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哲学引论

[意大利]欧文.拉兹洛
简介

中文版前言
前言
序言
第一章 为什么提出系统哲学
第二章 方法
第三章 详细说明
第四章 自然系统理论
第五章 经验解释
第六章 认知系统理论
第七章 经验解释
第八章 系统：本体论的框架
第九章 等级体系：自然哲学的框架
第十章 意识：心灵哲学的框架
第十一章 认知：认识论的框架认知结构
第十二章 自由：关于人的哲学的框架
第十三章 价值：规范伦理学的框架
第十四章 生存：新时代基本价值的框架
第十五章 终极原理：形而上学的框架
附录 系统哲学和教育破碎危机
译后记

中文版前言

我为能将我的主要哲学著作的新版本奉献给读者而感到特别愉快和荣幸。从1967年投身于积极的研究，到1972年本书英文版问世，我在这本书中论述的对于实在的属性的知识进行思考的基本原理丝毫未见有什么不切题之处。相反，我们实际上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更加中肯了。

当我刚开始提炼这些思想的时候，英语世界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逻辑或语言分析哲学家和新实证主义者。主题词是分析；综合则被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从而被排除在“科学的”哲学范围之外。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不是哲学和哲学家们放弃了追求严密性和科学性的理想，而是科学的严密性本身向前运动了——从对具体观察进行分析的严密性推进到对大为不同的现象进行综合的严密性，说到底，就是要求我们对经验世界所能知道的一切进行综合。

全面的综合实际上是物理学追求的理想，若干世纪以来它也是自然科学的范式。新物理学试图找到一个有利的出发点，由此可以把200多种基本粒子和物质宇宙的四种普遍存在的力看作是浑然一体的实在的部件。在“大统一理想”中，宇宙最初只有一种力，那就是“超大统一力”；只有一种实体的实在，那就是潜能量。由于它爆炸性地实现出来，造成了累进性的分化和宇宙的进化，从而产生出200多种基本粒子和四种普遍存在的力。10维和23维空间，一次或一系列大爆炸，黑洞，超对称或超弦，这些都是观念的构造物，大统一理论用它们把我们对物质宇宙的观察综合起来了。因此，这些理论现在被通俗地称做“包罗万象的理论”是毫不奇怪的。

天体物理学领域内统一的理论的出现并非为漫无边际的思辨发放了许可证。新理论是对严密性理想的响应，它们赖以描述和整合相关观察的数学形式主义具有连贯性、简单性和一致性。对其必要性和可取性有不同的断语：包揽无遗的综合是一个切实的理想；因为，事实上，当它同方法论的严密性结合在一起时，它就是最高的理想。这里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这本书使这一理想得到了表达。本书声言：“对于那些深入思索的和有条理的心灵来说，当今可用的最首尾一致因而也就最具普遍性的范式就是系统范式”；此言至今正确，几乎没有遇到反对的意见。被阐述为一般系统论并应用于人类经验的这一范式构成了一个被你做系统哲学的研究领域。

在过去的15年或20年内，数量与日俱增的研究者们已经把系统范式精心阐释成系统哲学这个一般领域的条分缕析的成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经从现在出中文版的这本著作中汲取了灵感。就笔者所知而言，至今仍然只有这本书对系统思想的哲学基础作了最全面的阐述、它所提出的系统哲学的框架站住脚了，并且成长了。它现在被明确地理解和广泛地承认为：（1）我们可以按照动态系统的等级结构来理解人和他的周围世界，并根据它们状态和功能的组织性的不变性来对这些动态系统下定义；以及（2）这样一个系统等级结构的概念是解释和整合对经验事实所作的分析的最佳框架结构。

切不可误认为系统哲学事业仅对哲学家和商哲学兴趣的那些个人是重要的。恰恰相反，如果系统哲学是整合和解释人类经验的正确可靠的方式的话，那么，它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兴味的和重要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界，它显然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正在紧张而热烈地探索把中国传统中属于道家和儒家成分的多方面的深刻见解同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颖的发现创新性地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系统范式的那种理解对下面两类人都提供了指导：一类是仅对真理本身感兴趣的纯粹知识的探求者；另一类是务实的和实践取向的人，他们追求的是运用可靠的知识来解决困惑民众和当代社会的那些具体问题。我希望和期待，当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读者亲自领略了这本书的内容之后，我这里讲的系统哲学的基本观念将再次被证明是有效用的。对本书的几位译者，对他们细致而谨慎的工作，我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好朋友和同事闵家胤博士，他的倡议导致了本书中译本的出版。

欧文·拉兹洛

蒙台斯库第阿 比萨（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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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在25岁左右开始转向哲学的，因为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回答，而不像别人是在18岁选择哲学，因为它显得像是值得从事的好职业。由此我得以避免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大纲的过量的有伤灵性的典型训练：用思想史上那些复杂的理论来充塞头脑，而那些东西多半与学生的个人经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我已足够老成，心中的问题足够紧迫，这两个条件就造成我仔细选择找自己的哲学家。我翻阅了哲学史，选择亚里士多德作为我的第一位导师，随后我又回到柏拉图。我不能不感到，他们为之绞尽脑汁的许多问题，我们有可能从当代科学的发现中获得良好的解答，于是我开始阅读金斯、爱丁顿、爱因斯坦，还有德里施、马赫和巴甫洛夫。我被伟大的哲学家们提出的答案之极度的精美所打动，亦同样被伟大科学家们提供的信息的极度的丰富所打动。可是，我仍然没有得到我心中那些问题的满意的答案，因为哲学的回答缺乏适当的事实根据，而科学的回答又倾向于或者是有局限性的，或者是把一个专门性的观点作了幼稚的一般化。我想，在当前必然会有人能把哲学上的机敏同科学上的渊博结合于一身；终于我发现了怀特海。在他的“有机体”的哲学中，我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值得持续思考的答案。在他的书中有宝贵的材料，它们是从以科学为基础所作的多方面的哲学综合当中得出来的，它们告诉了我想知道的：我降生来到的这个世界的本性是什么，我是什么——如果我不是未经探究的意识的短暂闪现的话。我不能接受那种说法，说“生活是一个白痴在讲述的故事”，也不认为另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光靠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内省就能发现生活和世界的真谛。因此我需要一种对我们目前可以获得的最好的知识所作的深思熟虑的哲学综合，并着手探寻这样一种综合。

怀特海作了发人深省的，但并不是最终的解答。一个原因是，他的终极原理是可商榷的——上帝、纯粹或然性、概念的理解及其相关概念，——都允许另作解释。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的信息的增长并没有到本世纪中期就止步了，相反它累积成了一个无比丰富的经过检验的知识的宝库。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参照当代的许多发现，怀特海的综合必须另起炉灶，并且很可能不需要个人冥思苦想出来的形而上学原理的上层建筑。带有几分鲁莽（如果我能使岁月倒流，我想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开始我的事业），我着手把自己对当代科学理论所作的哲学综合的笔记拼凑在一起。我最初称之为“有机关系理论”，它们最后呈现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特点——集中注意人和社会，而基础则是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案。早期，它们曾经历了一系列的蜕变——黑格尔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经过三年持续的和相当孤独的奋斗之后，我把那些笔记（已经转变到新怀特海主义的阶段了）交给海牙的一位哲学出版商看了看，——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主动提出要出版这些笔记。我平生第一次感到，除了回答我自己心中的问题和满足我个人对意义的渴求之外，我的思想幸许还有某种功能，于是我着手将它们紧凑成较为系统的样式，然后就寄出了这份手稿——结果它们以《必要的社会：一种本体论的重构》为题问世了。

由于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寻求一种全面的和富有意义的综合，在第一本书之后我又出版了另外几本书。在同致力于类似目标的思想家们没有联系的相对孤立的条件下，我在瑞士工作了好几年；随后，惊喜地发现在美国有几位有名的探讨者亦在学科间那些模糊不清的结合部从事跟我的扎实的努力相同的工作。在耶鲁大学当研究员的那年，我有幸结识F.S.C诺思罗普（Northrop）和H．马杰诺（Margenau），通过他们，我来到了整合教育基金会（现在叫中心），同他们合作。并看到了它的起先锋作用的刊物《当代思想主流》。在该刊封底页上我发现了L．冯·贝塔朗菲——当时我知道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同时又是整合哲学家。我又进一步惊喜地发现，怀特海的有机综合可用一般系统论来加以现代化，它的“有机体”和柏拉图式的关联物的观念可用在变化的自然环境的背景中涌现出来的动态的自我维持的“系统”概念来取代。采用这个概念，当代科学中的那些重大发现就能变成富有意义和有关联、而真正很有思想的个人有时终生都在问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也就接踵而至了。

开启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哲学的钥匙可能近在咫尺，但仍然等待被付诸实施。环顾当今周围的实际情况，我仍然只能说，绝大多数哲学家继续在提供虽然极其精致但实际上却很贫乏的理论；而科学家们在越来越多地涉足一般哲学问题的同时，又仍然被他们特定专业的视角翳蔽着。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他们的合作者，把科学的信息同哲学的机敏相结合的人则屈指可数。可是，继续紧压着我们的关于意义的问题却以惊人的速度变成了关于生存的问题。

理论领域现状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是科学的“信息爆炸”的成果，另一方面是高度深奥和微妙的方法论和慨念分析。不难看出，有必要把这两方面结合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既要使哲学家们了解

有关的科学发现，又要使科学家们了解哲学的有关方法和概念框架。并非所有的科学都同哲学有关，亦并非所有的哲学都同科学有关。但确有一部分宝贵的科学资料可以作为有见地的哲学的基础；同样又确有一批哲学方法和概念可以构成对科学发现进行综合的必要条件。由L.冯·贝塔朗菲、K.博尔丁、A.拉波波特和他们的合作者倡导的一般系统论就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理论工具，它能确保科学信息和哲学意义的相互关联。延伸成一种一般系统哲学，这个工具能极化当代的理论现状，就像一块磁铁极化一个带电粒子场：原先混乱的片断便有序化并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构型。只要使用得当，通过对当代科学和当代哲学的兼收并蓄，这个工具就有可能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既富有知识又极精严的答案。

因此，这就是我的信条，就是那坚定的信念，它引导我在兴奋和沮丧交替的心绪中经过三年多的研究并写成了现在这本系统哲学的引论。我个人的感谢首先要给予我的夫人，她一直忍受着我那种思绪萦绕和魂不守舍的样子，简直像是着了魔，甚至在我们短暂的休假期恐怕也是这样。我一直从许多朋友和同事那里得到鼓励、忠告和建设性的批评，其中我特别要感谢L．冯·贝塔朗菲、H.马杰诺、E．哈利斯、S.佩珀、L.萨伊尔、R.戈特斯基、J．克拉克、F．孔兹和R．伯霍；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的同事；还有西北大学我的系统哲学讲习班上的研究生和听众们。我要向校阅清样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的S．埃德加表示谢意。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感激和赞赏我的出版人M．戈登和E.伊默古特，他们忠诚地和富有想象力地支持了这项冒险事业。

序言

给欧文·拉兹洛的这本书作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种高兴既是一种人之常情，同时也是由于看到一项重要的工作被出色地完成的缘故。

“系统”概念在现代科学、社会和生活中已经获得了中心地位；人们在其努力的许多领域强调了“系统方法”和“系统思维”的重要性；那些被称作“系统工程”、“系统分析”以及诸如此类新的学科应运而生。无疑，这个概念标志着科学和世界观方面的一种真正的，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本书作者由于在一般系统论方面的工作以及作为“一般系统研究会”的创始人而著名。因此，就我个人而言，当看到我们的作者沿着我倡导多年的道路前进时，我是非常欣慰的。20年代后期，我就强调，在“有机生物学”的课题中把活的有机体看作一种“组织系统”的必要性，并且规定“生物学的基本任务是在所有的组织层次发现生物系统的规律”。起源于生物学和其它学科的这种趋势使我萌发了一般养统论的思想（在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引进的），那就是：“用以阐明适合于各类系统的一般原理和模型的一种跨学科学说，而不去考虑不同系统特殊的种类、元素和相关的‘力’。”

早在1936年，柏林哲学家C．弗里斯（G．Fres）就把“有机生物学”当作一种归纳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把“系统科学”发展为一种“观察”科学和技术的新方法，即，一个科学领域和一种哲学，是需要时间和许多领域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的。

古典科学在它的各门学科中，不管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企图把观察对象的种种元素——化合物和酶、细胞、初级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体，等等，——孤立起来，然后，希望通过概念或实验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以产生整体或系统——细胞、心灵、社会——并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现在，我们懂得，对于理解整体或系统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解其元素，还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细胞中酶的相互作用，许多意识或无意识的精神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力的相互作用，等等。这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方法和特点来对我们的观察对象进行考察。此外，事实证明，在“系统”的某些一般方面存在着对应性和同型性（isomorphism），这就是一般系统论的领域。的确，这种类似性或同型性——有时令人吃惊地——出现于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系统”中。因而，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科学地探究“整体”和“整体性”，而“整体”和“整体性”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超越于科学范围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等级结构、稳定性、目的论、分化、稳态的逼近和维持、目标导向——这些是几个具有一般系统性质的概念；人们发展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数学领域来处理它们；如动态系统理论，自动机理论，利用集合、网络和图论进行系统分析、以及其它一些理论。与此同时，这种试图阐述一般“系统”的原则和模型的跨学科的努力还提供了一条通向科学一体化的可能途径。

这和技术方面的发展是平行的，技术在控制论、控制工程、计算机业务方面的发展，同样导致一批跨学科性质的原则和模型的产生，它们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各种不同等级的系统，而独立于各自的机械、电气、生物、社会等的实体特性。N．维纳把其作为通讯和控制来研究的“控制论”是这方面的先锋，自此一批新的方法和理论——信息论、电路理论、决策论、博奔论等等——产生了现代技术和社会已经变得纷繁复杂，传统的方法和手段再也不能胜任，因此人们必须引进某种本质上是“整体的”（或“系统的”）和通用的方法。这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工业、商业、政治等方面的无数问题呼唤在自动化、计算机化等方面的“系统方法”以处理具有复杂性的、相互作用的各种系统，而对这种复杂性的处理不是古典数学方法所能胜任的。多层次的系统要求科学地控制：生态系统（对它的扰动导致了诸如污染等一系列迫切问题）；官僚政治或军队这类刻板组织；在社会－经济系统、国际关系、政治和威慑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科学的理解（与在文化和历史事件中人们接受的非理性相比）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科学的控制是合乎需要的，那么，无疑，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系统”问题，即大量“变量”间相互关联的问题。

现在终于有了“系统哲学”。用T．库恩在他的光辉著作《科学单命的结构》中的话来说，“系统”慨念构成新的“范式”；或者用我的话说，“新的自然哲学”。这种新“范式”或“自然哲学”同机械世界观的盲目自然法则和白痴所述莎士比亚式的故事的世界过程相反，它是一神“把世界当作一个巨大组织”的有机世界观。

我有幸结识欧文·拉兹洛是在他这部伟大作品大体上完成以后。这是用他自己的术语表达当前趋势的一部有独到见解和富于创新的著作。作者的思想，使我们狭益匪浅，而这种“系统哲学”的意义和蕴涵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以上概述的运动所决定的。

这样，系统哲学首先必须找到“原始的本性”（“nature of

thebeast”）。这是关于“系统”表示什么意思的问题，以及系统在不同的观察层次是怎样在现实中实现的问题。在拉兹洛的术语中，这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方法论和理论；其次是认识论，即关于认知系统的方法论和理论。由于我在后来被称做维也纳小组的哲学传统中受过教育，我也许能提示这方面已经发生的变化。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是由物理主义、原子主义和知识的“照相理论”（“camera

theory”）决定的。用现代知识的观点来看，这些都完全过时了。产生于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和思想模式同样地应该受到重视，而不能采用物理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简单方法去解释。与古典科学的分析过程（其基本范畴是连接两个变量的线性因果关系）相比，对多变量有机整体的研究，由于在认识论、数学模型和技术方面产生的许多问题，需要相互作用、动态实体和目的论方面的新范畴此外，知识不是“真理”或“实在”的简单的近似值；它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因而取决于生物、文化、语言等各种自然要素的综合。这导致一种“透视哲学”（“perspective

philosophy”）。对于这种哲学来说，物理学——尽管充分承认它在它自己和相关领域中的成就——并不是一种垄断性的认识方式。与还原主义声称“实在只不过”是一堆实物粒子、基因、反射、冲动之类的东西的理论相反，我们把科学看作是“透视图”之一，那就是，人用地生物的、文化的和语言的才能和习惯与他“投身于”其间的宇宙打交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于进化和历史的原因，这才使他与宇宙相适应。

最后，这样的系统哲学明显地涉及到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永恒的哲哲问题。如果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等级体系，那么，人的意象（心象）与它在物理粒子世界中的意象将是不同的，因为作为终极的和唯一“真实”实在的世界是由概率事件支配的。其实，由符号、价值、社会实体和文化组成的世界也是非常“真实”的某种东西；而且它作为等级结构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有利于沟通C、P．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对立：科学与文学；技术和历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或者，任何其它形式的对立。

拉兹洛的开拓性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发展了系统哲学。他令人信服地说明，当代的“分析”哲学存在着“在存在的范围之外分析它自己”的危险；就像一位具有现代声望的哲学家所提出的那样，分析某个术语的意义，甚至更进一步，分析对某个术语意义的分析，这也许会使经院哲学的轮子转动起来，并且会产生出达到规定数目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然而，由于它毫不关心成为我们现代危机根源的种种问题——从现代技术“大机器”的种种危险，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平衡，乃至无数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当代问题——因而它是一项令人厌烦且毫无意义的事业。

拉兹洛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综合的哲学”，这种哲学从现代科学形形色色的发展中接受新事物，并且试图遵循哲学中的其它方式：努力把专门知识中宝贵的片断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尽管这项事业也许是要冒风险的。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呈现为“一种相互联系的自然系统”，而不是专门学科所详尽描述的各个组件之和。忽视这种基本事实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正如DDT导致的对技术－商业社会的不满等等一些的著名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专家的假定是，宇宙是“多元的”，它的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地分离开来让各种传统学科进行独立的研究；然而，作为一种补充，还需要用普遍的观点看待系统秩序和相互依存。后面这个假定既不是空洞的也不只是推测；因为各种系统科学已经证明，存在着揭示某种一般秩序的概念、模型和不变性，它们或多或少地超越了传统科学的种种特定秩序。我们意识到，这种观点也是一种对实在的“透视”，它由人类的局限性所决定并受其制约；然而，常规和传统的学科终究也是如此。因此，在当代科学中，从物理学到社会学，新的概念、范畴、结构不断产生，而其中心则为诸如整体、系统及其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不变性。正如拉兹洛指出的，它们展现出一种综合哲学的观点，它们的“资料来源于经验科学，问题来源于哲学史，而概念则来源于现代系统研究”。而且，如果我们当前的大部分麻烦来源于把现代人包装在各种各样的密封舱里－－把人作为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的单位，而忘记人是具有活力的并正在体验世界的整体——那么，这种新概念（以其共有的术语综合了不同的方面和透视）也许会大大有助于对当代问题的解决，而墨守成规的分析哲学正因为把这些问题“排除在外”而变成了不结果实的花朵。

拉兹洛的这本书是“系统哲学”的第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任何一个超越其自身专业和狭隘兴趣观察事物的人都不能否认这种探索的合理性。显然，这是一项大胆的事业，需要广博的知识以及一个同时具有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头脑。而这些正是我们作者的工作的特点。我们衷。心希望他的著作将得到最广泛的承认。我们毫不怀疑，他的著作将会把我们院校的哲学从封闭和墨守成规中拯救出来，把它带到现代科学潮流中去，并对解决科学和社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作出巨大贡献。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

第一章 为什么提出系统哲学

一些理由，一般就综合哲学而言

这项研究的持久主题是分析哲学向综合哲学回归的时机和必然性。分析的重要使命——抛弃不加证实和无法证实的推测——已经完成，坚持这种分析方法今天只能产生教条式的自我分析：在推究哲理中，逻辑越来越多而实质越来越少。正如任何其它非公理领域一样，哲学需要新鲜的经验信息的不断输入。但是，总的说来，当代哲学的输入渠道已被切断。那些过去存在的信息大多是在存在范围之外被分析的，而且只有少数新的信息被允许发展。从哲学之外的领域所获得的信息被认为是靠不住的，应当加以净化和分析，以明其意。然而，对于这种信息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逻辑分析。坚持逻辑分析只能导致一种荒谬的情形：哲学范围之外的探究往往比哲学更富有哲学味！一朵玫瑰被叫做任何其它的名字仍然是一朵玫瑰；哲学探究被冠之以科学（或任何其他的）名义也仍然是哲学探究。由于哲学家担心他们自己被分析出哲学的范围，因此必定会造成向综合的回归：（这种综合）不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对来源于哲学范围之外的信息的一种重要处理；综合能够把各种类型的非哲学研究材料结合起来，为真正的哲学问题的建设性讨论开辟新的途径。

当然，这种努力不是真正“安全”的。分析某个术语的意义，或者，更进一步，分析某位具有当代声望的哲学家提供的有关某个术语的意义的分析，是一种风险较小的努力。这对英语世界里成千上万初露头角的哲学家是有利的。这使他们都有事可做，并使专业哲学的轮子转动起来。不幸的是，供这些哲学轮子磨碾的实质内容却越来越少了。对于被认为其目的在于探索真理和实在的哲学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跳出哲学探究的流行模式，并且帮助综合的（尚待仔细地推理）哲学复活，这才是大有裨益，即使这是一种比较冒险的做法。

i）外在的理由

我将为综合的和博采众长的哲学提供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理由。首先考虑一些外在的理由。

分析要求专门化和相应地从哲学阵营分裂出来的不同流派的专家。在其他一些同类学科中也有类似的专门化过程。结果是，知识的田野被犁成条条块块，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领域，“各自耕耘自己的园地”。对于在研究者自己设置的界限之内探索深层现象来说，这也许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但是，不幸的是，自然现象并不是支离破碎的，研究的结果是重叠和交叉的。耕耘一小片土地，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另一片土地发生作用。世界并不是适合于彼此和睦为邻但各自独立的园丁们进行耕作的一系列花园。它很像是一个系统或者网络，在这个系统或网络中对某一方面知识的掌握必须假定熟悉所有其它方面知识。而且纵然在无法指定界限的领域内这个假定的含义减轻了，但基于有限知识的干涉效应却超越了它，并且包括了更加广阔的界限。这对于科学和哲学来说都是如此。例如，研究杀虫剂对于生物的影响，对于理论的应用目的（获得有关合成物和有机反应间的化学系合力方面的更多知识）而言，这就足够了。但是，利用信息以消灭某种昆虫，其影响甚至远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更不用说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邻近学科——生态学了。假如知识需要积累，假如它要被用来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就必须抛弃那种七拼八凑的方法。我们仿佛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自然系统的一部分，除非有学识的“通才们”把发展关联模式的系统理论作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否则我们的短期计划和有限的控制能力将可能导致我们自身的灭亡。正如维纳告诫我们的，当代技术好比那具有魔力的猴掌，它能满足其拥有者的所有欲望，但同时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因为猴掌拥有者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也许能获得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可以满足眼前的愿望和需要，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我们也许会使另外一些要求落空，并且还会搅乱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我们可能处在对我们自己失去控制的边缘。求助于谁才能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呢？当代的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满足于分析这个问题的概念和语言学问题及其假定。现在越来越多的理论科学家、有关的人道主义者和教育家都在建设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然而，这些难道不是值得哲学家们尽最大努力去解决的问题吗？

在知识领域里的综合方法还有其它一些重要工作要做，它必须帮助我们去克服那些被称为“存在空虚”（“existential

vacuum”）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由于看不到人生的意义，被迫进行精神治疗。他们抱怨一种内在的精神空虚，具有一种完全和终极的无意义感。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受其本能的支配，人也不可能从执行遗传程序的行为模式中感到满足。早期，人类是受综合思想方式指导的，这种思想方式部分地建立在信仰和想象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早期的伟大神话和我们直接继承下来的宗教已经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据“理论家们”说，它们会被那些以行动为导向的思想意识所取代，诸如提出一种具有明确的行动指向的总的世界观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纳粹主义是一种社会道德水平的堕落，必须被扑灭。而共产主义仅仅在其领袖们所要求的革命充分发动起来时才会表现出力量，从而赋予存在以意义。因此，“存在空虚”笼罩了世界上除积极造反和好战的国家之外的一切国家。毛主义者不抱怨有空虚感；以色列人也不抱怨，他们同样必须战斗，而且有完全明确的生存理由。但是，世界上所谓的“进步”社会——在那里，生存斗争和社会改造斗争屈从于技术上的影响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福利——却不能为他们的成员提供有意义的生存理由。结果，出现了紧张和压力，它们以暴力、无政府主义和政治迫害等这类现象来表现它们自己，它们的矛头多半是指向想象中的替罪羊（“资本家”或“共党分子”或只是“行政管理者”）；紧张和压力还产生了对传统宗教（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和东方宗教及神秘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强烈兴趣。一位美国观察家最近谈到“精神爆炸”（“spiritual

explosion”）和“寻求关于人生基本问题的形而上答案”，并且认为这种现象现在极度地加剧了。“书店里塞满了各种东方宗教教科书、占星术研究、再生术、意识状态之类的书籍。来自各地的学生正在要求开设佛教、印度教和神秘教方面的课程……怀有各种信仰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牧师正在和年青一代一起进行这种狂热的追求。”

要求“整体地看待事物”和把世界看作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领域或连续系统，其本身是对因为过分的分类研究和零碎的分析所造成的意义丧失的一种健康的巨应，上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虽然能够分别详述“事实”，但却与人类关心的事物无关。19世纪，存在空虚是被当时流行的虚无主义态度激发起来的。今天，正加弗兰克尔指出的，虚无主义已不再时兴。但是，它在还原主义——专门化的典型标记——的伪装下再现了。“……我认为，还原主义是虚无主义的面具。当代虚无主义不再挥舞“什么都不存在”的旗帜，今天它伪装成‘什么都不存在，但……’”（nothing－but－ness．）。弗兰克尔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现象还原为各种无意识的冲动和挑衅，而这些又进一步还原为各种生理机制。然而，还原主义也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流行现象：它对观察到的或推理出来的过程不断地追溯到其最小单元，并用因果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它们。这种作法尽管对获得孤立事件的详尽知识起重要作用，但对可能对理解特定现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较大的相互关联却不加考虑。它造成了专门化和与其相伴随的种种特征：专门的语言、方法、观念以及注意焦点等等。总之，还原主义造成范围有限的理论的多样性，其中每一样只适用于高度专门化事件的一个很小范围，而对其余范围则无所适从了。（如果专家偏要用他的特殊理论去解释超出他的见识范围的事情，他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万事通”。这是一种给什么都懂的专家的称号。）因此说，高度专门化的点滴知识的堆积不能给予更为大块的经验以意义，并且对填补当前的存在空虚也毫无用处。专门化的科学与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毫不相干。然而，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是不能撒手不管的，可专家们却往往是这样做的；一些可靠的迹象表明，在人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即“寻求意义的意志”，它被当作人的最基本的动力之一，而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现代神经官能症则是由于这方面的挫折造成的。

今天人们需要把新的可靠的经验信息引进哲学；需要克服在知识的应用中使用拼凑的方法，不要把这种方法作为一种保卫自己的手段并以此来防备因为对自然系统的相互关联无知所造成的灾难；需要具备洞察这个世界上一般的存在模式的能力，并以此为工具解释现世人生的残酷事实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要求具有理性的系统思想方法的复兴，这种思想方法在整个过分强调细节研究和专门化的过程中，曾经一度名誉扫地。

这里并不轻视对可信赖的科学经过仔细界定的专门化探究的贡献。根据马斯洛的说法，这可以说成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原子论”的，一种是“整体论”的。只有整体论才是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标志。坚持原子论模式，其本身就是一种轻度的精神性神经病形式。在当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中，这是一种经常的防御性反应——当他们的理论回答不了问题时，这是最无可非议的拒绝方式。然而，在我们之中必定存在着一些睿智者，他们承担着那些无疑是无利可图的工作，即试图洞察那隐约地把各种专业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大网，并在我们今天只能看到混乱的地方实现某种聚变。

我现在已就综合哲学的一些外在的理由作了一些简单辩解，今后我将不再强调它。我将请读者考虑，对于靠分析方法喂养大的贫困的哲学，这是否一种必要的纠正；并且考虑这种纠正是否能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同伴找到走出日渐复杂和黑暗的迷宫的道路而奔向21世纪。但是，我也要请他们在为此而决定拿出他们无疑是最宝贵的时间以其自身的标准衡量它，并以自身的价值评价它。所以，我现在主张，综合哲学与有限范围内的专门化探究是同样好的（且不管它在外在的方面是否更好一些），这不是以综合哲学能为哲学或人文学科做些什么为根据，而是考虑到：专门化探究并不比一般化研究有更好的理由。

ii）内在的理由

经验世界的连贯的和成体系的理论基于两个“基本假定”：

世界是存在的；和

世界具有——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秩序（向理性探究开放）。

正如大多数（不是全部）经验哲学家那样，所有的经验科学家也都以此为前提。那些不这样做的哲学家相信，他们能够证明它们是一些基于明显的经验事实的原则，或者证明它们是意识和知识的必要先决条件（例如，笛卡儿的沉思［cogito］，康德的先验［a

priori］和胡塞尔的必要真理［apodeicticity］）。但是，一种将会明确地和一致地从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导出这些原则的理论还有待形成。眼下，我们必须把它们当做是一些假定，这些假定建立在经验世界的所有连贯的和成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我很可能使我的固执的康德主义、笛卡儿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读者们失望，但事情也只好如此了。）由笛卡儿和康德引进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变”给一些哲学家增添了有效的制止物，使他们无法对经验世界的定律和原则进行系统的思考。但是，只要那个世界的存在和理性的可知性不是被假定的，而是从精神和经验的某些先验材料中派生出来的问题或探求，那么，在那些不允许求解而只能诡辩的问题上，有潜在价值的精力就被浪费了。然而，只要这些极微的基本假定被允许存在，那么，对经验世界进行理性描述的大门就敞开了，理论建设就能开始。这种建设不需要成为用于解释经验世界的各种图式的天真的奉献，而可以成为一种批判性的事业，它通过检验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成果而进步。

我们用这种更“大胆”的批判精神考虑以下两个假定。它们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同样是系统经验理论的必要条件。它们是“从属假定”：

1）在特定领域里，世界具有可以理解的秩序；或

2）世界作为整体，具有可以理解的秩序。

这些假定是区分“专家”与“通才”的分水岭。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会接受上述假定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但是，接受第一种假定的人通常拒绝承认它是假定，他们倾向于把他们研究的现象的可理解性当作一种“自然事实”来研究。另一方面，第二种假定通常被认为需要论证。专家把他的探究限制在战略上可独立分门别类的事件上，并且设想该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与此同时，他经常拒绝承认该领域不只是与相邻领域，而是与其它所有领域相互交织在一起；而这种交织也是可以理解的。通才恰恰是这样设想的，并且认为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事件的知识只有与其它领域中的事件的知识联系在一起时才是完全地可以理解的。怀特海说：“问题是每个命题都涉及到一个展示出某些一般系统抽象特点的世界……因而每提出一个事实命题同时，必须用完整的分析提出那个事实所要求的世界的总的特点”。

在这些假定中，证明的责任被不公平地分配了。一个被认为是世界的“给走”假定，如果否定它，那将是愚蠢的；另一个则被指责为形而上学（意思是“站不住脚的”，或充其量不过是“依据未经证实的推测”），并且需要经验的证实。然而，当我们承认这两个假定都是以存在和世界的可理解性的“基本假定”为根据时，那么对于证据的要求就会被缓和或者变得平等。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绝对肯定地知道经验世界是否真实地存在，而且即使它真实地存在，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它对于通过理性探索去理解它的“这个样子”是否可行。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理性学说能在世界的许多方面建立起来，并且这些理性学说被用于解释和预测许多事件。我们也确实知道，除了大量的只适用于有限领域的专门理论外，今天越来越多的一般理论正在不断问世。这些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经验世界，或者，至少适用于经验世界的很大部分。如果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以先前的假定（而且．如果要么这些假定被承认，要么探究将在认识论的纠缠中陷于困境）为根据的，那么，专门的和一般的理论都不能拥有一个绝对肯定的特权地位。

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唇相讥说，专门理论领会经验世界的精确程度和真实程度相对地高于一般理论异议所依据的假设是，专门秩序自身就是可理解的，或者，至少它们不是靠包罗万象的一般秩序才变得更加明白的。然而，这个假设的真实性直接地取决于先前所选择的“从属假定”：如果第一个假定被肯定，那么，这个假设即为真实；如果第二个假定被肯定，那么，这个假设则为虚假。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可理解的秩序，那么一个理论所揭示的范围就越大，而且这个理论就能越多地摆脱研究者个人的偏见。我们知道，自从冯·于克斯屈尔、沃尔夫和他们的追随行的著作问世以来，每个研究者都用直接的理解力来理解世界的那一“小块”，而这种理解力是同他的心理－物理构成、文化、语言和训练有关。在一个一般地有秩序的世界里，这些“景象”（偏见）可能随着各个领域中秩序的发现相应地减少。以往的伟大思想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有目的地着手揭示一般秩序。他们努力的结果在黑格尔的格言中得到总结：真实就是整体。

我不是在暗示把“从属假定”的第二点看成是唯一正确的，而只是说，我们把它们二者都看作具有同等启发性的假定。从内在方面看，建立经验世界一般理论的努力比起构造各种专门理论的努力，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不过，由于现今从外在方面存在着一些拥护一般理论的很好理由，一般理论研究者的综合计划就不仅具有确实性，而且具有迫切性。

进一步的理由，具体就系统哲学而言

如今，一般理论正从各种系统科学家的工作室涌现出来。他们的各种学科——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博奔论等——伴随着那些适用于经验现象的广泛领域的理论一起发展起来。它们的共同特性是作为基本概念范畴的系统概念，这种概念是一般理论的最卓越的工具。它们优于其它各种概念之处在于：当其它概念的适用性遇到限制时，它们却能保持适用性不变。因为它们变化的范围（更准确地说，在运筹的量方法它们是不变的）较大，所以，在古典概念只能表现特定秩序的地方，它们却能够显示一般秩序。

因而，系统的概念可以被用科学领域的元语言来考虑。米勒指出，一般系统论的术语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存在于不同类型和层次上的系统的共同点，反之，专门语言则把思想范围限制在学科的界限内。“它们掩盖了不同类型之间和不同层次之间重要的共同性，并且使得一般理论变得很困难，就像在一种语言中找不到一个词可以用来作为对‘雪’的思考一样。”

古典科学的专门语言只描述单一组织层次上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未能在不同的层次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更为复杂现象的概念和定律在没有同适用于较低层次的概念和定律先前联系的情况下仿佛突然“出现”那个层次上、例如，粒子小系统的状态可以用粒子的位置、速度和它们之间起作用的力来作充分地描述。但是，对于比较复杂的组织则需要假定一些新的定律，例如，泡利不相容原理，萨默霍夫的“直接交互作用”，坎农的“内环境稳定”，冯·贝塔朗菲的“相同终极”等等。而且，为了表示一些新的现象并描述它们的状态，人们需要新的概念：温度、压力、熵、反馈等等。当用粒子的古典力学框架观察时，它们就显得“别扭”：气体中的一个单独的粒子，或者，一个分子，既没有温度，也没有压力，当然也不能显示内环境稳定或行为方面类似的复杂形式。如果经典学科的专门语言坚持唯我独尊，大自然就会被分割成不同的碎片，每一碎片都是以它自己的一套实体、属性和定律为特征的。但如果我们采用系统理论的一般的元语言（metalanguage），那么，“特定概念适用于特定现象”的格言就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可以不失掉一个参考系（并采用其它参考系）就能从一个研究领域进入其它领域；而且，我们可以用一般系统语言的方法“翻译”专门语言，一般系统语言为局部意义的同形变换提供了一种不变的意义。

我不是说这种高层次的不变概念的确表示了一般秩序，从而掉进了独断论的陷阱；我只是要宣称，系统慨念的广泛的经验适应性赞成用一般秩序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假说的正当理由。如果一般秩序的假定对促使知识进步有它本身的贡献，那么，基于一般系统慨念的理论也将是正当的。探索一般秩序的唯一伙值在于对不同类型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加以阐述的可能性，而这些不同类型的现象则是被较低层次的专门化理论分别对待。这种阐述在当今既具有非本质的价值（正如我在上面所主张的），也具有本质上的正当理由。后者旨在发现了以前所没有发现的秩序和联系，而这正是认知理论科学的真正目的。辛普森说过：“科学家容忍变化无常和失败，因为他们必须如此。但他们绝不容忍无秩序。理论科学的全部宗旨在于将混乱的知觉归类提高到最大可能的自觉程度——这种混乱是以非常平凡和（完全偶然的）不自觉方式与中命的起源同时开始的。”人们今天甚至发现，就连所谓原始社会的神话也在追求高层次的秩序——“形而下的科学”。伦理规范、美感，总之，文明的和原始的行为构成都表现出对秩序和一致性的探求。探求这种秩序与那些我们的全部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真实过程是相一致的。与专家相比较，通才是在更大的普遍性层面上探求秩序和联系，并没有做任何有悖于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并且指导着科学和哲学的原则的事情；他只是认识和企图满足这些原则。自然一般秩序的假定与特殊秩序同样有效。今天，在建立经验世界的总体模型方面系统理论家们的成功给这个假定又添加了一份重要性。

系统哲学的希望

当前的研究提倡以自然一般秩序的假设为基础，为对自然现象进行系统性的和建设性的探索提供论据。建立在这个假定（可以清楚地这样标明，也可清楚地这样理解：该假定比起各种特殊秩序的假定，不是更坏，而是更好。）基础上的研究是靠吸收信息来进行的，这些信息是通过属于基本哲学问题的经验科学搜集的。因此，经验科学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信息宝库，而这些信息构成一种可能解决典型的哲学问题的材料。依据这种方式，科学发现被作为工具，用于构建一个适于把自然理解为一张相互联系的整体之网的概念框架；在这张整体之网中，人类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世界就变成了与人有关的，而不是变成拟人的世界了。人类既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也不是按照人的形象构建的，人只是构成宇宙全部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完成这项工作的哲学动力是在缓慢的进步中发展的——从柏拉图真正的共相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大纲开始，经过中世纪的经院形而上学，直到柏格森、L.摩尔根、S.亚历山大和A．N

怀特海的现代过程哲学。系统哲学是这种进步的合乎逻辑的第二步。它把经久不变的共相概念同由不变的系统构成的没分成两部分的，等级性地分化的范围内发生的转变的过程重新整合起来，并以此作为自我构造的自然界的终极实际情况。它的材料来自经验科学；它的问题来自哲学史；它的概念来自现代系统研究。

对于这样一种哲学需求，今天已经被世界许多地方的进步思想家所认识。在苏联，布劳伯格、萨多夫斯基和尤金最近要求一种“系统哲学”去“解释系统世界景象的特点”，并且解决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在西方世界，人们也提出了许多类似要求。例如，冯·贝塔朗菲指出：“任何视野宽阔的理论都含有世界图景……在科学方面，任何主要的发展都会改变世界观，并且都是现代语言中的‘自然哲学’和‘元科学’。”今天，他告诉找们，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基本观点——世界是个组织。我们需要扩充传统物理学系统；我们需要一些适用于同生物的、行为的和社会的万物打交道的概念和模型；我们也同样需要一些抽象的模型；这些模型在被用于不同的现象领域时，借助于它们结构形式方面的同构性就能够在不同学科之间和所有现象中起作用。我同意冯·贝塔朗菲的乐观评价：“在由系统概念宽松的限定的范围内，在回答所提到的要求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与现代科学中渐进的和必要的专门比相反，它们让我们期待一种新的整合性和概念的组织性。用自然哲学的术语说，就像反对把世界说成混沌无序那样，一个把世界看作是组织的新概念似乎就要出现。”

冯·贝塔朗菲列举了含有这种新的自然哲学核心的新学科：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决策论；博奔论和其它一些理论。现在我愿意在这张单子上加上系统哲学，作为在你为“系统世界观”的“新自然哲学”内探求复杂的和自我批判的公式的领域；作为当代思想的一般理论范式。

第二章 方法

系统哲学如同任何复杂的理论一样，需要明确的方法论的和概念的基础。我认为它必须以卜面两部分为基础：（1）系统的一般理论。它将为典型的哲学问题提供原则和范畴。而这些哲学问题构成了（2）系统哲学自身。因此，第一部分应涉及到发展系统的一般理论的方法论和基本原则，以及各种范畴。紧接着的第二部分是对种种水久性哲学问题作建设性的系统理论探索。

透视论（

我并不是说我将在这里描述其轮廓的系统的一般理论（以及其它更完整的。今天正在出现的种种系统理论）代表了唯一正确因而也是必然的通向坚实的经验理论的道路。我只是说，这些系统的一般理论了解那些使别的理论为之困惑的世界秩序的形式。因此，一般系统论是一种“世界假说”：它们在解释自然世界种种事件的其他混乱的图式方面被发现是有用的和有正当理由的。当前，一般系统论代表了一般理论中研究工作最热情的领域，这决非偶然：与任何其他概念相比较，这个理论使用的概念能够用更一致和更集中的方式给更大范围内的现象提供更合适的解释。不过，这种（或者其它任何）假说最好被看作是自然的某种透视特证的一些表现。它适用于经验世界的所有理论，包括现代理论科学的范式——物理学。即使最严肃的科学理论，也只能以一种既非彻底、独特，也非确定无疑的方式表示一种描述可见世界某些特征的模型。因而教条主义对所有的经验探究来说都是失误，对一般哲学探究更是如此。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现在的工作和许多传统的哲学不同，它既非教条主义，也不排斥其它理论，也许只是描述大概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方面罢了。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也许最好用我选择的那种构想来处理；这些似乎提供了最大范围的不变性，因而最适宜于理解以一种局部不同的变换方式重复的一般的秩序。但是，这种被选择的概念的恰当性，既不说明它们在经验理论构想方面绝对正确和完全有效，也不说明它和其它概念联合起来摹写不同的图景是行不通的。我选择系统构想一直是受到先在的一种认识的支配：从所有内部方面看，一般秩序是同任何特殊秩序一样好的一种假定，而从外部方面看，它则是更好的假定。

创造性演绎

然后，我们把原先这里的假说看作属于某种系统理论的一个概念模型，把可科学地观察的世界的某些反复出现的一般特征纳入潜在的可定量观念。这种模型至少可以用两种基本方法来建立。第一种方法是理解我们所发现的世界，检验存在于其中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和社会学的等）各种系统，然后拟写一个关于观察到的种种规律性的报告。第二种方法走向另一个极端。它考虑所有可想象的各种系统的集合，然后，把该集合简化到一个更合理的标准。阿什比把前者当作冯·贝塔朗菲和他的合作者的经验方法，把后者当作他自己近来遵循的公理化的方法。这些方法代表了所有理论构思的逻辑替换物。但是，极少发现（即使曾经发现过）阿什比似乎要说的那种纯粹形式。经验观察将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各种抽象可能性的想象直觉的话，这种抽象可能性或许可以被看成，或许不能被看成观察内容的例证。而且，除了非经验的数学科学，公理构思很少考虑系统或模型的“所有想得到的集合”；但是，公理构思却是可以被引导的，即，根据以前的观察，通过评估假说的方法，选择那种可能发现经验例证的构想。就两种“改进”的替换物来说，重点——甚至于在专门学科内部——在本世纪已经从经验想象转移到适用于演绎的公理方法。这种转移主要是由牛顿物理学的命运所引起的。牛顿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他的理论中没有假设，也不一定需要观察的和经验的材料。假如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则他的理论将永远不需要改进：观察和经验都不可能与它相矛盾。然而这种矛盾在1885年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中发生了。大约十年以后，关于黑体辐射的实验加强了牛顿的概念难免有错的看法。诺斯拉普以肯定的口吻用下面一段话表达了关于物理学新方法的结论：“物理学的理论既不只是经验事实的描述，也不是从这种描述中可以推断出来的某些东西；相反，正像爱因斯坦所强调的那样，物理学家只是用思维的手段才得到他的理论。这种推演，不是从事实到理论假设的思考，而是从假设的理论到事实和实验资料。因而，人们必须用思辨来提出理论，并且根据它们的许多推论进行演绎追溯，以便它们能够被非直接的实验检验。”观察和实验资料不可能必然地导致理论构想。后者是由观察者创造性的想象塑造出来的，并且在其方法论的制约范围内受到检验和修正。根据罗森布鲁士的说法，人们争论中的方法是由“假设一种能够适合于某种专门类型的观察和经验材料的抽象定律或理论”所组成的。他补充说，这方法就是那种已经被应用于所有重要科学理论形成中公式的方法，因为这些理论不可能用归纳、演绎或类比的推理来达到。理论是由其提出者创造的，而不是以大量连续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而归纳出来的。然而，罗森布鲁士抱怨说，大多数哲学家按照传统逻辑提出的规范，把科学理论的形成当作一种从归纳到演绎的过程。这些见解是相当天真和不恰当的。为了对哲学家公正起见，应该指出，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如诺斯拉普以上的陈述和怀特海随后的陈述就可以证明。“新发现的正确方法就像飞机飞行，它从专门观察的地面起飞，在想象的归纳的稀薄空气中飞翔，然后在因理性解释而变得深刻的新的观察地面上再度降落下来。”这种方法适合于提出这样的理论：它们既不是纯粹归纳，也不是纯粹演绎。但是，从它们的形成中我们可以推导出适用于经验的定律。

“创造性演绎”是构成当代科学和一般系统论之间共同纽带的一种方法。一般系统论可以用一种假说理论来举例说明，从这种假说理论的形成中可以推导出定义不变性（“定律”）的陈述。提出这些理论代表了一种创造性的“想象的腾飞”，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摩尔根的基因理论和汤川秀树的介子理论等理论中可以找到这样例证。试图形成这类理论的工作将进行这种“腾飞”，然后，根据观察和实验的资料检验其演绎结果。

这里要提出的理论是对科学地构建的经验世界的某种重复出现的特点的描述。现在，正如第一章中所讨论的，自然界有限秩序的假定是应用任何专门科学理论的最低条件，而一般秩序的假定则是应用某种一般理论的前提。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自然是否事实上是被以一种方式或它种方式安排好的。不过，自然（或者，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它的信息）是否能够被安排好这个实际问题在最近将系统概念应用于探索许多领域的现象所表现出的成功中，已经得到了有意义的回答。在许多关于经验世界并且在哲学上和科学上可接受的陈述中，来自一般系统论领域的各种陈述在广泛的不同场合反复出现，它们与自然界存在着一般秩序可能性（如果不一定是秩序）这一假定的关联说明了它自身和在不同种类系统中形成的定律和原则具有同形性。这种可适用的概念的同形性（或相似性）使人联想起一种可观察的基本统一——就像冯·贝塔朗菲和其他一般系统论的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从‘形式上’讲，即，看着科学的概念构想，这［不同领域内定律的同形性」意味着我们所应用的体系的结构一致性；从‘内容上’讲，这意味着世界——那是指可观察的事件的总和——显示出结构的一致性，它用不同的层次或范围中秩序的同形性足迹显示它自己。”

创造性假设的和演绎性应用的系统概念包括：整体、反馈、稳定和静止状态、熵，以及其他许多概念。靠这些概念的广泛适用性，可供我们仔细考察的世界的大部分就可以被概念化地描绘成等级体系，即各种环境中的系统王国，那也就是说较高层次的系统，这些系统在它们各自的环境范围中又包含着秩序的范围更广的其它系统。

二级模型

系统概念可能是现今用来建立其它（经验的）模型的最佳工具许多科学以及那些和经验世界的方方面面打交道的各种学科，都建立了它们自己专门的经验领域的“模型”。例如，在经济学中，人作为一个理性的、追求利润和进行消费与生产的实体出现；在存在心理学中，人则作为一个生活中无理性或超理性的、本能地认知的鉴赏者和行动者出现。当然，人就是这二者。他同时还具有其它经验模型——如生物学、社会学、生态学和其它一些学科——赋于他的特性。而且，上述情况（在细节上经过必要的修正）同样适用于在经验世界中占一席之地的其它实体和过程（尽管有关人的模型数量是最大的）。如果我们假设，模型只是描绘实在而不能决定实在，那么，结果必然是，模型作出的许多透视图也许只是事件的共同的隐密核心。一般系统论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个核心。由于缺乏和客观实在的直接联系，这项任务只能通过现存模型进行。只要分析这些模型，就能得出关于世界的无疑是清晰的，但仍是片面和不协调的图景，因此，这必须用综合来补充分析。而且综合不一定就是武断宣布一个概念和另一个是“一码事”的过程。相反，实际上综合同样遵循经验科学建立模型所遵循的过程。不过，它是在作为二级秩序的更高层次（meta-level）上发生的。

我认为，一股系统综合是建构模型的模型。它的过程是可控制的和明晰的，在目标和期望的严谨方面并不比任何经验科学逊色。它的主要不同点是由这个事实赋予的：系统综合的材料是一些理论——经验世界的“初级秩序”模型——而不是经验本身。它的基本概念假设是指，初级秩序模型参照某种被称为“实在”的共同隐密核心，这个核心具有一般秩序。因此，由作为其材料的许多经验层次模型所阐明的特定秩序能够被综合成为一种二级秩序模型，展示一种一般秩序。从保持不变性的系统概念的合理性的观点来看，如果当某个初级秩序模型过渡到了另一个，从而允许以术语和概念作为系统语言来表述的不变性进行特定转换时，这种二级秩序模型就构成了一般系统论。它在一个始终如一的最理想的框架中综合了许多专门化的初级秩序科学的发现，因此成为我能够依据它建立我在这里提倡的系统哲学的基础。（见图1）

第三章 详细说明

从实在的实体到关系的实体

当代自然科学的注意力已由对个别实体进行描述和分类转移到对形成事件的有秩序结构的实体的分类进行理论解释。这种转移在物理学和生命科学中都是明显的。经典物理学依据下述假设进行工作，即需要解释的材料是一些单个的实体和事件，它们出现在空间和时间的背景下，“均匀地流向无限”。具体的实体，诸如运动或静止的质量，能够在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中测定，并且依据观察到的相似性进行分类。因而，经典物理学把具体的实体当作这个世界的最终陈设品，而分类主要用于帮助构建理论以推算其行为。尽管思想家们始终认识到，从来不存在两个绝对相同的实体，但是，一旦它们对解决手头问题不造成困难，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可能被忽略。然而，当代物理学将放弃唯一性的观念。如果可分类的质量在永恒的空－时背景下运动的话。新物理学着眼于处理各种形成整体的事件的有序序列，这些有序序列只能被任意地分解成单个的成分，而且在形成精确的定理方面往往个会成功。这些有序整体的一般概念是场。爱因斯坦在总结经典物理学和场物理学之间在取向上的变化时说：“在克拉克·麦克斯韦尔之前，人们把实在的实体——它已被假定为代表了大自然的事件－－想象为物质的点，其变化完全由运动所组成……在麦克斯韦尔之后，人们认为实在的实体应由连续的场来描述，而不能用机械论来说明……”爱因斯坦还补充说，“实体概念的这种变化是自牛顿以来物理学最深刻和最有成效的变比”。

场的概念解决了用经典物理学的单个粒子概念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普朗克指出：“除非把物理系统当作一个整体，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我们所寻找的关于种种定律的一种恰当的观点。根据现代力学（场论），从某种意义上悦，系统的单个粒子，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同时存在于该系统所占据的空间的每个部分。这种同时存在不仅适用于环绕它的力场，而巳也适用于它的质量和电荷”。

物理现象现在被看作系统，其中的次要事件不是单个的粒子，而是下层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总体模式中的一些下层模式。例如在场论中，人们不能再说一个电子在“这里”——经典物理学就是这样假设的——只能合理地推断，在被称为“原子”的总焦点图式（thetotal

pattern of focus）的这个区域里，场强是最大的，它的概率也是最高的，因而，当仪器和电子相互作用时，人们将会在这里发现电子。

物理学的自然概念——把自然当作由复杂的下层模式构成的有序的场——也表现在新化学中。在新化学中，分子被看作是由数个原子核所共享的外层电子（在概念上既可看成是波，又可看成是粒子）组成的一些复杂动态模型。此外与这些概念相似的概念也在生物学中出现。在生物学中，有机体不再被看成是由某些相互作用的机械学类型的独立部分所组成的独立实体。新的有机体概念，与其说是由独立部分（器官、细胞、分子和原子）的机械联系所组成，不如说是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在该系统中，人们可以辨认出那些作为并列下层系统的元素，而这些下层系统的边界由半透面（semi－permeable

surfaces）、浓度梯度和能量转换界面所组成。而且，即使完整的有机体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有严格和精确边界的系统，而被认为是在一系列边界上与环境融合的系统。这些边界不是绝对的（即绝热的）墙。有机体的边界本身就是允许渗透某些（尽管不是全部）信息、能量和物质的分界面。结果，在处理多有机体单位（超有机系统）的各种学科中，我们也获得了有序的整体。而这种超有机系统可被分解成作为它组分的下层系统的单个有机体；而且，超有机整体还和更大的系统一起组成连续统，该连续统仅被相对的边界所分开。如大陆生态系统，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系统这类系统概念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显著的事实是，当代科学实际上已经（尽管主要是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放弃了把孤立的单个实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观念，它关注的是在基础物理层次上认识有序的总体，该有序总体组成了场，并在较高的层次上组成了场中的系统以及场中的系统中的系统，等等。这就是自然界中组织的复杂等级结构。

今天，一个真正的科学突破来临了，用杰勒德的话说：“在这个时候，有人有了足够的创造想象力——并且有勇气穷追不舍，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大声疾呼，‘让我们用一些新的实体、新的单位、或者用那些实际上殊途同归的单位结令的新方式看世界’吧；因为各种单位的结合在超坐标层次上给予一种新的单位”。而且，如果某人不是从原子论的角度，而是从组织－功能－系统——它们靠不同层次间的“纵向”相互作用及本层次内的“横向”相互作用互

相联系——的角度去看世界的话，除不久前已经发生的许多突破外，不久后很可能还会来临新的突破。

微观等级体系和宏观等级体系

经验科学新近的突破为经验世界的新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础。各种专门科学的单元现在大半被重新概念化为动态系统，而我们则发现我们自己和一组系统结合在一起。这组系统含糊不清地相互联系，不同的学科对它们提出了假设，它们位于自然组织的不同层次。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些外在相联的系统模型描绘成为一个二级秩序的一般模型，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甚至政治的现象概念化为带有不变结构和性质的系统，这不需要对现存科学语言进行根本的改造，因为系统方法正独立地在大多数科学中向前发展。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把这些独立形成的系统模型在一般系统论里协调起来。

然而，在当前的经验研究阶段，即使对于高度一般比的探究也有必要强加一些限制。对于任何称为科学基础的理论，完全真实也许是一种过分夸张的想法。这样，问题就变成为建构系统理论选择宇宙的最一般的区分。选择也许由下面的理由来支配。

动态系统的层次是在两个不同的水准和依据两种不同方式的过程中进化的。在一个层次上，我们看到了天文实体：星系团、星系、星团、恒星、行星和它们的附属体。在另一层次，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甚至还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实体：原子、分子、分子化合物、晶体、细胞、多细胞生物和生物群落。宇宙论所辖的是前者；而几乎所有其余的自然和社会科学探究后者。除了知道万有引力在天体演化中起主要作用外；除了知道电磁力和其它次要的力在微小物质到有机体层次的进化过程中起作用以及当符号通讯伴随能量相互作用时，认知因素在有机体层次起作用外，几乎没有人清楚地了解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里的层次结构的纵向组合法则。当前宇宙学确实处于一种初期发展阶段。诸如哈利森这样一些科学家也承认，虽然它是一门“关于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宇宙”的一门学科，但是“没有人会有片刻时间在其健全的心灵中梦想：几乎实现了即使是初步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把宇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他指出，宇宙学还不能用一般术语成功地解释为什么宇宙分裂成为行星、恒星和星系——它既不了解星系如何演化，也不了解哪些初始条件决定了它们目前在性质和结构上的差异。这种情况与从微观物理学到社会学范围中的层次结构组合的流行情况适成对照。关于那一点，问题是去发现一般发展规律，这种规律能够将巨大宝库中的有关资料相互协调一致，而不是揭示基本资料本身。科学宇宙学的初浅认识与微观进化的科学阐述的初浅认识之间的差异是容易理解的：宇宙学必须依据以往事件在当前过程中的重新分布的基础上重建过去事件；而微观进化的所有（或几乎所有）阶段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的研究仍然是有用的。然而，宇宙学方面的这种困难阻止了把天体发展过程包括在一般系统论内：一般系统论不从事发展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工作，而只是把已经存在的科学定律和理论转化为二级秩序模型。而且宇宙学的现存理论和定律还很不确定，以至于不能够构建具有任何经验意义和精确度的一般系统论。因此，那种理论的范围必须限于有组织的复杂现象。这种现象是从原子构成才开始的，此后以等级的形式进化，经过分子、细胞、有机体、多有机体的形式，直到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生态超系统。

因此，现在也许有人持这种观点，一般系统论只限于典型的地球现象，它很少谈到自然界或者宇宙这一类事物，即使谈的话，也是微不足道。虽然上述限定是一个明确和重要的限定，但它仍然不可能把一般系统论仅仅束缚于地球现象。首先，在地球生物里逐渐形成的复杂等级在形式上也许是唯一的，但在类型上可能不是唯一的。根据自然统一性的假设，可以认为，在宇宙的所有部分，同样的状态会产生同样的现象。甚至连怀疑论者的预测也承认宇宙中可能存在着相当多的类似我们生物圈的等级体系，那就是，等级体系也会以某种形式逐渐形成生命、社会和生态系统。就某种特定的形式而言，我们也许是唯一的；但就复杂的、等级组织化的自然系统而言，情况就不是如此。尽管我们同前还没有外星生命的证据，但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种现象。因为即使外星生命存在，我们现在的记录仪器还不可能显示其任何踪迹。然而，随着对散落陨石的化学分析以及最终由于星际空间航行和通讯技术的扩展，人类将拥有至少可对自然统一性假说进行有限检验的方法和工具。然而，当前，事实足以表明，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使我们排除这种假设：物理学和天文学在其自身的基础上成功地预言了一些现象，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以前的异议能被用来阻止人们将其有效性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

其次，由于两类等级体系共有的特性，一般系统论也不是特别地被限制于地球上的（并因而是任意选定的）现象。如果各种条件允许讨论中的构件进一步复杂化，那么宇宙等级体系中系统复杂性的某一给定层次就能起地球类型的等级体系的基本层次的作用。那些共同的构件是原子，但它们决不是宇宙等级体系的基础构件，因为它们是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而电子和原子核很可能由某种更加简单的单元（如夸克）所组成，这些东西也许可被认为是最初始的结（knots）、凝块、或者是基本时空簇（space－time

manifold）中的临界张力。因此，原子是自然宇宙等级体系中相对高层次的构件，而且它们在宇宙中是（或被认为是）无处不在的：既出现在相对稀疏的星际空间，也出现在所有种类的星体中。但是，原子也以其它形式出现：作为地球类型等级体系的基本砌块。（尽管也许有人会争辩说，粒子、夸克或时空簇可以起这种基本砌块的作用，对此我们总能回答，粒子、夸克或时空簇很容易被概念化为原子的下层系统或原子的初始成分。）在给定的特殊条件下（用温度、化学环境、密度、引力场和电场等定义），某些种类的原子经历共同的结构重组，最终成为分子和结晶体。然后，这些东西在一种更加严格限定的条件下结合成聚合物以及各种大分子（色括蛋白质在内）。后者构成（在各种进一步的限定条件下）细胞，细胞依次又形成多细胞的有机体，直至最后的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尽管形成这种超级协调结构的力或推动都无法从研究组成它的下层系统的形态学中得到解释，但是，事实仍然是，存在着一个层次上的结构整体，在它后面是一个把一个层次较高的第二层次加在第一层次上面的结构。所以，进化的记录我们从原子带到了多原子的分子和晶体，并且一步一步地踏入某种行星范围的动态自我维持系统。而中枢点——也就是宇宙天文等级体系和地球等级体系的交汇点——是在原子层次上。虽然提出大量的使自然等级组织概念化的不同方法无疑是可能的，但是这个交汇点却是最可能被保存下来的。图2提供了这样一种概念化的方法，它是这种议论的图示，而不是一种完成了的理论产品。

为了减少这种解释的术语的复杂性，我把地球类型的从原子到生态学的等级体系叫做微观等级体系，而把从时空领域延伸到总星系范围的天文学等级体系叫做宏观等级体系。使用这种术语，我们就可以说，一般系统论与微观等级体系有关，并在原子层次上和宏观等级体系相交。它记焦点集中于组织复杂性过程，这种过程在适宜的行星条件下的原子层次上附带发生，并因此介入宏观等级体系从原子到星体客体的部分－整体的联系之中。换句话说，在能量条件不适宜分子－多分子类的多原子结构的宇宙区域，这种理论就不起什么作用了（除了由大量原子构成巨星体外）。但是，在条件允许多原子结构产生的地方，在原子－星星、部分－整体的联系之间插入了一个完整系列的惊人复杂现象，它们为科学和哲学的探究提供了广泛的领域。

自然系统

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概念的范畴，因为在此范畴内，通过对微观等级体系中组织的一般规律和原则的承认，许多专门科学的发现能够获得新的意义。我认为，通过把科学探究的单位想象为具有某些可定义的不变性质的系统，这项任务能够最富有成果地完成。这些性质适用于定义环境中各种系统的行为，包括它们与其他系统的关系。在提出一般系统论（以后将被作为系统哲学的基础来探究）时，我将假定这些性质，并以专门科学搜集的有关材料对它们进行判断。

所提出的自然系统概念代替了微观等级体系中自然实体的许多会令人误解的分离性名称——诸如“原子”、“分子”、“晶体”、“细胞”、“病毒”、“有机体”、“生态”和“社会”等等。这些实体的每一个都被重新概念化为自然系统的一种。对于“自然系统”，我认为它有时候是指具体的系统，即“在物理时空范围内物质－能量的非随机堆积，而且非随机地组织成相互作用地相互联系的下层系统或组分”。除了可能有一些“最初的”或“最小的等级”系统外，这种系统的单位同样是自然（具体）系统，其组分是基本的能量团（爱因斯坦称之为“电磁凝聚”

［“electromagnetic

condensations」）。“自然系统”的这种定义既不过于宽得使定义变成无意义；同时又十分全面，足以取代上述种种自然实体的名称。这个定义排除了所有自然事件的“聚合”或“堆”——尽管同处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但却不发生相互作用或互动的物质－能量团块。（由于进入系统的组分的相互作用或互动，一个“堆”总有可能转比成为“一个自然系统”。堆向自然系统的逐渐转化是进化的一种形式，在宏观和微观宇宙中都这样。）自然系统突出地表现为它们的组分互动的可测定的非随机规律性。这些规律性的总和就概念化地显示了不变性，即说明变量之间函数关系的微分方程。这种不变性的特殊变换是由自然系统的等级层次所决定的，即由结合在一起的系统的数目和种类（系统内部的等级）以及由在其环境中互动的系统数量和种类（系统间的等级）所决定的。

这里所提出的假说表明，不变性在从原子到生态学的整个微观等级体系的范围中延伸。在该等级体系中的每个系统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加以概念化，这个系统在其各部分以及其整个系统同其环境中其它系统的共同作用中能显示出假定的不变性。但这一假说并不表示已知的物理定律在应用于这些系统的行为时是无效的。相反，它所说明的只是，已知的物理定律不适宜于用来把握整个微观等级体系的动态函数的不变性。我们假设的不变性描述了对共同作用的部分和系统行为的约束，这些约束虽然不违背物理学定律，但是它们却利用了经典力学的决定论定律和这个定律所允许的自由度。这里被概念化了的宇宙是一个由某种结果产生的整体性宇亩，它经过了伴随着机械过程的系统过程并导致宇宙中总的熵趋势出现局部逆转。

借助创造性地假定一般系统概念的方法描述不变性的做法克服了通常的自然系统探究方法带来的种种困难。对于一个系统而言，一种这样的方法是问，“它是怎样工作的？”那就是说，其各部分是如何相互协调以使支配它们行为的规律产生出实际观察到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模型的。这是一种分析方法，即把整体分成部分去发现“使其活动”的复杂而精细的机制。这种努力在意义上是还原论的，即使结果并不一定如此。它取决于原始组分的机械定律能否没有遗漏地说明所有部分的行为，以便使它们的结合能产生出考虑中的系统。这种努力经常遭致失败。因此，这就导致了

普遍相信的谬误：把生物现象还原为物理化学机器以及把社会现象还原为生物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只引用两种典型的例子）。

关于有机系统的解释的另一类问题产生于我们用简单部分的看法检验它们的时候。所以，物理学的决定论定律被假定适用于它们的行为。接着的问题便是，“构成各部分相互联系的约束是怎样出现的？”企图从支配各部分运动的规律中寻出支配一个即使中等复杂系统的法则，其中的困难也是巨大的，这是任何一个熟悉用量子力学方程式计算甚至是简单化学分子现律的人都知晓的。所以，适用于整体的规律总是些简单化的东西（加统计平均值），而且适用于现象群的高层次规律和各部分的决定论规律有什么关系往往是不清楚的。人们经常认为（例如波拉尼就是这样），通过整体来定义各种约束的规律是不能从各部分的规律中导出来的。这种见解是非还原论的一种，并且依据承认多少不能还原的领域，它可能导致二元论或多元论。

面对有机整体中各种约束与适用于各部分的决定论规律所允许的自由度相互联系方面的种种困难，现代方法寻求不变的系统性质作为一组固定和普遍的约束。我们不是否认除了已知的物理规律外还存在这些约束，或行把它们看作在它们自身组织层次上的组织比实体的不可还原的突现规律，而是假定，它们是自然的构成常数：所有“自然系统”的性质。它们（泡利不相容原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能在给定的组织层次之下观测到，这就是说，它们是“系统性质”或“组织定律”，然而，当两个或更多的电子发现它们自身在围绕着一个原子核的相同轨道运行时，正如不相容原理并

不因为某种外部认可而成立而应被当作一种不变的自然规律一样，定义高组织层次的规律并不是在达到那个层次时就简单地显现出来，而应假设这些规律始终存在，只是没有以一种可观察或可测量的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

从这种观点看，自然系统的不变性质是一些普遍的约束，并且在组织的特定（等级）层次上，它们实际上成为可观测的。因此，它们在与微观等级体系的各个层次相应的多种变换中变得显而易见。如果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合理假说，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巨大的，但并不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把组织化实体明显行为的共同性假定为自然系统的不变性质的集合。这些创造性的假定不变性，既不像迄今已经得到充分理解的物理定律，也不像生物学或其它任何专门探究的定律，它们是跨越各种学科边界的自然组织的一般规律，适用于微观等级体系每一层次上的各种有机实体。

第四章 自然系统理论

创立扎实的知识综合和知识系统化的需求……将唤起一种迄今为止似乎只是作为一种脱离常轨而存在的创造能力——进行综合的创造能力。正如所有创造性努力所必然产生的，这必将意味着专门化。但是这一次，人们将构建整体方面的专门化。

——（奥尔特加·Y．加西特［Ortega

Y Gasset」，《大学的使命》，普林斯顿，1944年，第91页）

这里提出理论的目的是陈述那些适用于整个微观等级体系组织复杂现象的不变性。虽然自然系统理论的一些比较详细的和定量化的公式源源不断地从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工作室中脱颖而出，但是这些提出的理论中大多数只推荐专门对准焦点问题看的观点，因此，它们作为一般系统哲学的基础未必可靠。我宁愿提出我自已的理论，也不愿研究和总

结这些现存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清楚地描述虽然只是少数系统性质，但却可以肯定，这些系统性质中的每一个都适用于组成地球微观等级体系的组织复杂性现象的整个范围，尽管个别地看，在其最大的普遍性方面，这些性质也许显得无足轻重，然而，作为自然系统的性质，在综合方面，它们提出了一个描述自然系统的有意义的理论。因为人自身也是这样一种系统，而且他的环境和经验由其它的环境和经验所组成，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扎根于没有偏见的一般系统论的一般系统哲学的立足点。

