伊斯兰教国家横跨在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中印陆路交通线上。706－715年，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了河间地带，该地曾是遭厌哒帝国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间地带他们恢复了进攻。他们象在西北非一样坚持了下来。739－741年他们最终征服了整个河间地带。但在另外4条战线上，他们受到无法克服的阻击。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方面未能扩大他们对叙利亚征服的成果。741年他们在阿马努斯山一线停顿下来。阿马努斯的“马尔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来是“反叛者”，但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是忠诚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获得一个暂时的立脚点，他们此后曾将自己的边疆越过阿马努斯山，推进到托罗斯山脉，但是他们从未在这条线以外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第五位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认识到，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和消灭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必须要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669年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舰队，674－678年他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次围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场灾难。东罗马的舰队装备了喷火器（“希腊火炮”）和发射这种火器的装置，由一位流亡的叙利亚技师负责操纵。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732年阿拉伯人进攻高卢失败。在到达卢瓦尔河之前，他们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们在征服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哈扎尔的游牧帝国时再次遭到失败。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这样达到了其极限，但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围广阔，其原因与汪达尔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完全一样。这些入侵者攻击的都是军事上已经虚弱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交通网又完好无损，使得入侵者可从中获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性论基督徒的立场。这些人并不对统治者的变更感到遗憾；萨珊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聂斯脱利教派对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弃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地位的战斗，尽管他们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民族，琐罗亚斯德教又是他们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尔人对征服东罗马帝国属地的阿拉伯人友好亲善。柏柏尔人曾经是多纳图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和卡尔西顿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亚细亚，阿拉伯人受到了顽强抵抗，并始终被阻挡在外。在河间地带，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碍（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那里的居民当时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亚历山大在河间地带也曾遭到过顽强的抵抗。在呼罗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当地的伊朗居民对阿拉伯人以礼相待，就与他们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的情形一样。在所有时代，毗邻欧亚平原的广阔世界边疆地区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着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还得益于《古兰经》的一条训戒。该训戒宣称如果“有经人”服从伊斯兰政府，同意交纳一笔附加税，他们将得到宽大和保护。这一训戒的好处从犹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最后还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将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税收的工作交给现有的当地税务官掌管。在先前萨珊王朝的版图上，这些税务官叫德赫坎（乡绅）。这些官员们用希腊文或钵罗钵文书写的帐簿，一直保存到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马立克把它们改成阿拉伯语，他的继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终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语，先前科普特语一直是与希腊语并用的。但是当地的税务官员，虽然现在他们必须要在工作中说阿拉伯语，却获准保留了职位，他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卫伊斯兰国家属地的阿拉伯人驻军分布在各个兵站，有些兵站位于边境，有些兵站则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南部边缘的交界处。大多数兵站都是新设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虽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兰教帝国史上的最初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很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远远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版图的扩张。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在各个属地，改宗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强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励。

驻守在各个属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驻军并没有传教士的热情。他们对待自己宗教的态度很像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大师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当作一种民族标志来佩戴，用来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居民区别开来。对于伊斯兰帝国的臣民来说，改宗伊斯兰教在经济上颇有吸引力，是可能获得穆斯林“统治集团”相对优惠的纳税人地位的一种途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税赋较轻，伊斯兰的财政部反对人们改宗伊斯兰教，而且在发生改宗之后，仍力图宣布它在纳税方面的作用无效。747－750年的内战，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对自己权力的维护：他们要求享有与生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这场内战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这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位于伊拉克库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义最先是在呼罗珊爆发的。在呼罗珊地区，改宗者人数特别多，他们与当地阿拉伯士兵一定居者的社会融合已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对反叛的鼓动作出响应的呼罗珊人却不是当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对在倭马亚人统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愤愤不平。

747－750年内战的表面问题是王朝的更替，它实际上是一场争论中的偶然事件，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继承问题。穆罕默德本人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和妻子法蒂玛是穆罕默德最近的亲属。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张为人接受，那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职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权。这和耶稣死后犹太人基督教社团的领导权成为家族事务一样，当时接任社团领导的是耶稣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稣的亲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职责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承担的。在选举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之时，该委员会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连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时，阿里获得了任命，但结果却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刹杀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遗产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宽恕的古来氏敌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叶一世所夺取。

穆阿威叶一世的母亲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结发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样，她也是麦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叶与穆罕默德并不沾亲带故，除非所有的古米氏人都被认为是血统相同。穆阿威叶在同龄的古来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孙）都惨死于暴力。穆阿威叶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达、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统治。但是倭马亚王朝从未成功地赢得对其合法性无可争议的承认。

因而，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一裂缝从未合拢过。最热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马亚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诚于阿里及其继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挫折，情况与阿里在其短暂而又不幸的哈里发任期（656－661）内没有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库法成功地被承认为哈里发，取代了叙利亚的最后一任倭马亚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与倭马亚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码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及其子穆阿威叶一样，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

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628－726年）

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向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发起挑战时，他们激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东罗马帝国进行了抵抗，并且生存了下来，尽管生存空间有所缩小；而波斯帝国却屈服投降，最终解体。不过，尽管方式不同，波斯人和东罗马人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共同经历中恢复了活力。阿拉伯人的琐罗亚斯德教臣民比他们的各种教派的基督教臣民更乐于和更迅速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派最后沦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少数派，仅限于几个孤立的飞地之中。一小批移居到伊朗西部的难民仍然保存着琐罗亚斯德教。钵罗钵语（中古波斯语）的单词是由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但却当作表意符号来表示对应的波斯语单词。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和经典一直使用这种书写波斯语的笨方法，但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却采用阿拉伯字母、依照字母顺序来书写波斯语，并在波斯语汇中融合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这些改系者为未来的行政官员和诗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波斯语。

东罗马帝国仍然保存了它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小亚细亚领土，并且以海峡尽头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桥头堡。塞浦路斯在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通过条约获得中立，但包括从克里特岛到巴利阿里群岛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岛屿仍然操诸于东罗马之手。尽管东罗马政府实际上未能控制它在西北非占领的海岛，但它并没有丧失西西里岛和威尼斯湾中的小岛；而且，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欧洲大陆，它仍然维持着一连串的沿海据点，这些据点从塞萨洛尼基一直向西延伸到拉韦纳和罗马。

公元前5世纪时的西西里和公元6世纪末叶前的小亚细亚，希腊语已经完全取代了本地的非希腊方言。东罗马帝国在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曾经说拉丁语的居民，最初被十丁抽一地征入东罗马军队，后又被多瑙河对岸的蛮族入侵所淹没。这些入侵开始于公元3世纪，7世纪时达到高潮，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内陆都被斯拉夫人定居者永久占据。这些人甚至还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在北方，残存的拉丁语居民躲进了深山，沦落为散居在外的牧羊人（弗拉克人）。

斯拉夫人定居者赶走了大批的东罗马公民，但他们对帝国本身并不构成军事威胁。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斯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城墙挡住了斯拉夫人。居住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新的斯拉夫人农村居民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他们形成了许多分散的小的“斯拉维尼亚”，并且处在东罗马帝国的支配之下。只要东罗马帝国还有多余和必要的军事力量，它随时可以征服他们。这一形势在680－681年发生了不利于东罗马帝国的变化，当时一支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人（前匈奴人）被臣服于说突厥语的草原帝国的哈扎尔人向西驱赶，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岸一带。保加利亚人是欧亚平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既擅长于驯养动物，又是治理人类的专家。在制服了最近的“斯拉维尼亚”之后，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国家，并成为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保加利亚人到达巴尔干半岛开始了保加利亚国与东罗马帝国争夺对内陆“斯拉维尼亚”政治控制权的竞争，这些“斯拉维尼亚”正听天由命地等待着被具有实力的任何一个强国占领。

这些人口迁移和统治权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希腊语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民族语言：现代希腊语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而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语则成为卡尔西顿派（别称正统派或大公派）基督教会的公共管理和礼拜仪式用语（只在帝国境内残存的部分拉丁语地区是例外）。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罗马一直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330年建成后的最初2个世纪内也同样如此。但是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只通用希腊语。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仍然信奉同一种教义，但两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已经开始出现。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在受到了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基督教教父们的推动。本书第45章已经提到了凯撒利亚的圣巴西勒将帕科米乌斯的集体修道制引进希腊语世界。圣巴西勒、他的兄弟尼塞的圣格列高利和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都出身于小亚细亚边缘地区富有的上等阶层家庭。这一地区4世纪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使用一种非希腊语的本地语言。巴西勒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曾在雅典大学学习，并见到了未来的皇帝尤里安（与他们一样，尤里安也生长在小亚细亚内地）。这3位卡帕多西亚的教父用2世纪非基督教的所谓“高级文化修养的”演讲所使用的新雅典希腊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这些卡帕多西亚基督教父的希腊风格比尤里安更为优雅；而且与尤里安不同的是，他们作品的素材无瑕可击。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被后来描写世俗和宗教题材的希腊语作家当成了典范。对这些卡帕多西亚教父们著作的赞美和模仿，阻碍了现代希腊语在文学中的使用，尽管这种语言到7世纪时已成为希腊语世界的流行语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说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前面已经提到叙利亚的工匠为东罗马帝国装备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从而使东罗马帝国在674－678年免于毁灭。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叙利亚血统的人。利奥正好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围攻（717－718年）的时刻成了皇帝。受到削弱的东罗马帝国成了说希腊语的地区，但它通过吸收优秀的非希腊语成份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利奥三世建立了一个叙利亚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担任过东罗马帝国在西北非行省的总督。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深入到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帝国领土之后，帝国大为减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难民的补充，这些难民宁愿作为卡尔西顿教派生活在东罗马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不愿意作为一性论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7世纪是一个差不多从未断过麻烦的时代。602年的兵变和皇帝莫里斯的被谋杀使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04年，波斯人开始侵犯帝国的亚洲行省，而来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迁移又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当阿拉伯人在633年发起进攻时，帝国还来不及从604－628年东罗马人与波斯人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次进攻的高潮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刚刚度过，欧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保加利亚人又于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灾难造成的帝国人口的锐减竟为经济恢复扫清了道路。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修建水磨。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国军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4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

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地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

第五十二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634－756年）

634－756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域中心继续向西北移动，这一趋势成为基督教世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法兰克王国在高卢的崛起，从政治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它的缔造者克洛维以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的方式对基督教的皈依，以及罗马教廷对不列颠领土的获得，从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在这些年代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努尔夫家族的统治下，法兰克王国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阿尔努尔夫家族（回溯加洛林家族便知）在墨洛温王朝扮演着宫相（宫中的主要行政官员）的角色。在这些年代中还可以看到，教皇统治的基督教会权威在不列颠诸岛更加巩固，并不断扩大它的地理范围，而且通过英格兰传教士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展到了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在同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农业中心（在这一时期，这个地区与当时任何地方一样，农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从地中海西部沿海地区向北移动。这个地区是地中海式的气候，并不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除了几块比较肥沃的地区，例如，尼罗河冲积地带、底格里斯河冲积地带、幼发拉底河冲积地带，以及印度河冲积地带，或者象地中海及其回流——黑海的北部腹地。迦太基及后来罗马的农学家运用科学手段使地中海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潜力得到挖掘。而且他们的工作无论在西北非，还是在南部西班牙，都没有因阿拉伯人的征服而被搁浅。另一方面，建筑师、造船的工匠、伙夫这些人为了弄到烧浴室的燃料不断地对地中海地区较易进入的森林滥砍乱伐，使森林资源耗毁殆尽。这种大规模的砍伐不仅造成这个地区木材短缺，而且还使森林变成了荒山秃岭，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用地和牧场面积。然而，北欧仍拥有大片森林，而且即使这些森林都被砍伐光了，当地的气候、自然地理条件也会对这片土地加以保护，不致于使地表裸露。

罗马帝国先吞并了波河流域，接着又吞并了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大片领土，这样就把西部地中海流域北部腹地的大片可开发的肥沃土地划入希腊——罗马的文明版图。为了开垦这些土地，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便已开始发展农业技术。其中，关键是要发明出一种新犁，比原先耕作软土地时使用的那种犁，在功率和效率上都要提高一步。

然而，在农业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上，北欧的农业产量仍不可能超过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地区麦田、葡萄园、橄榄园的丰收对北部蛮族产生了极大的经济诱惑力。他们在身后匈奴人的驱动下，沿着莱茵河突入罗马境内，接着又践踏了西班牙和西北非。无疑，他们本也可以占领埃及和伊朗的更为富饶的灌溉地区，然而，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直牢牢控制着埃及和伊朗，使得北部蛮族始终无法染指。到了7世纪，扩张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夺得了这两个财源。

同时，高卢到卢瓦尔河南部这一地带对法兰克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6世纪和7世纪，墨洛温家族成员在对法兰克王国连续不断的瓜分中，任何有资格的人除了他在北高卢的份地外，还可以在米迪地区得到一块份地。高卢是法兰克的主要拓居地，因而成了它的力量中心。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农业。罗马人首先得到北高卢和不列颠东南部、中部的肥沃土地；接着，前罗马领土上说日尔曼语的野蛮的拓居者又夺走了这片土地。如果说日尔曼人和阿拉伯人对前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占领导致了农业倒退的话，那么，这也只是暂时的。北部地区土地资源的连年开发，尚未产生任何惊人的成果，然而，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因为这片新土地拥有广阔的范围和很高的潜在生产力。

基督教会领地的重心和罗马教廷道德－政治的势力范围，在634－756年间，也同样向西北移动。穆斯林阿拉伯人对西北非的占领，对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的占领，对比利牛斯山脉和罗讷河口之间高卢地区的地中海沿岸的占领，并没有夺去教皇对这些地区基督教臣民的管辖权。但在伊斯兰教统治下，西北非的基督教，象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由于皈依伊斯兰教而失去了信徒，而且比基督教在从前的西哥特王国或在黎凡特地区的肥新月沃地失去信徒的速度更快。西北非的基督教会，自从多纳图斯教派信徒与天主教徒绝裂后，一直屡遭不幸，却为维护教皇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威扫清了道路。基督教在西地中海的北部地区生根之前，已在西北非广大地区根深蒂固。只要西北非教会还能保持团结向上，它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罗马基督教会的至尊至上。

另一方面，东罗马帝国政府大约在732或733年，给予罗马教廷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把意大利的“靴尖”、西西里和整个东伊利里亚从罗马教廷手里移交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并把西西里的原属圣·彼得教产的岁收从教皇手中转进了帝国国库。但在东罗马帝国政府看来，对教皇的这种经济上的惩罚，并不能弥补政府在亲自处罚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和三世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无能。717－718年，为了抵御阿拉伯人，保卫君士坦丁堡，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强征附加税，以解决军费开支，结果遭到了西部臣民的抵制，格列高利二世竟公然反抗利奥三世，支持臣民的抵制运动；接着，臣民又抵制利奥在726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教堂放置画像的命令，格列高利二世再次与利奥作对，支持臣民。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和他的继位者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相继革除了那位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任命的软弱顺从的主教的教籍。这2位教皇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在教会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从基督教会已失去的土地和岁收来看，教皇统治还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东伊利里亚的内政如今已操诸于教皇和皇帝都鞭长莫及的异教徒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但东伊利里亚仍包括塞萨洛尼基、基克拉泽斯和克里特。

就在罗马教廷丧失东南部领土之前，它便已经在西北部获得了领土。634年，诺森伯里亚王国－罗马帝国在太不列颠最北端的英格兰的后继国，已被爱尔兰教会从罗马教廷手中抢走。它在664年又被罗马教廷重新夺回来。继罗马教廷在英格兰取得这次胜利后，在8世纪，苏格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和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相继归顺了罗马教廷。669－690年间在英格兰，流亡的希腊僧侣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重新组建了罗马天主教。狄奥多尔曾被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本尼狄克式的禁欲生活已在7世纪的英格兰根深蒂固。在诺森伯里亚地区贾罗的那座本尼狄克式修道院，有一名叫比德的僧侣，他于731年出版了著名的《英格兰人教会史》一书。

690年，一位诺森伯里亚的英格兰僧侣威利布罗德－克勒门特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了欧洲大陆，到了弗里西亚。其后，在716年左右，一名西撒克逊的英格兰僧侣温弗里德－卜尼法斯受教皇保护，在图林根、黑森和巴伐利亚等地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活动。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宫相为威利布罗德和卜尼法斯提供了政治庇护。741－747年间，经奥地利（东法兰克）宫相卡洛曼提议，卜尼法斯在罗马范围内重新改革组建了法兰克教会。但在法兰克政府里，卡洛莫和他的继承者们像东罗马皇帝一样，小心翼翼地不敢对其管辖下的基督教机构说三道四。

不过，加洛林王朝和教皇统治觉得有必要相互支持。自687年以来，加洛林家族事实上已成为法兰克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想获得法律上的认可。750年，丕平三世“矮子”请求教皇来裁决这个问题。751年或752年，他怀揣一位教皇给他的、正合他心意的祈祷文，召集法兰克人集会，这次集会废黜了有名无实的墨洛温国王，选举丕平为国王。丕平的当选，通过卜尼法斯举行的涂圣油仪式而确定下来（这种仪式摹仿于《旧约全书》中所记载的古以色列人的习俗）。同时在751年，当教皇扎迦利正要对丕平的请求作出满意答复之际，伦巴德人已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前沿阵地拉韦纳。

东罗马人不可能重新占领拉韦纳，并且也未做这样的努力。第一次征召他们的武装力量是为了保卫帝国的本土，以抵御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侵袭。很明显。伦巴德人现在正随时可以占领罗马，除非教皇能找到一位代理人，这位代理人所能提供的军事援助，从某些方面而言，连君士坦丁堡也不再能提供。至今，教皇统治还没有在政治上把它自身同东罗马帝国分离开。而在753－754年间，教皇司提反二世或三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请求丕平军事干涉意大利。在754年，他亲自为丕平行涂圣油礼，同时还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未来的查理大帝）和卡格曼举行了徐圣油礼。在755年和756年两年里，丕平两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了伦巴德人，除了阻止他们占颌罗马之外，还迫使他们最终放弃拉韦纳四周的前罗马领土。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请求丕平归还这块土地，但丕平并未使他如愿，却把这块领土献给了教皇。

第五十三章 东亚（589－763年）589－763年）

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行政人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上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于北魏孝文帝为每一户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额的土地。他的后继者则通过组织农民民兵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农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亚。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后继王朝并未冒险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隋朝却于589年以后这样做了。他们规定了大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其数量与占有者的身份等级相一致。无论是隋还是后继的唐，都没有没收大地产。毫无疑问，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额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来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很显然，8世纪几乎使帝国倾覆的灾难，正是帝国政府在8世纪上半叶不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结果。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由于628年重新确立了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致使农户数量增加。虽然南方的开发和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仍在进行，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却远远地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最低限额的土地。第二个原因是隋朝恢复了通过考试征募文职官员的制度。新的儒家官僚集团，表现得象他们西汉时（汉武帝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前辈们一样。官僚们为了获得土地，再次利用了他们的官职。这使得可供农民保有最低限额土地的数额大为减少。这也引起了新兴的大部分兴起于南部和东部的儒家官僚地主阶层与西北地区的旧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旧的大土地所有者衍生于汉代官僚地主的后裔和304年及其以后蹂躏北方的蛮族入侵者的后裔之间的互相通婚。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努力阻止和扭转这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但未能成功。各种灾难于751年开始降临在帝国身上。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几乎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一样短命。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秦始皇那样肆无忌惮，其对于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难以容忍，结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义。中国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和秩序。唐朝象汉朝一样受益于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实际上恢复了被推翻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敌对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权落地。

隋朝最繁重而又不得人心的公共工程是大量强制征发丁壮开凿大运河。隋朝创造了大运河。它起于长江以南东部沿海的杭州，最初修成的一段使长江与洛阳附近的黄河相联接。隋炀帝又增修了一条流向北方的支流。正是沿着后来修成的大运河北段，军队和物资被运往隋炀帝在朝鲜北部的战场。在没有铁路和飞机的时代，大规模的开凿运河，对于连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大河流向都是由西向东，需要运河承担由南到北的水路运输。结果，当唐代的宫廷和中央政府机构变得臃肿庞大时，其隋朝先辈们开凿的大运河不失时宜地把南方的大米运到了首都长安。长安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是隋朝在与西汉首都长安毗邻的地方建立的。

隋炀帝向北开挖的大运河支流，并未能使他征服朝鲜三国中最北部的高句丽。唐朝在新罗的帮助下，成功地于660年攻克百济，于668年攻克高句丽。新罗随后将唐朝军队逐出朝鲜，统一了整个朝鲜，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统一的朝鲜在名义上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面，政治统一也给朝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汉化，并使佛教得以发展。

中国的重新统一晚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民族的重新统一。552年，突厥建立了一个草原帝国，其规模与公元前2世纪匈奴建立的帝国相当（匈奴人和突厥人都讲突厥语方言）。突厥草原帝国于581年破裂，唐太宗于630年征服了东突厥。637年，汉族和畏兀儿人（也是一支讲突厥语的草原游牧民族）协力彻底摧毁了西突厥。尽管如此，此时的中国却不得不认真对付吐蕃，而且，阿拉伯人也已经走上了战争之路。

607年，西藏获得了政治统一。在吸引西藏进入自己的文化轨道的竞争中。中国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后，吐蕃与中国争夺对于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拉伯吞并了吐火罗。所以，唐代就象西汉时一样，中国在陆上向印度和西南亚的推进受到了挑战和限制。然而，中国向西推进的短暂的军事行动再次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通过陆地或海洋与印度的佛教徒发生联系。琐罗亚斯德教大约于525年在中国取得了立脚点，有记载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传教士于635年在长安传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传到了中国。哥士娄一世吞并吐火罗之举，肯定是促使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这3种主要宗教在几乎整个6世纪向东扩散的原因。此后，阿拉伯对萨珊帝国的征服，肯定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向东方的扩散，因为，毫无疑问，阿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难民向东方的流动。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来宗教。然而，儒家经典的复兴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国行政机构的实际目标，却使得儒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的运动。

同时，在唐代初期，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方面，长安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国视觉艺术和诗歌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彩陶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诗人李白（701－762年）与杜甫（712－770年）与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5世纪时，日本国向中国南方的一个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后，常有使者被派往长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团回国。646年，日本国政府引进的（至少在名义上）行政制度，包括向农民授田，都是对中国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实际上是缩小了伪长安的翻版。

日本和朝鲜效仿中国，显示了中国的威望。但是，8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751年，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苏联中亚的塔拉斯河畔打败了中国人，其成为中国对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的终结。同一年，泰族国家南诏（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击退了汉人的进攻。泰人和朝鲜人、日本人一样，模仿了唐朝的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对统一的中国，并可能最终采取攻势。这是一件怪事，因为在此以前，长江以南的蛮族表现得很容易为汉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于粟特突厥的将军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结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764年中国的人口比75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第五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750－945年）

750年的革命改变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性质。从633到750年，这个国家一直听任享有特权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占支配地位，他们统治了大量的非穆斯林臣民和为数不多但却不断增加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支配地位”现已被仍然是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穆斯林的“支配地位”所取代。但是它已成为一个包括各个民族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一伊斯兰教共同体（乌玛）还有可能是普世性的。它可以进一步包括伊斯兰教国家的所有居民和整个人类。750年阿拉伯人“支配地位”的放弃在813年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在这一年第五位阿拔斯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之子马蒙尽管已经继承了帝国的伊朗部分，但仍然出兵吞并了由其兄弟阿明继承的，居住着绝大多数阿拉伯居民的帝国的西部领土。对于伊斯兰教国家来说，结束伊斯兰教共同体与阿拉伯民族的同一性，其代价是将政府转变成萨珊波斯人的专制形式。阿拉伯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不仅阿拉伯的游牧部落是这样，而且在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在驻扎着占领者的阿拉伯部落民的各地兵站中定居的阿拉伯人也同样如此。希腊编年史家狄奥凡（写于约810－813年）把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称作“议事会主席”。这一称呼准确地描述了最初4位哈里发的地位。他们的倭马亚继承人在与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的关系方面也并不是专制君主。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赖于阿拉伯人的支持。阿拉伯人派性极强，动辄发怒。他们必定受到了倭马亚家族的穆阿威叶及其继承人的调教和劝诱。阿拉伯人地位的下降，免除了对阿拔斯家族行使权威的约束。在非穆斯林面前，非阿拉伯穆斯林现在赢得了与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并未继承随意对待政府的特权（阿拉伯人自己也失去了这一特权）。

阿拉伯语并未随着阿拉伯人的地位而下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之下，阿拉伯语继续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官方语言，当然也是阿拉伯诗歌的语言，虽然阿拉伯诗人和阿拉伯语法的学者现在并不一定都是具有阿拉伯血统的人。813至833年间担任哈里发的马蒙，依靠伊朗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但他推动了将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这些著作有些是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有些是根据现有的从希腊文译成古叙利亚文的译本转译的。到7世纪末，伊斯兰教国家的非阿位伯人官员已必须要掌握两门语言。9世纪时的翻译家就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的。这种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即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哈兰。该城一直到9世纪还保存着一种希腊化形式的前基督教和前伊斯兰教的巴比伦宗教。另一渠道是位于胡齐斯坦（古埃兰）的容迪沙普尔，它是由萨珊王朝皇帝沙普尔一世建造，用来囚禁他从叙利亚抓来的俘虏的。它后来成为一个聂斯脱利派的医学院的所在地。

大量的从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著作表明，当时已有一批思想上十分活跃的阿拉伯语读者。这种新生的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巴格达，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距萨珊波斯帝国及其先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的前都城泰西封很近。巴格达作为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始建于762年。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长安一样，巴格达也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通过9世纪在巴格达城思想和智力的发酵，阿拉伯语进一涉精练优雅，从而有资格成为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到大西洋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混合语。

阿拉伯语还开始取代当时在伊斯兰帝国流行的其他一些语言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在这方面，阿拉伯语未能挤走波斯语。波斯人保留了他们的古代语言，尽管他们采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这种语言并用阿拉伯语外来词来丰富他们的语汇。这种新波斯语（法斯语）后成为一种伟大文学的表达工具。阿拉伯语代替其姐妹语——闪米特语中的古叙利亚语要更容易一些，到阿拉伯人征服时，古叙利亚语已成为新月沃地所有农民的母语。阿拉伯语还逐渐传播到埃及，取代了科普特语，并且更为迅速地传播到西北非，取代了各种柏柏尔语言。柏柏尔人的文化较落后，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但是，在本章涉及的整个时期，新月沃地和埃及的农民却仍然忠诚于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他们很少采用阿拉伯语。

9世纪伊斯兰社会中的思想骚动，受到了要为伊斯兰教配置精神机构这种需要的刺激。伊斯兰教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已经具有这类机构。伊斯兰教显然需要能够让伊斯兰社团在一个庞大帝国足以保持统治地位的法律和神学体系，而这个帝国又包容着若干古代成熟文明的故乡。使阿拉伯人成为“有经人”的渴望，一直是穆罕默德的动机之一。

伊斯兰教律法必须要建立在穆罕默德的教导之上，但原始材料并不充分。《古兰经》由许多条精神上的训诫组成，这些训诫又与作为麦地即伊斯兰教社团政治首脑的穆罕默德发布的专门性行政规定混杂在一起。《古兰经》中的法律材料必须要挑选出来，然后再把有关穆罕默德言论的传统报道补充进去。这些报道必须要经过证实。此后仍然存在的空缺部分，则必须要由类比推理和引用地方上的习惯法来填补。这种习惯法在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可能就意味着是罗马法的地方版本。在750至900年之间，圣训传说分门别类被汇编成集，伊斯兰教律法的四大学派正式确立。对于与什叶派（即阿里家族的同党或追随者）穆斯林相区别的逊尼派（正统派）穆斯林来说，所有四大教法学派最终都被认为是有效的。当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自由地选择服从它喜爱的任何学派。

伊斯兰教神学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精心论证的基督教神学，部分是因为对上帝独一性和统一性的信仰已使两个宗教都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认为《古兰经》是受造而非自存的教义，是阿里乌派关于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关系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的翻版，这一教义于827年被哈里发马蒙确立，随后又在847年被哈里发穆塔瓦吉尔废除。在颁布这些神学通告时，这两位哈里发滥用了权力，因为哈里发只是穆罕默德在政治领域的继承人而已。在神学领域由穆斯林公开讨论的问题，就同犹太人一样，应当由律法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来决定。纯粹的一神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需要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起草的信经。但是，穆斯林通过翻译接触到希腊哲学，促使一系列穆斯林思想家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融合在一起。在945年以前的100年中，相继出现了巴士拉的哲学家金迪（死于873年）和具有突厥血统的穆斯林哲学家法拉比（死于950年）。

750年的革命标志着伊斯兰教帝国扩张时期的终结，同时也是其分裂时期的开端。尽管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国家享有特权的主人，但他们仍常常陷入内战之中。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不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奇：他们不仅设法创造和保持了他们庞大的征服对象，而且直到倭马亚政权倒台之前还进一步将其予以扩大。阿拔斯家族未能成功地继承伊斯兰帝国的全部版图。756年倭马亚家族一位幸存的流亡者赢得了伊比里亚半岛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效忠。在757至786年之间、有3个哈瓦立及派的国家建立于阿尔及利亚和阿特拉斯山脉南部一侧的柏柏尔人地区。（哈瓦利及派即“分裂派”，是因阿里与穆阿威叶妥协而与阿里分裂的一派。）788年一个阿里派小王国建立于摩洛哥。800年建立于伊夫里奎亚（突尼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仅在名义上效忠于阿拔斯家族，它于909年被一支柏柏尔人部落支持的“法蒂玛”王朝所取代。法蒂玛王朝否认阿拔斯家属的合法性，企图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对于阿拔斯家族来说，在他们统治下的伊朗地区，宗教和政治的反叛更为严重，而伊朗一直是他们权力的源泉。伊朗人因为在精神上对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会感到不满，才接受了摩尼教及其分支玛兹达教。阿里家族的代理人阿布·穆斯里姆曾发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起义，他在伊朗唤起了人们的期望：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同宗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或许甚至是一个玛兹达教派的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政权。在749年阿拔斯人抢占哈里发职位之时，在754年第二位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处死帮助阿拔斯人夺取王位的阿布·穆斯里姆之时，伊朗人极度不满，民怨沸腾，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术士辛巴德领导了755／756年的起义，乌斯塔德西斯领导了766－768年的起义。“蒙面先知”穆卡那领导了777－783／784年的起义。实际上在阿拔斯时代，非伊斯兰的宗教和非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遍布于伊朗和伊拉克。

一个穆斯林要成为神秘主义者，既诱人又危险。922年哈拉智因宣称自己与真主合一而被处以死刑。玛兹达教徒巴贝克领导的起义在伊朗西部从816年坚持到838年。从869年到883年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垦荒的黑人奴隶参加了哈瓦立及派领导的起义。伊朗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里海南岸之间的地区一直未被阿拉伯人征服，但它最终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不过不是逊尼派伊斯兰教而是什叶派中的裁德派。从864至928年，这一地区在裁德什叶派统治之下。自932年开始，布瓦希德人横行于伊朗西部，他们属于什叶派中与裁德派不同的另一支教派，起源于里海沿岸独立地带的西北角。945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将阿披斯王朝的哈里发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自从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执政（833－842年）以来，阿拔斯人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突厥奴隶卫队的傀儡。这些人是最初将阿拔斯王朝推上王位的伊朗呼罗珊人的继承者。（虽然突厥人的草原帝国已于581年分裂，并在630－637年灭亡，突厥人还是生存下来，许多突厥人部落继续占据着大部分欧亚平原。）阿拔斯哈里发的突厥奴隶卫队，至少已在名义上皈依了逊尼派伊斯兰教。从874至995年统治托卡里斯坦、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呼罗珊的伊朗萨曼人就是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他们与西北非的艾格莱卜人一样小心谨慎地在口头上归顺于阿拔斯哈里发名义上的统治权。945年巴格达城被什叶派的伊朗布瓦希德人攻占，暴露了阿拔斯人对逊尼派穆斯林社会的统治权纯属是沙上之塔。

这种虚构的统治权事实上早在929年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在这一年倭马亚王朝流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一支的当政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自称“哈里发”。这样一来逊尼派伊斯兰教社会的版图便发生分裂，分别统治两地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合法的政治继承人。因此到这一时期，其臣民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还存在着许多与正统派伊斯兰教分道扬镳的政治上独立的小国。

在750至945年之间，除了一次例外，穆斯林唯一的胜利是由西方的穆斯林政府或私人冒险家所取得的。在陆地上，流亡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倭马亚王国不断缩小。到803年，它不仅失去了比利牛斯山脉北部的最后一批据点，而且还丢失了南部的加泰罗尼亚。但是，在826或827年，被驱逐出倭马亚西班牙的穆斯林反叛者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克里特岛。827－902年艾格莱卜人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岛，后者在该岛仅剩下一个据点。9世纪查里曼帝国的解体使得西西里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有机会从海上进攻意大利。他们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的许多关隘，并几乎成功地从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外阿尔卑斯山地区袭击了意大利。868－876年当东罗马帝国进行干预时，他们几乎已经经阿普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抵达保加利亚。

751年，即阿拔斯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第二年。阿拔斯人在塔拉斯河对中国人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如果中国人打赢这一仗，他们很可能会使中国和佛教重新占据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如果这样的话，一位于巴尔赫的佛教“新寺院”世袭住持的后裔们，也就不会成为管理阿拔斯帝国达40年（直到803年为止）之久的“巴尔马克家族”了。“如果穆斯林在751年战败，那么这些野心勃勃的托卡里斯坦人也绝不会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猜测，在中国755－763年的大动乱之后，为了在重整中国唐王朝的财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很可能会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皈依佛教。

实际上，伊斯兰教在中亚并未退缩，相反它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阿拔斯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统治期间（908－932年），尽管阿拔斯王朝在政治上已衰落到最低点，但一支生活在欧亚大平原深处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汇合处地区的讲突厥语的民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仍请求穆克塔迪尔向他们派遣一队传教士。这些保加尔人当时肯定已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批传教士于922年到达了他们的首都保尔加。960年，当时占据大宛北部一带草原（751年阿拔斯人曾迫使中国人撤离这一地区）的葛逻禄（“雪人”）突厥人，改信他们在河间地带的邻居所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这些邻居已不再是阿拔斯人；他们基本上是独立的萨曼人。葛逻禄人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并随身带来了伊斯兰教。因此，尽管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四分五裂，而伊斯兰教本身却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力量鼎盛时期的疆域之外赢得了皈依者。

第五十五章 拜占庭文明（726－927／928年）

在674－678年和717－718年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两次围攻中幸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比其南部邻邦伊斯兰教帝国和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建立起来的法兰克帝国都要小。在9世纪解体之前，加洛林帝国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西北邻邦。因而，在719至925年期间，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很谨慎。788年，伊林娜女皇支持一位伦巴第人对帕维亚王位提出要求，企图将法兰克人驱逐出伦巴第。这次不成功的尝试只能算是一次毫无特色的冒险。在这一时期，东罗马政府一般只致力于追求两个目标：保持它仍然占有的领土，尽可能多地将它从保加利亚的侵犯下解救出来的“斯拉维尼亚”与巴尔干半岛的腹地相连。在这一时期与保加利亚争夺巴尔干半岛腹地的战争，是对东罗马政府军事资源的第一次消耗。在826年或827年穆斯林征服克里特岛之后，东罗马政府一次又一次试图恢复该岛；由于穆斯林在干地亚的要塞控制了爱琴海海域，因而它成了刺向帝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东罗马政府还顽强地（虽然并不成功）抵抗了伊夫里奎亚穆斯林对西两里岛的征服（827－902年）。当西西里的穆斯林占领阿普利亚并围攻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拉古萨，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一世（867－886年在位）在868－876年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并将阿普利亚并入了东罗马帝国。

这样做并未背离保持守势的外交政策。在失去了西西里岛之后，东罗马帝国需要找到另一个屏障来防止西北非和西西里的穆斯林与亚德里亚海对岸的保加尔人联合起来。在863年消灭了马拉蒂亚的埃米尔深入到小亚细亚东北部的远征军之后，东罗马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政策。这次事件成为托罗斯和安蒂托罗斯山脉一线东罗马－阿拉伯前线的转折点。但东罗马人过了63年才于926年发起反攻。在此期间他们在小亚细亚唯一的攻击行为是袭击非正统的保罗派基督教徒，后者在马拉蒂亚穆斯林的支持下已在东罗马帝国东北边疆的迪夫里伊建立了一个据点。东罗马人与保罗派的战争从约843年持续到约878年。

在罗马与保加利亚的战争更为激烈。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21年的战争（755－775年）中未能消灭保加利亚。紧接着这次较量之后，两国在9世纪时又为争夺斯拉维尼亚的控制权展开竞争。在804－805或805－806年，帝国制服了伯罗奔尼撤半岛上的大部分斯拉夫人。809年，保加利亚摧毁了帝国西北部的要塞塞迪卡。皇帝尼斯福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在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之间安置了亚洲希腊人和突厥人移民，企图以此来阻挡保加利亚人前进，但他在一次军事失利中丧生。当904年边界确定之后，环绕塞萨洛尼基腹地的边界离东罗马帝国这一十分重要的城市只有22公里。

