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戏剧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简介

前言
第01章 我们自身的缺点
第02章 地区
第03章 价值前提与价值判定
第04章 初始条件的差别
第05章 人口和资源开发
第06章 国民产出与经济结构
第07章 生活水平与不平等
第08章 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
第09章 制订计划的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第10章 平等与民主
第11章 南亚的社会主义
第12章 民主计划
第13章 对私有部门的管理控制
第14章 腐败—原因和影响
第15章 “失业”与“就业不足”
第16章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使用
第17章 农业政策
第18章 传统农业以外的劳动力使用
第19章 工业化问题
第20章 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状况
第21章 人口问题
第22章 人力投资
第23章 保健
第24章 教育：遗产
第25章 识字与成人教育
第26章 学校体制
第27章 前提
译者后记
附录 贡纳尔·缪尔达尔

前言

1968年冈纳·缪尔达尔的不朽著作《亚洲的戏剧》出版以前，20世纪基金会就决定推出该书的简写本。在基金会自身的历史上曾有过采取此种步骤的先例,基金会经常发现，有意义的创造性研究需要广大的空间以学者和专家需要的形式展示各种发现。然而，要达到这个终极效果，一部著作也必须以较短的、更可读的形式提供给一般公众。这样，继琼·戈特曼的重要著作《大都市》（一部长达810页的书）之后就有一个只有128页的通俗版本问世，题为《大都市的挑战》。其他一些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也以节录本出版了。

就《亚洲的戏剧》而言，另一个因素起着有力的作用。一部三卷本著作的成本一定将成为它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不发达国家发挥最有效作用的一个严重障碍，该书的宗旨就是要帮助这些国家。由于这些原因，20世纪基金会的受托人决定资助出版包括缪尔达尔教授透彻分析和建议核心的单行本。

显然，缩写一个几乎长达2300页、耗时长达10年的研究报告是个挑战性的非常艰巨的任务。塞思·S·金，一位诚实而经验丰富的著作家，被证明是承担这一任务的理想选择。他不仅具有关于南亚的实际知识，而且对冈纳·缪尔达尔透彻地了解这一地区怀有巨大的钦佩之情。他试图抓住《亚洲的戏剧》的精髓，而不插进新鲜的个人的材料。由于他清楚地认识到缪尔达尔在评价许多与发展有关的因素——人口、政治、心理、社会传统——中所作的独特贡献，所以，他试图简略地复制出研究报告。他也意识到，尽管变化加速，缪尔达尔教授提出的根本思想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有效且符合时势。而且，他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身受缪尔达尔教授耳提面命之惠。

但是，没有严格的选择是不能达到简写目的的，这意味着要删略许多重要的细节并改变一些侧重点。金先生主要负责挑选应当删节的材料和怎样对保留部分作出最妥善的处理。他的《亚洲的戏剧》是单独完成而不是合作的产物，它自成一体．但它忠实于冈纳·缪尔达尔的信念：除非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否则，不能理解经济发展。

尽管简写不能再现原著的全部内容，但我们感到，金先生已成功地保留了《亚洲的戏剧》中的许多独到的见解。它抓住了原著的大胆的非正统性及其对阻碍发展的条件的现实估价。对任何对经济发展前途感兴趣的人它都是开卷有益的。但是，我希望，金先生节录本的读者在叹服之余将进而查阅缪尔达尔教授的整个研究报告。

就《亚洲的戏剧》中对南亚及世界的事件和发展的记录和评论而言，该研究截止于1966年1月1日。本书并不试图修改这一内容。即使基本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系仍然未变，但已有一些新的重要发展——例如，农业中的“绿色革命”。冈纳·缪尔达尔最近的著作《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万神出版公司，纽约，1970），已经考虑到了这些新近的发展。

基金会感谢缪尔达尔教授拨冗审评金先生的著作。十分令人钦佩的是金先生的鉴别力、忠诚和辛劳。我相信，其结果将有助于更广泛地认识各国贫困的原因。

20世纪基金会董事

第01章 我们自身的缺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世界的空间距离一直在缩短。在不到24小时内实际上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时，就几乎不剩下什么遥远的地方了。随着世界相对的缩小，产生了人们的一种新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界人民命运的新的关注。这种关注特别转向世界富国和贫国之间的鸿沟上；鸿沟随着每一代人的延续而不断扩大。新的探索和研究浪潮已席卷了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

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资源现在正用于这些研究。浪潮正在高涨，我们经济学家正骑在浪尖上。战前，对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最深入细致研究是来自西方富国学术中心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常在静态意义上向我们描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处世哲学。对各种变化的分析通常从“动乱”的角度进行的。现在，经济学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研究不发达、发展，以及拟定发展计划的动态问题。

我们在研究方向上的这一巨变并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的发展，而是巨大政治变化的结果。殖民列强结构已经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不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渴望发展。最后，在冷战中达到高峰的国际紧张关系已使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心的问题。

就西方国家以及它们的学者与学术机构而言，显然这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兴趣的最重要原因。在不发达国家，本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而且偶尔引起冷嘲热讽的评论：西方和苏联之所以都乐意援助他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国家形势和问题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世界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使不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具有国际意义。

应该记住，南亚国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殖民列强体系瓦解之前并无很大不同。唯一的重要变化是近来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而在其人口迅猛增长之前，甚至在我们充分认识这人口问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兴趣。总的来说，南亚的民众现在像战前岁月里一样穷，他们的生活像战前一样悲惨。

但是，他们的贫困和苦难并没有诱使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境况产生任何大的兴趣，更不用说把注意力集中于怎样通过经济计划和协调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促进发展等各种问题了。遵循这种路线的实际行动就脱离了政治可行性的范畴。这种行动的迫切感也就更小了。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对此毫无兴趣。显然是现有世界政治形势的反映。更明确地说，这种麻木不仁反映了殖民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受支配民族和对我们的影响。这些政权并不强调这些问题的政治重要性以引起人们对经济不发达的大规模研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在自我认识中尝试着弄清科学努力、特别是经济学努力的方向是怎样决定于我们生活的社会，更直接地决定于政治气候，这是使人耳目一新，而有益的锻炼。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约翰·穆勒、杰文斯和瓦尔拉、魏克赛尔以及凯恩斯的名字相联系的经济思想的重要重建都是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的反应。

要得到更精致的社会科学研究图像，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是我们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不发达国家问题上来的原因。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问：它是否并不影响研究领域的选择和进行研究的方式呢？尽管这种研究领域的转移表明我们合理调整我们的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我们一定在想它对我们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方法的影响可能是引入了非理性的偏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形势是以殖民列强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为特征的。殖民地已被独立的国家所代替，其中有势力的集团正或多或少成功地要求实行国家计划促进经济发展，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贫困和停滞。伴随着这两个重要变化而来的是另一系列的变化：苏联的得势；共产主义政府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的激增，尤其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对世界冲突中的双方来说，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倾向性——或至少是保持中立——在争取安全与权力的斗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担忧不限于不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他们在国家巩固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在下列意义上也成为冷战的一个方面：他们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方向对斗争着的势力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由于濒于危险的巨大利益的推动，西方的各国家当局、主持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舆论自然都迫切要求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种要求研究的呼声完全有道理，因为这些问题对西方国家自身具有与日俱增的政治重要性。但是，他们也希望各种研究能得出合适的结论，以一种被认为对官方和一般国民利益有利，至少不是有害的形式出现。上述这种对国民利益的关心在不发达国家本身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机构和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于社会研究涉及到的大多数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敏感。

上述内容的含义是，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研究现在经常是为了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从启蒙运动继承下来的一般和永恒的社会准则而进行的。各种研究现在都以是否有助于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来判断是非曲直。

对穷国的大量经济研究中出现偏差的主要根源是力图从西方拯救他们脱离共产主义中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角度对待其内部问题。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在科学家的方法论中本身并不构成错误。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显然必须用一套明确的价值前提（valuepremises）来说明。但是，这种方法通常与背离科学标准紧密相联，这就容许渗进一些不受控制的偏差——这当然引起不发达国家的怀疑和恼怒。西方在拯救不发达国家脱离共产主义中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也带来了限制作用。例如，关于分析和观察不发达国家政权的缺点，除非作些解释，否则．这些政府将会不友好地对待西方。这种歪曲的推理——它致力于对事实进行机会主义的安排——的一个表现是，甚至在学术著作中也使用“自由世界”或“自由亚洲国家”这类标签。以表示不是这个词通常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纯粹是相反的事实：某国的对外政策并不与共产主义集团结盟。

冷战当然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的形势有重要影响。他们的结盟，或者中立，甚至能够影响他们发展努力的形式。一个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共产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可能采用苏联的发展经济的计划方法。同样，一个国家对西方集团信贷和援助的依赖性，可能会深刻影响其态度和国内政策。但是，承认这些因果关系并不是说，西方赢得不发达国家做盟友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的利益就是研究他们发展问题的合适的价值前提，在它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时更非如此。

对西方社会研究的政治影响通常并不鼓励不友善地对待不发达国家——只要他们不是绝望地倒向敌人。相反，各国家团体或多或少公开地向社会科学家要求的是，在实际外交中，为一定方面的国内外政策提供依据和试图给这种托词提供更有坚实学术基础的论证文章。

在处理南亚不发达国家问题时，从外交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这种趋势在民族独立的新时代已成为与殖民时代“白人的责任”相类似的东西．具有批判意识的人都会注意到这种趋势。我自己就能证明，英国的、美国的及其他西方学者在讨论不发达国家情况时，在“我们自己中间”讲话时，承认必须“尽最大努力”。政治家和学者一样，在公共场合露面时经常为说了稍带诽谤性的话而道歉。一位给南亚听众讲演的苏联学者同样机敏，说苏联的政策是友好地对待这个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的。

我在这里并不是反对这种外交式的做法，只是不赞成将这种做法用于科学研究。一个科学家发现真理时就只应该忠于真理．但对很多人来说，在像美国这样富裕国家里大胆讲话比在不发达国家里显然更容易做到。应该懂得。当直言不讳就是平等对待这些国家的国民时，这种外交式的做法就无异于献殷勤了。如果南亚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会对这种外交式做法感到生气。

我们的思想在这方面怎样地变得偏颇的一种表现是陷入名词术语之中。这些术语被认为比通常用法更富有外交性。诸如人们宁愿使用一些委婉语而不使用“不发达国家”一词。现在广泛使用的短语“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外交辞令式的委婉语。除了极少例外，我们所谈到的国家——即使在发展的话——也并不是发展很快，而西方富国正在飞速持续发展。因此这个术语不是以突出代表其利益提出发展要求的非常贫穷的国家的特征。而且，使用一个预先假定这些非常贫困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术语，就是把未经证明的假定当作重要论据。确定是否正在发展，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有进一步发展的实际可能，这些问题却必须是研究的目标。至少不应该运用对某国现状的意味深长的定义去假定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已经事先存在。

偏差的另一个基本根源是比较无意识的．是由我们在先前未涉足的领域里迅速进行大规模研究而引起的。因为研究必然从理论或一系列分析的先入之见开始，所以，使用西方已经创造出来的工具而不仔细考虑其对南亚的适用性，这种方法就颇具吸引力。但是，正如我们将在本书许多地方详细讨论的那样，必须把这看成是一种有偏差的方法。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得出一般命题，然后假定它们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都无往而不适。我们有一个从古典经济继承下来，而且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宝库，它通常被认为比它所能说明的更具有普遍性。只要它的使用范围限于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当用于研究它并不合适的南亚不发达国家时，后果就严重了。当我们在一个具有根深蒂固、色彩斑斓而又适应性强的先入之见的传统——一般认为这种传统还勉强适合我们的情况——之中工作的经济学家，突然转向情势迥异的国家时，犯根本错误的危险就非常之大了。

这个危险由于缺乏不发达国家社会现实的经验数据而加剧。这个问题还夹杂着战后年代已成为常规方法的另一后果。在收集新材料时——例如，当对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利用率不足这种状况，按照西方的失业、隐蔽失业和就业不足等概念分析时——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就不适合于现有情形。最终堆积如山的数据或者毫无意义，或者不得要领。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在西方世界，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以及从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术语——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和储蓄、投资和产出——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正确的推论；但在不发达国家显然不能采取同样的做法。那里，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现实的分析必须考虑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

西方研究南亚发展的方法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吸引力。它来自大多数不仅是南亚国家特有的、而且要对他们的不发达和他们在发展中遇到的特殊困难负责的条件。这些条件和困难都属于南亚人和国外的好心人希望忘记的那类。它们就是在欧洲殖民统治者的老框框中和在他们更精巧的推理中占显著地位的社会结构特征。对这些发展障碍的过分强调有助于他们的需要合理化。它说明，殖民地人民的落后和不能设法改善物质条件不是他们的责任。自由运动思想和后殖民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反抗这种思维方式的烙印。所以，偏差的钟摆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想在相反意义上合理化，这就符合他们进行西方经济学家暗含的抽象的需要。

乐观主义，因而使乐观主义看来更加现实的思路也是南亚知识分子的自然要求。该地区所有计划的错误往往就出现在乐观主义方面，这一点相当明显。在西方国家。外交克制的偏好同样带有经济学家之间具有的趋于没有保证的乐观主义的倾向。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乐观主义甚至作为进取心和勇气的基础而受到奖赏；它几乎成了传统的文化类型的一部分——乔治·F·凯南（GeorgeF. Kennan）曾把它称为“美国热情和自我催眠的伟大才能”。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人们感到，共产主义范围之外的不发达国家得到发展符合西方的利益，并且使人们相信这一点。

但是，除了冷战和出现偏见的机会主义倾向外，一旦我们开始对他们的状况感兴趣，传统上我们西方总是倾向于友好地对待苦难中的民族。除了完全自私的利益以外，我们最迫切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发展工作获得成功。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发展成像我们一样的民族社会，这是民族优越感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将在最平静的世界形势中体现出来。

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可理解的和真正的感情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科学研究的特质是，真理和坦率地说出真理是有益的，错觉，包括由慈悲和良好愿望引起的，总是毁灭性的。错觉阻碍了追求知识，它也一定会阻碍那些使发展计划充分发挥作用和成功的努力。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打算直言不讳。在我们这个研究中，我们在研究时要走出这个戏剧。我们认识到，要学者们不动感情是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客观地阐述事实：言过其实和语焉不详二者同样偏颇。

在我们结束对南亚发展问题研究中往往会产生偏差的力量特征的简述之前，还有一点应该提到。因为这些偏差造成了对发展前景的过分乐观的看法，它们有时发挥鼓励作用，但它们主要容易产生不适当的自满情绪。无论如何，更现实的考察使这一点很清楚，即发展需要更大的努力：南亚更迅速和更有效的改革以及西方更大的关心。

我们对战后研究南亚不发达国家状况与问题的方法的批评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以理论上先入为主所从事研究的关于事情应如何或确实需要如何去做的正确性加以否定。问题必然先于答案，不是针对问题的答案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严格的逻辑上，科学工作中的非理论方法是不可能的；每种理论都包含着先验思想的种子。当这种理论被清楚地阐述时，我们便能窥见到它的内在一致性。理论不仅必须经受逻辑一致性的内在批评，而且必须不断地用现实来检验，并相应地予以修正。

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当我们的观察资料增加到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正是我们分析上的先入之见帮助我们获得的结果时，我们原来的理论就要修改，以弄清资料的意义，并解释它们。这就是一切科学的关键：它总是从一个先验的推理开始，但必须不断地努力发现知识的经验基础，因而变得更适合于所研究的现实，这也是我们从来不能达到完善境界而只使理论大致符合事实的原因。但是符合事实的程度各有不同。在南亚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关键性资料在范围和可靠性方面都有缺陷。

因此，理论不过是关于所研究的社会现实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知识，以及一切愚昧，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它们越少受到针对经验事实的坚实研究的检验和完善，其机会主义性质就越强。从长远看，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研究感到悲观。在所有诚实的研究中，自我改正与完善的力量是固有的，这种力量最终将得到证明。

当我们对研究南亚发展问题的传统方法远未感到满意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概括另一种能够为指导这一研究提供分析框架的理论。

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澄清我们所指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意义的行为就暗含着一个也包括所有“非经济性的”决定因素在内的分析。惟一值得区分的——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是贴切和较不贴切的因素之分，其分界线将随着所研究的环境特征而变化。

我们把下列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起点：南亚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先进西方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本不同。概括地说，发达国家今天的状况是这样：社会基质容许经济发展，或者，在它不容许经济发展时，它也会变得容易重新调整，而不会在发展道路上设置太多的障碍。这就是从那种社会基质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意义上的分析也能得出有效和有用结果的原因。但是，这种判断不能正确地用于南亚的情况。南亚的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南亚的发展问题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诱导变化，因为它阻碍了经济发展，因为它并不自发地变化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对限于“经济”领域的政策作出反应。

理解南亚国家发展问题的必要的第一步是，试图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怎样运作，什么机制控制着他们的行为。不把分析牢固地扎根于这些现实就会导致研究的失真和计划的错误。所以，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制度性的”，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大大加强研究工作。但要真正富有成果，这种新的方法必须更能说明在常规经济分析中经常排除了的那些东西。因为这种分析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引导它偏离那些“非经济”因素，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对那些社会来说更现实的、完全不同的理论与概念结构。

我们的目标也更加雄心勃勃：用其他新的、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现实的理论与概念代替常规的理论与概念。我们不仅需要建立能够解释这些经济的独特性质的机制，而且要建立一个适合发展动态问题与发展计划的分析结构。

经济学家们充分地说明了关于“非经济”因素重要性的一般保留意见，但是没有使其改变他们的方法。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区，经常使发展计划公式化的尝试包括了涉及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行动纲领。然而，计划总设计中的这种包含性与主要强调“经济”因素——根据西方的市场和价格、就业、储蓄、投资以及产出表达的——的倾向形成明显对照。

要造成和加速发展，所有社会条件和关系的诱导性变化必须假定是起作用的，甚至在发展过程的累积因果关系中起着战略作用。当这些信念已经决定了探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不能自称在制定完善的分析总框架方面已做得很多。这基本上仍然是对南亚主要经济问题的一项研究，虽然它一直注意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背景。

我们已经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研究引向分析，引向澄清问题。我们致力于详细的经验材料的研究，以防止我们在寻找有关主要相互关系及趋势的有关问题答案时误入歧途。但是，许多基本事实是难以捉摸和没有记录的，并且，在许多细节上，经验证据是矛盾的。我们经常得到的只是指示性或启发性的推论，以及有时根据我们看到的和与人交谈中得到的印象的推论。因而得出的结论和支持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性的，正像我们经常要提醒读者的那样。清楚地阐明尚未认识而应该认识的事物，以便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任务。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指明知识上的空白，并用一定篇幅阐明进一步研究的合理假设体系；这只能通过猜想性的推理来实现。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不仅有限定和保留不同看法的需要，而且有根本改变方法的需要。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就有更多的各学科之间进行研究的余地，我们就应该欢迎社会学家及其他人为了改进我们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许多人将向它们提出挑战；提出挑战的做法是健康的。理解进步过程复杂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中，一般性的法则被提出并接受挑战，然后得到修正。不同的解释和结论的根源能够用这种方式分别予以考察。本书读者应该记住这个一般化的作用。本文并不都是以问答的形式写成的，为了方便，主要采用的是陈述的形式。这不应该模糊其中包含的一般化的作用和功能。

当我们最终不得不作为逻辑问题提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时，这就是要害的所在。

原则上，看来很容易制定客观地研究南亚国家的原则。学者应该没有更深的动机。他应该局限于探索真理，应该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压力，及其周围社会和自身愿望的压力。他应该在研究中没有打算影响他正研究的国家内外读者的政治态度的意图。这些都是健康的原则，应该交代清楚；但这些原则不解决如何避免偏颇的方法论问题。

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们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此，我们已经证明要使价值前提清楚明白，研究可能就是“客观的”（在这个词被使用的惟一意义上）。但是，我们为了更广泛的目的，也需要详细地说明它们。科学推理中的明晰和确定，这里，我们碰到了哲学知识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和社会知识问题之间有这种关系。这是本章注意的焦点；阐明我们的一般观点，并定义我们特定的价值前提显然更为迫切，同时也变得更加易行，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使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绝不能天真地期望我们的观点只是无条件地反映了我们发现真理的要求。

选择《亚洲的戏剧》做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开始研究时所持有的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关于南亚事情的想法。在所有复杂和差异的背后，我们意识到像戏剧里一样的、一系列相当的明的冲突和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场戏剧中的活动正迅速走向高潮。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紧张正在加剧。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场戏剧的参与者。这就好像是，为南亚安排的舞台扩大了，扩大到整个世界，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观众。但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南亚人民自己，而且首先是受过教育的阶层。通过研究、提供金融援助和其他手段而参与的局外人只是对最终结局具有相当微小意义的穿插表演。

这个最重要的戏剧在人们思想中起作用的一系列内在冲突中具有它的统一性：在他们过高的期望和严酷现实的惨痛经验之间，在变革、改善的愿望和关于承受后果与付出代价的思想上的保留和抑制之间，这种冲突在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所研究的这些国家里它们具有特别的、增长着的强度，并表现为独特的形式。

在南亚，人们不能回避这种感情：人们正观察到的恰恰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这种戏剧的展开。它涉及千上万的人，但是，通过它的复杂性和差异，就像通过一个古典戏剧一样，描述了一个本质上简单的主题。

在戏剧的古典概念中——就像在科学研究的理论阶段一样——演员的意志是受决定论的束缚的。最后一幕的结局已为戏剧第一场的开幕所事先决定的，第一场说明后来发展的全部条件和原因。当主人公探索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最终命运。

但是，在生活中，当戏剧还正在展开时，演员们的愿望被假定为在限制条件内自由地选择不同的表演进程。这样，历史就不是事先就决定了的。相反，它处在人类影响的力量范围之内。因此，这样表现的戏剧不见得就是悲剧。

第02章 地区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里，我们在称之为“南亚”地区的总轮廓内进行分析。实际上，地区分析方法并没有内在根据。并没有任何地理邻近的神秘特性使得邻近国家在任何实际意义上、文化上、政治上或经济上成为一个“单位”。在南亚国家的具体例子中，许多情况结合起来，使他们今日的相互关系薄弱。我们正研究的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甚至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相当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近年来，他们的相互经济关系的规模已趋于缩小。