首先陈述我们的自然系统理论，然后从公理方面及其经验应用的一些方面进行探讨。

理论：R＝f（α,β,γ,δ），这里α,β,γ,δ是具有联合函数R（“自然系统”）的独立变量。

独立变量R＝f（α）（系统的状态性质）。

自然系统：整体性和秩序

一个有序的整体是一个非加和系统，其中各种固定的力强加于若干恒定的约束，由此产生一个带有各种可计算的数学参数的结构。

整体概念，与其孤立的各部分的特征相反，是这样定义系统性质的：整体具有它的各单个部分所不具有的特性。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整体不是其各部分的简单迭加。（例如，一个原子不等于其单个组分粒子加在一起的总和；一个国家不等于组成立的个人之和，等等。）可是，这种主张没有隐含或包含神秘主义。传统上，整体经常被当作定性的和本质上不可测的实在，因为它们被认为“它们大于它们的各部分之和”这种概念是错误的，整体可以从数学上表述为不同于其各部分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之和。我们只要考虑一下下述基本思想，各部分的复合体能够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计算：（1）计算各部分的数目；（2）考虑各部分所隶属的种类；（3）考虑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1）和（2）两种情形中，复合体可被理解为各孤立部分的总和。在这些情形下，复合体具有累加特征：只要把各部分的性质相加就足以获得整体的性质。这种整体不如通称“聚积体”或者“堆积体”较好，因为把各部分加入其中的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它们在功能方面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说，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成为它们的共同行为。一堆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考虑一下别的什么东西，从一个原子到一个有机体或者一个社会：各个部分的特有关系就会产生各个部分所没有的（或者对各部分来说是无意义的）那些性质。从泡利不相容原理

（这个原理对单个的电子不起作用），经过内环境稳定的自调节（这对于个别细胞和组织无意义），直到公正分配（同样，这对于社会的单个成员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这方面的一些例子。此外，还存在许多自然复合体，它们不是堆积物，而是合成物——不同于其各部分之和的别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加和复合体和组织复合体这两方面的数学例子。

我们的理由的值得注意之点是，非加和复合体的数学既适用于物理、化学和心理学系统，又适用于社会系统。这些系统构成有序整体——组织复合体，其中相互依存的元素表现出的规律性决定整体的功能行为。以后我将尝试论证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我这里只要强调：“有序整体”概念并不等于对“总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原则的神秘解释，它是自然科学、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文献中可接受的和确实经常使用的一种概念。R＝f（β）（系统控制论Ⅰ）“系统控制论”的定义

在输入－输出功能分析与内部状态描述二者相互联系的任何叙述中，通过控制过程进入系统并导致其某些（或全部）现存参数变化的输入——和最后的输出结果——成了注意的焦点。这里的“控制论”是维纳为了表示“操舵术”或关于控制的科学而创造的术语。虽然现代工程的应用只限于用它来研究封闭系统中的各种流体，但它能被应用于较广泛的范围，比如研究输入和输出相互关联的系统以及它们的结构－动态结构（structural－dynamicstructure．）。正是在这个较广泛的意义上，“控制论”将被应用于这里的讨论，即作为系统控制论——借助于“系统”来理解和其环境（因而有了一个实际开放或潜在开放的环境）相关的有序整体。

需要区别两种系统控制论。第一种和维纳的名字最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它研究以减少误差的负反馈方式来达到自稳控制。第二种：从马格诺（Maruyama）要求注意放大控制过程的误差（或“偏差”）——它依靠正反馈起作用（“第二种控制论”）——的重要性以来，它已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两种形式的系统控制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定性的中性概念工具，用于评估各种过程。通过周期地、持续地和其环境进行能量或信息交换，这些过程能使有序整体系统保持一定的模式，并促使模式进化。“系统控制论Ⅰ”和“Ⅱ”的实例存在于原子过程（微观物理控制论），有机过程（生物控制论），社会过程（社会控制论）范围内，甚至存在于认知过程（精神控制论）领域。这些术语指的是控制流体的最一般的特征，这些控制流体或者导致在一个动态环境（稳定状态）中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典型结构，或者由于来自环境的输入导致结构的渐进变异（进化）。在定性研究发散的自稳定和自组织过程中，使用一般控制论框架可以发现出现在定性发散变换中的不变性。如果使用有限内涵的特殊语言，这种不变性将会被掩盖起来。（因而使用上述关于特定控制论过程的新词，也许是无可非议的。）

自然系统：适应性自稳

如果一个系统完全被一些固定的力所控制，那么这些力所强加的恒定约束会造成一种不变的稳定状态。然而，如果在系统中还有一些不受约束的力和固定的力一起存在，那么系统就能通过存在于其中并作用于其上的力的相互作用而改进。系统中存在着某些固定的力就足以造成一种状态，当系统中对应于那些不受约束的力的所有流体消失时，这种状态可以在时间上持续下去（“稳态”）。系统中的任何波动将会产生力，使系统回到其稳定状态。扰动所引起的流体必定具有和扰动本身相同的符号。所以，流体趋向于减少扰动，而系统将建立并回复到它的静（或稳）态。如果固定的力依然存在，那么静态以其参量为特征（因为不受约束的力消失了）。如果固定的和不受约束的力都被消除了，这个系统就回到一种热力学平衡态。排除热力学平衡态下占优势的随机性，“有序整体”总是以固定力的存在为特征的。因此，由于其种种特点，有序整体总是自我稳定在稳态中或稳态周围。如果不受约束的力所引起的扰动未超过它们的自稳定临界值，那么它们势必会回到由它们的恒定约束所规定的持久状态。

上面所述是对勒夏忒列原理的当代陈述，这个原理于1888年提出，讲的是化学平衡中的封闭系统。这一原理认为，“根据平衡因素之一的变化，每一个化学平衡系统经历着这样一个方向上的转变，即如果它已经自己产生，那么它将会导致与考虑中的因素的征兆相反的变化”。勒夏忒列原理被普里高津应用于开放系统，并由昂赛格《Onsager）、卡恰尔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在非平衡热力学中做了详尽的阐述。它以种种形式反复出现在生物学（坎农、贝塔朗菲、韦斯等人）、社会学（佩雷、帕森斯等人）、经济学（李嘉图、熊彼特）、政治理论（泰勒、卡普兰……）中，并且获得了米勒所表述的这样一种重要性：如果没有这种自动调节，任何具体的系统都不能够存在。

各种系统中的“控制稳定性”——那就是说，通过系统内部变量的对等变换补偿环境中条件变化的自动调节力——在这里被表述为对作为有序整体的具体系统的一种适应形式。它也可以用韦斯早先提出的一个简单公式重新表述，用符号代表一般系统的种种特点：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被推测为具有系统特性的某种复合体的任一特定部分（A），并且测量一给定时间内对那个部分的物理和化学参数平均值所有可能的偏移和其它涨落。让我们把这些误差的累加记录叫做A部分的变量（v）；而且让我们对我们可能识别的系统的许多其它部分继续同样的过程，并且建立它们的变量v、v、v、……v。让我们同样测量我们能识别的总体复合体（S）的许多特征，并且确定它们的变量（Vs）。那么，如果整个集合的各种特征变量比它的组分变量之和明显地要少，这个复合体就是一个系统；或者写成一个公式：

＋v＋v……＋v＋）

与系统成分中更易变化的涨落比较而言，韦斯把系统的不变性，从总体上，看作为一个系统的最重要特点。这种系统的不变性是相互依存的各部分的有序整体的一般性质，它受到固定的内部约束和外部输入的扰动的控制。这类有序整体构成多种系统：在一定的扰动范围内，它们会回复到稳态，稳态的特征是其不变的内部约束参数。因为这类系统重新组织了它们的种种流体以缓冲，或者消除各种扰动（因而，和它们共同作用组分的大幅度变化相比，总复合体保持某种相对不变），所以它们是一些适应性的实体。这是系统的一种适应形式，但不是唯一的一种。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涉及到各种固定力本身的重组的适应形式，将在下面讨论。R＝f（γ）（系统控制论Ⅱ）

自然系统：适应性自组织

我们已经证明，有序整体——即具有能预测的固定力的各种系统——在其环境中出现扰动后趋于回复到稳定状态。我们同样可以证明，当受到环境中某个物理常量作用时，这种系统能够重组其固定力并获得其稳定状态的新参数。

如果我们考虑阿什比的“自组织原则”并作某些修正的话，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后者涉及到用“有序稳定态”替代阿什比的自然系统“平衡态”。为了进行这种替代，阿什比的自组织原则可作如下解释。

我们从一般自然系统走向有序稳定状态这一事实开始进行讨论。现在，自然系统各种状态的大多数是相对不稳定的。因此，如果系统从任何状态变成稳定状态，那么它就是从大多数状态变成少数状态，这样就进行了某种选择。在完全客观的意义上，它拒绝了某些状态（通过脱离它们来实现，并且通过与它们依附在一起，保留某些别的状态），并且保留了另外的某些状态（通过坚持某种状态来实现）。因此，由于每一个确定的自然系统都走向它的稳态，所以它的确进行了选择。由阿什比描述的选择不仅涉及那些规定受到扰动后的系统的原稳定态参数的重建，而且涉及新稳定态的渐进发展，这种新稳定态比原先的更能抗扰动。

阿什比提出下述例子。假设一个计算机的存贮器里有阿拉伯数字0－9，它的动态规律是，阿拉伯数下成对连续相乘，而且积的右边数字将置换被采用的第一位数字。由于偶数乘以偶数得偶数，奇数乘以奇数得奇数，且偶数乘以奇数得偶数，这样，系统将朝着偶数“有选择地进化”。但是，由于在偶数中零是唯一抗拒改变的，所以作为运算次数的函数，系统将趋近到一种全零状态。

阿什比得出结论，这是最一般的自组织的范例。这里存在着一个驱使系统向一种特殊状态（阿什比的“平衡态”）靠近的非常明确的算符（乘法运算和替换法则），它有选择地使系统进化到能最大限度地抗拒变化的平衡态。所以，产生自组织所必须的一切就是“带有输入的机器”（计算机＋动态规律系统）应该被孤立。适应性自组织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众所周知的生物和精神系统。“在任何孤立的系统中，生命和智力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或者引用他更一般的结论：“遵循不变规律的每一独立确定的系统都会发展为适应于它们‘环境’的‘有机体’”。

上述论断只要附带两点建议性修正就可适用于当前的命题：（1）它只限于自然（而非人工）系统；并且（2）算符不是驱使系统走向平衡态，而是走向稳定的、或准稳定的非平衡态。在自然系统中，抛弃平衡态概念代之以非平衡稳定态的慨念，其理由都是有说服力的：（1）平衡态不具有可以利用的能量，而最广泛的各种自然系统则具有；（2）平衡态是无记忆的，而自然系统行为大多取决于其过去的经历。总之，平衡系统是一种死系统——甚至比原子和分子还要“死”。因此，虽然一部机器也许会趋向它所喜欢的状态——平衡态，但自然系统却越向于越来越有组织的非平衡态。

经过修正的阿什比原理表明，在任何充分独立的系统－环境范围内，系统把自己组织成为对于环境作用于它的那些力具有最大抗拒功能的系统。另外一些研究者已经表明，用一种任意的形式以及复杂的程度（即：在热力学上的最可能平衡地分布的任何事物）作为开始，系统响应来自环境的输入而变得复杂。这种“自然选择”把许多相对简单的系统引导到具有组织等级性的系统组和系统群——依据适应特征和共同起源而定。任何任意的复杂系统的进化总是出现在这样的方向上：融合某些特征，分化另外一些特征，并且在序列上发展为部分自主的下层系统。莱文斯总结说，没有必要为复杂系统的综合而假定某种独特的规则：起点可能是“任意的复杂事物”。系统动力学本身以及作用于这些系统的大量进化力（evolutionary，forces）能导致产生结构，融合某些下层系统，再分化出其它下层系统，减少对某些部分的总相互作用，赋予自发行为，组织等级体系，并把离散系统和场进行相互变换”。

自组织原理可以用公式表示：

外部压力→内部约束力＝适应性自组

然而，适应性重组系统不一定是一个更隐定的系统：适应性与结构稳定性不是同义的。适应性系统对于引起自组织过程的各种压力是最理想的抵抗者；但它并不因此对其一般环境中的所有因素更有抵抗力。事实上，通常情况恰恰相反：当通过结构复杂化适应性自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已实现时，系统将变得在热力学上更“不大可能”，并因此导致结构的不稳定和易于解体。其增加了的适应潜能来源于其较强的功能能力，这种功能能力是由较高组织结构的较大自由度赋予的。尽管系统在结构上是不稳定的，但由于用范围较广的自稳定功能平衡它们本质上不稳定的复杂结构，因此，系统进化的方向是适应性越来越强。（见图2’）

自组织系统中，增加了的组织复杂性可用负熵和用组分建构系统所需的“比特”数这两种方法来测量。每个系统都产生与时间有关的熵。系统中的无序以速率dS/dt增长，这是耗散函数ψ。ψ可以为正、负或零。如果ψ为零，系统处于稳定态；如果ψ为正（ψ＞0），系统处于不断瓦解状态；但是如果ψ为负（ψ＜0＝，系统则处于渐进组织状态，那就是说，它的熵实际上在减少；或者说，它在汇集信息（ψ＜0＝d（info）/dt＞0），这是一回事。熵的正、负或零的改变（dS）是由普里高津方程中dSe和dSi项的相对值决定的：

这里dSi表示因输入造成的熵变，dSe表示因系统内不可逆过程造成的熵变。尽管dSe总是为正，但dSi可能力正，也可能为负。如果为负，系统“输入负熵”（薛定谔），这样不仅可以抵消其边界内作功导致的瓦解，而且还能使用剩余的自由能组织自己。所以，对于较高的负熵状态来说，自组织过程就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它是系统的普遍性质，不管它们的质地和起源如何。由于开放系统中熵的减少总被其环境中熵的增加抵消，因此这并没有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每一个“开放系统－环境”复合体中，熵的净改变为正，

因为在作为整体的复合体之内，

自组织把系统引向更大的负熵状态；自稳定则把系统保持在先前存在的组织状态（pre-existing state of

organization）。在一种各种力不断起作用而且它们引起的扰动是处在通过自稳定可以校正的范围内的环境中，系统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进化。这类环境中系统的发展可以概念化为类似的，或者，不规则交替的，围绕现存固定力参数的稳定所导致的结果，以及固定力对环境中扰动力产生不断增强的抵抗作用的重组所导致的结果。（图3）

自组织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系统的现存结构，并且使它的自我同一性成为问题。一个新系统显露出由一个或几个原有的系统形成、合成（如同一个氦原子由四个通过辐射减去过剩能量的氢原子合成一样），或者，这个新系统似乎开始了一种复制实体的新方式（例如，由突变和自然选择产生一种新的种类）。而且，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机制——由此在一个系统中变化被诱发而导致系统的重组——如果孤立地考虑那个系统，经常是难以理解的。因此，在考察自组织系统的过程和机制方面，选择一个更加合适的战略层面变得非常必要，这个层面就是相邻的较高层次的上层系统，换句话说，这个系统是由各系统的共有环境中给定的种类形成的。尽管它的所有组分下层系统改变了性质，这种系统仍可被视为进化，并且它能够在系统－环境联系中显示因果因素——导致一种对环境常量作出响应的重组——从单个系统观点来看，这些因素是被掩盖着的。因此，尽管自稳过程一般能够清楚地在与环境相关的孤立系统中得到理解，但自组过程要求选择相邻较高的上层系统的战略层次来清晰地把握这一概念。这并不是否认通过使用输入的负熵，依靠上述选择性重组过程自组织能够在一个与环境相关的给定系统中产生；它只是说明，与概念的形成来自于自组织单一系统本身的观点相比较，概念的形成来自于大量系统的组织更适合于自组织。（这种战略的具体优点将在紧接着的无机和有机系统的讨论中加以说明。）

R＝f（δ）（整体性质）

自然系统：系统内和系统间的等级体系

在构成有序整体的各种系统中——这些系统在它们的环境中既围绕现存稳态适应性地自我稳定，又自我进化到适应性更强、以及一般说来具有更多负熵（或信息）的状态——系统本身将朝着不断增加等级结构的方向发展。

上述结论是西蒙假设的直接结果。根据西蒙假设，如果存在稳定的中间形态，那么从简单系统向复杂系统的进化要比不存在中间形态快得多。正如他所指出的，由此产生的复杂系统是等级化的。复杂化等级形态要求缩小时间跨度的理由是，组织中的任何破坏不会毁灭整个系统，而仅仅把它分解成稳定的相邻下层系统的集合。因此，复杂化过程又从稳定的等级层次重新开始，并且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恢复损伤，而不必全部重头开始。所以，根据西蒙的假设，我们搞清楚了自然系统中等级体系之所以具有明显优势是因为等级系统有时间向上进化。对自然系统的自组织适应性质而言，在任何给定时间跨度内其相互适应性将导致一种多层次等级体系，而不是一个非等级结构。定性地说，系统“更容易”合作构成高层次系统而不是单纯地复杂化。因此，这里的简单性就等于效率，它由过程所需的时间来测量。

如果在持久秩序的良好环境中自然系统不仅维持它们已经取得的组织水平，而且还朝着更高的组织状态断续地或连续地进化，那么在等级组织比非等级组织进化迅速的情况下，同一环境中的各种系统将趋于形成等级性上层系统而不是在它们各自的水平上开始自组过程。这样，一个由这些系统构成的环境本身又变成了一个系统，并具有由其引入固定力的各下层系统，而这些固定力则规定了它的各种参数。自然系统适中的密度使得它们自身在不断变化的扰动中能稳定自己，并且在面临其环境中各种持续不断的力时能组织自己。因此，这些系统使它们自己适应其（范围更广的）环境。如果那个环境中也同样存在组织水平相应的其它系统，那么这些上层系统会相互适应并构成二级秩序系统。诸如此类，会有一系列适应性组织的相互作用存在，这些相互作用只受与其有关的系统的数目、广延性和密度的限制。

这种自然等级体系概念是共有环境中自稳和自组的有序整体概念的一个必然伴随物。它从相互作用的横向规律中推导出组织的纵向规律。它对自然现象有着广泛的潜在适用性。在对它们进行探究之前应该注意到，由不变的一般性质所限定的各种系统构成的等级体系概念并不意味着还原论，而且实际上它能够很好地解释自然界中各种功能和性质的明显多样性。在等级体系中，一些新“性质”会以不变特性的新的变换形式出现。这种新出现的事物可由以下的思路来解释，每个层次的系统包含了所有较低层次的系统及其在该层次上所形成的整体内的结合。因此，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的可能性随其层次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人们不必把较高层次上各种实体的种种典型特征降低为较低层次上这些实体的特征，不过，人们可以运用适合它们特定等级位置的种种标准。在等级体系中，我们的着眼点越高，可能发现的功能和性质的多样性就越多，而显示这种多样性的现实系统的数目则越少。（参见图2”）所以，原子的数量比分子多，但是只有较少的特征和结构变化；有机体比分子的数目少，但其功能和性质以及显示出的结构形式却不计其数（大约上千万种的植物和动物只是具有生存能力的所有可能物种的一小部分）；生态和社会系统的数量比生物要少，但却显示出比生物现象多得多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显然，数量和功能方面的差别在于不同层次上系统的等级关系：一个层次上的许多系统构成了上一层次的一个系统。所以，较高层次上的系统比较低层次的系统要少，但具有更丰富的功能性质。因此，主张所有系统都显示出各种联系和不变性质并不等于还原论：不变性用对应于等级体系各层次自由度的特定非还原变换来表现自己。

目前，尽管“等级体系”概念广泛应用于当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文献，但很少被严格地定义。而当其被严格定义时，它往往不适用于它最经常被应用的那些现象。一个严格的定义是指层次之间的某种控制－被控制或“支配”关系，因此，等级体系图是从一点分叉出去的无回线的有限树。这类等级体系充其量只适用于具有建立非双向控制链的军事或准军事组织。但是，等级体系在自然界中（在这里，严格的单向行为几乎不存在）获得了最富有成效的运用。因此在现今的用法中，“等级体系”的概念将不被赋予严格的意义，但将表示某种“层次－结构”或者某种“层层迭加的模块集合”。它们的构成是这样的：一个层次的组分模块是较低层次的模块。用“系统”这个术语表示“模块”，我们能够把等级体系说成是一种“多重整体”型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某个层次上作为整体发挥功能的系统在较高层次上作为其部分发挥功能。而且任何层次上（最低的或“基础的”除外）某个系统的各部分本身都是较低层次上的整体。

隶属于任何给定层次之下的某个层次的系统被称作是该给定层次系统的“下层系统”，而相邻较高层次的系统则是它的“上层系统”。这些术语的相对性是明显的：某给定系统a也许是b的下层系统而同时又是c的上层系统。这只需用（c＜a）＜b来表示就可以了（这里＜是一种相对包含的符号＝。这就表明b是a的上层系统，而c是a的下层系统。

如某个给定系统a有组分系统c，c，c，……c的确定结合，其和用R表示，当其组分同样也是系统且其本身又是某个更大系统的一个组分时，系统a就是某等级体系的一部分：

［a＝（c，c，c，……c）］b这里a是b的一个下层系统（组分），并且所有的。都是与上层系统a，有关的可比系统。

作为结果产生的等级体系是一种“中国套箱”式的等级体系，并且在理论上它的等级是无穷的。然而，无穷等级体系缺乏以经验为根据的解释，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一个有限层次等级体系，并把它的每个层次同可观察到的（或可构想的）自然系统的某一等级联系起来。

人们经常进行这种尝试，并且直到最近人们仍在本体论范畴框架（这类主要系统之一是德国哲学家N．哈特曼刚提出的）的主题之下进行努力。更近一个时期，一般系统论工作者又继续进行这样的努力。他们希望在经验领域里的各种系统之间找到共同点和不同点。于是博尔丁提供了“系统的等级体系”这一关键概念，而冯·贝塔朗菲又进一步地把系统的等级体系制成了一张层次、理论和模型、以及作经验描述的图表。它既包括自然系统，也包括人造系统（例如，既包括原子、分子和有机体，也包括时钟机构、控制机构和符号系统）。我们所关心的等级体系比它所包括的要少些，仅涉及自然系统，并且在一个基本点上更加严格：它的层次遵循相对套迭的等级体系，既没有空隙，也没有多余。因而，我们寻求把自然现象安排成一种“纵向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除了最低最基本层次及最高最终层次外，任一给定系统相对其组分来说都是一个上层系统，而相对由它和环境中的其它系统共同形成的总体来说又是一个下层系统。此后，从n层次的某个系统看，存在着一种结构一功能构造的系统内等级体系，它由等级有序序列……［（ab）c］n构成；另外，还存在着一种系统间的等级体系，［（nx）y］z……。由于n位于系统内和系统间等级体系交叉处，每个等级中的层次数就确定了n在给定微观等级体系的客观层次结构中的特定位置。

这种严格包容的（但不一定是严格地被控制的）自然系统等级体系类似于杰勒德的“机体”（“orgs”）等级体系。对于杰勒德来说，“机体”表示“那些物质系统和实体，它们在给定层次上只是一些个体，但它们由下属的单位——较低层次的机体——构成”。如果某个这类的等级体系能够被经验所证实，那么科学的一个基本理想就会实现：由形形色色的经验科学所研究的许多实体将被绘制在一张等级组织图上，而且适用于它们的各种理论也因此能够相互联系。然而，这种证实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对经验已知的各种实体的不同层次的识别经常是成问题的或不清晰的。当我们现在的假设面对经验证据时，那么这些困难将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第五章）。然而，识别的经验困难不能成为自然等级概念不适用或错误的证据，它只表明从各种经验实体中识别其等级在方法论方面和观察方面还存在问题。基于它作为一种排列秩序的原则能够通过不变的等级关系把经验认为不同的现象联系起来的非凡潜力，等级概念保持着吸引力。

第五章 经验解释

关于自然系统的假说性理论的主要命题已经形成，所有更进一步的定理都应当依照形式逻辑的规则从这些命题中推导出来。然而，如此的严密性在目前仍是一种理想；我们必须使自己满足于表明，对主要经验现象有说服力的解释都能够由上述命题推导出来。这样的解释不含有对现存理论的修改，而仅仅把它们转化到我们的理论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中。毫无疑问，要在各种科学理论之间裁定或修正它们；任务是要把它们摹写进一个共有的、内在地一致的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其特殊命题相互补充，并作为用合乎理性地可知的、贯穿始终的秩序对现实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一种方法。这样的秩序是对自然界的一个假设，在依次审视各种专门科学理论时，它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揭示出自然界有限种类秩序的这些理论证明能够与二级秩序理论——经验－理论模型中的一个——结合，那么自然界中一般秩序（即秩序性）的假设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秩序不是直接经验的“已知物”，而是理性头脑的假说，而且，如果经验是有序的，那么容纳特殊秩序而排斥一般秩序就是毫无道理的。

自然界为观察和实验提供了各种事件及其过程的广阔领域。在一本篇幅小于百科全书的著作中想要概述所有的自然现象是不可能的，即便概述其中的大部分也是不可能的。研究者（他已对当代知识系列，除了一小部分以外，特别有意识地作了扫视）的知识本来有限，又加之一本书的篇幅有限，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关键领域中选择科学理论，并且考虑它们能否被综合于前述的二级秩序框架中。如果一些通常被认为它们本身是非常不同的领域能够包含在一般系统论中，那么我们就有了支持自然界中一般秩序的有说服力的论证的证据，这可以借助二级秩序“元模型”（“meta－model”）得到证明。

对自然界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有组织的复杂事物我们可以用无数的方式进行分类。然而，当探索一般范畴时，物理、生物和社会现象的概念就具有范式的色彩。在这些主要范畴中的每个主要范畴内部，许多不同的实体被归类；然而在这里，有些实体具有超过其它实体的范式价值。我们把物理系统领域内的原子、生物实体领域内的多细胞有机体和社会系统范围内的人类社会突出出来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倘若不低估关于有组织复杂事物的许多其它现象和中介范畴及等级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否认这些现实，那么我们将从原子、有机体和人类社会系统着手对前面所述的自然系统一般理论进行经验解释。相关的科学理论是原子物理学、生物学（及进化论）和社会学理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考察这些在物理、生物、社会层次上的关键实体究竟能否被概念化为自然系统的下层系统，能否由相同的独立变量来描述，而因此具有共同不变的基本特性。

第一节 物理系统（原子）

理论：Ri＝f（α,β,γ,δ），这里的α,β,γ,δ都是独立变量，具有共同的函数Ri（“原子自然系统”）。

Ri＝f（α）（系统状态特性）

原子：整体性

原子理论在本世纪经历了急风暴雨式的修正并已经提出了揭示原子结构的状态描述，它揭示原子的结构越来越像（譬如W．韦弗所说的）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即具有“有机复杂性的事物”。原子的机械“太阳系”模型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太阳系”模型中，不可分割的实体之间相互施加明显的决定性作用。现在我们获得了场系统的概念，其中包含了类似粒子的能量和自旋的集结。整个结构的特性不是出现在其内部的基本粒子的特性和粒子之间的作用力的特性之简单总和。相反，整体的特性等于严格有序化的组分的关系总和，人们在有序化中发现了这些关系。从数学上讲，原子的非加和性是以方程形式的变化来表达的，这种方程式描述了整体的变化和任何特定原子的组分的变化。用热力学的话来说，平衡中的粒子的熵之总和与原子结构整体上的熵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别。

这种差别同样出现在信息论中，在那里，差别是用“比特”来度量的。整个原子的熵比平衡中原子各部分（电子＋核子）的熵之和要小，但原子整体的信息量比平衡中的原子各部分的信息量之和要大。在现代原子概念中，这种情况被进一步强调，原子是由功能相互作用原子核场和电子场构成的，而不是由机械相互作用的各部分构成的。事实上，在量子理论中，原子的机械（加和）模型已经被明确地放弃了。

原子：秩序

尽管存在众所周知的与电子状态相关的测不准关系，关于原子结构内部秩序可精确计算的想法仍未放弃。只不过，描述统计规律性的随机概率规律已逐步取代了精确的动力学规律。虽然原子物理学家不再把电子看作是绕核旋转的小球体，但他们还继续把电子与原子核的关系（以及核内粒子与原子核的关系）看作是高度有序的。事实上，相应的情况是：原子结构展现了一种最为显著的数学秩序。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周期表中复杂化的原子结构里所包含的这种秩序。

位于原子中心的核由类似“电子雾”（“electron－fog．”）的某种东西笼罩着，“电子雾”可以根据与电子的位置相关的概率计算出来。在概率最大的区域，雾最“浓”，越向边缘雾变得越稀薄，在整个区域内构成了特定电子的允许能带。最简单的原子——氢，具有与其原子核相联系的单一电子雾。氦在其核中有两个正电荷（即质子），而且在轨道“雾”中有两个相应的负电荷（即电子）。“配对的”电子，如氦的电子，可用自旋的概念区分开来，自旋可以区分为粒子的负自旋和粒子的正自旋。任何一种自旋都可极容易地由其对应者补充，并且两种自旋一起以一种方式完成电子雾，通常这种方式与其它轨道一起产生短程力，而且产生较小的化学作用。结果，我们就得到了由低结合性的一组配对电子所形成的一个电子雾，它笼罩着氦核；这就解释了氦为什么通常是一种气体。

三个电子的原子引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模式构型。这个原子就是锂，它由氦的配对电子外加一个电子组成。这个附加电子被原子核从附近的最低壳层（即轨道）里逐出而占据了一个比较远离原子核的位置。

当一个原子的核包含四个正电荷时，它就能够接受四个带负电的电子。因此，理的第三个电子与第四个电子配成对，第四个电子占据了同一个轨道，但自旋与第三个电子相反。我们由此得到的这个原子就是铍。如果再加上另一个电子，我们就获得了硼。这时出现了新的结构原则。第一壳层和第二壳层可能的负自旋和正自旋已经被铍的四个电子用尽。棚的那个外加电子就被迫进入一个不对称的模式中，这第五个电子的空间取向将垂直于其它电子的振动平面。其动态形式就是p轨道。它是一种两环“振动模型”，占据空间所允许的三个独立方向之一：水平线、垂直线和横轴。

随着我们把电子加入原有结构，即使不涉及具体的化合，我们也能够直接注意到所获得的有序结构模型。对应于核内的又一个附加质子，再加一个电子，我们就得到了碳。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质子和电子，我们将得到氮。氧有八个电子，新电子与占据最外壳层的三个电子之一配成对。氟的第九个电子与最外壳层的第二个电子配成对，氖的第十个电子与最外壳层的第三个电子配成对。所以，氖具有一种封闭的模型，因此与其它原子结合的潜力非常小。

当我们构造各种各样的原子结构时，三环模型就让我们得到了八个化学元素，而且具有各种可能自旋和取向的相应较宽阔的范围的每一个附加壳层，会相继地产生较重元素的结构。结构的复杂化可以直接从波动力学的方程式来确定。我们得到具有两个元素的第一族（氢和氦），紧接着是具有2＋2×3个元素的第二族，然后是2＋2×3＋2×5，最后是2＋2×3＋2×5＋2×7，等等，直到电子数目为103的最重元素。这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清晰美妙的模式的范例，原子的构造就是以这种方式反映数学结构。逐渐加重的原子种类之复杂化遵循着波动力学的规律，这充分地证明了秩序概念在原子现实领域中的适用性。（图4）

原子中存在着关于数学秩序更深一层的引人注目的范例。例如，元素的丰度和其原子核的结构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就电子和质子数（原子序数）以及原子核中的中子数来看，自然界好像偏爱偶数。在地球上，原子序数是偶数的元素估计是奇数的元素的十倍，而在陨星中这个比率大约是七十比一。更令人惊讶的是：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原子在它们的原子核中拥有偶数的中子。而且，质量数是偶数的原子核比质量数是奇数的原子核更为丰富。在已知的272种稳定的原子核中，162种具有偶数的质子和中子，55种具有偶数的质子和奇数的中子，49种具有奇数的质子和偶数的中子，仅有6种具有奇数的质子和奇数的中子。复杂的原子结构终究成了相对简单的最平衡和对称的数学关系。倘若有些数学物理学家激动地感叹可能存在一个造物主的话，那该造物主一定是个伟大的数学家（这基本上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采取的立场），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些确定的力，它们在原子内产生恒定的约束，并且这些力（电子的引力和斥力以及不相容力，原子核的交换力）还产生了具有高度有序参量的外部条件。因此，原子不是无序组分的不规则堆积，而是有序的整体，它能够充分地满足我们理论上的有关假定。

Ri＝f（β）（微观物理控制论Ⅰ）

“微观物理控制论”的定义

原子构成有序的整体，这一结论是比较明确和没有争议的。相反，紧接着的两个假定，也就是相当于一系列自稳和自组的控制过程的假定，就原子层次而言，似乎十分容易引起争论。事实上，乍看起来，这两个假定似乎与经验证据矛盾。但我坚信，这种评估是错误的，是由于对“自稳”及“自组”概念意义的一种误解所造成的。自稳的意思是，只要有序整体受到的扰动不大于整体的抗扰动能力，那么整体就保持其参量不变。自组则代表这样的过程：由于周围环境中作用于结构的连续不断的扰动过程，系统特有的参量凭借自组过程得到修正。很清楚，自稳和自组是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只有开放系统才能实现自稳和自组。

从理论上讲，系统是可以完全封闭的，也就是说，系统的边界是绝热的，它阻止了系统与环境之间物质和热能的交换。这样的系统除了通过不伴随热和物质交换的机械功以外不能与外界相互作用。系统也可以是不太严格地封闭的，它们可允许有热能的交换，但具有阻止其它形式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机械功除外）的透热边界。最后，系统可以是“开放的”，就是说，系统的边界允许某些形式（但并非全部）的物质和能量通过，因此它的作用像筛子一样而不像墙一样。很明显，如果自稳和自组是以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先决条件的，那么封闭系统就被排除在这种现象之外。一般说来，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有效相互作用愈大，系统中由外部媒介物所引入的扰动作用也就愈大，所以对持久系统的要求也就愈高。持久系统能制止这些扰动，即在整个控制过程中适应环境条件。物理学表明，原子作为动态环境中的持久系统的确时时与周围介质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显示了功能的特性，这些特性则表明，这里所讨论的控制过程发生在微观物理学层次上（“微观物理控制论”）。

原子；适应性自稳

处于能量基态的稳定原子是具有透热边界的封闭系统。来自环境的扰动必须以热能或动能的形式接近它们，缺少这样的介质，稳定的原子就维持它们所处的中性状态而没有实际的相互作用。原子借助于其场内粒子的结合来达到能量结构的动态平衡。例如，从电子的角度来看，原子的行为像引力中心，引力存在于四面八方，其数值随着电子到原子核距离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减小。由于这种负势能，电子如同“驻波”一样被束缚在原子核周围。

正是当原子通常封闭的动态模型被暂时打开时，我们才能遇到“通过自稳而适应”的现象。在电子的轰击下，会出现一个暂时打开的结构。当用具有一定速度的电子或用具有一定波长的电磁辐射轰击原子时，就会发现，除非轰击物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能量，否则它不可能把电子从原子中逐出去。原子中的电子与射入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弹性作用，这是因为射入电子被弹回后没有失去能量。但是，当能量超过临界值时，有效的相互作用就会发生：原子吸收了轰击物的全部能量而把自己的一个电子逐出来。这个被逐出的电子具有以动能形式呈现出来的多余的吸收能量。

弹性的临界值通常是极其明显的。当超过这一临界值并且一个电子完全地被逐出原子时，原子就能够捕获另外一个电子，靠一次或一系列的量子跃迁进行自我调整。于是，原子从缺少一个外层电子所形成的（籍此，该原子变为正离子）激发状态返回到其正常（中性的）状态。原子的正常状态是能量最低的稳定状态。借助于辐射掉多余的能量（激发电势），原子的这种再调整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实现，对于某些激发状态来说，其时间不超过10－8秒。

以上所述就是原子内的一个有效的自稳过程，它凭借输出（辐射）与输入（轰击力量）相抵消的作用重建原子的适当的稳定状态（能量基态）。在典型的开放系统中，自稳是瞬时性的而非连续性的。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出现并很明显，那就是无论何时，当从介质有效地输入扰动时，原子满足通过自稳而适应其环境的先决条件。能够被制止的扰动范围的下限包括了原子的弹性临界值，其上限是核裂变温度。低于弹性临界值的任何能量输入将被原子无损耗地弹回而不导致原子内部的结构变化；而超过“核燃烧界限”的每一次输入都会使现存的原子结构瓦解。但在这两个极限值之间，来自外界的扰动通过质子俘获和多余能量的辐射将正常地得到稳定。因为原子依靠这些过程维持自己处于典型的稳定状态（能量基态），所以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他认为，原子适应了来自周围介质的暂时性的扰动。在这个意义上，借助于模型维持的控制过程，原子事实上适应了其环境。

Ri＝f（γ）（微观物理控制论Ⅱ）

原子：适应性自组

类似于自稳的自组也是以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先决条件的。对于原子来说，超过了弹性临界值有效的相互作用就会发生。在这个临界值以上和在发生核裂变的界限以下，原子就会以上述过程发生反应。这些是自稳但不是自组。因此，只有在高于核裂变临界温度时自组才会出现。我们将要考察的正是这些过程。

除了在反应堆和核裂变装置中人工创造的情况以外，核化学过程所需的温度仅在恒星中可以获得。最近，天体物理理论指出，重元素是在恒星内部核的连续嬗变过程中从较轻的元素逐渐形成的。这些理论似乎有些漠视与宇宙中的物质起源相关的宇宙学问题，并且设想最轻和最简单的元素——氢或氢核——是所有更进一步的天体物理过程的原始物质。

可以相当肯定地推测宇宙的最初状态：在那时，10个氢核松散地在星际气体中旋转，这些原始氢云被巨大的宇宙气流所携带，形成涡旋，在引力的迫使下凝聚成原生星（protostars）。于是，占老的星族Ⅱ恒星诞生了。这一族恒星开始经历它可识别的生命循环，包括形成、演化、最后爆炸（更新）以及从古老恒星的分散物质重新组成年轻的星族Ⅰ恒星。

与恒星演化过程紧密相关和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越来越重的原子结构基本上是单向合成的。恒星演化是循环的；它们的生命史类似生物个体的历史：包括出生、发育和死亡，再从残老星的遗骸脱胎形成新的恒星。但原子的进化是直线的，类似于生物物种的进化。尽管有偶然的局部逆转，但它还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轻元素到重元素向前发展的。

有关的著作，尤其是福勒·M.伯比奇和G.伯比奇的著作指出，在构成恒星的所有已知天然生成的元素的全部过程中包含了多达八种核嬗变过程。主要的和最持久的嬗变过程就是氢转化为氦，这种转化或者通过碳－氮循环，或者通过质子－质子链。当一颗恒星的大部分氢转化为氦以后，迅速的结构变化引起所谓的氦燃烧过程，在该过程中合成了各种中等重量的元素。借助于普通的氢－氦嬗变反应，通过这些过程而产生的原子核的存在容许合成碳、氧、氖和氮的大部分不甚丰富的同位素。

因此，氢和氦的转化过程解释了存在于恒星中的大量已知元素。但是，所有这些元素的合成需要不少于六个另外的原子嬗变过程为先决条件。这些过程包括α－过程、e－过程、慢中子和快中于俘获过程、P－过程（质子俘获过程）以及说明某些轻元素（如氖、锂、硼）在恒星大气层内和超新星的壳层内发生的核反应中的合成过程。这八种类型的核反应呈现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用以对可观察宇宙内的各种原子的丰度进行定量分析。尽管详尽的描述依赖于若干深层次的因素（包括恒星形成的速率和合成的物质返回到星际空间的方式），但大量证据表明：所有已知天然生成的原子是在恒星中从氢开始被连续地构造出来的。因为这些种类的原子是在恒星内部产生的，另外一些是在超新星爆炸的极高温度下合成的，所以很明显，尽管恒星的生命循环包括最初的凝聚、结构的变化、部分或全部的爆炸等阶段，但原子的进化却是一个连续的，从整体上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恒星的毁灭——也就是超新星的爆炸——这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原子进化中的更深层次：超新星爆炸提供了某些较重元素合成所需要的温度。

天体物理过程中重原子的逐渐进化为在原子世界范围内不断进化的结构发展过程提供了例证。原子是向其环境中的热能和动能所造成的扰动开放的持久结构。稳定的原子处于能量基态，而且，如果介质中的热能和动能低于核裂变值，那么，原子就仍能维持自己处于这样的状态。如果环境中的能量超过了这些临界值，那么原子场的封闭模式就被破坏（例如在极高的温度下），这时核裂变就会发生，在一定的密度和温度的条件下导致至此仍然分离的原子核聚合成为一个结构更为复杂的原子核。

当考虑星球体内某一区域的一族原子而不是单独的原子结构时，原子核的嬗变过程可以看作是现存原子结构向较高负熵状态进行重组。这样的原子族把较简单的结构转化为较复杂的结构，并辐射出多余的能量。因此，原子结构的负熵倾向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尽管在合成过程中构造了元素的原子，但从整体上看，恒星物质的组织层次降低了。

当从单个原子的层次上观察原子进化时，这充其量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隽语：进化的结构通过其原有力量的瓦解转化成为另外一种结构。因此，在该过程中，单个原子消失了，它重新出现在另外的结构中，曾经是个体的其它原子也参与其中（例如，一个氦原子就是由以前的四个氢原子构成的）。但从组成一层恒星物质的某原子族的层次上观察时，原子看来在进化：例如，太阳中心层的氢转化为氦表明了该族太阳原子朝着组织化程度更高的状态发展的自组过程，尽管从整体上看太阳具有较高的熵。输入系统的能量使得这些系统在组织程度较低的系统可能崩溃的条件下能够维持它们自己。但是，适应能力较强的合成系统并不意味着较高层次的结构稳定性撒。恰恰相反，有较高组织程度的重原子的结构稳定性较低。不过，它们具有在恒星条件下自我维持的能力，这些条件能导致组织程度不高的较轻元素的裂变。适应的组织性意味着同现有的环境诸力和谐相处，而不意味着结构稳定性。因此，原子的进化是朝向功能上更为适应，而不是结构上更稳定的形态发展。这样一来，它就与系统组织的其它部分的进化相一致（参看下面的第二节和第三节）。

原子族，而不是原子个体，根据它们的特定环境条件而进化出功能上适应的（即使天生是不稳定的）结构。这一假说与目前的原子核理论及天体物理学理论并不相矛盾，只不过是把这些理论的命题转换到关于自然系统的一般理论的语言和概念框架中。

Ri＝f（δ）（整体性）

原子：系统内的等级体系

构成“整体性”两重性（相对于它的组分而言，它是一个整体；相对于环境中某些关系而言，它又是部分）之特性不是自然系统的独立特性，而是以上所讨论的全部特性之组合。像在图3中已排满的壳层之上的，这与原子核内中子的增加是相同的。增加一个新壳层，通过增添原子核中的电荷，同时通过新电子的出现，就改变了原先的壳层。于是，每一较高周期包含了加上新特性的较低周期的所有结构特性。新特性改变了其余特性。正如卡西迪指出的，这样的一个排列清楚地例证了一个系统的等级体系。

原子：系统间的等级体系

虽然系统内的等级体系在所有原子中被明确地证实了，但系统间的等级体系在这方面却不是必然的。在能量条件相对恒定而且允许形成更高秩序结构的环境中分子键得到生成，由此，原子在一个共同结构中共享未配对的电子。这种联合形成的分子系统比任何组分原子下层系统具有更高的层次（因为它包括了每一个下层系统和下层系统之间的联系），而且从一个特定原子的立场来看，分子的其余部分可以看作是其等级体系的“环境”。然而，只有在限定的条件范围内这样的等级体系环境才会出现，这些条件可用温度、密度、化学环境来规定。如果符合这些条件，那么就能建立一个微观等级体系，而且，如果满足更高要求的有利条件，那么就会导致一个进化的多层次结构，地球上的等级组织就是这种多层次结构的一个例证。如果条件不利，那么多原子的结构就会停止生成或退化，或被限制于相对分离的原子之间的微弱相互作用中（例如在星际空间中）。因此原子系统间等级体系的存在及发展水平（假定有的话）取决于环境条件，这些条件决定着微观等级体系的发展或其全部（或部分）的不存在。但如果微观等级体系只是初步地进化，那么在其范围内的一些原子将成为较大上层系统的组分。所以，这样的原子显示了这里所讨论的整体性：它们对于亚原子组分来说是整体，而对于超原子（分子、晶体，等等）环境来说则是部分。

第二节 生物系统（有机体）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认为物理界是完全不同于生物界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通常不过是偶尔提到与自己专业领域毫无联系的——即使有的话，也少得可怜——对方的领域。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出现使这两个领域较为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在生物学内部出现了一元性－二元性问题。随着机械论和目的论方面的争论，这个问题日趋明朗。有些科学家满怀着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建立沟通桥梁的希望，通过将物理学的规律和概念引申到生命有机体领域，研究探讨范畴的分界线，但他们被其反对者指责为“物理主义的还原论”。这些反对者要么支持在产生生物组织方面性质上完全新奇的事物的出现，要么希望看到把生物学概念引申到物理领域。于是，一方面，生物有机体被看作是特别复杂的物理和化学系统；另一方面，物理实体被认为应归因于生存意志（entelechy）或至少归因于“精神”或“灵魂”的种子。

根据自然系统的一般理论并借助于分析物理现象和生物现象的简单方法，物理界和生物界的基本差异可以克服而不必再进行令人生厌的机械论－生机论争论、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异虽不能用这种系统分析方法检查，但可以用结构同型性（而不是同一性）的思想方法来加以说明。同时在重要的组织性的各个方面这些同型性保证了既定现象的统一性。这种新的具有无限潜力的方法就是我们将要在这里探讨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用处理原子的同样方法来处理各种形式的生命有机体。也就是说，我们将探明目前的生物学理论是否允许自然系统的一般理论对“生命有机体”的适用性问题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理论：Ri＝f（α,β,γ,δ），这里的α,β,γ,δ都是独立变量，具有共同的函数Rii（“有机自然系统”）。

Rii＝f（α）（系统的状态特性）

第一个疑问涉及到关于生命有机体的“整体性”和“秩序”概念的有效性。答案是如此明确以致只消用几句话就足以证明。

有机体：整体性

有机体的非加和性表现在处于热力学平衡时其各组分的熵与其整体的熵之间的差别。熵差也可以用信息的“比特”来表示（丹考夫〔Dancoff〕和库斯特勒），即称作信息熵（information－en－tropy．）。事实上，生物组织的真正本质在于有机组分彼此构成的相互联系——仅各组分特性之总和产生不了生物有机体，更不用说个体了。联系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数量相等的同一组分或同一组分的相互联系的最微小的变比也许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一点在生物层次上十分明显。例如，DNA螺旋中的氨基酸链顺序的任何变化会全面地改变整体的特性。此外，甚至连复杂的结构也与涉及整个有机体的许多反应（例如普遍适应症候群的应激反应）一起高度地结合。我不希望在这里介入超自然的绝对的“机械论”和“整体论”的争论中，而且除了考虑整体以外将不论证某些生物反应是“无意义的”。以目前的透视法就足以建立这样的命题：有机体是由相互依存的组分“构成的”（非加和的）整体。并且，现代生物学充分地证实了这一命题。

有机体：秩序

那么，有机体的有序性怎么样呢？秩序涉及到时空结构和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空间秩序指的是有机体的“结构”或“形态”；时间秩序指的是有机体的“功能”或“生理”。在这些概念之间不存在对立。正如冯·贝塔朗菲指出的，“结构与功能之间、形态与生理之间的对立是基于有机体的静态概念之上的。机器中固定的安排能使机器运转，也能使机器停止。同样，预先建立的结构（如心脏）有别于其功能（即节律性收缩）。其实，预先建立的结构与发生在结构中的过程之间的这种分离并不适用于生命有机体。因为有机体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序过程的表现，尽管，另一方面，这个过程是靠基础结构和有机形态来维持的。形态学中被描述为有机形态和结构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通过时空模型的一个瞬间横断面”。

那么，当我们考虑生物有机体的形态时，我们就要考虑一个瞬间横断面（一列“缓慢移动的波”），在横断面上叠加了动态函数或动态模型（快速过程波）。结构中的秩序和过程中的秩序不是不同种类的秩序，而是有机体时空模型的基本秩序性的不同表现形式。首先让我们考虑表征空间显示的“慢波”模型特性的这种秩序，即生命有机体的形态秩序。

生命有机体的形态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对称形态。最早的原生动物门显示了球形对称性：它们的躯体都呈球形，其各部分从中心向各个方向伸展，或者说，其各部分都围绕中心排列。在所有适应于依附性生存的物种中，包括大多数植物，都可以发现呈辐射状的对称性。躯体的一般形态呈圆柱状或碗状，有一个中心轴线，各部分从中心轴线向外辐射，或者说，围绕中心轴线排列。轴线是多极的：它在两端是不同的。就动物而言，一端称为口端或前端，长有嘴巴；另一端是尾端或后端，长有尾部器官（例如肛门）。就植物而言，一端可能长有根，另一端可能长有花。某些生物门类中存在着双重辐射对称性，例如栉水母门就是如此。它不同于辐射状对称性，除了前后轴线以外，还有另外两条轴线，这两条轴线与主轴线垂直并且相互垂直（后两条轴线称为矢铀和横轴）。最后，两边对称性与双重辐射对称性一样有三条相同的对称轴线，不过，因为背部和腹部有区别，有机体仅有一对对称面（侧翼面）。这种对称性是绝大多数动物的特征。双边对称性表明了前端的变异，前端作为潜在头（potential

head）（“头在形成”过程中），长有眼睛和其它的感觉器官，并且集中了神经组织。当个体进化到发达程度时，头颅的形成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这些形态为大多数物种所具有，但通过相关生长，变异也许是可能的，例如，相同的对称部分也许会以长的、短的、扁平的或尖锐的等不同形状显示出来。

如果在生命世界中，结构表示过程，那么有机体形态中的对称性就一定具有功能的意义。韦耳指出，如果“自然规律中固有的全部对称性”对特定躯体来说，除了其位置P的偶然事件外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那么它将采用围绕中心P的球形形状。因此，若悬浮于水中，原生动物门则趋向于成为球形。韦耳借助于下面的思考说明了辐射状对称性：对附着于海底的躯体来说，重力的方向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出现，它使得对称性作用缩小了，从围绕中心P的各方向的作用缩小到仅在一个轴线周围的作用。对于在介质中具有自我运动能力的有机体而言，双重辐射的对称性就是其逻辑形式，因为对它们来说，前后方向和重力方向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双边对称性似乎是最复杂的对称形状，对于有机体来说，这种形式具有功能的价值，因为在趋向于左、右两面之间产生遗传差异的环境中（在双边形状中，只有在这两面之间差异是任意的）存在着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倾向于受到运动器官的对称性所提供的优势的控制：不对称的发展也许导致介质中的螺旋状方式的运动。同时，双边对称性提供头颅形成的有利条件，以致可以预期它能够描绘出一种对生命世界而言最完整发达的形态设计。根据形态样式的对称性，综观进化过程，在组织程度与对称形式的复杂性之间似乎存在着明确的关联。韦耳在论证中用以下事实阐明了这种关联：维持复杂的组织需要能动性，而能动性又需要复杂的对称性来获取效率和控制。

假如各种严格的对称性秩序存在于有机体的形态中，那么同样值得注意的种类秩序就一定表征了有机体的功能。（我重复一遍，“形态”〔结构〕和“功能”〔过程〕，这些概念是对相对缓慢、但单独看又很快的变化的时空模型的表达。）事实上，实在的生长和发育过程佐证了各种各样的对称性。和对称性的组分结合在一起而逐渐生长的例证有叶子的螺旋形排列、树的生长年轮的同心圆或圆锥形的增大、蜗牛外壳的螺旋形状、向日葵的盘旋状及牵牛花的螺旋状的爬行动作等。这些比较“缓慢的波”的模型是对有机体明显活动中更为快速的形式的表达方式。后者的例证充斥着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教科书。我们并不打算重新考察它们，而仅仅是注意（同辛诺持一起）：所有生命有机体，不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多种实际的、显露出来的并为物种所具有的典型形状之功能似乎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最终形状在每一细胞和种子中被译为密码；它们能够控制许多细胞的分裂，由此，发育中的有机体以极高的精确性成长到该物种的典型形态。用辛诺特的话说，自我维持和发展的多种功能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自我调节系统，它被恰当地命名为‘有机体’”。

Rii＝f（β）（生物控制论Ⅰ）

“生物控制论”的定义

现在我们已经提出关于有机体的自调节问题，目前我们理论的有关命题是，自然系统（因此也包括有机体）通过稳态附近的一系列自稳作用而适应其环境。因此，可以把生物的自我调节现象看作是通过对有机体稳态的维持而适应环境的一个例证。

我将主张把有机体作为在其环境中自稳定的开放控制系统来看待，这样就形成一个一致的观点，由此观点出发来考察有机物与无机物的自然组织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一前提相反，直至1955年辛诺特还感到对有机体的自调节的考察本质上暗示着自然界有一种根本的二元性。他设想生命物质是有组织的自调节系统这一事实表明了“生命科学的基础与物理科学的基础是有区别的”（重点是我加的）。在冯·贝塔朗菲认为只有有机体的开放性才是它们的根本特性时，这一区别甚至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论证中（贝塔朗菲一定不会希望受到二元论自然观的束缚）。但这里所采用的理论消除了这种二元论，仅保留基本同型的系统之间的具体差异。差异的产生归因于自然界等级体系上层的高度组织性：从热力学角度看，系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并且越来越依赖于受到严格控制的与环境的关系。处于十分易变的稳态中的自我维持复杂系统为了从环境中输入自由能这一目的，需要系统边界的永恒开放。这决定了新陈代谢的一般机制——分解并同化负熵的输入品以及排泄熵废料的输出品。因此，由于有机体对控制稳定作用的需求，我们把有机体看作是连续开放的系统；而不是由于它们的连续开放性把它们看作是高度组织化的系统。

自然系统开放的程度和持久性是在热力学非平衡中通过自调节使稳态得以维持的结果。由于控制论的自调节是一个普遍的系统特征，所以，这一概念框架通过生物控制论与其他（物理的、社会的）系统中控制过程的同型性显示了自然界的一致性。

大多数有机体的稳定状态并不是完全静止不动的：它们的参量不完全与时间无关。在时间函数中，生物系统采用新的稳定状态。时间界限的变化就是区别胚胎、幼年、成年、老年有机体正常状态的那些变化。在其生命的每一时期有机体保持着合适的稳定状态。因为这些状态自身随时间变化，所以它们只是准静止的。它们借助各种过程维持这种状态，在这些过程中有一些属于“内环境稳定”（“homeostasis”）过程，另外一些则属于“学习”过程。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内环境稳定通过行为的遗传程序维持现存的生物结构，而学习却是依靠基于个体经验的进化的行为模式维持生物的结构。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两类过程归类于“生物控制论Ⅰ”这个总标题下，并将依次对之进行探讨。

有机体：适应性自稳

（Ⅰ）各种内环境稳定

有机体生活在一个隐藏着敌意的环境中，它必须提防可能使其微妙平衡的组分遭到破坏的那些输入。超量的输入，即便是必需的能量和刺激，都可能是有害的，并且对有机体来说，首要的生存任务就是减少和避免偏离它们与环境相互作用所要求的标准。高度适应新环境的细胞和细胞器可能服从温度、pH值、氧饱和度和其它参量的微小变化。有机体的自调节——凭借它，通过适应性地抵消潜在的有害外界能量和刺激，有机体维持着它们必需的恒定性——用坎农最早提出的术语内环境稳定来表示。

内环境稳定自调节可以作为控制过程来理解，这一过程包含了处于不断发展的与外界环境相互交流关系中的有机体。有关约束的特定分布的参数在有机体的控制中心译成密码，这些约束总起来就意味着有机体的正常状态（其合适的准静止稳态）。在进化程度较高的物种中，控制中心的功能在自主神经系统中得到体现。有机体为了维持自身处在这些状态及其附近就需要自调节，所以有机体的自调节是以针对环境的积极行为为先决条件的，而积极行为又需要自主的动力来支撑。后者靠躯体的新陈代谢来提供，因为躯体能够吸收并分解物质，而且为了自调节目的还能利用释放出的能量。相关的环境状态信号必须到达有机体的控制中心，因为正是根据这些环境状态来调节它自己才使得有机体能够达到并维持其准静止稳态。提供信息的功能是由感官感受器来完成的。有机体控制着一个内在能源，所以它不需要通过感受器所产生的信号为自我调节提供能量。一个低能级的外部信号能够被有机体转换为一个高能反应。这代表了一种“信息的或感觉器官的耦合（“informative

or sense-organ

coupling”），在人工伺服机构中它也能实现。由于反应不是由信息所携带的能量决定的，而是由信号与系统内“密码”（规范）的一致性决定的，所以微弱的信号能够与较强的反应相耦合。一个雷达信号能够与操作机械装置的重型马达相耦合；眼睛内视觉神经的一个低能级刺激能够与紧张的肌肉和神经活动相耦合。在每一种情况下，正是输入与系统密码的联系决定着所产生的输出种类，而且通过将输入的相应变化与能源相结合，输出可被放大。内环境稳定如同伺服机一样对输出加以选择，以便把来自系统组织要求的输入偏差降到最小。这就是减少偏差的负质馈过程，它靠密码（“程序”）来控制，并把输入与组织之间的特定匹配作为它们的目标。匹配是由有机体对其刺激所作出的合适的行为反应达到的。饿时要吃，渴时要喝，交配，睡觉等等都是减少偏差的负反馈过程，其目标直接指向信号（输入）与保持有机体正常状态的密码（按遗传程序的准静止稳态）的匹配。

除了直接作用于环境的行为反应外，有些内环境稳定的反应通过对有机体状态的部分和暂时的调整来补偿环境状况的变化。这些都是内环境稳定的经典例子。（图6）例如，如果有机体发现自己位于高海拔处，它的反应也许不是下降到较低的地方（这可能行不通），而是通过刺激红血球制造系统以增加红血球的供应来补偿肺中空气的含氧量的减少。当空气中含氧量正常（也许是通过一个新近的行为反应把有机体带回到通常的居住地）时，红血球就会减少。当环境条件干燥时，情况与此类似。当有机体的水分摄入减少时，垂体后叶激素就被分泌出来，它有抗利尿的作用，并且能通过肾脏控制水份的排出。当水的供应充足时，垂体后叶激素的分泌就被抑制，通过肾脏的排出也加快了。如果几种物质（如蛋白质、脂肪、钙等等）中有某种没有通过正常渠道给予供应，那么体内贮存的这种物质就要释放出来。如果皮肤温度下降，那么较高速率的心跳会通过增加血糖和交感肾上腺的活动产生身体热量；自动的肌肉活动，如发抖，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如果皮肤温度上升，那么就要出汗，而汗的蒸发会降低体温。借助于这样的刺激-

反应模式，有机体维持了内环境的基本恒定。对人类而言，这些包括血压、血液的含氧量（坎农列举了不少于十四种单独指向这个目的的内环境稳定过程）、水含量（水含量与三天之内水的实际摄入量和排出量无关）以及糖、盐、蛋白质、脂肪的供应等等。在内环境稳定中，负反馈激活了反应模式，使得有机体感觉到的输入与其组织需要之间只有最小的误差幅度。

内环境稳定偏差尚能还原的输入的临界值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在拥有发达神经系统的有机体中尤其如此。例如，在界限以内出现这样的输入：一个尖锐的物体深深地穿入有机体的某一部位。如果受伤部分不是致命的器官（例如心脏或大脑），那么自稳定的临界值就未被逾越。在这种情况下，内环境稳定包括治愈过程，或许还包括更新过程。复杂的反应与输入相耦合，例如：某人的手瞬间离开灼热的表面。进一步的信号使得接近伤口处的细胞活跃起来，通过分裂产生数量充足的细胞，而且这些细胞能借助于目前仍未完全理解的过程流向受伤的部位而提供一个表面覆盖层，这一覆盖层比最终需要的要厚。当表面已经形成的时候，随着细胞退至正常密度，这一厚层就渐渐变薄。至此，治愈周期就完成了。

通过非局部性的一般适应过程，由环境所产生的极度紧张也可以被减轻到与有机体的需求相一致的程度。这种情况下的扰动输入称作为“加压者”，而内环境稳定对它的反应是“由特殊的症候群所表明的状态，这种症候群是由生物系统内所有的非特殊诱导变比组成的”。在“普遍适应症候群”中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反应：主要变化，它在形式上及因果关系上都不是特殊的；次要变化，它表明普遍适应症候群的特殊模式。第一种变化引起第二种变化。后者是由三阶段组成的：“警告反应”，“抵抗阶段”，“消耗阶段”。事实上，有机体的每一器官和比学成分都参与这三个阶段的紧张反应。该过程发生在出现“加压者”的情况下，“加压者”相当于种种扰动输入；这种反应是通过感觉和响应使有机体适应加压者的三个阶段反馈过程。例如，如果把身体暴露在严寒（加压者）中，那么肾上腺的皮质首先排出可利用的油脂颗粒，它含有表皮激素（警告反应）；然后，体内充满了数量极大的油脂微粒（抵抗阶段）。不过，如果身体继续暴露在严寒中，那么油脂微粒最终就会消失（消耗阶段）。

压力症候群描绘了一个受时间制约的内环境稳定过程，它减少了特定的输入（加压者）与有机体适当的准静止稳态之间的误差幅度。借助于有机过程的部分重组，它完成了一种匹配并可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此后，加压者被证明是超过了有机体自稳的内环境稳定的临界值范围。

也许内环境稳定形式的最值得注意之处就在于：整个有机体都是由它的一些适应新环境的细胞重新构成的，而且母体有机体的残余部分最终将腐烂（“死亡”）。个体的大量死亡是复杂物种为适应性而付出的代价。然而，繁殖只不过是内环境稳定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一个物种的现存组织依靠错综复杂的程序过程（包括个体的周期退化和周期更新在内）能够维持其个体成员所不能达到的一段时间。衰老和死亡同出生和生长相抵消，物种维持着表示其基因类型的组织。基因所携带的信息严格控制着这些过程，而环境仅仅决定着这些过程的实现。基因携带着全部“指令”以便用适应新环境和新功能的生殖细胞重建成成熟的有机体；于是，在为种系发生的重组提供工具的同时，生长过程在性质上基本上就是内环境稳定。为了通过旧结构的重新组合产生新结构，就必须生产信息，然后加以利用。如果旧结构包含了必要的信息，那么新结构就表现为对旧结构固有程序的实施，但如果以为所出现的结构意味着重组，我们就错了。从如此形成的特殊系统的立场上看，出现的结构也许是新的；但是根据母体系统的密码指令而产生的组织类型并不是新的。因此，生长虽然是发展适应性的一种机制（因为遗传指令的实施是由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但生长本身是一个保守的（稳定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创新的（重组的）过程。

利用沃丁顿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生长和发育分类为同流（［homeorhesis］源于希腊语水流、流动之意）。在同流过程中，不变的不是一个静止状态而是一个流动过程（a

flow－process）。例如，倘若扰动引起同流过程偏离其正常路线，那么它的负区馈控制机制并不是使它恢复到受扰动时它所在的位置，而是使它恢复到如未受扰动它应该发展到的位置。这种流动过程遵循着相对确定的轨线，沃丁顿称该轨线为必然路线（［chreods］chre，指注定的或也、然的，Hodos，指路线）。生长中的许多错综复杂的过程，从受孕和胚胎形成，经过出生和成熟，描绘了程度不同地顺着确定的必然路线前进的同流过程。这种必然路线借助于遗传结构编入生物系统，并且在实现过程中由系统所处的环境决定。因此，表现型是通过基因所携带的密码的相互作用以及它自身所遇到的相关条件从基因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例如，自然选择作用于表现型，而选择的却是基因型（正因为如此，基因型才被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

当我们把同流发育过程置入有机体存在功能的范围内时，它们就表现为有机体内环境稳定的特殊情况。如果一个复杂和生来受时间限制的系统的自我维持包含了退化和更新的交替循环，那么结构的更新过程一定受到系统的控制，而且这些控制在性质上一定是同流的，即，它们必须把过程恢复到其正常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恢复到受扰动时表示过程特征的标准）而使扰动减少。原先稳态的重新建立会抑制更新，并打乱生殖循环的所有内环境稳定。所以，发育系统内的动态多变量调节的复杂过程必须按照功能观点看作是内环境稳定系统现象。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清楚地了解其详细机制的话，那么至少可以清楚地了解其机能。

（Ⅱ）各种学习

我们区分了自稳的生物控制论Ⅰ的（1）遗传程序过程，和（2）从经验上学到的过程。后者可以归入学习这个一般概念中。

传统上的“学习”是指，人们懂得所获得的“事实”、看法和信念并能对其进行回忆，以及相互关联的反应方式。今天，“学习”的含义已经扩展并被置入整体论的有机范围。例如，克劳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学习定义为极其普遍的过程，这一过程影响着人存在的各个方面：学问、智力、兴趣、观点、情感反应、社会的和观念的调整、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各种学习中共同的要素是，学习是由某种形式的能动性支撑的，以这种能动性有机体追寻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标，进而达到摆脱一种处境或一个问题的目的。照这样看来，有机体的处境确被改变了。因此，学习就是“对行为的修正，这一修正是通过对环境关系对个体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来完成的”。

学习过程已经用人工模型容易地研究过了，尽管按一定尺度简单化了，但人工模型显示了动物和人类的更为复杂的学习特性的操作类型。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学习就是通过把系统的状况告知以后的系统从而改变编入系统中的程序（或规范）。“学习机”内这样的改变允许系统通过适当地重新排列其密码而适应这些环境状况。学习机与普通的非学习机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具有维纳所说的“灵活的”（与“死板的”相对而言）性格：它们“向经验学习”而不连续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当然在这里，“错误”指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不能完成编码于系统中的操作，它归因于对实际环境状况的不适应性。灵活的编码（即“动态的程序”）允许系统重新组织其程序以适应通过感受器反馈的信息。因此，即使处于变化的周围环境中（这些环境使得非学习机无效），学习机也能实现预期的操作。

从“死板”到“灵活”的程序范围可以用人们熟悉的例子给予说明。下列各等级可以区别开来：

（1）单值固定程序。例如保持一定温度的冰箱或空调设备。

（2）定值固定时间曲线。例如适合于化学制品、织物等等的逐渐加热或冷却系统。

（3）系列值（以一定的顺序）固定时间曲线。例如具有洗、漂以及甩干循环组成的程序（以一定顺序）的自动洗衣机。

（4）具有由信息反馈决定的短暂顺序的程序。例如依照过程中的每一步顺序协调生产过程各阶段的工业控制线路。

（5）带有由信息反馈决定选择的备用于程序的程序。例如具有“管理”能力的工业控制线路，也就是具有中止程序能力，或者具有在紧急情况下改变程序的能力，或者具有依据工厂中现实情况使过程加快的能力的工业控制线路。

（6）最优化的动态程序。这种动态程序具有按照信息反馈所提出的需要重新编排程序的能力。例如按照步骤上的成功与否修正自己策略的博弈机。

以上列举的这六个等级把我们从一个具有完全死板特性的系统（例如一台预先装配好的空调机）带到一个具有完全灵活特性的系统（例如一台自我改善的博弈机）。每一系统都能完成基本程序中给定的一套操作。不过在变化的环境中，系统越是灵活，它就越能在较大的范围内成功地完成任务。程序（1）到（3）是无反馈系统，不能补偿其外界（“操作领域”）的变化。程序（4）和（5）是负反馈系统，在变化的环境中，它能够借助于改变子程序而维持特定的程序。在程序（6）中还加上了正反馈，在超出最初程序的可行性（即效能）的限度时，它能够发展为新程序以完成操作。这样的系统包含了一个高水平的决策者或程序选择器，它不仅能够识别最适合的现有程序，而且为了迎接环境变化的挑战而在系统的“自由度”内还能写出新程序。学习，就具有这种程序（6），人们常在高等生物中发现它的踪迹。在这方面，人类比其它任何物种更为杰出；事实上也许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学习能力才使得人类与其它物种区别开来，而且保证了人类对其它生物的控制与支配。近年来，已经研制出了具有类似（尽管很简单）能力的人造系统，而且正是因为机器可能进化出更强的学习能力才助长了那些作家的想象力，他们预言了一个机器时代，在这个时代，机器人最终使它们的创造者沦为奴隶。