从726年到843年，东罗马帝国因一场激烈的内部冲突而陷于瘫痪。冲突起因于在基督教会内是否陈列和膜拜圣像。这种做法违反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来的十诚的第二条；它使得基督教徒成为犹太教和穆斯林攻击的现成目标。但这一习俗几乎是与基督教会非犹太人的分支同时形成的，因此如果要放弃这一做法，基督教就很难赢得非犹太人的改宗者。

倭马亚哈里发耶齐德二世（720－724年在位）据说曾下令销毁境内基督教会和公共场所中陈列的圣像。但并不清楚耶齐德的行动是否与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出于相同的考虑，利奥一世在726年也颁布了具有同样效果的敕令。利奥的行动满足了驻扎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要求，但却遭到了罗马教廷教会臣民的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辖区当时包括基克拉泽斯群岛、克里特岛和希腊内陆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居民的飞地。大约在732－733年，东罗马帝国政府回击了这次反抗，它把罗马教廷所有的说希腊语的教会臣民都转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

843年，东罗马帝国的内部冲突以有利于圣像崇拜者的妥协而结束。各方一致同意三维（立体）圣像应该继续受到禁止，而两维（平面）圣像则应被认可，不过不能把圣像本身当成崇拜的对象，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它们所代表的人物——人、天使或神——的象征。东罗马帝国内的这次要协消除了致使君士坦丁堡教区与罗马教区产生不和的根源。教皇的教会臣民并不是毫无异议地支持教皇的立场。787年，东罗马帝国的圣像崇拜者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普世会议上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普世会议的决议虽被教皇批准，但在794年却遭到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加洛林帝国主教会议的谴责。按照道理，君士坦丁堡主教应在787年和843年将732－733年左右移交的教区归还给罗马。但实际上两次都未能归还。

东正教世界内部冲突结束之后，出现了一次文化复兴。这次文化复兴的推动人物是佛提乌（858－867年和877－886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而拜占庭文化的传播和扩大则得益于塞萨洛尼基的两位学者兼传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和其兄美多迪乌斯的努力。君士坦丁第一次传教就前往哈扎尔人之中，哈扎尔人讲突厥语、曾臣属于已经灭亡的突厥草原帝国，他们在欧亚平原的西端创造了自从公元前3世纪西徐亚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最文明的帝国。哈扎尔人很早就与东罗马帝国结盟对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860年，即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传教的同年，这一联盟又面临着新的共同敌人瑞典人。860年，一支瑞典人的海盗舰队从俄国来到东罗马帝国，差一点就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的传教并不成功。到860年哈扎尔的哈强克家族已经十分坚定地信奉了犹太教（哈扎尔人信奉犹太教可以免除一些政治纠纷，而无论采用东罗马帝国还是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国教，都可能会陷入这些纠纷）。但在863年，应斯拉夫人大摩拉维亚公国（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统治者的邀请，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来到了这一距离较远的斯拉夫语系国家，并且带去了格拉哥里字母表。这一字母表是由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用来表达定居在塞萨洛尼基内地斯拉夫人的方言。

大摩拉维亚位于西伊利里亚的北部。这一地区无争议地属于罗马教廷主教区。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与2个世纪前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一样忠诚于教皇。教皇批准了他们的著作，但却遭到法兰克教会的反对，法兰克教会从政治上将这一著作解释为东罗马帝国对法兰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种侵犯。法兰克帝国当时正趋于解体，但法兰克教会却依然存在。就象在794年一样，这时的法兰克教会推行的政策与罗马教廷的政策相抵牾。855年，法兰克教会成功地摧毁了斯拉夫语系的摩拉维亚传教团。传教团内幸存的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死宁869年，美多迪乌斯死于885年）成了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到达保加利亚。他们在保加利亚发现了一块新的传教区。在这里传教一定会结出硕果，因为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欢迎。

在东罗马和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的边界战争于863年发生重大转折之后，864年保加利亚改宗了东正教基督教。870年，保加利亚的沙皇鲍里斯－米哈伊尔发现效忠于罗马教廷更不利于保加利亚的政治独立，便坚定了他对君士坦丁堡教廷的效忠。既然君士坦丁堡主教是东罗马帝国的政治臣民，那承认该主教在教会的至上权可以被看成是默认帝国的政治宗主权。885年，鲍里斯接纳了流亡的说斯拉夫语的教士，从而无需窝藏说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外国教士便可建立起一个保加利亚的民族教会。

在斯拉夫语成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语言之后，保加利亚向西南部的扩张，加强了处在以前曾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国创建者统治之下的斯拉夫语居民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885年之后，保加利亚发明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它被错误地说成是“西里尔字母表”）来代替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保加利亚人以及所有后来改宗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一部分在达尔马提亚群岛改宗罗马基督教的斯拉夫人都以塞萨洛尼基内陆地区所说的斯拉夫方言作为宗教礼仪用语。

保加利亚的改宗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的关系一度紧张。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区处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范围内，但保加利亚在809年之后扩张的领土却位于有争议的东伊利里亚地区。但是，大摩拉维亚讲斯拉夫语的教士在885年到达保加利亚，最终确定了保加利亚信奉卡尔西顿基督教的东正教形式。

863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东罗马皇帝迈克尔三世消灭了马拉提亚埃米尔的远征军，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到达大摩拉维亚；也正是在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学重新恢复。鲍里斯沙皇的次子和第二位继承人汗西米恩沙皇曾就学于君士坦丁堡，他深深迷恋着拜占庭的希腊文化；913年，当帝国的皇冠由一个毛孩子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继承时，西米恩计划将东罗马帝国与保加利亚统一起来，并作为比君士坦丁七世年长的两位国王之一而抢夺帝国的王位。西米恩的计划出了差错。东罗马舰队的海军司令罗曼努斯一世莱卡帕努斯抢在了他的前面。在从913年开始直到927年西米恩去世为止的一场战争中，西米恩证明自己无法用武力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西米恩没有海军，也未能获得穆斯林海军的配合。因此，小亚细亚始终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既不能困死又不能利用风暴占领君士坦丁堡及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领土上其他一些有城墙的沿海城市。

在西米恩死后，罗曼努斯一世与西米恩的继承人彼得订立了和约。他宣布彼得是皇帝，并且是他的大主教之一，同时还将孙女玛丽亚嫁给彼得作皇后（陪嫁一笔年金）。926年，罗曼努斯一世率领东罗马向东方穆斯林发动了拖延多时的反攻。927－928年异常寒冷的冬天使东罗马帝国内部农民、大地主与帝国政府间的力量失衡。对于拜占庭世界来说，926－929年的事件与860－864年的事件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第五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756－911年）

公元756年，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前途显得颇为乐观。统治者丕平三世代替了已被废黜的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被承认为合法的法兰克国王。756年即在他统治的第二年，丕平成功地侵占了伦巴第，强迫伦巴第王接受了他的和平条款。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伊斯兰属地，在同一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而在此前，直到750年它还是从大西洋沿伸到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幅员广阔的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这个王国由倭马亚王朝的流亡成员进行统治，该王朝是在747－750年被占据现今已经分裂的伊斯兰帝国其余地区的阿拔斯王朝推翻的。丕平的儿子查理二世和卡洛曼二世在768年继承了丕平的王位，771年卡洛曼过早去世，查理（即查理曼）成为唯一的国王，大权在773－774年，查理曼吞并了伦巴第王国，随之拥有了法兰克国王和伦巴第国王的双重头衔。作为“罗马人的贵族”，他又在事实上吞并了他和他的父亲正式为教皇保留或收复的前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缺乏必要的权力对拉韦纳周围前东罗马的领土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他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是由法兰克人而不是由东罗马帝国政府给予的。作为要求法兰克人帮助收复拉韦纳地区（教皇从未对它进行过统治）的结果，教室现在甚至又把自568年以来历代教皇为了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利益实际行使着的对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统治权交给了法兰克人。当时，由于伦巴德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分裂成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

北意大利人接受了773－774年北意大利和高卢的政治联盟。伦巴德人本来就是法兰克人的近支，在公元7世纪，他们也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而改信天主教，成为与法兰克人同教派的人。伦巴德人从前属于罗马的臣民也和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前属罗马的臣民是近支，而且，在这两个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从前的被征服者也和从前的征服者联合起来。在法兰克的北部边疆，仍然是异教徒的撒克逊人更加激烈地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虽然撒克逊人和伦巴德人一样，也是法兰克人的近支。这场战争的发展就和查士丁尼一世对东哥特人的战争一样，查理曼用了32年（772－804年）的时间，才征服了大陆上的撒克逊人。战争初期取得了虚幻的迅速前轻易的胜利，但本久就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法兰克人损失惨重。在778年，即撒克逊人第一次反击的那年，查理曼又轻率地在西班牙开辟了第二战场。当他从西班牙撤退以对付撒克逊人时，由罗兰（法兰克对付布列塔尼的边区总督）率领的后卫队被巴斯克人歼灭了。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不堪忍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的流亡者）都是小民族，但他们很难对付。法兰克人的邻居，居住在匈牙利境内飞地的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也是从前属于土耳其游牧领主的一群逃亡者。查理曼在保加利亚人的帮助下，于791－805年间消灭了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瓦尔人。在这4个不同地区的战争始终对查理曼的资源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累积的压力。查理曼的后代，就象查士丁尼一世的后代一样，为这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查理曼为了征服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于772年发动了战争，这距离奥古斯都大帝实施同一件伟业已有784年，离他放弃这一计划也有758年。查理曼成就了奥古斯都的未竟之业。他强迫撒克逊人改信罗马天主教，以强化对他们的征服。大陆上的撒克逊人皈依西方基督教以后没有出现反复。但是，在征服一个蛮族邻居的同时，查理曼招致了另一个邻居的反抗。当查理曼把复兴的和扩大的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很进到丹麦的南部边界时，丹麦人对帝国沿海地区实施海上攻击，进行报复。这就是下一章将要论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掘起的开端。公元800年，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称之为“罗马人的皇帝”。我们不知道利奥三世这样做是否是由于查理曼的提醒和要求，但毫无疑问，查理曼得到帝国皇帝的称号在外交上则是必要的。只要他一日没有被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他对这个头衔的权利是不可置疑的）承认为皇帝。他的威信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君士坦丁政府以承认查理曼为筹码，以对东罗马帝国有利的条件全面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有关的谈判在811－812年间进行，在查理曼死后的814年得到批准。

恢复已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名字，要比恢复它的实体容易得多。查理曼缺乏足够的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人员供他支配，以管理他吞并的广大地区。只要帝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受人尊重的统治者的完整的统治之下，他的巡回检查官制度就使他能对他的地方行政官员保持一些控制。查理曼还从诺森伯里亚聘请了天才的阿尔昆做他的教会和文化顾问。查理曼本人还有一个优势，即他是他的能干的父亲丕平三世和祖父查理·马特尔的继承者。他的兄弟卡洛曼的早夭，在政治上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但是查理曼的儿子和继承者“虔诚者”路易控制不住局势。加洛林人也继承了墨洛温人政治上灾难性的行动，他们把法兰克王国当作私有财产，在相互敌对的后嗣之间进行分配。843年，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瓜分了加洛林帝国，胖子查理（881－888年在位）时期的重新统一也终无成效。在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加洛林王朝一直存在到987年，但是加洛林人的这些后继者也和墨洛温王朝的懒王们同样无能。

在9世纪结束之前，过去受到查理曼的巡回检察官监督的地方行政官员，已成为事实上独立的世袭的统治者，教皇也重新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事实上的统治者。无论地方统治者还是徒有虚名的加洛林封建领主们都无法对付连查理曼也为之头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海上袭击。到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班牙、西北非洲的海盗一起进攻已经分崩离析的加洛林帝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846年和849年，非洲穆斯林入侵者渡海发动了进攻，差一点和455年的汪达尔人一样，占领罗马。罗马本来是加洛林帝国的一部分，在843年被分给名义上的皇帝洛泰尔一世。但是是教基利奥四世。而不是洛泰，在849年加强了台伯河右岸教区（圣彼得大教堂就在其中）的防御，从而拯救了罗马。

896年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方穆斯林海盗继续海上进攻的同时，马札尔骑兵也从陆上进攻。（欧亚混血的马札尔游牧民族被更加凶悍的佩切涅格人赶往西方，于896年定居在已经灭亡的前居住于今日匈牙利境内飞地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所遗留下来的空旷地区。）9世纪和10世纪野蛮人的入侵，要比5－6世纪的入侵对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查理曼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努力似乎起了反作用。然而，从内部看来已破烂不堪的西欧社会，在降临于斯的野蛮人眼中却又一次极富吸引力。在911年，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傻瓜”查理被迫默许一批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在今日的诺曼底永久居住，条件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显然，查理曼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比他建立帝国的伟大事业更为成功。诺曼人强行进入了西欧，但他们又成为西欧文明的俘虏。他们把加洛林国家的这块土地据为已有，却又满怀热慎地接受了这块土地上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

910年，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诺曼底定居的前一年，加洛林人的一个后代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勃艮第过去就是早期基督教世界相互联系的地理交汇点，而且，早在3个世纪前，圣·科伦巴就在勃艮第的吕克瑟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

诺曼底和克吕尼的修道院并未能很快开花结果。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标志着时代的转折，但在修道院建立之初，这一点是很难断定的。10世纪上半叶，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最低潮。在随后的100年中，诺曼人和克吕尼人表明，西方基督教世界正从查理曼早熟的野心勃勃的政策所带来的重压下摆脱出来走向复兴。

第五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公元793年以后的崛起和633年以后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地突然、猛烈和出人意外。而且，象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也有明确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爆发于蛮族变动不定的边界之外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它又一次使交战国筋疲力竭，也又一次使它们成为令人艳羡的猎物。与此同时，根本的原因则是长期以来野蛮和文明相互作用的刺激。斯堪的纳维亚在冰河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居住。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狩猎者，随着冰盖的后退而前进，最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结束之前，农业革命西北方向的先躯者们就已开始在丹麦和瑞典南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这样，到维金人崛起的时候，农业人口至少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定居了3000年。尽管他们在公元前的最后2个世纪不断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南迁移，他们此次的崛起，也和793－1066年的崛起一样，只不过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同时，南方的先进文化分成几个阶段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与南方文明关系的盛衰，对其人民心理上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查理曼对大陆撒克逊人的征服更使这种状况陷于危机。这次崛起密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北部边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

虽然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14年放弃了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推进到易北河畔的努力，在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中，希腊－罗马文明仍然生机勃勃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这种文化联系由于5世纪东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的民族大迁徙，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被推翻而一度中断。由于撒克逊人的介入，斯堪的纳维亚与外界隔绝，后来又托庇于自称为西罗马帝国后嗣的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保护。撒克逊人被法兰克人征服并被迫改宗基督教以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猛然发现他们又和南方文明有了联系，而且联系得比以前更为密切。查理曼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目中的形象可由下面一件事表现出来：在斯堪的纳维亚，马格努斯是作为人名普遍使用，而不是作为一项头衔。

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这段动荡历史的反应是进攻性的，他们的进攻包括了大片地区。在880年，瑞典侵略者渡过波罗的海，泛舟涅瓦河，商定了水陆联运的分界线，又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最后到达里海东南角的阿巴斯昆。在西北方向，从987年到1025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美大陆的东北部海岸建立了几个居民点。他们从格陵兰到达他们所称之为“文兰”的地方。他们又自冰岛渡海而过，于985至986年占据了格陵兰的西部沿海。自874年以来，冰岛上也一直有挪威人居住。居住在格陵兰和文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迄今已知的从旧大陆渡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最早的人类。

维金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各有不同的命运。有些海盗始终没有定居。这些海盗对他们的受害者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是海盗自己也受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他们掠夺回家的战利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海盗的最早的受害者是建在加洛林帝国和不列颠沿海岛屿上的基督教修道院。（例如，林迪斯芳修道院和艾欧纳修道院就分别于893年和895年遭到洗劫。）有些海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定居，作为对他们改变信仰的回报。我们已提及911年他们在诺曼底的定居。实际上早在878年，经过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协商，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在英格兰的“丹麦法”施行区居住。有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是毫无理由地强行在爱尔兰沿海居住，但最后他们也都改信了基督教。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但当地居民仍是异教徒的地区居住下来。这一部分人中最重要的居住者就是罗斯人，俄罗斯就是由他们而得名。他们在语言上被他们讲斯拉夫语的臣民同化了，在他们东罗马的牺牲者的影响下也改信了东正教。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一例如格陵兰。在冰岛，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前就有爱尔兰基督教修道士居住。在文兰他们与一个土著民族相遇，或许是被强迫驱赶了出来。

在旧大陆，维金人手下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手下的受害者，在军事上无法和他们的进攻者相比。英勇的、多才多艺的阿尔弗烈德国王被迫以一定条件允许侵略者居住，33年后“傻子”查理接受了这些条件。基督教的政策就是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基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迅速的、勇敢的和锐意进取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维金人侵袭加洛林帝国沿海的最早日期是799年。问鼎丹麦王位的哈拉尔国王于826年在英格尔海姆“虔诚者”路易的宫中领受了洗礼，又把一位法兰克传教士圣·安斯加尔带回国。圣·安斯加尔在丹麦工作了2年多，直到他的保护人哈拉尔国王被驱逐。然后他又去瑞典传道2年。831年在汉堡建立了一个由圣·安斯加尔任主教的大主教辖区。汉堡在845年遭到维金人的洗劫，大主教所在地迁移到不来梅。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作为自己的主教辖区。

东罗马教会的反攻和法兰克人同样冒险。860年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只是于867年在第聂伯河边的乌克兰罗斯人的作战基地基辅设立了一个东正教的主教，874年又设立了一个大主教。957年，基辅的统治者奥尔加大公夫人去君士坦丁堡访问了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她可能已经在基辅受过洗礼。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放弃了这个新宗教，但是基辅的基督教团体仍然保存了下来。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于989年皈依了东正教。作为奖赏，他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作为妻子。

丹麦国王哈拉尔·哥尔姆侵占了撒克逊皇帝奥托二世的领土，他以奥托给与他和平作为交换条件，在974年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国王（995－1000年在位）强行在挪威推行罗马天主教。在这里，也和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的基辅一样，对改变信仰的反抗是强烈的。当大约1008年奥拉夫·斯科托科努命令强迫改信基督教时，瑞典的反抗也和挪威一样地强烈。但是在1000年，即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在和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丹麦的斯文作战中战死的那一年，冰岛人自愿地集体改信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仍然分裂为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两派，他们脆弱的共和制度就会瓦解。

在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外建立的社区中，冰岛共同体是相互联系最紧密的。在改宗基督教以前，斯堪的纳维亚的诗歌正是在冰岛被全部保存下来的，冰岛传说中的男女英雄们都是从前基督教时代直到并包括改信基督教的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然而，前基督教时代冰岛文学都是经12和13世纪冰岛的基督教徒之手编辑之后流传下来的。挪威在9世纪时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化上，冰岛和挪威是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政治上，维金时代的瑞典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更深刻、更为持久的影响。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定居的罗斯瑞典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而且，当989年俄罗斯改宗东正教时，局限在旧大陆欧洲半岛一隅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处于东正教世界的包围之中。在922年之前的某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又被得到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忠诚支持的伊斯兰世界所包围。但是，俄罗斯人在数量上则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无法企及的。这样，公元989年俄罗斯的改宗东正教就为东正教世界最终向北扩展到北冰洋沿岸，向东扩展到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道路。

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时，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纪以来，雅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印度北部，并把他们的制度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他们没有逃脱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样的命运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躏了孔雀帝国断壁残垣的希腊人，以及凶猛地击溃笈多帝国的匈奴人。有些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这片广大的地区，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这两种文明于公元7世纪上半期对西藏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胜方。由于一种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文化胜利。穆斯林是第一个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站稳了脚跟，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种异己势力。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穆。的确，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统治下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大多是无种姓者的地区，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尽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论者，就是一元论者，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当作“有经人”来对待。因此，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颇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许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们在这些年间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纪征服西南亚的步伐还要快。而印度在12世纪末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是不足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提到，在戒日王死后，一个中国使臣曾从西藏兴师远征，击败了一个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可想而知。从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区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鳞次栉比，没完没了地相互混战，加剧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分散了它们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也确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永久性的政治联盟，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象中国使臣在戒日王死后兴师远征那样过于轻而易举，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711年，统一的倭马亚伊斯兰国家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以及向北直到木尔坦的地方。印度人发起了猛烈反攻，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的这块孤立无助的飞地似乎难以保住，但穆斯林一直未能被逐出这个地万。突厥穆斯林伽色尼王朝的埃米尔赛布克特金在991年战胜印度诸王的暂时联合以后，在开伯尔山口以东白沙瓦地区取得一个立足点。1001年赛布克特金的继承者马哈茂德获得胜利后，取得了伽色尼王朝领地以东直到拉合尔的地区。马哈茂德还吞并了印度河流域从木尔坦向南直到海滨的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飞地的领土，1001－1024年间，他还越过其永久征服地的东部边界，远征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古吉拉特。这是北印度其他地区里1192－1202年间遭到取代伽色尼王朝的古尔人征服的前奏，他们是来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蛮族，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1010年刚才征服过他们，并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由于印度人之间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穆斯林对印度领土的渐次征服就变得更为容易。在北部，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是拉杰普特人（“众王之子”，其王族祖先是5世纪南下印度的匈奴人）的各个部族。大约从750年起，拉杰普特人和建国于孟加拉的巴拉王朝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展开争夺，直到双方都被穆斯林古尔人推翻。在德干地区，620年曾经阻止过戒日王南征的遮娄其王朝与位于半岛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帕那瓦人展开斗争，直到757年遮娄其人被拉什特拉库塔人暂时取代，897年帕那瓦人则被朱罗人永远取代为止。

朱罗人在983－1035年间达到顶蜂。他们比647－1202年间的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接近于完成对印度世界的统一。在其国力强盛的半个世纪中，朱罗人确实统一了印度大陆的整个东南部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和哥达瓦里河下游一线。他们吞并了东北部更远的羯陵加，甚至对孟加拉的巴拉人领土发起袭击。朱罗人还向海外扩张。他们吞并了锡兰和马尔代夫、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1025年袭击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1068－1069年袭击马来半岛。尽管如此，遮娄其人于973年推翻了曾经推翻他们的拉什特拉库塔人，然后与朱罗人展开争夺，就象当年第一遮娄其王朝同帕那瓦人展开争夺一样。这一争夺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竞争双方筋疲力竭时为止。遮娄其帝国于1190年垮台，朱罗王朝在1216年垮台。朱罗人在鼎盛时期曾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但它未能保存在到朱罗帝国垮台的时候。1216年以后，南印度为穆斯林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从1202年起，他们就已经成为整个北印度的主人。

在苏门答腊，建立于7世纪末期的室利佛逝帝国取得了对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控制权。室利佛逝政权从g世纪末开始达到鼎盛，直到1025年被朱罗人的远征削弱。在爪哇，建立于8世纪后半期的夏连特帝国统治了柬埔寨，袭击占婆，并取得了室利佛逝的王位，将其变成夏连特王朝的分枝。夏连特王朝于9世纪末衰落，但这个爪哇人的国家和它在当地的继承者阻止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尽管室利佛逝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使室利佛逝掌握了从海上控制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通道的两个关键地带。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支诸语言（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占婆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的占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自公元2世纪，即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锡兰是西部文化影响（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来源。北方的移民是讲东亚大陆单音节语族诸语言的人。这些移民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缅语支，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在现属上缅甸的蒲甘王国的缅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47年），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这里的居民是孟人，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译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在那里，一支操缅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占婆与越南不断交战；从1145年起，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是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和夏连特帝国之间、印度的朱罗和遮娄其人之间、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才告结束的。13世纪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时，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诏（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7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前半期，印度文明的军事和政治史读起来就象是一个傻瓜讲的故事。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战争与政治的历史大都如此，但印度世界这些活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意义重大的领域是宗教和造形艺术。在印度社会，宗教除了包括仪式和精神体验外，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习惯法。

我们如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宗教方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印度文明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的头等大事是佛教在次大陆上的逐渐退却。在这里，佛教的最后堡垒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国，孟加拉于1199或1202年遭到古尔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他们有意摧毁佛寺。其实，如果印度的佛教不是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间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也许它还是可以经受这次打击，免遭灭顶之灾的。耆那教的命运正与佛教相反。耆那教从未扩展到东亚或东南亚，但另一方面，它在印度也从未遭到灭绝，尽管它从未超出一个小教派的规模。

上座部佛教的遭遇与耆那教相同，虽然它曾在塔里木盆地与大乘佛教相争，但当大乘教派进入中国后它就退出了竞争。另一方面，上座部在次大陆——不是次大陆本土，而是锡兰——保持了一个立足点。1190年，一些孟人和高棉的上座部僧人访问锡兰，并将僧伽罗式上座部佛教移植到了缅甸。对东南亚来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与10年之后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对北印度来说同样重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穆斯林外族入侵者，由于当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强，它使印度第一次处在他们无法进行文化同化的主人统治之下。

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印度与东南亚互相交战的地方小国的君民，收到了具有永久意义和价值的结果。

巴拉王国不仅把大乘佛教在7世纪传入西藏，而且在8世纪传到更远的爪哇。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婆罗浮屠这座永久性的丰碑。772年，夏连特王朝的创建者在这里把一座小山丘围建成一座卒堵波。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描绘了大乘佛教整个神话和玄学世界的图景。这一精美的艺术作品的自然背景与它的建筑和雕刻同样美丽。耸立在一边的陡峭的山脉，与另一边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遥相辉映。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帝国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国创建于公元6世纪，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它在吴哥有机会给后代留下了大量杰出的建筑作品。其中的杰作是吴哥窟，这是国王苏耶跋摩二世（1113－约1145年）建造的一座庙宇，不论是从建筑设计的对称性，还是从使梁柱显得活泼的图案的生动性来说，都堪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纳·比尔戈拉，耆那教徒也创造了佛教子弟在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创造的那种业绩。他们都使大自然向人类的艺术俯首称臣。在婆罗浮图，大自然是被耐心处理的；在斯拉瓦纳·比尔戈拉，大自然则是被压服的。983年，他们将依山而建的寺院背后的两座山峰铲去一座，使它成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塑像。这座巨像就是山体的一部分，周围的山体都被剥离开来。山岩坚硬、陡峭、酷热，岩面烧焦了攀援者的脚底。这座耆那教的纪念碑毫无美感可言，但它的庄严雄伟却足以令人敬畏不已。在这一方面，无论吴哥窟还是婆罗浮屠都无法与之相比。

朱罗人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但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碑。在朱罗王朝的鼎盛时期，印度寺庙建筑的南部风格达到了顶峰。

647－1202年间的印度，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不是统治者，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而是两位哲学家：商羯罗（约788－838年）和罗摩奴阇（约生于1028年，活到12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商阉罗的家乡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罗摩奴阇出生于泰米尔地区，但整个次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存在着社会屏障，但对圣贤来说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罗和罗摩奴阇都很关心一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自然现象之中和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商羯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个人以及个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祗或一个个人神祗的个人信徒。罗摩奴阇批评了商羯罗的哲学。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摩奴阇感觉到对毗湿奴神的个人忠诚。

罗摩奴阇指责商羯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他说得不错。商羯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罗摩奴阇对商羯罗的批评又是以商羯罗的命题为前提的。罗摩奴阇和商羯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

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中国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国于755－763年所经历的混乱和劫掠中幸存了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由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而征募的文职官员，正是他们使得中国社会幸存了下来。文职官僚花费了一定的时间重新确立它的统治。宋朝又复兴了这一制度。大灾难前夕建立的翰林院，激发了文职官僚们的群体意识和个人野心。文职官僚以反对革新，同时反对分裂为代价，强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780年，税收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唐政权暂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5世纪后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溃了。按照这一制度，政府授给农民土地，并强迫个人以缴纳赋税和服徭役作为回报。780年以后，则只征土地税，不再征收人头税。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农民成了佃户，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

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象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现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获得的俸禄。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304－589年）以来；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国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敌。但在755－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愈（768－824年）和李翱（约卒于844年）。这些新儒家，就象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论者商羯罗一样，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作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儒家学说的改观，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842－845年，帝国政府切实实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成为赋税承担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中国842－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在大众化的层次上，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们是新近从外国传入的。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不过，迫害这些宗教，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它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自唐朝初年以来，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曾帮助唐王朝渡过了755－763年的危机。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从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在中国诗人白居易（772－864年）的诗歌中，在日本佛僧圆仁（他于838－847年在中国求法）的日记中，我们获得了这个世纪中有关中国国家事务的第一手材料。两位作者都是842－845年中国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见证人。但他们又都反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为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象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政权体制仍然需要彻底地改革。文职官僚中出现了一位目光锐利、精力充沛、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1069至1076年，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在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1067－1085年）都得到了贯彻实施。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些改革，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于1085－1086年被全部废除，尽管这些措施是整治宋代社会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与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改革和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罗马格拉古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样。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事。在不受传统精神的束缚这一点上他是孤独的，他的自由思想触怒了精神上墨守成规的同僚们，并使他们深感不安。无疑，他的激进措施无论怎样都会使保守主义者疏远，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战性格却加剧了保守者们的反对。他所树立的敌人中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他应该求得他们的支持。废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感到，学究式地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执行实际的政务来说，是不恰当的方式；在学究式的学习中，学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王安石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对经典作新的官方解释，改革政府的考试制度。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长一些，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思想开放的新官僚。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不得不通过旧学派培养出来的同僚们进行改革。尽管有这一障碍，他还是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安排政府向农民提供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贷者的低息贷款。他用募役的方式取代徭役，并通过按产量而不是按面积来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来筹措募役费，把大部分负担强加于那些最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王安石的这些财政措施是755－763年以后唐朝所进行过的改革的复活。王安石重建了农民民兵。这一措施曾是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和使中国恢复青春活力的先行措施。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时的。它们由于私人间的恩怨而被废除，但不到40年这一弊政就得到了报应。1114－1125年，女真族推翻了契丹。女真族是通古斯语系的一支民族，居住于契丹王朝的东北部，在前渤海国领土之外。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王朝，1126年，攻克宋朝首都开封（位于洛阳以东的黄河岸边），俘获了当时的皇帝及其前任皇帝。由于遭受这一打击，宋帝国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王安石的政敌们又回过头来把这一灾难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对1126年灾难的公正评价是，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时日并开花结果，灾祸是能够避免的。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755年至1126年的历史是一段灾难频繁的历史，780年的改革和1069－1076年的改革，未能改变历史进程。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在当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新儒家哲学的产生是由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8年）兄弟推动的，他们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程颢先与王安石合作，后来又反对他的某些措施）。二程完成了由他们的先驱者韩愈开创的变革。除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程颐实际上废黜了汉代注释的五经。他确立了新的四书注本，即在《大学》和《中庸》之外又加上了《孟子及和《论语》。《论语》大致是孔子答弟子问的汇编。程颐的新儒家学说成了文官教育的标准观点，而且它的形而上学成份也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但它并不鼓励儒生、考官和官僚们独立思索。

在艺术方面，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也不受过去时代的拘羁。他们欣然接受了随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希腊－印度的观赏艺术。他们将观赏艺术转化为中国式的，并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的山水画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中国的彩釉瓷器也是如此（制造彩釉瓷器是中国本土的工艺）。唐代取得了雕板印刷的成就。诗人白居易的著作大概印行于800－810年（那时诗人还在世）。而且，在他逝世之前，他的诗歌就已流传于日本。对大乘佛教经典成批印行的需要（既有俗人的需求，也有僧侣的需求），以及应试者对儒家经典大批印行的需要，部刺激了书籍印刷的发展。翰林院于932－953年印制了一部130卷，并配有注释的儒家经典。那时。中国在政治上还处于混乱之中，宋代最初的60年间，印行了成千上万卷的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其中许多套经典输入了朝鲜和日本。

发明于6世纪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药，至12世纪它已被用于战争。航海和海上贸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创的。879年，当广州为中国起义者洗劫时，那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过，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贸易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在这一贸易中，中国人发挥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国的南部海岸，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在中国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然而现在，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起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为传导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

在朝鲜，唐代中国的卫星国新罗，与中国本身的瓦解同时，于9世纪末期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朝鲜的王朝中断期更短，仅从889年延续到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的936年。高丽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企图逐步走向失败。710年和794年，按照唐朝首都长安的形制，建起了奈良和京都，尽管规模稍小。从理论上说，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够而受过中国教育的官员，以满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需求。中国通过竞争性的书本考试征招文职官员的制度，从来未适用于日本。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各国的国司，实际上成了独立、世袭的诸侯，就象同一时代旧大陆另一端查理曼帝国各省省督伯爵的后裔们一样。

然而，日本的和平时期却延续了250多年。这一时期始于646年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在这250年的进程中，中国文明，包括中国式的大乘佛教，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尽管日本人不能使这一外来文明保持其原有风貌，他们却能够而且确实把它转化成了日本式的，就象中国人把印度输入的佛教转化为中国式的一样。

712年到791年，产生了3部日本编年史。那时，日本国的首都是奈良。这3部历史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尽管大多数汉字是作为中国式的表意文字使用的，所表达的是汉语的意思，但有些汉字却是作为音素使用的，传达的是日语单词的音节的声音。9世纪，为了达到根据语音书写日文，依据汉字创造了两个音节表，从而汉字具有了语音的价值。这一发明，使得书写日语而又不在语音上使用其他汉字或不在表意上使用任何一个汉字成为可能。但对于书写日语，汉字与两个音节表相结合，仍然被当作表意文字来使用。这部分是由于汉字的威望，部分是因为它们清晰地表达了汉语的语词。日本人使用汉语语词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词汇。许多借用来的汉语语词，在它们日本语的发音上是没有区别的，因而，在某一日语音节表中，这一发音的语音表述也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同一语词，在作为表意文字使用的原有汉字中，却是不能相互混同的。由于这些原因，在日语的书写中，坚持了使用汉字，以之作为表意文字。

汉语表意文字与日语音节音素的混和，与钵罗钵文的手稿同样复杂。在这部手稿中，根据阿拉米语字母表写成的阿拉米语词，被用作表意文字，表示用伊朗语方式发音的伊朗语语词。然而，日文这一难以使用的文字，却为一部成熟于11世纪初期的深奥微妙的日本文学作品提供了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这部杰出的作品是女官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中国人曾经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然而，到了1126年，中国成了半个世界的“中央王国”，为一些文化上的卫星国所拱卫。这些卫星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文明，但又将其转化为与众不同的东亚型汉文化。此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旧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即大乘佛教，已经经由中国传播到了日本、朝鲜，以及今天称为北越的那个国家。而且，所有的东亚国家，通过海洋和陆地，不仅与东南亚和印度保持着联系，而且与印度次大陆另一边的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联系。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对于这一时期如同对于以前的历史时期一样，考古学家们在用基督纪元的年代确定中美洲历史事件的年代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安第斯历史事件的年代却未取得一致意见。前文已经提到安第斯历史各阶段相对的年代序列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用公元纪年体系来表示的认约公元前400年到约公元1438年的绝对年代，即依据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和依据地层学估算的年代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体系（本书暂时采用这一体系），安第斯历史“兴盛”时期在公元500年左右结束，蒂亚瓦纳科文化在公元900年正走向它的末日。因而安第斯历史的这两个阶段已在第48章予以论述，虽然根据地层学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到900年还未结束，整个蒂亚瓦纳科文化的衰落是在1000－1300年间。在中美洲世界，“古典”时期（约300－900年）是在衰落中结束的。在墨西哥高原，特奥蒂瓦坎（约600年）和乔卢拉（约800年）先后被来自新开垦地区以北的沙漠地带的蛮族攻占和毁坏。在马雅地区，马雅形式的中美洲文明在此达到鼎盛的中部地区，在9世纪已被相继废弃。10世纪初，另一支北方蛮族托尔特克人已经侵入沙漠南部的农耕地带。这些托尔特克人和他们的前辈还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是破坏者。他们接触的中美洲文明足以使他们创造具有自己特点的中美洲文明。虽然他们位于墨西哥湖以北的首都图拉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比；但该城的建筑和雕塑却有惊人的成就。

托尔特克人和他们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时期的后继者都是好战的武士。他们并不是中美洲世界最早的穷兵黩武者。奥尔梅克人就是好战的武士，依据“波纳姆帕克”的残忍壁画提供的证据来判断，9世纪时乌苏马辛塔河流域的马雅人也是穷兵黩武者。但是在后“古典”时期，中美洲的军国主义已经强烈到成为中美洲生活主要特征的程度。

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阶段的初期，从安第斯世界传来了冶金术。这一技术通过海路、可能是经厄瓜多尔沿岸传到了墨西哥西海岸。在同时代的安第斯世界，铜（后来还有青铜）被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但除了太平洋沿岸高地上的塔拉斯科人之外，安第斯冶金学家们在中美洲的学生在这方面并未遵从他们老师的意愿。他们制造金银饰品的技艺日益精湛，但是当阿兹台克人在16世纪与西班牙人相遇时，他们仍然在使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向阿兹台克人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竟然从未模仿自己的邻居和对手塔拉斯科人让自己的工匠去制造剑和矛。

