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理论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简介

译者前言
中文版序言
序言
《价格理论》暂用本的序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需求理论
第三章 税收的“福利”效应
第四章 不确定性的效用分析
第五章 供给曲线与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可变比例定律及厂商成本曲线
第七章 派生需求
第八章 固定比例条件下的分配理论
第九章 边际生产力论和生产要素需求
第十章 边际生产力分析：某些一般性问题
第十一章 生产要素的供给
第十二章 工资决定和失业
第十三章 不同职业的工资
第十四章 收入的功能分配和个人分配之间的关系
第十五章 收人分配分布
第十六章 利润
第十七章 资本理论与利率

译者前言

《价格理论》一书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货币主义的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曾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院校任教，参加了美国许多学术团体和组织，是美国经济协会、数量统计协会、经济计量协会、蒙特·佩莱林学会的会员。1967年出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70年出任美国蒙特·佩莱林学会会长。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80年和1988年曾两次来我国访问，对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和价格改革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弗里德曼的论文和著作丰厚，《价格理论》是他微观经济学思想的全面体现，我国经济学界对他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即货币理论了解较多，而对他的价格理论所知甚少。弗里德曼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掌握整体经济理论，即包括两个分支：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他一直在这两方面努力探索，而且价格理论是他货币理论的基础。因此，我们要想全面把握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无疑要了解他的价格理论。

弗里德曼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他一直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因此，《价格理论》一书中芝加哥学派的特点十分鲜明，书中多处对其它经济学派提出质疑和批判。弗里德曼曾对译者这样介绍芝加哥学派与其它经济学派之间的区别，他说：“我相信芝加哥学派与其它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它更多地与对‘价格理论’的态度有关。芝加哥学派在方法上是马歇尔式的，是把经济理论看作用于分析具体问题的一部发动机；而瓦尔拉斯学派及其它学派则倾向于强调抽象理论本身的意义。”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基本观点。在《价格理论》一书中，弗里德曼还引入一些货币理论，将宏观经济理论应用于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该书具有新意。

弗里德曼作为一名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其自身的立场上，在本书中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有几处议论，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注意鉴别。

对《价格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弗里德曼教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给该书的中文版写了序言，他希望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能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所贡献。该书各章节的译者：鲁晓龙（序言、第一章、第二章）、邵虹（第三章、第四章）、曹建军（第五章、第十一章）、李明哲（第六章、第七章）、卢凤霞（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李黎（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姜润宇（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本书后的附录未译出。全书的译文校订由过庚吉、李黎、鲁晓龙负责。由于译者们的水平有限，且弗里德曼的论文以内容深奥、文字晦涩而闻名，难免有翻译不正确的地方，希望读者指正。

中文版序言

五十多年来，作为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我一直对一种明显自相矛盾的状况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相对价格理论的基本原理极其简单，甚至明晰到令人苦恼的程度：一种商品相对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较高，则抑制该商品的消费而鼓励其生产，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任何一件商品的成本就是为得到它所须放弃的东西，个人将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支出他们的收入，即在一个项目上额外支出一元钱将得到和在任何其他项目上额外支出一元钱同样的满足，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在那些没有专门受过经济理论方面的系统教育的人当中，很少有人会觉得这些原理是显而易见的、非常自然的，至于能够把它们正确应用于具体问题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上述第二个命题，在一些大众新闻媒介、甚至在一些理应属于深奥复杂的出版物上刊登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我再三地见到人们在分析问题时关于该命题所犯的一些简单的错误。我指的是那些简单的谬误，而不是指那些因偏见或是为了维护某种特殊利益所犯的错误。作为一种经历，在经济理论方面接受了训练，可以使人获得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对于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来说，仅仅是偶然才会无师自通的。

上述那种矛盾的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问题分析上的一些通病的根源之一，我想就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正确的东西，对于个人来说通常恰恰相反。试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去一个自由市场购买一种不是配给的、而是可以随意买到的产品时，例如卷心菜，典型的情况是该产品有一个标价，根据这一标价，你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对你来说，该产品的价格是固定的，数量则是可变的。然而，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情况正相反。在你买卷心菜的那一天，或者实际是在卷心菜的整个种植季节，市场上的卷心菜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如果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突然兴起一股抢购卷心菜的风潮，使得在起初的标价水平上，消费者要求购买两倍于可以买到的数量，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价格将上涨。如果这一风潮仅局限于一个市场，其他市场上的卷心菜就会一拥而入以获高价之利。但是，假定这一风潮遍及全国。那么，卷心菜的数量即使能增加的话也是杯水车薪。就整个市场来说，数量是固定的，价格则可变。对于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是如此，对于范围十分广泛的其他经济问题也是如此。

经济理论的构造像数学的构造一样具有美学的感染力。它是一种和谐完满而又深奥复杂的整体，向人们提出了许多智力上的难题。但是，本书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并不试图把经济理论表述为一种纯粹抽象的数学构造，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说，而是想把它当作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发动机”，当作一种工具，用来解释运用和分配稀缺资源以满足各种不同需求方面不断变化的情况。

从这一观点来看，经济理论像物理理论一样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它是关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如何解决其经济问题的……对于每种社会都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经济学或经济学中的一个不同章节。”

在几十年观察和研究各种社会——原始的、欠发达的、高度发达的；市场导向的或中央控制的，民主的、封建的、寡头政治的、独裁的、社会主义的——的过程中，我的一个观点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印证，即我在上述引文之后所说的一句话是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各个章节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是这些共同点不能事先得到，毋宁说它们是经济科学的结论之一。”

每个社会，实际上每个由个人组成的利益相连的群体都相信，它自身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问题也是只有它才经历过的。就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经济学来说，我发现其中在各个方面的共同之处远比独特之处多得多。同样的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正如人们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它们，但其经济内容却完全相同一样。可以解决问题或加重问题的措施的选择范围是相同的，而且是有限的，人们犯同样的错误，也取得同样的成功，这些都是在表面上很不一样的条件下进行的。

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把下面这句话作为他的一本书的引语：“多寓于一，一寓于多”，这正是经济理论的力量和吸引力所在。它赋予经济学家以理论上的工具，可以用来识别决定一个单独事件的诸多不同的力量，在表面繁纷各异的情况中找出共同的因素，从一个经济问题的若干互不相关的特点中分离出最本质的东西，以及预测——不是精确地、也不是从数量上着手，而是从提供情报的角度进行——用以解决该问题的措施的种种后果。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的书能够出中文版我是多么高兴啊！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面临着更大的经济上的挑战，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在改善这么多人的日常命运时具有如此之大的潜在能力。每一个怀有善意的观察者都必定会祝愿中国能够很好地迎接挑战并发挥其潜力。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对实现这一结果有所贡献。

米尔顿·弗里德曼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序言

本书初版问世后不久，我就从教价格理论转为教货币理论。一直教了十余年。三年前，我又重操旧业教起价格理论。下学期（1975－1976学年）我打算教最后一次。因此，假如我还要对1962年出版的暂用本做重大修订的话，现在看来是时候了。

我不能妄称现在这个新版本就是我早期教这门课时心目（或青年时的梦想）中所要完成的论文。但是此版本已大为扩充，而且我希望，它也更加完善了。我填补了我在该书初版序言中曾举出的六个空白中的四个。尚未补充的两个，一是产业组织，一是一般均衡理论。前者未补充的理由在第六章末尾做了说明，后者则是因为关于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法目前已有许多很好的论述，而我对一般均衡论最新发展，尤其是在增长模型这一领域，又无能力提出一种简明而正确的阐述。此外，我颇有些怀疑，一般均衡理论的这些发展迄今是否仍处在初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

除补充上述四项空白以外，为了使对涉及不确定性的选择的效用分析更加完整，我还增加了关于个人概率的讨论，并且插入一个我于1974年9月在伦敦所作的主要论述菲利普斯曲线的讲演。这个讲演的论题看起来与其归入价格理论，似乎不如归入货币理论。然而，我认为它可同时归入二者，其理由我相信在正文中已经阐述清楚了。

这个版本和初版一样，仍包括了课内阅读书目和许多指定的课外习题。初版中这些作业题曾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对此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没能把这些习题引出的论文和短篇注释文章保存下来，所以无法提供广泛的参考资料。在这一版本中我保留了初版的全部问题，只是增加了我此后指定的那些习题。在习题方面我受惠最多的依然是亨利·J．阿伦和乔治·J．施蒂格勒，不过，我还不断得到其他同事的帮助。

在准备这个版本时，我从许多读者（包括使用这本书作教材的教师们）的批评建议中得到教益。特别是马歇尔·科尔贝格使我受益匪浅。这里，我向他以及其他把其评论送给我的人致衷心的感谢。此外，我还要向我的秘书格洛里亚·瓦伦泰纳深表感激，她在准备本书稿时仍然保持着她那种只有她制作美味佳肴才能超越的、从未被打破纪录的高效率。

在结束本篇序言之前，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连续为几届能干而热情的研究生讲授价格理论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极大的满足。价格理论结构形式具有美学的性质，这使我想起基茨在《希腊古瓮领》中的最后两行诗：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是

你在人世间所知道的、也是你需要

知道的一切。

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5年8月3日于佛蒙特州，伊利市

《价格理论》暂用本的序言

自从本书的内容初次油印并在芝加哥大学用作价格理论课本以来，已有十余年了。在此期间，我之所以极不愿意让人将此书稿普遍出售，是由于我对这些拼凑起来的东西不满意，我打算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价格理论作更详尽、更令人满意的论述，并乐观地相信自己总能够立即着手准备一部更完满的论稿。然而，作为一个经验经济学家，我不能忽视十年中积累的经验。很清楚，我必须拒绝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更详尽的论述就在眼前。而且，不使这个油印本广泛流传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尽管我一直对它不满意，似乎最好的办法看来还让人们能够普遍得到它。

这个书稿来源于大卫·I．范德的企业家式的能力，当时他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说服沃伦·J．格斯特斯与他合作写我1946年以来在芝加哥大学讲的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的概要。我审阅了全文，并作了详细修改，对有的地方进行了改写，有的地方换用了从前写的但未发表过的资料，另外，在当时和以后的时间里，还插入了一些特别有关的、已发表过的资料。这个书稿若无范德和格斯特斯的努力是永远不会问世的，我对他们非常感激。

在这个版本中，重新排印的资料包括一篇“所得税和执照税的福利效应”的文章；此文最初刊登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此次重印是从拙著《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选出的改写后版本，选自我的“企业集中和价格政策”一文中论述统计成本曲线的若干页，由大卫·麦科德·赖特编辑的《工会的冲击》中的我的文章的一部分，以及一篇论“选择，机会，与收入的个人分配”的文章，选自《政治经济学杂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大卫·麦科德·赖特同意我重印这些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自从使用这本教材讲授价格理论以来，我发现其中存有几项缺陷，在课堂上必须加以补充：（1）关于收入在当前消费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分配的理论；（2）产出组织，特别是有关单个厂商经济学方面的问题；（3）关于收入的规模分配的实践与理论；（4）利润理论；（5）资本理论——这个问题原有的最后一部分写的太简单和过于凝炼，特别是这段中在有关收入流量和资本价值之间关系的计算以及存量——流量分析问题方面；（6）一般均衡理论。

在本书中我增加了两个附录，也许有助于弥补上述缺陷，并对本书内容有所补充。附录一列举了我在讲授中使用过的阅读书目。附录二辑录了我规定学生在我们所谓阅读时间做的一些习题。第一部分要求第一学期做，第二部分要求第二学期做。由于缺乏更好的安排，我只好在每部分习题的安排上遵循过去布置作业时的时间顺序。第一部分的习题主要用来弥补上述第（2）个缺陷，因此，这些习题大多是阐述工业实践的。其中某些习题的答案现已可从经济文献中找到，但我并未提供参考答案的出处。正如每个教师都知道的那样，课堂习题和试题几乎是共有的财富。我除了知道自己厚颜地借用了亨利·J．阿伦和乔治·J．施蒂格勒的材料，并大为受惠外，对大多数习题的来源我是无法查出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

第一章 导言

本书是论述价格理论的，其内容大部分讨论最终产品价格，其余部分讨论分配理论。本书重点讨论最终产品定价的理由是，分配理论是定价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其内容是生产要素的定价。因此，解释产品市场价格的原理，也同样是解释要素市场价格的原理。

经济学的涵义：经济理论

经济学是关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如何处理它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凡是要用不充足的手段去达到各种各样目标的时候，就存在着经济问题。如果手段是充足的，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天堂。如果手段是稀缺的，但目标是单一的，那么如何运用手段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解决它不涉及价值判断，而只涉及各种物质和技术关系的知识。例如，假定给予一定数量可使用的钢铁和劳动力，等等，以制造一个最大马力的发动机。这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只需要工程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另一种情况是，把目标改为制造一个“最好”的发动机，这个“最好”的含义不仅包括马力，而且包括重量、体积，等等，这个要求就不再是单一的了。不论有多少单纯的物质和技术知识都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这些知识不能告诉我们牺牲多少马力以节省一定的重量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经济问题。

这种经济问题的概念是非常广义的，超出了通常认为的经济学的范围。例如，按照这种概念，一个人决定如何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也是在处理经济问题。其实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纯技术性的。甚至在上述的例子中，工程师在制造发动机时也会有不同的目标，也要考虑其它事情，如设法使自己的工作比较愉快，等等，这些问题将影响他在解决技术问题时的努力程度。这种经济问题的概念在以下意义上也是广义的，即它既包括了鲁宾逊式经济中的问题，也包括了落后的农业经济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经济问题。

按照我们的定义，经济学并不包括全部的经济问题。它是社会科学，因此它主要注重那些其解决涉及不同个人之间的合作及相互影响的经济问题，只有当单个人的行为对其他人有一定的意义或影响其他人时，经济学才关心涉及单个人的问题。更进一步讲，它不涉及抽象的经济问题，只涉及一个特定社会如何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就形式而言，无论是在鲁宾逊式的经济中，还是在落后的农业经济中，无论是在共产主义式的现代工业社会中，还是在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问题是相同的。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却运用了不同的制度上的安排，去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因此，就需要有不同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来服务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事实上，不同流派之间终归有许多共同点，只不过这些共同点不能事先得到，这正是经济科学的结论之一。

我们的经济学定义可以看作是对经济问题非常广义的定义和对应用问题具体性的相反愿望的一种折衷。

经济学的这种定义如何使经济学与其它研究学科区分开来呢？

强调“不同”的目的，就引入了价值判断，从而把经济学与技术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后者仅涉及单一目的和稀缺资源的关系。接受给定的一些目的，就使经济学与心理学区别开来，后者研究偏好的形成，也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区别开来，伦理学是研究偏好评价的。

最困难的是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开。当然，政治学所研究的那种政治制度是一个特定的社会使用稀缺的手段来达到各种目的的方式。哈罗德·拉斯韦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名叫《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把这本书标题中的政治学用经济学来代替，这书名同样是恰如其分的，而这本书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或可看一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对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研究，它考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中与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品的获得和使用有非常紧密联系的那一部分行为。在艾·马歇尔时代的英国，这个定义可能很适用。但在今天，当政府在获得和使用“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时，这一定义亦未使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开。

更重要的是，马歇尔的定义意味着这两种学科根本的不同在于所追求的目标的性质上，经济学涉及“物质需求”，而政治学涉及“非物质需求”。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经济学在论述资源之用于艺术、文学、戏剧、教育和其它一些“非物质”需求品方面与论述它们之用于物质需求品方面可以同样有所作为。很显然，政府的农业政策也涉及到“物质”需求。

较为令人满意的标准是研究其辑织方式，经济学主要涉及购买与销售的市场机制在组织资源使用方面的作用；政治学主要涉及行政命令机制，这些命令可能来自权力机构或来自直接投票。但是，这种划分也远不能令人满意。经济学对不同命令所导致的结果也有许多意见要发表；政治学则不得不研究政府对市场组织的干预。

现在，划定两者之间的界线所遇到的困难已经有了结果。自从60年代初期以来，在这两门学科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是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政治组织。两门学科的融合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功绩，唐斯、达尔、施蒂格勒、布坎南、塔洛克，是最著名的学者中的几个。

四个经济部门

现在回到我给定的经济学定义中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的强调上来，用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组织上的不同，可通过分析我们自己的社会加以说明。人们可以认为我们的社会包括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是一个概念上不同的组织：政府部门、家庭部门、非盈利部门以及市场部门。

家庭部门

在每个社会中，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苏联，全部资源中的大部分，可能在一半以上，都是用于家庭部门，在所有社会中，主要的资源是人的生产能力，或如其最终被称呼的人力资本，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是消耗在通过市场或根据政府机构的命令来组织的生产性活动上，而是消耗在家庭的各种活动中。此外，大部分的物质资本，从拥有的房屋、厨房设备到衣服，都被家庭部门所利用。使用这类资源大都不会产生什么社会问题，至少对经济学而言是不会的。然而，在家庭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存在许多相互的影响。

重要的相互影响之一是因许多活动转入或转出居民户所引起。这种变动影响了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尺度的国民收入评估的可靠性，此外还有其他影响。例如平均就业时间的稳步减少就意味着测得的国民收入低估了总产出的增长，因为它未包括增加闲暇时间的价值。另一方面，许多生产活动的转移，如做饭和洗衣从居民户转移到市场，则起着相反的影响。

在最近几十年，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分析来解释在传统上被经济学领域所排斥的家庭活动。加里·贝克尔在这方面开拓性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

在一个居民户中运行的组织原理类似于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央集权制社会中所运用的组织原理。其主要区别在于参加到一个居民户中对一个成年人来讲是自愿的，但即使这种区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不存在的。

政府部门

在美国和大多数其它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显然正在迅速地扩大。在美国，州、县和联邦政府的开支增加迅速，政府支出占国民净产值的比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基本稳定时期（除了几次主要战争时期之外）之后，从1929年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加到1940年的20％、再到1950年伪23％、1960年的30％、1970年的35％。这些数字在一些方面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在另一些方面则相反。说它夸大，是由于大量的开支只是把资源的控制权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如福利开支），而不是直接利用资源（如建筑高速公路）。说它缩小，政府的一些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行为可能只涉及微不足道的开支（如进口限额、最低工资率、国际商会、反托拉斯）。

由于相当一部分政府活动是通过市场或通过冲击市场实现的，故政府部门的扩张并未降低本书论述的价格理论的实际意义。其实，这种价格理论已被证明不仅与美国式“混合经济”中的政府部门有联系，而且也和苏联的被认为是完全的政府经济有联系。实际上，尽管这样一种经济在基本组织理论上是中央集权的，但所有这种经济都已经认识到必须广泛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非盈利部门

在美国，四个经济部门中，非盈利部门最小。它包括像大学、教堂、博物馆、非盈利医院等机构，还包括相互保险公司、互济储蓄银行、合伙杂货店。非盈利部门的特征是，这些机构的主管人行使权力不像通常的所有者的代理人或国家代表，倒像是一个机构（如大学或教堂）或自由结合团体的受托人（如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成立非盈利机构是一种逃税的手段。无论如何，非盈利部门主要是通过市场从事活动的，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

市场部门

市场部门与所有其它的部门相交叉。市场部门的基本原则是，为组织资源的使用而进行买与卖。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之间合作的实现，完全通过自愿的交换。它的最简单的形式似乎如同鲁宾逊·格鲁索斯的联合体，是一种由大量单个居民户组成的经济。每一个居民户使用它所掌握的资源生产产品和劳务并用来换取他人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当然，交换的条件是交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就使得居民户可以通过为其它人生产产品和劳务来间接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生产产品和劳务直接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采用这种间接方式的内在动力在于通过劳动分工和职能专门化有可能增加生产。既然居民户总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直接为自己生产，除非交换是有利可图的，否则它不需要进行交换。因此，双方合作的实现是不带有强迫性质的。

如果基本生产单位是居民户，职能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就不会深入展开。在一个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走得更远了。我们引入了企业，它作为个人之间的媒介，在发扬劳务提供者和产品出售者的双重作用中，我们还引入了货币，它促进了交换并避免了物物交换，从而使买与卖的行为分离成两部分。

引入企业和货币并不改变市场体系的基本原则，但使市场体系的理论复杂化了，这种复杂性是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主要课题。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是市场部门同其它部门，特别是同政府部门混合在一起。价格理论最微妙和最有趣的应用多是涉及到对各种政府干预产生影响的分析。

苏联和美国可以视为是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居民户部门以外的大部分资源由企业使用，企业用货币购买资源以便使用，同时企业通过出卖产品换取货币来分配大部分产品。苏联和美国的根本区别是，苏联的企业几乎全部是公共的或政府的，美国的企业大多数是私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剩余收入的接受者——即有权利接受或要求支付销售收入与购买资源的支出之间差额的人——在苏联是国家，在美国可以说是私人。

我所强调的企业特征上的不同与经常被认为是关键的差别不一样，后者认为在美国“财产是私有的”，在苏联“财产是公有的”。在这两个国家，广义地规定以包括人的生产能力在内的大部分财产都为私人所有，在下述方面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即：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的个人，在美国依照私人的利益行事，在苏联依照国家的利益行事。从相当狭窄的利益定义看，这两个国家私人的行为都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最终剩余收入接受者的性质改变着与各种活动有关的奖励和惩罚，因而调节着人们依照自己的利益做些什么。用戏剧性的方式表述：美国和苏联的工厂经理都要考虑因管理失败被解雇的可能性，但苏联的经理还必须考虑被枪毙的可能性。

私人企业交换经济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就价格理论的意义而言，关键的不同可能是成立一个企业所需满足的条件不同，一个极端是成立一个企业要政府许可，这种许可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例如，美国的银行业、动力业和许多其它产业要政府许可）。另一个极端是任何人成立一个企业是自由的，不专门需要政府批准（例如，美国的零售商业、制造业等等，不需要政府批准）。

此处自由企业的自由概念应该理解为有成立企业的自由，而不是企业家有可用自己的企业做任何事的自由，也不包括阻止别人成立企业的自由。

经济理论的划分

经济学有时划分为两部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前者论述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后者论述应该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例如，价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实证经济学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则是规范经济学的问题。这本书单纯论述实证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主要划分为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货币理论论述一般价格水平，总产量和总就业的周期波动和其他波动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价格理论论述不同用途上的资源配置，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划分这两个主要理论分支不是由先验的考虑而决定的，而是反映了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普遍认识——这种普遍认识至少经历了两个世纪——即认为，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活动水平的要素与决定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的要素有较大差别。当然，这两类要素也互相交叉，但在大多数问题上，这种交叉被视作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可以被忽略。

已经形成的专业术语把货币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把价格理论称为微观经济学。这种习惯用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货币理论关心大事，价格理论关心小事。这两个理论分支都主要注重研究大事：如，货币理论研究“一般价格水平”；价格理论研究小麦或铜的“相对价格”。同样它们也研究小事以加深它们对大事的理解：如，货币理论研究单个货币持有者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价格理论研究单个居民户对面包或咖啡具的需求。

本书全部是论述价格理论的。

经济理论像所有理论一样，可以从两方面去观察，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语言或存储系统，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整套真实的、经验命题。就前一种意义上的理论而言，需要提出的有关问题是关于它的有用性，而不是关于它是否正确。供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价格这一命题，仅仅是建立一种有效用的存储系统的企图，在这一系统中，任何影响价格的力量都可简单地归结到“需求”或“供给”的标题之下。反过来，有用的存储系统将依赖于这一客观事实，即能影响需求的力量一览表是否含有少量的与能影响供给的力量一览表一样的因素，作为一组客观命题的经济理论在原则上是可以检验的，因为它常试图具有预见性。需求曲线的定义是作为“语言的理论”，可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陈述则是作为客观经济命题的理论。它具有经验上可观察的结果，而需求曲线的定义则做不到这一点。作为语言性的理论恰巧同马歇尔所说的作为分析的发动机相吻合。作为语言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构造一种语言，它将在阐明思想和便于发现客观命题两方面都最富有成果。

价格体系的运行

如奈特在他的《经济组织》一书中指出，经济问题可以细分为五种相互关联的问题。每个社会必须制定一些规则以处理这五种问题：

（1）确定各种标准；

（2）组织生产；

（3）分配产品；

（4）经济的维持和发展；

（5）在短时期内调整消费以适应生产。

不言而喻，只有两种基本组织原则：中央集权机构（命令）和市场（自愿交换）可用于处理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或任何国家中的不同部门所使用的大多数现实的复杂形态概出于这两种原则的变化多端的组合。

关于指令性经济纯粹理想模式的特殊性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经济仿佛像一个军队，其首领发布命令，通过一个僵硬的等级制度逐级向下传达，并且命令中规定了最下级步兵的每个行动细节。在这一过程中，奈特的五种问题将全部得到解决。但是，在任何一个拥有相当数目人员和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社会或组织中，上述比喻很容易导致失误。用纯粹命令的方式管理一个社会和组织，是完全不可能的。身处中央的人无法得到如此指挥所需的情报，或不可能具备下达和执行如此详细指令的能力。用通常的方式来比喻，人们在劳资纠纷中广泛采用的策略是朝资方“摔出”，或“怠工”，即只按规章条例行事。这种作法最终导致停产。因此，实际上“命令”总是要靠自愿合作做补充。

纯粹理想的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模式需要更多的加以讨论，说明不同种类的价格怎样发挥关键作用以解决五种问题中的每一种。

不同目标的存在，就意味着一定存在某种方法来评价这些目标，以及协调社会中不同人对各种目标有争议的评价。在自由企业交换经济中，这项工作是通过投票完成的，即在市场上用金钱进行投票。在现实中它是一个有效的、比例协调的表达体制，允许社会中每一个团体根据它的金钱选票的多少来表达它的愿望。自由企业交换经济中的各个成员的投票通过价格来表现，这种价格反过来又揭示了这个社会的各项标准。

各项桥准确定以后，必须有若干机制把这些价值和选择转化为生产活动，生产的组织必须在产业之内和产业之间进行。这一点，需要通过价格体系，依靠两级价格即产品价格和资源或生产要素价格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与生产产品的成本相关的产品价格，决定着资源在产业之间的分配；资源的相对价格决定着生产产业之内要素的配合。

每个社会都必须提出将总产品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的某种办法。在自由企业交换经济中，这项工作由价格体系来完成，这种社会中的个人分别拥有用于生产的资源。他们通过在市场上按某一价格出售这些资源的服务而获得对产品的要求权。任何人的总需求取决于他所拥有资源的数量和他所出卖这些资源的服务的价格。因而，要素价格或单位时间内单位资源的收益与资源所有权的分配一起，决定了总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

价格作为路标，指示出哪里最需要资源，此外，价格还激励人们沿着这些路标前进。运用要素价格分配产品能使其它价格即产品价格发挥制定标准和组织生产的功能，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集体主义国家试图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时，由于要把价格的传递信息、组织生产的功能与产品的分配分割开，就引起了许多麻烦。

上述第（1）到第（3）个问题涉及到调整生产以适应消费的问题。一个静态社会的成员所必须考虑的仅有的一些经济问题就是组织现有的资源并用已知的方式加以利用资源。然而，一个动态社会的成员还面临着影响资源数量和改变资源利用方式的问题。当然，这就是第（4）个问题，经济的维持和发展的问题。自由企业交换经济用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价格是利率，利率能对资本所有者提供刺激，促使他们保持其资本或增加资本。在任何短时期内，产品数量相对固定，必然有某种方法调整消费以适应生产，并将有限的消费品配给潜在的消费者。这种配给可以根据偏好、贿赂和机遇进行，也可能借助于价格来进行，但无论依据哪种方式都必须完成这一配给过程。当人们被允许随意出价购买商品时，价格将调整到这样一种水平，这时人们期望依市场价格购买的数量，与可利用的数量是相等的。

总而言之，价格在解决上述五种问题上可做三类事情：传递信息；给资源使用者提供激励使其接受信息的引导；给资源所有者提供激励使其遵循这些信息。

进行上述这种简要的论述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难题：过分的简单化和证明问题陈述令人费解的危险。价格体系所解决的是一种极端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整个地球亿万人活动的合作和他们对瞬息万变的情况做出的及时调整。价格体系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极其绝妙和复杂的设计。人们对世界的漫不经心的观察往往导致了对问题的复杂性和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价格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这是因为，在价格体系运行的范围内，我们很难意识到它的活动。只有当某些事情出了差错时，我们才注意到它的复杂性。当然，一个概括的论述也必然会引起简单化、只强调重点以及忽略一些不重要的细节。

在对前面论述的价格体系进行任何规范性的评价时，有几个要点必须记住。首先，此论述暗含地假定了在将消费者的需求转换成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有效的竞争，并假定人们改变其收入仅是通过对资源的使用，而不是通过阻碍价格体系的运行，人们有竞争的自由，但没有联合的自由。其次，控制的力量是金钱形态的需求；投票的结果与个人所拥有的金钱成比例。这不是明显“公平的”。应该注意到，根本的不平等是资源所有权上的不平等。市场发挥的基本作用是决定每单位资源的收益，没有理由相信市场会扩大在资源所有权上的不平等。进一步说，任何既定程度的不平等，在讲求地位和注重传统的经济中，比在存有较多机会改变资源所有权的市场经济中更为严重得多。从历史上看，在一个不依靠自由市场的经济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已经存在，而且几乎肯定比在市场经济中要大。

每一个现实社会都运用着两种理想模式的混合体，尽管这种混合体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有较大的差别。命令的成分可能用各种方式并在各个层次上引入。例如，制定烟草税就把命令的成分引到标准的调整当中，使烟草的成本比从纯技术角度决定的成本相对于其它商品而言更高；国际商会的铁路营运规则将命令成分引入了生产的组织；福利开支和所得税将命令成分引入了产品的分配。

这些都是通过明显的政治渠道引入命令成分的例子。但是也有的命令成分是由于为利益指定受益人和为成本指定责任人产生的困难而引入的。例如，在庇古介绍的典型案例中说，如果我的烟囱冒出的烟弄脏了你的房子，而你要求我补偿你这一强加于你的费用，这一点又不可行，于是命令成分就被引入了。实际上，你正在支付我的房子的供暖费用的一部分。如果得到适当补偿，你可能会乐意这样做。但是，事实上，你这样做不是出自于自愿交换，而是由于我处在一种“命令”你的地位。必须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个例子只不过阐明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未对其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

第二章 需求理论

需求的概念

在我们的分析中，需要被当作是既定的，或是作为事实。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需要既可以是行为的起因，也可以是行为的结果（《马歇尔经济学理论》第三卷，第2章也持这种观点）。有一种“为生存而工作”的学派认为需要是主要的目的；另有一种“为工作而生存”的学派，认为活动是主要的目的。在许多方面，这种分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是辨明一个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立场的关键点。例如，某人（也许含蓄地）是属于“为生存而工作”学派，像阿尔文·汉森，主要强调现存的需要，把消费者看成是主要的经济实体，把消费函数视为稳定的并且是理解经济的关键，并且乐于接受停滞的观点。在另一方面，某人属于“为工作而生存”学派，像熊彼特，把生产者－创新者视为主要的经济实体，强调创新（即使它可能波浪式地到来），并被引向一种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

需要的相对性，即非恒常性，有许多重要的含义。第一，它直接影响资源的配置，既然这种非恒常性意味着一种基本的需要是为了更多的需要，这些需要导致人们被雇佣去讲授音乐和美术欣赏，等等。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它意味着全部需要的完全满足——一个实在富足的经济——是不可能的。存在于任何时点上的所有需要的满足将意味着出现一系列新的需要。就美国150年前的标准，或者今天地球上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标准而言，美国目前的生活标准好似人间天堂。由此可以推知，在绝对意义上定义生活最低标准是不可能的，一种广为流传的错误概念认为，标准可以“科学”地确定，其典型的含义是指依照物理和生物规律来确定，而不是依赖于“主观的价值”。很显然，如果比较一下建立在不同时间或不同社会的不同标准，会发现这里存在许多矛盾。这些标准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而且清楚地显露出习俗上的不同。同样，通过考察这些不同标准的食物内的含量也能看出存在着矛盾。现实已经表明，那些想构造最低成本食品的人，习惯上确定的食品营养含量的1／4或更少就可满足应摄取的营养需要。其余食品则是用来满足食品花样翻新的需要，或者是满足口感良好的需要，即用来满足那些无法作出客观评价的需要。

尽管有这些限定条件，经济理论还是继续基本上把需要视为固定的。这主要是学科上分工的结果，经济学家很少谈论需要的形成，这是心理学家的领域。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找出任何一组给定的需要所产生的后果。同其他理论上的抽象一样，这种理论的抽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终必然依赖于由它发出的光和由它产生的预见力。

在需求理论上一个基本的区分是，区分在需求表意义上的需求和在需求量意义上的需求。混淆这两种意义的需求是有害的，举例说：（1）“价格上升因而需求减少”。（2）“需求增加因而价格上升”。这两句话分开看是清楚的，如果认为需求一词在两句话中具有相同的意思，则这两种说法显然是矛盾的。当然，实际并不是如此，在（1）中需求指的是“需求量”，在（2）中需求指的是“需求表”。在下面的论述中，需求一词将仅用于指称需求表；需求量将用于指称某种特定的数量。

为了要清楚地说明这种差异，请考虑下列命题；“黄油价格的变动可能影响对人造黄油的需求，但它不影响对黄油需求，仅影响对黄油的需求量。”

一个特定群体对某一特定商品的需求曲线可以定义为点的轨迹，在每一点上显示着在某一特定价格下，每单位时间这个群体将购买的该商品的最大数量。这样做表示了想把某一时刻的商品流通速率与价格联系起来的企图。对于许多问题，把需求曲线作为划分两个空间的界线是有用的，在给定的需求条件下，需束曲线左边空间里表示的点是可以达到的，就是说，需求者可能乐意在该点所表示出的价格下买所表示的数量；需求曲线右边空间里表示的点是不可能达到的，也就是说，需求者将不愿在所表示出的价格下买表示出的数量（见图2．1）。

对任何一种商品或劳务的需求都是一种合成需求，它包含着对许多不同用途的需求，例如，对皮革的需求，包含着制鞋对皮革的需求和印制袖珍本书籍对皮革的需求，等等。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可能与对一些其他产品的需求相联系，如，网球拍和网球、汽车和汽车轮胎存在着连带需求。更为一般地讲，对任何产品的需求总是对生产它所使用的资源的连带需求。对一种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可能是由对一些最终商品的需求所衍生，如，对木匠的需求是由对房屋的需求所衍生。

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是产生对资源的派生需求的最终原因。但是，在短期内，商人的需求可能不受最终消费者需求的影响而独立变动。反过来，商人的需求却可能强烈地受未来价格预期的左右和影响，这一因素通常对决定消费需求微不足道。由于这一缘故，在研究这类市场的日常波动时，一般的需求和供给理论就显得不是很有用了。当然，这种理论在形式上依然可以被用于这种研究目的，但主要注意力不得不放在研究这些被动体内部的变动上，而不是研究伴随波动而形成的运动。说明这一点的另一方式是，当影响需求的力量与影响供给的力量十分不同时，需求和供给就成为有用的概念，就如同通常用它们解释消费者和生产者一样。这里，需求者与供给者一般来说不是同一组人，因而影响需求与供给的力量也不是相同的。但是，在交易市场上，需求者和供给者是相同的人，他们经常从市场交易中的一类人转为另一类人。

当把需求曲线视为界线时，在给定条件下的需求曲线上的一点代表着在单位时间内、一定价格下，买主可能购买的最大数量。简言之，人们须列举出需求者所能考虑的各种选择。按照一般规则，需求曲线假定需求者在所表示的价格下可以自由地购买表示出的数量或较小的数量。如果假设需求者面临着一个“全部或全不”的选择，即买主面临买表示出的数量或都不买的选择，这时，就可得到一个不同的需求曲线。一般来说，全部或全不的需求曲线是在一般需求曲线的右边（如图2．2）。在特殊的事例中，其位置决定于影统区域B等于影线区域A的条件。较为一般的情况是，这种曲线被认为位于一般需求曲线和这种特殊条件决定的曲线之间。全部全不需求曲线在分析某些问题时是有用的，但是，我们将主要研究一般形态的需求曲线。

在需求曲线上“时间”起着三个不同的作用。首先，横轴衡量每单位时间的数量，例如，每月每年对鞋的需求。时间的这种应用还使我们有可能描绘一条连续的曲线以表示如钢琴或房子这样的商品项目。这些商品的购买是以离散数量的方式进行的。其次，需求曲线上的各点应该看成是一些瞬间的选择。这个需求曲线是这一瞬间的快照，并且呈现了在可供选择的各种价格上可能购买的最大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作为“在给定的条件下”同义语来使用的。第三，需求曲线依赖于调整的时间长度。使用需求曲线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分析供给变化的影响。然后，任何供给变化的影响将依赖于在需求曲线上允许做出的对时间长度的调整。在所有时期中最短的时期内，这时的条件只允许有非常小的变动，人们可以看到这时的需求曲线仅有最小的弹性。当允许条件变动的区间扩大时，人们将能够看到，这条需求曲线的弹性增加，如图2．3所示。

供给的概念

如同分析需求一样，在分析供给时，区分供给表和供给量是必要的。供给表把同供给条件一致的价格一数量组合与那些不一致的组合分离开来。通常，供给表被定义为表示将引出的已知供给数量的最低价格。这个定义还包含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供给曲线是一条趋向下滑的负斜率曲线，关于这一点以后将看得更加清楚。对于许多问题来说，供给曲线本身并不太重要，它所限定的区域倒是较重要的。像需求曲线一样，供给曲线涉及到三种不同意义时间的运用。在横轴测量每单位时间数量的意义上有时间；在供给曲线上的各点应解释为瞬间的选择的意义上有时间，最后，在描绘供给曲线时，允许有一个适应的时期的意义上也有时间。对最后一种时间的应用，使人们能够描绘出短期和长期的供给曲线。

现在，我们可以把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工具合在一起，并且概括地考察所谓的供求规律。

需求和供给曲线把相关的或可观测的价格-数量关系限制在图2．4中的一个三角形的、画有交叉影线的区域内。为了更加准确的表述这种关系，需要做不同制度上的假设。在自由市场，图2．4（A）上供给和需求表的交点具有特定的重要意义。在这个特定的价格上，也仅在这个价格上，需求者和供给者的愿望可以同时得到满足。在任何别的价格上，不是需求者要买的东西多于供给者要卖的东西（短缺），就是供给者要卖的东西多于需求者要买的东西（过剩）。在A点，需求和供给背后的潜在力量，而非需求和供给本身，建立起了一种能够平衡供给和需求数量的价格。

如果自由市场不占优势，价格可能不落在点A上。例如，假定政府限定最高价格在OB上，并且有效地执行着。在这种情况下，需求者期望买到BD，供给者则只卖到BC。完整的描述应该确切说明这种互相抵触的愿望如何得到调和。不管怎样，BC将必须在渴望买BD这一较大数量的需求者中间实行配给。CD测定着配给问题的难易和对最高限价的压力。如果解决的方法不是补贴供给者，而是其他的方法，最终的点将落在C上。同样，假定OE是规定的最低价格，并且有效地执行着，需求者想买的仅仅是EF，而供给者想卖EG。现在的问题是对供给者实行配额制，FG测定着执行配额制的难易。

有两个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些概念的作用。首先，考虑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的汽车实例，汽车制造商维持着低于供给量和需求量平衡所需价格的牌价。结果是大多数消费者不能用名义牌价买到汽车，他们用付给汽车代销商佣金的形式，或用在旧车交易中降低回扣的形式，或者把全新的汽车当不控制价格的“旧车”买。消费者实际上支付的价格比制造商可能制定的高牌价还要高。如果制造商制定一个较高的牌价，汽车供给数量也会增加，因为较高的价格可能诱导他们不顾较高的成本而推出更多的汽车。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大量的汽车将意味着对消费者有一个较低的自由市场价格，因为，无论制造商实行何种政策，需求条件是相同的。生产环节的“低价”结果导致较低的汽车产量，还导致最终消费者要对每辆汽车支付较高的价格，以及引起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收入重新分配给汽车代销商。用图2．5可以表示这个过程。如果允许供给和需求背后大量自由活动，那么，均衡数量是在OE。均衡价格是在OC。在名义“牌”价OA时，供给量是OB，但消费者情愿付价格OD来取得OB的数量。结果产生了各种各样间接支付这种价格的形式。最终所付的价格（OD）高于均衡价格（OC），而且，供给量（OB）也低于价格如在OC时的数量（OE）。

第二个例子是工会组织争取提高工资率的行动。工会制订工资率或固定最低工资率（这种工资率假定高于均衡工资率）是根本的限制性行动。由于工会制订的工资高于均衡工资，所以，供给曲线所表示的、愿意在工会制订的工资下工作的人数超过需求曲线所表明的、雇主愿意在这一工资水平上雇用的人数。因此，工会的许多活动就是将可干的工作分配给寻找工作的人。这些就是像收取高额入会费和要求雇主超需求雇用工人这样一些做法的实际经济功能。

在上述分析中，已经运用了均衡价格的概念，关于均衡概念的某种详尽阐述也许是适当的。均衡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它一经确立，就将被维持下去。有三种不同形态的均衡应加以区别：稳定的、亚稳定的和不稳定的。所谓稳定均衡是，如果出现一个小的移动，将会再次回到原始的位置。例如，对于一个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和一个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如果价格上升到超过均衡价格，供给量将超过需求量。这将产生各种力量发挥作用驱使价格返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当出现任何移动后，没有再进一步运动的倾向，这就是亚稳定情况。这种情形中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恰好重合。不稳定均衡形态是指，从原始位置移动所产生的力量会导致更进一步的移动时的情形。例如，价格上升导致需求量超过供给量，进而引起价格的更高上涨。

弹性概念

需求弹性概念用于描述需求曲线的特性。用一般术语讲，即用于描述价格变动对需求量的影响——价格变动时需求量“扩张”的范围。数量和价格的变化通常由百分数的变动测定，以便取得弹性的测度，这种测度是独立于表述价格和数量时所用的单位。更具体地讲，需求弹性是指需求数量上的百分数变化对价格百分数变化的比率，当“其他事物”已定和价格变动趋向于零时，这个价格百分数的变化对需求量变化负责。用数学术语来讲，需求弹性等于dq/dp·p/q＝n，在这里q是需求量，p是价格。对于需求曲线，n值域一般是从0到-8，因为数量和价格的变动方向相反。人们常常试图在一根连接两点的弧线上计算弹性，并反复使用的公式是q2-q1/q1·p1/p2-p1。然而这个公式的答案依赖于取哪个点为起始点。通常，在弧线上没有一种明确的测定弹性的方法，仅有大量的公式用来估计弧弹性和近似弹性的精确值。基于这一理由，比较其他弹性概念，点弹性的概念是较为有用的。

点弹性的概念可以应用于任何函数，例如，在C一定时求A对B的弹性。因此，弹性是任何两个有函数关系变量的一种性质。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弹性公式是（aA/aA·B/A）C。可是在需求分析中，只有两个变量有待处理，弹性公式才可以写成dq/dp·p/q。用数学语言描述，弹性不过就是对一个因数的对数的求导，即d log q/d log p。

在处理需求曲线时，运用弹性概念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它提供了揭示总收益变动的最适合的方法。总收益的变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价格变动和数量变动。就负斜率的需求曲线而言，这些因素对总收益有相反的作用。价格降低趋向于减少收益，与这些相关的数量增加又趋向于增加收益；反之，价格上升则趋向于增加收益。如果价格百分数的变化在绝对值上等于相关数量的百分数变化，则这两种作用相互抵消，总收益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从定义上看是清楚的，即需求弹性是-1，一般称为需求的单位弹性。如果价格的百分数变化在绝对值上比相关数量的百分数变化大，这时价格的变动作用占绝对优势，因此，总收益的变动与价格变动是同一方向的，价格降低收入减少，价格上升收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弹性将在0到1之间取值，并且需求被认为是缺乏弹性的。如果价格的百分数变化在绝对值上比相关数量的变化较小，这时数量的变动作用占绝对优势，所以，总收益的变动与数量变动方向相同，与价格变动则方向相反，当价格下降时总收益增加，当价格上升时总收入减少。此时，弹性在-1到8之间取值，需求被认为是有弹性的。

就几何方法而言，上述关系可用图2．6表示。就解析方法而言，假设价格变化为△p，与价格变化相关的数量变化为△q，

新价格下的总收益

＝（q＋△q）·（p＋△p）

＝qp＋q△p＋p△q＋△p△q。当△P接近于零时，△p△q通常与其他项比较趋于非常小，可以被忽略，因此，

总收益的变动＝△（pq）＝p△q＋q△p。用△q除以表达式p△p＋q△p，得出，

p△q＋q△p/△q＝p（1＋q/p·△p/△q）＝p（1＋1/η）＝边际收益。边际收益的定义是，每单位数量变化引起的总收益上的变动。如果需求是有弹性的，η将是在－1到－∞之间，因此，η是在0到-1之间，公式1＋1/η将为正值（在0到1之间），边际收益将为正值，当价格下降时总收益将上升。如果需求是单位弹性，即（－1），式子（1＋1/η）将等于零，边际收益将是零，总收益将不变。如果需求是没有弹性的，式子（η）是负值，当价格下降时总收益将减少。

现在可以指明弹性概念的若干用途了。需求曲线愈没有弹性，供给数量上特定的变动会导致价格上的更大波动。在农业事例中，假定需求曲线是缺乏弹性的，这就意味着每一次供给量的变动将给单位产品价格带来相对的较大变动。此外，每次供给量上的增加意味着总收益的减少。

考察垄断者的情况，即使不了解有关他的产品成本曲线，也能立即下结论，即他决不会在他的需求曲线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经营。在这种需求曲线条件下，收益将少于较高价格时的收益，而总成本显然是一样的。因为，一般来讲，这时生产较少产品比生产较多产品的成本不会增加（工厂主总是使用生产较多产品，然后将多余部分处理掉的方法来生产较少产品）。不过，假若一个人能够选择一种产业加以垄断的话，他将会选择那种在竞争价格下需求曲线严重缺乏弹性的产业。一旦垄断地位成功地确立起来，价格将被提高到需求曲线上有弹性部分，以利于经营（当然，在弹性区域上的确立点，决定于成本条件）。

另一种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是，垄断者的生产成本为零时的情况。垄断者不会在他的需求曲线缺乏弹性的部分经营，因为在这里，他总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收入。同样，垄断者不会在需求有弹性的部分经营，因为这时他总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增加收益。因此，他将在需求既不是有弹性，也不是无弹性，亦即单位弹性的条件下经营。在此点上，总收益将是最大的。

有时人们会根据需求曲线的弹性，把产品分为奢侈品和必需品，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而奢侈品需求富于弹性。这种关于奢侈品和必需品的定义产生了一些奇怪的结论，例如，这种定义将香烟划归必需品，却将白面包划归奢侈品。事实上，很难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给出这两个名词的定义。消费者只有当他认为将一单位货币花费在某一用途上，以得到“价值”、或“效用”、或“满足”，同将这一单位货币花费在另一些用途上能得到的“价值”、或“效用”、或“满足”一样时，他才处于均衡状态。否则，他为什么不从某一用途上减少一单位支出而用于其他用途呢？由此可得出结论，在边际状态下，任何东西都同样是必需的，或同样是非必需的。以后我们将看到，奢侈品一词的定义较多地是就收入变动对它产生的影响而言，而不是就价格变动对它的作用而言。

需求弹性主要决定于替代品的可用性。因而，某一产品的定义越狭窄，可用的替代品就越多，则该产品的需求弹性就越大。故白面包的需求弹性就比面包的弹性大得多。

其他情况均相等

需求函数已定义为诸点的轨迹，该轨迹表示的是，在其他已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各种不同的价格下，所购买的最大数量。乍看起来：如果需求曲线被规定为所有其他情况均维持不变，则数量和价格就不可能发生变化，需求曲线也就无用途。作为一个并不那么极端的例子，其他情况相等中的“情况”有时包括下列内容：

（1）所有其他产品的价格。

（2）所有其他产品的数量。

（3）消费者的货币收入或货币支出。

如果全部三种情况都包括在其他情况均相等中，那么，所有其他产品的价格和数量都保持不变，货币收入或支出总量也保持不变，则用于某商品的支出货币量也就是已定的，其结果，需求曲线将必然是单位弹性的。很显然，用这种使所有需求曲线都成为单位弹性的方法来定义需求曲线没什么用处的。

规定其他情况均相等的目的是方法论的，并非实质性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并不是事实问题，即并非要探求哪一事物将不变或要变，而是应使用什么原则来选择那些事先假定其保持不变的事物。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假定某些必将发生变化的变量保持不变是有用的（某些变数影响我们问题中的一些变量，反过来我们问题中的变量又影响那些变量），理由恰恰是希望分析变量将要发生的变动。例如，考虑一下取消对人造黄油的税收对其价格和产量的影响。免除税收意味着人造黄油的供给将有所变化，问题变成了绘制一条什么样的人造黄油需求曲线的问题，人造黄油需求曲线的形状取决于黄油的哪些条件保持不变，如图2．7所示。

假如黄油的供给完全无弹性，那么，人造黄油的理想需求曲线可画成黄油数量保持不变的样子。另一方面，如果黄油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那么，人造黄油的理想需求曲线可画成黄油价格保持不变的样子。实际上，黄油的价格和数量在人造黄油价格降低时也将相应出现降低或减少。在这一事例中，该问题必须使用连续逼近法才能最方便地得到解决，如黄油的供给真是具有完全弹性或完全无弹性，那么，新画出的需求曲线将可以直接得到问题的答案，而无需使用连续逼近法。

在分析对人造黄油实行免税的影响时，让我们画一条黄油价格保持不变的人造黄油需求曲线。如果黄油的供给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则人造黄油的价格将下降，数量将上升；而黄油的数量将下降。图2．8中假定黄油的供给曲线不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当人造黄油的价格从75美分降到65美分，黄油的需求曲线将移动，价格将从85美分降到80美分。不过，当黄油价格从85美分降到80美分时，人造黄油曲线也将移动，并且价格将降到63美分，这又使黄油需求曲线再一次移动，等等。如果这个过程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取得如下联立方程式的解：

人造黄油

上述事例清楚地说明在曲线上（其他情况均相等）保持一些事物不变与事实上假定一些事物不变是有区别的。在人造黄油事例中，让黄油价格保持不变，恰是为了便于分析以后它将发生的变动。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不直接解这个联立方程式，而要用上面提到的连续逼近方法呢？答案是，实际上我们很少能得到确定的联立方程式。我们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概念上的工具，进行基本上是质的分析，连续逼近法的过程能清晰地表示出每一点上所需的情况，当求解答案时，能够在所允许的有效知识内进行解答，或可使分析工作在考虑可以运用的信息和所需的精确度内进行。

为了分析需求和其他目的，把保持不变的“其他事物”分成三类是有必要的：

（1）能显著影响所要研究的变量，并随即会受到该变量的显著影响的那些“事物”，例如，在分析取消人造黄油税收后对人造黄油价格影响时遇到的黄油价格。

（2）能显著影响所要研究的变量，但它们并不受该变量的显著影响的那些“事物”，例如，在分析取消人造黄油税收后对人造黄油价格影响时遇到的收入。

（3）既不显著影响所要研究的变量，又不受该变量的显著影响的那些“事物”，例如，在分析取消人造黄油税收后对人造黄油价格影响时遇到的皮革价格。

第（1）类中的事物保持不变是为了研究它们将来要经历的变动，它们保持不变仅仅是分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步骤。第（2）类中的事物保持不变是为了使分析有确定性，从其他（独立）进行的变动中分离出应加以考虑的特殊关系。第（3）类事物从略。以研究人造黄油需求为例，包括在第（1）类中的变量是一些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和数量，即，替代品或补充物。归于第（2）类的变量包括嗜好，偏好，货币收入，所有（或所有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财富和收入分配，等等。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事物都包括在第（3）类中。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指出划分这些分类的具体界限在哪里，它取决于就分析目的而言什么样的影响被视为是“重要的”，以及关于相关要素及其影响等经验知识。

了解了上述分类以后，需求函数就可以写成下列式子：

（1） qx＝f（px；py，pz；I，Po，W，T，……），

此处的Py和Pz是与X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Po是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I代表收入和收入的分配，W代表财富及其分配，T代表嗜好和偏好。

如果有人极端地把任何能够意想到的影响都认定是“重要的”，而且不愿将任何因素归入第（3）类中，那么，则需包括“每一个”其他商品的价格，每一个个人的财富和收入，以及其他等等。这时的需求曲线则为数理经济家所运用，通常的形式如下：

（2）qx＝f（Px，Py，Pz，…；Pa，Pb，…），

以处第一组价格是各产品价格，第二组是生产要素和劳务价格。这个“瓦尔拉斯”函数并未清楚地揭示所有保持不变的变量，它仅仅明确地包括了各种价格。然而，该式却暗含地假设了，不同的个人所拥有的各种类型资源数量是固定的，因而某一特定的要素价格就被认为决定了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同样，嗜好和偏好也被视为是固定的。正如已经有人提议的那样，瓦尔拉斯函数可以视为如同（1）式那一类函数的一种极限形式。然而，它的价值在于与（1）式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一个极其有用的抽象概念，能用来推导价格体系中的逻辑关系，但它不能用于分析具体问题。

再回到我们首要关注的需求曲线上来，让我们集中注意那些要想精确确定是非常困难的变量：商品价格，全部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以及货币收入。如果我们集中注意于这些变量，便可使公式（1）写成：

（3）qx＝f（Px，I，Po），

请记住，我们省略的一些变量应该具有给定的数值。

公式（3）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x的需求量被视为是三个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变量的函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需求曲线主要的用途是分析经济体系中各部分的关系，分析潜在的“实际”环境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在括号内的所有变量（Px，I，Po）都乘以公因子，则消费者所面临的、可能发生的“实际”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而只是简单地引起计算单位的变化，如“便士”代替“美元”。其结果是把公式（3）视为Px，I和Po的零次齐次函数，即具有下列性质的函数：

（4） f（Px，I，Po）＝f（λPx，λI，λPo），

此处的λ是一个任意数。这就等于说Px不是三个变量的函数，而仅仅是两个变量的函数。

上面所说的与一种非常普遍的认识十分接近，即认为影响个人对产品的需求量有两种力量：（1）个人可以利用的一般商品范围发生变化——在“实际”收入上的变动，或对商品和劳务的一般支付能力上的变动；（2）个人能以某一种商品代替另一种商品的条件的变动——相对价格的变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需求曲线去描述这种区别，如何把三种变数Px，I，Po“分解”（似乎可以这样说）为两种，并且使当任何一个被简化后的变量保持不变，而另一个变量变动时能够得到一个有意义的结果。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使（4）式中的y等于1/Po，这样需求函数就成为：

（

对该式一般地描述是，当考察价格变动的影响时，使货币收入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用这种方法把Px，I和Po化简为两个变数。在数学上很简单也很方便，但是，不幸的是，它不符合我们在前面对“实际”收入和相关价格所做出的区别。如果用这种特定的方式分解函数，则当我们沿需求曲线移动时，实际收入将发生变化。假定商品x的价格下降，由于货币收入和所有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保持不变，个人将能够买到原先购买的商品数量，并且仍有货币节余。这表明，商品x的价格下降，就意味着个人的实际收入的增加，也就是说，他的选择余地更大了。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对一种价格变动的影响做了更进一步的分类：归因于个人所面临的选择范围变化的影响，以及相关价格变动的影响——所谓的价格变动收入效应和所谓的替代效应。因此，用Px/Po和I/Po去替换Px，I，和Po这三个变量。对于消费量的影响力并未真正产生两分法式的分类。它仍然是一种三分法：（1）“替代”效应，（2）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3）货币收入变动的效应。不过，（2）和（3）在逻辑和概念上是相同的。它们二者的区别只能从分解三个变数为二个变数的偶然形式中产生。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参见表2．1。

表

（1）1．0（2）0．9（3）（4）

从第（1）行到第（2）行的变化是包括通常的需求曲线中的那种价格变动，这两点将落在通常那种单一需求曲线上。这种变动被认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反映出个人面临的选择范围的扩大；第二部分反映出相对价格的变动。现在，考虑从第（1）行到第（3）行和第（4）行的变动。第（4）行的数字显然是与第（2）行相同的，这是因为第（4）行只不过是第（2）行的价格和收入被1．01相乘的积（I/Po和Px/Po是相同的）。因而，从第（1）行到第（2）行的移动等于从第（1）行移到第（3）行加上第（3）行移到第（4）行的和。从第（1）行到第（3）行的移动涉及到“实际”收入上的变动，这个变动大体等于从第（1）行到第（2）行移动中所涉及的收入上的变动。这因为，如果个人购买商品X的数量（即1O）同从前一样多，当商品X的价格降低时，就会有剩余的1美元可供该人使用。因此，从第（1）行到第（3）行的移动与从第（1）行到第（2）行的移动所涉及的部分是相同的，然而，它们的分类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一个划分为收入变动的收入效应，一个划分为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

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把Px、I和Po三个变量分解为两个变量，并更合乎根据经济上的考虑所提出的双重划分法的方法。这种方法首先是用各种用途中的货币购买力替换Po，然后把购买力作为公式（4）中的y。较为准确的表达式为：

（6）P＝WPo即P是Px和Po的加权平均数，此处的权数确定为是与最初状态下消费的X商品和其他商品的数量成比例的（所以，P在概念上等于通常的生活成本指数）。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公式（4）写为：

qx＝f（Px，I，Po）＝f（Px，I，P-W），或者 λ＝1/p，这时

），或者更为一般的写为：

（7）qx＝g（Px/P，I/P）。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当I/P固定时，相对于所有商品价格X价格的变动并不涉及“实际”收入的任何明显变动。如果，为了明确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设想I为（货币收入）固定的，那么，若要使P不变，则Px的降低一定会伴随其他价格的上升，这就意味着将花光因X价格的降低而释放出来的任何存款。我们可以用表2．1提供的简单数字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增加了一些新计算结果，重新绘制了表2．2。按一般定义，第（1）行和第（2）行是在相同的需求曲线上，按照方程（7）的另一种定义，它们又不在相同的需求曲线上，因为，如最后的两列所示，第（1）行和第（2）行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第（2）行的X价格比第（1）行低；二是用I/P度量的实际收入第（2）行比第（1）行高。实际收入I/P的变动从第（1）行到第（2）行与从第（1）行到第（3）行相同，价格变动（Px/Po）从第（1）到第（2）行与从第（3）行到第（4）行相同，第（3）和第（4）行按一般定义是在不同的需求曲线上，而按照另一种定义则是在同一条需求曲线上。

表

（1）（2）（3）（4）注：P＝0.1Px＋0.9Po，因为就第（1）行而言，qx是qo的1/9。

概括地讲，一般认为需要有两个函数。一个函数应定义为可以用于概括那些通过相对价格来影响商品需求的力量，在这个函数里，实际收入应保持不变。另一个函数应定义为可以用来概括那些通过实际收入影响商品需求的力量，在这个函数中，相对价格显然也应保持不变。后一种形态的函数就是恩格尔曲线，这种曲线联系着需求数量和实际收入。普遍需求函数本意在于表述前一种类型的函数，但是并非如此。因为，这种函数中的实际收入变化并没有被严格地排除掉。如果在一种需求函数中的实际收入（货币收入被收入购买力相除）保持不变，将能产生所希望得到的函数。

统计上的需求曲线

统计上估算需求曲线的目的是为获得指定的条件下相对于一种特定商品的马歇尔需求曲线。在获得统计上的需求曲线时必然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涉及资料数据本身，第二类是从数据资料转换为需求曲线的问题。

资料通常有两类：时间序列资料，即在不同时点上的价格和商品数量；跨部门资料，即在同一时点上不同单位或不同种类的价格和商品数量。

观察这些资料会发现下列一些问题：（1）差不多任何商品和劳务都存在着大量的价格。是用零售价还是用批发价呢？是用纽约价还是用芝加哥价呢？是用一月份的价格还是用十二月份的价格？是用农村价还是用城市价？不同质量商品的价格如何处理？如何使用平均价，这个平均价如何构成？（2）使用哪种数量？是用生产数量还是用可供国内消费的数量？即我们应如何处理进出口？库存如何处理？通常，供最终消费的销售数量被认为是适宜的数量。（3）价格和数量等各种数字所使用的时间单位是相同的吗？地理单位呢？

假设对所有这样或那样有关数据资料的问题都做出使用上的判断，下一个问题就是用这些数字推导出一条需求曲线。就形成而言，答案是相对明确的，即希望把这些数字安排得仅与一条单一的需求曲线有关。必须根据所有因观察的不同导出的不同因素对得到的数据加以校正，以使它们尽可能地接近于已给定的一组条件。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两难的困境。事实上，如果条件可以规定为同一的，那么，就只能观察到唯一的一种价格和唯一的一个数量。因此，真正希望的是影响需求的条件不变时，影响供给的力量有最大的变动。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影响需求的力量变化，而影响供给的力量保持不变，则这些数据可用以生成供给曲线。但是，通常影响需求和供给的力量都变化。如果这样的话，转换数字为需求曲线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假定影响需求和影响供给的力量是不同的。如果影响需求和供给的力量是相同的，那么，对变动的校正最终将只产生一个点，而不是一条曲线。

怎样校正影响需求力量的变动，可举例说明，通过计算人均的数量可以把人口上的变动考虑进来，通过一般价格指数除商品价格则可以把一般价格水平变动考虑进去。对于某些变量，如实际收入（用价格指数除货币收入）则需要更加复杂的技巧。

以图2．9为例，在根据人口和其他变动对数据进行调整以后，就得到一个散点图（a）。现在希望的是看一看是否可通过调整数据资料中的实际收入得到一个需求曲线，假设在图（a）中联结着与收入的每一点用＋表示，联结着中等收入的每一点用O表示，联结着低收入的每一点用－表示。那么，如果图（a）产生一个类似散点图（b）的点分布形式，就可以推知，试图保持实际收入不变可能产生一个点。在这个情形下，看来实际收入既影响到了需求也影响到了供给。但是，如果图（a）产生一个类似散点图（C）的点分布形式，那么，实际收入的变动就主要是影响了需求曲线，需求曲线可能根据对应于每一个收入水平散点群估计出来，这一切看起来都并不是不合情理的。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述在图（C）上得到的结果就是，配合三群散点的曲线斜率表示着相对价格的效应，这三群点的位置则显示着收入的效应。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的相对价格的效应可能是大略相同的。在这里，需求弹性的情况可以从观察各种收入水平中得到。事实上，通过校正收入差异，在图（C）上的不同点群可能合为一个单一的点群。如果相对价格的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上是不相同的（即如果没有简单尺度使图（C）中的各群表示为近似的图形），情况就较复杂。事实上，这时价格弹性必须作为实际收入的函数来计算。实际上需要的技巧是来自于“复相关”，但在这里是不必考虑的。

在某些情况下，相同的数据资料既可用来导出需求曲线，也可用来导出供给曲线。当一些反应滞后时，这是有可能的。如在所谓的“蛛网”情形，在这里，假设当年的供给数量取决于上年的价格，上一年的价格将影响短期供给数量，但不影响需求，因此，需求曲线可以根据当年的价格和数量导出。导出供给曲线需要当年的价格和下年的数量，因为供给数量假定为上年价格的函数。

现在考虑使用同期资料的可能性。有一类同期资料包括一组特定家庭的收入和支出的预算数据资料。不幸的是，与所观察的这些家庭相应的供给条件没有变化，因此，也就没有价格上的差异可用来估算需求曲线。要想得到一个价格-数量曲线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给定一种在收入和购买数量或用于特定消费品的支出数量之间的关系，求得恩格尔曲线是可以的。

人们高度重视的这类统计结构之一是，在给定的时期（通常是一年）里消费总支出与同期总收入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这种关系来说明解释这些数据资料的问题。

我们企求得到一项特定的变动在其环境中对家庭的影响的、可利用的是关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家庭的各种有差别的资料。这产生一个校正某些差异而不是直接参数（即货币收入上的不同）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图2．10中的DE这样一条曲线的含义问题。在这个图中，一个特定年份的货币收入是沿水平轴线测定的，而货币支出是沿垂直轴线测定的。OC线把该象限一分为二，因而，OC线表示货币收入等于货币支出的各点。DE线代表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上家庭支出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是根据特定的家庭预算研究资料计算的。DE线的位置大体上同这类研究实际得到的结果一致——它表示出低收入阶层的负储蓄和高收入阶层的储蓄；它还表示当收入增加时收入转为储蓄的百分比。对这些研究结果的天真的解释是：（1）富的越富、穷的越穷；（2）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越高，收入转为储蓄的百分比就倾向于越高。但另一些资料与这一结论相抵触：在这个国家中至少在过去五十年间收入的不平均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倾向于越来越大，而且收入转为储蓄的百分比大体保持不变。