学习，即使在能够写出新程序的高级形式中也不是必然要有一个通常称作“有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不是以人们精神活动的高级意识为先决条件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在形成新程序以改进那些子程序之前系统必须收到各种子程序获得成功的信息，所以它又是以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为先决条件的。）有时候，学习也许是一个与“心理”过程相对的“生理”过程：即使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情况，身体也能完成这一过程。这种情况属于有机体学习等级的较低层次，而且这种情况——当然同较高级的学习种类一起——也存在于人类中。现在发现的“生物反馈学习”的实际情况提供了这种生理学习最引人注目的例证：“生物反馈学习”就是对某些内环境稳定标准进行适应性的程序重编。心跳、肾功能、血压、血流量、肠挛缩和胃挛缩、甚至胞波可能都服从于有机体从整体上对其环境的适应性反应功能的调节。洛克菲勒大学的N．米勒已经率先完成了关于这方面的实验，并且利用了正增强原理和负增强原理。最初，用老鼠做实验，“为了快乐”而给它的大脑“装上电线”（也就是把电极嵌入大脑“愉快区”附近的神经未销中），然后逐渐过渡到用人来做实验，即把人也诱入一个产生奖赏的网络中（网络告诉他们何时已经达到了目的）。米勒和地在康奈尔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同事们已经表明，有机体能够重组其遗传编码的内环境稳定标准作为优化奖赏频率的手段。虽然不清楚通过什么样的过程，但老鼠及人的受实验者可以放慢和加速它（他）们的心跳速率，可以降低和升高它（他）们的血压，可以减少和增加它（他）们的胃壁内的血流量。低级的学习是在复杂的热血生物体中的生物控制论Ⅰ的一个新的和引人注目的例证。当环境变得有利于生物体稳定状态中的某些种类的变化时，就逐渐产生这些情况：生物体由此把有益的（匹配的）输入增加到最大限度而避免有害的（不匹配的）输入。

对于人类而言，生物反馈学习是最近发现的一种无意识的学习形式，但是与此相类似的东西已经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各种有机体之中。学习，正像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现在所主张的，同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它是自调节系统对环境媒介中的变化的适应。随着有机体数目的增加（因为种和属的繁殖），生存条件更为多变，其风险也更大，有机体的遗传结构日益变得不足以保证其生存。这时，学习就是必需的了。它采用适应性反应的形式，这种反应引起遗传行为模式的调整以便适应现存的外界环境。用索普的话来讲，学习代表着“这样的过程，对多少有点固定不变的自主动作或行为模式进行调整，并且对多少有点死板僵硬的放松机制进行调整，以适应世界上的变化和生存机会”。它基于一个巨大的预先编制好的程序网络之上，在自主神经系统和其感觉运动神经反射弧中使多种多样的反射模式活跃起来。但是，学习意味着将经验习得模式建构在遗传密码模式之上。生物的学习范围从神经系统相对原始的有机体，只能对直觉模式进行较小的调整，一直延伸到具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的有机体，采用理性和审美的顿悟形式进行的学习。索普把种种学习分为五类，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们复盖了从原始有机体到人类的整个范围。

索普所区分的第一种学习过程是习惯形成（habituation）：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变化了的环境中认遗传模式产生行为方式，变化了的环境使得遗传模式成为多余的或不相干的。例如，假如反复的噪声对鸟无害的话，它们就会习惯这些噪声，并且不再飞离。通过习惯形成，有机体保持行为成为经济的和高效的；由此有效地改掉多余的模式。

第二，条件作用：对环境的某一相关特征所建立的行为反应，它是通过对一先于该特征的另一特征的反应而建立的。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条件作用：一类可能存在于亚脑皮层，它是为使先天释放机制活跃起来而通过用某个信号刺激来代替另一个信号刺激来实现的；另一类不可能存在于亚脑皮层，它是靠导致合适的释放体的一系列特殊行为的建立而实现的（“仪器条件作用”）。

第三，试错学习：它包括问题的出现（在食欲行为方面尤为典型，通过改变在此环境下能够完成完善行为的外界状况而使问题出现），“假设”的建立和反复试验的证实活动。布鲁纳和波斯特曼认为，所有的认知过程都包含这样的“假设”（期望），“假设”是有机体在其行为活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较低级的生物种类中不是有意识地接受假设（也并不总是在人类中），不过，假设是以有机体的接受能力为条件的，而且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活动以证实它们如果“来自于环境的信息输入”与“假设”相匹配，那么就证实了后者；如果二者不相匹配，那么就要修正假设，产生“合乎逻辑的假设”。根据过去对假设的证实程度，相互竞争的不同假设的限度，假设与满足生物体需求是否直接相关，以及如果详述的话，它们与其它人的假设的一致性程度，假设也有强、弱之分。总之，由证实了的假设导致的行为模式体现出有机体对新的（或者只不过是新近发现的）外界环境状况的适应性。

第四，潜在的学习（latent

learning）：典型的试错学习，但没有直接的问题作为阻碍通向完善行为的动因。相反，这是一种不需要证据支持的探索活动。许多动物部沉迷于这样的探索中（黄蜂与蜜蜂沉迷于学习其环境的地形，老鼠沉迷于箱子中无食物的迷宫，猴子沉迷于并不指望得到食物的活动中，最后，人沉迷于并不指望得到任何奖赏的活动中），而且它们都显示出通过这样的探索已经学到了东西的迹象，因为它们在重复活动中的表现优于最初的表现。索普认为这类学习包含“顿悟”（“insight”），他把“顿悟”定义为对联系的理解。他接着说道：“那里暗含着所熟悉事物的高度组织化的背景，在这种背景衬托之下，某个需要研究考察的新事物被突出出来。待研究完成以后，这个新的对象对知觉世界来说就是‘固有的’了，像其它事物一洋，现在人们对它已经熟悉，再通过‘转移训练’，今后可能会被忽视。或者在不同的场合以后可能会被利用”。

第五，直接的“顿悟学习”（“insight-learning）；一种在试验性行为中未达到的新的适应性反应突然地产生了；通过对经验的突然的适应性重组解决了问题。”有关这方面的例子，从昆虫到人类，涉及很广：蜜蜂在定向和定位方面表现出了这一点；蚂蚁通过设法绕过其道路上的新障碍物表现出了这一点；鸟在工具的利用能力以及前语言的（pre-linguistic）计数能力方面展示了这一点；老鼠在穿越原先被阻挡的道路从而在迷宫中找到捷径的方面显示了这一点；而哺乳动物，从较高等的类人猿到人类，提供了无法计数的，对每个人都熟悉的实例。所有这些学习过程都表明了从顿悟中获得收益的迹象；考虑到与有机体环境需求的联系，这些学习过程也都表明了对环境中对象之间联系的理解日益增强的迹象。用索普的话来说：“从整体上看，最近几年的研究已经证实……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学习都是与顿悟基本上相同的过程的表现形式”。适应性导致学习，而学习导致对联系之网的某种顿悟，在联系之网中，有机体发现了自我。顿悟，若要充分明确表示它含义的话，成了经验认识的基础。

完善适应性之链通过感觉过程将先天释放机制、动机明确的行为和学习导向智力。皮亚杰强调，智力并不就是人脑的一个独立的、唯一的功能，而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生物在环境中的行为的继续。根据皮亚杰的观点，智力不与本能相分离，也不与试错学习相抵触：它是“精神适应的最高度发达的形式，也就是说，当主体与宇宙之间相互作用的范围超出了直接的联系和暂时性的联系时，就这种相互作用而言，智力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皮亚杰从基本感觉过程和基本行为过程研究了儿童逐渐显现的智力，从而说明了人类智力的发展。在婴儿的成长过程中，新的因素被吸收到先天的反射行为图式中，而且凭借这种手段，逐渐形成高级秩序图式。靠彼此的联系，这些图式逐渐形成了行为的广泛适应模式。（例如，先天的吮吸机制被完善化，而且适应于不同的对象；这些都和身体的运动相互关联，身体运动导致对变化的环境状况更令人满意的反应的操纵和提供。）当儿童将知觉与行为协调起来并按照所期望的结果重复身体的运动时，智力便显示出来。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包含着知觉器官随客观对象的不同而进行的调节，也包括在运动、前景和背景（fore－and－background）图式下为区分它们而进行的学习。于是，在对先天激发因素与外界环境状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过程中，依靠知觉的定型化发展，通过组编“次级图式”，关于形状和大小的意识便发展了起来。通过不断的试错学习，更深层次的图式便被同化，并已，稳定的时空世界逐渐形成为一种自我在其中逐渐独立的环境。

在这种从感官运动神经对知觉刺激的基本反应出发对智力的发展作出的说明中，试错学习扮演了主角，包括问题、假设和检验诸因素。（甚至婴儿的吮吸这一最基本的学习过程也是由一个问题引起的，这个问题是由于在婴儿赖以获得营养的整体环境的结构中缺少某种元素所形成的。）就完善的行为之刺激因素而言，某种基本假设看来是有效的，并且在最初的试错活动中，就能对它检验。根据皮亚杰的看法，试错学习的成功是由主体对要求完善的系统的元素间复杂联系的意识来衡量的。所以，成功是顿悟的一个要素：它导致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联的有关因素的了解。它是欲求行为的结果，这种欲求行为是由内在激发因素所促成的，并且通过完善的行为在环境中追求满足。

智力可以定义为对与有机体同其环境协调一致有关的联系之顿悟，或领悟。皮亚杰的结论支持了这一定义：“事实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每一个联系都有这种特殊的性质：前者并非被动地服从后者，而是通过把它自己的某种结构强加于后者从而改变后

者……。精神的同化作用就是……把客观对象改编进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正是具有主动再现能力的全部行为，而不是别的”。因此，通过知觉与行为，客观对象就被编入行为模式，而且，对象（环境的特性）与有机体的联系就成为可解释的。正像索普一再强调的那样，顿悟就是对联系的理解，这里所包含的联系就是那些与理性有机体和其环境的一致性有关的联系。

目前的研究已经被证明有能力解释对数理逻辑运算的掌握，同样有能力解释欲望－动机念头及其行为过程。比勒（Buhler）、珍妮特（Janet）、雷伊（Rey）和皮亚杰已经搜集了丰富多样的实例，这些例子说明了图式是如何被同化的，通过对察觉到的系统的整合性、可逆性、联合性、同一性和重复性的意识，使得这些系统的完美化成为可能。在儿童时期，这些“分类”是从感官运动神经和知觉过程发展起来的，它通过知觉思维中的想像力向前发展，直到需要在整体图式中把分类结合起来的具体行动。结果，发展中的顿悟把借助特定的联系所表明的种种行为强加于先天反应模式，这些特定联系不仅牵制着在联系之间观察到的客观对象，而且约束主体。于是，顿悟通过借助于问题、假设和检验的试错学习有助于最终完善欲求行为，通过不同程度的直接性导致完善的行为（即系列行为）。当然，这在由感官的需要直接激发的行为中要比在导致对联系自身图式的知觉理解的复杂思维过程中更为明显。（事实上，没意思的思维过程可以存在，而且的确存在，这种思维过程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也要利用在有机体的自我维持功能中本来就有的顿悟和理性。）智力——从我们人类来判断——已逐渐明确化，并且，（从包含在体力及肉体技能中的基本感官运动神经的顿悟，经过在机械性和技术性推理中出现的使用符号代表的顿悟，达到抽象推理，）以连续不断的精致方式逐渐发展，果真是这样的话，在相当大程度上智力有助于有机体的生存需要。

不管学习过程怎样千差万别，从本能行为模式中的较小例证，直到人类智力中深刻的理性顿悟和艺术顿悟的例证，在这连续的一系列阶段中，学习过程仍居于首位。认为智力“只不过是”通过重组先天行为模式经验地适应环境的极为高级的形式并由此进行推论，这也许会导致遗传谬误（genetic

fallacy）。但是，如果不注意下述明显事实也是同样荒谬的：所有形形色色的学习都是作为有机体对其环境逐渐适应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这里的适应并不意味着被动地适应，即一种主体对环境的制约适应；相反地，在学习中以及在生物学中，适应是一个主动过程，它通过适当地改变内源主动模式而对环境的挑战作出创造性的反应。它既包含着“适应”，又包含着“同化”。“任何生物学上的适应都暗含着两个极点。……一方面，它是一种‘适应’，即（按定义）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对有机体结构的一种暂时的或持续的改变。但是另一方面，［……〕任何适应，即使是瞬息间的，都暗含着一个互补极，它可以被称为——用非常普通的术语说——‘同化’极，并且它担负着把外部因素综合到有机体的结构中去的任务；这必定暗含着一种早期结构与晚期结构之间的连续性。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归因于有机体的反应或响应与任何归因于来自刺激（即环境）的压力的反应或响应一样都是对有机体连续组织结构化的表达方式”。皮亚杰补充说，不管有机体的发展还是认识的发展，适应和同化这两极都存在于各个层次的发展中，并且得出结论：“知识是生物适应性的一种特例，这正是按照这个词的最精确的意义来说的”。

这样一来，学习就从生物适应的范围扩展到了有意识的认知领域。但是，学习不是物种进化的适应，因为有机体在其一生中所获得的知识——不论被证明是多么地有价值——不能传递给后续的各代。这里所讨论的种种学习都是对有机体的基本功能——心理的和行为的——的参数进行的暂时性重组。就新模式而言，只要存在着确定的增强过程，借助于学习所获得的重组通常就会延续下去。由于不可遗传，变异不会影响基因型，而且当站在物种的立场上观察时，后者一般属于保守领域，而不属于创新领域。

奥巴林说：“发生于原生质中数万、数十万的比学反应不仅彼此紧紧地及时协调起来，和谐地组成单个系列过程，不断地重现它们自己，而且整个系列都指向单一目标，指向与环境介质状况一致的生命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连续不断地自我保护和自我繁殖”。这段话刻画了生物控制论Ⅰ的所有内环境稳定的特性。他的话重申了以下论点：有机体作为一个有序的整体适应性地维特自己处于与其发展层次相称的状态，它不仅通过有目的的行为反应，而且通过对其结构参数和行为参数进行有限度的暂时重组，以补偿持续不断的扰动，从而相对于这种环境的扰动而作出修正。

Rii＝f（γ）（生物控制论Ⅱ）

有机体：适应性自组

内环境稳定表明有机体依靠负反馈的自调节而适应环境，这种情况由遗传密码所控制，代代相传下去。这些密码代表了有机体的规范和其固定的内部强制约束所决定的参数。学习，通过新的和灵活的行为模式，能够引起密码的暂时重组；不过，这种重组是不可遗传的。它们代表着只要成功就能延续下去的新的操作程序，而且具有维护其周围现存的有机结构的功能。以机器类比，它们是“最佳化动态程序”的例证。这种“程序”含有已写的程序和改写的程序，使得机器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对于种系发生，我们碰到了一个不同的生物控制论过程。这时，重组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不仅仅影响着程序，而且影响着系统的实在结构。一个充分自组的机器会使自己进化，而不只是使其程序进化：通过逐步修改其本身基本的组织原则，它会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应性更好的机器。这样的机器目前尚属理论，还不是现实。但是，生物系统却都是这种机器。生物系统重组自己的基本结构所经历的过程就称为进化。它是由经受自然选择检验的生物突变所组成的，它不仅在有机体的行为模式（和“顿悟”）中完成变革，而且在其基因中完成变革。

进化过程如同学习过程一样，是正反馈的偏差放大过程，在适应外界环境状况的需求时被激活。具有发达神经系统的有机体的短期适应产生学习现象；就具有足够丰富的遗传信息库的所有种系来说，长期的适应导致种系进化。马鲁耶马列举了发生于种系进化中不少于四种的偏差放大的正反馈过程。第一，在生物突变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正反馈过程。不管是偶然的还是设计好的，一定类型的环境选择会有利于某些类型的突变体。而这些突变体又有利于环境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决定着新突变体的生存力。这样，一种循环作用就发生了，它扩大了最初的偏差。第二，存在着种间的偏差扩大。某种突变体提高了的保护能力要求提高捕猎者的察觉能力和追捕技术。而这样又使突变体具有更强的保护能力，如此等等。处于食物链中的各种物种的能力相互增强，而且会一代一代地增强下去。第三，种内选择可以使偏差扩大。某些个体也许喜欢特定种类的刺激，导致了选择特定种类的配偶和协作者。通过对这些刺激产生更多的反应，种内的成员就能够扩大最初的偏差，这种情况可以在为了交配和协作而入选的偏差型个体中找到，并且还会产生更多的具有如此特性的后代。这样的选择也许是天生具备的，也许是在驯化条件下形成的。（在生物学中，马鲁耶马举出了当代美国文化偏爱具有不正常的长而细的双腿之女性作为后者的例证。）最后，近亲繁殖也能使偏差扩大，因为近亲繁殖的种群的特征在后来的各代中能被放大。倘若家族不进行异族通婚，那么每个家族都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种族，从而扩大其差别性特征。另一方面，杂交繁殖在消除特定特征的压倒趋势中具有稳定的作用。

人们很容易地注意到，所有这样的正反馈偏差放大互为因果关系的过程都涉及到个体群，而且也很容易地注意到，因果关系的过程包括连续的世代之间，个体与环境之间，或者不同物种种群的成员之间的偏差的放大。遗传性偏差放大并不是通过特定个体发生的，也不会在特定个体内发生。任何特定个体只不过是互为因果关系过程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共同产生该放大过程的一组组分中的一个。就这点而论，个体本身并没有控制过程；虽然进化结果体现在种群的每一个体成员中，但只有种群才在进化。

种系进化的整个过程导致了具有更好适应性的物种的出现。从种系发生的观点看，生物物种通过产生最佳地适应外界环境条件的组织类型使它们自己适应环境。种系进化是一种朝向组织结构的有选择的进步，这个组织结构能够对付环境中所有可能类型的波动。这样的组织结构只有通过生物突变（不完全的遗传复制品）才能实现，这种生物突变要经受生存（自然选择）的检验，并伴随着这样的结果出现：适者——也就是对现有外界环境最好的适应者——生存和繁殖。这里的术语“适者”和“自然选择”具有特定的含义。“适者生存”不等于是“幸存者生存”，即一种同义反复，因为我们对“适者”的理解是，具有特定层次的适应性组织结构的有机体。事实上，正是由这种组织结构才使得“适者”趋向于比不太适应的有机体能够生存更长的时间，能够更为广泛地自我繁殖。“自然选择”不是淘汰不太适应的有机体的蛮横的外部力量，像在古典达尔文主义中所描述的那样，而是意味着一个适应性的系统－环境过程。用杜布赞斯基的话来说，它“不能比作一个筛子，但可比作控制系统中的一个调节器。生命物种的先天才能接受并积累它生活环境中的挑战的信息。进化的变化是对环境挑战作出的创造性反应”。自然选择对能够作出创造性反应的突变体的保护超过了对其它未受到同样挑战的物种的保护。因此，适应就是接受环境挑战的状态：在有机体内编制控制它必须生存在其中的外界状况的编码。

适应状态并不能把有机体内的能量在结构上的均衡扩大到最大限度。导向增加热力学平衡状态的适应性既不能解释有机生命从无机物中出现（后者比前者更稳定、更均衡），也不能解释已观察到的、整体上不可逆的有机体进比过程（在那里，较简单的有机体一般地比热力学上极不可能的复杂有机体更为稳定）。相反地，在现在的用法上，“适应”（而因此“适合”）意味着有机体的控制稳定性的最大限度，即其应付环境的能力。

尽管有极少数例外，适应性的进化包括结构复杂性的增加，这可以依据负熵或信息量来测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进化不只是有机体形式的一种变化，而是有机体形式的一种复杂化。正如冯·贝塔朗菲指出的：“进化朝着更高级组织结构的一般发展……是一个现象学事实，也就是说，是一个关于古生物学的记录问题。这种朝着更高级组织结构的转变既不是一个对主观价值判断的表达，与生机论也没有任何关联，生机论是一种尽善尽美的驱策力或其它抽象的推测；它是关于事实的陈述，可以用解剖学、生理学、行为学、心理学等等学科的术语来详细地描述”。

因此，由于适应性的重组趋向于导致有机体结构的复杂化，所以它既包括典型的进化有机体的结构稳定性水平的全面降低，又包括对付环境变化和挑战的更强的有机体功能。（这种降低结构稳定性和提高控制稳定性的倾向已在图2’中作为自然系统进化的一般特征给予了说明。）结果，我们得到了较脆弱的但较有效的较小种群，它们通过高度发达的控制功能来补偿其结构固有的不稳定性。用控制论的术语来描述，进化可以被看作是生物控制论Ⅱ的一个过程，它使得在有机体的实际外界处境中对生物控制论Ⅰ过程的展开完善化。（图7）所以，人们能够坚持认为：进化包括普遍不可逆趋势，并使我们避免了目的论的谬误。

随机突变和随机自然选择的所谓“打字错误”理论，虽然提出了关于进化的统计理论依据和相反的“目的论”或“内部指向”的进化观点，但仍然是由于对种系适应过程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过度偏信而走到了极端。它们可以由基于下述基本公式的理论来取代：

外部压力→内部约束＝适应性自组

该公式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自然系统。这是整体论的系统观点，可应用于变化环境中的适应系统种群。适应成为进化的关键功能，且没有在整体上假定该过程的随机性。比较而言，进化是系统种群和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由种群的适应能力来控制。随机突变的基本概念和随后发生的自然选择的基本概念都未被抛弃，而是被综合到进化系统种群的整体论范畴中。

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确信，随机突变和随之形成的自然选择的基本范畴是不可证伪的。这些达尔文主义概念也许被看作是任何关于进化的科学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不可证伪性应归于如下事实：每一种这样的理论都必须考虑环境对有机体生存的影响，以及不同有机体的不同生存潜能明显地起因于所继承的先天结构的变异。这样的变异不能归于环境中的原因因素，否则，就将不得不承认目的论过程：结果（突变）就会居先于原因（选择优势）。然而，有时被达尔文主义者所漠视的却是，相对于选择优势的突变的随机性对于产生更加适应的物种来说决不是一个无效的过程：随机突变补充了包含于种群中变异所需的材料，并且，即使选择进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随机突变也将使种群不缺乏可利用的突变体。因此说，随机突变是连续变异的保障，在和自然选择、基因重组和处理环境问题能力的进化结合后，它将被证明的确是控制系统适应性进化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

由赫胥黎提出的“科学的发展模型”（1953年）现在看来似乎在种群中实现了，而没有在由休厄尔（Sewell）、莱特、沃丁顿、勒内·托姆和其他人倡导的数学理论所探索的个体中实现。在这里，有机体整个种群的适应性可以用复杂的拓扑概念来考虑，如“拟合表面”（“fitness

surface”）或“外成表现”（“epigenetic

landscape．）。环境（“拟合空间”）与显型的相互作用、显型与发展的“表层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通过“表层空间”与“基因型空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复杂适应过程的动力学，凭借该过程，有机体的种群对其环境中变化着的外界状况作出创造性的反应，并使得在显型和行为模式中所表现出的内部约束发展起来，变得比原先的有机体形态更有能力对付相关的环境波动、关于该过程的精确数学模型仍需在细节方面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对详细机制的认识目前尚未解决。但是，生物进化的一般系统现象已经能够清楚地加以概念化了。它似乎是一个适应性自组过程，靠这样的自组，生物系统的种群使它们自己适应于环境，并且使环境适合于其内部约束，这样就把它们自己逐渐地组织到更复杂、更脆弱但控制性更稳定的状态上去。

Rii＝f（δ）（整体性）

有机体：系统内的等级体系

即使最简单形态的生命有机体也是极为复杂的。丹科夫（Dancoff）和库斯特勒通过把原子作为基本的建筑材料，考虑需要多少信息才能（1）选择组成有机体的全部原子，和（2）确定在体温下热振动所允许的精度范围内所选定的原子的位置，从而计算出有机体中信息的比特数。他们发现，大肠杆菌——一种简单但自足的有机体——大约包含了2×10个原子，他们还发现，每个原子的选择和确定需要24．5比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构造细菌所需的比特总数竟达5×10。不过，这是上限，因为它忽略了由排列成分子的原子所引起的所有约束。经过对这些约束作出修正，大肠杆菌的信息含量总计达到了1×10比特。使用类似的方法，人类有机体的信息含量为2×10比特。作为一个下限，一个无冗余的自足有机体能够建立在10信息比特的基础之上。不过，冗余是所有自然有机体都具有的特征。但就是这样也相当于一连串的1000个双向选择，或者说，如果该有机体作为整体从原子不同排列的可能性中挑选出来，那么一个简单的选择就有2种可能性。在一个把组分混合起来的随机过程中作出这样一次选择的几率是10！

这就提出了如下问题：地球表面的自然条件所允许的时间跨度是否足以容许在原始化学“汤”的偶然联系基础之上进化出复杂有机体。因为获得这种复杂生物系统的几率远远超过了由天文学和地理学证据所显示的时间跨度所允许的数量级，所以在这一点上，无条件的随机混合假说陷入了困境。然而，当我们把系统作为有序整体，以补偿变化的功能适应其环境，并且认识到原子和分子都是这种系统时，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更为保守的时间估计。根据西蒙的假说，系统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潜在中间稳定形态的数目及其分布，有机体的进化与可利用的自然时间长度相～致。尽管由于在生命形态的起源和分支中有许多未知变量，精确的时间不容易计算出来，但很明显，自然界通过利用原有的稳定系统作为建筑材料，并且在有利的条件下把它们结合为高级的稳定联系，从而能够相当迅速地构造复杂的结构。虽然倘若条件发生变化这些联系会中断，但混乱状态会中止于可抵抗扰动的下层系统层次；而且，由此可以继而形成系统间的新的联系。

基于这些完全实际的考虑，我们认为人们愿意仔细考察的每种有机体都将展示其结构中的等级秩序。情况的确如此。各种有机体通过将系统综合为更高级系统而被构造出来，而且，这些高级系统又综合为更高层次的系统，直到我们遇到的作为整体的有机体为止。每个下层系统都发觉较高的系统强加于其行为上的约束，结果，整个有机体的功能行为通过连续的等级组织层次支配着它的所有部分的行为。

有机体等级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每一新的层次上都出现新的特性。只有当某一层次的特定结构构型被置于系统环境中时，这些特性方才显露出来，而这一系统环境又界定了下一层次：例如蛋白质中酶的活动不仅取决于氨基酸的顺序，而且取决于在有机体内建立的合适联系——合适支撑物（templates）的存在。格罗伯斯坦得出结论，新特性的出现与有机体等级秩序内的组合一超组合的转变有关。在较高层次的组合（或者说高级层次系统）中，组分定型的联系构成带有关系转换信息的构型，而不构成较低层次组合中的组成部分。因此，“生物系统中的等级组织……由精致而错综复杂的秩序的微妙排列刻画其特性，层次与复杂性稳定地增加，从而再生地导致了自然发生的特性”。（图8）

有机体：系统间的等级体系

自然界系统的等级体系并不中止在单个有机体的界面上：它继续深入到环境中。后者可以包括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贯穿的集合，在其中，下层系统都是共同行动的单个有机体。所有种类的有机体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它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它们的范围从沙漠和北极地区中的原始群落一直到人类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就它们自身的条件来看，它们可以无可争辩地被看作是自然系统，这表明它们在特定组织层次上具有整体性、自调节能力和等级关系。

第三节社会系统（人类社会）

在最近几十年中，人们对与有机体合为一体的环境系统特点的认识日益增长。我们目睹了生态学和生态系统分析的兴起，看到了将功能主义作为其方法和概念范式的社会学以及论述“结构”转化的文化人类学。要在一本涉及大量论题的著作（如本著作）的某一节内容里对这些发展作出详细阐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支持提出的理论，我将把讨论限定在某一领域，也就是人类的社会关系领域。（在目前的文献中，人们已经极为丰富地提供了关于生态系统的系统本质的证据；后面的第十四章将论及这些题目。）

理论：α，β，γ，δ），这里α，β，γ，δ都是独立变量，具有共同的函数Riii（“社会自然系统”）

社会哲学家一直在探究人类社会的本质。有些人认为它是一个为了相互的帮助和利益而由有自主权力的人参与的联盟（例如，卢梭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个人自愿放弃个人的主权以换取安全和需求（例如，霍布斯）；更有人把它评价为由社会的人所形成的基本联系（例如，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随着社会学理论在孔德的著作中出现，社会在本质上被认为是某种实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模型和均衡模型以描述它的内部和外部状态及变量。然而，普通常识阻碍着人们去探讨看起来仅仅是个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而人本身就是实体，所以“社会实体”的最初模型就在与生物有机体相似的基础上得到了维护，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在生物学领域内产生的概念引入社会关系领域。虽然斯宾塞强调“国家与生物体之间，除去它们共有的各部分间的相互依赖外，不存在相似之处”，但他坚持认为“社会有机体”是把社会作为单独的实体看待的最有说服力的方法。他与“唯名论者”的主张进行了斗争，“唯名论者”认为社会只不过是一些个人的名字集合而已。“由于把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带到了另一个领域，唯名论者也许会断言，就像一种物种，只有其成员存在，离开了其成员就不会存在一样，社会只有其组成单位存在，否则社会的存在只不过是语词上的”。然而，斯宾塞希望“始终如一地视社会为一实体，因为社会虽然由分立的单位所组成，但在贯穿整个占有区域的单位中的排列之普遍持续性却暗含着它们聚集中的某种结合”。

这种从空间内聚性和时间持续性到社会现象领域中“实体性”的比较朴实的推理，已让位于最近在社会学理论中较少唯实论但正在探明实体真相的方法论的研究。赖斯指出，“科学方法使感性材料概念化，而且把这些材料作为仿佛是真实而确切的实体来对待。这种方法论过程像很多科学方法一样，基本上是虚构的。它的合理性只能从它导致的结果中找到。所以，对于科学家说来，探讨社会团体就像探讨一盎司以太一样地有确实根据，只要科学家能够用这观念来做进一步的事情”。

不论社会实体是从方法论上概念化的理论实体，还是“本质上”就是具体的真实存在的事物，当代的社会理论在本体论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然而，日益增多的研究人员现在清楚地认识到观念的相对性，这种观念导致了仅把中等尺寸的实体视为“事物”，而把宏观实体和微观实体看作充其量也不过是理论实体（沃里纳［Warriner］，坎贝尔等等），并且，任何社会科学家都很少拒绝把“实体性”赋予社会的组成单位。得益于一般系统论的发展——一般系统论视系统本身为尚待研究的实体，而不考虑它们的材料、起源及组成部分的本质——当代的社会学产生了功能主义和与欧洲大陆学派有关的结构主义。古尔德纳指出，“社会学中功能理论的理性基础是‘系统’概念”。由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阴影残存于现代理论中，所以这个概念的本体论解释仍有讨论的余地。然而，很清楚，除非我们承认在系统模型可适用的经验现象领域内存在着事件和联系，系统模型才保存纯粹形式上的特征。因此，例如，如果社会学家声称他们的模型具有相互依赖和自我维持的特性，那么他们必定意味着模型解释的人类关系网络显示了这些特性。换句话说，模型和现象在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面是同构的，提出该模型的根据就在于这些战略方面。所以，我将得出结论：在社会学探究中，不仅谈及理论系统而且谈及具体系统是富有意义的，尽管也许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的那样，对具体的系统进行直接的观察是不可能做到的。研究工具仍是理论系统，不过，其正确性要由具体系统来决定，理论系统为具体系统作出解释。

α）（系统的状态特性）

社会：整体性

我们需要社会系统的内部状态变量：它们的内部特性。通过表明相反的假定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能清楚地回答这一问题。一组仅仅由空间或机械邻接物连接着的客观对象只不过是一堆或一团——虽有外部联系，但却是相互独立的——东西。因为它可以通过单个组分之总和来作适当的描述，所以它是一个加和性的合成体。减去一些或增加一些对整体的特性都没有影响。垃圾堆、零乱的顶层阁楼、粘在一起的两本无联系的书的书页等等都具有这种特性。每一部分都可以从它本身获得了解，而考虑其它部分既无补于事也无必要。纯粹的加和性排斥“系统性”。正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不能应用于原子或有机体层次上的任何自然组织。但它是否可能应用于社会层次上呢？

倘若社会是一个加和性实体，那么通过对其各部分，即人类个体本身作出分析，这个社会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对于固体的结构、组织状态、经济、法律、政治及其它的实体和网络的任何涉及都将是既无用处，也无必要。而且，不管涉及到的数目是多少，增加或减少若干成员，对分析的结果都无影响。但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整体趋势直接同所有这些假定相矛盾。我们可以将它们与帕森斯的陈述对比一下，“成功的动态分析最基本的条件从整体上看就是连续不断地、有系统地涉及与系统状态有关的每一个问题”。社会行为总是在社会系统的范围内被解释的，它具有某些系统的、自身“不可还原”的特性。其中最常提到的是“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和在某联系中“保持均衡”。“系统最一般、最基本的特性就是部分或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秩序一定具有自我维持的倾向，这种倾向通常用均衡概念来表示……”。社会的非加和性，即整体性，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具有充分的记载，并且，坚持诸如“系统”和“特性的不可还原性”概念的有效性是其得到认可的一个合理标志。

社会：秩序

像其它学科一样，各种形式的社会学本质上都是对模型和秩序的把握。模型可能是一种不考虑时间因素的“空间”模型，它是一组能够共同持续下去的相互关系。倘若那样的话，它就界定了所研究的社会系统的（相对静止的）形态学。可是，模型也可能是一种事件历时秩序，它包含在其组分的下层系统的状态改变中反映出来的连续变化；这些模型界定了系统功能中的动态秩序。好了，如果在时间和空间上（这里意味着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社会系统是无序的，那么当讨论形态和动态的特性时，社会理论家就会创造出想像的秩序，而且将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样的理论框架是不能应用于实际社会系统的。但是，尽管人们承认关于社会实体的任何系统模型都是一种理想化，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不能应用于它要作出解释的社会现实方面。只有当（理论）系统的假定形态与一组相关的社会关系中持久的模型有非偶然的同型时，当系统的动态秩序与人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的模型同样地同型时，它的解释才是有效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不可能存在关于现象的科学：某些参量必须保持恒定，即在转化中保持不变。这些常项及不变项提供了系统的组成元素，根据这些元素，理论结构就能被建立起来，描绘出研究中的涨落现象。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描绘是适宜的，而且对现象作出了解释，所以要么现象在相应的方面是有序的，要么描绘就是不正确的。正是由于科学的假定，包括目前的社会理论，某些理论的描绘才是正确的。因此，果真如此的话，现象就一定在整体上显示了分立元素的秩序。

社会系统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功能的特定模型都是各种社会关系理论探索的主题。各种理论或直截了当地或含蓄地共同使用着如下假定：理论都正在论述一组（相对）有序的现象。这一事实是这里所要强调的重点。它有说服力地确立了这里所讨论的关于社会系统的系统状态特性。

β）（社会控制论Ⅰ）

“社会控制论”的定义

我们可以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发对社会系统进行分析。第一，从形态上分析：在这里，我们正在考虑系统的结构。“结构”“表明系统的特征，从某些对整体有重要意义的方面看，我们可以把系统看成是该理论问题中在其它有重要意义的元素的行为的一定变异域里的不变的东西”。所以，定义系统的结构就是要揭示它的内部状态描述。分析社会系统的第二个方法是以其动态功能为中心的。给予系统以特定形态结构的一组内部约束与外部因素、“输入”和“输出”（即扰动和反应）是有关联的。

功能分析最初的理论意义在于使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那些由结构的相对恒定性或‘给定性’（‘givenness’）所决定的因素和那些由系统外部的周围环境的给定性所决定的因素”——联系起来。所以，定义系统的动态功能就是要揭示使状态描述与输入－输出功能描述联系起来的一种描述。这样的描述构成了对社会变体做系统－控制分析，或称“社会控制论”。

经过研究的系统的开放性概念隐含于对社会控制论的分析中。封闭的控制系统必须用其内在的一些约束来定义：所有过程都由这些约束控制。但是，开放系统涉及到环境干扰，并且其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它与其环境中相关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帕森斯指出，依据经验，社会系统被设想为开放系统，并经历着与周围系统进行交换信息的复杂过程。

可是，问题出现了——关于社会系统的环境问题。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并能发挥效能的那些实体是什么？再次引用帕森斯的话（他始终为社会理论提供了最清楚的系统分析），环境本质上是系统的，包括文化和人的系统，有机体的行为系统和其它下层系统，以及通过有机体作为中介的自然环境。社会系统最接近的分界面是文化、人和有机体，而不是自然环境：后者被基本的社会下层系统——生物有机体——作为媒介。这样，社会环境被解释为决非永恒不变的：例如文化规范在发展，人和有机体在连续的但各种特性的复制并不完善的演替过程中彼此更迭。因而，社会系统发现自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并面临着抉择：要么尽力维持自己，要么经历也许是不可逆转的更替。不过，控制机制明显地存在于社会系统中，因为它们将自己维持于动态环境中。这些机制具有明显的对付变化的能力：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它们能够保持现存结构的参数，而且在超过了这一范围时，系统将开始一种积累式的过程，使它逐渐地远离其习惯模式。我们正在论述社会控制论的负反馈和正反馈过程：在系统控制能力的限度以内，负反馈机制保持其现有模式，超过了这个限度，正反馈发挥作用，并使系统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以上谈了两类主要的社会控制论功能。帕森斯把它们分别称为平衡（或模式维持）过程和结构的变化过程。前者相当于我们的一般系统的变量（β）：依靠在动态稳定状态附近的自稳而带来的适应性。后者与变量（γ）有关，随后将予讨论。

社会：适应性自稳

社会学家（例如，佩雷，帕森斯，亨德森［Henderson］）在内稳态的稳固状态的意义上使用平衡概念，而通常不在热力学平衡态的意义上使用它。因而，假如某些联系保持“在平衡中”，它就是稳定的，一个高水平的组织——从热力学上讲，它的存在是极不可能的——仍会被这样的理论家认为是一个平衡状态。个体集或下层系统集之间相互的需求满足（need－satisfaction）提供了平衡的例证。事实上，该概念唯一的规范意义涉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连续维持的习惯模式而不管这些模式可能是什么。因而，平衡状态就是稳定状态——在扰动的一定范围内维持的稳定状态。

因为，无论在怎样的限定意义上，无论在什么时间周期内（假如时间周期比系统遇到的扰动的频率更大），都有可能谈论维持现状的社会系统，因此就有可能谈论维持系统模式自我平衡的社会控制论过程。由于在上述意义上的社会系统的持续性已被广泛地承认，所以社会理论的两项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阐明功能的机制，系统靠这样的功能机制对变化的因素作出修正反应。（第二项任务就是阐明系统在扰动的冲击之下是如何变化的。）因此，毫不奇怪，动态分析应当使它自己与模式维持和结构变化这种互相关联的过程联系起来以解释变化的力量，它们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结构中变化所依据的因素，以及在系统中和通过系统所导致的反应。

负反馈维持的模式能够追溯到系统内的大量控制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参看李嘉图的作为经济波动标准的“自然价格”）和法律、政治及道德的约束。这些因素合成为一个制裁系统，易于把社会行为引导到预先存在的通道中，并借助于修正措施减少偏差。我们必须把这些控制要素视为系统的部分，以免在回答是什么支配这些控制因素等问题时要作出无限的让步。因而，人们把社会系统想象为自调节的、模式－维持的控制的开放系统。人们可以从系统的整体观点来分析它们，而且如果那样的话，人们就将讨论信息流通道、反馈、存储器、部分或下层系统的通讯、接收器、效应器等等。或者，人们能够把控制分析为对部分的一组约束，倘若那样的话，人们就将讨论个人的价值和目标、接收程序和因素、社会生活的一致与安全。两种分析方法之间的区别就是分析赖以实施的层次上的差异。在系统层次上，分析取社会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取个人作为相关的部分或组成元素；反之，在人的层次上，分析则取个人作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取社会作为他们的相关环境。虽然由研究者给予控制因素的标记会随着他们的分析层次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两套标记都表示减少偏差的负反馈机制，而这机制是为了维护现存社会价值和制度的，社会控制论的。如果缺少这样的控制，社会就会被环境中的每一次变化推入不受控制的变化道路上去。

虽然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是主要现象，但应变能力也同样存在。社会究竟在变化还是在维持现状取决于其控制手段是否有能力对付环境的变化——通过内部调节使变化缓和下来，或者取决于为对付扰动是否需对制度结构和价值结构作出根本的重组。从自稳定的负反馈到自组织的正反馈的转换与自然系统各层次中的控制过程是并行不悖的。例如，通过用一般术语“被建立的”来代替社会特有的“习惯化的”术语，帕森斯的陈述可以同样应用于社会、生物和原子系统：“系统的控制手段是足够充分地把系统一直维持在某一方向上严格规定的一组定点：超过了那一组定点时，就存在着一种趋势——变化的积累过程开始，产生逐渐远离习惯化［→‘被建立的’］模式的状态”。

Riii＝ f（Y）（社会控制论Ⅱ）

社会：适应性自组

巴克利清楚地认为，当代社会合适的模型是一个能够把改变它自己的结构作为其生存条件的开放系统。这样的“复杂适应系统”不仅对外是开放的，而且“对内”也是开放的，因为系统控制着不仅能使系统自调节而且能使系统自定向的调节机制。换句话说，巴克利主张一种既具有自稳能力又具有自组能力的社会系统模型：“构成越来越复杂的适应系统的进化的基础的范式开始于潜在地变化的环境这一事实，这一变化着的环境的特征是变化具有约束性；开始于一个现存的适应系统或组织，这个系统或组织在较高层次上的持久性和精致性取决于把某些环境变化和约束至少在半永久的基础上成功地摹写到它自己的组织中去。为了把与系统存在有关的典型的外界环境状况摹写到它自己的结构中，这样的复杂适应系统控制了必要的机制。一个良好的适应系统会有选择地与其环境匹配；在这过程中，系统逐渐地发展起来，而且结构变得日益复杂，行动变得日益有选择。

“复杂适应系统”模型适用于（像巴克利本人指出的）自然等级体系的不同层次的系统。社会系统就是它的一个特殊变体，显示其层次的典型特征和典型流体，即与其内部结构（下层系统）的本性和其外部环境（上层系统）的本质相应。社会学的探究集中于这些系统和其特征，尤其要探究引起变化的原动力的来源，这些扰动对习惯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结构适应性的一般影响。

帕森斯列举了结构变化的外部来源和内部来源。外部来源包括从个人、有机体和作为系统组分的文化系统（注意，他把这些看作是组成系统的环境）引入系统的扰动以及发生于其它社会系统中的变化。就一个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而言，后者最重要的是其他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因而，假如国家的压力来自于个人和文化系统而不是来自于社会系统及其制度内部，国家的压力和国际的压力就可认为是变化的外部动力。社会系统及其制度则是变化的内部来源，即应变（strains）。

通过结构重组的应变调节仅仅是现存系统的组分为了获得最大的稳定性（“平衡”）而进行的一种调节形式。然而，因为反应系统并不包括变化来源，也不能控制其发展，所以对变化着的环境的反应构成了对社会生存能力的真正检验。因而，处于易变环境中的社会系统的生存首先取决于它对付环境变化的能力。所以，对付变化意味着靠调节的控制手段抵消由此进入结构的扰动，或者意味着对结构的基本参数进行重组。后一种过程据说是作为适应性系统看待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就这样的系统而言，控制论的术语是超稳定性。因为现代社会系统通过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能够补偿环境的变化，所以它们就被证明是超稳定系统（社会控制论Ⅱ）。

当把超稳定社会系统与同样超稳定的学习系统比较时，超稳定的社会系统与其它超稳定的系统之间的相似性是十分惊人的。一个学习系统——无论起源于生物的还是起源于人工的——都有能力在其输入（“经验”）的基础上重组其认知结构。它不仅通过将扰动与自己原有结构同化，而且通过发展自己以对付新的情况，并以此对环境中的变化作出反应。卡德瓦拉德认为，许多形式的社会组织通过学习与改革显示了超稳定性。可以用控制论的术语——如反馈机制、输入接受器、信息通道、存贮器、决策装置和效应器等——对其组分进行分析。既然超稳定性——通过自组而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特性——是大量系统所共同具有的，那么，这样的分析就显示了社会系统整体上独立的特性与其它场合的自然系统（乃至人造系统）的类似特性之间的同型性。

结构的变化可以被想象为社会系统规范的文化的变化（帕森斯），这种变化在这里起基本固定力或内部约束力的作用，它规定了系统的典型参量。这些力——也就是系统的文化及制度规范——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在社会系统等级体系的最高控制层，变化影响着最重要的价值系统，而且，从这里开始逐渐地向较低层次扩展，一直到达个人角色层，影响其行为和动机。现在，我们把有利于变化或阻碍变化的错综复杂的机制和这些机制与各种类型的扰动的联系放在一边，转向讨论关于变化的普遍影响的决定性问题。就超稳定适应的社会系统的进化而言，我们可以对此作出重要的概括吗？

尽管经典的进化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弱点，许多社会学家们确信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专门化”和“复杂化”的概念现已由“分化”概念所取代。不过，为了理解社会系统中进化的自组倾向和过程，其内容仍是有意义的。

“功能分化的过程是社会变化的基本类型之一，而且具有进化的特征和含义。在与该类型系统的联系中，它包含了更多的日益增大的复杂性——例如这一事实：对资源的灵活的自由处置依赖于这样的分化。对于散乱结构内的控制而言，这种依赖需要更高秩序的结合机制来代替与市场、权力系统等等有关的更为专门的控制过程”。通过逐渐地分化，社会系统就从相对原始的亲属关系社会向复杂的现代社会进化。在相对原始的亲属关系社会中，主要角色位置在归属的基础上分配，而且劳动的分配主要是根据家庭单位和亲属关系单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主要角色位置被制度化和组织化地安排在特定的明文规定的和组织化的框架中，在整合的社会系统中，这些框架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相互依存的和共生的。

分化是社会系统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同的社会与这种发展的主要阶段相平行，即并不是说不同的社会在相应的阶段产生相似的制度结构。在社会逐渐分化的过程中，特定结构的社会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偏差，艾森施塔特提请人们注意部分未分化或“退化”的情况，部分或参差不齐地分化的情况。然而，正如他指出的，在分化的任何层次上各种整体化的标准和制度模式并不是无限制的。任何一个领域内的分化层次都为社会系统其它领域中的某些分化层次的有效制度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在这些限定条件内，多样性起因于几个原因。第一，不同的社会通过不同的历史道路和多种多样的结构形态到达同一分化层次。第二，像现代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始干部落群体、特权阶层社会、农民或都市社会。每一种情况在树立和完成分化目标的手段和能力方面，以及在调整发展着的社会系统中日益复杂的关系的手段和能力方面，都极为不同。第三，在一定分化层次上的不同结构模式可以归因于主要杰出人物的差异。杰出人物可以在不同的制度领域内产生，也可以在相同的但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取向的领域内产生。

然而，如果不是把特定社会系统严格的制度结构形式作为其发展模式的标准，而是把逐渐分化这一事实作为发展模式的标准，那么，透过给人深刻印象的结构多样性我们就瞥见相对不变性：尽管有部分的或暂时的倒退，参差不齐的发展和结构表现的差异，但总的趋势是指向逐渐分化。情况类似于自然界其它部分的进化：总体倾向涉及分化的并且又是共同发挥作用的组分的组织层次而不涉及组分在整体内进行组织的方式。恰像物质进化“尝试”构造元素和组成多原子化学系统的各种道路和生物进化“探索”产生变异的复杂有机体的无数种可能一样，社会部分的进化在产生具有高度分化但共同发挥作用的下层系统的社会时，同样有着种类繁多的结构形式。这样的社会是高度适应性的——它们能够对付扰动，那些扰动对于无适应性反应和较少件比的社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但是，正如在组织的各部分中一样，由更加分化的结构所给予的较高功能能力在总体稳定性方面付出了代价：现代技术和官僚社会比相对原始的部落社会稳定性要差得多。社会领域与生物和物理领域几乎一样，适应性与结构稳定性并不同义，它与控制稳定性同义，指对付实际环境扰动的功能效率。

高度复杂的、从控制论角度看是超稳定的当代社会系统是进化过程的一个产物；博尔丁把它比作来自于鸡蛋的小鸡的成长。“‘蛋’是小农场主和小手艺人的相对未分化的、非组织化的生存机体，没有巨大的组织，更不用说复杂的设备和正式的教育了。‘鸡’就是发达的社会，有巨大而复杂的组织，有以物质、技能和受过教育的且有知识的人才作为复杂的资本积累，还有广泛的劳动分工和功能分化”。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别就是组织程度的差别：当“蛋”社会的成员在较大的组织中获得工作，学到知识和技能并完成高度分工的任务时，散乱地组织起来的“蛋”社会就转化为分化的、整体化的“鸡”社会。

虽然博尔丁并未自称已经解决了关于测量社会组织的层次问题，但是，他的确认为在从较低组织层次到较高组织层次的转化中的收益可以用熵的重新分配来解释。他的模型主要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他论证说，消耗意味着使有序成为无序（例如，从食物到排泄物，从新产品到垃圾堆）：这是典型的熵过程。相反，生产是反熵过程：它把较大程度的秩序强加于低组织层次的原材料上。由于其较高的生产水平，发达的经济就比下发达的经济有更多的负熵但由于社会在消费过程中颠倒了这种循环，所以人们也许必须寻求一个测量组织的标准（并且因此也必须寻求一个测量社会进化的标准），不过不是在社会积累的库存中，而是在其生产－消费的流动中。

甚至连熵的重新分配概念在社会现象领域中都是有问题的，不过，信息包含量概念却是毫无困难地得到了应用。计算出由其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给定的社会系统所需要多少比特的信息应该是做得到的（即使不是在实际上，也可在原则上做到），而且能达到某种统计近似值。具有明确的等级体系或官僚结构的高度分化的社会将比散乱的组织系统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因此可以说，社会进化意味着分化不断增加（不论它采取何种结构制度形式），而分化的增加就意味着（以某种客观形式来衡量）较高的组织层次。但是，这并不需表示要有某种目的论的终极原因——一个所有社会争取达到的共同目标所导致的结果。处在变化的环境中的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是一较为朴素和可检验的假定，它能够解释逐渐的分化和日益增加的组织层次，具体做法就是证明造成这些状态的结构变化是解决环境变化提出的问题和对付环境变化造成的挑战所必须的。它能够说明逐渐的分化和日益增加的组织层次。（图9）

δ）（整体性）

社会：系统内的等级体系

为了考虑一个系统的系统内关系，我们必须定义其边界：我们必须知道系统在什么地方终止，环境从什么地方开始。就开放系统来说——它与其环境连接——这总是一个成问题的和有点任意的做法。就复杂的开放系统来说，问题就更大了。例如，系统可以被说成是仅延伸到在其特定层次上的关系集，可是，由组分在其自己层次上组成系统的关系集也许就被排除在该系统之外而被作为其（内部的）环境了。帕森斯把组成一个社会系统的单个的人和有机体定义为该社会系统的环境就是仿效了这种做法。然而，把组成下层系统的关系集作为所研究系统的辅助要素——尽管是在较低的等级层次上——同样是可能的和无法反驳的。在这样一种归类方法中，作为社会系统个体成员的人和有机体就是系统的基本构成部分，而不是其环境的构成部分。

本书中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案：我们把系统想像为中国套箱式的等级体系，所有辅助组分都属于系统的内部构造——“系统内的等级体系”，而不属于其环境。因而，我们认为社会系统的系统内等级体系是由逐级降低的等级层次所组成——系统内等级体系由作为系统个体（人类的）成员的人及有机体组成，人和有机体由这些成员的器官、组织和细胞系统组成，而器官、组织和细胞系统则由基本的分子和原子系统组成．于是，原子，甚至亚原子微粒就成了社会系统的组成要素，尽管就像把生物系统说成是原子系统不妥当一样，把社会系统说成是原子系统也是不妥当的。不过，根据这种归类方法，妥当的说法是，社会系统是由原子组成的，而原子又组成分子，等等，直到包括组成社会系统本身的组分的下层系统。在该归类方法中，我们揭示了社会系统的系统内等级体系，在“社会”层次之下，通过“生物”层次延伸到“物理”层次。

社会系统本身的基本下层系统是各种制度和为控制个体成员行为而设立的各种机构。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社会中制度约束的分布状态看作是“官僚政治机器’”，并且强调其相对于任何个体群的意图和思想的独立性。忙于该机器的人——“官僚”——仅仅是一台功能机械装置中齿轮的一个轮牙，这样的机械装置指定他按一套固定的程序办事。官员被赋予一套任务，他不能随心所欲地阻止和改变该机械装置。这样的指示或命令只能由居于首位的最高级官员发布，这表明了该机器的等级性质。而且，这样的机械装置不可能被某一群人——例如无政府主义者——所破坏，因为它并不存在于政府的文件内，而是植根于人类的倾向性中，人类把自身置于一套等级体系的约束中并服从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因此而习以为常了。因而，即使在官僚政治机器的形式结构遭到破坏时，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习惯，它会再次重新构成。

官僚政治结构不仅代表国家行政机关，而且代表能够有组织地实现一致行动的所有社会制度。不论我们考虑法律、政治、经济的，还是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控制功能的中央集权化以及从中心（决策集团）到边缘（执行决定的团体）的控制链就是社会制度的般特性。所以，任何特定个人发挥作用的场所是由与他有关的有序联系组中的其他个人所组成的。而且由于个人自身的人格结构通过社会客体和习惯文化模式的国际比而被定型，所以个人的行为动机因素同样地受社会制约。行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目的明确的期望和目标共同地构成了一些约束，凭借它，个人才担当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系统的下层系统的角色。在一个可生存的社会中，各种约束确保角色的结构不僵化在静态的官僚政治机构中而仍然能够把变化着的社会环境的有关因素摹写进一个发展的、动态的社会组织中。多伊奇指出，社会的组成部分越复杂越灵活，社会的发展潜力及其组分的协调性和自由度就越大。实质上，发展包括等级制度结构的分化，还包括在具有更高度联系和更为灵活的社会整体内使分化的单元功能的整体化。

社会：系统间的等级体系

很清楚，社会系统展现了一个多方面发展的，而且在我们的时代通常是高度结构化的等级组织，即系统内的等级体系。那么，关于社会系统的系统间的等级体系情况如何呢？

帕森斯有时似乎认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是规定其制度的价值规范的文化系统。根据这一解释，高等级的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之上的系统）［the

superordinate social system（orsocial metasystem）］将是文化系统：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不得不为社会系统的系统间的等级体系进行定义。但不清楚的是，文化系统究竟是一个自由的具体系统呢，还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系统，一个研究者概念化中的格式塔呢？斯宾格勒提出了把文化系统解释为具体系统的理由：文比系统具有有机的发展与衰退周期。而且，克罗伯最近的著作支持了这样的解释。但是，索罗金已经强调，把文化系统的“逻辑意义的结合”作为文化系统的定义特征与“原因或功能的结合”的定义方式并不相同，“逻辑意义的结合”使得文化系统只成为一个概念格式塔。

然而，特定的社会系统的系统间的等级关系的根据并不唯一地随文化系统的具体性而变化。每一社会形态的相关外部环境，除了包括模糊不清的文化系统外，还包括各种更具体的超社会的共同系统。当今正在出现的那些社会共同系统包括联邦政府和性质各不相同的联盟，从正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经过经济集同，如共同市场，一直延伸到比较松散地构成联盟的政府间的组织（IGOs），如美洲国家组织在欧洲和非洲的类似组织以及在牵涉面最广的层次上进行努力的世界联盟——联合国。这些超社会（而本质上仍是社会的）系统把特定社会系统的中国套箱式的等级体系朝系统间的方向推向前进，总的来说，随着系统等级层次的提高，有机整体性成比例地降低。我们在这里正在讨论的是比较新的国际系统，凌驾于现存国家和国际形态之上，不过它仍然缺少后者的分化和整体化程度。

的确，当审视当代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理论著作时，我们发现人们日益把国际系统作为系统来认识和描述。像罗西瑙和莫德尔斯基这样的著述者就已注意到，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赶不上经验的发展步伐，他们因此需要一个“关联”模型，或者说，需要“把国际系统作为综合的、持续不断的、相互依存的和自我维持的实体来研究”。在他们的鼓励下，不少著述者专心于概括地论述超国家（“世界的”或“全球的”）系统的特性。最值得注意的这种尝试之一是辛格的《全球系统与其下层系统：一个发展的观点》。辛格在该论文中谈到了系统层次分析的长处和短处（系统层次分析对国际系统的描述比对国家下层系统层次的描述更综合、更全面，不过，它缺少后者的深度和也缺少比较详细、比较集中的描述。接着，他继续论述了全球系统的下层系统；系统与下层系统的特性；实体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系统属性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并把全球系统定义为：由国家社会实体、亚国家社会实体和国家外部的社会实体所组成，这些实体中的大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所有这些实体都在一个共有的更大环境内运转。其他人，如莫德尔斯基，同样进行过这种分析，莫德尔斯基主张；“（1）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合适对象是国际系统整体，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和假设的。［……］（2）国际系统是社会系统；（3）国际系统具有结构；（4）相同的功能需求在所有国际系统中都能得到满足；（5）具体的国际系统都是混合系统”。莫德尔斯基讲到众多的国际关系时指出，自从1961年以来，西方的国际系统被设想为已包括全部世界人口。因而，目前只有一个全球系统在战略选定的系统层次上可作为系统来描述。有关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把具体的、自我维持的世界系统的出现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样的一个系统实际上就是当前存在的系统，而不只是存在于研究者的概念中。例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T.西博格告诉我们，“以后三十多年将会看到我们从事于可能是最关键的人类生存斗争——这种斗争将证明，作为一个物质实体而恰恰不是作为一个辉煌灿烂思想的某个‘人类’可能被创造出来并生存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现在谈论的是作为全球文明的人类——在这个文明世界，不仅人类和民族共存，而且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要生存和发挥作用”。关于“世界系统”的研究已经提到了如世界协会、一般系统论研究会、罗马俱乐部和世界末来协会这样的一些组织的议事日程上。J．W．弗罗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巴克明斯特·富勒、约翰·麦克黑尔、奥利弗·赖泽和肯尼思·博尔丁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共同系统，他们目前把它想象为一个全球社会系统，想象为一个全球生态系统，甚至想象为一个全球心理系统。

无论研究者用什么样的概念处理方法，除了最有偏见的人之外，对所有的研究者来说，有一点是明显的：超国家系统出现在当代社会的相互作用中，而且这些超国家系统形成系统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较小的国家系统以及亚国家系统必须找到一个稳定和协作的办法，否则就会灭亡。较大的系统是通过在所包容的系统结构之内进行综合而从较小的系统发展起来的。该过程和自然系统其它领域的进化一样，西蒙的论文对此找到了充分的证据。让我们重温他的结论：“……从基本的成分元素出发，等级体系组织将比包含相同数目元素的非等级系统发展得更为迅速。因而，几乎所有的巨系统都将具有等级组织”。

对社会系统的等级层次理论的经验识别仍然是疑难问题。我们熟悉由家庭、氏族、村庄、城镇、都市、政府、国家这样的社会系统所构成的等级体系组织。但是，许多中介系统把它们自己卷入这个模式——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组织相互交叉，并构成它们自己的等级体系。不过，透过这种多样性可以看到某些普遍的不变性。例如，我们看到在通常的分化和整体化过程中，等级秩序不断地提高。系统分化着，而又在更大的功能系统上与其他系统结合成整体。由于系统的特定下层系统的结构将信息引入系统，所以每一层次都在质上出现新的特性。世界系统的出现也会同样随它一起产生现象学上独特的特性，其中大部分已被一些著述者，如台哈德、富勒、泰勒、赖泽、博尔丁及其他人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然而，如果一般系统论适合于解释在经验中已知的社会系统，那么我们将证明，世界系统以及许多辅助的社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可以被分解为一切本质上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系统的不变特性的持定转化形式。世界系统就是这样的系统，而且具有自稳和自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世界系统与人类生命持久地保持一致。这是未来的希望，是对生存的理性信念的正当根据，尽管许多人在这方面是目光短浅和愚昧无知的。

第六章 认知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的妙处就在于它在心理－物理方面是中性的，就是说，它的概念和模型既可适用于物质现象，也可适用于非物质现象。——（冯·贝塔朗菲，《机器人，人和大脑》，见参考文献，第100页）

自然系统的一般理论已经提出，并依据经验作出了解释。那些用来例证自然系统的现象包括了物理、生物和社会系统，这些现象是作为自然中系统的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的一些范例起作用的。这样的系统还可以被称为“物理事件”（“physical

events，”）的系统，这里的“物理”一词并不限于唯一地由物理学所描述的事件，而且包括那些发生在我们通常称为“物质世界”中的所有事件。但是，这类事件决不会穷尽各种经验事件。除了科学上可观察的客观事件外，还有通过内省才能进行观察的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直接的感觉经验。这些事件可以表示为与“物理事件”截然不同的“精神事件”（或“心灵事件’）［“

mental euents”（or“mind euents”）］。混淆这两种事件之间的差别是幼稚的，不是导致物理主义的还原论，就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唯灵论或唯心论。但要在两者之间作出绝对的分界却会产生更令人不快的二元论的结果。那么，有没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呢？

我确信是有的。这就是我称作“双透视”的方法。它要求探索物理事件领域印精神事件领域的系统特性，并要求这些特性像一般系统论中的不变的独立变量那样是可比较的。我们已在上面对物理事件系统（“自然系统”）作了考察和解释；现在我们将对心灵事件系统（“认知系统”）作同样的探究。

理论：Q＝f（α，β，γ，δ），这里的α，β，γ，δ都是独立变量，具有共同的函数Q（“认知系统”）。

α：导致系统状态中有序整体性的部分的互动关系（“系统的状态

性质”）；

β：导致系统重建其原先的稳定状态（“系统控制论Ⅰ”）的对环境

扰动的适应功能；

γ：导致系统重组其状态，由于有更高概率，包容有负熵和信息量的总增益（“系统控制论”）的对环境扰动的适应功能；

δ：双重功能－结构适应：相对于下层系统（作为系统整体而适应）

和上层系统（作为互动的部分而适应）而言（“整体性”）。

特殊定义

认知系统”：由心灵事件构成的系统，包括知觉、感觉、感情、意志、气质、思想、记忆和想像——也就是任何“出现在心灵中”的东西。

环境”：物理事件的领域，靠知觉来传递信号并通过意志对它起作用。知觉和意志（意志今后被称为“意动”［“conations”］）构成与环境联系的认知系统的工具（输入和输出）。

认知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经验流”：知觉→认知系统的任一或全部的其它要素→意动→环境→知觉→……，处于一个所有元素都可以同时出现的不断的多循环流动中、“认知系统的其它元素”包括各种认知项目：现实的和想象的，事实的和感情的。这些元素都是知觉用“内容”加以填充的“形式”；或者都是知觉为“参照”提供的“意义”。它们是用“建构”（construct）这个适用于多种情形的词来表示的。所有的建构和建构集共同组成系统的“认知组织”．因此，流动可重新表述为知觉→认知组织（建构集）→意动→环境→知觉→（等等）。（图10）

第七章 经验解释

认知系统也许像自然系统一样在自然界中是很普遍的，不过，对于它们的识别是通过对观察到的行为的类推来进行的，并且随着我们对那些与人类极不相同的各种系统的考察的进展，此种类推亦在不断的渐变中消失。断言关于其他人的心灵事件既是有意义的，也是有用处的，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对作为与我们自己相似的人的他们的了解；而且，同样他，对某些种类的灵长目动物和其它哺乳动物的心灵事件作出断言，现今仍然是何意义和有用处的。然而，就与我们人类相距更远的系统而论，心灵概念的说服力和有用性都减退了。因此，想象关于原始有机体——诸如粘真菌、海燕和植物的心灵事件通常是不行的；而且就有机体群——诸如对生态系统或社会而论，亦是如此。而在细胞、亚细胞、分子和原子系统层次谈到心灵事件时，强烈的唯灵论就表现出来了。但很清楚，相对原始的系统的心灵事件是难以从观察到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因此，就比我们自己更为简单的系统来说，无论承认还是否认心灵事件的存在，经验证据都是不足的。判断的主要根据仍然是理论根据，但尽管如此，却不乏其重要性。理论原则，像自然界的统一性原理、物理定律的恒定性等规律一样，毕竟被广泛地接受，甚至人类生活也是以它们的真实性为依托的（例如在太空探险中）。关于心灵事件的自然统一性是具有说服力的一项原则。我们本可以在某一点画一条线说，“线以上是心灵事件，线以下没有”，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一合理的分界线。所以，我们必须慎重考虑这一可能性：精神活动是所有物质序在的关联物，思想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探究过这种可能性。

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论证将在第二部分（第八章）中提出。在这里提到它们为的是弄清楚：把认知系统的经验解释局限于人的大脑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限定，而纯属实用主义的限定。只是在论及人的心灵时，我们才具有适用于探究我们的认知系统理论的经验适用性的信息。但这并不会导致这样的说法：我们否认这一理论的其它解释的可能性。用细胞、分子和植物作为例证的认知系统——仅仅引述少数几个常识所不容的例子——可能过于简单，但它却像用人的大脑作为例证的认知系统一样“真实”；不过，后者依然是经验研究容易理解的仅有的这种系统。于是，它成了认知系统理论能够从中找到经验解释的唯一例证。

第一节 心灵

理论：Qi＝f（α,β,γ,δ），这里的α,β,γ,δ都是独立变量，具有共同的函数Qi（“人类心灵”）。

从纯粹认知的“事实”到短暂的“情绪”，心灵现象包括了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领域。试图充分解释一切类似于心灵的东西需要一部大百科全书的篇幅、本节中我们的任务是很有节制的，这就是要根据上面提出的系统假定，概括地论述精神事件的一般模式。更详细的探究将在整个第二部分（尤其是第八、九、十章中）提出。读者另外可以参考拙著《系统、结构和经验：关于心灵的科学理论》。在那里，我对人类心灵的系统信息流作了更详细的图解。

本章的目的在于考虑构成人类心灵的事件组（感觉、情感、意志、思想、记忆、想象，等等）是否表现出它与自然系统的基本信息和能量流同型的基本构型关系。为此，我们将遵循以前的顺序，依次整理与各基本系统变量有关的证据。Qi＝f（a）（系统的状态性质）心灵：整体性和秩序

一些基本的思考将确立我们对人类心灵的第一个假定的适用性。只要注意到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人类经验的元素构成一个非加和系统，这表明了一些对组分性质的总和来说是不可还原的特性。人类经验并不仅仅是处在一个外部联系的堆积或集结物中的形形色色的感觉、印象、思想、幻想、记忆等等的一个集合。确切地讲，它构成一个整体化系统，在系统中，那些元素像相互依赖、相互组合的部分一样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并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产生感觉特性。我们的大部分经验都具有这种性质，甚至我们的直接感觉－印象也趋向复杂化，这是在实验格式塔心理学中得到充分论证的事实。此外，大多数思想过程都是通过特定的不可还原项的结合起作用的，这些项或者是从知觉和记忆中抽取，或者是从抽象的理想化行为中产生。凭借各个构成部分的单纯相加，既不能获得我们所熟悉的格式塔知觉，也不能获得经验科学的概念和公理化的数学概念。

关于心灵的类似于“知觉束”（“bundle of

perceptions。）的休谟模型（Humean

model）今天已经被明确地取代了。无论精神是怎样的，它都不会是单个元素相加的结合，而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的系统。当一个知觉整体，即格式塔的各部分中存在可论证的相互依赖性时，它就是有意义的（沃特海默）；而且该整体截然不同于其部分的总和。（事实上，一个知觉模型的许多组分一旦在人的经验中凝聚成一个整体，那么所呈现出的性质——例如，一个女人的面孔或一头爬树的熊——就会持续下去，且不能强行使之消失。）

心灵的整体性质不局限于知觉经验；它包括了心理功能作用的整个范围。马斯洛提出了“综合人格”这一概念，它被定义为“明显不同的特异性（行为，思想，行为冲动，知觉，等等）的一个有结构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是，当我们仔细和有效地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些特异性有一个共同的整体……”。马斯洛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论点：“整体是部分相加之总和以外的某种东西，所以综合也是其单独分解开的部分相加的总和以外的某种东西”。同样地，奥尔波特也说：“不论人格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它都有系统的性质”。