图拉同乔卢拉、特奥蒂瓦坎、拉文他、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力。这一命运在12世纪下半期降临在图拉城。与此同时，图拉城的建城者托尔特克人托皮尔京，被另一支敌对的托尔特克人赶了出来，据认为是逃向了大海。传说他有一天将从海上归来的预言被传给了托尔托克人的后继者阿兹台克人。托皮尔京似乎从海上来到尤卡坦西海岸，并在此为自己征服了一个微型帝国，该帝国的首都是奇琴。根据尤卡坦马雅人的记载，在987年或此前不久，一个名叫“库库尔肯”的征服者从西方的海上来到了尤卡坦。在马雅语中“库库尔肯”意指“长羽毛的蛇”，这也是被驱逐的托尔特克国王托皮尔京的绰号“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意思。魁扎尔科亚特尔是墨西哥一位神祗的名称，其形状就是被看成是托皮尔京的长羽毛的蛇。（托皮尔京的过错在一支托尔特克人看来，也许是他对该神的虔敬行为，因为该神要求人忏悔性修行，而不赞成人祭牺牲。）库库尔肯－魁扎尔科亚特尔在西北尤卡坦建立的国家，从约987年持续到约1224年。该地融合了托尔特克人和马雅人的建筑、视觉艺术、宗教、生活方式和习惯。托尔特克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对人祭牺牲的执着追求。如果托皮尔京真的就是库库尔肯，可能还不致残忍到为了取悦较凶恶的那部分托尔特克人而嗜血成性的程度，但是他在尤卡坦开创的托尔特克－马雅混合文明却比在托尔特克征服者到来之前的马雅更为残忍嗜杀。座落在奇琴的一座装饰有人头盖骨壁缘的平台就是西尤卡坦托尔特克统治者残忍性的纪念。同样能证明这种残忍性的还有从奇琴的“肯诺特”底部挖掘出的人类遗骸。（肯诺特是一种水池，人祭牺牲者的尸体被掏空之后就扔进这水池中。）在建立和统治奇琴的托尔特克人消失以后，奇琴被一支流浪的马雅人伊察人占领。伊察人的首领模仿奇琴的托尔特克建立者也称自己为库库尔肯，他于1283年左右在奇琴和尤卡坦西海岸中间建立了马雅潘城。这是马雅地区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从约1283年至约1461年，该城一直是西北尤卡坦的都城。在此之后马雅潘城因毁于一场内战而被废弃。

在尤卡坦历史上的伊察时期就同先前的托尔特克时期一样，本地马雅式的中美洲文明混杂了来自墨西哥高原的成份；在一系列相继在马雅潘行使统治的伊察人中，有一支部落就是在一伙墨西哥移民雇佣军的帮助下夺取权力的。

虽然马雅潘四周有城墙，但它并不象没有城墙的特奥蒂瓦坎那样座落在一块平地上。而秘鲁西北海岸的昌昌城则座落在一块规模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城相当的长方形平地上。

根据安第斯历史在蒂亚瓦纳科文化衰落之后的两种不同的年代体系，这一后蒂亚瓦纳科时期是在1000－143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安第斯世界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是统一的；在沿海低地，它在政治上至少分裂成3个国家，每一河流的下游地区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奇穆、奎兹曼科、钦查，这些国家使前蒂亚瓦纳科“兴盛”时期的国家相形见绌。

如果我们将安第斯历史与希腊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将安第斯历史的“兴盛”时期与公元前334年之前的4个世纪的希腊化历史等同起来；在这4个世纪中，希腊世界标准的政治单位是城邦。在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就同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一样，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后蒂亚瓦纳科时代的安第斯沿海国家相当于波斯帝国的继承者、由波斯人的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建立的那些国家。

在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安第斯沿海城市都是些建于众多河流汇合处的帝国首都。每一国家的居民都集中居住在首都，灌溉网经过了修整，河流中的水被引来灌溉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的水浇地。奇穆的首都昌昌规模就特别巨大，以至考古学家把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定名为“城市化”或“城市建筑”时代。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是很有特色的。在“兴盛”时期，莫奇河流域就没有出现过昌昌那么大规模的城市；但在质量上莫奇河流域“城市化”时代的陶器和无法与“兴盛”时代莫奇卡的陶器相比。“城市化”时代并不富于诗意，它的杰出成就不是制造装饰花瓶，而是制造金属工具。

昌昌城是一排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四周围有高大厚实的泥砖墙。这些城墙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奇穆国的防线是在其边疆——例如是在延伸到福塔莱萨流域低地地区的帕拉蒙加，该地大约位于流经奇穆国境内诸河流域的最东南部。

昌昌城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大的城市，实际上也是利马城兴起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城市。但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令人敬仰的神殿是在奎兹曼科地区的帕查卡马克，该地名即得名于该地受到崇拜的神。帕查卡马克是一位普世神，他的神庙受到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朝拜。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在继承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众多国家中，布瓦希德统治者于945年攻占巴格达清楚地表明，始于9世纪的阿拔斯帝国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布瓦希德王朝并不是未经哈里发同意就自封为阿拔斯领土事实主人的始作俑者，但它却是占领阿拔斯占统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并直接控制哈里发制度本身的带头羊。布瓦希德人是来自吉兰的伊朗人，他们对阿拔斯哈里发的支配标志着伊朗人政治势力在伊斯兰教国家中的不断增长和阿拉伯人势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747－750年使阿拔斯人得以夺取哈里发宝座的革命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在813年哈里发马蒙对其兄弟阿明的胜利中再次得以显示。但是，布瓦希德人不仅是伊朗人而且也是什叶派；因而，从宗教方面来说，他们在945年进入巴格达似乎预示着747－750年革命的倒退而不是完成。什叶派参加这场革命，是希望革命的结果将使阿里党人取代倭马亚人。在当时他们未能如愿以偿。而2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他们贻误已久的希望似乎终于走上了得以实现的道路。在西北非，艾格莱卜人已于909年被一个声称源于阿里和法蒂玛家族的代表所推翻。艾格莱卜人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只在名义上承认阿拔斯人的宗主权。法蒂玛人也是阿拉伯人，但他们的军队是库塔马赫的柏柏尔人。法蒂玛人极想取代阿拔斯人，他们的胜利实际上是柏柏尔族和什叶派中伊斯玛仪（七伊玛目）派的胜利。914年他们企图征服埃及，但没有成功。不过到969年，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埃及。与此同时在890年，与法蒂玛人同属七伊玛目派的什叶派社团卡尔马特派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国家。903－906年阿拔斯人成功地将卡尔马特人从新月沃地驱逐出去，但卡尔马特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哈萨和巴林岛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依靠这一根据地他们不仅劫掠了伊拉克，还袭击了麦加。930年，他们从克尔伯神殿抢走了黑石。从864至928年统治伊朗里海沿岸的另一支什叶派裁德派，于897年在也门建立了第二个国家。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在977年和985年获得了对木尔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到985年，仍然处于逊尼派有效统治下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主要部分只是位于河间地带和呼罗珊的阿拔斯人的继承者萨曼伊朗人的国家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流亡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倭马亚人和什叶派一样，在政治上对阿拔斯人持敌视态度。在985年伊斯兰教世界仿佛正在伊朗人和柏柏尔之间被分割；如果它要重新统一，那统一者将会是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法蒂玛人。

而且，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和伊朗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在上升阶段。诗人菲尔多西（939－1020年）、哲学家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年）和科学观察家比鲁尼（973－1048年）都是伊朗人。自约970年起，“精诚兄弟会”，在巴士拉的一个伊斯玛仪派社团，开始创作一部百科全书。973年，法蒂玛的伊斯玛仪派在他们的新都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创立了一座神学院。从整体上看，阿拔斯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地方宫廷的增加促使潜在的庇护人数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在伊朗扎下了根，它通过新波斯文学而不朽。但是，在11世纪结束之前，在985年时被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却落空了。到1085年，逊尼派政府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各地都重新掌权；而且，虽然埃及仍处在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法蒂玛统治下的埃及逊尼派穆斯林臣民并没有采用他们统治者的伊斯兰教。1085年，阿拔斯王朝仍然坐在巴格达的王座上，仍在受到监护。但从1055年起，它的主人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希德人，而变成了逊尼派的突厥塞尔柱人。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成为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亚洲部分的主人。

什叶派未能抓住656－661年和747－750年的两次机会。在969－1055年间，它又一次丧失了机会。法蒂玛人和卡尔马特人彼此并不合作。虽然双方都属于伊斯玛仪教派的什叶派，但卡尔马特人关心的是社会正义，而法蒂玛人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自己世袭的神权。法蒂玛人与卡尔马特人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至于布瓦希德人，他们与前两派都隔得很远。布瓦希德人虽是什叶派，但不属于伊斯玛仪派。他们宁当阿拔斯的主人也不愿做法蒂玛的臣民。在布瓦希德人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什叶派中的非伊斯玛仪派的各派和穆斯林社会的多数派逊尼派，在一点上意见一致：都不愿落在伊斯玛仪派的统治之下。伊斯玛仪派对未能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主人心怀不满，于1090年左右组织秘密团体阿萨辛派进行报复。他们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取代布瓦希德人的伊朗宰相、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尼扎姆·穆尔克。

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居民来说，11和12世纪是动乱的年代。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解体造成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乱。巴格达的布瓦希德人政权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塞尔柱人政权，多少减轻了这种混乱，但这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伊斯兰教世界现正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更悲惨的是，它还受到迁移不定的游牧蛮族的骚扰，虽然这些蛮族名义上已皈依伊斯兰教。

东罗马人在961年夺取了克里特岛，在965年夺取了塔尔苏斯，在法蒂玛人占领埃及的同一年969年夺取了安条克。在其后的100年中，法蒂玛人和东罗马人为争夺叙利亚而互相竞争，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双方都被人赶走。驱赶他们的对手最初是1098－1099年的塞尔柱突厥人，后来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军。诺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间征服了西西里。卡斯提人在1085年占领了托莱多。

得到释放的游牧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造成了范围更广的痛苦和破坏。999年，继承阿拔斯王朝的萨曼伊朗人国家沿着乌浒河一分为二，一部分为962年在今天阿富汗的伽色尼建立的一个突厥人王朝所统治，一部分为葛逻禄突厥人所统治，后者在960年皈依了伊斯兰教。自从9世纪初以来，突厥人作为士兵——奴隶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斯兰世界，他们学会了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葛逻禄人首次大规模地定居于伊斯兰教地区。紧跟葛逻禄人之后的是古兹人，他们被基尔察克人赶到了西边。1040年，一支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古兹人在塞尔柱家族的成员率领下打败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占领了呼罗珊。塞尔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在这方面他们暂时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们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为在巴格达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随塞尔柱人的游牧民需要的是牧场和战利品。塞尔柱人与新结识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谋，让游牧的突厥人通过。1064年他们放这些人前去亚美尼亚，1071年之后又把他们放到了小亚细亚。但是在这些迁移的游牧民族开始破坏这些基督教国家之前，他们已在沿途摧毁了伊朗。

1047年，法蒂玛人为了报复法蒂玛西北非总督区脱离王朝，放出了两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榄园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它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却不可修复。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达大西洋，来自西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柏柏尔人的领袖是一个叫作“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逊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们进入西班牙，废黜了好几个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前进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继承者。直到此时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象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这一阶段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7世纪，东罗马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所以，从1071年起帝国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时，拜占庭文明的命运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此时的拜占庭社会除了希腊人之外，还开始包括3个说斯拉夫语的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兴亡胜败似乎有点荒谬，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从926年到1045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记载了连续不断的、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两条战线上的惨败，其根源在于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些失败始于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终以1028年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回过头来看，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于963、970、976－979、987－989和1057年在小亚细亚一系列的反叛已构成了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及追随他们的游牧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序曲，这一地区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昭然于世后，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与小亚细亚东部大地主之间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使用权的斗争。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因此，中心问题是农民每年的“剩余”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作为“自由农”，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而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负担交给了地主，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自927／928年以来不正当地、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976－1025年）达到了高潮。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亚细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并免去穷人的纳税责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废除。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想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就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又与在小亚细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剑拔弩张尖锐对立。他试图保护农民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侮，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员与小亚细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就是脱离帝国政府。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一个贵族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担任务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而担任了这一职务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年至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5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象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3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2次，而且这2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3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鲁斯二世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无所适从，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和追随他的同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洞时，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柱人。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尼斯福鲁斯二世对于穆斯林劫掠者在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大本营的征服，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约翰·齐米斯西斯和巴西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是重大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从971年持续到1018年（中间曾短暂休战）。它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在755－775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中未能取得的成果。但是，971－1018年战争的后果，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灾难性的。在167年间，保加利亚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独立（1018－1185年），东罗马帝国经受了一场它再也无法从中恢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财政危机的表现就是东罗马金币的贬值。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恢复东罗马金币以来，它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价值。但尼斯福鲁斯一世福卡斯却发行了贬值的金币用于国内流通，而原先的金币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期间（1042－1055年）已经贬值。

1040－1046年标志着东罗马历史的转折，其意义与860－865年和926－928年的两次转折同样重要。1040年，东罗马重新占领了锡拉库萨（该城于878年失守），但1041年诺曼底冒险家占领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领土上的重要城镇梅尔菲。1045年，东罗马完全吞并了除小公国卡斯之外的整个亚美尼亚。但1046年塞尔柱人开始蹂躏现已不再由亚美尼亚军队保卫的亚美尼亚。

1071年，诺曼底人占领了巴里，完全征服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同年，塞尔柱将领艾勒卜·艾尔斯兰在曼齐刻尔俘虏了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此后，塞尔柱人占领了7世纪以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的小亚细亚腹地。

1071年之后，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的领土面积自7世纪以来首次超过了它在亚洲的领土面积。保加利亚人在1041年曾举行反叛，但遭到了镇压。在1071年之后，保加利亚人继续是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东罗马的宗主权之下。但希腊人在欧洲仅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小亚细亚的所有居民自6世纪以来一直讲希腊语。在东南欧，东罗马政权已岌岌可危。

因此，从希腊人和东罗马人的观点看，在1071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从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会的观点看，它又是一部胜利的历史。

东正教自约867年后在俄罗斯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但是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989年接受洗礼时，东正教便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娶了一位希腊公主即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传播到俄罗斯的。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向俄罗斯宣传这一文明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但这两个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民族已使用这种语言。当俄罗斯改宗时，它的王公们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但俄罗斯人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却采用了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所用的书面语言也是西里尔字母表。这种字母表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较复杂的格拉哥里字母表。以这种语言为媒介，许多原文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引进到了俄罗斯。到1071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趋于分裂，但在地理上却正在扩张，它的扩张将拜占庭文明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渠道接受东正教，为东正教开辟了新的前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保罗派（显然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形式）或鲍格米勒派（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而这两个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并在东罗马小亚细亚的东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盘。君士坦丁五世在约755－757年首先将保罗派教徒（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安置在色雷斯，后来约翰·齐米斯西斯于972年将他们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在809年之后曾被保加利亚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走。鲍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勒的东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谓“爱上帝者”或“为上帝怜悯的人”）在927年至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亚农民对保加利亚“官方”接受东正教后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除了受原来保加利亚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而又声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剥削。鲍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却采纳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欲主义和独身生活方式，以作为对基督教会背叛其口头理想的一种抗议。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但他们同时还认为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圣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废黜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色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鲍格米勒派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亚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鲍格米勒派传播到了东罗马；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它在东正教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也扎下了根，并从这一地区传播到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大约在1167年前不久，鲍格米勒派在保加利亚的特拉哥维奇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激进教派。这些特拉哥维奇亚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善和恶的本性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恒的。这种激进的鲍格米勒派可能是保加利亚农民对进一步剧变的一种反应。1018年东罗马帝国吞并保加利亚及巴尔干半岛内陆其他地区，扩大了鲍格米勒派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域，而971－1018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和1041年对保加利亚起义的野蛮镇压，则加剧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

在1071年两场灾难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趋于解体。其标志是帝国政府农业立法的失败。但就在同一时期，帝国境内也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复兴和视觉艺术的繁荣。与巴西尔相比，巴西尔的同时代人、“新神学家”圣·西米恩（949－1022年）对拜占庭生活更具有长远的影响。视觉艺术的繁荣发展并未受到1071年军事灾难的阻碍。拜占庭艺术家擅长于微型艺术，如镶嵌工艺品、牙雕或金属图徽。其风格都类似令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神往的古希腊风格；但11和12世纪的拜占庭视觉艺术并不仅仅是对古希腊原作的单纯模仿。古希腊艺术给拜占庭艺术家带来了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灵感，当这种拜占庭艺术从君士坦丁堡被移植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在这个新天地里，它开始以新颖的方式得到发展。到1071年，俄罗斯已成为拜占庭文化与东正教的希望之乡。

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在军事上，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命运的兴衰与同时代东罗马帝国的经历恰恰相反。在查理大帝814年去世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击。直到955年奥托一世战胜马扎尔人时，它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896－955年间它所蒙受的异族入侵的灾难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60年间，马扎尔骑兵深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过去很少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穆斯林海盗的威胁。在11世纪下半期，形势变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利了，同时东罗马帝国的形势则开始发生逆转。考虑到先前的社会和文化的逐渐变迁——例如，居住在英国“丹麦法施行区”和法国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克吕尼修道院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规章影响的传播——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军事上的突然变化使是可以理解的了。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同化，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对尚未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各地蛮族很有吸引力。克吕尼修道院对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说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次改革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在其他各社会领域和在宗教上一样富有活力的象征。

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另一个斯拉夫邻邦大摩拉维亚传道时期（863－885年），基督教在波希米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可能两个世纪以来，在波希米亚，斯拉夫的宗教仪式就和最终在那儿盛行的拉丁仪式共存。也和在俄罗斯一样，斯拉夫民族的礼拜仪式也帮助了基督教在波兰的传播。在966年，即撒克逊皇帝奥托一世取得对马扎尔人的决定性胜利11年后，波兰也改信了西方天主教。马扎尔人在970年至1000年之间改信了天主教。丹麦在974年，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0和11世纪之交也改变了信仰。这些国家中有些改宗遭到了抵抗，例如挪威、瑞典和匈牙利。但是抵抗没有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西方无主教世界周围仍为异教徒的邻国看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已变得无法战胜了。

在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也取得了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在1041年至1071年间，诺曼人冒险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阿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在1060年至1090年间，他们从穆斯林人手中夺去了西西里岛。阿普利亚人是讲意大利语的居住在伦巴底的教皇属民，对他们来说，诺曼人的征服并非是不合适的。但是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和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人而言，诺曼征服实质上就是异族的压迫。在1085年，西班牙西北部独立的基督徒征服了托莱多。这个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在穆斯林征服以前曾是罗马帝国的属国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在1098年至1099年，西方基督教远征军又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了安条克，而埃泽萨则从法蒂玛人手中夺走了耶路撒冷。

这次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耗资巨大，从后勤上和战略上都很重要的行动。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险家达到了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从未能达到的目的，尽管他们可以支配东罗马帝国的全部财富。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三的征服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军事行动，但它和西方天主教征服地中海区域不同，它并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领土扩大，因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格兰就已属于天主教的范围。然而，诺曼对英格兰的征服表明，到1066年，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已经跃居西方天主教世界边远地区的前列。军事威力只是法国总的优势的一个方面。

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的11世纪后半期和希腊文明史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相似。在长时间的孕育之后，文明突然繁荣起来。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取同时代更加先进的文明的成果和复兴它自己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088年及其以后，直到公元751年仍处于东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城市波洛尼亚发现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全文，随后掀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在10世纪结束前，在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湮没了450年之后，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又在西欧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西亚新月沃地发明的水磨，又被安置在西欧阿尔卑斯山区奔腾的溪流上。可能在中国或欧亚大平原上发明的有效的挽马方法，早在10世纪时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采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出现了弩弓，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经用它来武装自己了。

在11世纪，西方突然抛弃了由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征服者所带入的罗马式军事装备，而采用了5世纪时阿兰人带入高卢的更为有效的撒尔马特人的军械。巴约挂毯上描绘的诺曼骑士，可以在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公元1至2世纪的坟墓里有关撒尔马特骑兵的绘画上找到他们的原型。但是在11世纪西方人对他们模仿来的军械作了一个改革（许多改革中的第一个）。他们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护面积，而表面积又最小、重量最轻的鸢形盾代替了又圆又小的撒尔马特盾。这些11世纪的骑士十分清楚他们的价值，以致到11世纪中期，新的骑士们就在老骑士们的诱导下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友爱精神。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方继续用希腊时代的古典格律进行拉丁诗的创作，韵律仍以长短音节的区别为基础。而拉丁语的特点是重者的存在，这种古典的希腊式作诗法就成为令人讨厌的枷锁。基督教赞美诗作者们把拉丁语从这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创造了重读的拉丁诗。在大约11、12世纪之交，当时生动的浪漫文学作品之一的史诗《罗兰之歌》从拉丁语世界破土而出，直到今天它还标志着拉丁语系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0世纪时西欧政治的特征是查理曼帝国的部分重建，如今是撒克逊而非法兰克作为其中心。东法兰克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于955年战败了马扎尔人，于962年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他把勃艮第和意大利并入他的德意志领土，但是西法兰克（法兰西）仍然保持了独立。与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时一样，无法再进行有效统治的加洛林王朝也在10世纪时被能得到更多支持的一个新王朝所取代。11世纪时诺曼人又在比法兰西和德意志王国规模稍小的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君主政体。诺曼人对新获得的领土的组织管理成就，超过了他们征服英格兰、阿普里亚、西西里和安条克的成就。

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实行贵族统治，是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哈里发的属国。它的建立导致了南意大利新兴的城邦国家的毁灭，但是在北意大利，威尼斯在11世纪结束以前，事实上已独立于东罗马帝国。11世纪初期还处于继袭的查理曼帝国地方公侯或是一些地方主教统治之下的伦巴底各城市，也在随后的100年中获得了自治。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实行寡头统治，但他们却是共和制的。伦巴底的两个海上城邦，比萨和热那亚，事实上都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参加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地区发起的进攻的。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于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觉醒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它开始于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吕尼改革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吕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个与克吕尼修道院保持联系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克吕尼式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于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锡托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圣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克吕尼运动精心规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佃农来说，遵奉克吕尼宗教仪式的修士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锡托会修士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他们要求归还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士的兄弟们，即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锡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播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圣地、神殿和朝觐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马克圣殿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但是罗马也是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自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暂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着作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废黜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担任教皇职务。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即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侣集团的利益，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务拥有最后的发言权。领导改革后的教廷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是后来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1057年以后，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或西罗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间，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改革了的罗马教廷也和罗马贵族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它的目标是权力，因此，为了追逐这个目标，罗马教廷于1054年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于1075年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决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然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在12和13世纪，伊斯兰教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扩展。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伊斯兰教世界在政治上已经解体，并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攻击：起初是在地中海地区受到西方基督教徒的进攻，然后在亚洲又受到蒙古人的进攻。西方基督教徒反击伊斯兰教所取得的唯一永恒的政治成果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在这两个地区，穆斯林居民苟延残喘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对蒙古人来说，他们则未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在成吉思汗家族3个最西部封地上的统治者及其游牧部落的追随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位于欧亚平原西半部的金帐汗国是在1257年（完全皈依是在1313年），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是在1295年，河间地带和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草原的察合台汗国是在1326年（虽然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在蒙古人征服欧亚平原西半部之前，占据这一地区的基布察克突厥人游牧部落一直是异教徒，他们北部的伏尔加保加利亚人只是一个孤立的穆斯林社团。1237年蒙古人在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中劫掠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城。但结果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在这一地区被消灭，反而能够无限地扩大地盘。992年到1202年穆斯林征服北印度、从开伯尔山口扩张到孟加拉的过程，前面已经提及。在西方，穆拉比教团未能重新征服托莱多，该地在1085年落入基督教徒之手。但在相反方向，穆拉比人却于1086年在今天的北尼日利亚为伊斯兰教在西撒哈拉以南赢得了一个立脚点。1098－1099年叙利亚海岸西方基督教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深入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位于埃泽萨（乌尔法）的据点，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冒险家为数极少（或许不到2000人）；在1099年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留下来守卫被征服地区的人更少。但是，他们设法统一了被占领区。在10世纪曾抗击东罗马皇帝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吉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的特里波利于1109年向法兰克人投降。1116年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国王鲍德温一世占领了亚喀巴和亚喀巴湾中的格里尔岛，从而切断了伊斯兰教世界亚洲和非洲部分的陆路通道。

伊斯兰教的这种局面被塞尔柱人雇佣的一名突厥军官伊马德·丁·赞吉恢复了过来。赞吉在1127年被任命为摩苏尔的总督。到1144年他已吞并了阿勒颇、霍姆斯和十字军的前哨埃泽萨。1154年赞吉的儿子努尔·丁占领了大马士革。1161－1170年他在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争夺对法蒂玛埃及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获胜。1171年努尔·丁的库尔德族军官撒拉丁灭掉了法蒂玛王朝，重新确立逊尼派为埃及的官方宗教。努尔·丁的帝国在他1174年去世时已经解体，但撒拉丁在阿拔斯哈里发的恩准下为自己重新征服了这一帝国。1187年他在加利利的海廷击败了法兰克人，重新夺得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未能赶走撒拉丁，尽管腓特烈一世和英法两国国王都参加了这次东征（但腓特烈中途淹死）。萨拉丁的帝国在其创建者于1193年去世后仍然保存了下来，并且在1250年萨拉丁王朝灭亡后依然存在。就在1250年，法兰克人试图第三次重复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占领埃及的英勇业绩，但仍以失败告终。埃及现已成为伊斯兰教的堡垒和要塞。

1250年，萨拉丁王朝的一队突厥军事奴隶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如今，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在此之前德里也建立了一个具有同样结构的政权。势力达到旁遮普东南的北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古尔任命了一位奴隶总督。1215年当古尔王朝被塞尔柱人的前封地花刺子模的统治者灭掉后，这位总督的第二位奴隶继承者便成了古尔在印度的领土的统治者。

河间地带和东北部伊朗，在阿拔斯王朝及其伊朗人继承者萨曼王朝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但在11世纪初却饱受了由塞尔柱王朝的武将率领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大量涌入之苦。1141年河间地带被一支流浪的契丹人（黑契丹人）占领。他们在1124－1125年被女真人赶出华北和满洲。黑契丹人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一支开化的民族。河间地带在他们统治下遭到的损失要小于花刘子模的统治者造成的灾难。后者于1210年将黑契丹人赶出了河间地带。当1220－1221年蒙古统帅成吉思汗蹂躏花刺子模王国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都遭到了破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

成吉思汗的入侵使伊拉克免除了花刺子模人的入侵威胁。向花制子模的入侵很可能会同成吉思汗劫掠河间地带产生同样的灾难。东部的一支塞尔柱人在1194年被其前封地花刺子模灭亡，使得阿拔斯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实际上获得了独立。他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重新占据了伊朗的西北部，在道义上支持萨拉丁及其继承者，并把一种流行的运动“法图瓦赫”改造成在阿拔斯庇护下的骑士制度。

“法图瓦赫”是使伊斯兰教得以经受住蒙古人征服的几项新的伊斯兰教制度之一。另一项制度是苦行僧组成的兄弟会，其中最早的兄弟会是卡迪里教团，它由吉坦的阿布杜·卡迪尔仅立于12世纪。大多数苦行僧兄弟会的创立者都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他们的宗教习俗采取了诱人心醉神迷的形式，无论他们是否是伪装的土库曼的萨满，他们都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产生了影响。这些土库曼人奉行他们所采用的宗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著名的苦修僧教团的创立者札拉丁·鲁米即是米列维教团的创始人。1207年，正当花剌子模和蒙古人的旋风席卷这一地区之前不久，他生于托卡里斯坦的巴尔赫。他在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首都库尼亚赫度过了一生（1207－1273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此用新波斯语写下了他神秘主义的诗歌。另一位波斯诗人设拉子的萨阿迪（约1184－1291年）并没有隐居，而终日云游四方。他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世纪中的百岁老人。

塞尔柱人的帝国在小亚细亚（拉姆）的分支比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具有更顽强的耐力。塞尔柱人的拉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1176年，它挫败了东罗马帝国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尽管它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拉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拉姆的苏丹设法将塞尔柱人带来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驱赶到伊斯兰教世界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并将13世纪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也迁移至此。与马木路克的埃及和叙利亚不同，虽然拉姆以后战败于蒙古人，被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之下，但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它仍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因此，当1256年执政的蒙古大汗蒙哥委任其弟旭烈兀汗完成成吉思汗征服伊斯兰教世界的末竟事业时，伊斯兰教得以在1258年伊拉克遭到毁坏、巴格达被攻陷和劫掠、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被灭亡之后生存下来。

1261年，萨拉丁王朝的奴隶（马木路克）继承者显示出蒙古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在巴勒斯坦歼灭了旭烈兀汗常胜军的先锋卫队。被杀的蒙古将军是一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与他在一起的有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和安条克的基督教王公。但驻守在阿卡的法兰克人让马木路克的军队通过。马木路克人挡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人伊尔汗国对叙利亚的3次入侵，并且在1291年占领了西方基督教在叙利亚剩下的最后一个滩头阵地阿卡。

在伊尔汗国版图内的西方基督教徒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都希望西方基督教王国与蒙古帝国的伟大联盟能征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和消灭伊斯兰教本身。教皇和法国的使臣到达靠近欧亚平原东端的蒙古大汗的首都哈刺和林。蒙古人虽然向西方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一计划并投有什么结果。蒙古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宁愿选择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在1295年伊尔汗加赞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的穆斯林臣民对他的基督教臣民进行了报复。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当11世纪土库曼人在塞尔柱人的率领下进行民族大迁移时，基督徒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现在这种改完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新月沃地的人口中曾经占有多数的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基督教徒在人数上正大大减少，最终成为四处散居的游民。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端，被西方基督教徒征服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也大大减少，最终竟完全消失。来自西撒哈拉的游牧部族柏柏尔族穆拉比教徒和取代他们的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原柏柏尔穆瓦希德人，都未能成功地挡住西方基督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进展。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此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仅限于格拉纳达周围的偏僻之地。但是，穆瓦维希人却成功地将西西里的诺曼人从沿海滩头驱逐出去，自12世纪40年代穆拉比人衰落之后，诺曼人一直占据着伊夫里奎亚的滩头阵地。

不过，从军事上说，在11世纪的大潮之后伊斯兰教文明涌动的西部地区并不是非洲，而是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地区，科尔多瓦倭马亚哈里发王国的解体与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制度在伊朗的崩溃具有同样的文化推动作用。在伊比利亚半岛，地方宫廷数目的增加，扩大了潜在的文学艺术庇护人的数目。在继承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众多小邦中，诗歌创作极度繁荣。在基督教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前夕，伊比利亚半岛为伊斯兰教贡献了一位哲学家伊本·拉希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和一位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前者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齐名，后者肯定加扎利对神秘主义的论证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可接受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半岛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与伊夫里奎亚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早期贡献具有相同的命运：尽管这些贡献创造者进行创造活动所在的地区遭到肢解，但他们的业绩仍然保存了下来。

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1071年，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被塞尔柱军事首领阿勒卜·艾尔斯兰战败并俘虏；1081年小亚细亚贵族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登上东罗马帝国皇帝宝座。在以这2次重大历史事件为起迄点的10年中，东罗马当局将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送给了突厥人，尽管东罗马人的祖先为抗击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已坚持不懈地战斗了3个世纪。就和同一时期的中国一样，无休无止的内部纷争导致了东罗马帝国在这10年中的急剧没落。到1081年，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东方的塞尔柱人、西方的诺曼人和北方的佩切涅格人和古兹人的蹂躏。（古兹人从欧亚太平原西端和多瑙河下游进入东罗马帝国，他们是塞尔柱土库曼人的异教同宗，他们同样受到另一支突厥人游牧民族基布察克人西迁的压力。）亚历克塞一世（1081－1181年）是戴克里先和希拉克略的名符其实的继承人。同他们一样，亚历克塞一世从毁灭中拯救了帝国，并且找到了两个能干和精力旺盛的继承人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与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但是这三位皇帝都未能成功地阻止大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以牺牲帝国政府利益为代价的增长，也未能击退来自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突厥人。游牧的土库曼人行踪不定；基督教的希腊农民疏远了帝国。农民深受游牧部落之害；但是只要拉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统治者能够成功地保护农民免受追随塞尔柱人的游牧部落的骚扰，农民就会认为突厥人穆斯林苏丹的压迫比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还要轻。

亚历克塞一世必须要对付第一次十字军。伊斯兰世界对付土库曼人的办法是将他们迁移到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亚历克塞对付西方十字军骑士的办法，则是将他们引向叙利亚。但亚历克塞和十字军的目标是相反的。亚历克塞宁愿招聘十字军作为雇佣兵把突厥人驱逐出小亚细亚，但十字军的目标却是耶路撒冷，他们并不希望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代理人或仆从。结果，双方都未能实现目的。东罗马帝国从未恢复小亚细亚腹地；十字军虽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征服叙利亚腹地。因此，在与广阔的伊斯兰内陆地带对峙的陆地防线上，十字军未能在叙利亚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拉姆的塞尔柱人能够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拥有定居人口的有组织的国家，而赞吉、努尔·丁和撒拉丁则能够包围叙利亚海岸的法兰克人滩头阵地，将法兰克人驱逐出耶路撒冷。

当帝国在小亚细亚腹地的领土仍然完好无损、帝国政府与大地主争夺对农民的控制权的斗争尚未彻底失败之时，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斯米西斯及巴西尔二世的目标就已经超出了帝国的能力之外；但是曼努埃尔二世却推行了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从而浪费了精力，白白消耗了东罗马帝国已经萎缩的资源。虽然曼努埃尔不可能保持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支配权，但他仍然与匈牙利进行战争。他干预腓特烈一世巴尔巴罗萨与北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争，企图收复帝国在阿普利亚的失地。曼努埃尔于1180年死后，帝国的崩溃在一场超级灾难中达到顶峰。

曼努埃尔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他的大多数同胞并未能分享他的亲法兰克人的情感。东罗马政府在先前2个世纪中为谋求意大利沿海城邦海军援助而出让的经济特权，使得意大利人能够从希腊人那里赢得东罗马帝国的国内贸易。118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屠杀西方商人的事件。西西里的诺曼人进行了报复，占领和劫掠了塞萨洛尼基。1180年塞尔维亚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宗主权。自1018年以来已成为东罗马帝国臣民的保加利亚人于1185年进行反叛，重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次是与弗拉克人合作）。与保加利亚人1041年的反叛不同，1185年的反叛未能镇压下去。1185年塞浦路斯脱离东罗马，但1191年又被西方十字军骑士、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占领。1192年理查一世又将塞浦路斯作为一种慰劳品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法兰克国王吕济尼昂家族的盖伊，后者于1187年赶走了撒拉丁，而第三次十字军又未能让他重新获得任命。

1203－1204年，一场重大灾难震撼了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两次受到威尼斯人和法国“十字军”联合远征军的进攻，第一次是以一个要求继承东罗马皇位的人的名义，第二次则是袭击者自己的主张。这是君士坦丁堡自330年建城以来首次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陷落。该城遭到了野蛮的抢劫，胜利者们彼此之间订立了瓜分帝国的协议。但他们最终无力实行其全部计划。威尼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瓜分战利品时她挑选克里特岛和其他一些海岛以及分布在大陆沿海战略要地的滩头堡垒。不复存在的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希腊人诸王国，在西北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北部海岸的东端、特拉布松周围以及伊庇鲁斯建立了独立国家。君士坦丁堡被分给了一位法兰西的十字军，他获得了皇帝的头衔。

继之而来的事情表明，拥有君士坦丁堡现已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从330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在军事上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坚不可摧的堡垒，但自从633－642年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负担。从那时起，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对于帝国已经缩小的规模来说就显得太大了；这一负担在1071年丢失了小亚细亚腹地之后进一步加重。1204年由法兰西皇帝夺取的一小块帝国领土井不足以维持君士坦丁堡；对于从1204年至1261年居住在此的法兰西皇帝们来说，君士坦丁堡自始至终犹如荆棘丛生之地。

与此相反，继承帝国的本地希腊人国家却比帝国自巴西尔二世死亡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显示出更大的活力。西北小亚细亚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国家互相之间以及与法兰克人都处在竞争状态，在反对所有希腊人和法兰克人对手的斗争中，亚洲国家成了胜利者。（地处偏僻的希腊特拉布松帝国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西北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国家，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它的统治者自称为帝国皇帝，其合法性得到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的承认；这位主教临时驻节在流亡帝国的首都尼西亚。尼西亚的东罗马帝国比3位康尼努斯家族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时期（1091－1180年）的东罗马帝国，更为成功地抗击了塞尔柱突厥人的拉姆苏丹国。尼西亚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和推进边疆，直接损害着拉姆的利益。它在经济上很繁荣，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显示出特色。1235年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瓦塔特泽斯夺取了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沿岸威尼斯人的滩头堡垒加利波利，从而在欧洲获得了一个立脚点。1234年他与保加利亚结盟；1235年尼西亚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共同从陆路围攻君士坦丁堡。从1235年后，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已被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包围。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保留下来的唯一交通线就是海路，但援救它的法兰克人必须要经受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夹击（海峡两岸现都落入尼西亚的希腊人之手）。