这项研究把整个地区都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部分地由于它试图进行南亚国家之间的分析比较而变得合理。这些国家的基本情况显示了充分的类似性，使这种比较恰如其分；又显示了充分的差异，使这种比较有助于分析主要的因果关系。

我们已经试图罗列与每项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所有南亚国家的主要事实。但是，缺乏可靠的材料在许多情况下降低了我们对各国进行全面比较的能力，因此，讨论经常必须集中于一个或一些国家，甚至集中于一个国家内的几个区域，这些国家或区域展示了特定利益的特征，或者他们的有采用价值的材料更令人满意。由于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分析而不仅仅是描述，我们没有责任提供详尽的事实细节，或者把讨论均匀地分布到南亚的几个国家中间。印度由于众多的人口和在南亚及世界上的政治重要性在本研究中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突出。而且，从殖民时代以来，它一直比其他国家拥有更丰富的文献记载和讨论报告。若认为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印度并运用大量系统的尝试将它同其他南亚国家进行详细的比较，则此说不算离谱。

印度的邻邦，巴基斯坦、锡兰，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缅甸，也受到了相当密切的注意。由于缺乏材料，阿富汗和尼泊尔——和锡金与不丹——未作考虑。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国，我们已努力把它的问题放在我们研究的中心之内，虽然我们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详尽地予以论述。至于泰国、马来亚（不是指新形成的马来西亚联邦）以及菲律宾，现有材料更丰富一些。新加坡的问题很独特，所以它在大部分研究的主要注意焦点之外。我们勉强地放弃了打算包括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帝国——北越和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崩溃以后出现的国家的初始意图，因为他们中的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且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感兴趣的材料可以得到时，我们偶尔也简略地提到最后这三个国家。

这样，在本研究中，“南亚”或“该地区”包括巴基斯坦、印度、锡兰、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有时也包括南越、柬埔寨和老挝。“东南亚”分区（subregion）不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在这项研究中，“西方国家”或“西方世界”一词指西北欧和中西欧（而不是东欧或南欧）、美国以及那些由欧洲祖先移居的英国自治领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度发达国家。后者有时也称为“白人领地”，南非异常不同，因此并不包括在这一类中。

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一般限于西欧。这一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不久前，南亚大多数国家是西欧国家的领地，西欧国家对他们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

我们论及的这些国家在空间上也彼此相邻，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虽然在这些国家之间，甚至在一国内部气候具有重大差异。在每个国家，人口都是“有色人种”，或者是“非白人”，因为“有色人种”这个词在南亚已经过时．尽管这个事实现在通常被淡化了，但在这些国家内部及海外，它对大多数关于他们自己及关于他们与世界其余国家关系的考虑具有重要含意。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抗议经常包括“种族主义”一词是值得注意的。

但是，或许束缚这些国家的最强大绳索是他们共有的历史经历，以及这种历史经历随后对他们关于政治问题和过程的看法的影响。除了一个国家，即泰国以外，都是前殖民地。尽管时间长短不同，殖民统治时期如此持久，又如此强烈，以致几乎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甚至泰国也生活在殖民主义附近，它的命运也受到了殖民主义干涉的摆布。

最近，这些国家的解放对其整个国民生活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这种解放是世界发展的结果，南亚人民在其中只起了次要作用。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独立确实最终是由受教育——在南亚，“教育”一词有特殊意义——阶层内的有发言权的少数贵族集团成员实现的，他们只包括了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这些贵族集团现在具有巩固新的民族国家的责任。不过，在他们中间，在推动巩固的背后，曾经有，现在仍有不同程度的内聚力和内部团结。

随着殖民统治的终结，人们不但能够而且有责任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意识已使社会内的所有关系受到挑战。这种易变状态经常被描绘成“期望不断增长的革命”。态度的变化主要影响了受过教育的阶层而几乎没有触动较下层的阶层，这一点并没有降低它在那个阶层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重要性。这种渴望必然随时间而增强，并扩散到更大部分的人口之中。在政治意义上，现在的最大抱负已用西方富国的现代民主福利国家的概念加以系统地说明。实际上，它们起源于激起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启蒙时代。对历史的一个嘲弄是，这些观念和理想主要是由殖民主义带到南亚国家来的，因而，殖民主义不愿意而又不知不觉地摧毁了自己的基础。

最初，所有这些国家都宣称他们打算按照议会民主方法建立以自由选举和成年男女自由投票以及广泛的公民自由为基础的宪法和民法体制。但是，在南亚国家，极现代政治民主化的试验都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其中许多受到各种各样的独裁主义统治；这个运动可能仍在发展。

南亚国家的基本经济情况也有相同之处。所有国家都很贫穷，一般说，最大的就是最穷的。社会和经济极端不平等，并且这在最穷的国家通常最为显著。所有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经受了长期的停滞。在大多数南亚国家，人民大众今天的生活水平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是更低也高不了多少。

南亚所有的新生国家现在都决心通过有计划的和协调的政府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朝这一方向作了较大努力。经济迅速扩张的障碍是巨大的，这些障碍的重要性绝不可低估。它们基本上是由已确立的制度和态度的无效率、顽固性和不平等造成的，是由这种态度和制度结构中包含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造成的。上述几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根本差异是性质相同的，也正是这种根本差异，使南亚的经济环境不同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环境。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南亚的发展与东西欧国家的发展之间这种鲜明对比提供深入细致的原因分析。南亚所有的新政府都有这种想法：通过国家计划协调的政府政策来克服他们民族的大众贫困。在这些国家政治上有发言权的人中间，存在一种依靠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是我们整个研究中采取的观点和方法的主要决定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从考虑在南亚经济发展中要求起这种中心作用的政府的性质开始我们的分析。这些政府怎样产生？它们怎样受到殖民统治遗留物的影响？哪一种社会力量决定了它们的性质和行为？

按照严格的年代顺序，菲律宾在1946年就第一个实现了完全的政治独立。但是这一事件不是突然或出人意料之外发生的，它是由美国十多年前就安排好了的。

殖民统治壁垒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是1947年英国和平结束在印度的统治，以及随后产生的国家：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共和国。接下来1948年是缅甸和锡兰的政治独立。由于荷兰和法国试图用武力重新加强对领地的统治，因此，印度尼西亚直到1949年才实现了完全的独立。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组成部分到1954年才独立。由于民族政治意识发展相对缓慢和英国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干预，马来亚联邦在1957年才成为独立国家。在1959年以前，新加坡仍处在英国的完全统治之下，1959年它被准许自治，四年以后，它同马来亚和婆罗洲、沙捞越及沙巴的两个剩下的英国殖民地合并，形成马来西亚。新加坡在1965年被逐出马来西亚后也成为实体。泰国设法维持它的形式上的独立，成为英法帝国主义之间分界线的缓冲国家，但是，它被迫对这两个强国作出了一些领土让步，而且它的经济也受到外国势力的控制。

就像海上霸权使欧洲能够征服亚洲一样，日本优势的海军力量最终摧毁了欧洲帝国主义在南亚的军事基础。自从日本1905年战胜俄国以后，不祥之兆频频显露。在日俄战争之后，亚洲各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呈现更加军事化的形式这不是巧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正确地称之为催化力量，它触发了南亚殖民帝国的解体。但是，除非剧烈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否则，这种重大的政治转变不会发生。

首先，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已经造就了一个受教育的阶层，以提供殖民地的行政和专业服务。这个阶层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根据宗主国的利益和理想来统治和推进殖民地而建立的法律、政治和教育结构的产物。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精英集团的许多成员获准担任比较高级的行政官员，殖民地政府通过建立由任命和（或者）选举的成员组成的顾问会议，开始分配他们的权力。随着这个精英集团的成长，他们开始为本国人要求更多的职位和更多的高级职责。就此而论，关于这种发展——它在几个国家以不同速度进行——所能做的最重要观察是，它引入了一个与殖民统治相对立的趋势。这个精英集团的教育经历使他们受到西方的公正、自由和机会均等思想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内部本身，这些理想与国内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诸方面依然存在的尖锐不平等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些理想与殖民主义之间也同样没有调和的余地。

通过回顾，不可避免地得出下列结论：南亚殖民统治的瓦解是必然的。但是，在殖民地，实现独立是遭受创伤的过程，一般把它描述成一场政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所有的新国家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政治独立并没有自动地带来国家巩固的条件。相反，每个新的国家面临着对继承领土行使职权的直接任务。

南亚国家今天的具体概况几乎完全是殖民主义精心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又来自西欧国家之间的竞争。南亚的主要结构的建立不是以任何历史的或种族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如果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没有恢复荷兰对东印度的所有权，马六甲海峡两岸就会受一个殖民强国的统治，现在在东南亚可能就有一个幅员广大的马来亚国家，它不仅包括有一亿人口的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而且包括最近联合起来的有一千万人的马来西亚联邦。如果英国决定促进它在南亚的几个领地之间的更密切联系，锡兰和缅甸就可能和印度是一个模式。

但是，当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时，这些安排并没有出现，因而它们的主要原则基本上是已有的现状的延续。而且，他们都有种种迫切的理由维持这一现状。一旦主权转移实现了，每个新政府必须确立它对整个领土的权力，避免在殖民主义时期以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过治理的国家之内出现分裂，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民族自尊和国家声誉的大事。这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并不足以防止国内严重的分裂和叛乱活动。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领土的神圣性也不总是为每条国境线两边的国家所接受。但是，每一个新政府的第一个和几乎是本能的反应是紧紧抓住遗留给它的领土。前殖民强国统治的地方，新政府也必须统治。

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例外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情况。然而，这也不是一个清楚明白的例外，因为，除了克什米尔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以及甚至它依据的原则，都是在英国指导下制定和承认的。新加坡从马来亚分离出来看来是我们关于南亚政治实体延续的一般命题的另一个例外。但是，就英国统治而言，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有与马来亚政府结合在一起。越南的分裂也是一个例外，像东德与西德或南朝鲜与北朝鲜一样，这代表了冷战中的一种暂时状态，没有一个领导者认为它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状态。不过，由于最近沙捞越和沙巴并入马来西亚，又出现了一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只是通过合并才摆脱殖民统治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殖民统治导致了比殖民时代以前存在的更大的政治实体的产生。它也在这些新的实体中带来了内部巩固的措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人们一般承认，不仅是英属印度的统一，而且是政治一体化的措施使这两个独立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这是过去一百年的结果，并且更多的是英国统治的结果。类似的诱导变化在南亚其他殖民地也存在过。那里它们也促进了政治团结。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印度尼西亚群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概念是荷兰在这一地区的霸权以及其他尝试从政治上、行政管理上和某种程度从经济上把各个岛屿联系在一起的结果。自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驱逐以来，尽管印度尼西亚走过了危险的道路，其政治气候一直在演变，那里，民族团结的呼声已打动了人们的感情。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大陆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虽然，后者规模仍然较小，并且内部也不太统一。

第03章 价值前提与价值判定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研究中，总是有一个使价值前提十分清楚明白的需要，这些价值前提既帮助我们避免导致偏差的隐蔽的评价方法，又设计了我们最初的概念并形成了我们研究的结构。为了贴切、有效和客观，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所有的社会研究甚至停留在调查事实和因果关系的理论水平上的研究，在假定需要确定社会变化的特殊方向这一意义上，都是受政策指引的。

在本研究中，我们对南亚各国问题的观察，都是力图按照这些问题与这些国家本身有关而且意义重大的利益和理想、原则和目标等方面出现的特征进行的。就价值前提来说，外国的利益完全没有考虑。

详细说明相关的和意义重大的价值前提——它包含在人们自身持有的评价方法之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性的任务，在南亚比在西方国家更是如此。一个原因是不知道不同职业、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和不同地区的人民的真正感觉如何，也不知道他们感情上的强烈和坚韧的情况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旨在改变他们的现状的政策措施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我们关于此类问题的知识存在一些巨大空白；关于公众的评价已经确定的东西却往往只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是，我们对西方国家关于这些评价方法的认识，与任何南亚国家之间当然有非常大的差别。

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易变和不确定，以及从平等观点看是南亚公共政策决定过程的倾斜性质。除了受教育阶层外，整个该地区的“公民”参与程度低。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权的几个小集团身上，这本身似乎使确定相关而有意义的评价来得比较容易。但这个地区的每个政府，即使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都必须考虑人民的愿望，以及他们能容忍的限度。民众在政策决定中可能是被动的，但在这种被动中，经常又存在对执行这些政策的抵制。每个政权必须考虑人们将会起来反对正要强加给他们的政策的可能性。这样，人们不参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包含许多不确定性的巨大问题。

但是，揭示人们的实际评价方法还有第三个严重障碍：他们的巨大异质性。在随着战后殖民主义结束和独立国家开始而来的大觉醒过程中，抱负、兴趣和理想在社会的各个部分迅速扩散，而这些部分并没有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作好系统地吸收它们的准备。这一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颠倒重叠，其后果是，各社会阶层的人过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生活，因而对世界具有十分不同的看法。的确，大多数人甚至怀有十分矛盾的价值观念。

在西方国家，也存在这种差别。但通过长期的国家巩固过程或印度称之为“感情一体化”的过程，这些差别已经缩小。西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福利国家具有高度的利益与理想的“创造的和谐”。这样，就可能根据十分明确的民族信念研究西方国家的问题，这种民族信念即使没有决定人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也决定了他们长期的奋斗行为。即使在涉及背离这种信念的问题，诸如美国歧视黑人，以及特别是早期歧视犹太人和移民集团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南亚国家的情形当然完全不同，在南亚国家中，国家巩固的程度和“感情一体化”的程度都不能同现在或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西方国家相比。

南亚国家实际价值观念的异质性和我们对这些国家及其实际权力关系无知的程度，使坚持要求清楚地阐明价值前提这一点更有必要。最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一项研究中实际上决定了方法的那些价值前提，并容许这些价值前提实现其功能。无论这些价值前提是什么，无论它们怎样实现，阐明它们是方法论透彻性的首要要求。由上所述，我们应该明白本研究中所选择的价值前提是否相关和有意义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疑问。作者和读者一样应该对这种疑问保持清醒的认识。

这一地区各个国家存在的所有不同和矛盾的价值观念中，我们审慎地选择了指向“现代化”的新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为了简便，我们称为“现代化理想”，在随着独立而来的大觉醒中，给这一地区打下了烙印，虽然南亚受过教育和有发言权阶层的人们，通过殖民时代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最近苏联的影响，已慢慢地适应了它们。它们已成为“官方信念”，几乎成了一种国教，是“新民族主义”的一个有力组成部分。它们现在表现为发展计划和政府委员会报告的介绍中关于重要改革问题的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有这种发展计划。在选择这些观念作为价值前提的过程中，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采用了这些国家自己的用语。

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以及在单个国家的各个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差别。现代化理想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比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得到更清楚的表述。特别是对该信念的几个因素的强调有所不同。根据西方常规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轴线，巴基斯坦、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倾向比较保守的现代化理想，而印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官方信念往往是比较激进的。总有一天要沿着这一轴线运动的。总的来说，锡兰已经转向左边，缅甸一度倾向右边，最近也转到左边，同时，印度尼西亚又转回到右边。在公开宣言中，印度仍然在向左转，虽然实际政治中几乎没有向左转。

但是，根据现有情况来看，这整个地区的信念都是激进的，因为即使有节制地实现这些理想也会剧烈地改变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实际上，南亚国家的这种官方信念主要由在西方世界作为启蒙运动的遗产而长期受到珍爱的和最近很大程度上在福利国家的“创造的和谐”中得以实现的各种理想所组成。

在南亚，这些理想在多数情况下仍然很模糊，而且有时自相矛盾。这些逻辑缺陷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现实的一部分；它们不能靠整理论据的概念把戏来消除。它们表明，评价观点并不真正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关键概念经常界限模糊。而且，现代化理想主要是受过教育和政治上有发言权的那部分人口——特别是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下面的批评谈到了这些集团的看法。但是，这个较重要的人口阶层的愿望大大影响了引进和实施符合现代化理想的政策前景。民众至少能够抵制不得人心的政策并造成障碍。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代化理想不得不同与之相冲突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竞争，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是经过几个世纪并经常得到宗教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甚至政治上机警活跃的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成员也常常具有两种思想，作难堪的和令人沮丧的精神妥协。尽管这种冲突在任何地方都是这种性质的思想特征，但在南亚，它们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遥远距离扩大了。

如果我们的研究要表明价值前提的实现有几分肯定地代表了未来的趋势，这套价值前提的选择自然将得到更充分的证明。这种结果并没有出现。我们坚持的信念之一是，特别是从加速的人口增长来看，必须加速努力实现现代化，以免增加苦难和社会动乱。这些理想都有一个理论基础。我们也应该记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国家已无恢复旧观念之忧，因为现代化理想已经在南亚开始实现，至少是防止了这些国家又回到其传统的未受干扰状态。这就是给我们的一整套价值前提，或者无宁说，给从那一角度出发所从事的该地区各国之研究，提供了实际的重要性。

作者必须诚实地补充一句：在南亚，在这些理想周围的明显的启蒙运动气氛是适合他以及他的合著者的心意的，他们在道德忠诚上是保守的，但从个人来说深深地喜爱那些继承下来的激进思想。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有助于用这一套价值前提来指导工作，并坚持这一套价值前提。不过，这些前提的选择不是基于个人的理由，而是因为它们与南亚密切相关而具有重大意义。

在抽象形式上，对构成该地区官方信念的这些现代化理想已经作了异乎寻常的说明。我们强调，它们现在在南亚国家所起的作用说明，与西方国家在发展早期阶段相比，在“初始条件”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南亚国家中的许多现代化理想相互重叠。但有一个固定它们于其中的结构。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研究的这些基本的起指导作用的理想的轮廓分述如下：1．合理。在公开讨论中，经常假定政策建立在合理考虑的基础之上。这种表示与传统决裂的做法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经常受到强调。迷信观念与不合理的逻辑推理应该消除。这一评价标准经常清楚地表述为这样一句话：国家现在正进入“科学时代”。在这种评价标准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需要应用现代技术以提高生产力，但它也被给予更广泛得多的解释，包含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原则上，历史、传统、本地的态度及制度只是在下列合理基础上才被考虑：保留它们对于达到特定目标而这样做是切实可行的。在承认它们不合理的时候，人们都不公开地为这些看法辩护。

2．发展和发展计划。这种愿望直接来源于对合理性的追求，并代表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现代化理想的包罗一切的全面的表述。发展意味着改善社会制度中使不发达状态持久化的许多不良状况。计划就是寻找一个能够带来发展的合理协调的政策措施体系。

3．生产力的提高。人口或劳动力的较高人均产出是发展计划共有的目标。一般假定它主要通过改善技术和增加所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投资，以及改善我们所说的生产方式来达到。这些又取决于生活水平提高、改善态度和制度、国家巩固，以及实际上取决于下面所列举的所有其他价值前提的实现。

4.