对此的解释是，据以对家庭进行分类的货币收入并不代表或并未测定出它们的持久收入状况；这些资料仅仅是在一个特定年份中的收入量，因而，仅仅反映了各种随机和短期的影响。这就如图2．10所示，将一种偏差引入图中。请看最低收入阶层的例子。就这组人的收入范围可能受到了随机的影响而言，他们的收入明显低于平日——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会在最低收入阶层，因为他的收入偶尔会比平时高一些。从平均上看，这一阶层人的“正常”收入比在特定的调查年份里的收入要高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调整支出以适应正常的收入，因此，他们支出看上去要高于调查年份的平均收入。相反，在最高收入阶层里，那些拥有最高收入的人在特定年份的平均收入将超出他们的平均正常收入，因此，他们的支出相对于调查年份平均收入来看是低的。这种情况在中等收入阶层中显然也是在较轻的程度上存在着。收入低于中等水平的阶层在调查年份的平均收入低于其正常收入，反之，收入高于中等的阶层在调查年份的收入高于其正常收入。结果，即使支出占“正常”收入的百分比保持不变，对于按收入划分的家庭而言，一项调查也可能得到一种如图2．10中DE线那样的关于平均消费支出高于平均收入的关系。

但是，如果把家庭按消费支出划分，并画出这些类别的平均收入的点，相同的资料还完全可以产生另外非常不同的关系，如FG线。这又是一种相反的偏差。就具有最低支出的家庭平均而言，可能具有低于“正常”水平的支出，反之，就拥有最高支出家庭平均而言，将具有高于“正常”水平的支出。这个例子说明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回归偏差”。

另一类同朝资料包括不同的空间单位资料，如不同的州城市或国家。用这些空间资料构成需求曲线的问题与已经研究过的用时间序列资料构成曲线的问题是基本相同的。要构成一条需求曲线，最基本的是供给条件变动尽量大，而需求条件变动尽量小。但是，对于任何拥有国内市场的产品，除不同州和美国其他地区的运费不同外，供给条件大体相同。由此可知，那些只拥有地区市场的产品，意味着其供给条件是不同的，故其需求曲线的构成将是不困难的。然而，必须校正需求条件上的不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考虑诸如市场范围，城市化的程度，人均收入等因素来做到。

使用空间资料的可行性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当使用这些资料时，会得到许多好处，如在时间上变动大的要素可以自动消除，为检验或完善任何研究结果所需的资料也很容易得到，等等。

人们已经做出巨大的努力从时间序列和空间资料上估算需求曲线，从家庭预算资料上估算恩格尔曲线。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对这种努力的成败做过任何概括的评价。在一些或许许多多场合，这些努力显然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来自某一资料的结果和另一资料的估算结果一致，并且，根据计算出的需求曲线所做的预测比其他方式的预测要准确。但在许多或许大多数场合，它们却是失败的。如果按成功的程度划分统计的结果，并尝试找出最可能成功的环境，这将是极有价值的。

当然，需求表概念的有用性并不取决于能否成功估算数量性需求曲线。其主要价值在于，用作组织知识和思考问题的工具，以及用作对各种影响的方向从性质上给予回答的向导。同时，通过将需求曲线的数量估算值用于各种变动的效应的数量估算，可以扩大需求曲线概念的应用范围。

需求的效用分析

这一节的目的在于深入到市场需求曲线的背后。首先，市场需求曲线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分解。（1）在任何既定的价格水平上，我们能够把总需求量再划分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量。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通过这样的作法，我们能够将市场需求曲线表示为单个消费者需求曲线在水平方向上的加总。（2）另一种方式是，在任何既定的价格水平上，我们或许可以将总需求量再划分为对不同卖方的需求量。通过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这样做，我们或许可以将需求曲线表示为对单个生产者产品的需求曲线的水平加总。我们之所以对第二种方式说：“或许可以”而对第一种情况说：“能够”。是因为如果不同生产者的产品是完全同一的，消费者究竟从谁那里购买产品将是无差别的。故对每个生产者的需求量将是不确定的。总量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划分将完全依赖于供给的状况。在两种划分方式下，总需求量的分解都假定了：对所考虑的全部交易单位——不论是全部的买方还是全部的卖方，价格都是相同的。正是这一假定使我们能够将个量相加而得到市场加总量。

这一假定对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来说并不引起什么问题，因为，一般而言，把所有消费者看作支付同样的价格——把价格看作是单个消费者控制之外的事物是适当的。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假设对于单个生产者的需求曲线的确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人们常常要问，如果一个单个生产者改变他的产品价格而其他生产者不做改变，那么对这个生产者的需求量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用来回答这一问题的需求曲线将不是可加的。

我们探讨个人的需求曲线的目的在于更多地了解市场需求曲线。如果一个个人的需求曲线极端地依赖于他的邻人的行为，那么，我们从对一个孤立个人的行为的分析中就不能得知多少东西；这一现象的本质恰恰是群体反应问题，而我们最好还是集中研究市场需求曲线问题。因此，下面分析的假定情况不是这样，即一个人的需求曲线依赖于他自己的相对固定的偏好和他的客观环境，而不立即或直接依赖于他的邻人正在干什么。“东施效颦”作为影响个人偏好的因素并未被消除，但作为影响个人消费行为的近似决定因素是被消除了。

一个人可以购买的商品当然受到他的资源——他的收入和财产以及受到使用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或条件的限制。个人根据这些限制以某种方式决定购买什么商品或劳务。这些决定可视为（1）纯粹偶然的或任意的；（2）和某些习惯性或通常性的行为方式严格保持一致的；（3）深思熟虑的选择行为的。总的说，经济学家们拒绝第1、2种解释，而接受第3种解释，人们认为，这部分地因为，即使是随意的观察也表明，在选择上第3种情况比第1种情况更有一致性和顺序性，而比第2种情况更加灵活；还部分地因为，只有第3种情况满足我们对“解释”的需要。据此，我们将假定，个人在进行这些决策时似乎是在追求一个单一的目的或者试图将其最优化。这意味着，不同的商品有共同的特性，因而使它们相互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一共同的特性通常被称作效用。人们有时特效用和有用性混淆了，这是对效用概念的一种误解。我们看到，人们总是在选择；如果这种选择被看作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那就必须假定，在对其进行选择的不同事物之间应能进行比较；为了能进行比较，这些事物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由于我们把这一共同特性称作效用，就不应认为这一共同特性必与需要性是一回事。使我们能够预料一个消费单位会如何动作的函数不一定就是能告诉我们需要什么的函数。

让X、Y、Z等等代表不同商品的数量。那么，认为这些商品有某些共同因素、以及认为这种共同因素——效用的大小依赖于不同商品的数量的观点，可以用将效用写作X、Y、Z……的函数的方法来表述。这一函数给出了“总”效用。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边际效用”，其定义是，在其他商品量保持不变时，伴随一种商品量的增加而出现的总效用的变化率。例如，X的边际效用是，对给定的Y、Z等等值而言的，X的每单位变动所引起的总效用的变化率。

边际效用并非如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是最后一个单位的效用；否则，就会引起下面的悖论。设X代表桔子，并且所有桔子都一样。既然所有桔子都一样，那么，每个桔子的效用必定相同。如果边际效用是最后一个桔子的效用，那么，它同样也将是所有其他桔子的效用，所以，总效用将等于边际效用和桔子数量的乘积。显然，这不是定义边际效用的一种有用的方法。总效用等于平均效用和桔子数量的乘积，即这是一个平均效用的定义，和我们平时使用的平均一词意思一样。边际效用定义为“总效用的变化率”，它是最后一个桔子的效用加上又增加一个桔子时前面各个桔子效用的变化。它是数量的每单位变化所引起的总效用的变化率，而不是一个边际单位的效用。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递减边际效用”的概念。古典经济学家们（斯密、李嘉图等等）在寻求解释价值时，最终得到的结论是：需求和效用不是价值的一个决定因素。这一结论与钻石－水悖论密切相关。在得出这结论的过程中，他们的理由是：水比钻石更有用，然而钻石比水更昂贵；因此，效用不能用来解释价值。在拒绝将效用作为价值的一个尺度的同时，他们提出了价值的劳动成本论，在这一理论中，效用被作为价值的一个条件或前提，但不是作为它的一个尺度。

这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混淆是不能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区分开。另一个较为次要的困难是不能确定单位。显然，存在一定数量的水可能比一定量的钻石要贵的情况。单位问题且不谈，古典经济学家们未能看到而渐减边际效用论使人们看到的是，来自少量增加的水或少量的另一些钻石的效用的增加。因此，钻石的边际效用可能很高（因为钻石很稀少），而水的边际效用相对较低（因为水很丰富）；结果，钻石的价格相对于水的价格可能就很高；然而，水的总效用可能比钻石的总效用大得多。图2．11显示了这一点。

钻石－水悖论的解决使新古典主义者们能够把需求作为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边际效用和递减边际效用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走得太远了。尽管逐渐减少的边际效用能够说明消费中缺乏专门化这一点是真实的，但决不能由此而认为，我们必须依靠递减边际效用概念才能解释这一观察结果或合理地说明它。

现在我们来说明，如何从一个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得出其需求函数。假设有某种函数U（X，Y，Z，…）。没有预算约束，个人就会不断增加他对X、Y、Z、…的消费，直到它们的边际效用变成零。为了使问题简化，让我们假定，这个人已经决定如何分配他的资源（即劳动力），并且因此已经有了一些收入可供支配。让我们在假设个人面临着既定的价格，Px，Py，Pz…，而其货币收入是I。由此可得到其预算约束：

其中X、Y、Z是每种商品的数量，上式概括了个人的资源限制条件。既然需要在XPx＋XPy＋ZPz＋…＝I的约束条件下使U（X，Y，Z…）极大化，则可以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来求解。因此，我们写出：

U（X，Y，Z…）＋y（XPx＋YPy＋ZPz＋…－I）。

就这一表达式对X，Y，Z，…和y求导，我们得到：

λ

λ

λ

λPy＋ZPz＋…－I＝O

从上式可得λ。此式的经济含义是，每一美分价值的X商品的边际效用必等于同样数量Y、Z、…等商品的边际效用。每一美分的这种共同的边际效用等于λ，对此马歇尔称之为货币的边际效用。表述这一结果的另一种方式是Ux/Uy＝Px/Py。这一式子的解释是，Ux/Uy代表个人愿意以Y代替X的比率，而Px/Py则代表他能够在市场上以Y代替X的比率。均衡条件是：个人愿意以Y代替X的比率等于他能够以Y代替X的比率，因为，如果他都愿意以比他在市场上通过放弃一个单位的X所能得到的更少单位的Y来代替一个单位的X，那么，这样做对他将是有利的，反之亦然。

这一结果可以用图2．12中的图形来说明。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X的边际效用不依赖于Y的数量；即，两种商品的效用是互相独立的。水平轴上的单位是每一美分的X或Y的价值，等于I的线段代表个人的收入。当消费者这样来分配他的收入，即，使他得自每一美分价值的Y的效用等于他得自每一美分价值的X的效用时，他就是处在均衡状态。从这一图式上可以看出，若没有渐减的边际效用，则个人既可能专门消费X，也可以只去消费Y。这一点之所以成立只是由于我们在前面假设了相互独立性。

图2．13表明了一种相互依赖的情况。在这个例子中，即使存在着递增的边际效用，我们也不一定能得到在消费方面的专一化。

递减的边际效用将使需求曲线具有一个负斜率，但是需求曲线有一个负斜率这一事实并不需要递减的边际效用。

为了说明需求曲线的导出过程，现考虑如下的效用函数：U＝logX＋logY。假设Px、Py和I是给定的。最大化的条件就是Ux/Px＝Uy/Py。现在，Ux＝1/X，而Uy＝1/Y。因此，1/XPx＝1/YPy。由此可得XPx＝YPy。然而，预算约束是XPx＋YPy＝I。故有2XPx＝I及X＝I/2Px，这就是需求曲线。

我们刚刚看到了，需求函数X＝I/2Px是怎样从效用函数U＝logX＋logy导出的。这一需求函数具有这样的性质，即花在X商品上的货币量是一个不变的和数。这条需求曲线因此是一条等边双曲线。还需注意的是，这里的效用函数是一种X和Y的边际效用相互独立的函数。Y的边际效用仅依赖于Y的数量，而X的边际效用仅依赖于X。上述效用函数还具有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的性质。

现设效用函数为U＝XY。在这一函数中，X的边际效用等于Y（Ux＝Y），而Y的边际效用等于X（Uy=X）。从图形上看，这一情况可以表示为如图2．14所示的情形。在这一函数中，如果X增加，X的边际效用仍然不变，而若Y增加，Y的边际效用也不变。这一函数在两个意义上与前一种函数不同：不再有递减边际效用，而存在着相互依存性。然而，由这一效用函数所产生的需求函数是一样的，即X＝I/2Px。

现在考虑一下第三种效用函数，U＝X。在这个例子中，X的边际效用（Ux）等于2XY，而Y的边际效用（Uy）为2YX。在这一函数中，不论对X还是Y来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性和递增边际效用。从上述式子中求需求函数，我们得到X＝I/2Px，这再次与我们在前两种情况中所求得的一样。

在前面的三种函数中，我们设定了三种情况，即：相互独立性和递减边际效用，相互依赖性和不变边际效用，以及相互依赖性和递增边际效用。然而在每种情况中，我们最终都得到同样的需求函数。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陈述。我们看到，人们把他们收入的一半用于X商品，这就是当需求函数为X＝I/2Px时的情形。然而却存在三种不同的效用函数可以用来说明这一观察到的现象的合理性。让我们设计一个表格来说明，商品的不同组合是怎样依这些效用函数而排列的。函数Ⅰ：U＝logX＋logy（数字均取自然对数）；函数Ⅱ：U＝XY；函数Ⅲ：U＝X；而且再增加一种第四种函数，函数Ⅳ：U＝√X＋(√

表

ⅠⅡⅢⅣ

从表2．3中可以看出，效用函数Ⅰ、Ⅱ和Ⅲ都以同一种方式将商品组合进行排列，而Ⅳ的排列方式不同。不同的效用函数对这些商品组合给予不同的数值；但当考虑任何两组商品时，若函数Ⅰ表明，一组商品的效用高于另一种，函数Ⅱ和Ⅲ也将表明同一种情形。既然按照通常的市场行为，即在确定性条件下的行为，个人只表现出他是否愿意要一级商品而不愿要另一组，但从不表示他要多少，那么，对于这三种效用函数产生同样的需求函数，就不必惊奇了。函数Ⅰ、Ⅱ和Ⅲ都是（XY）的函数，因此，如果我们称U＝XY为一个效用函数的话，其他两个就可以写成U的函数，即F＝logUand G＝U。但是，函数Ⅳ则不能表示为U的函数。这一点可以推广，即如果某种U＝f（X，Y）和个行为相一致，那么，任何其他函数U＝F［U（X，Y）］也是如此，假设dU/dU＞O。这两个条件保证了，所产生的各种效用函数将按同样的方式排列各组商品。用下一节的词汇说，这三种效用函数将具有同一条无差别曲线，即使它们赋予这条曲线以不同的数值。

无差别曲线理论

无差别曲线方法是简明地概括偏好的另一种工具。考虑任何一个商品空间XY，并考虑在这一商品空间中标价为P的X和Y的任何一组。这一商品空间如图2.15所示可分为四个象限。让我们假设，个人宁愿要每种商品中较多的一份而不愿要较少的一份。那么，在标为3的区域内的任何一点显然都是比P点更能满足偏好的，因为它表示或者可多得到些X，或者可多得到些Y，或者两者都能多得些。根据同样的道理，就P点代表着或者是更多的X，或者是更多的Y，或者两者都更多些而言，P点显然比标为1的区域内的任何一点都更能满足偏好。至于第2和4象限中的点，我们可以试问我们正在决定其偏好的个人，他是如何安排各点相对于P点的位置的。我们可以将他的各种选择分别标为＋或标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区域2和4中的点分别加以＋或－号。在各＋号和－号之间将存在某种边界线，在此线上的各点代表着对他来说是无差别的各种组合，而这条线我们可以称作无差别曲线。我们假设人们偏好于多多益善时，就意味着这条无差别曲线不能横跨第1和第3象限。因此，无差别曲线决不会具有正斜率，而必须是在经济区域中所有各点上都呈负倾斜。确定了无差别曲线在所有各点上均呈负倾斜，还存在着该线或者对原点下凹或者对其下凸的可能性。在下面将要说明其论据基础上，假设无差别曲线凸向原点是合理的，通过从P点以外的一点开始，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划出一条无差别曲线。原则上讲，无差别曲线通过每一个点。一组特定的无差别曲线就是一个特定的个人偏好图。

至于一个特定个人的种种机会，则可以在几何上如图2．16那样表示出来。个人被假定有一项货币收入I，他将这项收入用于商品X和Y。若他将他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商品Y，他可以购买I/Py个单位的Y。若他将他的所有收入用于商品X，他可购买I/Px个单位的X。因此，这条线相对于X轴的斜率是Px/Py。从经济上说，这意味着，如果个人少购买一个单位的X，他就节省了数量相等于Px的货币。用这一数量的货币，他可购买Px/Py个单位的Y。Px/Py因此代表着商品Y可以用来替代商品X的比率。图中的阴影部分代表可实现的各种组合的区域。

再加上两条已经得到的边界线，我们看到，个人决不会停留在可实现的各种组合的区域内，而是将努力达到边界线上。均衡的条件是，个人选择位于最高的无差别曲线上，同时也位于可实现的组合所构成的线上的那一点。现在可以看清了假设无差别曲线关于原点呈凸性的理由了。如果无差别曲线是向原点处下凹的，那么，均衡点将位于两条轴中的一条之上，即我们将会看到人们在消费方面专一化。因此，我们将这一点排除了。如果无差别曲线在某些地方凸向原点，某些地方凹向原点，那么，个人就不会在无差别曲线凹向原点的任何部位处于均衡状态。因此，无差别曲线在经济上有意义的部分总是其凸向原点的部分。若各无差别曲线都是凸向原点的，则均衡点就是可实现的消费组合线正切于一条无差别曲线的一点。

如上所述，可实现的消费组合线的斜率是Px/Py，或者说是个人能够依以商品Y代替商品X的比率。类似地，对无差别曲线来说，如果个人放弃一个单位的X，他将失去约Ux个单位的效用。因此，为了使个人保持在同一条无差别曲线上，必须给他Ux/Uy个单位的Y。Ux/Uy因此表示了这个人愿意以Y代替X的比率。均衡的正切条件要Ux/Uy＝Px/Py，既然Ux/Uy从数量标明了无差别曲线相对于X轴的斜率。表述这一均衡条件的另一种方式是说：个人愿意以Y代替X的比率必须等于他能够以Y代替X的比率。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为什么前一节的三种效用函数能得出同样的需求曲线。所有三个效用函数能产生出同样的无差别图。例如，如果U＝F（X，Y）是效用函数，那么由这一效用函数产生的各条无差别曲线将具有的斜率是－[aU/aX]/[aU/aY]＝－Ux/Uy。如果我们取U的任何函数，譬如说U*，使U*＝G［U（X，Y）］，那么，由这一U*函数所给出的无差别曲线的斜率将是－[dU*/dU]Ux/[dU*/dU]Uy＝－Ux/Uy。由此我们看出，所有这些效用函数将具有同样的无差别曲线。即使dU*/dU≤O，这一点也成立。dU*/dU＞O的条件是对于保证按同一方向排列是必要的。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无差别曲线是分割两个区域的一条分界线，一个区城包括那些与处于无差别曲线上的各种商品组合相比得不到偏好的各种商品组合，另一个则包括那些相比之下得到偏好的各种商品组合。无差别曲线的斜率是消费时的替代率。预算线的斜率则表示了购买时的替代率。预算线不一定就是直线。在一种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无差别曲线将和上面所描述的一样，但相应地却不是有一条预算线，而是将有一条转换线。这条曲线的斜率所代表的将不是市场上的，而是生产中的替代率。

无差别曲线作为工具的目的在于推导出需求函数，例如说，根据X的价格，Y的价格以及货币收入推导出X商品的需求函数。然而，显然若所有价格和收入都翻一番，个人的机会线将仍然不变。这意味着Px、Py和I的绝对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比率，如Px/I和Py/I。实际只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如果我们假定当收入增加时相对价格不变，我们就能得到作为收入的一个函数的X和Y的需求量。

例如，在图2．17中，假定了ABCDE线是平行于所划的那些可实现消费组合的各条线正切于无差别曲线的各点的轨迹。在AB线段，当收入增加时，X和Y的量都将增加；从B到C，当收入增加时，X的量增加，而Y的量减少；从C到D，当收入增加时，X和Y的量都增加；从D到E，当收入增加时，X的量减少，而Y的量增加。如果随着收入的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也增加，则该商品称作优等品，而如果随着收入的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减少，则该商品称作劣等品。在上图中，在A和B以及C和D之间，X和Y都属于优等品；而在B和C之间，X属于优等品，Y为劣等品；在D和E之间，X为劣等品，Y为优等品。同样的结果可以如图2．18中那样以恩格尔曲线的形式表示出来。数量随收入变动的情况可以用数量相对于收入的弹性（通称收入弹性）或dq/dI·I/q来表示。如果dq/dI·I/q＞O，则相应的商品为优等品；如果dq/dI·I/q＜O，则相应的商品为劣等品。如果dq/dI·I/q＜1，则花在该商品上的收入的百分比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如果dq/dI·I/q＝1，则收入的百分比不变；如果dq/dI·I/q＞1，则花在该商品上的收入的百分比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我们已经指出过，收入弹性经常被用来定义必需品和奢侈品。如果一种商品的收入弹性小于1，则称之为“必需品”，如果其收入弹性大于1，则称为“奢侈品”。

对所有商品的单位收入弹性将意味着，在无差别曲线图上收入支出路径将是一条通过原点的直线。根据收入弹性的定义可得，kxηηy1＋…＝1，其中kx是收入中用于X的部分，ky是用于Y的，等等；而ηx1是X的收入弹性，ηy1是Y的收入弹性，等等。

无差别曲线分析中隐含的三分法

无差别曲线条件下的消费者行为分析隐含地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所有因素分为三类：（1）商品——这些是无差别曲线的各个轴；（2）决定机会的因素——这些被概括为预算线；（3）决定偏好的因素——这些被概括为无差别曲线。

关于这一划分方法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内容要由所研究的问题来决定的划分方法，因而，同一种因素对于一种研究目的来说可以按商品来对待，并用各条轴来度量它，对另一种研究目的来说就可能按照机会因素来对待，对再一种研究目的还可能作为偏好因素来对待。

为了说明这一点，考虑一下地区选择问题。对于一个正在考虑在哪里定居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一种商品，应在其中一条轴上来度量。当此人定居了以后，它就成了一种机会因素，既然它将影响此人对于各种商品和服务所须支付的价格，既然它可能影响此人赋予冬大衣相对于浴袍或赋予暖气相对于空调器的重要程度，因此，也是一种偏好因素。

从形式上说，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通过把地区选择作为在一条轴上度量的商品的方式来处理。对于每个地区选择，都有一个可实现商品组合的多维面与无差别曲面的交叉部分与之相对应。相对于一种地区选择的曲面交叉部分，可能对应于与另一种选择相应的交叉部分所对应的不同的机会和偏好。尽管这一点从形式上看完全正确，但是，这并不改变随问题的不同而发生的着重点的变化。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个家庭中的孩子数量。部分地说，父母在决定要多少孩子时都是深思熟虑的。对这个问题而言，孩子是选择的目标，是一种应该在一条轴上度量的“商品”。但是，一旦孩子出世，他们显然会影响机会（例如，看电影的费用将因额外支付婴儿保姆费而提高）和偏好。另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复杂变化是，图上出现了另一组无差别曲线——孩子的无差别曲线。

从无差别曲线推导需求曲线

现在可以来说明一下怎样可以从无差别曲线推导出需求曲线了。如果我们将货币收入保持不变，并允许X的价格变化，那么，如图2．19所示，价格比率线将绕Y轴上的一个中心点旋转。对X的不同的价格，我们将得到X的不同的需求量，这样就可以得到一条需求曲线，这实际上就是通常的方式。然而，在这种需求曲线中，当人们沿这条线移动时，实际收入也发生了变化。

还可以建立起另一种不同的需求曲线。考虑一组商品，Xo，Yo，并且通过这组商品画一条预算线。这条线可以绕该点旋转。这是试图使表面的实际收入保持不变的一种方式。这些线的方程是PxXo＋PyYo＝I。从图上看，这第二种方法如图2．20所示。对于固定的货币收入来说，这等于保持了货币的购买力不变。通常建立一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是，把它作为一组特定商品的（相对）成本来计算。例如，如果这组商品由（Xo，Yo）构成，而且，如果在两种情况（两个时间单位，两种地理区域，等等）下的价格分别是（Px，Py）和（P’x，P’y），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的物价指数相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就是P’xXo＋P’yYo/PxXo＋PyYo。但如果I是固定的，那么，对于所有通过这一点（Xo，Yo）的预算线来说，这一比率显然都是1，既然这时被除数和除数都等于I。

这些线对无差别曲线的切点构成一条需求曲线，就货币收入除以一种用前述方法计算出来的物价指数所得的“实际收入”相同这一点而言，对于该需求曲线来说，“实际收入”是不变的。

还有一种需求曲线可以通过考虑一组预算线与一条单一的无差别曲线相切而得到。相应的数量和相对价格将给出一条需求曲线，对这一曲线来说，“实际收入”在其效用的意义上是不变的。

这几种不同的建立需求曲线的方法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通过考虑所谓在所有其他价格和货币收入都不变的情况下，一种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来更好地说明。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区别“斯卢斯基”效应，即相当于绕（XoYo）点旋转预算曲线所产生的结果，和希克斯效应即相当于考虑一组预算线与一条单一的无差别曲线相切的结果。

看一下表2．4和图2．21。表2．4显示了收入效应的斯卢斯基测度和希克斯测度之间的差别。（a）和（b）之间的差别在于，当Y的价格和货币收入不变时，X的价格更低了。既然他将消费更多的X和Y，消费者显然生活得更好了。情况（c）是斯卢斯基称作从情况（a）开始的得到补偿的价格变化的那个东西。（c）中的收入比（a）中的少，其下降幅度恰恰足以使个人在X的较低价格水平上，能够购买同以前数量一样的X和Y，如果他愿意的话，50个单位X的现值是25美元，而不是50美元，而他现在的收入少了25美元。用斯卢斯基的话说，他的表面的实际收入没有变，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这个人并不购买50个X和50个Y；他购买60个X和45个Y。既然他审慎地选择了后一组商品而非前一组，我们必须假定他偏好于后一组；结果是，他的“实际的”实际收入在（c）情况下比在（a）情况下高；他位于更高的无差别曲线上了。对希克斯来说，为了使这个人保持在同一条无差别曲线上，必须取走他足够的货币收入。我们可以假定，这将如情况（d）所表明的那样，要求取走28美元，这描述了一条同样与（a）情况中那条无差别曲线相切的预算线。除了在下述这方面有所不同外，即，不是表示出为补偿

表2．4

（a）（b）（c）1／2（d）1／2（e）2／3（f）

相对价格的下降而形成的一种变化了的收入，而是表示出Y的变化了的价格——一种不变的“货币购买力”情况（e）和（c）一样。类似地，（f）和（d）一样，表示出在一种略为不同意义上的不变的“货币购买力”。

斯卢斯基测度的优点在于，它可以直接从可观察到的市场现象和行为即价格和购买量中求得，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一种近似值。而希克斯测度则不然。希克斯测度不能直接求得，它要求进一步了解无差别曲线。价格变动越小，即表中的Px越接近1，则斯卢斯基测度和希克斯测度之间差别的意义就越小。

希克斯和斯卢斯基测度给出了具有使实际收入保持不变性质的需求曲线的两种构造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运用希克斯对实际收入变化的测度来导出一条需求曲线，这等于使一条无差别曲线形成扇形。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运用斯卢斯基对实际收入变化的测度来导出一条需求曲线，这等于绕点旋转一条线。可以说，斯卢斯基方法是使表面的实际收入保持不变的一种方法。图2．22说明了所讨论的三种需求曲线之间的关系：（1）普通需求曲线，在这一曲线上所有其他价格和货币收入都相同，而且作为一种结果，实际收入变化了；（2）通过（象希克斯那样）将个人保持在同一条需求曲线上而使实际收入不变的需求曲线；和（3）（像斯卢斯基那样）将表面的实际收入保持不变，而且使个人总能够购买最初的那组商品的需求曲线。

这三种需求曲线之间的差别通过参考图2．23将会看得更清楚。作为商品X价格变化的一个结果，我们有一次从P到Q或从X1到X4的运动。从X1到X4的这一运动就是包括在通常所定义的需求曲线中的那种运动。然而，从X1到X4的这一运动作为价格变化的一个结果是一次收入效应和一次替代效应的综合结果。如前所释，将需求曲线仅限制在替代效应上可能是需要的。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解从X1到X4的运动。按照希克斯的方式，我们可以说，从P到S或从X1到X2的运动是贸易条件变化或替代效应的一个结果。从S到Q或X2到X4的运动是收入变化的结果。因此，

总效应 收入效应 替代效应

（X4－X1）＝（X4－X2）＋（X2－X1）

这一方法在形式上比下面那种方法要简练，但它与可观察到的数量无关。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试着按照斯卢斯基的方式利用可观察到的数量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离开。当个人处在P点时，他在价格Px和Py的水平上消费X1和Y1，而且将他们的全部货币收入都用于这些商品。如果X的价格从Px变化到Px十△Px（在所画出的图上，△Px是负的），而Py不变，显然需要花费I＋X1△Px来购买和以前同样的一组商品，即X单位的X1和Y单位的Y1。我们因此可以将一项收入（I＋X1△Px）和价格（Px＋△Px，Py）看作是起于初始状态的一次得到补偿的价格变化，即其实际收入效应被货币收入的变化所抵消的一种价格变化。随着这得到补偿的价格变化，个人将从P移动到R或从X1移到X3。按照斯卢斯基的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替代效应，而将从R到Q或从X3到X4的移动称作收入效应。故：

总效应 收入效应 替代效应

（X4－X1）＝（X4－X3）＋（X3－X1）

人们将会注意到，希克斯和斯卢斯基方法的区别在于（X3-X2）。由莫萨克给出的基本定理是：当△Px趋于零时，（X3－X2）项比其他任何差项都更快地趋于零。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即：当△Px趋于零时，Q、R和S都趋向于P点。这意味着当△Px趋于零时，（X4－X3）、（X3－X1）、（X4-X2）和（X2-X1）以及（X3-X2）均趋于零。然而，（X3－X2）与所有其他量不同，它更快地趋向于零，因为当△Px趋于零时，（X3-X2）/（X4-X1）的极限为零，但是，当△Px趋于零时，（X4-X3）/（X4-X1）等的极限并不必然是零。这一点的含意是，测量保持实际收入不变所需货币收入变化的斯卢斯基测度是货币收入理想变化的一个很好的近似值。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些不连续的差分方式写成连续的形式：

（1）aX/aPx＝aX/aI（－aI/aPx）＋aX/aPx（希克斯）

2）aX/aPx=－X1（aX/aI）＋aX/aPx（斯卢斯基）

I＝I1＋X1△Px其中对于方程2，X1＝aI/aPx，既然为补偿价格变化所需的I的变化是X1△Px，而其每单位变化是X1△Px/△Px或X1。上述两个方程左边的一项是从X1到X4的移动除以价格的变化；即它是价格的每单位变化所引起的数量的变化。两个方程的右边的第一项是收入效应，这一效应是通过应用数学分析方法，即取每单位收入变化所引起的数量变化并乘以从原无差异曲线转到新无差别曲线过程中所隐含着的每单位价格变化所带来的收入变化。两个方程右边的第二项是替代效应，而它表示，当个人被保持在同一条无差别曲线上或在货币收入方面得到一项补偿时，每单位价格变化所引起的数量变化（见图2．24）。我们可能注意到了另一个事实：aX/aPx是普通需求曲线的P点的斜率。

因此，如果我们采用斯卢斯基的表达式，并对其中的每一项乘以Px/X，我们得到：

此方程式左边的那项不过就是普通需求曲线在点P的需求弹性。我们记之为ηηxI，其中Kx＝XPx/I，即收入中用于X商品的部分，而ηXI＝[aX/aI][I/X]即X的收入弹性。最后一项，

是一条表示实际收入不变的需求曲线在P点的需求弹性。我们将称之为ηXP。因此，我们得到下式：

Xp＝－kxηXI十η

劳动供给的效用分析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收入和对消费服务的总支出作为同一个事物来对待，或者更一般地说，我们一直考察一项固定的总额在各种不同的消费服务之间的配置，而不问那项固定总额是如何得到的。被分配到支出上的这项总额本身就是两组要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的结果：（1）关于消费单位可以支配的资源性劳务应有多少用于生产活动的决策，以及（2）关于在当前消费性劳务上花费多少以及对已积累起来的财富增添多少或从其中减掉多少的决策。原则上，整个决策应看作是同时做出的，但是在分析时分别加以考虑是方便的。我们可以把决定一项假设的总额如何分配于各种不同的消费性劳务的决策看作是决定附着于那一消费量的效用水平的决策，然后这一效用水平又作为一个单独的方面参与另一项决策。

对于消费单位所拥有的某些资源，其如何使用对消费者来说是无差别的。对财产（非人力资本）而言，一般情况是这样。对于这类资源，实现使用这些资源所得效用的最大化就等于使用这些资源的收入最大化。对另一些资源而言，特别是对于由个人提供的生产性劳务，即他的人力资本而言，不但对使用这些劳动支付多少报酬，而且如何使用这些劳务，对这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工作使效用和反效用的内容具体化，而且效用或反效用可能依赖于所做工作的种类和数量。实际上，提供人的生产性劳务须看作是生产性劳务的出卖以及与所从事生产活动相关联的舒适性消费这两者的结合。我们将在第十一章“生产要素的供给”中进一步考察这一选择。

在这里只通过考察下面这种简单情况以说明人力资本配置的效用分析方法：即不考虑存在多种生产活动和涉及多种工作条件（非金钱优势和劣势）可供个人选择的可能性，只考虑每单位时间内向市场提供多少等质劳动时数的选择问题。

图2．25画出了一个人的一组假想的无差别曲线。纵轴表示消费，或每单位消费性劳务的总价值。众所周知，通常总是暗含地假设最大化过程隐蔽在每一消费值后面：假设消费分布在不同的劳务上面，从而使效用最大化。横轴表示每周工作时数。在每周168小时这一点上有一条垂线，因为那是体力上所能达到的最大工作时数。无差别曲线被划成随着工作周长度的增大而失降后升。下降线段的含义是：某些工作是一种“好事”，即个人愿意牺牲某些消费以便能够工作，亦即，如果他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则他会愿意付出以便能工作。然而，图2．25假定超过一定的小时数以后，增加的工作就是一件“坏事”，即它引起反效用，而个人将不愿更多地工作，除非能有另外的消费使这些工作得到补偿。这些无差别曲线表现出最终逐渐接近于每周168小时的体力上的最大极限。无差别曲线越高，则效用水平越高——即对于一个既定的劳动量，消费量越大，效用水平越高。

显然，下降线段可能并不存在；可能不论工作周有多短，工作都被看作是一种“坏事”。这里将下阵线段包括进来是为了说明一般情况，这一情况对于劳务特别明显，即一种特定的劳务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不是一个依赖于其物理性质的技术现象，而是一个依赖于消费者偏好和市场供求的市场现象。同一种物理性能既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依情况而定。如果市场价格是正的，则它是好事；如果价格是负的，则它是坏事。举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摇滚歌星唱歌这种工作显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公众为了听到这种歌唱都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唱歌要向别人付钱。随着人们音乐爱好的改变，在某一时期是“好事”的东西可能要变成一件“坏事”，或者相反。从更基本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先进社会中，可以看到的唯一艰苦的、劳累不堪的体力劳动几乎就是从事体育运动工作，而且他们典型地是为从事这项劳动的特权而付出了代价。在以往的太平盛世是件“坏事”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件“好事”。

图2．25中的直线OW和W’W’是可实现的商品组合线，或预算线。OW线与个人没有除其劳动收入以外收入来源的情况相对应，所以它是从原点开始。这条线的斜率就是每小时的工资率（减去税收等等之后的净值，故它表明了可以用于消费的数量）。切点处给出了OL线，这是使个人能够得到最高的无差别曲线的劳动量。注意，这里是“最高的”，而非“最低的”无差别曲线，因为此线是上凹的，这就从根本上证明了这样划它们是对的。

w’w’线对应于个人有Ow’的非劳动收入来源的情况。象图上所画的那样，个人因此而将其工作周长度缩短到OL’。当然，这项结果不是必然的。它只是反应了一组特别的无差别曲线的情况，尽管它看来是所期望的结果，至少对高于某种最低水平的劳动收入是如此。

在前一节中从消费者无差别曲线导出需求曲线时所用的那种分析显然也可以在这里用来推导适用于工资率和非劳动收入的不同组合的劳动供给曲线，而前面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分析在这里也可以适用。你会觉得做一下这些分析是有益的。

储蓄的效用分析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一下决定将得自资源性劳务出售的收入中多少用于现期消费，以及多少用于增加积累起来的财富，或者从财富中减去多少加到用于现期消费的预期收入上的决策问题。（在第17章中，将运用这一分析，并在某些方向上加以扩展）这里试图将这一决策结合到效用分析中来，所用的方法和我们刚才将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决策结合进来时所做的一样，即在无差别曲线图上加上另一条轴，这条轴用来测量储蓄，或每年加到已积累起来的财富上的美元数。实际上，莱昂·瓦尔拉斯在其伟大的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的较早几版中抵制了这一作法，但他还是在其最后一版中采纳了这一作法，该书的英译本以《纯粹经济学要义》为题出版。

把效用分析扩展到包括对储蓄的分析，表面看来是很简单的，但若假定因此需要在一条轴上测量消费而在另一条轴上测量储蓄率，两者都以每年的单位货币数来度量，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难点。如，有关的价格比率是什么呢？显然是1：每年总可以通过从消费中减少一美元而给储蓄增加一美元。瓦尔拉斯想把替代效应包括到其论述中，但他不是把应沿储蓄轴度量的变量定义为每年用于储蓄的单位货币数，而是将其定义为商品E，它等于用储蓄购买到的持久收入流，即用一美元的财富得到的持久收入流r，这里，r是利息率。因此，一个单位E的价格是1/r，或利息率的倒数（若r＝0．05，则一年内要花20美元钱才能买到1美元的利息）。但是，这使两个轴不可比了：消费是个流量，是每年的单位货币数；E是一个流量的变化率，一个二阶导数，即每年的年单位货币数。拥有一个适当定义的效用函数的无差别曲线是不会随时间变化的，不论处于它们之上的哪一点，只要潜在的基本条件相同，就会如此。但是对于消费和瓦尔拉斯商品E的无差别曲线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一个正的E使财富存量增加，因而随时间推移，有关的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富。对同一种消费水平来说，个人愿意用进一步增加财富来替代进一步增加消费的比率将会下降。如此定义的无差别曲线将发生变化。

这个简单方法的困难在于，储蓄并非是像食品、服装等等而是另一种商品，并依储蓄率而提供效用。储蓄是用未来消费替代当前消费的一种方式。我们要想对储蓄进行令人满意的分析，就必须考虑它的这种基本作用，而不是仅仅在无差别曲线图中加上一条轴。多考虑几个时期是十分重要的。与储蓄不同，积累起来的财富可能具有某些特性，使它部分地像其他消费劳务一样成为一种商品，因为它提供了用于应付紧急情况的储备。这项服务可以在无差别曲线的一条轴上进行测度，而部分收入可以看作是用于购买它。用来购买这项服务的收入是从该财富得到的（预期平均）最大收益与作为一种储备而提供较大效用的方式持有该财富而得到的实际（预期平均）收益之间的差额。

如果我们忽略财富的这种作用，那么在无差别曲线图上最容易表示出来的情形就是欧文·费雪所分析的那种，即：假设有限时期的情形，最简单的就是两年期的情形。图2．26中给出了这一情形的图形。纵轴测量第一年的消费，横轴测量第二年的消费。对角线表示这两年的等量消费水平。令R1为第一年中的收入，R2为第二年的收入，而r为利息率，并假定这些数量所适用的个人可能在利息率r的水平上借出或借入任何他能够偿还或可以借出的数目。那么，如果第二年他什么也不花，则第一年他可以用于消费的最大数量将是：（3）W＝R1＋[R2/1＋r]，因为R2/[1＋r]是他可以借入并用他在第二年的收入偿还的最大数目。W是他起初所拥有的财产，它定义了可实现商品组合线与纵轴相交的A点。如果他在第一年什么也不花，则他在第二年可以用于消费的最大数量是：（4）（1＋r）W＝R1（1＋r）＋R2。因此AB线是可实现商品组合线。市场上的替代率是这样一种水平，它使得个人在第一年每减少1美元的消费就可以在第二年增加（1＋r）美元的消费。如图所示，均衡点P点表示了使第二年比第一年可以有更高消费水平的一种选择，但是，这当然是一组特定的无差别曲线和一种特定利息率的结果。

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简单的模型来说明一下时间偏好——个人愿意依此以未来消费替代当前消费的比率。时间偏好率因此是无差别曲线的斜率，并且会因处于图中不同的点而有变化。在相应于第一年消费水平高、第二年消费水平低的一点上，个人偏好于增加未来的消费而非偏好于当前的消费，即他愿意放弃一美元以上的当前消费以增加一美元的未来消费。相反，在相应于未来消费水平高而当前消费水平低的一点上，个人则偏好于增加当前消费而非未来的消费，即为了补偿他所放弃的一美元当前消费，需要进行多于一美元的未来消费。因此，时间偏好率是一个变量，它依赖于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水平。在P点，时间偏好率等于市场替代率（1＋r），因为个人将调整他的消费时间模式以实现这一均等。

人们常说，某个人“低估了未来”或有“对于现在而非未来的偏好”，或“对未来进行了贴现”。对这些说法赋予一定意义的一种方式是在图2．26中的对角线上用时间偏好率的语言来定义它们。在这条线上，未来消费等于当前消费。看来有理由说，如果对处于这条线上的各点而言，无差别曲线的斜率是1，或如果无差别曲线是与此线对称的，则个人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就是中立的。如果各条无差别曲线对于在这条线上的各点来说比那条－45度的线更平坦，则表示个人将低估未来，如果那些曲线更陡峭，则表示个人将高估未来。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说，如果各无差别曲线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对角线不对称，即对角线左侧的一点比它在对角线右侧相对应的一点位于一条更高的无差别曲线上，则个人就会低估未来。

再回过来看消费和储蓄的决定问题，我们又回到一种熟悉的局面中。看来消费模式依赖于三个变量：R1，R2，r，然而从图2．26来看，很清楚，只有两个变量是重要的：W＝R1＋（R2/［1＋r］）和r，即财富和利息率：（5）C＝f（r，W）如果我们把R1和R2解释为在两年中度量到的收入，则每年的消费不是依赖于收入，而是依赖于财富（或“持久收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储蓄定义为度量到的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额，则储蓄依赖于收入，因为（6） S1＝R1－C＝R1－f（r，W）

在这一模型中，储蓄有两个动机：“调直收入流”，也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使消费比收入更稳定——这一动机使R1进入了方程6；以及通过储蓄得到一项收益，这一动机使r进入了方程5。方程5中的W可以看作起到一种双重作用，既作为可利用机会的一种测度，又作为对预防不测之储备的消费服务的一种测度。

如果图2．26中的无差别曲线是相似的，即如果这些无差别曲线在从原点起的各个方向上都具有相同的斜率，则方程5就会出现一种特殊情况。这时方程5就简化为：

（7）C＝k（r）·W

或者，为了把可能影响消费、但又没有包括在我们的简单表达式中的其他因素也包括进来，可写为：

（8）C＝k（r，u）·W

此处的u代表那些其他因素。在这一特例中，我们将用在对角线上的各无差别曲线的共同斜率来定义消费者时间偏好率的数量值。如果消费者在这一意义上有中性时间偏好，则对于任何正的利率，未来消费都将超过当前消费。如果消费者对未来进行了贴现，则对于某些正的利息率来说，当前消费将会超过未来消费。

这个简单的时期模型还可以用来说明个人所能进行的借与贷之间的利率差的影响。这一差别额可能仅仅起因于借者和贷者之间的金融媒介的各项成本，或仅仅起因于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差别，这一差别使得人力资本作为贷款的一种派生物通常不那么令人满意。为rB为消费者可以依其得到借款的利息率，而rL为消费者可以依以贷出款项的利息率，并且rB＞rL。则这一消费者的预算线将如图2．27所示，在相应于两年期收入（R1，R2）点的位置上有一个折点。因此，对财富的度量就不是含糊不清的了，而最终的度量结果可能有赖于初始状态，即依赖于初始状态的位置和无差别曲线的形状。

将这一分析推广到无限时期的情况，用公式方法并不困难，用二维图形的方法则很难做到。公式的推广方法是，把经济行为者看作是一个作为整个未来消费模式函数的效用函数：（9） U＝F［C（t）］，

其中C（t）代表时刻t的消费流量，而t从所讨论的时期一直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例如说从to到∞。这个经济行为者还被设定为拥有如下一个机会集：

（10） G［C（t）］，

此集合概括了对他来说可能实现的各种消费时间模式。因此，他被设定为，在方程10的机会集的约束条件下，使方程9的效用函数最大化。

这一公式非常之通用，而且非常之空洞。为了使之具有一定的内容，有必要使方程9和10具体化。例如，方程9可以加以具体化，即假定存在着某种内部贴现率，比如说，可以将方程9写成如下的特殊形式：

（11） U（to）＝∫∞f［C（t）］e-ρ

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方程11的任何单调变换，比如说：（12）U*＝F（U），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只要F’（U）＞O。方程10则可以通过假定存在着某种市场利息率r，使得任何消费模式都可实现的方式加以具体化，这时对于该消费模式有：（13）W（to）≥∫∞dt，其中W是个人在未来的预期收入流的、与方程11类似的贴现值。有许多分析使用了这类使问题具体化的方法，特别是在关于增长模型的文献中，但是尚没有理由强调其中那种具体化方法值得给予特别的信赖。

在两维图式中表示无限时期情况的一种方法是，用如下的假定来使方程10中的机会集具体化，即假定对个人来说唯一可实现的选择是二维的：对一个时间单位例如一年来说，有一个数量为C1的消费率；对于以后的无限的未来有一个数量为C2的消费率。为了使这一假设有些道理，我们还须假定个人具有无限的生命以及不变的偏好。这一点似乎荒唐，但其实不然。它仅仅是再现下面这一现象的一种方法，即家庭是基本的消费单位，而不是个人，且个人在针对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做出决策时，所考虑的是他的后代从消费中推断出来的效用将和他自己的推断一样。具有无限生命力且不改变爱好的个人因此代表了有无限生命力的家庭线索。二维表示方法尽管非常特殊，还是揭示出了为两个时期特例所掩盖的储蓄-支出过程的一个重要特性。

R1为第一年收入流量的速率，R2假定为其后无限长期内流量的稳定速率，而r假定为在一定时期内不变的利息率，个人可以在这一利息率水平上进行借贷。由此可知，个人最初的财富状况是：

（

这里r成了最后一项的分母；而不是像方程（3）中那样是由1＋r作分母，因为这里R2是一个永恒的收入流，而不只是一个时期的收入。这一初始财富水平确定了A点的含义，即如果以后的消费是零，则A为第一时期的最大消费值。第一年结束后的最大消费值是其后的永久收入即R2加上第一年收入所得的利息（如果第一年的消费是零的话），即rR1，故rW＝rR1＋R2定义了B点，而连接AB的线就是可实现的商品组合线。此线相对于C2轴的斜率是1/r，即为使以后每年增加1美元消费而必须放弃的当前消费的美元数；相对于C1轴来说，斜率是r，即放弃一美元的当前消费所能增加的未来消费的美元。图2．28是按照0．20的利息率画的，以便能够看清不同的点。

如图所示，P1是一个均衡点，在该点上，第一年的消费水平较之以后无限期中的各年为低，以便能提高未来的消费水平。我们现在再向前移动一年，再看一下这时的情形，这里再次假定：仅有的选择是一个数是为C1的一年期消费率和数量为C2的以后各期的消费率（这是此类分析方法的不太令人满意的因素，因为我们当然会希望个人在时刻O就选择好整个未来的消费模式，而不是以这种一次走一步的方式前进）。既然我们假定了个人具有不变的偏好，因此，这时的无差别曲线和P1点时是一样的，但机会线不同了，因为第一年的储蓄被加到了个人的财富中。新的机会线（A’B’）将通过对角线上相应于P1的横坐标的那一点。新的均衡点是P2。

虚线是以后各年的这类均衡点的轨迹，它定义了个人未来消费的路径。如图所示，虚线在P3点与对角线相交。在这一点上，个人的如前面所定义的时间偏好率（对于一种不变的消费水平来说）等于其能够依以当前收入替代未来收入的比率。这一点一旦达到将维持下去。

假定在我们开始时，个人拥有的财富水平使得P4成为均衡点。这样，个人就会减少储蓄，即减少财富以增加当前消费。个人将会沿着之字虚线所提示的路径下降一直到P3点。

这一套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揭示了财富的均衡存量（所希望有的财富）与实现这一财富存量水平的均衡速率之间的区别。如果个人尚未具有这一财富存量，他将会向这一数量靠拢。将存在一种均衡的速率，而个人愿意依照这一速率向该存量水平靠近，这速率的大小既依赖于个人距离他的理想财富有多远，也依赖于他当前的财富水平如何。在决定财富的理想存量时所考虑的问题不同于决定其希望以多快的速度靠近该水平时所做的考虑，尽管这一区别被图2．28中的二维表示法弄得模糊不清了。

在2．28图中，为了使其中存在一个财富的均衡水平，必须使无差别曲线的斜率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沿着对角线变得越来越平坦；也就是说，图中必须要求未来消费有越来越大的增加量以补偿放弃一美元当前消费的损失，或者换言之，必须使相对于未来消费而言的对当前消费的偏好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强。从直觉上看这似乎有点反常。看来如果应该出现什么情况的话，相反的情况倒更可能出现。

如果无差别曲线是相似的，即它们沿从原点开始的各条射线都有相同的斜率，那么虚线就决不会像图2．28中的虚线那样与对角线相切。它倒更可能是一条起于原点的射线。如果它低于对角线，则它将意味着财富的无限积累；如果它高于对角钱，则意味着无限的反积累。但是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会存在一个均衡的积累率或反积累率。对于近代进步的社会来说，可观察到的现象与隐含着无限积累的图示之间不存在不一致。

这是对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的一种非常不完整的处理方法。其目的在于显示我们所发展起的这套方法如何能够说明这类问题。

第三章 税收的“福利”效应

本草讨论货物税、所得税对福利的相对效应问题。本章表明，关于所得税优越性的所谓“证明”根本就不是什么证明。然后，本章勾画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分析。

然而，本章表面的内容与其主要目的仅有间接关系，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实例揭示出两种经济分析方法的区别。从这点上讲，本章是《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刊登过的一篇文章的扩雇了的脚注。在那篇文章里，我就需求曲线的两种定义进行了分析对比——一个是通常的定义，该定义假定货币收入与其他货物的货币价格在同一条需求曲线上的不同点相同；另一个替代性的定义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研究的结果，它假定实际收入是相同的。我当时提出，通常的定义产生于并反映出对经济分析的实质上是运算的和描述性的处理方式；那个替代性的定义则是一种分析的和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因此，通常的定义对多数问题都用处不大。假如花费在所讨论商品上的收入百分比数目小，正像实际应用中通常发生的那样，这两条需求曲线在定量上的差异也就小，并且，当这一百分比趋于零时，定量差异也接近零。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概念的差异确实反映出方法上的根本差异，所以，此概念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的讨论表面上并没有使用需求曲线。然而，可以看到，被广泛使用的对所得税和货物税的福利效应的错误的分析方法与需求曲线的通常定义如出一辙——两者都反映出对经济分析的运算式的处理方式。当然，没有一种方法是非犯错误不可的。一个分析家尽管其方法和工具有欠缺，仍可以成功地获得正确的结论。然而，能干、老练的分析家被愚弄的事实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一缺陷并非无足轻重。

关于所得税优越性的所谓“证明”

3．1概括了一种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经常被用来“证明”：在获得相同收入的条件下，所得税要优越于货物税。

如果一个世界只有X和Y两种货物，设横轴代表X量，纵轴代表Y量，再画出一个消费者（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群。设AB表示开始时的预算线，因此，P1处于初始均衡位置。如果说向X商品征收包括税收在内的相当于价格的50％的货物税（称此为“货物税A”），并让其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么，消费者获得的X的价格就翻了一倍。如果假设（这些假设支承着通常的需求曲线）在分析价格变化的影响时，货币收入和其他价格保持不变，则预算线移到AC，而均衡位置移到P2。现在假设，为获得同样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所得税A”）以取代货物税。既然假定价格不受影响，则与此所得税相应的预算线与AB线平行，而且，假如从所得税中得到的收入与货物税中得到的收入相等，它必然要通过P2；在货物税项下，个人把自己的全部货币收入用于P2所示的一组货物；不论征收什么税，全部货币收入被认为保持不变，这笔开支等于税款加上税前价格P2的成本。因此，如果在所得税项下交付同样数额的税款，他便可以用余下的收入，以税前价格购买P2所示的一组货物。所得税项下的预算线便是DE。但是，依此预算线，个人实际上不会购买P2表示的货物组合，而是将购买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P3所表示的货物组合。因此结论是，所得税比之产生同样收入的货物税可使消费者达到更高的无差异曲线，这也就是，（1）所得税A优越于货物税A。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涉及到了一个个人。这类分析一般也就到此结束了。但其结论和直接推广到整个社会，以便得出这样的命题：如果取消货物税而征收所得税，每个社会成员交付以前作为货物税所交付的同样金额的所得税，所有社会成员都会（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富裕起来。

所谓“证明”中的谬误

这个“证明”包括两个基本步骤：第一，关于一个孤立的个人的命题1的推导；第二，该命题对整个社会的推广。

对于一个孤立的个人来说，这种分析完全站得住脚，如果仅向许多人中的一个人征收货物税A或所得税A，它们将具有一些图3．1总结出的内容以外的无关紧要的间接影响，而该图可以适当地说明所讨论的那个人最终达到获得的位置。其算法是无可指摘的，而且在这个实例中，仅有算法是适当的。

在另一方面，将上述分析直接推广到整个社会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图3．1是对只向一个人征税时的最终位置的一种恰当的说明，即在向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样征税时，该图的说明就不恰当了——除了对那些习惯于由需求曲线的通常方法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的人来说以外，这点确实会是十分明显的。例如，考虑图3．1中的预算线AB和AC。十分明显，不使用无差异曲线，在预算线为AC时，可供消费者做出的选择要比预算线为AB时明显差一些。预算线为AB时，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得到在预算线为AC时可以得到的任何一种选择，再加上三角形ACB中的各种商品组合。因此，把对一个孤立的个人的分析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假设：只征收货物税，就缩小了提供给每个消费者的选择范围，而且这种缩小的程度可以用简单算术的方法计算出来。这怎么可能呢？征收货物税本身并没有改变任何从技术上看的生产可能性；它本身并不减少可提供给社会的物质资源。如果在国家指导下，把收入用来生产以前没有生产的产品（称产品Z），它可能减少用于生产X和Y的资源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需要增加另一个数轴来表示产品Z，图3．1就根本不适用了，因此，更重要的是，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数量的减少，要依靠各种物质与技术的可能性，如国家要生产的产品所需的那些资源以及类似的因素；利用图3．1总结出来的知识中的简单算术方法是计算不出其减少量的。

上述分析根本没有谈到货物税所得收入的目的问题；如果所得被储备起来，或用作给一单位Y商品的补贴，或对消费者的收入补贴，事情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在所有这些情况里，税收都不会缩小技术上可行的选择范围。如果价格暂时不变，除税收引起其变化外，货币供应保持固定，而且，如果税收所得收入被储备起来，则在短期内当然可能出现失业现象（虽然这里假设世界上仅有商品X和Y存在是相当含糊的做法）。然而，这并不是个稳定的状况；价格相对于货币收入将趋向下跌，使AC线向右边移动。更重要的是，如果价格相对于货币收入没有下跌，则不管是货物税还是所得税的最重要的含义将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其中任何一项税都倾向于产生失业，并使可供消费者做出的选择减少。P3和在效用上与P2相等的初始价格上的点（与AB平行的预算线和通过P2的无差异曲线之间的切点）之间的差异比之其中任何一点和P1的差异要小；确实，在货物税（或等量的所得税）趋近于零时，前者差异与后者差异的比率也趋近于零．结果是，如果认为价格的刚性和失业的产生是主要后果，结论必然是所得税与货物税对“福利”具有基本相同的影响。它们之间在效果上的任何区别都是“微不足道”的。

此途径挽救不了这个分析。正像刚才所述的各种考虑和假设的货物税的全面转移所充分表明的，此类分析显然是打算作为“长期的”分析——比较“静态分析”，而不是动态分析。因此，我们可以从短期的价格刚性中抽象出来并假设对新环境的完全适应。但是，如果这样，则光凭图3．1既说明不了所得税，也说明不了货物税的最终效应，这一点很清楚。例如，假设把货物税用作对每单位Y的补贴，这样即可得知新预算线的斜率（若合理调整货物税和补贴，也许可为AC所示），但其位置并不能由此得知；因为它的位置并不是仅由消费者的喜好和算术运算来决定，还要由可供社会选择的技术可能性来决定。

一个“正确的”分析

为了把技术可能性引入本论题，我们假设面对一个有许多完全相同的个人的社会——他们的趣味相同，偏好相同，就连个人拥有的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也相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将拥有同样的收入，且消费者相同的商品组合，因此，我们可以像图3．2所示的，以任何一个人的位置来表示社会的位置。在社会可利用的资源一定时，将存在一些技术上可能生产的X和Y的组合。这些产品组合可以通过一条生产无差异曲线来表示。由于在我们假设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将消费每一种商品的一个可除尽的份额，故我们可以根据个人数量来划分这个生产曲线的坐标，并在任何个人的无差异图上绘制其结果。图3．2上的GH就是这样一条生产可能性曲线。假定每个人最后都选择相同的组合，这条曲线表明在技术上对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的X与Y的各种可互相替代的组合。应该强调的是，图3．2是适用于个人的。因此，它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个“配置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分配的”问题，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处理由相同个人组成的社会而从分配问题上抽象出来。

如果社会本身起初处在充分竞争均衡的位置，则每个人将会处在P1的位置上。在这一点上，消费上的替代率（消费无差异曲线斜率）与市场购买替代率（预算线斜率所示的价格比率）相等。接下来，该替代率又与生产中的替代率（生产无差异曲线斜率）相等。正像P1处在技术上可以被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组合的边缘上（这些可能性当然不仅包括GP1H线上的，而且还包括生产无差异曲线与原点之间的各点）这个事实所示，技术可能性被充分利用了。

在这张图式上，我们怎样表示出比例所得税呢？如果税收收入被暂时储存起来或以人均补贴的形式归还给个人，该图式显然将完全保持不变。因为这样一项所得税和补贴，不会改变X和Y的相对价格，也不会改变消费无差异曲线或生产可能性。它们在现阶段的分析中纯粹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变化。如果国家使用所得税收入，利用原生产X或Y的资源生产比如说Z，生产可能性显然就被改变了。现在将会出现一条新的生产无差异曲线，表示在生产特定数量的Z的条件下，可以被生产的X和Y的各种组合。但是，生产无差异曲线的变化仅仅依赖于生产出的Z量，而不是依赖于如何取得生产资金。如果我们假设Z量已确定并保持不变，则不管征收所得税还是货物税，新的生产无差异曲线将是相同的；从而在对所得税和货物税的差异进行研究时，在不失去普遍性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假设GP1H为扣除生产Z所需资源后的生产无差异曲线。因此，图3．2为了对比例所得税与货物税进行各方面比较，既可以表示征税前，也可表示征税后的情况。

那么，货物税又怎么表示出来呢？有一个条件是很明显的，即均衡的位置必须在生产无差异曲线GH上。在现有的资源基础上，生产无差异曲线上方的任何位置在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在其之下的任何位置，没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因此是不稳定的。除此之外，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货物税的基本特征是它导致两种价格——消费者所付出的价格和生产者得到的价格的分离——因而，也就导致在原来相同的两种价格比率——与消费者有关的价格比率和与生产者有关的价格比率之间的偏离。令消费者全部开支保持不变，则其在市场上采购时能够用一种商品替代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必须通过包括税收的价格来计算，令生产者全部收入保持不变，则其在市场上销售时能够用一种商品来替代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必须通过不包括税收的价格来计算。消费者的均衡要求消费者购买时能够替代的比率与他们在消费中愿意替代的比率相等，也就是消费者预算线与消费无差异曲线相切。生产者的均衡则要求生产者在销售中的能够替代的比率与他们在生产中能够替代的比率相等，也就是固定收入线与生产无差异曲线相切。满足这些条件的均衡点为图3．3中的P6。IJ线对消费者来说是预算线；KL线对生产者来说是固定收入线。因为对商品X征收货物税A，所以这两条线偏离了。可以认为这种偏离决定着这两条线之间的角度，而且意味着消费者通过放弃一个单位的Y而能够购买到的额外数量的X，少于生产者为了补偿少销售一个单位Y的损失而需要售出的额外数量的X。在P6点上，KL与生产无差异曲线相切，IJ与消费无差异曲线相切。

正如在画图3．1时所设想的，在实行货物税时，价格Y与价格X的比率（在P6点）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在P1点的初始价格比率和该货物税率来计算。它还要依赖于生产方面的考虑，生产可能性曲线下凹程度越小，则该税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的部分就越大，而转移到生产者身上的部分就越小，反之也一样。从不包括税收的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在P6点与在P1点一样的意义上讲，只有当生产可能性曲线与AB线完全相同时，该税收才会全部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像图3．3所示各曲线的形状一定，则P6必然要低于P1，也就是说，个人处在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假设初始位置是没有税收或补贴条件下的充分竞争均衡点，也就是P1，则货物税A就不如所得 税A可取。

然而，假如原始位置是P6而不是P1，但不是因为政府税收或补贴，而是因为与充分竞争条件的某些其他偏差，比如，因为X商品生产中的垄断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与充分竞争条件下征收的货物税A时同样的均衡位置。现在以与货物税A相同的百分比征收商品Y的货物税，比如说50％（称为货物税B），让我们与给政府取得相同收入的所得税（所得税B）比较一下。

在讨论所谓“证明”时所总结出的分析可以重复用于对此项货物税和所得税的分析，并可以达到相同的结论——所得税比货物税更可取，因为在该分析中，可能除了说在初始位置上不存在差别货物税或补贴以外，没有涉及任何有关该位置的性质问题。

然而，图3．3表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货物税B完全抵消了假设的在生产商品X中垄断的影响；它消除了由与消费者有关的价格比率（包括税收的市场价格比率）和与生产者有关的价格比率（不包括税收的边际收入）之间所产生的偏离。这两个比率正好一致了，其结果是P1成为在初始位置P6时征收货物税B后的均衡位置。另一方面，征收所得税B使两个比率之间的偏差不产生变化，并使P6成为均衡位置。因此，假设初始位置为P6时征收这两种税，则货物税B比所得税B更可取。

结论

到目前为止，读者很可能被诱导认为前述所谓的证明被恢复了名誉，并说它的效力“当然”要依赖于这一假设，即其初始位置是充分竞争的均衡状态，而且，尽管这个“证明”的使用者对没有明确地陈述这一假设井不介意，但他们无疑承认了它的必要性。然而，对这个“证明”的重新检查将表明，没有什么关于初始位置性质的假设会使该证明成为一个对有关经济命题的可靠的证明。所述将得出的结论在初始位置为充分竞争均衡状态时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其论据并没有显示其正确性或为什么正确。所提供的三段论法，即“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是X，因此所有的人都是X”，在X代表“必死无疑”而不是代表“希腊人”时，碰巧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然而，X代表“必死无疑”的假设不会为该证明提供一个可靠的三段论法。类似的比较也一样：被提出的关于所得税优越于货物税的证明根本不成其为证明；在所谓证明里没有任何步骤依赖于初始位置的特性来决定它的效力；因而，没有任何关于初始位置的“假设”可以把它转换成有效的证明，虽然在该项“证明”里的最后论断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正确，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不正确。