到1237年，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复兴的保加利亚帝国和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都显示出能超出法兰西人统治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实力。在教会事务方面，先前处于东正教世界边缘地区的塞尔维亚一直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它现在也明确地选择了东正教。尼西亚希腊人的帝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可了保加利亚主教地位的恢复，并为塞尔维亚设立了一个自治的大主教职位。但是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与高加索的东正教国家在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两方面都已逊色于俄罗斯，甚至在建筑、视觉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受到了俄罗斯人的挑战。

在俄罗斯改宗基督教之后最初的50年中，教会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对历史资料的解释也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从1039年起俄罗斯已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教区。获得俄罗斯之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管辖区大大地扩大了，因为俄罗斯地域广阔，而且还在向北部和东部扩张。1169年俄罗斯宗主国的王公所在地由第聂伯河畔的基辅，迁到了伏尔加河支流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兰人都是东方正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当同属东正教的希腊人在11世纪上半叶征服格鲁吉亚人的一性论派亚美尼亚邻国时，他们仍然维持了独立；而且，格鲁吉亚在1071年也没有被卷入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她在塞尔柱人的进攻面前幸免于灭亡，并在12世纪时与继承短命的塞尔柱帝国的穆斯林国家瓜分了亚美尼亚。在女王塔玛统治期间（1184－1212年），由格鲁吉亚直接和间接统治的领土从黑海沿岸扩展到高加索的里海沿岸。

蒙古人从欧亚大草原的突然出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拜占庭世界各个部分的命运。格鲁吉亚是第一个遭遇不幸的东正教国家。1225年它遭到四处闯荡的花刺子模王公札兰丁的劫掠，1236年又遭到蒙古人的破坏。蒙古人强迫格鲁吉亚接受自己的宗主权。1237年和1240年蒙古人在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到欧洲的途中蹂躏了俄罗斯（1240年基辅遭到劫掠）。蒙古人的宗主权强加给了最东边的各俄罗斯公国，但西南部的加利西亚（哈利克兹）、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而且诺夫哥罗德开始包围蒙古帝国及其俄罗斯附属国，在它们的北面向东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以外。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则得益于1243年蒙古人打败和征服塞尔柱拉姆苏丹国。

1180－1204年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和1237－1240年俄罗斯的灾难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教堂建筑使塞尔维亚人被错定于东正教世界，这些教堂都装饰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12世纪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教堂建筑将希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特色都结合在了一起。尼斯塔斯·科尼亚提斯给我们留下了记载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他是留下从959年到1204年东罗马历史连续记录的一系列历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普塞洛斯记录了976－1077年的历史，在记录事实和日期方面，他比自己的前辈利奥·蒂阿科努斯更马虎草率，但对人物的分析却很敏锐。这些拜占庭的希腊人写作所采用的语言是学究气的古雅典共同语，但是希腊语并不是这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历史著述的唯一语言。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是12世纪早期用马其顿的斯拉夫语言创作的，当时它是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

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11世纪后半叶，西方基督教文化空前繁荣。到了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4世纪的前25年中，西方基督教文化开始走向衰落。在黑死病于1348年横扫欧洲大陆之前，11世纪以来的人口激增趋势便已减弱。1261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1291年穆斯林收复阿卡，宣告了西方基督教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对黎凡特地区入侵的失败。1303年法兰西国王派人刺杀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从此结束了自格列高利七世以来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霸权地位。在许多著作中，对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从正反两方面均有所反映：最具名昭著的事件便是1204年十字军占领并洗劫了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于1208－1229年又洗劫了清洁派的朗格多克；对波罗的海南岸斯拉夫领土的霸占在12世纪达到顶峰；教皇顽固地对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人进行战争。这2个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不仅反映在许多著作中，而且还通过4位伟人的经历反映出来：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贝尔纳多尼（1182－1226年），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佛罗伦萨的诗人但丁·阿里盖里（1265－1321年）和来自佛罗伦萨的乡村画家乔托·邦多尼（1267－1337年）。这4位伟人都是意大利人。但西方基督教雕刻艺术却在13世纪的法国达于巅峰，这就是被称作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

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意大利，尽管它在6世纪时也蒙受了不少苦难，但它并不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彻底地与希腊罗马文化决裂。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仍乐于建造罗马风格的建筑，并不轻易地抛弃它。而且在拉韦纳和威尼斯这样的东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也有许多教堂是由东罗马建筑师按照拜占庭风格建立的。例如，现存的完工于1071年的圣马可大教堂，便是根据以前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而建。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与其紧邻的总督府却是哥特式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乔托竟然摆脱了拜占庭传统的影响，成为现代西方自然主义绘画风格之父。

但丁采用当时意大利民谣形式创作了《神曲》，一改过去以拉丁语六音步诗律创作的习惯，对此后西方世界的诗人采用民族语言写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丁在使用民族语言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受了阿尔卑斯山外诗人的影响。对一名意大利人来说，要摆脱拉丁语及其文学的束缚，比把奥克语和奥依语作为母语的诗人，要困难得多，更不用说与把罗曼语和条顿语作为母语的诗人相比了。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仍拘泥于祖先的拉丁语中。他们写作时一方面离不开严格的拉丁语格律，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又尝试着以民族语言来表现，以此求得平衡。12、13世纪一些优美的拉丁诗歌就是采用这种风格创作出来的。那些摆脱了希腊－罗马语言影响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取得的成就更高。他们的大胆尝试，使他们的创造性获得了解放。到但丁时代，意大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启蒙地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用了2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意大利1300年所达到的文化水平。

在1300年前的2个世纪中，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进一步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技术上也更加进步。

这一时期西方人口的增加可由下列事实加以证明：耕种的土地明显增多；城镇的数目增加，规模扩大；向被征服地区殖民。在有关城墙的历史的记录中，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城镇面积的扩大。有许多这样的情况：1100年修建的城墙，被1250－1350年间修建的新的城墙所取代，以包围更大的城市面积。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仍是城镇密集的地区。

在毛纺织生产上，佛兰德在12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3世纪末，佛罗伦萨才赶了上来。佛兰德的发展，得益于原材料供应的便利：本地原料丰富，又有来自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大量原料供应。意大利城镇，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得益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12、13世纪期间，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商人每年聚会于香摈的4个定期集市，这里成了一个方便的中转地。

人口的增加，城镇数目的增多，及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殖民，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9和10世纪，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大庄园迅速蔓延，小土地所有者急骤减少。人口的下降又使庄园主将庄园的部分耕地出租给佃农耕作，佃农每周必须抽出几天在庄园主的领地上劳动，产品也归庄园主所有。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保证庄园内土地的利用，但这种制度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果也不佳。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农奴或奴隶只做极少部分的工作。因此人口增多时，庄园主便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农奴也感到货币地租比劳役地租剥削量为经，而更乐于接受之。如果庄园主不付给农奴应得的报酬，农奴便逃往城里到工厂做工，或是逃向易北河东部的殖民区（这里开始是一块自由民的乐土，然而最终却成为欧洲农奴制度的堡垒）。

波罗的海地区乡村和城市都已殖民化。面向波罗的海的第一座德国城市是吕贝克，建于1143年；但泽建于1200年；里加建于1201年；雷瓦尔建于1219年。波罗的海成为德意志的一个湖，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成为其贸易的后方。曾使基督教世界丧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到13世纪已屈服于日耳曼的沿海城邦，就象希腊人、穆斯林屈服于意大利城邦那样。波罗的海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小地中海。在1250－1350年的100年间，佛兰德各城不再从德意志、法兰西进口谷物，而改从波罗的海进口。

技术的进步抵销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尽管可耕地的扩大侵占了大片的牧场，造成肥料的减少，但是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使三区轮作制代替了二区轮作制，减少了土地休耕的比率。此外，把握耕耘与播种的时机也更多了。使用挽马的深耕法到1200年已趋于完善。12至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水车数目有所增加，而风车的安装则开始于1162－1180年间。

与风能、水能、人力不同的是，矿产是非替代性物品。自从公元前四千纪冶炼术发明以来，一种又一种的矿产相继被采光用尽。公元10世纪，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重要的矿产来源。但到了14世纪，表层和浅层矿藏已开采殆尽，要采掘深层的矿藏，必须使用更先进、也更为昂贵的采掘技术。

教皇和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是12和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在授职权问题上的妥协于1122年宣告结束，自此权力政治披上了伦理道德的外衣。而在第二个回合中，教皇与复苏的西罗马帝国争夺对意大利（已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区）的控制权，权力斗争的性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这些斗争中，获利的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和法兰西，帝国和教皇都是失败者。

1158－1183年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企图把专制帝制强加给伦巴底诸城邦，遭到了失败。教皇支持城邦为争取自治而反对帝国的斗争。因为教皇在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帝国权力时，这些城邦能起到屏障的作用。为此，教皇不仅容忍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邦的自治，而且容忍了丕平三世和查理曼赐给教皇的所有意大利领土上的城邦的自治。在12和13世纪，教皇的最大野心是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高于对任何某一地区的统治。因此，教皇在这个时期不仅允许罗马涅（即前东罗马帝国总督在拉韦纳周围的领土）地区各城邦的自治，而且允许包括罗马本身在内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城邦自治。教室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邦结成经济和政治同盟。

1250－1300年间，佛罗伦萨的银行代表罗马教廷为教皇收税，从中赚取利润。

教皇的另一同盟者是法兰西。法兰西的目的是要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在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中，从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到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历代教皇都把法兰西作为避难所。1194年，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亨利六世，征服伦巴底诸城邦，并自称为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补偿了其父失败带来的损失。自此，霍亨斯陶芬王朝使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邦陷入西西里和德意志帝国的两面夹击之中。亨利六世的儿子及继承者腓特烈二世（1230－1246年在位）是一个天才，他精通两西西里王国具有世界主义的希腊和阿拉伯文化，并同样精通属于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诗歌。但是他所引起的人们的反抗及他的早死，使他的才干末能充分发挥出来。

教皇发动了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战争，以反对腓特烈对整个意大利的觊觎。在这场斗争中，乌尔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和克雷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的胜利是在说服一位法兰西王公－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位）的兄弟，安茹的查理，让他出兵征服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统治的两西西里王国的条件下才取得的。在征服了一个世俗权力的同时，教皇又将自己置于了另一个世俗权力的支配之下。1303年，法兰西王权结束了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就象当初教皇借助法兰西的帮助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一样。

就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征服意大利战争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它也失去了对本土德意志的有效控制。在10世纪和11世纪，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要比西法兰克（法兰西）国王对其臣民实行的统治更为有效。到1303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已赢得王国内僧俗两界显要人士的支持，公然反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称霸世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狂言。而此时德意志帝国的贵族们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敢于向皇帝挑战，而又不冒任何风险。

法兰西国王权力加强的同时，德意志君主的权力却相对削弱，这是由两地封建制度的历史差异造成的。同农奴制一样，封建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通过个人劳役实现的（封建义务是服军役，而农奴制义务则是经济性质的）。转让土地时，封建主与他的臣属订立契约，这种契约实际减少的是封建主使用土地的特权，而不是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当封建领地成为世袭租佃时，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便彻底丧失。世袭租佃早在9世纪时便在西法兰克出现，但从10世纪末以来，法兰西国王开始逐渐加强其权力。在东法兰克，世袭封建领地出现的时间较晚，却在13世纪加快了步伐。原因就在于德意志国王顽固地梦想统治意大利王国的失败。他这种根本力所不及的控制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梦想，其结果是放松了对本土的控制。帝国皇帝的称号成为一项沉重的额外负担，而法兰西国王却并无这个负担。

在国王和教皇的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丧失了一部分权力：国王失去的是政治权力，教皇失去的是道义上的权力。但是正是道义上的损失引起了政治权力的损失。因为自从格列高利七世起，教室一直寻求通过建立道德权威来间接行使政治权力。这种道德权威的丧失伴随于教皇企图称霸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过程，在教皇对帝国的战争中尤为明显。

为了与帝国作战，教皇需要金钱，为此发明了令人痛恨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它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僧侣征税的行政制度。这种征税十分有利可图，一些世俗封建主也借机从中渔利，而意大利银行作为教皇的财政代理人更是发了大财。另一税收来源是罗马教廷作为最终上诉法庭（更确切地说，在属于他们本省的由教会律师负责的诉讼案中是作为初审法庭）收取的费用。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典的发现，因基督教法规的编纂而并未显示其重要性。当腓特烈一世宣称他作为查士丁尼的继承人应该享有的权力时，他遭到了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和卢西乌斯三世（1181－1185年在位）两位教皇的反对。这两位教室都是以教会律师开始其教士生涯的。

教皇对权力的贪婪，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财政、法律手段，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惊。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派修女院院长圣贝尔纳（1090－1153年）反对教皇的法规主义和贪婪。圣贝尔纳也不是毫无瑕疵，他性情暴躁，感情冲动。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异端，不论是哲学家阿伯拉尔煽动性的言论、朗格多克清洁派的禁欲主义，还是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人（他以雄辩的口才号召组织十字军征服这些异教徒）和穆斯林（他鼓动对黎凡特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卷入了反对教皇的各对立派别的争吵中。他并未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教职，显而易见他是献身于宗教的。他出身高贵，然而他放弃了尘世的幸福，而成为严格的锡托会的一名修道士。正是为了主义他牺牲了个人利益，因此他成为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受尊重、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教皇背离其圣职原则的批评是权威的，也是最具诅咒性的。

圣贝尔纳是狂热的正统派（西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而非东正教的）。12和13世纪中其他谴责教皇的人，令人震惊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异端教派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宗教鲍格米勒教（在西方以清洁派或巴塔里亚会而出名）。这些反对教皇罪恶运动的领导人在甘愿忍受贫困上是一致的。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他们生来并不贫困。和圣贝尔纳一样，他们牺牲个人利益而选择了贫困，以自己的楷模来反对教皇的世俗化，反对基督教法规的世俗化。（11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们为西方基督教僧侣的独身生活制订了准则，但并未强迫世俗教职人员放弃对财产的占有，也来强迫修道院放弃集体占有的财产。）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一个成功的布匹批发商的儿子，他公然蔑视其父，抛弃享乐，而与清贫为伴。他和加尔都西会修士或清洁派的“选民”一样进行苦修。他过着福音书上所描写的基督般的生活。当他的第一位信徒，金塔瓦里的贝尔纳，请求方济各允许他过同样的清苦生活时，方济各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基督似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与此，他也接受了谦卑的思想。他从来没有要批评教皇的念头，那怕是隐晦地；也不愿发起什么反教皇的运动；更不想担任什么新兴教派的领袖。象基督那样，才是他献身的目标。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和清洁派与韦尔多派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乐于清贫事实上就是对教皇的谴责，虽非故意，却更具破坏性。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孙子、他的第二个继承人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认为方济各对基督的真诚模仿，使罗马教廷陷入困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来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越来越高涨的对罗马教廷的指责。他们决定支持方济各，而不是以他为敌。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尽管其动机并不纯正。

圣方济各如果在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冲突中殉身，那他就会免于以后的精神煎熬，而不是活下来蒙受耻辱，目睹由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和他的同伙埃利亚经手而成的方济各会法典与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背道而驰。结果方济各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之中，就象他当时选择清贫和谦卑时一样。如果乌戈利诺和埃利亚狡猾的手段末能使方济各陷入痛苦的境地，那么方济各精神就不会比方济各本人更长久。在他死后700多年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流传，尽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护者小兄弟会规章的限制，但并未失去其价值。

制度化赢得了持久性。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耻辱，但是对后代来讲，某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东西的制度化，比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财富的丧失对人类的危害要小些。圣方济各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但是乌戈利诺和埃利亚意识到了。他们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他们挽救了方济各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圣方济各的同时代人，“布道兄弟会”的创始人卡斯提人圣多明我（多明我·德·古斯曼，1170－1221年）走了一条简便的道路。他同样安于清贫。两位圣徒都反对贪婪，但圣多明我的精神比圣方济各的精神易于制度化。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城市，因方济各和多明我会的教堂、图书馆和讲演厅的广泛分布，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浅。尽管如此，在圣方济各看来，房屋和书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中存有对基督式生活的危险障碍。埃利亚从未失去圣方济各对他的信任。如果圣方济各能预见到埃利亚之所以如此热衷捐款是为了借他的名义建造教堂的话，他一定会万分痛苦。这些建筑和乔托绘画的优美都无法消除他的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违背他早已献身的清苦和谦卑。

埃利亚和乌戈利诺知道应为方济各修道会做些什么。圣方济各早就预言一个西方基督教徒应该做什么。在圣方济各以前的那个时代，一个卡拉布里亚人，菲奥雷家族的乔凡尼·代·乔阿基尼（约阿基姆，1145－1202年，他出身贵族，和圣贝尔纳一样，后来又成为锡托会修士）预言动乱高潮过后，1260年将要开创天国降临人间的第三阶段，圣灵时代将继圣子时代而出现，如同基督降生时圣子时代在圣父时代之后出现一般。1260年确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260年，教皇如果没有法兰西的军事帮助，很明显就不会从腓特烈二世的继承人手中夺取两西西里王国。然而，圣灵时代益没有降临，如果圣方济各精神能够盛行的话，这个时代或许才会来到。菲奥雷的约阿基姆在他活着时，作为圣方济各的后来者，接触教皇英诺森三世非常方便。他的一些著作在他死后于1254年出版了新版本，这使他遭受了抨击，因为这些著作曾使罗马教廷惊恐万分。1323年教皇宣布基督和其使徒没有财产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样，方济各会的神圣使徒们，因支持圣方济各效仿基督的观点，都未能幸免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所没有蒙受的一死的恶运。

城市生活和富裕使人类远离了大地母亲。在圣方济各时代，这两种弊病都开始困挠西方基督教世界。后世应感激圣方济各，不仅因为他提倡清贫的生活，更因为他那种对所有生命的内在的同情心。从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我们了解到圣方济各与鸟类和动物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虽然传说并非权威性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在印度以西的欧洲大陆是很难见到的。圣方济各的赞美诗如同一个日本神道教徒一般赞美上帝赐与人类大地母亲，赐与人类动物和植物。圣方济各本人的赞美诗原文至此突然中断了。赞美上帝赐予人类不事报复的性格和肉体灭绝的诗节，都是后人附会的思想。赞美上帝赐予人类阳光的诗篇可能是阿肯那顿信徒的杰作，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各种元素的诗篇可能出自琐罗亚斯德教徒之手。那些来自一神教的犹太人之口的传说则显得尤为珍贵。

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象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而野蛮地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氏与源氏之间的内战，于1185年以源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告结束。镰仓位于关东（主要岛屿本州中一块最大的稀见平原）西南端以外。皇室和它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已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幂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北条氏一直掌权到1333年，并把源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从1185年到1284年，日本被有效地统治着，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尽管分配的不公平也同时增加了。日本在这时有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幸运的，因为蒙古人于1274年入侵了日本，在1279年完成了对宋帝国的征服后，又于1281年再度入侵日本。这两次战争中，风暴帮助了英勇的日本人，严重破坏了侵略者的船舰。1274年，蒙古远征军人数很少，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它的进攻。1281年，侵略军的规模很大，进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打退蒙古人对日本的这两次袭击，同公元前5世纪打退波斯对欧洲希腊的两次袭击、穆斯林阿拉伯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一样，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

镰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源赖朝和北条氏的摄政者们在镰仓坚守着幕府政体，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是深奥难解的形而上学——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黩武者。12和13世纪，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浩然（1135－1212年）和亲鸾（1173－1262年）号召民众全神贯注地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符。日莲（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他更近似于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而不是任何佛教先圣。日莲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盛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

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蒙古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祖传牧场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公元13世纪，他们突然从欧亚大平原上兴起。到1241年，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向西推进到了奥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1260年，他们侵入叙利亚。1297年，他们占领了上缅甸。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深入到了所有毗连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1203年，当铁木真（约1162－1227年，1206年以后称为成吉思汗）成为最高统治者时，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直到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这一征服才告停止。到1259年为止，蒙古大汗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刺和林，或直接或通过使臣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那时，从东到西，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从北到南，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但是，只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游牧民族。

蒙古帝国在这一规模上的政治统一是短暂的（1241－1259年），但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政治统一未遭破坏之前，它也是强有力的。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草原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4世纪和5世纪，匈奴人曾先于蒙古人在欧亚大草原上兴起，涌向四面八方，并把自己的统治暂时地强加于周围的一些定居民族的身上。与拔都的疆域相比，阿提拉的疆域向西更远地伸进了欧洲。厌哒匈奴人侵入了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的立足点，而蒙古人则避开了印度。其他的匈奴人与非匈奴的蛮族共同在中国北方继西晋王朝之后，建立了一系列国家。但是，这些都是匈奴族不同部分的不相关联的事业。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被匈奴人征服的所有地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从1241年到1259年，用政治术语说，整个欧亚大平原的“陆地海洋”成为了蒙古人的“陆地内湖”，环绕四周的是各种定居居民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在这些年代里，欧亚大平原始终被有效地管辖着，效率很高的驿站组织使大平原的传导能力由潜在变为现实。

驿站组织的首要目的，是使蒙古贵族一接到通知就能参加在哈刺和林举行的蒙古部族大会。这一设施同时也从四面八方把从属的定居民族的君主，战争的俘虏、自愿的冒险者（有技能的工匠、商客、蒙古行政官职的候选人）以及来自独立国家的使者，送到了哈刺和林。例如，在1254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海顿国王动身前往哈刺和林。而在他之前，他的兄弟康斯特布尔·森帕德特已于1247－1248年间先他而去。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曾心甘情愿他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它也是唯一真正试图抓住机会，利用蒙古人和西方基督徒的联合统一行动，以粉碎伊斯兰世界的黎凡特地区的基督教国家。1245－1247年，一位名叫卡皮尼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往返于里昂与哈刺和林之间。1253－1255年，另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作为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从阿卡来到哈刺和林，然后回国。可是在这两个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使团之后，无论西方人还是蒙古人都未继续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伊斯兰世界尽管一度曾处于它有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巨大危险之中，但它仍然幸存下来。

穿越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的使团的往返，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描述了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哈刺和林所见到的大群的基督徒，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民族。1251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他的第四个汗位继承人）奉其兄、当时的大汗蒙哥之命征服宋朝。1279年，忽必烈作为蒙哥的汗位继承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公元4世纪时，蛮族曾征服了中国北部。如同他们的蛮族前辈一样，蒙古人也不情愿通过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文人来治理中国。4世纪时中国北部的蛮族征服者得到了佛教徒、汉族及异族人的支持，而中国的蒙古人（元）王朝的忽必烈及其后代则得到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支持。

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它。1253年，他征服了泰族人的国家南诏，并把它并入了中国的云南省。忽必烈在那里的代理人，是来自中亚的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他们在云南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一直留存至今。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在忽必烈手下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普作为一名行政官员，在中国为忽必烈供职约达17年之久（约1275－1292年），而来自河间地区的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则在1274－1279年之间为忽必烈供职。他为忽必烈组建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云南省。与同一时期穆斯林的影响不同，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无论在云南还是在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都扎下了根。与此相应，作为1220－1257年间蒙古人征服伊朗的后果，中国的艺术则长久地影响着伊朗的艺术。

忽必烈在中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兵士与行政官员来自远方，但蒙古人从他们的征服事业开始时起，就从当地征用有才能的人和工匠，而这也被认为是他们所以能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的原因之一。象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骤然兴起一样，蒙古人的兴起也是突发性的。然而，同样与前者一样，其也是邻近文明的刺激性影响在此前长期持续传播所突然产生的后果。

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如果用一道线把中国与北方大平原划分开，那么从公元10世纪开始，在这道线的西北段跨境而建的藏族－汉族国家西夏，在这道线的东北段跨境而建的契丹（辽）帝国，以及它的后继者女真（金）帝国，就成为文明传播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中国的文明越过那些半中国人建立的帝国的草原边疆，传播到了独立的游牧民族之中。

如同东罗马帝国一样，金国的皇室通过利用一个游牧民族惩治另一个游牧民族的办法，来控制与它为邻的欧亚游牧民族。鞑靼人是蒙古人在东南方的近邻，金国曾利用他们来惩治蒙古人。大约在1202年，金国又利用克烈部族来惩治鞑靼人。克烈部族是信奉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也是蒙古人西南方的游牧族近邻。在这场斗争中，一个较小的蒙古首领的儿子，铁木真是作为克烈部可汗的下属盟友来为其效劳的。1203年，铁木真打败了克烈部而将其并入他自己的部落。金国插手于各游牧族政治势力之间，使铁木真得以开始建立起他自己的独立势力。

然而，铁木真和他的孙子忽必烈一样，谨慎地使自己不落入汉族人手中。但铁木真认识到了知识和智慧的力量。他从善如流，而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他能在非汉族人中选拔顾问和官吏。1203年之前，在他手下就已经有一些穆斯林商人了。蒙古人自己和鞑靼人仍然信奉萨满教，但鞑靼人东南方的汪古部，以及克烈部北方、西北方的乃蛮部和蔑儿乞部则从1009年起就已信奉了聂斯脱利教派。铁木真于1203年消灭了克烈部之后，其他的这几个信奉聂斯脱利教派的游牧族于1204年联合起来反对他。而铁木真则逐一打败、并吞了他们。乃蛮部的可汗被杀死，他的畏兀儿人掌印官（秘书）塔塔统阿转而为铁木真效劳。畏兀儿－突厥人是乃蛮部的西南邻族，也是西夏帝国的西北邻族，他们大概在1204年乃蛮部被打败后不久，就自愿地归顺了铁木真。

畏兀儿人与哈扎尔人一样，曾经是游牧民族。他们讲突厥语，并且欣然接受了各种各样非游牧民族文明的成份。在763年，畏兀儿人就已信奉了摩尼教，但他们当中也有聂斯脱利教徒和佛教徒。他们使用的文字用古叙利亚字母拼写。他们用这种字母转记自己的突厥语，并把用古叙利亚文写成的摩尼教、聂斯脱利教的祈祷文和圣经转记下来。当时已被称作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命令他的掌印官采用与叙利亚文的写法转记蒙古语，并且把蒙古人的习惯法（札撒）书写下来。当成吉思汗于1215年攻占了金国的都城大兴府（即金中都，今北京）后，他得到了从前在金朝供职的契丹族官员耶律楚才为他效力。耶律楚才与塔塔统阿一样，心甘情愿地转而为成吉思汗服务。一度沦为女真人臣仆的契丹人，并不觉得他们应忠实于自己已经战败的前主人。

成吉思汗的财富，就是他的畏兀儿人、契丹人和穆斯林谋士们的才能，就是那在马背生活中反复灌输到游牧民族战士心中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还有他个人叱咤风云的胆略以及他在战时和平时选用人才为他效力的可靠判断力。他的禁卫军象亚历山大大帝的禁卫军一样，有如一所参谋大学。他作为统帅从中挑选人材，亲自考验他们，派他们去执行重要的任务。成吉思汗的个性和组织能力，加上蒙古人的好战性格以及从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近邻逐渐吸取的文明气息，所有这些，就是蒙古人在其领袖成吉思汗的激励下取得惊人的军事、政治成就的原因。

成吉思汗经历的最艰苦的一战，也许就是1203－1204年他吞并战争的第一战，通过这场战争，他把所有其他生活在欧亚大平原东部的游牧民族都并入了他的蒙古人部落。1205－1209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西夏国，从1211年起，又开始了征服金国的战争。1218年，他打垮了屈出律。屈出律是原乃蛮汗之子，逃亡后，篡夺了地跨天山山脉的黑契丹的统治权。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沙皇的领地（除花刺子模以外，还包括粟特、吐火罗和阿富汗）。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朝鲜于1231年被征服，对金国的征服也于1234年完成了。

1236－1241年的一系列战争，又为蒙古帝国增加了欧亚大平原的整个西半部，还有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利亚人以及俄罗斯各公国（仅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加利西亚除外）。1243年，拉姆的塞尔柱人被击败，并成为蒙古人的属国。开始于1251年的对宋帝国的征服，于1279年完成。与此同时，南诏于1253年被吞并，越南北部（一度）于1257－1258年被吞并。伊拉克和伊朗的西南部在1256－1258年间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1258年巴格达陷落并遭到洗劫，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至此灭亡）。在东南方更远处，占婆（越南北方南部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于1283－1285年间成为蒙古人的属国。缅甸北方在1287－1303年间也被占领。

蒙古人周围的游牧族各部并未因这些征服战争而受到什么损失。他们既没有失去自己的牲畜，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牧场，不过是改换了主人而已。而另一方面，对那些定居地区的蒙古人的牺牲者来说，蒙古人的征服则意味着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最残酷的几次大屠杀发生在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刺子模的战役中、1231－1241年拔都西征的战役中以及1258年旭烈兀在伊拉克进行的战役中。从1215年到1241年间，耶律楚材千方百计使他的蒙古主人相信，屠杀那些潜在的赋役提供者是与蒙古人的利益相矛盾的。然而，在1242－1246年的汗位出空时期，耶律楚材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象从前的帝国缔造者们一样，蒙古人也并非是战无不胜的。1274年、1281年两次渡海远征日本的失败，上文中已经提到了。1292年渡海远征爪哇也遭到类似的失败。1260年，在叙利亚的土地上，蒙古人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阿尤布王朝的继承者马木路克王朝，大败旭烈兀的前卫。1281年，1299－1300年，1303年，旭烈兀的继承人，控制着蒙古帝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封地的伊儿汗国的几代汗王，一再被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朝打败。妨碍蒙古人实现其征服人类世界野心的另一件事，是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旭烈兀与钦察汗别儿哥之间的内战。别儿哥是包括大平原西半部在内的广大封地上的可汗。这块封地是1236－1241年间由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之子、别儿哥之兄和前代可汗拔都为术赤家族争得的。别儿哥的金帐汗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结盟。热那亚人则通过从金帐汗国的领地向马木路克王朝输送奴隶而获利。这一联盟使他们的力量超过了其对手伊儿汗。

继蒙哥之后于1260年登上大汗之位的忽必烈是旭烈兀之兄，他也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在1259－1264年间，来自他们另一个弟弟阿里不哥；其二是在1259－1308年间，来自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和海都之子察八儿。1260－1267年间，忽必烈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北京。此后，又在1271年为他的王朝取了个汉语的名称——元朝。于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然而它却比此前任何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都拥有更为广大得多的西方属国。但是，金帐汗国对大汗（也叫作元朝皇帝）的忠诚则仅仅是名义上的，大汗在其直接控制的领地上的权威，也受到海都和他的儿子的怀疑。

另外，蒙古人和中国人相互仇视。蒙古人是第一批没有被中国文明征服的外来征服者。1368年，当元朝被推翻，它的驻防军被驱逐到长城遥远的另一边他们祖辈生活的草原上时，蒙古人撤退了，但是却仍然未被中国化。这与流亡的契丹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契丹人在被赶出中国之后，在穆斯林的中亚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政权，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契丹人在中国东北边疆统治的地区从未超过16个州的范围。而蒙古人则在1279－1368年间统治了整个中国，并且从1215年起就在中国北方控制着一个根据地，它与契丹人曾经控制的根据地一样大。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积极的永久性的纪念。1289年，忽必烈完成了延伸大运河，使其从杭州北抵北京的工程。中国的蒙古人政权也一度起过消极作用，但它却为产生一个永久性的积极后果开辟了道路。在元朝的统治下，儒家传统的文学陷入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于是两种新的文学形式——用当时的市民语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得以形成了。其中的一些作者就是儒家弟子。尽管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那些如此粗俗的小说和戏剧的作者，但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却为市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一直到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儒家的传统得以恢复之后，它们仍然流传下来。那些羞涩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者们为中国文学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托斯卡纳的同时代人但丁为西方文学所作的贡献，与阿肯那顿为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学所作的贡献，都是同样重要的。

无论是中国的文明抑或俄国的东正教文明，都未能征服中国的蒙古族统治者和俄国大部分土地上的蒙古族君王。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伊朗、伊拉克的蒙古族征服者，还是操突厥语的金帐汗国的蒙古首领，都被伊斯兰教所征服了。这是被征服的定居者的文明，对于征服他们的草原游牧族军事力量在文化上的胜利。

在蒙古人于1368年被赶出中国之前，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儿汗王朝于1335年灭亡了，拔都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也于1359年结束了。这些后继者们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在14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的定居的臣民们，公开声称要反抗他们的蒙古征服者。

金帐汗国的西南疆界，同时也是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的疆界，被来自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定居者，从多瑙河下游的北岸推回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这些定居者建立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在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内地的丛林一直到黑海的北岸，一度曾遍布着异教的立陶宛人。1386年，立陶宛人改信西方的基督教，并因一种个人间的结合而与波兰联合。但这个新的西方基督教大国首先被卷入了阻止信奉西方基督教的条顿骑士侵略的斗争中，因而错过了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的机会。

1371年，俄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们拒绝向地处伏尔加河畔萨莱的金帐汗国可汗的宫廷进贡和表示尊敬。1380年，当时的蒙古可汗被莫斯科大公打败。但金帐汗国的实力尚未耗尽。1381年，莫斯科被一个新的蒙古可汗脱脱迷失攻陷。脱脱迷失是被帖木儿（跛者）扶上汗位的。俄罗斯人未能成功地将他们自己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也还不能期望继承金帐汗国的遗产。

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当然继承者是帖水儿（跛者），他是一位突厥人的勇士，是察合台汗位于河间地带的领地上定居居民的首领。1362－1367年，帖木儿从察合台汗的统治下解放了河间地带。在1369－1380年间以及1383－1384年间，他在察合台汗追随者的故乡大草原上惩罚他们。到了1380年，他还解放了位于锡尔河下游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是金帐汗国封地的一部分。1383年，当帖木儿的被保护人脱脱迷失试图为金帐汗国重新夺回花刺子模时，帖木儿于1391年和1395年两次侵略基布察克草原，以此来回敬脱脱迷失。在后一次战役中，帕木儿穿过大草原袭击了俄罗斯。帕木儿是第一个未受惩罚地袭击了欧亚大草原西半部的定居人首领。大流士一世及时地后撤了。亚历山大的将军索皮隆则死在了那里。

1405年，帕木儿死于前往中国的途中。假如他不曾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进攻上，不曾将蒙古人式的残暴手段用于这些进攻中，那么，他或许已经重新组织起了那个蒙古帝国的残渣碎片，并且从撒马尔罕对其进行统治了。在公元15世纪，帕木儿的后裔们对文化人和占星术士表示出仁慈和恩惠，以此来多少改变帖木儿留下的残暴形象。但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懦弱的。他们的祖先帖木儿拼搏一生，留下了一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腹地的版图上，谁将成为蒙古人的继承者？

第六十九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1555年）

1555年的伊斯兰教世界要比1291年时大得多。它的主要部分在政治上分属于3个大帝国：黎凡特地区的奥斯曼（奥托曼）土耳其帝国、伊朗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帖木儿（莫卧儿）帝国。这一重大的变化在伊斯兰教世界于1220年（成吉思汗入侵河间地带的年代）至1405年（帕木儿去世的年代）之间所经历的动乱中发生。1555年，德干高原（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在1294年开始征服德干）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势力向南达到吉斯德纳河与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与此同时，东南欧也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范围包括了除最西端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地区。伊斯兰教世界的这些扩张，同先前它进入印度一样，都是用武力取得的。在整个印度以及在东南欧，被征服人口的大多数一直没有改宗伊斯兰教。但是，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12和13世纪大规模的改系已使占这一地区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降为少数派。所以，在几个方向上伊斯兰教世界是通过改宗而不是通过征服扩大的。

例如，努比亚在1291年之前，一性论派基督教已经存在了约8个世纪；但由于从14世纪开始阿拉伯部落从埃及不断渗透的结果，努比亚也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即使是保留了自己祖先语言的那些努比亚人，也采纳了伊斯兰教。在西部苏丹，伊斯兰教从它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第一个立脚点的11世纪起，就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改宗者。在15世纪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就同其先驱者印度教和佛教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改宗者。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并没有取代1000多年来一直起作用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仅仅在表层上覆盖了印度教。在中国，云南和甘肃的穆斯林民族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形成的，在短命的蒙古人政权结束后，这些民族依然存在。

在1555年并存的3个伊斯兰教帝国中，奥斯曼帝国最古老。它的核心在1300年已经形成。1353年，它在后来据以发迹的欧洲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到1402年它已在1071年前由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大部分亚洲及欧洲地区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1402年，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力量被帖木儿粉碎，并分裂为3支互相竞争的势力。但是它的欧洲及部分亚洲领土，被苏丹穆罕默德一世（1402－1421年在位）重新组合在一起。他的不朽之作是建于布尔萨的美伦美奂的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制度。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改变了帝国的面貌，他将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马木路克王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1555年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且这一鼎盛阶段持续了一个时期。