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南亚，特别是较大和较穷国家的生活水平极低，对这一评价标准如此普遍地接受下来并不令人惊讶。确实，希望提高人均产出的主要原因是它能提高生活水平。不过，人们却相信，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必须推迟一些时间，以便容许有资本积累和更高生产力及将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一需要将至少在短期内造成较高消费和较高生产之间的局部矛盾。但是，我们经常提请注意的这些条件之间也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生活水平提高是更高劳动投入和效率的前提条件，以及一般地说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能力与态度变化的前提条件。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南亚各国比在西方国家要强烈得多，尽管这种关系在南亚发展问题的经济分析中主要由于应用战后常规方法被模糊了，对于这种方法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出了批评。

5．社会和经济的均等化。在所有南亚国家中，社会和经济的等级观念应该改变，以促进地位、机会、财富、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均等，这一理想在关于计划和一般政策目标的公开讨论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平等理想没有实现有时由于关系到要优先提高产出而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受到原谅；这种解释可能意味着第3点和第5点中两种理想之间的冲突。但是，相反的观点能够而且往往得到了证明：在南亚普遍的说法是，更大的平等是加速生产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的研究已经使我们相信这后一命题是正确的。

6．改善制度和态度。大体上说，人们认为，社会与经济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增加有效竞争，增加流动性和企业精神，允许更大的机会平等；使更高的生产力和福利成为可能，并能普遍地促进发展。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相当普遍的情形是把这些令人神往的变化作为经济和社会“革命”来讨论，并宣称这种革命是发展所必需的。

现代化理想中设想的制度意味着一个团结和一体化的民族社会，在这个社会内，具有比经济分析中这个词一般暗含的更广泛得多的意义上的团结和“自由竞争”。在这种民族社会里，社会和文化的分层将被消灭。将形成一个具有明显社会和经济均等及流动性的国家，那里，人们既能从一个经济水平转到另一个经济水平，也能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这种制度“现代化”的愿望在印度得到最清楚的说明，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竞争的障碍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最大而且最普遍。

西方富国中的现代福利国家当然更接近于实现这种理想，因为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还处在较低但正在提高的生活水平上。从国家巩固的观点看，所有南亚国家都是游移不定四分五裂的。理想体系被视为统一和一体化的国家政权，它又分为多个更小的社会，将这些更小的社会联成一体的动力是对国家政权的忠诚。不过社会和政治结构实际上受到各方面利害关系，以及忠于其他的不适合这种理想秩序并对它有害的各种社会群体的反对。

态度又被理解为受到已确立的制度的支持，并且同时支持了已确立的制度。关于态度，社会革命的总理想一般要涉及到创造“新人”或者“现代人”、“新国家的公民”、“科学时代的人”、“工业人”等等。其言下之意可说明如下，虽然下面列举的不应认为是完整的，各单个项目之间也不应视为互不联系的：（6）非常忠实（这在长期得到报偿，并且是所有社会和经济关系中提高效率的条件）；（7）行为决策的理性（摆脱对固定习惯的依赖，摆脱集团忠诚和偏爱，摆脱迷信观念和偏见，达到了西方自由思想中的合理计算的“经济人”）；（8）准确改变（准备进行新的路线试验，准备作空间方面、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转移）；（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2）合作（不是有限的，而是在社会有利的渠道中努力改变利己主义的思想，承认对社会和对福利国家的责任）；（13）愿意采取长期观点（和放弃短期的牟取暴利；投机服从投资，商业和金融服从于生产等等）。

改变态度的合意性虽然在一般水平上为人所接受，但在公开讨论中通常不太受重视。尤其没有采取要求制定直接指向改变态度的具体政策措施的形式。即使在系统阐述教育政策中，态度的变化也被掩盖了。

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态度和制度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难以改变的社会体系，特别是因为所有国家都不愿使用强迫手段。由于在经济分析和计划中应用我们称为战后常规的方法——这种方法唯一地考虑了“经济”因素——这就忽视了对制度和态度多加考虑或多做些什么的问题。

7．国家巩固。理论上，国家巩固意味着一个在目标和行动上有效、有内聚力和内部团结的政府、法庭和行政机关的国家体系，对该国国境内的所有地区和集团具有毋容置疑的权力。

在整个南亚，国家巩固的概念即使在较狭窄的意义上也仍有争议。每个国家总有一些人想脱离现存的国体；他们要求自治或至少比适合于国家巩固的合理程度更多的独立。除了这类运动以外，还有文化、宗教、种族和经济利益的分隔阻碍了国家的巩固。

8．民族独立。这一理想被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在所有理想中，它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述。民族独立像合理程度的国家巩固一样，在现代化理想中处于关键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叛乱者也没有例外地一般要求民族独立。南亚的叛乱集团并不是要转而忠于外国，而是要争取自立。

9．政治民主。所有南亚国家通过宣布变成民主民族国家的抱负而开始独立存在。他们宣称：他们已有了建立在自由选举和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表议会政体。他们也试图确立公民自由的法律保证。并试图对这种保证作非常广泛的解释。在印度尼西亚，这种最初的某些尝试加以修正，以便包括一些其他理想，诸如“有指导的民主”。但是，也保留了足够的民主理想与公民自由，以支持一个普遍的假定：民族政权不仅应符合这个民族的利益，而且应为绝大多数人所自愿承认，它应该允许思想和行动的一般自由。即使它致力于压制公开的反对。

然而，政治民主——权力建立在自由选举和自由集会与出版以及其他公民自由基础上——的理想在系统阐述现代化理想的过程中是否应该给予强调还是个问题。价值前提只代表了一个角度。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前提不必是“现实的”；上面所述的许多价值前提就不是这样。但是，经验表明，不像其他价值前提那样，这个理想对于一个包括所有其他现代化理想的体系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现代化理想能够由致力于实现它们的独裁政府来实现。另一方面，独裁政府取代较民主的政府并没有保证各种政策都将指向实现这些理想，或者，如果它们是这样指向的，它们会更有效。作者可以看到，由于他本身的个人价值观念，本研究结果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政治民主不是现代化理想中的必要部分这一结论更令他不安。

10．群众中的民主。将国家事务的职责委托给地方和地区社团，并为这些较小社团的人民所接受的程度如何，或多或少与国家政府的政治形式和权力基础是无关的。地方和地区自治与合作这种理想与变化了的制度及态度的理想有许多相同之处，南亚各政府现在必须为经济发展而奋斗，而成功的发展必须以民众高度接受发展目标为前提条件。一切有效的政府，无论立足于民主还是独裁，都必须通过强制执行某种社会纪律措施；但是即使独裁政府也不能取得重大成就，除非它能以某种方法动员人民接受，参与和合作。

这样，这种在南亚称为“分散化”或“民主计划”的理想，是旨在创造该国内民众合作与共同负责的条件——在一般层次上——比除了追求独立以外的其他任何现代化理想都更为广泛接受的评价标准，这不应该令人惊讶。

11．社会纪律与“民主计划”。这些国家在两方面都是“软国家”（softstate）；其一如果已制定出政策的话，决定的政策常常没有执行；其二在当局方面，即使制定了政策，也不愿让人民承担责任。“民主计划”意味着，各种政策应该由某种民主政治程序来决定（见上述的第9条）并且它们应该尽可能地在地方和地区团体的合作与共同负责下执行（见上述的第10条）。更明确地说，这意味着，各种政策不应该要求强制，这样，避免强制就成为现代化理想的一部分。

民主计划理想的这种解释并不在本研究的价值前提之内。相反，发展计划的成功要求能在比现在南亚国家所做的大得多的程度上让社会各阶层人民分担责任。我们不能要求这种更有纪律的国家的理想为大多数人、甚至南亚的知识分子精英所共有。我们的研究是怎样迫使我们选择一个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前提，以便价值前提体系与合理化和发展计划的主要追求相协调一致。这是另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价值前提原则上并不与民主理想相冲突，那末它在实际上却是经常与之相冲突的。当现代化理想并没有足够力量诱使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精英自愿地努力实现它们，并放弃矛盾的价值观念时，冲突就产生了。这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应该掩盖起来，因为在南亚现有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比该地区流行的民主解释所包含的更多的社会纪律，就不可能实现发展。

12．派生的价值前提。我们已注意到，现代化理想不可能是完全独立或先验的；他们部分地取决于研究的结果，它们作为价值前提有助于这种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现代化理想都包含在内，并且来源于合理化和计划的理想。当我们从事具体问题研究时，许多更具体的价值前提就将随之出现，并且必须给予说明。因此，我们采用了许多派生价值前提——例如，非相机抉择的控制优先于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民众教育和文化传播在教育和改革中应起主导作用。我们也接受了这个价值前提：在实际限制内，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改善卫生条件和防止过早死亡。这后面一个价值前提并不是派生的，它表现为道德规则。

在现代化理想范围之外，是所有其他有关联和有意义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也应该给予说明，以正确地观察我们选择的价值前提。并非所有其他这些价值观念都与现代化理想相冲突：有些实际上支持了现代化理想；有些是中性的；有些是矛盾的，既能用于支持也能用于反对实现这些理想的尝试。

从其对发展计划影响的角度看，只要这些其他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理想相冲突，当政府成员和其他参与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的人持有这些观念时就表现为限制因素。当它们只在并不积极参与政策形成和执行的大多数人民中间出现时，这些冲突的价值观念就表现为障碍。它们本身在分析中原则上处在同其他障碍一样的地位上——例如，气候方面的困难或国家出口商品需求的下降趋势。

由人民大众以及大部分也由知识分子精英持有的这些其他价值观念主要是“传统的”；它们是长期以来与停滞社会一致的继承文化的一部分。在所有南亚国家，有发言权的贵族们牢记着现代化理想，以至于合理化和发展计划成了公认的决策准则，可是实际中的计划工作是不成功的。即使那些反对这些理想的传统主义者也都没有努力制定他们自己的反革命“计划”。因为这将迫使他们建立自己的合理化原则的价值观念。

对南亚的年轻国家来说，一些推进战后理想的价值观念起了种种限制的作用，而这些价值观念是既合理而又必需的。土语的价值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推进现代化理想就要求扩大土语的使用。只要少数负责管理的上层成员用欧洲语交流，而民众只讲本地语，新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感情一体化，因而不可能牢固地巩固国家。在合理基础上，增加使用土语必须是所有南亚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许多国家，民众使用的不只一种土语，而民众也不愿意接受一种土语作为官方语言。在一些南亚国家，一种地区语言或方言的使用者害怕失去经济机会，如果另一种地区语言或方言成为官方语言的话。在书写一个地区语言时使用不同的书面语言使这一点更复杂化了。

在马来亚、菲律宾、锡兰和印度，已经朝着使用本国官方语言和书写迈进。但是，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已引起了一些反对。在锡兰和印度，有时已导致了混乱和流血。这还是一个必须用官方勇气追求的价值前提。例如，在印度，只要联邦议会中的讨论还是用英语进行，那末国家政治一定仍然是由一个与该民族疏远的阶级来垄断。

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传统价值观念，它们被广泛地坚持并且明确系统地加以表述以便能容易地遵守。它们经常与战后的理想相矛盾，因而表现了对发展计划的限制与障碍。从实际观点看，这些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是印度教教徒对宰杀动物的禁忌，禁止杀牛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近来，印度牛的存量一直在增加，这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危险；不能使用的和无生产力的牛的数量甚至随着本地饥荒的控制和改善牛的待遇而增长更快。把牛的生命等于人类的生命的宗教禁忌在这个国家的立法中表现出来。

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不能按经济上最有利的限度和畜龄有选择地宰杀家畜，印度当然就不可能制定一个合理的家畜管理政策。既要求合理地管理家畜，又要求禁止杀牛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禁令表现了对计划的限制与障碍的非常严重的变态心理。

已阐明的特定的传统价值观念与战后理想之间的冲突能够根据由于失去机会而给后者造成的代价来表述。在印度禁止宰牛的例子中，这种代价非常之高，虽然从来没有计算过。

虽然有一些例外，其中宰牛和语言问题是实际中最重要的例外，但战后现代化理想在南亚公开讨论和公开政府决策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由于几个南亚国家的情况具有重大而系统的差异，那末毫无疑问，“民族特质”的概念还是有些内容的。由于这些国家作为整体与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着更为显著的条件差别，也就有“亚洲”——或“南亚”——精神概念存在的余地。但这些术语并不适合于科学用途。在南亚和西方也是一样，它们因用来服务于民族主义的、侵略性的或者辩解性的观念形态而受到了玷污。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把这些价值观念称为“亚洲价值观念”。在批判它们时，我们想到了南亚，特别是印度的情形。

人们经常认为，南亚人比西方人更超脱，更少实利主义。据说，他们超脱尘俗、无私，并倾向于漠视财富和物质享受。他们对贫困处之泰然，甚至视之为美德。他们对知识和冥想深思之能力怀有特殊的敬意。他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往往是没有时间限制和不定型的，因而是无忧无虑的，甚至是宿命论的。

像这种老套说法充斥于文献之中。几乎所有关于南亚国家及其问题与政策的公开看法中都注入了这种共同性的说法。但是，最粗略的考察表明，这些所谓的文化与人的特性与现实几乎不相干——就像在西方世界一样。例如，经常认为属于印度人之特性的慈悲和忍耐与极端的不能容忍是直接矛盾的，这种极端的不能容忍是由严格社会等级和对待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冷酷无情造成的，这种冷酷无情可以在最有教养的印度人中间屡见不鲜，在印度生活的西方人无论时间长短也会很快地采取同样态度。

亚洲人倾向于和平地通过共同协商而不是诉诸法律程序来解决争端。这个广泛接受的看法受到下列事实的驳斥：在所有南亚国家，一旦有法庭可以利用就会流行诉讼。针对亚洲人特别超脱而且不追求实利的说法，必须将对狭隘实利主义倾向的普遍观察深入到所有社会各阶层之中——考虑到普遍的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紧张关系，那是不会令人惊讶的。即使在那些能够过奢侈生活的人中间，甘地也宣传并遵守表面的朴素，这当然与他个人理想一致。但是，很清楚，对简朴大众的眼装作继续的观察，例如，这种大众服装已成为一般领导者的制服，那么这比基本态度的标志更具有象征性礼仪和政治手段的意味。

如果这些评论——立足于个人观察以及记者和其他并非冒充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所写的评论——显得颇有微词而不友好，那么，这种印象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在与通常视为遁词的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观点相提并论的时候，这些评论才会给人以上述印象。

为了不停留于浅尝辄止，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信念和价值观念的总和。这就是所有不能言喻的，和所有保护性及理性化预防措施背后的态度；由漫长的精神与物质历史造成的态度；与生活水平及整个制度结构有因果关系的态度．当然，宗教是决定性的，但它不是对经过几个世纪思考而形成的古代《圣经》、玄学和神学的解说。南亚作家以及西方作家在他们随便提到印度教、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影响时究竟怎样看待他们正谈论的这个地区的民族确实令人惊奇，他们把这些宗教看成是一般概念，并且经常看成是智力化的、深奥莫测的东西。宗教应该研究，因为它有真正存在于人们之中的原因，它是得到宗教、禁忌认可的高度感情上的信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继承的制度、生活方式和态度不变性的仪式化和等级化的综合体。从这种现实和全面意义上理解，宗教通常表现为社会惰性的巨大力量。在当今南亚，本文作者还不知道宗教已诱致社会变化的任何例子。它更没有促进现代化理想的实现。从计划角度看，这种与宗教有关的惰性像其他障碍一样，必须为引致变化的、系统表述在发展计划中药政策所克服。但是，宗教认可的信念和价值观念不仅在人民中表现为接受计划的障碍，而且表现为计划者本身的限制，只要他们也持有这些信念和观念，或者害怕反对他们。

在人民大众之间，这些获得宗教认可的传统信念连同有关的价值观念一般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是迷信的，并且暗含着一种神秘的而不是逻辑的思维方式。像这些不合理的宗教观念在西方已有几个世纪没有盛行了。在较为次要的程度上，受过教育的阶层中间也出现了宗教认可的不合理概念。甚至在纯净的“较高”层次上是如此富有理性且摆脱了偶像崇拜和巫术的伊斯兰教和佛教，在其实际影响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形式方面，也变得信鬼信神，充满了禁忌、巫术和神秘主义。特别是社会和经济等级制获得了宗教的认可。造成这种等级制的态度、制度和生活方式及工作方式并未构成十分现实的对计划的限制与障碍。这种等级制的力量可以用穷苦和被剥削的较低阶层不愿意反对它们来加以证明。相反，他们大多数把它们作为神及其具备的整个超自然力量规定的命运而接受。例如，就是这种感情限制了印度贱民进入寺庙和使用较高社会等级的水井。

应该注意，从现代化理想的角度看，所需要的仅仅是消除不合理信念及有关的价值观念的稳定因素。在“较高”层次上，宗教不一定与现代化理想相冲突。但是，当宗教是人民信念和价值观念的整个混合物中的一小部分或一小块时，它就需要改革，以打破对发展的限制和阻碍。

今天，南亚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攻击宗教，这是出乎意料的。现在，南亚也没有任何改革宗教的真正企图。在南亚任何国家，即使共产主义者也不反对宗教，在印度，那些支持现代化理想的理性领导人坚持和不断宣扬的是宗教应该归入私人生活，而不应该影响公共生活。避免干涉宗教的总趋势具有某种实用主义的基础。重要的立法改革——例如关于婚姻、继承和其他家庭事务的立法——正在进行，在盛行于知识分子精英之中的“较高”形式的宗教里可以看到对这些改革的支持，而对大众宗教有所不同这一事实却保持沉默。希望是，通过这些和其他改革以及通过教育使宗教得以改革而不用发动正面进攻。宗教改革也会到来，但是，也有一些紧迫问题：“地方自治主义”能否被根除；改革立法是否将实际推行，更一般地说，人民是否将按发展要求的方式而变化，以及所有这些变化是否会十分迅速地发生而不用审慎地进行民间宗教改革。

通过把民间宗教描绘成使整个生活与工作、态度与制度体系神圣化的惰性和不合理力量，我们实际上正在强调不发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这一体系是对沿着现代化理想方向诱导的、有计划的变化的抵制。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这个较宽松的民间宗教定义可以在这样的论断上找到理由；任何较狭窄的定义都是武断的和违背现实的。

在受教育者和知识分子中间，传统思想中固有的非理性无疑造成了对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而来的、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地区特征的直接推理较为缺乏兴趣。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一般问题是，南亚特有的态度和制度是否是由南亚的贫困及低下的生活水平造成的。例如，人民的活命思想，他们对改善的机会的无动于衷以及他们的轻视体力劳动。尤其是轻视为雇主工作，可能是起因于长期绝望的贫困。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尤其可能部分地是在贫困中停滞不前的结果。这一地区的人民并不生来就与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同，而是他们生活在与发达世界十分不同的条件下，并且这在他们的肉体和思想上留下了烙印——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假说。随后，宗教又成为这整个生活与工作方式的感情容器，通过宗教约束，宗教又使它对变化具有刚性和抗性。

自从过去20年间获得独立以来，南亚要求动态社会变化的力量和因素已经稳步增长。在许多文献中，一个普遍的断言是，我们正看到的是一场“期望与日俱增的革命”。即使这暂时意味着抱负与实现之间的差距扩大，从现代化理想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一件坏事，显然，那些正推动发展计划的知识分子精英并不作如是观。

但是，“期望与日俱增”这概念是相当松散的，且近似于无意义，除非受到量的限定，“革命”一词意味着态度的变化很大且进展极其迅速。关于这一点，只需加上一句前言。毫无疑问，民众之中作为革命运动与日俱增的期望的观念很大程度是虚假的合理化。它反映了西方观察家和本地知识分子的下列感情：如果他们必须生活在像这些民众那样的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将如何反应；以及当面对这种极端不平等时他们的内疚感。尤其是，南亚大多数政治宣言中的激进论调是难以理解的，除非假定这些宣言中表明特权阶层成员希望把自己等同于民族，并且，尽管存在巨大的社会差异，还是关心更广大阶层的贫穷。这表示，如果他们自己必须生活在类似条件下，将会如何反应。但是，民众的实际感情必须通过研究那些具有最少伤感和先入之见的人的态度来确定。还没有人作过此种任何大规模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只需注意，南亚各国没有一个政权是由于人民起义而倒台的。

通过研究，我们越来越相信，引起大而迅速的变化比小而缓慢的变化常常不是更难，而是更容易。而这个问题又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什么政策措施可认为用于实行改革。老实说，南亚各国的公开讨论中充满了这样的看法：需要社会和经济革命。对他们实际情况的研究几乎不可避免地巩固了这一观点。但是，实际上，他们采取的政策是零星的、渐进的，常常极端，而且，所有这些国家都还是“软国家”（soft state）。

而且，在面对“软国家”的现实时，发达国家的学者们因外交方面的种种理由往往容易不太重视对他们的观察。特别是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倾向又受到战后常规研究方法的支持，这种方法意味着来自那种代表反对变化的社会事实，即生活方式、态度和制度中的抽象观念。据认为，南亚各国不能掌握一个更迅速地引致变化的政策——除了依赖极权主义和统一的方法以外。依靠说服的“民主计划”就这样地被合理化，以便为避免通过改变制度进行激进改革而辩护。

这样，南亚计划者仍然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在一般和不明确表态情况下，他们坦率地、几乎是热烈地声称需要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同时在制定政策时，他们最谨慎地行事以便不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当他们进行激进的制度改革立法时——例如，税收和有关乡村财产权的立法——他们允许法律包括各种漏洞，甚至使其不能执行。

在南亚，在变化面前保持不变的传统价值拥有其宗教的感情基础。竞争性的现代化理想具有民族主义的感情基础，其中的一些理想需要有民族主义感情才能领会。人民必须具有民族整体的概念，并把积极的价值观念融化于这一理想，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到，民族独立和国家巩固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所有其他的现代化理想只有在独立和巩固的民族国家背景下才能实现。现代化理想的感情吸引力一部分来自这个预期：当开始实现现代化理想时，民族国家将变得更强大、更团结和更巩固。因此，民族主义在所有那些致力于制定旨在发展的政策的知识分子精英中被普遍认为是有益的力量。对他们来说，促进民族主义将提供打破限制和障碍的工具。

但是，在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并且是一步一步地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亚洲却极度缩短。于是，当各种事件和局势由于缺乏历史先例的次序而相互混淆时，它就变得混乱而无秩序。南亚国家的新生部分地是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结果。即使没有很多的民主现实，它们也直接获得了现成的民主思想。南亚的实际问题是，怎样巩固和加强在民族主义猛烈攻击下殖民列强体系分崩离析而新生的国家；同时怎样使这些新的和不十分先进的国家的政府更稳定和更有效；以及怎样从一开始就在民族主义的混乱中，运用某种程度的民主做到上述这一切，并进行我们的所谓民众民主的尝试。在欧洲，能作为一部雄伟的交响曲逐步展开，按照主旋律的顺序一个乐章接着一个乐章进行演奏，而在亚洲被命运之神断章取义而成了不和谐的音调。

南亚新民族主义中当然不乏进步和理性观念的调子，掩盖那些噪音的喧嚣。这就是呼吁统一，谴责一切内部的、空间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各种狭隘观念的民族主义。它赞成理性主义反对迷信观念；并且表达了使社会现代化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愿望。但这不是南亚民族主义的唯一部分，在许多国家以及在许多时候，甚至不是占支配地位的一部分。因为当由宗教、语言或种族血统等联合起来的特定集团相互斗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

在所有南亚国家，知识分子精英中也有一些领导人和集团注意到需要在生产手段体系方面控制民族主义感情。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还是个未知数。但是，这种努力是这些国家正在展开的这场戏剧的必要阶段，并将决定这场戏剧的结果。

第04章 初始条件的差别

在任何关于南亚不发达、发展和发展计划的分析中，这一地区同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比较都是有效的和恰当的。南亚现在的条件能够同西方的国家现在的条件相比，也能够同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前夕的条件相比。我们在本章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这后一种比较。我们将试图阐明南亚各国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方面的主要差别，进行的比较是与系统阐明南亚经济政策问题有关的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认识到，它们是不发达的，它们应该发展。它们的计划都建立在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愿望之上。自然它们相信能够从发达国家经验中学到大量东西。

初始条件的这些差别极端重要，它们经常形成了南亚的不利条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差别如此之大，以致不能运用任何类似于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增长模式。由于存在忽视南亚国家特殊性的倾向，即在研究中共有的，以及计划中和一般在公开讨论中盛行的偏见里固有的倾向，所以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他们今天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新东西。

关于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常规研究方法中，同西方当前，或者同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比较，由于假定现在的差别代表了发展的时滞而相互有关。这种时滞概念意味着，在西方历史上曾有一个时期——不同国家位于时间轴线上的稍微不同的点——在这个时期的条件与南亚现在存在的条件基本上是“可比的”——在各国之间也有个别变化。这也意味着假定各国十分均匀地发展是可能的，后者义意味着，与发展有关的一整套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内部和谐地同时运动。最后，时滞概念意味着现在的世界环境，如果与西方国家比较期的环境不同的话，也至少不是很不利，以致阻碍或严重妨碍了南亚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试图确定西方国家什么时期在与今天的南亚相同意义上还不发达，而在那以后，它们才开始发展，那末这个理论中就存在一个逻辑缺点。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在我们所谓的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因为我们把它看成一系列事件而不是单个事件）开始的时候。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多年——在某些情况下是几个世纪——的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以及早期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西方国家那时已处于比南亚今天更有利得多的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因此，在许多方面，比较的时期应确定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在另一些方面，南亚今天有些条件可与西方近代史上任何时期的条件相比。在定义西方国家“起飞”时间的工作中，假设这些国家在初始条件和发展过程方面是基本相同的——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设。要使用西方这个“起飞”概念，并尝试找出南亚各国现在位于假定的一般发展轴线上的那一个“阶段”是对事实的歪曲。