“正确”的分析表明，关于我们所讲的“所得税”和“货物税”对于“福利”的相对效应不可能做出什么一般论断。每件事情都要依赖于这些税收开征时的初始条件。但是，即使这个论断也没有充分表明直接运用该证明结果时的种种局限性。我称作所得税的那个概念和其他论述过这个问题的人一样，与在其名义下实际征收的那些税在性质上很少或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后者是一些或多或少有着较大征收范围的重要的货物税，即使是一项在广泛确定的税基上纯粹按比例征收的所得税也不会平等地落到利用现有资源而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上；它不可避免地会漏掉那些不是通过市场生产出来的货物和服务，如：闲暇、家庭活动，等等。因此，它使得消费者能够依以它们来替代可上市货物和服务的比率与在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比率不同。如果该项所得税税基定义得更窄些，允许免税，或使用累进税，则其影响显然会更大。人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推断出的最主要的东西也许是一个假设，即税收范围越宽，税赋越均等，它就越不会扭曲替换率。但甚至这点充其量也只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要进行检验的设想。不幸的是，形式的分析如果有，也很少能够对很困难的问题给以简明的回答。它的作用完全是另一回事：建议考虑有关某一答案的问题并提供一种组织该项分析的有用的方式。

上述“正确”分析除了可用于解决这里的特别问题，显然还可以应用在许多其他问题上。除税收外，还有其他的力量可以使各替代比率之间产生偏离，它们的相等是上面的讨论中所暗示的“最佳状况”的基本条件。例如，像已经提到的，垄断就产生这样一种偏离，而且正是这种偏离构成了在严格的资源配置的意义上反对垄断的基本论据。同样的，马歇尔提出的关于对收入下降的产业征税，对收入上升的产业给予补贴的论据（且不论其是否站得住），涉及到与生产者有关的生产无差异曲线和与社会有关的生产无差异曲线的偏离，因而也涉及到生产者据以确定他能够在生产中替代商品的比率和生产者全体实际能够据以进行这种替代的比率之间的偏离。实际上，我们简单的图3．3包括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许多精髓。

回到最开始的题目，通常的需求曲线下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是具体表现在图3．1里面的表面分析所用的方法；在“实际收入”保持不变的另一种需求曲线分析中所用的方法则是图3．2和3．3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一开始就使用这一方法的人对于如图3．1那样的分析定会不为所动。通常的需求曲线分析方法的最大缺陷是它偏重于计算上的考虑；另一种需求曲线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它侧重于经济上的考虑。

第四章 不确定性的效用分析

只要经济学家们认真对待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直觉概念，他们就不可能通过效用最大化理论简单扩展而对所观察到的、与涉及不确定性的选择有关的行为加以合理的说明。这一点可以直接通过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设想一次赌博，每人都有50％的机会获得或失掉100美元。这一赌博的数学期望值为0。既然增添的100美元在效用上的所得小于失去100美元在效用上的损失。因此，如果货币边际效用被认为是递减的，则这一赌博的精神期望，也就是作为接受这一赌博的结果在效用上的预期变化，就小于0或为负值，接受这种赌博暗示着一次效用上的损失；因而，马歇尔和其他人得出结论认为赌博是“非理性的”。像赌博这样的活动被认为无法以效用最大化为根据来解释。然而，如果我们不考虑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像分析其他选择那样，利用相同的效用最大值假设来分析涉及到不确定性的选择。

一旦引入了不确定性，选择的目标就不再是由已知成份组成的一组货物，而是一组直相排斥的选择，每种选择都有某种特定的概率值。我们可以把一笔钱——或一笔收入——看成表示一种概率（既然这种收入在不同货物中的最优配置已由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理论进行了讨论），因此，一个选择的目标将是收入的一种概率分布；例如，获得收入I1的概率P1，获得收入I2的概率P2，获得收入I3的P3，等等，各概率之和为一。选择的另一个目标将是一种不同的概率分布。我们现在可以把建立用以合理地说明在这些目标之间进行选择的理论作为我们的课题。

预期效用最大化

让B表示这类选择的一般化目标，也就是表示一组或“一揽子”可供选择的收入及其相应的概率（如果我们要对不同组进行对比，我们将使用下角标志，也就是B1表示一组，B2表示另一组，等等）。我们将假设，个人能够排列这些选择目标，而这些排列服从传递条件，因而如果他把B1排列在B2之上，把B2排列在B3之上，他会把B1排列在B3之上。让函数G（B）表示这一排列，也就是G（B）是一个函数，它对于每个目标或每笔款项（每个B）赋予一个数字，而且这些数字具有个人会优先选择一个有较高数字的B，而不是有着较低数字的B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些数字根据这个人的偏好，表示出所有款项的一种排列。为了与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理论所用的语言相一致，G（B）可以看作是给出了与各种收入的概率分布相对应的“效用”。

直到目前为止，所表述的理论几乎完全是一般性的，因此，也几乎完全是空洞的。它仅仅是讲，个人对各种互相替代的可能性进行排列并在他们可以选择的那些替代办法中选择他们列为最高的一个。它的唯一内容在于假设各种选择的一致性和传递性。我们所引入的函数G（B）仅是下列说法的一个简化了的表达式：个人可以被设想为拥有对可能的诸选择目标进行一致的并且具传递性的排列。甚至在原则上说，我们也只能通过观察个人在全部可能的目标之间所进行的选择，来确定他的G（B）；如果从没有对个人提供过某种目标B，我们就永远不能计算出它相对于其他选择的排列位置。

一种特定的理论需要对G（B）形式做一些特定的说明。我们要考虑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理论如下：让选择目标B由收入I1的概率P1，收入I2的概率P2……，收入Ik的概率Pk组成，这样，这种特定的理论就可把G（B）写成如下的式子：

G（B）＝∑

i＝I

这里F（I）仅是I的某种函数，换言之，这种特定理论包含着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函数F（I），它具有如下性质，在等式1中计算的G（B）可得到一种对各个可能选择的目标的正确排列。为了解释这一概念的意思，假设有像表4．1那样特定的B项和F项。这笔款项的数学期望为200，由∑PI式给出，这笔款项的G为18．75，由∑P·F（I）式给出。

表4．1

F（I）P·F（I）1／42．51／21／4 强调一下G（B）＝∑P·F（I）是一个很特别的假设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考虑下列三笔款项：如表4．2中的B1，B2和B3。在B1的情况下，个人得失50美元的机会均等。在B2的情况下，个人得失100美元的机会均等。在B3的情况下，个人有25％得到100美元的机会，25％得到50美元的机会，25％的机会失掉50美元和25％的机会失掉100美元。假设我们知道个人在接受B1或B2的问题上无差异，也就是说，G（B1）和G（B2）相同，在上述特定理论的条件下，这意味着G（B3）等于G（B1）以及G（B2）。也就是，个人在B1、B2 和B3的选择上没有差异。

表

1/2（＋50）1/2（＋100）1/4（＋100）1/2（－50）1/2（－100）1/4（＋50）1/4（－50）1/4（－100）

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特殊理论，我们可以从在某些收入之间选择的极端情况开始。在这种情况里，一笔款项B由一种单一收入比如说I组成，获得这种收入的概率为单位值，比如说P1＝1，而获得任何其他收入的概率等于O。在这种情况下，G（B）＝∑P1F（Ii）＝F（I）。这就是为什么通常称F（I）为某笔收入的“效用”。我们在以后会有机会就它的用法提出一些问题，但在目前，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方便的表达方式而予以接受。只要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只讨论这些选择的范围里，关于F（I）我们所能了解的最多也就是它的导数的符号，也就是说，F是否随I增加或是减少。其结果像我们在前面对确定性的讨论一样，如果我们有使这些选择合理化的一个F（I），则具有正的一阶导数的F的任何函数也会是这样；也就是，如果F（I）能使选择合理化，只要f’＞O，那么任何函数f（F）就也会这样。

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下具有双重值的情况。考虑一下一个人面临着包括两项收入（I1和I2），其概率为P2，P2（P1＋P2＝1）的一级收入（一笔款项，B）的情形。预期的收入I＝P1I1十P2I2。这项预期收入的效用等于F（I）。U，即预期效用等于P1F（I1）＋P2F（I2）。如果联结收入的效用和收入的曲线呈下凹形，那么，预期的效用或U就小于预期收入的效用或F（I）。因此，肯定可以得到I的个人（如果任何特定的理论是正确的）就会喜欢这个结果而不是获得I1或I2的一次机会。然而，如果这条曲线呈上凸形，那么，预期效用或U就大于预期收入的效用F（I）。因此，个人就会选择可获得I1或I2的赌博，而不要可以获得I的确定性。上述情况在图4．1中用图形加以说明。

根据上面我们刚刚考虑的选择，我们将表明，如果我们接受G（B）＝∑PF（I）的特定假设，则可能获得一种只是对范围和原点而言具有任意性的F（I）的函数。我们假设：如果I＝0，那么F（I）＝0；如果I＝1，那么F（I）＝1。我们现在已经消除了与范围和原点有关的不确定因素。现在我们要说明，我们如何确定I＝2时的F（I）。如果给个人保证提供1美元（称此笔款项为B1）或者一种赌博，他有P1的机会一无所获或而有P1＝1－P1的机会获得2美元（称此笔款项为B。）。让我们找出一个P1，使得个人在进行这两项选择时无差异，假若这个P1的值为1/4。既然个人在这两笔款项之间无差异，则G（B1）＝G（B2）。由于G＝∑PF（I），那么F（I）＝P1F（O）＋P2F（2）。由于我们已假设F（O）＝O和F（I）＝1，那么1＝O＋P2F（2）。由此可得F（2）＝1/P2；或者，由于P2＝3/4，F（2）＝4/3，以相似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所有其他收入的效用。我们能够唯一地导出F（2），因为我们就范围和原点作了任意的设想。更一般地讲，我们应该说如果任何F（I）可使选择合理化，则任何aF（I）＋b的函数都会如此，只要a＞O，后一个函数带来与范围和原点有关的不确定因素。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能够根据关于个人从有限的几笔款项中，做出选择的知识，得出F（I），在每一种款项里都最多有两项可能的收入（在刚刚列举的例子里，例中的B1和B2加上其他由两项收入构成的组合，其中一项收入始终为O）。该F（I）除因原点和测度单位而引起的不确定问题外是唯一的。但是，由于我们能够从任何B计算出G（B），如果这种特定理论是有效的，则一旦我们知道了F（I），显然我们也就了解了个人如何排列可想象到的款项，因此可以说，这种特定理论具有十分真实的内容，也就是，它经得起反驳。

我们现在应该努力得到一个F（I）函数，这个函数应该是看起来能够对大多数观察到的现象做出说明。我们观察到，人们并不是有钱没处花，而且由此推知，人们将选择更多的收入而不是更少，这意味着F’（I）＞O。我们知道，尽管有时根据保险统计计算，购买一项保险并不公平，人们还是要购买它。这就意味着对有些收入而言F”（I）＜0。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人们都进行着赌博，包括购买保险的那些人。如果赌博与人们投保的风险完全一样，这一点就不能自圆其说，但赌搏不是这样。通常说来，他们购买的赌博如同买彩票，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奖的机会很渺茫，为了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说明，我们可以画一条象图4．2所示的曲线。在这个图上，A区为保险区域，比起巨大收入出现损失的很小机会来说，这里的人们宁愿选择收入上肯定会出现的一个小的损失。这是因为此处预期收入的效用大于预期效用，B区的存在说明了赌博的现象。由于它的存在，甚至A区的人们也可能会选择巨大所得的很小的机会，而不选择很小损失的很大的机会。这里的预期收入的效用少于预期效用。C区是必不可少的，可用它来说明有名的圣彼得堡悖论，它在彩票的设奖结构中也已不言自明。如果不是由于效用曲线在某些点上再次变成下凹形的这一事实，人们就会愿意花无数的钱去玩涉及圣彼得堡悖论的游戏。与此相同，如果效用曲线没有在某些点上再次变成下凹形的话，我们就应该想到彩票不是设几个奖，而是只设一个大奖。

也许应该就所有这些与可测效用问题的关系讲几句话。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F（I）函数，该函数只是因范围和原点方面的原因而具有不确定的性质，然而，我们不需要把F（I）作为效用函数。确实，我们在前面把G（B）定义为效用函数。现在很明显，即使在我们的特定理论的条件下，如果一个G（B）可使选择合理化，则G（B）的任何函数都会如此，只要它不改变各选择的排列次序；也就是，如果你有一个G（B）＝∑P·F（I），则只要H’＞o，，那么任何其他函数H[G（B）]＝H[∑PF（I）]都会如此。

可以像下面这样更加概括地陈述我们的特定理论：有一组函数aF（I）＋b，其中a为正数，b为任意数，使得一组函数H［G（B）］＝H（∑P［aF（I）＋b］）。这里H’＞0，产生一种个人对于不同收入的概率分市在偏好上的正确排列。也就是说，如果允许他在任何两个概率分布（比如说B1和B2）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就会优先选择B1而不是B2，在B1与B2之间表现为无差异，或者优先选择B2而不是B1，这些都依H［G（B1）］＞、=、＜H［G（B2）］的情况而定。

很明显，起初的G（B）是最易使用的函数，但没有必要这样做。结果是，无法从“绝对”意义上把效用说成是“可测量”的。确实，在这种意义上，效用可否测量的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大可怀疑的。

概率估值

为了导出 F（I）而假设的试验涉及到提出一些有关本题的赌博方式。对依那个函数而作的附加选择带有特定概率的推测需要能够确定附属于那些选择的概率。如何去做呢？

最适合我们效用分析的方法是由L．J．萨维奇充分发展了的“个人概率”方法，他是在布鲁诺·德·芬尼提工作的基础上创立这一方法的。这种方法是说，正象我们所能够设想的，个人在行动时，好象是把一个确定的效用——我们的F（I）函数的一般说法——赋予每一件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如果这一事件的确发生了的话，因此，我们也可以设想他在行动时似乎是把一个确定的概率赋予了每个这样的事件。人们假设这些“个人概率”服从概率数学的通常法则：也就是，被指定到一组相互排斥，且穷尽了各种情况的事件上（其中一个必须发生）的概率加总后等于一；被指定到两个互相独立事件上（两个都在发生）的联合概率是被指定到单个事件上的概率的积，等等。

原则上讲。这些个人概率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假设的实验加以确定的，例如我们在推导F（I）时所引入的那种实验，只要此项概率试验在逻辑上先于那种效用试验，由于后者需要概率为已知，这些假设的概率试验能够为每个人都建立起概率的个人尺度，这些尺度可以用来决定他赋予任何事件的概率值，尽管它们是假设的。

实质上，试验的意图是，一旦特别的一组假设的事件发生，让个人选择他想如何得到报偿。例如，在抛出两枚硬币之前，让个人选择他愿意在（A）两枚都是正面时，还是在（B）出现其他结果（两枚都是反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时获得一美元，像你可能猜测的，如果他选择当B发生时得到这一美元，这就意味着他认为B的概率要比A大，而且由于A和B是相互排斥和穷尽了各种情况的事件，故B的概率要大于一半。但是，当然没有任何东西来保证他会选择B。也许他检查了硬币，并发现两枚都是两面皆为正面的欺骗式硬币。注意，效用估值并没有进行。不管他选择A或B，奖赏都一样。他在决定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他情愿获取其效用的相同的增量，也要注意，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受到个人赋予他假设的、互相替代的事件的任何效用的影响。他可能会有一种特别想看到正面，而不是任何其他情况出现的热情，所以，如果A发生要比B发生使他可能从事件本身得到更多的效用。但是，他对于他要依此得到奖赏的终局情况的选择并不会影响什么结果发生，只是影响到，如果该结果发生，他是否能从一美元奖赏中获得新增的效用。

就这样的选择来做一个试验，直到你找到实验对象在引发奖励的结果方面无差异的一个选择。例如，假设（A）是一次一枚硬币抛掷的正面，（B）是那次抛掷的背面，并且实验对象表现为无差异的，一半时间选择A，一半选择B。然后把一半概率分配给A，上半给B，或一半分配给一次硬币抛掷的正面。在概率的语言里，他把硬币看作“公平”硬币。

确切说明了个人赋予其1/2概率的一个事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把那个事件作为引发奖赏的其中一个可供选择的基本事件，来确定他是否把其他事件的概率值估计为多于或少于一半。例如，如果（A）在某一天抛掷硬币出现正面，或（B）英国仍是议会民主制，他将宁愿从那一天起5年之后获得一个确定的奖赏。如果他选择B，我们知道，他把大于一半的概率分配给了那个可能性。

为了得到更加精确的个人概率预测，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更加精确的比较尺度。例如，提供奖赏给抛掷两枚硬币所获得的四种可能的结果中的任何一种：（A）两个正面；（B）两个反面；（C）正面和反面；（D）反面和正面。如果其结果引发奖赏对于实验对象是无差异的，我们就得到一组事件，对每个事件，这位实验对象都赋予1/4的概率，而且我们也还得到了两项假设的联合检验，一个假设是通常的数学概率法则适用于他的个人概率，另一个假设是他认为这两次抛掷是相互独立的。

原则上，这类试验会使人们有可能如愿以偿地得到一种较好的个人概率比较尺度，并由此而以任何所希望的精确程度确定他赋予任何假设事件的概率值。

每个人在行动时都象是已把一个个人概率值和一个效用值赋予了任何一个假设的事件，并以使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在提供给他的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这两个联合假设，现在是一个原则上未包括任何可观察到的因素的假设。

个人行动时好象他们已把个人概率分给所有可能事件的主张是关于行为的一种假设，不是个人心理的表述或关于个人对于一个事件，比如，英国议会民主的持续将赋予多大的概率这一问题将给予一个有意义答复的主张。如果讨论中的事件不很影响他的生活，或者尽管产生影响，不影响他可以控制的那部分行为，就没有理由说，他应该努力就这样一个问题下决心，并且他无疑将随便答复了事。另一方面，如果他的行为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将有赖于英国的议会民主是否延续下去（用我们假设的试验的话说，如果那个结果所引发的奖赏或损失相当大），那就值得他花时间去构思一个确定的见解。

个人概率方法回避了有关文献里关于“客观”和“主观”概率的许多争论。个人概率方法能够与那个区别相联系的一种途径是，把那些所讨论的群体同意的概率集划分为“客观的”概率，而把那些他们不同意的概率划分为“主观的”概率。与经济学特别有关的一个例子是弗兰克·奈特强调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实质上，“风险”与所谓客观概率相对应。“不确定性”与主观概率相对应。如果采用个人概率方法，这种区别就大大失去了说服力。

第五章 供给曲线与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

供给曲线的定义

考虑一个二维曲线图，其横轴表示每单位时间的商品数量，纵轴表示每单位商品的价格（图5．1）。图上每一点都表示价格和产量的交点。就特定的一级供方（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也可由单个厂商构成）、一种特定的商品和给定的供给条件（下面要更明确地给出），这里的某些点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可以达到的，即这些供方愿意按所述的价格供应所述的数量，而其他的点在这样的意义上就不能达到，即这些供方不愿按所述的价格供应所述的数量。这些特定商品的特定供方群体，其供给曲线正是在给定的供给条件下，那些可得和不可得的点之间的分界线。

为了作出完整的描述，对供给曲线必须作以下两个说明：（A）被认为供方可进行选择的各种替代方案，（B）供给曲线划分出两个区域中哪一个包括可获得的点。

举例说明（A），如果供方可以作这样的选择，或者按所述的价格供应所述的数量，或者什么都不供给，则供给曲线是一回事；如果供方的选择是，或者按所述的价格供应所述的数量，或者按此价供应任何较少的数量，供给曲线就完全不同了。总之，我们假设后者是可由供方选择的替代方案。

图5．1表达了（B）的确切含义。图中阴影部分表示可达到的点。图5．1（A）中的供给曲线可用两种方式说明：按特定价格可提供的最大数量，或者说可提供特定数量的最小价格、图5．1（b）中的供给曲线只能用一种方式说明：表示可按一个特定价格供应的最大数。图5．1（c）中的供给曲线只表示可依此供应特定数量的最小价格。象图5．1（b）中供给曲线的负斜率部分，通常被称作“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图5．1（c）中的供给曲线则被称作“向前倾倒的”供给曲线。图5．1（d）中的供给曲线线段没有完整的定义；如果曲线左面的点是可达到的，它就是一条“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如果曲线上面的点是可达到的，那么它是一条“向前倾倒的”供给曲线。

关于怎样精确定义“给定的供给条件”，即一般来说让什么样的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更合适，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个问题在此与要讨论的题目关系不大，所以我们将活用那些似乎是当前惯例的内容，并将那些最需要明确提及的事情包括在“其他条件”中，其中至少有：（1）技术知识——“技术的状态”；（2）与所生产的商品密切相关的商品的价格（例如，与羊肉供给曲线有关的羊毛价格，就居住住宅的供给曲线而言的工业建筑物的价格）；及（3）相对于所考虑的某个特殊供方群体而言的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

应该说明的是，供给曲线所依以建立的那个“特殊供方群体”，无需包括该线所依以建立的那种“特殊商品”的所有供方。例如，“特殊群体”可能是“衣阿华小麦的生产者”；而商品则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麦，不论其是在衣阿华或其他地方生产的都无关紧要。另举一例，“特殊群体”可能是一个单个厂商，而商品则可能是一个由许多这样一起组成一个产业的厂商所生产的商品。

请注意，上述第三项将特殊群体对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保持不变，因此，当人们的论题，比如说，从一个厂商变到一个产业，它的内容是可以变化的。例如，对厂商来说，某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可以认为是水平的，所以第三项就相当于使生产要素价格保持不变。对行业来说，这些相同的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可能不是水平的，所以第三项相当于允许其价格沿着供给曲线变化。

还要指出的是，这个供给曲线的定义对短期的和长期的供给曲线都适用。短期和长期曲线的区别在于第三项的精确内含，即要素供给曲线所取的形状。期限越短，要素的数量越大，它们的供给曲线也将采取垂直的或几乎垂直的形状。

一个产业的产量从形式上分解为单个厂商的产量

在图5．2中，曲线SS表示所有提供X商品的X商品供方的供给曲线。这就是一个“产业”供给曲线，表明供给每单位数量商品时的最低价格。这条曲线通常是分析具体问题时令人感兴趣的一条曲线。人们对单个厂商的供给曲线或成本曲线又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是为了弄清SS线的形状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由于对这类单个厂商有什么特殊的兴趣。

曲线SS具有直接的经验含义。对于与第一、二和三项有关的组定条件而言，事实上将存在某种最低价格，按此价格每单位时间都将有一个特定数量的X商品应市。数量OQ将按最低价格QP应市；数量OQ’将按最低价格Q’P’应市；等等。当然，SS的确切形状要依第一至三项的确切内含而定，尤其是要看产业的生产要素供给曲线的形状。这些要素供给曲线将依赖于允许调整的时间期限，所以短期和长期供给曲线可以认为是由于对第三项的不同解释而产生的。

现在假设需求曲线为DD，市场价格为PQ，产量为OQ。这个产量事实上将由大量不同的厂商提供，人们可以在EP＝OQ线上标出每一个厂商供给的数量。例如，Eq1可能是由厂商1供给，q1q2由厂商2供给，q2q3由厂商3供给，等等。假设这些数对每一个价格都像上面那样做一番，并将相对于每个厂商的这些点联结起来，如图5．1对厂商1、厂商2和厂商3所做的那样。那么S1S1就表示厂商1在各种价格水平上对总产量所做的贡献，假定整个产业是沿SS线扩展的。然而，一般来说，它将不是一条“厂商1对商品X的供给曲线”了，即不像这个术语以前所定义的那样。一个原因是，当产业扩张时，要素价格将随着该产业既定的供给曲线所需要的那样发生变化。对单个厂商来说典型的情况是，这将导致与此有关的要素供给曲线的移动，从而引起供给条件的变化。另一个原因是，当该产业扩张时，个别厂商的技术条件可能发生变化，虽然对整个产业来说可能不存在这种变化，这也会导致供给条件的变化。S1S1或许能称为厂商1的准供给曲线。同理，S1S1和S2S2之间的水平距离，表示厂商2在各种价格水平上对该产业产量所做的贡献。

这种解释暗含着允许在不同价格水平上供给产量的厂商数量的变化。在低于S2S3曲线与纵轴相切的那点的价格水平以下，厂商1、厂商2或厂商3将完全不会供给任何产品，在这样价格水平下，这些厂商将不会“进入”该产业。价格较高时，厂商2和厂商3将“进入”该产业，价格更高时——高于S1S1与纵轴相切之点时——厂商1也将进入。由SS线显示的供给的实际扩张，一般来说既是每年厂商分别扩大产量的结果，也是厂商数量增加的结果。

在该产业供给曲线的每一点，譬如P点，都暗示着存在一个生产相应数量的X时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某种集合。例如，把各项生产要素称为A、B、C等，那么按价格QP出售的产量OQ，是通过使用一定量的A、B、C生产的；譬如说，使用量为a’、b’、c’等。产量OQ’同样是使用各种要素譬如a’、b’、c’等生产的。给定的对该产业生产要素供给曲线，相对于产量OQ，这些数量包含着一定的生产要素价格，譬如说Pa、Pb、Pc等；而相对产量OQ’则有P’a、P’b、P’c等。如果所有要素的供给曲线都是水平线，则所有产品的这些价格都是相同的；否则，不同产量的价格是不同的，所以对SS上（和以后在S1S1、S2S2等上面）的每一点都暗含地存在着一个生产要素价格的集合。

按照马歇尔的说法（见《原理》，第344页）我们可以通过细分SS线的纵坐标（如PQ），来表示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价格及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正像我们细分横坐标（图5．2中的EP）那样。

5．3说明了这一点。要在给定的条件下生产一项产出OQ将使用数量为OA的A。每单位产出的OA的单位数量为OA/OQ。因而，OA/OQ·Pa就是在每单位产出中使用的A的总量价格；这个数在图5．3中由QP1表示。同理，如果OB是用于生产产出OQ的B的数量，Pb是每单位B的价格，那么P1P2=OB/OQ·Pb；这样总供给价格PQ可以再分成用于生产OQ数量的X的生产要素供给价格。注意在国5．3底部，A、B等的尺度与X的尺度是连在一起的，在这些尺度之上的那个同等的水平距离一般来说不是指同等的数量。例如，设OQ是OQ’的4/3；并不能说OA是OA’的4/3，或者OB是OB’的4/3，因为用于生产OQ要素组合与个产OQ’的不一定是相同的。如果A的供给比B的供给更具有弹性，则当X的产量增加1/3时，很可能所用A的量的增长多于1/3，B的数量增长少于1/3。同样P1Q和P’1Q’一般来说是A的不同规模单位的价格——它们是用于每单位产品（X的）任何数量A的价格，根据上面援引的理由，每单位产品中A的数量在OQ与在OQ’可以是不同的。

就像我们以后所要看到的，如果我们要解释许多厂商的存在，承认厂商规模的经济决定因素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就要假定存在单个厂商所特有的许多要素，它们不可能为其他厂商租用或雇用。我们将使用术语企业家能力来描述一个企业所拥有的这样要素的复合物。在勾画图5．3时所暗含的一种解释是，这类要素的价格是指任何必须用来使像QP1、P1P2等的这些线段之和完全等于QP的那个东西。那就是说，如果认为“总成本”包括这类要素的收益，我们的作法总是使“每单位产品的总成本”等于价格。

单个厂商供给曲线和它对其产业产量的贡献之间在形式上的联系

让我们把注意力从产业转到单个厂商，但是在这个时候，不考虑定义单个厂商或其企业家能力的问题。在图5．4中，曲线S1S1是根据图5．2重绘的，表示厂商1将以X的各种价格提供的X的数量，假定已给出该产业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而且确定该产业沿着它的供给曲线扩张。就像我们已经看见的，在S1S1上的每一点都暗含着存在生产要素价格的某种集合，如Pa、Pb……在d点上；P’a、P’b……在d’点上。

设X的价格为OE’，所以该单个厂商处在点d’上，正在生产数量为oq’的X。在依此画出S1S1的条件下，我们知道，如果X的价格为OE，此单个厂商就将处在d而不是d’。

d和d’之间的差别可以看作是两种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1）厂商1处于d’上时，根据业已认清的技术和要素市场条件，对商品X的较高价格的反应；及（2）厂商1了解由全体厂商对X的较高价格反应后引起的技术和要素市场条件的变化所作出的反应。

为了区别这两类反应，让我们把由S1S1给定的准供给的曲线的类型，转移到厂商1对商品X的一条供给曲线。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设厂商1在要素市场上的条件已经给定，并且与其处在S1S1上的d’点时是相同的。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厂商1对它可以改变其总量的任何要素都不具有买方垄断力量，所以这类要素的供给曲线在价格P’a，P’b，……上是水平的，这些价格暗示与d’相对应。给出这些价格，则对于生产任何给定产量来说都会有某种最佳要素组合，和某种生产任何给定的产量的最小边际成本。就任何给定的产量而言，如果边际成本低于价格，厂商就会受到鼓励而去扩大产量，反之亦然。因此，如果该厂商继续从事此业，则相对于给定要素价格的边际成本曲线将是厂商对X的供给曲线。

我们知道，相对于生产要素的一种特定的价格和产品价格OE’来说，厂商生产oq’；。因此，与P’a、P’b……相对应的边际成本曲线将通过d’；该线在图5．4上以MC表示。这条曲线画成向上倾斜是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竞争性的产业。如果曲线向下倾斜，根据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比率安排生产，将会遭受损失。厂商不是关闭，就是扩大生产规模以取边际成本较低之利。这样的“内在经济”将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对规模的限制。因此，我们假定“内在不经济”。从长期来看，这种不经济可以通过厂商固定不变的企业家能力而得到合理的说明，在短期内则可通过这种企业家能力和其它数量不变的要素得到合理说明。

影响边际成本曲线的外部不经济

如果我们取OE而非OE’作为仅对厂商1适用的商品X的价格，而取OE’作为所有其他厂商的价格，则MC’曲线就能说明全部情况。如果对产业的要素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厂商1将倾向于通过生产oq”；而不是Oq’1来使生产要素价格略高一点。这将影响该产业的所有厂商，包括厂商1，使它们的成本曲线稍微向上移动了一点，从而会引其他所有厂商稍微减少一点产量。如果设想存在许多厂商，则这些变化对每个单个厂商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所有厂商的要素使量的总的影响，与厂商1所增加使用的要素量处于同一数量级。结果，由于厂商1的扩展而发生的要素价格的提高，比初看起来要更低一些，这是对其他厂商所用要素开始部分闲置所抵消的结果，而且该产业产量的增加要少于q1’q1”，即少于厂商1产量的增加。可以说，厂商1对该产业所有其他厂商和它本身都制造了“从金钱上看的外部不经济”，但是其数量分别就每个厂商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让我们假定对该产业所有厂商来说，X的价格是OE而不是OE’。所有厂商可以说都想沿着它们的MC’曲线推进。如果我们保留该产业要素供给曲线正斜率的假定，则就任何厂商成功地扩大了其产量而言，它都对所有其它厂商制造了“从金钱上看的外部不经济”。（对某些厂商来说，沿着MC’曲线扩展可能意味着生产而不是不生产，所以我们也暗含着允许新的厂商的进入。）由于刚才指出的原因，每个厂商给它自己和其他厂商制造的“从金钱上看的外部不经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大量微不足道的项目总和就不一定是微不足道的了。因此，所有厂商扩张的累积影响将改变要素市场上每个厂商面临的条件。这意味着MC’不再是适用于厂商1的边际成本曲线或与厂商1有关的供给曲线。最后的结果将是把要素价格从P’a、P’b……改变为（可以推测，大部分是提高到）Pa、Pb……。在这些要素价格水平上，我们可以说，厂商1的边际成本曲线将是MC。这条线必然通过d，因为我们通过对S1S1的解释已经知道，如果要素价格是Pa、Pb……，而产品价格为OE，则厂商1将生产Oq1。所有厂商同时都要沿着自己的MC’曲线上移动，似乎将使任何厂商都无法也这样做，相反，这将迫使所有厂商沿着像S1S1那样的曲线移动。

用另一种方法来说明这点就是，每个厂商都试图扩大其产量，等于增加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但是如果该产业的要素供给曲线呈正斜率，所有厂商都不可能在一种未改变的价格水平上获得更大数量的生产要素。因此，沿着MC’曲线同时进行的移动与假设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不一致。

我们现在已经把从d’到d的整个移动过程分成两部分：（1）（假设的）从d’到d”的移动，它反映了单个厂商在他们认为要素市场条件无变化时对提高产品价格的反应；（2）（假设的）从d”到d的移动，它反映了单个厂商对变化了的要素市场条件的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厂商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化完全归因于货币收益上的外部不经济。还可能出现下列情形，即该产业全体厂商同时扩大产量也会导致技术上的外部不经济，就是说，它可能改变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从而使其成本曲线向上移动。为了举一个不太重要的例子来说明其中的道理，假设这个产业的厂商们全都在同一相邻地区；任何厂商产量的扩大都会增加烟尘的污染；这又迫使此厂商和其他厂商支出额外的清洁成本。任何一个厂商扩张时，额外的清洁成本对每个厂商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所有厂商都这么做，额外的清洁成本或许就相当可观。假如是这样，无须改变生产要素的价格，单个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也会由于该产业扩张产量而提高。

应予注意的是，厂商不能改变其数量的任何要素的价格或利润，包括我们称之为企业家能力的东西，都并未明确地进入上述调整过程；关于它们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就是，它们在总量上不是负的。

如图5.4所示，一般来说可以预料，外部不经济将会阻止但不能预防单个厂商产量的扩大。然而，并不是所有厂商在所有价格水平上都是如此。外部不经济可能足以消除任何产量的扩张，如图5．5（a），或者确实会引起产量下降，就如图5．5（b）。当然，这些图形中所描绘的情形不可能在同一价格幅度内对该产业的所有厂商都适用，因为那样就会与图5．2中所画的该产业的正斜率的供给曲线相矛盾。换言之，它将和该产业的产量扩张相矛盾，而产量扩张是导致边际成本曲线向上移动的外部不经济所需要的。但是，没有理由说某些厂商不会按那些图中所指出的方式行事，与产品价格从OE’到OE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要素价格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不一定对所有要素或全体厂商来说都完全一样。供给相对无弹性的要素比供给相对有弹性的价格会上涨得更多；某些厂商可能发现它们的技术条件比其他厂商受到更严重的影响。有些厂商的企业家能力恰好要求大量使用已经提价很多的要素，他们将发现他们的成本曲线与其他厂商的成本曲线相比，相对来说提高很多，结果，他们可能削减产量或者倒闭。技术条件已经大部分恶化的厂商也会发生同样的结果。

对边际成本曲线没有外部影响时的情形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大量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就我们手头的问题而言，单个厂商认为其总量是有能力改变的要素上（这些要素称可变要素）。现在或许可以把这些要素产业的供给曲线看作是水平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其理由恰与我们把对单个厂商的要素供给曲线视作水平线时推导的一样。那就是说，这个产业可能只是许多使用该要素的产业中的一个；当这个产业扩张时，会稍微抬高要素的价格；然而，这就不仅会影响该产业的厂商，同样也会影响所有使用此要素的产业中的厂商。这些变化对每一产业中的每一单个厂商是很微弱的，但就总体而言就不算小了。简言之，这个自身扩张的产业对它本身和其他产业都制造了外部不经济，我们先前对单个产业中厂商的这种情形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所说的产业集团。对于该产业作为一个总体来说，还存在其他的理由，说明把对该产业的可变要素的供给曲线看作水平线是合适的。或许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开始整个分析时的那个需求变化，应被看作与其他地方需求的相反变化有关：即这里需求的增长将被看作其他地方需求的移动。在这种情形下，其他地方需求下降释放出了可供这里加以利用的资源。如果经历着需求下降的产业，比经历着需求增加的产业更多地使用这同一种资源，那就没有理由说后一种产业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获得该闲置资源的使用。

根据这两种理由中任意一个理由，当产业的要素供给曲线可以被看作是水平线时，单个厂商扩张对产业（作为一个集团）中的其他厂商，就不会导致明显的货币收益上的外部不经济。此外，如果这样的扩张没有影响其他厂商的技术条件，就没有理由说边际成本曲线应该改变。在这种情形下，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将与我们一直称之为准供给曲线的那条线相一致，就像图5．6中所表示的那样，因而该产业的总供给曲线就不过是单个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之和。

如果所有单个厂商供给曲线都具有正斜率，如图5．6（a）所示，那么总供给曲线也就具有正斜率。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对单个厂商是固定的要素组合的报酬，将随着该产业产品需求曲线的提高而增加。图5．6中三角形E’d’h与三角形Edh之间的差额说明了这一点（对随着价格从OE’提高到OE而“进入”该产业的厂商来说，其报酬从零增加到一个正数）。这种报酬的增加可以看作是来自单个厂商无力控制的因素，即（1）对它所生产的产品需求的增加，及（2）其他厂商愿意以种种价格提供的有限的产品数量。结果，人们可以认为这种报酬的增加对单个厂商号“外部的”——看作不影响边际成本曲线的外部不经济。从该产业的观点看，人们可以认为，一条上升的供给曲线的存在，反映了企业家能力和其他要素的供给无弹性，单个厂商无力改变其数量。

对产量的某些范围和某些厂商来说，边际成本曲线当然可能是水平的，如图5．6（b）。 如果这样，厂商将愿意以Oh价格的生产任何不超过OJ数量的产品价格低于Oh就不会生产任何东西。对于相应的价格，该产业的供给曲线都有一个水平部分，尽管是很短的一部分，而且就有关产业的数量单位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当然，也可能很多厂商在完全相同的价格Oh上都有这样一段。如果那样，该产业的供给曲线将是在价格Oh高度上的水平线，一直延伸到这类厂商按那个价格将供给的最大数量。这就是“不变成本”或完全弹性供给的情形。它可以被描述为所有要素的供给曲线，包括那些其可供厂商利用的最大数量是固定的要素供给曲线，对该产业是有完全弹性的，或者说不存在任何“特殊要素”。这显然最可能出现于“长期”情形中。

影响边际成本曲线的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状况显然就是“外部不经济”状况的反面，所以可以作简短的处理。

单个厂商的扩张可以将外部经济传递到其他想降低他们成本曲线的厂商：如果要素购买量的增加降低了其价格，将产生“货币收益的外部经济”；如果一个厂商产量增加以某种方式改善其他厂商的所面临的技术条件，将产生“技术上的外部经济”。如果这些影响大于影响边际成本的外部不经济，我们可以说存在“影响边际成本曲线的净外部经济”。随之而来的边际成本曲线的下降，可能与图5．7（a）和（b）中单个厂商具有正斜率的准供给曲线相一致；与图5．8中水平的“准供给曲线”相一致；或者与图5．9（a）和（b）中具有负斜率的“准供给曲线”相一致。

虽然图5．7（a）和（b）中单个厂商的准供给曲线都具有正斜率，这两个图所解释的情形是非常不同的，图5．7（a）是指该产业的一条具有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因为与增加了的需求相联系的价格（OE）高于与最初的需求相联系的价格（OE’）。该产业的每一个厂商都可能处在图5．7（a）描述的境况中。另一方面，图5．7（b）则意味着该产业的一条具有负斜率的供给曲线，因为与增加了的需求相联系的价格（OE）低于与最初的需求相联系的价格（OE’）。因此，图5．7（b）所描述的厂商状况一定是“例外的”，否则产生降低成本曲线经济状态的增加了的产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图5．8表示该产业的一条水平的供给曲线。图5．9（a）和（b），像图5．7（b）一样假设了一条该产业的具有负斜率的供给曲线。

在图5．7（a）和图5．8中，被视为单个厂商的固定要素报酬在增长，所以人们可以影响边际成本曲线的净外部经济在图5．2（a）中大于抵消部分，或者在5．8中不影响边际成本曲线的外部不经济正好被抵消。图5．7（b）和5．9（a）根据曲线的具体形状而与固定要素报酬的增加、无变化或减少相一致；图5．9（b）表示无变化的情况。

应该指出，当存在影响边际成本曲线的净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时，单个厂商对该产品准供给曲线与该产业供给曲线有一种特殊的内在联系。单个厂商这条准供给曲线只有在产量恰为该产业的供给曲线给定的那个水平时才是成立的。图5．10说明了这一点。假设该产业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如图所示，供给曲线SS反映了影响边际成本曲线的外部不经济，并且假设存在一个依法强制并有效地施行的最低价格OP。按这个价格，OQ是可能出售的最大数量。假定这个数量已被售出，这样，M点就符合市场中的实际状况。供方将愿意以OP’这样低的价格提供这个产量，即他们情愿在N点上行事。设该产业正在生产一个产量OQ，要素市场上的条件大致与前相同，好像供方都在N点上行事：使用各种要素的数量将大致相同，结果它们的价格也将大致相同。

因此单个厂商将按照与N点相对应的而不是与N’点相对应的边际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行事。假设我们以水平线的形式增加这些边际成本曲线，以获得图5．10上标明为EMC的曲线。现在这条曲线表示了这种情况，即单个厂商“认为”他们可能以各种价格并在该产业产量给定为OQ条件下生产的产量的总和。如上所述，这是该产业的一条“真正的”或“影子的”供给曲线，曲线上的点，除了N点，都不可能实现。然而，它具有实际的意义，因为它显示出在非均衡价格下市场上的压力。这就是说，根据市场供求曲线，可能会出现下列情况，即为了维持一个最低价格OP，就要求在愿意生产OQ’对生产者中分配产量“限额”，也可以说是将各个愿意生产OQ’量产品的生产者的产量OQ进行加总，这样，QQ’就衡量出“分配当局”必须与之斗争的“过度供给”或“过剩能力”。然而事实上，“分配当局”必须与之斗争的“过度供给”不是QQ’而是QQ”。这点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它说明了为什么试图“控制”或“限制”价格通常会遇到比预期大得多的压力，以及为什么放弃这种尝试通常所产生的实际产量变化，小于比这种针对他们的压力将促使人们希望的变化。（在我们任何一个农业计划中对农作物限额的分配就是一个例子。）

5．11就同一个问题通过下面这个例子进行了说明，即影响边际成本曲线外部经济对产生一条该产业具有负斜率的供给曲线是十分重要的。设SS为这样的供给曲线，DD为需求曲线，OP为依法实施的最低限价。既然在这种价格水平上，如需求曲线（OQ）所示的需求量，大于如供给曲线（OQ’）所示的供给量，那么，在切望按法定价格生产更多产品的生产者中分配需求量方面看来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但这是不正确的，这一点通过尝试性的假设只生产了OQ’数量上的产品就可看出。在此情况下，价格将不是OP而是OP”，因为饥渴的需求方将抬高价格。但是，如果该产业的产量是OQ”，单个厂商就会努力按边际成本曲线进行调整，该曲线与技术条件和与SS上N’点相关的要素市场条件是一致的。单独就每个厂商而言，这条边际成本曲线升高了，所以这些边际成本曲线的总和（∑MC’）也将提高。因此，如果产业产量为OQ’，市场价格为OP”，单个厂商会努力生产超过OQ’的数量。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要在这些条件下生产的数量总和将是超过需求量的P”R或RR’——∑MC’是“真正的”或“影子的”供给曲线。单个厂商将产量扩大到P”R’的尝试将有两种影响：产量的实际扩大将（1）由于需求条件而使价格降低，（2）改变技术条件和要素市场条件，从而使边际成本曲线向右方移动。当价格降到法定的最低水平OP时，产量将是OQ。但是在这个产量水平上，技术条件和要素市场条件是那些和供给曲线上N点相关联的状态，而“影子”供给曲线将最∑MC。所以，单个厂商“认为”他们愿意生产水平为OQ”的产量，同时仍然存在在渴望生产OQ”的生产者中“分配”产量OQ的问题。市场交点将是需求曲线上的M，而且仍然存在对最低限价向下的压力。

这个分析说明了下列情况是如何成立的：对每一个单独的生产者分别而言，他的供给曲线表示在特定的价格水平上他所愿意生产的最大数量，而由外部经济引起的产出的负斜率曲线却说明了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该产业将供给的最小数量。

这一点立刻变得如此重要和令人费解，或许值得再用另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图5．12中，设OP为一个法定的最高价格。如果我们假设供给曲线处处为负斜率，在市场上实际将达到哪一点呢？回答是产量为零，即P点。很清楚，在OP这一价格水平上，不可能再有比OQ更高的产量了，因为大于OQ的产量将卖不出去。但是，如果暂时假定OQ就是那个产量，则相关的边际成本曲线就是那些与SS上N’点相交的曲线，它们的总和是由标有∑MC’的曲线给出的。但是如果供方准备尝试按照这些边际成本曲线调整产量，他们就会试图按价格OP生产OQ”，或少于OQ的数量。当他们试图这样去做时，成本曲线将上升，他们期望的产量将下跌。只要我们坚持假设供给曲线完全是负斜率的，除非产量为零，否则这个过程就没有尽头。当然，也很可能发生下列情况，即若供给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如图5．13），最后的结果就将是达到产量OQ”。

把这点和先前的例子结合起来的一个方法，就是如图5．14那样，不仅在图中画出供给和需求曲线，而且表示出可获得的点。竖条遮蔽所指的区域在只考虑供给条件的情况下是可获得的；横条遮蔽所指的区域在只考虑需求条件的情况下是可获得的；只有在线条交叉区域（adc）的点，是与供给和需求条件相一致的。因此，相应于d（OP）点的价格就是与该产业相协调的最低价格。

厂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厂商概念是公认的。但这个概念却处在诸多难点的包围之中，尚不存在对厂商的完全令人满意的定义，或者解释厂商数量或结构的决定因素的完全令人满意的理论。幸运的是，许多难点与当前的主题无关，所以我们可以回避这个真正成问题的问题。但对厂商的含义稍加讨论是必要的。

我们假设所有的资源（生产要素）都为个人所有。我们进一步假设个人只能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从他拥有的任何资源中获得收益。（1）他可以和其他某些个人签订合同，据此后者同意对使用那个资源的每个单位支付一笔固定的费用——即他可以把资源“出租”给另外某些人供其使用。（2）他可以单独使用资源或与其他“租用”的资源合作生产一种产业，并获得收益，此收益为他从产品出售中获得的数量与他支付给“租用”资源的数额之间的差额——即他可以是一个剩余收益获得者。每一个剩余收益接受者，与他雇用来生产一种产品的要素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厂商，这一厂商通过其所生产的产品和其合同的性质而与其他厂商相区别，这一合同把许多他或者通过所有权和或者通过与资源的所有者签定合同的方式而得以控制的资源结合在一起。

为了决定如何使用他拥有的资源，每个个人必须被假设为对出租资源的预期报酬（包括货币的和非货币的）和自己使用资源的预期报酬（也包括货币的和非货币的）进行了比较，并选择可带来最大预期报酬的方法。我们想回避的真正麻烦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预期的剩余收益为什么竟不同于预期的契约收益？为什么对某些资源的所有者来说它们在某一方面不同，而对另一些所有者来说，竟又在相反的方向上有所不同？解释这些差别时什么因素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说明预期剩余收益和预期契约收益之间这样的差别，不仅是作为市场不完全性或货币非均衡引起的暂时的差别而出现，而且也是作为与“稳定的”均衡相一致的持久的差别而出现，就足够了。我们必须假定，对某些个人来说预期剩余收益将超过预期契约收益，而对另一些个人来说，正好相反，而且，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变化将影响这种差别，并且引起厂商数量的变化。

假设“被租用的”资源（或它们的服务）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定义似乎是可能和必要的，以这种方式定义，不同单位的被称为“生产要素”的东西，可以看作是生产中的完全替代品，不管是谁拥有它们，也不管所使用的此种或其他要素的数量如何，反之，不同资源的单位则不能看作是生产中处处可以替代的完全替代品。

我们强调资源所有者的预期剩余收益和预期契约收益之间可能的差额，意思是说，我们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列举个人拥有的每一类资源的单位数量，来十分详细地说明他拥有的资源状况，虽然对这些单位的计算好像这些资源全都出租给了其他人。如果有这样一个十分详细的说明的话，就等于否认预期剩余收益和预期契约收益之间的持久差异的可能性；资源是被“租用”或由厂商自己使用的也就是无关紧要的事了，而我们则将抛弃我们用来解释“厂商”的存在和形成的特征。

因此我们采用的观点中暗含着这种观念，即每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形态上的问题，可看作拥有两类资源：（1）他的全部被看作是“租用的”资源——如果他不准备组建他自己的厂家，他的资源将是这种形式，这些资源可以用自然的术语说明，可以与其他人拥有的同类资源结合起来，以便给出所有资源的供给曲线，这些资源如果作为租用的资源来使用，则完全从它们的生产力方面来加以说明。如果一个个人决定不做一个剩余收益接受者，他必须被看作自己租用自己的资源，并且把它们的市场价格看作与其他租用资源的成本属于同一种类的成本。（2）反映他的那些完全视作租用资源时的生产力与把这些资源看作为厂商所拥有时的生产力之间差异的一种资源——我们可以称之为X先生的企业家能力或某些类似的词。这种资源对每个个人都是特有的；根据定义它对任何其他厂商都毫无价值。如果产品和要素市场是非竞争性的，它是否被利用要视最终产品的价格和租用资源的价格而定，或者说要视最终产品的需求和租用要素的供给曲线而定。对某些价格组合来说，它将被全部提供出来；对另一些价格组合来说，则完全不会被提供。因此，对这类要素来说，给定的供给条件意味着宣布了厂商的经济特征——或者说这些厂家创立者的“企业家能力”的经济特征——在所有可能的价格组合下都会形成的特征。

应该强调指出，两类资源之间的这种区别完全是形式上的。给我们未知的东西取个名称可能是有用的；但它不会消除这种未知。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理论，它所做的事要比说明除租用的资源还存在其他东西更多些；它将说明“某些其他东西”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根据我们的假设，一个厂商所能获得的企业家能力，仅限于那些决定成为一名剩余收益接受者的个人所拥有的企业家能力。就企业家能力的“数量”能够在厂商之间进行比较而言，这个数是因厂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然而，对任何一个厂商来说，它拥有的数量规定了它能够使用的最大数量。这就引入了对一个要素或一种“不可分性”的局限性，它足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对单个厂商规模的限制。当然，正是因为我们要使所观察到的现象得到合理的说明，即厂商的规模不是变化莫测的、任意的或者说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才引入了这一未知的事物并首次将它命名为企业家能力。

“企业家能力”的经济含义的正规阐述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设一个个体在决定是成立自己的厂家还是出租所有他拥有的资源时，不考虑非货币因素。同样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设个人的企业家能力如果还是利用了的话，将用于所讨论的产品中，这样我们就能避开选择生产什么产品的问题。

因此，个人的企业家能力就可以用一个生产函数来说明，它表示在给定条件下，包括给定“租用”资源量（包括他从自己那里“租”来的），他所能生产的产品最大数量。这样，如果Xi表示个人生产的产品数量，a、b、c、…为他使用的各种要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把xi＝f（a、b、c，……）看作这个人的生产函数。这个生产函数一般来说并非对所有a、b、c…的值都是一次齐次的，因为它不包括影响产量的所有变量，而且包括个人的企业家能力能够控制的变量。特别是假设了企业家能力不会大于他拥有的量，并且可能存在他不能控制的额外的变量（例如城市之间铁路的距离等）。当然，如果生产函数对a、b、c…是一次齐次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个例子中企业家能力是不重要的，并且也没有对企业规模的限制。

可以想像两个个人的生产函数完全相等；就是说，对所有a、b、c…来说fi（a、b、c…）－fj（a、b、c…）＝O。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人将具有相同的企业家能力。如果无限数的个人都是这样的话，生产函数就等于根据我们的各项假设企业家能力的一条供给曲线，该曲线在价格为零时具有完全弹性（因为我们已经排除了非货币报酬和企业家能力在其他产业中的使用）。在均衡状态中，企业家能力的报酬将是零，但只要生产函数对a、b、c…不是一次齐次的，就存在对厂商规模的限制。（注意，不同厂商生产函数完全相等，并不能保证该产业具有水平的供给曲线；它还需要a、b、c…的水平供给曲线。）

如果对所有的a、b、c…来说，fi（a、b、c…）＞fj（a、b、c…），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个人i比个人j具有更大的企业家能力。但是，总体上说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关系成立。对于某些组合的a、b、c…来说，fi将大于fj，对于某些组合它又会小于fj。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无法明确比较两个人的企业家能力。

技术上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意味着影响个体生产函数的“给定条件”之一，是该产业（或许是若干产业的一个集合）的产量。这在形式上可以通过用把该产业的产量作为一个变量，我们用Q来表示，包括到生产函数中的方式来说明。这样，个人i的生产函数就变为xi＝fi（a、b、c…，Q）。根据axi/aQ＞、=、＜O的情况，对一组特定的a、b、c…Q的值就分别对应地存在着技术上的外部经济，既无技术上的外部经济也无外部不经济，或者存在技术上的外部不经济。

厂商经济学

不可避免的（“固定的”）与可避免的（“可变的”）契约成本，非契约成本（“利润”）

把一个厂商的总成本定义为等于——或者进一步说，是恒等于——厂商的总收入是很方便的。这样，总成本就包括对所有生产要素，包含厂家所有者的企业家能力在内支付的所有款项，它可能是正的或负的，实际的或转移的。

这些对生产要素的总支付，至少在概念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

1）不可避免的契约成本（“固定”成本）。存在着某种厂商有义务要对生产要素支付的最低数额，不管这个厂商做了什么，也不管它是怎样做的。既然这种不可避免的契约成本不受厂商行为的影响，而且不管厂商做了什么都会发生，故其大小也就不能影响厂商的行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滞留成本已经滞留”等等。在这个名义下的成本，一般就看作固定成本。这个术语是很方便的，虽然它可能导致固定成本与由所谓固定要素引起的成本之间的混乱，我们仍将使用它。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所谓固定要素可以引出非固定成本。同理，所谓可变要素也可以引出固定成本。

（2）可避免的契约成本（“可变”成本）。厂商的另一部分成本要依赖于它做了什么，而不需看它是怎样做的。厂商一旦决定了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它就必须要承担的一个总支付额，我们称为总契约成本。根据我们的假设，契约成本包括对不为厂商所有的“租用要素”的全部支付，加上其数量等于出租给其他厂商使用时可获得的对厂商拥有要素的转移支付。总的契约支付超过不可避免成本的部分，我们称为可避免的契约成本。这些成本的数量视厂商的生产决策而定——关于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的决策——所以这些成本在厂商的决策中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名义下的成本一般称为可变成本。这个术语是很方便的，虽然它可能导致可变成本与由于所谓可变要素引起的成本之间的混乱，我们仍将使用它。我们已经指出过，固定要素可以产生可变成本，可变要素也可产生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区别，也要看被认为厂商可以选择的范围。例如，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成本，没有业务时它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只要厂商生产任何数量的产品，就完全不能避免了，如果选择的范围包括停业，这些成本就是可变成本，否则就是固定成本。

（3）非契约成本（“利润”）。最后，还有一些支付款项，其数量依赖于厂商的实际收入；这部分我们称为非契约成本。它们的数量等于总收入与总契约成本之间的差额，根据我们的假设，它由企业家能力的所有者获得。这些支付额一般都称为利润。但这个术语有些使人误解的东西，实际的非契约成本决不可能事先决定。它们只有在事情结束后才能知道，而且受制于所有随机的或偶然的事件，厂商的错误，等等。因此，区分实际非契约成本和预期非契约成本是很重要的。实际的和预期的非契约成本之间的差额构成了利润或纯利润——这是一种由不确定性引起的、不可预测的剩余。另一方面，预期的非契约成本，应看作企业家能力的租金或准租金。它们是隐藏在厂商决策后面的推动力。对任何给定的产量而言，厂商都被认为在寻求使契约成本达到最小，以便使那个产量的非契约成本最大化；也可以认为是在选择带来最大的预期非契约成本的产量。

预期非契约成本，当然也可能是负的。这就是说，预期总收入可能低于总契约成本。但是，从定义上说，厂商决不会接受在绝对值上将大于固定成本的负的预期非契约成本，因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厂商可以决定使可变成本为零，而且厂商收入不可能是负数。所以，除非固定成本和预期非契约成本的代数和等于零或更大些，否则厂商的整套生产决策就不能看作是最优的。当然，这是最优的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我们可以总结说，厂商应被视为在寻求预期收入和可变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既然根据定义存在一些可变成本为零的生产决策，那么就总存在一些上述差额为非负数的决策。决定预期收入的条件应该结合对厂商产量的需求进行分析，决定可变成本的条件则应根据成本曲线进行分析，因此在画成本曲线时我们需要单独考虑可变成本。

要素的供给曲线——“时期”的长度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假设，厂商的要素供给曲线或者是处处都有完全弹性，即如图5．15（a）所示，或者是一部分有完全弹性，后面部分就完全无弹性，如图5．15（b）。

具有像图5．15（a）中那样的供给曲线的要素，通常称为可变要素，具有像图5．15（b）中那样的供给曲线的那些要素，则称为固定要素。这些名称有些使人误解的地方：改变所使用的所谓固定要素的物理数量，可能是完全可行的。重要的一点是，存在一个最大量——图5．15（b）中的OM——可以认为它在一系列所说的调整中是能够达到的。如果说最大量反映了技术因素——例如，事实上给定已经造好的机器种类，并且必须在所说的调整中以那种方式使用——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一般来说就将与横轴重合。但即使如此，还是可能使某些机器闲置起来，而使用其他机器。即使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只有一部机器，但还是可能“改变”它的用途即完全不使用它。如果该最大值反映了合同的内容——例如与一类工人的长期合同——则相同的技术可能性也应该很可能可以实现。那样的话，水平部分是否与横轴重合，要看合同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可能是：使用要素比不使用要支付更多的报酬（例如，一个与法律方面的厂商关于法律服务的合同，包括每年的法律费再加提供每单位服务的费用）。此外，对某些问题来说只有图5．15（b）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是适用的，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将供给曲线看作似乎处处都是水平的。

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固定要素而产生的成本，并不必然与固定成本一致，由于可变要素而产生的成本，也并不必然与可变成本相一致。若厂商没有使用任何固定要素，他就不必对固定要素的所有者支付任何款项的话，则对这一要素支付的全部款项都应包括在可变成本中。或者，再假设一例，固定要素可能是厂商自己拥有的一间厂房。如果厂商准备完全放弃对该建筑的使用（这可能要求厂商停业），厂商可以出售该建筑，但除此之外它就不可能从自己的业务之外获得任何报酬。如果这样，每年或其他时间单位的销售价格的等价物，就是由该建筑物引起的可变成本。同理，厂商可能有义务向可变要素的所有者支付一笔固定的费用，而不管自己是否使用了该要素。这样一笔费用将包括在固定成本中。

如果具备下列条件，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之间的差别和固定要素与可变要素之间的差别，就完全是相同的。这些条件是：（1）对每个可变要素的总支付额，等于其供给曲线的纵坐标乘以相应的数量［在图5．15（a）中，Op乘以所用要素的数量］；（2）固定要素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与横轴重合[图5．15（b）中，Op＝O]（3）合同规定的对固定要素的支付不会因完全不使用它而改变。

我们的生产函数没有明确地把企业家能力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更正确地说，它被认为决定着函数的形式。但我们可以通过假设它对每个厂商的供给曲线都类似图5．15（b）那样，即以OM为一个单位，水平部分与横轴重合，而认为它已包括在其他生产要素之中，但是用这种方式解释时，我们必须记住，每个厂商的企业家能力都是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应该与所有其他厂商的企业家能力区别开来。

按正规的做法，我们将根据要素供给曲线的特征来区分“时期”。在最短的短期中，所有供给曲线都有一个如图5．15（b）中的无弹性部分：所有要素都是固定的。在最长的长时期里，所有供给曲线都如图5．15（a）中所示：所有要素都是可变的。应该指出，这个最长的长时期，意味着只有企业家能力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是适用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存在无数具有相同生产函数的潜在厂商。中等长度的时期表明有些供给曲线如图5．15（a）中的那样，有些象图5．15（b）中的那样。当然，哪一种要素处于哪一类状况，取决于手头的问题。

给定产量时最小成本的条件

如果一个厂商要生产一种特定产品，就会有某种要素组合，使生产那种产品的成本最小。众所周知，使成本最小化的条件由下面的方程来确定：

（

Xo＝fi（a，i，…）

这里MPPa代表要素A的边际物质产品，即MPPa＝afi/aa，MPPb…含义相同；MFCa代表A的边际要素成本，MFCb……的含义相同，Xo是需要生产的特定产品；而fi（a，b，…）则是厂商的生产函数。

不管生产要素供给曲线的形状如何，条件（1）都是成立的，但是为了简化起见，我们要继续仅限于考虑具有图5．15（a）和（b）所示的有限形式的要素供给曲线。

如果把要素供给曲线确定为有完全弹性，就像图5．15（a）那样，则只要有任何要素被利用，边际要素成本就等于价格（Op），而要素的价格就可以用方程（1）中相应比例的边际要素成本来代替。

如果确定供给曲线在某点之后是完全无弹性的，像图5．15（b）中那样，则当产量为OM时边际要素成本就是OP以上任何一点，而当产量在O与OM之间时，边际要素成本为OP。要根据方程（1）决定生产一个给定的产量时使用的要素最优组合，则只要所得的解是一个等于或小于MPPd/Op（d＝OM）的比率的公值，那么，这样一个要素（譬如要素D）的比率在解方程（1）时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此边际要素成本就可确定为等于为使该比率等于其他要素的相应比率，且使要素的使用量为OM所需的任何一个数，如果此公比大于MPPd/Op（d＝OM），它就不是解。因此，MFCd就应该被方程（1）中的Op来代替，从而解出新的方程。这将涉及到使要素D的使用量小于OM。当OP等于零，且当D的数量为OM的边际物质产品为负数时，就会出现这第二种可能性；那么所使用的D数量将是任何一个使其边际物质产品等于零的数量。

总的、边际的和平均的可变成本曲线

对每个可能的产量，我们都可以设想厂商是通过解方程（1）来决定怎样生产那个产量的。与这样一个决策相对应，就有某种总的可变成本——其总数等于那个产量的契约成本和与厂商的决策相对应的最小契约成本之间的差额。我们可以在图形上将总可变成本表示为产量的函数。这条曲线可能具有各种形状，这要看生产要素具体的供给条件和厂商生产函数的具体形状。在图5．16（a）和（b）中描绘了多种可能的情形，以便说明可能影响总可变成本曲线形状的各种因素。

在图5．16（a）中，所有曲线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通过原点；即当产量接近零时，总可变成本也接近于零。这意味着，没有什么成本是可以通过停业而避免的。曲线A表示成本以固定的比例增长——两倍的产量就有两倍的成本等等。如果所有租用的要素都是可变的，厂商的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的，以致于企业家能力并不重要，这种曲线就会出现。

曲线B在起初是与A重合的，但是以后成本比产量增长得更快。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存在一种或更多的固定要素，包括企业家能力，以及没有不可分割性。对于低产量，要素的最优组合要求固定要素少于最大数量，这就是说，厂商将按所有要素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活动。产量的增长将通过按比例地增加所有要素的使用量，而得到要求可利用的固定要素有一个最大数量时，以这种方式实现产量的增长就不可能了。在固定要素的最大数量这一点上，B线与A线分开了。

曲线C要求的实质是和B同样的条件，但有一点除外，即固定要素和厂商控制之外的要素所规定的限制条件，从一开始就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曲线D表示成本最初的增加在比例上小于产量，这可能是由于所使用的任何要素或厂商控制之外的要素都具有不可分割性。

5．16（b）基本上同样重新展示了四种情况，只是下面这点做了修改，即产量接近于零时，总可变成本并不接近于零。在所有四种情况里，都存在成本Ot，它在完全停业时可以避免，但是只要厂商仍然开业，它就是不可避免的——所有成本曲线都应解释成包含纵轴O和t之间的部分。这些成本可以由这样的项目构成，即对工厂设备的残值所牺牲的利息，根据合同对要素支付的固定报酬，而该合同只有在厂商停业时才可终止，还有每年的执照费，等等。