为反对关于心灵的原子论相加概念而辩论也许要树立起假想的容易击败的对手。尽管认知心理学不同意现在任何的单一模型或单一方法的研究，但它却同意拒绝原子式的“知觉束”概念，并承认系统概念。不过，为坚持认知系统的有序性而进行争论同样也没有必要；只要回忆一下心理学所说的心灵和人格的组织以及精神病学与之斗争的无秩序综合症就已经足够了。很明显，认知系统不是元素的任意排列，而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注意到这一点，就已经足以确立我们理论中的“系统状态”假设的适用性。于是，我们可以转到由其它假定所提出的更复杂和更疑难的问题上去。

Qi＝f（β）（心理控制论Ⅰ）

心灵：适应性自稳

典型的外部描述是将系统作为一种黑箱现象并且探索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的相互关联。系统的功能因而可以通过对输入－输出相互关联的机制作出正式的描述而给予说明。就认知系统来说，输入－输出的相互关系是由行为主义的S－R结构赋予的虽然它在揭示比较直接的、反射型的刺激－反应联系方面有巨大的用处，但业已证明，它作为一个获得对人类心灵复杂功能的更好认识的实验工具，作为具有巨大数量的细胞和环状联结的高级神经系统来运转是不适合的。韦斯指出，“输入的结构并不产生输出的结构，而仅仅是改变固有的神经活动，神经活动有它们自己的结构组织”。因此，探明功能真相的外部描述必然与对认知系统的内部状态的某种认识——假设的乃至形式上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逐渐认识到，认知系统的内部状态与从认知系统外部输入的刺激同样强烈地或更强烈地决定着认知系统的行为。

认知系统理论中，我们把心灵想象为是由精神事件构成的，而不是神经生理结构过程。（在下面的第二部分中将试图说明“心灵事件”和“大脑事件”的相互联系。）因而，关于人类心灵的变量B

的经验解释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下述假设：“当人类心灵——由内省揭示的属于人类经验的不同心灵事件所组成的一个认知系统－－受到新的感觉经验模式的影响时，它就趋向于重建由处于特定联系中的特种结构所组成的内部组织。”这就是心灵的自稳特性，它以许多形式并在各种各样的经验领域中表现着自己。马斯洛以认知系统最普遍的术语解释了这一特性，他说：“从功能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们认为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些种类的问题并试图以有机体的本性、文化和外部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认知系统——被想象为一个“扔进”外界环境中并连续不断地与其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相对确定的整体，通过各种“对付的目标”或反应的模式来对付环境的变化。

认知系统表现为一个由成体系地关联着的建构和建构集（constructs

and sets of

constructs）所组成的内在组织。这些建构包括关于房子、人以及在环境中观察到的其它客观对象和关系的普通的常识格式塔，还包括各种高层次的建构，如科学和艺术（宗教、道德等等）的存在。随着个人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建构以连续等级系列的方式向前发展。例如，皮亚杰指出，在个人的发育和成熟过程中，知觉“图式”和“逻辑”确实在发展。他还谈及导致认知领域自调节作用的“平衡”过程。随着系统把新鲜事物摹写进现有的认知结构，这一过程就包括新概念和新范畴的吸收和获得。建构通过把感觉输入与已建立的概念和格式塔相匹配的连续过程摹写变化的环境。（这种摹写是一种功能反映，仅保证某些引起感觉输入的外界事件在功能上与有目的的输出模式相互联系起来，因而也保证了所产生的输入预先就被改变了。并不进一步保证在这个过程中格式塔和高层次建构对客观存在的环境实在形成形象的准确的再现。）

我们的认知系统模型认为思想的输入和输出途径与知觉和意动是一致的。依靠这种途径所产生的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该认知系统规范的相互作用：它导致了认知系统对所感知到的环境的适应。借助于两种系统控制论中的一种（或两种），适应性就可以出现。人类心灵可以有目的地控制其经验流，使他自己稳定地处于其实际认知组织的稳定状态，这就证实了第一个过程；在重组现存概念集以适应实际的感觉经验流中，第二个过程也得到了证实。第二个过程必须包括学习，即获得新的建构并把它们结合进现存的建构集。

自稳（心理控制论Ⅰ）包括意动的运用：构造知觉流，使其逐渐地与系统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建构集一致起来。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词“系统”就意味着构造你的知觉流以包括与已经发展起来的建构“系统”相匹配的构型。知觉模式被迫与人们认知组织中的建构相一致。这种控制方法的实例分布很广，从为了获得立体图像视觉和立体声听觉而本能地确定头部的位置，到非常有计划地进行环境的改变，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实例：例如在某人的建构映象中产生客观对象和事件流。消除疑难——并不是通过学习把它们理解为某种新的和迄今为止未知的东西，而是通过重新安排令人困惑的知觉模式——同样是知觉－认知自稳的一个例子。在先前建构的映象中建立并维持一个环境是一个自稳活动，这种活动使得个人能够生活在“假想的形式世界”中，这一“世界”是他凭过去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尽管外部条件变化多端，它还是导致了认知组织的稳定性。新的事件集按照原先的观念重新给予解释，而且，如果可能，就会控制这些新的事件集以使它们与那些观念相一致。

在这些过程中，意动模式产生了并且被导向重新建构系统环境的相关部分或相关方面，以便与原有的建构集相匹配。也就是说，“行为”反应有目的地活跃起来，目的就是要产生符合系统需求的那些经验。该过程满足负反馈的一般概念：部分输出（激活行为动作的意动）被反馈回来，以便控制输入（知觉模式）。所以，一个成功的认知系统能够借助于这种方法使自己稳定：它可以在其环境中创造条件．这些条件使系统的现有认知组织（建构集）更为巩固，而且与系统的现有认知组织（建构集）相一致。所有的人都在他们周围建构世界，这些世界在不同程度上都满足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人们掌握了技术后，他们有目的地改变了的环境就带上了他们认知建构的深刻标记，并帮助他们巩固和加强这些建构。

Qi＝f（γ）（心理控制论Ⅱ）

心灵：适应性自组

在构造同它已经进化出来的建构相符的经验流的过程中，有目的的心灵有可能出色地臻于完善，并且能够在其生命成熟期的大部分时间内维持自己处于适应状态。但是，建构本身在今后需要继续发展，而且是通过彻底征服目前有关经验尚不理解的东西而向前发展。此外，可能存在着对于所有现有建构而言仍是异常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现存认知稳定状态附近的负反馈自稳功能是失调的，这是因为它维持系统处于一种不良的适应状态。这就使得另一类过程开始发挥作用，这个过程有一个一般名称——学习。它相当于正反馈过程，凭借它，新的建构和建构集作为对付异常经验的挑战的工具而发展起来。通过与异常经验相匹配的新建构的精心努力，便出现了认知系统对其环境的适应性，因而也使得这些新建构具有了意义。由此得到的建构并不只是限于普通知觉对象的意义（即限于格式塔），它还包括抽象的科学建构和严肃的美学建构。

学习引起了系统行为程序的改变，而且，当系统是自然系统（例如一个物质有机体）时，新程序作为一种自稳手段发挥作用，允许系统在更为广阔的外界环境范围内维持它自己。但是，当所讨论的系统是一个认知系统时，学习引起系统基本因数的重组，而且具有形态发生的特点。因而，就自然系统而言，学习具有负反馈自稳的功能（在自然系统中，学习不改变有机体的基因型）；就认知系统而言，学习具有正反馈自组功能。于是，同一个学习过程就从生物控制论Ⅰ过程转变到心理控制论Ⅱ过程。不过，这种转变是由分析框架造成的，而且在心理-物理系统的一般本体论中，认知系统与自然系统重新结合时，这种转变就消失了。

借助于最初由桑代克提出的奖赏－惩罚模型，我们可以对认知系统中的学习过程进行研究。在这个模型中，如果行为反应的反馈效果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减少了刺激，那么就是“奖赏”；如果助长了刺激，那么就是“惩罚”。这个模型是建立在现在已被取代的关于心灵的“平衡”概念之上的，它把模型设想为追求最小紧张的状态。所以，每一次学习都被认为是一种导致减轻紧张的试错探索。莫勒建议对该模型作一个修正，以说明不需要“做”的“学习”，即学习只要通过想象“二级强化”（“secondary

reinforcements”）和“一级动机”（“secondary

motivations”）而不需通过奖赏和惩罚。按照莫勒的观点，我们并不学习明显的行为反应，而是学习观念、意义和期望。这些既由情绪紧张中象征性的减量（“二级强化”）所组成，又由象征性的增量（“二级动因”）所组成。因而，学习被看成是为了获得来自于刺激的奖赏反馈和惩罚反馈，而这些刺激已经伴随着过去的行为和经验。如果一个特定的行为在过去一直主要地得到奖赏，那么伴生的辅助刺激就会呈现出产生二级奖赏的能力，并因此使得刺激－行为模式永久地存在。另一方面，如果该行为已经主要地造成惩罚的反馈效果，那么结果就会获得产生二级促动增量（secondary

drive increment）的能力，而且将趋向于把有机体引入不同的行为。正如莫勒指出的，强化的循环由负反馈控制，而动机的循环由正反馈控制。

莫勒的建议具有如下优点：减少了原先模型的机械论偏向，同时能够根据反馈循环来阐明该模型。另一方面，他的模型仍依赖于（至少是含蓄地）心灵平衡理论，假如始终如一地追寻的话，心灵的平衡理论将会表明在不断寻找最小的刺激。但与此相反，实验证据（例如在丧失感觉的实验中）表明，较高程度的刺激对心灵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表明，如果刺激减少，系统就会开始进行提高其程度的活动。这些因素构成动物探索性活动的基础，它们包含于潜在的学习中，并且已经被老鼠、黑猩猩、当然还有人的本能的（而不是寻求奖赏的）活动所证明。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更坚定地认为，系统追求的不是减少刺激，而是其输入与其建构之间的匹配——即“可以理解”的刺激。人们总希望避免或者克服难题，同时也希望获得意义并保持它。

在输入不能与系统中的建构相匹配或输入不足以与系统中的建构相匹配时，负反馈的稳定循环就让位于正反馈激发的学习循环。建构作为系统对环境中的关系的再现而发挥作用。如果这种代表未被刺激的反馈进一步证实，那么系统就自我表白，从事一点儿自我分析，并参与自由活动，设法得到潜在的合适建构。这些都是系统的“假设”。它们也许被刺激的反馈所强化，也许未被强化。如果未被强化，它们就让位于“后续的假设”。如果后续的假设最终被强化了，那么，“某种由熟悉事物的高度组织化背景衬托着的并需要研究的新事物”（索普用语）就会作为贮入记忆中的事物（因为它现在是熟悉的，并可以利用，或者以后可以利用）而被装入认知系统。反馈作用的根本奖赏是具有可理解性，借助于输入与概念的匹配便可获得。如果没有对直接奖赏的期望，那么，明显的行为反应也许就根本不会产生；可理解性是目的，而且终究会获得的。因而，动机在这里被评价为一种寻求意义的努力，但不是对从行为上获得强化的努力。

学习过程的结果就是认知系统的组织能够适当地摹写感觉到的和推测到的环境状态的重要关系。在得到这种结果以后，这些认知建构随着认知建构被结合到系统的操作程序中，就会逐渐稳定。

自我分析的要素——被要求发展更加合适的环境描绘以取代那些失败的描绘或者在个体经历中证明是不适应的描绘——需要一种哲学家称之为“反省意识”的方式。但是，和许多哲学体系中的这一概念不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神密的或独特的东西，而只意味着形成描绘某人对环境的描绘能力——某些种类的人造系统同样也具有这种能力。反省意识是高层次的“程序选择器”（“pro-gram-selector”）或“决策中心”，如果它获得其中一个系统结构的功能失调的信息，那么它就开始对新的建构进行结合、释译、并置（juxtapose，）、或者在系统现有的自由度基础上精心地制作新的建构。当新建构进一步被证实时，它就成为使系统与其环境联系起来的操作程序的一部分。新建构也许立即发挥作用，也许仅仅是贮存起来以后再用；（也许永远不会被用到）但无论如何，在该系统的范围内，它总比它所代替的建构对其相关环境的状态有更为合适的描绘。

学习过程导致建构对相关环境状态的日益增加的功能反应，允许在更高程度上预言未来的输入。学习过程借助于一系列可能的“反省”和“高层皮省”（“meta－reflexive”）层次而出现，这些层次依据一般化的“抽象”建构把意义和重要性赋予初级层次的“经验”建构。科学和艺术中的典型认知活动在这里成为例证。当抽象的高层次概念理性地结合成为概念化理论时，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科学建构的实例。这样的建构能够粉碎它们最初分析所应用的普通经验建构，并且能够取代它们作为对经验世界的摹写发挥作用；它利用的是科学实体而不是常识格式塔。同样地，按照美学上富有意义的高层建构对普通认知模式进行反省分析，最后会逐渐取代艺术家经历中的经验建构集。通常各种层次的建构在个人经验的整体中结合。对它们进行整理分类需要严格的概念分析。

心理控制论Ⅱ（也就是在认知系统中导致原有建构集重组的过程）可以借助于在几个层次上对现有建构与环境信号之间的匹配和不匹配进行类似的分析而继续讨论下去。在相对简单的系统中（或者在复杂系统的最初发展阶段），仅一个操作层次具有功能（例如，婴儿或智力有缺陷的人，这些缺陷使他们没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认知过程）；但是。人类认知系统中的法则是一种多层次操作，反省意识在那里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它还被用来分析经验层次上以及一个或多个反省层次上的认知过程。人类心灵是一个极为灵活的认知系统，其正反馈动力学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层次上发挥作用。由于过程具有适应性，所以这些过程能产生摹写相关环境状态的认知组织，并具有越来越高的预言准确性和预言范围。通过实际的、科学的、美学的以及混合的建构集的各种结合，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认识感觉流的更多方面。各种建构描绘了“事物”、“科学概念”、“艺术作品”、“心灵”等等，而且在有组织的结合集中形成了“世界观”、“假设的形式世界”、“理论”、“风格”、“神学”等等。它们扩大了系统的范围，并为系统提供了意义更精确的日益广阔的领域。通过在更多的场合下以更高的精度为从环境的输入与向环境的输入两者之间提供相互关联，相适应的认知系统也成为更为有效的控制系统：它可以比相对不相适应的（未获得信息的或获得错误信息的）系统以更多的方式和更多的控制手段作用于环境。

但是，假定相适应的系统比不相适应的系统对其环境的摹写更为精确，那么，建构集的适应性重组是否也包括系统组织层次中的增益呢？换句话说，这里概述的心理控制论Ⅱ过程有助于日益组织化的——或者说只不过是不同组织化的——系统吗？

我们已经明白，除了某些例外，当自然系统的基本结构参量被重新组织时，自然系统倾向于提高其组织层次；而且也明白，这种提高可以用负熵或信息量来度量（至少在原则上）。由于认知系统是信息处理系统而不是能量处理系统，所以熵的度量方法也许不适用于它们；然而，我们仍可以使用信息概念，而且这两个概念在形式上是等同的。因而，这里提出的认知系统理论与自然系统理论是同型的。如果两种理论都可以经验地分别解释精神系统和物理系统，那么我们就获得了这些表面上根本不同种类现象的统一性证据。问题在于认知系统中的建构集的重组是否包括了信息量的总统计增益，这种增益是否与发展中的物理（生物、社会）系统的负熵增益相对应。换句话说，学习和进化在系统中是相似的过程吗？

任何建构集都与由它所取代的建构集一样地有组织性（或者比原建构集更有组织性，或者较少组织性）。从理论上讲，旧的认知组织与新的认知组织的关系取决于环境的挑战，也就是说，取决于引起重组的变化了的输入。如果一个知觉输入模式对原有概念而言是全新的和全异的，那么，能够与它相匹配的另一个建构集不必是更复杂的和更组织化的。代替而不是发展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如果该异常输入不是取代原先模式的全新模式，而仅体现出一种持久输入的某些新的情形或其子模式，那么能够与相匹配的建构集一起摹写新的异常模式的建构集必定比原先建构集更复杂和更加组织化；就原先的建构集而言，持久型输入显露出来的情形和子模式仍是异常的。如果输入1和输人2基本上是不同的和分离的，而且在转换中没有增加模式的复杂性，那么建构集1和建构集2在组织层次中就必须是一致的。假如那样的话，认知系统在其建构-元素的重组中也许不会在信息量上获得增益。然而，如果输入2是输入1的更为复杂的形式（例如，如果“完全相同”的环境以迄今为止未知的方式标志其自身，并展现了尚未认识的方面），那么建构集2必定比建构集1具有更高的组织化；前者必定能把被后者译成密码的所有项都译成密码，并加上另外的新项，对旧建构集而言，这些新项是相异的。

既然认知系统存在于环境的持久秩序中，所以知觉输入不大可能由于用另一个同样或同等复杂以及同样潜在可理解的模式来取代某一种模式而变化。而更有可能的是，知觉模式中的变化通常意味着在同一个组织环境中发现了新的东西或新的状况．而且，旧模式往往不会退出，而是与新模式一起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建构集定能比原先的任何知觉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表示知觉模式的意义，而且往往因此具有更高的组织性。这不只是从理论上讲，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是皮亚杰及其合作者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皮亚杰告诉我们，人的认知结构是从婴儿的最初经验开始的连续创建的结果。全部结构的存在应归功于个人在一生中应变的创建。接着，皮亚杰断言，“从事实来看，人们必须明确地承认，一个创建总是构成一个从较简单到较复杂的结构的变迁，而且创建处于无限的回归中（根据现有知识）”。但是，结构的复杂化并不唯一地归因于环境中变异的持久的秩序的挑战，而是由人的心灵中的潜力的“同流”（homeorhetic）实现所引起的。精神的发展存在于一个有序的、多阶段的系列中，类似于器官的形成。由于经验的知识模式不仅变化，而且扩充，不仅分比，而且强化，所以格式塔、逻辑结构以及许多其它的人类认知“图式”的同化描绘了不断发展中认知系统的自组。精神发展中的可观察到的倾向清楚地趋向于获得具有较多信息量——因此（通过类推）具有更多的负熵——的结构。这出现在认知结构把它们环境中的许多系统因素摹写到日益复杂和日益组织化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建构集中的时候。

Qi＝f（δ）（整体性）

在对认知系统的探究中，自然系统充当了范式角色，可是，它置身于一个包含等级的层次结构中。自然系统位于一个交叉点，从单个系统立场来看，该交叉点好像具有两个交叉着的等级体系：系统内的等级体系——每个系统都是最高层次的上层系统；系统间的等级体系——在其中，特定的系统都是一个下层系统。于是，对于认知系统，我们同样期望能够找到这些等级秩序。

心灵：系统内的和系统间的等级体系

构成人类心灵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可以在物理主义者对由组成神经系统的原子、分子、分子聚集体及晶体物质、细胞、亚细胞和超细胞单位、组织以及器官所构成的层次结构的解释中进行分析。然而，在认知系统中，并就认知系统而言，这些组分都不是特定的：它们都不是心灵和经验的组分。例如，原子和细胞既不是知觉输入的构成元素，也不是意识输出的构成元素。如果它们被说成是在建构集中找到的，那么，我们必须慎审地指出，不是原子和细胞，而是原子和细胞的概念可以在那里出现；也就是说，不是自然事件本身，而是这些事件的摹写可以在建构集中出现。因此，构成神经系统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不存在于认知系统中，而是形成它的先决条件——只有通过构建才可以被了解的先决条件。根据它的格式塔，科学和美学概念对自身进行反思，认知系统可以识别出在神经过程中完成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这些神经过程构成心灵事件领域的物理基础。但是，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认知系统采取了物理主义的态度，把它自己的心灵事件看作是有机体中物理事件的复杂结合的结果。

认知系统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单位组分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同样不是经验直接“给定”的。它的摹写无疑存在于大多数文化认知系统中，采用等级升高的社会单位的概念模式，例如家庭、部落、社团、国家或文化群，不过这些摹写都是建构，而不是上层系统本身。而且，它们都是在知觉输入的基础上建构的，这些知觉输入自身可以分解为“感知”模式，而“感知”则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它们（部分地）被解释为包括感知者在内的等级系统，这就证实了下述事实：给定了感知者的认知目的和先决条件后，他的感知就会有序地安排于这样的系统内。果真如此安排了，那么规律性就再次出现，而且（在限度之内）是可预测的，同时还提供了关于周围世界某些方面的连贯一致的模型。结果，建构集出现了，这些建构集把知觉输入作为描绘一系列包罗万象的整体来加以摹写，感知主体则是这些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些社会生态学概念的总和的结合，描绘了系统间的等级体系；而其它的概念（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的概念）结合则描绘了系统内的等级体系。两种等级体系在认知系统的经验中都不是“给定的”，不过，认知系统的经验就是如此，因而这些等级体系可以建构为物理主义的概念和原理，这些概念和原理解释并预言经验的“给定事物”。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知系统整体性的证据是间接的，但仍使人不得不信。发达的认知系统支配着描绘环境中的等级秩序的一种组织，该组织包括等级体系。层次、关系和秩序，以及在这些层次上的单位或单元的概念。因此，构件集既描绘了等级体系的轮廓和表明了等级组织本身。发达的认知系统组织提供了一个对于等级体系的相当详细的摹写，从给定系统的两个方向延伸。属于自然科学范围的概念详细地探索了人类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的单元和关系，并处理了小于整体化有机体本身的单元。这些单元作为有机体的构成成分以及其它系统和构型的构成元素而出现；而且，作为人类有机体的构成成分，包括认知机构的成分，这些单元被认为是构成认知系统本身的物理下层结构。属于社会科学的概念详细地阐述了人类的系统间的等级体系的单元和关系：它们处理大于有机体的单元。在这两大类领域的交叉点，我们发现了把物理化学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与社会生态学的系统间的等级体系联系起来的人类学科学的建构。

以上的思考并不企图提出一个新的或者一个关键性的关于心灵与认识的理论。比较确切地说，它们借助于各种初级秩序模型的概念集合构成心理学、人格理论以及认识论中关于精神认知现象的二级秩序摹写。这里所进行的摹写——在一个单独的和一致的系统框架中——全面地综合了初级秩序学科中的认识成果。例如，秩序和整体性都是当代认知领域中有关理论的特殊假定（除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外）。“开放系统”的假定不仅刻画了目前广泛讨论的马斯洛、奥尔波特和其他人的整体论系统理论的特征，而且也是各种形式的行为主义的基础。在心灵系统的研究中，行为主义认为刺激与反应（输入与输出）在方法论上是决定性的，并且认为，尽管在其中使用了黑箱方法，但这些刺激与反应同积累、存贮和延迟是相当的。

通过在稳态附近的自稳而带来的适应性是一种广泛采用的假定。有些作者（如莫勒和斯塔格纳［Stagner］）把稳态看作是坎农的生物内环境稳定概念的扩大。另外一些作者强调一种独特的稳态，即均衡态。这些理论的范围是：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超我（id，superego）模型和自我（ego）中的环境平衡到皮亚杰的心灵动态平衡概念。目前关于人格的大多数理论都承认心灵（即有机体的认知部分）具有使组分的有序排列处于稳态的倾向。不过，尽管这些理论支配着目前大多数学说的建立，并且强调稳定性是以成长与发展为代价的，但其它模型（以及稳态模型的进一步假定）却承认认知系统的发展模型，这样的模型认为认知系统会朝着越来越有序的状态发展。戈尔德斯坦的导致人格中秩序增强的自我实现概念，马斯洛的动机成长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的阶段概念，皮亚杰的认知功能渐成说以及荣格的个性比原理，都承认认知系统具有朝着日益有序化状态发展的内在趋势。

等级体系的概念同样有了充分的描绘。例如，奥尔波特清楚地认识到了每一人格的双重面，他提倡应当把个人看作既处于较广泛意义的社会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即作为上层系统中的一个组分），又作为全部个人行为模式的聚焦点（即作为由其自己的下层系统组成的系统）。此外，高层次的“把持”或控制把向下扩散的制约强加于各种认知形式中的低层次的过程。较高的层次总被认为是价值标准（帕森斯），或者动机和元动机（meta-motivations）（马斯洛等人），或者各种观念化过程（如弗洛伊德的超我）。

这里提出和阐明的理论把认知系统想象为一个动态的有序整体，而它维持自己处于稳态并朝着继续增加“知识的”状态发展（既对心理学意义而言，又对信息论意义而言）。其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创新（它没有创新的东西），而在于它显示了关于“心灵事件”在本体论上无预先假定的理论与关于“物理事件”在本体论上唯实论理论之间的同型性。由此揭示的两种理论的同型性产生了这一部分提出的一般系统论中的不变性，而且形成了第二部分中提出的一般系统哲学的基础之一。

一般系统论：结论

原子和有机体，分子，细胞，心灵和社会——当这些研究的单元在专门经验科学的框架中探讨时，它们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出现是有序的——当这些专门的理论被综合到二级秩序的一般系统论中时，它们在自然与经验的普遍有序的领域中，作为相同的一般类型单元重新出现。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现实”世界——确实构成了我们的观察基础，并且正是它组成了我们存在的终极现实——是否真正有序，而且、如果是有序的话，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能否把它分成特定秩序的清楚明白的类型，或表明它有超出预期的一种成体系的秩序。我们确实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理性头脑在寻找秩序，并且知道，当我们找到它时，理性头脑就证实了它自己预先假定的东西。但是，并非各个领域都能证实各种秩序，在我们经历的世界中，想必存在着某些事物，它容许证实某些设想的秩序类型。这就是经验科学的希望与基本假定，它也是一般系统论的希望与基本假定。一般系统论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基于“现实”世界完全可能是普遍有序的前提，人们就在这个领域内建构和探究二级秩序的“元模型”。

如果目前提出一般系统论纲要的企图——尽管不完善——表明在更为严格和渊博的理论中也许是可能的，那么，把这种努力看作是无根据的或者无效的而不予考虑或给予反驳的理由就不存在。现实世界可能是普遍有序的，其终极模式或单元很有可能是系统，这些系统维持自己处于特殊的组织状态，并向更高的组织化状态进化。而且，这样的系统，在人类是其中一个构成元素的宇宙的那个部分之内，也许是无所不在的，并且它们的共同存在可能会构造出错综复杂的结构，它们就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作为自然界的复杂的和高度平衡的秩序的那种结构。

第八章 系统：本体论的框架

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知识原理，并力图把它作为揭示存在的意义，了解周围世界和指导人类有目的地进行活动的手段。尽管这些原理并非是绝对的和不可证伪的，但这并没有因此使哲学变得毫无用处和无足轻重。现代哲学不仅可以努力争取获得和利用可得到的最佳知识，还可以设法将这些知识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形成前后协调的一般性理论，并以此来揭示存在的意义，促使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并指导人类有目的地进行活动。系统哲学所致力的以下研究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理想。

这些研究首先要考虑本体论问题。传统上被定义为“作为存在本身的科学”，本体论在系统哲学中已经成为系统本身的一般性理论。由于物理系统（能量过程）和精神系统（信息过程）这二者可以区分开来，所以，系统本体论就必须首先紧紧抓住心灵和物质（或精神和肉体）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的问题。

心理－物理问题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方法将如下述。我们将使用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出的关于系统的一般理论，它们一方面适用于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系统，另一方面又适用于人的心灵，因此我们将从自然系统理论和认知系统理论的同型性中引出我们的结论。由于系统的一般理论在这些领域发现了经验解释，所以我们将推断出，在这些现象本身可能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性并不意味着特殊差异性的消失。这里，我们将探索似乎是不可还原的差异性的一个方面：那些将“精神”事件和“物理”事件（“mental”

and“physical”events）分离的差异性。我们首先强调这种差异性，然后，在既不否认现实中事件本身的差异性也不把它们的分离性绝对化的基础上提出这些事件的综合框架。

物理事件和精神事件

心灵事件（mind－events）的经验体验的直接性与物理事件的推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直接性为种种事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表现形式。由这两类事件组成的系统分别叫做认知系统和自然系统。我们可以用组成它们事件的表现形式来阐述它们。认知系统的表现形式是内省（introspection），因为认知系统的元素是心灵事件，所以它是“我的”经验的建构。如果物理事件被说成是“我的”经验的嵌入物，那么我总可以说明，这种事件并不是在约定意义上的物理事件，而仅仅是我心灵之外假想算件的一些摹写。即使这些建构研究的对象（假定地）不是心灵事件，但建构本身却是心灵事件。物理事件只能置于认知系统的环境中，虽然认知系统仅仅是建构，而不包括这种环境。认知系统所包含的内容是知觉表象，许多不同类型的概念以及意动。这种系统的认知组织是一系列建构的总和，它来自知觉表象的涓涓细流，或来自于记忆库的默默回想。通过逐渐学习的过程，它就能描绘出非精神环境的图景：外观上的客观现实的物理世界。

物理系统的表现形式依赖于物理事件本身存在的表现形式。这些事件被认为是发生在心灵之外的一个广阔领域内，并且是人际观察所能观察到的。在这个领域中，无需经典的多样性作为前提：无需任何教条和绝对意义上的材料或实际事物。它甚至也不需要具有永恒“不变性”和“绝对性”的空间和时间来作为它的特征。空间、时间、物质和其它物理事件可以在——也可以不在——无条件的意义上进行假定。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未知名称的基体（matrix）的许多变体，一会儿以能量形式出现，一会儿又以物质（静质量）形式出现，并且在它们多种多样的变体中“创造了”时间和空间。没有任何具体的特殊功能作为物理事件构成的自然整体的前提，而作为观察的既简单又具根本性的假定就是坚持那不是心灵事件。如果这一点被承认，那么把观察和理论解释结合起来就可以建立起自然科学的自然界理论。但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这样的理论不可能始终不变地解释心灵事件，因为心灵事件不可能在具有认知功能的心灵之外观察到。当一个人观察另外一个人的心灵事件时，他实际上是在观察这个人的肉体行为，并把他的观察对象的心灵事件与他自己的进行了类比。但如果以物质世界理论为前提，这个观点就不可能得到证明：物理系统不以体验到的感觉为特征，而是以出现在可观察到的状态改变中的能量的转换为特征。

不同的表现形式把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区分开来，这就出现了由来已久的机器中的幽灵。笛卡儿已经用尽可能清楚的形式描述了这个问题，并以此构成了他二元论的基础。肯普－史密斯根据笛卡儿关于感觉的观点而写成的著作把这个论点总结如下：“为数众多的物理和生理过程——像它们的最终功能一样——必然导致某些实体的存在，或者起码导致它们暂时的存在，这些实体就是那些我们已习惯称之为光和颜色的感觉。笛卡儿进一步论述了这些实体和产生这些实体的前者是截然不同的。鉴于这些前者是力学过程，出现在广阔的空间里，而它们产生的感觉存在于称之为意识的活动范围内，所以笛卡儿认为，不容易对之进行描述……普通的意识是这样产生的：自我通过自己的眼睛看，由此产生的直接体验是X；而X就是自我根据过去的体验构造起的X的摹本、映象或表象。这个过程就是：作用于眼睛，再经过眼睛作用于大脑，最终使自我产生感觉。X是无从觉察的，能够被独立‘看到’的是X，它不是物质实体，而是意识活动范围内的一种心理映象”。（图12）

在肯普－史密斯提出的以上图示中，物理的、精神的东西明显地被分隔开了。图示中，物理事件是指X1，它作用（或将信息作用）于眼睛，眼睛再“作用于”大脑。除了这些，我们还看到了包含在笛卡儿沉思中（意识活动的范围）的认知系统。这里，自我和非自我（指“世界”）也被分隔开了，但二者都是精神的表现；不是物理事件，而是心灵事件。X被说成是自我在X作用于大脑（经过眼睛）而产生的感觉的基础上构造起来的。这一图景虽然在认识论问题上是令人羡慕地清楚明白旦前后一致，但也明显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大脑的活动（物理事件链条中的一环）怎样才能够影响意识活动范围内（心灵事件的范围）的建构活动。这两个领域间一定有某种相互联系，笛卡儿把这种联系归于松果腺。但很不幸，松果腺及大脑或躯体内任何其它器官似乎都不能够像必不可少的“物理-知识”转换器那样活动，从而把物理性质的神经冲动转换成对颜色、声音和气味的感觉。

一些思想家承认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有人认为必须求助于洛克关于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解决方法。根据洛克的理论，物理事件由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所组成，而精神事件则由颜色、声音和其它感觉所组成。前者具有物质或“实在”的属性，而后者仅是我们心灵的附加物，我们把它们理解为“好像”是物质的属性。这个理论假定自然界第一性的质作用于大脑，从而在那里产生了第二性的质——感觉，以此来解释知识的起源。在笛卡儿的二元论中仍然有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但它现在是根据不同的性质来解释的：一组这种性质作用于另一组。除了起源于外部世界的自然起伏冲动导致在心灵中产生感觉这个因果转换的问题还未考虑到以外，正如怀特海所说的，它看来确实作了一个极为不幸的安排，那就是我们应该感觉许多不存在的东西（这也正是第二性的质的理论所要讨论的），所以这个理论是令人极不满意的。在这个理论所假定的两类实体中，一类由像原子、电子、光子这类实体组成，另一类由颜色、声音、质地、滋味、气味这类“感觉材料”组成。第一类实体是知识的来源，但它是不可知的；第二类实体是可知的，但却不是客观实体。这样就出现了两种自然：一种是猜测，另一种则是梦幻。

无论用笛卡儿的解释还是用洛克的解释，关于自然界的“分叉的”理论总是不能令人满意。不过，这理论企图克服的困难倒是实在的：它想显示在一个具有一致关系的系统内，由像红色、火的温暖这样的精神事件和像碳和氧分子的运动、辐射热能这样的自然事件作用于人体感觉接受器的情况。只是在最近十多年内，一些实验成果促进了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有时采取肉体-心灵同一性的肯定形式，或者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采取肉体－心灵相关联的形式。这种研究企图在不需要把实体分解为外表上有关的两个部分的基础上解决精神事件和物理事件相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它可能导致一种内部一致的非二元论哲学，因而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

大脑－心灵同一性

让我们来考虑意义更为重大的一个命题：关于“精神”事件和“肉体”（或物理）事件之间的同一性问题。根据有时被称为“澳大利亚国家论点”的思想学派（斯马特、阿姆斯特朗、普莱士等人）所提出的观点，像大脑中的神经冲动这样的物理事件和像想象、痛苦和感到被拧这样的精神事件是同一的。不过，它们之间的同一性不是逻辑上的（因为它们的特性不同），而是经验上的（有条件的同一性）。具有这种同一性思想的理论家对内涵和外延意义作了标准的逻辑划分；内涵意义就是指内在意义或固有的涵义；而外延意义就是指外在关系或外部表现。他们认为精神的和物理的这两个字眼的内涵意义是不同的，但他们坚持认为有可能证实它们的外延意义或关系是等同的。精神的和物理的这两个词实际上指同一类事物，就好像“启明星”和“长庚星”指同一实体、“美国总统”和“美国三军总司令”指同一个人一样。因此，这个理论以经验的假设为根据，有待于证实或证伪。然而，根据澳大利亚人的看法，这个理论通常是用来支持这样一个强烈的主张：不但精神和物理事件（或者根据这两个词声明的含义）有同样的讨论对象，而且它们本身也是同一的。所以，尽管逻辑上可以根据经验观察发现（如果确实发现了）的事实作出结论：精神和大脑事件有同样的讨论对象，那么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即一个是另一个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主张同一性的理论家认为：同样的研究对象证明这两类事件本身具有同一性。但正如我将要指出的，这个比较充分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让我们以启明星和长庚星，或闪电和带电粒子的运动为例来进行讨论。这两组事件被说成是同一的，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对象，而这共同的对象是在不同的观察条件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被确定的。每一组事件的差异可以归结为观察的情况不同（早晨或晚上）和理论解释框架的不同（闪光的常识概念或物理理论）。更进一步的情况可能是：差异是由于互相排斥的情况引起的，即当一个人进行某种类型的观察时，他就会为该类型的特征所妨碍而无法进行另一种观察。例如，当观察者观察一朵云和观察悬浮在天空的大量微粒时，如果观察者距离现象足够远，他把它看作是云——不断改变形状的棉絮般的东西；如果离得较近，他看到的是悬浮在天空的水沫或微粒——霭和雾。这两种观察是相互排斥的：当观察者看到了云时，就看不到微粒；当他看到了微粒时，就看不到云。

精神的和物理的关系看来就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红斑、感觉到被一拧或得意的情绪时，我们就不可能同时也注意到我们大脑中的神经活动；而当我们在注意大脑中的神经冲动过程时，我们就不可能感觉到那些可以被说成和神经过程“相同”的感觉。但是，假定有某人发明了一种大脑监测仪器，不仅能转播被试者大脑中的情况，而且还能把反馈的情况也显示给他看，在这种情况下，被试者不仅有自己的感觉而且能够注意到他本人的神经过程。制造这样一种仪器只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原则上不是不可能的。现在，问题的重点是，如果这种仪器被制成了，主张同一性的理论家就会认为这就是对他们论点的确认。他们将从研究对象的同一性断定，大脑皮层和相应区域内某些复杂回路的活动与生气、痛苦和得意也具有同一性。然而，正是这个较充分的假设是成问题的。

让我们再次考虑上面的例子。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有假定是同一现象的两组观察。有人主张，内涵的差异是由于观察条件的不同和／或解释它们的理论框架的不同造成的。这些差异程度可以降低但不能被消除；两种观察或两种理论可以被表现为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同一客体。我们甚至能够在相互排斥的观察情况下（像观察云和大量的悬浮粒子）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形成一个连续统的一组观察，在这个连续统内两种实际观察是在不同的场合下形成的子集；而如果我们能沿着该连续统进行全部观察，我们就会看到一种观察现象逐渐转变为另一种现象。例如，当靠近云时，我们就能看见它溶解为形成霭和雾的大量微粒。总而言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断定这两组观察有一个共同的客体的话，那么该假设对于任意两组物理事件的观察来说总是正确的。如果有可能连续地观察长庚星，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转变”为启明星；同样，我们也能看到美国总统“转变”为美国三军总司令。但是当观察对象是“混合”客体时，即当一组观察中的一部分是精神事件而另一部分是物理事件时，那么情况就有所不同。即使用大脑－过程反馈仪器装备起来，我们仍然既不可能看到我们的神经传播转换为红斑和剧烈疼痛的意象，也不可能看到这些感觉转变成在大脑皮层中细胞集合体的某种冲动。倘若物理事件确实是同一的，它们就能够相互转变，形成一个由不同方式和观察点所产生的转换连续统；但无论观察条件怎样改变，物理事件总不能转变为精神事件，反之，精神事件也不能转变为物理事件。即使隐私－公开性的鸿沟能被填平（如把公众的心灵事件显示给个人观察，进一步设想［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通过对被试者和观察者的大脑活动作某些电化学连接把个人的心灵事件显示给公众观察），质量－数量的鸿沟还是始终存在着。那种企图把绿色、气味、叫喊和柔顺等现象转换成相应的起伏波动和分子结构及其过程必定落空。无论事件是环境中的物质客体还是大脑中的神经冲动过程，能够觉察到的感觉都不可能还原为物理事件并据此作出科学的解释。马尔科姆把上述的不可还原性总结为三点：（1）大脑现象具有空间位置（尽管大脑被设想为没有严格的功能定位性的一个整体系统），然而，至少给某些精神现象（如思想和情感）指定空间位置是毫无意义的，（2）思想和其它类型的精神现象要求有一定的环境背景（风俗习惯、协定、假定），而这些环境背景不能用实体的概念和物理定律来描述；但大脑现象并不总是要求这样的背景环境，而它确实要求的东西（能量和信息输入）可以用物理理论来描述。所以，（3）大脑和精神事件有条件的同一性不可能用经验来证实；例如，不可能通过经验观察和实验证明思想同大脑皮层中的事件具有同一性。而对彻底的物理事件组（也许还包括彻底的精神事件组）和同一性可以用经验得到证实的事件的某些成分来说，情形就同流行的观点大不一样。所谓用经验证实，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或理论的转换（如总统转换成三军总司令，启明星转换成长庚星）来证实。因此可以断定：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彻底的物理事件组中的各个成分之间具有同一性，如果它们共同的对象可以用经验来证实的话。但是，如果事件组中有一个客体是物质的，另一个是精神的，那么假定这种同一性在逻辑上就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不管观察条件如何不同，它们在特征上都保持不可还原的差异性。我们无论怎样仔细地去观察一个绿斑，也不会看到哪怕是一点点刺激眼睛的感光神经的物质波的传播迹象；我们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检查我们的审美感觉，也不会听到什么与歌唱家歌唱舒伯特抒情歌曲时发出的声波相似的东西。相反，我们无论用多长的时间和用什么不同的方法去观察物理学家认为的光子流图像，也不可能看到一点点绿色；同样，由歌唱家声带发出的波的频率也不可能是动人的和优美的。但另一方面，人们坚持认为，光子流通过与眼睛的光感受器相互作用建立起神经能量转换模本，我们内省地把该模本看成和绿斑等同，同样也可以把它应用于声音的频率和我们的审美感觉。果真如此，那么对“光子”和“绿斑”、“声音频率”和“美学意义”来说，它们既不包含，也不表示是同一事件。不过，我认为，它们确实表明大脑和心灵事件是相关的。

大脑－心灵相关性

这样一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不太充分但更为适当的命题：心灵事件和大脑事件的相关性。相关性这个命题在神经生理学家中较为流行。他们受到谢灵顿的二元论影响，倾向于小心翼翼地将精神现象分解为物理现象。罗森布鲁士在他的《心灵和大脑》一书中论述了相关性的命题。我摘录其中几个有关的“科学假设”。

“我们的感觉和发生在物质世界中的事件有因果联系，而我们自身也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的精神事件的物理相关物是发生在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生理现象。”

“一切具体的精神事件都有一个神经活动的具体空间－时间模本作为相关物。”

罗森布鲁士假设了一个单方向的事件序列：物质过程→一些接受器的选择激活→把不同的信息进行编码→中枢神经和相关的精神事件。这个序列把物理事件和心灵事件联接了起来，但没有肯定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他指出，“我们感觉范围内出现的因果关系是神经活动同宇宙中其余部分出现的空间-时间事件之间的联系”。）如上面摘录的“科学假设”中所说明的，大脑事件和心灵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因果相关性。因此，罗森布鲁士认识到了大脑-心灵现象的非内部还原性，这既不需要肯定笛卡儿和洛克关于它们之间的因果相互作用（另一位神经生理学家J．C．埃克尔斯也提到过这个过程），也不至于犯同一性论点的错误。

因此，看来关于大脑－心灵的非因果相关性的命题被更加充分地证明是二元论和同一性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于是，我们在这里把这种观点选作系统哲学的一个信条来加以解释。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应该首先指出，精神事件和物理事件的相关性被当作仅仅是一种启发方式而误用了。例如，像罗森布鲁士在应用它的时候所说的：“为了搞清楚实体行为的许多方面，我们需要假设物质世界中一些实体的意识过程”。这样应用的话，那么只要它能有助于解释行为，相互关系的命题就可得到肯定；而在超出这个范围时，就被抛弃了。但是，没有任何独立的理由能把精神现象限制在物质世界中的那些实体范围内；而物质实体的行为显得如此复杂，以致于不假定精神事件的存在它们就不可能被充分理解：这种任意的分割会使精神事件在原始脊椎动物和植物、昆虫（老鼠的行为将需要假设精神相关物，而烨树和蚂蚁则不需要）之间的某个地方突然消失。然而，在进化论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非精神活动性的生物祖先会突然出现精神活动。当然，精神活动的形式可能进化，并跳跃地进化，但这样的假定，即在进化的某一特殊时刻，纯粹的物理化学组织系统会突然转变为心理－物理系统，则是武断的，毫无根据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把心灵这个假设当成是纯粹的解释方式，如果我们果真这么做，那么我们就肯定不需要什么精神活动来解释某些有机体，因为这些有机体的行为很简单，不需要意识到自我和周围环境就能充分解释它们的行为。然而，对其它生物来说，这个精神体验的假设就不仅仅是一种解释的方式，而是对心理学上唯我论的一个基本抉择。如果那是可以避免的（其自身是一个逻辑延伸步骤，因为我们只能体验到自己的心灵事件，而不能体验到其他任何人的心灵事件。），那么这个决定，即在扩大精神现象范围的道路上应该走多远，决不只有启发价值，而且具有逻辑的前后一致性。一定有充足的理由划一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以上具有本质上的精神体验，在它以下则没有。不过这些理由不仅和心灵概念的解释能力有关，而且还和本体论的一般原理有关。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某种神秘的启示，或特殊的顿悟，直觉地理解这些原理；我仅仅认为：假定精神体验的标准不只是关于解释能力的有启示的标准。

双透视论（

上面的讨论已经为把主要问题的重点放在系统方法上作好准备。现在我们可以在前面对心灵－肉体问题的评估的基础上开始探讨这种方法。我们已经发现物理－精神同一性命题是一元论的过激论述，而笛卡儿或洛克的双重理论在它的二元论解释模式方面也不能令人满意。所提出的中间道路看来似乎是大脑－心灵相关性的命题；这个论点把有机体中的物理事件和意识范围内的精神事件引入很有意义的关系中。本体论能够提供一种关于自然界中物理和精神现象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看法，而我们现在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大脑－心灵相关性的命题怎样才能发挥像本体论那样的作用。

我们假定，心灵事件和物理事件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它们相互关联。每一类事件形成具有同型性特征的系统，问题是这些系统之间怎样相互关联。对应于认知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把具体的相互关系和构成系统的事件组本身对应起来。

那么，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相互关系究竟怎样呢？认知系统构成心灵；而自然系统的范围非常之大，它们包含了整个地球表面的微观层次体系：它们包括了人类，即其躯体。心灵是不能被公众观察的；它只是“生存”着，而不是被观察着。但从某种观点青来，“生存”着的系统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从另一种观点被观察；换句话说，如果写报告的观察者的观点做相应变换的话，那么一个内省存在的心灵事件系统（即认知系统）就很可能是一个能够被外界观察的物理事件系统。如果作了这个假设，我们就算获得了一张从心灵和意识的王国到物质和自然界的王同旅行的通行证。现在考虑我们能够从物理事件王国到心灵事件王国去旅行的方法。有些物理事件牢固结合成有组织的实体：这些是自然系统。它们是以空间的和时间的组织为特征：结构和功能。对它们进行的观察是指观察系统的状态，在理论上它们是定量化的和内部关联的。同样，在系统内部活动的东西是指引起信息过程和能量转换的状态改变的变量。根据系统“意识到”的感觉进行的描述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不可能被观察到。然而这里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碍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根据内在的观点，自然系统可能是“生存着”（即能被观察）的；并且假设：可能的观察点之一并不在系统外部，而是和系统相重合。由此可见，当观察者描述系统时，他实际上是在描述他自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些假设能够保证得到什么结论；第一，我们承认心灵事件系统能够被从外部观察。第二，我们允许物理事件系统能从内部观察。另外，我们还知道应用于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理论是同型的，这样，当我们从一类系统转换到另一类系统时无需改变理论。尽管理论内容和研究对象改变了，但它的形式保持不变。我们获得了一系列类似的独立变量，它们既适用于自然系统也适用于认知系统。这就为我们的本体论提供了一个基本概念：自然－认知（即心理－物理）系统的概念。这样的系统不是“二元论”的，而是“双透视”的：它们是单一的，自治的事件系统，从两种观点出发都是可观察的。当它“生存着”，该系统是心灵事件系统，即认知系统。而从另外的观点看，系统是物理事件系统，即自然系统。系统内的自然事件组和精神事件组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存在于其内部的系统，或者说，由它们组成的系统，是同一的。这里的同一性是在两种理论的不变性基础上预言的：无论事件本身怎样不同，由事件组成的系统在结构上总是同型的。所以，由一类系统转换到另一类系统时，它们各自的理论并不改变。因此，这些系统作为系统本身是同一的。这里没有任何根据能够使得我们把它们区分开：

R＝（α，β，γ，δ）

Q＝f（α，β，γ，δ）

——————————

R＝Q

这个本体论框架的心理－物理命题可以表述如下：不可还原的各种精神和物理事件组构成一个同一的心理－物理系统，它可以通过各自的理论的不变性来揭示。系统哲学的基本实体是非二元论的心理－物理系统，叫做“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

双透视论及其证据

上面我们对心理物理命题作了概述，它表明精神体验与人类（以及其它生物）有机体内的神经生理过程有密切关系。果真如此，我们就有权要求用思想、情感和感觉来描述一切有机事件；反过来，我们也可用有机过程来描述一切精神过程。然而，即使简单的思索也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在任何场合下都作出这种描述。首先，有些有机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被描述为心灵事件。例如，那些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生物过程无需信号深入到大脑皮层区域，因而它们不会表现出心灵事件的迹象。（但必须承认，人类心灵也可能具有深入到自主有机过程中的无知觉感受力。当代医学和传统的瑜伽经验实践支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其次，为那些在习惯上被描绘为精神事件的物理事件寻找一种描述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这个困难看来似乎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观察和实验问题。事实上，在诊断肉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时，医学界一直在使用有机体肉体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概念。（精神病学的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神经系统功能的不正常并不总是必然正确地被患者的内省所认识；而兽医学的困难则在于：丝毫也不可能勾画出被检查的生物的心灵事件［痛苦、感觉］的状况。）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内省的观察者能够辨认他自己的感觉并把它作为他身上的一种肉体事件，如牙痛意味着牙有空洞。但在其它许多情况下，他就不可能辨认他的感觉，因为这不仅需要复杂的医学知识，而且需要诊断仪器来检验感觉间特有的相互关系。然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假设竟是有效的；由主体描述的心灵事件（痛苦、情感等等）和发生在他身上的肉体事件（组织功能）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互关系。

当我们要求大脑自身当中心灵事件的肉体相关物时．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心理－物理命题可以被理解为主张相对于心灵的每一个状态都有一个神经学方面的配对物，在心灵事件和脑神经元中有关活动的特殊状态之间，构成一一对应的相互关系。（所讨论的相互关系不包括大脑中神经回路的投影，反之，这种投影也不包括那种相互关系；在现象学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然而，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还没有进步到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大脑和心灵事件的详细摹写，使我们能够进行比较和综合，从而确证或证伪这个假设。但不管怎样，这两个领域的工作者已经意识到需要就这样的目标在心灵研究方面进行合作，而且一些初步工作已经开始。这项研究已经影响到对肉体和精神功能关系采取悲观主义估计的人的实际行动，谢灵顿的杰福德讲演就是一例。在谈到大脑和精神功能时，他说：“虽然我可以去做，但这两方面依然是顽固地分离的”。心理学家中，赫布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心。他认为，像谢灵顿这样的生理学家尚且发现不了可能把心灵活动还原为神经活动的方法，这就证明了问题不那么简单。拉什利对“当今最伟大的神经生理学家对发现脑科学和心灵科学之间的共同基础感到毫无希望”表示遗憾。根据他的观点，心灵应当被理解成这样一个名称，即无数活动于有机体中的复杂结构或关系。

笛卡儿关于‘两种实体”的含蓄态度使得谢灵顿自己感到压力，进而对心灵和大脑事件的内部联系的可能性逐渐采取了较为乐观的态度。神经外科医师彭费尔德所做的实验证实了被试者颞颥叶中神经组织的弱电刺激和唤醒大脑中的记忆有一定的关系。他断定他已涉及到了意识的神经组织记录。根据他的观点，个体在他大脑中对过去的连续体验有着确定的且稳定的记录。彭费尔德说，其激活的关键在于颞颥皮层。该记录是把意识的要素结合自身的神经脉冲在中枢神经系统整合的产物。业已证明，过去的大脑事件通过人为的刺激能够作为有意识的心灵事件再现出来。

脑电波图的记录证实了心灵事件－大脑事件相互关系的其它方面。利用尖端示波器或其它现代的仪器，实验者已得到了三组相关的资料：作为刺激的物理事件、由此在大脑中产生的电波图、在被试者的意识中被唤醒的精神状态。对刺激作出反应的大脑事件和受试者报告的心灵事件之间的一些重要的相互关系已经被发现。把EEG记录的频率、相位和空间间隔的统计分布同有“噪声”的随机分布进行比较，和内省报告关联的确定的“信息”因素就会显示出来。例如，视觉想象和所谓的a节律显示出互相排斥。某一强度的a节律和快乐的感觉是对应的（卡米亚实验）；而快乐的感觉和O节律也有关系。B节律被发现在紧张状态下是通常的现象，这些有意义的图式显示迭加在一系列有规则的节律上，而这些节律被认为是代表了一个找寻信息的过程。当有规则的节律活动达到最弱时，EEG记录的有节律的太脑事件和由受试者报告的心灵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出现了，这些关系在最直接的经验那里得到揭示。从这些发现中获得的结论使沃尔特坚持认为，“在这些观察中，反应的广度和复杂性同主体的感觉之间存在着鼓舞人心的对应关系”。

罗森布鲁士回顾了有关支持大脑事件和心灵事件存在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些论述导致他假设：一切具体的精神事件都有一个神经活动的具体的时空型式作为相关物。），然后他把这些关系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以下几个标题来进行讨论：

种系进化：具有发达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物种表现出的行为只有在假定它们有精神体验的基础上才能被理解。这里所讨论的这些类型的行为特征不是先天固有的或条件反射的，而是适应性的，即生物体采取的这些行为具有生存价值。而这种有“意识”的行为只有当比较高级的神经系统组织在进化序列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时才会显示出来。

个体进化：只有当幼体在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上的发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从而有精神活动出现时，他表现出的行为型式才是可理解的；而且，变态发育和精神缺陷是相互伴随的。

对内环境稳定的偏离：对体内正常状态的偏离能够在发达的神经系统中产生影响并导致重大的调整，甚至能导致精神事件暂时或永久的消失。（如大脑中暂时的且不太严重的血氧量减少也会引起意识的丧失，低血糖和高烧引起的昏迷，等等。）

激素的影响和麻醉剂的作用：激素施加于精神过程而产生的重要影响很可能是它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果。同样道理，麻醉剂能够改变精神过程。

大脑皮层的损伤：大脑皮层的损伤会导致明显的精神障碍，包括一部分相应的感觉和知觉功能的消失，讲话情绪不安，运动失调，想象和理解的不正常（彭费尔德）以及记忆的丧失。

脑的电刺激：在大脑皮层一定区域内的电刺激会导致一些心理过程，尽管刺激能够产生意识过程的相应区域很少。电刺激引起的意识事件包括当时体验的真实意义被改变以及出现同过去事情有关的幻觉。

电描记录：实验已经证实了生理－心理间的相互关系（如上面所总结的）。

罗森布鲁士认为生理－心理间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证明了心理过程的进化和一部分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特定的生理事件或生理活动的出现密切相关这一推断是正确的”。

尽管这里所引录的证据不会引起重大争议；但值得一提的是思辨的展开。也许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赫布关于神经组织的假设，它将大脑－心灵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延伸。赫布认为，如果刺激作用于个体的次数足够多，大脑中的“细胞集合体”就会逐渐形成。这种集合体是一个单位整体，它能够同其它的集合体单位互相交换神经刺激从而可以相互配合产生具体的反应。这种单位整体的系列是一种“状态序列”——可以被认为它等同于在思考时所出现的情况。通过感官输入的外部刺激或大脑皮层内部以前的活动可以激活具体的细胞集合体，当然，它们两者也可共同激活这些细胞集合体。如果这种激活来自感官，刺激就会进入神经活动的作用范围，而这种神经活动强度是变化的。如果这种作用范围能够较好地被摹写并形成一个相对环境刺激的稳定背景，那么细胞集合体就会根据刺激的性质作出一个经过修正的反应。这样一来，理解和学习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细胞集合体的结构中。

赫布用逐渐理解三角形的过程作为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认为，我们关于三角形的概念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一系列前后相继的细胞集合体进化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例如，当眼睛注视三角形的一个角（A）时，一个相应的集合体单位就在大脑中形成了。当眼睛转向角（B）和角（C）时，相应的细胞集合体单位又以同样的方式形成。因此，这里就出现了角（A，B，C）形成的视觉图样和相应的细胞集合体（a，b，c）在大脑皮层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个体在他的体验中反复地遇到三角形时，这种细胞集合体就逐步稳定化。最后，这些集合体能够保持下来，并且当视觉图样消失后能够通过“反射回路”而重新被激活。这样，在个体的一生中，知觉模本和大脑皮层组织之间——与上面类似的但更为复杂——的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大脑皮层组织的数目愈多，反应的深度和广度就愈大。赫布认为，所有的学习过程都包含在细胞集合体的系统建构过程中。在概念思维的水平上，经过长期努力获得的状态周期——由一系列的系列细胞集合体构成——开始进化。这些状态周期对于外界刺激是相对独立的。结果，学习过程就部分地依赖于由感官引起的刺激，而这些大脑内的作用过程又可能导致在它们本身的皮层内产生新的结合体。

对双透视论的一元论选择

思维节俭是系统性的理论的一个始终存在的动因，系统哲学也不例外。根据奥卡姆的剃刀原则，贝克莱对物质实体的排除是关于实在的哲学能够建立起来的一种方法；然而这不是一个经济的方法，因为它需要借助于万能的心灵或神灵。而相反的本体论（虽然它们的拥护者并未这样命名）包含在现代行为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中，它们完全排除了精神实体，把纯粹的自然世界作为所有现象的原则和本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首先承认精神和自然现象之间不可还原的差异性，然后再设法通过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变性而把它们综合起来。不过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同二元论调情。这种调情果真是必要的吗？由双重自然的观点提供给我们的复杂解释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回答是，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它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最简单的理论的话。这里的“实际”是指观察到的事件的性质。基本上，我们在讨论两组事件：直接体验的事件和在推理基础上的理论事件。后者对前者的内在联系作出解释，但它必须是在完全不同于待解释的“建构”的帮助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贝克莱主义的非唯心主义形式好像从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寻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可以假设科学仅仅提供了计算的实体（马赫），“真实”世界是由我们感知到的属性组成的。这本质上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的见解，罗素说它导致了物理学的产生，而又被物理学所证伪。但是经验科学并没有要求绝对真理，现代物理学是有数量的但却是无根据的；它的定律能作出确实的预言和描述实际的过程，但描述的过程和预言的事件跟它们本身完全是两码事。例如，它们可能不是由束缚电子的原子系统（在数学上可进一步计算出它们的弱相互作用中）构成，而由颜色、声音、味道、气味以及质地构成。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世界的确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可知的和可依赖的地方：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说，“那儿是‘绿色’！”我们不应该用错误地把它归于物理事件的方法来表达精神事件——我们应该指出众多的客观实在。

如果作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不存在一个有效的理论上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对朴素实在论的重新肯定不应该得到支持。颜色、声音等等可以作为真实世界的装饰品而无须把它们看成是一些心灵中的感知。心灵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感觉集合体，而且根据神经的电化学脉冲来解释，这种感觉集合体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预言和思考。世界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世界，而不在于我们如何去解释它。作为经验知识的工具的“看”难道不比“解释”更可靠吗？那么，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是真实的，而看到的却是幻影呢？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坚持这个问题时，唯一令人信服的答案仍然是有利于支持由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过程所组成的科学世界，那就是，它们的定律有解释和功效作用。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控制我们周围世界的手段，不管这个世界的最终本质是什么。我们没有关于颜色、喧闹声、味道、质地和气味的科学，之所以没有这些科学，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西方理智的偏见，而并不在于从我们获得的感觉经验中产生这种科学具有内在的不可能性。从赫列尼克文明的曙光出现后，西方理智就企图寻求从柏拉图洞穴的锁链中解脱并竭力向“太阳”靠近，除了信赖清晰严谨的思考能力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真实宇宙的最终本质的画面外，他们不相信能够发现除感觉以外的任何实在。尽管许多世纪以来朴实无华的心灵一直生活在舒适的感觉映象和影子的“洞穴”中，但在一个感觉的世界里如此舒适地生活是以准备放弃更精确的定量性为代价的。然而，如果在洞穴外面乃是黑暗，如果光亮确实只存在于洞穴之内，那么情况又将会怎么样呢？洞穴是一个舒适的地方，它是一个一元论的世界，在此世界里仅有感觉事件在东游西荡。像柏拉图的囚徒一样，我们也许能够培养我们对它们预言和推断的能力。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令人深思的一元论感觉世界画面，同建立在假设科学解释具有客观真实性基础上的一元论世界画面，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把宇宙看成是物理事件世界的观点。当物理定律不能充分地描述某些现象时，就可能再加上一些“新兴的”原理和定律（如生物学、心理学的原理和定律）作为补充。照这种观点看，经验科学的建构解释的不仅仅是观察：它们告诉我们观察到的客体实际上是些什么。它们告诉我们观察到的绿色确实是由产生光量子的能源发出的以一定频率传播的波。尽管光子和波是看不到的，更不用说绿色，然而，它们却被说成是这个世界的真正实在。

一元论科学理论家走得更远：他们把精神事件本身描述成物理事件。观察到的感觉特点和科学实体的本质之间的差异没有被认为是一种障碍：如果雷雨中的闪电能归于空气中带电粒子的运动，那么感觉事件（通过它我们知道闪光）也就可以归于在大脑皮层的投影区域内神经元的活动。根据这种一元论物理学理论的一位支持者的观点，“心理研究方面的结论是关于心灵的唯物主义的地平线上的一小朵乌云。如果所要考虑的超感觉现象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把精神状态完全等同于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物理化学状态看来就不会有什么严重障碍”。这样一来，非肉体的精神状态的假定就被认为是多余的，违背了思维经济原则。精神状态只能作为一个附加的、未经证实的环节连接到物理过程的因果性链条中。尽管嵌入精神状态的假定是合乎逻辑的，并且与观察事实逻辑上相一致，但据说这毫无可取之处。这洋，我们就终结于这个由物理化学事件组成的世界，而其中的精神事件只是令人不快的幻影，并被它们与中枢神经系统状态可能的同一性驱得云消雾散。

当代科学大厦的内部一致性、整体简洁性，以及它的解释能力，是上述观点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世界被简化成高度完美的、合理的、数学计算上成比例的关系网；而实体是这些网上的结点，它们独立的本质可以被称之为“物质”，或者干脆不加说明。感觉世界仅构成密码的集合，通过它我们可以接收到客观物质世界的信息；但客观物质世界并不是颜色、气味或味道这类东西，而主要是具有数学的或相互关系的特征的东西。人也是这样一种实体——物质世界中的一种物质系统。节俭性原理高于一切；这个时代依据的是信奉对对象进行科学解释的真实性，而不是依据把直接的感觉体验具体化。

这是两种可供选择的实在的一元论哲学。从它们自身方面看，每一种都具有其内部的一致性且简洁明了。然而，这些优点是似相当武断地不顾某些证据——这些证据支持与他们的本体论相反的观点——为代价而得到的，即借助于物理主义理论不顾精神事件的不可还原性，和借助于感觉主义的哲学不顾关于物理事件的合理假定的说服力而获得的。但是，无须通过什么技巧把精神事件还原为物理事件（如声明它们可能是一致的），也无须根据贝克莱的论点取消科学实体的世界，我们毕竟能够认识这两类事件的基本特征而且可以创立一种内部一致且简洁明了的本体论。我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借助于双透视论。我们不仅能够证明事件组本身的一致性，而且能够证明由事件组构成的整体系统的一致性；即，作为构成从外部观察人（或其它具体实体）的模式的自然系统和在内省分析的基础上塑造人（或其它物种）本身的认知系统。通过这一过程，人类心灵就不再作为一个连接到物理化学的因果关系链条中的不可证实的环节。相反，它构成了另一类事件的链条；该链条中的因果性环节不再是物质过程，而是认识过程。因而，我认为把精神事件插入物理刺激、神经能量转换过程和相应的反应行为回路中是不经济的，况且在物理主义的前提下也是不可能证实的。有人主张精神事件和其它事件（如感觉和行为事件）没有什么联系，它只是简单存在着。我认为这种主张是多余的。我同意阿姆斯特朗的看法，“精神状态概念首先是个人往往产生某种行为状态的概念”。尽管有些精神状态是用来分析其它的精神状态的而不是直接的实际反应，但毕竟所有的精神状态同具有反馈特性的连续循环圈内的环境紧密相关。我不同意具有同一性思想的理论家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把精神状态插入物质因果性的链条中，舍此再无其它更好的选择。这样，精神状态就成了多余的和不可证实的“机器中的幽灵”。目前的观点认为，精神状态终究还是产生于反应中的状态，但这些反应不是肉体行为，而是意动，即意志活动。正像意识到绿色感觉不是根据神经转换来描述的物理刺激，而是知觉属性，即“感觉材料”一样，意志反应也不是根据从神经中枢发出的神经脉冲刺激神经运动中心来描述的肉体行为。因此，知觉性的感觉和意志反应是精神行为，它们和其它精神行为一起构成具有自矫正反馈属性的信息过程循环圈。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幽灵引入机器，也不需要围绕幽灵制造一台机器。我们有一个幽灵，也有一台机器，当我们仔细研究它们时，发现它们构成了具有同一性的系统。这种同一性并不在于它们的“材料”或“物质”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是“幽灵”起作用，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是“物理化学”起作用）——而在于摹写系统的理论的同型性。

结论

关于实在的基本构件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本体论问题，这里我们根据自然界的一部分构成了整个等级体系中的负熵系统这个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实在的基本构件是系统，更确切地说，是自然－认知系统。而这种观点是根据下面三个方面得到的：（1）承认物理事件和精神事件的相互不可还原性。（2）建立物理事件组和精神事件组各自的模型。（3）研究这些模型的同型性。利用同型性模型揭示的一致性是根据双透视（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观察）自然-认知系统概念综合得多的，它是本体论的基本原则。所以，心灵事件在自我分析的基础大揭示了自身，并作为有机体的某些肉体事件的相关事件出现。这种相互关系的表现对于人类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从理论上讲，所有微观等级体系的负熵系统都可能产生这种表现。

在假定了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前提下，我们已经奠定了系统哲学这个复杂大厦的基础。下面我们将讨论由不同类型的自然-认知系统构成的等级层次结构，从而勾画出“自然哲学”更具体的框架。

第九章 等级体系：自然哲学的框架

组织性：基本标准

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形式朝着严格的功能的目的进化：通过传递信息（从同他本身有关的那部分环境里获得的）并赋予这些信息以操作上的实际意义，人类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因此，由感觉传递的和以实际的常识性思维方式进行编码的人类经验并不一定是客观经验知识的可靠工具。事实上，生物和文化因素结合形成了一种个人的生存“气泡”（existential“bubble”）。这个“气泡”使他能非常好地生活在他周围世界中；不过，当他把它当作客观知识的向导时就可能被引入歧途。“气泡”还包括事物和相互关系的概念，一般说来，具体性质和实在被限定在前者（即事物）的范围内。通过把事物类型限制在人类及亚人类实体的层次上，就使得人类能够有效地操纵它们，具体做法是把最复杂的事物看成是与他同等级人，把所有较简单的事物看成复杂事物的组分，或者看成环境背景中的较简单的实体。然而，在高于人类层次上，单纯的事物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由干具体的人的共同努力，它们被组织起来和概念化了，这样一来，人类就得到了一张操纵超级的（社会的和生态的）结构的许可证。最接近于人类层次的事物最容易识别，而在比较小的尺度上的简单事物则逐渐消失在认知意识的外围中了。等级体系中较小的实体仅仅是以聚会体的形式被人们认识的，这种聚合体又包括数目相对众多的更小的组分（如晶体、分子和原子）。同样，恰好高于个人层次的关系同样是那些最明显地显现出来的关系：这就是人际关系。在这些关系之上是更为复杂和广泛并且越来越模糊的关系领域，它们沿着更为宏大的社会和生态系统方向扩展，最终到达世界系统。人类主体本身是个重大的分界线或转折点，这恰恰就是他所认识的。这是“人”的层次。从这个层次向下是被控制的“事物”，而从这个层次向上则是被安排的“关系”。因此在常识意义上人类的存在“气泡”是非常有效的：它允许控制－行为在微观等级体系中向两个方向延伸（图13）。然而，对客观地摹写周围世界来说，这个气泡的正确性却值得考虑。