这样，在国际上，我们就使西方各国历史上的比较期模糊不清。（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诸如气候、人口和自然资源，南亚和西方世界的差别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

南亚作为一个地区，天赋资源贫乏。只有印度有足够的煤矿和铁矿支撑重工业。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这一地区看来并没有很多石油。土地资源一般贫瘠，或者因为它们本来就是那样，或者因为它们被人口过分拥挤和气候毁坏了。但也有一些例外。锡兰有极好（虽然有限）的土地生产茶、椰子和橡胶。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有极好和较多的土地种植橡胶。马来亚、泰国、缅甸、锡兰和菲律宾还有大面积的森林没有充分利用。

南亚的气候堪称得天独厚的资源。但是，由于它也影响到劳动生产率，所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条件更精确。尽管我们几乎不知道气候对发展的精确意义，它还是构成了南亚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别。现代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包括日本、苏联、甚至中国，都出现在温带，这是一个事实。南亚国家位于热带或亚热带，这实际上是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即使几乎尚未研究过气候条件对发展的重要性，一般地说，大多数南亚国家极端炎热和潮湿显然造成了土壤和许多种物质产品的退化与变质；显然对一些作物、森林和动物的低生产力负有部分责任。显然不仅使工人不舒服，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降低了上工率、工作时间和效率。在一些较小的方面改变气候是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气候对生产力的影响能够用许多方法来改变；并且，生产和消费都能更好地适合气候，但这需要支出，通常是投资型的支出。

在前工业时代，西方的人口增长比较低。相比之下，南亚的人口增长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在加速，今天甚至更快。结果，人口稠密地区现在开始发展时就比欧洲国家占有高得多的人／土地比率。其中必须加上人口爆炸的影响。现在的人口密度以及人口迅猛增长的前景构成了南亚和西方之间在初始条件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

人们普遍认识到，出口市场的扩大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世界贸易的发展而言，对南亚各国的出口需求缩小了，他们将来的出口收益前景也不十分乐观。自19世纪，即自无与伦比的自由国家贸易时代以来，通过贸易来发展的整个气候也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国家实际上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它们掠夺了世界巨大的落后地区的资源和民族，并使这些地区处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赖状态。既然这些巨大区域正努力崛起，它们就不能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

对那些曾是后来者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容易以低利率得到资本。但现在古老的竞争性的国际资本市场，已经消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因素是来自外国和国际机构的、以转让和贷款形式的资本流动，但是，由于现在的趋势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这种援助，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将成为南亚国家将来国际收支的日益增加的负担，通过富于想像力地探讨资本投资问题，不难拟定能抵消南亚正受到的商业和金融不利条件之影响的各种政策。我们能够给予南亚国家更多的贸易优惠以刺激他们的出口。西方国家能够减少南亚最有可能成为竞争性行业的国内生产，他们能够低利率或无利息地向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转让或贷款．在不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采取这些措施时，抵消南亚国家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一些最严重不利条件的能力显然也将存在。在这之前，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紧密相联的发展必须视为对南亚国家非常不利的初始条件的另一差别。

有人已经付出极大努力来比较南亚国家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西方国家工业时代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逻辑上看，所有指数数字必须看做是不真实的。我们的主要印象是，在印度次大陆，民众生活都处在比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贫困的境地，另一方面，马来亚的平均经济水平可能高于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开始时的水平。其他南亚国家位于二者之间的某一点。

但是，收人水平对发展前景有什么意义呢？当文献中论及时间上及空间上的收入差别时，一般假定，收人水平对一国维持储蓄能力有直接影响，储蓄是那些被认为对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的投资所需要的。但储蓄在发展中并不是大多数关于南亚的经济论著中所假定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态度和制度比收入水平本身更重要。从收入中储蓄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效果。实际上，低收入可能阻碍发展主要是由于降低消费而不是由于限制储蓄，因为低劣的生活条件降低了劳动效率。很奇怪，这一点在大多数关于南亚低收入水平的影响的评论中被忽视了。

强调南亚的低收入水平，牵强地同西方早期的收入水平相比较，以及战后常规的研究南亚收入、储蓄和投资之方法，都代表了把过分简单的和狭窄的公式用于复杂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条件综合体的尝试，这些条件都阻碍了发展。

但是，即使我们摈弃以储蓄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仍然怀疑有关的地区间的比较，然而南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那些国家的巨大贫困本身确实就是发展的重要障碍。而且，可以预见的人口增长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进一步降低，除非执行果断的发展政策；而这一趋势又包含着所有南亚国家不利的另一个初始条件的差别。还有，尽管我们几乎没有资料判断南亚今天的经济不平等是否比西方国家前工业时代更大，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南亚次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可能比西方世界任何地方在最近几个世纪都更普遍，更不利于自由竞争。总的来看，我们相信，南亚各国的态度和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比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甚至开始以前的几个世纪的态度和制度更不利，显然南亚正在努力缩小扩大着的态度和制度差距。这方面也和其它方面一样，那些在当时也是工业化的后来者的西方国家当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到此为止已经说明的所有初始条件差别都使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比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更困难，有一个差别能够抵消这一点：自19世纪以来，技术已经大有进步。南亚国家不必经历缓慢的、痛苦的试验过。正如爱德华·S·梅森在其《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计划》中指出的，“高度生产力的技术……可以借用”。技术知识的增长的有效性大大帮助了西方后来的发展者。但是，先进技术并不必然对今天的后来者同样有益。经常有这种情况：从使用先进技术中增加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有限的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当人们考虑到不存在地区合作以及一般没有前途的制成品出口前景时，这一点变得更重要。

现代技术涉及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它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由于当今技术主要是劳动稀缺、资本相对丰裕经济中的产物，它往往是节约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其中许多可能超过了该地区非常贫穷、资本厚乏经济的资力。即使这种挑战能够克服，现代技术也需要比西方早期必需的更多运输和动力投资。

南亚技能短缺是进步的根本障碍，是推向较高技术水平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毫无疑问的是，现在考虑最少的，是对于成功经营现代工业企业所必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的教育水平比西方工业化早期要高得多。

虽然工业化无疑对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南亚各国更直接的问题是农业。而在这方面，对南亚来说，应用现代技术甚至更加困难。在西方农业中，技术之目的在于提高收益，而农业中的劳动一直在减少。这种格局完全不适合南亚的情况。

南亚企业家和政府可能确实能够获得比西方前工业革命时期更优越得多的技术。但是，重要的是，西方正迅速地迈向高得多的技术与科学成就水平。而这只在很小程度上帮助了南亚。大多数经济学论著掩盖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西方的这种进步已经并且正在对南亚的发展前景产生不利影响。西方进步着的技术已经引起了南亚国家贸易状况的恶化。它已经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结果减少了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南亚原材料。它还允许合成材料，如合成橡胶替代南亚的产品。西方医学科学的进步已降低了南亚的死亡率，促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口爆炸。西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已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比西方工业化早期所需要的更高的水平。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这些特殊作用当然被记录下来了，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般结论。

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限制当然是不足道的，但它对南亚的不利影响能够由旨在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更多研究所抵消。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另一类援助：比以前所给予的或现在考虑的技术援助更大规模的援助。这种研究工作一定要加强，并且方向正确否？

技术进步的动力将对不发达国家产生更加不利的作用，增加它们的困难，并降低它们的发展潜力。

当我们认识到，现在的发达国家如此迅速的技术进步可望在将来进展得更快的时候，才能领会前述观察现象的真正意义。在工业革命前，西方发展开始时变化并不快，过高估计西方国家早期发展中渐进的重要性是困难的。西方所有的重大“革命”——宗教、智力、地理、甚至政治的（巩固的民族国家和出现）——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它们缓慢地进行，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习惯于变革，并准备变革。所以，变革、适应和流动的观念，是在西方人习惯于他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持久的工业革命”之后，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的。

人们一般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这种渐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其推动力量。除了非常有限的次要领域之外，不发达国家不可能以同样方式实现它们的抱负。现代科学技术对它们来说几乎完全是来自外部的力量。

对南亚来说，需要的是简短的，而不是渐进的变化。这些变化必须比西方国家发展早期更快地发生——甚至比这些国家正发生的变化更快。但是，不发达国家的长期停滞已经僵化了态度和制度，并在所有人口阶层加强了对变革的抵制。现代主义显然不会经由“自然”演进过程而来，这又成为国家采取激进政策的理由。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国家干预造成发展，尽管存在我们在整个这一章已注意到的巨大困难。这样，国家发展计划思想的出现本身就构成了初始条件的一个差别。

第05章 人口和资源开发

正像世界其余那些国家一样，南亚的基本地理特征已经由于气候、土壤和人口增长而定形了。要补充的一点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影响。由所有这些因素推断出的实质是制定发展计划时必须视为基础的经济现实。

与流行的假设相反，同世界其余国家相比南亚的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并不很高，每单位耕地的居民数可与欧洲平均数相比。它只有中国的一半。当然比日本低得多。真正使南亚与众不同的是单位农用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单位劳动的产量非常低。整个南亚可能每英亩耕地大约只生产中国或欧洲的一半产量，大约只有日本的1／5那么多。南亚的每英亩的产量可能大致与美国和苏联的产量相等。但是，这两个国家拥有三倍有余的人均农用土地，且只动用总劳动力的小得多的一部分十分粗放地耕种土地。

说明南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基本事实是农业产量。无论是按单位劳动力，还是按单位面积土地来衡量，都十分低。亩产同样低的其它国家具备下列优势：每个居民占有较大量的土地，从事农业的每单位劳动力占有更大面积的土地。从这些数字来看，南亚是两个世界中最差的。

广义地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作。人口较稀少的国家诸如北美、澳大利亚和苏联，粗放地使用土地。他们种植的那些种类的作物和种植作物的土地生产了非常低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人口较稠密的人力／土地比率高的地区，诸如欧洲部分国家、中国和日本，集约地使用土地，单位面积产量高。南亚不适合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种，它形成了第三类，非常不幸的一类，就是说，粗放的土地使用与人力／土地高比率相结合。这自然导致了灾难性的低营养水平和低实际收入水平。农业产量不仅人均低，而且总劳动力中几乎有3／4束缚在粗淡食物的生产上，其中谷类食物通常占了摄入卡路里总量的2／3以上。在南亚，每四个男劳动力中大约只有一个能够从事直接食物生产以外的活动，在美国9／10的男劳动力、在欧洲2／3的男劳动力能够从事非农业职业。

这类全面比较表明了该地区基本经济问题的范围。更具体地说，它们表明，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生产是提高生活水平和支持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关于抽调农业剩余人力将其转移到工业中去以扩张经济的说法，是文不对题的。即使根据最乐观的计算，在最近几十年里，工业也只能吸收人口自然增长的一小部分。实际上，所谓的剩余人力必须依然从事农业，经济进步的基础必须由农业生产集约化来奠定。

南亚一些地区的人口极为稠密，但在另一些地区人口分布却极其稀少。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口集中程度和西欧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一样。印度有一半人生活在不到总可耕地l／4的土地上，l／3集中在6％的土地上。在另一端，广大区域几乎还无人居住。

整个地区的这些对比与实行的农作形式密切相关。水稻的栽培（在水中种植稻谷）和种植园作物的栽培（如橡胶、茶和椰子）通常意味着高人口密度。固定的旱地农业（小麦和谷类）和轮作（从一块地转移到另一块地种植）标志着人烟稀少。人口最密集的水稻区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泰国中部的米南低洼地带、北越的红河流域和南越的湄公河三角洲。种植园最集中的是锡兰、马来亚西部沿岸、爪哇和苏门答腊，以及菲律宾。巴基斯坦西部、亚洲北部和中部的巨大区域只限于旱地农业，虽然在东南亚只有缅甸中部、泰国东北部限于这种类型。轮作主要采取刀耕火种形式，在轮作的地方，首先砍倒小片森林，然后焚烧和种植作物。收获之后，农民继续转移到另一片森林，这种高度破坏性的农作形式出现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东南亚大丛林边缘。

纯粹就土地面积来说。印度次大陆的人口稠密程度是东南亚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把人口或靠农业为生的那部分人口同耕地面积相联，情况正相反，东南亚看来具有较高的人口密度，这样，可以预料它背上了更严重的人口压力问题。但是，那里有更多的水稻和种植园，农业亩产高得多，实际上，除了东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水稻区以外，东南亚的农业亩产量比印度次大陆要高l／4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过分集中的影响。实际上，各国之间农业人均产出差别之大，与所预料的完全一致。人口密集地区也就是更集约地使用土地资源的地区。

旱地农业和轮作区提供了通过灌溉或开垦森林提高生产力的较长期的机会，但这需要有组织的移民和大规模的土地规划。由于每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格局适应于该地区的设备和技术，人口自发地、无组织地从高压力区向低压力区流动看来几乎没有可能。但是，这并不是说该地区的农业资源受到了很充分的利用。印度尼西亚和苏门答腊的外部岛屿几乎还没有着手开发。在老挝、缅甸、泰国和马来亚，还有大片的可耕土地没有使用。按照亚洲的标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可用土地贮量确实很小，但是，鉴于现在的低亩产，假如进行了重要制度与态度的改变，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应该是可能的。

一般认为，就可用土地量而言，从事农业的南亚人太多。然而认为，发展的主要要求必须是通过“抽调”乡村的过剩人力来降低农业人口密度。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对这一共同看法应该有一些重要的限定词语：南亚严重“人口过剩”，这种人口密度导致了“失业”或“就业不足”，这就是该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南亚每单位耕地上从事农业的人数确实大大高于欧洲。与欧洲12.3英亩（5公顷）相比，南亚每个农业家庭拥有土地不过4.9英亩（2公顷）。但是，要适当地看待这种比较，就必须考虑农业技术的巨大差别。在南亚大多数国家，人力和牛仍然是惟一的动力来源。像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些国家，农业技术仍处在中间阶段——使用牛的阶段。日本由于有先进技术和种子，按每英亩上的男劳力计算，农业人口密度几乎是南亚的三倍，但其亩产高出五倍。每个从业男劳力的产量大约是南亚的二倍。

南亚大部分地区每英亩田的平均农业收益非常低与下列印象是相矛盾的：整个该地区的乡村贫困主要是由于太多的劳动力用在太少的土地上。其含义却是，即使没有剧烈的技术变化也应该能够通过增加投入和提高劳动力效率从可耕地上获得大得多的产量。在南亚一些地方气候可能对低产量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气候的影响并不是高人口密度的函数，如果人／土地比率较低，这些影响也不会降低其严重程度。

在南亚许多地区的农业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非常低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土地上的劳动力的效率。恶性循环使贫困和低劳动生产率自然发生，在这背后是限制生产力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的社会体制。考虑到这些重要因果关系，就不可能把这个地区人民中间的贫困视为仅仅是或主要是人口密度的结果。

至少，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直接和简单的一个关系。但是，人口长期增长无疑间接地强化了其他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这已不是人口密度本身的作用，而是人口增长的作用了。这种人口增长对社会体制的影响一直是重要的。在乡村内部，它无疑不仅造成了土地的零星分割，而且因此强化了阶级结构。由于增加了无地者和穷人的相对数量，使它更加剧性，更不平等，这样，使它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努力的成功更为有害。

人口的上升趋势已经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维持传统的低营养水平。增加的劳动力中，必须有更多的劳动投入未生产这种增加的食物。通过逐步调整的过程，这种增加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工作，从事食物生产，整个社会状况得到巧妙的安排以吸收不断增长的劳动力。这种调整部分地包括扩大耕种面积，或通过灌溉提高生产力，或改变耕作方法，或换种作物。但是，促进本地农业发生变化的刺激力长期萎靡不振，特别是充足的劳动供给限制了可望提高农业劳动效率的生产方法变革的一切动力。劳动力得到了利用但没有得到尽可能密集的或有效的利用，因而，平均产量长期低下。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和效率可获得显著较高的产量，这一点已为日本和南亚许多地区本身的例子所征明。这些例子表明农业中还有投人更多劳动力的余地，这一事实给印度、巴基斯坦、爪哇以及该地区其他一些地方本来令人绝望的前景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尽管发生了这种重要的人口扩张，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人仍然工作于农业结构之中，其首要目标是生产基本生存的必需品。这些国家的经济史一直为那些从事于依靠相应基本食品的增产以适应人口增长的斗争的土生土长的村民所支配。特别是，在印度次大陆，尽管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势，以及同本村社以外的人通婚的趋势、但依然明显缺乏内部流动性。

当食物生产由于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加时，这种情形经常是祸福参半，这种扩张经常破坏了土壤，尤其是在轮作区。滥伐森林和过度放牧同印度禁止宰牛结合起来，更难保持生产水平和人口增长的同步。当灌溉在一些地区有助于增加产量时，却降低了地下水位，增加了土壤的含盐度，甚至引起了其他地区的涝灾。

在上述所有条件确定的情况下，仍有待解释的是，尽管人口大幅度增长，但人均粮食产量尤其是在英属印度是如何维持在与过去相同的水平的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原因可能是土地个人所有稳定地转向租佃。这些做法本身是对进步有害的，而且给生产力设置了一个人为的限制。但是，当最初采取这些做法时，这会迫使佃农——他们要把一部分产量交给地主——增加生产，以维持他们家庭的那一部分产量。但是，可归因于这种制度压力引起的粮食总产量的任何增加都不可能很大。

另一个动力因素——商业化的传播——已经影响到本地农业中发生的一些长期调整，商业性生产对本地农业的总影响在东南亚比在印度次大陆被更强烈地感觉到了。最富戏剧性的发展于19世纪70年代产生在缅甸、泰国和南越的三角洲，这些地区在没有政府或西方企业的帮助或支持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农业的增长。这种对商业农业的新机会的反应是值得强调的，因为它表明，南亚农民在有利条件下能够表现得像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一样机警和有市场意识。但是，这种反应还主要限于农民所有权占统治地位的那些情形。在租佃和出租制盛行的地方，这种新事物的吸收，即使有也来得较慢。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向商业化方向的运动经常意味着，这些农民在扩大现金作物生产中负债累累，因而失去了土地。结果是农民所有制受到侵蚀，租佃增加。

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布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巨大种植园的产生。这种扩张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是殖民主义的最大遗产之一。在南亚而不是非洲或南美的其他热带土地上的种植园的增长部分地是由于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得劳动力。土壤和气候是较次要的因素。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所有重要的种植区域都位于欧洲、南亚和远东之间的贸易线上。

种植园农业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本地农业。种植园作物，诸如橡胶、茶、椰子、烟草、咖啡、甘蔗和香料都是“现金作物”，是种来出售而不是食用的。起初大多数大种植园由殖民者发展起来，其基本目的是出口这些产品，经营种植园同经营制造业相近。它需要劳动力，这又增加了一个地区能够支持的最大限度的人口。在南亚，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产生了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果。特别是在锡兰和马来亚，本地农民对种植园工作并不热心，结果种植园主进口劳动力，主要从印度东部和南部以及中国南部人口稠密的水稻区进口。这稍微缓和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但它造成了当今的锡兰泰米尔人及马来亚华人的许多种族问题。

种植园的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刺激了本地对现金作物的兴趣——或者是类似于种植园种植的作物，或者是适应种植园产品加工的作物。而且，种植园工人对食物的新需求刺激了三角区域稻米的生产，随后，生产的稻米多到能够出口，像现在一样南亚农民本身首先抓住了这些新的机会。在这些条件下，他们表现了同其他任何地方农民一样的机警和市场意识。但这并没有增进他们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它确实提高了货币和赚取货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而它也常常增加了为赚钱而生产的农民的债务。结果，招来了大量的放债者和经纪人，今天，南亚许多农民仍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南亚种植园的扩张和西欧工业化开始阶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不过，积累资本的附带作用在南亚受到了破坏，利润没有用作资本的来源，它经常随同出口被送到了欧洲。现金作物的扩张增加了农民手中的货币数量，但它并没有增加资本设备的需求，因为，农业技术几乎没有变化。种植园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但都是不熟练的劳动力，熟练劳动力经常是从外面引进的。所谓种植园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而没有刺激南亚的工业化，就是这个意思。种植园实际上是宗主国的附属部分。在采矿和木材业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它们和种植园一起成为停滞经济中的繁荣飞地。

制造业并没有发展。在前殖民时代，南亚许多地区并不比西欧各国前工业性质的制造业差。在最初交往时，西方在许多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南亚的许多地方，可能直到18世纪，在经济上并不是大大地落后于西欧，但是，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南亚和西欧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西欧有了工业革命，而南亚经济停滞不前了。许多因素负有责任，其中一个基本因素是南亚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和缺乏欧洲工业革命铺平道路的理性主义。南亚也没有演化出一套相应的制度和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怀疑，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统治，南亚会不会有工业发展的理由。

当然，南亚殖民政权一般不利于殖民地的制造业发展。面对竞争，尤其是来自殖民地的竞争，宗主国本身总是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同时，他们需要这些殖民地作为市场和原材料的来源。结果是造成恰好适合于刺激宗主国制造业发展的畸形经济。当这些政策后来被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放弃审慎的限制时，变革出来得太晚；而不能引起有力的反应。

尽管有殖民政策，印度在棉纺织品和麻织以及后来的钢铁等制品还是发展得相当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开始对其殖民地缺乏工业化表现出一些关心，对本地制造商实行了一些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激了印度的纺织业和钢铁业。今天继独立之后，外国对印度的控制一般已被印度的所有制取代。

在西欧制造业迅速增长造成靠农业为生的人口稳定下降的同时，殖民地工业化的限制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殖民地的制造业的控制往往窒息了小型家庭工业。许多手艺人和工匠不得不改行务农以维持生活。因此，尽管种植园代表了现代资本经营和技术，但是，南亚各国仍然是乡村型的和农业占主导地位型的。

种植园的出现以及南亚农民中间的商业性农业相应的增长，产生了带有南亚种族分布的、另一个迄今犹存的格局。种植园国家——锡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成为大米进口国，缅甸、泰国和南越（在越南战争前中断出口）的人口较不密集的水稻三角洲开始向他们出口大米。以这种方式使用土地还有另一个重要结果：它引起了重大的跨国界移民运动。印度和中国南部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区的贫困提供了这种推动力，拉力来自种植园和商品粮生产的增长。由此造成的迁移运动，说明了东南亚和锡兰现在的政治——人口统计格局。

就这样，南亚各国伴随社会的三大分隔进入了现代，其中两种部分地是殖民主义的遗产。首先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和住在山地的较小部族之间在文明水平和文明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分隔是古老的，一般与欧洲统治无关。它尤其是在印度、缅甸、南越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外部岛屿等地引起了诸多问题。第二，现代的、市场导向的和追求利润的经营与传统的维持生存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差别。在种植园国家，这是最明显的。最后，种族集团之间的分隔，这与第二种分隔紧紧相联。最重要的例子是锡兰出现了印度泰米尔人，马来亚出现了中国人和印度人。事实上，在马来亚，马来亚人和中国人数量几乎相等，结果是中国人掌握经济权力，马来亚人掌握政治权力。

东南亚社会因而成为多元化社会的极端例子，据说那里各个集团混合但并不融合。获得独立后加剧了多元化问题。它使大量少数民族问题，尤其引人注目，使这些国家的所谓“人口统计不完善”问题显而易见，那里，正如C.A.费雪所说的“土地和国家之间还没有达到持久的适应”。

南亚人口统计“不完善”还有另一个意义，这就是城市化。南亚近几十年来不仅已经历了无重要工业化的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激增，而且,这种增长还伴随着农业生产的相对停滞。因此，城市化不是对农业迅速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也不是对工业劳动机会增长的反应。这与西方的经验正好相反。在西方，工业化的一个传统伴随物是城市中心不仅在人口方面而且在产量方面较为重要的增加。在城市出现稳定增长的有效职缺的同时，农业生产力的同等提高造成了乡村地区劳动力供给过剩，填补了这些城市的工作空位。同时，在南亚所有国家，大多数城市相应地增长得比整个人口增长更快，但这种向城市的移动却与城市就业机会的任何有力增加无关。这些城市实际上受到它们自身的严重失业和就业不足等问题的困扰.