对每一个产量，我们都可以要求知道，对于产量的微小变化来说，每单位产量的变化将引起多少总可变成本的变化。当然，这是由总可变成本曲线的斜率给定的，并被称作边际成本。很明显，这样定义的边际成本，对曲线A和A’B和B’、C和C’、D和D’都是一样的。由此形成的四条边际成本曲线都画在图5．17中。然而，对于图5．16（a）和（b）中的总成本曲线来说，边际成本曲线的完全相同隐蔽了一个不是不必要的细节。就图5．16（a）中的曲线而言，总可变成本指相应的边际成本曲线以下的区域；就图5．16（b）中的曲线而言，总可变成本大于相应的边际成本曲线以下的区域，其大于的数量为Ot。

这个区别可以通过画出平均可变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曲线表明在每个产量水平上每单位产量的可变成本。图5．18（a）至（d）显示了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如果产量趋向于零时，总可变成本也趋向于零。则产量趋向于零时，平均可变成本接近于边际成本；否则，当产量趋向于零时平均可变成本趋向于无穷大。当然，在所有的情况下，平均可变成本在它们超过边际成本时是下降的，否则就是上升的。

这些平均可变成本曲线本身可看作相当特殊的边际成本曲线类型——它们表示生产一个给定的产量而不是完全不生产时引起的每单位产量的成本变化，而通常的边际成本曲线则表示在多生产或少生产一个很小的数量时引起的每单位产量的成本变化。

厂商的产量决策

图5．18中的成本曲线为回答大量关于厂商决策的不同问题奠定了基础。虽然总体上我们已经一直在讨论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条件，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更加一般的论述，并且也把垄断条件包括进来。

（1）对一条给定需求曲线而言的最优产量

单个厂商产品的需求曲线表示，在给定的需求条件下，厂商以各种价格能够售出的最大数量，伴随需求曲线而形成的边际曲线表示边际收入，这就是说，由于销售更多一点或更少一点而引起的总收入随每单位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个比例。需求曲线上的价格，表示从相应的销售中获得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一样，平均收入曲线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相当特殊的边际曲线类型：它表示因销售既定的产量而不是全未销售而发生的每单位产品的总收入的变化。

现在我们要问，在给定的成本和需求条件下，厂商的最优产量是什么，这个问题接下去又可以细分为两个问题：（1）厂商完全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吗？（2）假定要生产某种产品，该产品的最优产量是什么？

第一问题的答案由平均收益（即需求）曲线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比较给出；这些曲线就是与适用于此种分析目的的边际曲线。如果平均收益曲线处处都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则厂商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所增加的成本将比增加的收入多，所以最好什么也不生产。如果平均收益曲线在某一点或几点上高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则在这些点的某一点进行生产，就比完全不生产要好一些。

假定厂商准备生产某种产品，则该产品的最优数量可通过比较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曲线确定。如果对任何产量来说，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略为增加生产所增加的总收益要比总成本增加得更多，所以多生产一点是合算的。相反，如果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少生产一点所减少的总收益比减少的总成本更少，所以少生产一点是有利的。因此，最优产量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

如果我们略去厂商不生产任何产品的可能性，则可以将方程（1）加以扩展以便包括厂商的产量决策，并且通过去掉对特殊产量的限制，补充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要求，还可描述厂商的一般均衡。那么方程就变成：

X＝fi（a，b，…）

这里MC是边际成本，MR为边际收益。

给定需求曲线和成本条件，最优产量显然就是一个数。为了获得联结需求曲线与最优产量的函数，有必要通过若干参数来描述需求曲线，然后把最优产量看作是这些参数的函数。例如，如果人们只限于考虑直线需求曲线，则对于给定的成本条件，最优产量可以表述为需求曲线的高度和斜率的函数。

能用一个单独的参数描述需求曲线的十分重要的特例是竞争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中，厂商产品的需求曲线被看作是一条水平线。这条需求曲线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它的高度即产品的市场价格来描述。把最优产量与需求曲线相联结的函数就可以描述为把最优产量与价格相联系的函数。

在这个特殊例子里，平均收益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是一致的，都等于价格。只有当价格高于最小平均可变成本时，厂商才会生产产品；如果价格高于这个水平，厂商将生产一个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产量。对于图5．18（d）中D’情形的成本曲线来说，各种价格下最优产量的轨迹在图5．19中做了概括。价格低于Op时，最优产量为零。所以y轴的实线部分就是最优产量的轨迹；价格高于Op时，边际成本曲线的实线部分就是最优产量的轨迹。在Op点上，存在不连续性；水平的截线联结着两个可供选择的点，但该线上没有一点是最优的。这种不连续性在前面的A、B和C三例中并不存在。在前面的例A（和A’）中，最优产量对任何高于（不变的）边际成本的价格都是无穷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与竞争不相容的原因。

（2）厂商的供给曲线

我们要回顾一下，一群特定的供给方对商品的供给曲线，曾经定义为“在给定的供给条件下那些可达到的点与不可达到的点之间的分界线”而如果“供应者愿意按所述的价格供应所说的数量”，

则那些点就被认为是可达到的，在我们能够利用成本曲线画出一条如此定义的供给曲线之前，必须弄清楚另外一点：为了了解供方是否愿意按所说的价格供给所说的数量，我们假设他具有哪些其他的选择？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1）我们可以设想他只有选择停业——我们可以认为他面临着一个全部或全无的命题。（2）我们可以设想他选择供应所说的数量或任何更少的数量。

在第一种情形中——即全部或全无的情形——平均可变成本曲线显然是可达到和不可达到的点之间的分界线。厂商将宁愿要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以上的点，而不会选择不生产，相比之下，厂商宁愿什么也不生产，也不愿接受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以下的一点。

第二种情形——其中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情况包括小于所说数量的供应——是两种情形中更有用处的一种，而且是一般画供给曲线时想得到的状况。在这种情形中，可达到的点与不可达到的点之间的分界线稍为有点复杂。对任何产量来说，最小供给价格或者是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纵坐标，或者是边际成本曲线的纵坐标，即是较高的那个；供给曲线因此就是那些最小供给价格的轨迹。这个解释已在图5．20中针对D’的情形给出。实线是供给曲线；阴影区域（加上纵轴）是可达到的点。最小可变成本右边的点以及边际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之间的点，根据全部或全无的原则是可达到的，这些点现在已被排除了，因为通过稍为减少产量可以避免的成本，现在在由那个产量获得的收益水平之上，少生产些才是厂商的利益所在。总之，人们可以把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可变成本曲线想象为两者都表示不宜于不同产量变化类型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曲线对应于产量的微小增加或减少，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对应于停产。如果两种类型的变化对厂商都是可能的，则具有较大边际成本的那条线显然应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条，因此，两条曲线中较高的那条是适用的。在前一节的A、B和C三例中，平均可变成本曲线无论哪里都没有处在边际成本曲线以上。所以可以说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是一致的，而且也与各种价格下最优产量的轨迹是一致的；但是很明显，这种一致性一般来说是无效的。

供给曲线中由边际成本曲线给出的部分，对于大部分目的是适用的，因为厂商宁要这条曲线上的点，而不要可达到的、具有同样价格但产量较低的点。但事情可能并不总是如此。例如，假设不存在外部经济或不经济（这样我们就能够假设厂商的供给曲线独立于产业的产量），并假设存在大量具有图5．20中那样的供给曲线的潜在厂商，再假设政府规定了最低价格，其水平在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之上，并把相同的产量定额分配给任何要求配额厂商，而且总是使总配额数等于按该规定价格需要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均衡位置将在供给曲线的平均可变成本部分，因为除非该配额已减少到那个数量，否则厂商就会进入该产业。这个理想化的模型也适用于许多私人卡特尔协议。

不同“时期”的供给曲线之间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单个的“时期”，也就是生产要素供给曲线的一个单个的集合。然而，很清楚，不同时期的供给曲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省略某些在前一节引入的复杂情形，特别是那些由下降的平均可变成本引起的情形，将简化我们对这种联系的描述。因此，我们将回到早先考虑过的比较简单的例子，在该例中我们省略了不连续性，这样，厂商任何“时期”的供给曲线都可以看作是相应“时期”的边际成本曲线。

单个厂商

我们首先来考虑对任何单个厂商都是最长时期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如果我们仅限于考虑在图5．15（a）和（b）中所描绘的要素供给曲线的某些极端形式，则所有租用要素的供给曲线就都是水平线，或者如果我们考虑一般的情形，则上述供给曲线就是具有正斜率的，但在任何地方都不与数量轴成直角。

但是，厂商的企业家能力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个概念需要回顾一下，它是通过“厂商的生产函数”给出定义的，所以如果最长的时期将涉及企业家能力的不同供给条件，这就意味着厂商的生产函数在最长的时期里必然与其他时期不同。特别是，对单个厂商的企业家能力的具有无限弹性供给的最合理解释，似乎是说生产函数关于所有租用要素都是一次齐次的，这样，所有生产函数都乘以一个常数，将等于用同一个常数乘以产量。但那样在供给方面就不存在什么东西对厂商的规模规定一个限度；或者是产生垄断，或者在厂商中对产量的划分是任意而多变的，或者厂商的含义将消失。对最长时期的这种解释使我们的理论在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中心问题之一时毫无用处：即厂商数量和规模的决定，所以，它似乎是于我们的目的不相适宜的解释。

相反，我们要假设所有时期的生产函数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我们把企业家能力解释为反映了函数的特性，无论根据新情况进行的调整如何完全，企业家能力也是需要的，而且，无论对租用要素的重新组织如何完整，租用的要素也是这种能力的一个不完全的替代物。

对这个最长的时期来说，生产任何数量（譬如Xo）的要素最优组合将通过解方程（1）来获得，这里把方程（1）重写一下：

Xo＝fi（a，b…）

边际要素成本将根据要素的长期供给曲线计算。如果这些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则边际要素成本就等于要素的价格，否则，边际要素成本就是所用要素数量的函数。假定要素的最优组合由（ao，bo，Co…）给出。这意思是说，使用要素的这个最优组合，将有一个产量Xo被生产出来，方程（1）中的比例将都是相等的。这些比例的公值就是对生产要素每增加一个美元开支所增加的单位产量数目。就是说，它是长期边际成本的倒数。假定我们现在考虑任何一个短时期，其定义是对某些要素的数量固定在对这个特定的长时期适当的数值上，比如说，我们将a固定在ao上，这就是说，使A的供给曲线在a＝ao点上垂直，但是让所有其他的要素成为可变的。这样我们实质上就能够去掉方程（1）中的第一个比率，会生产函数中的a＝ao，并解出所有其他要素的值。很明显，其解为（bo，Co…），即与前面相同。我们的长期解告诉我们，那些值，包括a＝ao，将得出一个产量Xo，并使方程（1）中的所有比率都相互相等。

这样，与任何长期相对应，总存在一个完整系列的短期，其边际成本等于长期边际成本。确实，对要素的最优长期组合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条件：只有当任何一种可以设想的增加一单位产量的方法所增加的成本，和其他可以设想的方法一样多而不会超过时，给定产量的成本才能达到最低，而且特别要指出，使某些要素在数量上保持不变，而改变其他要素的数量，这也是一个可以设想的、增加一单位产量的方法。因此，长期边际成本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将通过一系列短期边际成本曲线，我们可以说这些短期边际成本曲线与Xo相对应。

现在要考虑，我们从产量Xo过渡到一个较大的产量，譬如xo十△X时，究竟会怎么样，对应于这个新的产量，将存在一个新的最优长期组合，比如说（ao十△ao，bo十△bo，co＋△co，…），以及一个新的长期边际成本，比如说LRMC。成本的增加量就是△X和LRMC的乘积。根据定义，这个增加的成本，不可能比任何其他增加△X产量的方法所增加的成本更大，否则新的组合就不是最优的。特别是，成本的增加不会比这样增加△X产量的方法所增加的成本更大，即不改变一个或更多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方法。由此可知，如果产量大于Xo，则长期边际成本必然小于或等于任何对应于产量Xo的边际成本曲线上的短期边际成本。相反，如果产量减少了，则减少产量的长期技术必然要从成本方面减去，其减少量至少应同这样做的短期技术一样多，这说明如果产量低于Xo，长期边际成本必然大于或等于任何与产量Xo相对应的边际成本曲线上的短期边际成本。

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任何一对不同的时期，其不同在于，“短”期将所有在“长”期内保持不变的要素也都保持不变，而其他要素则不包括在内。例如，如果我们对“时期”设想一个特殊的顺序，这就是说，最长时期的下一个保持a＝ao，再下一个，a＝ao，b＝bo，等等，而最短的时期则维持所有要素不变，当我们从较长时期推移到较短时期时，与Xo相对应的一组边际成本曲线就会逐步变得更接近垂直。

5．21刻划了这种情形，它表现了两组边际成本曲线，一组与Xo相对应，另一组与X1相对应，标在短期边际成本曲线上的数字0、1、2、3，分别代表越来越长的时期，0是短期中最短的，当允许厂商进行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大时，边际成本曲线就变得越来越平直。当然，存在着大量可能的“时期”顺序，人们的确能够设想出无数个时期，所以人们将获得一条连续的曲线，它完全充塞了标号o的曲线和长期边际成本曲线之间的空间。特定的问题则既要求确定时期的顺序，也要求确定时期的数目，这一点值得明确地给予考虑。

产业

如果不存在外部经济或不经济，则任何时期的产业供给曲线都将不过是相应时期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总和，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在产业长期供给曲线的每一点，都有一束短期供给曲线穿过，它们随着时期长度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平直了。

引入外部经济或不经济，导致产业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总和之间的偏离。由此所引起的与当前问题有关联的唯一的复杂性是，这种偏离的程度对不同的时期可能是不同的。外部影响可能与特殊的要素有关系。对于这些要素维持不变的时期来说，可能就不存在外部影响；对更长的时期来说就可能存在外部影响。然而，这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即时期越长，供给曲线越平直。

企业家能力的报酬，租金和准租金

竞争的均衡

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显然取决于该产业的需求条件及供给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被利用的各种租用要素的实际数量，并且进而通过要素的供给曲线，决定了这些要素的每单位价格，它们决定产业的厂商数目和厂商的产量，并因此决定了预期收入和预期契约成本之间的差额。这些租用要素并没有引起什么特殊的困难，但在某种范围内更详细地讨论对我们称为企业家能力的东西所付的报酬可能是值得的。

5．22说明了与一个单个均衡位置相对应的若干可能性。最后一部分描述了一个具有正斜率供给曲线的产业的状况；其他部分描绘了四个不同厂商的情况。厂商名称后面的字母指上面描述过的例子。当产量接近零时，厂商1和2的总可变成本也趋向于零，这一点为下列事实所说明，即：当产量为零时，边际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是一样的。厂商1将始终具有不变的边际成本，直到有限的企业家能力——或者另一个固定要素——引起成本上升为止。如图所示，价格恰好等于最小平均可变成本，所以预期收入与预期可变成本就完全相等，没有给企业家能力留下任何报酬，而且收入也无法支付固定成本。如果需求下降，而且没有降低（通过外部影响）厂商1的成本条件，该厂商就会停止经营。厂商2的边际成本，起初下降，然后上升，这反映了某些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在起作用。阴影区域代表可用来作为企业家能力报酬的并支付固定成本的数量。如果这样，阴影区域也可以由边际成本曲线和水平价格线之间的区域给出，因为边际成本曲线以下的区域等于总可变成本。厂商3像厂商2一样，只是总可变成本不会随着产量接近于零而接近于零这一点不同，所以阴影区域是作为可以得到的企业家能力的报酬，并可用来支付固定成本，它小于边际成本曲线和价格线之间的区域。厂商4像厂商3一样，但是其可变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作企业家能力的报酬以及用来支付固定成本。

5．22中例示的情形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没有固定成本的长期均衡状况。只要不存在受到激励，并准备争得企业家能力报酬的潜在厂商，这就是说，只要没有任何厂商现在虽未生产这种产品，但其具有OP以下的最小平均可变成本，则阴影区域所显示的、厂商2和3得到了企业家能力报酬这一事实，就不会威胁均衡的稳定性。

对于长期均衡状况而言，阴影区域可以描述为厂商2和3所拥有的“稀缺的”企业家能力的“租金”。在估价厂商2和3的所有者的“财富”或资本价值时，这个“租金”也将资本化，因为它是一种持久的报酬。通常，这个租金被包括在“总成本”之中，而假设的、其他产量的平均成本，则根据其他产量的“租金”将是相同的这一假定来计算，由此产生一个平均总单位成本曲线，就像图5．23中为厂商3所画的那样。但是应该强调，这条曲线与其他曲线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和作用：它是最终均衡的结果或后果，而不是它的一个决定因素，除了与q3相对应的点以外，这条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没有重要性，不管是否存在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例如，假定不存在外部经济或不经济，并且假定产业的需求曲线上升了。厂商的边际和平均成本曲线不会受影响，并且仍将决定厂商的产量。但是阴影部分就会因此而扩大，ATUC曲线就必须重画了。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并未使用该曲线的原因；它更是使人误解而于事无补。

如果图5．22中描绘的情形不是一种长期均衡状况而是一种特殊的短期状况，则阴影区域将不仅包括企业家能力的报酬，而且包括超过可变成本中对其他固定要素的支付而给予它们的报酬。如果需求保持不变，则向更长时期的过渡将意味着在成本曲线和产业供给曲线方面有所变化，而这就意味着阴影区域范围将扩大或缩小。如果这样，阴影区域可以看作包括了对固定要素的“准租金”：说“租金”是因为像企业家能力的租金一样，对所讨论的特定时期来说，它们是被决定的价格，而不是决定的价格，说“准”是因为和企业家能力的报酬不同，它们只是暂时被决定的价格。

只有当所有的厂商都处于图5．22的厂商1或厂商4的状祝时，对所有厂商来说，在长期中的企业家能力的报酬才会为零。出现这个结果的条件是，存在一个足够大数量的厂商，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最小平均可变成本，不需要再添加其他条件，只要最小平均可变成本是相同的，成本曲线的形状就可以在任何其他方面发生变化。另外，如果产业所有租用要素的供给曲线都是水平线，而且不存在技术上的外部或内部经济，则产业供给曲线将是水平线，这可以看作是产业没有使用特殊要素的情形。然而要注意，单个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不一定是水平线，所以厂商的数量和规模仍然是确定的。

垄断

如果厂商被看作一个垄断者，那就是说，它面对着它的产品的具有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则供给曲线的概念对解释它的行为就没什么帮助。因此适用的函数就是把它的最优产量与其需求曲线的形状和形式联起来的函数。然而前面关于企业家能力报酬的讨论，仍然完全有效。

图5．24描述了一个垄断者的状况，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假设它描述了一个没有固定成本的长期均衡状况。阴影区域仍然代表企业能力的报酬。也仍然假定，长期均衡的事实意味着，对企业家能力的正数的报酬不会危及这种均衡。显然，没有任何有动力驱使它去取得这种报酬的潜在厂商有能力这样做。阴影区域还可以看作是稀缺的企业家能力的一种“租金”。

同样，既然“租金”是一种持久收入，那么在估价资本价值或厂商所有者的“财富”时，阴影区域所显示的“租金”将被资本化。而且，根据在其他产量水平上，“租金”将是相同的这一假设，仍然可以计算出一条假设的平均总单位成本曲线，从而得到一条如图5．24中所画的ATUC曲线。但这条曲线与其他成本曲线相比，也仍然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和作用：这是最终均衡的结果或后果，不是最终均衡的决定因素，而且除了与q点相对应的那点之外，这条曲线上没用任何一点是重要的。的确，需求曲线本身比标有ATUC的曲线更应该被认为是一条平均总单位成本曲线，因为如果由于错误生产了一个并非Oq的产量，则实际总单位成本将由相应产量的需求曲线的纵坐标给出。

特别是，常常由如图5．24的图中引出的推论，即垄断者均试图按技术上小于最有效益的规模经营，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假设的ATUC完全不能说明技术上的效益，它只是对总成本等于总收入常规的另一种说法。设需求条件变化但技术条件不变，因而边际和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将改变，但ATUC曲线将必须重画，以便在新的最优产量水平上与新需求曲线相切。在这方面，竞争和垄断厂商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根据既定的产量寻求最小的总可变成本，都是要使他们的企业家能力的报酬达到最大；都可能在长期均衡中使他们的企业家能力得到正数的报酬；这个“租金”对两者在计算厂商所有者的全部财富时都必须资本化，对两者来说，如果对某工厂和其产量而言，短期边际成本（对每个可能的“短期”来说）等于长期边际成本，则该工厂的“规模”就是最优的。

数学总结

我们来总结一下以上分析，同时检验它的完整性，即以联立方程的形式，给出共同决定一个竞争性产业供给曲线的条件。为了简化起见，假定单个厂商的要素供给曲线或者是有完全弹性的（可变要素），或者是完全无弹性的（固定要素），而且只要没有完全停产，将没有哪种成本是可以通过一种或多种的固定要素停业使用而避免发生的。单个厂商

每一个潜在的厂商都可用一个生产函数来描述，即：

（2）xj＝fj（a1j，a2j……amj，X）

这里xj是第j个厂商的产量，A1，A2，…，Am是各种生产要素，ai是第j个厂商使用的Ai的数量，X是该产业的产量。我们假设A1，…Ak为可变要素，Ak＋1，…Am为固定要素，Pai（i＝1，…k）是每单位可变要素Ai的价格，aij（i＝k＋1，…，m）为第j个厂商可获得的固定要素Ai的数量，Px为产品的价格。那么，假定该厂商要生产某种产品，则某最优产量和最优要素组合，可以通过解由方程（2）和下列方程构成的一个方程组而求得：

（

（4）aij＝aij

（i＝k＋1，…，m）

如上所述，方程组（2）、（3）和（4）包含m＋1个方程，它可以通过把m＋1个变量xj、aij；（i＝1，…，m）作为Px、Pai（i＝1，…。k）、aij（i＝k＋1，…，m）和x的函数来求解。

现在，如果对Px，Pai和X的任何一组特定的值，方程组（2）、（3）和（4）的解都满足不等式

Σ

i＝1

这里cj是厂商只有在停业时才能避免，而在其他情况下均不可避免的成本，而且为了简化起见假设它是独立于Pai的，那么方程（2）、（3）和（4）的解对于相应的Px、Pai和X（i＝1，…，k）的值来说就是该厂商的均衡值。

但是，如果方程（2）、（3）和（4）的解满足不等式：

Σ

i＝1

则均衡值就由

（2）Xj＝0（i＝l，…，k）（3）aij＝0（i＝k＋1，…，m）（4）aij＝aij

给出。

要素的需求与供给

如果存在几个潜在的厂商，则每年要素的需求总量如下：

5）

ai＝Σaij（i＝1，…，m）。

对该产业的可变要素的供给可以描述为：

这里gi也可能取决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和类似的因素，诸如被认为对该产业是固定的变量，各固定要素的供给方程式不必包括在内，因为根据方程（4），对i＝k＋1，…，m来说，它们都和方程（5）完全一样。

产品的供给

最后，产品的总供给由

X＝Σ

j＝1

给出。

变量和方程数量

现在我们计算一下变量和方程的数量以检验其完整性。

变量如下：

名称

产业产量

每个厂商的产量

每种要素的总量

每个厂商所用每

种要素的数量

产品价格

可变要素的价格

变量的总数 2＋k＋n＋m＋mn

方程如下：

（2）（3）（4）或（2）’（3）’（4）’ n（m＋1）

变量比方程多一个。所以我们可以删去所有的变量。只留下，比如，x和px以及一个方程。如果我们从所得的方程中求解X，从而得到。比如说；

（8） X＝S（Px），

这个方程就是该产业的供给曲线。

第六章 可变比例定律及厂商成本曲线

我们刚刚用正规的方法，讨论了可能得到的各种类型的供给条件。我们看到，供给条件是由个别厂商的成本曲线来决定的。现在，我们来考察形成厂商成本曲线的条件。当然，我们对厂商本是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是要更充分地了解决定一个行业供给条件的各种因素。我们必须切记，供给曲线仅只对竞争性行业来说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否则，仅有价格尚不能完全描述个别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条件。我们也须牢记，在从成本曲线过渡到供给曲线时，我们必须密切注视可能存在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经济的或不经济的对厂商来说是外部的，但对行业来说是内部的，并且因此而影响那个行业的供给曲线。

可变比例定律

我们可以把厂商看做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媒介，在前者那里，厂商购买资源，在后者那里厂商出售产品。对厂商来说，它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条件已经被这种产品的需求（或平均收益）曲线所概括。要素市场的供给条件则概括在该厂商的生产要素供给曲线之中。制约这个厂商的技术条件则由生产函数来概括，生产函数对各个厂商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已知数量来说，表示它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

这种生产函数被赋与的一个性质通常被称做“报酬递减定律”。这个术语与在固定和可变生产要素的条件下对这个所谓定律进行的解释密切相关。然而，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很少或没有涉及固定和可变要素之间的这种区别，而主要与改变被使用的不同要素的比例时所产生的效果有关，这些要素全都以完全对称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所以，称它为“可变比例定律”或许将可以避免混淆。

表

（1）（2）（3）（4）（5）（6）（7）（8）（9）（10）∞－∞－－1／81／8－－1／41／4－1／21／2－－－－1／21／2－－1／41／4－－－－1／81／8－－－－∞－－∞

说明；Ind．表示不定数。

各列的文字说明如下：

（1）单位A所用的B的单位数，

（2）单位B所用的A的单位数，

（3）单位A的产品，

（4）单位B的产品，

（5）单位A产量的变化，

（6）单位A所用的B的单位数的变化，

（7）B的边际产品，

（8）单位B产量的变化，

（9）单位B所用的A的单位数的变化，

10）A的边际产量。

为了说明这个定律设计了一个假想的生产函数，分别以表格和图的形式给出，见表6．1和图6．1。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只有两种生产要素，比如说A和B，用来生产产品。第一列给出了对于每单位A所用B的单位数的一级选定值，即要素组合的一组假定的比值。我们暂时先跳过第二列。第三列表示对于每个B对A的比值来说，单位A的产出单位数目。比如说，若使用B的单位数为使用A的单位数的1／16，那么每使用一个单位的A，就可以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如果使用相同单位数的B和A，那么每投入一个单位A就可以生产25个单位的产品。

现在看来，仅仅是做如此陈述，就已经很能说明这种生产函数的特点了。因为，例如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单位的B和一个单位的A能生产25个单位产品。可是，两个单位B和两个单位A却既可能生产多于，也可能生产少于50个单位的产品。在那种情况下，已知使用了单位数目相等的A和B并不足以决定每单位A的产出；此外，人们尚需知道单位的绝对值。当且仅当生产函数具有将生产要素扩大一个常数倍数，会使产出也扩大同一常数倍数的性质时，例如，全部生产要素翻一番，产出也翻一番。每单位A的产出才是生产要素的比例的函数。具有这种性质的生产函数定义为一次齐次函数，我们用作说明的表就是描绘这种函数的。

我们稍后将会再来讨论这种性质的含义和意义。目前，我们只要说，我们最终还是要区分影响单个厂商成本的二组因素：要素组合比例和生产规模，就足够了。可变比例定律涉及第一组因素，我们最好暂时假定规模没有影响，而将它抽象掉，这恰是下列假设的内容即假定厂商的生产函数是A和B的一洗齐次式，A和B是所涉及到的仅有的两种生产要素。再者，我们将会看到，规模的影响本身也可以看作为可变比例起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所做的假设，并不像起初所设想的那样特别。

已知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并只涉及两种生产要素，如果每一列的明细数字足够多的话，第一列和第三列这两列就可把它完整地描述出来。考虑一般性的问题：若有a1单位的A和b1单位的B，能够生产多少X？我们可以先计算出a1/b1，把它置入第一列的适当位置，并在第三列中找到对应的明细项，然后用a1乘以该项值就可以得到答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于不同要素组合的比例。由此可知，表6．1的其余部分都可以由第一列和第三列得出，检查一下表头就可以证实这一点：第二列不过是第一列的倒数；第四列等于第二列除以第一列或乘以第二列，余类推。

给出第一列和第二列的理由，就是要使我们能将该表很快地转换成可变要素和固定要素的术语。假定厂商必须使用一个单位的A，然而却可以使用不同数量的B。那么，第三列——或每单位A的产品——就是“总”产品；第四列——或每单位B的产品——就是“可变”要素的“平均产品”；第七列——B的边际产品——则是“可变”要素的“边际产品”。同样地，若厂商必须使用一个单位的B，却可以使用不同数量的A。我们可以取第二列来表示所使用的A的数量。当然，此时我们就需要从下往上读这个表，因为这对应着可变要素的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形。第四列——或单位B的产品——是“总产品”，第三列——每单位A的产品——是“可变要素”的平均产品；策十列——A的边际产品——是可变要素的“边际”产品。

我们再去看看图和表中的数值。这个特殊的例子的设计是为了描绘两个变量、一次齐次生产函数的绝大部分在算术上可能出现的情形，并非所有的情况在算术上都可能；例如，在有关的变量增加时，平均产量是不会增加，同时又大于其对应的边际产品的。在检查这类数字的内部一致性时，必须注意，在我们从左向右阅读图形时，A相对于B是递减的。因此，在解释曲线A时，似乎应“反向”读。

递增收益和递减收益这些名词有时是指边际收益，有时又是指平均收益。所以，最好明确指出所取的是哪种含义。此外，这些名词总是指当对应的要素增加时收益的性质。B的边际收益开始时增加，后来又减少，最终变成负值。B的平均收益在很长的区间内增加（直至达到每单位A对B的比为1/4这一点，倘若我们只注意设定的那些点，而不考虑中间的插值），并在B比A为1/2这一点和1/4这一点上相等，然后递减。当然，若从表的下端往上读，从图的左端向右看，我们马上会看到A以同样的方式变化。A的边际收益在每单位B对应1/16至1/8单位的A之间的某处增加，然后减少，最终变为负值。A的平均收益在每单位B对1/4单位A这点之前增加，在A比B为1/2的点与A比B为1/4的点相等，然后递减。

假设前面的图表概述了制约所讨论的产品生产的技术条件。即设计它们的目的是要回答如下的技术问题：已知两种生产要素的具体数值，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为多少？现在，让我们看看怎样使用这些信息，同时，我们也能够检验一下，所列的全部算术上可能的情况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是否都是恰当的。

举例来说，假定我们有8个单位的A和64个单位的B。由表可知，当B比A的比率为8比1时，每单位A的产出是32，这意味着总产出为256。然而，这究竟是不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最佳值呢？对该表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情况不是那样。假定“扔掉”一些B，即不“用”它，并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样，只使用16个或32个单位的B，即每单位A使用2个或4个单位B，我们就可以得到每单位A的36的产出，或总产出288。若是表中列出更多的明细项，可能在2和4之间存在某个数字会更好。显然，对每单位A使用任何更大数量的B来说，情况完全相同，所以，不管B有多少，对每单位A投入多于4个单位B是毫无意义的。类似地，若我们有同样的8个单位A，但只有一个单位B，B比A为1/8的那个明细项表明，每单位A有4个单位的产出，或总产出为32。然而，这又不是我们真正能达到的最佳值。假定我们“抛弃掉”，即不再使用，4个单位A，那么，我们就要在B对A的比为1/4的情况下经营，在这一比例下，每单位A的产出为9，若乘以被使用的4个单位A，总产出将为36。结果，不管B是多么的“稀缺”，每单位A使用少于1/4单位B都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反过来说，不管A是多么充裕，对应每个单位B，使用多于4个单位A都是不合理的。现在，假定B对A的比值在1/4和4之间，比如说8个单位的A和8个单位B，或者说比值为1，那么会发生什么类似的情况吗？显然不会，若使用全部的A和全部的B，每单位A的产品是25，总产出是200。若使用较少的A，比如说4个单位A，每单位A的产出可以增加至36，但是，因为只使用了4个单位A，总产出减少到144，同样，若使用较少的B，比如说只用4个单位B，每单位B的产出可以增加到36，但这只有以总产出减少到144为代价才能实现。

这些例子说明，在图6．1中根据平均收益的变化来划分的三个区域具有极为不同的含义。在第一个区域中，B的平均收益是递增的，而A的平均收益是递减的；在第二个区域中，A和B的平均收益都是递减的；第三个区域是第一个区域的反面——对一个要素来说，在这里是A，平均收益递增，而对另一个要素来说，平均收益是递减的。我们的例子说明了，第一个和第三个区域是应避开的区域。换句话说，列在我们表中这些区域的数字，尽管根据我们的假定条件，在算术上是可能的，然而在技术上，是同列在其它区域的数字不一致的。该表本意在于说明，对不同的要素组合来说，技术上可能的最大产出。然而，它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当B对A的比为8比1时，存在一种使用这些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每单位A生产36单位产出，从而每单位B生产4又1/2单位产出，而该表却只分别列出了单位产出为32和4。换言之，假定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A与B是可以完全分割的（这一点留待后面来讨论），仅从技术的理由来说，这个表是有错误的。

对于B／A＝1/16，第三列的明细项应为2又1/4，第四列的数字应为36；

对于B／A＝1/8，第三列的明细项应为4又1/2，第四列的数字应为36；

对于B／A＝8，第三列的明细项应为36，第四列的数字应为4又1/2；

对于B／A＝16，第三列的明细项应为36，第四列的数字应为2又1/4。

这才是对经济学适用的可变比例定律：在可能的范围内，伴随着一种要素投入相对另一种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每一要素的平均收益都要分别递减（或至多保持不变），按照要素的这种组合方式，生产将会进行下去。任何其他情报都不可能，在这一层意义上说，或者从由重复的物理试验表明了这一意义上看，这个“定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事实，而是合理行动的准则。

事情似乎有点荒谬：听起来是件好事的“收益递增”的情况却要设法避免其出现。可是，只要留心一下那两张图表，这种荒谬的外表就会逐步消失，对一种要素来说是平均收益递增的区域，恰好是另一种要素负的边际收益的区域。这一点并非偶然；我们马上就可以证明，这是一次齐次生产函数的必然结果。假定一个单位A加B1单位B生产X1单位产品，而且这正好处于A的平均收益递增的区域，那么，两个单位的A外加B1单位的B将会生产多于2X1单位的产品，比如说2X1十△X，这里△X＞0。然而，由一次齐次的性质，两个单位A加2B1单位B只能生产2X1单位产品，因此，要素B后来增加的那个单位具有递减的产出，于是，B必定有负边际产品。“再往前走也没用了，因为你已经到达收益递减的临界点了。”这种论调是极度的误解。不能超越的点应是零（边际）收益的点，精明的人会设法超越（平均）收益递减的点。

在表6．1和图6．1的第一区和第三区中的那些明细项是否可能是合理的呢？在二类环境下，它们会是合理的，第一类价值不大，而且仅包括一种咬文嚼字式的例外：若“使用”一种要素可以得到报酬，即涉及一种负的成本，例如，所使用的劳动力正在学习一种职业技能，并且愿意交付学费。这可能就需要进入另一要素收益递增，而这一要素收益为负的区域。但在那种情况下，厂商实际上生产两种产品，即表中所列的产出和教育，该表并未完全概括出生产条件，同类情况的另一例子是，当“扔掉”某种要素时要花费一些代价，然而，这肯定也意味着尚有其它生产要素，或包含着其它产品。

更重要的一类情况是由上述可变比例定律中所包含的限制条件，即在可能的范围里所引出的。厂商或许不大可能进入收益递减的区域，其原因不外乎下列二者之一：由于有关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是该厂商所不能控制的，或由于不可分割性。我们先暂且不论第一种原因，仅考虑第二种原因。假定要素A是土地再加上按固定比例与之配备的劳动力等，要素B是耕作土地的拖拉机，产品比如说是小麦。进一步假定拖拉机有二种型号，一种型号，比如说Ⅱ型的功率，是另一种型号Ⅰ型的2倍，对已知数量的A来说，很可能使用一台Ⅱ型拖拉机的总产出要比使用一台Ⅰ型拖拉机少，因为较小的拖拉机与已知的另一要素一起足以在单位时间内耕作现有的面积，而较大的拖拉机的唯一额外效果是压倒更多的小麦。这意味着，使用大型拖拉机时，我们处在拖拉机的负边际收益和土地的平均收益递增的区间。然而，若仅有大型拖拉机可供使用，那么用它总比完全不用拖拉机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很希望抛弃“半台”拖拉机，可是这在物理上却是不可能的。请注意，这种效果并不是因为拥有拖拉机而不租用拖拉机所产生的。如果拖拉机可以按小时租用，但仅有Ⅱ型拖拉机可能租用，那么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使用Ⅱ型拖拉机工作一半时间可能并不等于全部时间都用Ⅰ型拖拉机工作。可使用的“拖拉机工作日”的数字可能是完全连续的，但还可能出现不可分性。还要注意，一个要素的不可分性意味着另一要素的平均收益递增，而不是前者的平均收益递增。

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可以假定在市场上卖掉大型拖拉机，买进小型拖拉机来解除不可分性。然而，这也明显不大可能，因为所制造的拖拉机将具有某种最小的规模或尺寸。最终，大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要追溯到人力的不可分性（不存在“半个人”开动或制造“半个拖拉机”）。

可变比例定律向成本曲线的转化

我们现在转来研究如何由表6．1概述的生产函数来确定成本曲线。首先假定不存在不可分性，且厂商可以完全自由地使用任意单位数量的两种生产要素中的任何一种。目前尚没有每种生产要素的确切的单位数量。然而，厂商却要受到生产要素价格（在买方垄断时，受生产要素供给曲线）的限制。假定该要素市场是竞争市场，且要素B的价格为零。这类似于有无限量的B可供使用的情况，很显然，B对A的最优组合将在每单位A使用2至4个单位的B之间。这意味着单位A的产出为36，或单位产品的成本为Pa/36，这里Pa是产品的价格。在上面给出的假设条件下，这种成本显然独立于产出，所以，成本曲线是水平的，如图6．2所示。

同样地，若Pa为零，但Pb（每单位B的价格）不为零，那么成本就是Pb/36，每单位B要使用2至4个单位的A。现假定两种要素的价格都不为零。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最优的组合应由MPPa/Pa＝MPPb/Pb来确定，比如说，Pa＝1．40美元．Pb＝1.10美元。那么，最优组合要在每单位A对1-2个单位B之间。就一个单位A对一个单位B的情况来说，单位产品的成本为10美分；就一个单位A对两个单位B的情况来说，单位产品的成本亦为10美分；对一个单位A对4个单位B的情况来说，单位产品的成本为16又1/9美分。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将再次如图6．2所示恰好重合。

到目前为止的分析表明，若所有的要素都是完全可分割的，同时，厂商可按不变的供应价格购买，那么，对一切水准的产出来说，A／B的最优组合都将是相同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因此也将重合，它们的高度由要素的价格来决定。

可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唯一有关的情况，甚至不是最有意义的情况。首先，水平的成本曲线要么意味着垄断（如果成本曲线的高度对一个厂商比对其它来说较低），要么意味着厂商的规模是完全不确定的（如果几个或众多都有高度相等的成本曲线）。其次，这种水平的成本曲线在分析不同的“时期”方面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些“时期”恰恰是由改变各种要素使用量的不同可能性来区分的。这种情况的确说明了，对于一次齐次生产函数来说，上升的成本曲线，从而对厂商规模的限制，都必须从改变厂商的这种或那种要素使用量的可能性方面对该厂商的限制条件中去探求。

设对该厂商来说A的供给固定为一个单位——要么对短期问题来说是暂时的，要么是持久的。厂商因此只有用改变B的使用量来改变其产出量。它的成本条件也可由表6．1结合（1）B的价格和（2）A的单位是否可分割，直接推导出来。表6．2和图6．3给出了单位B的价格为1．1美元时的结果。

A是否不可分割，仅在B的数量较小时才体现出差别，因为，B显然被视为可分割的；当假定使用了大量的B时，显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某些B要素不被使用。对较小数量的B来说，当A是不可分割的时候，原始的表6．1中那些数字是恰当的；当A为可分割时，修正后的数字说明了不使用某些A的可能性，即不让使用中的B对A的比降到低于1/4的水平。

表

（1）（2）（3）（4）（5）（6）（7）（8）使用B的单位数量产出总的可变成本（边际成本平均可变成本A不可分A可分A不可分A可分A不可分A可分＄＄．＄·．．．．．1／2．．．．∞．∞．∞．∞．∞∞∞

边际成本可按下述两种方法之一来计算：第四列的增量除以第二列或第三列对应项的增量，或者，单位B的价格在A是不可分割时除以表6．1所示第七列的B的边际产品，若A是可分割的，则除以在适当修正的列中所示的边际产品。

当B／A处于1和2之间时，在我们前述的二个要素都可变的例子中，如果Pa＝1．4美元，Pb＝1．1美元，我们就得到被证明是最优的组合。既然在该例中假定了B的价格全一样，那么，对于那样的要素组合来说，边际成本当然与以前一样是每单位10美分。

图6．3中虚线代表A是不可分割的情况。不可分割性引起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都下降，这一下降对应于B的平均收益递增和A的负边际产品。边际成本下降，或者甚至在某些线段上它低于在A为可分割时的边际成本，并没有任何好处。这一点可由当A不可分割时，这一区段的平均可变成本高于当A可分割时的平均可变成本清楚地看出。

对于A是可分割的情况，边际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起初都是水平的（因而也是重合的）。这是因为在这一区段内，对A的限制是无关紧要的；本质上，这就是我们早些时候的例子，那时A是免费的货物，因为，在这些区间使用全部A是不值得的。换言之，A的供给曲线被理解为如图6．4中那种形状。对低产出而言，A的供给曲线的水平线段是适当的。

一次齐次生产函数：规模问题

上面讨论的例子说明了，一次齐次生产函数适用于几乎所有的成本条件——若存在不可分割性，则适用于平均可变成本递减的条件；若对某种生产要素的用量有限制，则适用于平均可变成本上升的条件。的确，现在看来似乎一次齐次生产函数不能被看成一种特殊的生产函数，而可以看成是谈论全部函数的一种方式，看成一种参照体系或重复式。

这是一种看法，也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做法。根据这种观点，一次齐次生产函数的概念一方面可以看作等价于受控试验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看作等价于测度数量与选用的单位无关的概念（相对性原理）。科学的基本原则是：若某一试验在同一条件下重复进行，它将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是，每种生产要素都加倍就不等价于重复一个实验吗？若最初的一组要素生产X单位产出，那么，同样的条件下，完全相同的一组要素就必定不会产出X吗？进而，二组要素一起也必定不能生产2X吗？或者说，当二组要素生产2X，而单独一组要素产出少于X，这必定就不意味着条件是不相同的，实验也不是真正相同的试验吗？如果这种一组要素的实验在各个细节上都是那种二组要素试验的精确的翻版，只是规模上总是小一半，那么，是否一定不会产出X吗？或者我们可转用其它的讨论方式——暂且放弃数量大小的讨论方式——倘若我们用望远镜或显微镜来观察同一物体，这一物体能被认为发生了变化吗？若我们将单位由每周的流转速率变成每月的流转速率，又会有什么变化吗？

如果我们认为一次齐次生产函数是自明之理的话，它当然就是无可否认的了。然而，确有某些明显的例子似乎与其相抵触，比如苍蝇的寓言就是一例。据说，若再精确地仿造一个个头大的苍蝇，它就不能够支持它自身的重量了。当然了，答案当然是必定存在某些“相关”的生产要素在规模上未随着苍蝇大小的增加而增加，在本例中，可以假定这些要素是气压和重力。某些人认为把巴黎的地铁系统扩大一倍将不会得到二倍的收益（或许要支出二倍的成本），帕累托对他们的回答是与上述例子一脉相承的。他说若要使一次齐次适用于这个问题，将需要有两个巴黎城。

这些不同方式的赘述的用处在于它提出的对影响成本条件的事物进行的分类的价值。它将事物分成如下几类：（1）一类是通过明显地改变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而发挥作用的事物，主要的是生产要素价格（或供给条件）；（2）一类是通过限制厂商可获取的某些生产要素的数量来起作用的事物——这些事物说明了成本曲线上升的原因，并且包含着一些不在个别厂商控制之下的影响成本的条件（比如城市的规模，地下煤炭的储量，重力常数等等），由契约施加的限制，以及隐蔽在“厂商能力”这一概念中的大量不知名条件；（3）一类是产生不可分割性的事物——它们解释了成本曲线递减的可能性，在大部分例子中，最终可追溯到人力的不可分割性，由劳动分工和职能的专业化所获取的收益全部都包括在这个类别之中就说明了这一点。

把潜在的生产函数设想为一次齐次型，并不意味着从厂商的观点来看，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厂商只关心它能够控制的生产要素或影响成本的其它条件。所以，可以将厂商的生产函数看成为潜在生产函数的横截面——即可通过赋予厂商不能控制的变量以其在具体问题中所具有的常数的办法，由潜在生产函数得出。的确，正是这一步骤使我们能设想单个厂商上升的成本曲线，并进而对厂商规模的限制做出合理的说明。这就是早些时候所说的，厂商“规模”本身就可以看成是由可变比例定律得到合理说明的这句话的含义。

成本曲线的统计研究以及产量的灵活性

过去二十年中进行了大量单个厂商成本曲线的经验研究。这些工作主要是估计短期曲线。其中大部分认为短期边际成本曲线在一般的产出区间内是水平的，可是，前面的分析却告诉我们，由于存在对某些生产要素数量的限制，边际成本曲线在短期内上升是确定无疑的，即使在长期来看也是上升的。汉斯·阿佩尔在他对这些研究及其某些含义的卓越评论中指出，这种结论的统计证明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且没有什么代表性。特别是这些证据大部分都是在产出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得出的，因此，可能存在“未被利用的生产力”，即，用我们前面分析的术语来说，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内，尽管某些要素的数量受到限制，还是有可能在产出增加时保持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变，这是因为部分地不使用后一种要素以前曾经是合理的。

然而，这些结果是否完全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则根本不清楚。不管怎么样，考虑到这些统计结果，乔治·施蒂格勒指出了一种到当时为止一直被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使水平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成为极大化行为的一种刻意追求的目标。这种力量就是获取灵活性的愿望。一个工厂建成以后，不能指望它年复一年地只生产唯一一种产品。众所周知，需求和期望的产量会出现波动。换言之，问题并不在于使稳定地有规则地生产出来的已知产量的成本达到最低，而是要使若干产量的一种概率分布的成本达到最小，这一分布指明了每种产量生产的时间长度。沿水平轴度量的有关变量并不是“该”产出，而是充分考虑那种产量变化的“平均”产量。例如，考虑一下图6．5所示的平均可变曲线。A种生产方法是一种刚性的方法，它对特定的产出来说是高效率的，但对其它的产出来说却不那么有效率。如果在水平轴上标明的产出恰被日复一日地生产出来，那末曲线A就表示平均成本。如果水平轴被看作一段时间的平均产出，实际产出相对此平均值逐日按某种既定的方式波动，那么曲线A’就表示平均成本。对于“灵活的”生产方式来说，曲线B和B’具有同A和A’对应的含义。如图所示，显然，对于给定不变的产出来说，A是较好的生产方式，对于逐日围绕X；变动的产出分布来说，B的生产方式更好一些。

评统计成本曲线

我十分赞同凯莱布·史密斯的结论：对于不同规模厂商的成本数据，人们尚未提出正确的问题。我同他的分歧在于，他走得还不够远。我确信，不同工厂或厂商的同一时期的横截面的会计数据，对于所谓规模经济所提供的信息如果有的话也很少。史密斯的意思是，由于不存在整齐划一的产品，由于观察到的现象与理论结构并不直接相符等等，所以才会出现困难，我则以为，这个根本的困难既是比较简单的，又是更为基本的；纯理论本身并未指望横截面数据会产生合理的成本曲线。史密斯在他的讨论中已经提出了这种看法的某些基本点，然而，他并没有由此引出逻辑结论，而是就此不前了。

不存在专门化生产要素的情形

让我们先考虑一个理论上最简单的情形，即所有的要素都不是专门化的，于是，可能存在几个在各方面都大体相似的厂商。这就是或明或暗地隐蔽在大部分教科书里关于成本曲线的讨论之中的那个模型。就当前的讨论而言，我们可避开这种情形的真正的难点——为什么存在对厂商规模的限制——而且我们简单假定，存在某种资源（企业家能力）每个厂商只能拥有其一个单位，这些单位全都相同，且其现存的数量（不是使用数量）无限多，所以它们都只得到零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具体厂商生产多种假定的产量中的每下一种产量的（极小化）平均成本就有了明确的定义，而且同产品的价格无关，因为，它取决于不同用途中资源能够得到的价格。对所有的厂商来说，平均成本曲线全都相同，而且同该产业的产量无关，所以，长期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并且决定着产品的价格。若没有失误或条件没有变化，所有的厂商都将具有相同的规模，并在相同的产出和平均成本条件下进行生产。厂商的数目将由需求条件决定。在这种模型中，“最优”规模的厂商具有明确的意义。

假定这种模型被用于特定的产业。厂商之间规模的差异（不管是怎么测度的）只能解释为：由于失误或环境的变化，使得规模适当的厂商有了改变，如果“失误”作为一方面看来和作为另一方面最优规模同样可能出现，那么平均的或众数的厂商则可认为是“最优”了；但是，失误并不必然是对称分布的，而且不管怎么样，这种方法假定了一种横截面研究所要寻求的答案。

同期会计数据如果能够提供一些启示的话，还能提供什么启示呢？我们能够用它们来计算原先已经假定存在的平均成本曲线吗？或者甚至能用它们来确定具有最小平均成本的厂商规模吗？我认为不行。考虑某个厂商发生了“失误”，并且因而变得过大。这就是说，若再新建造一个厂商来生产该厂商现有产出的话，其每单位产出目前必须承担的平均成本将会高于产品的价格。这并不意味着时下的会计成本高于产品的价格——即使从厂商创建起条件没有任何变化，使得原始成本能同再生产的成本相一致。如果厂商自建成以后曾经易手，付给厂商“信誉”的价款将充分考虑此项失误；原先的投资者将蒙受资本的损失，新的业主将具有等于价格的成本水平，如果厂商未曾易手，会计成本将受到类似于贬值之类因素的影响。无论如何，如果通过把市场收益转移给由资本市场估价的厂商股本的方法来计算资本的成本，那么，由统计人员计算的成本显然要受到影响。简而言之，同期成本记录之间的差异并未说明不同规模产量的事前成本，而只是说明了重估资产时资本市场的效率。

在上述例子中，历史上的成本资料将是适用的，他们的适用性严格地依赖于忽略自厂商建立以来影响成本的技术和货币条件变动的可能性。一个更为诱人的可能性是估计再生产成本。这本质上就是要抛弃同期会计数据，而代之以工程数据。这时，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仍然坚守在因历史偶然原因而在于世的特定的工厂和厂商上了。

在假定的条件下，那些过大的厂商会将其自身转化为较小的厂商，而那些太小的厂商也会变得更大一些，使得所有的厂商都转化成“那种”唯一的最优规模。用这种方法，厂商规模分布随时间的变化可能会给出厂商“最优规模”的某些启示。

特殊生产要素

特殊生产要素的存在补充说明了为什么厂商的规模不一样。即便产出是齐次的，理论上也不再有单一的“最优”或“均衡”规模存在，譬如说对于两个不同的铜矿来说，生产铜的厂商的适当规模是不同的，二者可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不可能把任何一个精确的复制下来——这就是“特殊”要素的经济含义。再举另一例子，琼斯的专长是有效地组织大规模生产，而鲁宾逊的专长是同顾客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而给琼斯的特殊能力提供适当活动范围的厂商，可能大于给鲁宾逊的能力提供适当活动范围的厂商。所以，在任何所使用的资源不能认为是非专门化的产业中（不管怎么定义），都将会存在规模不同的厂商。或许人们可以谈论“厂商规模最优分布”，但不能去谈论厂商的“最优”规模。现存的分布反映了“失误”，以及旨在利用处于不同厂商控制之下的特殊专用资源的有意的差别。

特殊资源的存在不仅使最优规模的定义复杂化，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不能在与需求无关的不同产出假定的条件下，给一个特定厂商的平均成本下定义。特殊要素的收益现在是“租金”，至少有一部分是，因而，它不决定价格，而是由价格来确定。以上一段举的铜矿为例；不知道矿区使用费，或称租金，成本曲线是不能计算出来的；如果该厂商不拥有铜矿，则这种矿区使用费或租金就必须支付给矿主，倘若该厂商拥有铜矿，则这项费用就应归结为矿区使用费或租金。然而，矿区使用费显然取决于钢在市场上销售的价格，并以使平均成本趋向等于价格的方式来确定。

争论的焦点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条件在教科书中被表述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又等于平均成本”。但是，对于特殊资源来说，“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与“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有本质上不同的含义和意义。第一种说法是厂商自身的目标，厂商寻求与价格相等的边际成本，因为这等价于使它的收益极大化。从任何有意义的角度看，第二种说法却不是厂商的目标；其实，更恰当地说，对该目标的回避才可说是它的目标，至少在那种可能附于平均成本的意义上说是如此。价格等价于平均成本是均衡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决定因素；它是由资本市场或决定特殊要素租金市场的运行强加给厂商的。

考虑如下情况：一组竞争厂商全部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以适应现存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厂商没有改变其产出的倾向，新的厂商不打算进入，老厂商又不愿意退出——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长期均衡的状态。单就每个厂商来说，边际成本（长期的或短期的）等于价格，否则，厂商将谋求改变其产出。假设：对一个或多个厂商来说，若对所租用的生产要素付出的总支出少于总收入——在这种意义下即平均成本低于价格。如果能将类似的要素聚合在一起重复组建这些厂商，这将是很有诱惑力的。然而，没有新的厂商打算进入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们不能被重复组建，同时隐含着这些厂商拥有某些特殊的要素。对任何一个厂商来说，总收入和付给这些租用要素的支出的差是这些专用要素的租金，这种租金的资本价值额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就是应付给厂商的租金。若按这一金额将该厂商卖出，这项租金在帐簿上将记为“利息”或“红利”。如果未将厂商卖出，则相应的金额将被认为是厂商的“信誉”或资本价值的收益。因此，就任何并非老生常谈的道理而言，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反映了资本市场上的竞争，而与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状态无关。

为了简化起见，上述讨论是针对竞争性产业来进行的。显然，同样的分析只需稍加文字的改动即可用于垄断厂商。该厂商致力于使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资本市场对厂商进行估价，使它的平均成本趋向等于价格。的确，获取租金的一种专门要素可以是任何能赋予该厂商以垄断势力的东西，比如专利或业主的个性。

由这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有关成本的横截面会计数据并未提供关于“规模经济”的有意义信息。如果厂商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特殊资源而引起规模有所差异，则只要适当地计数平均成本，从而把租金包括进来，他们的平均成本将全都趋于相等。实际计算的成本是否相等仅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资本市场或会计专业现状的情况。如果厂商的差异部分地是因失误而致，那么前述简单模型的说明是可用的；历史的成本数据可能是适用的，而当期的会计成本数据倒是值得怀疑的。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规模的差异是否是失误呢？

成本的定义

上述讨论与大多数类似的讨论一样，都有回避精确定义总成本和总收入之间关系的缺点。下面，我们可以设想，定义生产各种产品的总成本等于所需资源在各种用途中所能获取的（收益的）最高总额。如此估计的总成本不必等于预计的总收益；因此，如此定义的事前总成本亦不必等于总收益。然而，事后我们怎样对不看作成本的支出进行分类呢？是否一部分收入给了某些能力异于生产要素拥有者的人了呢？

总而言之，依我看最好的作法是将总成本定义为等于总收入－从而使他们能够成为复式记帐二边各自的总计。我们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成本，在纯理论上的主要区别是，取决于厂商做什么而不是如何做的那类成本（契约成本），和其它类成本或收入（非契约成本）之间的区别。前者代表生产要素成本，这些要素仅被看成可“租”给其它厂商使用的资源；后者代表对某种要素的支出，这种要素不管它是什么，它使得同样的资源集合因不同厂商的使用而有差异——我们可正式将那种生产要素命名为企业家能力，即承认，企业家能力这个术语是赋予我们对这类要素的忽视以一个名字，而不是想消除它。

显然，实际的非合同成本事前决不可知，因为它们要受到事故、失误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进一步区分预期的和实际的非合同成本是十分重要的。预期的非合同成本是企业家能力的“租金”或“准租金”。它们应被看成是厂商决策的动力，因为厂商能够将它，而且只能将它极大化。预期的和实际的非合同成本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或“纯利润”——由不确定性引起的不能预期的余额。

不要求总成本等于总收入的总成本定义，一般来说，就要使总成本要么只等于合同成本，要么等于预期的合同与非合同成本，并将全部或部分对企业家能力的支付看成非成本支付，正如我在上述的讨论中所希望澄清的，这里的困难在于没有什么简单的制度或会计科目能与这些区分相对应。

斯密曾提到过将每一美元产出的成本与厂商规模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种传统做法未得到继承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它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些问题鲜明地突出出来，而且因此而使人们看清了用这种办法得不出任何结论。如果定义事后成本等于事后收入，那么，每一美元产出的成本必定等于一美元，而与规模无关。任何其他结果都必定意味着某些成本被忽略了，或者说某些收入被当作非成本的收入了，一般来说，被忽略的成本是资本成本——常被称为利润。这里的研究恰恰说明了资本成本是如何随着厂商规模变化的，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它可能只反映了因规模不同而引起的要素组合的系统差异。同样地，人们可以把每单位产出的工资成本或电力成本作为规模的函数来研究。

使用实物产出单位可以避免如此明显的一种缺陷，但是它显然不能回避基本的困难，而且正如斯密所说的，它又带来了它自己的问题。产出的异质性意味着任何随着规模的变化而发生的平均成本的变化只测度了被当做产出的一个单位的那种东西在“质量”上的变化，只要规模本身是用实际产出或有关的指数来衡量的，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偏差，导致当规模扩大时成本明显减低的情况。这一点很容易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厂商生产一种已知需求周期为两年的产品，因而它计划第一年生产100单位，第二年生产200单位，第三年又生产100单位，如此等等。另外，假定完成这项计划的最佳方式是每年安排相等的要素租用费（没有“可变”成本）。如果像在目前讨论的这类研究中一样，将费用做为总成本，则当产出为100时的平均单位成本就要2倍于产出为200时的平均成本。若不用第一年或第二年的概念，而代之以厂商1和厂商2，那么横截面研究会说明平均成本明显降低。在厂商按实际产出来分类时，实质上这种偏差就会出现。具有最大产出的厂商似乎不会在一个不寻常的低水平上生产；平均起来，它们显然要在一个不寻常的高水平上生产。对于具有最低产出的厂商来说，情况正好相反。

厂商的规模分布

情况很可能是：此横截面会计数据更有希望的信息源将是厂商规模分布的时间行为。若在一段时间内，这项分布趋向相对稳定，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均衡”分布，并且不是定义厂商的最优规模，而是定义最优分布。若这项分布变得日趋集中，人们就可以认为在两端的数值代表失误，而集中点代表“最优”规模，其它的变化情况类似。事实上，这样的推理是否正确，取决于最优规模和最优分布本身仍保持不变的假定，和新失误的出现不如旧失误的改正来得重要的假定，在多大程度是合理的。这些假定没有一个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应当通过研究特定产业的具体实际情祝来确认。这也是为什么在上述讨论中这样随随便便地使用“可能”这个字眼的原因。

恰当的问题

我十分赞同斯密的看法：由有能力的人们进行的许多研究积累的证据却这么令人失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少注意为什么我们想得到所谓经济规模的信息。愚蠢的问题只能报以愚蠢的回答。如果我们问什么规模的厂商有最低成本，并且把最低成本定义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厂商为了自身的利益所要达到的成本水平，那么肯定，答案明显是：厂商现有的规模。对这一问题，我们几乎不能希望得到比许多厂商更好的回答，其中每个厂商都比我们这些局外人对其活动有更为详尽的了解，而且每个厂商都有更为强烈的、更为直接的动力去找出正确的答案：上述大部分讨论实际上只是用迂回的方法回答这个简单问题。

但是，这类研究肯定并不真的意在确定现存厂商在追求它自身的利益时是否出现了失误。它们的目的是相当不同的。我相信，它们是用来预测决定厂商利益的环境这样那样的变化，对厂商规模分布有什么影响。这个特定的问题很可能提出恰当的标准以便将一种成本同另一种成本区分开，并以这种方式使得横截面的会计数据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譬如，斯密所讨论的研究结果大概说明了，装配和销售成本随着工厂的规模而增加，同时加工成本降低。这一发现无疑同预测运输成本下降对厂商规模分布的影响有关。此外，某些厂商能使用与其它厂商不同的要素组合，这可能是由于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类似的要素在价格方面的一些可以识别的差异造成的，像地理差异或其它差异。因此，不同厂商使用的要素组合在预测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时，可能是一种适用的信息。这正是某些生产函数研究所蕴含的基本道理。

在许多情况下，被讨论的环境的变化并不是那么明确的。例如，废除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会对厂商规模分布有什么影响？取消专利或改变专利法又会有什么影响？修改税法呢？正如斯密所说，必定会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证据适合于用来回答这类问题。遗憾的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在他论文的结论部分，他所做的一般性结论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大体上，这些结论要么只是简单地进一步肯定了厂商现有规模和符合它利益的规模之间缺少明显的差异，要么只是进一步证实资本市场在消除失误方面的有效性。

第六章补遗

我在讲课时，讲到这里通常都讨论一下单个厂商的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为早些时候留给班级做的“家庭”测验的一个跳板。透彻的讨论要包罗关于产业组织的整门课程的内容，因此，我只能详细讨论一二个典型问题，同理，我这里避免做明晰的讨论。介绍这些问题时，一般就对有关理论做一简要交代，而学生则应将这些理论发挥并用于所给出的特殊的案例之中，一般的论题包括多种经营，搭配销售，内部定价，价格歧视以及卡特尔，许多这类课题的更广泛的扩展可以从文献中找到，特别是从乔治·J．施蒂格勒的文章中找到。许多这类问题都是由他和艾伦·迪雷克托最先提出的。

对这些课题中的一二个问题特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施蒂格勒的文选《产业组织》以及该书中所列的参考文献。

然而，在参阅那些出版物中的解答之前，读者最好试着先自己解答那些问题。

第七章 派生需求

通常所说的最终产品的定价理论和生产要素的定价理论之间的区别是某种从早期经济学划分为“价值”和“分配”两部分的做法沿袭下来的东西。价值理论本身涉及的是最终产品的价格，而分配理论本身则涉及生产要素的价格，它主要是引导我们去理解总产品在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划分（因此定名为“分配”）。一般均衡论将这两项研究一个可同时决定二组价格的定价问题的组成部分而结合到一起。同时，马歇尔强调作为“分析的发动机”的供给和需求，而不是强调所分析实际事物，从而澄清了下面这一点，即：同样的分析手段可用于最终产品定价和生产要素定价；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可以用供给和需求的词语来表述，而根本的问题是，究竟什么东西决定着这些曲线的形状。

最终产品定价和生产要素定价之间的不同正在于此。最终产品的需求直接反映了同这些产品有关的“效用”，而生产要素的需求却是间接地反映这种效用，它是由最终产品的需求派生而来的。在生产要素需要量与产量具有刚性的、技术上的联系时，最终产品需求和要素需求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所以，在对生产服务的需求进行一般性分析之前，我们会发现，先考虑一个由马歇尔在“连带需求理论”标题下讨论过的这种特殊情况是有益的。

连带需求理论起源于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是全部投入的一种连带需求这一见解。如果我们假定固定比例，即产品只能由唯一一种比例A／B来生产。那么这种见解就不仅仅是陈词滥调了。从陈述的观点来看，事物的这种状态几乎不见典型性。然而，从分析的角度看，对许多问题来说，尤其对一些具有短期特点的问题来说，它却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抽象。有了这个固定比例的假定，我们现在就来构造出派生需求曲线。假定1个刀把＋2个刀片＝1把刀。

图7．1给出了小刀的需求曲线以及刀把和刀片各自的供给曲线。注意，若要使各条曲线可比较的话，必须适当描绘比例尺，对于刀片和刀把来说，它们的单位必须是装配一把刀要使用的数量。因此，对应于小刀的每一数量，数量比例尺都表示出同数量的刀把和2倍于该数量的刀片。与此相类似，价格比例尺表示出每把刀和每个刀把的价格，而未表示每两把刀片的价格。有了这些比例尺和已知的固定比例，显而易见，任意数量小刀的供给价格，就等于同数量刀把的供给价格加上二倍于该数量的刀片的供给价格。这些供给价格是制造小刀所需要的刀把和刀片将会依此应市的最低价格。因此，如果我们假定组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它们的和将是相应数量的小刀将会依以应市的最低价格。于是，记作小刀供给的曲线是其它两条供给曲线的垂直求和。它同小刀需求曲线的交点给出了小刀的均衡价格，而对应数量的刀把和刀片的供给价格则给出了刀把和刀片的均衡价格。