遗憾得很，功能的有效性和客观的真实价值经常被混淆，因为一些事物仅仅是表示某一系统的客现状态的功能编码，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那个状态的真实复制物。由穿孔磁带输入计算机硬件中的一系列程序能够控制复杂产品（例如汽车）的生产，但这并不等于在程序中有某一车辆成品的真实模本。在程序中，一些相互关系在功能上互相匹配，它们控制着过程；但检查编码或程序是检查与由它控制而制造出来的产品完全不同的事物。在汽车制造厂的生产流水线控制系统中不存在一辆“小汽车”。但是，当人类自称了解他们周围世界时，我们所期望的恰恰就是这种意象。而且，正是这一系列事物以及由这些事物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意象构成了现实的世界图景。然而，这些意象与其说是对现实实体客观真实的描绘，还不如说更像能够产生有效响应的功能密码。如果我们认为是后者，那么那功能气泡就膨胀成人类形态的和主观的世界图景。

对于获得经验知识的选择是非常明确的。他或者选择放弃功能性的但又是主观性的气泡而利用客观意象的功能编码；或者设法绕开这种主观性寻求非人类形态的概念范畴。前一种选择代表了大多数哲学家采用的经验方式，他们把人类经验当作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试金石。无论他们是根据感觉材料、语言，还是根据审美观，甚至宗教直觉，他们都把内在的主观结构解释为似乎是客观的世界观念。但是，如果他们把着眼点放在结构和功能——一句话，放在组织上，而不是放在经验事物和它们的关系上，那么后一种选择就被当代科学所接受。如果采取把某些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结构作为实在的（“具体事物”）标准，那么常识气泡的拟人化的轮廓就瓦解了。这样，人就从他占据的在行为上非常有效的世界气泡模式的顶峰上被挪开了，“人”也不再被定义为常识的分界线了。现在，人仅仅是一个被嵌入内部相互联系的、具有组织性的现实自然界中的系统。在低于个人层次的事物（包括“具有活力的事物”）和高于个人层次构成的关系之间的分类区别已不复存在；存在的是系统，下层系统和上层系统，而它们是由人们的概念分析决定层次的系统。由于交替轮换对人类的研究的集中点，有时我们把人看作上层系统（他由他的器官、组织和细胞组成），有时我们又把人看作下层系统（他组成了他的群体、社会和民族）。同样，任何其它系统都可以这样交替地划分——有时把它们描述为部分，有时把它们描述为整体。

把组织性作为实在当中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标准，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系统主宰着微观等级体系。这样的范例，在原子中、在细胞和有机体中，甚至在更高层次的整个世界社会和生态系统中都存在。如果我们根据前面谈到的双透视论原理，从内省角度看，自然系统是认知系统（同样，从外部观察，认知系统是自然系统），那么我们就取得了自然和认知系统类别上的共同延伸。这样，如果任何自然系统（例如原子）被置于内省的基础上，即观察者自己同那个系统保持重合，那么后者似乎也是由“心灵事件”所构成。这样，我们可以把主体性赋予像原子和分子这样的系统。对于超有机系统，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做。当然，对内省的分析者来讲，他如果保持同社会和生态系统重合，同样也构成心灵事件。然而，我们作这些假定对于可靠性的要求好像有点不适当。这样的假定同经验的证据不矛盾吗？

我认为它不矛盾。内省的表现限于分析者本身：直接的第一手信息只能从自己的心灵事件中获得。而当某些人用语言表达他们的内省时，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心灵事件中获得间接的（第二手）信息。通过观察他们的行为和肉体状态变化，我们还能够推断出他们的心灵事件。关于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共同延伸的原理（通过推理）认为：我们应准备承认，如果我们和他们的肉体有机体重合，我们也将会感知到他们的心灵事件。由于绝大多数的其他人具有同我们自己非常相似的有机体，因而他们的心灵事件和我们的心灵事件也会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除了我们人类自己的成员外，自然系统不可能用语言向我们传递它们的心灵事件，我们仅能够通过观察它们的行为来推测它们，而它们的行为和我们人类的行为差别很大。黑猩猩的行为和我们人类的行为差异很小，而分子的行为和我们人类的行为差异则相当大。普通常识告诉我们，黑猩猩具有同我们相似的心灵事件，而分子却一点也没有。那么，这种假设的基础是什么呢？很清楚，这是因为黑猩猩的行为同我们的行为比较相似，而分子的行为同我们的行为大不相同。当然，我们所说的相似总是相对而言的，而且从不相似到相似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黑猩猩的行为和比它更原始的动物的行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而这些更原始的动物的行为又和海洋动物的行为相似，最后直到和植物的行为相似。生物学界有一句现在已过时的名言说：人身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没有一件不会在阿米巴虫身上发生。这句名言之所以过时，其原因是阿米巴虫同像细菌和病毒之类更简单的有机体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这些有机体的行为同结晶体和生物大分子的行为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机物的界限是超验的，没有一条足够宽的相似－不相似的鸿沟使我们可以证明在鸿沟此岸有心灵事件存在，而在彼岸则不存在。常识必须接受这样一个要求：对心灵事件的肯定要给出一个比人类行为的明显相似这一标准更好的标准。然而，常识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也许划分具有或不具有心灵事件的更好的标准是组织：结构、自我定向、自我维持、控制、非加和性和其它的系统特性。这些都可以被举出来作为心灵事件存在或不存在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在前面讨论的系统待性作为微观等级体系组件（module）的“内部”属性，那么根据内省的观点，用这些词句描述的任何物理性质的组件也可用心灵事件的词句来描述。这样，如果观察者可以等同于原子，那么他将会用类似的较轻的痛苦和悲伤的词句来描述电子轰击，而核裂变也将会被用类似的危机感的词句来描述。当然，这个理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把人类的精神事件赋予原子——即实际上赋予除了人类之外的任何自然系统。心灵事件最终赋予微观等级结构，并不是赋予人类的心灵事件：具体类型的心灵事件可以被假定同各个系统具体类型的物理事件相关联。这样，如果我们考虑到10个神经元才组成一个同人类心灵事件有关联的复杂的大脑神经网络（物理任件），我们就一定要谨防把类似于人类心灵事件的任何东西归于像原子和分子这样的低级系统。它们的心灵事件在“感觉”上同我们的心灵事件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它们仍然可以叫心灵事件，即和物理过程相联系的但不同于物理过程的某种类型的感觉。

我们一定要谨防把心理层次赋予同其微观等级体系上结构层次相应的系统所引起的谬误。如果我们确实作了这样的假定，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较高级的精神状态赋予社会系统而将较低的精神状态赋予生物系统。这个假定在许多实际例子中明确地受到否定（例如，像学院或大学里教职员工这样比较松散的个人集合体）。因此，尽管总的说来完全的生物系统多半具有比组成它的细胞和组织系统更高级的心理状态，同样，这些细胞和组织系统的内部又产生出比组成它们自己的分子和原子的下层系统更先进的心灵事件；但是，认为由生物系统组成的上层系统比它们的成员具有更强的意识或更先进的“精神”，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作这种假设没有任何经验根据。

同时，作这种假定也没有任何概念上的正当理由。从内省观点看，心灵事件阐明了整个系统的综合过程，它们的发展水平和系统的功能是一致的，而这种系统的功能是在下层系统整合和分化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如果下层系统高度分化的整合功能是显著的，那么系统的心理特征就有希望得到进化；相反，如果这种整合功能是不明显的，心理状态就只能处于萌芽阶段。例如，高度分化的人类生理器官的整合功能和高水平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而这种人类生理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控制力的有机整体。如果下层系统的分化或整合水平降低了，心理现象就必将相应地显得贫乏。目前，我们体验到的社会系统即使在它们经过严格的调整后也决不会达到它们自己的下层系统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分化的整合程度。例如，像军队或教会这种较松散的整合整体所包含的分化的下层系统在数量上远比一个即使较简单的生物所具有的神经系统要少得多。所以，尽管社会系统是一个多机体的上层系统，然而它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水平较它们绝大多数的一般成员简单得简直无法比拟。如此看来，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命题的原则可表述为：一个系统的心灵事件水平同它的下层系统的分化和功能整合的水平成正比。

由于同系统心灵事件水平（而不是系统的等级水平）密切相关的是下层系统的分化和功能整合水平，因此认知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共同延伸的假设就成了微观等级体系中的一般性原理。在通常就宇宙而论时，许多这样的原理在思想史上就已经被提出过。例如，斯宾诺莎就肯定过人类心灵在物理方面的相关物是人体这一原理。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在注释中）这个原理“应用于人还不及应用于其它单个对象合适，因为所有这些对象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都是充满活力的”。柏格森认为，肉体结构的主体心理相关物是“直觉”，亚历山大认为是“享乐”，而怀特海则认为是“感情”。摩尔根明确地信奉这样一个原理：“不存在不是心理系统的多等级整合的物理系统；也不存在不是物理系统的心理系统，所有的事件系统都是不同等级的心理-物理系统。这两个本质上不可分割的属性普遍渗透了整个自然实体世界”。

关于这一原理的最近阐述包括：查丁·德·台哈德根据心灵（“物质的内化”）平行出现的观点来描述的进化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心灵从心理潜能出现的观点，这个论点是切克斯廷根据列宁关于“反映现实”的能力是一切物质的特性的观点提出的。在现代哲学和科学哲学文献中也不乏关于这方面更进一步的类似阐述。

现有的理论认为，特定系统的心理－物理性质是根据操作进行分析的：一个系统，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理的，取决于以什么观点去观察，即使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转换允许进行互补性（但不是同时出现）的交替研究。一个给定的系统，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能以一种观点来观察，因而要么把该系统描述为自然系统，要么把它描述为认知系统（二者不能兼得）。这样，就我来说，我是一个认知系统，而其他任何人都是物理系统。但是，我认为如果我能够站在外部的立场来考察我自己，那么我将同样是一个物理系统；如果我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投影到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那么我将会把他看作一个认知系统。这种双透视原理可以运用于从原子直到社会的整个微观等级体系领域。

如果反对的理由仍然是针对把心理属性归于超出了有机或生命现象的自然系统而提出来的，那么批评家应该记住，即使关于他自己的夫人他也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断定存在这样的属性。心灵事件只限于有报告它们的个人，而对其他任何人的心灵事件只能作纯假设的推断。如果自然可以系统地和始终如一地在这样的框架内（这个框架不承认在极不相同的自然系统［物理的、生物的、社会的］之间有根本性的范畴差异）进行解释，那么否认任何这种系统的心灵事件并不比否认其它任何系统的心灵事件更合理。因而，批评家的选择是：他必须是一个怀疑论者并且只承认他自己具有心灵事件，否则他必须详细地制定一个判定标准，即为什么他的夫人可以有心灵事件，而一个碳原子就不会有。如果心灵事件不是指人类的感觉，而是指对系统组织化的感觉，那么他将很难找到一个符合——在任何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常识的标准，来限制自然普遍具有心灵属性的看法。

建立一种自然哲学：（1）系统和实在

自然显示出产生出了有秩序的动态系统，这些系统呈现为确定不变的形式。它们是具有非加和性的有序整体，而这种整体的功能和特性不可还原为它们的组成部分的功能和特性。借助于各种动态过程，它们能够自我维持，而且在负反馈的内环境稳定和正反馈的结构进化这个大方向上是相容的。具有这种结构的系统的不同群体进化的速率也各不相同，并且各自为其它群体提供环境。结果，进化较慢的系统就可能成为进比较快的系统的一个下层系统。这样一来，我们就获得了等级结构体系。因此，把主要的状态和功能描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解释组成自然系统的物理事件。同样，内省分析揭示了性质不同的精神事件的结构组件。我们的双透视原理则在自然-认知系统概念基础上把它们同自然系统结合起来了。

由于我们在微观等级体系中能够识别的任何事物不是自我维持的动态组织就是许多这种组织的集合体，因此，根据组织不变性，基本的存在物是可定义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等式，

具体的组织不变性＝实际的微观等级实体＝“自然界的认知系统”，或者，某类自然－认知系统＝某类实际的微观等级实体。

现在，根据以上概念，传统哲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可以回答了。实在是什么？或者说，实在的基本东西是什么？它们得到了一个简洁而明确的回答：是自然－认知系统。如果微观等级体系中的任何事件组组成一个具有非加和性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动态结构，那么它就是“实在”。系统的组织化水平，它的空间延伸性或时间持续性都没有削弱这个断言。系统可以通过控制或者通过结构而保持稳定，因此它们有可能在它们的环境中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其它系统也许只能把稳定性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它们仅能维持短暂的存在，并且当出现扰动时有可能瓦解为稳定的下层系统。如稳定的中性原子是前一种类型系统的例子，而许多社会组织是后一种类型系统的例子。然而，如果标准不是持久性，而是系统组织性，那么两种类型的系统部可以看作是实在的东西。组织化程度高的系统在结构上比相对原始的系统更不稳定，但是它们可以通过大范围内的功能控制来补偿这种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如果该过程失败了，那么复杂的系统就很容易瓦解成它原来具有稳定性的组元。如后者比它自己的系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那么在某个观察者看来，这种系统是短命的，是由稳定的下层系统群间歇性地构成的有序度较高的联合体。当这种系统被作为例子时，而且只要它被作为例子，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否认关于它的“实在”的断言：如果下层系统是其它下层系统的组织整体，因而是实在的，那么原系统本身作为这样的组织必然同样是实在的。

这种系统的起源像它们的相对持久性一样，它们是非物质性的。我们已经明确地讨论过出现在自然界里的这类系统，它们独立于人类有意识的目的。但是，可以完全肯定地断言，人类有意识的目的可以导致这类系统的形成。所以，同“自然系统”相对应，它们可以被叫做“人造系统”。它们之间的差别就相当于有意识筹划的型式和自然地出现的型式之间的差别；相对于出现的结构来说，有意识地对一个型式进行的筹划是非物质性的。因此，人造系统由于是具有一定不变的状态和功能特性的组织，完全有资格同任何自然产生的系统一样作为真正的实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造系统，只有那些具有某些特征的人造系统（这些特征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系统）才可以这样被认为。因而，如果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机器，它们的各个不同部件形成高度的整体性并且能够自我修复和自我进化，那么这些机器将会表现出与自然系统同样的存在形式。这些机器的群体能够有选择地进化，以适应其它自然产生的系统群体所构成的等级体系。这些机器的存在是由于现存的自然系统的有意识的设计，而并非是现存的自然系统通过遗传蓝图（genetic

blueprinting）而得到的，不过这一事实对它们的具体存在并不重要。

传统的概念认为，实在的事物是自然产生的具有固体特征的东西，当我们采用更有说服力的透视论的组织不变性来作为真正实体的标准时，这种传统概念就必须因为前后矛盾而被放弃。而且如果我们确实采用组织不变性作为标准，那么较长的持久性、起源、本质、整体水平、明显的功能和特性都是对系统特征的说明，而并非是它们实在性的试金石。根据这里提出的理论，任何事件的组织，只要满足了系统状态和功能的要求就是实在的（具体的，真实的），并且所有的这种现实性都是双透视的，既可分析成物理事件组，也可分析成精神事件组。这样就相应地产生了一个必须接受的命题：短暂的社会组织以及人工创造的机器都有精神事件。如果用下层系统的分化和整体功能水平作为系统具有精神状态的标准，我们就不能把像人类心理状态的任何事件归于较低级的组织系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心灵事件，并且是一个系统化的组织，那么其它系统组织在类似于内省定向分析方面也应具有心灵事件。如果组织是存在标准，那么它同样也是精神的标准：我们或者为心灵选择一种随心所欲的断然割裂的观点，或者选择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是不结果实的唯我论的教条。

（2）等级体系和它的出现

关于地球上的现象具有等级性的概念今天已经越来越为人们作为一个主要有序原则普遍地接受。为了复兴首先在经典哲学中出现的思想方式，现代的探索者们习惯于提供这种彻底的陈述：“宇宙包含着一个成系统的等级体系，其中每个较高层次的系统都由较低层次的系统组成”，“实在（＝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等级结构——每一个存在物最起码属于这个结构中的一个等级”。如邦格自己指出的，这样的陈述是对进化最彻底的概括。

这种概括所需要的经验世界现在主张层次的不可还原性方面同一元论相冲突，而在主张层次之间有产生关系（高层次的系统由低层次的系统共同作用而形成）这个问题上同二无论和多元论相悻。因此，自然等级体系哲学所表明的观点是整合多元论：“一种主张世界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本体论”。

在这种哲学中，新事物被设想为出现在连续的层次中。但这不是指“形而上学”所说的那种出现，即在适当的条件下（例如，L．摩尔根和S．亚历山大的自然发生论）从虚无中产生某些事物，而是指在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出现新的转换。系统的一般特性出现在同那个层次相对应的转换的各个不同层次等级中。各个层次都具有这种系统特性：任何下层系统都是所有比它低级的下层系统的系统，而且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下层系统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系统层次中的转换类型。原子层次上的有序整体是在原子核和电子的共同作用基础上出现的，而在人类社会层次上的有序整体是在经济、法律、政治和全体公民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出现的。除包容有由此从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新质之外，适应的形式也是不同的。从现象上看，出现的事物似乎是新颖的（像分子层次上的化合价和从进化的观点看人类文化水平上的抽象思维），但是，如果详细地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们是不变性质的新的转换，而这种不变的性质是所有自然－认知系统所具有的特征。

上面句子中“新”这个词是加了着重号的，这是为了强调在我们所讨论的系统中出现的事物确实是新颖的，尽管这种“新”是系统中已经存在的（像上面例子中说的）不变关系和与它们紧密相关的特性的新的转换中的“新”。现代的和历史上的自然发生论者经常混淆特殊现象中新事物的三种形式，而在这三种形式中只有一种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即“出现”，尽管不是形而上学的或“令人费解”的那种出现。第一种形式的新事物是由有目的的外部力量引入的。例如，手表制造者装配的手表。这里，获得新事物所必需的信息是由外界提供的，而所有这些信息早就存在于外界（即手表制造者的大脑）中。第二种形式的新事物的基础是已经存在于系统中的信息，这些信息以密码组（信息携带组织）的形式出现。例如，在染色体中，那些染色体就携带有使有机体发育成熟所必需的信息。然而，只有第三种出现形式才构成有重大意义的、“真正的”新事物：这里，信息本身是在结构重新组织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等级体系中各个层次上的系统的进化方式都是这种形式：不是目的论，即现存目的的实现；而是目的法则，即目的本身的出现，或更确切地说，是表示该目的的动态组织的出现。毫无疑问，关于出现的手表制造者的形式破灭了，除非假定有一个神圣的创造者自己携带了构建所有本质上具有实现自身能力的系统所必需的信息；关于出现的染色体编码形式的也不得不抛弃掉，除非所有信息编码莫名其妙地被编进标志着我们现在的宇宙时代开始的那些最初的氢核中（或者是原始的原子中，如果按“大爆炸”宇宙学的观点）。这两种选择都缺乏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所作的有把握的确证。所以，真正的出现似乎是这种情形：由于出现不是不可预见的新事物，而是现存组织的新的和更加复杂的并具有动态结构的组织化变体这样的考虑而被减缓。信息是在创造性的适应和自然选择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最初的信息组体（编码或“指令”）会导致产生新的组织化变体。这个最初的信息组体是一种约束力量，它导致出现似乎处于非平衡稳态但能在变化的环境中自我维持的有序整体。所以，这种出现就在于产生新的组织形式，在这些新的组织形式中，力学上和热力学上不可能的结构会在转换体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因此，这是组织形式（form）的出现，而不是组织类型（type）的出现；这里的“形式”应该理解为类似于一种理论上具有不变性的已知“类型”的特定转换体。作为一种组织类型的“自然－认知系统”出现在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不可还原的形式中，并在系统等级体系的发展中朝着进化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

（3）层次和进化

由于经验现象十分丰富多样和错综复杂，因而对自然界等级体系的层次仅能作尝试性的认识。然而，最近几年几个方案被提出了：其中一个是杰勒德提出的（参看第四章末）；另一个是米勒提出的，我们不妨摘录如下：“原子由粒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结晶体和生物大分子由分子组成……细胞由原子、分子和生物大分子组成；器官是由细胞集合体形成的组织组成的；有机体由器官组成，群体（如一群家畜、一群鸟、家庭、球队、部落）由有机体组成；社会组织由群体（有时是单个的有机体）组成；社会由社会组织、群体和个体组成；而跨国系统由社会和社会组织组成”。第三个方案是邦格提出的，他提供的分类如下：

基本粒子－原子核－原子－分子－物体

物理系统－化学系统－有机体－生态系统

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心理过程－社会过程（人类历史）

物质产品－社会生活－智力文化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

邦格的分类是解释系统哲学表现形式的方便工具。首先，我们要把整个实在（＝世界）同实在的那个趋向于等级秩序和具有显著结构性的部分或方面区分开来。对于后者，要认清两种类型的等级结构：宏观等级体系和微观等级体系。宏观等级体系包括从时－空场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天文宇宙；微观等级体系则包括从原子到有关行星的社会生态系统的所有组织。

第二，地球上的微观等级体系既不是根据物质也不是根据物质所组成的系统本身，而是根据它们的组织性来解释的。邦格分类的第二项是，物理系统－化学系统－有机体－生态系统。其它的分类基点不是放在单个实体上就是放在单位系统的特征上，或者放在研究它们的范围上（第三项是一个例外，它的分类基点放在过程上而不是放在系统上——冒忽视由系统状态和功能不变性所揭示的一致性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概念体系）。

第三，在微观等级体系中，所有系统是适应性的、有序的整体，并且部分地被它们的环境中存在的其它同类系统所包围。由于它们之间互相适应的结果，这样的系统便形成了更高一级的上层系统。例如，在一种溶液中，原子通过共享它们的外层电子而互相“适应”，最终形成分子或晶状体这样的上层系统。当这些系统仍互相适应时，它们就可能形成多细胞有机体，有机体又继续互相适应形成生态和社会。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各个不同部分在互相依赖，共同作用的基础上能够做到适应性地自我维持。

第四，如果要寻求这类系统存在的物理基础，我认为它一定是具有时－空性质的多维场，而且这种多维场能够产生出约束组体，约束组体又产生出相对稳定的、非概率性的能量流组体。引力场、电磁场、也许还有尚未发现的力场是具有内部非平衡约束的能量流构型所必须的，这种内部非平衡约束已经在氢原子核的结构中表现出来。有了这种“部分有序的混乱”，接下去的过程就是向着有序度更高和复杂性更大的方向迈进。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系统中的输入（“扰动”）将导致一些动态特性的分化、其它特性的出现和动态系统适应它们环境的选择性进化。原子核在适当的环境下可能会得到一个满壳层的整体。这证明存在一种不可还原的性质（化学键），在适当条件下，这种性质将导致形成多原子联合体（分子）。接着，这些分子又通过连续不断的环境激励，一方面向结晶体形式进化，另一方面向高分子联合体进化。在恒定不变的环境压力下的进化愈稳定，选择性适应就朝着愈分化和愈整合的方向发展，并且内部作用逐渐由弱变强，最后形成像中国套箱式的自然组织的等级体系。最终，在一定的时候出现了生命，后来复合有机体就被接纳到这个生态系统和社会中。（参看图2）

这个进比过程是由组织的总体水平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局部形式的发展或局部进化速率所决定的。它的主要特征是组织水平的全面提高。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系统的控制稳定性和它们性质的多样化，另一方面需要它们结构上的非稳定性和数量上的减少（图2’和2”）。这样，结构稳定性就和组织水平的简单性相对应，而控制稳定性则表现为自我稳定功能和性质的多样性逐渐增加，并同组织复杂性相对应。例如，像哺乳动物这样的复杂有机体比原生动物更易受到伤害，但它却更能应付环境的变化，而这种环境的变化足可以把原生动物置于死地；现代多样化的专家－官僚政治社会系统比原始部落社会在稳定性方面要差得多，但它们却能更有效地在特殊情况下应付种种有害作用。

高功能效率，表面性质的多洋性，和实现各种必要功能的特殊的次级的集合体的分化，是同步发展的。自然界中只有82种具有稳定形式的原子，但却有一百万种的植物和动物。然而极其丰富的原子，在数量上要比存活的有机体多得多。这样，由于众多的生物种类进入了小规模的群体，因而就出现了一种明显地向个体化方向发展的倾向。最终，一种高度分比的具有多样性的独特组织就脱颖而出了，它能够促进微观等级体系中所有附属层次系统的联合和有序化。地球上，这个最高层次的组织，就是目前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

也许一些数目不详的微观等级体系，会被强加到宇宙宏观等级体系层次上的适当的行星表面上，从而可能产生为数极多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动态系统，并逐渐趋向于提高个体化和功能自主程度，不过这要以固有的结构不稳定为代价。这个宏大的组织化过程可能仅仅是在宇宙区域内一些随机的局部有序区域的影响下开始的，而出现局部的复杂化是由于一些已知的、或许还有一些未知的力的联合作用，从而在具有结构连贯形式的能量包之间建立起了非随机性的关系。其后，这些原始系统内的物理常量的活动得以分化性地发展出我们眼前的和我们身上的全景图像。最终，不需要什么神秘的独特的创造行动，它就可以导致出现新的有序形式和它们相应的新的属性和不可还原的特性。它还得以产生出人类、心灵和文化。它把我们不可改变地一起带到了我们现存的地方，并推动我们向着文化、社会和生态结构的，甚至还有生理的，整合和分化的新高度攀升。

未来发展的具体形式是不可预测的：它们部分地取决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然而未来发展模式的总趋势还是可以预见的：它走向程度更高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由于分化的下层系统的结合，形成了更大的功能整体，系统就被层层地加到发展中的等级序列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我们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并服从于其总的发展规律。

第十章 意识：心灵哲学的框架

在思想史上，人类心灵通常被认为是超验的“精神”或“灵魂”，不晓得怎么存在于肉体而又不同于肉体或不可还原为肉体。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家的研究假设总是倾向于还原主义学说，即企图根据神经生理学的过程来解释心理现象。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概念克服了这些矛盾，并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概念——人是心理物理的实体而并非是二元论的实体。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可以对人类心理的基本的、非同一般的功能提出新的建设性看法。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讨论和心灵哲学有关的问题，其作法是把人看作是镶嵌在微观等级体系中的自然实体，并把他作为自然－认知系统在他那个层次上所具有一般稳定特征的范例。

大脑－心灵同形性（双透视论的重新陈述）

把人看作是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的证据可以这样来重新陈述：把可应用于自然系统和可应用于认知系统的系统性质进行比较，这些性质将被证明是具有同型性的，但是用来描述这两类系统性质的语言却是不同的：不但有“大脑语言”（“brain－language．”），而且还有“心灵语言”（“mind－language”）。

我们可以采用赫布的理论，它为我们提供了“大脑语言”词汇。细胞集合体被说成是在感觉刺激的神经相互作用和皮层内部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机体在这些集合体的基础上作出反应。它的这种反应影响它的感觉信号流向，然后感觉信号又影响细胞集合体的形成。在自主过程中细胞集合体也能在单独的皮层内部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因此，细胞集合体（或神经通道、印象、反射环，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大脑组织）就代表了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连接链。

“大脑语言”中的“细胞集合体”相当于心灵语言中的“认知建构”。物质的大脑系统和认知的心灵系统之间的同型性可以概括如下：在现存概念（＝皮层组织）的基础上产生的反应对系统环境起作用并使得它的输入和它的认知（＝皮层的）组织相匹配。这是一个负反馈的自稳化过程，它适用于同时作为认知系统（心灵）和自然系统（有机体）的人。输入－组织关系之间持久地不相匹配会引起认知概念（＝皮层的细胞集合体）的活动并导致产生更恰当的概念（＝皮层组织）。这里，我们遇到了自组问题，它同样可应用于作为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人。因为他的建构集是等级组织性的，而且也摹写了外部等级体系，同时我们还知道，作为自然系统的人也被嵌在这个微观等级体系中，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上述平行论来补充对单个系统的双透视的看法。根据双透视原理，可以把我体验到的东西同存在于我心灵中的世界之间，以及我所理解的我的肉体、大脑同影响我肉体和大脑的外部世界之间的质的差异，解释为我（作为一个自然－认知系统）自己两种透视的差异。这两种透视中的一种是根据自然系统的理论描绘的，而另一种是根据认知系统的理论描绘的。由于这些理论代表一般系统论的一种特例，所以根据双透视原理，关于它们的中肯结论可以整合为双透视定理：“不可还原的不同的精神事件组和物理事件组构成一个同一的心理物理系统（专业术语叫‘自然－认知系统’）”。

大脑－心灵的功能起源

大脑和心灵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透视方面。人的大脑（还有心灵）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进化的。它首先确保了人的存活，后来才成了人的主宰。

现在人们相信，直立人（现代人的祖先）的脑相对迅速的进化发生在大约五十万年前。尽管直立人的脑比现代人的脑小，但却比南方古猿的脑要大得多。脑容量的增加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神经细胞，还意味着在神经细胞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的可能性。细胞集合体形成能力的增强（赫布）也意味着（根据双透视原理）概念－形成能力的增强。的确，人类学家们认为直立人很可能能够以类似人的方式进行思维，并且可以讲一些初步的语言。他还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后来，至少在三万五千年前，随着现代人的出现，我们发现人的脑容量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立方厘米的范围内，而且思维、讲话和制造东西的能力更加突出。结果，在某一时代终于创造了文化。

大脑功能的运用以及其组织化的丰富潜力，使得人类在狩猎、采集食物、建造居住环境和组织公共活动等方面胜过了在体力上比他强大的所有对手和敌手。跟脑容量的增加密切相关的认识能力的增强，使伟大的新石器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业和家畜的驯化。因为人在很大范围内依赖他的大脑－精神力量，所以，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那些大脑组织化程度特别高的人（＝具有较发达的建构系统的个体）更有利于生存。很清楚，在这个层次上的大脑－心灵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工具。它使得人能够居住在比其它物种有优势的环境中，并且能够利用他自己的这种优势。

当然，较高的皮层组织化，只有当有机体的基本的内稳态的调节被整合到自主的神经系统中时，才会进化出来。进化可能已经在许多年前就开始了，它使能进行人体自动控制的机制更加完美；因此，尽管它这么复杂，也不需要头颅内有调节能力的神经元（细胞）的帮助。克劳德·伯纳德说，就维持“内环境”稳定而言，稳定的内稳态的自我调节是自由生活的条件。沃尔特曾谈及他在剑桥讲课时巴克罗夫特（Barcroft）先生提出的问题，“如果温度、氢离子浓度、水、糖、氧、钙和其它东西都是恒定的，那么有机体到底获得了什么？”我们可以根据如下的例子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我经常在平静的湖面上看到一条小船划过，带来一串涟漪，我在注意它们的规律性并欣赏当两个涟漪系统相遇时所产生的波纹……但湖必须绝对平静……在一个性质还未稳定下来的环境中要想寻找高智能的发展，犹如想在风暴中的大西洋洋面发现涟漪的波纹”。内稳态使湖平静；它使内环境稳定。这样，它为进一步的进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神经系统中正在发展的部分（像脑的前叶）解释了更精细的“涟漪”——即那些由感觉产生的信号。功能能够进化以完成复杂的操作，这些操作对于放大和解释较弱的，波动起伏的感觉信号，以及适当的运动神经刺激之间的联系是必需的。当自主的内稳态铺好道路后，认知便沿着这条路前进了。

在我们人类物种的历史上，那种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大脑皮层组织一定是这样：它使人类能够有目的地对他的直接环境中的各种目标作出反应。在“心灵语言”中，这种组织化提供了有意义的格式塔：一个被看作为有意义的客体的知觉表象模本，并且具有有目的和有效的反应模式。这样，这个被赋予格式塔的、有知觉认识能力的人类，就比仅靠遗传得到的那个内环境稳定的有机体，具有更为广阔的反应范围。他把范围更大的环境嵌进他的知觉-反应因，并且能够把自己维持在自己所面临的境况中，而这种境况可能已超出了进化较慢的生物体所能容许的差错限度。通过积极地改善环境，他可以对周围环境状态的不适应作某些补偿。由于可以补偿，他就能够在一个范围更为广阔的环境条件下生存，这样一来，他容许误差的阈值就提高了。

认知能力的起源和自主化

上面的讨论可能被理解为：主张皮质内较高级的大脑事件，以及同它们相应的认知构造的心灵事件，“只不过是”人的求生功能。这是一种还原主义的立场，从我们讨论过的内容来看，它不值得信奉。

知觉认识的求生功能仅仅在涉及到互有关联的大脑-心灵能力的起源时才能被确认。这些能力是作为使人类能够适应周围环境的一种更精确的手段而进化的，且能确保满足它这个开放系统发挥功能的需要。但为了解释现行的观点而认为人类知觉认识“只不过是”确保他求生的一个精确手段，这就成了还原主义的“遗传的错觉”：把某些事物的起源和它们实际的功能及应用混淆了。知觉认识有可能在这种求生需要的环境中得到进化，但在某些时候，其应用可能同生物性的求生很少有直接联系。事实上，知觉认识甚至可能使求生的需要受到挫折：想弄清可知觉的环境的某些方面的探索，可能削弱了生物实际的求生功能。好奇心毁灭了那只猫，而好奇心却是一种典型的认识导向的活动。在所有具有较发达神经系统的动物物种中，知觉认识的存在表明，这种系统的信息提取能力一旦发展了，它就获得了自主性，而且并不完全服从于满足生物需要的指令。

现在，让我们把问题再说得清楚一些：知觉认识发展的自主性并没有改变它的功能机制，这个功能机制是它的起源直接导致的结果。尽管认识可以被纯粹地应用，但知觉（在“大脑语言”中）无论如何是有机体同有关联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过程是后者的状态由前者较高的神经中枢来摹写，他的相关的运动神经反应则把这些状态加到同先前建立起来的摹写图景相匹配的那些环境中。这样，当个体把他的环境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格式塔的可理解的结果，他实际上是在适应他的环境：他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才能把自己维持在这种境况中。然而，知道怎样去做和限定自己去做，是不同的两码事。由于自然-认知系统发展了大脑－心灵结构，以致于能够把环境摹写在它的组织内，因此它能够精心设计出反应的模式，而该模式已超出了仅仅为直接的求生而利用的范围。作为在系统木断适应环境中的功能因素，知觉认识特殊化了。而一旦特殊化，它就倾向于逐渐增强部分的自主性并为它本身的目的服务。

这里概略讨论的论题，即关于在逐步适应的过程中功能的起源和随后功能的部分自主化的论题，克服了“二无论”或“还原论”似是而非的选择。该论题从还原论者信奉的观点开始到二元论者主张的观点结束。不过，这个论题本身既不是还原论的，也不是二元论的；它坚持认为存在着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和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起源的连续性避免了二元论的陷阱，而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则消除了还原论。例如，大脑中的皮层结构是在从内环境稳定（在中枢神经系统的自主区域内）开始的一个连续范围内进化的；但是它一旦进化了，这些组织就服务于自己的认知目的，从而在逻辑上不可再还原为内环境稳定的功能了。

高级的文化认知力（像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那些认识）怎样同人类有机体的生物基础联系起来，这个永恒的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起源的连续性－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原理来澄清。科学的认识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技艺不断得到提高的摹写活动：把经过仔细选择的各种环境状态摹写进大脑的皮层组织内。起科学建构作用的这些组织把观察和实验编码成知觉信息并协助揭示实际意义。用大脑事件语言陈述的科学观察可以描述为：感觉信号向大脑中心传导，在这里细胞集合体的复杂的状态序列对信号进行释译，并在信号－皮层－组织相匹配的基础上产生反应。在心灵事件语言中，科学的观察是“看到了那个”在某种程度上已预见到的东西，而且那些同认识论相关的理论建构是用具体例子说明的。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观察的内容都是来自从它的环境进入系统的信息，所以，知觉信号和认知组织的匹配就把有关系统内的外部事件资料重新加以编码。在理论背景中，科学观察代表了对某些环境状态的摹写（经过系统的实际认知结构）。由于科学认识把环境构造得比日常生活的具体的格式塔认识更精美，所以说它为系统适应环境作出了贡献。

以上评论适用于“常规”（同“非常规”或“危机”相对应的）科学。但是我并不希望把它们理解为常规科学只不过是保证人类在他相关的环境中能够求生的一种更严谨的方式。这种遗传的“只不过是”错觉无须再犯，它不是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东西。（的确，如果把建立天体物理学模型解释为是保证科学家或科学团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手段是困难的。）相反，我所主张的是：科学是人类环境认识功能（即提供关于人类环境状态的重要信息的那些功能）的逻辑结果。（预言和检验依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和必要成分。）但是，正像纯粹的认知能力介入了普通知觉（尽管它起源的背景是满足生物学上的需要）那样，纯粹的认知目的也介入了科学研究过程，事实上，它们经常同时介入。科学的创立，作为从环境中获取有关信息的一种更加精确的手段，并不阻碍把这种手段变成它本身的目的。纯粹的认识科学，“为科学而科学”，或更严谨些，“仅仅为了认识的科学”总是可能的。它引导人们为科学而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和人们利用预言和检验的实用主义目的相冲突。科学的起源和具体认知模式的起源都不取决于它当时的应用。事实上，许多科学家为了获得知识耗费了自己大部分甚至毕生的精力，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要从中得到什么具体的实惠。

由于随后结晶成科学的思想模式的功能的起源，科学就能够像按认知连续性自下而上和逻辑不可还原性自上而下的方式发展，它就可以应用于科学认识的现象上。然而，同样的过程是否也可以应用于艺术？简言之，审美认识和人类自我维持是怎样的关系呢？

企图确认审美经验和存在需要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会引起某种特别难以控制的还原主义——把艺术还原成生物求生的功能。然而，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起源背景中觉察到，而无需把已具体化了的和具有自主形式的艺术还原到有机体的自我维持上去。我们认为，艺术形象地阐明了人类很大一部分经验：被情感所激励和支配的那一部分。人类和他自己周围环境的关系有许多层次，而每个层次的关系都要求由理解来驾驭。但是，无论是抽象的科学认知还是具体的感觉认知都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情感经验的对象和本质——前者用推理来猜测观察到的我们的环境状态之间的关系，后者使得我们对可感觉到的那部分环境中的可理解的对象和事件有了认识。然而，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这种环境的各个方面（它们赋予有规律的事件以意义），也不仅能够认识到可理解的格式塔，而且我们还感觉到了我们周围环境的许多状态，并且直到我们间接的感觉体会得到说明和理解时，我们才能够完全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因此，艺术和人类自我维持的总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这使得人类能够阐明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情感观念——因而它是在用一种其它认识类型不能够做到的方式使人类更好地适应他周围的环境。审美认知可能被描述为“感觉是如此”：这个“如此”应归于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某些审美解释。一首歌能带来这种解释，同样，一个姿势，一行地平线上的树，一句表示高兴的话，或冬天里柴烟的气味，都能作这样的解释。公众共同认可的杰作是人类（最起码是熟悉那种风格和方式的那些人）对对象和事件“感觉是如此”的普遍意义的肯定。它们帮助人们在情感上熟悉和了解他们的世界——它们使得经验具有意义。

因此，审美认知体现了一种对系统的环境状态的非理性的，而主要地是感情的摹写。这经常被描述为“崇高的”、“美丽的”等等的艺术经验，事实上是体验者对存在关系的一种感觉方式。在这里，感受到的外界刺激和皮层组织（用心灵语言讲：知觉模式和审美建构）之间的匹配使得体验方面的东西能够得到理解，而这种理解不需要由科学来解释，也不需要由任何具体的认知模式来解释。怎样去感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艺术家在他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审美建构进行分析的，对那些内省的艺术家来说，这些建构代表他对他自己和环境关系的自发认识。被人们所接受的艺术风格的认知功能在于它能够阐明艺术家和他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道理（不考虑一时的怪念头，感觉主义，功利主义和其它类似因素）我们可以看出，艺术流派围绕被公众接受的某种艺术风格而个性化是很重要的；某种艺术风格之所以被冷落，新的艺术风格之所以能伴随新的流派和信徒而发展，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如此看来，似乎艺术作品（像所有包括日常经验的非正式的审美认知在内的审美认知那样）具有基本的求生功能：它们解释了个人的生存经验并且使他自己能够适应周围的环境。

这种估计对艺术的历史起源可能提供一个相当好的描述，但是用来解释艺术后来的发展却是不适当的。如果从当代文化角度来理解和欣赏，几乎不可能认为艺术作品对个体在他自己世界里的环境适应方面作出了贡献。毫无疑义，它们赋予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生活的世界以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它们对生物有机体利用某种技巧来满足它在环境中求生的要求是毫无帮助的。因而，在艺术上，我们同样一定要谨防“不过如此”的错觉。艺术可能是起源于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这个手段为个人找出他自己在同外界的相互关系中的位置，而在原始艺术中，同神话和巫术交织一起的审美认知可能有助于直接的行为。但是，在它后来的发展中，由颜色、声音、语言、运动和动作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表现形式而构成的认知方式可能（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自主性。现代人不再用作画来影响狩猎的结果，也不再借助于符咒来设法使自己得到什么好处等等。他们之所以创作和评论画和其它艺术作品，是因为这些能给予他们以内心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本质上仍然基于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直觉的、基本上非理性的理解形式上。但是，现在理解本身是活动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它的实际应用。正像具体的认知模式在追求纯粹的认识目的（有时叫“探索”）中，获得了自主性以及正像抽象的科学认知在追求同样的认知目的（这里叫“基础研究”）中获得了自主性一样，艺术在追求它自己的认识目的活动中也获得了自主性（叫做“娱乐”和“创造”）。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从设法把有机体维持在它的周围环境内的基本活动中产生的。但是，在开始进化后，许多认知模式就有了自身的意义：它们的目的变得相对地自主了。它们从求生的工具转变为它们自身的目的。因而，人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并能自我适应环境的代表，尽管他仍然必须完成其生存上的事务。正像在大脑低级网状区域中内环境稳定功能控制的自主化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发展一样，对求生功能的完成（由于对认识过程的掌握）导致了自主性认识的进化。完整的认识能力有了，而且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自由地追求自身独立的目标。

人的较高级的认知方式的历史是功能的发展和他在周围环境中的适应方式逐渐自主化的历史。因此，人类社会扩大了：从同他的生物性需求直接相关的狭小范围扩大到了这样一个有如此深度和广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包括已经能够观察和测量到的整个时间和空间领域；另一方面，包括整个具有审美性质的直觉领域。被扩大了的环境在功能上存在于人的双透视组织中，这是因为大脑组织把环境状态摹写进了他的大脑，而建构把他对外部世界经验的意义装入他的心灵中。

意识的起源和自主化

当讨论到人类认识能力时，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和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的原理可能克服作为错误选择的二元论或还原论这样的幽灵。但是，即使这种选择被排除了，仍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要求必须应用不可还原性原理来解决问题。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活动的事件就叫做意识。人不仅能够知道，而且知道他知道。总之，我们可以设问，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功能上已进化了的有机体对环境的处理能力之外还有什么存在呢？意识不是人有某些超验的东西（灵魂或精神）的证明吗？

如果把起源连续性－逻辑上不可还原性原理应用于意识，那么我们必须说明人类意识是怎样进化为他们对付环境的一种活动能力的。因为，如果意识判明是一种非功能现象，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超验的二元论原理。但是，如果意识能够被证明对人类完成自我稳定和自我组织的生存功能的确作出了贡献，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它的功能起源解释清楚；同“纯粹”的认知相类似，“纯粹”的意识的广阔领域也可以被说成是最初的功能能力逐步自主化的结果。

我认为，意识在人类个体行为的功能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于它们的学习能力，即在经验的基础上修改他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的能力。用适用于认知系统的“心灵语言”讲，学习意味着用新的建构集取代原建构集，并且比原建构集更好地和实际知觉模式相匹配。要做到这一点，认知系统必须具备非凡的能力：它不但要有应用建构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评价这些建构影响知觉输入的能力的能力。在分析所遇到的知觉模式时，认知系统必须根据实际建构的成功与否来进行比较，并通过选择最有成功机会的那些构思出来的建构来发展它们。用“大脑语言”来描述，同样的过程涉及到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新细胞集合体（印象、神经通道、联想、反射弧）的能力；还需要自动跟踪那些持续的或重复的相应输入并停止其它的输入和不依靠现有的外界刺激模式来加强它们；还需要一种产生新状态序列的大脑内部过程，然后选择那些对刺激最适当的状态。这个过程不依赖于神秘的超自然力；它们的作用建立在较好理解的准则的基础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来自于对那种有学习功能的自动机的研究。尽管那些回路不是胶体的而是电子的，但它们的信息流仍是有学识的头脑内的简单类似物。机器人在已经被编入高级程序选择器中的标准程序基础上选择它们的准常规动作。程序选择器根据完成程序目标过程中准常规动作相对成功或失败来接受信息，它通过对照它们成功的机会来评价常规动作并重新组织它们以达到最佳的成功机会。因此，这种机器人完成了类似意识的过程：它们不仅有操作程序，而且还知道它们。它们“知道”它们自己的准常规动作，并能在需要时重新组织它们。正像闵斯基在1968年说的，“从技术上讲，要把你称之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某些特征加入到机器中去并不是十分困难的”。

把人造系统语言应用于生命系统似乎显得太机械了，而用心理语言描述人造系统时又似乎太像活力论了。应当记住的一个严重教训是，尽管习惯上这两类系统的术语是区别的，但“学习”是一个可以应用于任何系统的过程。这些系统采用新的操作方式，因为这些新的操作方式比原来的旧方式更有利于达到它的目的。（事实上，有些作者，像闵斯基和约翰逊，现在认为，机器人通过学习不仅能够在各种技术和道德方面，而且在智力上超过人类。）因为所有的学习都包含自我评价，所以，它包含了（对机器人和对人都是一样）哲学家们传统上所说的“内省”或“内省意识”。根据现代的观点，这些术语代表从本身操作规则（像准则、格式塔、原则和价值）中接受和评价信息的能力。

内省意识——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知道他自己内心状态的能力——结果是在学习行为进比过程中具有一种明显的功能作用。我们可以假设行为程序已经编定的昆虫很少有这种意识，而那些高级灵长类动物，由于它们能够获得新的行为模式，所以在相应的程度上表现出具有这种意识。由此可见，需要通过学习解决的问题越多，对自我评价来说就越需要这种意识。如果评价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并包含了预言判断这样的高级形式，那么意识也一定相应地进化到了较高级的推理和解释的水平。

这里，归因于内省意识的功能作用来自于我们的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控制论模式。这是很可能的，一旦把控制论作为解释精神现象的框架，一种类似的作用就将被归于意识，不管是否会出现其它什么理论。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是多伊奇把意识作为“二级消息”（“secondary

messages”）的内反馈聚集的概念。“二级消息”是指系统部分状态在变化时带来的消息；而“初级消息”（“primary

messages”）是指由于它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通过系统的消息。二级消息是作为它本身神经网络内的“符号”或“内部标记”而起作用的。它们作为附加的信息反馈进网络，再和初级消息一起影响网络后来的行为。多伊奇告诉我们，意识并不存在于这些标记，而存在于它们来自于网络又反馈进网络的这个过程。

多伊奇关于意识的概念是一种功能过程的概念，通过它系统和环境的一些相互作用过程可以达到对系统本身的分析。他指出，这种过程出现在电子计算机中，并在记忆中起重要作用。它们也出现在较多人员组成的团体的劳动分工中，这些团体集中处理信息和完成某些思维功能，例如，工业研究实验室和政治或军事组织就是这样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二级消息”是附加到外界信息上的指导卡和索引单，这些外界信息有时通过或者有时贮存在图书馆、卡片目录或文件控制中心。由于不可能吸收大量的初级消息，所以组织领导人只能主要研究处理标题、说明书、日常事务表等等这些附属于信息的东西。这样，只有经过内部网络组织的拣出和处理的“二级消息”才起到代表组织内的“意识”的功能。它们影响通过组织的资料处理，而且，如果二级消息介入了它们自己的一些操作规则，那么组织就会通过对它自己内部的资料的处理（通过修正和替代有缺陷的规则）而影响自己。

信息处理网络的控制论分析赋予自我分析以一个功能的角色，无论这些网络是人类的，社会的或人造系统的都是如此。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中大量信息的有效处理是通过回路进行精确的检验和矫正的，这些回路不仅对由它们携带的资料进行评估，而且还对自己的处理功能进行评估。在现行的分析中，作为认知系统的人类，对他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析；而作为自然系统的人类，控制着他的大脑组织，这些大脑组织对他自己大脑网络系统进行分析。如果代表认知系统的经验认识的建构集和自然系统中处理外界信息的大脑网络组织缺乏足够的能力，那么在系统内，它们的分析就是自我调节的先决条件，从而也是有效地操作的先决条件。

内省意识的功能起源并不是意指当它进化出来之后，它必然被限于在现存的组织瓦解时发展新的构件和大脑组织。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就是犯了“不过如此”的错误。内省意识是在发挥功能角色的背景下出现的，但他也可以在没有功能任务要完成的环境下持续下去。事实上，像认识本身一样，内省意识有时也可能和有效的活动相矛盾。例如，倘若我们面对着格式塔心理学家给我们的谜——一个古怪的图样，如果找们用正确的方法看，那么就会突然看清楚它其中的奥妙（即发现适用的格式塔）。但是，如果一个人正在操作他的外部对象时，例如在驾驶一辆卡车时，采用格式塔方式进行思考，那么它可能会成为麻烦和困窘的根源。方向盘、踏板和变速器必须操纵自如；体验这些感性对象的意识只会妨碍对它们的操作。同样，个人的精神过程的意识对学习是有用的和必要的，但是，如果他上床后意识仍在活动，那么就会妨碍睡眠。然而，人总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在他的建构基础上进行思考（即唤醒分析其它大脑组织的活动组织）；而且他在和生物学性质有关的环境之外经常这么做。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使得人成为这样一种生物，他不仅适应自己的现象环境，而且能够知道跟他当时生存需要无关的变化因素和事件。人，由于具有超出了生物学限度的自我内省，所以有可能成为“客观的”认识主体——对不直接影响自己生存的状态和事件感到兴趣并进行实际的摹写。

和人类个体的这种不偏不倚的认识能力相对应并且由这种认识能力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方便地叫做经验领域内“……的哲学（理论）”。根据这种观点，“……的哲学”被看作是在各个不同研究领域内进行反思探索的结果，它把对其它方面进行的认识作为它自己的认识的对象。例如，按照科林伍德的观点，科学哲学可以被认为是不同于内省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家直接研究客体，而哲学家研究科学家对客体的研究。这种“二级反思”（即“建立模型的模型”）是科学哲学的一般特征；当科学中现存的范式受到出现在观察和实验中的持续异常情况的挑战时，这种二级反思就产生了。在这些时期内，该领域中的领袖人物就转向基本理论并从事于对他们从事的科学本身的探索，即从事于科学哲学研究，而不是从事直接的经验研究。然而，尽管科学哲学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已存在了（例如，在当时，伽利略和牛顿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并向亚里士多德的范式发起了挑战；后来爱因斯坦又奠定了相对论物理学基础并向牛顿的范式发起了挑战；而在最近，海森堡、狄拉克、德布罗意和薛定谔等人又发现了量子力学，从而代替了微观物理学中出现反常的经典理论），但在其它时候科学哲学也没有退回到常规科学的发源地——即使当新范式已经发展起来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时，它依然继续担任角色。当新范式已经发展到能够发挥作用时，原来已经存在的常规科学的创业者们就不再扮演哲学家这类特殊角色而返回到原来的科学中去。但是科学哲学家也并不是如此间歇地产生的：他们承认他们的兴趣在于对科学方法和概念的分析，而不在于研究和发现，并且一直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这样，类似的内省意识就能够在科学的社会文化领域通行了：当对认识的重组成为必要时，内省分析就在功能背景下产生了，在此之后，它就作为“不偏不倚”的或“纯粹的认识”研究领域而自我生存下去。对于像美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其它的“……的哲学”（当然已作了必要的改变和修正），情况同样是如此。内省意识并非“只不过是”解决人类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产生的问题的功能手段，同样道理，“……的哲学”也不仅仅是解决其它研究领域里的问题的手段。这两者都发展成了永恒的和自主的认知活动，并在追求它们自己的具体目标，而不是辅助追求那些更为直接的经验领域里的目标。

内省意识能够而且确实以完全“纯粹的”形式出现了，它同为其服务的经验认识密切相关，有些现象说明了这种看法。这些现像涉及到意识状态的性质，它们被描述为各种神秘的“出神状态”（“state

of ecstasy”）或“浩森境界”（“oceanic

condition”）等。在这些状态和境界中，经验世界的目的是中性的；环境中“客体”间的关系几乎全被遗忘了或被埋没了。尚兹在对这种体验作了详细的研究后指出：沉思瞑想的人找到一种孤独中的或对红尘俗务的大彻大悟和四大皆空的境界。“隐居者从隐退到有限的孤独地方这一改变中寻求自由；而出家人则追求一律，避免新颖，他们企图建立一种极少变化或根本不变化的晨钟暮鼓式的固定模式。瑜吉（练瑜伽功的人或瑜伽功师傅。——译注）从事内省定向练习，而禅宗佛教徒则热衷于让自己反复进行一切皆空的打坐”。尚兹得出结论说，出神状态“好像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知道感但又完全排除了对象的状态。当神秘主义者发现他自己知道了什么时，专注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出神者处于知道中——但在这个意义上，知道变成了不及物动词，因为它不带宾语——或者，如果谁想用其它方法表示它的意思，就是某人知道他自己知道了”。

费希尔对出神和沉思状态作了一种科学的解释。根据他的理论，这些状态是处在包括神经中枢的正常认知状态在内的精神状态连续统的末端。出神状态处于不断增强的具有状态向性激发力的知觉－幻觉连续统的顶点，而瑜伽入静（samadhi）的沉思状态则处于逐渐发展的具有养身向性激发力的知觉沉思连续统的最高峰。在沉思状态中，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主体的强烈感情作运动神经检验。同样，处于入静的养身向性激发力的最高峰时，沉思的主体除体验到他自己的自我参照本质外，其它一切都是虚无。在这两种类型的精神状态中，与他自己分离了的外部世界逐渐不复存在。费希尔理论把这种和宇宙的“同一”解释为是主体神经系统中皮层和二级皮层活动的结合引起的。这样，在意识的超验状态中获得的完全“纯粹”的认知形式现在得到了一种科学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并没有把它们简化为副现象，而是把它们和连续统一起跟脑功能和认知的正常状态联系起来。

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和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的原理引导我们从内环境稳定的求生功能到知识和经验的超验形式，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这充分地证明了皮亚杰的名言——“生命本质上是自动调节”和他的基本假设——“反思其本质的心理机制时，我们发现认知过程似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机体自动调节。的产物，而且在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核心部分中这种调节的高度分化的器官是如此之多，以致于对人类来说，这些过程正在向宇宙本身延伸”。在心灵系统哲学中，我们假定了认知建构和脑过程之间的双透视关系，而且肯定了认识发展的功能起源。同时，我们也许比皮亚杰更坚定地主张：进化所达到的各个阶段的循序渐进的自主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沿着发展的一个个台阶向上攀登，从求生到知道，到知道知道，最终到知道知道自己知道。

因此，具有显著多样性的人类心理能力获得了一种非还原论和非二元论的解释。我们大脑－心灵最宝贵的成果看来就是作为自稳和自组系统的功能的产品，它达到了自主性并且为个体充满多样性的认知和行为铺设了一条道路，而这些都超出了人类作为生物学上的存在的那些需要。因此，人类典型的心理特征由于这个原因是不可藐视的，而且它们也不可能被还原为生物功能。相反，这些能力被证明来自于特殊情形下自然－认知系统的基本系统性质。这些能力的功能起源也不需要被还原到诞生它们的早期境况中，最终，人类精神在作为一种不可还原的现象（然而绝不是超自然的）的逐渐自主化过程中特殊化了。

第十一章 认知：认识论的框架认知结构

知觉和认知的新理论，承认在认知过程中认识主体的积极作用。人类是要对付环境的开放系统；他们不是仅仅因为某种事物的存在或它的存在的必然方式才感知和认识事物的。但是笛卡儿和牛顿关于人和世界的概念认为，人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旁观者，认识的作用被简单地说成是引起人对客体进行注意的一种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怀特海把它们叫做“紧张注意的态度”）我们获得了感觉（休谟叫“印象”，洛克叫“观念”）并且构成了我们的外部世界知识。这些概念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当代哲学中，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它的基本构件是“感觉材料”；还有现象学中的本体论流派，他们用胡塞尔的结构原理寻求从意识的“给予”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

可是，在知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理论中，现代科学发现造成的的全面冲击同这种乐观主义的感应程序正好相反。即使我们把情感性意义和理智的偏见的经验内容完全去掉，剩下的残留物看来仍然是知觉者本性的镜像而不是被知觉物本性的镜像；把认知过程简洁地划分为此岸的旁观者和彼岸的景象是不适当的。最近几十年来，系统理论家（包括本书作者）已经注意到：“一个关于人的新概念已经发展起来了：人现在被认为是一个被建造起来或被‘扔进’周围世界中的能动系统。他关于世界的知识，也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在看到了进入他眼帘的东西后所产生的认识；人类在他周围环境媒介中的存在方式，是作为他的认识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出现的。后者是在处理人和环境关系的进程中形成的；并在认识形成后又反过来推动这种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发展了他自己关于世界的模式”。我们把这些个人发展起来的世界模式叫做“世界透视图”（“World－perspectives，”）“和“有效的环境（“effective

environments”）。它们构成了对周围世界的不同认知，而后者对个人的需要，动机和关心至关紧要。

从大约40年代以来，实验心理学家和技术人员逐渐认识到人类从他们环境中获得的物理刺激具有显著的不完全确定性。例如，人们原来认为通过分析说话者声波的频率和强度并把它们转译成打印出的文字，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像具有声控打字机功能的机器，而现在已经证明要把语言打印出来是不可能的。理由是，实际的声波不是显著地由说话者完全确定的，它还显示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的内容（例如。‘slip’中的‘s’和‘sloop’中的‘s’的发音就有很大不同）。因此，当一个人听到某人在说话并且知道了在说什么时，他所做的实际已超出了利用先前已建立起来的具有确定意义的规则来辨别确定的音调的范围（例如，“字母表中的字母‘t’”的发育意味着紧跟着‘t’之后有下一个发音，如此等等）。听者根据他自己的语言学范畴来辨认声音，并同化它们，使之具有意义。看来进行这样的过程需要熟悉整个语言结构（即整个语法），而听到的短语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它认知概念同样也是如此。要想了解或甚至完全理解某种情形，必须首先知道认知模式（知觉形式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全部结构（“语法”或“规则”）。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德·格罗特所做的关于棋手的实验。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德·格罗持把一盘棋的布局放在被试者面前约五秒钟，然后移去，要求被试者重新恢复原来的布局。象棋大师和专业棋手们几乎没有任何错误地恢复了原来的布局，而非棋手在棋盘上正确布局的棋子最多不超过20－24个。但是，如果胡乱地布子，象棋大师和专业棋手们就不再能够恢复原来的布局；他们真正的记忆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比非棋手好。如此看来，他们只不过是记住了从过去的经验中已知道了的东西：这种布局在过去的专业象棋竞赛中很可能出现过。他们的认知和回忆能力证明是依赖于他们所具有的比赛规则和具体走法的实际知识的。当某个人听一句复杂的句子（譬如法语）时，情况就与此类似：如果他懂那种语言，并且也懂适合该句子的一般“语法”（或概念范畴、或规则），那么他就能理解这句话。对于一个不懂法语的人来说，这声音明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一个懂法语但不懂所讨论的那个知识领域的人来说，熟悉的词就会从不熟悉的词构成的茫然背景中突现出来（东方人看上去像西方人，西方人看上去像东方人）。这些例子强调了这个事实：物理刺激本身并不强加它的意义；它仅仅是一幅一般性的图式，当它和已知的模式同化后才被“赋予”意义。我们可以带点夸张地说，我们是在感知我们已知的东西，而不是在理解我们感知到的东西。（当然，这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因为我们通常也能通过学习而感知，以至知道我们原先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建立一个关于先前认知范畴（有点像康德的超验纲领，尽管它们不是逻辑上必然的，而是经验地演化出来的）在认识上的重要性的一般性主张来说，这些例子是足够了。一个相同的物理刺激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物，这取决于他们解释物理刺激的认知范畴。而且，如果他们没有适当的认知准备，这个刺激本身可能会没有被注意到——它可能被体验为仅仅是一种关于色彩、声音、气味、滋味或触觉的无差异的和不值得注意的模式。

这仅仅是从个人或文化的彻底相对主义出发作结论的一个不太重要的步骤。个人认识世界是因为他们偶然考虑到了它，而且各种认知类型对他来说都同样合适，不存在什么“真理”或“真实”的标准，也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在人类各种认知经验之间判定哪一个是“真理”或“真实”。然而，尽管是建立在有力的论证基础上的，这个结论还是下得太草率了。正如多萝西·李所说，“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把物理实在（存在的东西）转变为经验的实在”，而这是无可否认的。因此，“作为我在西方世界知道的和想象的宇宙，同玻里尼西亚群岛上的提科皮亚人的宇宙是不一样的”。文化提供了关于现实的不同法典以及根据这些法典而得到的不同应答。正如李所主张的，个人本身的文化素养提供了一个受到牢固地制约的预先给定范畴的观察现实的框架。事物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沃尔夫已经证明，语言是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对他周围世界的真正知觉是根据他使用的语言来编程序的，就像编电子计算机程序一样。和电子计算机类似，人的思维也仅仅是根据这些程序来记录和构造外部现象。因为两种语言经常把同一类事件的程序编得很不相同，所以没有什么信仰或哲学体系被认为是同语言无关的”。霍尔把沃尔夫的观点加以引申：人们不仅有解释现实的不同“程序”，而且他们“居住在不同的感觉世界里。感觉材料之筛接纳了一些事物而滤掉了其它事物，因此通过一组文化模式的感觉筛而感知到的经验完全不同于通过另一组感觉筛而感知到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无可辩驳地是正确的，当我们比较和评价由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所建构的“世界透视图”（或经验模式）时，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但也很明显，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类型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神经系统和类似的感觉接受器，并控制着同样的响应模式和运用服从非常类似的规律或规则的思想（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情感性的诱发）模式。换句话说，看来基于文化－认知相互依存性的某些“普遍性”特征还是存在的：乔姆斯基研究出了“语言的普遍性”，而克劳克翰则发现了许多“文化的普遍范畴”。

企图通过劝使其放弃个人自己在文化或个人方面的相关范畴来发现这种普遍性，即使是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根据那种观点，所有其它的世界模式都仅仅成为个人自己的特殊情况并被强行塞入后者的结构框架。但是，以控制模型的中性框架为喻，劝一个人放弃他自己的文化－范畴，就像劝控制模型放弃恒温器一样。把具有这种范畴的认知过程概念比，我们就能够得到普遍性结构，因为我们不是讨论特殊的内容。一个人无论是把感觉模式看作树林（把它当作休养生息的好地方），还是把（假定地）同样的模式解释为障碍而把它砍倒烧掉，他都在运用赋予他的知觉输入以实际意义的概念（或格式塔）。而这些概念和格式塔的发展是遵循某些一般规则的，这已经在生物进化和文化发展中显示了出来。

在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认识能力出现“量子跃迁”。在行为上差异的特征可以表示为适应能力的复杂程度越来越大和学习的转换和概括的范围越来越广。每个动物（起码要高于蠕虫水平）都可以借助于形成刺激－反应的结合，条件反射和操作方面的反射以及适应反应模式而获得学习能力。在我们沿着系统发育阶梯向更高级（更加分化）的有机体攀登的过程中，简单的学习能力仍继续存在，但被发现已经同较复杂的学习形式结合起来了。新的学习能力顺理成章地是功能，而且这些功能迭加在具有低等物种特征的那些功能上。当适应性行为包括了认识能力（这些认识能力是运用工具和武器维持在社会团体中求生的进化模式所必需的）时，人类的学习水平就被达到了。“文化”是那个水平的必然属性，它集中体现在个体学习（包括学习怎样学习）环境因素的能力上，这些环境同他（既作为个体又作为集体中的一员）的存在和更好地存在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文化发展的焦点集中在这样的目的和目标上，它们与更好地生存很少有关系，与生存毫无关系，因此，这种认识能力后来能够达到自主性。然而，在适应性行为（学习）逐渐发展过程中获得的认识能力使得生理上较展弱和行动上较笨拙的人类能够维持他生存的复杂模式，并且使得他在生态中处于适当的位置，要不是依靠优越的认识（利用工具和武器）才能，他是不可能占据到这个位置的。在个体发生方面，人类某种恒定的带有普遍性的精神能力被发现同样在进化。儿童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儿童在不同年龄的认识发展过程明显地显示出性质不同的阶段性。各个发展阶段形成一个结构上的整体，而不是附加在刺激－反应行为模式链条上的一个链节。我们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心理发展具有两个普遍性阶段，这两个阶段叫做“具体联想”和“抽象概念”思维。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出现在5－7岁之间。动物适应性模式和能力的进化与此类似，这些阶段不互相取代，它们是一个具有等级性的整体结构。在成熟个体的认识能力方面，个体间的差异可能是很大的，这可以用社会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来解释。人们发现较低级的认识能力（联想学习和记忆跨度）是较高级的认识能力（抽象推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存在遗传方面和经验方面引起的差异，但思维的基本模式是整个人类，并且的确也是所有高等生物物种的特征。这些是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并且用这样的事实它来解释）：所有这些生物有机体都是自我－维持的开放系统，它们利用一种特定的再生方式，并且形成的在某些方面类似特定的社会结构的某些部分。在它们的环境中，维持这种系统所必需的心理能力是适应性功能；它们在较高级的物种身上具体化为认知，而在人类身上达到了顶峰。

无需把较高级的认识能力、可能的自主目标和动机形成能力还原为生物性的需求满足和简单刺激－反应的条件反射，我们也能够看到适应性（和最终的意识性认识）行为的发展连续性阶梯，而它的每个阶段的操作活动都借助于某种恒定的控制编码（＝建构）。那些和人类认识有最直接关系的建构，对整个人类来说，原则上组成了范畴的一个上升序列，但对不同的实际个体来说，进化程度却是不一样的。这些范畴可以列举如下：

1）格式塔（意义已经确定的固定模式，后来的输入模式被其同化）；（2）理性概念（通过抽象的推理假设的和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一些对应规则跟后来输入模式相联系的理论存在物）；和（3）审美建构（在输入中发现的非推理性的意义，并显示出认知者的一部分‘精感体验”）。这些是代表认知限度的典型建构，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它提供了某种理解力、认知组织和有效的输出途径。我认为人类经验的众多形式并不构成各别的文化状态范畴，而是构成了一组超越个体文化差异和关系的普遍的结构组织。它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认知模式；而这些认知模式作为环境的摹本和自然－认知系统的概念框架出现在整个自然等级体系中的特定的人的层次上。

普通的知觉认知

知觉的古典理论——有时叫“纯粹认知理论”——已经被构成“认知中的新观点”的理论所取代。坎特里不用简洁的一句话总结了新旧理论间的差异，“我们体验到的世界是知觉的产品，而不是知觉的原因”。古典经验主义者认为世界（属第一性的质）是我们知觉（第二性的质）的原因，并且想方设法解决这样问题：不可知觉的特性——运动和广延（物体自身的性质）是怎么产生可知觉的感觉——颜色、声音等等。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它现在已被重新考虑：放在世界和知觉者相互作用的框架里来论述。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知觉者所需要的模式是同感知到的客体的性质一起共同决定知觉的内容。正如墨菲所说，“知觉世界模式把组织所需要的模式反映在里面了”。

最近，关于知觉的心理学方面的实验结果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看（听等等）不是简单的记录外界诱发的刺激，而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该作用过程中，相对他非完全确定的刺激被同化到由有机体和环境过去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认知建构集中，从而被赋予意义。头脑是怎样表演这一技艺的呢？从一个复杂的和容易混淆的刺激模式中提取相关的部分，并且“理解”所得到的模式是已知事物和关系的一个实例。这个问题还未彻底弄清楚。福德把该问题比喻为建立一个“黑箱”汽车厂模型，在这个制造厂中生产由八百万个零件组成的汽车，而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原材料从一头进去，成品汽车从另一头出来。目前这个工厂里“机器”的一些基本知识已为人所共知（例如，阿迪因［Adian］和哈特兰［Hartline］在眼睛机制方面的工作。该机制放大界限和边界，从而使我们能在和背景模型对比下很清楚地看到“事物”）。但是，知觉中更复杂的操作（通过它，熟悉的事物和事件的特征可以被区分开并被赋予知觉恒定性）可能难倒有经验的工人一段时间：操作的复杂性是巨大的。还好，这种复杂性不需要用唯灵论原理来解释，而是利用神经系统中具有10个神经元以及神经元之间数目更令人震惊的联系这一事实来解释的。