鉴于城市中心的贫穷、过分拥挤、住房及卫生设施不足，人口向城市移动一般不可能受到城市基本吸引力之增强的促进。

因此，南亚城市化的基本原因一定是，相对于城市地区而言，乡村贫困和不安全的增长，造成了趋向城市的推力。这样，城市化就成了针对缺乏有力经济增长的反应。确实，许多城市化是由妨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造成的，诸如内战、不稳定、作物歉收以及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南亚的城市化不像西方那样象征着增长，而是持续贫困的一个方面。

第06章 国民产出与经济结构

一国之产品及其人民劳动收获之多寡，在讨论南亚的不发达与发展中起着中心作用。我们已经论证，这些因素的水平至多只是发展水平的大致指示器，这个限制由于缺乏南亚国家的许多统计资料或者现有的那些统计资料质量很差而强化了。在整个这一章，我们将反复强调现有统计资料的极端脆弱性。我们视之为一个重要的科学任务，是因为在关于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的分析中，对不可靠的数据天真轻信地普遍加以运用，这严重损害了所得结论的价值。

还必须记住，在测定南亚国民收入水平时，简单地把国民收入直接地同净地理产量联系起来常常会导致错误。首先，人均国民收入不仅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示器，而且还存在这种定义总量和汇编资料的方式所牵涉到的一些逻辑困难。例如，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总收益的绝大部分被提出来汇到母公司，利润归外国人。但是在独立以来的日子里，对这种汇款和股息进行了限制．外国人在南亚其他地方的一些较大财产已被国有化了。对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课征的税收已提高了。本国居民已正在担任较高的行政管理职位，进入过去曾是欧洲独占的经济领域，所以，产出和收入之间的差距已有一些缩小。在所有这些指示数字应极谨慎地予以接受时，如果视之为衡量南亚人均产出或“潜在收入”的尺度，它们是有用的。关于后一点，由于本国员工日益接替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些数据应该变得更现实。

南亚经济的计算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产出的实际评估。大部分经济是非货币的，与市场没有多大联系，这就难以对这种物物交易的产量进行估价。在进行估价的地方意味着，货币性的和物物交易性的市场上兴趣和偏好相同，且若物物交易物品被出售换取货币，其价格也相同。

我们的判断是，印度和菲律宾的资料或许是该地区最好的，印度尼西亚和南越的最糟。其余的居二者之间。但是连印度的资料也远未尽如人意，并且，如果菲律宾的资料受到的批评少于印度，这无疑是因为这些资料没有受到同样密切的考察。强调资料的脆弱性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南亚制订计划对观有资料的依赖性越大，在某些情况下计划导向的错误就可能越严重。无论是作为计划工具，还是作为结果的指示器，这些统计资料都不可靠也不充足。但由于几个原因，我们还是冒险讨论了这些数字。

首先，国民收入数字在这一地区的经济计划中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国民收入变化经常被视为发展计划成败的主要指示器。其次，我们已经进行的这种评论揭示了澄清概念，以及改变南亚发展讨论的整个焦点的极端重要性。除非偶然，不加批评地把西方概念应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是不可能明显地有助于解决南亚的迫切问题的。最后，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这里提出的证据可能与现实有某种大致的联系。因此，根据下列假设提出这些数字可能并不是很不合理：尽付阙如了无意，浓墨重彩总传神。

广义地说，人均收入的比较表明这一地区最穷的国家——巴基斯坦，估计人均收入每年只有220卢比——和最富裕的国家——马来亚，人均收入780卢比——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如果我们排除格外突出的马来亚，差距就缩小了。虽然表现出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但下列排列可能是合理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最穷的国家出现，菲律宾、泰国、锡兰和马来亚——按上升顺序——看来比较富得多。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越处于二者之间。

个别收入变化率可能更有意义。我们应该注意到：使用的真实总产出概念在各国都不相同。要使这一数据可以比较，这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 product）、国民收入和某一特定年份的以市场价格或要素成本计算的类似总量之间的关系在各国都是稳定的。这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事实，因为大多数国家现有资料的不完全性，不允许对此进行细致的核查。不过假定这些关系随时都存在着相对高度的稳定性看来并非不合理；至少不应该存在使比较失去意义的不稳定性。

这些资料似乎表明，缅甸展示了最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结论必须受到如下限定：1960年，人均产出水平可能比1939年低15％。还有很大一种可能性：在最近十年，已经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印度尼西亚表明，似乎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时间增长迅速。但国民账户极不可靠。1966年初出现的形势表明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迅速增长的希望。

资料稍微比较可信的南亚国家的总情况大致如下：就人均产出而言，巴基斯坦、泰国和锡兰相对停滞。但是有一些迹象表明，近年来巴基斯坦已从过去十年的停滞中挣脱出来。在1955年至1962年7年间，马来亚记录的人均净国内生产总值（real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person）增长略低于7％，但是最近几年增长率较高。在20世纪50年代间，菲律宾显示了稳定的十分迅速的人均收入增长，但最近几年这一指标呈下降的趋势。在印度，人们认为，1948-1949年的人均收入几乎比1931-1932年的水平低16％。除了菲律宾和缅甸以外，南亚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间具有非常缓慢而不稳定的人均产出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的上半期，除了泰国、马来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除了巴基斯坦以外，这一指标下降甚至变成负数。此外，最近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多半在它们战前达到的最高水平之下。

在试图清楚地了解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情况时，普通的方法是把国民收入总和数字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把来源于每个主要部门的收入同该部门使用的或从该部门谋生的人数联系起来。不幸的是，关于职业分布的统计资料尤其不可靠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完整的人口普查。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的职业分布普查资料被公认为特别薄弱。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数字也不能认为强一些，因为它们许多被列为“估计数”、“临时的”等等。因此，我们只强调农业和非农业类的简单区别。就是把国民收入总量简单地分解为由两部门或三部门组成，也导致了相当异常的结果，这些结果甚至更多地强调了对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总数的怀疑。

而且，“农业”和“非农业”的定义在各国均不相同，与这些定义相联的统计资料是靠不住的。但是大体看来，南亚超过半数的国民收入来自农业；大约2／3到3／4的人口靠这一来源谋生。在试图确定农业生产中更重要的趋势因素时，我们又受到了不充分而且令人迷惑的统计资料的阻碍。但是，看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整个这个地区的人均农业产量仍然相对停滞。这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表现出有力扩张迹象的原因。

在南亚经济结构中，非农业一类当然是一包大杂烩，它包括服务、建筑、制造、采矿以及商业这些职业类型。若暂时把重要的制造业和手工业放在一边，则总的印象是零售商业、国内服务业和政府职位占了绝大部分人口，尤其是要考虑到这些活动的低生产力。

显而易见的是，零售市场和小商人的增加以及经纪人数的增长。自由商人充斥整个地区，从事一种特定的交易。1947年，马来亚活跃于“商界”的人半数以上是亲自出马沿街叫卖的小贩。大量从事这种交易活动的人并非表现得理财有道或经营有方，零售商业的营业额也不很高。确实，这显然是与农业相对应的劳动使用率不足的表现。在生产力普遍低下、廉价劳动比比皆是的情况下，小商小贩过剩并不是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增加的反应。这种反应同对受雇于人的厌恶感结合起来时，就产生了由于所需资本缺乏和技巧不足而促成的趋向“自利”就业的推力。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传统工艺中。这方面，由于进口，最近几年是由于国内工业化的扩张，市场一直在缩小。但是，这里虽然只有较少的事可做，仍存在一个留在传统手工艺行业的趋势。小商业的增长是对城市化趋势的反应，城市化既与工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加无关，也不是由它引起的。这两种反应都使低劳动投入水平和低劳动效率水平持久化。

在政府职业范围内情形并无根本不同。政府活动的公共支出由于发展工作的需要和新赢得独立的需要而增加了。但受雇的文职人员的人数增加得更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因必要的政府活动扩大而应召的。不可否认，高质量的关键人员数量太少，也可能过度劳累。但是，雇员增加的情形大多数出现在低级行政机构。在西方，政府中无效率地使用人力的情形并不陌生。但是在南亚看来这种情形广泛得多。机构叠床架屋，部门处处分设而职能依旧平行，公文的记录与传递手续繁复，这些都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看起来，在劳动力多而不得其用时，人力的有效使用是次要的。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增长造成了一些重要发展项目的延搁，且本质上是膨胀性的，因为收入被支出了而又没有相应的增加产出。而且，发展计划的目标是提高人均产出，不管政府或私人，干任何类型的毫无效率的事情都是有害的。

在南亚，对公共部门这种浪费日益增多的一个解释是，所谓的城镇“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所施加的压力。他们寻找文秘工作，对行政机构职位推崇备至，软国家不能抵抗这种压力，无疑是与实际需要不相称的低级文职人员人数增加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马来亚、锡兰、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1960年人口普查估计部表明从事“服务和商业”的劳动力比例有所提高。这些国家，也包括泰国和印度，“服务业”的人数就超过了制造业。这表明了工业现在在该地区经济中所起的比较微小的作用。这些资料在统计上并不可靠，但笼统地证实了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广泛持有的关于第三职业的人数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而增长的看法并不适用于南亚不发达国家，虽然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已取得很多经济进步。尤其是同战前情况相比，他们大多数都有非常高的百分比的非农人口从事第三级职业，且该百分比还在提高。面对农业相对停滞，人口持续不断地增长，而今还小的工业部门没有能力吸收许多这种增长的人口，这就出现了一个指向小商业、服务业等等行业的推力。这就提供了又一个实例：在西方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特定趋势，在南亚却更多的是不能达到迅速增长的征兆。这样，正如我们在城市化趋势中所见到的：十分相反的力量在南亚能产生许多类似于西方所经历的过程。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将西方发展过程应用在南亚的可能性应视为靠不住。

我们相信，南亚种植园应该视为工业化的农业。它们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项目中起着主导作用。南亚的大多数出口是农产品，出口构成了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因此当发现拥有最大种植园面积的锡兰和马来亚的出口对国民收人的比率最高、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低时，我们不应感到惊奇。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根据种植园方法组织的、具有高度出口导向的农业部门的统治地位能直接影响人均收入的现有水平。

这表明，对较贫穷国家来说，主要增长的手段有二：使农业技术合理化和降低传统农业的相对重要性。两者都意味着所有南亚国家都正在强调的某种工业化。但是，集中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出口作物，虽然看来这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往往造成危险的情势。它不仅把整个经济置于波动市场的极不稳定的影响之下，而且，这种集中的前景看来并无助于迅速或持久的增长。孤注一掷是危险的生活方式．也未必是稳定发展的基础。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只有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有扩大种植园面积的余地，特别是在橡胶方面。锡兰的余地较小，但通过改种和施肥，还能采取报多措施来提高现有面积的产量。对其他国家来说，基本焦点应放在普通农业上。这里，除了两个不利以外，与西方过去的经历的类似之处更接近得多。第一，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以前；第二，尽管人口增长率比西方经济在发展早期高二到三倍，无论如何都必须实现诱导的“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因为工业发展充其量只能非常缓慢地出现。

由于南亚各国指望农业部门以外的工业化，所以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一下制造业当前的结构和趋势。

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而试图工业化的任何国家，都将必须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这种进口的相对负担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果这些水平高——意味着高度有纪律和效率的劳动力以及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进口的成本显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些成本将占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它们购置的进口品将被更有效地使用。出现了一些缺乏可观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中包括丹麦、瑞士和日本。他们的成功看来主要可归因于高度的劳动纪律和效率。

然而，在资本稀缺、劳动充足而低廉的地方，简单地通过资本投资来提高生产率是困难的，资本稀缺同低水平的劳动技能职业培训和效率相结合，导致了南亚经济的低生产率和低工资。这又使进口原材料的相对负担更加沉重。就是这些不利特点的结合使南亚的天然资源比其它情况下更有意义。

总的来说，自然对南亚并不特别慷慨，唯独印度拥有数量能满足高度工业化所需的铁矿、煤和动力资源。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占有一种或少数几种重要金属，出口这些矿藏提供了重要的外汇收人来源。也仅仅印度具备对工业发展有利的资源组合。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作真正的扩展。在这些资源被开发的地方，原材料往往只用来出口，而没有提供给扩大着的国内工业。这部分地反应了缺乏有利的资源组合。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南亚最弱的工业化，与其说是资源贫乏的结果，毋宁说是其它限制和约束造成的。

尽管对南．亚制造业类型进行分类存在着困难，但是，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比美国和一般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制造业份额显然是在消费品方面。到1960年为止，印度已有三个新的钢铁厂，以后机械工业有显著增长，但它们仍然构成一个非常小的部门；尽管起步较早，但印度的工业结构没有很大变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纺织业占统治地位；在菲律宾，食品加工量占统治地位。这反映了缺乏多样化的制品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例如，在印度五个主要行业——基础钢铁、水泥、造纸、棉纺和糖业——占1951年普查包括的所有29个行业就业的60％，生产了大约总增加值的60％。在其它国家，实际上，几乎没有制造业，都集中在手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上。除了印度以外，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重工业显然没有。

但是，对未来工业化来说，比特定类型产品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特定制造业部门之内的所谓“工业”开办的性质。这有三种主要形式：家庭工业，规模小且经常以单个住宅单位为限，正如其名称所示；小型工业，使用现代技术，它生产收音机、自行车部件、电动机、家具和肥皂等等；大型工业，使用大量资本投资和原材料。在印度，家庭工业具有绝对优势，在1955年的调查中，所询问的工人中几乎有70％就业于这类制造业。印度制造业服务中2／3以上在少于五个工人的企业中。可以假定，鉴于这么多的家庭工业位于乡村，以及乡村一般缺乏电力，印度大多数这类企业缺乏机械力量。这种不平衡地集中于家庭工业和小型工业，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劣势，因为所生产的许多产品为当地所消费，几乎没有用于出口以换取大多数南亚国家所急需的外币。

印度的格局在这整个地区十分具有代表性。南亚工业受几乎不使用资本和使用少量工人的乡村企业的支配，其工人的人均产出非常低。这不仅降低了工业生产力的总水平，而且往往使乡村地区的低生活水平持久化。人所共知的累积因果格局又出现了：家庭工业的人均产出受到紧缩的乡村市场的限制，后者又受到低农业生产力，在较小程度上是低工业生产力的限制。因而，家庭企业提高效率的能力和刺激都受到现有条件的阻碍。我们又回到了怎样在乡村一级挣脱低生产水平陷阱的问题。

若不是国家从事家庭工业的人数之众，那末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不遗余力地加速工厂的增长。但是，大规模的，甚至小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一般都是节约劳动力的，并拥有高额资本投资。其特点尤其与以大规模劳动力使用不足和资本稀缺为特征的经济不相符合。家庭工业的迅速破坏不仅消除了农业辅助收入的一个来源，而且将加强城市化的推力，并进一步加剧城市地区的拥挤。那里，这些流入人口经常改做叫卖小贩和低水平商业以求生存。在试图工业化的时候，除感情因素外，南亚各国还有更多的原因保护农村家庭工业。特别是消费品方面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政策或许只能是过渡时期内的土地经营，但这个时期可就必须是漫长的。

第07章 生活水平与不平等

我们所说的生活水平是指该地区各个国家平均每人一般消费的商品与劳务数量。高度不平等的存在意味着较低收入阶层的人民大众具有的生活水平比平均数表明的水平低得多。

生活水平本身是重要的。实际上，该地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人民大众的极端低下的生活水平。在循环因果关系中，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能够改善其他一切条件，特别是改善投入工作的努力和劳动的效率，因而改善生产率。同样，态度和制度也受这些水平提高的影响。

首先，注意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南亚比在先进国家具有大得多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value）是重要的，在先进国家，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以致生活水平变化对生产率具有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在西方，个人和集团收入能够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花在消费上的部分；储蓄和投资的部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能够用从总收入中扣除这些储蓄来衡量，储蓄随后又通过不消费某一部分的当前产量而与有形资产的积累一致。但是在南亚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如此之低，以致严重损害了健康、体力和工作态度，因此，大多数种类的消费增加同时代表了“投资”，因为它们对生产率具有直接影响。这是战后常规研究方法和经济模型不适合于南亚的另一个原因，这些方法和模型强调产出、就业、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在更严密的考察下，显然，已发表的关于“储蓄”——意思是非消费性收入——的统计资料十分脆弱，以致不能使用。在这些情况下，更诚实的做法是求助于前一章谈到的收入水平，而不试图减去“储蓄”，储蓄无论如何一般并没有超过为数很小的几个百分点，如果储蓄大多是由人民大众进行的话。在顺着这条思路进行时，必须记住，除了储蓄用于内部集资投资外，许多国家收入将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支出。这类支出在南亚大多数国家已表现为急剧增加，部分地是由于印度边境同中国冲突的推动，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紧张关系和战斗，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的“对抗”和越南战争的推动。只要国民产出水平相对没有增加，加速增长的国防活动就减少了留给食物、衣服、住房和其他家庭需要的收入数量。

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生活水平这么不同时，用单独一个数字表示平均生活水平的整个想法是不适当的。在把该地区的一个国家同富裕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尤其如此。例如，说美国的生活水平是南亚某个国家的15、20或30倍是没有意义的。更有意义的是根据实际消费的商品和劳务进行比较。但是，要进行这种比较，却没有许多可靠的统计资料来源。

在选择那些包括南亚生活水平最有关方面的项目时，我们做如下排列：食物和营养；衣服；住房，包括卫生设施；保健和教育设施；信息媒介；能源消费和运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能得到一些不完全的、概括性的统计证据。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甚至在南亚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都存在风险。

尤其是同西方比较时，质量上具有巨大差别。南亚的食品经常只有很低的营养价值，市场出售的食品经常掺假，而且，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可得到的花样品种少于西方。因此，消费量上的差别极大地低估了南亚和西方之间的实际差别。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平均数不能说明南亚城乡之间，甚至农村各个地方之间不同收入、社会或种族集团在不同项目消费上的巨大不平等。现有资料表明，许多项目大部分是由极少数通常集中在城市中心的上层社会成员消费的。

收入集团（income groups）、社会阶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在发达国家确实也存在，但不平等的程度远小于南亚。例如，美国的各个地区几乎都有电，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有收音机、电视机、电话和机械设备。

在南亚，私人总消费支出几乎有2／3或更多用于食物，同时，在发达国家，用于食物的部分一般低于2／5。因而，食品消费提供了非常恰当的生活水平指标，它可用每人日常消费的总卡路里来衡量．1958年估计这种卡路里摄入范围从巴基斯坦的2030卡路里到马来亚的2290卡酿。这些数字小于美国的3100卡路里和英国的3290卡路里。在南亚内部，摄入卡路里的变动与人均收入的变动紧紧相联，巴基斯坦最低，马来亚最高。出口大米的泰国和缅甸略有偏差，那里，食物消费比总体经济状况要好，同时，锡兰正相反，它严重依赖食品进口。甚至这些估计可能也有问题，因为它们立足于经常被低估的人口规模。因此，南亚各国在食品供应上的差别小可能是真实的，在消费水平和排列顺序两方面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别。

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当先进国家摄入的卡路里大大超过了需要时，在南亚，除了马来亚以外，摄入卡路里至少比最低需要量低10％，甚至可能更低。而且，由于消费上的严重不平等，绝大部分人口得到的比这种低平均数还要少。

在菲律宾和印度，卡路里的摄入已有一些提高。同战前时间相比，表明——虽然是不肯定地——1958年，菲律宾和印度次大陆的卡路里供应稍稍超过1934—1938年的水平，但其他地方大致相同或低一点。