萨非帝国是在1500－1513年突然兴起的。但到1513年，它在东北部已达到与乌兹别克游牧部落对峙的极限。乌兹别克人是金帐汗国在西西伯利亚的一支，他们在15世纪从帖木儿人那里一点点地征服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威胁着奥斯曼帝国达4年之久（1511－1514年），他重复了1402年帖木儿带来的那场灾难。但在1514年的凡湖东北部的查尔德兰战役中，奥斯曼人给萨非人以狠命的一击，直到1655年萨非帝国还没从这次打击中舒缓过来。1516年奥斯曼人吞并迪亚巴克尔，1534－1536年吞并伊拉克。尽管如此，1555年萨非人仍然占有除了西北角之外的整个伊朗。

1555年，帖木儿的胡马雍再次征服德里王国。胡马雍的父亲巴伯尔在1512－1513年间企图从乌兹别克人那里重新征服其家族先祖在河间地带的领地失败后，曾于1526年征服过德里。1512－1513年巴伯尔与伊斯玛仪治下的萨非结盟，但在1513年，由于在另一端受到谢里姆一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伊斯玛仪与乌兹别克人媾和，条件是伊斯玛仪占有呼罗珊，乌兹别克人占有河间地带和托卡里斯坦。巴伯尔不得不退回到喀布尔，等待机会从印度得手，以补偿在恢复河间地带时所遭到的失败。

这3个帝国的建立堪称是一种杰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纳税人，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而又忠诚不贰的军队，它显然无法生存。但是，自11世纪中期以来，伊斯兰教世界一直遭受着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入侵。西北非和安达卢西亚受到游牧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伊拉克和杰济拉（美索不达米亚）受到另一支游牧的阿拉伯人的蹂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伊朗、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则在游牧的土库曼人的铁蹄之下。前文已经提到这些土库曼人有两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11世纪由塞尔柱人领头的大迁移；第二次是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的大迁移。由于这些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出现，由于蒙古游牧部落犯下的暴行，以及后来帖木儿于1380年至1450年间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犯下的暴行，定居居民的生产力和纳税能力严重受损，一落千丈。

帖木儿和他的军队并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定居在河间地带的穆斯林；但是帖木儿的行为和蒙古人一样残暴，除了1395年对俄罗斯的那次入侵以外，其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在严厉惩罚察合合汗国和金帐汗国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同时，帖木儿1393年劫掠了巴格达，1398／1399年劫掠了穆斯林在北印度的首都德里，1401年劫掠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2年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领土。帖木儿的行径是破坏性的，没有任何积极作用。1402年他死后，他自己的帝国日益没落，走到了尽头，使政治上重建伊斯兰教世界的工作，落在了更具有建设性的人肩上。

在帖木儿去世之际，伊斯兰教世界中仍然继续“运转着”的国家仅剩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国与德干高原的巴赫马尼王国。伊拉克尚未从1258年的蒙古人征服中恢复元气。在这之前，伊拉克与埃及在经济上一直并驾齐驱。它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两大产粮区之一。1358年，伊拉克的灌溉网荒废失效，并一直未能得到修复。

同埃及一样，北印度也躲过了蒙古人，但它未能躲过帖木儿。早在帖木儿毁灭性的入侵之前，德里王国已经无法保持穆斯林印度的完整。在北印度，穆斯林征服德干之后（这一征服始于1294年），德里国王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在1327－1329年曾试图将统一的伊斯兰教印度帝国的首都，从德里迁到德干高原的代奥克尔，但这一努力后来半途而废。在他迁回德里之后，他的帝国解体。大约在1336年，吉斯德纳河和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以南的半岛最南端，在反穆斯林的印度教维查耶那加尔帝国中统一起来。1347年，在这条线以北的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统治者是巴赫马尼王朝。从1482年到1512年，巴赫马尼南国分裂成5个彼此纷争的小国。

1564年，这5个穆斯林小国中的4个结成同盟与维查耶那加尔对抗。1565年它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最后的印度教独立国家。此后，在政治方面，印度教在整个次大陆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销声匿迹了，但在其他方面，印度教仍然生机勃勃，富于活力。它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作出了创造性的反应。在15世纪，迦比尔用印地语诗歌表现了自己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所描绘的“终极精神实在”的直觉。迦比尔成了锡克教和锡克社团创立者那纳克（1469－1539年）的先导。帖木儿人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有一位印度教臣民杜尔西达斯，他用当时北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印地语改写史诗《罗摩衍那》。这一史诗在说印地语的人中已耳熟能详，就同新波斯语四大诗人的诗集为说波斯语（新波斯语）的人所熟知一样。

1405年，马木路克王朝的埃及仍然保持原样。蒙古人和帖木儿先后侵入埃及的缓冲地区叙利亚，但没有到达埃及本土。埃及的灌溉网仍在正常运转。埃及的人口比较稠密，生产力、纳税能力和文明程度也较高。治理和保卫埃及的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是从基布察克和高加索招募来当兵打仗的奴隶。埃及的居民已不断从一性论派基督教改宗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最终成了少数派；但是在马木路克人统治下，同先前的伊斯兰教政权一样，埃及的基督教徒作为收税官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马木路克的埃及，负责治理和保卫穆斯林多数派居民的是入境的外国人，负责征税的是非穆斯林的本地人。

在埃及马木路克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版图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1300年之后的问题是，面对游牧的土库曼人的大规模存在，如何重建稳定的政治结构。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新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创建者的，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领袖。这些部落民的军事才能构成了其领袖力量的基础，这些领袖人物必须要始终依靠他们，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可靠的替代者。在这之前，部落领袖必须要尽力处置好追随自己的游牧民，使他们驯服，领着他们前进，最终诱使他们放弃自古以来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涯，变成农民和工匠。

在小亚细亚，12世纪时的塞尔柱拉姆苏丹已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苏丹将他们在亚洲的土库曼人追随者，安置在拉姆和缩小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区，在那里向非穆斯林发动圣战（吉哈德）。塞尔柱苏丹在他们王国的中心已建立起一个定居的社会。它所需要的人才部分是本地的前基督教徒，部分是在土库曼人经过自己国家时幸免于难的说希腊语的农民，部分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但在13世纪，拉姆的塞尔柱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流亡的东罗马帝国在1204年西方基督教冒险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将首都建在尼西亚，开始注意东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残余领土，甚至再次扩张，损害拉姆塞尔柱人的利益。于是土库曼游牧部落向西迁移的第二次浪潮又冲击到了拉姆。1243年，拉姆苏丹国被蒙古人打败，成为蒙古人的附属国。1271年，拉姆爆发的一次反蒙古人的起义，受到野蛮的镇压，蒙古伊尔汗国对拉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则转移了他们对小亚细亚领土的注意力。结果，在1261年至1300年之间，土库曼人获得了对差不多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权，东罗马帝国和塞尔柱拉姆苏丹国都相应受到损失。在1335年伊尔歼灭亡之前，小亚细亚这一定居的突厥人国家已经灭亡，它或者亡于本地的土库曼人，或者亡于蒙古伊尔汗国的军事将领，或者亡于这两者的合力。取代这一政权的是另一些当地土库曼部落的统治，这些土库曼人过去曾经是臣属伊尔汗国的游牧民。

土库曼人的部落就这样接替了伊尔汗人和拉姆的塞尔柱人的位置，他们的领袖们全都渴望成为拉姆那样的定居王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中最成功的是奥斯曼人。到13世纪末，这些奥斯曼人已被拉姆的塞尔柱人苏丹安置在萨卡里亚河下游的一个重要地带，直接面对3座希腊人的城市伊兹米特、尼西亚和布尔萨。1326年，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1331年占领尼西亚，1337年占领伊兹米特。攻占伊兹米特打开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的道路；攻占布尔萨则为1344年向西征服下一个土库曼人王国卡拉西开辟了道路。卡拉西已经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当1353年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得滩头据点加利波利时，他们正在步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们的后尘。这些希腊人在1235年侵犯色雷斯，到1247年已从陆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奥斯曼人在1361年攻占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萨非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苦行僧）教团的代表，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例如，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帖木儿推翻后，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杰尔米扬王国希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便于1416年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艾登）奥斯曼的领土上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小亚细亚非奥斯曼的土库曼人部落，对14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心怀不满，对被帖木儿暂时解放后又再次臣服于奥斯曼人更是耿耿于怀。1511年，奥斯曼帝国几乎再次被小亚细亚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土库曼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推翻，这些土库曼人都是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同党。这次反叛在1512－1513年被谢里姆一世野蛮地镇压下去。萨非王朝最早的军队就是由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土库曼王国中逃出来的什叶派军团所组成。尽管萨非帝国的国王是苏非教团当然的精神领袖，而整个“红头兵”（因其头巾为红色而得名）部落军团的军人都是这个教团的成员，在1524年沙·伊斯玛仪死后，这些“红头兵”仍成为伊斯玛仪继承人的心腹之患。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佃户，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依照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起初，这些士兵象阿拔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但在14世纪末叶，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以充实国王的奴隶近卫军。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只被用来充当士兵（“theejaniz－aries”的字面原意是“新军”）。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包括智力、体力和军事教育），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最低也要担任近卫骑兵）。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近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也很高。所有奴隶近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生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包括帝国奴隶之子，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近卫军。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近卫军垄断之后，生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萨非王朝得名于祖先谢赫萨非·阿尔丁·伊沙克（1252－1334年），他出生在阿塞拜疆东南角的阿德比尔。他是一个宗教教团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一个什叶派教徒。在他的后裔和继承人中第一个肯定属于什叶派的人，是他的孙子哈瓦加·阿里。此人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教徒，并不属于不得人心的七伊玛目派，该派10世纪曾受到法蒂玛王朝和卡尔马特派，后来又受到暗杀派的压制。伊朗西部的暗杀派于1257年被蒙古大将旭烈兀消灭。第一位参与政治和战争的萨非家族成员是沙菲阿尔丁的曾孙、沙·伊斯玛仪的祖父谢赫朱奈德。他就任谢赫职位的1447年正好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人沙阿·罗赫去世的那一年。此后不久，帖木儿帝国便解体了。朱奈德娶“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宗·哈桑的妹妹为妻。“白羊”土库曼人是帖木儿人在阿塞拜疆和迪亚巴克尔的继承人。

“白羊”土库曼人有一位伊朗籍的宰相。1502年，沙·伊斯玛仪取消了白羊土库曼人雇佣的这一官职，并由自己接管了宰相的职权。但沙·伊斯马仪本人及其“红头兵”的追随者同白羊土库曼人一样，也是讲突厥语的。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阿塞拜疆的全部居民都讲突厥语。在沙·伊斯玛仪之前，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主要中心，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和阿米尔山（今黎巴嫩共和国的南端）。伊朗是逊尼派占优势。最著名的四大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萨阿迪、哈菲兹和贾米，全都是逊尼派教徒。但是，沙·伊斯玛仪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强加给其所有的臣民。伊朗人以令人惊奇的驯服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新宗教，而且这一新宗教最终还成为新的伊朗民族主义的独特标志，尽管讲突厥语的帝国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本意，只是要扩大他的版图，宣扬他祖先的宗教。

到1555年，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国王奴隶近卫军的治理之下。在伊朗，沙·伊斯玛仪的孙子和第二位继承人伊斯玛仪听凭他的“红头军”土库曼军队的摆布。帖木儿的胡马雍正率领一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大军再次征服北印度。胡马雍和他的父亲巴伯尔都是逊尼派，但两人都寻求过什叶派萨非帝国的援助。穆斯林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其印度教臣民远远地超过了，以至它无力陷入国内的教派纠纷之中。在伊斯兰教的印度，任何教派支持穆斯林都总能受到欢迎。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1500－1513年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结果使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1475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的承认。但莫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帝）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之间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王国，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尽管奥斯曼人和马木路克人一样，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比马木路克人更成功，后者在1508－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1538年，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第乌时失利；1538年，曾先后与马木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被迫与葡萄牙人缔和。1551年，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1542年，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的滑膛枪手在阿比西尼亚各自作为当地互相敌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援军而交战。阿比西尼亚自从穆罕默德迁徒耶斯里卜之前向一些追随穆罕默德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提供庇护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来对埃及的征服，使得努比亚和阿比尼西亚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相隔绝。虽然从14世纪起努比亚开始改宗伊斯兰教，但一性论派基督教却在阿比尼西亚存留了下来。自7世纪开始，（来自也门的）在阿比尼西亚高原的讲闪米特语的定居者的语言向南传播。一性论派基督教也随着语言同时传播。但是，基督教必须要与犹太教竞争，犹太教在这一地区已在基督教之先建立了立脚点。自13世纪起，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王国已经压倒了高原上的犹太教，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了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山脚处；1529－1542年，来自东南部的穆斯林几乎征服了整个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她的命运几乎被1542年奥斯曼人的滑膛枪手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所决定，但奥斯曼人很快就撤退了；1543年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在葡萄牙幸存者的帮助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阿比西尼亚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它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了从东南部和南部大规模迁往高原的加拉人异教徒移民的蹂躏。

1555年，伊斯兰教三大帝国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到北印度的旧大陆的文明中心。奥斯曼帝国是三个帝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结构最好的，但它仍未能在1492年保住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滩头阵地，使格拉纳达王国免遭西方基督教的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征服。奥斯曼人也未能吞并西北非最西部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奥斯曼人不仅未能阻截摩洛哥沿岸大西洋海域中的葡萄牙人，而且还在古吉拉特沿海被葡萄牙人战败。此外，奥斯曼人也未能抢在俄罗斯人之前，占据从喀山到黑海的伏尔加河，并因而与他们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同胞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伟绩，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在1300至1555年间，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语诗人中的两个：哈菲兹（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1492年），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3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卒于萨非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

第七十章 东正教世界（1240－1556年）

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国家，避开了1237－1240年席卷俄罗斯和1243年淹没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蒙古浪潮。在巴尔干半岛只有保加利亚遭到劫掠。但到1556年东正教世界这两翼的命运却发生了逆转。1556年奥斯曼人成了南方的东正教各民族（包括14世纪建立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的罗马尼亚人）的主人。另一方面，到1556年俄罗斯的东北部分摆脱了金帐汗国的霸权；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大公，吞并了东俄罗斯的所有公国。1547年他获得了沙皇的头衔；并且征服了两个仅存的继承金帐汗国的国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1240年，尼西亚帝国正在兴起，它于1235年在欧洲赢得了一个滩头阵地，1259年它在马其顿的佩拉戈尼亚击败了由一个对立的希腊人国家与两个法兰克人王国结成的同盟。这个希腊人国家是东罗马帝国在希腊西北部领土的继承者，而这两个法兰克人国家则是法国人的摩里亚公国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此后，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从最后一位法国人皇帝之手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些巨大胜利的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的。1288－1299年，塞尔维亚征服了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在1246年夺取的马其顿地区的北半部。1345年塞尔维亚王公斯蒂芬·杜香占领了塞雷斯；1346年他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人皇帝”。到这一时期，位于塞萨洛尼基界外的整个马其顿都落入了希腊人之手。尼西亚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代价，是将亚洲领土丢给了土库曼部落，而奥斯曼人就是其中距离最近、威胁最大的一支。到1346年，复兴的东罗马帝国已注定要灭亡。剩下的问题只是由塞尔维亚人还是由奥斯曼人成为它的继承者。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削弱拜占庭艺术和拜占庭宗教事业的生命力。14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霍拉教堂中的镶嵌画并不比同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乔托的绘画逊色。与此同时。希腊圣山上出现了东正教神秘主义的复兴，神秘主义者通过默祷寻求与神性的合一（自亚历山大的圣西大纳西开始的这种合一，一直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所宣称的目标）。在14世纪，追求这种神秘主义合一的方法是印度式的形体瑜伽。它在神学上的正统性遭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部分东正教神学家的怀疑。但在1351年，静修在一次东正教会会议上被宣布为正统。政治和神学是互相牵连的。1351年东正教的这次声明是对西方基督教攻击静修的回击，同时也是教皇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在1341－1347年东罗马内战中获胜的结果。

这次内战使复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与战争相伴而来的是一场社会革命和神学争论。帝国在帕里奥洛吉王朝的长期统治期间（1259－1453年），农村大庄园的不断扩大和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都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约翰六世站在大地主一边，引起了农民激烈的反抗。革命者（“狂热派”）在从1342年到135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占据着塞萨洛尼基。这一期间，大地主在帝国的残余领土上遭到了野蛮的报复。

希腊人在14世纪关于静修的争论中所表现的反西方的感情，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很明显。1204年西方基督教徒攻陷君士坦丁堡，及意大利沿海的共和国不断夺取希腊人领海内的国内贸易，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西方的感情。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即那位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亚皇帝，认识到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友好亲善和军事支持，他们恢复的东罗马帝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为此需要花费的代价是东正教会承认罗马教廷在教会事务中的至上地位。迈马尔八世本人在1274年承认了教皇的至上地位，约翰五世在1369年、约翰八世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也都这样做了；1453年，东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与罗马教会的宗教感情交流中去世。

1439年在佛罗伦萨皇帝与东正教教会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只有一人除外）签署了合并条例。但这次也和前几次一样，广大的东正教僧俗群众却反对根据罗马的条件进行合并。在1361年奥斯曼人占领阿德里安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与外世隔绝，只剩下经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通道，而在陆路上一直处在封锁之下。从此以后，所有的希腊人都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们得不到西方基督教徒根据西方条件的救助，最后一批政治上独立的希腊人飞地势必要落到奥斯曼人之手。希腊人有意让自己处在奥斯曼的政治统治之下，因为他们感到与教皇的教会统治和热亚那与威尼斯的商业统治相比，这还是较轻的祸害。

受《古兰经》约束，穆斯林政府有义务要允许服从的基督教臣民信奉自己的宗教。而西方基督教国家，除了威尼斯例外，都很难令人相信它们不强迫它们的东正教臣民承认教皇的至上地位。尚没有落入西方统治下的希腊人，不愿意为逃避穆斯林的统治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即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条件，他们也怀疑西方基督教徒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希腊人感到愤愤不平：在希腊人的眼中，西方人不仅在文化上低希腊人一等，而且也是教派林立纷争不断，但他们现在却在财富和权力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希腊人。

1439年佛罗伦萨合并条例的签署人之一，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他得到了奖赏，被选为罗马的枢机主教。俄罗斯大主教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下级，伊西多尔本人则是希腊人。俄罗斯的主教们否决和抛弃了伊西多尔，1448年他们选举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担任主教。这次选举并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同意，是由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与立陶宛大公及其在西俄罗斯的下属基辅王公共同发起的。但是俄罗斯的教士阶层并不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凌驾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之上的权力，所以至少在名义上，整个俄罗斯仍然处在主教教会的管辖之下，尽管各个本地的俄罗斯公国的政治地位差别很大。

莫斯科公园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汗国服役而兴起的。莫斯科以金帐汗的名义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汗的特维尔公国。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金帐汗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刽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固然对金帐汗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处在金帐汗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园的政权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权是专制的。

西北部的两个俄罗斯人国家普斯科夫和商业城邦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诺夫哥罗德是北德汉萨同盟的成员，控制了从挪威东部边缘到鄂毕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领土。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诺夫哥罗德，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这使得莫斯科公园的面积、财富和权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纪，莫斯科实际上是因金帐汗国的解体而获得了自由。大约在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分裂成为4个小国：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1475年接受了奥斯曼的宗主权，他们在1502年消灭了金帐汗国的最后残余。于是，莫斯科最终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386年立陶宛的异教王公亚盖沃当选为波兰国王，同时也从异教改宗为罗马王主教，这一事件为俄罗斯人带来了一个问题。自1237——1240年蒙古人闯入以来，立陶宛人已经乘俄罗斯退却之机将立陶宛的宗主权强加给西俄罗斯诸公国，只有1352年被波兰吞并的加利西亚是个例外。立陶宛人让西俄罗斯的王公保持自治，不干预其臣民的东正教。立陶宛人将其政府所在地定在白俄罗斯的东正教城市维尔纳。因此，异教的立陶宛政权并不令西俄罗斯人反感，它成了避免遭受金帐汗国统治这一更大祸害的保障。但这一形势后来却恶化了；1386年西俄罗斯人的立陶宛宗主变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和波兰国王；1404年立陶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扩大了它在俄罗斯的领地。但处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国中的贵族，却感激他们在这一政权下享有的特许权，因为如果沦于自己的同胞莫斯科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即完全不同的专制就会被强加到他们头上。

因此，在1556年莫斯科的俄罗斯沙皇尚未成为西俄罗斯的主人；但它已具有很大的权势，并且打开了向东扩张的大门。与此相反，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却处于逆境。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在奥斯曼帝国于1461年吞并特拉布松帝国之后，希腊人残存的全部领土都处在奥斯曼或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的统治强加给希腊人，也使希腊人在教会事务和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组织成自治的社团（米勒特），每一社团都由一位宗教事务上的头面人物领导，他是奥斯曼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面前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社团首领的管辖范围，都不超出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疆界。君士坦丁堡主教依据职权也就是全部奥斯曼东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领；结果，在1516－1517年奥斯曼征服马木路克帝国之后，作为奥斯曼－米勒特首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不仅成了他自己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而且也成为他的同事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东正教主教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君士坦丁堡主教还管辖居住在东格鲁吉亚、阿兰和俄罗斯的非奥斯曼的教区臣民。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领地的俄罗斯部分非常广阔，并且还在继续扩展。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罗斯人唯一的统一纽带就是他们作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臣民对东正教会的共同忠诚。因此，在1556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样是东正教世界的强有力人物，尽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政治臣民。与此同时，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但是奥斯曼吞并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

第七十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1563年）

在1050－1300年的250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维持了宗教和文化上的统一，经济也获得了发展，人口和生产都有增长14世纪初物质上的增长减缓，1348年及其后的黑死病侵袭，使人口和耕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赢得了全球性的海上控制权，但它东南部的陆上疆界同时也从1300年踞有的范围向后退缩。而且，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变成一个分崩离析互相倾轧的大家族，这种情形既表现在宗教方面，又表现在政治方面。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发生，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到如今已分裂为君主国、公国和城市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方统治者们看来，决定其臣民的宗教效忠关系如同政治效忠关系一样，乃是统治者的特权。

1348年以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出现经济上的衰退；黑死病把衰退变成了灾难。这种瘟疫沿水路由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据点传至马赛，进入基督教世界。这种瘟疫一定起源于欧亚大平原或者欧亚太平原更远的某一地区。在西方基督数国家中，黑死病不是局部性的瘟疫，首次在欧洲流行便使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且不待生存者恢复抵御能力便连续发生。西方基督数世界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直到16世纪初大概还没有恢复到130O年所达到的水平。这些经济后果具有革命性意义。劳工缺乏使农民获益匪浅，虽然好处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那么恒久。农业劳动力的枯竭，佛兰德、英格兰和佛罗伦萨羊毛纺织业的发展，打破了耕作与养羊业之间的均势，养羊业得到发展。

在技术领域，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传入了火器；1440－1490年西方的船只在建造和设备安装上已有飞跃性改进；15世纪下半叶，印刷技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被普遍采用。火药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13世纪蒙古人在征服来帝国的战争中使用过火药。9世纪以后印刷术即已在中国应用。

中国印刷者使用活字印刷早于西方人，但是众多的汉字使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更为不便。在朝鲜，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开始于1403年，1446年朝鲜官方采用表音书写体字，这种表音书写体字用来表达朝鲜语，只需少量的符号。这项大有可为的发明在朝鲜是死产儿，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悠久传统威望所抑制。15世纪的西方印刷者则不受此樊篱的局限；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各种地方语言都能用26个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来麦达；凑巧的是，拉丁字母的古典大写体和加洛林时代的小写体，由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身体力行而重新复兴起来，非常理想地适用于活字印刷。西方人立即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印刷书籍。我们不知道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是他独立的个人发明，还是受中国人的启迪。欧亚大平原是个传播载体，14世纪它向西方基督教世界传送了黑死病的病菌。可以设想，100年之后它同样可以传送印刷术。

西方人掌握印刷术只是关系到西方内部的事，而掌握火器使用方法和新式船只制造方法，却关系到全球形势。15世纪西方船队对全球海洋的征服将在第75章讨论。在西方人到达的范围内，对于西方人以外的还没有掌握火器或者没有迅速掌握火器的各民族，火器使西方海上探险者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火器；奥斯曼人、莫斯科人、印度北部的帖木儿征服者以及日本人都迅速地学会了掌握火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则灭亡了。

15世纪下半叶印刷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运用，推动了文化的繁荣。这种文化的繁荣开始于意大利北部，16世纪时扩展到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1266年安茹的查理前往征伐西西里王国，1494年法国的查理八世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在此期间，意大利北部摆脱了外部的入侵。在1266年以前的年代中，意大利北部不断受到外敌入寇和瘟疫的侵袭。在1266－1494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北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内创造了自己的区域性的亚文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8世纪文化繁荣起源于诺森伯里亚，12世纪文化大发展是在法兰西，14世纪意大利成为文化发展上的执牛耳者。

15和16世纪之交，意大利文化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差异，只要观察一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王亨利七世的私人祈祷处中佛罗伦萨雕刻家皮特罗·托里贾里（1472－1522年）的作品与英国人在拱顶和高耸的雕像上的工艺，就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别。虽然两派艺术都宏伟壮丽，处于同一时代，但表达的思想却是迥然各异的。

这种明显的差异是因为14世纪以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希腊—一罗马风格的复兴运动——这种复兴不仅仅限于雕刻和建筑，也表现在绘画和文学方面。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均以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作品为范本而刻意效仿。用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们试图再现西塞罗的语言，而不是圣哲罗姆或圣阿奎那的语言。14世纪，北部的意大利人开始掌握希腊语和古希腊的文学。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时，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在西方就已过时。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只是粗略地掌握希腊语，但是，1439年一个希腊代表团到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时，所遇到的北意大利学者的希腊语却已十分娴熟，他们彼此能够讨论基督教产生前的希腊文学和哲学。为此，意大利文化繁荣在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意思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倡导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意思是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以此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者和信徒相区别。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文艺复兴”这个称谓，乃是不恰当的；因为希腊罗马文体的复兴仅仅是西方文化第二次自然发展繁荣的伴随物和衍生物。只是这一次文化繁荣与11世纪第一次自然发展繁荣形式不同。西方文化的第二次繁荣不是发端于伊拉斯谟（1466－1536年）以西塞罗式的拉丁语写作达到臻境之际，而是肇始于但丁决定用托斯卡纳语方言写作《神曲》之时。在此之前，但丁已经用托斯卡纳语写下了早期的诗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学家们早已使用奥克语或奥依语创作诗歌，但丁只是步其后尘而已。

近代早期的西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是矛盾的。当希腊罗马的榜样鼓动近代人在仿效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成为当时西方生活方式的有益财富时，它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但是当希腊罗马文化诱使近代人仅仅模仿“古人”时，它的影响趋于衰微。菲力波·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年）研究了罗马的哈德良先哲词后，在建筑佛罗伦萨的穹厦时，使自己的作品得以丰富。（布鲁内莱斯基未能有机会与同时代的奥斯曼人于1421年在布尔萨建造的稍微低矮些的希腊式穆斯林建筑进行交流和比较。）维琴察的安德烈亚·帕拉迪奥（1518－1580年）研究了罗马的废墟和维特鲁威论建筑的论文后，创造了独特的古典建筑风格，丰富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生活色彩。在另一方面，当西吉斯孟多·潘多尔弗·马拉泰斯塔（1417－1468年）于1447年将里米尼的一座教堂东施效颦般地改造成为希腊式庙宇时，却干了一件蠢事。同时，尼科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创造性地运用研究李维著作的成果，写出了指导近代政治和战争的实用手册，而伊拉斯谟则匠心独具地运用所掌握的西塞罗式拉丁语，向当时有限的拉丁语读者阐述了他关于道德、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问题的见解。但是，由某些缺乏伊拉斯谟天才的人文主义者用学究气十足的拉丁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却显得肤浅简薄。

中世纪的西方逻辑学家对拉丁语的掌握，则要健全得多。他们以西塞罗为榜样，不惮于使用新创的词汇。与人文主义者对立的宗教改革家路德，比之西塞罗式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更多地继承了但丁的传统（同时也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传统）。他用方言演说，拥有比伊拉斯谟更多的听众。用托斯卡纳语写成的《神曲》，宣告了近代西方文化繁荣时期的来临，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则为文化繁荣时期建树了丰碑。

直到15世纪中叶，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中心仍是意大利北部；在意大利北部，它的中心是托斯卡纳；而在托斯卡纳，则首推佛罗伦萨。但是，新的西方文化风格既不是佛罗伦萨也不是意大利的独创专利。1494年意大利再次受到外敌入侵，意大利人学究气十足地把入侵者蔑称为“蛮族”，声称新的西方文化风格乃是他们的独创，以此来回答外敌的入侵。

佛罗伦萨之于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贡献，如同雅典之于公元前480年以后古希腊文化繁荣的贡献同样突出。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内莱斯基、柏拉图主义者马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年）、集银行家、专制君主和艺术家与学者的庇护人于一身的洛伦佐·德·梅迪契、马基雅弗利和托里贾尼都是佛罗伦萨人。薄伽丘是半个佛罗伦萨人，半个法国人。列奥纳多（1452－1519年）的诞生地芬奇，处于皮斯托亚境内，列奥纳多出生前一个世纪此地曾被佛罗伦萨合并。阿莱佐是考古学先驱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的诞生地，当波焦还只有4岁时，此地就完全被佛罗伦萨合并。卡普拉斯是米开朗琪罗·邦那罗蒂（1475－1564年）的出生地，它处于阿莱佐辖区内，是台伯河发源地之一。安杰洛·安布罗吉尼（波利齐亚诺，1454－1494年）来自锡耶纳地区的蒙蒂帕希诺，乔见尼·皮科来自位于艾米利亚雷焦和库德纳交界地区的小公园米兰多拉。洛伦佐·德·梅迪契把这两位学者吸引到了佛罗伦萨。巨匠拉斐尔（拉斐洛·桑泽奥，1483－1520年）不是佛罗伦萨人，他诞生于翁布里亚的乌尔比诺，并在此长大成人。

但是，无论佛罗伦萨还是整个意大利北部，都不是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唯一中心。在经济上佛兰德可与意大利北部相匹敌，同时作为第二个文化中心，在文化上也可与意大利北部相提并论。菲耶索莱是可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古城，也是第一个被划入骤然崛起的佛罗伦萨版图的邻邦。该城市有一位弗拉·安吉利科（1387－1455年），佛兰芒人简·凡·爱克（1390－1441年）与地互为伯仲；作为拉丁语学者和政治家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可与他那个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意大利人相媲美。从托斯卡纳到尼德兰，到处都有文化以及商业的落脚之地。

与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相比，位于亚平宁山脉东端到阿尔卑斯山之间北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与尼德兰在地形和气候上更为相似。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区别，在威尼斯画派的艺术风格上得到了反映。丁托列托（雅各布·罗布斯提，1518－1594年）和保罗·韦罗内塞（1528－1588年）与同时代的佛兰芒人皮特·勃鲁盖尔（1525－1569年）齐名。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海，纽伦堡是中转站，与米开朗其罗和拉斐尔同时代、生于纽伦堡的匈牙利人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年），可与除四大巨匠之外的任何意大利艺术家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这四位巨人象国王一般盛名远扬。以致他们的教名远播四海，他们的姓氏却鲜为人知了。（第四个巨匠是威尼斯画家提香［1477－1576年］。）正如意大利北部的情形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方国家中，城市国家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摇篮，但是到1563年这些邦国中的人民也大量地加入了这一文化运动。大学数量的增加可以说明这一切。从1350年到1500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学数量增长一倍多，中欧建立起了23所大学（23所中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7年）。

政治方面，大约1300年以后的250年中，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遗愿得以实现。11世纪末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重新发现。1194年，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夺取了东罗马帝国治下的西西里王国。这一切激起了腓特烈二世的雄心，他不仅想成为德意志的专制君主，而且也想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阿尔卑斯山以北西方大帝国的专制君主。腓特烈二世没能征服北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但却启发了北部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奋起效尤。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比腓特烈二世小得多。14、15世纪，意大利北部绝大多数城市国家为自治公国所取代。其中有的公园（如米兰）拥有不止一个城市。有的城市虽仍然是共和政体（如威尼斯），如把其他原先是独立的北方城市置于其统治下，便可成为一个帝国。

结果，意大利的独立城市数量增加，而城市的规模却在缩小。即使15世纪来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最大的北意大利城市（如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国），与1563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大利之外的西方各王国的潜在力量相比也是弱小的。意大利之外的各王国包括：从10世纪以后即已出现的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二者于1474－1479年合并）；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国。哈布斯堡王国出现于1526年，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奥地利王位、波希米亚王位和被土耳其推翻的匈牙利王国的王位联合形成的。匈牙利王国从前曾经是西方基督教王国东南部独挡一面的前哨站，先是反对东罗马帝国，接着又反对土耳其帝国。15世纪西方各王国远较意大利北部各公国和共和国为先进。这些王国中产生了能力卓越的政治家，如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卡斯提和阿拉贡的统治者，1479－1504年）及英国的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

到1563年，共和制城邦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威尼斯仍是一个强大国家，在意大利本土和黎凡特地区享有绝对统治权；热那亚仍然统治着里维埃拉的意大利部分和科西嘉；瑞士是共和制联邦；德意志城市完全享有主权，尽管名义上并不如此，其中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两城市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依赖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贷款维持经济运转。摆脱罗马教会的统治之后，在新教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两城市，瑞士的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三城市以及瑞士联邦的盟邦日内瓦。

与此相反，为了对抗北德汉萨同盟，斯堪的纳维亚3个王国结成的联盟却因1512－1513年瑞典的退出而瓦解。1386年立陶宛和波兰结成的联盟，曾在1501年和1569年得以巩固，但它也未能使波兰－立陶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过，十分明显的是，15世纪西方国家的主要形态是君主国，而不是城邦，也不是由一个联盟、一个专制君主或一个宗主共和国统治下的城邦联盟。到1563年，曾经是西方城市国家中心地带的伦巴第和佛兰德，终于成了各君主国逐鹿争雄的战场。

意大利北部各邦由于相互掣肘而受制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强国。1477－1482年，法兰西和哈布斯堡王朝瓜分了勃艮第王朝的属地以后，米兰所使用的用以阻止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力量制衡术，被应用于更为广阔的范围。1525年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在击败并俘虏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之后，几近于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置于其控制之下。但是，由于法国强烈的民族情感，政治上德国宗教改革分裂力量的阻击，他的宏愿功败垂成。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在他和他的兄弟费迪南德统治下，查理五世完成了领土的合并，其包括哈布斯堡在奥地利继承的版图、波希米亚王室的土地和匈牙利的弃地；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两大经济中心之一的尼德兰在内的前勃艮第的版图；欧洲第二个权势中心的北意大利的米兰；两西西里王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领地超出了海格立斯灯塔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

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距离政治上的统一还很遥远。如同15世纪意大利各邦互相掣肘一样，西方各国也正在勾心斗角、互相牵制。甚至在西方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其权威也只是区域性的，而且在彼此竞争。但是自1303年法国的腓力四世羞辱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后，这些敌对的地方性世俗国家，不管国力大小，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事务中都拥有了最后的决断权。

从1309年到1378年，各任教皇定居于阿维尼翁，并不是因为14世纪时阿维尼翁比罗马更接近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通中心，而是因为法国王皇想把教皇置于法国境内以便于控制。1378－1417年的教会大分裂，震惊了西方基督教信徒。在这时期，教皇职位问题不仅是道德和教义上的问题，它关系到教皇职位是继续作为法国的政治财富，还是再次成为意大利人的政治财富。各地世俗政权和教皇都贪婪地征收税款；自13世纪以来，教廷千方百计地征收税款，同时各世俗政府也更多地染指教廷在它们统治范围内征收的钱财，并以此为条件才允许教廷把剩余的钱财装入口袋。

教会大分裂的丑剧，导致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的召开。这两次宗教会议都试图把西方基督教会的教皇政府，从绝对集权的君主政体改造成为一个为议会宪章限制的君主政体。在这种有限度的君主政体中，各主教区的高级教士、宗教团体和大学的代表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这种努力归于失败，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地方世俗政权并不支持。如果宗教会议发起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那么也许它将加强西方教会的势力，而这决不是各世俗政权所愿意看到的。一些世俗政权随心所欲地向教皇敲诈勒索，另一些世俗政权虽不再在西方教会行使“至上权力”，但却在以何种条件才能允许教皇职位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各地世俗政权都明白，从1303年以后，她们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享有至上权力。而教皇这时的“至上权力”实际上仅被限定在他暂时行使统治权的辖区内。这些辖区有阿维尼翁周围的一小片飞地和“由查理大帝捐赠”的意大利土地的一部分。在1353－1363年间，教皇只对“由查理大帝捐赠”的土地享有实际上的统治权。所以教皇实际上只是一区区地方的小君主。