我们如何能够为连带需求的东西分别构造出它的需求曲线呢？对任意确定数量来说，每把小刀所能够获得的最高价格是由小刀的需求曲线来确定的。对那个数量的刀片而言，每两把刀片的最高价格显然将等于小刀的最高价格减去对于相应数量的刀把而言所需支付的每个刀把的最低价格，而且对于刀把的固定不变的供给条件来说，刀把的最低价格由其供给曲线给出。于是，每两个刀片的派生需求价格就由小刀需求曲线和刀把供给曲线的垂直差额给出，见图7．2。

我们需要这条曲线的目的是研究刀片供给条件变化的影响。已知刀把的供给条件和小刀的需求条件，则刀片的供给曲线与刀片的派生需求曲线的交点给出刀片的均衡价格。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构造出刀把的派生需求曲线，见图7．3。然而要注意，除了在原先的均衡点处以外，不能认为两条派生需求曲线同时成立，因为每条曲线都假定另一部件的价格是处在其供给曲线上。沿着刀把的派生需求曲线运动意味着，刀片的价格是由沿着刀片的供给曲线的运动来决定，而不是由沿着刀片的派生需求曲线的运动来决定。只有在均衡位置上，每一部件的需求价格才等于其供给价格，因而，只在这一点，两条派生需求曲线才是相容的。

同样的分析可以用于如图7．4（a）和7．4（b）所示的连带供给。对任意数量的牛皮而言，一头肉牛剥制的牛皮数量的供给价格等于对相应数量的牛皮而言的一头牛的供给价格减去对相应数量的牛肉而言的一头牛提供的牛肉量的需求价格。

实际运用一下这些曲线很容易得到一些熟悉的命题：一对连带需求的物品中的某一个的供给增加（即每一数量的供给价格降低）将会导致另一物品的价格上升；一对连带供给的物品中的某一个的需求增加会引起另一物品的价格降低。

如同在所有的需求问题中一样，派生需要曲线的弹性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因素决定着一条派生需求曲线的弹性呢？

马歇尔给出了四条决定派生需求曲线弹性的原则（见其《经济学原理》一书第五篇，第六篇）。以固定比例与其它要素一起使用的任何要素的派生需求将更加缺乏弹性，倘若：（1）所考察的这个要素越加不可缺少——在极端的情形下，这一条件是由固定比例假定来保证的，将它包罗进来意味着要向比例不那么严格固定的情况推广；（2）最终产品的需求曲线愈加缺乏弹性；（3）所考察的要素占总成本的比重越小；（4）其它要素的供给曲线愈加缺乏弹性。

后三个条件可以用几何图形来说明，见图7．5、7．6和7．7。

在图7．5中（条件2），用虚线表示的小刀的另外一条可能的需求曲线在均衡价格点比原有曲线更加缺乏弹性，很明显，由虚线表示的刀片的另一条可能的派生需求曲线也变得更加缺乏弹性了。

在图7．6中（条件3），用虚线表示的刀把的另一条可能的供给曲线是将每一数量原有的供给价格加倍，所以，在原均衡点上，刀片的需求价格要低于原先的价格，假定刀片供给曲线的适当移动并未使小刀的均衡数量改变，那么刀片的价格将在总价格中占更小的一部分。显然，用虚线表示的另一条可能的派生需求曲线比原曲线更缺乏弹性的原因有二：（一）它更加陡，所以dq/dp的绝对值就更小了；（二）刀片的价格更低了，所以p/q（用它乘以dq/dp可得出弹性）也变得更小了。

在图7．7中（条件4），用虚线表示的刀把的另一条可能的供给曲线比原曲线更缺乏弹性，所以用虚线代表的刀片的派生需求曲线也更加缺乏弹性。

这种分析在要素比例的变化对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无足轻重的情况下是十分有用的。特别对涉及短期调整的情报来说很可能更有用，容许调整的时间越长，包含在忽视比例变化中的误差很可能就越大。

通过将这种分析用于解释工会在工资改变方面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依赖的环境，可以说明它的有用性。这种应用是很好的例子，部分是因为工会行为中的短期考虑显得很重要。

同其它任何垄断一样，工会权力最终要受到对其所垄断的服务的需求曲线弹性的限制。只有当这种需求曲线在否则将是竞争的价格水平上相当缺乏弹性时，工会才具有值得注意的潜在力量。当然，即便如此，它们也必须或者能够控制工人的供给，或能够控制企业主愿意提供给工人的工资率。

劳动力需求

由马歇尔提出的连带需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统经济学理解需求曲线缺乏弹性的条件最有用的工具。回忆一下马歇尔所强调的：倘若（1）已知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更加重要；（2）最终产品的需求更加缺乏弹性；（3）所讨论的产品在总成本中占的比重更小；（4）其它协作生产的要素的供给更加缺乏弹性；则对一定数量的连带需求项目中的某一种产品的需求也就是更加缺乏弹性。对于分析工会来说，这些条件中最有意义的是要素的重要性以及该要素在总成本中占的百分比。而一个要素在短期内很可能要比在长期内重要的多。假定工会已经组织起来了，并且突然要求提高工资率。这类劳动力的就业量在开始时比经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萎缩的要少得多，而从长期来看，就有可能进行充分调整以适应工资率的变动。这种调整将采取用其它要素来代替这一要素的形式，或者是在每种产品的生产中直接进行要素替代，或者是间接地在消费过程中，因此种工会工人生产的产品价格升高，而导致消费者寻求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其它替代产品。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理解工会怎么会有重要的权力以及工会的权力又怎么随时间的推移受到极大的限制，曾经而且至今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劳动要素在总成本中所占百分比的重要性，导致人们作出这样的预言，即：一个工会可能有希望成为最强大的和最有势力的工会，如果参加这个工会的那一类工人的工资只占他们生产的产品总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具有高级技艺工人所满足的一个条件，同时这类工人还须在该产品生产中是关键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理论家们总是倾向于预计，同业工会有趋向成为最有势力的工会。连带需求分析的这种内含似乎已经被经验所证明。产业工会也绝非没有势力，只是同业工会一般来说占据更强的经济地位，并且能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这种地位。

这些联合需求分析的含义尽管很简单，但它们在说明实际经验时具有值得考虑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其它经济变化经常将这种在理论分析中被分离出来的力量的作用从“偶然的”观测中隐蔽起来。这一点可以通过简单考察产业工会很可能比同业工会势力小这个一般性结论的三个主要的明显的例外来加以说明。在每一例中，人们都会发现，其它经济变动倾向于使这些工会显得要比它的实际力量更强。

（1）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在1900年以前不久到1920年左右显得十分成功。这一时期正好对应于一般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长期向上浮动，所以，工会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表面上的成就，应归功于它因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工资增长而得到了信任。一些不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期间，烟煤工业的工资不可以比平均工资增长得更多些，因此，工资增长不能全部归因于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个差异可能证明了工会对工资率有一定的影响，或者可能反映了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也在影响煤矿动力供给和需求，例如教育水平和移民的成分变化等等。即使是要对这各种力量的相对重要性作出明智的判断，也需要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的考察，而这是我们此处所不能做到的。

从1920年到1933年，价格总水平是稳中有降，煤炭日益被石油所取代，而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实际上瓦解了，它未能阻止潜在的经济力量自发地起作用。可是，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前一段时间里的事件是对工会的短期力量的贡物：面对1920年以后工资和价格急剧下落，该工会在使煤矿工人工资率在一段时间内不下降显然是尽了责任的。此例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的含义：工会短期的战略地位比长期更强有力。它也说明了一系列并非不典型的事件，伴生的有利环境使工会能通过实现看来比它的基本经济实力所允许的更多的目标而扩大其会员人数并且得到其会员的支持；可是当工会赖以生存的伴生有利环境消失时，历史过程并不能完全反转过来：工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强大，并且能够阻止那种否则将会发生的再调整，尽管倘若其它有利的环境不再存在，工会很可能迟早要削弱或衰亡。

这一系列事件可能在煤炭工业重演。从1933年开始，价格和工资总的说又一次相当稳定地增长，当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其增长速度特别快。煤矿工会又重建起来了。这里，它似乎再次表现出在它所实现的工资增加方面不如在阻止后继的再调整方面更有实力。

（2）服装工人工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和联合工人工会——在1920年以前的十几年中取得了它们初步的成功，并在1920年伴随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其鼎盛期。这里，工会又一次使工资的增长幅度比它本应出现的幅度要大些，可是显然，工会借以赢得信誉的工资增长的大部分，很可能是主要部分，是本来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尽管这些工会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会员减少且重要性降低，他们的境遇比联合矿业工人工会要好。依我看，这主要是或者完全是因为当时出现的有利环境，这些工会所属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主要是从东欧和南欧来的移民。不论有没有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措施肯定会减少工人的供给，从而加强工人的经济地位。工会后来的突发壮大是在1933年以后工资物价普遍上涨的时期。因此，这些工会也是只有在基本的经济条件是全面通货膨胀时，才会兴旺起来。

（3）当今的大型产业工会——特别是汽车和钢铁工会——始终是在普遍的通货膨胀环境下进行活动的。这一点使这些工会所得到的力量将以某种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方式显示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对妨碍其会员的工资像没有工会时可能提高的那样多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稍后再来讨论，我怀疑1945年以前这些工会对工资有过多大的影响。依我看，最近（即1951年前后）广为宣传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协议几乎是公开宣布工会的软弱。

医疗工作者同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并且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它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提出的趋势，即工会的战略地位在短期内要比长期强。从经济意义来讲，医疗工作者同行与同业工会类似。它是由一群组织密切、具有高级技艺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可以控制各州开业许可证的颁发并因而控制医学院入学资格来限制医务工作者的供给。不错，医疗工作者同行与通常的同业工会又有不同，医务工作者的报酬（医疗费）占最终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更大一些。然而，即便是这些差异也很容易被夸大，医院、药品及其它类似的费用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通常假定这种差异将被医疗需求的缺乏弹性所抵消。

毫无疑问，医疗工作者同行在各种场合运用它的权力，严格限制人们涉足这一行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个想考入美国医学院校的人中，就有一个人不能如愿以偿，而且显然，若不是对于进入医疗行当的难度已经有所耳闻，试图进入这一行业的人还会少得多。此外，在就学于国外、潜在的试图加入这一行业的人面前亦设置了严格的障碍。然而，对于进入这一行业的限制仅仅成功地将医疗界的平均收入提高了大约15％到20％。脊柱按摩师、正骨师、信仰疗法医师等等最终成了重要的替代品，他们人数的增加正是限制人们进入正规医疗行业而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这是关于长期内替代的可能性的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例证，进入医疗行业的限制的短期效应比其平均效应更值得注意，而工会的力量在长时期中就是被这种平均效应削弱的，正如后面要指出的，这种短期效应是导至工会作用被夸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率管制

另一条正统经济分析顺其发展而得到某些饶有兴趣的启示的线索是所谓限制性惯例的作用。显然，如果工会能减少可从业人员的供给，那么它就有借此提高工资率的趋向。的确，如果工会自身不能对工资率本身实行任何直接的控制，则这将是提高工资率的唯一方法。比如在医疗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要方法能直接控制医疗费或控制医生的收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医生的人数。因此，医疗界是人们通常遇到的那类明显例子，即工资率或其等价物由于人为地控制人们进入这一行业而增加的情况。

这一思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工会主要通过控制工人的供给来实行对工资率的控制，因此，所谓限制性惯例——高额工会入会费用，参加工会的差别对待条款，资历规定等等——具有减少工作人员供给从而提高工资率的经济功能。这是对这种限制性惯例的错误理解。若没有封闭的或优先雇用工会会员的行业，则这些限制性惯例就不会有这种功能，这种封闭的行业已经意味着存在来自限制入会以外的原因的对雇主的控制。为了了解这些限制性惯例及与之相关的封闭性行业的功能，我们假定可以采用直接的手段，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率立法，将工资牢固定在竞争水平以上。这必然意味着可利用的工作机会比没有这种限制时要少，而且工作机会也比寻找工作的人要少。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消除这种劳动力的超额供给——必须在求职的人们之间分配这些工作，这就是所谓限制性惯例所发挥的重要经济作用。它们是在迫切的工作申请者中分配数量有限的工作的一种手段，既然工资率在竞争水平以上的工作机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那么，限制性惯例的重要性以及它之成为众多争论的起因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

问题仍然是工资率怎么会直接为法定最低工资率以外的手段所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工会必须能实行对雇主的控制——它必须能阻止现有的雇主们削减工会的工资率，同时又要阻止打算削减工资的新雇主进入这一行业。它必须能采取某些手段迫使所有的雇主答应工会的工资率而且不能有任何降低。能做到这一点的手段有许多，这里几乎不能完全罗列出来。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直接强制执行某种工资率或限制人们取得某一职业的各种手段都有一个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它依赖于政治上帮助的程度。医药界可能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行业中，开业仅限于取得国家颁发的执照的那些人，反过来，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一般又掌握在同行手中。政府颁发营业执照的作法也以类似的方式适用于牙医、律师、管道工、美容师、理发师、殡仪工以及大量不胜枚举的职业。凡是实行开业许可证制度的行业，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势必要掌握在该行业现在从业人员的手中，他们也几乎无例外地要设法利用这个手段来限制新的从业人员进入这一行当。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手段基本上是无效的，这或者是因为限制颁发许可证数量是不可行的，或者是因为有可能绕过开业许可证的规定。但是，它们的确说明了可以如何利用政治权力来直接控制人们进入某一行业。建筑法规、健康条例、卫生法等形式的地方政治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远为更加有效的，而且同这种开业许可证规定仅有细微的差别；所有这些法规作为一种方法帮助了许多行业工会防止非会员工人采取或取消使用替代某种原料和技术等手段加入这一行业，同时防止潜在的雇主削减工会工资率。毫不奇怪，强大的工会是有联邦法律做保障的铁路工会。此外，若不是当局心照不宣的默许的话，工会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暴力或强制行为，比如组织纠察队等等，就很难发生。因此，不论是直接以具体的法律形式赋与工会权力，还是间接地在执行法律的环境气氛和态度中支持工会，直接控制工会的工资率总是同工会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支持的程度紧密相连的。

此外，劳动工会与产业垄断两者之间极其相似。在这两种情沉下，除非这两者能够求助于政府的政治权力，否则，广泛的垄断很可能是暂时的，并且是容易瓦解的。

第八章 固定比例条件下的分配理论

连带需求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用以说明两种生产要素中每一种的价格形成的，这两种生产要素必须按具有刚性的固定比例相结合以生产一种产品，但只有假设这两种要素每一种的供给曲线都是给定的时，才是如此。现在来看，这些供给曲线，反过来还要依赖于其他产品的市场条件；这些曲线反映了用于生产这种产品、而不是生产其他产品的生产要素数量，这样也就间接地依赖于其他市场的派生需求状况，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连带需求分析是否可以从目前所考察的这种局部分析，扩展为更具一般性的分析。如果每一种产品都满足连带需求分析的条件，或者说，每种产品都是在要素按固定比例组合的条件下，被生产的（“不变的生产系数”是描述这种情况的另一种说法），那么，用什么来解释生产要素的价格呢？

我们首先假设，在所有产业中，生产要素组合的比例是完全相同的，比如说，生产一个单位的X，或者生产一个单位的Y等等，都需要用一个单位的A，再加上一个单位的B。在这个例子中，任意两种“商品”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也就是，表示比如说可能用任意给定数量的A和B所能生产出来的X和Y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组合的无差异曲线（或转换曲线），将为一条直线，如图8．1所承，其中A和B的数量均为100个单位。

显然，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上，X和Y必将卖同样的价格，其他商品也一样，不论它们的生产数量是多少。各种商品的相对需求，将会决定它们的生产数量，但不会对其价格产生影响。所以，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一方面来讲，不同种类商品的存在并不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它们的相对价格总是刚性地保持不变，因此就好像只存在着一种商品，比如说，Z商品。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共性，即，生产过程中的替代是消费过程中替代的另一种表现，反之亦然。

现在我们按照连带需求分析曲线的思路，画一条B要素的派生产需求曲线。为此，我们需要知道，Z的需求曲线和A的供给曲线。我们如何画出该社会的这种单一商品Z的需求曲线呢？我们的分析所关心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因为我们并没有将“货币”引入到这个经济中来；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确定价格表达方面上的那个“unmeraire”既然我们的基本问题是总产出在共同参予生产的各要素间的分配问题，并且，既然由于最终产品之间的各相对价格是固定的（这表明，我们将全部产品看成是一种产品的作法是正确的），故并不存在如何计量产出的问题，这样，用最终产品来表示生产要素价格，即把Z做为numeraire，但是这样一来，不论Z有多少，根据定义，Z以其自身作为numeraire所表示的价格显然就总是一个单位。这意味着（依据定义）Z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处于一单位价格上的水平直线，见图8．2。

A的供给曲线又如何画呢？假设，存在着可用于生产这种商品的A的最大流量。比如说，每单位时间内使用100个单位的A。如果我们严格地坚持，Z是唯一的最终产品，那么，这些服务也就没有其他的用处了，因此，在任何价格水平，它们都可以用于这利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A的供给曲线在任何正值的价格点上都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在0点时则是有完全弹性的。这条线在图8．2中表示为OFG（生产要素供给曲线对整个市场的弹性反映了这些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这一点根据定义在这里被排除了）。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B的需求等于Z的需求曲线与A的供给曲线之间的垂直方向的差距，由此产生了B的需求曲线，如图8．3。注意，这条需求曲线与B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当给定A的数量为100个单位时，只要B的数量低于100个单位，则B的边际产量就是1，从B的第100个单位以后，其边际产量为0。要得B的均衡价格，我们还需知道B的供给曲线。像A一样，在任何正值的价格水平上，它都是完全无弹性的，所以可用一单一数字来描述它。假定每单位时间内B的可供量单位数小于100。因此，B的供给曲线（图8．3中的SB）将在P1点或者说将在价格为1时与B的需求曲线相交，所以均衡价格对B来说，将等于1，这当然意味着A的均衡价格为0（用同样的方法分析A，可以直接显示这个结果）。若B的供给大于100个单位（见上图的S’B），则B的供给曲线在P2点与其需求曲线相交，表示B的价格为0，而A的价格为1。

这两个例子，相对来说是简单且直观的。如果两个要素中的一种要素相对于另外一种要素是如此的丰富，使得生产并不能使用其全部的可供量，那么，在不存在要素组合的时候（这在我们画供给曲线时已暗含地排除了），它将成为“免费使用的”要素。但是，如果B的可供数量与A的可供数量恰好相反，比如说都是100个单位，又将是什么情形呢？这时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将如图8．4中所画。很显然，B不大于1或者不小于0的价格，与均衡是相协调的。给定B的价格，比如pB，则A的价格显然将是：PA＝1－PB，需要在1A与1B之间分配的总产量，等于1个单位的Z，即他们所生产的数量。

这一结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无法决定A和B单独对总产出的贡献，因此也无法依据它们的边际贡献决定它们各自的经济价值。只有将A与B合在一起才是有经济意义的单位。这一单位的产出是1，所以PA＋PB＝1，任何PA和PB的值都适用，只要两者增加等于1。有无穷多组数值是符合这种均衡形式的。经济势力并没有指定唯一一级PA和PB的值，它们仅仅设置了限制条件，即PA＋PB＝1。PA和PB的实际值依赖于其他因素。如果所有的“非经济”考虑都是无关的，那么，一个完整单位的产出如何在协作生产的一个A与一个B之间分配，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有合并起来的一个单位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它只不过像一个人的工资应有多少分到其右手，又有多少应分到其左手一样毫无意义。只有当存在着非经济因素，使得一个A与一个B有显著的区别时，这一产量在A与B之间的分配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非经济因素将完全决定A与B之间的分配；我们似乎将会得到由纯粹讨价还价所决定的相对收益。

仅当A与B的供给曲线重合时，我们才引入纳粹讨价还价，以便用来解释该产量在A和B之间的分配。也许有人要问，当A与B的供给曲线并不重合时，因这里暗含的关于A与B之间不存在联合的假设将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是否就不必再引入这一概念了呢？比如说，若单位时间内要素A的可供量有150个单位，而B只有100个单位，这时要素A的所有者（称之为“A”的），不会通过联合来获得大于0的收益吗？假设在某一时间内，他们确能如此，并且能够达成协议，在他们之间平等地分配他们所获得的任意数量的产品，并且，假设在这一时间内，他们为自己成功地获得了9/10的产品，这样，100个单位B中的每个单位B都（我们假设B没有形成联合）获得了一个单位Z的1/10，同时150个单位A的联合体获得了90个单位的Z。

这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吗？就所关心的是经济因素而言，显然不是。每个A分别可获得单位Z的6/10，每个B则分别可获得单位Z的1/10。很明显，存在着这样一种刺激，使得一个A和一个B在A的联合以外再实行联合。对于每个单独的A而言，看来如果他脱离该联合体，而其他的A仍留在该联合体中，则他能够诱使一个B脱离该联合体，仍然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在该联合之外A、B的合作的总产量将是一个单位的3/10，而这个数量大于不破坏该联合时的他的收入合计。这意味着，A的联合是不稳定的，而且，经济力量将不断地趋向于打破这种联合，即使它已经暂时建立起来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这样一种情形，不仅每个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比例是固定的，而且所有产业的这一比例都是相同的。现在让我们假定，每个产业内部的这一比例是固定的，但所有行业的这一比例并不是一样的。做为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来看两组产业，称一组产业的（组合）产品为X，另一组产业的产品为Y，并且假设，生产一个单位的X需要一个单位的要素A加上一个单位的要素B。而生产一个单位的Y则需要一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这种生产条件将产生一条如图8．5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其中，A为100个单位，B为150个鱼位。

除了P1点以外，在其他任意一点上，A或B都没有被全部使用，在Y1与P1之间，部分单位的A没有得到使用，在P1和X1之间，部分单位的B则没有得到使用，显然，这两个线段中的任何一段，都使我们回到了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在Y1和P1之间，A的价格为0，X代替Y的替代率将由B的需用量来决定，而且将是两个单位的X替代一个单位的Y，所以Y的价格将是X价格的两倍，在P1和X1之间，B的价格将为0，X代替Y的替代率将由A的需用量决定，而且是一个单位的X替代一个单位的Y，这样X的价格将高于Y的价格，最终衡点是否会落在这两个线段之一上将依赖于需求的状况，若我们假设，图8．5是针对某个个人的（比如说，就全社会而言，每个人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在该图中再加上这个个人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从而得到三种可能性，见图8．6。

在图（Ⅰ）中，均衡点使部分A得不到利用，因此A的价格为0。在图（Ⅱ）中，均衡点使部分B得不到使用，因此B的价格为0。这与前面的例子基本相同。在（Ⅰ）中，就好像有一种商品，其数量可通过把两个单位的X看成为同于一个单位的Y而得到，在（Ⅱ）中，也好象有一种商品，其数量可由把一个单位的X看成为同于一个单位的Y而得到，在这两种情况下，需求似乎只决定X和Y的相对数量，而生产条件决定相对价格。

有趣的情况是（Ⅲ）。在这里，生产条件决定相对数量，而需求条件决定相对价格。Y的价格处于X的价格和两倍于X的价格之间，而确切的价格点则依赖于可以促使公众消费与Y相同数量的X时的价格比率。假设，当Y的价格是X价格的1．6倍时，可以使公众消费与Y与数量相同的X，令Px、Py、Pa、Po，分别为X、Y、A和B的价格，那么将会有：

从（2）式减去（1）式后，有：

从（1）式又可知，此式意味着；

这些价格在边界水平上分别等于A和B的边际产量。如果再增加一个单位的A，这个新增加的一个单位A可以通过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和多生产两个单位的X而得到使用，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将会释放出一个单位A和两个单位的B，而多生产两个单位的X，则需要再提供两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因此，A的边际产量等于两个单位的X减去一个单位的Y，用价值形式表示，即为：2Px－Py＝0．4Px。同样，B的边际产量等于一个单位的Y减去一个单位的X，或者用价值形式表示为：Py－Px＝0．6Px。

更一般地讲，我们可以推导出每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和各个要素边际产量的价值量，亦即，我们可以推导出边际生产力曲线，在此情况下，该曲线又等于对这一要素的需求曲线。首先，假定有150个单位的B，我们来考虑A的边际产量。如果我们想在150个单位的B之外再增加若干单位的A，当我们使用第一个单位的A时，可以选择是否用它与两个单位的B组合以生产一个单位的Y，或者与一个单位的B组合以生产一个单位的X，或者一部分与B组合用以生产Y，另一部分与B组合用于生产X。既然根据这些条件，Y替代X的比率是一比一（既然B过于富余），则如果要同时生产X和Y，那它们的价格就必定会相等。根据我们向来把X的价格作为numeraire的惯例，这两者的价格将等于1，因而总收入也等于1。那么，在这样的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时，需求条件（效用函数）将决定第一个单位的A在生产Y与X之间如何分配。一种极端的情况是，消费者只偏好于Y，另一个极端是，消费人偏好于X。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中，都将只有一种产品的价格有定义，但，即使这一价格是Y的价格，把它看作等于1也将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成立的。更普遍的事实是，消费者会将其单位收入分配在这两种产品上，所以，这两种产品均会被生产出来。然而，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A的边际产量在初始时都是1。

我们继续增加A的单位数量。很显然，在一段时间内，一切都与增加第一个单位的A并用之于150个单位的B的时候一样，B是极为丰富的，所以X与Y的价格是相等的，一个单位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是1，而物质产量按照所需要的比例，在X和Y之间分配。在达到使B不再是过剩的、从而不再是免费商品那一点之前，需要增加多少单位的A？显然，这依赖于需求的条件。如果X与Y的价格都是1，X比Y有更大的需求量，这样，总产出每一次增值的大部分都由X构成，那么，直到已有近乎150个单位的A被增加到150个单位可用的B之上时，B才会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要素。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如果X与Y的价格是1，Y比X有更大的需求量，所以总产出的每一次增量的大部分都由Y构成，则当已有略多于75个单位的A被增加到150个单位可用的B之上时，B将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要素。

为了具体一些，我们假设需求条件概况如下：

3）x/y＝5／8·PY／PX

这一需求曲线意味着，Y与X的比率仅仅依赖于这两种产品的价格比率，而不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如果PY＝PX，X与Y的比率为5／8，这意味着在初始阶段，当增加若干单位的A时，其每个单位的5／13都被用来生产一个单位的5／13的X；每个单位的8／13则都被用来生产一个单位的8/13的Y。如此继续下去，B的需要量则由下式给出：

这时，a为所使用的A的数量，b为B的需要量，只要对B的需用量少于150个单位，这一点就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即直到：

或者

6）a＝92

在这一点上，将生产出35又5/7个单位的X，和57又1/7个单位的Y。

一旦达到了这一点，A的进一步的增加量不会再以这种方式使用。再多增加一个单位的A将只能通过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来加以利用，使用因少生产一个单位Y所释放出的一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再加上另一个单位的A去生产两个单位的X。表现在实物形态，因而就是，A的边际产量为两个的X减去一个的Y。在达到这一点时，所通行的X与Y的价格水平上也就是Py＝Px＝1，边际产量的价值等于2Px－Py，或者与过去一样等于1。但是，当A的单位进一步增加时，Y与X的价格不可能继续保持不变，因为，Y的数量相对于X的数量将减少，所以，Y的价格相对于X的价格必然上升以便引导消费者依照X和Y生产的比例来购它们，这意味着，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下降了。只要两个单位的X减去一个单位的Y的值是正数，或者说，只要一个单位Y的价格，低于两个单位X的价格，则新增单位的A就会被用于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当Py等于2Px时，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为0，此时，则根本不会再多使用任何一个单位的A。

在这个具体例子中，当a＞92又6/7时，X的生产数量将等于：

7）X＝2（a－92）＋35=2a－150

8）

y＝－（a－92）＋57＝150－a。

将方程式（7）、（8）代入式（3），则Y的价格为：

9）Py＝Px（）

于是有：

10）边际产量的价值＝2Px－PY

a＝2700/26＝103时，上式将等于0。

由此得到的边际产量的价值曲线，在图8．7中给出。当A的数量为92或更少时，边际产量的价值是1，当A的数量在92到103之间时，边际产量的价值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递减，而在此后，边际产量的价值为0。如果A的可供量为如前面所假设的为100，则A的价值如供给曲线与边际产量价值曲线的交点所示为0．4，当然，只有b为150个单位时，这条曲线才成立。

通过完全一样的过程，可以推导出B的边际产量的价值，而且，你会发现，完整地做一遍这种数学上的推导是非常有益的练习。

从前面的图中可以看出，不同产出中的要素比例既是固定的又是完全相同的，它导致的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因为存在着两种可供选择的生产要素结合的比例被完全消除了。如果A的数量小于92，它的价格就是1（B的价格为0）；如果A的数量最大于103，则它的价格为0（B的价格是1）；如果A的数量介于92与103之间，则它的价格由式给定，或者说由图8．7中其曲线的纵坐标给出。这里再也没有工资的“纯讨价还价”理论的一席之地了。

第九章 边际生产力论和生产要素需求

我们刚刚考虑的情况——即每种产业单独来看生产要素比例固定的情况——是边际生产力一般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在那一特殊情形中，一种要素的供给增加以及随后而产生的其价格的下降，仅仅是通过消费过程中的替代而使得对该要素的需求量增加，这种要素价格的降低，使得这些要素在其生产中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那些产品的价格比其他产品要便宜，这导致消费者用它们来取代其他产品。更一般地说，生产中也会发生替代。单独就每一种产品来说，生产者有动力用相对较便宜的生产要素，去替代其他的生产要素，而且通常而言，这是能够办得到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边际生产力论”有时被说成是“分配理论”。这种说法是令人误解的。边际生产力论不过是用来分析影响某种生产要素需求的困素的，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依赖于供给条件。之所以产生这种谈论“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力论”的倾向，是由于在许多问题和文章中，把生产要素的供给看成是给定的数量、看成是完全没有弹性的非常有用。如果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和非市场应用时，这一点尤为适用。在这些情况中，有这样一种意义，即供给条件只决定要素的数量，而需求条件（如在“边际生产力”这一词组中所概括的）则决定要素的价格。但是注意，即使在这种情况中，供给的变化——即某种要素固定数量的变化——也将会改变要素的价格，除非需求是具有完全弹性的。所以在所有情况中，最好把边际生产力论，仅仅看作是生产要素的需求理论。一种完整的理论，既要有生产要素的需求理论也要有生产要素的供给理论。

大体上，边际生产力论是组织有关生产要素需求的各种思考的一种方法。它有一些关键性的内容，但并不多。这反应在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抽象的生产要素——要素A或要素B而不必进一步具体解释它能力上的。例如，当我们说工资等于边际产品价值时，对于要素本身就所言较少。它的作用毋宁说在于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线索。边际产品价值不是由个人或社会以外的力量决定的单一数字，确切地说它是多种变量的一个函数或数值表。它依赖于工人数量和质量、工人装备的资本数量、组织其活动的管理水平、雇佣工人和出售产品市场的制度构造，等等。在具体应用中，基本的实质性问题很可能是，什么决定了边际生产力，以及所考虑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它。

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分析是与产品供给的分析紧密相联的，而且的确，这种需求分析实际只是观察和组织同样资料的另一种方法。在分析一种产品的供给曲线时，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探索在给定条件下，该产品需求变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了产业或厂商的产出方面，而把对该产品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该产品产出变化时，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及价格的变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在分配理论中，我们的兴趣集中在要素市场，所以，我们集中注意于厂商所做的同一调整的不同侧面。换言之，关于厂商追求其边际要素成本等于边际产值的说法只是厂商追求其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另一种说法，而不是厂商均衡的另一种条件。

正如在产品供给理论中一样，存在着几种不同层次的分析，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角度从一个厂商的反应转移到一个产业的反应，则需求曲线将会发生变化。而在这一问题中，还存在着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第三个层次，即整个经济，因为许多不同的产业都会使用那种对任何具体问题来说将其视为一种单一生产要素是十分有用的东西。

一组特定的需求者（作为特殊情况，可以是一个厂商）对某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表明了，在给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这组需求者在每一种价格水平上所购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最大数量。和先前的问题一样，这里如何具体描述所谓“给定条件”为好，也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它们显然包括：（1）技术知识——技术状况，即现有和潜在厂商的生产函数；以及（2）最终产品的需求状况。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有关。一个方式是，把（3）对所考虑的这组需求者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看作是给定的。第（3）点的问题是，至少就经济整体而言，当我们对这种要素的供给增长做出反应而沿着其需求曲线移动时，其他要素固定不变的供给曲线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资源的增加。另一种替代办法是，把经过恰当定义的社会“总资源”视为固定不变的，因而把这一要素供给的变化看成是相对于其他要素供给的变化，而不是全社会资源的变化。既然大部分讨论不会受这一问题答案的影响，故我们将尽可能地回避这一问题。

应该注意，上述第（2）、（3）条的精确含义有赖于所考虑的这个特定的需求者组，对于一个在竞争的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厂商来说，第（2）条等于是保持该产品价格不变，对于一个生产单一产品的产业来说，它等于是保持这一产品的需求函数不变。对于一个厂商而言，第（3）条等于是保持它在竞争市场上所购买要素的价格和其边要素的供给曲线不变。特别是，它等于保持“固定”要素的数量不变。对于一个产业来说，第（3）条可能仍是等同于保持部分要素的价格不变，也就是整个产业只购买其全部数量中的一小部分的那些要素，所以，这一要素对整个产业的供给曲线实际上是一条水平线。对于经济整体来说，尤其是即包括市场部门、又包括非市场部门时，第（3）条可能等同于保持其他要素的数量不变（尽管这显然完全有赖于关于第（3）条的不确定性问题如何解决）。

还要注意，长期和短期需求曲线的区别体现在第（2）、（3）条的精确含义中。

最后，关于“其他因素”所列的项目并未穷尽所有的问题、举例而言，对于许多问题来说，如果能对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给予专门的论述就好了。

单个厂商

在分析单个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时，我们可以再次从定义它的均衡位置的基本方程组开始：

1）＝＝＝＝…＝

2）

X＝F（a、b、c……）

如果产品市场上存在竞争，自然MR将等于产品价格或Px；如果某种要素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被购买的，当然，它的边际要素成本将等于其价格。就目前来说，我们可以假设，任意一种要素要么在竞争中被购买，因而我们可以用其价格替换其边际要素成本；要么对于厂商来说这一要素是固定的，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要素的可供量是给定的。所考察的时间越短，应看作是给定的这一要素的可供量就越大，反之亦然。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关于供给的讨论中所见，这一点本质上正是时期长度的定义。

从纯粹形式的角度看，单个厂商的生产要素需求曲线，可以直接或立即从方程（1）和（2）中推导出来。设该厂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销售产品，并设要素A、B、……是被竞争性地购买的，而A’、B’在所考察的时期中，对于厂商来说是数量固定的那部分要素，那么，举例来说，要素A的需求曲线将由：

3）

a＝h（Pa；Pb；Pc……；a’b’……）给出。

在此a’，b’……表示可提供给该厂商的这些要素的固定数量。这一方程是方程（1）和（2）的重新组合。对于方程（3）中自变量的任意一组给定的值，都可以从方程（1）和（2）中解出该厂商所使用各种要素的数量和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因此，对于每一组值都可以这样求解，而A的使用量也就可以像方程（3）中那样表示为这些变量的函数。

如果产品市场不是竞争的，则方程（3）中的Px将被X的需求曲线替代；如B要素的市场也不是竞争性的，则Pb将被该厂商的B要素的供给曲线所替代，如此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的分析进行得再慢些，再通俗一些，我们对最终结果会看得更为透彻。

按照如下形式重写方程（1），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

如果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存在竞争，上式还可以简化为．

………………

或者说，在更普遍的情形下，是我们所熟悉的方程即：要素的边际产值等于它的边际要素成本；而在有竞争的情形中，该方程为：某种要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等于该要素的价格。

考虑方程组（5）中的第一个方程式。它表达了要素A的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对于A的每一种价格，它都表示出A的一个数量，这一数量将得到一种其价值将等于A的那一价格的边际产量。人们试图把这个式子解释为厂商对要素A的需求曲线，而且事实上，A的需求曲线经常被粗略地描述为由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的曲线给定。但只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这才是绝对正确的：即厂商不能自由地改变除A以外的其他要素的数量，亦即所有其他要素都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中，厂商针对A的价格变化可做的唯一调整就是改变A的使用数量；除了方程组（5）中的第一个方程式以外，其他方程式都变得不相关了，并且可以被下式所替代：b’＝b’。厂商将会沿着A的边际产量曲线移动，直到边际产量的价值等于A的新价格，而这条曲线将是它的需求曲线。

但是，我们假定，并不是所有其他要素都是固定的，举例说，B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是被竞争性地购买的。假设A的价格下降，厂商沿着A的边际产量曲线做出其第一次调整。因而，它将增加A的使用量，直到其边际产量降低到能够满足方程组（5）的第一个方程，剩下的其它方程现在不再成立，尽管开始时，他们是被满足的，并且根据假设其他要素的数量与开始时的数量是相同的。其原因当然是，其他要素的边际产量依赖于A的使用量。某些其他要素将是A的较相近的替代物；这些要素的边际产量将会由于A的使用量增加而减少。另外一些要素的边际产量将会由于A的使用量增加而趋于增加，因为相对于每单位A来说，它们的数量实际上变小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期望后者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根据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可变比例规律应该是很明显的。这样，厂商将乐于改变其他要素的使用量，消减那些边际产量比开始时低的要素的使用量，而增加其他要素的使用量。然而，这些调整反过来又会影响A的边际生产力，即倾向于提高A的每单位使用量的边际生产力；不论是具有竞争性的要素数量的减少，还是其他要素数量的增加，一般都是在这一方向上起作用的。最终的位置将是能够满足方程（5）的那一个。在这最终的位置上，A的价格等于其边际产量的价值，然而，这一点并不在边际产量曲线的初值上。这里的要点在于：边际产量曲线是用于表示其他要素的固定数量的，而需求曲线则是用来表示可变要素的固定价格的。

图9．1概括了这一情形。实线是不同数量B（这里用来代表所有其他要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曲线，虚线是单个厂商对要素A的需求曲线。

由于假设竞争同时存在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故最终产品价格和可变生产要素价格在该虚线的所有交点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可以看到，B的数量则并非如此；它以不断保持能满足方程级（5）的方式而变化着。因此，需求曲线穿过各条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一般是随着A的价格下降，它依次穿过更高的曲线。

如果产品的需求是非竞争性的，则给定的需求条件意味着，当产出变化时价格也不同。边际价值产品与边际产品的价值偏离，并且是一个与单个厂商相关的数量。通过各个术语上的这种变化，图9．1仍能概括此类情形，除非不再假设，其他要素的数量一般会随A的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或者不再假设，对于依次增大的B的数量，需求曲线将会穿过边际产值曲线，其原因是，既然由于将A的价格下跌而引起的其使用量的增加，一般来说将会提高给定的其他要素数量的边际物质产量，则这也将意味着产出的增加，产品价格的下降，或许还意味着边际收益的下降。这可能会抵消其他要素的边际物质产量的增加，甚至会抵消有余，并且因此会导致其使用数量的减少。当我们合并竞争性厂商而去考察某一产业的需求曲线时，还会看到类似的效应。

如果要素A的市场不是竞争性的，因而该厂商是A的垄断性购买者，则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该厂商会使用多少要素A就不再是一个有意义或相关的问题了，因为该厂商已通过其自身的活动来影响价格，并且同时决定着价格和数量。因此，相应而产生的问题是厂商对于该要素供给的变化所做的反应，而这些变化不能像A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时那样，通过单一的参数——该要素的价格来加以概括。在其他情况下将会是要素A的需求曲线的那个东西仍然是有意义的。它表示出在各种边际要素成本水平上所购买的A的数量。然而在这样对它进行解释时，人们必须牢记：一条单一的供给曲线，对不同的供给量来说通常有不同的边际要素成本，而许多条不同的供给曲线，对于同样的供给量而言，可能有同样的边际要素成本（这一点在以下几页中做了更详尽的讨论）。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把其他要素不变时A的数量变化作为我们（假设）的第一近似值。当然这意味着，即使在第一反应中，厂商也会改变其产出。因此，当其他要素数量调整、并且这一要素的数量再次调整时，产出会进一步变化。另一种分解厂商的这一反应的方法是，把该厂商保持其产出不变时可能出现的A的购买量的变化作为该反应的第一近似值。这可以说是纯粹的生产替代效应。如果A的价格下降，并且产出保持不变，A将被用于替代其他要素，这通常意味着从A的初始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向更低水平的边际生产力曲线移动。在这一点上，除了方程（1）中的第一个式以外，所有其他等式全部成立：在A的新价格水平上企业以最优化的方式生产这一产量。可是，A的价格的下跌增加了各个边际物质产量与边际要素成本的比率的公值；增加了每多花费一美元所可得的单位产出数量，也就是，它降低了边际成本。所以，此时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这意味着该产量低于最优水平。这样，在替代效应之外又增加了扩张效应。在生产扩张过程中，厂商通常会增加所有要素的使用量。A的使用量的这一增长与由于替代效应而产生的数量增长相加到一起。而对于其他要素来说，这一增加抵消了开始时的下降。和以前一样——既然最终位置是相同的——通常，最终位置趋向于引起更多的使用其他要素，但可能会引起减少A的相近替代要素的使用量。

图9．2展示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三条曲线。P是初始时的均衡点，所以三条曲线全部通过它。最陡的那条线表明厂商保持产出不变时可能购买的A的数量；紧靠最陡的那条曲线表明，厂商保持其他要素使用量不变时，它在给定的产品价格水平上所愿意购买的A的数量；最平缓的一条，则表示在给定的产品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水平上，该厂商所愿购买A的数量。

你将发现，检验并证明一下关于这些曲线的顺序所做出的解释；说明一下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可以改变这些曲线的顺序；并且，用生产无差异曲线的概念重新解释上面所说的内容都是十分有教益的。

竞争性的产业

厂商在对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条件做出反应时，单个厂商显然改变着那些条件：他们把外部影响强加到自己和同一产业内的其他厂商身上，而一个单一产业内所有厂商的联合反应又把外部影响强加给其他产业。

首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单一产业，对于A要素价格的下降，每个单个厂商所做的反应将是试图沿着它们对A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这将引起其产出的扩大。但是，所有的单个厂商显然不可能都这样做而又不改变那些需求曲线据以画出的各项条件。一方面，全部厂商的产出增加会降低该产品的价格，而这将使每个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因为每条需求曲线是在产品价格固定的前提下形成的。如果这个产业没有使用任何专门的（可变）要素，亦即，如果这一产业仅仅使用了除A以外所有要素的总可供量中的一小部分，因而这些要素的供给曲线基本可以看成是一条水平线，那么，这将是现阶段唯一应予考虑的外部效应。由于要素A的价格下降，而引起的所有厂商最终增加购买的A的数量（仅对这一产业而言），将小于该产业中各个单个厂商需求曲线的合计所表示的数量，见图9．3所示。通过P点的最平缓的曲线，是这一产业内的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其旁边的那条较陡的曲线，是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该产业需求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有一条单个厂商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通过，它表示如果厂商的产出增加并不能改变其产品价格时单个厂商将乐于使用的A的数量的总和。对该产业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这两条曲线之间互相偏离的程度就会越小。

该产品价格的变化不仅将影响A的使用量，也影响所有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如前所述，如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则存在这样一种推测，即其他要素的需求量平均而言将会随着A的价格下降而增长。而一旦考虑了产出扩张对该产品价格的影响，这一推测便不再存在了。这一点可以立即从该产品的需求完全没有弹性的极端例子中看到。在这个例子中，该产品价格将会降到维持总产出不变所必须的任何水平上，而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将与前面所画出的单个企业不变产出曲线的总和大致相同（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其他要素价格是给定的）。“大致相同”的说法是必要的，因为该产业中所有厂商的生产函数并不一定是相同的，并且，要素A价格的下降对不同厂商的影响也可能是不同的。结果是，整个产业没有变化的总产出可能会掩盖某些厂商产出的减少，平衡是由其他厂商产出增加所实现的。但是如我们以前所见，这些曲线意味着A对作为一个群体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替代（尽管不是对每一种要素单独地替代，因为可能有某些要素与要素A是高度互补性的），所以平均而言减少了对其他要素的使用量。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如图所示将处于单个厂商的不变产出曲线的汇总曲线与单个厂商的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之间，它的确切的位置则依赖于该产品的需求弹性。

如果这个产业使用一些特殊的资源，则对这些资源的价格还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前一段文字中的评论表明，平均来看，我们不能具体地指明这类影响起作用的方向。几乎在任何条件下，与A具有较强竞争性的特殊要素的需求，在A的价格下降时，将趋于减少，因此它们的价格将趋于下降。由A本身所引起的与其具有较强竞争性的要素价格下跌降低了用要素A代替它们的内在动力，但也降低了边际成本，因而增强了扩大产出的内在动力。也许存在着作出这样一种推断的理由，即此种相关的效应很可能是，A使用量的增长要比那些与A具有较强竞争性的要素价格保持不变时的增长数量更小。与A具有高度互补关系的特殊要素的需求，在任何条件下，都将随A的价格下降而趋于增加，所以它们的价格将趋于上升。这一点显然倾向于使A的使用量比那些有高度互补性的要素价格保持不变时增长得要少，这既是通过降低要素A替代其他要素的优势也是通过提高边际成本来实现的。对其余资源的需求可能会沿着两个方向移动。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对这些其他资源的需求越可能增加，其价格也越可能提高。在这种情况中，特殊要素价格变化的综合作用将倾向于使A的使用量比除A以外所有其他资源的价格保持不变时增长得更少。另一方面，产品需求弹性越小，对这些其他要素的需求越可能减少，其价格也越可能下降，而且可能一直降到足以使得A使用量的增长量比除A以外所有资源价格均不变时增长得更多。

当然，除了这些由于A的价格下降刺激而成的生产形式变化所产生的外部金钱效应以外，还可能存在着在讨论供给曲线时所考虑的那些外部技术效应。这些效应可能会在两个方向上对A的使用量起作用。

只要我们仅限于考虑在单独一个产业内对A的价格下降的各种反应的影响，则最终总的结果将是，A的购买数量和其产品产出的增加。上述影响对于一个厂商来说是外部的，但对于该产业来说则是内部的，它们可以使这些购买量和产量的增加较之不存在这类外部影响时更大或更小，但它们却不能变增加为减少——或许某些反常的特例除外。正是产出的增长使得产品价格下降，所以使得单个厂商产量的扩张看起来并不如在初始价格时更具有吸引力；除非对它们的需求普遍增长，否则其它资源的价格不可能平均地增长，而对它们的需求普遍增长也意味着产出的增长。但当这些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是事实时，对单个厂商未必如此。不同的厂商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要素组合。举例说，有些厂商的生产技术可能是偏重于使用那种因外部影响而价格上涨的要素，对于这些厂商来说，要素价格的这一增长可能足以使其降低产出。有些企业可能尤其会受到外部技术效应的影响，如此等等。

经济整体

如果我们从分别考察单个厂商转入考察做为一个整体经济则前述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适用。每个产业在对要素A的价格变化做出反应的过程中，都会把外部效应强加到自己和其他产业的身上。

那些与要素A有较强竞争性的资源价格会明显地趋于下降，而那些与A有较强的互补性的资源价格则会趋于上升。不论它们的价格如何（即，相对于什么）计算，也不论它们的供给状况如何，几乎都是如此。关于这些资源，我们对前文没有什么可加以补充的。然而，除A以外的所有其他资源一般来说会是怎样呢？显然，A价格的下降，也就是其他资源价格相对于A，因而也就是相对于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的上升，而我们始终讨论的只是相对价格。这种发生在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平均价格的所有资源（包括A）的平均价格上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开始讨论时的假设，即关于使A的价格下跌的其供给增长来源的假设（亦即，关于既定的资源供给状况的含义的假设）。如果A供给的增加，仅被看做是相对供给的增加，而这一增加又为，足以保持可用资源总量在适当意义上不变的、所有其他资源供给的降低所抵补，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总产出也将不会改变，因而，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也将仍然不变。然而，这意味着除A以外的其它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是上升了。如果A供给的增加，是指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同时其它资源的供给不变，那么，这显然使总产出可以增加。但这对相应于最终产品和服务平均价格的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会有什么影响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前例所示，除A以外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将是上升的。始终重要的事情是，要承认不定义价格依以测度的基准，否则我们就无法谈论整个经济的价格变化。

如上所述，依据至少一种关于“生产要素的既定供给状况”的解释，尽管A的相对价格有所下降，总产出在某种意义上必定仍然不变。然而我们已在前一节中看到，如果仅仅考虑一个产业内部的反应，则A价格的下降将会分别导致每个产业产出的增加。显然，对某个产业或大部分产业来说，必定存在某些外部的效应可以根本改变这一结果。经由那些与A有较强竞争性或互补性的特定资源的价格而产生的外部效应就可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更广泛地讲，在这种背景中有重要意义的外部效应，是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相对价格以及消费中与此相关的替代的影响——是我们在固定比例的例子中从纯形式上看到其起作用的那种效应。在前一节中，我们考察了每个产业以其自身的反应所引起的资源价格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也将外部影响施加到其他产业中，正如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见，A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其他资源价格总的来说相对于A价格的上升，并且，相对于全部资源的平均价格和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也是上升的。对于较大部分使用这些其他资源生产的产品来说，这些资源价格的上升将会抵消A的价格下降而有余。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将会因此而上升，并且。它们的供给曲线将会向左移动。对于这些产业来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它们产业自身对A价格下降反应的结果，而是其他产业的反应对它们所形成的外部影响的结果。这些产业的产出会趋于下降，但它们对A的使用量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它们与其他产业一样，会乐于用A来替代其他要素的使用。但是，产出的减少可能足以使得A的使用量也减少。所以，尽管每个产业各自对A的需求曲线是负斜率的，表示一个产业在各种价格水平上对A的最终使用量的曲线（考虑到全部的内部和外部效应）却未必也是负斜率的。一个特殊的产业也可能在A的价格较低时使用较少量的A。当然，出于通常的原因，这种情况是例外。

实质上，如果A的供给的增加被看作是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则这些说法同样是适用的。在这种情形中，总产出能够增加，因此每个产业的产出都增加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一般来说，如果使用A相对较少产品的产出没有减少，那么它的增加额将会少于那些使用A相对较多的产品产出的增加额。这大概是我们的解释中唯一需要改变的地方。

如果A的供给增加被看作是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并且，如果我们假设其他要素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无弹性的、始终处处存在着竞争，而且不存在外部技术效应，那么，经济整体对A的需求曲线就是经济整体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你会觉得，看一下为什么必须要这些条件是有教益的）。但它并不是每个单个企业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的合计。每个厂商的这种曲线不仅是对其产品的既定价格而言的，而且是对每个厂商分别使用的其他要素的数量而言的。而另一方面，经济整体的这种曲线则考虑了资源在各厂商和各产业之间的转移——它是针对经济整体中的其他要素的既定数量而言的。它表明，如果在各厂商和各产业之间所有资源是以最优化的方式而重行配置的，则在所有其他资源的不变数量之上，每增加一单位A的使用量可获得的总产出的增加值。可能的资源重行配置当然依赖于假设的条件，尤其要依赖于允许的调整时间，所以，这种重新配置在长期比在短期内会更为频繁。由于资源的某些重新配置是可能的，故在任何时间内，经济整体的边际产量曲线要比各厂商的边际产量曲线的合计更有弹性，并且，时间越长，边际产量曲线的弹性就越大，因为，时间越长，重行配置的范围也就越大。

无论做出哪一种关于A的供给增加来源的假设，经济整体对A的需求曲线都将处在所有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的合计与单个厂商使用A的固定产出曲线的合计之间，所以，图9．3既适用于单个厂商，也适用于经济整体。

关于竞争性要素市场的总结

就经济整体而言，某一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既反映了生产的也反映了消费的替代效应。若产品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不变，某种要素供给的增加，及由此引起的价格下降，对每个厂商都将是一种鼓励，促使它用这一要素去代替最初生产中使用的其他要素，并且扩大产量。然而，许多厂商都试图做这些调整将会使其他要素的价格相对于产品的价格有所提高，这将使较少地利用这种现在更便宜的要素所生产产品的成本相对于较多地利用这种要素所生产产品的成本要有所提高，导致这些产品的供给并因而导致其价格的变化。这就在各厂商和各种产业内的生产替代中又加上了各产业间的消费替代。这些普遍的效应又将由于因生产要素与消费产品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产生的特殊效应而变得更为复杂。那些属于目前价格更便宜了的生产要素的相近替代品的要素，其价格相对而言将趋于降低；而那些与此类生产要素具有较强互补性的要素，其价格将趋于上升，而这些对于在其生产中这些要素是特别重要的产品的价格将具有进一步的第二层效应。类似地，那些在消费中与较多地使用这类现在价格更低廉的要素所生产的产品具有相近的替代关系的产品价格将趋于下降，而那些与其具有相近的互补关系的产品价格则会上升，等等。

对于经济中每一个单独的厂商来说，均衡要求每种要素的一定使用数量的边际要素成本等于该要素这一使用数量的边际产值。在一个有竞争的要素市场上，这意味着在此经济对某一要素的需求曲线的每一点上，该要素的价格要分别等于经济中每个厂商使用这一要素的边际产值。这是生产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的中心命题。但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它比初看上去要复杂得多。需求曲线上的不同点，不仅仅涉及到所讨论的这种要素的不同数量，而且涉及到其他要素的组织和使用方面的广泛调整，其调整规模则要依赖于所考虑的时间长短。单个厂商，追求边际产值和要素价格两者的相等。它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产出数量，也就是改变边际价值产品而不是通过改变要素价格来实现这一相等，因为，厂商对于要素价格无法进行直接的控制。

买方独家垄断

也许我们值得对非竞争要素市场的情形做略微详细的分析，假设在某种特殊要素的卖主之间存在着完全的竞争，从而这一要素的供给曲线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定一个特殊的厂商是这一要素唯一的买主；即买方独家垄断的情形。如上文所述，在这种情形中既然厂商同时决定这一要素的价格和购买数量，则该厂商在不同价格水平上会使用多少这一要素，就不再是有意义的问题了。

图9．4描述了这种情见VV曲线（标着假设的需求曲线）正好是厂商为某要素的竞争性购买者时，这种要素的需求曲线的形状，并且恰恰应该像上面推导要素需求曲线那样推导出来。正如我们从那一推导过程中将要看到的，该曲线表明，对A的每一数量，厂商每增加一单位的A的使用量时，它所能够增加其收入的（最大）数量。如果该厂商所能使用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数量是固定的，则该曲线将是A的边际产值曲线。如果该厂商能够利用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数量不是固定的，那么，为了保持它们的边际产值等于其边际要素成本，在增加或减少A的使用量时，厂商将会改变这些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因此，既然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在VV曲线的所有点上是不相同的，该曲线也就不再是边际产值曲线了。

曲线SS是要素A对该厂商的供给曲线。它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上，该厂商可能购买要素A的最大数量。因此，如果该厂商购买那一点的横坐标给定的要素A的数量，SS曲线上任一点的纵坐标都表示，它的每单位要素A的平均成本。因此，SS的边际曲线（MM曲线）的纵坐标给出了该厂商每增加一单位要素A的使用量，它的成本将会增加的数量，或者说是给出了A的不同使用量时的边际要素成本。只要增加的要素A的使用量使厂商增加的收入（VV曲线的纵坐标）超过这一数量使该厂商成本增加的量（MM的纵坐标），则对该企业来说，增加A的使用量就是合算的。因此，这两条曲线的交点给出了A的最优使用量，在本例中也就是OH。那么，对每单位A所支付的价格就是供给曲线上在H点的纵坐标，也就是OP点

。

注意，既然在要素A的某一特定数量上，不同的供给曲线可以有相同的边际要素成本，那么，该要素的许多不同的价格就是与同一条VV曲线以及A的同一使用量相协调的。图9．5描述了一个例子。

要素市场失去其竞争性，可能不是由于某个厂商是该要素的唯一买主，而是由于只存在一个卖主。这种情况与产品销售中的垄断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要素的卖主面临的是负斜率的需求曲线，而且他会力求使其边际收入与任何他认为是其边际成本的东西相等。

如果一种要素的独家垄断的买主面临着一个独家垄断的卖主，这时就出现了双边垄断的情形。对这两个垄断者来说，其最大收益是由垄断性卖主的边际成本曲线与垄断性买主在上图中的VV曲线的交点来决定的。这一点是两个垄断者互相联合时可能使用的该要素的数量。如果两个垄断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没有促成这一要素使用量，则这时的位置就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通过结合还可得到进一步的利益，亦即，两个垄断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负得起对方一个比后者的垄断地位的价值更大的数额以换取它的垄断地位，所以，两者之间还会有能够使双方都获益的进一步交易。这一论点说明，在这种双边垄断的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唯一决定的数量，至少在合并并未由于非经济障碍而被排除时是这样；但是，这一论点未提供一种方法，来决定垄断收入如何在两个垄断者之间分配，而且从这一方面来看，此解必须看作基本上是不确定的。

这种买方独家垄断分析的一种有意思的特殊应用在于，它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强行实施一种高于目前工资水平的法定最低工资，将会提高劳工就业量。图9．6对此做了说明。实线适用于没有最低工资时的情形，所以，OA是在工资水平为OW1时的均衡就业量。假设法定最低工资OW2得到有效的实施，厂商的供给曲线就不再是SS，而是变成了现在OW2时的CS。因为在低于OW2的工资水平上，厂商无法雇佣任何劳工。因此，边际要素成本也不再是MM，而是OW2CDM，它与VV线在E点相交。所以，这时均衡就业量为OB，大于从前，尽管工资率从OW1，增长到了OW2。很显然，为了产生这一效应，最低工资必须处于W1和W3之间。如果大于W3，就会出现通常的就业递减效应。

也许值得明确指出，这一例子不过是理论上的珍品，而不能认为它有多大的实践意义。这部分地是由于买方独家垄断对那些受到最低工资率影响的要素来说尤其不大可能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部分是由于，即使在这类例子中，也不存在作出最低工资率会落在类似OW1到OW3这一区间内的推论的根据。

第十章 边际生产力分析：某些一般性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边际生产力分析并没有提供完整的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它概括了，在生产要素需求后面起作用的因素，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依赖于这些要素的供给条件，要完善这一理论，我们还须分析在生产要素供给曲线后面起作用的因素。然而，在做这一工作以前，先考虑边际生产力理论方面的某些一般性问题，即主要与生产要素需求分析中使用的中心命题——要素倾向于得到它们的边际产值——相联，而不是与其供给条件相联的问题，将是有益的。

产品的耗尽

一个几乎从边际生产力理论刚一提出时就产生了的问题是，按照边际产量所进行的支付是否能确保将总产量全部用完。如果对每种要素都是按照其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那么对要素的所有支付额的总额就不会高于或低于全部可用于支付的总额吗？在这种情形中，这个差额是怎么回事？

威克斯蒂德曾给出了在一段时间内对此问题最广为接受的答案。他指出，如果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则欧拉定理表明，以边际生产力为依据的支付额，将会用尽全部产品，令a，b，…，为生产要素的数量。x＝f（a，b，…）为生产函数，则f（a，b，…）是t次齐次函数，如果：

1） f（λa，λb…）＝λtf（a，b…）。

欧拉定理断言，对于一个t次齐次函数有：

2）·

a＋·b＋…＝tf（a， b…）＝tx

如果t等于1，此式变成：

3）·

a＋·b＋…＝x。

这里的偏导数正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物质产量，并且分别乘以其对应要素的数量。因此，等式左边的每一项是对每种要素用实物形式表现的总支付额（如果每种要素获得其物质的边际产量），而它们合计正好等于可供产品的全部数量。这个等式不会由于乘以该产品的价格而改变，事实上这正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结论过于完美了。如果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处处都是一次齐次的，那么，以边际产量为根据的支付额将消耗掉全部产品，而不论要素依此结合的比例，而且，要素的收入将与厂商的规模无关。再者，如果存在着垄断，按照边际产值确定的支付额将不会消耗掉全部产品。最后，尽管从充分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把生产函数看成一次齐次的是合理的，但是并不能从这种观察方法得出结论认为，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它们也是一次齐次的。如果事实是如此，也似乎是经验上的偶然现象，而且把经济学中一个基本命题建立在一种经验性的论据上，看来是相当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这一事实的决定甚至已不属于经济领域而是技术领域的事。

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争辩说产品的耗尽完全不是特定技术条件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是均衡的一个条件，考虑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某种资源所有者向所有其他资源所有者支付其边际产量，他所剩下的多于他所拥有资源的边际产量。这样，所有其他这种资源的所有者都会受到鼓励去做此类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减少他们之间所得的差别。相反，如果所得的剩余低于他所拥有资源的边际产品，这就激励他不再继续当剩余收入的接受者，他会结束他目前的行为，出让其资源的使用权以获取其边际产品。结果是，在竞争条件下，单个厂商会试图在其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时的产出水平上，并以这时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从事经营。

边际生产力在实证分析及规范分析中的作用

在讨论边际生产力分析中，看来越出我们回避规范性问题这一总原则更为好些。原因在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之间的混淆，可能是对边际生产力分析产生误解的基本原因，也是造成对此理论持续不断地进行论战的根本原因。

也许，这种混淆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这样一种论点即，如果这种理论是有根据的，它使得工资率（或任何其他资源的收益率）不可避免地由“自然规律”所决定，而不会被人类的行为所改变，这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以至于边际生产力分析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即使这一推理是正确的，它也不是拒绝接受边际生产力分析的可靠根据。我们可能会哀叹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对它无所作为，可这并不能成为拒绝接受这一事实的理由。但是，先前的分析已很清楚，这样的推断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边际生产力分析正是一种工具，用来分析某一特殊行业中的工资率为人的行为所改变的途径。它可能由于任何将会提高的定量的雇员的边际生产力的行为而提高。这可以通过裁减雇员人数，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管理的效率，增加工人所用的资本数量等等来实现。

一种更为复杂的混淆形式是，在本科生教科书中——特别是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常提出的、对边际生产力分析的一整套反对意见，其大意是说，这一理论“假设”了资源的完全的流动性、对可供选择的机会有完全的了解、完全竞争，等等。且不论关于“假设”的这些说法所引起的一般性问题，很显然，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中，如果把边际生产力分析看作实证分析的工具、看作是理解生产要素需求后面的各种力量的途径、因而看作是理解各种资源的价格为什么如此这般的途径，则这些说法就是完全离题了。假设一种特殊劳力在南方与北方之间是完全不能流动的。这意味着北方的这种类型的劳动力与南方的这种劳动力事实上是不同的资源。它们是两种不相同的资源，二者各有其自己的供给曲线。这两类资源的价格将分别由他们各自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来决定。北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将依赖于它的价值生产率，当然后者又依赖于南方劳动力的价格，反之亦然，正如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依赖于土地的价格一样。如果在生产中，北方劳工的一个单位是南方劳工一个单位的完全替代品（即南方和北方许多生产活动都可以以同样的成本完成得同样好），则需求条件将支配两个地区的相同的价格；如果它们不是互相为完全替代品，则它们的价格也不相同；等等。所以，边际生产率分析，对于判断不流动性所产生的效应，是十分有用的。同样，无知和不流动一样，也将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条件。而我们已经知道，边际生产率分析怎样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垄断条件。

引入这些“假设”的原因在于，他们与判断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的规范性内涵有关。假设由于不了解其他家具厂的机会，使一群工厂中的劳工未能到另一群工资支付较高的工厂中去谋职，那么，同样类型的劳工，虽然都获得了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但一群工厂中的劳工却获得高于另一群工厂劳工的工资率。显然，若排除这种对机会的不了解，将会增加总产量。从支付额较低的工作移转到支付额较高工作的劳工，其新的就业所增加的产量要大于他放弃过去的工作而造成的产品减少的数量。

如此例所示，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的功能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劳工支付其边际产量，会鼓励工人去寻求能使其边际产量最高的就业，假设在那两组家俱工厂中的工资率是相同的，尽管其边际产品不同，工人也没有兴趣转移到其边际产品较高的工厂去。同样，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也鼓励了资源的买者去购买最适于其目的的资源。举例来说，假设有两类劳工，A和B。如果在活动1中，A和B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而在活动2中，B比A的生产率要高。如果支付额是按照边际产量而确定的，由于B在活动2中有较高的生产率，他将获得高于A的工资率（如果B的数量是有限的，足以使得在均衡时全部可以在活动2中得到雇用）。活动1中的雇主会乐于雇用A而不是B，因为，为了雇用B，他们将必须按照活动2中的边际产量进行支付。另一方面，假设A和B的工资被武断地确定为相同，那就意味着它们不能与边际生产力相符合。这样，活动2中的雇主仍有兴趣留用B而不是A，但活动1中的雇主则没有任何动机仍然雇用A而不雇用B。当然，所有这些例子中，“内在动机”本身却依赖于依据雇主的边际产量来确定对他的支付额，因为他的生产力恰恰在于选择最适用于其目的的资源，而如果他的报酬不依赖于他完成这项工作的好坏，他又到哪儿寻找动机去把它干好呢？