现有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南亚食物状况的另一方面——饮食单调。同美国不到1／4相比，谷类食物构成了巴基斯坦卡路里摄入的70％以上，构成了印度和菲律宾的大约2／3。据估计，在整个远东，大宗谷类和淀粉茎类食物构成了平均食物消费的3／4。这种严重依赖一种或几种作物不仅不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抵抗疾病的保护性元素的平衡，而且使消费者容易受到不利气候或植物病虫引起的作物歉收的损害。整个南亚的肉类低消费导致了由缺引起的贫血。

饮食单调不只是由贫困引起的，尽管贫困是人们食用一种大宗食物，如大米或小麦的主要原因。对各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无知和忽视营养因素的兴趣，连同落后的食品配制方法，都起了作用。因此，缺乏维生素A——还可能影响视力，是由缺乏绿叶蔬菜引起的——在最低收入集团并不总是最普遍现象。缺乏维生素B，以及由此造成的脚气病感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增加了，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食用白米，这种白米比用土办法除壳的米味道更好，更容易经营。使食物状况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储藏和运输设施不足。尽管得不到任何统计资料，但众所周知，大量谷类食物和其他食物因为炎热和潮湿而损坏，或者被鸟、鼠或昆虫吞噬。

概括地说，这样说可能是万无一失的：普通南亚人简直没有足够食物，即使在摄入的食物超过了饥饿水平的地方，其营养含量一般也不足以提供最低限度的健康保证。最重要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饮食没有明显改善。

南亚饮食中存在的单调性也延伸到衣着方面。而且，较穷的阶层并没有消费掉接近国民平均数的纺织品。大量的南亚人只有一套衣服，除了洗澡以外很少换洗。白天黑夜穿着同样的衣服，因为睡衣、甚至内衣都是很多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虽然南亚大多数地方的气候温暖得只需要非常少的衣服，但是，还是有数百万人的衣服处于最低健康标准之下。我们也应该记得，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许多地区有冷季，夜间气温低，就像南亚其他地方的山区一样。这里，那些拥有毛毯的够幸运的人，必须经常用毛毯来保护牛抵抗寒冷。纺织品的人均消费数字无助于说明这种天天存在的现实。

对南亚大部分地方来说，住房条件像食物和衣服一样低劣。大多数人生活在粗制滥造、过分拥挤、不卫生、陈设简陋的房子里，几乎没有任何舒适感。确实，仅次于不充足的食物的低劣住房条件是低生活水平的最明显的组成部分。住房质量上也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别。在那些可得到木材的乡村地区，情况稍好一些，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较小程度上印度和锡兰的山区即如此。在印度中部和巴基斯坦西部，气候干燥，2／3以上的房子是用泥土做成的，这很容易受到侵蚀，远不能防雨。但是，如果乡村地区的住房一般不充足，那么，大城市贫民区的贫穷程度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过去十年里，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情况已经恶化了。今天，大部分城市人口生活在远比农村地区更为拥挤、通风更差和卫生设施通常更差的住宅里．据保守估计，所有城市居民的1／4到一半生活在贫民窟或临时安排的住处。大量的人甚至还没有这种可怜的栖身之地，必须睡在纪念碑下和桥下，甚至露宿街头。甚至一些产业工人也备尝不卫生的住房条件之苦。在为迁移劳动力——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建立的简陋茅舍中，可能有40到50个男人和1或2个妇女生活在只获得许可居住不到这个数目的1／4人数的房间里。

与住房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卫生问题。卫生条件之差也是惊人的，但改善缓慢。这在水和污物处理方面尤为明显。在乡村地区，浅浅的水井通常敞开着，且可能仅仅是地上挖的一个坑。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清理水井和其他水源或者消毒。相反，每个村民在用自己的桶打水时，助长了疾病挨家挨户的传播。家用水道也用于运送和冲走废物。由于大多数村庄甚至城市地区没有排污系统。废弃物被扔进小巷或后院，那里，苍蝇的繁殖畅行无阻，又被雨水冲入水源。

或许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废弃物的处理。在整个南亚的乡村地区，普遍做法是在人类居住地附近的田间和树丛中处理废物。结果，赤脚走路的人每天都受到钩虫的威胁。风一吹，粪土渣滓就刺痛眼睛。下雨时，人类废弃物中繁殖的寄生虫冲入河沟水井之中。在有公共厕所的地方，厕所通常修得简陋而且不干净。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在贫民区，卫生设施几乎不会好一些。甚至可能还要差。根据最近的估计，印度总人口中的大约6％享有保护性的水供应，同时仅3％的人设有排污系统。在没有卫生水供应和适当的废物处理的情况下，南亚蔓延着由不适当的卫生传播的疾病，这不足为怪。面对疾病的这种不断威胁，医生和辅助保健人员及医疗设施却很缺乏。通常现有的医疗人员与设施只为城市中的富人服务。

南亚的燃料和电的供应一般也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在南亚所有地方，乡村几乎没有电力。除了几盏微弱的油灯以外，大多数村庄在日落之后一片漆黑。即使乡村社会识字率大大提高，且可以得到报纸和书籍，不充足的照明也排除了大量阅读。这当然阻碍了识字水平的提高和印刷品使用价值的增加。人所共知的具有累积效应的循环因果机制又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总的来说，整个南亚地区的运输也不敷使用。小规模的内河和海岸船运、自行车运输、驮兽和小船运输在南亚是重要的运输方式。确实在道路十分差的印度，牛车可能还仍比铁路承担更多的货物运输。相对于铁路运输而言，公路运输增加了。仅在少数几个地区，如马来亚的道路建设与机动运输的增长保持同步。货物和旅客运输设施的不断增长是经济进步所必需的，它不仅拓宽了市场，而且也打破了地区孤立。当然，有一个困难是，运输设施高度集中于城市化地区。在巨大的农村地区纳人改善的运输和分布网络之前，地区不平等将扩大，回冲效应将助长乡村贫困持久化。即使在本国员工控制下，工业也将继续具有飞地性质。

如果收入被平均地分配，南亚不发达国家民众的境况也将十分严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的每个居民或收入获得者将得到等于极端低的国民平均数的收人。相反，现存的高度不平等意味着每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被迫靠远低于不充足的国民平均数的年收入艰难度日。不发达国家最低和最高收入集团所得收入的比例大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高所得税对更高收入课以更大累进的税收，往往使平均收入均等化。在发达国家较低收入的一端，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也倾向于均等化。但是，在南亚税收征集松得出名，且现行社会政策本身也往往有利于收入可观的阶层。但是，即使既定的总不平等程度可与发达国家相比，南亚也更糟，因为既定的不平等程度对欠发达经济带来了更多得多的困难，比表面现象更严重得多。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南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往往静止不变。南亚在特定时点上的收入不平等更持久。在西方社会中，平均收入水平往往不仅提高得相当迅速，而且个人享有更多的机会改善他们的相对收入状况。在西方，提供给最低收入集团中个人的进步机会远远大于提供给南亚相应集团的机会，即使二者都得到总收入的相同份额。西方的特征是不同收入阶层的个人拥有高周转额或流通额，但南亚不是这样。进一步说．在南亚，同种职业或同一部门内的不平等程度看来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断定可比职业分类的问题和其他统计资料不足的问题为这种说法提供很多有效的经验证据的可能性。但是，在先验基础上可以预料，在流动性受到限制的地方，其职业和地区不平等程度更高。当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时，很大的不平等性质的工资与薪金差别显然能持续更长的时间。由于南亚的经济和社会刚性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结果是：南亚特定经济部门的不平等比西方更大更持久。

在南亚，低平均收入、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制具有相互因果联系，而社会等级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在南亚，较穷阶层中间收入不相等程度不可能很大，因为它们的平均收入很接近于仅够生存的水平。因而，印度贫穷村庄的上层成员可能并没有比租赁佃农或无地农民高得多的收入。但这些集团之间也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经常不劳而获，而后者则不然。因此，当社会结构实际上严重不平等的时候，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表现出高度的均等。

因此，如果使分配统计反映社会阶层划分的更广泛的事实，则远为突出的不平等就将显现。特别是在南亚的乡村背景中，不平等实际上主要是土地所有制问题——与之相联的是游手好闲和拥有地位与权力。这些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经常降低了提高生产率的愿望。在努力工作而几乎没有得到更多收入时，闲暇就被评价甚高。一个村子里每个人几乎同样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反，他们都如此穷，因为他们都这样不平等。即使在收入不平等小于西方的那些情况下——主要在较穷阶层中间——远为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不仅抵消了这一点，而且保证了刚性和缺乏机会的持久化。

下列证据强化了不平等效应：在南亚一些国家，发展速度稍微加快的地方，少数上层和中间阶层的收入比穷人增加得更快。这里，把今天的南亚和昨天发展中的西方相比较也是不恰当的。人们一般认为，在西欧工业化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变得更不平均，只是在后来。由于副作用的扩散和社会立法的增加，这种趋势才倒过来了。但是，南亚的情况正相反。因为由于城市化和辅助工业的相对增长，不平等程度的明显增加并没有伴随着迅速的增长。

在南亚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和乡村工人之间看来也存在扩大着的不平等。例如。印度每人每月的消费支出估计是，城镇工人比乡村工人大约高1／3，城市比乡村地区多二倍多。在出口大米的泰国，一份曼谷调查表明，城市饮食远远好于乡村。城市的专业人员与工人之间在收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在西方国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收入比率可能是3或4比l，在亚洲却是15或20比1。

最后，在南亚，经常存在种族界线支配的特种形式的不平等。例如在锡兰，锡兰泰米尔人和印度迁来的泰米尔人之间在平均收入上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锡兰泰米尔人中间有大量高收入商人。在马来亚，华人和印度人专门从事种植园工作，或者一般占据了专业工作和商业方面的最高位置，他们和马来亚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收入差别，马来人主要是在乡村种植稻子和做小土地上的工人，或者是低薪司机、信差和职员。但是，在马来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华人中，最高收入者和苦力劳动者之间也有巨大差别。

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情况相似，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种姓与宗教比纯粹的种族差别更重要。由于西方人集中在企业的高薪职位，在所有前欧洲殖民地上，也存在着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尽管几个发展计划都已试图限制这些外国人集团，包括“亚洲外国人”。

前述特定的不平等现象都紧紧相联。整个不平等结构是由种姓制度、种族界限、种族歧视、族阀主义以及一整套社会和宗教禁忌支撑的。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被持久化的。现在的制度结构阻碍了社会、地区和职业流动性的增强，使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分隔持久化。这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第08章 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

在西欧，出口的增长曾经为进口不断促进发展的资本品铺平了道路。在南亚，种植园和采矿业的投资帮助扩大了这些最初的活动。这就是今天锡兰和马来亚的收入水平超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原因。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工业发展最初是通过有活力的、数量扩大着的国际贸易而发生的。在南亚，该地区原材料需求的增加由大多数来自西欧国家的外国人开办和经营的企业来满足，他们把利润送回国内，从国外带来制成品，很少与本地人同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南亚的出口机会还在有利地扩大，但都未能引起该地区经济的全面迅速增长。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自独立以来，他们已努力使本国能从这些外国支配的企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因而，自独立以来，这些企业对地区经济的有利作用应该比过去更大了。但是，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扩大着的出口市场中不再有任何重大的刺激作用。实际上，预计对南亚大多数传统出口的需求几乎完全不会提高。不仅大自然在资源方面对南亚很吝啬，而且，现在世界对该地区确实拥有的资源的需求也停滞了。

而且，当不发展概念中固有的所有内部障碍使出口难以扩大和多样化时，工业国家的限制进口政策又加剧了这一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都极端频繁地对据说是外国“廉价”劳动的产品实行关税、限额和其他限制。共产主义国家也没有采取能保证南亚大量制造品出口的贸易政策。

如果南亚各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发展，那末这种发展不会是对外国需求该地区拥有的传统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反应。这个事实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是一个比发达国家面对这一问题时更困难的任务，而且也意味着，增长过程本身将有多得多的自给自足和少得多的对外部力量的“自动”反应。发展必须主要立足于内部并审慎地促进及培养，因为相对自由和扩张着的国际贸易具有的自动诱导增长的刺激因素已不复存在。

南亚进出的外贸和资本流动的事实材料较优于其他经济材料，这样，从中得出的结论比较少受限制。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锡兰和马来亚，占有最高的对外贸易比率；而最穷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占有最低的比率。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口和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低于10％，而锡兰和马来亚超过了30％。由于有种植园和采矿，马来亚出口大于其人口几乎是它12倍的巴基斯坦。

像一般对外贸易比率所指出的那样，外贸部门的重要方面是出口和进口的构成。南亚更特别的是进出口之间缺乏多样化。在五个南亚国家，一种商品占总出口的50％以上；这些国家是缅甸（大米）、巴基斯坦（黄麻）、南越和马来亚（橡胶），以及锡兰（茶）。仅三个国家有一种以上的重要出口。菲律宾出口糖和椰子，印度尼西亚出口橡胶和石油，泰国出口大米和橡胶。只有印度有重要的制成品出口。而且，除了大米以外，这些商品只有很小的国内需求，实际上，它们都是为出口而生产的。这使南亚国家唯一地依赖他们几乎不能影响的外部市场，至少在需求方面是这样。在没有任何国内市场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对外部需求的变化更敏感，因为外国购买下降形成的冲击几乎没有减缓的余地。即使对那些出口很少的国家来说，出口收入的不稳定也造成了国际收支的经常危机，这不仅转移了其他方面发展的注意力，而且阻碍了关键发展品的进口。

有几种类型的进口对发展显然至关重要。其中，我们包括如果进一步削减就会不利地影响营养水平的那部分食品进口。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在不久前就曾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几乎没有降低食品进口以增加资本品进口的余地。这样，这三个国家就特别容易受到进口价格提高或者出口收入下降的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现在没有把他们的进口同样集中在必需品上。只要降低进口能够限于非必需品，其进口下降对发展的影响可能就不太严重。

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意味着非必需品进口占很大比例是称心合意的。这可以认为是发达国家普遍丰裕的象征，但在不发达国家则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很穷，且以这种方式安排发展计划：必需品的进口构成了总进口的极大部分，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那么，任何大幅度削减进口都将严重地破坏有计划的发展。因此，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该地区的进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最低，但是，其进口构成对外贸部门产生了其规模不相称的战略意义。像马来亚和锡兰这些国家，由于出口的外汇收入多，不仅买得起外国大量制造的消费品，而且也买得起大量食品。

最近，南亚每个国家的进口单都受到其发展工作的相对强度的影响。较穷的国家被迫大大削减非必需品的进口，尤其是消费品的进口。国防物资开支的增加进一步压缩了这些产品的进口，这些国防物资需要用宝贵的硬通货来购买。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一方向走得最远，看来几乎没有余地使他们的进口状况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被迫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勉强使用本国的制成品和原材料，或者干脆不用，他们的政策余地一般已受到严重限制。

南亚对外贸易的另一个显著方面是，它面向远距离的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及锡兰出口的大约50％到60％被送往西欧和北美，南越出口的2／3以上和菲律宾出口的70％以上是送到上述这些相同的地区。只有大米出口国缅甸和泰国，以及较小程度上，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出口部分是出口到其他南亚国家的。进口状况同样十分显著，马来亚、新加坡、锡兰和泰国30％到45既然殖民主义在南亚已经结束，那些负责该地区经济命运的人就把现在的经济结构不是看成是静止的东西，而是看成新的出发点的基础。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地追求发所目标，其努力可能受到他们鞭长莫及的因素的阻碍。该地区所有国家都过分依赖外部条件，过去几十年来的外贸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固有的前景对每个国家的增长前景具有十分严重的不利影响。自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整个加工品贸易比世界初级品贸易增长更快。由于南亚对这些初级品依赖很大，世界贸易的总趋势就不利于这一地区。而且，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整个世界的国际贸易中，这些初级产品的增长已超过了南亚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的增长，这是重要的不祥之兆。如果我们除掉石油，20世纪50年代末，南亚的出口量看来仍然与1927—1929年相同。如果也除掉橡胶，出口量下降了大约25％。对南亚四种主要出口项目——大米，糖、棉和黄麻——的需求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增长。该地区还受到了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增长的损害。还要加上一点的是，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技术效率提高、贸易壁垒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加所产生的压力。许多使用南亚原材料的行业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转换为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的等量增长。

这种出口全面停滞的部分原因在供给方面。战时的破坏——这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特别严重——与战后的政治动乱结合起来，阻碍了出口的完全恢复，降低了战后部分时期的总出口。而且，人口增长往往减少了某些方面的可出口剩余。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内消费已占去了不少黄麻和棉花供应的增长。与停滞的出口趋势相比，进口需要以及实际进口已急剧增加，在至关重要的食品方面，生产增长缓慢，人口增长迅速，结果，出口国只有较少的食品可供出口，而进口国必须增加购买。南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是食品净出口者，现在已因亏空不断扩大而成为净进口者。

概括地说，南亚整个地区在过去30、40年面对出口潜力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活力的形势，经历了进口需要的不断增加。确实，世界市场趋势造成实际出口收入的剧烈波动，实际出口收入本身从长期来看正下降到增长着的进口需要以下，这就容易把几乎所有南亚国家卷入一系列严重的和恶化着的国际收支危机之中。

南亚对西欧国家出口市场的依赖，即传统的殖民贸易格局，实际上1961—1962年比1948年更大。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出口现在稍高于战前，虽然真实意义上并不如此。总的来说，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贸易一直在高速度增长，而同中国的贸易一直在下降。同对，地区内部的贸易也有所下降。人们已日益认识到，这种趋势连同整个不利的出口气候一起，将阻碍经济增长。这一事实应该对促进地区内贸易的尝试赋予以更大的重要性。但即使本着最良好的愿望和努力，这仍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普遍缺乏经济增长本身就阻止了这种努力。每个国家都努力减少进口，只进口用于发展工作所需的物品，如资本设备和重型机械等。结果自然是对这种设备也供应不足的其他南亚国家的歧视。由于一个不发达的经济最容易在只需要很少的稀缺资本的那些行业做到自立，结果是促进了同其他南亚不发达国家竞争的行业的发展。而且，殖民贸易政策把南亚国家同宗主国市场联系起来而不是相互联系，因此，运输和通讯网就没有建立起来以促进区际贸易。独立后没有迅速的经济扩张，因此，该地区的国家不具备这样做的适应性。运输和通讯网的缺乏在阻碍区际贸易增长方面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同样，政治冲突和传统的反感也分隔了这个地区。在某些情况下，独立后，冲突和反感还加剧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发生战争，这种战争已与宗教对立混在一起，在该地区其他地方也有反应。缅甸人一般不喜欢的印度人现在已被大量地驱逐出缅甸。当通过的法律不利地影响到种植园中的印度泰米尔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北方的锡兰泰米尔人时，印度和锡兰之间的关系曾经紧张起来。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不友好导致了关于佛教寺庙归谁支配的争吵。由于种族和宗教区别引起的狭隘妒忌充满了整个南亚。该地区较小的国家也总是对较大的国家疑心重重。所有这些紧张关系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且它们并没有趋于缩小。相反，在经济停滞、民族主义情调增加，以及南亚在冷战中同主要强国联盟的结构内，分歧看来在增加。

在贸易方面——定义为单位出口值除以单位进口值——南亚的前景是混合的。但是，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南亚各国在近几十年里显示出改善的长期趋势。尽管个别国家进展不同，但是，各种指标都说明将来趋向恶化的相同运动趋势，特别是，如果该地区继续严重依赖初级商品进口的话。在这一点上，南亚各国被置于一个更不利的境地。因为发达国家比较能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在价格较低时，他们能够从穷国购买更多，在市场较不利于买者时，他们减少购买。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可以缓和这种效应，发达国家应该帮助降低南亚各国所需要的进口商品的成本。此外，共产主义国家向南亚增加出口已经产生了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的竞争压力。

由于出口收入不能与进口需要保持同步，南亚国家就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外汇短缺。因此，他们的发展工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以优惠条件吸引足够数量的外资的能力。在西方世界，大规模的在外国的投资已逐渐恢复，它们几乎都是直接类型的。但是，作为主要债权国的美国，继续把它的投资集中在南亚以外的国家。但菲律宾、马来亚、泰国、最近还有巴基斯坦已获得了一些投资。到印度和锡兰的投资相对很少，它们曾经一度吸引过外国企业和投资。

由于现有的私人资本很少，帮助南亚国家满足超过他们停滞的出口收入所能维持的进口的迫切需要的主要负担就落到外国政府身上，在后斯大林时代之前，全部落到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身上。在战后初期，支离破碎的南亚由于独立斗争而受到严重破坏，援助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主义政府在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开始对这一地区表现出更多的关心，这种关心变成日益增加的转让与贷款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随着冷战变热，美国援助激增。南亚也以逐渐扩大的规模从一些西欧国家的转让与贷款中获得利益。共产主义国家也首次开始以采取增加数量的办法提供信贷。尽管与受援国的需要或者较富国家的能力相比数量很小，但是，当前流入南亚的外国援助与信贷远远超过了该地区过去所得到的总和。

援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南亚对大国已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内部不稳定和其他因素已造成了不利于外国私人投资的气候。但这种资本运动型式，使这类援助对南亚经济发展产生较小的潜在刺激力。一方面，金融援助的具体配置并没有唯一地与经济考虑相联。例如，从1954年到1958年，老挝和南越从美国得到的转让和贷款总数几乎等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得到的总数，但是，总的来说，南越和老挝的发展工作几乎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援助；印度的人口比这两个国家多许多倍，而它正在对更大得的发展作出努力。

提供给南亚的许多经济援助也附有一些条件。除了影响受援国的政治含义外，转让和贷款本身常常是为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有时，提供转让和贷款是为援助国提供橱窗。在另一些情况下，受援国被要求在捐赠国花销他们得到的援助，或者用该国船只装运他们所购买的东西。这类限制阻碍了这些接受国最有效地使用外国资本。这种援助经常同一国政治态度直接成比例地波动。例如，一位首相对美国的批评性演说能够引起对该国援助前景的重新审查。相反，采取强烈的反美政策可能得到苏联扩大信贷的奖赏。从经济角度看，现在的双边援助体系显然有强烈的趋向，这只能被解释为资源错误配置的趋势。说出有多少给予南亚的“经济”援助被放错了地方是不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其中许多被浪费了，或甚至限制了基本改革。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更大的依赖应该放在国际机构的贷款上，那里，政治因素较不明显。在找到更适当的机制输送大规模的和长期的外援给那些最需要、最应得到的国家之前，这种援助将仍然是不够的和短期的，又特别是将置于当时政治形势支配的剧烈转变之下。