所以，知觉，正如我们说过的，是一个高级的转译过程，它必须先具备有关情况的全部“语法”知识，而知觉模式是这些“语法”知识的一部分或是它的代表。因此，“看”（用于整个知觉认知领域的一个方便的视觉为比喻）决不是仅仅记录了到达眼球的东西；用汉森的话说，它总是“一种充满理论色彩的理解”。汉森说，“如果我们知道某人对所有类似于X的事物是一无所知的，那么我们该怎样来看待他看到X后所作的汇报呢？这就好像我们对一个四岁的小孩看到介子簇射后所作的汇报作评论那样”。但是，许多“类似于X的事物”我们不知道——通常我们看到的物理刺激是作为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范畴的一些范例。我们之所以看到我们能够理解的客体，是因为我们以前碰到过它们，或碰到过类似的客体。“心灵语言”中，把用认知构建的存在物（作为我们知觉基础的刻激被其同化）称之为格式塔。格式塔是组织化的整体，其中部分具体体现出具有相对于整个模式的意义的关系。因此，我们感知到的杂乱无章的一行行的东西不是格式塔，但当我们突然感知到其中的一棵树时，一行行的东西就变得有组织了，这种模式就代表了一种格式塔。各单个事物外部表现的这种变化就好比我们用孤立的观点看树的情况。总体模式获得了接合、统一、闭合和对称趋向。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有人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些格式塔原理对不规则事物会有所损害，考夫卡在“好组织定律”（“law

of goodorgamization”）中对它作了描述。

格式塔知觉出现在有机体调整它和环境的关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要求从知觉刺激流中的分化出有意义因素的知觉。一个成功的高等有机体以意义格式塔的形式来感知环境。它们来自于由我们在上面已讨论过的操作产生的知觉模式。但人类趋向于使他们的格式塔具体化，并假定它们确实存在于他们的环境中。的确，我们通常尽最大努力使它们以这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中。我们能够感知到世界上我们“已知”的熟悉事物，并把它们看作是我们周围的环境；而且，我们倾向于忽略我们感到困惑和不熟悉的那部分环境。我们根据我们格式塔印象创造和制造事物，如果知觉感到困惑的东西不能被驱除，我们也可以创构新的格式塔，以此来迫使它向我们的注意就范。所以说，我们是在我们的知觉世界里学习新东西的。通过把制造我们的日常世界和适应这个世界这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把周围环境嵌进我们知觉认知活动的模式中，而把我们的活动模式也放到我们周围环境中。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一股经验流，在其中人用已经建立起的认知模式作为基础，作出慎重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既能满足众多的有益事务和人类存在目的，又能满足求生和理解的基本目标。

科学认知

自然－认知系统在它们内部结构中——不同的神经环和神经联系中（根据物理主义的观点，归于自然系统较适宜）以及许多经验的和内省的建构集中（根据认知系统的内省分析）——建构它们的环境。在通常的知觉认知中，一个来自环境的信号构型（物理主义者认为是神经能量的传输，心灵主义者则认为是知觉表象模式）如果和系统中已建立起的认知组织相匹配（或不相匹配），就能够产生意义（或导致困惑不解）。这些组织就是认知系统中的格式塔。

格式塔感知能力来自于多种成分的感觉刺激流的逐步分化：一个在其进程中系统建立起了自我和世界的常识图景的过程。第一步是划定一个自我边界：即把“自我”从“世界”（非自我）中分化出来。但即使自我边界已完全建立起来，它仍倾向于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模糊性——许多“自我”属性被投影到具有人格化性质的认知方式“世界”中。通常仅仅在知觉认知的成熟阶段，彼岸的“客体”和此岸的“自我”之间才存在一个固定的边界。因而这种看法是关于认知过程的观察者－观察对象的常识观点的写照，即主体注视着客体世界并把它理解为感知的结果。格式塔系统在相对无灵活性的和固定的模式中逐渐硬化，而认知者则把他自己装进这个固定的、基本上可以预知的知觉表象世界里。

然而，对构建思维的抽象－知觉模式的个体来说，持续进行的分化过程已越过了这一点。模式知觉和解释要求有新的严谨的方式：感觉输入比具体－综合的格式塔更需要分析。绝对末分化的“自我和环境”整体状态（伯莱因，皮亚杰）不仅被分解为“自我”和“世界”，而且被分解为后者的二级组成部分：科学世界1，艺术世界2，等等。这样，概念“世界”的各种组分之间的等级秩序就建立起来了。魏尔纳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了进步，它都是从相对的整体性和缺乏分化的状态走向愈来愈分化的、有节律的和具有等级秩序的状态”。当我们考察一个既具有感知认识又具有科学（也许还具有审美和宗教）认识的人的经验世界图景时，他的观察结果显而易见是正确的。他构造和生活在一个环境里，这个环境能够包涵科学的自然界、含义深刻的艺术情感环境以及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超验世界。世界是等级性的，在这些世界里，较大分化的世界倾向于控制较小分化的世界，并把后者包括进去而又不同化它们。例如，科学家认为他周围环境只是整个自然界中直接可以感知到的那一部分，而这个自然界只有用抽象←→概念才能认识；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已越过了他的感知知觉的极限，况且，组成它的元素（原子和粒子）也已脱离了他直接的感性认识。因此，他只好根据他关于自然界的科学概念来重新解释他具体的格式塔世界。然而，他不可能完全地把前者同化于后者：他继续坐在桌子旁吃饭（而不是吃分子的集合体），开电灯（而不是释放电子流）和同人们谈话（而不是同复杂的内环境稳定的生物系统谈话）等等。同样，艺术家的环境是由他的审美观念控制的，但他的日常世界（尽管表现出审美认知的色彩）在日常生活和为日常目的的活动中，仍然是一清二楚的。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科学中认知的范例。科学和普通知觉认知之间的基本差异在于，后者的知觉自然而然地和直接地被同化到认知组织的固定组分中（被”看作是”格式塔），而在科学中，对建构的知觉表象的分析是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只有把相应的被认知的感觉客体（被看作是可理解的格式塔的知觉对象）和与知觉对象相关的认识论方面的科学上的存在物（还末被感知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内在地不可能被感知到）之间的区别都搞清楚了，当代科学才能被理解。除了在原始的和初步的方式中，科学不讨论知觉格式塔。为说明这一论点，让我们来讨论理论最少的科学之一——植物学，它确实利用了格式塔来认识它的研究客体。例如，“这是一棵橡树”在这种科学中算得上是一种陈述，橡树和其它感觉客体一样可以直接被我们感知到。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橡树”在植物学方面的意义，那么儿童和农民描述它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一个儿童看到他叫做“橡树”的知觉构型是随风摇曳的、粗大的、褐绿色的复杂客体；而农民把它看做是同他的土地和他的房屋设计有关的东西。然而，关于“橡树”的任何科学含义还进一步包括了作为它一部分的其它因素（像生长的速度，绿叶中的光合作用，与土壤及其它植物的关系，等等），而这些因素在橡树格式塔中是看不到的。毋庸置疑，它们被那种格式塔所确认，但在这种格式塔里，人们没有任何感觉可以使他看到橡树叶里的光合过程。相反，人们可以知道发生在橡树叶里的光合作用。这里的区别就表现出感觉构型的具体-联想认知和抽象-概念认知之间的差异。在知觉认知中，由我们的感觉投影到我们思维中的事物的特点是我们已知的普遍熟悉的属性：我们把这个特殊的绿色客体看作是一个通用格式塔，例如“橡树叶”。另一方面。在科学解释中，我们系统地阐述了抽象－概念的设计，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光合作用。这样，当我们再感知橡树叶时，我们就“看到”它里面在进行着光合作用。由此可知，“看”实际上成了一种隐喻，它包含抽象的一概念的意义。

习惯上，人们把科学上“看”这个隐喻的含义和在通常知觉中进入我们眼帘的直接的看的自然动作进行对照。然而，根据心理学的新发现，这种对照在连续等级上已降低了一个层次。按通常的感觉－知觉意义，看到就是知道（由于以前熟悉它），因此，客体就被分类并被置于熟悉的背景中。如果这些过程好像是直接地“看到某种东西”，这是因为大脑（至今还未完全搞清楚它的功能）几乎在同时把新的、变化的感觉模式同化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神经网络和神经环，在这里“被看到的东西”得到理解。如果感觉模式产生了困惑，分析的潜意识过程就影响到意识：主体（例如，在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实验中）认识到，要努力使知觉模式和这个或那个熟悉的结构设计相匹配。像这样的模式必须特别地设计出，因为通常的经验产生的模式只帮助它们自己进行直接的和自发的同化。总之，如果要使观察具有意义并成为信息，科学就必须熟悉一组抽象的概念（“建构”［“constructs”］）。产生这些建构不是因为生活在直接的周围世界中而获得了一般的经验，而是先前在理论方面的努力：科学家的想象要通过严谨的方法进行训练和接受科学史中已有的建构才会产生。如果他的建构已经产生了，方法也已经具备了，那么科学家根据他的科学的理论存在物就“看到”了他的感觉模式：他“看到”，某些科学存在物是暂时的，而某些科学定律或原理是有效的。在这种信息式观察中的“看到”能够复归到一般知觉经验才会达到的那种自发性程度——科学家在某些时候可以象普通的知觉者一样相信他“看到”了“某种东西”。然而，像上面指出的，最近几年已经弄清楚，所有知觉经验的物理刺激都是不完全确定的，它们的含义和意义是通过先前经验的“语法”知识提供的。使得听者把它和密歇根湖上的城市的名称弄混淆了的不仅仅是单词“芝加哥”的声音；使象棋大师能够立刻回忆起那些棋子的位置的不仅仅是棋盘上棋子的分布；同样，显示那种科学的理论建构的并不是科学实验和观察中的物理刺激。在各种情况下，熟悉与刺激有关的整个概念设计所起的作用就好比它是一个参照物，而且对含义和意义的取得起促进作用——尽管这些过程是潜意识的或实际上是瞬时发生的。

有趣的是，当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普通知觉又再度整合起来了，这不是由于科学更像经典的知觉观念，而是由于知觉更像科学认知的现代观念。归纳的理想似乎离这两者都很遥远：不论是知觉的还是科学的认知，都不是通过整理材料然后从这些材料中归纳得出直接结论而取得进步的。相反，二者的进步都是通过一些演绎过程（并不需要有意识地这样做）：从具体表象的格式塔，或从抽象的观念建构开始。

假设－演绎法在科学中已经被运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它正成为科学的基本方法。正如诺斯拉普强调指出的，牛顿物理学的原始概念可以写在书的一页纸上，而它的八个最主要概念的定义只用十六行就可写出。然而，理论的主要假设无论如何应引起充分注意。例如，仅仅一个极小值就提供了解释行星运行、落体运动、单摆、杠杆、平衡和陀螺的理论基础。这是高层次理论科学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种科学中，有少数未经定义的，或原始的概念构成了少数命题或基本原理，把这些基本原理中的原始概念结合起来，这种科学的所有定理就可以通过形式逻辑规则演绎出来。（不过，这种严密性仅仅是在一些特殊学科分支中的特殊情况下获得的经验科学的理想形式。这些学科分支研究比较简单的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变量的数目允许建立处理得了的复杂的数学模型。）

对经验的实在进行解释的假设－演绎法是克服认识论中以自我为中心而造成的困境的一种，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方法。心理状态（作为认知系统）是由感觉、记忆、意动等等，即我们称之为“心灵事件”的东西组成的，这些是我们能够直接知道的，丝毫也用不着怀疑的事。如果它们出现，那么它们就出现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否认这一点。但同时，在对外界实在缺乏富于想象力的解释的情况下，这些事件使得心灵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心灵事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表或指向绝对肯定的物理事件。心灵事件可以作为物理事件来解释，但这种解释是假设性的和可以被证伪的。我们总有可能证明心灵事件就是心灵事件，而物理事件却是某些未知的东西，或者也许它们根本就不存在。要理解物质客体，心灵必须对体验到的客体进行理性的检验（笛卡儿），这包括对客观的非精神的空间和时间（“广延”）的先验假设。休谟，贝克莱和最近的胡塞尔，都曾经探索一条从心灵事件的已知世界通往物理事件的外部世界的归纳渗透，然而，他们不是以怀疑主义结束，就是以唯心主义告终。这样看来，似乎时间和空间中的物理事件组成的外部世界对于经验的实在论的解释是一个必要的假设，而且它不仅构成了常识的“动物信仰”（桑塔亚那）框架，也构成了科学基本原理的框架。如果科学家认识到自然界仅仅是一种由原始术语组成的公设和与个人感觉经验有关的定理这二者进行描述的构思之物，那么当代自然科学就会自由地向前迈进了。爱因斯坦说过，“相信独立于感觉主体之外存在一个外部世界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他还说，我们只有通过纯理论的方法才能掌握这个“物理实在”。知觉认知一直在积极努力寻求的必需品终于被20世纪的科学发现了：把合理的假设同经验的感觉材料合在一起。人们能够直接理解的仅仅只是那些通过感官传递的“变了形”的事物。但是很清楚，感官不能经过空间到神经感觉器官，再经过神经到皮质，再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通过皮质到意识来传递三维空间的大钢琴（诺斯拉普）。感官所能传递的东西是颜色、声音、气味、痛苦和喜悦以及类似的感觉，这些都不是三维空间的客体，因为三维客体都具有我们感知不到的背面和只有通过不同感觉透视才能感知到的不变的直角犄角。即使对一个常识性客体，也需要借助于合理的假设作超越知觉表象水平的想象性跳跃才能到达“解释”领域（马格诺）。在这一点上，知觉认知和科学认知是类似的；它们的差异就在于“跳跃”的性质。在知觉认知中，它是自发产生的，并且是潜意识的活动。我们把特殊的东西看成是一般性的东西而没有体会到我们已经把先验的“建构”或格式塔塞进了此时的认知活动中。然而在科学中，这种跳跃是明确的和有意识的，塞进来的理性建构必须通过有目的的意识到的努力而演化出来，然后再应用到我们所讨论的经验中去。结果，经验就变成了一个对假定实体的“观察”并且能用来确证或否定后者。

如果观察证明了从建构系统中得出的预言，我们就说预言被确证了。更确切地说，如果在时间t和空间S的感觉材料被“看作”与此知识有关的建构预言的情况y一样，理论就算证实了。具有预言功能的概念和跟它知识相关的知觉模式分析之间的匹配既取决于理论也取决于“自然”。理论决定应该怎样去“看”这个观察。例如，通过显微镜看东西，生物学家“看”到了病毒。但是，如果观察者先前不知道理论，那么他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到那种实体，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具有古怪形状的东西，被其它类似的东西包围着并相对于它们而运动。更为显著的例子是观察威耳逊云室，有物理知识的物理学家不仅看到了蒸汽轨迹而且能推断这是由于电子在路径中凝结了周围的蒸汽，并且还能继续追踪电子的轨迹。而没有这方面知识的观察者就是永远注视着这些蒸汽轨迹也不会看到一个电子经过。但这不能解释为，科学的观察本身是一种自我决定，即制造证据。自然决定一个限度，在限度内知觉模式可以被理解为和理论所预言的构思物相对应。并不是出现在显微镜里的所有古怪形状的东西都可以被看作是病毒，同样，也不是所有的蒸汽轨迹都对应着电子的路径。自然提供了知觉模式解释的限度，而科学提供了对它们的解释。

某些（并非全部）科学建构具有可观察到的（“认识的”）副本。事实上，科学越具有理论性，它的建构和观察的关系就越间接。同认知相关的建构和观察密切联系，马格诺把它叫做“对应规则”（“rules

of correspondence”），布里奇曼则称之为“操作解释”（“operational

definitions”）。间接相关建构的选择标准是使之能够进一步产生具有最佳的简单性、适切性、多产性和完美性的与认知紧密相关的预言建构。因而确证就是：众多可能建构中的一种建构和与之相对应的、能“看到的”知觉模式二者之间的匹配。选择理论内部间接相关的建构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不需要纯粹的经验原则作指导。为了说明这点，我们用“时间”这个建构作例子。如果“规则”或“相互关系”被说成是描述时钟指针（或其它方式）的观察位置应该怎样和时间建构相对应，那么它的操作解释就和时钟的观察有关。然而，因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时钟，从沙漏钟到机械钟、电钟、电子钟、原子钟、天文钟和生物钟，究竟哪一种系列的观察应该用来解释操作意义上的时间是不清楚的。如何选择，这取决于理论内部的一致性，并且在该理论中时间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变量。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天文钟经常在现代物理学中应用：大多数情况下牛顿定律是正确的，并且为观察现象提供了最简单的方程式。非操作的（“构成的”）解释在允许选择时决定对操作解释进行筛选，这种筛选保证了在理论内部最佳的简单性、一致性、适切性和完美性。从解释的双重作用来看——部分是操作的，部分是构成的——以操作主义的态度断言，科学的各种定量解释必定是操作的，这是不正确的。有些解释是构成的，并且取决于与其他的相比科学家宁愿选择哪一种适当的类型的解释（马格诺）。

这样，知觉材料和科学的建构集（理论）的操作解释（同认识相关）之间的匹配不仅取决于过去和现在的观察，而且还取决于建构集本身，因为它的许多部分是在非经验基础上选择的。因此，如果这种匹配代表了理论和有关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意义上，理论被说成是这些状态的一种摹写，或一种概念性的说明）之间的同型性，那么很清楚，这不是指“绝对地知道”“客观的”实在，而是指通过合理假设和演绎确证的“科学地建构的”自然。对这个“被发现的”和“被发明的”世界的确证（如德布罗意指出，在当代科学中，发现和发明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是通过概念的运算（“预言”）进行的，而这种运算是通过纯粹的定量计算来预言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与理论建构知识有关的事件。在科学客体基础上（或与之有关）完成的行为和物理操作（“实验”）产生了和那些预言相一致的状态或情形。这样，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上的观察就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标准：知觉与预言建构或者有关，或者无关。

确证中的操作活动是由自稳负反馈过程实现的，它缩小了，在极端的情况下消除了预言和实际观察之间的误差范围。这可以用下面简单的例子再作一次直观的说明。假设在夜里我看到天空中有一个特殊的光斑。光本身是一种知觉对象，它的解释需要有一个系统的，相互联系的一组建构，其中某些建构提供了它的操作解释。如果在我的意向中本来就具有这一建构系统，那么我就能通过由理论作了规定的对应规则把所看到的光同与认识相关的建构联系起来，那就是，我可以假定那个光斑“是”金星（更确切地说，我看到了从金星这颗行星上发出的光）。利用天体力学公式，我还能计算出从现在开始两小时后金星的位置。计算中包括了原来已经被定义过的建构，像引力场、惯性力、质量、光速等等。经过了这些间接相关的建构，我就以另一个同认识直接相关的建构作结束：金星相对于我观察地点的预言位置。这样，我就利用必要的操作来确证或证伪预言。这包括，在两小时后回到那个特殊的斑点，即让我的眼睛注视天空中那个特定的区域。如果（在没有外来阻碍的情况下，如云、雾或失明）我能够在预言的时刻和位置看到具有期望强度的光，我就把我的计算称作是正确的。观察将再一次“看到”从金星发出的光，但这是一种复杂的具有理论性质的“看到”，而不仅仅是认识到天空中的一个光斑。负反馈就出现在等待两小时的简单过程中，然后，我才让自己准备相关的观察。所以，预言和实际观察之间的误差范围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这种缩小同对有关的实验对象的操作有关：就我的知觉而论，我“操作”了金星，因而它的光线在预言的时刻和位置能够和我的眼睛相互作用。

基于对现存理论的思考，人们通常建议做专门的科学实验．而这些实验的设计是想尽可能地显示出理论和观察的一致（例如，阿脱武德机、傅科装置、威尔逊云室等等）。上面简单例子中的一个特点是，整个确证在某种意义上讲已包含在“实验”中了，而且，所有成功的实验都是通过负反馈过程自稳的。

我们可以把对科学方法进行简单评估的结论和我们关于自然－认知系统理论的假设看作是一回事。精选出来的系统（例如一个科学家）指挥着一个认知（＝大脑皮层的）系统，该系统除了包括特定的格式塔，还包括了叫做建构的科学上的实体。当科学家在夜空中看到一个光斑（光是从金星发出的）时，或当他在显微镜中看到形状古怪的革履虫在活动时，他实际是在根据他先前获得的概念（＝大脑皮层）参照框架在不完全确定的限度内来解释这些物理刺激。通过把所看到的实体同未看到的和不可能看到的实体（像质子、力场、温度等等）结合起来，他用已知的关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形式自觉地摹写他的环境，从而在自己的经验中，他建立起超出了直接感知现实范围的秩序和和谐。

科学家通过实验过程，使得他的假设建构（理论）和对自然环境的有关观察相匹配。建构集被认为（假定）是有效的，而实验的设计是为了使来自于建构集中的预言和观察（通过有目的地制造部分自然环境［即实验对象］）中的知觉表象模式相匹配。如果成功了，那么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假造出的自然环境部分就会产生一个正好同预言的（与认识相关的）理论建构相匹配的知觉表象模式。这样一来，建构集就被确证了，而且和科学家认知组织的对应关系很坚固。世界已变为科学家所期望那样的世界；并且他还能够继续探索更深的层次，希望将得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观察与他的建构的一致性。终于，他创建了一个“范式”，并得到了实验的确证。

“科学”

系统的控制过程可以就任意选取的单个系统和就系统群体两方面来理解。在许多情况下（如在进化的自组织过程中），后一种透视是有效的；在绝大多数其他情况下，它最起码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现在用具有科学认知能力的自然－认知系统群（“科学家”）作例子，并考察他们集体的认知结构（“科学”）。像这样的一类人口研究在科学方面比在普通的知觉认知方面更可行，因为科学是一个更为标准化的认识模式．尽管它的方法包含有个人差别的等差。在一定条件下，一个科学家作出的结果同其他科学家可能作出的结果有所不同，只是取决于他掌握的用来操纵他的建构和他的仪器的技能的程度。个人的爱好在科学中基本上已消失了。同样，由于气质和情感造成的个人间的差异也基本上消失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结果是科学，而不是小说或诗，那么，“博奕规则”（“rules

of the

game”）就必须坚持。但是，这里所指的技能不是细微末节的技能，而是高级的认知技能。各类技能，从日常的实验室工作或理论的探索直到先进的新思想，都允许在科学“革命”中大显神通。然而，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凭空（或从“纯粹的顿悟”中）进行他的理论或实验的变革，他总是要受到他研究领域里现实情况的限制。这样，如果要评价科学建构系统的解释和确证的（同样还有证伪和重新解释）原动力，我们就不仅要考虑为此工作的研究人员的经验，而且还要把学科的状况作为整体也考虑进去。单个自然－认知系统的框架可能是超验的：我们可以假设我们选取的系统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而共同体中集合在一起的所有成员拥有那门学科中（在当时的阶段）的所有建构并进行着所有的观察。为了语言上的方便起见，我将把科学本身称之为多人的自然－认知系统，它的意思是指它所有成员的观察、理论建构和实验的模式。

以上方法允许我们作这样的探索：把某个科学家的经验中的认知自稳化看作是“科学”系统的自稳化。以这种方式向前发展的那种科学就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它的活动基于已建立的范式。这种范式被它的成员作为有效的理论而接受并被应用于解释观察和构造实验。范式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模式，就像根据习惯法接受公正的判决一样，而且它是一个在新的或更加严谨的条件下进一步澄清和具体化的对象。常规科学范式并不寻求改革。事实上，库恩强调它倾向于抑制那些需要改革的问题（“非常规的”）。相反，常规科学要履行它所赖以生存的范式中所固有的一个承诺：承诺由范式产生的预言和相关的观察必须匹配。把新的观察和理论匹配是常规科学的主要动因。它企图通过扩大事实和范式预言之间的匹配范围，以及进一步说明范式本身，来扩充由范式提供的现存知识。没有一个科学范式研究的“常规中心”旨在讨论新的或不同于范式“承诺”的东西。的确，库恩搜集整理了不少证据来说明，那些与范式中产生的预言不相符合的观察简直闻所未闻。如果这些观察确实值得科学团体的注意，那么它们就将被打上不相关的或“形而上学”的印记。

常规科学范式基本上是自稳的——它的研究局限于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的外延和把它精炼。这句话的含义是说科学共同体成员们的自我限制：他们把精力集中在仅用他们的技能就能解决的问题上。因此，对于它所有可能的实验应用和理论需要，很快就被一定的理论框架研究透彻了。常现科学对新的东西不屑一顾，它的成功意味着科学发现的终结。它力求缩小偏差，旨在消除理论建构（从中能产生预言）和与认识相关的知觉表象（它能提供合适的观察材料）之间的差异。大部分科学研究（当然不是全部）都具有这种特征。理论的根本改变而引起的变革——由于常规科学的实行者们对反常的困惑而最终导致出现新范式——是科学革命屡见不鲜的特点。下面让我们来讨论它的原因和特征。

常规科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日积月累式的实验和研究来扩大和完善一定的范式。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由范式理论得出的预言和实际的实验发现之间可能会出现经常性的不匹配。如果这种不匹配真的出现了，我们就面临着使范式的可靠性受到怀疑的一种“反常”。最初，对越来越严重的不匹配具有一种内在的抵抗力，而且甚至能够理解它们。而后来，大量的反常出现，终于导致范式的转换。布鲁纳和波斯特曼做了这样的实验，把一些不正常的牌（例如，一张红的黑桃6和一张黑的红桃4掺进一副正常的牌中，然后让正常的成年被试者辨认它们。结果他们发现被试者几乎总是把那些反常的牌误认为是正常的：他们习惯于适应从前已理解的范畴而没有觉察到它们的不合适。再继续作这样的试验，发现被试者表现出疑虑和混淆，直到最后（有时是突然地），绝大多数人能够作出正确的辨认。一旦被试者对少数几张牌能够作出正确的辨认，辨认其他的牌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也有一些被试者甚至平均试验了四十次还未能作出正确的辨认，这些人感到非常苦恼，他们似乎忘记了恰当的范畴是什么：究竟给予的颜色（或黑桃）看上去像什么？这里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个人天生地倾向于加强他经验中的概念范畴，择取与之相吻合的那些经验，并且根据他以前的概念来理解后来的经验。在理解常规科学中的反常现象时，同样的困难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常规科学共同体中的成员们最初仅仅体验到正常和预期的现象，即使在已经观察到反常现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导致了某些类似疑虑和混淆那样的现象：意识到范式不那么合适。这样，库恩所说的“危机”时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而这个时期是以探索性研究、对概念的哲学分析和对理论基础的再思考为标志的。

回顾一下库恩提供的材料，一些有趣的事实就很清楚了。反常需要经常揭示并受到观察，然而它们总是倾向于被这样一些人首先观察到，这些人没有花大量时间在已受到反常观察挑战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这些人可能是年青人，也可能是从其他方面转到这个学科上来的人。对范式固定的兴趣和用范式提供的观点去看现象的强化模式二者都是理解反常的一个明显障碍。尽管存在三种以后可能被认为有充分根据取代范式（库恩）的现象，但其中只有一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反常现象，这一种反常现象构成的观察顽强地拒绝范式的同化。另外两种已经被范式所解释的观察和只有通过理论进一步说明才能得到逐步理解的观察，没有为范式的重新阐述提供动力。人们并不把它们理解为反常，因为尽管后来新范式已经发展了并被人们接受了，但这些反常仍被看作和以前的范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初可觉察到的那种反常都是最先被认为正好是在现存的范式内尚待克服的另一种形式的难题。然而，由于反复的揭示，反常的这种顽强的持续性导致范式本身的问题。人们给予它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这个领域里的杰出人物已经开始估计到它的解决是他们学科的关键问题。早先对它的抨击是严格遵守范式规则的，但由于持续的阻力，新的规则和原理（其中许多是特别的）发展起来了，因此原范式受到了连续不断地侵犯。尽管这里仍然是一个范式，但现在科学共同体中没有几个成员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这是该学科的痛苦时期。爱因斯坦记述了牛顿范式由于各种实验证据（黑体辐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等等）而受到怀疑时的情形：“基础好像已经被从底部抽走了；任何地方也看不到能够在其上建起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哥白尼和W．泡利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危机时期也同样有过类似的痛苦。

虽然并不需要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清楚地认识到已确立的范式的瓦解，但追随它足迹所进行的似乎是随机的探索研究活动却会产生有效的结果。与一个已确立的范式的完善不同，新范式的转换不是一点一滴地添加数据和建构的积累过程。更确切地说，旧范式所依赖的整个基础出了问题，它最基本的范畴已被重新检查。对观察的估计也改变了：鉴于观察A原来的意义是X，而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它不是指X，不过，新的实体y还未搞清楚。它各方面的综合构成了“反常科学”。这个时期，科学家的研究好像是在茫茫的黑夜中进行摸索。他们首先力图在范式的范围内描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当这种努力失败时，他们就离开了范式。由于没有假设，不可能设计任何实验，所以科学家总是尝试提出新的、纯思辨性的理论。如果成功了，它可能成为新范式的先导；如果失败了，它就可能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正是在这种时期，科学家（他们通常并无必要或希望成为哲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分析。在常规科学中，他们不需要哲学：在范式能够发挥功能而又不妨碍反常的范围内，它的基本假设并不要求弄得很清楚；但如果范式瓦解了，就得求助于哲学分析。库恩认为，17世纪牛顿物理学和20世纪新物理学的出现同时伴随着根本的哲学分析并不是偶然的事。这种时期还以“思想实验”的流行为特征。人们企图把问题孤立开，并在一定程度上较清楚地揭示出旧范式的不完善性，而这在实验室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新的科学范式确立前，旧范式是不会被完全摒弃的。没有范式的科学是没有一个被公众接受的理论的科学——这是一个向非科学的倒退，对于从理论中成长起来并具有与理论相关的技能和技术的科学共同体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决定摒弃一种范式和决定接受另一种范式是同时作出的，这些决定包括把两种范式在能否成功地处理科学研究中的现象方面进行比较。

那种认为随着反常的出现，基本的科学框架被彻底取代而不是修改，是彻底地崩溃而不是改变形式的观点已逐渐被普遍接受，在这里无须作详细的讨论和冗长的分析。我只是要重新提一下在系统哲学框架中科学进步的典型历史过程。通过实验和应用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中的负反馈，常规科学获得了自稳化。通过假设范式具有效力，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它进行证明，即让它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不是预先得到的）这种循环方式，知觉－建构（观察－理论）的匹配得到了保证。如果不匹配在许多主要的研究领域持续出现，作为一个认知集合系统的科学就会把自稳控制论Ⅰ转换到自组控制论Ⅱ。尽管由于在现存范式的概念框架内活动的科学家对他们的觉察采取消极的调节，所以开始时承认这些新范式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但如果通过扩充现存的范式来克服已被觉察到的不匹配的企图失败了（或者难免在理论上作了某些拙劣的修补），那么负反馈的自稳化迟早会向正反馈的自组织化屈服：科学受到了它“最初的反冲”，这一反冲将使科学探索的偏差更大。开始了一个要求进行自我分析的时期：现存的基本假设，基本规则和基本存在物受到反思，其目的是要努力寻找和确定出问题的根源。

人们对现有理论的假设有了哲学上的认识是危机时期的一个标志，在作为新范式的候选者而涌现出来的众多假说中，如果其中一个被确认并接受了，那么该时期也就结束了。为了被接受，新范式除必须能够解释所有旧范式能够解释的观察外，还必须能够解释对于后者来说属于反常的观察。当涉及到新范式的接受时，该学科的所有观察都得重新评估：这里存在着普遍性的建构转换，科学家现在不是把“A看成是x”，而是把“A看成是y”了（这里，A代表某项观察，x，y分别代表不同的科学建构）。

审美认知

经验（对克罗齐释义）在人们让它开口之前一直是缄默的。激活感觉器官中的神经信号活动的刺激相对他说是非完全确定的因素，并且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必然的意义。意义是先前已有的知识赋予的，这种知识是指已经被确证了的认知建构集。关于格式塔和科学实体的建构范畴已经讨论过，现在我们就来说明第三种范畴：审美建构。

在各种范畴内经验都被认为是富有意义的。根据在熟悉关系中已知实体的熟悉形式构造出的知觉状况能够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取一组选取的观察材料（它们的出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同样也能产生它，尽管是属于不同的范畴。普通经验是自然产生的，并且它自身对体验到的事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深信无疑；科学观察好像一种方法训练和一种自我评判，因此没有必要放弃它的理论风格。而我们这里将要讨论的第三种有意义的经验——审美经验，也会（且通常是如此）显示出它完全的自发性，尽管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其他东西。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对审美较敏感的人根据他已经发展起来的审美鉴赏力和建构，看，听，抚摸，嗅，尝——简单地说，感觉——他周围的世界。正常情况下，他总认为他从感觉经验中获得的意义是经验世界的真正本质中所固有的。这样的人把世界说成是美好的，崇高的，有意义的和具有美学蕴涵的，就好像一个理智的观察者说世界上有桌子和椅子一样。像其他任何形式的认知一样，审美认知也需要通过媒介才能得到充分说明，而且它是由体验者体验到的事物和已经确立的建构集（＝皮层组织）共同决定的。

当我认为审美经验是“有意义的”时，我已越过了理论所划定的关于意义的界限，因而在这里我仅考虑事实的陈述。不过，不能被事实陈述所描绘的经验有时却是完全有意义的。当感觉刺激模式被认知同化到建构框架中时，意义就产生了；建构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垄断所有的意义。这不包括无条件的相对主义——我并没有说解释经验的某种方法和其他方法都同样地好。对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选择目标而言，知觉格式塔比科学或美学建构更有效，更切合实际；而如果要进行精确的计算和预言，那么科学建构就比其它任何经验都更有效。如果目的是想理解关于周围世界的意义的其他一些难以捉摸的因素，那么审美建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伟大的艺术作品就是这种建构的具体化身。

追溯艺术的历史可以一直延伸到我们人类的历史的开始。人不仅具有智慧，而且还具有感情。作为综合整体的人的原始经验让位给了不但更加精确而且更加“专业”化的认知模式后，两个伟大的认识分支就出现了：哲学（包括早期形式的自然科学）和艺术。思想家和诗人之间的斗争是古希腊人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代表了理性认知和情感认知之间为争夺支配地位而进行的角逐。它们两者的起源都可追溯到神话：在伟大的神话中，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它们又是更早的认知模式的生动表现，我们可以假设原始经验在它的融合的统一体内包含了科学和艺术二者的种子。但是，当其中一个发展到和另一个不能共存的程度时，它产生的裂缝就需要弥补。被抽去感情因素的科学同许多人类经验毫不相干，而对常规理性不屑一顾的艺术同样也是如此。柏拉图的美学企图在理性的旗帜下把在希腊人那里的两个分又统一起来，而让情感在评价理性已经证明了的事物方面仅仅担任一个有助于训练自身心理的纯工具的角色。整个中世纪，西方艺术促进了基督教世界观不同学说之间认知模式的融合，并且在加强规定的信仰和情操方面起了工具作用。然而，随着近代的到来，宗教的内部分化削弱了它本身在艺术上的根基，艺术获得了自主：它不再为其他的主人服务，而只为适合它自己的有意义的法则服务。这样，它就完成了一项补充科学的任务：它表现人类那一大部分不可度量的因而是科学处理不了的有意义的经验。

正如每个体验过它的人都知道的那样，艺术世界是富有意义的世界，它阐述了人类同他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使他感觉到并懂得世界上应当存在些什么。这些周围事物用形象、优美的语言自己讲话，但它们具有经验的确实性。人和动物一样，经验里充满着情感。有些哲学家（像怀特海）就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原始经验是情感性的体验，它是在和外部世界相处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根据最近所做的动物心理实验来推断，神经系统较发达的物种都具有对“外部世界”的“知觉认知”。奥尔兹和他的合作者们通过刺激老鼠大脑的隔膜区和其它区域能使老鼠对特定的对象产生兴趣或感到厌恶。还有其他许多实验也确认了动物具有一种“拒斥－向往”的情感。因而，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内省地认识到人类情感可以追溯到有机体内的某些原始活动，这些活动是在“向往”和“拒斥”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怀特海可能是正确的：“愤怒、憎恨、担心、恐怖、向往、爱、饥饿、渴望、极度的高兴都是与原始活动密切联系的（从其退化而来或发展而成）感觉和情感。这些感觉和情感之所以出现在这些高等有机体身上，是因为它们具有明显的理解力，而理解活动的一些原始模式在控制着有机体”。

在某种程度上可清楚地显示出，情感是全部人类经验形式的组成部分，除经过最仔细地“提纯”的之外。科学家经常关心的是，消除他们观察中的个人感情因素以免使它们给自己造成主观偏差。这就证明了以上论点。它还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科学家必须抛弃情感，而不是利用它们作为认识的工具。但我不是说科学不能认识情感；我是说科学不能用情感去认识。这个区别很重要，很清楚，这是因为情感可以通过科学来研究：无论是通过心理学中解释和控制心灵事件的抽象概念框架，还是通过经验神经生理学中的心灵事件和大脑事件的相互关系都可以。但是，科学家这样做并不是根据他的情感来认识他的材料的——他尽可能地把它们都消除掉。他认识的是表示“情感”的事件，而且这种事件不是感觉到的，而是观察到的。正是由于这个道理，科学只能解释经验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而不能用情感来理解经验。情感不是科学的认知工具；但我认为，它却是艺术中的认知工具。一般说来，希望了解涂上了感情色彩（有时甚至受其支配）的那一大部分人类经验是艺术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是审美活动存在的理由。

艺术（以后我将使用“艺术”这个词来包罗一切富有情感性的认知，当然也不排除一般的或普遍的多样性）不仅在为经验提供意义建构的情绪的性质方面，而且在建构和知觉对象相互关系的直接性方面，都不同于科学。用诺斯拉普的话说，“［艺术的〕明显标志是：它主要关心的是直接的体验材料。画家并不采用数学物理学家那样的方法去讨论颜色的性质；他考虑的是直接感觉到的颜色，蓝色、红色、黄色等等，各种颜色都代表唯一的那一种，就好像是不同的形状一样。相反，数学物理学家主要关心的仅仅是利用这些颜色（印象派画家能直接地领悟它们并对之充满感情）作为推断电磁传播具有各种不同的固有规律的手段和确证或证伪这些规律的材料，而不是为这些颜色本身……”。在这一点上，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差异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经验（艺术）中发现的“具体”意义（和含义）和根据经验（科学）发现的“抽象”意义之间的差异。

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经验具有“内在”意义的呢？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被专门用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我们已经作了一个回答，但我们现在要把它展开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传统上，审美和艺术评论方面的研究都倾向于在内省的基础上进行，检验作者自己的经验并从中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因此，我们发现描述充满了形容词，像启蒙的、崇高的、满意的、先验的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形容词描述了一种内省感觉，但他们没有解释它。然而，在这里提出的认识论框架内可以提供这种解释。

审美意义为一种建构所含有，这个建构能够对感觉输入中的某种模式和序列进行解译。审美建构不是一种格式塔：我们的经验客体并没有只是被“理解”为熟悉的事物。它也不是一种理性概念：感觉材料也不是被“理解”为经验中的一些理论实体的范例。如果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根据常识的知觉格式塔以及解释我们环境中的关系和结构的理性建构而得到满意的编码，那么审美概念就不需要了；艺术也决不可能出现。但是，经验的许多方面实在是（或似乎是）太独特了，它不允许我们根据具体的格式塔和抽象的科学符号对之进行认识；需要更为适当的东西，即要弄清楚人们现在体验这件事时是怎样感觉的。S．苏珊·兰格把它解释得较好：“有许多可知的经验，它们不仅作为直接的、无形的、无意义的影响，而且还作为错综复杂的生活之网上的一个纽结，它们还向推理的公式化提出挑战，所以，用语言就可表达为：那就是我们有时叫做经验的主观方面的东西，它的直接感觉是——像觉醒和感动、催眠、放慢速度、或交际、或感到自我满足但很孤独；它感到在追求一种难以捉摸的思想，或有一个重要的想法。所有像这些直接的感觉经验一般都没有命名——果真要这样做的话，它们就以通常伴随其一起发生的那种外界条件来命名。仅仅那些最显著的感觉才有名称：像“气愤’、‘憎恨’、‘爱’、‘恐惧’，概括起来就叫情感。但是，我们感到许多事情都不可能发展成臆想的情感。我们受感动的方面就好像大森林中的光线那样，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它们可能相互交融，有时并不互相抵消，产生感情又逐渐消失，内心矛盾，爆发出激情或希望得到美化。所有这些同主观实在不可分割的因素就组成了我们称之为人类‘内心生活’的东西”。

兰格断言，知识比我们的语言要广泛得多。在目前的概念框架中，这意味着意义和认识超越了普通语言——甚至抽象的思想的语言的界限。即使剔除了能被常识认识和被理论解释所掌握的所有事物，剩下来的仍有很大一部分，它们属于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类内心体验的领域，尽管它们是特殊的，但并非没有意义。艺术家在寻求通过创作艺术作品和保持它的持久性（因为看起来，它好像是转瞬即逝的感想）来赋予它以意义。这样的作品不仅帮助人们弄清这种意义；而且还完善和阐明了感知到的模糊的审美建构。艺术能够表现模糊意义并能够把它们解译清楚，这是艺术的创造功能，它构成多种多样的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一种。科林伍德说，“当我们说某人表现出了情感时，我们就是指这种情感认知。开始，他意识到有了情感，但还未意识到这个情感是什么。他所意识到的是情绪波动或激动，并且还觉察到它们仍在继续，但对它们的性质，他却茫然无知。而处于这种状态，对于他的情感，他能说的仅仅是：‘我感觉到了……我不知道感觉到的是什么’。面对这种无可奈何和压抑的状况，他只有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才能使自己解脱这种痛苦。这种活动和我们叫做语言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他通过谈话把他的情感表达出来。它还和意识相关：表达出来的情感是那个感觉它的人的本性的流露，但这个人并非是无意识地去感觉它的。它还和他感觉情感的方式有关。对于不可能表达出来的情感，他只有以我们称之为无可奈何和压抑的方式去感觉它；而对于可以表达出来的情感，这种压抑的感觉就会云消雾散，他的内心状态也因此感到愉快和轻松”。

因为对科林伍德来说艺术是一种表达，所以上面一节所讲的就是指，艺术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形式的活动是信息走向的：它们寻求经验中的意义。当他们受到挫折，或者活动的进行真的受到阻碍时，主体就感到压抑和无可奈何；如果意义已被发现，他的内心就会感到轻松和满足。经验的各个领域都在探索和寻找意义。但是，必须要有同经验模式相适应的建构。格式塔对我们日常环境中最常出现的知觉表象形态的意义进行编码；而科学建构则把许多超越了直接感觉世界范围的事件的意义进行整理。然而，还有与这些建构不适应的那一大部分经验也必须进行整理，以便能够获得意义——这便是审美建构的功能。在这里，对我们的知觉来说，一朵玫瑰花的芳香所包含的意义比物理化学对它的科学解释更贴切；就对其“感觉”而言，看到早晨的太阳从威尼斯上空升起所包含的意义比用地理学和天体力学来解释它也更加恰如其分。这种意义即使在人工语言里也无法用词语和符号表达。适合于它们的语言不是一种常规的符号语言，而是一种用于表达的语言，这种情况下的意义是直接的和自发的。我们用英语语言知识来理解单词“日出”，用地理和历史知识来理解“威尼斯”的意义，但我们要理解威尼斯日出的意义却只需要用对知觉经验的感受性就可达到目的，无论我们是身临其境，还是根据某一伟大画家的描绘所显示的。审美建构是具体的，它直接表现“感觉经验”。这就是我们“在”一幅画中所看到的东西，“在”一首交响乐中所听到的和“在”一首诗中所理解的东西（通过由我们的感觉记录下来的声音和视觉）。它们同我们的知觉有时匹配，有时不匹配。如果匹配了，我们就说感受到了艺术作品，或自然美的范例；如果不匹配，我们通常拒绝称它们为我们感受到的“艺术”或“美”。

应当注意，审美建构是作为对自然环境中有关客体和事件的解释性说明的编码而发挥作用。它在一些功能方面和被感知的环境状态（被体验到的人工或自然客体）有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就同我们在程序和由程序控制的机器生产出来的物体之间，遗传密码和为合成而携带了指令的分子之间所具有的同构性相类似。它是一种功能关系，而不是一种对评价主体内心中被感知客体属性的图示式的投影。因此我们可以说，关于审美属性的本体论现状（“实在”）的全部问题都是人为的——它们在世界上“存在”的理由并不比数学上的等势存在的理由更充足些。人类根据他们已确立的建构把属性赋予他们的知觉经验。因此，审美属性本身就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释译性认知的存在地位。（然而，这不排除审美建构在世界上可能也有客体摹本，就好像其它类型的建构一样。但审美建构的客体摹本不是在审美属性意义上的，而是“物理事件”的模式和序列。）一旦“纯净的知觉”这种论调被克服了，和在其它经验认知领域里一样，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审美活动中也无法再宣扬它们自己了。

审美认识论关心的是审美建构同主体生存环境中相关的客体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有意义的审美经验——审美认知——产生于被感知的周围世界和已经确立的审美建构的匹配中。我们在系统哲学中所揭示的控制过程，即负反馈自稳化过程和正反馈自组比过程都可以（或者利用其中一种，或者把二者结合起来）用来建立这种匹配。这两种过程都包含着主体和环境之间的有目的的和目标定向的相互作用。

在把主动的反应归结于主体这一点上，上面的估计好像与传统的美学理论相抵触。似乎许多美学家都否认这一点。例如，弗赖伊告诉我们：艺术与“富有想象力的第二种生活”有关系，而这种生活之所以和通常的生活体验不同就在于它不需要实际生活的介入。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整个意识可能主要集中在经验的知觉方面和情感方面。所以，“艺术是这种富有想象力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促进因素，而这种富有想象力的生活由于缺少响应活动，因而是和实际生活相分离的”。布洛提出了他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距离”（“Psychical

distance”）来说明这种事实：在艺术中，描述的现象和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现象似乎发生了矛盾。他说，心理距离的作用“有消极的、抑制的方面——割裂了事物的实际和我们对它们的实际态度，也有积极的方面——提炼在距离的抑制行动造成的新基础上的经验”。

运用是在活动中，而美则是在对意义的沉思中，许多美学家，像德·韦特·帕克、科林伍德、克罗齐、卡西勒以及其他人都肯定或默认了这一点。艺术产生不出超越经验本身的活动。就艺术而言，这些意见（估计会出现在对艺术的个人经验中和对它们的评论研究方面）意味着主动反应的概念是虚假的并且被误用到艺术方面了吗？如果对这一论点作一番谨慎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如此。这些美学家所指的反应是一种常识性的格式塔认知形式，在这里，可知觉的环境的某些方面同追求目的的主体之间具有交互作用。如果相对于艺术来说，这种反应能够行得通，那么审美认知就要降格为普通的知觉认知；艺术客体就将仅仅是一种感觉客体，而这种感觉客体同主体在其生物学需要模式、计划、社交及其它的目的方面有着具体的关系。但是，即使我们在艺术上消除了这种反应，也并不等于同样也消除了各种其它反应。适用于艺术（以及所有的审美客体）的反应是一种试图能产生，或简单地保持，延续，加强审美经验的反应。斯蒂芬·C.佩珀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活动的作用是审美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传统的美学家不同，他认为在经验属性上的“完全满足”是美学价值的一个典型范例，它是有直接目的的“选择系统”（在处理有机体和它们周围环境关系中产生的一种自调节反馈系统）的一种活动：“即根据那种经验属性的性质和持久程度设法获得最大的满足是一种积极过程”。佩珀强调，“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活动在它自身的活动范围内是自我调节的，并且合于它的内部规范。活动中一个已经完善了的领域是一种选择系统，它与利用它本身的原动力达到最大满足（这对处理某种性质的事务很有效）的有机体的行为是相关的”。

艺术和审美欣赏背景中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反应意味着一种有目的的追求，即试图通过维持、延续或加强主体的知觉和他已确立的审美建构之间的匹配来达到或优化有意义的审美经验。由于一系列像消除与有关知觉相冲突的感觉和想象的经验（例如，遏止画布上的光反射使注意力集中于画布，在音乐大厅里抑制外面载重卡车的噪音和咳嗽声使注意力集中于音乐，抑制无关的一些胡思乱想使感知注意力集中于艺术客体）这样的活动，这种反应的范围可以从保持视线集中于艺术客体，使大脑处于立体倾听的最佳状态，感知展品的画面，品尝味道、香料等等这些细微的活动，一直列举到像涉及到真正的艺术创造性的反应这样更为引人入胜的活动形式。当主体的知觉经验在他已经具有的审美建构方面仍得不到充分的意义时，那么就需要借助于这后一种活动，这种情况迫使他产生新的建构并用新的方式去看待经验。这些新建构可能对有目的的反应进行编码并使新建构在某些环境中的“控制对象”身上具体化。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真正的艺术创造的一个例证。

“艺术”

同科学类似，我们可以把具有审美建构的自然－认知系统（“艺术家”）的群体作为多－个体系统来进行研究，在这种系统中这样的建构是典型（“艺术”）。艺术家团体共同努力的成果组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从这种审美认知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这里讨论的过程的新认识。

然而，要证明“艺术”在个人团体中具有典型的认知和创造模式比证明“科学”具有同样的特征更难。在任何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小团体中存在大量的个人变体。与科学不同，艺术的“游戏规则”是隐含的，并且没有必要严格遵守：艺术上没有固定的科学方法的直接对应物。艺术活动采取个人主义的形式，很少采取统一形式。例如，尽管“常规科学团体”是一个有效的贴切的概念，但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整个团体都从事纯粹的自稳的“常规艺术”。任何实践艺术团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一部分人接受某种风格，并把它作为他们的“范式”，而另一部分人则反对这种风格。因此，我们认识论框架的“众多个人”这个概念的外延不能包括这种艺术共同体，而只能包括属于某种风格的艺术家。我们可以谈论“常规艺术风格的艺术家”——更简单地说，就是保守派艺术家和“危机艺术风格的艺术家”——或者说先锋派艺术家。用这些措辞对艺术经验的性质作再描述是很有启发的，因为它揭示了艺术上的风格改变和科学上的范式转换之间显著的，通常是未察觉的平行性。

“保守派艺术家”（这里使用的这个词不仅包括职业艺术家。也包括所有从事创作活动的具有保守派风格的个人）组成了艺术共同体中只关心保持原风格的那一部分人。这种风格是他们艺术活动的基础；它的作用跟科学中的范式很相似。保守派艺术家不追求风格的革新——采用合乎他们自己艺术活动目的的风格就是他们的创新。他们的这种创新活动实质上是“钻牛角尖”，他们采用一种风格，然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为它搞新名堂和新技巧上。因而，他们就把那种风格特有的审美建构的应用范围作了扩展，并且还改进了它们。例如，绘画中印象派艺术在不同主题的画面上用新的技巧把一簇簇的色彩（这种方法是梵高、塞尚、雷诺阿和其他创立者发明的）涂在画布上。艺术的新作品就来自于这样的活动，而不是来自于新的风格。通过进一步探索各种透视画法，色彩调配、结构等等，这些新作品扩大了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主题范围并且使它的应用得到了改进。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印象派音乐中，由德彪西、拉韦尔和福里发明的声音簇被他们的后继者发扬光大并被应用于新的乐曲。因此我们说，印象派的东西已深入到许多艺术领域，只不过它们的风格在这些艺术领域里已作了必要的修正罢了。

在上述对艺术风格的变化和科学范式的转换的评估中，我们采用了概念框架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是非常明显的。艺术中的某种“风格”和科学中的某种“范式”在功能上是类似的。它们二者都是把意义赋予它经验并对它作增强反应然后编码形成的建构集。（然而，在科学上，建构集是抽象的：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已超越了知觉经验水平；而在艺术上，它们是具体的，并且主要作为在那种层次上对事件的一种评价和解释。）在科学上，知觉经验世界是作为“自然界”构造起来的；而在艺术上，它是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感受到的实在”构造起来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建构活动都是作为人的知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和通过观察在解决知觉模式方面的差异性而进行的。只要建构集预先就存在着并且控制着实际经验，那么后者就是负反馈控制的和自稳的。有目的的反应的产生使得知觉所引起的变化在同建构匹配的基础上逐渐收敛于一点。科学上范式内的一种理论由于这种匹配而得到确认；具有特定风格的一件作品由于艺术上的这种匹配而得到创作和评价。这样，艺术和科学的实在建构性就被加强了：对科学家来说，由某种理论摹写的自然宇宙得到了一个额外的实在程度；对艺术家来说，由某种风格（艺术作品属于这种风格）显示的世界特性得到了额外的说服力和信念。但是，在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经验模式会发生改变，因而受固定的技巧和表现原则束缚的风格发现它们自己落伍了。跟科学假说非常相似，在旧的经验模式之后产生了新的经验模式时，原来的艺术风格就可能失去它的有效性。这样，在某个时候，一种吸收了适当审美建构的风格，到后来可能会发现它自己原来奏效的技巧和形式似乎对许多艺术家都不适合了。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改变风格和正常地创立新风格。

如果把作为认知学科的艺术框架同科学放在平行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吸收了某种文化中与艺术相关的次级群体的适当审美建构的某种风格就代表了那个群体的范式。群体中的成员对风格进行扩充和改进，而不是从根本上修改它。当群体中的成员不再认为这种风格可以表达他们个人的感觉经验时，情况就会有所改变，保守的“常规艺术”成员变成了革命性的“危机艺术”的创新者。他们竭力寻求新的范式——能够更恰当和更真实地摹写他们文化中经验模式的风格。先锋派所进行的这种活动和在危机期间科学家的活动极为相似：努力攀登新思想、新表达方式和新技巧的高峰，在这些各行其是的活动中，许多关于新风格的试验都在进行中。对这个时期的艺术来说，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被人们高度赞誉，以致成了一种时髦：它寻求它自身的目的。但是这种“纯粹试验性”作品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暂时地活跃一下气氛，它们很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同一种基本思想（运用一些直到当时还未显露出来的方法去把握共同体中的许多成员已觉察到并试图对之进行表述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创新，是一种艺术经验要取得最后成功所必需的。如果确实成功了，它将导致建立一种新的风格——即后来将被许多作品仿效和探索的新范式。伟大的先锋派艺术家，像毕加索、舍恩伯格（Schonberg）、莱特（Wright）和其他人，在蓬勃发展的运动中，从孤独的革新者变成了新范式的大师。

这些都是关于艺术革命结构的非常一般的图式。设计这一图式是为了揭示这样一个因素：这些过程同其他方面的人类系统认知过程一样，会经历突然的转换。这里，关于某种风格的特殊内容以及为什么一种风格适合于这种而不适合那种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没有涉及，它们是艺术评论家和职业美学家所要讨论和澄清的问题。不过，上面的讨论却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该框架内，人们可作出择优去劣的决定（例如，掌握和传播艺术家在他的文化结构中所发现的经验模式的意义），艺术史中一脉相承的风格也可根据一致的方式联系起来（风格的动力是指在某个文比背景中某种合适的风格与同时代的经验相匹配）。在比较有活力的具有典范性的风格内风格的动力学显示出一种负反馈，而在沿着普遍不满意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就显示出一种正反馈。就后一种情况来说，在寻求某种取代原有风格新风格的过程中偏离原有风格的程度是逐渐增大的。当发现了合适的新风格时，先锋派率先接受，随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争相仿效；这样，由于有许多人都企图完善和扩充它，因此它就变得越来越稳定。只要是表现了它同时代艺术界存在的现象，它似乎就保持着统治地位。但是，由于经验模式的进一步转换（有时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审美观点和方式的改变），新的风格本身有可能过时，周期的正反馈过程再一次起作用。借助于这些过程，一定文化模式中与艺术相关的人们，把许多未被理智地和合理地系统化的经验，摹写进他们的认知结构，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创作能清楚地表达有意义的模式的艺术作品来检验这些经验。

一个被接受的和受到赞誉的风格自以为没有任何问题：它是无可怀疑的。它的信徒们不是对它进行透彻的分析，而是竭力把它当作教条。他们易于把那些对这种风格持异议的人看作是异端或（更坏的说法）无知的粗人。毫无疑问，某种风格和它的大师们代表了艺术的最高体现；争论仅仅集中在究竟是这个还是那个作品，能够真正地作为典型体现出这种风格所固有的伟大。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从运用典型的风格中求得他们自己的满足，当他们讨论这种风格时，总是讨论它的功绩，而不是分析它的基本规则和隐含的假设。这种情况同常现科学中自信的、非反省的典型过程也显著地相似。但是，当一种风格瓦解时，同科学范式的瓦解一样，讨论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基本思想被怀疑，教条主义的态度被抛弃，而且涉及到艺术真正目的和本质的问题也被提出了。艺术作品和艺术风格同人们所感知到的和所依赖的经验相冲突。对传统的表现方式不满意的先锋派人物回到了原先的问题上：他们作为艺术家的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同科学家重新检查他们学科原先的假设一样，艺术家也在检查他们艺术的根本问题。同科学家经常聚会和开展热烈的座谈一样，艺术家聚集在画室和咖啡厅里讨论他们究竟在何处和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同在科学危机中一样，艺术危机中同样也存在着哲学分析。但是，有别于科学的是，在艺术中用词语来交谈和解说只显示了这个基本过程的一个贫乏的画面而已。这是因为，科学理论可以用普通词语符号来表达，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可以用人工语言符号来表达，而艺术家的审美建构只能通过它们的艺术作品来表达和交流。对艺术家的审美建构的任何谈论都仅仅是其意义的一个贫乏的近似物。然而，科学家必须有意识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是由他们理性的理论事业的固有性质所决定的；艺术家则不需要这样，清楚地知道创作和鉴赏过程反而容易妨碍他们的活动。因此，关于艺术危机的真正问题可能还没有被有意识地认识到，尽管先锋派人物所表现的东西是呈现在他们意识中的东西。相应地，在这个时候讲得很明确的东西也许并没有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不过，它会是实际发生的一个效果。由于传统上被接受的反映艺术家所感知的现实的风格不适应了，以及由此要求建立表达和交流经验的新模式，因而真正的问题是危机。这个问题的表现包括接二连三的快速的尝试革新的似乎是偶然性的活动，以及到处都在关心艺术是什么。因此，同科学不一样，关于危机艺术的哲学分析并不是什么对基本的预先假设的再思考，而只是对它们作“再感觉”（refeeling）（如果读者原谅我用新词语的话）。先锋派艺术家不仅强烈地意识到他的经验，而且很清楚地觉察自己确实意识到了。他在进行一种特殊的自我反省：“再感觉到他的感觉”；他对它们进行检验，因为他不再确信任何创作的自我表现模式。人们提醒他在创作他的作品时要经常地核查自己感觉到的经验。

如留心阅读内容较深刻的文章，我们会发现，“探索、试验——这些词句被用来描写最近七十年内去世的所有伟大的艺术家——米勒、库尔贝、马奈、德加、莫奈、皮沙罗、雷诺阿、罗丹、惠斯勒、修拉、梵高——的艰苦的尝试，这完全是一种力图把艺术和现实联系起来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康斯特布尔、塞尚、毕加索——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些名字代表了人类经验进化的相同的运动”。试图通过探索和试验把艺术和现实联系起来是风格迅速变革时期艺术的典型特征；因此可以说，艺术家在进行思考和内省时似乎有点像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无论他们是像加利福尼亚嬉皮士居住区卖花童那样集结，还是像巴黎咖啡厅和夜总会里那些玩世不恭的人那样聚会，他们都是在试图通过一种风格的革新来理解他们的经验，而这种革新当时尚未完全出现，因而他们对它也不完全了解。然而，不是在下一年，那么至多在几年内，他们的探索就可以保证新的风格将取代旧的风格，而我们的文化宝库由于具有适当的和满意的模式也将继续得到丰富。这个模式正在注视和传播人类经验中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易变的，然而却是生气勃勃的和有意义的一些部分。

总之，我们应当注意到，上面所讨论的是相互作用的高度进化的动态开放系统的认识论。它的基础在于这样一条原理：认知是一个适应性的相互作用的前进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类把他的认知圈扩展到宇宙的遥远的范围。根据这个观点，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强加给感觉主体的感受器的，也不是人类幻想和习俗的任意的产物。它是人类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就是在一个缓慢的而又是逐渐加快的世代相继的过程中，发展常识格式塔和各种各样的艺术和科学的建构，从而赋予人类经验以意义。虽然在如此产生的认知模式之间存在着具体的差异，但它们共同的功能关联和起源，保证了足够的同构性，能够克服在理性和情感、科学和艺术、实际常识和抽象推理中令人烦恼和似是而非的二元论。

第十二章 自由：关于人的哲学的框架

现代哲学的论证倾向于从一种心照下宣的假设出发，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相当的常识和完美无缺的推理，即使除此别无所知，也能够意义深刻地讨论所有思想家面临的永恒问题。关于自由的讨论就经常采取这种方式。似乎任何一个能够恰当地运用语言和逻辑论证的有理性的人，都可以解决“人究竟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这个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涉及到有关确定人与地的周围世界之间的联系的因素，而这个周围世界本身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相反，要揭示它的真面目就必须对它进行研究和试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他人（主要是科学家）已经对自然领域发现的自由和决定性作了一般概括，然后推广到比自然复杂得多的人本身的自由问题上。根据亚原子现象的不确定性来假设人的自由就是对待这个问题的一种可选择的方式（无疑是极端的）。

在这种研究中，如果我们提出一种方案并严格遵守它，就可以避免以上的谬误。那就是，我们不作这样的假定：仅仅根据一个理智的观察者的知识（无论他的逻辑是多么的完美无缺）就可以恰当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评估人的自由度时，我们也不根据其它自然领域的典型的相互关系来进行概括。相反，我们将作出必要的“基本的预先假定”：世界是存在的，并且对理性研究敞开着大门；以及“从属的预先假定”，根据这个假定，具有普遍的秩序是这个世界的特征。因而，我们把人当作实在经验世界的一部分，为了达到关于他和他的自由的合理结论，我们用（关于系统的）一般理论来作为它的解释框架。所以，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解释：（1）从我们的一般系统论的观点看，人类自由的意义，（2）以此获得的关于自由的概念是适当的，它提供了一个运用自由选择的经验解释，（3）我们个人的自由概念和社会系统明显的决定性之间的相容性。

1．关于自由的系统哲学概念

根据我们的理论，我们可以对人进行双透视的观察和描述。如果从内省的角度看，人是由心灵事件组成的认知系统。而从外部进行分析，他是一个由物理事件组成的自然系统。当考虑到人类自由时，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两种透视图像，然后把人综合到心理-物理，自然-认知系统这个一般性概念中。

1）认知系统的自由

构成认知系统的心灵事件已经被认知与知觉表象模式，建构的集和组织化，以及有目的活动或意动的模式是同一的，于是我们也许会问，这种系统的自由在于什么？

我们会争辩说，自由的先决条件是在思想和行动的替代模式中作出决定；因此，自由的同义同就是选择的自由。它取决于某主体选择X的能力（假如给定的选择对象是X、X和Z的话）。如果这种对X的选择不是由其他任何因素而恰恰是由主体自己决定的，那么他在那个方面就是自由的。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这个自由概念可以应用于认知系统。

认知系统不可能选择它们自己的知觉表象和知觉表象模式；这些是“给定的”并且假定是由它们环境中的物理事件所决定的。但是，认知系统在对给定的知觉表象系统（percept－streams）进行建构方面确实有自由。像人这样复杂的系统，对于绝大多数知觉表象模式都具有多个建构集。如果对于知觉表象模式N建构X、Y、Z都同样适用，那么他们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因而，从这些建构中选择关于N的建构就完全取决于该系统。这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环境，环境仅仅相对于模式N起作用。

现在我们来考察外部分析者认为是水的知觉表象模式（引进这个物理主义的现象仅仅是为了用确切的术语来描述知觉表象模式——即它是不可能从内在的观点来描述的事物）。这一知觉表象模式不可能解释性地描述为波动起伏的，微微发光的，外观和形状可以改变的发光物模本。我们还可进一步想象认知系统至少具有三种主要的建构和该模式相匹配，这些建构分别属于格式塔、科学和审美范畴。因而，对于认知系统来说，真正的自由选择是可能的，这个模式并不是由这些匹配的建构所决定的，建构只是为它所用。例如，该模式可以被看成是熟悉的日常见到的液体，它具有解渴、洗涤、溶解肥皂和盐等等的功能。作为格式塔和知觉表象的水的知觉模式已隐含地包括看到所有作为这些情形的模式。因而内在观察者把作为水模式（具有微微发光的、波动起伏的、颜色和形状可以改变的外观）的认知描述为：一种具有解渴、洗涤、溶解肥皂等等功能的液体。在描述者认知系统内，这是知觉认知的一个相当好的解释，并且他假定在其他任何人的认知系统内也是一个相当好的解释。

现在，我们可以想像出认知系统还有其他不同的，但同样也同以上知觉表象模式相匹配的建构，其中一种可能就是水的科学的概念。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建构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次级建构组成的，这些次级建构包括具体的结合体H2O中的分子，可能还有其它附加的（如果知觉表象模式是自然存在的，即相当于纯净的水）次级建构：冰点是摄氏零度，沸点是摄氏一百度，在摄氏四度时有最大密度，每公升为一千克。进入到科学建构的水的更深层次的次级建构可能是关于液态和固态物理、热力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诸如此类的那些理论。认知系统可以毫无约束地用这样的术语对上面描述的知觉表象模式进行构建，只要他具有我们所讨论的那些建构（即他受过科学训练）。

最后，我们可以假定该系统具有不同类型的建构，并且这些建构也同知觉表象模式相匹配。假如所讨论的系统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他可能会用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措辞对该模式进行描述，即他把关于水的模式置于朦胧的夏日里下午的一个池塘中，狂风席卷的海岸线上，涓涓溪流中以及其他地方，然后作形象的描绘。换句话说，在该系统中水也可以是一个审美建构。在那种情况下，该模式是指对系统和一部分环境现存关系的情感的和自发的认知，而那部分他根据格式塔（也许还有科学的）范畴也认识到了。因此，该系统看作是水的这个知觉表象模式是“给定的”：它由物理环境所决定。然而，选择何种合适类型的建构去解释模式却不是由系统的环境，而是由系统本身决定的。因为我们不求助于任何超自然的决定，所以，在系统外部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决定这种选择。这样，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系统有从它合适的备选建构中进行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认知不仅是从原始材料中提炼的意思，而且也是对这些材料的一种反应。上述例子中所提到的各种建构和一组不同的行为目的相关。格式塔建构似乎和诗的作法没有什么联系，科学建构和洗某个人的手也没有什么关系，而审美建构与这两者却毫不相关。当然，产生哪一种特殊反应完全取决于在系统支配下整个建构集合，不仅包括同种类型的建构，而且还具有其他所有的概念。除非在受高度控制的环境中和在短时间内，人们是不会在单个建构的基础上进行运筹的。认知系统有可能获得极为广阔的反应范围，而它们之间的选择是由系统内所有建构的集合决定的，即由系统中发展起来的全部认知储备所决定的。绝大部分建构和相关的意动在没有相匹配的知觉表象模式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活动：即认知系统的活动能够在想象和抽象思维的基础上进行。

所以，内在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认知系统能够进行自由选择：如果给定的知觉表象模式N，他可以选择概念x、y或z……并能构建相关的和被共同决定的反应模式x’、y’或Z’……；而且，在N不出现的情况下，他也能描述这些构建并重新使意动活动起来。因此，内在观察者完全有权利说：系统有自由。即在给定的知觉表象模式存在的情况下，在选择和建构他的建构和反应模式方面是自由的。即使该模式实际上不存在，他也可以通过想像和抽象而达到这种自由，只不过是要受到实际“给定的”知觉表象的限定罢了。甚至“给定的”模式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有目的的活动得到巧妙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在模式怎样修改这方面是超出系统的控制的——即似乎是由环境决定的。然而，内在观察者几乎不可能证明这一事实使他丧失了意义的自由的概念。所有事件都能够通过系统的选择自我决定——这种自由仅仅适用于上帝以及梦幻。（况且，上帝或白日作梦的人是否能够决定所有事件仍然还是一个问题。）在一个恒定的和变动可预见的环境中，只要人在自由地解释环境和对它采取行动，人的多样性的动原就是自由的。