在1303－1563年的250多年中，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政治变化是，权力和税收从教皇和西方教会的各级机关（如修道院）转到了地方世俗政府。教廷从一个全面统辖整个基督世界的普世机构，衰败成为西方世界中无足轻重的地方公园。由于在同日益强大的地方政权斗争时吃了败仗，教皇失却了西方基督教民众对它的精神上的忠诚，教会的权威衰落，甚至在那些仍然遵奉它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约翰·威克里夫的生卒年代（1329－1384年）极接近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如果奥康姆的威廉（1303－1349年）以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90－1343年）这两位敢于挑剔教皇制的人不是早死（奥康姆的威廉死于黑死病），那么他们的有生之年也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差不多。扬·胡斯（1369－1415年）生命短暂，但并非死于疾病，而是为人所寄，他生活的时期很近于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546年）。

这些人物以及更著名的人物路德（1483－1546年）、茨温利（1484－1531年）和加尔文（1509－1564年）的活动说明，公侯们的保护和庇佑仅仅是促成宗教改革的条件。受君王们保护的改革家本身并不是公侯。他们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君王、寡头执政者的庇护，那么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事业也许都会流产失败。法国的腓力四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向教皇挑衅时，都是雄居一国至高无上的主宰，并获得了臣民包括地方教士的支持。对于单枪匹马的个人，向教皇发起挑战，即使教皇已不再是炙手可热，威望显赫，那么也需要非凡的勇气。所以，路德首先于1517年在维联贝格（此时维腾贝格大学建校仅15年）、接着又于1521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挺身而出时，其行为可谓惊世骇俗。因为，同教廷决裂所产生的强烈震动迅速传播开来。胡司的捷克伙伴追随胡司的榜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和德国人；路德的德意志伙伴追随路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不等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扭转乾坤，路德教义犹如燎原烈火迅速传遍德意志，远处波及至东南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蒂罗尔和施蒂里亚。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市民的民族情绪促使茨温利、布塞尔（1491－1551年）和加尔文粉墨登场。

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先锋。如果没有他的登高一呼，那么追随他的改革者也许没有勇气同教廷决裂。但是，路德教传播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德国和在文化上依附于德国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一方面，加尔文教虽然从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派别，并且最后在它的家乡法国也遭到失败，但它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它的避难地日内瓦城。加尔文新教和苏黎世的茨温利新教汇合后，向西传播至匈牙利和波兰－立陶宛，西北至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英格兰和苏格兰。加尔文教占据了路德教盛行的德国西部边缘，在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统治时期，在部分地区排挤了亨利八世时期的罗马国教，在英国生根。加尔文教在匈牙利部分地被反宗教改革运动击败，在波兰－立陶宛则被完全击败，但是，在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和苏格兰仍有它的据点。

新教宗教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新教在实际上肯定了德国诸侯和城市的独立地位。（在官方关系上，他们仍然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但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并未发生。1348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场黑死病，随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不成功的农民起义，佛兰德和莱茵河沿岸城市及佛罗伦萨发生了流产的产业工人暴动。1450年、1525年英国和德国再次爆发不成功的农民起义。1534－1536年，在一位天主教诸侯统治地区明斯特的威斯特伐利亚，一些富于斗争精神的再洗礼教徒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在反对这些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中，路德和新旧数世俗政府密切协作。1525年他声言反对农民，支持诸侯。

从原则上讲，路德认为，路德教教会应放弃干预政治。在路德看来，路德教国家中的政治乃是世俗政府的天地。相比之下，加尔文关于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甚至卜尼法斯八世的观点更为相近。加尔文并不要求加尔文教会操纵政府的事务，但他却要求世俗的日内瓦市政府按照加尔文教会的标准进行统治。1538年他因坚持这种要求，在进行了两年统治（1536－1538年）之后被驱出日内瓦。1541年，加尔文被请回来，从此之后直到1564年去世，他在日内瓦立定了脚根。

1494－1495年佛罗伦萨多明我派教士吉洛拉莫·萨伏那洛拉被授权执政。与1536年加尔文执掌日内瓦政权同样，萨伏那洛拉推行改革民众道德的措施。他死于1498年，不是被驱逐后又凯旋而归，而是被送上火刑柱烧死。在15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意大利北部是最发展的地区；但即使是在这里，萨伏那浴拉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成熟，为了推行不成熟的理想，他曾施以残忍的惩罚手段。1517年路德谴责教皇滥用权力。在此之前，意大利已有一批教俗人员在主教乔凡尼·彼特罗·卡拉法的领导下，从教会内部开始改革教会。他们象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样，固守贫穷，过着圣洁的生活，做着行善积德的事。他们不是萨伏那浴拉和路德一类的改革者，而是圣方济各一类的人。他们没有引起教廷的批评和谴责，因此，卡拉法本人被推选为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

谴责和反抗教皇权威，同罗马教廷断然决裂，在这方面新教的创始者们是革命的，但是，正如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和同辈人一样，他们本身也是独裁主义者和不宽容他人的人。虽然他们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来反对教皇，但是他们决不允许改信新教的国家中有良心的自由，这方面比之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革命家们声称，《圣经》的权威超过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为了使每一个德国读者都能直接得到《圣经》，路德亲自将《圣经》译成了德文。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自己对《圣经》中的陈述和训谕作出解释，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都利用这个权利阐释自己的神学理论；但是他们都不允许其信徒拥有同样自由解释的权利。

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教士同各政府达成协议，认定政府有权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教随国定）。异端分子必须离开，否则就有被处死的危险——也许是被活活烧死。再洗礼派是16世纪唯一的在原则上被容忍的教派。16世纪能容忍一些不同教派进行活动的国家有：威尼斯，波兰－立陶宛（这两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容许东正教臣民信仰自己的宗教），奥斯曼统治下的匈牙利的一部分，以及由奥斯曼人和哈布斯堡王朝交替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1571年以后，在特兰西瓦尼亚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和一神教4个教派均被认为合法，可自由活动。

从13世纪的战争到教廷和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者去世，敏感的基督教徒越来越疏远教廷的教规。14和15世纪西方的某些基督教徒的精神活动已经从参加教会规定的宗教活动，转向个人心灵同上帝之间的交流。

正如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的同时代人那样，德国的多明我托钵僧梅斯特·爱克哈特（1260－1327年）也经历了自我与“终极精神实在”的统一。爱克哈特的这种神秘体验，与把“终极实在”看作是人类的神圣对应物的宗教，彼此间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如果两个人不抛弃其独特的个性就不可能超越他们各自的独立性。爱克哈特和西方基督教会之间产生了分歧。同时代的圣山上的正统神秘主义运动（静修派）也受到了西方神学家们的责难，尽管静修派早在1351年即在一次东正教会议上得到认可。

共生兄弟会（现代虔信派）由尼德兰人杰哈德·格鲁特（1340－1384年）所创建。格鲁特是前加尔都西会的修士。在西方基督教正统派看来，共生兄弟会不是异端，也不是反社会的。共生兄弟会从事各种活动，成员多从事教育事业，热心介绍使用印刷机，为古典学术的复兴作了准备。其信徒中最为桀骛不驯也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谟。共生兄弟会过着虔诚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生活尽管是正统的，但却类似不按西方教会规章行事的爱克哈特神秘主义。现代虔信派最有影响的作品《效法基督》的作者或编者坎普滕的托马斯（1379／80－1471年）作为一个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修士，渡过了一生中的最后15年。

15世纪西方基督教徒为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侵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则预言死后永恒的快乐），并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到的肉体痛苦所震慑。西方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同时代的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都以极端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主题。就其心境而言，路德是位豁达乐观的人，这种末世的可怖氛围使他对自己的罪孽冥想深思，并抛弃了依靠个人努力解脱罪孽的想法。他最终的信念是，基督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从而具有了拯救人类的力量，只有信仰这一点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得救，从这一信念中，路德因此而获得了慰藉。

这是大乘佛教在基督教中的翻版。大乘佛教认为菩萨阿弥陀佛能使信众死后进入“静土”，相信这一点就有可能得救。佛教中“静土”的说法于10世纪传到日本，12与13世纪之交被普遍接受。在日本历史上这是一个痛苦的社会和心理的过渡时期，就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5、16世纪之交一样。奥古斯丁修士路德把罪人救赎的责任由罪人自己转到基督的身上，在这方面他和其对手多明我修士台彻尔有相似之处，台彻尔把罪人得救的责任推到教皇身上。不过台彻尔不象路德那样把行动建立于信仰之上，他做的是金钱交易，完全为利益所驱使。但无论是路德还是台彻尔，都象圣方济各或坎普滕的托马斯一样，以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方式取代了对基督的艰辛的效仿。

对相信“静土”的大乘佛教徒来说，菩萨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所信仰的上帝却是不可思议、无所不能的暴君，因为上帝赞成穆罕默德和犹太经典（基督教《旧约》）中前先知书作者的主张。在穆罕默德的信念中，至少上帝给予人类一系列的警告，以使人类择善避恶免受惩罚。路德和加尔文教理中的上帝，则武断地命定了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受惩罚。这是圣奥古斯丁对圣保罗神学的阐释。路德是奥古斯丁派修士，圣保罗理所当然成为他反对教皇权的保护伞，因为保罗是唯一可与教皇制度的创始者和庇护人圣彼得等量齐观的人。

命定论似乎同因信得救论是水火不相害的，因为信仰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上帝的行为。这两位新教创建人的两个基本信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相互和谐一致，这就是：人类是一个能动体，如果他完成了信仰中的事业，那么这项事业如同他们所完成的其他事业一样，都是命定的。大乘佛教信徒认为，依靠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可以得救，它和上座部佛教对“业“的信仰更易趋同；因为，“业”虽是命定，但它是一种人为的命定，可以通过转世后的作为变好或变坏。

新教徒废弃了教皇治下的西方基督教会的一些礼仪，这种做法在新教之前已有先例。842－845年，中国曾解散佛教寺院和尼姑庵，没收其财产，勒令僧徒还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法国的腓力四世于1307－1314年曾没收圣殿修士会在法国的财产，并无情地迫害其成员，英国的爱德华二世也曾如法炮制。8、9世纪东正教世界曾禁止过偶像崇拜。11世纪西方世俗基督教士禁止结婚，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为了迎合与西方教会不同、主张教士可以结婚的东仪天主教，教士独身的规定一度被废弃。捷克饼酒同领派，曾恢复俗人“两种形式”的交流权利。茨温利否定基督的肉和血在“圣餐面包和酒”中的“真正临在”；加尔文认为圣餐中基督的肉和血的临在只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但路德却认为是肯定的，新教各宗都仍承认，西方天主教在基督教信条中加入了“及圣子”一语。

新教徒对犹太－基督徒－穆斯林信仰的上帝的描绘，特别是他们把命定论中令人惊悸的行为推到上帝身上，使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今天被称为圣人）敬而远之。这些学者承认并抨击教廷在生活中的恶习和弊端，但在他们看来，这些恶习与路德的教义和灵魂相比还稍逊一筹。事实上新教神学是从伊拉斯谟的理性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唯理主义的一次倒退。但是，除了路德之外，新教的其他创始者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茨温利和加尔文是热情的古典学者。路德的同事腓力·梅兰希顿是维膝贝格大学的希腊语教授。梅兰希顿也和非路德派人文主义者一样，对路德命定论教义表示疑虑。路德死后，地劝说路德教会将苛刻的教义缓和一下（路德原来的教义最终还是盛行开来）。虽然在新教创建人中，路德因为不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而落落寡合，但路德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学者。即使他从未奋起反抗教廷，他将《圣经》译成德文的功业也足以使他英名不朽。

罗马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领袖们，由衷地欢迎人文主义。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为了准备他毕生的事业而接受大学教育，他创立的耶稣会（建于1540年），就象上一个世纪的共生兄弟会一样，诚挚地相信教育的作用并付诸实践。但是，圣依纳爵是作为一名军人开始工作的，耶稣会的主要特点是纪律和献身于教廷事业的精神。正如11和13世纪的情形一样，16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把教皇从因以前的恶行而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中拯救了出来。圣方济各的精神同格列高利七世和圣依纳爵的精神是对立的，但教廷从这3位救星所共有的忠诚中却获益良多。从1545年到1563年，特伦托宗教会议时断时续地召开，它肯定了教皇对罗马天主教其他部分的君主地位，但同时也指出了教会的恶行。假如这些改革措施的颁布和实行，能够在也应该在1414－151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颁布和实行的话，路德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激怒，并进而做出使他因此而名垂千古的事业。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190－1511年）

1190－1511年间的3个世纪中，东南亚在政治上、人种上和宗教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的袭击遭到失败；操大陆东亚单音节诸语言的民族——尤其是泰族不断向南定居并建立了政治统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佛教及伊斯兰教逐渐传播；最后，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葡萄牙航海者又不期而至。蒙古入侵者在东南亚陆海两路却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在1257年、1285年和1287年三度占领了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但越南人每一次都迫使他们节节后退。1285年，蒙古人通过越南北部征服占婆的企图也被占人击败。1287年，蒙古人的确成功地占领了上缅甸蒲甘王国，但他们在1303年退出这一地区。在大陆东南亚，与1261－1303年间在叙利亚一样，当蒙古人遇到坚决的军事抵抗时，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下，他们被这一战场与他们远在欧亚大平原东北边缘的基地之间的遥远距离击败了。蒙古人于1292－1293年对爪哇发动的海上远征，与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的海上远征一样，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信奉大乘佛教的爪哇胜利者，于1293年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苏门答腊的长寿帝国室利佛逝在击退蒙古人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泰族人对它在马来半岛上的领土施加军事压力，这使它遭到了削弱。满者伯夷帝国在爪哇的兴起，以及1295年前后伊斯兰教传入苏门答腊西北部，使它进一步遭到削弱。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门答腊是否落入了满者伯夷统治之下，或是否成了它的附属国。

满者伯夷帝国在大约1513－1528年间被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爪哇小国联合推翻。一位苏门答腊夏连特的王子拜里迷苏刺，娶王朝一位公主为妻，他于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城，这座名城位于以它命名的马六甲海峡靠大陆一端的海岸上。到1414年，拜里迷苏刺皈依了伊斯兰教，取名穆罕默德·伊斯坎达尔·沙，马六甲也成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的基地。从8世纪起，来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的阿拉伯和伊朗穆斯林水手就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之间的海洋上航行，建立商业基地，并沿途在大陆和岛屿沿岸对当地居民进行劝化。在印度尼西亚，这一进程由于马六甲城的建立和皈依而得到了新的推动。然而，与印度次大陆的经历形成对照的是，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伊斯兰教的统治不是通过武装力量强加的。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是当地统治者及其臣民自愿接受的，但这种皈依只是浮浅的。印尼人把信奉伊斯兰教与保留他们在过去1000年中接受的印度文化相互融和起来。在伊斯兰教的外表下，他们传统的印度主义仍然保持着活力。《摩诃婆罗多》仍然比《古兰经》更能温暖印尼人的心房，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1190年传入缅甸的僧伽罗上座部佛教，于13世纪从孟人和缅甸人那里传给掸人、泰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上座部佛教与这些民族的当地宗教相互交融，成为每个民族的大众化的国教。这样，它就把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从这里驱逐了出去。大乘佛教和印度数很早以前就从印度传入了东南亚，但也只局限在少数上层人物的圈子里。上座部佛教取代这些早期东南亚的印度宗教，使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印度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印度文化只是在印度尼西亚和大陆马来亚丧失了地盘，在那里，它的表面被涂上了一层伊斯兰教色彩；另外还有东部海岸，向南扩张的越南人带来了中国的儒教和大乘佛教。

16世纪早期北方民族向南方的扩散改变了东南亚的人种地图。1535－1539年间，缅甸人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完成了始于11世纪的对孟人的征服。越南人于939年摆脱中国对他们的祖国，即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统治以后不到40年，就开始发动对占婆的袭击。到1000年，越南人已经吞并了占婆最北部的3个省份。1312年他们取得了对占婆其他地区的宗主权。1471年越南吞并了除南部一块残余地区以外的占婆全部地区，17世纪又征服了这块地区，并向南方继续推进，以柬埔寨为牺牲，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并向那里殖民。幸存的占婆人则成为了穆斯林。

泰人、掸人和老挝人所讲的语言非常接近，同属大陆东南亚单音节语族中的汉－泰语文。建国于现属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泰人王国南诏，于8－9世纪在缅甸人到达以前征服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并向中国发起袭击，他们袭击的地区包括现在越南北部，当时那里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此后，泰人移民开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流域，并在湄南河源头地区定居。1253年，南诏被蒙古征服。这个泰人的故乡随后就被汉化，伊斯兰教在这里扎根，而这种发展在13世纪后半期向泰人南移提供了新的推动，他们进入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而湄南河流域的孟人和柬埔寨的高棉王国便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如果泰人象越南人那样带来了中国文明，他们向南方的扩张就将改变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边界，扩大中国文明的范围。但是泰人皈依了1190年就已扎根缅甸的上座部佛教。这使泰人落入了印度文明的疆域之内。

因此，到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时候，东南亚已经形成4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中两种宗教即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对来说是较晚传入此地的。上座部征服了几乎整个大陆东南亚，只有越南、占婆的残余部分和马来半岛最南端除外。越南人是中国流派的大乘佛教徒。占人和大陆马来人成了穆斯林。海岛马来人表面上成了穆斯林，但实际上仍然是印度教徒。巴厘岛上的马来人仍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婆罗洲、沿海地区的马来人成了穆斯林，但在广大的内地，他们仍然是异教徒。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1279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之下，除了在越南北方之外股有残存下任何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人的政权。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早在939年即已脱离了中国。从那时起，它使自己独具特色的当地形式的中国文明得到了发展。中国在1279年的经历，类似印度的维查耶那加尔帝国1565年降落时的经历。只不过与穆斯林军队越过旁遮普征服印度的进程（1202－1565年）相比，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要迅速和彻底得多。

日本在13世纪的经历与中国不同。1281年，日本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对她的第二次进攻。那是蒙古人对她的两次进攻中更为可怕的一次。正是镰仓的北条家族的有力统治，才使得日本免遭蒙古人的统治而保持了自由。但是在击退蒙古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北条氏政权的衰落和覆灭。1281－1614年间，是日本政治史上到那时为止无政府状态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地受到了削弱。从1279年到1911年，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一1631年间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的中国，变成了短命但却庞大的蒙古帝国的重心。蒙古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于1260－1267年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了北京，又于1289年完成了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北京的工程。大运河的延伸，使得把北京所需的稻米经内河从中国南方运到北京成为可能。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王朝——元朝，它将由忽必烈的家族世代继承。

在蒙古帝国的西部封地中，占有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儿汗国，是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忽必烈的率先赞同下建立的，因此它与中国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伊朗的视觉艺术和陶艺受到中国长期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前蒙古人的时代，中国的技术（例如造纸术）已经通过伊斯兰世界向西传播到了基督教国家。

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他们的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臣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蒙古人在中国任用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异族行政官员，而听任那些不被任用的儒生们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形式自然地延续中国的文明。中国人与蒙古人祖传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反感，也阻碍了双方文化上的同化。于是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开始于14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彼此争斗的造反者当中，朱元璋（1328－1398年）独成霸业。这位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统一天下的帝王，象第二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刘邦一样，出身于中国南北方之间淮河流域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到1382年，他不仅把蒙古人从中国的长城之内驱赶出去，并且消灭了所有国内的汉族竞争者。

洪武皇帝在1356年攻下了南京（南方的都城），他仍将南京作为再度统一后的中国的都城。但是到了1421年，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第二代王位继承人的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搬回到北京。北京曾经是元朝以及元朝之前的金朝（女真人建立）的都城，在那之前还曾是辽代（契丹人建立）的南部。遭受蒙古人征服和统治的经历，造成了中国人对异族的畏惧和憎恨。北京地处中国长城以内部分的最东北隅，距离南方的稻米产区极为遥远，选择这样一个为他们所痛恨的蛮族征服者的都城作新都，这表明永乐皇帝及其后继者们最为关心的事，就是对付始终存在的蒙古人的威胁。

蒙古人已经被赶出了中国，但他们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大草原上，他们可以从那里再度进攻中国。极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尤富侵略性。永乐皇帝在大草原上进行了5次战役，但是就象西徐亚人曾避开大流士一世，匈奴人曾避开汉武帝和他的帝位继承者们一样，蒙古人成功地避开了永乐皇帝的追杀。1449年厄鲁特的汗王也先打败并俘虏了当时的明朝皇帝，并且包围了北京。但是，就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挡住了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一样，北京的城墙也挡住了也先汗。明朝在1449年遭到的军事上的大失败，并未导致与宋朝在1126年以及东罗马帝国在1071年的失败相同的悲惨结局。

明朝再度恢复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官的制度（这套制度最初是由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时创设的。6世纪末，由隋朝第一次恢复）。这套制度后来变成了一种僵死的形式，它一直保持到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和1911年废除皇帝统治时为止。在当时的官府中为官的儒生数量，与那个庞大帝国的人口和面积相比，总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协助他们完成任务的，是地方上那些未受过儒家教育的刀笔吏。地方上取得了各等级功名的士绅也与他们合作。这些人自愿地处理地方政务，而不领官俸。（他们是当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既要用来养家，又要用来从政。）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并非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这种功名可以被作为一种荣誉授予某人，也可以用钱来买。无论是怎样获得的，它都能使获得者受到高度的尊敬，同时也给获得功名的人强加上一项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或是作为一个食俸禄的政府官吏，或是作为一个无官俸的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以尽自己的公共职责。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王朝。与元朝之前历代的统治者们相比，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1403－1407年间，永乐皇帝发起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它的修改本数达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这还不包括60卷的内容目录。这部巨书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印刷这部巨书甚至超出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永乐大典》着眼于过去，但明代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却仍是有生气的。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不断涌现出来，12世纪时由朱熹公式化了的儒家学说仍然受到挑战。它以自己无可比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直保住了作为考试科目之一的地位。新的儒学派别的分裂，到朱熹时并未结束。这种分裂始自11世纪时程颢、程颐兄弟的分歧，而朱熹则发展了程颐的学说体系。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是程颢学说体系最卓越的拥护者。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心与万事万物之理彼此都是同一的。而在朱熹看来，理是由体现为人和物的气聚结而成的，这些气又独立于任何人的心而存在。这两个抽象的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人们也能觉察出这两个新儒学派别都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潜在但却是重大的影响。然而，中国所有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更为关心的都是道德规范和人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只有道家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在一批又一批征服中国的异族人中，接受儒家生活方式最少的是蒙古人，最多的则是满洲人。所以，对于饱学的中国臣仆来说，蒙古人最难接近，而满洲人则最易于相处。满洲人并非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如同金朝的建立者一样，他们来自东北的深山密林中，是女真族的猎人和靠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初民。明朝的永乐皇帝曾通过把女真人的部落编入几个辖区，由他们所敬重的本部首领进行管理的办法，把满洲并入中国。

在进占中国本土之前，满洲人曾自动地使自己汉化。1599年，满洲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人加以改造的古叙利亚字母来记录女真（满洲）语言，此后汉文的古籍也被译成了满文。但识字很快的满洲人就宁愿直接阅读和书写汉字的方块字。努尔哈赤曾创建了一支由3个民族组成的军队，它包括汉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部落。1618年，他占据了辽东，那是汉族人居住的长城向外突出地区的一部分。1626年，他迁都于中国本土的盛京（今名沈阳），并任用了一些汉族的行政官员。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1636年把他的王朝命名为“清朝”。1644年，当北京被一名起义的汉族人率众包围时，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那里自杀了。同年，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一位汉族的将帅帮助了满洲人。一些汉族的文臣们也支持满洲人。他们宁愿选择满洲人的政权，也不愿接受一位刚刚推翻了明朝的汉族篡位者的统治。随后满洲人建立了对中国其余部分的统治，但并非没有受到抵抗。直到1683年，满洲人才占领了台湾。然而，对各个阶级、阶层的中国人来说，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与4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相比，其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和心理上的创伤，都要更轻一些。

在日本，1331年由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策划的一次流产的政变，导致了北条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和镰仓幕府本身在1335年的灭亡。1338年，幕府的所在地迁至京都，实权也落入足利家族手中。但是这个新的政权从未能有效地统治整个日大。1185年，源赖朝曾建立起对整个日本的统治，1281年，在击退了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之后，镰仓幕府的北条政权曾维持了这样的统治。足利家族掌权后，这样的统一政权就不复存在了。

足利幕府甚至未能立即控制京都周围的地区。被足利尊氏从京都驱赶出来的后醍醐天皇，重新当上了傀儡皇帝，在京都以南的山区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政权。这种王朝分裂的局面从1336年持续到1392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名变成了事实上独立的诸侯王。1467－1477年持续10年之久的一场内战——应仁之乱，把京都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在此之后，足利氏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日莲宗和神道教这两个佛教派别为他们自己在各地扩充实力，并与当地的世俗诸侯王联合在一起。从1532年到1536年，在京都地区爆发了佛教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方是神道教和日莲宗的信徒，另一方是属于旧宗派的寺院僧兵。在这场佛教寺院间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倾其所有力量投入战斗。

足利幕府时期（1338－1573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与中国统一前的战国时期相似。令人费解的是，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却是经济上、文化上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日本人对蒙古人未获成功的海上进攻的还击，一度成为针对中国沿海的海上私人冒险事业。从元朝到明朝，日本人的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延续下来。1404年，足利政权承认了中国对日本名义上的家主权，并且勉强同意了中华帝国政府试图强加在中日间贸易额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日本的民间海盗商人漠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与一些中国平民相勾结，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国内，经济活动在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自12世纪后半期以来即被把持在地方武士阶层手中的垄断权力，也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削弱，其一是在日本内战中其地位日渐重要的农民武装，其二是新出现的工业和商业的行会以及自由的城市。地处今日大皈以南的桥市，就是这类自由城市的典型。然而，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贱民阶级开始产生的时期。

文化方面，禅宗作为日本大乘佛教的一种形式，尤为贵族武士所偏爱。足利时代不仅经历了对于禅宗的经久不衰的兴趣，而且，在这一时代的末年——最为无政府状态的年代，它还经历了茶道的形成和完善。统治者是把茶道作为与武士们日渐增长的残暴性相对抗的一种文化模式加以提倡的。在视觉艺术领域，足利时代日本产生了模仿中国宋朝风格的山水画大家，还产生了花道（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更为辉煌的文化成就，是大约产生于1350年至1450年的一种戏剧形式——能。此类剧目的情节是传统的和为观众所熟悉的，演员都戴着面具，动作、台词、声调、演唱和配乐都别具一格。14世纪这种日本能剧，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狂欢节戏剧在东亚的翻版。

日本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16世纪达于极点。此后，国家在3个军阀前后相继的努力下重新在政治上统一和稳定起来。这三个军阀是：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3－1616年）。这些建立统一功业的人用火器与他们的对手作战。火器是在1542年或1543年由首批踏上日本土地的葡萄牙人带到那里的，它在最初传入日本的20年间就被普遍地应用于战争中了。

织田信长在1568年攻占了京都，并于1573年消灭了那里的足利幕府。1582年，他被一位反叛他的家臣杀害，但织田信长的另一位家臣丰臣秀吉立即打败并杀死了反叛者。到1590年时，丰臣秀吉成了整个日本的主宰。他与德川家康合作，于同年将后者安置在关东。1592－1593年以及1597－1598年，丰臣秀吉两度侵略朝鲜，但朝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丰臣秀吉准备把侵略朝鲜的战役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他死于1598年3月。他的死与1405年帖木儿（跛者）的死一样，为中国的明朝减缓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胜，从而赢得了在丰臣秀吉权力继承问题上的那场斗争。1603年，德川家康从京都毫无实权的皇室那里取得了将军的称号。1615年，德川家康攻陷了一直由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固守的大阪城，此举使他成为全日本无可争辩的主宰。

德川家康有效地掌握着事实上的统治权，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面子，最小限度地进行政治上的变革。这类似于汉朝的刘邦和奥古斯都，而与秦始皇和凯撒则形成鲜明对比。京都的天皇被允许继续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德川家康在江户（今名东京）的幕府，却如同当年在镰仓的源赖朝和北条政权那样，控制着日本的经济重心关东。地方上的诸侯（大名）并没有被废黜，但却因德川政权的巧妙安排而变得顺从和虚弱了。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川政权，也是为了逐渐地在经济上搞垮他们。德川政权统治下（1600－1868年）的日本的政治地图，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90年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地图是相似的。

1622年到1641年间，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几乎完全被禁止，日本被与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这种做法加强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第75章将谈及这方面的内容。

第七十四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1428－1519年）

在15世纪，中美洲社会与安第斯社会在政治上几乎同时被一个包含该社会版图大部分的帝国所囊括。在每一个场合，建立帝国的工作都是由一个来到当地时间相对较迟的民族完成的；这个民族后来才将其政治统治扩大到最初的地域之外。阿兹特克人（别称墨西哥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墨西哥谷；印加人起源何处现已不为人所知，但考古学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是最早占据库斯科的人。据我们所知，阿兹特克人是中美洲世界第一批征服者，他们在此创造了一个几乎覆盖全境的帝国。在安第斯世界，假如查文和蒂亚瓦纳科风格的建筑、视觉艺术及文化的其他物质载体的广泛传播，伴随着地理上与这两个安第斯文化的先前阶段并存的政治统一，那么印加帝国就可能具有光驱者。不过考古学并未提供说明这种政治状况的证据。

以图拉为首都的托尔托克帝国于12世纪的崩溃，为阿兹特克人在15世纪建立帝国提供了机会。早在公元600年左右特奥蒂瓦坎城毁灭之际，墨西哥高原南端的湖区就开始成为容纳解体的文明社会难民的收容所。在托尔托克帝国崩溃之后，湖区接受了另一批大量涌入的难民；但北方的蛮族劫掠者接踵而至。结果到13世纪中期，湖区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城邦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具有混合的民族成份和多样化的义化。它们彼此之间的主要联系是纳瓦语，这种语言起源于北方的蛮族，到13世纪已成为墨西哥流域大多数居民的语言。

阿兹特克人是一支四处游荡的蛮族，他们闯入湖区的时候该地已经为稳定的城邦共同体所占据。与后“古典”时期的中美洲居民一样，阿兹特克人极度喜好战争和非战争的人祭牺牲。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在14世纪下半期他们最终定居在特斯科科湖西南湾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阿兹特克人改造了这一新的恶劣环境，使之适于人居住。他们清除了茂密的水草，在捆扎结实的木筏上堆上土壤，再覆盖一层湖底的淤泥，使之成为既容易耕种又肥沃多产的粮田。在物质匮乏的压力下，阿兹特克人成了熟练的农学家和城镇规划师。结果他们也成了将商业与军事情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长途跋涉的商人。阿兹特克人采纳了中美洲人精确的历法体系，他们将自己祖先的宗教与当地前辈的宗教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象印度教那样复杂的诸神体系和宗教仪式。同印度教徒一样，阿兹特克人也认为时间是一个个前后相继的时代，每一时代都包含了许多年。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由表意符号和双关音素构成的文字，它比传统的中美洲雕刻文字更为方便灵巧；阿兹特克人还创作了一些反映内心世界的优美诗歌。但自始至终阿兹特克人都醉心于人祭牺牲和战争：他们用令人恐怖的方式将活生生的牺牲者的心挑出来，认为战争是捕获为其宗教所需的大量献祭用的牺牲者的必要手段。人祭牺牲的必然结果是形成吃人肉的习俗。

征服中美洲的西班牙人看到人祭的场景时十分恐惧。（自公元前206年迦太基迦南人的统治结束之后，这种仪式在西班牙便不再流行，尽管西班牙人在战争中仍然继续屠杀自己的同胞，并且处死宗教异端。）西班牙人证明了自己的诚意：他们迫使自己在中美洲最早的同盟者停止使用人祭，不惜冒疏远他们的危险。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也象中美洲人一样渴望捕获战俘，但他们夺取战俘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神祗提供牺牲，而是要赚取赎金充实自己的腰包。在中美洲捕获战俘的动机并非出于经济利益，它源于这样一个信仰，即如果不用人的心脏持续不断地供奉神祗，那么这些神祗就会丧失自己保存现有宇宙的能力。

贪婪使得西欧基督教的好战者更人道地对待战俘。但是同样的贪婪也驱使他们为得到关于隐藏宝藏的情报而严刑拷打阿兹特克和印加人战俘。西方基督教徒16世纪在新世界、以及在此之前于1204年劫掠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中已表现出极大的贪婪。这种贪婪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他们的技术发展而同步增长，使他们得以放纵自己无休无止的欲望。到70年代他们的自我放纵使生物圈受到无法居住的威胁：他们污染它，耗净它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西方人实际上是采用一切恶劣的手段使人类陷入中美洲人曾经担忧的灾难。在中美洲人看来，西班牙人对人祭牺牲的否决是赤裸裸地滥用强权。既应该通过西方基督教徒的眼光，也应该通过中美洲人的眼光看待中美洲人和他们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之间的争端。

阿兹特克人是通过充任帝国的建立者、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统治者的雇佣军而获得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于1230年被来自特奥蒂瓦坎难民的后裔、蛮族特帕内克人所占领。1428年，两个阿兹特克人岛上城邦之一的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侵占了他们曾作为雇佣军帮助建立起来的位于湖区的特帕内克帝国。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是特拉卡勒尔，他曾担任特诺奇蒂特兰连续3位统治者的政治顾问。（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与阿拉伯倭马亚哈里发一样，其正式称呼不是“国王”而是“谘议会主席”。）特拉卡勒尔的第一步行动是吞并了特诺奇蒂特兰的另一个阿兹特克人城邦和北方近邻特拉特洛尔科。同时，他还与两个当地城邦特斯科科湖东岸的阿科卢安人国家特斯科科和湖西岸的特拉科潘结成了同盟。

在特诺奇蒂特兰霸权之下的力量集中，使得阿兹特克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帝国。到1519年，即科尔特斯登陆的那一年，该帝国已经横贯中美洲，地域扩大到东西海岸，控制了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大西洋一端和太平洋一端；而且在地峡以东，该帝国还包括了延伸到今天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以西的太平洋沿岸。

这个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极其广阔，但它并非无所不包。湖区东部的城邦国家特拉斯卡拉在政治上虽不是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同盟的对手，但特拉卡勒尔故意让其保持政治独立，安排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举行定期的“花季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双方的目的都是捕获双方维持人祭牺牲所需的战俘。帝国境内还有其他一些飞地，帝国同盟曾试图征服这些飞地，但没有成功。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最显著的军事失利是未能征服其西部邻居塔拉斯科人，后者与阿兹特克人一样也拥有青铜武器。

那些沦入阿兹特克－阿科卢安统治之下的民族的处境十分艰难。控制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方法，部分是在他们的居住区设立永久性要塞，而更多地是采用恐怖手段。在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贡赋，它包括用于人祭的男孩和女孩、食物、纺织品、宝石、金银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组成帝国的城邦国家——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还是被统治的多数派，都具有完善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法规，但帝国的行政机构却很原始：走乡串户的阿兹台克商人兼任情报官员，帝国政府在被征服地区的主要代表是税务官。

大约在1428年，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创立10年之后，印加人开始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安第斯世界。在库斯科的第八位印加人统治者华通·图帕克之前（通常被称为维拉科查——这一名称原是称呼印加人造物神的，华通·图帕克用来借称自己），库斯科仅仅是安第斯高地许多本地国家之一。维拉科查向东南方扩展其版图，而当地其他国家也同时向外扩张。在库斯科西部，昌卡人征服了印加人的近邻和同宗克丘亚人。大约在1438年，昌卡人进攻库斯科；维拉科查和他们继承者退到了偏远地区，但维拉科查的另外两个儿子库西·尤潘基（亦名帕查库提）和罗卡在奋不顾身的巷战中保卫了库斯科，使其免于陷落。

在赢得这场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帕查库提获取了印加王位，开始对外征服，他不仅吞并了战败的昌卡人的领土，而且还吞并了安第斯世界其余部分。他的副手最初是其弟卡帕克·尤潘基，从1460年起改为帕查库提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托帕·印加·尤潘基（1471－1493年在位）。

印加帝国的创立者们最初征服和吞并了高地的其他部分，东南达到高原上的的喀喀湖盆地，西北达到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从高地出发，托帕·印加又进入厄瓜多尔海岸，向一些海岛派出海上远征军，侵入和征服了3个沿海国家中最靠北面、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奇穆，并且越过了奇穆未设防的北部边界。奇穆的抵抗与厄瓜多尔高地上卡尼亚尔人和基多人的抵抗相比更为微弱，奇穆以南的这两个沿海国家大概在奇穆投降后不久就屈服了。