更广泛地讲，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市场购买中的最终产品替代率等于生产中技术上可能的最终产品替代率。这一点通过消除所有的中介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假设在其他资源数量一定时，一小时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一蒲式耳玉米或一蒲式耳小麦。那么，技术替代率就是1对1。除非玉米和小麦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否则表面替代率就不是1比1，而实际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其他替代方案也就是被误用了的。至此为止，这仅仅是要求收益率与边际产量成比例。但是，除非收益率等于边际产量，否则，市场货物与非市场货物之间的替代率将被扭曲。假设在上例中，每小时劳动的价格是半蒲式耳小麦，看起来，这个劳动者以通过牺牲掉半蒲式耳小麦，而获得一小时的闲暇，然而实际上整个社会却整整牺牲了一蒲式耳的小麦。

关于这些规范性问题的全面分析将会引出更广泛深刻得多的讨论，尤其是不能确定应属于谁的利益和无人负担的成本所引起的问题（“毗邻效应”，私人和社会产量之间的偏离。）但也许关于无知、非流动性、竞争程度等问题在分析根据边际产量确定支付额的规范性含义中为什么如此重要，已做了足够的说明。另外，关于确保资源适当配置的功能是通过调整单位资源的收益率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调整可识别的个体的总收入来实现的，这个总收入不仅依赖于这种单位收益率，而且依赖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数量，或许也说得够多的了。

分配的道德观

众说纷坛的规范问题并不是边际生产力在取得资源配置效益中所要完成的任务，倒毋宁问它是否还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边际生产力理论被看作是对现存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的一种辩护。假定存在一个竞争条件近似合理的情况，那么，人们争辩说，边际生产力理论表明，每个人获得了他所生产的东西。显然，一个人应该获得他所生产的东西。因此，人们就说，现在的收入分配是合理的。

对于这一论点可提出的一个反驳意见是，私人产量——个人依此获得一定的支付额——与社会产量可能是有偏差的。举例说，盗贼所使用撬杠的生产者也获得他们的边际（私人）产品。但是，这一反驳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它所抨击的实际上是这一辩论中的一个小前提，因为它只争辩说，在某些情况下产量的市场测度不是适当的测度方法，它并没有否认，如果产量是被恰当地测度了，个人应该获得他们的产品。

这种论点所赖以成立的基本假定是下列伦理命题，即一个人应该得到用他所拥有的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且不论这一命题的可接受性如何，应当承认，这一命题是被广泛地且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来说，有一套信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而毫无疑问的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这一命题就是或已经是我们社会上的这类信条之一，而事实上它也的确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接受了市场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报酬方式的部分原因。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功能也许“实际”是为了获得资源配置的效益。然而，报酬的支付被发挥这一功能只是由于人们广泛地、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它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

说明这一道德命题根植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中有多深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我们制度的大部分极端反对者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他的劳动剥削理论。他说，劳动力被剥削了，因为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但却只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即便承认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这一点有一定意义，为什么这样的结果是“坏的”或者是剥削的表现呢？说它是“坏的”，仅仅是因为劳动“应该”获得它的全部产品——而这正是上面所说的基本道德命题。如果罗斯金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被接受（又一次撇开了由于对能力和需要这两个词进行定义而引出的所有问题），那么马克思的全部论据都将不存在了。这样，为了证实存在着“剥削”，人们将不是必须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劳动的所得少于它的产出，而是必须表明劳动的所得少于它的“需要”。

当然，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个基本的道德命题，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逻辑上也是荒谬的。显然，部分本期的产品是可以归因于非人力资本的。马克思的回答是，非人力资本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可以说是“物代”劳动。但是，如果事情确实如此（这并不表明我暗示它如此）、马克思的口号就应该重新措词为，“现在和过去的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但现在的劳动只获得了全部产品的一部分”。这是多不过意味着，被剥削的并不是现在的劳动，而是“过去的劳动”，而且不得不引入一种新的道德命题以便去争辩说，现在的劳动应该获得由现在和过去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

当然，在此提及这个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目的不是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只不过是要说明，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本身也建立在接受资本主义道德的基础上。

如果进一步详细研究这一命题，即一个人应该得到用他所有的资源（包括他的劳动和非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我相信，对它既不能完全接受，也不能完全拒绝。当两个个人处在相似的环境中，并且具有平等的机会时，这一命题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通过市场完成的支付只涉及了资源的部分使用，并且，依据市场化产量进行的支付要求与总收益相等。但对两个具有不平等机会的个人来说，这一原则看起来就不那么合理了。一个人生来就失明，另一个人却有视力，如果前者由于生产率低而比后者所得要少，这是否“公正”呢？困难在于，难以找到其他适用的原则。最根本的“不公正”是初始时的资源分配——也就是一个人生来失明，而另一个却不失明这一事实。实际上很清楚，在这类情况中，我们并不使用依据产量进行支付的原则。

有时，人们认为，这一原则适用于对人力资源的支付比适用于对非人力资源的支付更彻底。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得到”他用自己的劳动或他自己所产出的资本而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使用他所继承的资本而生产出的产品。按照上例的结论，这一区别是不正确且不切题意的。如果一个人应该获得他用其劳动生产的产品，这意味着，他有权按照自己意愿消费其产品，只要他不干扰其他人。如果他可以用这些所得过放荡的生活，而可能不留给他的儿子，他是否将得到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呢？琼斯先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财产，史密斯先生则继承了罕见而能获得收入的体能和智能。或者换一种情况，琼斯先生用他的劳动所得使他儿子接受了一种技术教育从而将提高他儿子挣钱的能力；史密斯先生使用他的劳动收入为其儿子置办了一份产业，这使他儿子挣钱的能力也将得到同样水平的提高。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差别呢？

这是对复杂而微妙的问题进行的肤浅而又不完整的讨论。其目的并不是要提出什么完整的或令人满意的分析，而是要表明对资源收益率的决定所进行的边际生产力分析并不只具有单一的道德含义。接受边际生产力分析无论如何不是要让人们表示接受现存的收入分配是正确的或适当的分配——也不是让人们因此而去否定这种分配。

第十一章 生产要素的供给

生产要素

前面我们用高度抽象的措词讨论了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讨论没有考虑各种生产要素的具体特性，也没有给以命名，其原因是，在需求方面，似乎不存在有经验的分类，作这样的分类似乎也没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有用的分类因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在需求方面，对要素分类的主要考虑是生产中的替换性。单个要素由若干个这样的单元组成，即它们被认为是在生产中完全可以被替换的东西；不同要素则由这样的单元组成，即它们不是完全可以被替代的。对有些问题来说，区分出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是值得的，而对于其他问题则很少需要加以区分。

传统上认为，供给条件为用特殊的术语区分生产要素提供了较为坚实实际的、具有经验性意义的基础。古典经济学家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他们认为土地是一种永久性的，不能再生产的资源，其数量是固定的，因而从整体而言对经济的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他们认为资本是一种可再生产的资源，其数量可以通过审慎的生产活动而改变，因而资本的供给并不是完全无弹性的。事实上，他们一般认为这种供给弹性很大。与资本一样，他们认为劳动是可再生产的和可以扩张的，而且，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劳动供给的成本是不变的。但是要把它与资本区别开来，因为它具有二重身份，既是生产资源，又是最终消费者。

产生这种三分法的根源，无疑是古典理论发展时期所特有的重要社会问题，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结构。现在也许对于某些问题来说，将土地与其他资源区分开仍是重要的，但对于大多数问题来说似乎已无关紧要。在当前大多数重要情形下，无论从与经济相关的哪个角度讲，土地都是不能与资本的其他形式区分的。土壤的生产能力可以通过灌溉、施肥之类的成本支出而生产出来，显然不是永久性的。即便是通常意义上的地租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在发达国家里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比过去下降很多。

从广义上说，作为生产力源泉的资本，有更多的话要讲。我们称之为劳动的大部分生产力显然是有意识投资的结果，同机械和建筑物一样，都是生产出来的。人类生产力可以代替非人类生产力，只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人类生产力可以生产出来，以取代非人类生产力。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投资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趋向于采用人力资本形式。所谓财产收入总的来说在愈是发达的社会里，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愈小，尽管同时物质资本的绝对数量大了许多。例如，它在美国所占的比例小于缅甸或印度，也许还小于法国或英国，还可能小于一百年前的美国。

尽管我们认为所有生产性服务的源泉均可视为资本，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机构基于实际需要却认为，两大类资本范畴——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间的许多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马歇尔关于特殊的劳动“特点”的论述，来探索这种区别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这些特点使劳动区别于其他要素。他列出五个特点：

“工人出售其劳动，但保留自己的资本”。

“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送货”。

“劳动是会消失的”。

“它的出售者在讨价还价时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提供额外的特别本领需要很长时间”。

正如马歇尔所承认的，这些特点的前两种的立足点，与其他几种颇不相同。劳动易消失是指（人类具有的）劳动服务源泉的贬值，这主要取决于时间，而不是使用率。如果今天的劳动服务未被使用，它们并未被异常迅速地贮存起来，到了明天并不会有相应更多的劳动服务。而这一点与非人力资本同理。比如桥梁、道路或机器，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贬值，从经济角度上说，比如汽车，它的自然特性在被废弃时仍能够保存，但其经济价值却不能。

此外，讨价还价的劣势绝非如马歇尔所指出和经验所充分显承的那样，总在劳动的一方。只要在这方面存在着任何体制上的差别，它总好象是第一条的间接结果。由于非人力资本可以买卖，因而借用这种资本比借用预期能够获利的人力要容易，并可以通过出售其一部分来取得资金。而这一点，于人力资本却不可能。更为概括地说，任何形式的“讨价还价”问题的产生，只能是在市场不处于竞争时，事实上，更严格地说，是在市场的买方和卖方都不处于竞争状态时才会发生。那么，讨价还价的优势取决于哪方是垄断者，或者如果双方都是，则取决于各自相应的垄断力，而从这一点很难知道它本质上取决于所讨论的资源是否为劳动。

另外，第五条至多是个程度问题。其他形式的资本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只要想一想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以及早期无线电、航空和电视业的投资就明白了。

第一二条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源自我们社会的基本制度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只有在奴隶社会才会消失，而且仅仅是对奴隶而言，如前所述，人力资本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无法买卖的。这一点说明人力资本一般说来不能像非人力资本那样很好贮存，以备紧急之用。其结果是，人力资本收入在既定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一般说来想节约的愿望也就越强。

“一般说来”这一限制词必不可少，原因是这些论述只有在人和财产具有足够的安全保险时才能成立，对于那些时常处于或自身感觉时常处于财产被没收或自己被驱逐出居住地危险境地的人们来说，人力资本的贮存比非人力资本贮存要好得多。比如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难民，60年代的古巴难民和1975年的越南难民具有一般人类技能的人——如内科医生——比拥有大量财产的人的应急准备要好得多。更早些时候的例子是：在这种情形下人力资本的优越性足以说明犹太人在长期流浪时期注重教育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不能买卖的第二个结果是减少了市场力量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范围。在一台机器上投资的个人便能拥有该机器，并能保证从投资中获得报酬。而在他人身上投资的个人却无法获得这种保证。人们在自身投资或在其子孙后代身上投资时所具有的刺激性不存在于机器投资上。于是乎，相对于非人力资本而言，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不是过少便是过多。

最后，人力资本源泉不能买卖这一点是马歇尔用以说明第二种特点的基本理由：正因为如此，劳动力的出售者必须自己运送。但是，这点说明了非金钱方面的考虑与人力资本的使用有关，而这种方式一般不存在于非人力资本，比如，土地的拥有者无需考虑土地的使用方式是否“愉快”，又比如一匹马的主人无需考虑他给马的工作是否“有趣”，只要这两种工作在土地和马的生产力方面含有同样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主人却需要考虑劳动者的兴趣和爱好。事实上，他必须制定一个连带式合同，他在出售劳动力时候，必须连带考虑工作条件和工作兴趣性等。

这些适合于人力资本的特殊考虑会影响到对其应作进一步的考虑，于是我们要转而考虑劳动力在总体上的长期和短期供给，然后是不同职业的劳动供给。类似的考虑在其他要素中却没有必要。

劳动的整体供给

劳动当然不是同质的：一个挖渠工人的一小时劳动与飞机驾驶员的一小时劳动是不相等的。然而，我们却总是能够想法以某种假定的工资率结构和将不同种类劳动相加的某种惯例来设计劳动供给的一般曲线。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工资系数来确定工资结构，然后用这些系数将实际劳动小时数换算为“相等”的小时数。如果我们假设飞行员的工资固定为挖渠工人的10倍，那么飞行员的一小时劳动可视为与挖渠工人的10个劳动小时相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供给的总体的劳动小数为各种工资率结构指数的函数。比如挖渠工人的工资率结构，我们承认在每一种工资率结构下，总供给量实际上由挖渠工人的若干劳动小时数和飞行员的若干劳动小时数等等组成，由此推断，我们从不认为相对工资率结构实际上是抛开经济体制或工资率水平制定的，我们仅仅是把问题分别开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去考虑。

一般来说区分两种劳动供给曲线似乎是合适的：在给定一定能力和一定人口数量下的劳动供给——即短期供给——和不带这种限制的劳动供给——即长期劳动供给。后者显然包含一个人口“理论”问题。

短期劳动供给

我们所给定的条件显然表明，对于任何意义的短期劳动供给都是完全无弹性，24小时与人口数之积便是每天劳动可供量——如果我们忽略对不同质劳动的修正的话。可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显然不是关于任何意义的劳动供给，而是可以通过市场而使用的劳动供给。那么，从根本上说，我们关心的是决定提供给市场销售的这部分劳动力要素。

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部分相对较小，因而其变化的余地相当大。大约人口总数的一半被划入了“劳动力”，而这些人只将其总时间的极小一部分用于市场活动——大约为1/4时间。此外，这个部分无疑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国别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

关于短期劳动供给曲线的最广为接受的假定也许是，如图11．1所示，是一条在某些工资率之上向后弯曲的曲线。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应理解为表现了在给定价格条件下提供的最大数量，这正是负斜率部分被解释为“向后弯曲”而不是“向前倾倒”的原因。大量的历史数据均证实了这一结论。首先，随着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实际工资率的不断增长，每周的平均劳动小时数却呈减少趋势，且劳务市场上的童工部分要呈减少趋势。妇女部分未见有系统的变化，可能是增长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对供给曲线作长时期的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会导致一个向后弯曲的部分。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证明，在那些国家里，常见的现象是，在工资率相当低的基础上，每小时工资率的增长将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那里的人们似乎只希望得到一笔钱，而不考虑他们需为之付出多少劳动；如果少工作几小时亦能获得那笔数额，他们就少工作几个小时。

关于供给曲线向后弯曲部分的理论上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需求量增长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率增长有两个效应：（1）由于一小时闲暇的成本是在这一小时所能获得的工作，因而使闲暇变得更加昂贵。这是替代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增加工作小时数的趋势。（2）如果个人将工作相同的时数，则实际工资率的增长使其实际收入增加，这将导致该人购买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闲暇。这是收入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除非闲暇没有好处。那么理由就是，超过某点，收入效应支配替代效应。其结果表现为，人们工作小时数减少，辅助性工人（如儿童等）从劳动力中退出等等。这样的解释显然说明，在很大程度上问题取决于通过市场用钱所购买的商品价值，这些商品可以通过非市场性活动获得。在原始社会，使收入效应占绝对优势的最初的低工资率，反应出对市场商品缺乏了解，嗜好范围狭窄。随着嗜好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收入效应支配的点便呈上升趋势。

对于以上这样的分析有时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人们并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这是一种个人非取必舍的制度性论点。这种反对意见几乎完全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调整会采取调整人们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形式。其次，甚至在任何给定时间里，一个特殊的个人都会留有余地。他可以选择加班或不加班，一年中休假多些或少些，可以选择工作小时数符合其愿望的职业或雇主，如此等等。但这些都不是基本的谬误。重要的是，个人如同是位完全的竞争者；单独就每一个个人而言，每周工作小时数可能是固定的，然而，所固定的小时数正是每一个个人作为一个整体选择的结果。任何时候，如果在给定工资率基础上，这种平均的时间水平超出人们所愿意付出的水平，则表明任何一个雇主，如果他缩短工作时数并调整到工人愿意接受的水平，便能比其他雇主具有更大的雇佣吸引力。由此，他可以吸引更好的工人或以较低的工资率吸引工人。因此就会刺激雇主们将工作条件和时间调整到工人们愿意接受的水平。（用我们前面的术语说，由于买卖的连带性，雇主既是劳动力的购买者，又是工作条件的出售者。）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允许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

我们讨论的供给曲线是短期曲线，假定人口不变，我们已谈到实际工资率水平的选择效应，在这里每种工资率水平都被认为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将继续下去。显然，由暂时的高工资回复到低工资，比起永久性的高工资，其反应是有很大差别的。暂时的高工资比永久性的高工资似乎更有可能诱导固定人口数中劳动数量的增加，因为它有很强的诱惑力，使人们抓住这个良机提供劳动服务，宁愿以后清闲一些。

在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在人口中的劳动力部分以及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战前时期。乍一看，这一增长似乎没有能够反映出对认为是暂时的较高工资率的反应；货币工资大幅度增长了。但物价亦是飞速上涨，有公开的涨价，也有通过产品质量下降而间接的涨价，因而每个单位时间的平均货币工资，消除经修正质量下降确定的消费产品价格指数上升因素后，或许根本没有上升，甚至还可能下降了。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引用货币幻觉的观点解释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与增加的劳动供给数量之间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提供者就名义工资率而不是实际工资率作出反应。如果出现例如名义物价和工资都加倍的情况，他们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然而，引用类似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提醒词”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没有必要的。实际工资显然未涨这一点本身就是幻觉，在这方面，有两点能够立即予以合理说明。首先，许多额外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员，在现行实际工资率条件下，过去是无人被雇佣的；即使平均工资率没有上升，他们能够得到的实际工资率增加了。的确，分别从每个人看，实际工资率可能是上升的，而平均工资可能保持不变。其次，人们完全可能认为战争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是暂时的，战后会恢复到战前水平。他们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部分会由于所预期的战后价格水平而不是战争期间的价格水平而紧缩。但如果是这样，便可看到，实际工资——正如接受这一工资的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相比之下较高。这一点将由单按现行价格实行紧缩的状况所表明。这第二种力量尤其重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所提供的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一暂时的机会，这将导致劳动者把计划收入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存下来，这一点使得预期的将来的物价水平极其重要。许多事实间接地证实了这一解释，其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存下来的异常大的收入，和这些储蓄采用以名义价值确定的资产积累形式（如政府债券、现金等），而不是股票或实际商品。当然，对将来物价水平的预期最后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对将来的错误预期与对目前的幻觉是非常不同的。

长期劳动供给

如果我们转向长期劳动供给问题，必须分析实际工资率对人口规模及其具有的素质和技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人口理论和人力投资理论。很显然，这两种理论是相关的，通过增加劳动者人数或增加对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投入均可产生更多的劳动力，为简单起见，我们用人口规模描述下面的讨论，尽管讨论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适于对人力的投资。

起初，人口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在人口理论的最初形态里，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劳动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与其它资本一样，花费一定的成本支出，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劳动是在稳定的成本条件下被生产出来。而这个稳定成本的水平是为保持劳动者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工资提供了高于这一水平的生活标准，结婚就会提前，出生率会上升，死亡会下降，人口趋向增长，反之亦然。通过这种形式，该理论引出一条完全有弹性的长期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1．2所示。图中的OW是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率。

即便是这种粗略的形式，该理论也与久经观察的现象保持一致，有些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使存在，更多的则是在他之后的经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就是一些极其典型的例子。美国在半个世纪里对菲律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大约增加了2倍，平均生活水平没有或几乎没有变化。同样，美国对波多黎各增加的援助，尤其是1933年以来，其主要后果就是人口数量的飞速上升。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同时，如果OW被理解为主要是从技术上确定的数据，则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与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相矛盾。在这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极大地增长了。的确，人口也增长了，但其增长幅度远远达不到与实际平均收入所得相抵的程度。

这一明显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矛盾，导致经济学家对该理论的否定，事实上，主要导致了经济理论对人口理论的排斥。据说人口主要取决于大量的非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内容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或兴趣范围之内。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承认人口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留待人口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等去解释。近来，经济学家们再次表现出对人口的兴趣，再次关注将人口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发展。

要致力于研究出一种人口理论，使之既与西方世界的经济相一致，同时又符合总体经济理论，方法之一是重新检验马尔萨斯理论，并用更精确的方式去解释。代替马尔萨斯理论的本质，将是承认一个技术上确定的人类生产成本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人口理论的本质看作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的生产似乎是由报酬和成本的差额确定的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儿童可被视为具有双重性：首先他们是一种消费物品，是支出人们的收入以获取满足的一个方式，是对购买汽车或家庭服务或其他商品的取代；同时，他们是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一种资本物品，是对生产机器、房屋或诸如此类的物品的取代。

被视为消费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抚育儿童的有关费用与购买用于各种用途的其它商品可获得的收入以及各人的情趣喜好等相对比而决定。最初，非经济力量会介入决定人们的情趣和爱好。被视为一种资本物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这种资本物品预期能获得的报酬与其他资本物品相比，以及生产儿童和其他资本物品的有关成本决定的。这种资本物品与其他物品有一个重要区别是进行最初的资本投入的个人占用报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是一种连带产品，意即两种考虑要结合起来：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可视为减少了他们作为消费品的成本。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则十分显然，人力资本总投资的严重不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更广阔的观点看，图11．2中的OW不应视为一种技术上确定的数据，而是刚才讨论的因素的颇为复杂的结果——这种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对OW的描述中强调为“常规”最低线，同时强调通过改变人的情趣和价值观使之提高的可能性。

按照这些观点，西方世界的人口没有像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快速增长，这也许已反映了儿童的成本相对于他们的报酬增加了，甚至不需要情趣的改变。这里，使人联想到大体按此思路发展的几个因素。（1）城市儿童的抚养成本显然高于郊区，而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包含着大量向城市的转移。（2）城市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也低于乡村儿童，因为一般说来他们在少儿时的价值更小，并且，更多的人在少儿时便可能停止将通过生产性使用所获得的报酬贡献给家庭。（3）随着工业化所产生的松散的家庭纽带，使儿童作为一种提供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的价值降低了。（4）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儿童作为消费品较之其作为生产要素要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儿童作为一种消费品而产生的服务是一种超级物品。但这一点说明儿童就学时间更长，置身于劳动市场之外的时间更长，这样便减少了儿童对家长的报酬，增加了成本，使得儿童比其他消费品更加昂贵，以上所列并非旨在彻底论述，而是旨在说明，显然有些抵消的因素也需包括在内。

修改了的马尔萨斯原理也许不仅符合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也符合许多近期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农村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这一点显然与以上所述相符。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美国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净迁入的长期趋向可作出与正常情况下完全不同的解释。通常这种现象被解释为纠正该趋势过程中不平衡状况的反映。但因阻力重重，这一纠正过程的进展缓慢，或者说是“太缓慢”了，因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所获得的报酬平均低于其长期均衡价值。按照上面分析所得到的另一解释是，农村地区在人力资本和食物的生产方面享有一个比较优势，农村人口一直同时从事着连带进行的两种产业——食物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从而向城市净出售这两种商品，按照这种解释，农村流向城市的纯流动人口并不是不平衡的证据，而是平衡的证据，农村家庭的部分报酬是他们从儿童身上获得的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报酬。

另一个观察到的适用这种分析的现象是，“较高”社会经济阶层每个家庭人口数倾向于或小于“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家庭（比如专业人员和商人家庭人口数小于非技术工人家庭）。但是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普遍趋势。在同一社会经济阶层中，收入越高者，其儿童数量越少。上面第三四点说明了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一种方法。由于趣味和机遇的不同，相对的儿童抚育成本对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来说是不相同的。也许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较高阶层里，儿童就学时间可能较长，并且更重要的是，儿童得到的是一种由私人付费的教育，而在较低阶层里，更可能是由公众支付或儿童自己用挣来的钱支付的教育。这样，社会经济阶层愈高，儿童相对于其他消费品就愈加昂贵。但这些因素可能不适于解释同一社会经济阶层的现象，因而，人们毫不吃惊地发现，在同一阶层里，收入越高，儿童数量越多。

此外，出生率与总体经济条件的关系，为这种解释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并且受政府为儿童提供的特别补贴的影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采用了这种补贴，许多家庭补助方案中，例如现行的法国补助方案，就包含这种补贴。似乎有这样的一些证据，即这种方案实际上对于人口增长率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种分析绝不能被视作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或者圆满的。但它似乎的确是一种人口经济理论得以发展的一个颇有希望的方向。

第十二章 工资决定和失业

前述关于工资决定的分析与就业和失业总水平出现波动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介于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之间的一个难题。若各类工资是由供求相互作用所决定，那么，怎么会存在“非自愿”失业？工资为什么不发生变动以使劳动市场全部吸收。

一种回答是经济学家们因为不能对一些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采取的杂货箱式的说法：市场的各种不完全性，在此情况下，表现为“刚性”或“不易变动的”工资。这一观点最简单的形式，如图12．1所示，工资率Wo可以使有Eo单位的劳动力为市场所吸收。但是存在着一些使工资率不能从Wu降下来的不完全性因素，使得在Wu这一工资率水平上，WuU单位的劳动力被雇用了，但仍有UB单位的劳动力得不到雇用，其中，UA部分是“充分”就业水平高于实际就业水平的超额部分，AB部分则是在Wu、而非Wo工资水平上仍有待利用的劳动力单位。

这一套说法并不是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而只是对问题的复述。工资为什么在Wu水平上不易变动？显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中答案是现成的，例如存在着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这时，WuBS取代SS成为有效供给曲线，而解答就是这条（有效）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但这一答案显然没有普遍性。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答案。他认为，图12．1对于决定实际工资率的各种力量的概括并不完整，因为它省略了对另一类问题的考虑，即在一种和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利率水平上，一些人想储蓄的量如何等于一些人想投资的量这一问题。这里不宜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论述属于货币理论，而不属于价格理论（但关于对这一理论的一部分的分析，请参阅第17章）。对于我们这里的分析，凯恩斯理论的意义在于，根据他的观点，和这些储蓄-投资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可能不同于和“充分”就业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如，可能是Wu而不是Wo。凯恩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会增加就业，但是，这种下降不会因“货币”或“名义”工资率的下降而实现，因为，这一下降会引起“货币”或“名义”价格的同等程度的下降。他认为，工人们因此会抵制名义工资率的下降。他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由，使人们可以将WuBS，而非SS视为有效供给曲线，从而工资率就位于（有效）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

这一答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它在“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左右摇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述。第二，也是更基本的，只要经济处在U点，则相当于UB劳动服务量的所有者将愿意以略低于Wu的实际工资提供劳动服务。这一力量是如何保持的？WuU的就业量是怎样在愿意供给WuB的供方之间分配的？“惯例”或工会刚性和类似的东西作为推迟调整过程的因素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把它们作为加强一种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上的、长期的稳定均衡状况的力量来对待将再次引起实质性争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探讨令人满意答案的方面，又出现了两项有关的进展。一个是所谓联结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另一个是对导致极短期工资刚性过程中特殊的人力资本和“寻找”成本作用的分析。

菲利普斯曲线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讨论始于1926年，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以后约三十年中出现了错误，现在又重新回到1926年，回到开始的正确观点。大约五十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你可以看到，分析技术的发展是怎样使无知的产生和驱散过程加快的。

费雪和菲利普斯

我选1926年并非随意的，而是因为，在那年欧文·费雪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失业和价格变化的统计分析”的文章。

费雪方法

费雪的文章涉及的正好是阿·威·菲利普斯教授大约32年后在其发表于《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文章中所分析的同一个现象。他们两人都对下述实际观测结果印象很深：通货膨胀倾向于和低失业水平相联系，而通货紧缩则与高失业水平并存。从一个很不同的观点来看，费雪文章中的一个有趣情况是，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他对这一题目是如此深感兴趣，“以致特别是在过去三年中，在我的办公室至少总是有一台计算机不断地在这一课题上工作。”当然，他的意思是指一个操作着一台运算机器的人。

但是，在费雪的分析和菲利普斯的分析之间、在1926年的真理和1958年的谬误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它涉及到因果关系的方向。费雪认为价格变动率是经济波动过程中的独立变量。用他的话说就是：

“当美元价值下降或换言之当价格水平上升时，企业家发现其收入平均而言增加得和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一样快，但他的支出却不是如此，因为他购买东西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合同形式固定了的，……就业从而受到刺激——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

为了详细说明费雪的分析并用更为现代的词语表述。假设发生了某种导致更高支出水平的情况——或更确切地说，导致比预料更高的支出增长率的情况。生产者一开始会将这种支出的更快的增长率解释为对他们的产品实际需求的增长。鞋、帽或外衣的生产者会发现，他们在以前的价格水平上可以卖出的商品量显然增加了，他们当中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变化是只影响到他自己还是会产生普遍的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如费雪所说每个生产者都会被引诱去扩大生产，并且也接受价格上涨。但是，起初，多数或大多数未预料到的名义需求（即以美元表示的需求）的增加将会被就业和产出的增加、而不是被价格的增加（或更快增加）所吸收。相反，不论什么原因，假设支出比率下降，或上升得不如预料的那么快，而且每个单个生产者在第一种情况下，至少部分地把这种下降解释为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某种特殊情况，那么，结果将部分地是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部分地是价格的下降。

费雪描述了一种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支出比率围绕某种平均趋势标准而上下波动。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强调了区分“价格的高低与价格的涨落”这两个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他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他写作该文时，一种稳定的价格水平被认为就是那个标准。如果他在今天来写文章，他就会强调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之间的区别（而且或许某位未来的作者会强调其二阶和三阶导数之间的区别！）。重要的区别——而且很清楚，这就是费雪当时所想的——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变化之间的区别。

菲利普斯方法

菲利普斯教授的方法正好相反。他把就业水平当作促使经济波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独立变量，而把工资变动率当作因变量。他的观点是一种很简单的分析——我不敢说是头脑简单的分析，但事实证明如此——就静态供求的条件而言。他说：

“当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与其供给密切相关时，我们预期价格将上涨，其上涨率越大，过度需求就越大，……这一原理应作为决定货币工资率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变化率的诸因素之一而起作用，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

菲利普斯的方法是建立在如图12．2所示的普通（静态）供求曲线上的。在交叉点O上，市场在Wo工资率水平上是均衡的，这时能提供的劳动量Eo等于所需求的劳动量。失业是零——这就是说，如实际测量到的水平，等于“擦边的”或“暂时的”失业，或者用我若干年前从威克塞尔那里借用的概念，失业处于其“自然”率水平上。菲利普斯说，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对工资的向上压力。再看F点，这时劳动需求量高于其供给量。存在着过度就业，WF点的工资率低于均衡水平，而且存在着对它的向上压力。在U点，存在着失业，Wu高于均衡工资率，而且有对它的向下压力。劳动需求量和供给量之间的偏离越大，这种压力就越大，从而工资上升或下降也就越快。

菲利普斯通过将失业水平标在一条坐标轴上，而将工资随时间的变化率标在另一条坐标轴上，从而如图12．3所示，把上述分析转变为一种可以直观地理解的关系。Eo点相当于图12．2中的O点。失业处于“自然”率水平上，所以工资水平是稳定的（或者在一个增长着的经济中，工资增长率等于生产增长率）。F点对应于“过度充分”就业状况，故工资是上升的；U点对应于失业状况，故工资是下降的。

费雪谈的是价格变动，菲利普斯则说的是工资变动，但我认为，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而言，这一区别并不重要。不论是费雪还是菲利普斯都认为工资是总成本的主要部分，并且工资和价格将倾向于一同变化。所以他们俩人都很愿意把工资变动率当作价格变动率，而我也将这样做。

菲利普斯的谬误

菲利普斯的分析看上去很明确、很有说服力，但却大错特错了。其所以是错的，是因为经济理论家们从未提出过，劳动的供求是名义工资率（如，用美元表示的工资率）的函数。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任何一位经济理论家都会告诉你，图12．2中的纵轴应该代表实际工资率，而非名义工资率。

但是，一旦你像图12．4中那样将纵轴标为W/P，这一图形就完全不能说明名义工资或价格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看一下图12．4中的O点。在这一点的就业水平上，对实际工资既没有向上的、也没有向下的压力。但是，对于W和P分别保持不变，或W和P一年内各上升10％，或各下降10％，或者出现某些其他变化，只要两者均以同一比率变化，等等几种情况，这一实际工资水平都可以保持不变。

凯恩斯对于名义和实际工资的混淆

像菲利普斯这样思想周密的人——他肯定是个思想周密和极为精细的经济学家——怎么会混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他是被当时因凯恩斯革命而逐渐形成的一般学术空气所引导而这样做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凯恩斯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假设价格相对于产出而言是高度刚性的，所以费雪所考虑的那种需求变动将几乎完全反映在产出上，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价格水平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因素。解释菲利普斯错误的简单方法，就是他假设名义工资的变化等于实际工资的变化。

但是，菲利普斯实际上并未这样说。他所说的要略微更细致一点，即，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等于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在凯恩斯的体系中，有两个部分对该体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认为价格是刚性的，意思是，人们在计划他们的行为时并不考虑价格水平变化的可能性，从而将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的变动视为实际工资和实际价格的变动；第二，事后的实际工资有可能因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而发生变动。实际上，凯恩斯关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可能性的全部观点都来自这一假定：让工人接受（至少在凯思斯写作《通论》的30年代）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更低的实际工资是可能的，即使他们不会以直接减少名义工资的形式接受这一低工资。

这两点暗含着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同现实的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的明显差别。在当时凯恩斯主义环境下，菲利普斯自然要假定存在这一区别，并认为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是一起变动的。

我并不批评菲利普斯的这一观点。科学之所以可能形成，正是因为在任何时候总有一系列惯例和观点被假定是成立的，而科学就建立于其上。如果每位作者都得回过头去对其进行研究的所有前提提出问题，那就没有人能得到什么成果了。我相信，追随菲利普斯足迹的某些人比他本人更应受到更多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在人们向他们指出这一论点时注意到其重要性。

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一般的学术环境导致菲利普斯考虑了名义工资而不是考虑实际工资，这一学术环境在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体系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一个方程。人们之所以毫不迟疑地很快就接受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普遍相信，这一方法提供了那个被漏掉的、联结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方程式。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要使凯恩斯体系完善起来，所需要的是一个决定均衡价格水平的方程。但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的是工资或价格的变动率和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决定均衡价格水平。不管怎样，菲利普斯曲线被广泛地接受了，并立即被掌握用来为政策目的服务。现在，从政策角度看，它仍被广泛用于政策目的，即按照推测来描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说明了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说价格稳定，那我们就必须使我们自己去适应高水平失业。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失业，我们自己就必须去适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对凯恩斯体系的反动

在这一段旨在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提出若干问题的历史说明中，一共有三项进展。

第一项是对凯恩斯体系在理论上的全盘否定，它使菲利普斯曲线把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等同起来的错误明朗化了。

第二项进展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到其他数据样本时不能成立。费雪曾经发现这一关系在美国1925年以前的这段时期内是成立的；菲利普斯发现它在不列颠的一个较长时期也成立。但是，可惜人们在其他地方验证时，未得到过理想的结果。没有人能够在其他条件下建立起一条像样的菲利普斯曲线。我可能夸张了一点——无疑有一些另外的成功的例子；但可以肯定，大多数努力都不成功。

第三项也是最近的一项发展，是“滞胀”的出现，它使许多经济学家关于以验证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交换”所说的信心十足的话变得荒唐可笑了。

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经验上的失败和理论上遭反对使人们试图通过区分短期和长期曲线来挽救菲利普斯曲线方法。因为潜在的雇主和潜在的雇员都面对着一个较长期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就业合同，故双方必须事先猜测一个对应于一定的名义工资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工资。所以，双方都必定要预测一下未来的价格水平。被标在供求曲线图式的纵轴上的实际工资因此也就不是当前的实际工资，而是预期的实际工资。若我们假定，关于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很缓慢，而名义工资能够迅速变化，并且不经过什么时间滞后就可以为人所知，那么，就短期而言，我们实质上就可以回到菲利普斯起初的公式，除非均衡点不再是一个不变的名义工资率，而是一个与价格预期变动率（在一个增长经济中，还要加上生产力的预期变动率）以同一比率变动的名义工资率。供求的变动因而将首先表现在名义工资变动率的变化上，而这还意味着预期实际工资的相应变化。本期价格的调整速度可以和工资一样快，也可以比工资更快，故实得的实际工资可能和名义工资的变动方向相反，但是预期的实际工资将和名义工资取同一变动方向。

用菲利普斯曲线的语言来说明这一点的方法是，如图12．5所示，不是将纵轴标为名义工资的变动，而是标为这一变动减去预期价格变动。即把（）*表示预期价格变动率，从（ ）中减去。这样画出的曲线所表达的意思，比起菲利普斯的假定，更接近费雪的原意。假定开始时经济处于Eo点，这时的价格和工资都是稳定的（把增长抽象掉）。再假定某种事件，比如货币扩张，名义总需求开始增长，这一增长又导致价格和工资以比如说每年2％的比率增长。工人一开始会将这一增长解释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因为他们仍然预期价格不变——所以他们会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即，就业增加而失业下降。雇主对价格总水平的预期可能和工人一样，但是他们更直接关心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而且在这方面信息也更灵。他们一开始将把他们产品的需求和其价格的增加看作是其相对价格的增长，并认为暗含着他们必须支付的以其产品来表示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他们因此将愿意雇佣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需求曲线下移）。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是向比如F点的移动，这一点对应着“过度”就业状况，这时名义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发觉价格是在全面地上涨。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你能欺所有的人于一时，你只能骗某些人于永久，而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久。结果，他们提高了他们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数，这就降低了预期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并使你最终将曲线下滑加到Eo点。因此，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短期的“交换”关系，但没有长期的“交换”。

图12．6说明了上述分析，其表达方法更清楚地显承出雇主和雇员考虑的不同之处。像在前面几幅图中Eo表示均衡就业，（W/P）o是均衡实际工资率。为简化起见，假定开始处于价格水平不变的均衡点位置。现在发生一些事情，促使名义需求的普遍增长，这样就导致雇主寻求雇佣更多的工人。工人对这一现象将怎么看？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实际工资是由其名义工资除以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购价格指数而得出的。只要他们尚没有理由假设价格水平会发生变化，他们也就没有理由改变其供给功能。若我们把P*解释为工人所察觉到的或预期的价格水平，那么工人们的供给曲线就仍然是图12．6中的实线表示的供给曲线。对他们而言，看上去似乎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了，移动到虚线表示的需求曲线。在名义工资率（同时也是他们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率）的每一水平上，雇主总是在寻求雇佣更多的工人。新的均衡点将是Aw，标志着一个更高的名义或察觉到的工资率，或等同地说，一个更高的就业水平。

从雇主的角度看，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对他而言有重要意义的实际工资不是其对商品和服务的一般支付命令，而是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关系——即，进入第9章方程（5）中的那个价格。如果我们以名义工资除以这一价格的商来表示他对劳动的需求，则他对劳动的需求并无变动，对经济而言，若P*不是被当作整个经济所察觉到的价格，而是当作单个生产者所察觉到的平均价格，那么，对劳动的总需求曲线也未移动。这一曲线仍然是图12．6中用实线表示的那条需求曲线。然而，就这一被察觉到的价格水平而言，供给曲线则不同了。面对着产品名义需求的增加，雇主将期待能够提高价格或者得到类似的结果。从其产品的更高的价格来看，同样的名义工资意味着更低的实际工资。对所有雇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似乎其供给曲线如图12．6所示向右移动到虚线表示的供给曲线位置上了。新的均衡将是Ae点，它导致了更低的察觉到的实际工资率，尽管这时有一个更高的名义工资和更高的就业水平。

Ae和Aw对应着同一种就业水平，这不是巧合。从雇主角度来看的供给曲线的右移只是从工人角度来看的需求曲线的右移的又一种说法。这两者的答案必须一致。

如图12．6所示，看来似乎工人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W/P*w）o超过开始时的实际工资（W/P）o，其超过程度正好约等于雇主所察觉的实际工资，（W/P*e），低于开始时的实际工资的程度，从而，对*我们的例子而言，似乎所察觉到的平均价格的上升（粗略地说，即实际价格水平的上升）约为名义工资上升的两倍。但是，这一结果只是前面那个特殊图形的偶然产物，反映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弹性（在绝对值上）相等。所察觉的平均价格上涨得一定比名义工资多，否则雇主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就不会下降，但超过的幅度依赖于需求和供给曲线两者的弹性。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若供给曲线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则名义工资根本就不会上升；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若需求曲线是具有完全弹性，则名义工资与察觉到的平均价格上涨幅度正好相等。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供给曲线的弹性超高，需求曲线的弹性越低，则名义工资上涨与价格上涨之比越小。对就业情况而言，两条曲线的弹性超高，则就业扩张的水平就越大。

12．6中所描述的相对于EF点的就业状况是暂时的。有两种力量都倾向于改变这一状况。第一，雇员终将发现价格普遍上涨了，这将如所发生的那样导致他们沿他们的供给曲线Aw点下滑回到O点。雇主虽原以为其他名义价格（或以名义条件表示的要素供给曲线）是既定的，终于也发觉这些价格上涨了，这将使他们在既定的名义工资率对其产品价格之比上减少对他们劳动的（平均）需求。他们如图所示将沿其需求曲线Ae点上滑回到O点。用虚线表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向左移了，而且仍是互相联系着一起移动。工人所察觉到的价格上涨幅度开始接近雇主所察觉的价格上涨幅度，而两者又接近于名义工资上升的幅度。

通过像我这样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我已经暗地里回避了近来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最近经历了“滞胀”，再加上理论上的分析，现在任何人都承认，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明显地被误解了，而且严重地夸大了那种长期替代关系，但是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一观点，即长期替代效应是零。

我们可以通过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另一种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图12．7仍将名义工资变动率标在纵坐标上，但是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曲线，每条曲线对应工资的一种预期增长率。用代数语言表达，可将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写成：

＝f（U），

其中U代表失业，我们可以将它写成更为一般的形式：

]。

现在假定发生了某种事件使经济处于F点，在这一点上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而失业低于自然率。那么，当人们调整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向上移动，并且最终将停留在其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本期通货膨胀率的那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现在的问题变成，那条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形如A线，从而这条长期曲线的斜率像LL线那样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2％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仍将降低失业水平，尽管不是降低2％那么多；如是形如B线，从而该长期曲线是垂直的，这就是说，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时和为0％时的失业水平是一样的。

不存在长期货币幻觉

我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词中曾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这主要是基于我在本书中所概述过的理由：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长期货币幻觉。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艾·斯·费尔普斯教授几乎与我同时提出了同样的假说，其理论依据虽然与我的依据有关但是不同。这一假说已开始被称作加速主义假说或自然率假说。其所以被称作加速主义的，因为这一假说认为，一项试图将失业水平保持在长期垂直菲利普斯曲线的水平截距以下的政策，必然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

假设从图12．7中的Eo点开始，这时没有人预料会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决定要达到更低的失业水平，比如FF起初，这可以通过促成2％的通货膨胀来实现，如图所示，即沿对应于无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移动。但是，如我们所知，经济不会停留在F点，因为，人们的预期将发生移动，而且，若通货膨胀率被保持在2％的话，经济还会被迫回到它开始时的失业水平。能够把失业水平保持在自然率以下的唯一办法是维持一种永远加速的通货膨胀，即总是使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在这一分析和英国实际发生着的情况之间的一致性并非偶然的巧合：近来英国政府就是试图将失业保持在自然率水平以下，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使通货膨胀加速——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即从1964年的3．9％到1974年的16．0％。

对“自然失业率”的误解

这一假说最后被称为自然率假说，因为它强调自然失业率。自然率这个词被误解了。它并非指某种不可降低的最低失业水平。毋宁说它是指和劳动市场上的现存实际条件相适应的就业率。可以通过消除劳动市场上的障碍、减少摩擦来降低这一比率。也可以通过引入另外的障碍来提高它。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把就业状况的货币方面从非货币方面中分离出来——和威克塞尔在讨论利息率时使用自然这个词的目的完全一样。

在过去若干年里，人们对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否是垂直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统计研究。有的争论仍在继续。

大多数统计检验都是通过把方程2重新写成如下的形式来进行的：

＋f（U）

＝a＋b（）＋f（U）

其中方程式左侧或者是工资变动率，或者是价格变动率。因此，问题就在于b的值。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质上假定b＝0；加速假说则令b等于1。我所指的各种检验的作者们则使用观察到的数据，大多为时间序列数据，来估计b的数量值。几乎所有的这类检验最终都得出b的数量值小于1，其含义是存在着长期的“替代”关系。但是，这些检验困难重重，有些处于相当表面的层次，有些则属于更加基本的层次。

一个明显的统计问题是，统计拟合曲线拟合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而且对于拟合期以后的各个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很不可靠的外推，故尽管这些统计结果目的是要测量长期关系，但实际上看来倒更像是在测量短期关系。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进行这方面的统计检验，必须有某种测量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因而，每个这类检验都是对加速主义假说和关于预期构成的某种特殊假设的联合检验。

适应性预期假设

大多数这类统计假设包括了所谓适应性预期假设。这一假设在很多问题上是较为适用的，其含义是，预期是以本期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为基础进行修正的。比如，若预期通货膨胀率的5％，而本期通货膨胀率为10％，则预期通货膨胀率将向上修正相当于10和5之差的某个比例。众所周知，这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是过去各期通货膨胀率的指数加权平均，权数值随向前推移的时间长度而降低。

因此，即使根据他们自己提供的条件，对这些检验结果也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个负的斜率；另一种是，对于这一目的而言，这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估计人们预期的方法。

关于这些方程的一个重加令人难以解释的统计问题是，如果加速主义者的假设是正确的，则这些检验结果或者只是对一条短期曲线的估价，或者它们在统计上是不稳定的。假定b的真值为1，那么，当本期通货膨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这是长期曲线的定义）时，我们有：

这就是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满足其要求的U值就是自然失业率。U的任何其他的值或者反映了短期均衡位置，或者是自然率中的一个随机成分。但是，把[1/P][dP/dt]放在方程左侧的这一计量程序似乎把不同的失业率观察值作为外生量来处理，而且似乎它们可以无止境地保持不变。根本无法从这一方法中导出方程4。实际上，这一方法中暗含地假设了失业可以取不同的值，而这一假设回避了加速主义假设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从统计的层次上看，这一方法要求将U或U的函数，而不是将放在方程的左侧。

合理预期

近来，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更为基本的批评意见。这一批评源于约翰·马思关于合理预期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种合理预期方法最近被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文章中用于分析这一问题。

这一批评意见提出，对认为人们是在以固定的权数对过去的经验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形成他们预期（或任何其他与通货膨胀实际发生的方式不一致的理论）的观点，不能给予认真对待。例如，假定现行价格水平的变动过程如图12．8A部分所示，即通货膨胀是加速的。在使用不变指数加权模式（使权数之和为1）的情况下，如图12．8。B部分所示，预期通货膨胀率总是落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但是形成预期的人并非傻瓜，至少部分人不是。他们不会总是执迷不悟。更一般地说，他们不会仅仅在过去价格变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预期。有什么人对明年的价格预期不受未来英国大选结果的影响呢？过去的价格史中并未有此记录。预期会不受即将执政的政党所宣布的政策等等的影响吗？所以，马思说，我们假设人们在某种正确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个人都是正确的，而是说，经过一个长时期后，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有时这会导致人们在适应性预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但决非总是如此。

如果你把上述观点用于目前的问题，结果是，若现实世界的情况是人们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因此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假定他们以固定权数加权平均过去的情况来形成他们的预期就会使方程3中的b值小于1，虽然其真实值是1。

考虑一下这种状态：有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人们合理地进行预期，所以平均而言，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他们的预期等于实际发生的情况。在这一状态下，统计学家们出来假设人们以用固定权数平均过去经验的方式来进行预期，并依此假设对方程3进行估值。他会发现什么？结果是，他将发现b小于1。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证明使用适应性预期的统计检验是错的，而只是对他们的结果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在一系列很有意义而且重要的文章中，卢卡斯和萨金特探讨了合理预期假设的含义，并试图在不做可能导致错误的适应性预期假设的情况下得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统计检验结果。

他们的统计检验运用了一类不同的信息。例如，合理预期假设的一个含义是，在一个价格出现了巨大波动的国家，预期对本期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反应会大大快于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国家。由此可知，观察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第一个国家中将比在第二个国家中更为倾斜。在这方面比较各国情况以及通过其他一些检验结果说明，看来与任何负责任的人所预料的完全一致，这就是：既然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人，则真正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

理论和政策的含义

上述事实并非全部。我所引述的一些文章尚未发表，有些只是在过去几年中刚发表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即使如此，也值得注意一下这一观点不但对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而且对于政策问题的意义有多大。

其对于政策问题的一个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是，如果你认为人们是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的，那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就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能使你达到自然失业率以外的什么目标，你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回到我一开始所做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你可以用来降低失业率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预料不到的通货膨胀。

如果政府按照某种固定规则决策，不论这一规则是什么，只要人们认识到了，他们就能在决策时考虑到它。结果是，除了自然失业率以外，根据固定规则你不能达到任何其他的失业目标。你要能达到其他的失业水平目标，唯一的办法是你总是做到比全体人民都聪明，总是采取新的规则并使用一段时间直到人民充分了解它。因此，你必须发明一整套新规则，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乐观的。

这一分析为我们有些人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想背景，这种观点就是：对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来说，更好的办法是说明你将与人民合作，并将你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使他们自己有一个判断的依据，而不是试图去愚弄他们。萨金特－卢卡斯的论点和分析实际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为你能够愚弄人民，那你就是在愚弄自己。

这些大约就是这项争论的现状。我或许还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实质上已经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再相信最初提出的那种天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了。目前这项争论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即任何人都同意，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比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倾斜度更大。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垂直的，还是不那么垂直。这方面事实尚不很清楚。但是就我所知，有一系列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使你能根据长期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假设，自圆其说地说明所有现存的实际情况。

一条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前面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充分就业政策实际上和加速的通货膨胀联系着，但是，它没有解释最近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平均失业率和平均通货膨胀率一起升高的趋势，亦即，一条严格根据经验得出的长期的、或更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既非负斜率的，也非垂直的，却成了正斜率的。

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前面的分析不言而喻是针对“无制约的”通货膨胀局面的。它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预期的调整速度比较慢、长期合同的制约、政府对某些特殊市场的干预以及其他“摩擦”或“刚性”因素的存在，会阻碍价格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而且还考虑到使“自然”失业率高于可以达到水平的可能性。但是，它未考虑到这些“摩擦”或“刚性”本身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函数。

实际上，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通货膨胀不大可能在上述意义上被认为是“无制约”的。当局将被迫试图以通过“施加压力”来扩大政府对特殊产业的干预的方式，或以被委婉地称作“收入政策”的对特殊产业实行正式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或实行普遍的物价和工资管制和方式，或其他类似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率（实际的或潜在的）越高，对价格系统采取的干预措施就越多。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过度就业。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爱国热情使物价管制的实施比平时更有效，部分地是由于预期这一局面是暂时的，从而使雇员们把当前明显降低了的实际工资率理解为实际工资率增加了，还有部分地是因为需求构成变化了，即大量的需求来自一个单一的买主——政府。

但是，在通常的和平时期，在出现高通货膨胀率时增加干预可能意味着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为这些干预使劳动市场的效率更低了。结果就是在几年的时期内，平均来看，在统计上出现了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周期性失业

前面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是暗含地以某种最近才明显引起经济学界注意的因素为基础的，其中特别是：不完全的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人力资本在决定劳动合同形式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开创性的工作是由乔治·施蒂格勒在其1961年的文章“信息经济学”中，以及加里·贝克尔在其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所完成的。

不完全信息使雇主和雇员所接受的实际工资之间出现差别。对这两个集团来说，更发现价格一般会出现什么变动是困难的和费钱的。对工人们来说，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知道有哪些其他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很强烈，所以他们可能对于与其有关的名义工资水平比对一般价格水平了解得更清楚。对雇主们而言，了解对他们自己产品的需求情况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不需支付多少成本的，故他们对于他们自己产品和所用资源的价格信息，也比一般价格水平掌握得更充分。

获取信息的成本在决定对未预料到的总需求变动作出调整所需时间的长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中的一种思路是强调劳动市场中的“寻找成本”。

一个工人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找到另外一些合适的职业。在受雇期间去找一项新的工作是很难的。因此，一个未被雇用的工人，不论是因为他刚步入劳动市场还是因为他离开或失去了那项工作，都可能不愿意接受向他提供的第一个职业。这样做的代价是降低了找到一项“更好的”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当作提供的工资水平高到足以补偿他的这一损失时他才会接受这第一次的工作机会。这反过来又有赖于他对劳动市场预期。根据这种解释，通常所理解的失业并不仅仅是浪费和懒惰；毋宁说它反映了“各种工作的间隔时间”，或者说反映了寻求资源最终利用的生产活动。

假设发生了某种可以启动我们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分析的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雇主将努力雇用更多的工人。正在寻找工作的工人在未变动的预期的基础上将更容易找到吸引力足以补偿放弃寻找工作所付出代价的工作机会。工作之间（或者说介于进入劳动力储备和找到工作之间）的平均时间将缩短，并且登记失业的人数也将随之下降。当更有利的就业形势更加广为人知时，找工作的人就会修正他们对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更加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则将上升到其“自然”水平。这是对图12．6中从O点到Aw点，又从Aw点回到O点的运动的另一种解释方法。

相反地，令总需求出现未预料到的下降，从而雇主希望在所了解的每种实际工资率水平上雇用更少的工人。正在找工作的工人将发现，他们根据自己未变化的预期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少了。这种工作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补偿他们放弃进一步寻找工作，失业后重新找到工作所需的平均时间延长了，登记的失业人数因此也会增加。随着不太有吸引力的就业状况逐渐广为人知，找工作的人将修正他们关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不那么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将下降到自然水平。

这一简短的概述与通常存在的劳动供给曲线并没有一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的话，那条曲线表示了有一定数量劳动可供利用的最低工资，或在一定工资水平上可供利用的最大劳动量。但是，这一概述是不完整的，因为为了使问题简化，它完全集中注意于找工作的人。雇主寻找工人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他们提出的条件依赖于他们对于市场状况的看法。他们的需求价格是他们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不过，把前面的论述推广到雇主方面是更为直接的。

一个更有趣也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上述现象在劳动市场上如此突出，而在像证券和商品这样的市场上却几乎不存在。在这些市场上，需求未预料到的变动被迅速而完全地反映在价格上。“寻找”行为无疑也存在，但是它进行得如此之迅速而有效，因而并不会阻碍几乎同时完成的价格调整。在劳动市场上与此相似的，恐怕就是支付给工作的工资率的连续的、实质性的变动，可忽略的是当前失业水平，以及失业水平的微小波动或无波动。

对于这一差别提出的一种主要解释基本反映在关于人力资本所进行的研究中，这一解释把重点放在马歇尔最初提出的劳动的两个“特殊性”中，即：“工人出卖劳动，但却将资本保留在自己身上”；“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亲自交货。”由此引起的一个效应是：劳动比起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证券和商品更缺少一致性。当然，一蒲式耳小麦可能与另一蒲式耳的小麦不同，但小麦已经被完全很快地区分为各种标准的质量品级，小麦的买者可以根据等级来选购，他不必分别检查每一蒲式耳货物是否满足他的需要。也就是说，寻求成本很小。对于大多数工种工人的雇主来说，情况一般就不同了。在他不是处于上述不同情况中时——像在日临时工市场上一样——市场在发展，价格也在一天一天地变化，从而接近商品市场的条件也在发展。

一个更重要的效应是，一个工人的生产不仅很依赖于个人特点，而且依赖于所受过的训练和经验，依赖于他的人力资本。就这种人力资本是“一般的”，即其价值不依特殊用途而定这一点来看，它并不引起新的问题。但是就它是“特殊的”，即对某一特殊的雇主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而言，就引出新的问题。而许多人力资本都是特殊的，即很多工人对他现在的雇主比对其他的雇主更有用。因为他所受过的训练和所获得的经验与其现在的工作有特殊联系。

考虑一种特别简单的、或许也是极端的情况。现设有一个工人，其“一般”边际生产率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特殊的经验的情况下，对一些潜在的雇主来说是每小时5美元。在受雇于一个特定的雇主一年后，他的“特殊”的边际生产率将是每小时7美元，但是如果他在这时离开他那个雇主转而受雇于另一个雇主，其刚受雇时边际生产率重新回到每小时5美元，先前，存在着竞争。一年以后，如果工资比如说每天确定一次，出现了双向垄断的局面。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在5美元到7美元之间的工资水平上，事先达成一项适用于一个或长或短的固定时期的协议。雇主之间的竞争将把工资推到这样一种水平上，使得在培训期间工资超过边际生产率水平的额度和培训期后边际生产率超过工资水平的额度相持平。

特殊的人力资本一方面是与雇员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雇主来说会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因此，它使得劳动合同从工资率方面来看成为相对长期的合同。这一特点反过来又增加了对于未来（必然是不完全的）预期的重要性。并使得对工人和雇主来说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在寻找的活动上是值得的。

这一分析解释了寻找现象和长期合同，但未解释这类合同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一事实：这类合同使雇主对支付的工资加以承诺而并未使工人对他所应提供的工作量做出承诺。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于总需求中出现的未预期到的变动的相应调整，采取变动就业水平形式而不采取工资变动的形式。更形象地说，当遇到需求减少的情况时，为什么解雇工人？

回答是，上述所谓事实最多不过是些尚无定论的东西。许多合同——这里，作为大学在职教授可以大声疾呼——的确可以像保障工资率一样保障就业。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人们正在提出和探索许多其他的解释。

即使接受前述那种分析，那么它是否不但适合于解释战后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和失业波动，而且也适合于解释大萧条时的大量失业（在1932年和1933年萧条谷底时期，失业人数超过了劳动力的1/5）呢？答案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总需求有一连串巨大的、预料不到的下降。因而要求对预期做出反复的、越来越大的调整。这是为货币数量的越来越快的下降所要求的，这种下降终于导致在1929年到1933年间货币总量减少了1/3。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可比的经济衰退期——1873年至1879年间，名义收入的下降水平大约和1929年至1933年间一样，但名义工资和价格却下降得更多，而就业水平却下降得更少，失业显然不那么严重。很清楚，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工资和价格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对这两次衰退之间的差异，我们尚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一些明显的选择可考虑包括：生产日益复杂化，使得特殊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农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多；工会的发展；以及停止了无限制移民，这一措施在上世纪70年代能缓和失业状况，而在本世纪30年代则无济于事。

直到最近仍未解决的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矛盾就是有人假定从1933年至1939年间的连续大规模失业，而当时名义总需求却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张。根据普遍接受的估计，失业在1933年达到25％，然后在1937年降到14％，至1938年又回升到19％，只是到了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实施一项积极的备战计划后才降到了14％以下。从“寻找”理论或“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尚未提出什么令人满意的解释。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知道，上述普遍接受的估计，从现在已被公认的失业定义来看，全面高估了30年代的失业水平。当时的失业包括被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根据“紧急”计划或“以工代赈”计划所雇用的那些人员（虽然对他们的支付，被作为工资计入了国民收入，而不是作为转移支付来处理）。根据迈克尔·达比的估计，按目前的失业定义来计算，失业水平在1933年为23％，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于1937年降到9．2％，同时这一下降又为1937年至1938年的衰退所打断，这次衰退在1938年将失业百分比提高到12．5％。这些数字都是年平均数，故从1933年3月大紧缩的谷底到四年以后的1937年5月又一次经济高涨之间失业量的减少一定更富有戏剧性。其中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劳动市场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问题。

第十三章 不同职业的工资

在一般地讨论劳动供给曲线时，我们毫无疑问地把各种不同劳动的工资率——即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考虑在内。这一工资结构本身是由对不同种类的劳动的相对供求状况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可以将这一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并能单独对它进行分析，是因为决定特定职业劳动供给曲线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能说完全独立于、但也是基本上独立于那些决定劳动总供给的力量的。

在任一特定时点，都将存在着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率（或平均收入）的某种结构。将这一结构视为是三种导致不同职业工资率之间差别的力量或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分析问题是有益的：

除工资率以外，影响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人选择职业的吸引力因素，即使存在着完全竞争，劳动力转移不受成本影响，并且整个人口中每个成员的能力完全一样，不同职业的工资率也决不会相等。某些职业比其他职业吸引力小，因此它们若要吸引人们去工作就必须比其他职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在个人兴趣差别的一定条件下，一系列工资率明显差别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不同职业的特点，而且依赖于需求的状况。如果对某一职业的需求相对较小，可能仅以那些认为这项职业化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就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可能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如果其需求较大，只有把一些认为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也吸引过来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就必须相对高些。由这种力量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之为均衡性差别。

产生于非竞争集团的因素。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的人都处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位置上——他们一生都不会有这样一次机会。这些妨害特定职业招工障碍的存在导致出现一系列部分隔绝的、虽然不是完全不关连的市场，并且抑制了上述力量发挥作用。在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别可以被归入这一类，尽管它们或许也可以归入前一类当中。因这类力量而产生的工资率的差别可以称之为源于竞争性集团的差别。

对于供求变动的不完全调整。不同劳动的供求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可以与其最终结果非常不同。在劳动市场上，要使这种最终结果能够感受到，即直接影响要产生可以导致新的均衡的反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任一时点上，工资率差别的某些方面可以认为是应归因于调整的不完全性的。当然，这类因素的具体内容依赖于个人的观点，并且也依赖于为了某一研究目的而设定不变的条件，既然我们所说的调整是指对某些给定条件的调整。如果这些给定条件是指市场供求曲线，则现存的状况包括了所有对供求变动的调整，从而这类因素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时间越长，即所给定的一组条件越窄、越具有终极性，则这类因素就越多。因调整的不完全性而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作过渡性差别。

工资率的均衡性差别

为了简化关于不同职业劳动供给的讨论，让我们集中注意于两个特定的职业，比如说A和B。因而，我们可以将这些职业的供给条件归纳在图13．1中。纵轴代表A职业的工资率与B职业工资率之比，两者均以某种共同的或方便的形式表示，比如说，用每小时的工资率来表示。横轴代表提供给A职业的人时数与提供给B职业的人时数之比。因此，该曲线就表示了在不同的相对工资率水平的所提供的最大相对人时数。

这一概括供给条件的方法当然不是完全普遍适用的，而且暗含了某种关于供给条件的想法。因为，所供给的人时相对数可能不仅依赖于相对工资率，而且依赖于绝对工资率——例如，在A职业工资率3美元和B职业工资率1．5美元时的相对劳动供给可能不同于A职业工资率为6美元，而B职业工资率为3美元时的相对劳动供给。然而，对于这类影响，我们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对这类影响的忽视也不是上述归纳供给条件方式的便利所能完全补偿的。当然，这条供给曲线只是在给定的“其他”条件下，特别是在给定各种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的条件下才有效。

如果所有个人都有同样的兴趣和能力，并假定都能得到同样的信息，他们就会对不同职业的相对利益作出相同的评价。结果将是：像图13．1中那样的供给曲线将成为水平的，即这种既定的相对工资率会被认为是对该两项职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在任何更高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所有人都会选择A职业；在任何更低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所有人都会选择B职业。由于个人兴趣、能力和取得这两个职业的信息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人们对能使这两个职业有同样吸引力的相对工资率的看法，会出现差别，从而像图13．1那样，使劳动供给曲线产生斜率。

为便于讨论，我们将影响该劳动供给曲线的因素分为三类：（1）决定这两项职业相对吸引力的经济方面的因素；（2）这两项职业的收入的可变性；以及（3）这两项职业之间的非经济方面的差别。这样特别区分开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第一类因素对所有人（至少是所有能力相同的人）都有同样的影响，因而将主要影响供给曲线的高度。在一个“奴隶”社会中，这类因素几乎是应予考虑的唯一因素，而且它们在刻划有这样或那样用途的非人力资本服务的供给曲线中也有相应的对称物。第二三类因素由于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而变得重要。