我们在这一章概括的经济现实对大多数南亚国家都是不利的。将来改善的前景看来也令人沮丧。但是，南亚国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披荆斩棘地前进。

我们能够增加新的初级产品，增加可销售服务，诸如旅游业或制造新的制成品而使出口多样化。但是，南亚的资源基础看来不适合于为初级产品供应许多新的材料，除非有新的发现。在今后的20年里，服务业无疑将会扩大，但它们不可能扩大到大幅度地提高进口能力。这就使得制造品成为最好的多样化前景。但是，除了一些产品以外，诸如印度的吊扇和缝纫机、巴基斯坦的板球，当然还有纺织品，南亚国家都尚未能大规模地打入工业国家的制成品市场。

这种境况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首先，原材料基础相对差。在劳动无效率、工资低、资本不丰裕时，这代表了重要的限制条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难以进入已确立的市场，这对设备最好的国家来说足以成为一个挑战。在南亚，廉价劳动力可能很容易得到，但不幸的是，劳动和管理的无效率以及专门辅助设施的缺乏往往提高了每单位产量的成本，因而抵消了较低工资水平的优势。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市场大的国家实行进口限制和征收关税的结构。

这样，南亚国家就发现他们处于两难境地：出口收入的增加是维持他们需要的进口所必不可少的，制成品成为出口可能有较大增长机会的惟一一个方面。因此，实现有活力的和动态的经济体系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增加制成品出口的能力。但在这一方向扩大又会遇到我们业已列举的一切障碍和限制。

这意味着，如果富国想要南亚国家成功，他们必须让路，不仅废除对南亚制成品的人为限制，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为这些产品开辟市场，并保证长期不实行进口限制。这要求富国在研究不发达国家时，要有比他们到此为止表现出来的更大程度的理解，以及抵制国内有力的短期保护措施压力的更大愿望。从政治上来说，富国提供能使他们自己商业界增加出口的转让和贷款较之允许可能不利地影响国内某一工业部门的进口量远为容易。制成品出口的增加还潜在地比双边国外转让和贷款——这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缺点——对不发达经济具有更多的刺激作用。“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对南亚具有真正的意义。

南亚国家朝着多样化方向努力，通过发展其他市场，有某种增加贸易的小小机会。有三个重要地区能够增加他们的贸易机会：共产主义国家、南亚各国本身、非洲及西亚的不发达国家。

苏联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可能把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储备推到极限，他们的工业化努力已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能够成为资本品的主要出口者，并且，这些出口能够指向不发达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又能从南亚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或传统产品。因此，共产主义国家和南亚之间大规模的互利贸易看来有明显的可能性。共产主义集团甚至还构成了更大的消费品的潜在市场。苏联自1950年以来消费支出急剧增加，虽然这种增加主要来自该集团内部，但是，也不应该有理由阻止他们从其他国家购买。共产主义国家现在看来在增加他们同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同印度的贸易中，看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且，在愿意为南亚消费品及产品的出口开放国内市场以及提供可用他们自己通货偿还的长期信贷方面，看来他们比美国更灵活。

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市场扩大的另一条潜在途径。尽管该地区内部存在的阻力影响了直接前景，南亚国家还是能够努力把他们的进口替代工作建立在地区的基础上，扩大南亚一个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以交换该地区内部产品的潜力。例如，在以前进口的产品上，可以联合生产并同单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些产品结合起来。如果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不能大大增加，经济压力就将随时间而扩大。因此，更密切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或合作的愿望将增长。该地区已有了一些合作项目，尽管南亚国家之间存在民族对立，这些合作项目还是有些进展的。湄公河项目和亚洲公路提供了鼓舞人心的例子。

但是，仅仅降低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税还不足以增加贸易。用联合国经济学家的话说，“自由化不能扩大市场，有机化才能扩大市场”。南亚需要的东西是国民计划的协调。最初能够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达到有利的结果，例如，锡兰可以保留建立大规模轮胎工业以供应自己和印度的权利，同给予印度供应机床市场的权利相交换。锡兰有橡胶，而印度有大型机床工业的基础。共同计划和放弃现有计划的狭隘民族主义是达到可接受的合作利益分配及补偿缺乏适当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在这成为现实之前，当然有许多障碍要清除。在这些情况下，南亚地区一体化的热烈讨论几乎至今还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并不很令人惊奇。但是，既然这些努力有如此之多值得称道之处，那么这些努力就不可能会被放弃。而且，其他地方的贸易集团的兴起，诸如欧洲共同市场，可能推动南亚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走向较密切的经济联合。

第三种选择，即同南亚以外的其他不发达国家贸易，暂时看来最为遥远无期。但是，推动南亚内的国家进行更密切经济合作的同一逻辑应该照样适用于所有不发达国家。某种类型的“穷国”廉价品的共同市场有一定的逻辑基础，尤其是当我们记住，他们之间为在富国得到更多的出口市场而进行的竞争，较穷国家更可能是阻碍而不是帮助自己。

这些令人烦恼的世界贸易和区域贸易问题本身足以令人沮丧。南亚的外国投资明显增加的前景也是暗淡的。进口限制、通货管制以及对外国企业的一般限制，使许多私人投资者对来南亚久久举棋不定。但还是有许多人将继续受这种想法的吸引：他们能在被保护的市场上赚钱，并且能从许多努力的副产品中赚钱。南亚商人也注意到，同能够提供机器和其他生产必需品的外国公司合伙是有利可图的。否则，这些商人就难以得到外汇。在南亚，有一种日益增长的看法：外国人参与工业风险经营除了节约外汇外，还有一些利益。特别是，他们能够引进有价值的管理和工程人员以及技术知识。

但是，由于南亚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我们不能指望，在将来比最近有大得多的私人直接投资。南亚迅速增长的进口需要与停滞的出口收入之间的缺口已完全被转让和信贷形式的公共资本填平了。但是，对不发达国家的金融援助的总结果是已经到了严重的危机状态。捐赠国，特别是美国，正在降低真实项目的援助，降低几个方面的质量。由于南亚贸易状况不断恶化，情况变得更为严峻，还要加上的一点是，对世界银行所谓的“债务爆炸”的担心。不发达国家欠下的债务量不断积累意味着，这些债务的偿还将日益变得难以承受。已很明显的是，应该从贷款转变到援助南亚的最好形式：转让。但是，转让总是比贷款更难让国会或议会通过。还必须日益注意到，不能真正指望南亚偿还它所得到的一切信贷。这一事实应该支持正在进行的如下努力：使向该地区的贷款在利率和偿还本金容许的时间两方面更软。

在这些条件下，进口替代已被视为主要政策方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很难进入出口市场，但还有国内市场能够为工业增长提供需求基础。削减国外进口不仅节约了外汇，而且建立了使工业化能够出现的保护壁垒。但是，用刺激新的制造来发展进口替代品的计划牵涉到工厂和机器的投资，并经常牵涉到公用事业和运输的建立，在许多情况下，增加了资本品进口的需求，并经常增加了不断进口机器备件、半制成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建立辅助工业以替代这些进口又将提高特定资本品进口的需要。

然而，进口替代政策的严重困难是，替代的路线通常不是由合理计划选择的。一般首先出现问题是，国家陷入外汇困难，然后，它往往常被迫采取某种进口管制。由于自然甚至理性的原因，它试图削减最不必需的物品的进口，这些物品因而自动地得到最高保护。从发展的观点看，这是无计划的保护。

最后，我们应该强调，南亚各国在进口替代方面的努力，如果没有以提供更合理的区域分工这种方式来协调，可能会摧毁地区一体化的事业。发展来自邻近国家的进口替代品，诸如食品和纺织品通常最容易。但是，即使在新行业方面，一个国家的进口替代也可能普遍存在而对地区协调没有任何考虑。当所有国家都想建立钢铁厂时，能够生产最廉价钢材的国家在地区内部发展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

对本章提到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所有的政策途径都受到严重限制。每种政策途径对其他政策方面都产生重大的、经常是不利的反应。显然，南亚各国在实现人人出口成诵的“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努力过程，面临一个比现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在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所面临的根本上更艰巨的任务。

第09章 制订计划的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制订发展计划的思想可视为一种理论，并能根据政治行动来检验其一致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而这种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本身同时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一系列社会事实有其原因和结果，对这些因果应该像其他社会事实一样予以研究。

经济计划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应该在经济中起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通过其自身的经营和投资行为，及其对私人部门的各种控制——诱导和限制，将启动、鼓励和指导经济的发展。这些公共政策措施要合理地协调，并且在规定的未来若干年以内，协调就应清楚地体现在一个全面的计划之中。

因而，在其所有表现中，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它使人们相信，政府干预能够促成或加速发展。特别是，经济条件不一定原封不动或者仅仅在“自然力量”的支配下演化。相反，据认为,这些条件及其演化应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地制订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所要求的方向运动。这些政策的策略将作为一套政策推论出现，推论来自对一国状况之实际的合理分析和一些发展目标的部署。在南亚地区，所有要求国家经济计划的国家原则上都同意它应该有利于普通人民，集中于提高该国最贫穷阶层的生活水平，并表达整个国家的意志。

这种理想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国家经济计划思想体现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因为南亚国家——外国飞地以外的南亚国家——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停滞不前，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传统的，倾向于原原本本地接受事物。它出现在这个落后于时代的世界，人们沉睡了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浑浑噩噩，使国家经济计划的挑战更富有戏剧性。

观念上，一旦人们接受了通过合理协调的政府行动诱发变化的可能性，南亚大多数社会和政治条件看来就不佳了，需要改革了。超越纯“经济”的变化终于被视为合乎需要的政策目标。生活水平应该改善，应减少社会和经济等级制的不平等和刚性，各种机会应更广泛地向每个人开放；全体人民的参与应得到加强。旨在改善某些不良条件的政府政策，除了它们的独立价值以外，通常还有一个工具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为它们往往在合乎需要的方向上也改变了其他条件，其他这些条件的变化因而成为，达到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果关系是循环的：各种“非经济”条件的改善不仅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或加速“经济”发展，而且引起的“经济”发展往往同时会改善其他“非经济”条件。

计划以这种方式成为现代化思想的智力模型——总的模型。民族发展的要求包括最终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努力。经济发展因而被理解成“人的”问题。发展计划经常明确地把计划定义为改革所有不令人满意条件的全面尝试。这一看法也反映在大多数计划的主要目标与抱负之中，这些目标与抱负超越了狭隘义上的“经济”政策。

从表面上看，至少计划思想现在在南亚各国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它提供了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许多公开讨论的权限——这些讨论见诸这些国家的报刊文献中、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的声明中以及审议机构的讨论中。这些国家或那些在其中有完全发言权的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变得“有计划意识”。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已出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还假定，国家关心的就是通过计划促进发展）。就非共产主义世界而言，这是历史上崭新的事件。即使初始条件没有任何其他区别，单单信奉这种思想就使下列假定不恰当。南亚各国将走一条与西方世界类似的发展道路。

只有少数几个南亚国家进行了认真的尝试，把其经济生活置于国家计划的约束之下。即使在这些国家，政府协调控制的范围和效果也不大。但是，计划观念代表了政府及其反对派相当普遍持有的关于应该怎样看待政府政策的态度。即使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计划，且更谈不上执行时。计划思想也有助于使干预主义做法合理化。在经济有一些进展时，它们也是作为计划成功的结果而出现的。当需要紧缩和牺牲时，它们也是以计划的名义进行的，就像计划被用来掩盖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和发展进程缓慢一样。

这样，计划思想倾向于提供每项公共政策辩论的范围条件。西方国家一般往往贬低他们实际上拥有的经济计划，且尤其是美国，总试图使自己相信它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时，南亚各国往往大肆渲染，伪称他们的计划比实际达到的更大。他们已经把计划作为一个观念接受下来，却未能将大部分计划变成现实。

当人们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赤贫状况时，经济发展——虽然不一定要靠国家计划来促成——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协调的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是需要的，以促成这种经济发展，上述更进一步的看法源自下列认识：在西方世界已迅速发展了许多代人时，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仍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一个强大的诱发动力被认为是结束这种停滞和产生经济进步所需要的，这种动力显然不会自发地到来，至少不会尽快地到来。

对发展所需要的实际条件的更深入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论点。我们已经发现，今天的南亚各国和处于可比水平时的西方富国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并且具有使南亚各国发展更困难的性质。实际上，除非有力地运用新的要素即国家计划，这些差别将使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发展成为不太可能。

通过计划进行迅速和有力的国家干预当然有很多原因。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逐步地降低生活水平并阻碍着发展。如果人口静止不变，就会有自发发展的较大可能性。其次还有资本稀缺，贸易状况也不利。这个清单还必须加上私人部门相对缺乏经营才能和训练，富人不愿把资金冒险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是进行投机和赚钱快的风险活动，最后，大型企业有获得过度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趋势。由于这些原因——它们在几个南亚国家的程度各不相同——国家将经常发现有理由使工业本身开始发展，或管理和控制企业经营活动以实现合意方向上的更快发展。

大部分地实现社会与经济平等和福利的理想——它们在所有南亚国家都被宣布为政策目标——的企图也会使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成为必需。尤其是穷国，这种政策需要计划，并同总体计划中的．其他所有措施相结合，以便产生效果并促进而不是危害经济发展。一般地说，如果要实现发展，承袭的不平等和刚性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需要通过协调的政府政策加以缓和。在每一阶段，也能够期望教育本身有某种教育作用。拟定一个计划，广泛地予以宣传和讨论，应该有助于诱导人们从手段和目的来合理地思考问题。南亚所有领导人都知道，发展需要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的根本变化，传统主义的桎梏必须打破。

我们已试图从南亚各国本身的条件、问题和人民的利益角度来予以阐述的国家计划的论据，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最穷、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最有力。锡兰平均收入较高，但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工业化的自发力量——在种植园以外，扩张可能性有限——十分微弱，因此，即使在锡兰，制订计划的理由也十分充足。像马来亚和泰国这样的国家或许有较多的自发发展的潜力，与西方历史上的形式有点相同。但是，人口迅速增长也使这些次等贫困不堪的国家处于必须实行大规模计划的境地。不过，马来亚似乎特别有较为理想的半自发型的发展前景：它的收入水平高得多；与人口规模相比，自然资源还很丰裕，虽然人口正迅速增长；出口的希望看来稍微光明一些；大量的华人提供了该地区罕见的工业企业。只要马来亚能够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保持适度的内部团结和政治稳定，那么它将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能用不着高度的国家计划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这样。

成功的经济计划需要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而同时计划本身成为达到国家巩固的基本工具：首先，因为它将创造一个阐明政府政策的制度结构；其次，因为在计划成功时，结果是更高的经：济水平、人民更大的机会，以及国家更大成就的象征。

以抽象的措词概述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努力的理论基础这一尝试当然并没有说明计划思想的实际出现和传播。实际上，这些国家或其领导人对他们的状况简直没有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和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他们需要国家计划来克服困难和尽可能快地发展。计划观念的传播有更复杂得多的因果关系。

首先，甚至在领导人中间，对这些国家真实情况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偏向于乐观主义。例如，大多数政府官员长期没有现实地注意到人口趋势的严重含意，甚至在今天，当开始把人口增长作为抽象事实接受时，其严重含意也很少被充分认识到。人们怀有各种虚假的观点以对抗真相。在其他大多数不利条件方面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由态度、制度和低生活水平造成的扩大生产的限制和障碍本来应该推动更透彻得多的补救措施。但它们一般都被置于计划的核心之外；根据就业、储蓄、投资和产出来推理的战后常规方法的应用助长了使这种普遍的偏向合理化，在计划中进行的一切估计的误差因而获得了系统的乐观主义偏向。此外，那些为新国家思考、演说和行动的人——政治家、计划者、行政官员、专家、实业家和商人——只是总人口中的极少数上层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当隐蔽的圈子，生活十分舒适，他们一定倾向于用一套幻想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但在注意到这一切以后，事实仍然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的困难十分不同于西方国家曾经面临过的困难，在许多方面大得多，以至于他们最终会倾向于对他们的状况作出一个不同的估价和不同的政策结论。一个包括许多其他结论的这种一般结论是，经济计划的必要性。上面列举的国家计划的逻辑理由最终以这种方式作为原因而起作用。

支持这些信念的是殖民时代和殖民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家长式统治的倾向和格局。在整个南亚，对于政府官员能够做什么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期望，以及该由他们为人民作组织工作的感情。这种代代相传的对权威的依赖是地方自治和合作的巨大障碍。但它至少有助于使较低层的人服从计划思想。与这一点一致的是官员们容易进行控制和指导。在南亚，行政官员——如果他们认识到需要变化——都往往是“计划者”。

在这些行政官员中间，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关于计划和国家指导私人企业方面的影响，是强大的。对南亚最早的计划者来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具有明确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通常是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对在南亚所发展起来的计划思想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具有某种一般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思想方法强调经济因素和注意社会力量以及整个社会体系的一般相互依赖。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期阶段的帝国主义理论对南亚思想中暗含的教义具有更大的和更具体的影响。

南亚知识分子正从相反的方向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协调的政府政策中计划逐渐展开的情况，这些西方国家都已不同程度地成为福利国家。这种趋势具有的影响与共产主义世界产生的影响并无很大不同，至少在国家计划的好处和有用性的总看法方面是这样。

总起来说，在思想方面，令人惊异的是，对这种计划实际上几乎没有明显的反抗，虽然对计划中的特定政策及其执行与不执行有理所当然的大量反对。不过，情况可能是这样：具有传统理想色彩的先入之见，特别是那些宗教和社会性质方面的先人之见，以某种方式降低了有意识地诱导变化的渴望，这种有意识地诱导变化正是计划思想的精髓。我们对这一点或民众对计划思想的接受程度知之甚少。在南亚和西方，当然还有在共产主义世界。这样讲和写是十分普遍的：好像大众突然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觉醒，并已理性地开始要求迅速发展以改善悲惨的生活。“提高预期的革命’这个术语就是这种思想的表述。但是，这种看法代表了对停滞社会状况的完全误解。知识分子及商业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差距，而这常常使上层社会把这些精英本身在被迫以同样方式生活的情况下可能将有的态度归于民众。

实际上，我们在南亚看到的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接受了计划思想和现代化理想，并且试图在人民中间传播这些思想。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些传播努力中计划思想将发生什么变化。过去遗留下来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主义格局有助于民众接受计划思想。我们也必须假定它们影响了其内涵。人民被引导到期望或要求政府为他们做更多的事，但没有表现很多改变自己方式的意愿。这无助于发展事业，因为停滞贫穷社会中的计划必须旨在促使人民自身的态度理性化，特别是劝导人民更努力地工作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

计划思想的影响和一国相对程度的贫困及相对程度的缺乏自发性发展之间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人更多地意识到需要计划工作。另一方面，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更有利条件使政治领导人自然更相信市场力量。计划的实际成就与中央政策的力量和国家巩固的程度甚至更有力也相互关联。这些因素决定了政府能够关心经济计划的程度和有效行动的可能性。计划本质上是要求一系列鲜明政治决策的政治纲领。

印度尽管贫穷，但比该地区其他国家更为巩固，政府更为有效。在巴基斯坦，认真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军政府上台，军政府至少暂时对该国实行了更多的指导和约束。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工作仍然很不成功，这一事实显然与这些国家的起义与旨在保持团结和有效政府的持续斗争有关。

计划和发展的水平与理性主义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水平也相互关联。印度在这方面又处于领先地位，锡兰、菲律宾和马来亚紧跟其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较低水平的公开讨论——很受传统限制的束缚，并经常受到离奇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口号的标榜，且一般更易动感情——不能仅仅用“政治困难”的字眼来解释。更准确地说，它们的困难之所以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是因为：或者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理性的而且富有在殖民政府和行政机构长期工作的经验或具备专业资格的人士；或者是主要受过充当密谋者、阴谋家、鼓动者和斗士等训练的人进入了国家领导层，而且为数甚众。

但是，在整个南亚，计划思想已支配了有发言权的上层，提供了公开讨论的形式和方向，并已导致政府计划机构的建立。

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认真的和经常的尝试，检查计划的完成。确实经常达不到计划规定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是否认，在印度像该地区的惟一国家巴基斯坦近年来那样，计划已成为国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民族信仰的原则。毫无疑问，印度实际计划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对计划思想的强烈认识。但同样肯定的是，这种政治发展又加强了计划思想的控制。在印度及最近在巴基斯坦，当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牢固地确立了计划观念时，计划便成为具有自身动力的生意兴隆的商行。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意味深长。计划随后创造了新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改变和影响了现存的制度，有助于现存制度的进步。该国越来越多的有发言权的上层人物在计划中获得既定利益。由于效果日增，计划思想成了一切公共政策讨论的参考标准。政府及政府官员也参与其事。并开始作为巨大计划机器的一部分运行。拟定、论证和执行计划成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所有的政府政策越来越多地以计划形式出现。

计划要有效果，就必须不断地协调竞争利益和决定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在南亚的条件下，当计划成为生意兴隆的商行时，它主要由中央政府同有选举权的州政府和商业界协商组成。同时它所面对的“民主计划”必须得到地区和职能组织的同意。新产生的集体制度和修改后的老制度都成为制度的基础结构的扩展部分，它旨在作为人民参与计划和在计划中合作，特别是执行计划的工具。当然，该国较上层的有组织集团，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单个大企业中的那些集团．更容易作为计划参与者卷入。参与的方式也就变成谈判，这对生产和贸易大规模国有化来说是惟一的选择。最终结果是妥协，对有组织的私人商业界给予考虑。但无论结果是什么，在这种谈判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这些利益集团成为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又受到作为生意兴隆的商行的计划的影响。

人们对于实际遵循的政策总有反对，这种反对总是由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忽视的利益集团滋生的。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只遇到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散的反对，或者是否与专门限制计划活动、因而反对计划思想本身的很巩固的利益集团相冲突。系统的反对也可以预料会来自相对富裕的集团。首先，计划最可能通过过多的直接与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冲击他们的活动。其次，整个南亚的计划思想承担着改善民众福利的责任。但是，一个事实是，这种激进主义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很多思想意识方面的反对。