2）自然系统的自由

自然系统是由能量的转换和处理过程构成的物理事件系统。它们的输入以复杂的结构为通道，由状态变量所规定，并导致作用于环境的反应。人作为自然系统由巨大的和灵活的动态结构组成，允许用不同的方式处理高度变化的感觉输入。细胞的数目以及细胞之间的结合是如此之多，以致出现了明显的重叠：经过外感器官到达系统的相同刺激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输入，并激活大量不同的行为模式。达到人类大脑复杂程度系统对任何给定的刺激可以产生几乎是无穷多种的反应与之对应。沃尔特已经计算（并且借助于人造模型已经证实）出，对于在它的决策中心仅仅只有两个“脑细胞”或两个这样的相互关联元素的某种生物，也有七种可能的行为方式。如果有六个这样的构成单位，那么其行为的模式的数量就足够在相当长的寿命期内每十分之一秒提供一种新的经验。行为种类公式近似地为：，这里M是可能的行为模式，n是决策中心（脑）中的元素数目。适合于人的行为模式的数目确实是天文数字。如果我们假定活动元素的数目有1000数量级的类似神经元系统，而且它们能够动态地排列组合，那么人可能的行为模式就将是10种。这个数字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它足可以说明有信号馈送其内的人类大脑的”自由度”，它也解释了人类在经验体验方面的自由。科学家所得的结论是，在结合能力方面，生理上的极限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像人这样的动物，影响神经系统的任何事物结果都可能‘意指’其他任何事物”。当然，实际（相对于理论）能够意指的事物取决于它的性质和在个体的高级神经中枢内发展起来的环路数目，而人类就是通过高级神经中枢来释译他的感觉输入的。对于习惯的知觉模式，神经组织内的冗余度越大，在处理信号和协调相应的反应中，系统选择它自己的通路也就越自由。

神经组织含有在没有外感官产生信号的情况下也能自主地进行活动的回路，这些回路是内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复杂状态序列（赫布）。由于他具有自由建构这些神经网络回路的能力，人的自然系统就获得了附加的自由——自由地处理他自己产生的信息。

外部观察者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系统是适应性系统，它们发展为复杂的机体组织，其功能是使他们能同他们发现自己身在其中的那样的世界和睦相处。由于不断地寻求系统自身的相当高的自由度，在这些系统存在的有生之年，某些机体组织能够成为自由自在的。然而，人的系统固有的自由度是在种系和个体适应环境过程中获得的。因而，他们实际的自由是不完全的，而是相应于他们对环境适应性的历史进程。外部分析者可能得出结论说，似乎使人的自由这个概念失去了意义。不过，这是他能够对人作出的最好结论：人是需要控制处理同环境的关系的开放的自然系统，他统摄众多机能组织，即使在自由运转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也只不过相当于开放状态自我维持这一问题的若干有效的解法。（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即使对于抽象的逻辑－数学运算，这也是正确的。）

3）自然－认知系统的自由

关于双透视系统的自由，我们得到了两种不同的报告。“从内部”（作为认知系统）来看，我们说它们（指认知系统）在对建构和反应作选择和激活方面是自由的。“从外部”（作为自然系统）来看，在他们作为适应环境的开放系统的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自由度的限度内，它们在处理信息并对之作出反应方面是自由的。可见，如果这里揭示的自然和认知系统的一般理论在经验上是正确可靠的，那么，这两方面的报告涉及的实际上是同一个系统，不过是从两个不同的有利位置去看。

然而，某一观察者能够发现的不仅取决于系统的客观状态，而且还取决于在给定的有利位置上可利用的信息量。内在观察者有可能接近知觉表象，认知建构和意动；而外部观察者则有可能接近输入，神经生理组织，输出和环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下：

认知系统

（心灵事件）

（物理事件）

知觉表象←——→输入部分

（在高度整合之后，出现在大脑皮层内且

有利于在那里进行分析的神经信号）

建构

←——→神经组织部分

（在大脑皮层的比较高级的认知中心内

意动←——→输出部分

（通过本体感受器反馈到大脑皮层中心

←——→环境

这样，两个观察者就有可能把他们报告中的异样成分归因于他们在不同的观察位置上所能接触到的是不同的信息。

他们也许对以下说法是意见一致的。在两种透视中，系统选择处理从环境中接收到的信息的方式真的是自由的。系统仅仅受到他本身神经组织（＝建构集）的冗余度的限制。在两种透视中，基于它在自由地选择的信息处理的通路，系统真的能自由地活动。反应的选择仅仅由神经系统（所有建构的集合）的组织决定。在两种透视中，输入（知觉表象）由反应来修正，因而从系统的观点看，实际的输入（知觉表象模式）是由系统和环境共同决定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内在观察者来说，“物理环境”是一种假设，而对外部分析者来说，它却是一种实在。最后，在没有输入（知觉表象）的情况下系统确实能够自主地运转。系统在所有这些方面，以及在我们指出的范围内是自由的。

然而，不管怎样，外部分析者都可以指出，系统的神经组织（他的一部分同建构集有关）是系统在其历史过程中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样，在他的所有选择中，系统的自由度都受制于他在该环境中过去的存在所肯定下来的那种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系统只能选择在过去不同环境的相互作用证明对他有效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重新作一个解释：建构表现为自然选择和经验学习的历史产物，并且已被编码进入人的发达的神经系统的环路中。

内部分析者不可能就这些讨论发表见解，因为他没有获得相关的信息。他只能从他所处的有利位置指出，系统的活动是自由的。它不受制于他认为的物质环境——即未觉察到的知觉表象的本源。这样，内在观察者的结论就是：在系统内存在着自由选择。就他所能知道的，这里不存在系统对意义和有目的的反应进行选择的外在决定因素。

外部分析者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由内省分析者所陈述的选择自由在他的物理主义框架内是十分明了的。由于内在观察者缺乏关于系统建构的历史起源方面的知识和有关的意动模式，因此，系统所具有的自由度就好像是自我决定的。然而，外部分析者所具有的信息证明了自由度是系统早先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于是，在他主张系统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由他的环境和系统本身共同决定的同时，他还能解释，或者甚至能预言，内在观察者将告知人们系统好像有完全的自我决定的“自由”选择。对于这一点，由于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储备，内在观察者就无言以对。

对于这同一系统，内在观察者说，是自由选择，外部分析者说，是相互决定的选择，这并不矛盾。即使外部分析者说这是严格的因果决定性，同样也不矛盾。麦凯用他的“逻辑不确定性原理”把这解释得很清楚。他假定神经生理如此发达，以致于大脑的所有活动对于观察都是可以知道的，同时，大脑就好像钟表装置一样，具有机械性。接着他又指出，即使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一般地否认人的自由，不仅没有根据，而且已证明是错误的”。错误就在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人获得知识时，物理的大脑一定会产生变化（根据机械脑理论本身）。麦凯假设的这一命题认为，每种认知状态和每种大脑状态都有一一对应关系（即大脑事件系列和心灵事件系列之间的关系有严格的同构性）。因而，某个人所相信的（知道或认为是正确的）将对他的大脑状态造成差异。如果在时间t，这个人认为他面前有两个都可能是正确的选择，并且还没有在它们之间作出抉择，那么，他心灵里面的这一状态在他的大脑里就有严格的平行的状态。观察着这种大脑状态的外部分析者察觉到，使他能够预言那个人在时间t将作出什么选择的决定因素，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主体在t时作出的不确定性的报告变得站不住脚了。事实上，情况正相反：如果主体在t时相信他在t时的选择是预先确定的，那么，他的大脑状态与它实际状态就会有差异。这样，任何从外部分析者方面使内在观察者确信他认为是自由选择的东西，实际上已由因果关系因素预先决定了的尝试，都会使这个分析者的解释成为自我证伪。主体的大脑状态与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不再一一对应。

麦凯所倡导的“逻辑不确定性原理”证明了，对于内在观察者来说，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所观察到的认知系统是自由的；同时，对外部分析者来说，也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果，在自然系统中，甚至存在着最严密形式的因果决定性。前者能获取的信息量和信息类型证实了关于自我决定和自由的推断，无需冒犯外部观察者主张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过程完全是机械性的这一论断。因此，这里介绍的理论并没有保证机械的决定论的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它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假定，具有一种复杂的相互决定性，它显示了系统所作出的每个选择都可以被分析成过去同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素。因为在这种系统中，大脑事件和心灵事件的关系是双透视的，所以心灵事件具有自由的结论和大脑事件具有相互决定性的结论并不矛盾。事实上，假如发现心灵事件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要同一种不同的系统打交道了，而对于大脑事件的报告也将不得不重新进行考察，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系统，从内省的角度看，他的心灵事件显得是自由的。它们与具有相互决定性的大脑事件之间有关系这一点同这一自由的表现并不矛盾。

2．系统哲学关于自由的概念的恰当性

我们断定，在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中，相互决定的自然系统和自我决定的认知系统是相关的。后者是相互决定的，尽管对他们自己来说，它们显得像是自我决定的。这一概念对人类自由的经验做了公正的裁决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将要回顾一下前面提出的解释人类自由选择的四个主要类型的理论。第一种类型认为选择是由外部决定的；第二种类型认为选择完全是非决定性的；第三种类型认为选择是由与行为者（他的肉体或心灵）结合在一起的某种因素决定的；而第四种类型则同意我们这里倡导的理论，认为在行为者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进化出来的多种选择的范围内，选择是自我决定的。

首先，我们与彻底的（“严格的”或“机械的”）决定论者来进行讨论。他假定系统的每个选择是由环境中各因素的集合决定的，系统本身只是钟表装置式的宇宙的一部分，而且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他必须服从机械宇宙的规律和原理。（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能够做到自由选择的内省报告与这种见解并不相悖。）那么，像这样的系统，是否具有任何意义上的自由呢？回答是否定的。这样的系统既不能被认为是自由行为者，也不能被认为他对他自己的行为要负责，因为无论怎样，他反正是机械地“照章办事”。外界的强制就是例证，除幻觉中的自由外，系统没有任何自由。

其次，我们来考虑同上述完全对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系统在多种可选择的行为方式中进行选择是完全自由的。该论点否认存在对选择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因果性和决定性因素：选择是一种“绝对自由意志”的活动。那么，我们要问，在实行选择的基础上，自由意志是否本身就可能表现为一种原则呢？如果这是否定的，那么在时间t1，我们获得x、y或Z的概率是相等的，……而且在t2时，选择仍处在这种情况。倘若这是肯定的，那么选择就将是任意的。如果要显示可能的选择的数量，我们可以用一台随机－数字发生机来代替“自由意志”。从统计学的观点看，无论我们是否这样做，结果都一样。因为如果在自由意志作决定的概率分布和随机－数字发生机产生的概率分布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差异，那么自由意志就含有一个因素对某个（可能性较大的）选择起决定作用。这样，“绝对自由意志”观点的信徒们就必须在操作的任意性或具有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之间进行选择。倘若选择了任意性，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讨论：这种自由的概念只适台于小心谨慎地进行随机化的掷骰子游戏以及设计那种随机－数字发生机；但无论如何它也不适合于人类，因为人类最起码地在他们的某些活动中显示出某种目的性。

第三，我们同意讨论系统通过自我决定进行选择的观点。我们把这个假设再分为根据系统的自我决定是依靠（1）“肉体”还是依靠（2）“心灵”。要使这些假设中的每一个站得住脚，需要把一些证据作一个整理。

1）想断定肉体含有决定系统活动的所有因素，就必须证明肉体不受任何支配性的影响——或者，起码这样的影响总能够被消除掉。要想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在人类有机体的层次上完成的是很困难的，因为果真要寻根究底的话，那么像吸进花粉而打喷嚏这样的事就必须归于有机体的自由选择，即不得不假定有机体选择了打喷嚏，而不是因为吸进了花粉才打喷嚏的。有机体和它的生存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像细菌，配偶，社交的朋友和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等等，于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非决定性的供选择的对象，而且，有机体对它们的选择是自由的。但是这种意见在现代生物学，医学，个体和社会心理学方面几乎得不到支持。来自外界的约束看起来确实会对有机体产生影响，而且起码能决定一部分最终行为。

2）把决定因素归于人的心灵或精神的论点更加深奥微妙。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论点来支持“独立自由的心灵”的假设。我们可以说心灵不同于大脑（或甚至与其无关），然而却有一个独立的意志或另外的主宰支配和控制着精神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心灵不能还原为有机体，而是包含于其中的一个独立实体。我们必须假定单向的因果关系：即从独立的心灵到肉体，而不是从肉体到独立的心灵。经验上没有任何东西与这种概念相冲突。科学经验假定是肉体的事件，而心理现象，尤其是通过内省而获得的心理现象则假定是（假定是独立的）心灵的事件。当我体验到了我自己的意志力时，我就体验到了我独立的心灵，倘若它在履行它的自由（从外部来讲是非决定的）意志。意志的影响传到肉体，然后再通过肉体传到外界的环境。因此，我能够对我的活动完全负责——这些活动丝毫也不能由外界行为者来决定。

这一论点提供了关于自由的一种解释。然而，问题是其基础是什么？明确地说，就是该论点的根据是什么？大部分当代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可能的回答是“自由选择的经验”。我们有权利决定我们自己做什么的这种经验是如此普遍，以致于许多人根本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当我们面临选择时，似乎十分明显，结果是直到我们决定怎样决定时才被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心灵”原理给了这种自我决定论一个似乎有些道理的解释。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根据对我们每一个人均属有效的原则。这些原则不取决于任何外部因素，因而，选择是一件应完全地负责的事情。事实上，所有正常人都作出这种选择，这就是这个论点的结论。它们在内省中的明显性似乎是它的经验基础。

哲学史上，对精神不可还原的原理这个问题有许多权威性的解答。笛卡儿把它称为精神实体，同机械宇宙的物质实体相对照。康德把它看作是一种先验精神结构，它构成了先验统觉（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而且把逻辑限制强加到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上。我将要提出一个更为详细的例子，该例子来自于一个几乎在其他各个方面都首先提倡系统思想（它是本书的基础）的哲学家，他具体生动地说明了自由意志经验影响理论解释的能力。这种见解是怀特海提出的，尤其是他把造物主看作是人的意志自由的根源的观点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

怀特海形而上学的“造物主”范畴和准柏拉图式的“永恒客体”范畴履行着几种职能，我现在井不是在暗示它们站得稳的立脚点完全在于对人的自由的经验的解释。但这些范畴以前也曾经被用于履行那种职能。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过程和实在》中的一段话：

假如我们（人类）完全能够获得直接经验，那么就这种现实情况来说，构成了主观目的的最终改变的直接的主体－超主体的最后决定就是我们关于责任、许可或不许可、自我赞许或自我谴责、自由、强调这些经验的基础。经验中的这些因素太重要了，以至我们不可能把它看成是一种错误的建构而简单地撇在一边。

怀特海说，个人决定他自己的命运的体验，对他自己有关的正面评价和对选择或拒绝的某些事物的评价明显是经验中的因素，绝“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错误的建构而简单地撇在一边”。怀特海没有这样做；他主张用关于创造性的学说来解释它们。自由在于从实际经验材料的综合中引出“永恒客体”的相关性。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实体是“实际实体”（“actual

entities”）（或“原本”），它从非实际实在领域——即真正的、不变的、永恒的客体的领域——中引进了这些柏拉图的哲学形式。该领域也构成了“造物主的最初本质”（“primordial

nature of

God”）。实际实体引出这些永恒客体恰当性的能力同它们整合整体的组分的协调性是成正比的，这就规定了实体的“主体性强度”的量度。“每种情况都显示了，主体因素的量度越高，创造性的量度也越高。”主体性量度很低的实体——相对地说是非建构性实体，只接受和传播外部世界的材料，但并不把它们本身的创造性加之于它们，因此，它们的创造性是无足轻重的。然而，每个实体都在完成对来自当时的外部世界的所有材料的综合，该过程是通过把这些材料特殊化，使之成为永恒客体所表示的“明确的形式”。这样一来，“每个凝聚体（concrescence）就被认为是从确定的自由开始又以确定的自由结束”。人类由于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强度，所以有能力导致高度复杂的和各种各样的永恒客体的“进入”。通过各种各样的概念、感觉和思想，人类在把他在实际世界中传递的材料进行特殊化方面是自由的。他的自由正在于此。

正如在这一章第一部分的讨论中已经进行的十分清楚的说明那样，我在最后提出的观点上完全同意怀特海的看法。然而，怀特海假设了一个造物主的纯精神领域和同上面提到的现实有单向因果关系的永恒客体：永恒客体能够进入现实，因而也影响它的过程，但是现实并不影响它们（怀特海“造物主引出结果的本性”的观念是一个例外，它展示了不同的永恒客体的进入造成了现实世界创生进化过程的来龙去脉）。至于永恒客体，很清楚，它们同现实性有“外在关系”，即通过它们在现实世界的显形可以表明它的本身是不变的，绝对的。在实际实体对于永恒客体“观念上的把握”的自由中，我们遇到了先验实在的不可缩减的本原实体化的自由的内省感的绝妙例子。

问题是，要解释人类经验的这一元素，是否就需要一种明显是臆造的本原。决定采用某种解释不仅仅是作一个要解释挑选出来的一项观察或经验的决定。如果那样，它就会独立地左右我们对解释的选择，那么特设的理论和本原就会多到不可胜数。把宇宙中的本原作为解释内省现象的工具，这种假定特别容易出错：真正实在的危险是它们会以把“心灵力”或“相爱原则”（“mind－forces”and“love－principles”）塞进客观世界而告终。一个外在相关的“永恒客体”的纯粹的理论上不变领域是另一个本原，当个人企图单纯用它来解释自由的内省感觉时，应该谨慎从事（当然，我不认为这是怀特海永恒客体的唯一根据，不过，我认为，它是其中之一）。如果解释性本原在有效地解释自由的感觉同时无需把我们带到实际世界范围之外，那么我们将对它们进行研究，而且如果它们被证明同事实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它们。这样就把我们引导到解释自由的下一种也是最后的一种理论。

第四，我们持这样的主张：系统和环境过去的相互作用造成的自我决定的因素令人满意地解释了系统实际享有的选择自由。可以用来解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实体的选择自由的理论框架，笔者在以前的著作中已作了概略的描述。下面是有关的内容：

完全决定论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必须根据自由的绝对标准来衡量。自由意味着某一主体对于任何形式的相互决定性都是独立的，而决定论意味着不存在任何自主决定的能力。具有这种绝对意义的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自由，同决定性一样，取决于程度而不取决于绝对……

我们可以根据因果律来解释这一争端。我们认为，这一规律具有普遍的正确性，并且每个具体问题都取决于它的应用。因此，相互决定意味着原因和结果间的双重关系：一种原因产生一种结果，这一结果作为原因又进一步导致结果。A决定了B，而B又决定A。这个例子中的A是一般（宇宙物质的总体），而B是具体（全体对之有影响的物质粒子或单位）。因此，宇宙的所有形态都对B产生一种附加的具体影响，并在B身上表现为改变了原有的存在状态。因为B与A具有恒定的有效果的关系，所以，A产生的一种特定原因将导致B的一种相应的特定变动，该变动的基础就是B对A的相关性。这样，联结A与B的因果相关性就在于，作为A所产生的原因的结果，在同A的关系中B显示出一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本身可以认为是B产生的原因并作用于A，而且它来自于最初原因的结果（A作用于B）。因此可以说，每个原因都将产生一种结果，而每个结果反过来又作为原因在活动。现在我们考虑一种具体结果的因果原则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作为原因的活动有从物理刺激、化学药剂等等，直到包括被主体理解的种种事件（即通过感觉直接感知到的或通过思想过程从概念上获得的事件）。每一种产生某种结果的差异中间项都可以是谓语原因连接词，因为它发生在主体之外并对后者产生某种确定的效果。然而，相对于世界的其余部分主体同样作为原因起作用。因而，说全部外部的原因因素完全地和绝对地决定主体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所有外部因素的总和与主体本身一起决定主体。

一个主体怎样才能在相互决定关系中有效地决定自己呢？回答一定是：通过对往复因果关系中的首要因果关系的修正，即相应于它自己内部结构的急迫需要，使一种原始的刺激适合特定的往复因果关系。因而，这个往复因果关系就将不仅是首要因果关系的一种直接的、无条件的传动器；而还将表明是衡量主体在相互关系中的主动决定性的一种尺度。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主体内部的结构组织决定它的自主程度。

宇宙可以作为一种互为因果的相互决定网络，这种概念把自由指定给了在处理输入（“首要原因”）和产生输出（“对应原因”）中的特定实体。实体具有内在的相互决定因素愈多，即它控制包含它自身在内的宇宙区域的程度愈高，它就愈加自由。由于被赋予一种复杂的神经系统，并且实际上具有组合输入和产生意义及其反应模式的无限多的可能性，人是就他自己所能知道的最自由的实体。他取得自由的武器是他的大脑-心灵，它使得他能够从非常众多的信息处理待选模式中选择他所希望的那一种。而且他能够对他自己处理信息和产生反应的过程进行反思，并且还能够使自己部分地独立于自身的环境。人不仅能够知道世界，而且能够知道他自己知道世界。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类型决定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如果“真理”被解释为人对他周围世界的各种各样事物的认知，那么，真理确实使人能获得自由。他知道得越多，他在进行选择时就越自由；他知道他知道得越多，他就能更多地有目的地利用他的自由。

因此，人的自由就是他的大脑－心灵的自由，更确切地讲，是决策中心的自由，该决策中心具有真正供它自由处置的待选方案，并且它也能根据它自己的原则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所以，把目前（第四种）讨论的观点与前面（第三种）的观点结合起来，心灵就被看作是自由的动因。但这种自由不应归于一些超验的、自然主义的非决定本原，而应归于能够得出正确选择的有效知识。这种知识被认为是在行为者和他周围世界之间进行实在的、相互决定的交往的历史过程中获得的。

如果这里概述的关于自由的第四种观点是有意义的，那么就没有足够的理由维护“独立自主的心灵”本原。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倚重这一本原，是因为他们不满意根据内在的因果律所作的解释，并且把意志想象成对客体作出决策的动因。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存在“超经验”的实体（“transempirical”

entities），例如像作为无原因的原因而活动的独立的心灵。（在一个很透彻的分析中，泰尼森已经说明了这个概念不仅在形而上学理论家中很流行，而且在分析哲学家［像L．J.罗素」中也很流行）具有一种“超经验的动力中心”（“transempirical

power center”）的“超经验的自我”（“transempirical

ego”）的概念构成了维护非决定论观点的基础，认为选择自由是非因果性的决定所产生的。但是，当关于现实的相互决定的经验世界的概念已能充分解释所讨论的事实时，为什么仍然还要借助于超经验的实在（无论是逻辑分析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形式）呢？为了给选择（这种选择可以被认为是自我决定的和无外界动原的）提供基础，意识不需要包含超经验的动力源泉，或者被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动力中心’。我们可以认为意识是由经验认知（对环境状态的描述）和反思认知（对环境状态的一系列高级的描述的描述）所构成，并把自由选择看成是以这些类型的认知和它们的结合为基础作出的决定所给予的。经验认知越多，在反思认知层次上所出现的选择也越多。反思认知的东西越多，在自我的更高层次反思中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也越大。

自然－认知系统规定了它们自身的自由度。你知道得愈多，你决定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就愈自由，你知道你知道得越多，你在思考你自己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方面就越自由。自由和责任所要求的是，在你本来有可能做不是你已经做的意义上，你本来是应该有所选择的。（通常关于责任的逻辑的分析观点是：“如果x对A负有责任，那么x必须要有可能不是造成了A”。）而当个人在经验和更高层次的反思认知的基础上行动时，那么，他永远可能做不是他已经做的，因为他对环境的构建和认知过程并不受环境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现有的认知（＝皮层）组织，而这种组织是在过去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中一个漫长系列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化来的。人类行为者的选择是建立在他现有的心理物理组织中的，而这些反映了作为过去相互作用的结果的组织内部有充分的自主性，它提供了（当认识到时）对自由选择（非常明确地感觉到做出了自我决定）的解释。

3．个人自由还是社会决定

个人能够根据他自己的自主性决定采取或不采取行动，所以他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由环境来决定，这个结论是就单个的个人而言的自由。当我们把这个分析标准用到社会系统时，单个的人就成了一种共同活动的下层系统，而且他的自主性看来与社会系统的功能决定性似乎有些冲突。对个人来说是自由，对他所在的社会来说也许就是散漫，因此，我们提出大家所熟知的自由还是组织的两难推理。

我相信这一定可以得到证明：在个人自由和有决定力的社会组织之间没有必然的不相容性。这里的论证目前必须依靠一个概念上的前提：这些事情上的实际经验非常不确定，没有重复性，不同的人永远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不能过多地采用。但是，概念前提的作用也不应低估：如果我们同意可能有一种一般系统论，那么就必须承认，在一种领域内对动态模式的观察可以在其他领域里得到有意义的应用，而在这些领域里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同样的观察。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相关的理论原则就是系统的“整体性”。用凯斯特勒的话说，“单个的人处于有机体等级层次的顶峰，而同时又处于社会层次的最低层……人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一个整体”。

在不同的微观等级层次上的绝大多数系统原来是都具有整体性：原子、细胞、生物有机体，甚至还有社会系统。没有任何先天的理由可以认为人是一个例外。而且，如果他是一个整体，那么满足他的系统的要求的条件，同那些使得他对于更高等级的社会系统而言的社会行为具有有效性和确定性的那些条件就应当是相容的。不过，这是假设，因为不可能借助于明确的经验证据来对它证明或证伪。所以我想表明，起码在原则上可以坚持这一假设而不致产生任何矛盾。

我们的任务是要提出一种模式，然后利用该模式去研究由社会系统的内部关系所引来的限制同个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决定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满足这个要求的最适合的概念模式是，把社会系统的组织程度与构成它的下层系统之间的通讯程度对照起来考虑。如果下层系统的通讯降低到零，那么整个系统的组织化水平就是零；即，我们正在讨论一种极限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不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盘散沙。此时，整体不具有它所有部分的总和以外的特性；后者的分布是随机的，而且整体是处于热力学的最可能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下层系统之间的通讯逐渐增强到从理论上确定的某种最大值，这时候整个系统的组织化就达到了最佳水平：系统是负熵的，而且具有它自己的非加和性的系统属性。因此，系统的熵和各部分之间的通讯（或可供部分选择的替换集的负熵）的关系恰好相反：系统的熵越大，部分之间的通讯就越少，反之亦然。

关于人类内在自由的实际情形的这个模式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它告诉我们，包括个人本身在内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程度越高，个人在系统内与他同伴之间的通讯就越多。这里，“通讯”一词是在特定的意义上（工程人员用它来确定系统内协调行动的水平）使用的，它是指实体按它接收到的消息而决定采取什么行动。通讯传递消息（或“信息”），而“被通知”是指行为正受到限定。（例如，根据库斯特勒的意见，“信息”是指：解释，形式，秩序，规律性，具体性；它和无序、随机性、不确定性、一般性相反。）因而，两个或多个元素之间的通讯愈多，它们之间互相传递的信息愈多，它们互相决定的程度就愈大。萨伊尔就是在这种严谨意义上使用“通讯”和“信息”概念的。“在一定程度上，任何生命系统——像人——都通过环境进行精确的和全面的通讯，生命系统完全地受到这个环境的控制……例如，如果地球上只有两个人，那么他们之间的互相通讯既是充分精确的又是全面的，这两个人完全处于相互控制之中，或完全地控制对方（暂时忽略他们环境的其他物理方面的因素）。”萨伊尔最后说，“‘有效的’通讯和‘有效的’（达到了满意的程度的）操纵和控制是不能分开的”。

因此，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如果人通过大量的通讯渠道互相传递信息，那么他们是在相应的程度上作出某种决定。这种社会中的人们是受社会系统和它设立的组织“控制”或“操纵”的，他们似乎变得越来越像斯金纳（Skinner）的老鼠和韦伯的“官僚”——仅仅是那架器械上的齿轮。

这里粗略描绘的模式对振荡器、电容器以及类似的显然“可传递信息”的下层系统都是适用的。然而，它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吗？我认为必须作一些修正。

人并不是由S－R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和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更具体地说，他们的输入加到高度结构化的内部组织中，然后该组织对输入进行处理而决定输出，即作为系统自主行为模式的某种修正形式出现。所以，输入到这种系统中的信息并不按线性因果链的方式产生行为结果，而是作用于系统的组织，最终由输入和组织这两者的结合产生可观察到的行为结果。这同线性因果关系的输入-输出系统是正好相反的，在那种系统内，输入与它们携带的信息相称地决定输出。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有一台比较简单的机器，例如打字机，它具有一种直接的输入-输出对应关系：通过揿下键盘上相应的键来决定它的打印内容。一只传说中的猴子需要10n年时间才能打出莎士比亚全部著作。它输入到这台机器中的信息极少，相对来说输入了大量的“噪声”。它的打印活动是随机的。然而，一个熟练的打字员能把错误（噪声）降低到最小值，并且通过同机器有目的的通讯能够高度有效地确定打印内容。因此，简单的打字机是通过打字员的通讯作出决定的。从绝对意义上讲，这对打字电报机（即配置电子计算机的机器）就不再成立。这里，打印内容是由最初的通讯同系统内部组织（其中包括记忆储存）共同决定的。由于通过输入而馈送进的信息与其有关，所以打印内容多半是机器内部组织产生的一种结果。不过，即使这样的机器也不可能具有类似于复杂的有机系统那样的功能。后一种系统更像“学习机”（“learning－machines”）——它们实际上能够灵活使用输入，并把它整理进它们适当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下层系统的分化水平和各不同部分的综合水平。由于新的网络和回路形成了，可选择的通路出现了，输入所传递的信息作用于它们行为的效果逐渐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线性因果关系，所以，它们的自主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系统的活动受它们本身组织的控制比受输入到其内部的信息的控制更显著。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把这些议论和理论的各个方面整合成关于社会中的人的一种系统哲学观念。我们还要讨论不同等级层次的系统。人以及他本身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各个社会系统是具体的系统，它们具有典型的系统特征，如有序的整体性，在恒定的状态中的自我维持，在高度组织化状态中的自我组织，以及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整体性。这里有一个直接的、确切的事实：人和社会系统都倾向于要达到较高水平的稳定控制。对于人这种系统来说，这是指具有高度发达的认知中心的神经系统，它是建立在先前已经存在的低级神经系统基础上的，并且与之结合为一个具有层次的整体。对于社会系统来说，它包括所有不同的组织结构，无论它们是以什么复合的和不同的形式出现，也不管它们各个局部的发展水平是多么参差不齐。这样，我们就在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这个上层系统中；得到了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人这个下层系统。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情形加于人的自由之上的实际限制。

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组织把相应的具体约束强加于担任具体角色的个人。这些约束是以消息的形式出现的，通过它们，个人得知自己的社会处境，并且把自己也置于同社会系统的其余部分进行相互通讯的联系之中。如果个体系统的学习能力有限（例如，受制于大脑容量的生理限制的侏儒），那么增高着的通讯水平就变为一种线性的行为决定性：使个人在他的活动中是受限定的。由于输入表现为触发－刺激，印刻模式等等的形式，而内部组织又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预先确定形式的释放机制，所以，这种环境约束的决定性随着种系进化而进化。特殊的输入变成和待殊的行为输出相关联：个人被他的环境塑造并且受环境条件的决定。然而，这对于具有高水平学习能力的系统是不成立的。信息成了他们适应性自组织的刺激力量，并且这种自组织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具有自主性的内部结构，从而使个人较少地，而不是更多地受他的环境的决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面讲的模式是不恰当的以及通讯和信息理论的规律在这里是不成立的。这里的意思是，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系统内，个人更加受到他获得的通讯信息的决定；但这并不是输出决定性，而是决策决定性。个人受制于信息的动态过程结构，个人通过它对信息进行处理，而不是对信息作出反应。因而尽管相对简单的系统成了高等级系统内的齿轮，但有学习能力的复杂系统却保持甚至发展了他们的自主性。他们的随机性随之降低了，而目的性却增加了，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他们在高度结构化的情形下变得更加具有决定性了。这种形式的决定性包括了系统的决策能力，因此它对他们的自由作出了贡献而不是作出了限制。

在这方面不难找到当代的例子。西方技术社会为社会成员之间的通讯提供了各种手段，有关生物、智力、情感、审美和技术方面的内容的确切信息在社会成员之间传递着。这种社会在他们的社会建制的结构方面是典型地高度分化的，在一定的范围和模式内，人们担任的社会角色十分明确。社会希望担任社会角色的个人掌握他自己岗位所要求的必要条件并运用他的判断去执行他的任务。任务愈复杂，就愈不能依赖于指令和行动的简单的S－R关系，个人必须能够识别给他指定目标和目的的有关确切信息，并竭尽全力完成他的任务。在复杂情形下，社会希望他能“完全进入工作状态”，即学习如何处理工作并辨识对他来说部分是新的信号。事实上，每种社会角色都需要有一定的“训练”，如果不学习怎样辨识和怎样进行判断和决策，那么社会角色就等于零。（这里纯粹依靠机械方法进行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暂不考虑，它不是对复杂社会角色的典型要求。）因此，高度分化的技术社会中的通讯是作为决定个人决策能力的一种手段在起作用，而不是直接决定他们的行为。行为决定性是昆虫社会和其它多有机体组成的系统的典型特征，在这里，进化和生理因素拒斥高度的灵活性和自我决定性；人类社会中，仅仅在系统的最低层次上才遇到行为决定性，在这里，个人的学习能力不是处于最低点，就是没有机会得到发挥。（军队中普通的士兵被告知只准服从，不准思想，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决策决定性在人类社会的高层次和所有的生活情形中是经常出现的，这时候，担任角色的个人的学习能力是他进行实际活动的前提。理想的情况是，这种决定性通过高等教育过程来实现，不过，这时人们不是接受行为模式，而是接受信息处理模式和决策模式的教育。由于接收到了信息，因此受过教育的人在许多方面都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具有决策能力：他能够感知到的范围比较大并能够对感知到的东西作出反应；他还能够坚持对许多有意识地确立的目标作出个人评判。随机性和噪声被降低了，目的性和信号活动力增强了。从对个人自由（凭借历史地进化出来的适当的组织性个人享有的自我决定性）的定义来看，社会分化对于个人的自由并不是该诅咒的，相反是有益的：它刺激学习，并且同时扩大了个人的自主性范围。这样，我们获得了在个人的和社会的层次上高度分化的复杂系统的平行的。相互加强的进化。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倾向于刺激它们成员的学习能力，而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个人则倾向于创造出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角色。

然而，当我们把某个具有高认知水平的个人的内在自由度同社会角色对他的约束进行比较时，非对称性就在我们的模式中出现了，因为后者要求他从大量的有可能的决定中只选择出其中之———即“恰当的”一个。尽管受过教育的个人既可能象枢密大臣那样行事，也可能像银行盗贼那样行事，但只要他这样选择了，社会就要求他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循现蹈矩地进行活动。各种不同方式的社会惩罚迫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人们也许（并且事实上经常是）会争辩说，高度组织比的社会束缚了个人，极大地限制了他的内在自由。

如果要对这个问题作出评价，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们的概念范式。假如人是一个整体，那么把他限制成为在社会中发挥功能的下层系统并不是对他的实际自由的限定，因为在他所具有的进化出来的决策能力范围内，他能够选择，但不会选择其他的行动。社会限制似乎逐渐变得同自主判断活动相一致了：由他自己确定的个人意志成了社会功能的一部分。这个解释中所要摈弃的仅仅是艾赛亚·伯林所说的那种“负自由”（“

negative

freedoms”）：进行不必要的行动的自由。但是，尽管这些行动在理论上对于现实的人是可能的，但它们实际上表明系统发生了功能障碍。人的行为自由就是在他自我决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自由，但这是通过有目的地对信息进行处理而达到的，而这又同明确的基本目标有关。在复杂的等级结构的环境中这些基本目标同有意识的开放系统的自我维持的许多目标相联系，它对应于伯林“正面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和希腊哲学家的“做好事的自由”（“freedom to dothe

good”），它包括辨别、评价、决定以及根据这些采取行动等等的能力。自由是自我决定，但不是随机的，任意的。因此，自由是指已弄清楚了种种可能性及限制，并且对所有因素进行了权衡利弊，然后选择最佳的一种付诸行动。这意味着要从事必要的行动，拒斥不必要的行动。

在决定性的社会系统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相容性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人是一种整体，即具有既作为有机整体同时又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适应其环境的能力，那么，无论在组织化程度多高的社会中，既要生存，就必须使自己的动机和行为适应该社会的结构。这不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因为人不取决于他的环境，而取决于他本身的决策能力。因此，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的个人选择对社会系统有功效的行为模式，这就代表了他的自我决定——即在一个较大的整体中相对自主部分的自我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系统都由它的成员来维持，而每个成员是根据他的自我决定在作用的。某些系统束缚个人的发展并且使社会角色随机化；而另外某些系统则把社会成员凝结在僵化的官僚政治机构内。然而，人们应该记住，阻碍个人自由的社会系统，同其他把它的组成部分的功能降低到最大潜力以下的那些类型的系统都在同样大的程度上偏离了系统的正常值。这种系统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而那些进化良好的社会系统，像其他各种由进化产生的自然系统一样，从控制论角度看，却是高度稳定的。这就是说，系统是由相对自主的、分化的，而在功能上又是整合的下层系统组成的。这种社会系统激励其个人成员的决策能力，使他们成为拥有充足潜能并享有把这些潜能实际发挥出来的自由的个人。

在建构等级体系的过程中，自然使上层系统内的下层系统保持平衡。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这个等级体系中的一个整合在其中的组成单位。高等级系统的出现同他内在的自由度并非不相容，因为他既不是其中一个被动的部分，也不是其环境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统治者，而是现实的错综复杂之网中的一个整合在一起的而且又是高度自主的组成部分。

第十三章 价值：规范伦理学的框架

“善”的概念

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关于事物总是存在而没有生成变化；以及还有总是在生成变化而不是原来的存在的问题他回答说，智慧和推理所理解的事物总是处于同一状态：它们代表了存在。然而，借助于感觉而不加推理所感知的事物却总是处在不断的生长和泯灭过程中：这些事物在生成变化中。借助于感觉感知的易变事物必定是由某种动因并基于某种计划创造出来的，因为它们来去匆匆，生成后就消逝了。另一方面，不变的事物是永恒的，它们不需要借助创造。不过，问题是，易变事物究竟是在什么模本或模式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如果世界确实是合理的，设计得非常完美的，柏拉图认为那么显然他一定已经看到了那永恒的东西。并且，由于世界一直是以这种方式在被创造，那么世界就一直在被塑造成像理性和心灵所理解的那样，并且是不可改变的。正如存在就在于生成，真理就在于相信。

由纯粹推理而不是由感觉所理解的不变模本就是形式；而最高的形式（或也许是所有形式的总和）就是“善”。它既是宇宙学原理，又是人类行为的规范。这一原理必须由理智来把握，因为感觉只能传递它的摹本（copies），永远不能传递它的原本（the

original）。

当代哲学的特征是不相信这种宇宙学－伦理原理；它喜欢分析的是关于道德方面的词（例如“应该”、“正确”、“善”、“责任”）的意义和这些词所涉及到的事务的概念或状态（例如聪明、愉快、偷窃、一夫多妻等等）。人们经常这样认为．把伦理学的范围限制在分析和逻辑的研究范围内的观点主张，伦理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并且这种研究同哲学中的一般研究更类似，而同柏拉图所说的规范的宇宙范本却不尽相同。因此，逻辑分析的伦理学同道德的关系正如科学哲学同科学的关系。然而，很明显，这一论点是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论据的，他们隐含地假定，“通常包含在哲学中”的这种论点，是论证结论（并非规范的道德理论而是分析的元伦理学才属于真正的哲学）的前提。逻辑分析的元伦理学的困难在于它无可置疑的严格分析经常是连篇累牍地解释解释那些无意义的陈述和见解。元伦理哲学家分析词和概念的意义，就像这些词和概念在日常生活背景下被应用时一样，而没有严肃地面对这样的可能性：这种日常生活背景没有提供知识源泉——值得煞费苦心去分析的东西。当今元伦理哲学家所蔑视的经典道德论者，都未曾从他们同时代人称为目标和价值标准的东西中推衍出他们的法规，不过（像亚里士多德）他们对清楚地陈述却非常注意。道德理论是理论研究的结果，这种理论研究的基础是对人同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和社会界的本质的深思熟虑过的观念。但当我们考虑到人们经常接受关于对他们自己和他们世界的怪诞的和误入歧途的观念时，他们关于道德的陈述是占构成了哲学伦理学的解释基础就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各种经验科学已经学会了不可根据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去分析普通常识的见解，而要在谨慎的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上去分析理论阐述。那么，在伦理学方面也按照这种方法从关于人、自然和社会的广博的科学理论出发（而不是从日常习惯的那种非常不可靠的原因出发）来推导出诸如“善”，“应该”等等道德术语的意义不是更为合理吗？

对类似上述意见的典型反对意见是，科学并不提供道德的陈述，而仅仅提供事实的陈述。因而，科学和价值领域没有什么关系：任何人都不可能从“是”的陈述中合理地推出“应该”的陈述。这种在分析哲学中仍很盛行的观点在绝大部分科学领域内已经被抛弃了（经常是心照不宣地）。因为控制、系统和信息的科学理论诞生了，它们已经可能描述在明显行为努力要达到的程序目标的基础上进行运转的机制（“系统”），这种机制的范围从能够寻找目标的高射炮和声纳导航鱼雷，一直到飞机自动导航仪和现代技术中数量越来越多的能够执行人的指令的伺服机器。这些系统并不是“摆脱价值的”；有时它们显著地以类似人类的方式与所要努力达到的标准或规范合成一体。（例如，M．speculatrix”既具有积极的又具有消极的向性，辨别力，自我认识，对其他与之同类的物的认识以及内部稳定性，所有这些都作为实现它目标的活动。）但是，反对意见说这些“价值”事实上是由人类装入系统的那些程序，因此，说系统本身具有价值标准是没有道理的。这种反对意见忽视了这一点：不管系统历史中的目标起源怎样，目标一旦按程序方式输入到系统中，它实际上就在其中发挥作用，从而也规定了系统的内在价值。因此，甚至一台人造机器看来也可以用目标和目的这样的字眼来对它进行客观地描述。不过，“实际价值差距”（“fact－value

gap”）逐渐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人类——确实像所有生物（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所有的自然系统）一样——他们自己是目标定向系统。他们的“程序”叫做“基因密码”，“本能”，或“自觉的目的”和被称为“内环境稳定”的机制，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和大脑半球内自觉思维的分析中心。以上术语揭示了这一事实，由于他们都在努力追求已经输进他们控制中心的目标和规范，因此，人和伺服机器是相似的。

这一事实促进了在价值研究方面新知识的出现，这些新知识来自于科学与哲学的共同问题，并且还包括了像（早期的）R．B．培里、约翰·杜威和（后来的）R.汉迪、A．马斯洛、S．C．佩珀以及笔者等人的研究成果。佩珀指出，在判定有机体同它环境相关的某些活动的价值的重要性方面，这些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汉迪把这些活动叫做“处理”（在《价值理论和行为科学》中），而我把它叫做“反馈回路”（在《系统、结构和经验》中），佩珀说，

目的行为可以作为选择性系统的一个极好的例子。这里，起推动作用的因素（可把它叫做需要、愿望、动机或兴趣，它们或者产生于有机体内部的变化，像饥渴；或者产生于外界的刺激，像突然的倾盆大雨或鞋子里有一根钉子）代表了一种伴有满足条件的精神紧张状态模式。为了欲望，这些活动导致有功用的和最终的目标，并且经常能成功地带来快乐。而在厌恶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避免那些预知可能带来坏结果的活动，而且，如果从这些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得到了解脱，那实际上他就结束了痛苦。

这是活动的一种动态结构。这种结构在满足具体的内在需要（或内驱力，或愿望）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规范。行动和对象选择的正确与否同它们有助于达到满足有目的结构的动力学是成比例的。它是一种选择系统。形形式式的价值就沿着这些交感联系的路径向外延伸。意动的价值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果最终目标是预先提出的，那么这些就是价值的潜在目标——还存在着在环境中确立的价值潜在目标。失败和成功，痛苦和快乐都和有目的的应付模式中精神紧张状态的强化或松弛密切相关。并且，在这种实现过程中，有目的的动力会选择最佳途径。

无疑，像这样的选择系统在它的适用范围内确立了价值，还有好与坏，更好与更坏的规范。

马斯洛在融合事实和价值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一篇题目叫做《事实和价值的融合》的论文中，他提出了“包罗一切的一般法则，即在它们充满事实这一属性上，事实的现实性的增加会同时导致这些行为的义务属性的增加。找们可以说，现实性产生义务性”。这个著名的论点从对人类的个性领域。认知活动和有机体活动的分析中得到支持。例如，马斯洛谈到了戈尔德斯坦的观点：一个已受到损害的有机体不会只满意它目前所处的状态，即它受到了损害。但它仍在奋斗、努力和竭力活动——为了使自己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它在同自己作斗争。对于知觉认知形式，同样是如此。感知到的“事实”不是静态的；它们不是标量，而是矢量（即不仅有大小，还有方向）。“行为并不像盛在碗里的麦片粥那样保持原状；它们在于各种事情。它们把自己进行分组，然后再完整自己；一个不完整的系列‘要求’享受充分的完整……较差劲的格式塔在努力使自己变为较好的格式塔，不必要的复杂知觉表象或记忆在努力简化自己”。从这些考虑出发，马斯洛得出结论说，“格式塔和有机体心理学不仅是具有知觉力的，而且这种知觉力是矢量形式……并不像行为主义认为的那样是盲目的义务，而有机体在其中仅仅懂得被动的‘与之适应’，同样，也不是‘做’或‘要求’（‘doing，’‘calling

for．’）。事实的这些动态特征，“矢量性质”同“价值”的语义含义是一致的，并且它在行为和价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习惯上认为这是科学本身的一种明确的特征。

上述见解来自于一位心理学家的观点，它涉及到了具有认知力的人类所理解的并对之作出解释的“事实”。旦是，正是人类本身便得这些事实变得十分活跃，并赋予它们以矢量特征。因此，马斯洛所描述的事实和价值的融合，就在于在既具有有机体性质的又具有格式塔感知和认知力的人类的动态矢量性质起了最终的分析作用。这种观点得到了佩珀、笔者和这一章里所提到的其他人的明确支持。

如果物理和生物（甚至还有某些人造的）系统有目的的特性被认为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与终极因和生命冲动不可相提并论，那么对系统状态的描述就得包括众所周知的道德术语：规范；而对它们功能的描述就得有像目标、目的和偏爱这样的概念。复归到规范的和自然主义的伦理学的道路是开放的，它根据固定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道德术语的定义。我们将回顾这种伦理学的两个实例，这两个实例都显示出同柏拉图的道德理论明显地相似，而同现代学派的分析的元伦理学则明显地不同。

1）K.巴博尔丁认为，我们通常相信进比过程会把我们带到不仅组织程度更高，而且是“更好”的系统。因此，组织程度和“善”之间就意味着一种普遍的单调关系——当然，不一定必须是线性的。组织化和价值坐标这两者都明显是矢量、它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当组织化程度提高时，善的程度也随之得到提高（一般地是如此）。像斯宾塞一样，博尔丁重申，绝大多数宗教以及甚至非宗教信仰基本上具有长久性的乐观主义，而这个向更高水平的组织化进化的过程也是逐渐达到“善”的一种活动。

既然博尔丁把“组织”定义为一种具有行为能力和也许还具有演变能力的有序结构，那么所有组织本质上就都是“角色结构”（“role－Structures”）——一种由低级组织所构成的组分构成的开放系统，在该系统中这些组分被它们周围有关的角色强迫担任组织结构中的某种角色。原子、分子、细胞、有机体和社会组织都是“组织”的实例。事实上，博尔丁认为，在头脑中概念化了的组织就是科学的大量探索对象：组织是时空中的一种有序结构，这是科学家所要寻求的，不管他们在哪个领域里进行研究。

因此，显而易见，组织不是经验本质的一种表面特征——不是像通过感觉就可以理解的某种东西。在具有产出能力的开放系统中，组分在整体结构的强制下担任固定角色。不过，这种开放系统并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事物，它们是科学建构，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这种理性思维首先对原理进行阐述，然后在感受到的观察背景下把它们置于“自然界”中。而且，组织概念是不变的，借助于其它一些不变的东西，像熵和信息，它在一定的程度或水平上是可信赖的。但是，表象世界是多变的，它存在于一种“正在充分发挥和乱哄哄来来去去的混乱状态”之中。所以，博尔丁关于“善”的观点和非常类似于柏拉图的形式（尽管博尔丁并不承认善本身是一种形式）的那种不变的理念是相关的，甚至他是参照这种理念对“善”下定义的。

（2）现在我们来考虑这第二种观点，这次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位生物学家。J．米勒把有机体描绘成处于稳定状态的开放系统，并把系统的稳定性范围解释成：“在这个范围内对偏离的修正率非常之小或者等于零，而超出这个范围修正才会真正出现。由于某些特征的缺乏或过剩，导致了能量或信息的输入，这样就迫使变量越出了稳定的范围，从而在系统内构成了应力（stresses）并产生了应变（strains）”。米勒告诉我们，应变和应力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被减弱，这取决于系统的调节手段。现有的应变就叫做系统的“价值”或“功用”，而那些正在减少中的特定应变的相对紧迫性代表了它的“价值的等级体系”。

米勒关于价值的定义还涉及到一个不变的科学建构：系统在其稳定范围内的稳固状态。系统（这种情况下，指生命有机体）的经验只是应变和应力的一组变量，它们以不同的紧迫程度出现，而这种紧迫程度取决于它们同限定稳定范围的规范之间的关系。人们把价值体验为可变的应变，并根据系统的不变规范来对它进行界定。

在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伦理学和柏拉图的经典观点之间，我们得到了一种有意义的对比。尽管善被认为是植根于自然的，但它必须追溯到一种理智的发现原则。它是不会变化的，因而柏拉图把它看作是“存在”的特征。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变化的事物，所以，善对它们适用的程度就有所不同。这些可以被描述为“生成”的特征。这样一来，这种观点就渗透到了伦理学的自然主义中和认知理论的唯理论中。但在某些方面，现代观点看来比经典的柏拉图方式更为小心翼翼：博尔丁谈到了善和组织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米勒则认为，价值是由校正指向目标或规范的应变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它们自身内部的构成的实体或状态来定义的。

我所要提出的观点同以上所引用的关于系统论的价值论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在把价值的起源置于自然界并通过理智构建的和经验上适用的概念对它进行分析这两方面，我的观点同他们（而且也同柏拉图）相一致；而在善与组织水平之间具有普遍的单调关系这一具体问题上，我不同意博尔丁的观点，也不同意米勒拒绝承认规范价值可以根据系统所体验到的应变来下定义。总而言之，我认为规范价值同系统－环境连续统内系统的某种状态是相关的，这种价值由系统对环境的适应程度来说明，而不是由它的组织水平来说明。因此，我同意博尔丁的这种观点：这种价值是组织化系统中状态的相关物；我也同意米勒的观点：系统调节应变和应力的能力是价值属性中的一个决定因素。

在证明自然－认知系统中实际状态怎样与“善”相互有关并且怎样使系统具有“价值”的过程中，以上一致意见与不一致意见的理由将越来越清楚。我将从这里讨论的一般系统论中演绎出相关的法则，而不是在普通的语言和经验基础上构造一种价值理论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不打算介绍一种分析的价值理论，而想说明怎样根据以现代科学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关于人、自然和知识的陈述理论才能提出经典概念“善”和现代概念“价值”的经验意义。

价值和系统状态：（1）认知系统

认知系统是心灵事件的开放系统，它们通过“认知组织”（建构集）同感觉输入的匹配来适应它们的环境。用意动（行为的）模式作为施行负反馈控制的手段，系统重新构造它们的环境，从而造成它同它们的知觉和观念相匹配。在面临知觉领域中的持续反常的情况下，认知系统就会转变到设想新建构集或新建构组合的正反馈上去，即进比它们自己的认知组织，作为获得必要匹配的功能通过这些交替或平行过程，认知系统逐渐使自己适应环境，并且使环境也适应它们本身的组织形式和水平。从前面几章里，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概念，因而在这里我们就无需再作进一步的阐明现在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被认为同“善”和“价值”有相互关系的认知系统的状态是否存在？

由于是控制性自我稳定，认知系统具有一种内在的规范：对它们环境的适应。因为物质环境的状态是通过知觉表象来表征的，所以在其中知觉表象同它的建构相匹配的系统状态是一种价值状态。这里，我是指如果认知系统知道了他本身的规范并考虑到它们在他的实际情形中的近似地位，那么地就能够正确地识别那些对他最有价值（“善”）的状态，在这些状态中，他的实际感知经验同他的建构集达到了最佳匹配。问题中所讨论的匹配并不是系统的某些建构和实际的经验模式之间一种暂时的，或偶然的一致。更确切地说，这种匹配是由系统通过自稳和自组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状态，而这种活动代表了对支配环境条件的变化因素的一种适应。所以，这种匹配不可忽略未来：它是对系统极限适应能力进行预言－推测的结果。它决不是一种绝对的匹配——一种决不可能瓦解的匹配——但总是一种最佳的匹配——系统能够达到的尽可能持久和完善的一种匹配。不过，相互有关的价值的相对性并不包含它的主观性：不同的系统可能有适应它们环境的不同能力，而他们个体的适应程度是在客现状态中反映出来的。

对于认知系统，与价值有相互关系的状态的范围是从最差的价值一直到最佳的价值的一个连续分布区域。最佳的价值同认知组织有关，通过它，系统可以成功地预言并补偿绝大多数相关的环境变量。这一组织以通过系统的发展水平而达到的最高精确度来摹写环境状况。发展到具有这种最高组织程度的系统，由于他们具备了高水平的绰绰有余的建构集，因此能够享有最大自由，并且在允许和有目的地修正环境的变化方面，也同样有最大的回旋余地。这样的系统能最佳地适应他们的环境，而他们的适应状态则代表了他们的价值状态。较差价值的状态是经验同认知建构不完全匹配，但仍未超出系统的适应阈限的那些状态——例如，当对一种不熟悉的客体或事件的感觉需要系统去理解时，情况即是如此。负价值（Negative

values）属于认知系统的这些状态：此时他不能够对付来自环境的挑战，即经验处于异常状态——混乱的和无法理解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延续下去将会导致认知系统的瓦解，就像在感觉的超负荷、丧失和盲目指向等方面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

（2）自然系统

自然系统可能是开放系统，也可能是封闭系统。那种具有既不以热的形式也不以其他任何形式传递能量（物质）的绝热壁的系统是一种完全封闭的系统。然而，封闭系统是理想化的系统：尽管它们在实验中可以近似地相对封闭，而在自然界中它们并不存在。具体的“封闭”自然系统是开放系统的特例；这种开放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暂时为零。不存在具有绝对边界的具体的自然系统，它们界壁的透热性非常完美，允许热量和能量的交换，尽管它们对物质（具有静质量的能量）的交换有阻碍作用。当周围环境中的能量条件超过了它们界壁的穿透力时，这种系统就会有输入和输出。如果它们周围的热辐射瓦解不了它们的结构，但能被控制它们稳定状态参数的固定力所吸收，那么它们对环境是适应的。最后，还存在这样的系统，它们的边界允许热和其他形式的能量的交换，也包括物质的交换，这些系统就是开放系统。它们仅仅当输入和输出的状态变量保持相对不变的关系时才能适应它们的环境。

所有种类的系统都有价值相关性的问题，不过，只有对比较开放的系统才是重要的。完全封闭的系统，如果要存在于自然界，那么它们或者“适应”于它们的实际环境，或者被不能与之共存的机械力所摧毁。开放系统（或者相对封闭的系统，只是暂时是开放的）能够在不同程度的适应的状态中存在。这样的系统通过不同形式的能量交换同它们的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由于它们的做功，它们必然提高了它们的熵的状态。不过，这种熵的增加能够被系统用来做功的那些输入的能量所平衡。开放自然系统能够使能量流具有梯度：它们的输入比它们的输出具有更高的组织化（即较小的熵）程度。（例如，食物比排泄物的组织化程度高；消费品比垃圾的组织化程度高。）因而，如果开放系统能够经常地从它们周围的环境中获得它们做功（即维持它们自己）所必须的所有自由能，那么它们就是最佳地适应了它们的环境。适应性的开放系统可以根据它们自己的目的（即抵消系统组分的损耗所引起的热紊乱）将周围环境中的能量辐射进行转换。那些能够补偿它们环境中的条件变化的系统，比那些任凭偶然发生的情况所支配的系统具有更高水平的控制稳定性。价值的不同水平同系统的各种适应状态有相互关系，而自然系统的最佳价值同这样的组织状态——通过它，自然系统能够预言并且还能补偿与环境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有密切联系。我们发现，自然系统处在进化序列的各个不同梯级上，它们最佳的适应状态——因此，也是它们的价值状态——同它们的发展水平有关。但是，对于认知系统，相关性不意味主观性：尽管系统的适应状态取决于它所要达到的控制稳定水平，但它在反映客现状态中出来。价值从最佳的价值状态到那些最差的价值状态——系统适应环境的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的状态——逐渐递减。而在这种状态下，有些系统不能够利用环境中可利用的能量，负价值（Negative

value）就同这样的系统状态相关。此时，系统的熵增加而组织化降低，这种状态如持续下去，系统就将趋于消失。

（3）自然－认知系统

上面关于认知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分析并不含有二元论的意思，尽管它们用词各别，并且被分开处理。如前所述，这两种类型的系统可以作为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的不同方面而结合在一起。这样，无须把物理事件嵌进精神事件，或者把精神事件塞入物理事件，我们就能避免二元论。

以上章节关于双透视论的解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然－认知系统状态同对应于它们的适应水平的价值相互关联。价值的范围是从个人确定的最佳价值一直延伸到绝对的最差价值（一种负价值）。这种最佳价值同处于现有发展阶段的系统的完全适应相联系；而处于最差价值状态时，系统的瓦解就迫在眉睫了。特别地，同最佳价值有关的认知系统（从精神事件的内在观点看，即自然－认知系统）状态是一种具有足够的信息输入的状态，如果知觉表象模式和系统的认知组织相符，它们就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内容；结果，建构就赋予模式以意义，而模式就作为系统环境状况的描绘图起作用。知觉表象同建构相匹配情况下的认知状态是一种意义清晰，令人满意的状态。这种匹配不仅包含了理性的意义——可能还包含审美和宗教方面的意义。不论理解的本质是什么，对系统它总是有意义的，并且代表了一种心理适应状态。

和最佳价值相互联系的自然－认知系统的物理方面因素是它处于具有足够能量输入的状态。这里，“能量”是指能够被自然系统用来抵消它本身所产生的熵的自由能。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有效地消除了热紊乱，因此，这不但没有失去组织性，而且实际上还增加了组织性（如果耗散函数Ψ是负的，即小于零）。

倘若用直观的普通语言用语来重新描述，“足够的信息输入状态”（认知系统）就是指头脑处于清醒活动状态并具有最大限度的摹写本领。这种状态下的个人得以接近与理性、美和超验意义的需求相对应的经验；而且，他既不是自相矛盾的和不可理解的，也没有被剥夺掉充满复杂性和规律性的经验模式。相应地，“足够的能量输入状态”（自然系统）就意味着具有神经系统的个体生物有机体能够充分地得到必要的食物和饮料。适当形式的能量通过合适的渠道在系统中流动；个体也随之茁壮成长。

下面，我们可以把两种透视结合在一起：具有足够信息输入状态下的认知系统和具有足够能量输入状态下的自然系统是同一的。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观察的出发点不同：认知系统是由内省观察者来描述的，而自然系统则是由外部分析者来描述的。当系统被看作是一个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时，我们就会发现，在“足够的信息输入和足够的能量输入”结合的状态下，系统是充满活力和蓬勃向上的：精神上，他以认知的满足为特征；肉体上，他以能量需要的充分供应为特征。如果所有有关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他就达到了最佳价值的状态。

价值：适应性还是组织性

同时从精神和肉体的状态看，以上关于价值的理论发现了一种关于适应的自然规范。这种理论不同于为众多的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博尔丁）所拥护的斯宾塞式的进化伦理学，在这理论中，价值同适当的组织，而不是同复杂的组织相互关联。最佳适应状态下的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在特殊环境中生存方式的变化和偶然事件的发生，他并非必须最高水平地组织化。把价值归于组织的复杂性，而不是归于组织的适应性的这种谬误是人类的一种惯常的谬误。它把人类看成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生物。进化似乎是导向复杂化组织，而人类则是组织最复杂的生物系统，所以，人类是进化的目标。这种三段论式的推理固然是简单的，但它的前提却是不甚可靠的。罗素更尖锐地揭示了他们的谬误观点，“我们有可能称之为生物学理论的东西是从对进化的沉思中得出来的。据认为生存竞争已然逐渐导致出现越来越复杂的有机体，直到（迄今为止）在人类达到顶点。根据这种观点，生存，或者更确切地说，物种本身的生存就是最终目标。假如这种理论正确的话，那么地球上人类的人口无论怎么增长都可以认为是好事，而人口无论怎么减少都可以认为是坏事”。

罗素从“复杂的组织就是善”中得出的结论补充了博尔丁得出的结论。他们二者结合起来大意是，因为复杂的组织是善，而人类和人的社会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组织，所以善就是组织化程度最复杂的社会达到最大数量。当我们考虑到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决不是进化的自然结果时，这种观念的谬误是非常明显的；当我们想到最大可能数量的人生活在具有最大可能复杂程度的和最大可能数量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后果时，这种观念的不恰当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与罗素一起反对，“哪一个人喜欢大量的人口生活在贫穷和肮脏的环境中而不喜欢较少人口生活在丰衣足食，安逸舒适的幸福之中呢”？所以，即使我们认为博尔丁是正确的，生存个体的数量受社会组织的最大复杂性（因为这样能够供给所有的个体以丰衣足食）所限制，我们仍将得到一个关于进化目标的纯理论的（并且是暂时的）解释——这个进化目标决不是它本身的复杂性和数量。我认为，自然界中的过程证明了价值归因于恰当性，而不应归于最大数量和最复杂的组织。可能找到一种透视，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降低作为自然实体的人口的复杂水平（用熵或信息的单位比特来度量）似乎是有价值的，同时可能证明那种观点在实质上同它对立的观点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假如某种被赋予理性的超自然精神能够如此令人信服地证明，能量的分布遍及整个宇宙是最终极的价值和绝对的善，那它也能够同样令人信服地证明，把能量会聚到数量和组织化的程度都达到极限的系统内也是最高的价值和绝对的善。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善和价值的归于都不可能通过观察事件得到证实。事实表明，在宇宙的某些地方的发展趋向于熵的最大状态，而在宇宙的其他地方（有限的地区）趋向于局部的负熵不断地增长，但无论是熵的增长还是负熵的增长都不可能迫使我们把它们的结果看作是终极的善。另一方面，从有负熵实体存在这一观点看，自然界中的价值肯定地是暂时性的存在。负熵实体以控制代替了结构上的稳定性，这种控制稳定性是指有效地和动态性地适应环境的结构和影响的能力。因而，对控制稳定的实体来说，价值状态就是适应状态。现存系统达到的组织水平是它们在进化的历史过程中适应的产物，而不是它们进化的目标。虽然两者通常是并驾齐驱的——高水平的组织一般都意味着对环境高水平的适应——把组织水平看成是这一过程的一种终极原因的观点仍然是错误的，因此，把它归于目的论价值也是错误的。自然－认知系统的基本目标是它们的继续存在，而这是通过合适的组织状态中的适应来保证的——不一定要求最高水平的组织性。阿米巴虫实质上并不由于组织化程度较高而比氢原子“更善”，而人类也并不因为同样道理一定比阿米巴虫“更善”。如果氢原子和包含它的物质相适应——譬如，在星际间的尘埃中——那么它的组织对它的环境就是合适的；而组织水平较高的阿米巴虫会觉得它自己在那里非常不适应。阿米巴虫对于它的环境媒介是这样，同样，人类对于他的环境媒介也是这样。重要之点在于，适应是控制稳定性的目标，所以同系统的价值相关的是适应水平，而不是组织水平。

社会适应性的价值

依靠控制稳定的自然－认知系统都适应他们的环境，而他们的环境可能包含多个相关的系统，这些系统共同地构成一个或多个层次的更高系统。给定的系统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同上层系统相关联。另外，系统如果适应它的环境，那么它也适应包含它的上层系统。

今天，人类生活在社会适应的各不相同的阶段。在任何社会中，代表大多数个人的最低适当水平是那个社会存在的最低条件；如果个人趋向于对社会的不适应，即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种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社会系统是一个现实，像承认个体有机体的存在一样，它也应该被认为是存在的：作为具体的自然系统。因而我们认为，个人对社会的适应性可以说是普遍的，它最终会表现为普遍共享的价值－系统。这种看法现在已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确证。

上个世纪，像E．B泰勒和L．H．摩尔根这样的著述者提出了普遍适用的规范的假说。他们认为，各种社会在普遍进化的阶梯上都具有适合于其发展水平的价值。例如，摩尔根坚持认为，对应于原始野蛮时代的价值是乱支和乱伦；对应于未开化时代的价值则是一夫多妻；而对应于文明时代的价值则是一夫一妻。类似于此的一般性价值层次也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念中得到解释，在这里，道德是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的，但又是客观的，是服从历史客观规律的。因此，不同的社会经历了由阶级状况决定的道德评价的特殊形态，而这种特殊形态是符合辩证的普遍适用的进化图式的。

接着，在20世纪前期，人类学家抛弃了像神人同性论的（anthropomorphic）教条式的普遍价值，而研究者们则根据他们本身在文化方面所获得的规范来对之进行证明。不同文化的价值的多样性是公认的，而且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从主观上应该放弃多种文化的比较，况且也没有比较的客观基础。人类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文化的差异上，并拥护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个学派的带头人是弗兰兹·博厄斯和他的门人罗斯·本尼迪克特。后者把她的文化模式总结为：“所有文化都各具同样有效的生活模式”。它们之间的比较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的文化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向着不同的目标前进的，并区某一社会中这种目标和这些手段不可能根据另一种社会中的目标和手段来进行判断”。

后来，文化相对主义被文化人类学中的一股新潮流所取代。当代的趋势是搜集经验材料来确定跨文化的普遍原则：各个地方的所有人们都采用的规范和价值，尽管在各种特殊的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这些文化的普遍原则是基本的不变的东西，它们有待于通过理论建构来确定，并从现象的发现中进行推断。例如，林顿指出，“在表面上似乎具有无穷多样性的文化模式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文化模式的多样性被说成是“表面上的”，即现象上的，而在它的背后可以发现一种基本的一致性。

结果，我们弄清楚了跨文化的普遍原则原来就是基本的社会价值，它代表了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林顿指出，“家庭中个人角色的每个细节都是由文化规定的。要求双亲……担负起照顾和教育儿童的责任，相应地，要求儿童尊敬和服从他们……并且当他们年老时也要照顾他们。任何一方不履行这些义务都要受到严厉的谴责”。克劳克翰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强调了被他称为“文化的普遍范畴”的各个不同方面。“没有哪一种社会会赞同遭受灾难是好事……没有哪一种文化不把在社会团体内的凶杀，不辨善恶的说谎，偷盗看作是负价值的……强奸或任何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性行为是要受到指责的，我们根本用不着争论这种观念的普遍性。它是一个观察事实，这样的事实之普遍性犹如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比重那样……互惠是所有社会另一个必不可少的价值”。