能进行精确估值的因素。考虑一个奴隶主，现在他要决定是训练他的奴隶、使他们专业化以从事A职业还是训练他们从事B职业。这一决定当然不是不可改变的，一个为A职业而培训的人以后可以转移到B职业上，但这一般需付出相当代价。奴隶主在做出决定时，将需要知道此两种职业中每小时工资率更多的情况。例如，A职业可能是季节性的，而B职业不是，这可能使一年内A职业的预期劳动时数低于B职业。A职业可能比B职业更多地受于周期波动的影响，从而使A职业的预期劳动年数低于B职业。A职业可能需要更多的气力，从而一个人能受雇于A职业的年限少于B职业，而B职业可能是坐着做的工作，A职业可能需要更长的培训期。

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如图13．2中那样归结为在每一既定的工资率水平和每个工人的年龄水平上，每一职业的预期净收入。某种职业的年度净收入当然取决于它的职业性支出从总收入中的扣除情况。一个有文化的奴隶主将把一个奴隶的衣、食、住的费用算作其职业性支出，他将只对收入大于这些费用总额的超过部分感兴趣。由于人类社会的两重性——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和作为为满足其需要进行生产的最终消费者的人——要区分一个人的消费中应视作职业支出（作为一种生产资源而维持其生存）的部分和最终消费部分是不可能的，或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只将那些显然为某一特定职业所特别需要的职业支出减去，并将超过这一限度的、为维持作为生产要素的个人所需的费用看作在所有职业中都是一样的。这一作法说明了图13．2中净收入为零的那一起始线段。图13．2旨在显示一生纯收入的“典型”模式的诸特点。接下去的负收入的那一段指的是培训期，这时，一些特别的费用——如学费、书本费、设备费等等——很可能超过任何正收入。所以，一般而言，净收入上升到一个顶点，然后下降。除了这些更加明显的职业支出以外，很清楚，所得税也应在计算净收入时减去。

既然标出的这些数字是预期净收入，那么，它们就包含了不同的个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别，并且会受到失业可能性的影响。同理，下降的线段不仅反映了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的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可能出现的下降，而且反映了，随着一个人变老，由于自愿退休或因健康原因而被迫退休和不能工作，或由于死亡等原因，他取得收入的可能性更小了。还应注意，纵轴所表明的是，假如选择A职业时的收入，而不是表明实际从事A职业的收入。因此，它包括人们在最初选择A职业，以后又放弃A职业而从其他职业取得的收入。理由是，影响不同职业的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恰恰是，为从事一种职业而进行的培训对于从事其他职业所具有的相对价值。

尽管图13．2中的曲线形状理应有典型性，但在细节上，各种不同职业之间当然会有不同。投资额的差别就很大，预期收入为正数的年龄也随之而不同。曲线的高峰值及可能达到这一高峰值的年龄也差别很大。

一生收入的简单平均水平当然不宜用来概括一种特定的生命收入模式的吸引力，即使对缺乏人性味的奴隶主来说也是如此；在一个利息率不为零的世界里，取得收入的时间也是重要的。例如，假定A和B职业的生命收入模式分别如图13．3所示，而且两者的平均水平一样。因此，从财务上看，A职业显然更有吸引力，因为A职业在早期所获得的超过B职业的收入可用来投资生利，从而获得B职业得不到的一笔收入。考虑到这一影响，我们可以计算每种职业预期净收入的资本化现值。令E1，E2…为各年的预期年收入，1，2，…r为利息率。则V＝＋＋…为第零年时预期收入流的资本价值。

人们还会记得，生命收入曲线以及资本价值都是针对特定的工资率而计算的。为了总结我们现在所考虑到这类要素的影响，我们可以提问，什么样的相对工资率将使两种不同职业的资本价值相等。假定这是一种A职业的工资率，相当于B职业工资率的1．4倍。我们就可以说，在这一工资率水平上，两种职业从财务上或从精确计算角度看，吸引力是相同的；而且，如果可精确计算的吸引力是唯一要考虑的因素，则劳动供给曲线将如图13．4所示，是在1．4倍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的一条水平线。

我们已列举出许多影响相对工资率的因素，这些因素足以使两种职业在财务上具有相同的吸引力。如：就业的季节和周期可变性，培训期的长短，直接培训费的多少，培训后的直接职业开支，税赋结构，一项工作职业寿命的长短，整个职业寿命期间收入的时间模式，等等。无疑对这样那样的特定职业还会有许多其他重要因素，故不可能完全一一列举。一种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的、能齐全分析的工具既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要求将所有应考虑的经验因素都完全列举出来，则没有必要。

收入的可变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上面提到的计入资本价值时所使用的平均净收入掩盖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这些差别对奴隶主来说是不太重要的——至少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拥有足够的奴隶时是如此——因为这些差别倾向于互相抵消，这样奴隶主可以集中注意于预期收入。对在我们当今社会中选择职业的个人来说，这些差别就不能如此轻易地置之不理，他将不仅要求了解预期收入的资本现值，而且还要求知道收入的分布——更确切地说，即资本现值的概率分布。例如，A职业和B职业在财务上可能是同样有吸引力的，然而A职业比如放映员一类的职业，获得高收益的机会不大而获得低收入的可能性却很大，而B职业比如打字员一类的职业，可以提供一定的相当稳定的收入，不大可能会有过多的增加或减少。

这一变动性的影响当然有赖于个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态度。如果我们接受选择的预期效用理论，对某一个人来说，能使两种职业具有同等吸引力的工资率，是指这些职业获得的同等预期效用的工资率，而不是使预期货币收入或资本价值相等的工资率。

如果所有的人对于不确定性有相同的态度，则收入不同的可变性效应将会提高或降低供给曲线的高度，而当A职业的相对工资率为1．4倍时，A职业和B职业的供给曲线则为图13．4所示，是一条水平线。例如，若A职业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小，而B职业收入变动的程度仅为中等，并且，若人们一般愿意选择前一种不确定性，而不是后者，则可变性的效应将会是把这一曲线的高度从1．4降到更低的数字，比如说1．3，这一差额可以说是度量了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所喜欢的那种不确定性而愿意支付的代价。举例而言，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即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上述用来描述电影放映员收入的那种可变性，而不愿竞选择用来描述打字员收入的那种可变性，结果我想是电影放映员的平均收入（即考虑到他们当中的成功者，也考虑到失败者）低于打字员的平均收入。

当然，人们不会都有同样的口味。某些人愿意选择上面指定给A的那种可变性，某些人则愿意选择指定给B的那种。前者在低于1．4的工资率水平上就会被吸引到A职业中来，而后者只有在高于这一工资率水平时才会被吸引过来，因此，劳动供给曲线就会产生一个正的斜率，如图13．5中那样。如果OA超过一个单位，则有理由说，平均来看，人们愿意选择A职业所提供的那种可变性，否则相反。

不是从经济收入考虑的好处。除了各种不同职业的货币收入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对于任何特定个人的吸引力——所参与的工种，从事这项工作的地点，随这一职业而来的社会优越感，如此等等。如同收入的可变性一样，很多人对这类因素的评价可能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影响就是使供给曲线向上或向下移动。而如果人们对这些不属于经济因素的优劣评价不一，则其影响将使供给曲线产生一定的斜率。或许极端的情形是，若某些人愿意选择A，而其他人愿意选择B职业，那么，经济收入的多少就无关紧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无弹性的。

如果不存在兴趣和能力上的差别，而且有一个真正完全的市场，则所有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有弹性的，相对工资率将完全由供给状况决定，需求状况将仅仅决定每一职业中的劳动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收入上的差别都将被拉平，并且对所有个人都是均等的。就是说，工资率结构将处于这一状况：即每个人就其所从事的职业而言将是无差别的，因而将不存在“租金”。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即个人受非经济因素的绝对支配，而且在兴趣上存在着较大差别，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无弹性的，并且相对工资率将由需求状况所决定。所有的工资可以说都将是被价格所决定的，而不是决定价格的，“租金”也将是如此。

在更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兴趣和能力并不能完全决定职业的选择，这时，供给曲线将是有正斜率的。在这一情形中，收入上的差别只有在边际水平上才能均等化。就某些个人会愿意在更低的总收入水平上从事他们的职业而言，他们将会得到租金，尽管就这些人把由于工作时间更长一点，更辛苦一点而得到的额外收入看作恰好补偿他们这样做所付出的额外的代价而言，他们也仍将处于边际状况中。就是说，有一个外延的边际和一个内涵的边际。需求的增加通过把更多的个人吸引到这一职业上来而将使外延的边际向外推移。需求的增加对于内涵边际的效应是不甚确定的，其理由已在上面讨论向后弯曲的、短期劳动供给曲线的一般情况时议论过了。

所得税效应。所得税的影响看来值得单独给予特别的注意：第一，因为所得税的重要性近年来大大增加；第二，因为对它们的作用存在着广泛的误解，而且普遍认为它们不能被“移动”；第三，因为它们被从弗里德曼和库兹涅茨所明确讨论过的各种因素的清单上略去了。

如我们所知，对个人来说，在判断两种职业的相对吸引力时所比较的有关数字是税后所得，而非税前所得。经常有人争辩说，所得税并不影响人们在这方面的选择，因为更高的税前所得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税后所得，从而若一种职业从税前看比另一职业更有吸引力，则从税后看它也将更有吸引力。不幸的是，这并非实情，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因为纳税的基数与考虑经济净收入时的有关数并非一回事，部分地是因为纳税基数并未考虑非经济因素。

首先考虑一下没有免税规定的、单独的比例所得税的情形，即使是这种税也会影响不同职业间的相对收入。最明显的理由是，如果在征税基数中不允许扣除被视作在选择职业时所支出的职业性的开支，而且这些开支是随职业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即使从与选择职业有关的收入角度来看税基是一样的，从其他角度看，税基也肯定会有差别。例如，令一种职业所得到的收入对任何特定的个人来说各年都不同，而且有时是负数，同时另一种职业每年的劳动所得都一样。这时，除非当收入是负值时，政府利用税收给予补助（一种负的纳税），则第一种职业的税收负担就会比第二种职业重，从而使得两种职业的税前资本现值在相关的工资率水平上相等。在把税赋考虑进来后，第一种职业的资本值将更小。这种特殊的效应绝不是新鲜事，特别是当一种职业需要培训，而另一种不需要时，就会出现这一现象，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前者的收入在初期的年份中很可能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忽略负收入就等于不允许在计算应税收入时扣除培训费用。

到目前为止所考虑的这种种效应原则，都可以通过适当地定义税基而予以消除。但是，如果两种职业在非经济的吸引方面有所不同，因而为了使它们两者的吸引力相同需要使一种职业的货币收入高于另一种时，用适当定义税基的方法来消除前述那些效应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两种职业的吸引力相同，就需要使其中一种职业的税后相对收入比税前更高些。实际上，低收入职业的非经济优势是与税收无关的，因而逃税的方法之一就是去从事有较大非经济优势的职业。

引入减免税规定和累进税率后，还会有其他的效应。使个人的年际收入发生波动的职业，就一个既定的税前现值而言，一般倾向于比收入常年不变的职业要承担更重的税赋。在这里，为了使收入“均等化”而进行的税法的改革可能消除这一效应，但是当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可变性时，就没有什么税法的改变能够消除比较效应。假定A和B职业事先承诺在税前提供同等的平均收入，但是A职业个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比B职业更大。那么，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A职业的税后平均收入就将比B职业低。累进税率加强了前面提到的非经济优势的效应，因为实行这种税收后，税后的收入比率将低于税前。

由此可知，所得税的存在的确影响职业的选择，从而影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其实，若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种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一意义而言，所有收入上的差别都被均等化了，所得税将根本不会有任何再分配效应，不论累进的程度有多大。税后的相对工资对于级差别较大的累进税率和较平缓的累进税率来说将是相同的。理由是：人们将会脱离特别受到较大级差的累进税率影响的职业（如收入较高足以弥补极端不利的非经济因素的职业，或提供高度可变收入的职业，等等）而选择那些受影响较小的职业，直到上述相对工资状况得以实现。对受到高级差累进税影响的职业来说，同样的税后相对工资率当然意味着更高的税前工资率，而这将妨碍需求量适应于已经减小的供给量。

更一般地说，择业兴趣上的差别将产生一条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因而税收形式将影响相对工资率。对于那些特别受到高级差累进税影响的职业来说。那些在非经济基础上对这类职业最少依恋的人的脱离将导致雇佣人数的减少。最终结果将是：税后相对工资将比在较小级差的累进税率时更低了，当然，尽管税前相对工资更高些。

很清楚，对所得税的这一分析和通常对营业税的分析是一致的。其实，对应于任何既定的所得税，原则上很可能存在着某些对最终服务所征的营业税，两者恰会有相同的配置和分配效应。

源于非竞争集团的差别

为了使收入上的差别能够显著地均等化——即前节所讨论的那些因素所产生的差别——显然必须使许多人处于能够自由选择职业的位置上。在很大程度上说，情况正是这样，因此，工资率方面许多现存的差别可以视作均衡性差别。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并非所有的收入上的差别都是可以这样看待的。特别是在像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这样广泛的职业分类之间，其收入差别程度，比之从成本、非金钱利弊及类似因素角度所能解释的程度要大得多。

在这些情况中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得到收入更高职业的这样那样的障碍。只有某些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用卡恩斯恰如其分的词表述，他们构成一个非竞争集团。有许多因素可能引出职业选择上的障碍，从而导致非竞争集团的建立。择其要者列举如下是有必要的：

对参与就业竞争的有意限制：例如，限制移民使美国工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而成为一个非竞争集团。在美国要求获得从事某项职业的许可证——如在医药行业、律师行业或类似的行业——可能就是有意限制人们参与这一行业竞争的一种手段。许可证的发放权通常掌握在目前已经取得该种职业的人手中，而他们自然倾向于限制他人的参与。还有，工会力量迫使雇主支付不低于议定水平的工资，也是限制局外人取得这类职业的手段。

这类限制细说起来数不胜数，而且近几十年来又有发展。但是，不管这些限制多么令人烦恼，我还是认为，或许除了移民限制以外，其他限制都没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不像另外一些将要提到的障碍那么重要。

地理位置上的不可移动性：这是被提到的收入差别的一个原因，特别是所谓南方和北方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收入差别。然而，除了某些特殊的或孤立的例证以外，这一原因在美国到底有多大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人们有相当大的移动性，例如，在40年代，美国境内的人口移动幅度之大使欧洲的强制性人口移动（不论是为纳粹所迫还是为苏维埃所迫）都相形见绌。还须提醒人们注意：并非所有的人都必须移动，仅有处于边际状况的人移动即可。

能力上的差别：到底是将能力上的差别看作是导致了非竞争集团，还是把它们与兴趣上的差别联系起来并看作是引起了均衡性差别，似乎都有些武断。很清楚，它们导致了个人收入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比之为补偿供职所发生的成本等方面的差别所要求的程度要大；实际上，一个人是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单位劳动力，更多的人力资本。对不同职业的工资率的影响由此而产生，因为不同的职业倾向于雇用——或需要——不同平均能力水平的人。当然，能力的“高”或“低”并没有为市场所尊重的客观标准：一种特殊类型的能力是否将被给予较高的报酬完全取决于对它的需求是否相对地高于现有的供给。

某些例子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从与经济有关的意义上很难把“能力”上的差别与“兴趣”上的差别区分开来，以及为什么人们对于将它们包括在引起均衡性差别的因素中很感兴趣。深水潜水员的相对较高的补偿性收入到底应看作是对其愿意在水下或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的报酬，还是应看作是对于这一行当的非经济不利因素的报酬？对特技表演艺术家的收入又应怎么看？医生的收入呢？显然，“能力”和“兴趣”在很大范围内是交叉的。

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分层：国内对于参与职业竞争的障碍或许主要来自人口分为不同的社会层次，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一点也是真实的，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一般而言，需要学问的专业及某些其他职业只对上层阶级完全开放，余此类推。当然，分层并非绝对的——总是存在上升的可能性——但是，在这种升迁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足以维持收入率上的巨大差别。

在我国，这种严格的社会分层决非像在多数其他国家中那么重要，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其作用显然地大大降低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地可以就学。办公室职业和体力职业的相对工资的变动已经清楚地揭示了社会分层的重要性在下降。识字的人曾经是非常之少。因而导致了一个非竞争集团的产生，但是很清楚，现在已经不是这种状况了。结果，办公室职业对体力职业的收入比率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一般而言，办公室职业的报酬目前可能是偏低，而不是相当高了。在更高的水平上，大学教师的薪水与高中教师薪水之比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这一比率一直在随时间稳定地下降。

社会和经济地位之所以能影响一个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的余地大小，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难于或不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得到高收费培训的可能性依赖于父母或捐助人提供资金的能力，或者这个年轻人“开拓路子”的能力和意志，而且即便如此，也还有赖于这个年轻人的家庭在他不参加培训、本来可以得到的收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这些因素对取得某些职业仍是重要的，而且无疑是可以归因于非竞争集团的收入差别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5．肤色可能应该概括在前面的标题下，但是把它单独出来专门讨论一下似乎更好。显然，黑人在选择职业方面并未与白人处于同一地位上。人们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培训和上学机会，部分地是因为公立教育设施对黑人缺少有效的社会便利条件，部分原因是私立教育机构存在着种族歧视。肤色影响还远不止于此，由于不论是主顾还是同事都存在着偏见，所以，黑人会引起在某些职业中劳动生产率下降，肤色像能力上的差别一样对收入有同样的影响。结果，人口依肤色分层显然成了美国导致收入上的非均衡性差别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之一。

收入的过渡性差别

对这个问题无需做多少讨论。显然，一个特定种类的劳动供给在短期内很可能比在长期内的弹性要小得多，因而需求变动最初的影响很可能比最终的影响更为强烈得多。或许需要做充分说明的就是开始所说的那一点——我们称作过渡性差别的点有赖于我们的观察。考虑一下前面所说办公室劳动收入对体力劳动收入比率的变动。约一个世纪以前办公室劳动收入对体力劳动收入的超过额从一种足够广阔的观点来看，可以看作是过渡性的，较高的办公室劳动收入（和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为就学提供了条件，并导致白领工作特权的增加。这些经过几代人的过程之后就将降低或消除这种超出额。不过很显然，对很多问题来说，这与其说是合乎需要的，不如说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观察角度。

第十四章 收入的功能分配和个人分配之间的关系

前面几章讨论了生产性劳务的价格，这些价格和相应的生产劳务一起决定了我们所说的收入或产出的功能分配，即根据资源所发挥的生产功能而进行的分配。然而，从许多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所说的收入的个人分配，即在可识别的收入单位如个人、家庭或居民户之间的分配也很感兴趣。

初次的和最终的个人分配

收入单位之间的初次市场分配不仅由生产劳务的价格所决定，而且还由生产劳务资源的所有权在各收入单位之间的分配所决定：每个单位得到的数量等于它提供到市场上的生产劳务的单位数量乘以该种生产劳务每单位的价格。

初次市场分配由于政府多种多样的税收和补贴所带来的再分配而发生变化，以致最终可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收入的分配可能非常之不同于由市场奠定基础的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之间的区别是极重要的，然而也是复杂的和含混不清的。考虑一块土地，假定它现为X先生“所有”，X先生又将它出租给Y先生，而且支付了财产税，此税恰等于他得到的地租的一半，他可以被看作在初次分配中得到了全部地租，尔后又在政府强制执行的再分配中付出此租金的一半。对这个简单的例子换个更令人满意的说法是，政府可以看作是拥有这块土地的一半份额的一个“无声的合伙人”，而X先生拥有另一半份额并充当一个执行合伙人。显然，X先生或其他任何人为了买下这块土地所要支付的总价是他得到的那部分地租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全部地租的资本价值。他可以给政府开出缴税单，但是说他“缴”税没有任何经济意义，除非对该士地开征一项完全没有料到的税收时，他恰好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一情形下，他将遭受到一项初次的资本损失——一项财产税。

这个例子很简单，但其关键之点适用于所有这类再分配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被看作拥有每个超过中等规模的公司48％股权的一个“无声的合伙人”，既然这一部分税前收入被作为公司所得税从这些公司收走了。同理，是谁拥有相当于对个人收入所征个人所得税的那部分人力资源？最初得到这些收入的个人（或更确切地说，是人们把这些收入贷给他，既然在收入来源一环节上的预扣税金使这一过程出现短路）？联邦或州或地方政府？或者，个人更应该被看作先得到全部收入，然后又把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政府服务——例如像司机需要支付的汽油税，这一税收被用于高速公路的维修和建设。

尽管定义有含糊之处，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之间的区别还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实质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看到。税赋的存在（或政府对资源的部分所有权）改变了执行合伙人管理这些资源用途的动机。税收由此而改变了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资源的供给，同时也更加间接地改变了这些资源的需求及每单位资源的价格（关于这一可能效应的更为复杂的一面将在下一章中再予考虑）。

这里不是详尽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传统上都是在财政学中才在“税赋的转移和归宿”这一标题下进行研究的。在这里只需强调一下这方面的区别就够了，即：关于“税收与补贴之前”的收入分配和“税收与补贴之后”的分配之间经常进行的比较的经济理论与简单的计算之间的区别。在没有税收和补贴条件下的“初次”分配将非常不同于存在税收和补贴条件下的情况。

除了再分配问题外，在这一领域里流传最广的错误之一是相信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功能分配问题走向个人分配问题。据信，工资和薪水是“穷人”的收入；利息、红利、租金以及私人企业的收入是“富人”的收入；从而，任何可以提高工资对其他要素收入的相对水平的事物都将倾向于使收入不那么多种多样，反之则不然。幸运或不幸的是，这一结论由于两个相当不同的理由是错误的。第一，它整个地回避了个人分配的确切含义及与之相联的各种不同含义的这一问题，在个人分配的一种定义下是真实的东西在另一种定义下就不真实了。第二，它大大地过分简化了各种类型收入之间的联系及人们经济地位的问题。

个人分配的含义

在多次努力试图全面分析生产劳务价格的变化对收入的个人规模分配的影响之后，我自己的结论是，要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诸如某某一个数量会消除或增加收入的多样性或不平等性之类的说法应持保留态度。为了概略地说明这一结论的依据，我将在本节中首先讨论定义个人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关键问题，然后在下一节中大致说明在收入类型方面的一些更广泛的事实，最后考虑两个特殊的例子。

要完成收入的个人分配理论，有三个基本问题必须给予解决：（1）收入单位；（2）收入的定义；以及（3）测量收入所用的时间单位。在每个问题中的选择关键部在于分配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对劳动市场理解？还是对资本形成可利用资源的理解？或是对生产资源支配权上的差异的理解？抑或是对生活水平差异的理解？

1．收入单位；收入单位应该是个人吗？如果是，是所有的个人吗？所有超过14岁（或其他规定的年龄？）的人？所有可视为劳动力的人？或这些人再加上其他拥有工资以外收入来源的人？

或者换一个提法，收入单位应该是家庭吗？如果是，怎样定义“家庭”？仅仅根据血缘关系？根据血缘关系及共同的居住单位？根据血缘关系和收入的“汇集”？抑或收入单位应该是“居民户”，它包括所有可能分享同一居住单位的无关的个人？

这些问题根据抽象的分析或经验事实是不容易解决的，然而却对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考虑一下所有14岁以上的人之间的分配和有两个人以上的家庭之间的分配的差别。你想显示贫穷的程度有多大吗？那就强调一下，在美国，1973年，14岁以上的人中间货币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人占40％。你想显示贫穷的程度有多小吗？那就强调一下，1973年，具有两人以上的家庭货币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

对于和判断生活水平有关的大多数目的来说，“家庭”是个更合适的单位，但是对这一概念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深思。我们是否按照格特鲁德·斯坦的方式说：一个家庭，不论它是由一个人构成，还是由一对夫妇带两个孩子或一对夫妇带四个孩子构成，或是其他组合方式，它都是一个家庭。

对于有不同数目孩子的家庭来说，许多问题的结论都依赖于观察的角度，如果从父母的角度观察，而且如果把父母选择孩子的方法看作是通过比较花费他们收入的不同方式来进行选择，那么，就没有理由区分不同规模的家庭，收入相同而孩子数目不同的家庭应该视作处于同种经济水平，区别只是在于某些父母更愿意把收入用于得到孩子，而另一些父母则愿意得到轿车、汽船或高保真度音响设备。

从孩子的角度看，并将孩子视为是最终目的的人而不是简单地作为对父母的消费性劳务的来源，而且从不能也不愿选择孩子数目的父母的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两个收入相同但孩子数目不同的家庭里，在小家庭里的孩子将会有比大家庭中的孩子更多的可利用的收入来源以满足其个人消费。

这决非一个小问题。实际上，从历史上看，相对经济利益的丧失那个主要根源或许就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上一个世纪或本世纪的每一次社会调查都生动地记录了这一点。两个工人的工资收入一样，如果一个孩子多，一个孩子少，则生活水平就会大不一样。实际上，我猜想，在本世纪西方世界减少相对贫困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发挥作用都大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节育的知识和技术的广泛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多子女家庭数量的锐减。

至于和两人以上家庭相对而言的“无家庭关系的个人”（在官方人口统计报告中用来指未与任何亲属生活在一起的人委婉说法），同样的收入，从任何观点来看，都不能看作与同样的生活水平相对应（我以为，应该除去由一个成年人加上精心选择一些孩子的家庭）。

在试图把不同规模和构成家庭的收入分配联系起来这方面，关于如何照顾到家庭规模影响的不同方法已经有过大量的文献论述。一种一目了然的方法是算出人均收入，但这一做法看来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这部分地是因为收入的定义的缺陷，部分地是因为事先设定了不同人的“需要”上的差别。两个人可能不能比一个人生活得更省钱，但据说，他们肯定比两个独身的人生活得更省钱——即，两个生活在一起的人为了达到在某种意义上同样的生活水平（即，同样的效用水平）所需用的收入要少于两个人单独达到这一生活水平所需用的收入的两倍。

儿童不能和成年人同等对待，婴儿也不能和少年同等看待，这一点看来是更加清楚的。因此，许多试图研究家庭的规模和构成影响的方法都包括建立可比的尺度，具体说，例如，如果一个从18岁到45岁的男性被确定为一个单位，那么一个同样年龄的女性则可视为一个单位的8/10，一个从零岁到两岁的儿童则是一个单位的3/10，等等。在这方面，两个最有名的尺度分别称作阿美因和法美因尺度——意为“成年男性的生活费”和“成年男性饮食费”，第一个尺度代表一般消费，第二个代表食物。

对于这种可比性的研究部分地与分析家庭收支数据的可靠方法的发展相关，部分地与对客观地定义最低生活水平或贫困水平的长期探索有关。幸运的或不幸的是，无法做到这一点。被视作贫困的生活水平总是由社会根据一般生活水平来判断的。在关于16或17世纪法国的早期著作中，“最低适当生活水平”被定义为每天一公斤面包。在美国我们认为相当于贫困的生活水平对当今世界上多数人民来说还会被认为是丰裕的。关于贫穷的真正客观定义的不可能性并未阻止我们得到一个美国政府关于贫困的官方定义，即“一个3倍于被估计为营养适当的、自由选定的食谱的估算成本的数量”。这些数量的“贫困”线每年都进行修正，以适应价格的变化，而且它们因家庭规模而异，因而使一种暗含的可比尺度具体化了。

收入单位的问题因此有两方面：使用什么样的单位以及如何将不同规模和构成的单位结合起来。

收入的定义：不论用什么样的单位，收入的概念应该用哪一种呢？我们已经考虑了因税收和政府补贴而引起的若干主要问题，在更加广泛的概念层次上，又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即：使用收入概念和使用消费概念的差别，以及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差别。

对于与生产资源的运用有关的问题，通常理解的收入概念显然是更为合适的。然而对于与福利或生活水平有关的问题而言，消费看来显然是更合适的概念。在这一领域，尚有大量的问题未被探讨过，特别是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消费项目的不同的价格运动。从较长时期来看，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的收入相对于最贫穷的人的收入不论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两者的相对消费水平的差距是大大地缩小了。

请考虑一下最富有的人的历史。经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只从两个重要的方面给他们带来好处：医药及保健条件的改善，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在其他方面，人们所吹嘘的、现代社会所实现的改善对他们来说作用很小。24小时的冷热水供应：古罗马的贵族有奴隶为他们运水供沐浴用。电影、电视、收音机；古罗马贵族可以命令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家为他们做私人演出，如此等等。

至于离现代更近一些的时期，我有一次参观了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住所，在此基础上我估计了一下今天的一个人要像杰斐逊一样支配那么多人的时间来满足他需要的话，他将必须能够在消费上支出多少。这一数字达到一年几百万美元之巨，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或实际支出这么多。然而，杰斐逊在他那个时代（当时的人口非常之少）并非一个特别富有的人。

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相对应所引出的问题是，财产收入是所计量的、赚取收入时的各项成本包括折旧和资本收益在内的净值，而劳动收入是所计量的许多成本项目（例如，食物、住宅、服装，这些既是成本也是花费已赚得的收入的一种方式）的总值，以及人力资本收益或折旧的总值。这后一个问题常被提到，但又通常把它放在一边。我尚未见过在关于收入分配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什么令人满意的论述。

在经验的层次上，收入定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非货币收入，诸如，来自家庭园艺的收入，来自居民户中妻子或丈夫的服务，得自孩子的消费服务，或来自自有住宅或其他自有耐用消费品的估算收入。人们愿意以非货币形式获取收入的机动显然是受了这类收入可能从某些税收中被排除的影响，因此，对它的忽视——这是典型的作法——很可能把一种极大的偏差引入所测量的收入分配状况中。

时间单位：原则上，我们可以将收入分配理解为一个时点上的情况，以区别于每一任意时间单位中的收入流量。时间单位问题因此又归结为收入的定义问题：我们要将收入定义为瞬时的流通速率吗？定义为可以无止境持续下去的流通速率吗？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名义上无业境地持续？

在实际生活中，这方面的数据是作为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收入所得或消费支出而出现的：一天、一周（一月或一年的数据，显然，所得的结果会依所用的时间单位而大相径庭。为了避免季节变动的影响，大多数收入分配的估算是针对一年期的收入所得而做的。这显然排除了许多可能在较短期情况下会影响数据的人为因素，但也显然还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首先，在图13．2中所描绘的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模式意味着，恰有同样的生命预期值的人之间在某一特定年份的收入却将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这方面的考虑要求把人们按照一生收入而非一年的收入来分类，这一点引出了一大堆概念和经验的问题——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概念对一个家庭而非一个个人的含义是什么，某些问题就会变得明显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替代办法是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既包括人力的、也包括非人力的财富。人力的财富将被估计为预期未来收入的现值，这一现值在原则上（尽管在实践中几乎不这样做）就每个家庭成员计算出来并予以加总。在实际生活中，这类财富分配如已经完成的那样是只针对非人力财富的。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移动性对于收入分配解释的影响。考虑两个国家，它们在人口年龄、性别和家庭等等分布上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年收入规模分配也完全一致。假定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年复一年地停留在其所在的年龄——性别组中的相对位置上不动。而在另一个国家，存在很多移动、很多的向上和向下的运动，以致一个人在一年里位于其所在组别的上部，而下一年则可能位于该组的下都了。简言之，影响收入的过渡性因素相对于持久性因素而言是重要的。如果收入根据两年期而非一年期来计量，在第一个国家中的分配就会比第二个国家中更分散，因为移动性会导致第二个国家收入的平均化，这一点在第一个国家中是没有出现的。而且，测量的时期越长，这一差别就越大。

我相信，这类别在各国之间是很广泛的，这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很不可靠。例如，我怀疑，是否相对比较而言，英国更像前一段所说的第一个国家，而美国更像第二个，因此，与美国相比，年收入分配情况倾向于低估英国收入的差异性。

关于收入类型的若干事实

即使上一节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令人满意地——或至少是令人可以接受地一一解决了，要从功能分配过渡到个人分配也仍然是不容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和家庭收入最终发展到由几种类型的功能成份构成：工资加利息、红利、租金或企业家收益；政府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险支付、失业救济、食品券；如此等等。再进一步说，上述这些一般收入类型中，每种又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具体项目。“工资”或“工资和薪金”包括低收入的家庭服务人员和高收入的大公司主要负责人所得到的工资款项。又比如，利息既包括只是在一个储蓄和贷款协会中有一点点积蓄作为其非人力财富的低收入家庭年得到的几美元，也包括持有一大笔免税债券的富翁所得到的更大的数额。

通常的印象是，工资和薪水是“穷人”的收入而财产收入加企业家所得是“富人”的收入，这种印象很有道理，但未免过分简化了。从所得税的数据来看，工资和薪金在申报的高所得层次占总收入的比重在肯定高于中等所得层次——但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低收入层次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然而，在收入规模层次的顶端和低都，在财产收入方面则存在着差别。在低部收入水平上，财产收入主要表现为利息和租金的形式，当然，也包括来自私人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的收入——由于在商业银行或互助储蓄银行，及储蓄和贷款协会中的储蓄存款以及政府储蓄债券的价值而得到利息；由于拥有供学生居住的房产如带两个以上居住单元的楼房，或拥有其他种类的住房而得到积金，小本生意更需要有人员照看，因而这对那些财产相对较少而时间充裕的人来说就很有吸引力。在收入层次的顶端，财产收入主要是公司红利和资本收益。

来自独立经营企业的收入在各个收入层次上都存在。其占总收入的比率作为总收入的一个函数表现为双峰形态的图形，先随收入而上升，然后下降，继而再上升，最后再次下降。在低部收入层次，这种收入来自几百万相对较小的企业——农场、夫妻杂货店、服务站、修理店等等。这类企业业主的平均收入很可能比主要是工资收入者的人的平均收入低。在第二种类型中，不仅包括大农场主和大型企业的所有者，而且更大量的是独立职业者，如医生、牙医、律师、会计等等。

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以及这些来源在各种收入和财产规模层次上分布的复杂形态正是使人们难以推断一项影响功能分配的变化对于个人分配的效应的屏障，下一节中的两个例子将说明这一点。

两个实例

租金管制：从现在来看，一个古老的事例就是租金管制的效应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物价管制，包括对单元住宅租金的管制。从那以后，又取消了租金管制，但仍允许个别城市继续实行租金管制。纽约是唯一一个仍然实行这项管制的大城市。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又有许多地方政府重新实行了租金管制；而且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实行的物价全面冻结以及其后实行的物价管制也将全国性的租金管制包括进去了，直到1974年物价管制结束为止。

一种经常提出的、支持租金管制的论点认为，房东是富人，租户是穷人，因而租金管制是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就我们的论题来说，且不论如果这一目标实现，此结果是能否证明租金管制的正确性这个规范性问题。这一目标实际上实现了吗？

前一节中的若干事实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疑问。租金更多地是低收入家庭而非中等或高收入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显然，平均而言，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也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支付的租金是毛收入，申报所得的租金是净收入，更重要的是，租金收益是源于商业以及住宅财产的，而租金管制主要影响的是住宅财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住宅财产是为公司所有的。支付的租金转化为利息和红利付款，而且在申报的数据中被包括在这些科目而非租金项目下。下面这点并非不可能，即高收入家庭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得到比低收入家庭更多的租金。

即使从这些推理来看，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关于租金管制的再分配效应，尚不能得出什么令人非常信服的简单概括。迪·盖尔·约翰逊几年前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不想争辩说，这里所提供的事实表明了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些数据肯定并未说明相反的情况——房东的收入比租户高很多。”

石油价格：一个较近的例子是1973年初欧佩克卡特尔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的影响。公众对于美国石油政策的讨论充满了关于更高的石油价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观点——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较高的油价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特别严重。当然，这些观点可当作是老调重弹，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有害的变化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总是比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更为严重。但是，让我们更严肃地考虑一下这一命题，把它看作表达了一种经验上的判断，即：较高价格的效应是，减少了收入最低的家庭中10％或20％或其他百分比的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或消费中的份额，对美国从整体上来看，更高的进口石油价格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5％；这是强加到这个国家头上的“实际代价”，即从美国消费者转移到外国石油资源所有者那里的数额。前面所讨论的那种观点因此就是，作为石油价格提高的一个结果，“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的减少要大于1．5％。

对作为石油的一种产品、即用于私人轿车的汽油来说，情况显然正相反。从对汽车服务的需求弹性肯定高于单位弹性的意义上说，汽车是一种奢侈品。总消费支出中用于汽油的部分会随总支出规模的加大而急剧增加。由于汽油提价而引起的对汽油的额外支出减少了对其他东西的支出，而这又降低了它们的相对价格。平均而言，这些“其他东西”的收入弹性比汽油的收入弹性低，因而对低收入者更重要的东西的价格相对地下降了，从而抵消了汽油涨价对他们的某些不利影响，就石油的这一产品而言，较高的油价显然对低收入家庭有一种相对的有利影响。

对所有其他的石油产品来说，情况就远非那么清楚了。对用于供热的石油产品的支出，其收入弹性就较小并且可能是无弹性的，它们就会在反方向上起作用。用于商业运输工具的汽油价格的提高会影响使用运输服务的产品的相对价格。那些间接地使用较多汽油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使用较少汽油的产品价格而言将会上升。在如此受到不同影响的产品的收入弹性方面有什么系统的偏差吗？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要想弄清较高的油价对电力成本的最终影响也是如此。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通过消费项目的成本所发生的影响。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生产资源的价值的影响，汽车工业和其他受到特别有害影响的产业中所使用的资源现在面临着相对需求的降低，煤炭工业和其他提供进口石油直接或间接的替代品的产业中所用的资源则面临着相对需求的上升，这一点会在什么方向上使收入再分配？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这类例子。你会发现，探讨一下其他的事例，如社会保险、累进所得税以及环境控制等措施的再分配效应，是有教益的。

第十五章 收人分配分布

传统的分配理论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定密切相关（即与资源的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这些资源按其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分类，关于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的论述甚少，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相应的理论体系。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主要缺陷就是没有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联系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之间的理论桥梁。

起初人们把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看作是个人对市场进行选择的反应；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其价值由最终产品来实现；而下一步则是消费者根据不同技术条件做出的选择，它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就个人的收入分配而论，虽然经过充分的分析，人们还是把它看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通过市场所作的选择，除非这些选择影响到单位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们一般将个人和家庭得到的收入总量的差别看作某种情况的反映：或是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的反映，例如不可避免的机遇、个人天资或遗产的差别，或是统一行为的反映，如税收或津贴的变化。

看来很难从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个人选择中指明其中的明显差别。个人通过市场选择能极大地修正那些对个人收入分配有影响的因素，既包括个人控制之外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被设计以影响收入分配的统一行为。而这些统一行为自身即使不是个人通过市场做出的选择，最初也是来自个人选择的某种表现。

个人选择能以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第一种方式是，货币收入的种种差别可以补偿非金钱的优势或者说可以补偿与取得各种收入有关的不利因素，虽然人们对这一方式的重要性通常有所估价，因而在这里不作进一步探讨，但这一方式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如果令人满意的职业对人们有吸引力且有同样的竞争条件，那么与此相比，不能令人满意的职业必然会获得更高的报酬。如果居民们不打算离开居住地，那么对于同一阶层的人们来说在没有吸引力地区投资的收入高于有吸引力的地区的收入是易于接受的，如此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要求通过货币收入的差别实现实际收入的一致。

个人能够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二种方法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个人满意的可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从不同角度观察，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可有多种选择。因此，这些人中每个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其对冒险的偏好。假设两个社会的成员都能做同一项选择，一个由对冒险反感的人组成，另一个则是“喜欢”冒险的人。这种对冒险偏好的差别将使人们在有相同选择机会中做出不同选择。这一切将在对资源的不同分配中反映出来（尽管这种反映不是绝对的），这些资源用于创造对个人具有吸引力的冒险活动。例如，保险业将成为前一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彩票则是第二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在第一种社会，收入和遗产税均采取较高累进制，在第二种社会则是较低累进制或递减税率制。在这两种社会中，收入分配是不同的，在第一种社会中，收入的不平等比第二种社会趋于减少。由此，人们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将某一社会收入不平等视为多种被创造的商品，至少是部分地——或许是大部分——将某一社会收入的不平等视为由社会成员兴趣和偏好决定的审慎选择的反应，而不是“上帝的心意”。

下面的论述高度抽象地说明和探讨个人在多种可选方案之间进行抉择的这种反应，这些可选方案涉及由风险和收入规模决定的个人的分配。从这种探索或讨论的角度出发，我采用预期效用选择理论，即假定，人们仿佛了解与每个选择相联系的可能的收入分配，他们在有风险的方案中选择，并寻求实现某种数量期望价值（所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是收入的函数。因此我认为将效用看作收入的增函数是理所当然的。

孤立的个人

作为最简单的情况，鲁宾逊·克鲁兹与世人隔绝，为避免计量收入的困难，假定他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价值相等的物品，并假定有一组适用于所有产品的相对“价格”或“价值”，它们可用来表示单一产品的总产出。

鲁宾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即以不同方式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岛上的资源。他可以对可耕作的土地深耕细作，也可以粗放经营，可以使用不同的资本货物辅助这一过程，可以打猎、捕鱼或两者同时进行，此外还有无限种不同方式。假定他采用某种方式并付诸实施，其结果是随时间产生某种收入流量，我们以I（t）来表示，其中I为每单位时间的收入，t指时间。在他采用某方案的时刻，t为to，当t＞to时，I（t）当然是不会精确地为人所知，鲁宾逊所采取方案的实际结果并不仅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而是要考虑这样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捕鱼时附近地区鱼的数量，播种种子的数量，他的健康状况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假定来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即假定一组未来可能的收入流量，其中每个都与已知的不确定的Po［I（t）」发生关连，且对任何行为过程均有反应。这种不确定的收入流量分配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预期”。

鲁宾逊能在任何时刻to选择的预期显然决定于他本人过去已采取的行动过程。但人们又可依次视其为在更早阶段作出相似选择的结果。所以，如果有必要，可以认为他在我们开始分析他以后生活的任一点上做出单一抉择，比如说他那一天登上岛屿，是为脱险而稍事休整。这样的概括程度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对其中的一些，考虑个人的动机而不考虑完整的战略打算要好些，这是按照纽曼和摩根斯顿的命名。然而，在我研究的现阶段，消除不确定的复杂因素要好些。采取这种角度观察，使我们得以省去写在下方的to，因为只有一组相关期望，同时每个期望在同一时期含着其未来收入流量，即最初起点到无限的未来。

作为一种更简化的方法——尽管会有更多的疑问——我们能以单一的数学替代每个I（t），即假定或者所有的I（t）都是某一参数族中的所有成分，譬如具有相同斜率的所有直线，或者以某种给定利率将未来收入打折扣至其初始点，再加上折扣收入以得到每个收入流量现在的价值，同时假定在这一利率上，个人对具有相同现值的任何两种收入流量间的选择漠不关心。两个假定都允许每个I（t）被单一的数字替代，比如W（表示Wealth），这样，不必知道个人效用函数就能计算个人收入流量。

这些简化的假定意味着累积的不确定分配完全可以说明任何期望，比如P（W），给出一个变量，问题中的行为过程的结果将是比W少的财富价值。假定A’是那组所有的行为过程，任何一组特殊的行为过程，即Pa（W），其期望对a做出反应。

仅以效用是财富（在下面的公式中以财富代替了收入）增函数的假定就足以排除一些期望。如果对于所有的W

Pa（W）≤Pa’（W）

且对一些

（1）Pa（W）＜pa’（W），

那么不考虑财富的效用函数的精确形态，a显然要比a’好。假设被减的一组A由这样一些行动过程组成，对这些行动过程的任何期望都不能满足（1）式。于是在A组中的选择就不只取决于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

假定U（W）是鲁宾逊·克鲁兹的效用函数。那么在期望效用假设的基础上，鲁宾逊将选择期望a以使

的值趋于最大，除了这种期望效用假设的再说明：在目前概括水平上，就这一特殊情况几乎没有更多的解释。

假设许多完全相同的鲁宾逊·克鲁兹面临同样的一组行动，他们与期望有关且相互间完全独立。原则上，所有这些人都将做出同样的选择，比如说期望a’。进一步分析，如果任一鲁宾逊的行为结果（他所实现了的W）在统计中独立于任何其他鲁宾逊的行为结果（其他人实现了的W），那么，Pa’（W）将成为已实现的积累财富在他们中的分配。他们之间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审慎选择的产物，他们共有的效用函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等的量。如果效用函数是一条直线，每个鲁宾逊将选择具有最高期望的收入；如果效用函数处处向下弯曲（即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他愿意牺牲一些未来收入以减少收入的变化；如果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弯曲（即收入边际效用递增），他将宁愿放弃一些未来收入以使收入有向上的变化，等等。已给定的一组期望的规模充分大且有相应变化，那么鲁宾逊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在第二种情况最少，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最多。

然而任何一位鲁宾逊已实现的W不必在统计上与其他鲁宾逊实现的W相独立。例如，虽然每个人忽视其他人的存在，但他们生活的岛屿可能在同一地理区，并有同样的气候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每人只做一种选择，那么Pa（W）将不是已实现积累财富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在极度完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将实现同量财富，因此尽管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弯曲，收入也会完全相等。在中间状态下，虽然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程度影响已实现的收入分配的形态，但这不是在不等水平上有关效用函数形态的一般结果。

社会中的个人：再分配没有成本

假定许多相同的鲁宾逊相互建立了联系。由于在鲁宾逊之间确立了将获得的产品再分配的预先联合协议，有可能产生新的期望，因此每位鲁宾逊对将要采取的行动过程所作的决策考虑，目前是基本不变的。我们社会中个人间的许多共同协定包含这种再分配，所以个人没有必要通过“政府”采取统一行动。直接从事保险或经营彩票的私营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这种现象是非常广泛存在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作某种安排，以改变财富再分配的可能性。例如，虽然某一鲁宾逊可以将自己封为保证其他人“工资”并获取剩余产品的企业主，但任何个人也可以另外进行他已经干的其他事情，这样那位企业家就没有任何通常应有的管理和监督能力。结果是要去改变原来的与个人有关并有可能实现的那组期望。为了将这种“创造”新期望的功能视为企业主现代社会中“基本的”功能，人们可以凭借不确定性产生的收入再分配而不是技术的变化或改善，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通讯传播知识，通讯改变与任何行动过程相一致的不确定财富分配，通讯还通过交换产品，使人们得以开展新的行为过程，从而给劳动力分配和生产功能专业化以余地。然而，由于这些情况主要影响实际收入水平而不是收入分配。因此，我们假定。仅只通讯的建立或商品交换并不改变对每个鲁宾逊的一组不确定收入分配。

我们不能轻易忽视另一个复杂情况：成本的管理和执行与再分配的安排有关。这些成本中最重要的是对有关刺激安排的效果。提供资源以防火灾，对于自己承担全部风险损失的人，比加入保险以避免火灾造成房屋损失的人要有刺激。在我们的专用名词中，行为过程a及与它相联系的不确定分配Pa（W）只有当某一位被涉及的鲁宾逊自己直接获得最终W，才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组中的每位鲁宾逊都同意按照行为过程a进行活动，合伙经营最终产品并一起分享这些产品，就是说大家处于同等地位，那么实际实现的财富将与每个人独立采用a的情况下的财富有相当的差别——也就是说，事实上个人不必按a行动。当然，这是为什么只是对于独立于个人生产活动之外的公害，避免损失的保险才是可行的基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将给予个人的报酬与其生产贡献相分离的一切尝试遇到巨大困难并完全失败的基本原因。

我们将把这一复杂问题放到下一节去探讨，在这一节，我们将假定再分配协议没有任何成本：即在两种情况下一组生产过程A及与它相联系的期望Pa（W）都能实现，一种情况是个人独立行动，另一种情况是个人参加再分配协议，协议中W代表个人在再分配前实现的财富，即个人对任何再分配所能贡献的财富总量。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任何一位鲁宾逊的已实现的W在统计上独立于其他鲁宾逊的W，同时对Pa（W）的规范恰到好处，鲁宾逊人数达到所需的足够数量，那么，只有Pa（W）的期望价值决定所采用的行为过程，且只有个人的偏好，决定在相同个人间财富收入的不平等。对于已给定的独立性和大量的人，他们在共同生产过程将要实现的每个人的财富——平均财富或未来财富——的不确定性很小（在这种限制下没有不确定性）。因此，采用每个人所获财富为最大值的生产过程是合算的，因为这将使待分配总量达到最大，并以最适当的方式在鲁宾逊之间分配。更正式地说，假定a’是在前一节所述情况下选择的行为过程，这一生产过程产生未来财富Wa’，行为过程a”产生更高的期望财富Wa”。假定一个将要实现的协议，协议中每个鲁宾逊选择a”，协议将最终产品贡献给公共储备系统，然后抽出由随机过程决定的一笔基本收入，这一随机过程使他得到比W少的不确定的Pa（W）。很清楚，对所有鲁宾逊来说，只有这种基本收入的期望才像a’没有再分配协议一样具有吸引力，Wa”－Wa’数倍于鲁宾逊的数量，这一差额现在留在公共储备里以提供附加收入，因此，具有适当再分配协议的a”比a’更可取。根据同一理由，显然总存在着一种再分配协议，这一协议创造具有更高预期财富的期望，它比任何其他期望更可取，而不论其他具有较低未来财富的期望是否有再分配协议。根据考虑中的特殊情况推断，自然为人们提供的机会决定的只是已实现财富分配的平均价值；财富的不平等则完全是人为因素产生的。

假定一财富效用函数处处向下凹，那么最合适的财富分配显然是采取平均主义。鲁宾逊们将集中其财富，每人从中按同种比例分享：在另一个极端，假定财富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凸，最适当的收入分配显然是尽可能的不平等。鲁宾逊们将集中其财富，每个以同等机会获取一张彩票，只有一人能得到与总财富相等的奖赏。

一种更令人感兴趣，对分析实际更相关的效用函数是这样的，它有萨维奇和我提出的形状，使得一些简单的，被广泛接受的实际概括趋于合理，这些概括是指包括风险在内的环境中的行为。我们提出一种函数，它起初向下凹，而后向上凸，如图表15．1的U（W）曲线。

假定W是最大的期望财富（当每个人按a”行为时实现的财富）。考虑一种由两种W价值构成的期望，例如WL和WU假定WU≥W≥WL，与可能性pL和pU相联系，假定pLWL＋puWu＝W，联结U（WL）和U（Wu）的弦上，W的纵坐标给出与这种期望相一致的期望效用。几何图形清楚地表明，如果在图15．1效用函数图两点之上有一条切线；并且W位于切线两点横坐标之间，关于这点可以设W1和W2，且W2＞W1，如果WL和Wu与W1和W2分别相等，那么这个预期效用是最大效用。与之相关的可能性PL和Pu分别表示为（W2－W）／（W2－W1）和（W－W1）／（W2－W1）。我们称这一期望为ad（d表示“两点切线”）。

可以将任何具有期望值W的更复杂的期望表达为一种可能的结合。这种结合由单值或双值预期构成，每个都有同样的期望值W。因此，可以将更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表达为一种预期效用的期望值，因为这种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可以分解为单值或双值预期效用期望值。因此，这种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不可能超过具有最高期望值的组合单值或双值期望。结论是，ad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每个成员的最适当期望，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图15．1的效用函数，在我们假定前提下，这也是已实现财富的分配。

关于这一结果的更显著特征是它一般总是正确的，附带一个小条件是如我们完全放弃为这一点所做的假定，这一点对所有的个人来说，某组生产A过程和与之相联系的期望P2（W）是完全相同的。在我们已给的其他假定下，财富的事后分配在总体上就只取决于效用函数的状态和每个人为社会提供的最大的预期财富，而决不会取决于相对不同鲁宾逊能够得到的预期的差别。为证明这一命题，假定有两组人，每组的成员都有同样的期望，第一组的最大预期财富W（i）与第二组的最大预期财富W（2）不同。根据前面的分析，各组成员将分别集聚其财富，每个成员将收到一张彩票，获得一次机会，相对W1是（W2－w）／（W2－W1），相对W2是（W－W1）／（W2－W1）。假定第一组含有总人数的～部分N[1]，第二组含有总人数中的一部分n[2]。，所以，n[1]W[1]＋n[2]W[2]＝W，在总体上这是为社会提供的最大的预期财富，最终结果是这样一个分数，它等于：

3）

n[1]（W2－W［1］）/（W2－W1）＋n[2]（W2－W［2］）/（W2－W1）=（W2－W）/（W2－W1）

这一部分将实现财富W1，其他的实现财富W2。但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具有最高预期财富W的期望，那么这是人们将要实现的精确的结果。在更一般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每个个人采取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并将结果贡献给公共积累，作为回报，他可收到获得财富W1的保证，和赢得与W2－W1等值的一份奖金的机会。对每个个人来说，这机会的规模与（W－W）／（W2－W1）相等，这里的W是他贡献的预期财富。这样虽然以财富W2结束的机会随个人期望优劣变化，但是仿佛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期望，已实现财富的最终分配将完全一样。

放弃已实现财富（再分配以前）在统计上独立的假定对两种结果都没有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复杂。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个人的成果的了解暗含对所有人全部的成果了解。首先，假定对所有人可能的W值和某组A中的值——a在W1和W2之间，忽略所采取的生产过程，那么事后将有单一的实际已实现的价值，前面的分析表明个人将集中他们的W’s且彩票进行总量的再分配。因此，这一实现财富的分配将由两组个人组成，一组成员中的每人收到W1，而另一组中的每人收到W2。只是所有始终属于每一组的人的部分才依靠那种实际成果。在前面，伴随着适当的关于再分配的协议，预期效用随预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所有人采用能获得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再次成为最好的选择。这里也再次说明，个人所能得的期望方面的差异并不影响最终结果，而只影响每个人获得彩票的数量。如果对于一组A的所有可能的W值不在W1和W2之间，那么具有最高预期财富的那个a就不再是最适当的。但这还是非常正确的：事先的协议将是这样的，以至如果实际上实现的W（在再分配之前）在W1和W2之间，这个W将被再分配，以便产出W1和W2值。因此，在所有的情况下，最终已实现财富的分配在W1和W2之间是不存在的。

所有人偏好（即效用函数）相同的假定在不影响我们的一般结论的情况下也可以放弃——只要再分配是无成本的——这一结论是：财富的不平等主要取决于社会中成员的偏好，从总体看其次才是依赖社会成员能得到的期望。然而，放弃这一假定的确会改变更具体的结论，即已实现财富分配一般是双值的结论。假定每一个个人分别有相同的一般状态的效用函数，如同图15．1中所承，但假定W1和W2（效用函数的双重切线切点的横坐标）随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这只是与现讨论的不相关的两个参数）而变化，并以W1W2为每个人标出函数的值，对每个独立的个人来说，最适合的再分配协议基本与前面分析相同：财富W1的机会为（W2－W）／（Wa－W1），财富W2的机会为（W－W1）／（W2－W1），这里W是对个人所能采取的任一生产过程所能获得的最大的预期财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协议被采用：每个个人采取能提供最大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将其最终产品贡献给公共积累，作为回报收到一张为他提供上述机会的彩票以获得财富W1或W2。由于每张彩票的竞争机会是“公平的”，因此所有的彩票也是这样；只要Pa（W）正常地运转，且W2有限，大多数定律就还适用。因此，随着个人数量大到足够程度，在总体上看，彩票的不可靠性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已实现财富的分配取决于W1和W2，也取决于最大预期财富。偏好差别产生的效果将给财富分配带来附加的离散因素，这里的财富分配本来是以相同偏好为前提实现的。这种离散的总量取决于偏好的偏离程度，如同我们在下节将看到的，再分配成本有与偏好很相似的影响作用。

社会中的个人：再分配包含成本

充分意义的再分配协议的成本（特别是通过对“刺激”的作用），排除了一些协议，否则这些协议将是人们渴望得到的，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自然”（即原始）的一组期望Pa（w）提供的种种机会影响着财富分配的形状，而不只是财富的平均价值。这种效果将产生某种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处于两种结论之间，即第一节对独立个人分析结果和第二节对处于再分配无成本社会中个人的分析结果之间。

或许联系这两种情况（如同我们将要看见的，其中之一能进行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如同实际观察到的，这些财富或收入至少可以赡养一个家庭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假定每个个人可能的行为可以划分为两组独立且非竞争情况，设其中之一为As，其结果不易受再分配的影响，设另一个为Ar，其结果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再分配。然后，个人从一组中选择一个生产过程。在再分配之前，个人的已实现财富由两部分构成，Ws和Wr，在Ws和Wr再分配之后，他的最终财富是Ws＋Wr’，现在，每个个人关心的是Ws＋W’r可能的分配形式而不是分别考虑其中之一。

如果效用函数具有图15．1中的U（W）的形状，最适当的再分配协议是什么？同时为了简化分析对所有的个人来说相同的是什么？现在，要想获得最适当的分配形式——即获得具有最高预期价值和适当的可能性的既有W1又有W2的双值期望是不再可能了。因为，无论采用何种再分配协议，虽然，Wr可以取决预期的Pas（Ws），但如果我们假定W’r不取决于已实现的Ws，将无法实现平均或避免与Ws相联系的风险。显然来自Ar的最佳选择还是具有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因为人们要求的任何Wr的再分配是有可能得到的，在使总分配量尽可能大的过程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此之外，既调整对As组的选择，又调整再分配协议是最佳选择，以便尽可能接近最适当的分配方案。

为了更确切的表述关于最适当的分配协议问题，进行比前面我们做的更精确的分类几乎是必须的，这就是对一组Pas（Ws）特性的分类，或许还有对效用函数U（W）特性的分类：能够证实几乎任一种再分配协议的Pas（Ws）的存在是可能的。我还没有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我推断，对于一个多层次的函数Pas（Ws）和多层次的效用函数U（W），最适当的再分配协议与第二节讨论的是相同的，且即使个人与个人间的期望存在差异也是这样。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将试图接受这一推断，并假定Pas（Ws）和效用函数U（W）具有它所要求的使它更有根据的性质。

每个个人可以将这种再分配协议说成是对总量的贡献，即对每一组彩票中某份额的购买，作为回报他得到获取一份确定数额的特定机会，也就是某种奖励的机会。每个个人付出的总量取决于他的已实现的Wr和他从As中选择的期望，而不取决于已实现的Ws，因为这将与Ws不易对再分配产生影响的假定相矛盾。如果所有的个人有同样的期望组，所有的人将选择同样的期望，只是由于已实现的Wr的不同，个人付出的量才出现差别。然而，如果个人有不同组的期望，个人付出的总量既取决于从As组中选择的特殊期望，也取决于已实现的Wr，因为，如果他不赢得一笔奖金，其支付的目的就是将每个个人置于W1的附近。因此，与期望得到相对小Ws的人相比，那些有得到相对高Ws值期望的人将保持比W2较小的量（或除这一量外付的多一些）。这些在付出方面的差别将由获得奖金机会的差异来补偿（即彩票的数票），前者比后者有更多的机会。奖金的数量对所有人是相同的，与W2-W1相等，因为其目的在于将获奖者置于W2附近。

随这种再分配协议而来的已实现财富的最终分配，是两种财富分配的不确定量。采取As组的行为过程带来某种已实现财富Ws的分配，它的确切形式取决于特殊的最适当的选择；取决于由不同个人实现的Ws相互间的依赖程度和个人可能实现期望的差别。现在，为彩票的付出修正了这种分配，其效果是将分配的重心转向W，就对个人可获得的期望的不同范围来说，这是减少其变动性，因为不同个人造成的支付上的差别被设计用于补偿可得到预期的这种差别。假定现在彩票已抽出，赢输已定。这一结果使财富分配分为两种类型的分配，一种相对获利者，一种相对亏损者，一般情况下，这两种分配不必一样，因为通常有较好期望的个人有更多机会取胜，同时还因为不考虑平均值或分配参数确定的补偿彩票费用的价值，这些通常由较好期望产生的财富分配与来自其他期望的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由奖金支付的W2－W1对于赢者的分配现在转发给每个赢者，最终分配是对损失者和赢得者总量的分配。

为说明这一点，假定D（W）是对彩票支付后但在奖金分配前的已实现积累财富的分配；即：D（W）是这一阶段拥有财富比W少的个人的分配部分。假定在这一阶段的分配独立于同意支付以参与抽彩之外，这样，这种分配对赢者和输者就一样了。假定g是赢得奖金的那部分人，W’＝W2－W1是奖金，那么最终财富分配将是

4）F（W）＝（1－g）D（W）＋gD（W－W’）。

或许下列情况值得明确提示：即这种分配是总量的两种分配，而不是两种随机变量的总量的分配。

如同在上节中提到的，放弃相同偏好的假设基本不会改变这些结果。如果在偏好上有些一般的相似点，个人W1和W2的值将形成大量独特的分配，这种W1和W2中的分散现象主要与Ws值的分散现象叠加，它对最终分配与后者最初较大的离散现象有同样的广泛影响。

两种组合的分配在等式（4）或其推导变形中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抽彩中的赢得者部分，而它又转而依赖于它实现平均财富W规模，W是与W1和W2有关。下面这一点似乎是有根据的：效用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依社会平均财富和财富的分配决定，就此而言，我们已经将效用曲线看作简单给定，看作独立于个人所能得到的期望或已实现的财富分配，但是，从比我们目的所需的更广的视角来看显然应将效用曲线和期望看作交互作用的过程。为了适应这些已观察到的事实——由这些事实图15．1中的效用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被推断——我们社会平均财富更接近于W1，而不是接近于W2。这就暗示我们，赢得者部分g趋于零。如果g趋于零，由区别或区分积累财富派生出的不确定和频繁分配，这过程由等式（4）表示——将很不对称，因为以W1为中心的分配组合的第一部分的比重远比以W2为中心的第二部分要多。另外，这一分配可以是单峰值的，其数值与W1接近。而在W之下；第二数组，是第二种分配上升部分与W2接近的数字，可能随W1之后，由于比重很大的第一种分配下降而无法弄清。那么，第二种组合分配的作用将是，使这种联合的分配数组稍微转向第一种分配数组的右边，并熨平和伸展这种分配的其余部分，这种联合的分配图形显得相对瘦尖，在较高财富价值的方面有一条不同一般的长尾，现在，“极大的非对称性，较大的变化性和巨大的尖峰即是收入分配的标志，这种收入分配来自独立的业务专门的实例”，同时来自其他资源，也是已观察到的财富分配特征，这就是当g较小时，人们希望由等式（4）推导来的分配展示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的理论分析引出的分配函数至少遇到最初的考验，即能够重新创造更突出的已观察到的财富或收入分配的特征。

当然，等式（4）与已观察到的财富和收入不是明显不一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与它的是一致的，并不意味着它赖以建立的原型与说明现已存在的财富或收入分配中心要素相隔绝。然而，连同理论结构的似乎有理这一点一起考虑，或许这种情况的确为经验主义研究提出了根据，这一研究是用来观察实际上等式（4）是否为现在进行的财富或收入分配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描述。

结论

前面进行的分析具有相当的试探性，只是个开端；它包括需要检查的推导，它只是考虑了高度简化的形态，造成了对财富分配的分析极度简化，如将财富分配看作单一选择和在偶然事件冲击下选择的结果，等等。我认为下述证明已经充分：任何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现在存在的财富不平等，大多数可以认为是人为造成的，是人们为满足其个人的偏好和喜好造成的。这一证明使人们想到，在天赋、遗产与已实现财富或收入分配差别间的直接联系，比起一般的假定要少得多和简单得多；许多普通的经济和社会的安排——从经济企业的组织形式到集体征收收入和遗产税——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能被看作为取得财富分配成功的建议，这种财富分配在与社会成员的偏好和喜好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最后，它对关于收入分配和创造的那些协议的标准判断有影响，产生于参加抽彩慎审决定的不平等，显然会引发很不同的标准的收益，这是与从外界强加给个人的不平等比较而言的。

第十六章 利润

像利润一词那样具有如此多含义的经济学术语非常少见。利润一词的各种用法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其与不确定性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多么模糊不清。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利润概念使用中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指由生产服务供求决定的生产要素的收益，二是指由诸多随机因素决定的预期和实际收益之间的差额。虽然第一种用法已经是而且很可能还将继续是最常见的，但我们还是赞成第二种用法，不同意第一种用法。

在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学著作中，利润概念是指三种要素收益中的任意一种：作为人力资本收益的“工资”；作为非人力、不可再生产资本（如“原始的不会消灭”的土地收益的“租金”以及作为非人力可再生产资本收益的存量利润”。时过境迁，现在这种用法已很少见。非劳动力，可再生资本的收益逐渐以利息和准租金来表示，而利润一词则被用来指管理的收益，特别指承担风险的收益。