大约在1471年托帕·印加的父亲退位，托帕·印加成了皇帝。在此之后，他曾经派兵远征安第斯山大西洋一边热带森林中的民族，但并未获得成功。的的喀喀湖一带高原上被征服民族的一次反叛，使得托帕·印加回过头来征服了这些民族，并进一步征服了今天的玻利维亚、阿根廷西北部高地以及今天智利的全部，向南达到马乌莱河北岸。托帕的儿子和继承人提图·库西·瓦尔帕（瓦依纳·卡帕克，约1493－1525／1527年在位）征服了北厄瓜多尔高地，但该地的抵抗十分激烈，以至这位皇帝不得不留在这一偏远的交战地区治理着自己庞大的帝国。他生前再也没有返回库斯科，尽管库斯科不仅是印加帝国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而且也是帝国的交通枢纽。

印加帝国的面积要超过阿兹特克帝国，但人口规模可能并未相应地超过阿兹特克帝国，因为它的许多领土并没有人居住。在面积上，印加帝国与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相当。但是印加人没有有轮子的运载工具，尽管他们比阿兹特克人的装备要好一些，有一种运物牲口美洲驼，但美洲驼的最大载重量与驮马比起来要少许多。印加人不象阿兹特克人那样已经有了文字符号。他们只有绳结语：结绳记事。这些结绳符号颜色不同，绳结环绕的次数也不相同；这些差别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这些意义；专家的本领是通过口授掌握的，并且通过口授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继承人。绳结语并不是不解自明的，而一种文字则对任何掌握了一种书写符号体系的人来说，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但就是凭着这种不完善的记忆方法，印加人仍然尽可能仔细地管理着自己庞大帝国的人口和资源。

尽管地形十分困难，印加人的运输手段都很好。高原上有高高的山口和深深的峡谷。沿着海岸，可灌溉的河流平原彼此之间都被广阔的沙漠相隔。用藤类植物制成的绳索吊桥连接着跨越峡谷的道路。在道路的沿途间或还有一座座备有生活设施的旅舍。商旅的驿马运送着旅客和货物。帝国的形状呈狭长的带状。有两条平行的大道，一条穿越高原——那简直是一个工程奇迹，即使它只能算是一条小道。第二条大道与海岸线平行。在从高原流向大海的河网地带还有连接其他路段的叉路。

为了得到额外的行政官员和军官，印加帝国授于被友好合并的外族中的贵族成员以印加人的地位，从而扩大了印加统治阶级。印加军队则招募被征服的敌人入伍，比如征召尚武好斗的昌卡人和卡尼亚尔人。控制被吞并地区的方法是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大量的顺民被迁移到心怀不满的被征服民族之中，并且将后者的一部分放逐到效忠帝国的居民聚居地区。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要设法使这些移民与他们原来的社团保持联系，并且将他们安置在气候与其故乡大致相同的地区。（在安第斯世界高原和沿海平原气候差异相当大。）维持帝国统一更为有效的措施，是将被征服民族的本地神祗永久性地安顿在库斯科，由他们本民族的祭司照看这些神祗，在被兼并地区建立供奉印加太阳神的神庙。

印加帝国向被征服居民征收的贡赋似乎比阿兹特克帝国要轻；但是就同在印加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贡赋还包括儿童和物品。被征服部落酋长的儿子被带到库斯科与印加贵族的儿子一同接受教育。作为贡品而强制征召的少女一部分被分配给印加皇帝和达官贵人做妻子，一部分被分配给女修道院式的实行独身制度的机构。这些类似佛教尼姑和基督教修女的妇女有时被作为牺牲，但是在印加帝国并没有成为常规的大规模的人祭牺牲，而在这一时期人祭牺牲在中美洲已成为惯例，并且成为所有被阿兹特克人征召的纳贡儿童的命运。接受印加教育的非印加贵族的儿子相当于同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少年，而奥斯曼的领饷骑兵则相当于印加帝国应募当兵的奴隶亚纳科纳人。

克丘亚语是印加人和克丘亚人的母语。在印加帝国建立之后，克丘亚语成为帝国多语种居民的混合语。的的喀喀湖周围高原居民所使用的艾马拉语成为帝国东南部的第二种混合语。

帝国的这些语言和帝国的人口政策及帝国的道路成为强有力的纽带。尽管如此，用如此简单的物质手段将如此广大的地区和人口统一在一起确实是一种奇迹。托帕·印加已将帝国扩张到对印加帝国的创立者来说逻辑上可行的极限。瓦依纳·卡帕克过度扩张了他所继承的帝国。结果，当瓦依纳·卡帕克过早去世之后，北方的军队与帝国行政首都库斯科城的印加贵族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内战。前者支持皇帝的私生子阿塔瓦尔帕，后者支持瓦依纳·卡帕克的合法儿子瓦斯卡尔。北方军队经过多年的艰苦战争最终获得胜利。它占领了库斯科，俘虏了瓦斯卡尔。就在这一时刻，皮萨罗第三次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登陆。

第七十五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在约1400－1550年这150年间，人类对于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传统认识发生了变化。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滨，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突然间扩大了。与此同时，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革命发现，使为数不多但仍在逐渐增多的人确信，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与宇宙的范围相比，突然间也变得狭小了。

自大约4500年前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中心位于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斐；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视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邻的区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触，或是敌对的，或是友好的。幅员辽阔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使东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暂时通过欧亚大平原而连接为一体。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就进行过从东向西的环非洲航行。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沿格陵兰西岸进行过开发，无人知道他们已经迈进了那无垠的“新大陆”的门槛。但就我们所知，在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是没有航海家在这一低纬度地区从任何一个方向横渡大西洋的。如果有船只横穿太平洋从东亚到达“新大陆”或从相反的方向横穿太平洋的话，那么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则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动，又是极为偶然的。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是第一位赢得从西向东环非洲航行成功荣誉的航海家。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进行过这一探险，但没有成功。确凿无疑的是，“维多利亚号“是第一艘完成了环球航行（1519－1522年）的船。它是费尔南多·麦哲伦船队5条船中的幸存者。

麦哲伦“维多利亚号”船的船员们证明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厄拉多塞根据推理所断定的“航海”的含义。厄拉多塞对地球圆周长度的计算是近乎正确的。而哥伦布的猜测则是大谬不然。但这一猜测却给了他开始探险大西洋的勇气。（从欧洲到日本的最大圆周距离是10600海里，而哥伦布的计算要比这少3000海里。）另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猜测是；地球是太阳的卫星，除了1年绕太阳1周外，它每24小时沿地轴自转1周。阿里斯塔克的发现，受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们的反对。但是，时至公元1512年，一位西方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发现了真理。他在1540年出版的《要释》一书中，阐明了这一发现；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进一步翔实地论证了这一发现。

哥白尼对太阳系星体间真实关系的发现，加之“维多利亚号”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环行，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在1492－1522年这30年间，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贝拿勒斯、麦加、耶路撒冷、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连接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其规模是此前任何区域文明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尽管这些旧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经同人迹未至的陆地和不知其深广的海洋相连，但是，人们即使根据先验判断，这个新的、统一的全球文明世界也是有限的。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整个地球纵向分割，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这两个巨大的全球性西方基督教国家达成条约。同意将这条分界线确定在比教皇分割线偏西270里格的位置。他们认可的这条界线位于巴西（一群葡萄牙人在1500年曾在那里迷失），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1529年，两国又达成的新条约改变了对葡萄牙人有利的位于太平洋的分界线经度。葡萄牙人得到了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则拥有了菲律宾群岛。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海上列强得以瓜分的那部分地球，在面积上也小于以前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世界。这无论从以前哪一个地区性的中心来看，都是如此。这个统一了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地平线，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

此外，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过去是、现在仍是“生物圈”的精粹部分。“生物圈”是包裹着地球这个行星表面的，由陆地、水和大气构成的薄层。地球本身现已成为太阳的一个卫星。地球不再是位于中心位置的恒星，人们认为它不过是诸多“行星”（移动的星）中的一颗，现在看起来，过去对那些行星的命名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这些行星，都在沿固定轨道绕太阳作周期性运动。至于太阳，人们已经证明它是诸多恒星之一，就象太阳距地球很遥远一样，无数其他的恒星距地球更是极其遥远的。地球不过是一个恒星系中旋转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宇宙之尘，尽管如此，一位观察者仍会说，恒星系广袤无垠，它或许远远超出人们借助伽利略（1564－1642年）建造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可以达到的视野。地球这颗宇宙之尘的表面是有限的，而这颗宇宙之尘的四周则是广袤无垠的，既没有可见的也没有可以论证的边界。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勾勒的宇宙的新图景。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成繁衍生息的地球上，人类的文明世界已联结为一个整体。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是突然的，它使以前在互相分离的区域中生活的人类的命运骤然改变，要么带来了福祉，要么带来了灾难。对于阿兹特克、印加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奴隶贸易者所到的西部非洲来说，它纯粹是一场空前的浩劫。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一些居民一度曾欢迎自己从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地区性帝国的建立者那里解放出来，不料，他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解放，而仅仅是更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尽管对于中美洲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阿兹特克人的统治或许并非是不好的变化，但对于安第斯山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印加人的统治，则的确使他们的景况变得更糟。

在欧洲人的家园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就象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宝那样，西班牙征服者盗劫了印加皇帝的珍宝，把它们熔化，铸成金币，以此获得经济财富。贵金属的涌入，虽没有抵销其他商品生产的增长，却引起价格的上涨；在每个西方国家，各个社会阶级的命运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西欧民族的航海先驱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冲击是最为激烈的。但是，在16世纪末之前，物价飞涨的浪潮已经掠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正在搅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一位观察者根据20世纪70年代同样规模的价格上涨来推测，自1519年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以后的16世纪，社会上一些人因人为的因素而陷于贫困，另一些人则发财致富，结果导致了混乱、焦虑和不满的增长。这一事实可大致说明，在16世纪西欧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残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鲱鱼是在1417年把产卵地从波罗的海迁到北海的，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险队南行的时间是1420年，而中国永乐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队西行的时间则是1405年。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中国人比鲱鱼要早12年，而亨利亲王的航海家们则比鲱鱼要晚3年。

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的穆斯林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可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了62艘船，载有28000人。这些船带有罗盘（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和防水船舱。最大的船约有400英尺长。

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后，中国人中断航海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明王朝并没有被迫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努力之间作出选择。确实，永乐皇帝的当务之急是在北方前线防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入侵。他曾5次亲征蒙古人。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同时支持两条战线的作战。大概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等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发展之时，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国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而西欧的统治者受国家贫穷的刺激，鼓励并且支持海外冒险。15世纪的中国商人象当时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但他们很少得到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官僚统治国家的臣民。他们的统治者和官员认为，关心商业会有失尊严。在近代中华帝国，人们对贸易的天然爱好和习性因政府缺少对国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杀。这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当20世纪70年代我们回首往事时就会看到，这种官方的偏见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欺骗性的）先知先觉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挠的。1487年，巴特洛缪·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登上了印度西海岸。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中国并未永久性地占领这里），从而把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阿尔布克尔克的海洋战略计划可与13世纪蒙古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陆上战略计划相媲美。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广州。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小岛——种子岛（该岛与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1503－1551年间，葡萄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军队，这对于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胜利是创造性和勇气的回报。1440－1490年这50年间，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设计的一种独特构造和帆装的海船在海上称雄400年；在1840－1890年的50年间，即该船的历史行将结束之时，人们又将它加以完善。在它整个漫长的全盛期，这种船型仅以这种船本身而著称。它有3根桅杆（只在它历史的初期和末期时是4根桅杆）和一套混和的帆装。前桅杆和主桅杆挂有方形的帆，它给船以动力；后桅杆挂有三角帆，它使船具有机动性以及根据风向航行的能力。在17世纪末，这些优点又锦上添花。荷兰人用船头和船尾的帆取代了后桅杆上的三角帆，在前桅杆和第一斜桅之间装上了船首三角帆。在16世纪初，人们在船两边的上下甲板之间开了舷洞，以便于一排枪炮可以向外射击。与在19世纪取代了这种古典的航海帆船的那种机械推动的船不同，它能连续航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因为它的动力是用之不竭的风，而无需补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坚韧不拔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到达巴拿马海峡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巴拿马的西班牙城始建于1519年。1519－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532－1535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以少胜多，征服了这两个由穷兵黩武、狂妄自大的人统治的帝国。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是绝好的。

科尔特斯在某年某日到来，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历法上早有预言。这个历法预言，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将要兑现其诺言，在人间再现。他曾附在12世纪被推翻的托尔托克人的国王身上。如果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苏马二世没有把科尔特斯误认为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再现的话，他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入侵者的。而科尔特斯确实没有资格去取代莫克特苏马在阿兹特克的王位。并且，如果科尔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偶然结识一位墨西哥女孩，那么他在墨西哥事实上将会是既聋又哑，政治上也将陷于一片黑暗。因为这位女孩不仅通晓纳瓦特尔诺和马雅语，而且异常机智，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西班牙人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多纳·马里纳。

而皮萨罗在进入印加帝国内地时，正值内战结束不久，胜利者阿塔瓦尔帕尚来不及巩固其统治。如果在第一次探险（1524－1525年）时就进军内地，皮萨罗就会同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发生冲突。他当时还活着，还是印加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把帝国的重兵集结在北方，而不是布置在远离东南边境的都城库斯科。如果在第二次探险时，皮萨罗攻打内地，就有可能同还活着的卡帕克皇帝相遇。1532年皮萨罗无意地偶然决定冒险进兵。这是自1438年帕查库提打败昌卡人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外国入侵者所选择的战机中最为顺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区的内讧，使西班牙人坐收渔利。阿兹特克人同其臣民势不两立，同其邻国关系不佳。而印加人几乎是同样地为人厌恶，其内部也是剑拔弩张。被打败的瓦斯卡尔派并没有同取得胜利的非法篡位者阿塔瓦尔帕那一派言归于好；历史上的都城库斯科对崛起的基多城的竞争忿忿不平。这些内讧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仅仅是因为西班牙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了它们。科尔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进攻阿兹特克人，皮萨罗招募卡尼亚尔人和瓦斯特尔的余部去同阿塔瓦尔帕一派作战。皮萨罗虽然没有马里纳那样的当地人为他充当政治顾问，却表现出他具有与科尔特斯同样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的王牌仍是他们的装备、冒险性和凶残。当受害者从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进攻所造成的暂时混乱中舒缓过来时，便进行了英勇抵抗。阿兹特克人一直战斗到死，几乎被灭绝。印加人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572年，在蒙大拿，在安第斯山的大西洋一侧的山地，他们仍在战斗，那里的热带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天然屏障。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避难地马丘比丘到1911年才被人们发现（仍保持着原样，但已长期无人居住）。但是，在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即使是最英勇、装备最好的当地人也无法抵挡火药、钢铁制成的刀剑以及马匹（尽管在人类从亚洲东北部来到这里之前，北美洲的马已处于进化过程中，但美洲人没有见过马）的进攻。西班牙人在战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并在那里驻扎富有经验的老兵和欧洲人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征服。这是在效法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国时的做法。

象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16世纪的西班牙是靠两种东西前进的。当他们必须弃船登陆时，他们就骑上马。他们在美洲骑马走过的距离并不逊色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行进的距离。

在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业绩正由俄国人在亚洲北部重演。在1568－1569年，土耳其人打算吞并阿斯特拉罕并在顿河和伏尔加河的最接近处开挖一条运河，但未获成功。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打通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同胞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俄国人的障碍。这道障碍现在因哥萨克人（“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挖掘者”的意思，即来自游牧部落的外人）而得到了加强。这些人是乌克兰信仰东正教的船夫。金帐汗国在14世纪因立陶宛人的袭击而向东退到黑海北岸之后的某一时候，他们第一次定居于第聂伯河中的一个岛屿。1571年，一支哥萨克人沿顿河定居，或许在同时，另一支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定居。

1581年，一位哥萨克族的俄国冒险家叶尔马克从西向东跨越乌拉尔河，并且征服了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操土耳其语的西伯利亚的汗国。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叶尔马克的追随者们拥有火器，而丧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亚人则没有。他们乘船沿河而下，通过西伯利亚森林，他们发现并走出了一些运输路线，于1637或1638年到达太平洋的西北岸。在经过贝加尔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亚特人住地时，他们遭到有力抵抗。这些俄国人征服了布利亚特人，并于1651年在他们国家中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城。与此同时，俄国人已侵入到阿穆尔河流域，1643年，一伙俄国入侵者到达了满洲境内的阿穆尔河右侧的支流松花江。

在这里，俄国人碰到了满族人，他们也已掌握了火器。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族人向西驱退了俄国人，并且在1658年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最西边的河源处。这个界限位于俄国人占领地的东南面。1689年的条约肯定了这一边界。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远离后方，而满族人则离后方很近。从逻辑上讲，满族人的优势是决定性的。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1634－1635年，满族人开始把宗主权强加在东部的蒙古人身上。在此之前，这些蒙古人曾进入中国内地并且同俄国人较量过。布利亚特人是处于俄国人统治之下的仅有的东部蒙古人。与此同时，在1576－1577年，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藏传大乘佛教，而西部的蒙古人也很快地效法。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准噶尔部、卡尔梅克部）如今栖息于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隘口两边。这里是扼守从欧亚大平原东部通往中部通道的战略要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卡尔梅克部蒙古人向西涌去。他们开辟前进道路，通过操土耳其语的哥萨克穆斯林地区，进入欧亚太平原中部，并且在1613年越过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而这一年正是俄国人“混乱时期”（1604－1613年）的最后一年。这些卡尔梅克部移民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安营扎寨，处于俄国人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无人区。那个地区，对于不信奉东正教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佛教徒来说，在政治上是最合适的地区。

17世纪结束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是江河日下。1578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遇到军事上的失利。1580年，葡萄牙人同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联合起来。1588年，西班牙军队企图征服英国，但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的惨重可同蒙古人1281年在日本、1292年在爪哇的灾难相比。此后，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联袂，他们的海军力量也无力保护其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海上帝国不受伊比利亚军队的侵犯及其心怀妒意的西北欧邻国——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蚕食。

这3个冒险性的民族已经占据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这些岛屿正在遭受劫难。1606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登陆；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1605年，法国在阿卡迪亚进行殖民活动，并于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612年，荷兰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西班牙丧失了其幅员辽阔的“西印度帝国”（即美洲）的一些重地。葡萄牙的损失更为巨大。1641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1658年，占领了锡兰海岸。1609－1623年间，在争夺葡萄牙占据的印度尼西亚时，荷兰人打败了英国人。在1621－1654年间，荷兰企图征服巴西。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规模太大，超出了荷兰军事资源的能力。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更为不祥的征兆是，他们被亚洲人和非洲人驱逐了出来。的确，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于所有建立帝国的西欧列强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在英国海军的缓助下，伊朗萨非王朝皇帝沙阿·阿拔斯（1588－1629年在位）在1622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1632年，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驱逐了葡萄牙人和所有欧洲的耶稣会教士，并把自己同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几乎是同时，日本人作出了同样举动。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1622－1638年间，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于1636年公布的一道禁止日本人出国的敕令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在1603年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被允许留在日本，但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

阿比西尼亚人和日本人因同样的理由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葡萄牙人是狂热、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和从贸易中攫取利润。1626年，在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成员，引诱当朝的皇帝承认教皇在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会统治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哄骗皇帝彻底废除当地的基督一性论教派的礼拜仪式，这些仪式中还包括一些犹太教的内容（犹太教先于基督教传入阿比西尼亚）。尽管阿比西尼亚人感激葡萄牙人在16世纪使他们摆脱了穆斯林人的奴役，但此后葡萄牙人企图把罗马天主教强加给他们，招致了他们的愤怒。在日本，自从1549年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九州以来，已有大批人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但是，西班牙人于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随后于1580年同葡萄牙人一道主宰了菲律宾，这就使丰臣秀吉和继之而来的德川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为他们企图征服日本的“第五纵队”。这就是日本人自愿地采取自我封闭、同文明世界和其他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预防手段，以提防西欧人威胁的原因。这同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政府允许荷兰商人留在日本的原因在于，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他们并不想使日本人皈依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加尔文教派。英国商人也审慎地避免表现出要同化其非西欧的贸易伙伴的意图，甚至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挑衅性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旨在使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成为法国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谨慎从事。

随之而来的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创建者们掀起的层层浪潮所带来的西方文明，是形态各异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这一企图。所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异教地区传播西欧文明的第二个浪潮，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西欧文明。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都对传教士的活动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从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渗透的、这种删节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术。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在日本，罗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岛上秘密生存的状况，直到1873年才结束。因为，那年废除了对被确认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到了那时，秘密的教徒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已经把土生土长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仪式融为一体。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那里，被征服的人人多被强迫信仰天主教，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所有西欧国家的帝国创立者们都很相象。他们要么剥削海外的受害者，要么就消灭他们。西班牙征服者的贪欲和残忍，为他们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们所仿效，但是，只有西班牙人面临由征服所产生的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处理的道德问题。早在1514年，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们，就在多明我修道团的男修士中找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他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颁布法律，制止最恶劣的胡作非为。尽管处于对立面的掌握军队的征服者一再反对，这项法律仍得到部分实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与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办法，来缓和对受害者的压迫。在他们看来，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种族差别的精神纽带。皈依天主教对减少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隔阂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后来西班牙议会的新西班牙保护女神——瓜达卢佩城的圣母——的色彩和服饰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立即开始把非洲黑人变成奴隶。所有后来的西欧帝国创立者们都干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当西欧人获得海外领土后，他们就把从非洲掠来的黑奴运到那里，强迫他们劳动，以代替被灭绝或大量杀戮的当地人。这些奴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贩卖奴隶的商人们的利润则与此成正比。那些被贩运到外国的非洲黑奴中的幸存者，应当感谢他们种族的生命力，应当感谢他们能够在美洲繁衍后代，这使他们得以与贩运他们的西欧白种人一道，去分享他们所获得的“新大陆”。

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3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16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3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

第七十六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在1563－1763年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这是自从西方社会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就地崛起之后，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超出了先前任何一次变革。此时，西方的思想家们已不再不加鉴别地继承先辈们的遗产。他们决意今后要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观察来检验被继承的学说，要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也尽力与少数异教徒和平共处。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或冲动去把大多数人的信仰和习俗硬性强加给所有的人。这两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686年，丰特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乔尔丹诺·布鲁诺为了这个学说于1600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丰特奈尔却长命百岁，直到1757年安然死在床上。1687年，牛顿（1642－172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基督教会当局的封禁勒令，幸免了伽里略1633年的厄运。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这一法案曾授予法国的少数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西方人长期遭受权力的奴役，当然现在他们已从中解放出来了。在15世纪末叶以前，所有异教都遭到了罗马帝国政府的强行镇压。在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继承国，比如1391－1492年间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所有未能在国外找到政治庇护的犹太人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3世纪以来，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强加给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15世纪以后，又把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作家的风格，强加给了当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义中篡改了“及圣子”句的西方基督教的权威，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会罗马教皇统治的新教徒的指责。新教徒用《圣经》这一权威经典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新教的主教象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一样，不容异端学说，把他们自己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臣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只是加剧了两派的竞争，与统一时期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行为之狂热、恶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古典拉丁文作家风格的模仿，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顺从，显得更加肤浅。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维，后来的科技发明和地理发现推翻了许多物理现象的古典解释。在这个领域，古代知识的复兴走上了新的历程。

西方人从他们希腊——罗马祖先的理性僭主政治中解放了自己。这一点在丰特奈尔的《闲话古人与今人》（1688年）和威廉·沃顿的《古代与当代学问的反思》（1694年）中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了，但论战的序幕是由让·博丁（1530－1596年）拉开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勒纳·笛卡尔（1596－1650年）进一步推动了这场战斗。在这之后，现代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胜利者不得不承认赞美路易十四的人并不是比荷马更好的诗人，他们没有署名，所以他们的赞美诗也就不再流行，尽管基督教宣称基督教文明超过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近代西方成就的这些斗士，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赢得了胜利。

西方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信誉扫地。它开始于1534年，时断时续，直到1648年。这些战争既狂热又伪善。那些好战的君主本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却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那些主张扩张教会势力的人，用他们愚昧无知却发自内心并充满仇恨的热情，把这些好战君主的仇恨煽动起来。1660年，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他们的政策是要将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从既缺乏教育意义，又缺乏说服力的神学争论中转移出来，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到有关自然现象的问题上，并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场“宗教战争”中，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评论家和牺牲者。他们确实在寻求削弱基督教对西方人心灵和精神控制之路。由于这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工作，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外。比如，日尔曼人在日本巧妙地避开了基督教会的活动，不断地为同人提供安全保证。丰特奈尔在他为科技界故人所作的讣告辞中写下的格言，似乎无法为基督教义所宽容。在1688年出版的《神谕的历史》中，他更加大胆了。皮埃尔·培尔是一个流亡在荷兰北部的法国异教徒，他于1695－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了《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这简直就是狄德罗与达兰贝尔合著于1751－1765年间在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原型。培尔仿效同时代西方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所采用的注释式的版本。这些注释用小的字体印出来，看似不引人注目，但往在却占去了大部分篇幅。他的原文似乎是一剂镇痛药，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语意深奥的注释中所表达的意图，恰恰被读者理解为是嘲讽挖苦之意的话，那么他对于原文的注释，便颇有某些颠覆的意味了。

大约过了80年以后，爱德华·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也采用了培尔的写法。但这并未能使它免受责罚。此书发表于1776－1788年间，其中对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所作的解释并不怎么高明。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率先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真正做到不计较异教的信仰和观点，却是个缓慢的过程。约翰·韦斯利（1703－1791年）早在1739年就开始热衷于传教活动，当时，吉本（1737－1794年）还是一个婴儿。与吉本同代的法国人伏尔泰（1694－1778年）和百科全书派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如此，在18世纪，伏尔泰仍觉得住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瑞士一边是比较明智的。

在17世纪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年）把对基督教詹森教派炽热的信仰与科学天才结合起来；波舒哀主教（1627－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书。和凯撒城的优西比乌斯（约264－340年）一样，波舒哀在这本书里也阐述了人类的历史，但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的上帝，即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才为西方人所认识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其文学的里程碑的是《论宽容的信札》（1689年以后）和《政府论》（1690年）。这两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国的英国流亡者约翰·洛克（1632－1704年）所著。实践的里程碑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多瑙河哈布斯堡王国的君主。他在1690年向原来归附于匈牙利王权的所有基督教教徒和至今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授予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部族自治权。这种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又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标准。1690－1695年，利奥波德为流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团提供了庇护权，条件是维持他们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对一个奥斯曼非伊斯兰教社团（米勒特）的特权。最近到1664年，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占领的波西米亚王室领地之一的西里西亚人民，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开表示，愿意让奥斯曼征服者来解放他们。在其间的25年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出于与俄国竞争的需要，转而采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它与俄国竞争，为的是从政治上忠于奥斯曼东正教。由于在1682－1683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惨遭失败，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对奥斯曼东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赢得信仰自由与赢得理性独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法国，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在中国，耶稣教会传教士为了争取立足之地，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措施。他们学习掌握儒家文化，介绍西方天文和军事技术的一些实用知识，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膜拜他们的祖先。通过这些措施，耶稣教会的活动终于在中国立住了脚跟。利马窦（1552－1610年）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创始人，由于他精通儒家文化，因而被中国儒家学者吸收到他们的社团里，在那里他取了一个中文的笔名。耶稣会教士将“救世主”译为“天”。不肯让步的罗马天主教当局破坏了耶稣教会的工作。他们禁止中国的皈依者用传统的仪式来膜拜祖先，并坚持“救世主”应被翻译成“天帝”的说教，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超人的，而是与人同质的。罗马教会挑起了一场和大清帝国政府之间为时30年（1693－1723年）的论战，作为其结局，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禁止和压制。罗马教廷没能从1587－1638年间在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欧洲，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东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42年之后，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在1731－1732年间被驱逐出了毗邻的萨尔茨堡主教管区。

在西方国家里，彗星的出现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用以警告那些即将受到惩罚的人。但这种迷信思想在17世纪消亡了。不过，1680年彗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恐慌。1682年，培尔发表了《彗星出现的不同见解》一书，宣称1680年出现的彗星和所有其他彗星一样，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当1682年另一颗彗星出现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认为它与1456、1531、1607年出现的彗重没什么两样。他测算出了它的轨迹、周期和速度。哈雷也同样测算了1680年出现的彗星。另一种西方迷信是对巫术的迷信，这种迷信思想的消亡更为困难。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对这种迷信公开提出挑战，到这种巫术最后一次在那里作怪，200年（1563－1762年）过去了，其间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被羞辱地处死。

对于权威不容异说的褊狭和迷信的抵制，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是一次胜利，它造成了西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空缺。这些空缺伴随着各个生活领域中程度不同的成功，或多或少为一些审慎的替代物所填补。

那些曾煽动起象1572年使徒巴多罗买日的巴黎大屠杀和1649年德罗赫达大屠杀的宗教辩论，成功地被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兴趣取代了。人们希望把数学化了的科学系统地运用于科技，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这种愿望激发了人们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很早就表述过这种愿望。弗朗西斯·培根也抱有这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激励了培根的门徒——“皇家学会”的奠基人们。威廉·哈维（1578－1657年）是帕多瓦大学一名英国学生，他于1628年发表了他的《心血运动论》；罗伯特·波意耳（1627－1691年）将化学科学从炼丹术中解放出来；伊萨克·牛顿使西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发生了革命；查尔斯·林奈创立了生物圈里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系统划分，林奈相信他所划分的种和属的不变性，在他看来，大自然是静态的，林奈的同代人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和孔德·德·布丰（1707－1788年）发现了证据，证明迄今为止自然界在时间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期望这一过程能在未来继续下去。

在哲学领域，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抵制所造成的空缺，尚未被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崇拜所填补。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突破口和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填补这个空白。勒纳·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作了尝试。即使对于那些对笛卡尔已穷尽了真理的论断提出质疑的后继者们来说，他的《方法论》（1637年）一书也一直是理性的标志。约翰·洛克则对认识论加以实验性探索。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莱布尼茨（1646－1716年）试图为形而上学奠定新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通过对心理学王国所作的初步探索，巩固了他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洛克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未能达到这个深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新颖了，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正确的评价。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启发了维柯，但维柯在古希腊大师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掌握了两种文化：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写出了西方第一篇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

由于教皇对西万“基督世界”的管辖，由于拉丁语在外交、研究、甚至在众多方言的各种诗歌中，都被作为通用语言使用，这些对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结成统一的整体起了很大作用。教会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文学和科学的“文学界”取代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伊拉斯谟，然而是培尔于1684年首次在期刊《新文坛》中采用的。公共邮政事业发展了，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费用支付问题。这些推动了文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在私人通信中诞生了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又进一步产生了报纸。在西方，第一本印刷期刊的发行是在1609年，第一份日报的发行是在1702年。到了17世纪，除了帕多瓦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这样极个别的学校之外，西方绝大多数大学都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的活力和创造力。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创建，填补了部分空白。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权国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在18世纪的巴黎，这些大学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举办的私人沙龙的支持。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部分地填补了罗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所留下的空缺。这是西方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两个社会阶层，它们通过跨越国界的联姻和对跨越了民族障碍的各种方言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际，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也保持着团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宽恕。纳瓦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国王为了成为法兰西的亨利四世，竞改信了罗马天主教。荷兰北部加尔文教主教威廉和汉诺威路德教派的选侯乔治，各自为了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的国王乔治一世，结果成为英国新教圣公会信徒。在苏格兰，加尔文教已得到认可，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层新教的外衣即可；但是，四个乔治和威廉四世则不得不在汉诺威继续充当路德派教徒的同时，又得在苏格兰充当加尔文派长老会教徒，在英格兰充当新教圣公会教徒。

早在12世纪，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就已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些方言诗歌与同时代的拉丁文诗歌一起流行于世。在这些拉丁文诗歌中，方言的风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方言在诗歌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时，它的首要影响便是促进了文学的丰富繁荣，从而为天才的发挥提供了温床。这种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拉伯雷（1494？－1553年）和诗歌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例。西方的宗教改革时代，也是西方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摒弃宗教迷信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价，是诗歌向散文方向的发展，这一发展不是表现在韵律上，而是表现在风格上，其过渡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西欧诗人，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和同时代意大利人那样，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体为楷模进行写作。法国的代表人物是约阿希姆·德·贝莱（1522－1560年），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年）和“七星诗社”中其他5位成员。他们在英国的同仁是先躯者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年）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1517？－1547年）。接踵而来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群杰出诗人和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君主制度复辟之前的他们的后继者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608－1674年）是这一时代的英格兰、苏格兰诗人中最杰出的两位。由于这两位巨匠光彩照人，结果使这一时代其他本来很杰出的诗人都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西方的诗人们使审慎地变成了散文家。在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中，最先开始这种基调和风格的变化。他们是高乃依（1606－1684年）、莫里哀（1622－1673年）和拉辛（1639－1699年）。这些天才将韵文和朴素的文体结合起来。同时代的法国散文作家，比如帕斯卡尔，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

17世纪逐渐风行的这种法国散文体简洁、明了、准确。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体或希腊文体都更适合于印欧语言。这种语言此时已远及英国，而罗曼语系语言此时已从固定结构变为分析结构，这种分析结构可分为虚词、介词、助动词，以代替那种使用不方便的在动词、名词词根上加前缀、后缀的方法。这种新的法国散文体还放弃了拉丁语、突厥语中用许多从句堆砌起来的句型结构；这种新的法语句型结构把主句和从句排列起来而不用连接词，作者把简单的短句间的逻辑关系留给读者凭直觉去推测。

法国文体的革命给英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英国，这种来自外国的冲击，非常猛烈，而且改革者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例如，德莱顿就很自信地认为，他的文体，无论散文或诗，都在弥尔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法国写作风格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法国新教徒因受宗教迫害而移居国外，这些使法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其表现在除音乐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而此时，在音乐领域，德意志夺走了意大利的领导地位。“三十年战争”后，在北部德国庞大的巴赫家族使曾庇护过他们的君主的声名黯然失色。约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年）和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国人。普鲁士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使他的又小又穷的小王国发展壮大，跻身于列强之列，他还设法为柏林歌剧院筹措资金。除去这些，腓特烈在军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抱负，就是要写出即使往法国文学圈中也可占一席之地的法文韵文。吉本也是先用法文写作，然后再象但丁那样，使用母语写下他的名作。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战争中，法国未能使它的政治优势超过他的文化优势。北尼德兰首当其冲，纠集一些弱小的西方国家，艰难地将法国挫败了。

在法国与勃艮第——哈布斯堡王朝第一个回合的权力较量中，法国处于弱势。1525年，它很快就屈膝投降了。这两个罗马天主教强国之间的较量，被称之为“宗教战争”的内战打断了。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德国发生的战争；接下来的是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1569－1609年的尼德兰内战，1618－1648年德国第二次内战和1642－1648年的英格兰内战。

所有这些内战，都不同程度地为外国干涉打开了门户。其中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内战，最严重的是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内战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即已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与信奉新教的瑞典，携手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法国的政策是由身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两位政治家来实施的，他们是于1624年开始掌权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他的直接继承人马扎然（1604－1660年）。

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多瑙河的哈布斯堡王朝。它重新占领并保持住了波西米亚的王室领地。瑞典因投入了一场力所不能及的冒险而使自己精疲力竭。西班牙崩溃了，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国在1562－1598年间的瘫痪局面。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力图把西班牙推上权力顶峰，但那时，尼德兰的战争牵制了它的力量。这不仅是尼德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内战，而且是尼德兰新教徒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由于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系，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不得不去打击荷兰人的进攻。西班牙在1621年试图再度占领尼德兰北部，结果却加剧了西班牙的资源消耗。继1588年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海军之后，1639年，荷兰人又进一步歼灭了西班牙舰队。在陆地上，在旧大陆，1640年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叛削弱了西班牙的实力。

尽管西班牙丧失了它的海上霸权，但它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失，白银继续从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的银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但这些财富已无力挽救它的衰落。西班牙农业耕地面积已无法与法国相比，游牧部落大面积的畜牧业占地，阻碍了西班牙的农业发展。因而，西班牙象瑞典一样，由于人口不足而无法扮演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西班牙、瑞典和德国的衰竭为法国提供了机会，它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早在1552年，法国就已获得了洛林的3块绊脚石：梅斯、图勒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她又得到了阿尔萨斯。

法国在1667－1713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就象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幸存一样。甚至在1685年前后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国外时，法国也得以幸存。这些新教徒毕竟只是法国人中的一小部分。法国太繁荣了，这点损失并不能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不象当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那样，结果却削弱了西班牙自身。另一方面，法国这些有技术又勤劳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却加强了法国当时乃至未来的对手们的力量。这些对手包括北部尼德兰、英格兰，而首要的是勃兰登堡，以及符腾堡、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和南卡罗来纳的英国殖民地。

而且，在1667－1713年战争的后期，在英格兰和荷兰力量联合之后，在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在同英国争夺对西班牙帝国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权和对印度的控制权时，法国都失利了。英国在1690－1763年间，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北美洲，又在1746－1761年间夺得了印度（除了几个很小的独立飞地之外）。1767年，休谟让吉本尝试用英文写作。他预言北美将被讲英语的人占领，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休谟的预言得到吉本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赞同。