弗思对目前流行的观点作了概括，“在所有社会的基本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共同因素，同样，某些道德也可以不受其它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因此，道德并不仅仅是主观的。从它建立在社会存在基础上这个意义上讲，道德是客观的，而这种社会是不以个人和任何特定的社会系统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我们发现，诸如勇敢和自我控制、团体内的相互承认、根据权威人士作出的公正裁决、贸易中的互惠、儿童对双亲的敬重、禁止乱伦、血缘关系规则等等之类的价值都具有普遍性。而且，它们是典型的社会价值：是直接以有社会亲属关系的个人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系统的约束力量。它们再度出现在更复杂的社会的法律、准则和习俗中，而在这种更复杂的社会中，初级下层系统则是团体、组织和机构，它们也各有自己的一套约束章程。没有普遍的社会价值，社会系统将要么分解为各个只关心自我的个人，要么就是作为以强制性的力量来约束自发的个人行为的地地道道的专制机构而存在。然而，社会系统并没有消失，它们似乎也不是束缚个人的极其刻板的和专制的机构。

社会的普遍价值的发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人，和所有自然系统一样，是整体，作为一个生理－心理整体他们要适应各式各样的下层系统，同时作为社会（经济、生态、政治、文化）中的一部分他们要适应环境中的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适合的适应意味着人在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是健康的；作为一个部分，适合的适应意味着适应社会。（然而，这些适应状态并不是割裂的，一个对社会不适应的个人不大可能在肉体和精神上是健康的，就像一个肉体和精神上有病的人，也不大可能对于社会是适应的一样。）如果个人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部分都与某种整合的系统状态相适应，那么这种系统状态就是同最佳价值相关的状态：这时，个人既是社会的一个职能成员，又是一个完全实现了的生物文化的存在。

适应和改革

作为整体适应人的机体下层系统，作为部分适应社会上层系统，并不是被动地维持现状的同义词。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适应都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系统按照自己设计的能够保证获得最大现实利益的方式使他本身同环境相适应，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对环境的某些局部作能动的改造，因为这是达到适应整体环境的一个先决条件。例如，对于机体系统，要想保证整体的协调活动，就有必要对一些器官和组织作改造。那些更为有力的干预手段是外科手术，通过外科手术可以切除、移植某些部分，或者为了机体的健康而作彻底的修复。在社会领域中，同这种医学方式直接类似的操作是改革家和革命家大显身手的活动。正象为了实现整个有机体更好地协调活动而采用医学干预的方法对有机体下层系统的局部作改造那样（像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可以尝试对人的认知和情感系统的局部进行再构造，以保证作为一个整体在心灵和个性方面更好地平衡地活动），我们也可以想法通过具有直接目的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对人类社会上层系统的局部进行改造，以保证个人更有效地适应他的一般社会与文化环境。

人类层次上的适应意味着人具有同他自己遗传的和文化的特性以及才能相适应的自由度、经验类型和社会关系。任何社会系统，如果阻碍人的机体和文化发展的可能性的实现，就会是“异化”于它的成员的系统，即造成他对社会的不适应（maladapation）。要人“适应”这样的系统，无异是要他满心欢喜地“适应”头脑中的肿瘤。但是，由于二者都不是下层系统和上层系统组织内必不可少的成分，所以两者都能够被改造，只要具有专门的技能和相应的功能规范知识。因而，有目的的人的适应首先必须具备规范方面的知识和相关的专门技能，这两者都是针对他自己生物和心理的下层系统以及他的社会与文化上层系统而言的。在这两个领域内，也许包括逐步的改革（“治疗”）或更有力的革命（“外科手术的”）干预。

对于这两种情况，适合的系统发挥功能的规范都可以通过分析最大的相关整体来识别。医学上，这个整体是肉体有机体和它的相关的环境。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这个整体是心灵和个性结构，以及有关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而在社会和政治活动领域，规范是通过对社会系统的等级性和同它们有关的上层社会环境的分析获得的。这些系统都是开放系统，它们在环境中同其他系统协调行动，并与其他系统一起共享它们的上层系统。所以，它们的适应是整体的适应：对它们的部分而言，它们是整体；对更大的整体而言，它们又是部分。如果等级中的一个给定的系统出现了功能紊乱，它就会把反复无常的约束同时强加到它的下层系统和上层系统上。因而，对任何功能紊乱的系统的适应就等于是作为一个整体对系统等级体系的坏的适应。为了使它所包含的所有系统和所有包含它的系统的适应水平都能够调整到规范状态，对那样的系统就必须进行改革或进行彻底的改造。

如果我们把个人当做我们的整体，把直接的社会或社会文化上层系统当做出现了紊乱的系统，那么从适应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把改革或革命（取决于紊乱的程度）作为活动的必要方式。例如，如果像一所大学那样的教育机构变得紊乱了，它就会把不良的适应状态强加于它的学生和全体教职工。适应这样的大学就像适应有机体的疾病一样：实际上，这不是适应，而是屈从。如果这所大学同其他的社会组织异化了，它会把这种异化又强加到所有接受和采用它的标准的那些人身上。结果，它使得它的成员向更大的社会系统格格不入，而这个更大的系统又参与到多重等级结构的系列中。达到肉体和精神的健康（同最适价值相关）所要适应的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是由包括个人在内的，可识别的最大系统提供的。例如，一个人对任何已知大学的适应是否表示一种真正的适应状态，抑或是异化状态，可以通过考察这所大学对它最接近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适应水平和这个环境系统（如州、省或国家）对它们本身环境的（州际、省际或国际）适应水平看出来。最适价值同这个人对那所大学的最佳适应关联，而这所大学又很好地适应于整个社会与文化环境，即适应于全球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生态的系统。正如身体内的各单个细胞的活动规范是由组成身体的所有细胞的协调活动提供的一样，任何已知的社会系统的活动规范是由在全球社会与文化共同体中的所有这种系统的协调活动提供的。

适应是一个动态的和有目的指向的过程。绝对适应——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但可用理论来描述——是通过生物圈内每个原子中的每个粒子的协调活动（通过系统的多重等级结构序列）获得的。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系统层次和特定位置上把等级“分割开”，并且发现它的下层系统完全适应于它，它也完全适应于它的上层系统。但实际上，系统当然只能处于各种次于最适应的状态。所以，任何一个系统的适应水平都是以等级结构序列中的所有系统适应水平为条件的。保证其他所有与之相互作用的系统都处于最适应状态是符合每个系统的“利益”的。因此，某个系统的适应可能包含了（作为它的先决条件）其他一些系统的改造。“适应”这个概念不是指被动的、无所作为的状态，而是指主动的、有目标指向的状态。

价值误认

如果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的最佳适应同价值有联系，如果作为靠控制才能稳定的自然-认知系统的每个人的最佳适应是由遗传和文化的编码安排好的，那么他们奋力追求价值就总能成功。那么，价值误认是从何而来的呢？

像一般的错误一样，价值－错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到进行判断和评价的实体的特点。简单系统不会造成错误（起码，不会出可察觉的错误）；它们的行为选择是受约束的。而且，它们的行为前后一致，始终与它们固有的目标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它们真正的结构。而复杂系统在选择它们的行为模式时有充分的余地，因此选择就容易出错。它们的自由在于能把复杂的建构集应。用到每个重复出现的那种知觉经验上，不过，这些建构集能被应用来不是指向确实的环境关系，而是指向系统的内在目标。错误是同自由连在一起的；错误是为行为解释和行为选择中的复杂性付出的代价。当人们在内心追求价值优化、但又是在意识中错误理解目标时，由于错用建构集就会造成评价错误。基本的价值定向是生存和满足于作为社会文化的、自觉的人所遵循的规范。对高水平生物－文化系统的最佳适应意味着既是生物－文化适应的，又是心理－社会适应的生活，意味着正是在满足在个人内在奋斗目标的环境条件以内，个人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成功。这是一种内在的理想，即借助高水平的自然－认知系统的遗传和社会的“程序”来实现奋斗目标。然而，那个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的系统，不仅把他的活动模式，而且把地的解释和决定都摹写记录在自己内部了。在人的层次上该系统不仅知道和行动，而且他还知道他自己知道和行动。正是在反思意识层次上，错误会闯进来了。因为，由于对相关的环境条件以及对目标本身的误认，基本上合理的奋斗目标的意识表象总有可能被扭曲。本能几乎不大可能被人说是错了，除非包含对同动机行动的展开有关的条件的误认。不过，本能目标的意识表象也可能由于对目标本身的误认而犯错误。心理学教科书中对目标、思想和行为模式的误解的例子俯拾皆是。对它们进行评述需要普通精神病理学方面的知识；它不仅适用于那些严重精神病患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适用于所有的人。为了进行说明，我这里要选择关于价值误认的一个典型实例，它是由于对内在规范的误认引起的。像其他自然系统一样，人类也是具有二重性的实体：对他们自己的构成来说，他们是整体；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系统来说，他们又是部分。关于目标的一个经常出现的错误观念就来自于对后者的忽视。个人往往仅仅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去致力于追求他们能够意识到的目标。个人的环境常识表象所显示的是一个作为独立实体的个人，同他相对的是身外的世界，它包含处在变化着的关系中的其他人和其它实体。所以，在这些引人误入歧途的观念的基础上活动的个人只顾追求他的目标，而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是更高一级系统的部分。他作为孤立的、完全自主的个人在活动。对从任何给定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系统中抽象出的权利（如今的权利）的坚持，就是这种错误目标定向在理论层次上的一种表示。关于这种错误观念的更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自我主义的活动，即个人把他自己的、甚至他的近亲家庭或同伴的利益置于社会团体（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利益之上。反社会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即其结果，这些模式是病态的，如果考虑到人类等级性地整合在一起的现实状况的话。在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价值－误认采取的形式是：成为某种尽责于社会事业的殉道者和非理性的英雄。如果某人的死并不是换取他的部落或国家（以及它们中的其他人）生存的先决条件，但他执意要为它去死，那么这同拒绝为它服务一样，是对内在的健康的目标定向的误认。作为一个等级地被嵌套的系统，人按其本性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对他本身的生存状况（作为一个等级性整体），同时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作为等级中的一个整体的部分）社会系统的生存状况进行优化。然而，承认人的基本属性所赋予的这些使命，并在具体情况下选择明确的行动路线，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它既需要有明确无误的观念形态，又需要切实可行的决策。因此，在理解他们自己的内在目标和选择导向这种目标的行为路线的过程中，人类经常会犯错误，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描述伦理学（descriptive

ethics）的任务是一项记录人们有意识的价值认同和相关的行为模式的经验性的任务。而规范伦理学的任务则是分析在已知情况下与能动的开放系统的功能状态相关的价值。这一章的目的在于为规范伦理学提供一种框架，但这样做必须说明推断出来的规范同构成对主体经验描述的实际价值及行为之间的差距。因为我们的理论不是通过归纳方法把人们有意识地坚持的价值进行概括的结果，而是代表了根据各种科学领域中的材料所作的整合，所以，人们提倡的自然规范（“自然－认知系统对环境的最佳适应”）和观察到的价值的多样性之间的差距并不影响其说服力。差距是从对高水平的自然－认知系统结构的仔细研究中产生的。追求生物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目标——使他们的社会及他们自己能够自维持和自组织（延续和进化）——是这种系统内在的要求；但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很容易犯错误，而这些错误可能会导致他们本身的毁灭，或者甚至导致他们社会的毁灭。虽然自然规范被编进各个系统，而且明显地存在于心理－物理有机体的自我调节的整合和约束所有社会系统的普遍价值两者当中，但人类是复杂的自我反思系统，所以总是有可能误认规范和误解导致他们获得满足的实际条件。

系统价值理论和元伦理学

当把“善”这个属性归结于自然－认知系统的最佳适应状态时，这样的问题就随之产生了：适应本身是否也是善呢？很明显，回答是：适应是善，因为系统的存在是善，而适应是存在的先决条件。那么，我们就可坚持问这样的一个“开放问题”：存在是善吗？如果问题的答案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由——一个非自然的、异化了的自我直觉地感到善，或者从某种绝对的立场去看待存在与进化的过程，那么答案就会导致一个无限的倒退——无论说什么是善，都可以再进一步问下去。但是，如果问题是通过自然系统（他维持他自己在自然界中所处的优势地位）来回答的，那么答案是一个无条件的（不需要进行解释）：是。自然系统被设计得能在潜在的具有敌意的生存环境中和在不太可能出现的难以置信的状态中维持自己。这样的实体，如果要求回答，“存在是善吗”？正确的答案是，“是善”，因为他们的整个身体构造都如此地有利于维持和改善这种存在。例如，当笔者说，“我的存在是善（而且是有价值的）”，他可能是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但尽管如此，他并非像艾耶尔这样的哲学家所指责的那样，只是作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非认知性的假陈述。他把“善”（“价值”）赋予“存在”，但他能够证明这样做有一个客观基础——不在于确实是“善”的感性知觉，而在于总的造成肉体和心灵控制稳定性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状态的总复杂性。存在的价值被程序化地编进笔者的具有DNA密码的细胞中，从而指令在有机体中生产出成千上万的细胞来操作反馈回路以维持身体温度、离子浓度、能量供给、结构构型以及描述有机体的其他参数。一旦组织化系统的这个庞大序列超越了遗传密码的标准阈限，系统就会刺激产生错综复杂的修正错误的过程，从而使它仍旧回到程序范围内。正是在这个区间内，在它的环境中的这个生物的存在才得到保证。人类存在的价值同时也被程序化地编进笔者的认知建构集，因而使他从环境中接受到的感性信息有了意义和确切性。当信息水平高于或低于由建构的应用范围所给定的标准时，就会出现旨在通过负反馈减少错误的过程重新恢复到正常区间内的强烈刺激。若超过遗传的规范，在认知系统内出现的感受是伴有疼痛和难受的紧张感和压力感。超过认知规范的情况是作为一种反常扰动的体验出现的：迷惑不解，精神恍惚，感觉空虚和感觉单调。这些感觉意味着系统竭力要恢复他那种适应环境的状态。在这些状态中，存在得到了最有力的保证，而对它的偏离则会引起“肉体”和“心灵”的压力和紧张。因此，当笔者表示希望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意向时，他就在用词语报告作为他有机体中多重负反馈过程的表征的感受。同样，当地提到一条经验（无论是知觉的、认知的、或意动的）——应该如何如何时，他就是在谈论那条经验所偏离的一项规范。（类似的情况存在于自动加热系统，当温度降低到自动调温器规定的“标准”以下时，系统能够反思它自己的操作并且能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它会告诉人们温度应该由炉子提高n度，这n度就是比指定的标准温度低的度数。）如果环境条件不是最佳的，那么要求生存的意向就在焦虑、紧张、有时可能是痛苦的感觉中表现出来，它们加在一起就构成一种信念：事情不应当是这个样子。在认为事物应该处于什么状态时，我也许对也许不对，因为我的认知建构容易出错。但是，通过从经验中学习，我能使我的建构系统更为可靠。但尽管如此，还是存在着一组独立于我的知识的状态，在这组状态下，我存在于对环境的最佳适应中，这同对我有最大的价值有关。这里，“同价值有关”是指，如果我知道了这组状态，我就能够正确地认识它，其结果是在这种状态下我有了最佳的生存机会。所以，作为一个具有生存指向的和自我调节的自然－认知系统，我就会正确地把最高价值归结为这组状态。

现代规范伦理学的框架既克服了经典客观主义（坚持认为价值是客观的，是在经验中能够证实的“事实”）的那种过于自信的偏见，也来陷入绝对怀疑主义（坚持认为评价者的心灵状态是价值评价的唯一标准，因而价值评价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沼泽地。这里提出的观点是说，现实中个人的评价同他们的认识能力固然是相关的，但显而易见的价值的相对性并不需要以规范价值的相对性为基础。对价值规范的理解，不是通过对作为明确的评价基础的那种心灵状态的分析得到的，而是通过理论上考察对评价者的心理物理组织参数的准确定位得到的。心灵状态可能出错，也可能不出错：如果它们使得活动趋向于维持或改善系统的适应水平，它们则代表了正确的价值认识；如果由它们激发的活动降低了系统的适应水平，那么就说明了它们误解了规范价值。在任何情况下，要想取得对识别的理性确定性，就必须具备关于限定人类状况的规范的复杂调节过程的详细知识。价值判断，如果要可靠，就不仅要以心灵状态和感觉（无论它们的目标取向可能是多么正常）为基础，而且还要以关于人的这种明晰理论为基础，那就是，作为一种心理物理实体的人，同他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一定的规范模式是相关的。

这不是一种道德术语意义上的元伦理学观点，所以它也不像人们通常想像的那样是自然主义伦理学观点、然而，它有这样一个意图：它把这种规范的解释基础置于理论假设而又经过经验确证的系统状态上，而不是置于利用常识观察到的并对之加以陈述的“事实”上，通过这种途径它把经典类型的道德理论纳入现代规范伦理学的轨道。

第十四章 生存：新时代基本价值的框架

对行动的总的定向

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可以开展传统的活动和追求习惯的目标；我们也可以运用我们的创造性想象（但要受理性和实验的约束）来开始新的行动方式，我们除非在事物的自然秩序的范围内对人类的作用作出新的估计，否则，我们非常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我们不打算讨论它们中哪一个行动是正确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我想做的事是概述那些能把我们引向新秩序的思想，在这种新秩序中，人类并不是自私地利用自然，而是为了大家关心的利益让自己与自然和谐相处。

马克思说，当思想被人所掌握时，它就会变为一种物质力量。他说得对——如果没有被人们所信奉的思想，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在社会活动的大范围内人们追求的有目的的目标。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观念：即不是单单围绕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价值进行活动，而是还要考虑人类怎样适应作为一个全球系统的新环境。我们正在对付严峻的现实；而且这不再是哪一个孤立团体的事，而是整个世界共同体的事，这个共同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如果我们要设法采取大规模行动以保证我们的集体——从而也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存，那么以上的分析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社会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些理论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理论能够支配社会决策圈的心灵。说到底，是一些关于世界的模式——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明显地或隐含地，在指导社会变化的过程，尤其当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型式瓦解的时候。所以，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是要提出有说服力的，能被人们接受的理想，并通过它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来指导人们进行基本方针的决策。

社会理想的重要性决不能低估。社会理想能够影响战争的胜负；它们能够在人们面临困境时激励他们勇往直前；它们能够荡涤世代相袭的陈规陋习；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越南冲突中，它充分地显示出了它的影响力；苏维埃共和国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和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的胜利，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的威力。没有社会理想的战斗是注定要失败的；对“我们为什么战斗”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和可以接受的答案。

我们必须战斗。但我们不是互相战斗，而是为我们大家战斗。不是使用暴力，而是靠毅力和勇气。战斗不是为了民族的胜利，即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胜利，而是为了我们称之为人类的生物物种和与之相关的优良传统与成就的继续存在。这不是一种反对谁的战斗，而是为了谁的战斗。它可能非常容易失败，就像同一个敌人所进行的任何战斗一样。而这里的失败就意味着我们人类的毁灭，即使最好的结局，它也意味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并由我们对之只能感到不寒而栗的其他的存在形式所取代。这也许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极权主义的蚂蚁－社会将统治整个地球，或者只剩下互不协调的、无目的的和接近于混沌态的肉体在生存。胜利则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文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并且作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源泉为我们大家所利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和非共生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挑战，追求整齐划一，甚至依靠把功能不佳的机构凝聚成官僚主义的僵硬板块来维持本身的存在；另一种是互相依存的世界社会系统，这种系统把新的环境状况反映到它灵活的组织机构中，并通过建设性的再组织来应付变化。

如果要想打赢这场战斗，我们就需要一种行动定向。它必须既能起指导作用又能起激励作用，它必须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我们对它做什么；并且还要告诉我们哪些值得做。我认为这种社会基本价值可以由尊崇自然系统的理想来定下基调。下面我就把这句话的意思作一个概述。

“对自然系统的尊崇”

人类最早对系统的猜测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球体，并认为人的责任就是要有意识、有目的地使自己适应它。在基督教神学强调以现世为中心的思潮兴起之前，毕达哥达斯、柏拉图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一直统治着西方的自然哲学。在东方，哲学和宗教融合进了对自然的赞赏，把自然看成是“自在的实相”（在中国的竹简和日本的吉生［音译］上就是这么说的）；认为自然是“为其自己”而存在的，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在西方，从基督教生长出了为人类幸福和为上帝的光荣而勤奋工作的清教伦理观，认为这是为人类的目标而利用自然的前提。同一时期，出现了以牛顿的机械世界观为典型的科学和科学的态度，它们认为知识最明确的目的是实用。培根企图通过发现孕育于自然界中的“最佳使用秘密”来克服和消除人类的痛苦。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从过去对它的尊崇转变到了对它的开发上。然而，东方人还继续尊崇它，最起码说直到今天；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则主要从利用它的角度去考察它。我们的理论家已经对之提出了一系列辩护理由，他们认为自然界是野性的和沉默的；而人则是理性的、正义的和友善的。米尔说，“无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都认为自然界的毁坏力量，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不会引起善的结果，这正好刺激了人这种理性生物的兴起并与这种毁坏力量作斗争”。他接着说，“人类的所有活动在于改变，而所有的有益活动在于改善自然界的自发过程”。人类必须为使自然界同他自己的“高标准的正义和善”相一致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多么狂妄自大！多么不可一世！（What folie de

grandeur！）我们企图强迫自然界同我们本身的“正义和善的标准”相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自然界的秩序，从而也妨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但直到今天却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错误。而从刮己主义的目的出发去利用自然界，已经改变了这些构成了我们实际生存的先决条件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影响甚广的不良后果。这些关系的进化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而且它们只能在平衡中进化，任何的不平衡，不是被调整，就是走向瓦解。如果目前在自然界存在组织性，那么它就不可能不这样进化出来，因为构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我们的环境的那些实体，在热力学上是不可及的，是难以置信地相互适应的，同时又具有精巧脆弱的属性。

因而，自然“规范”——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对微观层次体系的适用，——不是任何个别系统本身的存在或死亡，出现或消失。自然规范总是提供已有的系统相互关联的一套关系。自然界构建的是“角色结构”（role-structures）（博尔丁语），而不是个别的个体。个别的东西在与之有关的结构中丧失了它的意义。规范最终是由最高的上层系统给定的，那等级体系也是这样、数百万年来，通过一步步进化而达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就是这个等级体系，而不是任何个别的个体或物种。我认为，这是一门课程，要从我们这个时代里逐渐出现的新知识中学习的一门课程。而且，如果人类这位小学生要想活着毕业的话，他必须赶紧学习这门课程。

关于这个假设的证据，我们这里可以从两个基本主题对它进行再论述。（1）关于个体隶属于同物种内的社会集体的证据，以及（2）关于社会集体隶属于物种间的生态层次体系的证据。

在（1）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来论述：作为进化发展的一种伴随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个体对集体的依赖性，孤立的个体在愈来愈社会化的共同体中逐渐隐没了，尽管有例外；但在具有神经系统的、能够进化到足以互通信息程度的物种当中，它还是少见的；正像马瑟指出的那样，完整的社会组织通常在脊椎动物群内表现出来，而在比它更原始的动物群内则没有这种表现。这种动物群内的组织可能是为了获得食物，共同防御外敌，保卫共同领地，也可能是为了建造栖息地。合作组织的形式有许多种（共生，双亲照料，等等），它们对个体施加一定的控制，同时也给予个体以一定的利益。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变得依赖于其他成员了，因此它不可能把无缘无故地去损伤其他成员作为它自身的目标来追求。有时个体甚至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而献身——如幼狮要等到它们的长辈吃饱后才得以进食；某些昆虫，当它们的社会和再生功能完成以后，就会悄然死去。

证据（2）包括各种循环过程（像碳和氮的循环），这种循环把土壤和空气中原子的和分子的结合物纳入在植物体和动物体中起作用的生物化学加工过程；而且，在这些循环中，某些形式的能量能够被生物圈内所有系统利用。西尔斯认为，自然界整体可以被认为是“自我修复的，建构的过程”，它代表了“近似于开放的稳态”的某种类型的平衡状态。（图14）

当它们把约束强加于动物的行为时，遏止和平衡——它们维持生态等级体系的均衡——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传统上认为，基本的内驱力和动机是自我主义的，即便同时把社会团体或物种的最大利益作为它们的目标。但最近有证据表明：有些约束以紧压感的形式建立在个体有机体的实在的体质中和躯体化学性质的微小变化中，从而防止了它们扰乱它们所在的上层系统的平衡。这是一种同生态系统内能量和信息的分配相一致的“群体调节”（“population

regulation”）现象，并且有些物种具有这种现象的非常高级而且强有力的形式：旅鼠、雪鞋兔和某些种类的地鼠是最好的例子。其他物种（像老鼠）仅当它们的后代超过了正常的群体密度时才会流产，或禁止性行为，或出现过分激动和紧张的状态。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个体和物种并不完全独立地追求它们哪怕是再生的基本目标，相反，它们在努力克制自己，把自己限制在整个自然的生态平衡约束内。

约束的存在是自然系统中适应的先决条件，它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度，并且使得它的行为同包含它的上层系统相一致。一个层次上的系统内的适应性保证在下一个层次上的系统谐调地发挥功能。自然界是根据部分适应整体，整体又作为部分适应更高层次的整体的原则来构建的。因此，自然界的规范就是指含有所有从属系统的多层次的上层系统的最佳运转：正是这个系统把决定性的约束强加到它所有下层系统的自由度上。

生物圈内绝大多数系统实际上都具有某种约束，它们服从这种约束从而使自己的存在和行为同整个环境中形成的能量和信息链保持一致。只有人类才扰乱了他环境的平衡，其手段是损坏其他物种以利于自己，违犯对侵略、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的自然的和多半是内在的约束。人类为了自身的目的，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就开始利用火和水，后来又利用蒸汽、煤和核能以及有机体、植物和动物。这样一来，就干扰了地球上至上的但又是微妙的生态平衡系统的结构，不过这还未对人类生存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些过程是逐渐累积的，而且由于现代技术，它们被加快了速度。人类为了自身目标恣意地不断重复地利用自然界所产生的累积效果已开始影响和削弱人类本身的求生潜力、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们的不幸。我们“对自然的犯罪”并不是新鲜书——新鲜的只是：通过自我主义的利用技术及其效果的反馈而加快速度是以一种对生存的威胁的方式进行的。从人类开始重复利用自然等级体系中一部分的时候起，他就一直为自己的眼前利益在努力——在一个地方种植，而把废料倾倒到另一个地方——但这些行为现在终于变成了对他普遍的损害。从这个可怕的透视的观点看，作为一种人类骄傲的技术进步似乎是重大的失策——是自我主义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做法。然而，要想清除过去几百年所产生的影响现在为时已晚，更不必说要消除过去几千年产生的影响。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去认识超越极限和干扰自然界的协调和平衡所带来的后果，调整我们未来的行为以缩小人类生存和技术社会发展之间的反差。不过，即使可能的话，对此我们也只能做到：重新发现希腊和东方的古典思想模式——尊崇自然秩序而不是开发自然，并把它作为新时代观念的激励力量。古代哲学家健康的直观现在得到了当代科学的具体的发现的支持和补充，这不仅使我们目前对这种观念深信不疑，而且借助于我们的理智可以对它加以证实。

艾伯特·史怀什要求人们尊崇生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必须要求人们尊崇微观等级体系的层次结构，这个结构包括所有层次之上的所有系统，从原子到出现在行星上的文化、经济和生态。我们必须把生物圈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地球看作是一艘“宇宙飞船”，它们或相互促进，或相互损害。一种关于行星范围的相互依存性的生态学的诞生已是即将来临的现实，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广义的自然界价值上；重新赢得我们本能的和长期被遗忘的对微观等级体系中的自然秩序的适应。

我相信我们能够在尊崇自然系统的内在要求中复归到我们固有的自然价值。如果不是人类的干扰，这个存在于尽管是复杂的但却是十分平衡的相互依赖的等级体系中的地球就能够产生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组织。因此，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点，即不仅仅从我们的子女、家庭和同事，甚至不仅仅从整个人类和整个生物界看我们自己，而是从整个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组织看我们自己，那么对自然系统的尊崇实际就是对我们自身这个族类的尊崇。

“对自然系统的尊崇”和新的心理状态

由于在操纵自然方面我们取得了迅速的成功，我们会把零碎的知识看得比全面的洞察重要得多。我们会相信，只需要具备对达到直接目的有用的知识，而对其余的可以不去考虑。我们会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小孩与他玩具的关系：如果你要它动起来，你就按一下这里的按钮；如果你要它停下来，你就按一下那里的按钮。然而，自然界不那么简单，不是一个用有限的随心所欲的实验就可以操纵的对象。它是一个相互连结的，有秩序的事件网络，该网络中的每个“按钮”和每种“功能”都互相连结。尽管这本身是个假定，但如果我们不但要面对自然，而且要在它内部一直扮演我们现在所扮的角色，那我们就得照这个假定去做。

这样的假定是有好处的。秩序是人类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思想上的秩序推动了科学，感觉上的秩序激励了艺术．而人类存在过程中的秩序则是宗教的主要动机。有序的就是有意义的，可认识的；而无序的，不能重复出现的东西则是令人困惑的，而且是焦虑的根源。后者一般是通过某些活动，或通过某些发现（即在观察时有意识地只注意有序方面而忽视无序方面）最终被简化成有序的东西。然而呆板重复的和拒斥革新性变异的秩序会使我们厌烦和心灰意懒。这种秩序是简单的，给定的，不变化的和僵死的秩序，自然界的秩序不是这种秩序。自然界的秩序是一种动态秩序，是不断出现新模式的秩序，是不断花样翻新的秩序，是有创造力的秩序。但仅对于并非偶然的而是依照它们本身的内在逻辑出现的事件来说，它是一种秩序。发现这种逻辑是进行认知活动的心灵的一个伟大的冒险。

自然界的秩序，正像我们现在所赞美和认识的那样，是激励我们承认社会道德的最好源泉，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令康德困惑不解的是繁星闪烁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而我们现在终于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了。作为真正的自然整体的繁星闪烁的苍穹并不是牛顿自然哲学的那种无灵魂的机械装置；同它相对的道德动因也不是对宇宙的活动消极惊异的旁观者。这里，人和他周围的自然界都是动态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创造过程的复杂网络中的组成部分。对自然感到惊异就是对自我感到惊异，因为虽然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可能存在同我们类似的其他生物，但可以肯定，我们是这个宇宙中产生的具有动态秩序的，最引人注目的生物物种之一。知道这一点就是对孕育出我们人类的大自然母亲的赞美，就是要力图保存我们自己。我们并不需要去精心编织离奇的幻想和构思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的眼前就是一幅大自然的全景图。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看到：由于在自主的而又共生的功能行为的模式中，系统服从系统，又和巨系统共同运转，于是从先前的模板或生产母基中就不断以有序序列的形式涌现出创生的新事物。

只要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有存在的理由。作为自然界中的进化系统之一的我们，人类完全有理由自我信赖、期望美好的生活和繁衍养育。我们并不孤独：我们生活在自然界中。巨大的平衡等级体系把角色和价值分配给所有事物，从原子到国际组织，而我们正是这个等级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要想生息繁衍，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保护从原子到国际组织的所有事物，这是因为在多重有序关系中，我们并不只是依赖于或借助于它们，而且还要在它们之中进行繁衍生息。

“对自然系统的尊崇”就表达出了这种深刻的见解。它以明确的形式体现出较年轻的一代人内心所持的态度。这体现在他们坚持主张普遍的和更有意义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更加紧密地与自然结合在一起，消除自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价值，以及造成一个在爱和相互理解基础上的自治联邦型的社会。这种心理状况已不再是培根哲学的那种心理状况；它不是对自然秩序持机械论的、操纵的和榨取的态度。

没有理由要感到绝望。问题固然很多，但对付这些问题的基础也在奠定。作为全球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种决定性的控制机构，“人类”显示出了异常的适应潜力。把全球社会看成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这一重要的思想认识几乎已经以一种先决条件的形式出现在提倡改革，准备迎接未来挑战的年青一代人的观点和选择中。随着人类广泛交流需要的增长（这是社会整体的必要条件），他们对环境和人口问题、爱和正义的渴望、公民权利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都有了新的理解，地球是一个资源有限的非常容易被错误使用的宇宙飞船，它又是一个内部相互依存的系统，对此人们也已有了新的认识。年青一代人对未来社会的看法非常不一致，有些观点甚至很极端，但他们的情感、直觉和态度在逐渐趋向同一目标。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民主政体之间再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了。理论虽然相互冲突，但就实际的目标看，在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分歧并不是那么大。东方神秘的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差别的人道主义，美国青年的群体感都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现在正渗透进世界意识：认识到我们是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拥挤的、通讯快速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的、作为系统整体的星球上。

基调正在奠定中，但一种协调和一致的、自觉的表达方式还没有找到。具体理论的应用范围还缺乏广度，所以指导性的价值和一般理论或者由信仰来辩护，或者被指责为以信仰为基础。然而，正像彭加勒所说，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带着一幅世界图景。今天，这幅图景必须是基本上正确的，以免给处在全球相互依赖性中的人们的行动提供错误的指导，从而把全人类推上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当代的世界观念必须要有可靠的基础。如果克服了操作的隔断和实证主义的解释，现代科学就能提供这一基础。它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的系统论的宇宙观念：宇宙是由相对独立自主的整体构成的，它们在功能方面整合，具有等级性的相互依赖性。这些科学的洞察可以在一般系统论内得到整合，而与它相应的规范伦理学（参看第十三章）则把价值同动态的、控制稳定的系统的相互适应联系一起。新世界观的伦理学和自然哲学能够帮助人们分析和证明所出现的超国家社会的精神特质：“对自然系统的尊崇”。

新一代人正准备用自己的理智来理解这一观念并热情地接受它。通过共同接受一种理论和伦理的框架，新一代人的适应能力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因为围绕这种一般的同时又有具体意义的原理，能够结晶出目的行为的具体模式。

第十五章 终极原理：形而上学的框架

形而上学的标准

形而上学或许是人类认知努力的最古老的形式：在古代，它人不知不觉地注入神话；在近代，又注入哲学和科学。形而上学，像宗教一样，对关于实在的终极本质的问题作了回答。它与宗教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命题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它的答案的内在的一致性、简单性和适当性——一句话：精确性的——基础上。因而，形而上学思想的伟大方案是不太容易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的；它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它的原理的吸引力。也许可以公平地说，历史上伟大的形而上学理论家已经详细地研究了许多有内在吸引力的思想模式。他们所创立的形而上学观认为宇宙是完美的存在，同时又是变化的流（the

flux of

change）。他们提出的过程－理论直觉地认为：实在，从混沌到有序向前发展，或在永恒的循环模式中不断重复自己。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唯物论和唯心论；唯灵论和机械论，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被人作过仔细研究，然而，它们对于当代可获得的经验材料来说，有些有很大吸引力，有些吸引力不大，有些则没有吸引力。

当代特征趋向于探索形而上学的终极原理和经验之间的联系。因此，它趋向把富有内在吸引力的形而上学的数目限制在能够用经验解释的数目上。形而上学的方案能否用经验来加以解释，这多半取决于“经验的”这个词的含义。当我们直接地接触感觉经验流以及同它交织一起的记忆要素——情感和意志——时，我们就会获得这样的多样性：几乎任何形式的秩序都可以从它里面抽象出来。直接感觉和“活生生的”经验证明了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都是正确的，尽管理智的建构作用在后者那里比前者更明显。但是，经验可以被强行用来为存在和流变，为心灵和物质提供证明。当我们把形而上学同某些已经确立的关于实在的范畴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在平行方案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因此，牛顿观念明显地与唯灵论相悖，而唯灵论的理论基础比较容易在杜里舒生物学的活力，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本我和超我中找到。于是，如果我们假定经验观念本身可以被划分为从好到坏的一个范围，并且如果我们根据这本书提出的论点再假定，这里称之为“系统范式”的对世界的一般看法是今天可获得的最好的观念，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选择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的标准。如果这种形而上学由于它基本原则的精确，又具有内在吸引力，那么它将是我们所需要的选择。现在，我就提供几点提示和思考作为构成这种形而上学基础的基本观念。

对系统形而上学的说明

我们选择带有进化的、明确的多元论因素的一元论作为我们的基本框架。我们反对把二元论和多元论作为基本原理；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系统论的证据可以认为，宇宙由惰性的物质所组成，并注入了某种有外在关系的精神，或一套理念形式，或其他可能的成分；我们也没有十分可靠的根据可以认为它好像是一个由共存的、同时又是外关联的多种实体组成的夹心蛋糕，而这些实体有的可以被定义为“物质的”，有的则可以被定义为“生物的”、“心理的”或“社会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宇宙想象成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母体，从中可以产生出表观各异的实体。我们也可以想象，在组成的和被组成的之间，物质和时空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割裂。我们没有那些处于非连续的时空分立点上的实体性的事物。相反，宇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连续统，它不仅规定了时间和空间，还规定了可由经验观察来揭示的时空事件。后者可以被想象成基本时空母体中的“应力”或“张力”，它们显现在现象领域里，犹如水中冰山之顶尖。因此，不存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活动，不管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距离的事件是因果关系的还是功能关系的。相互关联在宇宙母体内传播，它受到某种恒量的限制，像真空中的光速。所以说，相互作用可以由闵可夫斯基和韦耳的光锥（the

light－cones）来规定。

在由光锥规定的相互作用范围内，宇宙母体在模本流（Pat－terned

flows）中进化，而某种实现了的模本流就成为其余的模本流的出现和发展的条件。一些模本流达到了内在稳定的形态，这样，它们就能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们进化着的环境有变化。这些模本流代表重复出现的事件集，它们结合一起构成了模本流的不变性：我们把这些称为系统。已经达到的稳定构型——它们作为系统内的约束力量在活动——是宇宙母体中内在的可能性的实现同时，作用于系统的约束力量（既限制了系统的自由度，又给系统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介质）代表了在系统外的连续统内实现了的可能性。如此看来，宇宙连续统内的可能性是在系统适应它们环境的选择性进化中实现的。系统的进化是连续统向适应程度、复杂程度（部分地）和个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组合单位的推进。这个过程只不过是连续统流体中个体在总的流型（flow－patterns）内的适应性的调整。说到底，这是母体本身的有序比过程，其做法是以消除某些区域内的复杂流体为代价，造成在另外一些区域内组织性的建设。但在那些流体复杂化的区域内，用精致的等级构型，母体形成了多维场。

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件是连续统的可观察到的局部。尤其是在那些流体恒定或复杂的地方。相对简单的恒定流体提供了由物理学对之进行研究的某些事件，例如包括光和量子化的能量迁移在内的许多辐射，而具有高水平控制稳定性的复杂流体则是生物、心理和社会研究的对象。在每一情况下，只要它们显示出不变性，流体就可以通过理论的模型来摹写。自我维持的不变性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实体”的概念；另外，那些具有凭知觉可观察到的特性的自我维持的不变性则给我们提供了“事物”这一名词所指的那些东西。当然，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我们同样也是复杂的、自我维持的和组织化的流体。这样来考虑，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流体我们可以凭知觉观察到，而有些则不然：那些可观察到的流体同我们本身与之结合在一起的流体不变性的保持有关，而那些观察不到的流体则与其无关。

心灵现象既不是某些外界力量闯入宇宙所引起的，也不是从子虚乌有中产生的。心灵只不过是母体内那种系统关联性的内在方面。它在未分化的连续统内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而当母体分化为相对分立的自我维持的系统时，它就进化成更明显的形式。作为“知道者”（knower）的心灵是作为已知的宇宙的部分的继续。所以，在这里所描述的形而上学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存在什么鸿沟——这两个术语代表了专断地抽象出来的实体。

这种学说把可能性结合到现实性当中，而不是把它置于分离的、超验的水平上。凡存在的都是局部得到实现的可能存在的。后者是宇宙母体内潜在的稳定性层次的总和。我们发现，在这个母体内，由于一种可能性的实现成为另一种的实现的条件，因而属性一个接一个地和成套地被认识。这样，那种被动的“中性要素”（“neutral

stuff”）或“惰性物质”（“inert

matter”）的经典思想的最后遗迹就被抛弃了。自然界是终极因。它是自我进化的，并非取决于任何外部力量，明显的有序代表了它自我进出的可感知相。自然界只存在内部关系。柏拉图的理念或怀特海的永恒客体都作为不必要的而被抛弃；超验的上帝或其他神灵的观念也是这样。有序来自内部，进化是从不可感知的连续统到越来越分立的个体的过程。但后者并不是完全分立的（因为系统不过是沿连续统的点的个体化的集合），因为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获得了能够与人的感官相互作用的整合的属性，它们逐渐增加了这样的可感知性。

观察到的自然界连续变化的图景，是实体在里面形成相对稳定的流体的过程。这种流体，在种种不同环境中，以许多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并且被统摄在若干一般的范畴之下。后者由好探究的心灵（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元素）对观察到的材料作筛选而抽象出来的那些不变性进行编码。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处理两种一般概念：自然宇宙中具体的流型，和它们赖以在心灵中被编码的抽象的一般范畴的流型。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已知的东西仅仅是前者，而把抽象的一般概念归结到“先验自我”的或“有构建能力的意识”的虚幻王国里，那就错了。抽象的一般概念和具体流型的一般概念都同样是过程中的一个元素。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在它赖以产生的大脑－心灵内的那个复杂的自然－认知系统中，是一个真实的元素；而一个真正的一般概念，作为那个系统之外（或之内，如果它是某人自我认识的元素的话）的具体流型的一个抽象的编码，也同样是这样。

有些抽象的一般概念在自然界中没有它的具体对应物，例如感觉资料以及赖以构成视觉、听觉等等的格式塔。“白”是一个感觉的一般概念，一个心灵内的元素。可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流型可以说是白，它只不过是具有发达感觉器官的某种流型实体所构成的这样一种感觉。白、硬、柔软等等都是在作为复杂的自然－认知系统的大脑中的物质疏型的精神相关物。“在自然界中”，它们没有系统外的对应物，除非在其他系统的大脑－心灵中。然而，后者并不是这些感性的一般概念的客体，而是它们的类似物。感觉的一般概念没有“客体”。但是它们表示“客体”（即系统的流型的）对于主体系统的状态，并使后者能对环境的客观条件作出反应。因此，这种一般概念是功能性的真的而不是代表性地真的，类似于携带自动化机器所需要的信息的穿孔磁带上所体现的那种“真实性”。孔眼并不像一张相片那样能够代表它们相关的客体，而只是以同机器有关（即可被解码）的形式对它进行编码。

如果以系统论作为基础，那么一般概念，认识，以及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些概念就可以令人信服地把被发展成为一般形而上学的原理。但这些观念不是唯有任何系统模型才需要，因此，它们比后者更为“开放”些。然而，如果需要回答终极问题，那么终极（但是是假定的）的答案可以从一般系统论的外推中得到。这种假定的终极理论就构成了系统论的形而上学。某些研究者可能对它对于获得知识的重要性产生怀疑，还有些研究者可能要针对它重要的启发作用发表见解。这可以留待研究者自己决定。我在这里已经证明的是系统论的形而上学的可行性，而并非是它在认知努力中的必要性。

系统哲学：结论

当代生活方式中的精神抑郁大都来自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不管造成这种裂隙的因素有多少、大多数当代的英美哲学家对之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是无意识的。他们热衷于探讨哲学的永恒问题，好像根本不存在经验科学——或者最起码好像他们所探讨的问题比这种科学理论更为重要。他们所探讨的是关于知识、自由、心灵、义务、价值等等的问题，而他们的探讨是基于这样的假定：无论什么证据，只要可供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如一地进行批判的思想家利用，就足以决定（起码可以恰当地讨论）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几乎是唯一的寄托，那就是对日常知识和用来陈述这些知识的语言的信赖。

这两个假定在科学中已经逐渐被抛弃，因为它们的理由于充分，信赖它们已经变得落后于时代。无论怎样做分析研究和逻辑解析，常识性的知识都被认为只不过是成见的积累，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它阻碍科学的进步。而普通的语言则完全不适宜于用来把那些由我们时代的科学知识组成的概念的意义作符号化处理。因此，科学家用疑虑和敬畏参半的目光看待哲学家，最终他们陷入了迷惘之中；哲学家似乎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科学家嗤之为幼稚的和先验的东西上了，不过，他们是我们时代令人敬畏的智慧的继承者，并且也许还是站在他们伟大先辈们的肩上的。反之，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首先必须经过检验，否则就把它们撇在一边，如果它们只不过把握了实在的有限范围，对那些不断呈现的问题作了片面的和不恰当的回答，而那些问题惟有哲学家们才能接近的话。（很不幸，对这些无疑是本质的问题的接近是通过对“意识”或常识作详细的逻辑分析达到的。）结果，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接触就变得越来越少，并且双方部感到别扭。

坦白地说，从分析意识、常识和日常语言的哲学家们的任何一本著作中，我都没有看到一点证据，说明值得他们把它当作理论提出来并郑重地推荐给别人阅读——因为它能够让你相信知识的对象、心灵、美、宗教意义或道德的价值的本质可能是什么。试图在观察自己的心理过程和自己及其他人正在做什么而获得的信息的基础上把世界、人和心灵、世界上富有精神的人的冒险活动都拼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就好像试图通过观察某个人驾驶卡车时所想的和所做的来重新构造出汽车工程学原理一样。这样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同自然、人和心灵的动态的非机械过程相比，一辆汽车本身要简单得多。

哲学的分析——无论是语言的、概念的，还是现象学的——对我们关于人和世界本质的认识作出的贡献，只有被置于我们关于自然事件的科学（即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假设的和严密检验的）知识的背景中时，才是真实可靠的。忽视这类知识，语言的和概念的分析就成了对无意义的概念和命题的分析，现象学则成了唯我主义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现象，以及有意构建过程中的藏身之处。但是，在关于人和自然的科学基本原理的一般知识的背景中，在分享它们的“基本假定”的情况下，严密的、条分缕细的分析，才能完成它们那正常的和有价值的任务，揭示认知和行为过程的精细结构，并以此充实现有的科学的框架。

当一般分析哲学家面临以上问题时，他的标准的回答是：不管你为之辩护的基本的一般知识是否重要和必不可少，由于不断积累而发展起来的科学领域的复杂的技术性质，这一般知识是哲学家掌握不了的。即使要掌握单纯一门学科也需要耗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而哲学本身就是一门需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研究的复杂的专业领域。所以，职业哲学家不可能奢望掌握他本专业以外的学科。

然而，一般的分析家搞错了。他忘记了（如哈波尔德所说的），综合“并不是指一个人应该力图知道所有事情的所有细节。那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没有必要；因为各个特殊的知识领域中所有分门别类的知识具有协调性，因此出现了关键性的概念、一般原理和统一的看法，而一个精明的人，只要他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去做，就能够毫无困难地理解和吸收它们”。

目前的工作应当证明，通过对现有组织性领域——还可能超越这个领域——做举例说明，我们能够根据简明的具有普遍性的假设，认识构成我们和我们世界的动态事件集的一般特征。怀特海说，自然也许不像我们能够想像的那样清晰。不过，我们应该加上一句，只有在能够清晰地思考自然本身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它的任何一部分。人的心灵在有序的模糊背景中把握重复出现的型式，不管这心灵转向何处，也不管它受的训练是什么。人的心灵是有限的知识的一种工具，但它聚焦于上的原始型式必须适当。这是范式的关键性特征。这些范式必须能够解释经验领域里的一切，因为它们能够给环绕我们的感知到的纷繁、嘈杂、混乱的全部存在提供前后一致的意义。

今天，进行探索和寻求秩序的心灵能获得和采用的最首尾一致、同时又最具普遍性的范式就是系统范式。它被阐释为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类系统的一般系统论，又被用来分析人类的经验和问题，从而构成系统哲学。所以，它是一种概念框架，对经验、知识、艺术、宗教、评价、自由、道德、品格以及哲学所关心的其他许多问题的经典哲学分析，都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因为在此框架内，日常经验中的神人同形的偏见被中和了：系统哲学范式认为，人是一种具体的，实际存在的系统，嵌套在同样是具体的和实际的物理、生物和社会系统的重重叠叠的自然形成的等级体系中。

如果系统哲学成为当代思想的一个工作范式，那么就会有愈来愈多的有智有识的研究者追随它。系统哲学并没有给任何科学和哲学问题打上无意义的标记而使它们失去价值：它寻求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取消问题。在系统哲学的概念框架内，具有各种不同兴趣的经验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有足够的机会进行合作研究。由于它们采用共同的一般框架，因此各个不同领域内的研究者们所提出的理论，不仅相互有关而且相互促进。如此看来，目前学科之间的交流障碍也许能够被克服，并且无需把个人的洞察力强行纳入先入为主的模式中。因为系统哲学决定性的恒定因素，不是它已作的任何解释说明，而是它的一般方法的和概念的前提。关于范式以及范式的任何应用的具体说明，可以来而复往；由于带有相关信息，它们可以从许多心灵的相互作用中获得裨益。但系统哲学框架仍能保持下去：它认为，（1）动态系统是由它们组织状态和功能的不变性来定义的，参照动态系统的等级体系，对人类和他周围世界的理解是可能的。（2）这种系统等级体系概念是解释和整合对经验事实所作的分析的最佳框架。

这里所做的工作尽管还不完全，不完美，并且是试验性质的，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证据：系统哲学不仅仅是一个纲领，而且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探索。如果从事于系统哲学研究的不仅仅是具有有限知识和洞察力的单个研究者，而且还有许多知识背景和

兴趣都不相同的人，那么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遗漏就能够避免。所以，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作为系统哲学的陈述，而是作为它的导引，同时还是对具有高深和完备的知识的其他研究者的鼓励。希望他们贡献出自己的深刻见解，将系统哲学范式具体化，并扩展到哲学和科学关心的许多领域里去。

附录 系统哲学和教育破碎危机

一个智识方面令人忧虑的情况正困扰着当今世界。这是多种矛盾构成的令人忧虑的情况。这些矛盾的证据可以在正在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文明的生命力的各种教育的、社会的、生物学的和物理学的趋势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网络中发现。

乔治·凯普斯曾绝妙地证明了这样的观点：这些矛盾正在使作出种种努力来使我们的教育制度现代化的那些明智、好心好意、勤奋——但不起作用——的教育工作者们感到灰心丧气。在给《艺术与科学的结构》一书所写的编者导言里，他把这种情况描述成一场通讯的危机。

如今，那些在文化和科学领域里工作的人承认有一种通讯方面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经验的破碎和知识分散到许多独立的、越来越有自己独用语言的学科中所引起的。这种交危机已经危及我们对一个有内聚力的世界的了解。尽管我们有丰富的知识，但是我们正在受到文化上的贫乏的损害；科学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巨大的新前景，但是我们未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新技术或者聪明地分享这种新技术。

正是在这个矛盾重重的令人忧虑的情况——这种通讯的危机——的背景下，才能最恰当地解释和理解拉兹洛教授在本书中所概括的主要概念框架和重要性。粗略看一下少数这些令人沮丧的矛盾，就可以为识别和评价本书对未来教育制度的预期影响作好准备。

当积累起来的信息量在以几何组数增加时，我们对基本知识的理解似乎正在逐步隐入地平线。过多的未消化的信息所引起的混乱使我们感到疑惑：这种信息爆炸是否可能证明是一种灾难而不是一件好事。当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和互相依存，而且需要更大程度上的合作时，我们却看到更多的群体扬言要破坏这个系统。最后，在我们的全球社会越来越接近生存要求要我们变得更加虚心和灵活的时刻，我们却在僵化，变得更加刻板和不灵活——从而对未来更加感到担心。

幸亏世界各地被唤醒的公民们并不满足于守株待兔。十多年来，焦虑不安而有想象力的男男女女已被动员起来采取行动。这些群体看来都有这样的信念：与其无所事事地等待别人来为一种缓慢地恶化的形势做点什么，倒不如进行某种试验性的变革——即使可能失败。

遗憾的是，大多数这些群体在努力为自己和社会设计一条新的路线时，似乎在使用一只老式的指南针和一幅毫不相干的地图在一个复杂而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绝对价值观——即使是新的绝对价值观——的指南针不可能有很大的帮助。这种指南针往往引导群体去消除症状而不是去消除病因。

在一个动态的、相对变化着的世界上，固定不变的地图或蓝图也不可能把这些群体引向更好的境界。所需要的地图与哥白尼的宇宙图而不是与托勒密的宇宙图有共同之处。而且，在一个哥白尼的理智世界上，使用托勒密的宇宙图是把力量集中在相对表面的、固定不变的控制技巧上，而不是集中在使有意义的控制成为可能的动态信息流上。

像许多这些群体感到灰心丧气那样，我们社会的另一个大群体甚至可能更加灰心丧气。这个群体是由好心的人——尤其是有专业的人组成的，他们意识到需要做相当重大的变革，但是他们不与任何以行动为目的的群体为伍。他们只是说：“我能做什么呢？——是制度需要改变。我显然不能改变制度。”

还有另一个群体，或者说实际上是几个群体，一直在诚心诚意地、耐心地和孜孜不倦地通过发展和改进诸如循序渐进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模拟、小组协同教学、感受性训练和快速阅读教学等做法来使教育制度现代化。尽管这些群体也感到被他们的教育制度所“限制”，但是大多数这些群体继续把它们的努力局限于在现有制度范围内的局部变动。

尽管教育方面的这些革新是有价值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东流，因为这些革新不能提供所需要的那种前景。航天时代的大学生所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跨学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帮助他确定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需要什么信息。他必需被看成是一名理智的航海家，而不是一名理智的“依法定居者”。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简单的、高度专业化和事先规划好的世界上，“依法定居者”对一个固定领域的知识的“权利”是可以承认的。

换言之，在一个复杂的、互相依存和相对来看不为人知的世界上，新出现的迅速变化的趋势正在迅速改变着教育的需要。如今的大学生不仅必须学会航海，而且必须学会终生独立地在相对陌生的、动态的、互相依存的和复杂的理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世界上航行。

早先受到批评的方法不能提供全貌的动态前景，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法是在一个过时的、有组织的知识框架中使用的。当代的真正需要是把知识重新组织在各种简单的、综合的和灵活的构型中，这些构型适用于各种现象。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性的时代》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需要。

最可能的设想是，每一种旧的划分、学科和院系都会变得时而成为学习和理解的障碍。我们正在从笛卡儿的宇宙观——重点放在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上——转向一种外形观——强调整体和构型，这个事实对各个研究和知识领域之间的每一条分界线提出异议。

杰罗姆·布鲁纳的《走向一种教学理论》一书中的下述两种说法进一步证实这种观点：

如果有任何适应变化的办法，这种办法必须包括……发展一种元语言和处理变化的连续性的“元技巧”。

在这种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教育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培养出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是这种优先考虑是否能培养出管理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却在未定之数。因为没有一种特定的科学或技术提供一种元语言，用这种元语言来考虑一个社会、它的技术、它的科学和不断革新的变化。

在给两期特刊写的导言《在一个变化着的社会里设计学校的课程》中，R．W．伯恩斯和G．D．布鲁克斯也强调需要使我们的19世纪类型的知识现代化。

基本的课程改革首先声及内容的结构……主要的问题是课程内容，今天的课程内容与19世纪学校的课程内容没有多大区别。

一旦发生了必要的那种知识的重新定向，教育的学校课程就可以得到发展，从而使近几十年不起作用的教育革新能够获得新的生命。而这正是拉兹洛提出的系统哲学起作用的地方。系统哲学能够为使基本上过时的教育系统的参数——知识结构——适应当前的各种需要提供一个概念基础。

由于这种新兴的系统哲学，现在看来有可能发展学校课程，使学生能够同时学习几种技巧、方法和概念，比他单独学习任何一种更快、更少花钱、更有意义。

这种期望——如果能实现的话——的意义是巨大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教育方法可以用在全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技术先进国家的贫民窟里未受良好教育的人越过传统的教育程序，直接获得航天时代的教育机会。教育和研究方面的这些有关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一般的人成为正在塑造我们这个社会的新兴技术系统的主人——而不是牺牲品。

有了本书关于系统哲学领域的明确建议和一般看法——聪明的外行人和这个领域的内行人都很容易看懂——实在是件好事。本书是由一位相当杰出的哲学家所写，这一点也有助于使一般系统领域增加了可信性，而广大教育工作者还有时间熟悉这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指出，拉兹洛以学者和权威的身份指出消除哲学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之间的隔阂的方法，更增加了他这本先驱著作的价值。

系统哲学使之成为可能的综合教育模式最明显的成果之一是，工业部门、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以及一般的专业部门有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人员。看来已经接近这样的时代：从工作安全和专业继续得到发展来看，增加灵活性、多面性、想象力和对社会的关心，对取得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不太明显但更加重要的成果可能表现为重新强调个人的尊严和自由。由于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不断变化、更加复杂和互相依存，所以同舟共济就变得更加至关重要。过去的每一个月的各种事件似乎越来越表明，基本的选择正在缩小到两个一般的范畴。

第一种最明显的选择是，主要依靠一个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认为可以用现代协调人们的活动，更加明确地规定，为了生存，他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系统的责任就倾向于变成使人们的心理习惯于欢迎被免除为自己作出重要决定的责任。经过一段时间，个人往往会变得没有个性而成为一台巨大机器的可靠齿轮。

另一种选择——几十年来，商人们一直迫切需要这种选择——是，利用新的教育系统和支撑这个系统的技术来帮助一般的人正确评价更高的生命价值，尤其是个人的自由。然而，这种协调社会的方法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是，这会继续使社会的各个成员随意破坏这个系统。如果我们要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必须着手发起一场大运动来教育一般的人，不仅正确评价自由的性质和重要性，而且正确评价新的技术和创造性使自由成为可能的各种新的系统的性质和重要性。

这种个人的破坏力日益增加的趋势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骑马和坐马车的日子里，大多数社区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从事快马邮递，或在一条汽船上工作的人们，拒绝工作，不大可能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瘫痪。然而在今天，如果少数在电力公司工作的工程师离开工作岗位几天，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或寒冷的冬季，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处于危急之中。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专业数量增加时，任何专业对其他专业适当运转的依赖程度就增加。这就使人们坚持相信，对他们来说，要得到某种特别的好处，例如增加工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威胁要罢工，而且使整个社会对没有作出让步感到“遗憾”。

建筑物被炸毁和飞机被劫持日益频繁，只不过是这种趋势扩大到一些小群体的全面“消极力量”。改善了的交流网络，又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把这种趋势扩大到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的一致行动上。

由于这些趋势的结合日益导致一场危机中的危机，所以像拉兹洛这样的哲学家们不仅力求把各种类型的知识综合起来并加以简化，而且使普通人也能享受这些成果，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当我们走向“世界系统”（拉兹洛所描绘的“人世间的微观等级体系”的顶点）时，如果我们要继续使用文明社会的协调手段，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这个民族社会的福利，倾向于用“最贫穷的”，或者最少受教育的，或最受害的，或最没有权利的人的福利来衡量。一根链条的比喻可能使我们得到某种教益。我们知道，一根链条是否牢固性只能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增加一链条的强度的方法是验明那些比较薄弱的环节并设法加固这些环节。

既然成千上万人已经拒绝继续在贫民窟里“躲避社会”，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就可能必须学会倾听他们的意见。这样做可能需要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有某些基本的变革。关键在于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似乎要崩溃，除非我们以某种方式作出某些基本的变革。越早做到这一点，变革就可能不那么剧烈，并对所有因此而发生的变革的好处就越大。同样的观念也适用于国际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各个国家的福利是关心的焦点。

在地方、州、国家、国际和全球的社会系统层次上，首先需要尽力发展更有利于所需要的各种变革的态度。改变态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是，有目的地按系统哲学中的基本模式来工作，提供使心扉敞开和舒展的心理锻炼。这种锻炼对于态度的改变来说是最有效、最有吸引力和最起作用的手段。

《人对人类的行动计划》被设计为一系列出版物，讨论会，还有为加速使狭隘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转化成本书所讨论的统一的、有组织的世界系统而设计的各种方案。拉兹洛引用格伦·T．西博格鼓舞了这种计划的话。我将阐明这段引文，因为它出色地描述了这项计划的必要性。

这［人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这是新的迫切需要——我们都必需朝这个目标前进。尽管大多数有思想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关于这一点的说法各有不同，但他们今天所说的、所写的和所想的看来是一致的。而向这个方向前进，似乎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可行的选择余地。

为了把我们对系统哲学的要求变成一个教育全人类的全球性计划的萌芽，我们必须像这位评论家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提供简单的、花费不多的、富有想象力的和能起作用的概念的能力，把我们破碎的内政、国防和太空等复杂问题转变成一种全球性机遇的整合的构型”。

充斥在战略声明和程序性目标中的生态控制论这个术语，在这里可以被看成是拉兹洛所概括的一般系统控制论的一种特殊情况。简单地说，生态控制是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依靠这种过程，生态系统和其他自主的系统或组织适应它们的环境，并“解决它们的问题”。“生态控制论”包括常识，以及一般生态学、经济学和控制论的下述一般化成分的隐喻性融合：

1．一般生态学的广义范围和物种平衡功能。（这可以被称之为“鸟眼”看“世界这只苹果”）

2．推广到包括使用一般手段尽可能有效地达到规定目标的经济学的决策、确定重点和分配框架。（这可以被看成是“蛀虫眼”看这只“苹果”。）

3．一般控制论和有关学科中强调的处理信息的操作。（这可以被看作比喻性的“液计”流过苹果树，使苹果、蛀虫和鸟都能生存！）

完成这种使命的一般方法主要围绕着肯尼思·博尔丁所说的“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使学生能够给自己的头脑编制程序，并在需要的时候和为今后一生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目的给自己的头脑重新编制程序。有三个概念引导我们努力去识别和运用这种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知识。一个是一般科学的节省思考力的功能。另一个是乔治·波利亚鼓吹了几十年的启发式方法。第三个是巴克明斯特·富勒几十年前生动地描述过的观念，即协同作用。现在让我们来依此说明这些术语的含义。

节省

本世纪初，厄恩斯特·马赫在他的《力学科学》一书中声称，“科学的目的就是节省思考力”。同样，拉兹洛在第八章（“系统：一种本体论的框架”）中也声称，“节省思考力是各系统理论的一种始终存在的动力，系统哲学也不例外。”

因此，这里所说的节省远不止是以低廉的价格购得商店里陈列得旧了的商品或低档货的那种“讨价还价”法。从常识来说，节省意味着使一定量的财力物力所取得的成果最优化。或者说，节省意味着以最小的财力物力取得一定的成果（达到一定的目的）。

因此，节省是使任何财力物力或手段（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美学的等等）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和美学的等等）好处的过程。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关于“风格意识”的描述十分简洁地表明了这种观念。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他说：

这是一种美学的意识，建立在赞赏简单而毫不浪费地直接达到一个预期目的的基础上。艺术中的风格、文学中的风格、科学中的风格、逻辑中的风格和实际行事中的风格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美学性质，即达到目的和节制……

在最好的意义上，风格是受过教育的头脑后来学到的东西；它也最有用。它遍及全人类。具有风格意识的管理人民痛恨浪费，具有风格意识的工程师节省他的原材料，具有风格意识的艺术家追求完美的作品。作风是头脑最后的美德。

启发式方法

启发式方法实质上是直观地探索各种有问题的情况的基本原则，目的在于制定简单的、常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启发式探索通常是严密精确分析的前奏而不是替代这种分析。

协同作用

这里所说的协同作用，是以有创造性的方式组合和利用任何东西的各个组成部分，以便产生全面的结果或超过各个部分总和的红利的过程。这种超过或盈余可以被称之为奖金。在经济领域，这相当于企业家的利润。建筑哲学家巴克明斯特·富勒强调了协同作用这个术语几十年。通过探索性地和有控制地把世界上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组织成分（公分母）与通用的元语言结合在一种系统理论的元模式中，我们便有了一个认别、发展和利用博尔丁所说的“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知识”的基础。这种方法看来是把厄恩斯特·马赫的节省思考力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在结束这篇评论时，我们要引用朱利安·赫胥黎爵士的一段话：“以教授的身份探索未来，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人类各种可能性的科学……把科学与一切其他知识结合在一个单一的、全面的和无止境的同人类命运有关的知识、观念和价值的系统中。”尽管我们显然还有许多路要走，但是我们感到，按照我们得到发展和利用这本先驱性著作的能力，成功必定即将到来——而且有希望在“危机中的危机”出现之前。

杰里·W．克拉克

译后记

1985年我在《国外社会科学》第三期上发表了《拉兹洛系统哲学述评》一文。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E．拉兹洛写的系统哲学的简述本《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我国理论界和一般读者开始对系统哲学产生了兴趣。我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他们在读了《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之后，同我一样，有一种不满足感，并希望能尽早读到拉兹洛的全面阐述系统哲学的书——《系统哲学引论》。

1986年我到荷兰自由大学哲学系作访问学者才始见此书的英文原版。从L．冯·贝塔朗菲作的序文中得知，在1968年出版的《一般系统论》的修订版前言中，他本人仅仅是勾画了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部分的系统哲学的大纲。真正把这个纲领扩展开，推演出这样一套系统哲学则是拉兹洛的这本书。贝塔朗菲对这一工作做了全面的肯定，甚至赞扬。1987年我到意大利拜访拉兹洛本人，通过交谈，得知他这本书是一项独立的创作，但后期他结识了贝塔朗菲，并且每周要就正在写的内容交谈一次。因此，这本书可以非常恰当地看作是《一般系统论》的姊妹篇，并且是在贝塔朗菲的直接关心和参与下完成的。拉兹洛亲自告诉我，贝塔朗菲为本书作序之后，不久即谢世，那天恰恰是拉兹洛的生日，他说自己“过了一个最悲痛的生日”。所以，那篇序文可以恰当地被看作是贝塔朗菲的学术遗嘱或他传递给拉兹洛的接力棒。

从多方面的意义上我都很想翻译这本重要的著作，但回国后各种任务都上来了，我发觉自己不会有充裕的时间来做这件工作。1988年春钱兆华来访。他大学念物理系，当时正在中南工业大学陈念文教授名下修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硕士学位，选题就是“拉兹洛系统哲学述评”。我便把《系统哲学引论》英文版的复印件一份交给他，建议他把直接讲系统哲学的后半本译出，据此好完成学位论文。不久，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制系统研究室的熊继宁来访。他已获硕士学位，是该院前几年兴起的“系统热”的中坚之一。我把另一份同样的复印件给了他，建议他译此书的前一半。后来，他又约同学刘俊生分担一半任务。年底，上海师范大学陈忠同上海交通大学科技英语教研室主任金纬、国家气象局燕启民一起来看我。交谈中知道金纬曾先后在英国和美国进修过英语，且对系统哲学很有兴趣，我便请他担任本书译稿的校订任务；又请燕启民利用节假返回上海老家之便，在京沪之间传递稿件。我们这个工作班子就这样运转起来了。

到1990年底，钱兆华专程到京送来了金纬校订后他重新誊清的全部译稿。我从1991年元旦日开始校阅，并随手作些必要的改动。后发觉这本书后一半哲学成分浓重的章节很不好译，担任前几道工序的青年虽然都竭尽所能，但从译稿上看仍然还有大费斟酌和待改进的地方。于是，我自己对全文作了审校，着重校改或重译了后半部哲学内容浓重的那些难译的段落和句子。此后，这部译稿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编室等待出版两年，后因故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送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初审之后，遵照他们的意见，请刘利圭先生对照原文校改，大大提高了译文的质量。待排出后，在看清样的过程中，我除了校改一般性错误之外，又做了一遍复校；至此，才算放心，可以讲“差强人意”和“我对译文的质量负责”这两句话了。经过这么多遍手，待本书面世，从时间上讲，恐怕已经够“十年磨一剑”之数了。为负责起见，现将各位译者初译的章节罗列如下：熊继宁——序言，第一、二、三、四章；刘俊生——第五、六、七章；钱兆华——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闵家胤——中文版前言和前言；附录——冯韵文；索引——刘利圭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想扼要地指出，系统哲学是同占据英美大学哲学讲坛的分析哲学唱对台戏的新型的综合哲学。在广泛地综合科学，特别是新出现的系统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全新的系统范式，并对许多永恒的哲学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这些回答应当是有理有据的，是能够应用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在这些意义上讲，系统哲学是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类型的哲学；因此特别值得我们阅读、研究和吸收。另一方面，尽管本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哲学体系，但正如作者所言，这只是一个尝试性的导引。读者在通读全书之后，若掩卷而思，亦不难发现，本书确实为系统哲学铺下一块厚重而坚实的基石，但它并没有把系统哲学发展得尽善尽美。故有志于此的后来人，从不同的哲学传统出发，不断综合系统科学的最新成果，还大有文章可做。

最后，在本书终于出版之际，我们应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他们在十几年前就主动约我“想法儿翻译和出版”这本书，最近几年始终支持我的工作，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闵家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