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利润概念与“利润最大化”关系密切，而利润最大化则假设是从属于市场体系的原则，更确切地说，是从属于一种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原则。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对于人们认为有充分自主权的、承担风险企业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一种很不同的用法来自垄断利润这一术语，垄断利润是指一种特别的租金，或者说是由价格决定的收益，它与地租不同，是来自于相应的生产要素因制度原因（如专利、许可证，以及诸如此类的制度因素）而产生的缺乏供给弹性，这一用法与不确定性的联系或许是最少的。而它被看作利润只是因为其也是企业家或剩余收入获得者的收益，在这种意义上，它与任何由于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该行业并形成垄断而获得的好处是完全一样的。

在现代流行用法中，利润被当作一种簿记概念，用来指收益和契约成本之间的差额，例如，公司利润。其功能的发挥视不同的企业金融结构而定。我们以两个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样的公司为例，一个公司通过发行固定利息债券获得其所需的大部分资本，另一个则通过发行普通股票筹集其全部资本。假定两个企业所有其他收入和支出都一样，则一项相同的金额在第一家公司簿记上表现为两部分，即“付出利息”和“利润”而对第二家公司则全部表现为“利润”。再假定，第一家公司使用的土地靠租赁，而第二公司自己拥有所需土地，则在第一家公司簿记中列为租金的金额，在第二家将列为利润。

就上述所举例子而言，凡是利润概念被用来指一种要素收入时，这种用法都是不确切、重复和易引起误解的。说它不确切是因为这样表述令人很难清楚地区分作为利润的要素收益和作为工资、资本收益、利息收益、股息收益等等不同的要素收益，说它重复是因为许多概念已能表述所有要素收益。说它容易引起误解是因为利润概念有经济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含义，而与其他要素收益有明显差异。我们认为经济实体是在寻求效用最大化，更确切地说是预期效用的最大化。经济实体试图使其占有要素的收益最大化是一种中间步骤。工人寻求其劳动收益的最大化，正如土地拥有者则力图使之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的预期收益。因此，更确切地说，一种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显然，人们将继续在企业核算、国民经济核算及一般讨论中不太严格地使用利润一词，用来指一种要素收益。但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以上述方式在专业经济学中使用利润概念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当我们需要一个术语来表述一个概念，而利润又恰有符合表述目的的那种含义时。

另一种办法是采取弗兰克·H．奈特在其经典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的用法，以表述预期收益和已实现收益间的差额，这种差额与风险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将它作为承担风险的结果，而不是对承担风险的报酬。

可以用抽奖为例极其简单地对此用法加以说明。召集1000人，这些人都出1美元参加一次完全靠碰运气的抽签活动，其规则是：有1人将赢得1000美元，其他人将一无所获。事前，每人都有1美元的预期收益，抽签后，其中一人获得1000美元。用我们现在的“利润”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获得了999美元“利润”，其他999人则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意味着活动结束时，这些人获得的利润是－1美元。激励人们参加这种抽奖活动的刺激来自人们对这样一种结果的预期，但在利润概念的这种用法中，将参加这一活动解释为谋求利润最大化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人能事先知道他将获得那种利润，因此它不可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

我们可以引入举办这一抽奖活动所需费用的情况，使这一问题复杂些。假定这一情况是：举办抽将活动的竞争使其“费用”达100美元，从而使奖金不是1000美元，而是均衡的900美元，或者抽奖活动主办人服务的“均衡”价格是10美分，每个购票的人为参加抽奖付10美分，100美元费用全部用于能实现抽奖活动的消费性服务，即作为举办抽奖活动企业的要素收益。事前，每个购票者的期望收益包括90美分可能获得的奖金的实际价值，再加上对参加者的10美分的消费性服务。事后，获奖者得到900．10美元收益，其中有899．10美元利润，每失败者有10美分的收益，而其利润则为－90美分。

这一例子完全可以推广到整个市场。企业在合同的基础上使用一些生产要素并保证给其拥有者以一定的收益。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企业家”或称“剩余收入获得者”只获得不确定的收益。他根据对组织一种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概率分布的预测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和生产多少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选择那些确能为他拥有的资源带来最高预期收益的生产项目而不是任何其他项目（更确切地说，他希望这种收益给他带来最高期望效用）。事后，他实现了某种实际收益，如果实际收益超过其期望收益，他就是实现了利润，否则，他就是亏本了。

更一般地说，多数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也都处在这种情形中。例如，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有保证，但他每年工作小时的数量却没有保证，他或许根据计件工资的条件受雇，或许按照利润分享合同被雇。在上述每种情况中，工人都面临着一种依概率分布而变化的收益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确定的收益。在他的实际和预期收益之间将存在着差额，他可能有利润，也可能亏本。

在上述这种最简单的抽奖活动中，我们能否说利润和亏损之和是零？根据定义，在实现预期收益和亏损之前情况确实如此，但在事后情形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按平均数计算，实际收益可降至预期收益之下；事前虽然都很乐观，但现在却出现了净亏损。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弗兰克·奈特推测这种典型的情况是，参加结果不确定的活动的人们总是持乐观态度，但通常却遭到失败。

预期的利润分配能在事前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四章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和第十五章分析收入的规模分配过程中已有论述。它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不是由于经济实体寻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因为他们寻求预期效用最大化，同时，不认为依概率而变化的收入分配的实际值是决定预期效用的唯一相关的参数。

通过改变参加者对未来益损的概率分布的预测，事后益损分布状态可以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这就是在第十二章中所引述的关于“合理预期”的文献中所强调的那种行为特征。

弗兰克·奈特在其开创性著作中勾画出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明显的区别：风险是指那些属于已知或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事情，不确定性则是指那些不可能确切知道概率数值的事件。迄今我还未曾涉及这一区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种区分是有根据的。我赞同L．J．萨维奇对于个人的不确定性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划分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可以把人们看成是他们对于一切可想象得到的事件都赋予一定的概率值（参见第四章）。有时人们持肯定态度，那么我们称这种概率是“客观的”，有时人们的认识正相反，我们则称这种概率是“主观的”。但这种分类本身也是会变化的。

第十七章 资本理论与利率

在抽象水平上，将经济体系看作这样一个体系是有益的，在这一体系中，生产资源（资本）存量生产出生产服务流量，而生产服务流量又被转变为最终消费服务流量，这种连续不断的流量问题也就是：生产服务在各种用途中的配置，生产服务在向消费服务转换中的结合，以及这些消费服务在该经济的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即第一章介绍的弗兰克·奈特的经济问题所包含的5个子问题中的第1、2、3和第5个问题，这些也就是前面各章中所讨论的问题，它们可被看作主要是与不同服务流量的相对价格问题有关。

除流量问题外，还有奈特所说的第4个问题：“维持生计与发展的措施”，或生产资源存量、生产服务资源的管理问题，这就是本章所要研讨的资本理论的论题。

当然，在实践中，流量问题与存量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为使这两个问题完全分离，我们必须将消费者购买面包及其它食品视为存量问题，而不是流量问题。这时，消费者是在维持一种生产服务资源存量，即食物的存货，同时将这些服务存量与他使用的消费资本（如电冰箱、炉子等）所提供的生产服务结合在一起，以生产出营养这种最终服务。从物理学观点看，能量守恒定律保证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消费掉，它们只是被转换了。一切消费都只是服务的消费，食品存货与电冰箱、炉子的区别仅仅在于食品在生产营养服务的过程中以快得多的速度折旧。

对于许多具体问题来说，将分析引到这一点并不会有所收获。把折旧快的商品看作与服务本身相类似常常是有用的。但是，重要的是承认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资本包括一切生产服务资源。资本主要分为三类：（1）物质的、非人力的资本，如建筑物、机器、存货、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2）人，包括他们的知识和技能；（3）货币存量。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区别主要在于，资本市场上现存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不完善性，造成人力资本而不是非人力资本对经济压力和刺激有不同的反应。货币存量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区别在于货币提供的生产服务并不充分依赖于已有的实物单位的数量，而主要是取决于存量的存在这一点。假定两个社会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样，而只是一个社会拥有比另一个社会多一倍的纸币，每张纸币表示1美元，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唯一效果是；拥有较多纸币的第一个社会的名义价格两倍于第二个社会。两个社会货币存量所表示的服务总流量是相同的。

存量与流量之间混淆不清最普通的例子是这种常见的说法：资本相对劳动变得更便宜（或更昂贵）了，因此资本就会为劳动所代替（或相反）。这种说法暗示工资率可以和利率相比较。然而，工资率与单位时间内每台机器的租金是可比的，两者都是每单位时间每个物质单位的美元数，但工资率与利率是不可比的，利率是单位时间内每1美元的美元数。换言之，一种由工资为机器租金所除而提出的比率完全是以实物单位表示的，这一比值反映出通过在市场上采购而可以用人时替代机器时的比率。这种比值上下波动的意义是明显的，而且这一比值不受所有价格成比例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工资率与利率之比就很不同了，这一比值不完全是实物单位，而是个经济概念。这一比值可以说是表示人时与每美元时之间的替代率。因此，它受所有价格成比例变化的影响。

通常用来比喻资本替代劳动的一个例子是，用一名操作机械镐的人代替一名使用铁锹的人挖掘一条沟。这里实际涉及的是用于生产机械镐的劳动替代使用铁锹的劳动的问题，或者是用于生产机械镐的人力（或其他）资本替代生产铁锹以及使用它的人力（或其他）资本的问题。熟练劳动服务（生产机械镐的人和设计它的工程师）替代不熟练劳动，因为相对不熟练劳动，熟练劳动已经变得更便宜。除此之外，社会或许已经变得更加富有，它或许已在总体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本。这并不是资本替代劳动，而是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一般说来，既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也获得了更多的非人力资本。以人操作机械镐的形式而不是以人使用铁锹的形式来使用某些现有的资本存量，同时配合以对其他方面的其他资本进行重新安排，是对现有资本存量管理的一部分，即奈特的“维持生计的措施”，利用现有的生产服务来增加资本存量（人力的和非人力的）而不是用来满足当前的消费，属于储蓄和投资过程的一部分，即奈特的“发展的措施”。

资本理论中的关键价格通常是利息率。然而，利率的倒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易理解的、基本的概念。它从服务流量方面给出一种服务资源的价格。我们假定一块可以无限期地每年产出1美元的土地并且令“这个”相关利率为5％，那么，这块地的价格就是20美元，或用在英国比美国更为常见的说法，需要购买这块地20年的使用时间，这就显示出这一价格的主要性质：即购买能提供永久服务来源的资源本身的若干年服务流量的数量。还请注意，有许多等价的契约形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每年1美元租借这块土地，与通过借入利率为5％的20美元来买下这块土地将是等价的，或与以5％的利率借入一年期的20美元，下一年继续按此方式借入的购买这块土地等价，然而，在其他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一切就不等价了，这就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契约安排并存和多种针对不同短期交易报价并存的情形。

利率影响许许多多的决策行为，比如下列情况：

1．消费的时间模式。因为不同时间模式的收入流可以互换的条件取决于利率。

2．财产拥有形式。货币理论近期的研究工作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其他形式拥有财富。这个问题仅仅是边际原则的延伸，即拥有不同资源的比例应能使一切领域的边际收益相等。

3．生产的性质与结构。

4．社会产出的组合，即总产出中用于投资品的部分与用于消费品部分的组合比例。利率降低将使服务资源价格提高从而刺激服务资源的生产。

5．非人力财富与总社会财富之比以及为对付意外事件而做的储备的规模。在这里，由于我们将自己限定在相对价格理论范围内，因此，我们在这一水平上从利率可能产生的短期效益方面进行抽象。

时间交易和与之相关的种种令人迷惑的变化，提出了如何区别各种条件之间的本质与非本质的差别这样一个基本的计算问题。我们将首先讨论这一问题，然后再以房产为例，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分析一下两个互相伴生的存量、流量问题（从流量方面对存量进行定价和用流量来增加存量）。最后，将这种存量、流量分析推广到整个资本。

利率的计算

按照一般说法，资本市场一词是指这样的市场：买卖具有不同规模和发生于不同时间的收入流的票据债权的市场。虽然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我们使用较广义的资本概念以便与生产服务资源相对应，但要说明涉及比较不同收入流的问题，用相对狭义的资本概念就足够了。

例如，考虑下列合同：（1）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105美元；（2）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210美元；（3）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525美元。为简便起见，上述情况中均忽略拖欠的可能性。

假定合同（1）的市场价格是100美元。我们可将此价格说成是以1美元购得了从支付日起一年后的1．05美元。如果合同（2）的价格是200美元，合同（3）价格是500美元，我们说三个合同均以相同的价格售出，即将从现在起一年后的1．05美元在现在以1美元的价格售出，或者说以每年为5％的单利出售一年期的贷款合同。

请注意，算术或经济学完全不要求合同（2）的价格2倍于合同（1），或合同（3）的价格5倍于合同（1）。正如可能存在着数量折扣使得一打衬衣价格少于1件衬衣价格的12倍一样，或许会有数量折扣（或相反）使得合同（3）的价格少于（或多于）合同（1）价格的5倍（顺便说一句。在说明贷款合同的情形时，需要将相反的情形包括进来，说明了短期合同的两重性。是贷方用现在的资金从借方那里购买未来的资金，从而他可以期望明年对这5倍的数额只支付少于5倍的数额呢？还是借方用未来的资金从贷方那里购买现期的资金，从而他可以期望今年对5倍的数额只支付少于5倍的数额呢？第一种情况导致交易规模越大利率越高，而第二种情况则导致交易规模越大利率越低。）把所有的交易都化简为今天的一美元等于从现在起一年以后的数美元的目的是为了能将非本质的差别与本质的差别区分开来。

如果在诸如（1）、（2）和（3）的合同间存在本质区别则套利的可能性就随之产生了，以较低利率条件借入，而以较高利率的条件贷出。这是诸如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储蓄与放款协会这类机构所提供的一种金融中介服务。这种套利（或称金融媒介）将把本质差别限制在与成本有关的差额之内，这种成本决定中介服务供给另外，由于在每个市场中都有中间人，这种营利意味着可能有必要区分那种似乎是同一合同中出现的购入价和销售价。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忽略这种复杂情况，只讨论一种价格。

现在来考察一个略有不同的合同，（4）约定从某时起两年后付110．25美元。这显然是一种较复杂的情况。如果其价格是100美元，它就是一个对今天的1美元在从今天起两年以后付给1．1025美元的合同，这个合同可以简化成两个与合同（1）完全相同的合同，例如，可将这一合同说成是第二年以1．05美元偿付今年的1美元的合同，再加上一个约定在二年以后以1．05美元偿付第二年的1美元的合同（1．05×1．05＝1．1025）。然而，这种分解并不是唯一的。合同（4）与下面的合同也是等价的。第二年以1．03美元偿付今年的1美元的合同，再加上与之相连的第三年以1．07038835美元偿付第二年的1美元（1．03×1．07038835＝1．1025）的合同，类似地也等价于任何其他最终产生同样乘积的一对相连的合同。显然，将合同（4）的条件简化为与合同（1）、（2）和（3）的水平，仅用算术是不够的。

市场将分别决定一个合同（4）的价格和一个合同（1）的价格，由这两个价格，我们能为两个像合同（1）一样但却是不同年数的基本合同确定一个独立的价格。例如，如果“按年复利计算两年期的年利率”为0．05（即，合同4现期卖价为100美元）。且本期“一年期的单利率”为0．05（即，合同（1）目前也卖100美元），那么，对于从今天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当天隐含的市场监利率也是0．05。然而，如果本期“一年期的单利率”为0．03（即：合同1卖1.05/1.03＝。101．9417876美元），那么，对从今天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当天暗含的市场单利率是0．07038835美元。

请注意，在进行这种分解中，我们不得不回避量的折扣或升水问题。还请注意，如果我们忽略违约（并由此忽略由此产生的担保抵押问题）问题，个人分别签订相互联系的合同是完全可行的。一个人通过同时购入合同（4）并卖出合同（1）——也就是说，借出一笔两年期贷款，借入一年期贷款；他就是在贷出一笔从现在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其结果是，任何短期付款的合同都可以分解为具有不同时间起点的、像合同（1）那样的一系列基本的一年期合同，从原则上讲，对所有这样的合同来说，都存在暗含的市场价格。当然，关于一年期并没有任何自然成分。基本合同可以是对一季度、一个月或一天的。这里的限制就是要连续复计，这样就可以把合同（1）看作是由许多瞬间合同连续起来的一个无穷序列，这些合同的利率为1．05的自然对数即0．04879…。

在有同样起讫期的合同，如合同（1）、（2）或（3）之间或基本在同一年的一年期合同之间，进行套利是可能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从讨论已相互抵消因而没有风险的金融的购销合同的意义上说，在具有不同时间单位的两个基本合同间无法进行套利。例如，假定合同（1）的价格为101．94美元（只保留两位小数），合同4的价格为100美无，这样，当年的一年期单利率即为0．3，第二年的这一利率为0．7。看上去似乎当年借入而次年借出是合适的。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卖出两个像（1）那样的合同，购入一个像（4）那样的合同而做到这一点，这就含有今年的纯借入和明年的纯借出问题：但如果全面考察收付的计算过程，你将发现没有确定的收益，结果取决于下年一年期利率的实际情况，适当的金融套利可能实现的唯一情况是：如果未来利率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借出短期并借入长期贷款可获利。在最坏的情况下，以现金的形式保存贷款的收入（产生一种零收益），以便到期时偿还长期贷款。

将所有短期合同归纳为互相衔接的基本合同是一种方法，而且很可能是最一般的一种方法，用它可以将不同的合同归纳为某种共同的基础，根据这一基础可以区分价格或利率方面本质和非本质的差别。然而，对于论述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说，有一种可选择的较特殊但却更令人满意的方法。

这种可选择的方法就是将一切短期支付模式转换为连续不断的提高收入流。弗兰克·奈特曾采用过这种方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曾采用这种方法来定义他的投资边际效率概念。报纸的金融版在报道固定收入债券的“到期收益”时，也采用这一方法。

考虑一个一般化的合同：合同（3）同意在从现在起的第一年未支付R1（代表收入），在第二年末支付R2……，在第n年未支付Rn。

假定这一合同在市场上以W（代表财富）的数量售出。这样，我们可以写出下式：

1）

即，该合同的市场价值为该支付流的贴现值。如果W和R1、R2、……Rn是已知的。那么，满足这一等式的r值就是“内部收益率”。这一公式适用于不连续的数据。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假定R（t）是同意在时刻t支付的值，那么在时间为0时这一资本价值可以表达为：

在这里ρ是连续复计的利率。如果我们用年复计利率，那么与合同（5）相等的持久收入流为rW，如果我们使用连续复计利率，则与合同（5）相等的持久收入流为ρW。

如果我们对贴现过程作详尽的说明，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了解与贴现过程有关的情况。这种将一个有限收入流转化为一个持久收入流的过程的基本要点是：将每一笔收到的款项分为两部分，即收入和折旧费（折旧额可为正数或负数）。以等式（1）的不连续的情况为例，第一年末的收入可以更作是：

第一年的收入：rW

折旧费：R1－rW。

假定下一年起始时资本价值为W1，那么，W1为

3）

如果我们以等式（1）中的W值代替W且合并同类项，就有下式：

4）

从而建立这样的命题：即在保持资本价值不变的同时，rW是能够用于消费的收入。为在未来年份继续这一过程，我们必须假定该项折旧费以比率r获得收入，比率r为共同的贴现率。

这种将所有短期合同转换为一种可比较形式的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消除了所有确定时间的问题，一个合同由两个数量来描绘：总资本价值和持久收入，或更简单一些，以一个数量来描绘，即每单位资本值的产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产出不会因合同的其他特性，如规模、支付期限等而有差别，但至少消除了合同的非本质差别。

这一方法的另一优点是，它带来了将一种时间形态的收入流转换为另一种时间形态收入流的可能性。如果一种特殊的收入流具有某种形态，且市场利率不随时间而变，我们就始终可以通过适当的借贷折旧的积累或使用，将这一时间形态转换为任何其他时间形态，因此，所有描述收入流所有者各种机会文字过程就形成了与该收入流相等的持久收入流。

对于后面理论表述来说，这些优点的代价是它所带来的许多严重缺陷。首先，我们先前的讨论清楚地表明，这种归纳短期合同的方式排除了对未来不同的时间同时存在不同利率的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实际资本市场极其重要的特征，对此，特别是在近十几年中，人们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经济实践研究。

第二个缺点是，这种归纳方式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即一项产生较高内部收益率的合同（或投资项目）比产生较低内部收益率的合同更可取。如果两个项目收入的时间模式一样，这种观念是对的，而如果收入时间模式不一样，且存在某种市场利率，在这一利率上，可以为该项目筹措资金，那么这一观念就不正确了。例如，考虑下两个项目：

初始成本 第一年年末收入 第二年年末收入

项目（f）有10％的内部收益率，项目（g）为9％，两者按年计复利。项目（f）比（g）更可取吗？这要看情况而定，如果已知第一年年末将有另一个与f完全一样的项目可以上马。那么，两个这样互相衔接的项目第二年后将产出121美元，这显然比118．81美元可取。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将这两个项目转换为具有相同收入时间模式的项目，但是，假定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代理人一般能以5％利率在市场借款或贷款，而且他也可以拥有这两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项目f的现值为104．76[110/1.05]美元，项目g为107．76美元，显然，项目g比f更可取。当然，到目前为止，根据我们的假定，这个代理人将很有理由同时承担这两种项目，并且还承担其他任何具有5％以上内部收益率的项目。然而，对所描述的这两种项目而言，这或许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项目互相可以选择，例如，建筑一所住宅可采用的不同方法。

这当然不是对与投资项目选择有关的原理的充分讨论，但是由此却得出一个重要论点，即：一般来说，不能将那些将要承担把现有资源转化为未来收入流的经济人的目标，描述为使内部收益率最大化。将这些代理人的目标描述为使现值（根据适当外部收益率计算得出）最大化更为合适，对一个处于活跃的资本市场的企业来说，那种外部收益率决定于市场，至于相反的极端情形，一个鲁宾逊决定如何使用其资源，他所要最大化的现值应该解释为效用的现值，他考虑的项目的外部收益率决定于其效用函数，这一函数表示了这样一种比率，在这一比率上，他愿以未来收入代替现在收入。

关于利率计算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在这种计算中，没有任何条件要求利率为正值。例如，考虑一个卖价为100美元而承诺一年后支付90美元的合同，其内部收益率为－10。在经济中有一些因素妨碍了负利率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过去每年在征收个人财产税的那一天都常常发生，征税税基包括公司在伊利诺斯州的活期存款，而不包含其他一些金融资产，公司在征税的那一天就宁愿以负利率借出短期贷款而逃避征税。）就名义利率来说，从经济上是要考虑使手持现金的成本接近于零。就实际收益而言，这里经济上所考虑的因素是保持经济上的永久资产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作更充分的论述。

流量与存量的关系：从流量方面来表示存量的价格

为了将从流量方面表示存量定价的问题和用流量增加存量或从存量中减去流量的问题区分开来，我们以分析一种固定存量开始，这一存量为持久的，因此没有维持费用，也不会增加价值。接近于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人们收藏的名家绘画。这种作品不会增加（除非伪造），但确实需要维护费用，以防其被盗、损坏，及适时进行清理。然而，为了使两种存量－流量问题用同样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假定住宅单元为例，这些住宅的质量相同且数量确定，譬如由法律禁止建造任何新住宅，至于维修费用，可以简单假定住宅单元存量保存完整，并假定在描绘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过程中，每单位住宅的租金是纯租金，这种纯租金超过或高于保持住宅单元完整的资源成本。

根据这些假定，图17．1给出了一条对住宅单元所提供服务的需求曲线，如果在单位时间内（如一年）能得到A（比如说为100）住宅单元年，每住宅单元年的需求价格为RA（比如1000美元），那么，总租金应付A·RA，即每年100，000美元。如果数年内能得到B个（比如150个）住宅单元年，其需求价格为RB（比如为800）美元，那么，其每年应付的总租金将是B·RB（120，000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住宅单元自身而不是其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曲线是什么形状？如果有一种外生的市场利率，其形成不管怎样独立于住宅市场，那么答案就简单了，住宅单元的卖价将为其产生的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化价值（请回顾我们已将租金定义为不包括维持修成本的净值），或者如果r是该外生市场利率，那么其卖价为R／r。图17．2中所画的需求曲线与图17．1中的需求曲线极为相似，只是坐标不同，在横轴上，是住宅单元数量而不是每年的住宅单元年数量，在纵轴上是租金与利率倒数的乘积，即如设利率为0．05，那么，图17．2上的纵坐标将20倍于图17．1纵坐标。

但是，假定存在一个外生利率，这只是回避了我们所感兴趣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假定，住宅单元是唯一可以占用和买卖的资源，就是说，假定住宅单元代表全部非人力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利率将与每住宅单元的租金同时决定。根据我们明确给定的假设，即住宅单元不增不减和暗含给定的假设，即生产服务其它来源存量也是不变的，使利率为内生的，不会改变图17．1。因为这些假定排除了将现期收入（即生产性固定资产存量的服务）用于现期消费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因此，对住宅单元的需求只是一个在各种选择的用途之间分配固定总消费服务流的问题。一旦我们允许用本期生产服务增加资本存量，或用尽现有资本以增加消费服务流量，那么要将对住宅服务的需求看作独立于利率的过程是不可能的。

图17．3表示出与利率决定有关的需求曲线。横轴给出每年来自住宅单元的美元数量。这一数量与图17．1中的长方形面积相对应——在我们的例子中，相当于与A点相对应的100，000美元，纵轴表示每年1美元的价格。每年对美元的需求对来自住宅服务的效用无任何作用，它倒是更加依赖于人们赋予作为应急储备的非人力财富存量的效用。

考察社会中个人对持久收入流各种价格的态度。如果一年期美元价格“低”，那么很少没有人愿出售持久收入流（即一种“资源”）而许多人则愿意购入持久收入流。许多人为了取得持久收入流量而宁愿放弃当前的消费。在我们的假定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无法做到这一点；人们愿意这样做只是意味着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人们将试图购入比所能得到ARA美元持久收入流更多的东西，于是便会将持久收入流的价格哄抬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一年期美元的价格“高”，这将会诱导所有者出卖其持久收入流，社会将寻求将持久收入流转为当前的消费。但是在我们的假定下，社会不能这样做，社会愿意这样做意味着价格将被压低。有某种中间价格，比如OPA，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市场将处于均衡状态，这里均衡的含义在于：在这一价格水平上，社会作为整体不会试图减少或增加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想出售的数量与另一些人打算购入的数量相等。因此，相对于不同假设的像OP。那样的收入流供给量的价格的轨迹（DD），就成为我们假定的社会中的一条对收入流的需求曲线。OPA与ARA的乘积是我们假设的社会中的财富总量，或者说是所有住宅单元的总价值。

如果资本概念无所不包（即包含人力也包含非人力资本），就没有理由期望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具有负斜率而不是正斜率。或许最合理的假定是这条曲线具有无限弹性。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既然所有财富都已资本化，则收入（Y）就等于rW，这里r表示利率，W是财富。1／r——为购买一种持久收入流而必须支付的收入的时间单元的数量，因此就成为财富对收入的比率。这种财富对收入的比率具有时间维度，而不受任何其他绝对的单位的影响。这种比率的期望值怎么会取决于分子或分母的绝对水平呢？其实，除了相对于另一财富或收入，还有什么样的比较标准可以用来说明一定水平的财富“大”还是“小”呢？除了相对于另一收入或财富，又有什么比较标准可以说明一定的收入水平是“高”还是“低”呢？但如果社会期望保持财富对收入的固定比率而不考虑收入的绝对水平，这就意味着一条对持久收入流的水平需求曲线。

如果资本概念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指非人力财富，并且如果我们假定人们仍期望保持财富与收入间的不变的比率（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非人力财富与总收入之间的比率），那么就有，，这里，W是非人力财定的价值，Y为来自人力财富的收入。由AR给定的固定存量定义为rW。我们称这种固定存量为Yp。以Yp/r替代前式中的W，则有下式：

这就定义了对持久收入流（即来自人力资本的给定收入）的负斜率需求曲线，更一般地讲，无论财富相对收入的期望比率是否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理由期望在在一条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来自人力资本的收入一定时，非人力资本的增长提高了非人力财富对人力财富的比率，以及非人力财富对收入的比率，这样可以期望降低个人所赋予非人力财富的重要性（相对于个人赋予人力财富或收入的重要性而言）。

现在，图17．2中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的推导过程就易于理解了。对于任何给定的住宅单元数量，例如A，找出由图17．1中需求曲线给出的租金，将二者相乘即得到每年总的美元量，将此量带入图17．3中的需求曲线，从而得到每年每1美元的价格。将该数与每住宅单元的租金相乘，便得到前面给定的住宅单元数量下的每住宅单元的价格。图17．2中对住宅单元存量的需求曲线显然是两组完全不同的考虑的混合体；一方面，是赋予住宅服务与其他消费服务比较而言的相对效用，另一方面，是赋予现期收入对未来收入及赋予非人力财富储存的相对效用。

图17．3中归纳的对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是事物的一方面，而另一面则是资本供给。财富拥有者提供资本并需要持久收入流。现在让我们暂停使用不能建造新的住宅单元的假定，那么建造住宅的企业家需要资本，而提供持久收入流，将资本供给曲线表达为图17．4中那样的图形是很自然的，在该图中，利率看作是价格，而财富存量则看作是供给量。请注意图17．3与图17．4的关系。如果图17．3的需求曲线具有单位弹性，这就意味着不论利率情况怎样，总财富为常量，这一性质转移到图17．4中将表现为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为使图17．4中的供给曲线有正斜率——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图17．3中的需求曲线必须有弹性。如果图17．3中的需求曲线缺乏弹性，那么图17．4中的供给曲线的斜率将为负值，在极端的情况下表现为弹性为－1的等轴双曲线。图17．3中的垂直供给曲线在图17．4中则转换为对资本的具有单位弹性的等轴双曲需求曲线。

观察决定利率的两种方法使不变资本存量概念产生了难以回避的含混之处。假定住宅单元数量及对住宅提供服务，需求是固定的，那么，每年由它们产出的美元数量也是固定的，即图17．3中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现在，假定图17．3的需求曲线由于应急储备需求的增加将向上移动，这时，一美元一年的价格将上升，同时产生不变服务流量的不变实物资本存量的财富价值也将上升。从一种意义上看，资本存量仍保持不变，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它却增加了。由于未能使这两种含义保持清晰的区别，出现了很多混乱。图17．3中描述形式的一个优点恰恰在于将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图17．4中的资本供给曲线有正斜率——这似乎是有根据的——由此图17．3中随持久收入流需求曲线具有绝对值大于单位弹性的弹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简洁地描绘出这样一种关系，即图17．2中对住宅单元的混合需求曲线与该曲线所依赖的图17．1和17．3中的两条需求曲线的关系。假定对住宅服务的需求具有单位弹性，那么，不论住宅单元的数量是多少，总租金将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图17．3中的供给曲线（及图17．4中的需求曲线）将也是如此，这又意味着利率也将如此。那么对住宅单元的需求也将具有单位弹性。增加实物资本存量不会改变赋予来自该存量的服务流量的价值，因此，也就不会改变该存量的财富价值。如果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有弹性，那么，较大的住宅实物存量将产生较高的总租金及较低的单位美元收入的价格，住宅存量的价值将由于有较大的租金流量而趋于增加。但将因较低的一美元租金的价格而趋于减少，我们假定图17．3中的需求曲线有弹性是假设了第一种效应将平衡第二种效应而有余，所以图17．2中对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也将是有弹性的，但其弹性比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的弹性要小。同样，如果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是无弹性的，则对住宅单元的需求也将是无弹性的，但比住宅服务无弹性的程度要小，因为较大的住宅存量将通过降低总租金提高美元租金的价格。

存量与流量的关系：用流量改变存量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第二个存量、流量问题，即用流量改变存量的问题，为探索这一问题，我们放弃住宅单元存量固定的假定，相反，我们假定可以建造新的住宅单元，而旧的住宅房损坏了。但我们将继续假定所有的住宅单元不论其使用年限如何是同质的。因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套住宅单元的那项租金，假定建筑业的生产水平将恰能保持住宅单元存量不变。较高的建筑生产水平意味着住宅单元存量的增加——用国民收入会计的话来说，是正的净资本形成；而较低的建筑生产水平则意味着住宅单元存量的减少——是负的净资本形成。

图17．5在右边的一幅图再现了图17．2中的住宅单元存量需求曲线。如我们将看见的左边的那幅绘出了对新住宅单元供给情况的一种简单却非常特殊的说明。新增的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S’S’伸展到了横轴上方的负值区间，因为总存量既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这条供给曲线画成了始终上升的情形，因为下降率越大建筑业就越小，上升率越大建筑业就越大。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成本始终是上升的。

这条供给曲线的一个特征是它被描绘为独立于图中的住宅存量（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一特征），然而此住宅存量在供给曲线与竖轴的相交点上决定了图中建筑业的规模。对这种特殊假定的合理化在于住宅业的长期成本是不变的，所以右图的存量供给曲线（SS）是水平的。然而，使建筑业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增加住宅存量提高了成本，因为这一情况被认为是暂时的，在那种基础上，进入这一产业的资源将必须得到补偿。同样，使这一产业保持足够低的水平以减少住宅存量将降低成本，因为这也被看作暂时情况，而某些资源愿意接受暂时的低收入，因为从长期看有较好的前景。甚至连这一论据也表明，当不同住宅存量的供给曲线可能在同一点上与竖轴相交，它们也可能有不同的斜率。

右图中的存量需求曲线DD也体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假定，即这需求曲线并不依赖于住宅单元存量增加的比率而定，我们至少已经注意到为什么这是一个令人半信半疑的假定的一个原因，却如果现期资源用于增加住宅存量，总现期消费将减少，这将影响图17．1中的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

我们将在后面再来讨论这些复杂情况。现在，让我们接着把图17．5中描述的特殊情况讨论完。如果我们的分析从初始的A住宅单元存量开始，住宅单元的短期供给在A点是无弹性的，且现有住宅的价格将必须是PA，以使供给与需求相等。如果新的住宅能以比PA低的价格建造，那么显然建造新的住宅比购买现有住宅更可取。因此，新建住宅的数量将上升到图17．5中C标出的一点，在这一点上，新住宅单元的供给价格等于现有住宅单元的价格，新住宅单元将以OC的速率产出。

注意存量需求曲线DD和短期供给曲线S’S’是相对某一瞬时的，这就是为何一个固定存量和住宅量单元存量增加的任何速率都协调一致的原因，正如尽管你的车开得很快，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你仍可以同车一起位于某一特定点上。然而，你并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相似地是，在存量为A，价格为PA的时点上，住宅单元存量以OC速率增加，因此点E。严格地说是一种瞬间均衡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均衡点将沿DD向下滑向稳定的均衡点E，在这一点上，存量为OB，价格为PB。这是稳定的均衡点，因为PB是新住宅的长期供给价格，在这一价格上，净产出为零。

如果初始住宅存量超过OB，那初始价格将低于PB，净产出将为负值，均衡点将沿DD向上滑动，直至达到D点时停止。

均衡点由一点向另一点滑动所需的时间，当然是取决于住宅单元供给曲线S’S’的形状和确切的数量规定。穿过与纵轴相交交点的这条曲线越陡，则接近均衡点的速度就越迟缓，否则相反。

我们已经了解到：固定的具有正斜率的新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S’S’）的存在，如何意味着具有无限弹性的存量供给曲线（SS）的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是，固定的具有负斜率的存量需求曲线（DD）意味着一条具有无穷弹性的对新住宅单元的流量需求曲线（D’D’，），但是，这是一条随时间而变化的曲线。随着均衡点沿DD向下由Eo向E滑动，流量需求曲线下落，并一直保持无限弹性，直至它与位于OPB横线相重合为止上，在这个位置上下滑停止。

尽管对于一种其本期产量相对于我们论及的存量很小的产品来说，一条具有无限弹性的流量需求曲线从经验上看可能是一种合理的近似表述，但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条曲线似乎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其所以很难令人相信，因为人们对现有住宅愿意支付的价格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将与新住宅单元流量的速率相联系。第一，如同我们已了解的，资源投入生产新的住宅单元将减少目前的总消费，这就有可能使图17．1中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由此会降低现期的租金值。第二；因为住宅存量的预期增长将使住宅价格下跌；最终趋于OPB，这是更大的住宅存量对租金值和持久收入流量所产生的效应。任何现在以OPA购入住宅的人，知道了住宅存量正在增长后，将不得不预料到在将来承担资本亏损。显然，这一前景将加强第一种效应。在讨论图17．2时我们可以忽略这些效应，因为这里的需求曲线是针对一组可选择的静态社会的。但在住宅存量总在变化的社会里，租金流量的现值必须考虑到变化中的未来租金和利率。

我们可以把这些复杂的情况考虑进来，像在图17．6中那样，将曲线DD看作仅仅对可选择的诸住宅存量，每条线都与一个零流量（dH/dt＝O）对应，这意味着在流量方面，OPA点是dH/dt＝O时的需求价格。对于给定的初始存量OA，新住宅单元流量愈大，则该流量和存量的需求价格愈低。如果图17．6中的D’D’是对新住宅单元的流量需求，那瞬时均衡价格应是PC’，C’是流量速率，在右边的存量图上，我们可以通过描绘一条独立的相对于流量速率为C’时的存量需求曲线来表示这一效应。对每一个住宅单元存量来说，dH/dt＝C’时的需求价格比dH/dt＝O时要低。当然，对于O和C’之间的流量速率，在图17．6中所画的两条曲线之间，有着无穷多条其他曲线，相似的情况是，更低的曲线将与更高的流量速率相对应。而在DD（dH/dt＝O）上方的曲线则与负的流量速率相对应。

现在E’。是均衡点，但它显然只是个瞬时均衡点。住宅单元的净产出是正值。所以住宅存量不断增长，短期存量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如图所示，图17．6左方的流量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其与纵轴的交点与dH/dt＝O时存量需求曲线上的需求价格相关连。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住宅单元存量为OB时，在这一点上，流量需求和供给曲线在纵横上相交。净产出为零，且在住宅价格等于PB时在E点上达到充分均衡。

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下列假定，即长期存量供给曲线为水平的，而短期流量供给曲线具有正向斜率并独立于该存量，那么，每当产出增长时，住宅单元的价格肯定比长期价格要高，而只要产出下降则它必然比价格要低。就是说，图17．6右方图中的瞬时均衡点的轨迹（如图所示）必定是向下方倾斜的。然而，正如我们已将存量和流量的需求曲线推广了一样，也需要像图17．7中慎重样把存量和流量的供给曲线加以推广。如果长期存量供给曲线如图17．7右图所示具有正斜率。那么，流量供给曲线就不会再独立于住宅存量了。与纵轴在PB相交的流量供给曲线S’S’仅当存量为OB时才成立。如果存量为OA，则流量供给曲线必定与图17．7左图的纵轴在P’A处相交，P’A为较小的住宅单元存量OA的存量供给价格。

请注意，图17.7中的长期存量供给曲线的正斜率，在左图中是通过流量供给曲线与纵轴的交点反映出来，而不是以左图中的流量供给曲线的斜率来反映的。此长期存量供给曲线正斜率反映了与保持不同规模的建筑工业稳定相联系的上升的成本。这些不断上升的成本反映出需要改变这一产业的要素比例并需要吸引不太适合该产业的资源，这种成本上升通常就是长期供给曲线具有正斜率的原因。左图中的流量供给曲线的正斜率反映出一组虽然相关但却不同的效应：即，与使建筑业暂时扩张或收缩到高于或低于其一般规模的相联系的成本。

由右图的存量需求和供给曲线，我们知道价格必须位于需求价格PA和供给价格P’A之间，这两种价格与净产出为零相对应。如果它为PA，一所住宅单元的价格将超过建设它的成本，建造商将有增加住宅单元存量的积极性，所以这不是均衡点。如果价格为P’A，价格则与建筑住宅单元所耗成本一致，因此建造商不愿增加该存量，但住宅单元的拥有者和潜在的拥有者则想在这一价格条件下获得更大的存量，由此将会抬高这一价格，因此这也不是均衡点。当存量增长率提高时，需求价格下跌而供给价格上升。如同图17．7左图相对于存量OA的流量需求曲线（D’D’）和量供给曲线（S”S”）所示。恰在这里，瞬时均衡价格将取决于这些流量曲线的弹性。我已将它们在图17．7中画出，所用的方法可以产生一种低于长期均衡价格的均衡价格Pc”，这样是为了说明右图所示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存量由初始的OA过渡到最终的OB这一过程中瞬时均衡价格将上升而不是下降的可能性。但这当然不是必然的。假定流量需求曲线较平缓，流量供给曲线更陡直，则瞬时均衡价格事实上像我们先前所举例子那样可能高于最终均衡价格。

正如在图17．6中，我们曾被引导对不同的流量速率画出不同的存量需求曲线，在图17．7中我们也被引导对不同的流量速率画出不同的存量供给曲线。价格为Pc”时的瞬时均衡点位于流量速率为C”时的存量供给曲线和与其对应的存量需求曲线的交点（这一存量需求曲线的位置较图17．6中所画的相对dH/dt＝OC’曲线要低，因为这里的dH/dt值要大些）。当这一存量增加时，存量需求曲线上升，存量供给曲线下降；于是流量需求曲线下降而流量供给曲线上升，直至两条存量曲线最终于E点相交，而两条流量曲线在左图中纵轴上相对于净产出的零，价格为PB的点上相交。

存量、流量分析的推广

把住宅单元的例子推广到资本一般以及利率的决定问题上是容易做到的。在图17．3中，我们从对持久收入流量的存量需求开始，而不是像在图17．2中那样从对住宅单元的存量需求曲线开始。而是引入建设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代替引入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我们引入由建设住宅单元而提供的持久收入美元的成本问题，这种成本不仅来自建设住宅单元且来自任何生产或消费服务资源的增加。这一转换把资本存量增加对它所产生的对服务价格的效应从需求方转移到了供给方，这是由于租金降低例如当住宅存量增加时显示了提供一美元收入要付出较高成本，因为为了提供相同的持久收入流量，需要建造更多的住宅单元实物量。如同我们前面讲到的，图17．3中收入流量需求曲线不取决于图17．1中的住宅单元服务需求曲线。但这仅仅是实物内容的改变，由此可知，归纳了一般资本情况的图17．8是图17．7的直接对应物，只是标识有所改变，以及为了说明不同的可能性，使右图中的瞬时均衡点的轨迹向下倾斜了。

在图17．8中，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对持久收入流的长期存量需求曲线与储蓄为零（S＝0）相对应，长期存量供给曲线则与投资为零（I＝0）相对应。我们已将储蓄和投资表示为收入的不同部分，目的在于使它不受数量单位的影响。如果以Q1表示社会拥有的资本存量，那么它即是不可能在I＝0的供给曲线上，也不可能在S＝0的需求曲线上。如果它在前者上，那么资源的所有者将试图购入比所能得到的更多一些的收入来源，从而引起其价格上升，如果它在后者上，生产企业将寻求出售比需求更多的收入来源，从而使其价格下跌，在PA与PB之间某点——比如这里所提定的Pc——是这样一种价格，在这一价格上，新增的收入来源需求量与新增收入来源供给量相等。这种需求价格更低了，这是由于当用于购买持久收入来源的那一部分收入增长时，相对于现期消费的新增持久收入来源的期望减少了；这里的供给价格较高，是由于当用于生产收入来源而不是用于现期消费的生产服务部分增长时，生产新增收入来源的成本也相应增长了。在这一图形的特殊情况下，当生产服务的0．1用于生产新增收入来源，而收入的0.1用于购买新收入来源时，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即S＝I＝0．1。在这一点上，收入来源的存量将会增长。这样，Pc点是暂时的位置，这意味着该点将沿通过Pc和P的线向P点的方向运动。

假定我们使用广义的资本概念，那么，正如我们先前所了解的，我们可以期望对持久收入流的存量需求曲线具有无限弹性，我们也可以希望持久收入的存量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用奈特的术语，我们不应期望减少投资收益，决定这一曲线高度的将是任何恰巧是生产一种能够无限期地一年获得一美元的资本来源的成本的那种东西（根据对资本边际生产率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的一种解释，这是这一数量的倒数）。因此，与图17．8相对应的图形可能看上去像图17．9。所有的曲线可能都是水平的，因此经一水平曲线都与某一储蓄水平的需求线或某一投资水平的供给曲线相对应，如果相对S＝0的需求曲线位于I＝0的供给曲线之上（如图17．9所示），此图就描述出一种无限期的进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就不存在任何一种与静态均衡相一致的资本存量水平。如该图所示，一种“变动的均衡”出现了，在这一均衡状态中，一年一美元的价格为Pc，投资和储蓄以收入的0．1的比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资本存量将不断增长。

现在，我们将把前面的分析转入财富范畴，我们将不再讨论在持久收入流价格条件下的持久收入流的需求和供给，而讨论资本价值的需求与供给，同时把利率作为独立变量来对待。前一表达方式的主要优点（这也是目前这种表达方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它表承出一种不变的资本存量。作为两种测度资本存量的方法，其中一种受利率的影响，另一则不受其影响。如果以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化价值来测度资本存量，这种测度与利率呈反方向变化。一组既定的收入来源产生出一项既定的收入流，而一项不变的持久收入流产生不变的资本存量，将由矩形双曲线来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资本存量产出的持久收入流来测度资本存量，则这种测度就不受利率的影响，因此，这种对资本存量的测度是一条垂线。

为了用第二种方法来说明对资本价值的需求和供给，我们必须记住，对资本的需求是生产企业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前面被看作持久收入流量的供给，资本的供给则是资本总量的储蓄者方面的供给，这种供给在前面被看作对收入流的需求。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条曲线都是指存量，并不测度单位时间内流量速率，图17．10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将给出长期稳定的均衡资本存量和利率。和前面一样，这两条曲线具有它们应有的形状，因为这里使用的资本概念不是包罗万象的。考察一下与前面的供给曲线对应的、用这种术语表示需求曲线。根据奈特的论点，我们了解到，由于资本概念被制度的原因或其他原因所限制，故减少投资收益。包括内容更多而不减少收益的资本概念。暗含着一种对资本的具有无限弹性的需求。需求曲线的高度或利率将由“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类似地，如果我们假定，人们期望保持某种不变的财富对收益的比率，如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财富（即没有必要区分人力或非人力财富）那么，供给曲线将具有无限弹性，供给曲线的高度由1／K给定，这里K＝W/Y。

在社会发展的任一时期，都存在着一种可能不是均衡的资本存量。图17．11中樯有Q1的曲线是一条矩形双曲线，它代表着一项产出持久收入流Q1的资本存量的价值。如果在任何条件下没有东西刺激生产企业改变这种资本存量——即没有任何东西刺激生产企业为更大的资本存量付出利息——曲线Q1将代表这种对资本的需求。在给定的技术状态下，利率越低对生产企业增加资本存量的刺激就越大。因此，利率愈低相对于曲线Q1，曲线D就应该高。如果利率是B，生产企业将没有积极性去尝试增加它们为之付出利息的资本存量。然而，储蓄者将愿意寻求借出更多一些。同样，如果利率为A，储蓄者没有更多借出资金的积极性，而生产企业则愿意借入更多。储蓄者将迫使利率低于B的水平，投资者将促使利率高于A的水平。

因此，利率既不会是A，也不会是B，利率的位置取决于人们的储蓄和投资倾向，即取决于如同图17．12中的储蓄和投资曲线。这两条曲线决定了社会从相对于Q1的资本存量移动到均衡存量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图17．11中的资本需求曲线由r和资本总量结合点的轨迹构成，对这条轨迹来说，投资为零。同样，资本供给曲线由r与资本总量的结合点的轨迹构成，对此轨迹来说，储蓄为零。这两种变动函数使我们能够给出均衡资本存量的长期值的定义。另一方面把r与作为国民收入百分比的储蓄和投资的流动速率联系起来。图17．12中所描绘的储蓄和投资函数，是针对既定的资本存量来描绘的。这些曲线使我们能探索通向长期均衡的动态途径。

图17．13可以全面归纳上述论点，它是图17．8的对应物。S＝0和I＝0的两条曲线代表了对资本价值的供给和需求。这些曲线的交点向我们说明了长期均衡的情况。其他曲线必须与方向有关，它们给出为保持储蓄和投资不同的流量速率所必须出现的资本价值和利率不同的组合。我们已经假定社会有既定的资本存量，其价值由短形双曲线Q1表示，所以利率必定位于A’和A之间；从社会拥有这一概定的资本存量对所得到的这些储蓄和投资函数，我们确定：利率将位于具有0．1的投资率和储蓄率的C点，C点的这一利率与0．1的投资率和储蓄率是暂时的，因为当社会资本存量增长时，将出现新的投资率、储蓄率和新的利率，并最终导向标有P的稳定均衡点。

这一分析可以用一个齐次方程组的形式进行概括，令W＝所考虑的这种总实物财富，

r＝利率，

YW＝单位时间内来自W的收入（所以YW＝rW），

I＝单位时间的“投资”，

S＝单位时间的“储蓄”。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将存在一种表达利率与每一财富和投资值的对应关系，即（5） r＝f（W，I）。

我们可将此式看作一条对“资本”的需求曲线，即它表示出当现期生产服务的I部分被用于增加资本存量时，生产企业将为之支付利息率r的最大财富量，我们也可将它视为一种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这条曲线表示出当生产企业用现期生产服务的I部分创造收入流时的最低价格1/r，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企业将愿意保持持久收入流在rW的数量水平上。

对于资源的所有者来说，将存在另一种表现“资本”的供给或对收入流需求的关系，即：（6）r＝g（W，S）。

在短期情况下，我们假定Yw固定不变，比如说Yw位于Ywo，那么，等式（5）（6）及下列等式将给出短期均衡：

这里有5个未知数——r、W、S、I、Yw，并由5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

在长期情况下，相应的方程组是等式（5）、（6）和下列等式；

11）I＝0

12）Yw＝rW。

这是具有同样5个未知数的5个等式的方程组。

负均衡利率

只要我们将自己限制在实物交换经济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对S＝0、I＝0曲线形状有多少限制。特别是，如同图17．14所示，这些曲线有可能在负利率上相交。这就是说，社会将会在某种负利率水平上处于既定的资本存量的某种长期均衡状态。

为了使类似这种情况的结果出现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呢？首先考虑曲线S，它表示那些品种有限的财富存量。这些财富存量适合并可以买卖且其最终的拥有者愿意在各种利率条件下拥它。假定利率为零——这就是说，没有任何能获得收益的拥有财富方式。因此，任何财富的拥有者都不会将拥有财富作为获取现期（金钱）收入的来源。但个人和家庭还是想拥有财富以备急需。显然，即使财富增加成本而不是带来收益，这种情况仍将是真实的。例如，假定人们拥有财富的唯一方式是储备食物，这样为了使之不至变质和浪费就必须支出一定的成本。显然人们仍然希望以食物形式拥有部分财富以使自己免受食物供给波动的影响。表现负利率的图17．14中的存量供给曲线所表示的财富价值就与这种拥有财富的情况相对应。当然，人们实际拥有的存量不会年年不变，所以，该图中描述的这一总量应被作为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平均值来看待。

实际上，资本给财富拥有者带来的负收益不只会产生于上面列举的物质的情况，而且可能产生于资本税，这种税收可将税前的正收益转变为税后的负收益。

现在我们来考察需求曲线。首先，这似乎与前面的分析矛盾，固为这些分析将不变的持久收入流意义上的固定资本存量描述为一条具有单位弹性的财富需求曲线。这个不变收入流将是拥有该项资本的生产企业对于该资本财富价值所愿意作为利息支付的最大总量，这条需求曲线怎样能具有比上述曲线更小的弹性？显然，如果存在任何能产出一项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的资本源，则这是不可能的。假定有一英亩土地，可能获得一项一年产出一美元租金的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而当利息越来越低时，其资本价值将接近无限。换言之，如果存在一种以任何有限的成本创造任何规模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的方法，比如通过充填沼泽，那么在足够低的利率条件下借入那项资金以生产该项持久收入流将是有利的。

请注意，这里强调了经济上的持久。如同讨论资本供给时一样，由于一些具体原因可能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来源。能够生产、占有和转移的唯一资本来源可能就是不断贬值的食品存货。或许存在物质上的或技术上的持久收入流可供选择，像土地，但税制或其他制度上的安排，如有期限的所有权，可以使它们不具有经济上的持久性。

因此，长期均衡利率为负值的基本条件是，在财富的种类中不存在图17．14适用的那种资本项目，这些资本项目能够产出某种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这种负利率与财富所有者支付给照看人以保持财富完整的费用相一致。为使这种情况维持下去，财富的所有者必须拥有其他收入来源，以此获得他们付出的总量（负利率乘财富的价值）。必然存在一些产出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形式（人力资本，不可转移的非人力资本）。否则，社会就不可能是稳定的。它只会每况愈下，因此，负均衡利率对于一种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使长期稳定的利率为负值所需要的条件是非常特别的。然而还是值得将它们说清楚。因为负均衡利率与凯恩斯的命题关系密切，这个命题就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可能本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对这一命题进行一种深刻的阐释的方法由下列子命题构成：

1．在一种非货币的、物物交换经济中，均衡利率可能是负值，

2．在货币经济中，市场利率不可能为负值；

3．因此，在货币经济中，要实现充分均衡或许是不可能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1是正确的，虽然只是在很特殊的条件下才如此。在讨论利率计算时，我们已经了解了2正确的含义。但是，除非货币经济中的均衡利率与非货币经济中的一样，否则，3就不是从1和2提出的推断。但这不是实际情况。凯恩斯在“市场”利息和均衡利率之间进行对比是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在他分析的那种货币经济中，这两种利率都不可能为负值，为了了解何以如此，必须明确地将货币引入我们的分析。

货币的引入

一旦将货币引入经济，就有必要对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加以区别。名义利率是指在保持资本的美元量不受影响后每美元的美元数。实际利率则是指在保持资本的实际量不受影响后每美元的价格，对于连续计算复利来说，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减去价格变化率：

（ρ＝·

这里，ρ代表实际利率，r代表名义利率，1/P·dP/dt是价格的瞬间变化率。对于货币分析来说，区别已实现的实际利率和期望的实际利率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将1/ρρ/dt看作价格变化的实际比率，后者则将它看作价格变化的预期比率。但对于我们分析稳定均衡状态的目的来说，可以忽略这种区别，而将已出现的和预期的实际利率两者视为相等。

为简化起见，我们首先考虑各种不同的稳定状态，在其中每种状态中，价格水平是稳定的，因此1/P·dP/dt＝0。这是凯恩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暗含地考虑的情况。然后，我们将引入改变价格的可能性，我们将始终把货币看作通货的相似物，或它的等价物，即看作一种获得零名义利息的财产。

一旦我们引入货币，名义利率就决不可能是负值了，因为单纯持有现金的成本实际上为零。因此如果利率接近零，人们将以货币形式拥有其所有的财富。根据前一节的讨论，现在货币变成为一种能产出零持久收入流的财富形式，因而优越于任何产出负持久收入流的财富形式。

图17．15将这一特征与我们的长期稳定均衡图式结合起来。图17．15中的曲线S是前面定义的资本供给曲线（相对于S＝0）。曲线S’表示出每一个与资源的所有者希望以货币以外的其他形式拥有的财富水平相对应的量。所以由曲线S’与S间的水平距离测量出资源所有者愿意以货币形式拥有的财富量，因此，曲线S’给出了在每一利率水平上可能“租给”生产企业的财富供给量，而其与前面定义的需求曲线（相对于1＝0）的交点给出了长期均衡点（图17．15中的c点）。

然而，生产企业将用它们为之支付利息的财富的一部分来从资金上支持现金的持有。图17．15通过曲线D与D’之间的水平距离揭示了这些“商业平衡”现象。那么，在均衡条件下，bd是“实际的”货市均衡量，其中Cd直接由资源的所有者持有，bc则是作为“运营”资本由生产企业掌握。因此，均衡价格水平是使现存名义货币量的实际价值与bd相等所必须的任何水平，这一论断是简明陈述货币数量学说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能了解到，为什么一旦将货币引入这一系统，均衡利率就不能为负值了。在图17．16中，根据目17．14重新画出的曲线S和D在负利率点上相交。这一交点给出了物物交换经济的均衡点。但只要引入货币，均衡点就由曲线S’和D的交点给出，只要可以认为持有货币的成本为零，曲线S’必然与曲线D在正利率水平上相交。这是陈述所谓庇古效应实质的一种方式，该效应说明了凯恩斯第3命题是无前提的推理。

如果价格水平是不变动的，我们就不再能像图17．15和17．16那样使用r，既用它来指称名义利率又用它来指称实际利率。假定价格以不变比率上升，因此名义利率超过实际利率。这将影响图17．16中的所有曲线。既然以前来自持有一美元现金的名义和实际收入为零，那么现在这一收入就为负值。因此，对于给定的实际利率（比如给图17．15中Oa），能获得该种实际利率的财产就比现金更有吸引力。这一情况对最终财富拥有者和商业企业都是适用的。所以图17．15中bc和cd的距离将会双双像图17．17中所示那样缩短，图17．17再现了图17．15中的曲线并增加了一些适用于价格上升的新情况并用星号表示的曲线。无论商业企业还是财富的最终所有者都将被诱导以实际财富替代现金余额；所以曲线D’和S’都将向右方移动。然而，现在财富的积累对商业企业来说不那么具有生产力了，对最终财富所有者来说所产出的效用也更少了。所以曲线D和S将向左方移动。这时新的实际均衡利率由标有星号的曲线D和S’的交点来确定，它比先前的实际利率要低。然而，实际利率的下降必定比价格的变化率要小，因为它是由同时存在的更高的名义利率所引起的。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关于在较高名义利率和较低实际利率之间划分价格上升的各个部分，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作为一个经验命题，其主要影响似乎是在名义利率上，实际利率实质上是没有变化的。其含义在于：需求和供给曲线D’和S’都具有高度弹性，或者说实际货币量与全部资本的总财富价值相比要小。

图17．17包含了有时被称为“蒙代尔效应”的命题的实质内容。

如果价格以不变比率下降，其效应将会逆转：这时，实际利率将比价格不变时为高，而名义利率则降低。

说几句题外话将有助我们把这一分析与对凯恩斯的命题的更一般的讨论联系起来，凯恩斯的命题认为，当资源充分利用时，或许不存在均衡的可能性。凯恩斯争辩说，为使这样的均衡出现，当所有资源都被利用时，商业企业所想要增加于资本存量上的救量，即净资本形成或净投资，必须与最终财富所有者想要增加于其资本存量上的数量，即净储蓄相等。但假定资本的产出很低，以至商业企业所愿进行的投资不如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储蓄的那样多。凯恩斯暗示地指出：在物物交换经济中，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利率得到解决，但在货币经济中，名义利率不可能是负值，这一矛盾将通过减少资源的利用来解决，这将把人们愿意储蓄的数量减少到企业愿意投资的数量。

但凯恩斯认识到，这种情况不是稳定的均衡：未被利用的资源竞相争取得到利用，从而使它们的名义价格跌落。但凯恩斯认为，这一过程没有终点，较低的名义成本意味着较低的名义价格，意味着投资和储蓄的较低的名义价值，但并不引入任何力量以消除商业企业所愿意增加的生产资本的数量与社会愿意增加的财富的数量之间最初的差异。因此，他引入价格和工资刚性作为一种外在机制来制止价格和工资的无限下跌。

庇古则争辩说，公众的愿望最终并不要储蓄，而是要获得所愿得到的财富存量，而且，存在一条在我们图中与S＝0对应的资本存量供给曲线。对于给定的名义货币量（这是凯恩斯所做的假定），这种货币量的财富价值可以是依赖于价格水平的任何一种量。相对于“高”的价格水平，其财富价值将是低的，相对于“低”价格水平，其财富价值将是“高”的，从图17．16来看，总存在着某种价格水平，使该货币余额的财富价值等于OW。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人们将得到所希望的财富存量，而所希望的储蓄量在充分就业时将为零。因此，即使所希望的投资为零，也没有矛盾。在货币经济中。这种均衡利率至少为零。

这种论点对某种固定的名义货币量和各种可考虑的价格水平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总是存在着某种足够低的价格水平以使社会享有充分的财富，或存在某种足够高的价格水平以使货币余额的实际价值减少到社会（最终财富所有者与商业企业）希望以货币形式拥有的总财富的任何一部分。

对于固定的名义货币量的情况来说，针对凯恩斯的这些命题有一种更有影响的答案使得即便当资本的物质生产力存在着极限，而公众对于增加（非人力）财富具有一种无止境的欲望时，这些命题也是不成立的。这一答案是由区别定义为生产资源价值的收入和定义为个人分别认为他们的收入所得的那些东西的总和的收入这种方法推导而来的。后者不仅包括对生产服务的报酬，而且包括资本的盈利和亏损。假定凯恩斯的难题能够出现，价格和工资开始下降，下降的价格将增加实际财富的价值。现金的持有者将获得的资本收益，他们得到的收入将超过生产资源的价值。消费将与生产资源的价值相等，所以企业家进行的净投资为零，而财富的持有者可以在任何所希望的利率条件下进行储蓄。在固定的名义货币量条件下，总存在着一种足够大的价格下降率，它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使生产企业投资和财富所有者储蓄的愿望和谐一致，而不论二者是多么难以调整。

这一答案没在我们的图式中得到体现，因为该答案所依赖的假定与认为在零利率水平上存在着具有有限的期望财富水平的财富供给曲线的观念相矛盾。

图17．17表明，庇古的论点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包含某种变动的名义货币量和某种与之相联系的变动的价格水平。它针对正值的价格上涨率所描绘的稳定图形与等于该价格上涨率的一种货币增长率相对应。相对于这种价格和货币增长率，在每一时点上都存在着一种价格水平和实际利率，它们将同时使名义需求量所能得到的名义货币量和生产企业愿意对其支付利息的财富量都与最终财富持有者所希望的以占有利息的形式持有的财富量相等。

最后，这种更有影响的论点——即强调价格变动率而不是价格水平的论点——还可以扩到包括变化的货币量。如果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财富的持有者顽固坚持储蓄比生产企业所希望投资更多的数额，那么价格必将下降得比货币量减少的速度足够快，从而使财富持有者能够以增加现金余额的实际价值的方式实现其目的。

庇古的和这种更有影响的对凯恩斯命题的答案，在理论层次上，从保证我们的理论分析没有基本缺陷来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我立即要补充说：在我看来，从经验上看，这两个答案都与实际经济所经历的那种经济波动中那种很重要的效应不一致。

对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的最后说明

稳定均衡的概念在习惯于数世纪经济增长的地方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强调。我们这种分析的稳定特征是由我们多半只考虑生产服务的一种来源，以及暗含地假定生产服务其他来源（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数量是固定的这两种方法推演出来的。只是相对于这样一个固定的量，均衡才是稳定的。

如果其他资源数量增加，那么我们针对不完全的资本概念，而画的所有曲线都将不断向右移动。这样，稳定均衡就变为一种如同许多所谓增长模型中的变动均衡。

还可以做更基本的假定，如果我们将其它资源的数量变化看作是通过比市场买卖更间接的方法而做出的对种种经济考虑的反应，我们就可以像在图17．9中简捷地完成的那样，转移到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上去。如果用利率和财富的词语而不是用年购买量和收入流的词语来说明图17．9中的S＝0和I＝0的曲线，那将有助于说明这种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的复杂含义。图17．18所描述的一种扩张中的经济就是这样做的。

请注意，资本供给曲线包括纵轴r1以下部分，需求曲线包括r2以上部分。在任何高于r1的（实际）利率水平上，社会愿意以各种形式积累的财富量没有极限，尽管在每一时点上他的积累的速度都有一个限度，在任何低于r2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值得为之付出该项利息的生产服务来源的数量没有限度，尽管对值得以多快的速度生产新增加来源而言存在一个限度，根据这一概念，r1应被称作内部贴现率或内部时间偏好率，r2则应被称作资本边际生产率。没有任何东西要求这种内部贴现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以一切财富水平来说都是一个常数，就如同图17．18中所描绘的特殊情况那样，但是，如前所述，对于较大量的资本来说，内部贴现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是更高或更低，我们没有做任何推断，只要资本边际生产率比内部贴现率高，这个经济就将持续增长。

如果r2比r1低，该经济将衰退，这种经济状况的相应图象也可以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