虽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败了，但在1627年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中，法国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仍能维持这种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西班牙的势力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它的同伴挤垮了；尼德兰北部因1667－1713年的战争而衰落；瑞典在1700－1721年同俄国的战争中败北并从此衰落。到1721年，尼德兰人的地盘已被英国人所占，瑞典的地盘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占。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顺利推进，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在伦巴第地区和南部尼德兰的统治权。在奥斯曼帝国于1682－1683年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失利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回报继续向东扩展。

从宗教改革运动到为追逐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公开进行的战争，到17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复兴而来的是战争暴行的缓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彼此怀有敌意的人和宗派之间的极端斗争，而是身着制服、有严明纪律的、职业性的政府雇佣军之间的“适度竞争”（吉本语）。这样一来，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便有可能少受损失。军队被要求实行军粮自给，不再靠国家供养。平民百姓面临的仅只是国家统治者们的改朝换代，这就使他们可能免遭掠夺、驱逐和屠杀之苦。

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总是能够使新的人道规范付诸于实践。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停止战争才是唯一的对策。试图想使战争人道化的天真想法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减缓战争有更好的效果。法国在1674年和1688年先后两次对莱茵河的巴拉丁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掠夺。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它的驻军拒绝投降，它便会被强行攻占。得胜的敌军自认为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是他们的权利。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间，就西方世界整体而言，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成功地被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而早在15世纪，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残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这种水平。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自从989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东正教世界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在东南欧、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在空间上，它与旧有领地之间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隔，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并且，她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是独立的，并仍在不断扩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它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尔梅克人所未退。

对比之下，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成了它的牺牲品。例如，希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一直由一家热那亚的特许公司统治着的岛屿，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1645－1669年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处于臣属状态。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却只有6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其中4个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地．另外2个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希腊人的情况并未象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而俄罗斯人也未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临着欧亚大平原西端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克里米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的后裔邦国中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它的幸存受惠于1475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671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入侵者放火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俄罗斯仅有的不冻港位于里海北海岸，虽然里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而且，即使摩尔曼斯克，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速，堵住了莫斯科人进入亚速海并进而进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于1478年为莫斯科吞并的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芬兰湾顶端也曾据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但是1558－1583年间，伊凡雷帝（1530－1594年）试图扩展它，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于1610－1612年期间，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仍是瑞典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波兰－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都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因此，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仆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职公务人员，但是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尽管如此，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作为回报，波兰－立陶宛王国政府于1594－1596年，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改宗为东仪罗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只有那些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所控制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间，当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在政治上从波兰－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它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携手抵制波兰－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这也就成为其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强迫改系为东仪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里尔·卢卡里斯于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但只有极少数地在希腊正教牧师中的学生追随他信奉此道。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乌尔加里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于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希腊的东正教徒并不象僧侣们那样笃忠，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在16世纪，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攫取了实惠，这一点我们已有所提及。当1682－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归于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奥斯曼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风格，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当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被封经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从1711年以后，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这两个公国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条约之约束。1711年，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职，无论对被任命者，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诱使奥斯曼政府于1766年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座，又于1767年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置于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时为止，处于“官方”地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希腊人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实际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在这之前，西方的影响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渗透到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是在莫斯科丧失了她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于1585年建立的，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到彼得时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罗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发动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权，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却未能根除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力和政治专制。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冻港。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业。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他于1696－1711年又夺取了亚速。彼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业经济部门不首先实现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专制君主的传统，因为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爱好高度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似乎与继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成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巧合。它还是另一种巧合，即彼得恰巧出生于这样一代人之中：由于当时西方的思想革命，他们成为接受了西方技术的第一代非西方人，他们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并没有被迫生吞活剥地接受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也许再早一个世纪，俄国进行西方化努力的结局，就会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那样，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反而会引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反动。因此，彼得的个人品格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在1555年至1707年的一个半世纪中，伊斯兰教三大帝国——奥斯曼、萨非和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并存于世，覆盖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部分。奥斯曼帝国比萨非帝国早建国约200年，比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早建国约250年（如果我们把蒙古人之后的第三个伊斯兰教帝国的建国日期从1555年胡马雍再次进入德里、而不是从1525－1526年其父巴伯尔侵入印度算起的话）。在1555年，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并处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阿克巴（1556－1605年）和查罕杰（1605－1627年）统治时期，印度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也达到鼎盛。沙阿·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1588－1629年）则是萨非帝国的鼎盛时期。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同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国王的奴隶近卫军势力日益膨胀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并使得公务雇员因发现薪金购买力下降而发生了骚乱。这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是由于大批来自美洲西班牙帝国银矿的白银流入旧大陆文明中心而引起的。这种白银流入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是，如果国王奴隶近卫军的纪律没有遭到破坏，那奥斯曼帝国中后来发生的骚动本来不会那么激烈。而造成奴隶近卫军军纪涣散的原因，则在于人们越来越不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即帝国奴隶们的儿子作为天生的自由民和穆斯林，没有资格从事其基督徒出身的当奴隶的父亲的职业。

最初，这一规定的唯一例外是近卫军骑兵的儿子继承父业。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已开始将这一特权扩大到近卫军步兵的儿子。这种特许权在1566年受到谢里姆二世的肯定。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使所有的穆斯林自由民都有资格当兵。结果，从1566年到1598年，工资册上近卫军步兵的数目从约12000人增加到101600人，其中还不包括不领工资等待空额的候选人。充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征募少年仍从基督教儿童中招募，但这一做法在17世纪被逐渐放弃，奥斯曼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不奴役基督教臣民或迫使他们改宗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才能。同时，近卫军的步兵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而变成了捣乱的城市暴徒。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立即崩溃。曾在1623年被沙阿·阿拔斯一世为萨非帝国恢复的巴格达，又于1638年被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再次征服。1682－1683年，奥斯曼人得以第二次包围维也纳城。但攻占维也纳的再次失败，使奥斯曼人招致自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推翻以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报复。1689年，哈布斯堡帝国反攻到了瓦尔达尔河上游地区。虽然奥斯曼人在1690年重新集结，但他们不得不在1699年将奥斯曼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将伯罗奔尼撤半岛割让给威尼斯，在1700年将亚速割让给俄国（该地已于1694年被俄国人占领）。但奥斯曼帝国在1711年恢复了亚述，并在1715年恢复了伯尼奔尼撒及泰诺斯岛。1768年，奥斯曼帝国仍占有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并对多瑙河下游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人的公国行使着有效的宗主权。事实上，就其从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看，奥斯曼帝国仿效了其前辈东罗马帝国。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衰落，并没有损害它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1609－1618年建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即使把它与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除了布尔萨的穆罕默德一世的绿清真寺以外，奥斯曼的任何公共建筑物都比不上1612－1637年建于伊斯法罕的沙阿·阿拔斯的国王清真寺和1632－1653年建于阿格拉的沙阿·贾汉的泰姬陵。国王清真寺不仅本身美丽壮观，而且它与王宫附近更古老的美丽建筑物也特别协调和谐。在建于1569－1576年的阿克巴的新城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但法特普尔西克里很象雅典的卫城，它只是许多虽然美丽但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的汇集，而不象伊斯法罕王宫的各个建筑那样彼此协调。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帝国不仅仅是在建筑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在沙阿·阿拔斯一世和阿克巴两位皇帝统治时期，他们这两位统治者，其眼界是同时代奥斯曼君主中的任何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阿克巴认识到，如果不能赢得印度教臣民的赞同，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1564年，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1567－1568年，他占领了齐图尔（这一城市象坚不可摧的磐石那样抵御了大炮的轰击），从而向匈奴人和古吉拉特人的后裔拉杰普特人显示了实力。但是，在威慑住拉杰普特人之后，阿克巴又与他们和解了。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在马拉塔人和锡克人兴起之前，拉杰普特人最骁勇善战，而且自12世纪穆斯林征服朱木拿阿和恒河平原后，拉杰普特人集中的拉贾斯坦在印度教徒保持自治的所有地区中，距离德里最近。

但是，阿克巴与印度教臣民的和解不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它部分是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鼓舞，即要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阿克巴主持召开了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1582年，似宣布了自己的新宗教“丁一伊拉赫教”（“神圣宗教”），它希望这一宗教能够超越各个宗教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

占用阿克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自然是帝国的组织和扩张。阿克巴得益于孟加拉的阿富汗皇帝希尔·沙·苏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后者曾在1539－1540年将阿克巴的父亲胡马雍驱逐出印度。希尔·沙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创建了非常好的行政和财务机构以及邮政局，这些财富都由阿克巴继承了下来。

沙阿·阿拔斯一世没有阿克巴那么幸运。他必须从根本上重建萨非帝国的结构。他继承的财产，包括被其祖先沙·伊斯玛仪强迫改宗什叶派的说法斯诺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及一支难以驾驭的外来土库曼人的军队（其成员是逃离奥斯曼和马木路克帝国的什叶派难民）。他之所以使土库曼人就范，部分原因是赢得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效忠，部分原因是模仿奥斯曼君主的奴隶近卫军，建立了一支包括步枪手和炮兵团的新的军队。他们比奥斯曼的近卫军虽要逊色，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因而阿拔斯一世的新式军队完全能够成功地收复1514年以来萨非人丧失给奥斯曼人的大部分领土。1622年，阿拔斯一世还借葡萄牙人之手恢复了霍尔木兹，并且用建在大陆的新港阿拔斯港取代了霍尔木兹。

1598年，阿拔斯一世为帝国在伊斯法罕建成了一个新首都。这座新都位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外，但离帝国东北角萨非的阿富汗臣民却又很近。同生活在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争议的交界地区上的库尔德人一样，阿富汗人也是尚武的高原民族；他们的母语是非波斯语的伊朗语。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屈服于沙·伊斯玛仪接受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压力，对萨非政权的态度都不友善。在1722年，一队阿富汗人起义者还占领了伊斯法罕。萨非帝国解体之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于1724年约定瓜分它们衰落的邻邦所丢弃的西部行省。但是，在1729年，有一位呼罗珊土库曼人士兵纳迪尔·库里又将阿富汗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高原，并最终恢复了俄国人和奥斯曼人占领的前萨非帝国的全部领土。

在另一方向，纳迪尔则采取了攻势。1739年，他劫掠了德里；1740年，他占领了直到药杀水南岸的乌兹别克。1736年他给自己加冕为沙阿，并试图让伊朗再次改宗为逊尼派。但是，奥斯曼政府拒绝了他要求宗教联合的条件，他的伊朗臣民坚持效忠于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自己民族宗教的什叶派。1747年纳迪尔沙遇刺身亡，伊朗重新陷入政治动乱。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解体。阿克巴的第二任继承者沙阿·贾汉（1628－1658年在位）放弃了阿克巴与印度教徒和解的政策，并且进攻德干高原独立的穆斯林小国。沙阿·贾汉的继承者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走得更远，1675年他处死了锡克教第九代古鲁得格·巴哈都尔；他迫使莫卧儿人的盟友拉杰普特人于1680－1681年拿起武器反抗他。

1689－1691年间，奥朗则布将他的宗主权伸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同时，他自己也遭到了印度教徒一次严厉的反击。马拉塔人占据了西高止山脉的许多天然要塞，并且找到了一位民族领袖施瓦吉（1627－1680年）。1670年，行踪不定的马拉塔人轻骑兵首次在莫卧儿人的领土上征收贡赋。1674年，施瓦吉本人自立为独立的印度教统治者。在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的解体更加迅速。1737年马拉塔人到达德里附近；1739年纳迪尔沙阿劫掠德里；1757年，阿布达利部落的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他是继承纳迪尔沙阿短命帝国的阿富汗王国的创始人——劫掠德里，并在1758－1761年的较量中击败了马拉塔人。

对于下一阶段的印度历史来说，英国人战胜法国人比阿富汗人战胜马拉塔人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英国人在完全除掉竞争对手法国人之前，已经采取第一个行动使自己成为莫卧儿的继承人。1757－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担任莫卧儿帝国政府行省收税人的幌子下，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继承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王。但是，由艾哈迈德·沙阿在1747年建立的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布达利人的阿富汗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占有曾经属于莫卧儿和纳迪尔沙阿的一部分领土。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端，摩洛哥努力保持着对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独立。1579年，摩洛哥人消灭了一支葡萄牙人的侵略军。1591年，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在西部苏丹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殖民帝国。这一战绩比同一时期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的战绩更为辉煌。

摩洛哥人和哥萨克人一样常胜不败，因为他们装备有其敌手所没有的火器。火力优势（掌握火炮和步枪）也可以用来说明奥斯曼人对萨非人的军事优势。摩洛哥人在西苏丹的军事实力和基本上独立的奥斯曼领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中的奥斯曼人少数统治者在地中海的海上实力，大都得益于当地穆斯林所招募的掌握了同时代西方基督教国家军事技术的外国人。这些应募者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难民、改宗的西方基督教战俘和谋求在本国所达不到的升迁机会而变成“土耳其人”的西方移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彼得大帝对瑞典人的胜利，实际上是对他将俄国技术提高到同时代西方水平的一种奖励。然而，西方技术尚未达到可以战胜装备虽不精良但占有有利地形的敌手的程度。莫卧儿人的大炮，尽管部分是由西方雇佣军所操纵，但仍征服不了马拉塔人在高止山脉的天然要塞。奥斯曼人一直掌握着能与西方人、俄国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力量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但却无法避免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兴起。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92年）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清教徒式的罕百里教派的狂热信奉者；1745年他在被沙漠与奥斯曼帝国隔开的阿拉伯半岛中部使沙特家族的当政者改宗，从而为这一小块绿洲上名不见经传的统治者带来了好运。到1773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人已征服和统治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其他地区。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后经历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这种冲击强烈得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获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而且他们只能使用日本的一个港口。在中国，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自1760年以后，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此后，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不象它于1612年至1638年间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但是，从1723年开始，中国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尽管这种隔绝不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象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是违背它的意愿的。那是中国为在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至于日本，它的国民总产值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清（满洲）朝统治下的中国与明代的中国一样，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中国曾经经历过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在明代，内向与守旧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作为非游牧民族的蛮族，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有清一代，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只有小说和戏剧。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元（蒙古）代的遗产，经历了偏爱古风古韵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使这种古风古韵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由官方确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得到“确立”。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释文进行了批评。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在中国受到责难时，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德川家光将军（1623－1651年）的确曾下令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施受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依然存在。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与此同时，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由于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编成一部丛书。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宏富，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它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节的，多达3600卷。这部丛书的7部校订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在那些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转变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黄帽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帽派的西藏人之后，把黄帽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1670年和那时以后，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首领噶尔丹吞并了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区，那里就是今日中国的新疆省区（塔里木盆地及其东北方某些重要的战略地区）。1696年，噶尔丹进犯当时已处于满洲宗主权保护下的东部蒙古，但是他败于康熙的炮队手下。噶尔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萨的西藏同情者的支持。这就在准噶尔人和满洲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由谁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竞争。1750年，满洲人赢得了这场竞争。

随后，乾隆皇帝进攻了地处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人的故乡。1755－1757年，他大败准噶尔人，1758－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内的准噶尔人从前的穆斯林属国。尽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仍然具有爆炸性，准噶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成为欧亚大平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帝国。满洲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冲突，业已勾划出了对欧亚大平原的包围，从那时起，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满洲人对于西蒙古主体部分的胜利，在1717年得到了确认。那一年，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东，从俄国迁人满洲帝国境内。早在大约1613年，卡尔梅克人就已迁移到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西部卡尔梅克人的残部是无足轻重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凯纳甲湖和约（1774年）中规定，奥斯曼帝国将其对于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让与俄罗斯帝国。1783年，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它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进攻性战争中：对缅甸的战争（1766－1770年）、对越南的战争（1788－1789年），以及对尼泊尔的战争（1790－1792年）。然而，乾隆的军事扩张却如同奥朗则布的军事扩张一样，掩盖了当时其帝国内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弱点。

在这些弱点中，最为严重的是在至1839年为止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惊人的增长。记录下来的人口数或许并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100年间，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100年间中国的食物供应的增长。食物供应曾由于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而得到增加。这类粮食作物可以种植在从前因不适于水稻生长而被闲置的土地上。但是，这样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它们最后终因其上覆盖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尽而裸露出来。在乾隆朝的末期，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肯定已经开始下降了。

德川政权统治的最初100年间，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长。到1721年为止，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3000万。但是，从那时起，直到日本自我封闭时代结束的19世纪60－70年代，其人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农产品在持继增长，日本经济的商业和工业部分也在持续扩大。德川时期日本的人口并未随其财富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这是因为，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均。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农业的商业化，这就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乡的无地而贫困的仰赖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德川政府强迫封建领主（大名）和他们的家臣（武士）过他们所无力维持的生活，要求他们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今日的东京）居住一段时间。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们的策略之一，他们因此而被处心积虑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新阶级。他们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农业土地征收的重税。日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于是落入了商人们的手中。被从农业中排斥出来的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商人工场中的雇工；大名和武士则沦为商人们的债务人。在20世纪70年代仍为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的三井公司，在大约70年的发展中崛起，于1691年成为德川幕府和皇室双方的官方银行家。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自给自足，坚不可摧。乾隆显然并不了解，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谈》的书。林子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那时，与荷兰人同种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在1763-1871年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从事劳动和作战，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纪末叶，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18世纪末叶，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而被发明用于镗火炮炮筒的技术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但在非军事领域里，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称为革命，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迹。但迄今为止，象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了使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的能力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1871年，英国人的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成为1763－1871年期间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压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其与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但同时既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所有权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但又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诸如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场劳动（主要是纺绩和编织）的结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如今已被组织于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迁居者所拥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为那些公共土地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并且居为私有。企业家、投资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继续以土地为生成为泡影；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却为人们所忽视，而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这种集体谈判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因此，为了反对雇主加诸于他们的暴政，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专制。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国，劳工联合在1799年是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为合法。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很机智、大胆、不屈不挠。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过申请发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发明家瓦特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利。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实利却落入更讲求实效的企业家之手。其中的许多人还从经验出发探究发明的方法。瓦特则与众不同：他把科学和技术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结出了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工厂的硕果。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在知识方面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夭·布莱克（1728－1799年）的友谊。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是使它可用于工业生产、牵引和抽水等工程。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1807年，第一艘汽轮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蒸汽机是一种机器，而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工具同人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并没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枪、铲、桨或弓，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们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才能发生作用。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体力可为之事。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他只须开动它、操纵它，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桨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无须耗费体力来推进它。所以，帆船是一种机器。根据同样的定义，与弓相比，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却是极为罕见的事。今天，人们对机器已习以为常；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也不仅限于风、流水、火药和蒸汽。1844年，电话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金属工具的发明曾使一个新的行业一锻铁业应运而生，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它具有污染性。这是令人一目了然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某种地方性的灾害而被姑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人类才省悟到：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使它不仅在局部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不仅不适于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骛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国军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同彼得大帝一样，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于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隶兵；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着手建立新型防军，1812年建立海军。1825年，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成斗中，几乎取得了胜利。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却只是些乌合之众。法国、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于1828年让出希腊。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叙利亚，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进军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更具战斗力，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马哈茂德取消了近卫军。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旧式奥斯曼军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季特·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样，聘用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为教官。尽管英国人在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连续击败辛格的受过西方式训练的部队，但同以前征服旁遮普之外的整个印度相比，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少数西方顾问和教育的帮助下开始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统治者们，并不仅限于做上述那些事情。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臣民中找到或培养一个由本国人组成的受过西方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用大体与西方人相同的语言来同西方人打交道，并且成为西方人同那些仍未西方化的本国同胞联系的纽带。在17世纪和18世纪，奥斯曼王朝在其希腊臣民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合乎需要的、随时可用的阶级。这些人在西方受过教育或同西方人有商业联系，因而对西方了如指掌。俄国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也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必需的中间阶级。在俄国，人们逐渐称这个阶级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法语词根和俄语词尾构成的混合词。在那些沦为由西方人统治的国家以及通过自身西方化而自立并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中，都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如同这个世纪中的工业企业家和挣工资的产业工人在英国登台亮相一样，这种非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到20世纪70年代，它至少已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知识分于是由官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扶植或创造的，但它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本社会中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无论如何，它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821年，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贵族亚历山大·伊普希兰蒂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使奥斯曼王朝认识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1825年，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俄国军官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虽然失败并遭到镇压，但这却成为某种不祥之兆。这种征兆不仅出现于俄国，而且出现在许多正在西方化的国家。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功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炼。在19世纪的俄国，这种磨炼唤起了一种达到那个时代世界巅峰的文学。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小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同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在当代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相比较，西方1763－1871年的国内文化状况和政治事务居于次要地位。如果不从总体背景来分析它们的话，它们似乎显得有些奇特。在这100年间，德国人占据了西方文明的艺术鳌头。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歌德（1749－1804年）是西方这一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位德国伟人使两位灿烂一时的英国人黯然失色。他们是雪莱（1792－1822年）和济慈（1795－1821年）。莫扎特（1756－1791年）和贝多芬（1770－1827年）使西方古典音乐达到极盛。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史上，德国在文化方面的显赫地位，是同其政权和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音乐之花盛开怒放；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它们却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学领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在1798年证明，通过接种可以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于1857年发现细菌的存在。如果人类没有把握它们的奥秘，这些危害人类和家畜的东西比食肉动物还要猖獗，而那些食肉动物早在上古旧石器时代就已被人类所征服。当这些细菌被人类认识之后，人类也就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对付它们了。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科学应用于预防医学，造成生物圈内人口的加速增长，因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于因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的降低。同是在1798年，詹纳发现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的牛痘；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这部著作启发了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他提出了“生存竞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成为《物种起源》（1859年）的副标题。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布丰就已经对犹太教的传统学说提出异议。犹太教认为，全能的上帝发号施令，在一瞬之间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它们是独特的不可改变的实体。布丰认为，千姿百态的现存物种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理论观点被查理·赖尔（1797－1875年）及时地应用于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达尔文也曾读过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达尔文的观点动摇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而“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则表明它是犹太教关于“选民”神话的翻版。虽然达尔文取消了造物主上帝这个前提，但取而代之的是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选择活动。这一假定是以一系列观察到的、而非理论阐明了的变异为根据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看到的成就有：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的胜利；南北战争中（1861-1865年）美国的复兴以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跨北美的领土扩张（1783－1853年）。在这100年间，人们也可看到，拿破仑领导法国重温旧梦，在1797－1815年力图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一统于法国统治之下，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曾于1667－1713年的战争中这么做过。拿破仑失败的后果是1859－1870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1866－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世。于是，在这100年间，一批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崛起，西方世界的这种政治组织使西方更上一层楼，并使在政治上统一西方的企图遭到进一步失败。

拿破仑曾一度为法国赢得了比路易十四时代广大得多的领土，但就在法国这连续两次军事冒险的间歇时期，西方世界的面积同它所吞并的面积相比，已变得极不相称。1700年，路易十四勉强统治的西方世界，远远小于1800年拿破仑所最终统治的西方版图。与此同时，俄国、印度以及北美都被划入西方的范围。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俄国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西方的海外吞并变得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海外吞并之所以处于英国经济的支配之下，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法国海军占据了优势。

过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他们发现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臣民，在因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而偶然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海外世界的物质资源，是英国进行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同拿破仑争雄的胜利之果。时至1823年，过去西班牙在美国的领地，以及葡萄牙的属国巴西，都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相继依附于美国。但在经济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美国也继而成为英国机器大工业产品海外市场的一部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一个著名学说，即由美国来保护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门罗主义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美国禁止欧洲军队从政治上插足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范围，恰使英国人坐收渔翁之利。

1763－1871年间，西方世界爆发的几次革命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英国工业革命是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尽管它产生了一个非革命性的政治结果，即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开始把英国政权从乡村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转变为美国的那次革命，不是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政治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它把政权从皇室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从贵族转移到大部分农民手中。与此同时，英国乡村小土地持有者要么分化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被抛出农村而成为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相形之下，美国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遍布于西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在美国西部，来自欧洲的没有土地的农村移民紧步他们的后尘。除去美国南方诸州的众多非洲黑奴和法国为数稀少的城市工人之外，美国保留了一个非为某一雇主工作的阶层，这一阶层在法国则是新产生的。

把非洲人变成奴隶并把他们贩卖给美国的欧洲移民们，这是哥伦布发现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所带来的一个罪恶结果，正如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被欧洲人征服或消灭的那个恶果一样。1763－1871年，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海地是在1793－1803年，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帝国是在1848年，英国殖民地是在1833年，美国是在1863年，而巴西则是在1871－1888年间逐步废除的。废除黑奴制，海地付出了10年革命和战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1861-

1865年内战的代价。但是，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武力方式废除奴隶制，都留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遗症。

在美国和法国，直到1871年，靠工资为生的产业雇工在人口中仍然为数甚少。美国开垦荒地以及法国使农民获得大量土地，使这两个西方国家避免了大量的农民移入城市当工人。而英国出现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正是圈地法的结果。但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产业工人仍同中产阶级政权离心离德，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

中产阶级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引起了城市无产者的不满。但无产者对改变其困境一筹莫展。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是效法其英国对手而行动的。法国中产阶级也一扫对私人自由经济经营的限制，而他们以前则对社会中经济上的弱者提供某些保护。“放任主义”的口号、即“取消对工业生产的限制，废除商品流通税”的口号是法国人的一个创新。在英国实行禁止结社法前8年，法国已于1791年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法国巴黎的无产者把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的企图在1795年、1848年和1871年遭到了武力镇压。法国城市工人被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挫败。英国产业工人寄希望于工团主义，寄希望于政治改革的进步，到1832年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已产生了纯粹的政治纲领。尽管宪章主义已经风平浪静，但1867－1872年英国仍实行了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就象美国在法律上解放奴隶那样，英国产业工人阶级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权力使受益人大为失望，因为它对于工人的状况没有产生任何重大而直接的改进。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的默许，引起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马克思主义，象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象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马克思并没有活着看到社会不公正得到纠正，但同时代日内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邓南特（1828－1910年）却于1864年促成了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中规定：救援伤兵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并且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在1763－1871年的一个世纪中，英国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善事与恶行中，都扮演了主角。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在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统治权的斗争中，英国始终是获胜者。正是这一胜利，使英国为它从前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主权，成为一个拥有沙俄帝国那样巨大的地理范围的独立的美国开辟了道路。此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在1857－1859年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际仍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地位。在拿破仑遭到了打击之后，英国和俄国、西班牙一起分享了荣誉与责任。拿破仑力图在政治上统一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努力归于失败，它宣告：在工业革命正在用过去无法比拟的毁灭性武器武装各个国家的时代，西方仍将由一些彼此分离的地区性主权独立国家组成。1839－1842年，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政权，曾经是和平与稳定的。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的力量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自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大约从70000－40000年之前，人类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并且，在生物圈中，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展的所在。城市的触角，以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生产工业日用品、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而被杀死的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气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对于这一问题，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在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而这其中，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来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来，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伦敦，象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已变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战后，伦敦曾被德国炸弹化为废墟的地方，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1914年8月成为1871－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残杀，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藏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象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贫民区那样，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与1914－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1871－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1973年的历史，在1871－1913年间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产业工人将会从人类的工业总产值中得到丰裕的收入；德国的议会责任制内阁行将完善，而在俄国已即将确立；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即将赢得政治独立；然后，千年王国就会到来。在这一新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帝国的非基督教臣民仍将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但同他们丧失政治独立之前的混乱生活条件相比，他们的处境将得到改善。

西方人并不希望看到战争被消灭；某些西方人，诸如德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某些人不仅期望战争连绵不断，而且积极地促使战争的爆发。但是，即使是最好战的德国所想象的战争也只是俾斯麦式的速决战，而不是类似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或1618－1648年德国那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或是不久前才结束的那场浩劫性的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西美战争、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即使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仅是地区性的，并没有使全世界卷入。中国发动的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73）和其他一些起义，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难和生灵涂炭，这些起义也无一不遭到了镇压。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同一时代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不了解东方民族特有的生灵苦难。在东方，当时的各个民族始终没有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基督教的统治秩序。对于一个象本文作者这样，出生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意味着“开化”民族留在身后的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唯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这就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

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根据的那些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但在1871－1914年间，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

例如，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1863年美国废除黑奴、1871年巴西开始废除持续统治的奴隶制，这些看来是通向千年王国大路上的光辉里程碑。但是，解放俄国农奴并没有满足他们巨大的拥有土地的要求；法律上对黑奴的解放，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种族冲突。说到在法律上解放产业工人，这些也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社会革命。但在西方国家，他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正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是同工人劳动的体力条件的改善相伴随的。而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新进展，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却被雇来干类似划桨奴隶那样的工作。他们同这个社会仍是貌合神离的，因为这个社会让这个新阶级为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存在。

1870－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确立似乎使人类世界的政治结构得以稳定。地区性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在被视为标准的政治单位。自1871年以来，除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互相厮杀的任何其他战争。1877－1878年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904－1905年同日本的战争，英国自始至终都未卷入。1865－1885年，俄国吞并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从土库曼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这一次，俄国避免了同英国的战争冲突。在1881－1904年间，所有非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尚未处于西欧控制之下；而在1871年它们险些直接或间接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或葡萄牙争夺非洲领土时，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阿比西尼亚（已更名为埃塞俄比亚，最初是指今天苏丹的东部）参加了非洲领土之争；1896年它使意大利遭到可耻的失败。利比里亚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的殖民定居地，它的幸存要归因于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保护国。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民族都丧失了其独立。在1894－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之后，英国、俄国、德国以及法国开始瓜分中国。而此时他们已在瓜分非洲。在东亚，如同在非洲那样，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时互相避免陷入战争。

这些似乎是维持大国之间和平的吉祥之兆。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作出挑衅性姿态。但是从表面上看来，由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人类文明世界似乎继续平安无事，并且秩序井然。这8个大国中，只有3个是欧洲之外的国家，即俄国、美国和日本。虽然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但笔者于1911年发现，除了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旅行者携带护照。在希腊农村我能够把金币和法国金币兑成银币，因为它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能通用。政治上的边界既未妨碍货币流通，也未给私人活动带来麻烦。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法国对1871年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俯首听命。德意志帝国政府把割来的国土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而未敢给予它第二帝国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俾斯麦经常被“统一”的梦魇所缠绕。在他下台后，这个梦魇很快成为了现实。1892－1893年，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达成协约；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1907年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1898年，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欧洲五国和俄国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因为，虽然西欧诸民族（包括使用2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和使用4种语言的瑞士人）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东欧诸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还是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可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这些领土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8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在沙俄帝国，大约有1／3的人口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仍有“未收复的国土”（该术语源于意大利语）总之，“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在西欧实现之后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因此，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西方在狄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但是，自15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而使人类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的统一，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后，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到那时为止，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幸免，他们是自给自足，没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农民、猎人以及靠采集食物为生的人。

1840－1890年这半个世纪内，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装备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顶点。此后，它被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者——蒸汽船取而代之。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派日暮黄昏的时代。18－19世纪之交，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1600年以后，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从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夺走。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见拙。在1871－1913年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处于20世纪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1973年这一时期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过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识因素，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爱因斯坦（1879－1955年）证明，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现实是一致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在1897年作出的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并成功地轰开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同时，在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的倡导下，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对同一事物，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橡胶已被用来制造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间，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和作为内燃机燃料。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飞鸟和蝙蝠占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而且发掘了由8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麻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疟疾的传播者。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1899年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滴滴涕发现于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人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但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药相结合，使好战者让炸弹从天而降。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这种区别。在1897年发现电子之后不到50年，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两颗由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到了1973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政府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御敌。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迫使政府拥有第三种职能：提供社会福利。180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麦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通过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认政府拥有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这是政治领域有益的道德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政府现在除了继续是一个执法和御敌的组织之外，已成为一个福利组织。然而，福利国家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为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就要求通过逐渐提高富人纳税的方法来增加额外的国民收入。可以想见，少数人会反对福利立法，漠然待之，并且会提出诘难。这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这个诘难是，福利国家会使受益人堕落。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似是而非的诘难被事实所部分地证实。一些国家广泛实行了公共福利保障。但在那里，谋生是人的责任这一情感已经淡薄，工作质量标准下降；更为失败的是，生活平均标准的提高却伴随着诚实正直标准的下降。另外，还存在着少数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国家的暂时或永久的移民。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居住条件，仍在令人震惊地恶化。

在私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政体仍是“民主制”（即议会制）的那些国家里，福利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协作已使大多数产业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使他们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他们。那些在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公益事业工作的工人，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例如。码头工人、矿工以及在供电、供热、供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厂工作的工人。相形之下，教师职业的谈判力量是弱小的。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至少同其他职业工人是同样巨大的，但他们的罢工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使之瘫痪的影响。

具有巨大的直接谈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的急先锋。他们反对限制众人具有谈判自由的建议。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发展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这是同放任主义哲学相吻合的。中产阶级的企业家最早搬来了放任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对产业工人有害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的进一步机械化，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即社会主义，这是被产业工人吹得天花乱堕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增强的话，将会使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在一些议会政权的国家中，具有决定性谈判地位的职业中的工会，正在维护其权力，但在苏联，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苏联政府拥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但并未同其沙文主义先辈的行径分道扬镳。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本世纪的一位伟人，推翻了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强加给人们一个同样特性的更为强大的政权。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国技术现代化方面，列宁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也是以彼得大帝为榜样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发动的。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中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派，它同农民结成联盟。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法国农民在1789－1797年的法国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共产主义的俄国却很快把土地国有化，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单位内集中耕种。它所遇到的反抗与英国圈地法案实行时并无二致。英国圈地法案促进了生产。但在俄国，迄今为止，这一政策一直遭到农民的积极反抗。

苏联以其独裁的方式使之成为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与当今英国相仿，而同俄国过去的沙皇政权相异。例如，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财富得以更为顺利地分配。但是，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色形如何，都仍然是制造战争的工具。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死伤人员和破坏程度上超过了中国1850－1873年的内战。一切战争包括俾斯麦的有限目标的速决战，都是残暴的。灭绝种族（即大批屠杀文明人）加剧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残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过种族灭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大批屠杀过犹太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战胜者，以及英国人在1940－1941年抵抗暂时得胜的德国人。这两个事件大概可以使后代在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表现出人类的邪恶和愚蠢而感到羞愧。虽然敌我悬殊、在胜败存亡问题上前途未卜，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反抗精神。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和温斯顿·丘吉尔，他们激励人民起来挽救危亡。

阿塔图克不仅领导土耳其人民在维护生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带领人民进行了西方化的革命，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竟的事业。象列宁一样，阿塔图克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推翻了那曾使它在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权。在行动上，阿塔图克也象列宁那样，为实现急迫的任务，诉诸于无情地使用武力。圣雄甘地（1869－1948年）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但他的战略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经济目标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业化的世界相结合，而是割断印度同它现存的经济联系。圣雄甘地的同胞们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返回到前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中去。事实上，在实践甘地理想时他们失败了，并且没有避免使用暴力。1947年英国放弃统治时，以前的英国印度帝国被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残杀。总之，这是在印度次大陆消灭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什么呢？这就是直到本世纪1973年这个时期文明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吗？

统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内疚，例如，1919年英国人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人以及给幸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径。但是，伴随着这些帝国覆亡的是获得解放的帝国公民的暴行。1947年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残杀。实际上又引起了操乌尔都语和操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在孟加拉地区的互相残杀。当印度军队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军队开战之前，在原英印帝国最早的这两个后继国家的西部边界，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在越南、南部苏丹、布隆迪、刚果、尼日利亚，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所留下的真空，打开了内战和自相残杀的大门。这些暴力冲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价。帝国从来就是为了帝国建立者的目的而强加于臣民的，但是，只要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国政权存在，其一个附带性的成果就是给臣属的民族带来国内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拥有殖民地之外，仍处于西欧国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领土已经剩下为数很少的一些滩头堡和岛屿。然而，在南部非洲，欧洲籍的政治上独立的移民们，仍然统治着非洲臣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和财产遭到移居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剥夺。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西欧人的统治被那些欺凌邻国的当地非洲人所取代。昔日的沙俄和中华帝国对非俄国和非中国的亚洲人的统治，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得到幸存。同西欧国家的朝生暮死的海外帝国相比，这两个大陆国家的陆上帝国的寿命则更为长久。

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胆怯的。而肩负挽救人类种族生存责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因为他们正在把生命整体打碎为数量更为繁多而且规模更为狭小的分隔空间。地区性主权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受到同时在数量方面增长的“惩戒”的挑战。这种进一步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性和信息的难于理解性。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它可能彻底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前景令人困惑。显然，人类期望在生物圈内继续生存20亿年，其前提是人类的行为使生物圈不致为期过早地不适于生存。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地破坏生物圈、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这并非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但它们肯定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其潜在的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人们不能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毋庸置疑，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条件相同，仍会重演。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会重演，它仅仅是许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先例；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昧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象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象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100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那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白蚁、蚂蚁和蜂不同，人类不仅是一种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作出选择。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又在思索些什么呢？对于过去，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追溯历史，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朝气蓬勃地生活呢？

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5000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象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