穷人并没有得到计划政策的大部分利益，即使这是公开宣布的目标与动机。相反，利益归高居他们之上的阶层享有。更一般地说，推行的各种政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导致较大的经济平等和削弱经济权力的集中。实际权力构结的这种反映说明了为什么较大平等的诺言没有导致上层社会对计划的大肆反对：南亚已有的计划一般向来符合他们的利益。“社会主义”特别是有计划地扩大公共部门也还没有触犯位居民众之上的大企业或任何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和其他天生的保守集团为什么没有更多地反对平等化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反对南亚计划思想说法中隐含的控制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事实是，这些政策或者符合他们的直接利益，或者对他们干扰很小。曾出现过的反抗，主要用来使政府保持警惕，警告它不要冒更激进的风险。

上述关于作为生意兴隆的商行的计划的议论，特别是在印度，是用过去时（未完成体）表达的。因为在60年代中期出现严重经济灾害的情况下，计划曾有三年的中断。印度现在正试图回到五年计划路线上来。如果它成功了，已确立的计划形式就会恢复。

在西方国家，今天也有大量的全面经济计划，虽然这种趋势的加速发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已成为与更成熟工业社会的出现有关的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的结果。在南亚不发达国家，计划却是在工业化以前或工业化的很早阶段运用的。而且，在南亚，计划在原理上和方法上都被认为是，首先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和干预行动，然后辅之以市场计划，不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让它通过“自然的”过程随实际需要而成长。因此，南亚的计划并不是发展的结果，而是用来促进发展。它被当作前提条件——实际上是下列假定促成的：不能指望自发的发展。因此，该地区不发达国家被迫采取从西方历史来看是走捷径的办法。

根据南亚情况的必然性，南亚各国的计划变成纲领性的东西。这与西方不同，这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计划是早先引进的。其情况的必然性也意味着，这种计划由于成为纲领，原则上应是全面而完整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具体的、局部的和零碎的，特别是在早期阶段。

但是，在共产主义世界，纲领性和全面的计划已被用来从不发达状态促进和指导经济发展，这也是南亚各国所追求的。可以很准确地说，南亚不发达国家正试图做的事是、使用共产主义的纲领性和全面性的国家计划方法的原理，而又避免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使用这些方法的条件。

南亚各国都专心于“民主计划”。在政治民主已经动摇的地方，甚至在那些已经受到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政治领导人也没有承认或准备强行推行共产主义体制的纪律。除了这些根本性的政治限制以外，他们的经济制度也有差别。他们不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使生产国有化，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没有以国家垄断形式组织对外贸易和交换关系。

因此，他们的经济计划是第三种类型。既不同于西方世界，也不同于共产主义国家。

第10章 平等与民主

南亚各国已经接受了发展计划的思想，更根本的是，他们已把经济发展视为国家关心的事情，因而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使他们的状况不同于处在工业化初期的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南亚信奉平均主义，这是其计划思想的组成部分，这种思想又必然以各种方式在解放运动中发挥作用。

根据民族气质，对平等理想给予正式认可，无论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程度如何，总意味着南亚国家同西方国家的相似之处。但是。牵涉到一个时间范围问题。当西方国家进入迅速发展时代之际，社会福利国家的概念还在孕育阶段。它包含在学者的抽象前提中和造反者的想象中，但没有成为既定的政府政策宣言的一部分。统治阶级认为它是危险的。一言以蔽之，对南亚前工业国家来说，他们自己在政治上信奉平等学说是在苏联以外史无前例的行为。

在所有阐明发展目标的计划中，平等思想处于显著位置。由于计划经常集中注意发展的经济方面，它们强调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以及更普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均等化。其他福利理想通常安排在独立的几章里，如果它们也包括在计划里面的话。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部分理由，当然是普遍的智识化感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内在美德。这意味着，理性的动机在一定限度内将支持更大平等的要求，即使它只能以较慢的经济发展为代价而达到。但是，从广泛的社会观点看，显而易见，在南亚，特别是在一些最穷的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类，型，常常阻碍了经济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化对发展既有独立价值，又有工具价值。

传统社会等级中固有的所有这些不平等都被认为是发展的障碍。印度的种姓制当然是一个明显的障碍。它强化了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和厌恶。由于正统的印度教徒不仅把进行这种劳动的人，而且把他自己种姓以外的一切人都看成是圈外人，它也歪曲并否定了一般人类兄弟般的感情和同情心。

当人们普遍同意更大的平等应该是计划的最高目标时，实际的发展通常趋向于加剧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理性化就把这一目标的实现推迟到经济已有大幅度增长的阶段。据认为，不平等的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是自然的。普遍观察到的事实支持了这种思想：历史上的经济发展通常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更大集中，以致有时会得出这种推论：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常常提到西方甚至日本的经验。但是，就其本身来说，这些历史比较并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南亚的情况中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因而可以假定：南亚的发展将由计划促成，这种计划又趋向于实现平等化理想。

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均等化和经济进步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即均等化是否必须付出进步缓慢的代价。尽管对南亚有关的经济因素及其关系还缺乏详细的了解，但是，我们能够列举那里的大量情况说明，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地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

一方面，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反之亦然。因此，经济不平等的缩小往往会使社会不平等缩小，这对经济发展将会产生有利的作用。此外，低生活水平和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一个类似的相互联系。因此，鼓励较低阶层的基本消费的措施将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劳动效率并增加生产。把发展简单地视为投资函数的战后常规方法，从上面这两种重要联系中抽象出来，因而这就可能使人们相信，发展不仅能够在没有平均主义的改革的条件下发生，而且，不平等的增加甚至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当更大平等的最高目标被保留，而同时以这种倾向性的方式探讨发展问题，结果就可能是混乱的、机会主义的想法，掩盖了不符合平均主义理想的政策。甚至当改革明显地是由这种理想推动的时候，它们不是依然无效，就是反而有利于不那么穷的人。广义地说，各种援助计划、土地和租赁的改革工作以及村社发展和合作计划就是这样。当然，从长远看，提高健康水平和初级教育水平的努力应该有平等化的作用。但即使在这方面，也只有一小部分政府支出被用于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教育制度一般严重地不利于较低阶层。

完全不受政体支配的南亚各国，受到上层阶层及构成上层阶层大部分人的各种集团内部以及集团之间妥协与和解的支配。这个上层阶层成员称自己为“中间阶层”这一事实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印度，政府已试图用各种手段，包括累进所得税。来限制土邦主、地主、工业和金融巨头们的权力和财富。乡村中的上层土地所有者、商人、放债者、一般实业家和中下级公务员，都把这些政策看成是建立更大平等的尝试。这些政策有时十分有效。在公开讨论中，人们普遍认为，更多地考虑“中间阶层”会有利于实现平等的目标。真实的情况当然是，在印度背景下，这个“中间阶层”显然是一小撮上层阶层的一部分。如果在平等的事业上要有真正的进步，需要援助的就是较低阶层。

关于印度所说的情形也适用于该地区其他国家。在巴基斯坦，即使没有种姓制度的刚性，不平等也一样显著。这里，整个上层阶层相对地不太关心社会和经济公平——或至少相信，激起这个问题的舆论是不明智的。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在大多数其他东南亚国家，平等问题由于存在印度人和中国人等少数种族集团而复杂化了，其中一些集团占据的地位，对大多数人的集团来说是特殊的。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表示要采取激进计划以促进平等。但当内外政治问题增加时，对这种事的兴趣也就淡薄了。

政治民主的理想与社会经济平等的理想密切相联。我们所说的政治民主是指一个体系，其中，行政官员对人民的愿望负责，人民的愿望由普选权下的选举、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保证广大范围的公民自由来表达。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在于：没有这种平等，政治民主就不会实现。但是，尤其在独立前的日子里，它也经常被视为实行社会和经济革命，或者使社会和经济革命必然发生的基本手段。在印度，不仅尼赫鲁和国民大会中的社会主义派别，而且其他人也都坚信，给贫苦大众以投票权会导致激进改革。

从一开始，信奉政治民主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他们选择的形式借自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又认为这种选择不但是值得称道的，而且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缺乏历史眼光的例子。在南亚急变的时期，西方对于这种政治发展形式等于什么，它是否会起作用，以及它将何去何从等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现实的讨论。甚至现在也很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中欧、东欧和南欧新生民主国家所发生事件的回忆，可能会引起某种不安。但是，即使有这种不安也没有表达出来。

下列事实几乎没有给予考虑：当前方国家处于相应的不发达阶段时，他们的政治结构十分不同。当已达到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时，甚至今天在西欧民主国家长大的青年人，对于只在几十年前他们自己国家的选举权怎样受到限制也不清楚。在工业革命时期，一些西欧国家曾有过议会政治制度，即投票人选举区的代表剧。但它们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历史没有提供任何这样的例子，高度不发达的国家在普选权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有效的政治民主。同样，没有一个国家在已受到堪与南亚各国相比的贫困与不平等程度之苦时，还试图实现福利国家的平等理想。

享有普选权的充分民主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能成功地进行试验，那时，已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识字率，存在相当高度的平等机会。这样，普选权的最终实现就是教育、民众鼓动、组织和首创精神的胜利。在南亚，政治权利从来不必争取，它由居高位者施与，而不用大众去要求。缺乏源于旨在组织自己，运用新的权利以增进自身利益的斗争的刺激。今天，南亚各国仍然面临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怎样同化绝大多数人，使他们自认为是并以行动表现为国家建设过程中责无旁贷的参与者。

所以，南亚新独立的国家能够建立充分民主或维持民主的这种最初希望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这些国家中有四个国家还维持了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其他国家已受到某种形式的独裁主义统治。在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社会或经济改革。印度处在另一个极端，拥有建立在普选权和较多选民人数基础上的牢固的议会政体。但是，尽管这样，民众更多的还是政治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他们仍然是被动的和不活跃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组织起来保护这些利益。他们并没有行使权力。印度的民主已证明是异常稳定的，但这主要是停滞中的稳定，所谓停滞当然指的是关于需要改革该国刚性的不平等结构方面。

锡兰的议会民主一度沿着井然有序的路线前进。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它以一种无责任感的和混乱的方式运行，政治陷入种族的、语言的和宗教的感情之中，激进的民族主义猖獗起来。但它并未受军事独裁的影响。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它的军队少，并且没有巴基斯坦或缅甸军队拥有的那种地位。仅有马来亚和菲律宾是该地区保留了议会政治的运行体系的其他两个国家。但是，在马来亚，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马来亚人和华人及印度村社之间利益的巧妙平衡，大部分取决于享有重要政治利益和特权的马来亚人能否在更活跃的和受到更好教育的华人不能忍受他们现在所处的次要政治地位之前，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菲律宾的稳定甚至更明显地依赖于高度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如果能言善辩的菲律宾人获准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和民主过程的热情，那么，或许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向操纵政治权力杠杆的地主利益集团和联盟的寡头政治集团提出严重挑战。

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而被某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代替。上述变化之所以通常得到宽容那是因为：实行政党制的政治民主，不但腐败无能，而且破坏民族团结。巴基斯坦民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事实：穆斯林联盟不像印度国大党那样，并没有从思想上或以其他方式准备以议会方式处理公共问题。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在试图设计一个议会政治制度时经历的许多困难，也可以追溯到类似的事先无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采取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以随机调整来适应西方民主政治支配的国际形势。由于该国的独裁主义传统，民主深深扎根的机会很小。法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法国被迫离开的方式，几乎没有提供在这些后继政权中实现政治民主的任何希望。

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保留民主政治形式的国家和那些走向独裁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差别比实际存在的更显著。不能说一种政体已证明比另一种更有助于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相反，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

在南亚一些国家，走向独裁主义实际上很少是由外部影响造成的。法国政治不稳定的补救方法是求助于军人戴高乐以恢复政府的作用，这一事实增添了人们对避开选举议会的直接统治体制的敬意。南亚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法国的这种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欢迎。

但是。国外的影响基本上不是颠覆该地区政治民主的决定性因素。南亚民主的一个根本弱点是，它是自上而下的，没有经历大部分人民的斗争。该地区的民主已经动摇或失败时，从来不是因为大众已经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因而迫使贵族也采取自卫行动。换言之。南亚的政治发展格局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几乎毫无一致之处，民众多半依然态度冷淡，而且四分五裂。

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对现状感到满意，情形远非如此，特别是在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民众极端贫困。在乡村穷人中，经常表现出怒形于色的不满。但在政治上，它是失败的，不存在个人进行有效抗议的途径。

鉴于南亚国家在试图建立真正的西方式民主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值得提出疑问的是：他们是否不应该去重复西方发展的早期阶段呢？他们不能努力建立一个牢固的上层阶层政体，诸如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那样的政体吗？可以证明，在受教育、财产和收入条件限制的选举权基础上进行选举的代议制，将更有希望有效地运行并产生借助于稳定给予大量公民自由的政府。只将选举权仅限于有文化人范围之内可能造成一个重要差别。而且，这种制度的发展前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选举权的逐渐扩大将自然紧随识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来。

对上述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使该地区的新国家能够经历西方国家的政治演化。南亚还没有任何限制选举权的企图，民主观念也还没有放弃。甚至在这些理想勉强实现时，它们的影响和声望是如此之大，以至能阻止和平与稳定的上层阶级政府的产生。

一旦普选权被接受为道德原则，西欧式的半民主上层阶级政府就不能产生了。从充分民主的退却必须一走到底，必须否定每个人的选举权、或者贬低选举议会，使之变得无关紧要。只剥夺较下层人口的投票权可能会被视为较不“民主”，此举无异于扬恶抑善。整个趋势提供了说明思想力量的例子，即使当这种思想力量被扭曲的时候。用适当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独裁政府可视为这些国家没有而又不能产生的政权的替代物形式——也就是可与工业化之初的西方国家相比的、稳定的上层阶层政体。

像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和前总统苏加诺这样的批评家依靠的是一些殖民时代以前的浪漫的乡村民主观念。他们关于政治重建的思想已带上了关于其人民的相互合作和和谐的特殊天才的黄金时代神话的色彩。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几乎是惟一反对应用西方民主的人，更多地谈论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性，而较少地谈到人民的“天才”。这些思想的结果是：所有的政治体制形式——“指导下的民主”舆论政治、间接选举和直接独裁统治——都建立起来，以代替立足于限制选举权的代议政治。

但是，这种政体的稳定性要以存在稳定的上层阶级社会为前提条件，在这种社会，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满怀信心，并感到内在的安全。在印度，这种社会的基础被独立以后不久实行的反封建改革削弱了。更重要的是，它被政治民主、平等和计划等思想的传播摧毁了。这些思想获得了对上层统治阶层的一定控制作用，至少扰乱了他们的自信心。

在独裁统治代替议会民主的所有情况下，武装力量都是这种代替得以实现的工具。可以证明，这有一些优点。武装力量至少必须按照合理的计划行事，他们还有纪律基础。如果这些政府的军事领导人真正致力于减少阻碍进步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那么，从现代化理想的角度看，军事独裁或许是可取的。但是，军队领导人往往来自特权阶级或者打算同这些阶级联姻。并且，为了有效地统治，他们总是被迫同企业与土地所有者集团以及较高级的文官联盟。这经常导致上层阶级的控制活动。

因而，军事独裁是否有利于发展是不确定的。也不容易看清南亚各国政治上将飘向何方。所能肯定的是，他们现在拥有的或将要形成的民主或独裁民治（authoritarianpopularism）形式极不同于西方国家处于同样历史阶段时的政治制度。我们又一次必须视南亚为第三世界。

西方国家对南亚政治民主命运的反应是克制的和矛盾的，主要因为冷战的考虑。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害怕南亚，甚至害怕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将走向共产主义。人们普遍假定：如果穷国没有经历十分迅速的经济发展，如果发展的果实不是由民众享有，那么。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当独裁出现时，只要它们是反共的，一些西方评论家就不愿批评它们不民主。在更令人尊敬的知识阶层已日益认识到，在南亚的普遍情况下实现民主理想有巨大的困难。西方作家一直试图对政权形式保持更中立的态度，对从计划角度看的效率更感兴趣，虽然他们不断表明偏好民主。不过，最经常讨论的政治问题仍然是，这些国家是否正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想表示的是，我们对关于南亚未来政治发展的任何预测之有效性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建立在关于民众行为的圆滑看法基础之上的预测的怀疑态度。我们强调，设想既不符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又不符合它在“提高预期的革命”理论中发展的革命事件或没有这种事件，是容易的。例如，即使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印度乡村中的下层阶层完全可能仍然苟安于不平等的枷锁之中。如果由于某些外部影响，他们深受干扰，阶级利益也可能取代现在复杂的利益结构，并导致民众起义，反对特权阶层。在某种情况下，当经济停滞或正在恶化时，外部力量将更有效地鼓动民众。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提高生活水平和识字率，可能为这种来自外部的革命影响提供更好的温床。

如果“知识型”失业人数增加，这种特殊的“中间阶层”集团可能为组织民众抗议运动提供动力。这类失业的挫折也可能只在表面上找到发泄处：无组织的示威、罢工和骚乱。“受过教育者”和大众之间的差距在这类国家是巨大的，那里，轻视什役工作，尊重教育，因为教育可以免于体力辛劳。在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热情可能被纳入革命事业的范畴，在另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口号可能被用来平息刚出现的反抗，特别是如果反抗充满了宗教色彩。对这些无法估量的事件之变化的反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是不同的。

当共产主义被描绘成“绝望的企图”——在这个意义上；据说那些很穷而且几乎没有改善命运前景的人比那些处境稍微好一些、对未来乐观的人更容易接受它——时，这是一个没有得到经验和仔细分析支持的概括，从长远看，几个南亚国家将很可能更倾向于共产主义。西方国家通过慷慨的援助政策也可能成功地巩固反共政权，虽然有时对民众的经济状况没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

无论出现什么形势，原因都将是复杂的，并且几个国家可能都十分不同。贫困、不平等和缺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预定的或明确的作用。本当对被蹂躏的南亚民众有更多的了解并寄予同情的西方作家，却认为自己必须迎合国内的反共情绪，以便有机会大谈其建立世界各民族间更道义的团结的主张——可悲也夫！

第11章 南亚的社会主义

当共产主义或同共产主义集团公开联盟在南亚任何地方（前法属印度支那以外）都还没有取得成功时，某种“社会主义”已成为锡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官方信条。社会主义思想在整个南亚其余国家实际上也往往受到尊敬。

尽管到处都在坚持社会主义，但这个词还没有严格的定义。其意义不仅在各国之间，而且在各国内部都大大不同，搅乱了公开讨论。这种混乱在较小程度上来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后者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因此，就出现了一种思想的妥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是“穆斯林社会主义”，缅甸的就是“佛教社会主义”，印度甘地派的“萨瓦得哈亚社会主义”（Sarvodhayasocialism）。经常有人宣称，社会主义理想是土生土长的哲学中，甚至乡村组织中固有的。事实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从事于解释和证明本地社会主义形式的知识扭曲可能不过是文字游戏。

而且，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坚持一直随时间而变化。每个国家都遭受过不同的政治经历，但是，无论事态的发展进程如何，社会主义概念已不断地用来表达一种模糊的激进诺言。选择各种措辞来指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模糊的象征。即使在印度，这种思想讨论比南亚其他国家处于更高的知识水平，也使用了过多的词汇来描绘要达到的这种具有许多不同意义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的社会形式”，“合作联邦”，“社会主义的合作联邦”或“无产阶级社会”，有时还补充一句：它应该“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建立。

到处暗含的、模糊的左派倾向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根源，即机警的知识分子中间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因此，它也同民族主义，特别是同平等思想紧紧相联，这种平等思想是亚洲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南亚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来传播的。大规模的外国投资的存在，以及控制管理部门和银行业务的外国人享有的特权，增强了对殖民主义及其资本主义的反抗．J.S.弗尼瓦尔对这些影响下出现的推理路线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评论：我认为，他们（殖民地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有更多的同情，因为他们已看到了太多的资本主义实践。从经济个人主义来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方向作出本能的积极反应，并非必然如此，虽然也不排除是对国家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教科书式的社会主义的反应，而是对被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个词——殖民主义蹂躏的社会重新—体化的社会主义的反应。并且，虽然他们很不喜欢。而且害怕共产主义方法和共产主义统治，他们将，并且确实更乐意对社会责任的要求而不是对个人繁荣的幻想作出响应。

对南亚国家的贫困和停滞的强烈不满导致他们的知识分子指责私人企业——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不能促进经济进步。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自然不仅要求政治独立，而且要求摆脱他们所认识的殖民资本主义结构，并且寻求另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体制。

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几个东南亚国家和锡兰，社会主义已受到随着不稳定状况而来的再调整过程的影响，在这种不稳定状况中，这些国家发现自己在西方霸权撤退之后，政治权力掌握在本地人集团手中，而经济权力往在保留在少数外国人手里。在这些国家，有时出现了国家接收所有权和管理的要求。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经常只是以本地人取代少数外国人。

以印度为例，社会主义经常被等同于计划——当然是根据下列假定：其目标将是我们的所谓的现代化理想。无论如何，一直有人认为，没有计划社会主义就不会实现。或者，社会主义被简单地理解成达到“美好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主义只是关于现代化思想的一个相当模糊的术语，坚持强调平等是基本的计划目标。毫无疑问，对印度许多追随者——尤其是那些并不赞成国民经济结构广泛变革的那些人——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意义。

但是，这种公式化的说明并不是西方人在谈论亚洲社会主义时所指的那个意思。到此为止，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支持国有化，更一般地说，是支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管理较大的经济部门。

首先应该注意，南亚在经济中运用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管理如果被考虑的话，也只限于非常有限的国民经济领域——公用事业，现代大规模工业，采矿，大种植园，银行，保险，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商业，特别是与外国有联系的商业。农业、手工业、小工业，无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概不视为社会化的潜在目标。相反，在这些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所有制和管理的分散化在印度是理想目标，正如巴基斯坦、泰国、马来亚和菲律宾一样。在南亚，关于让这些活动留在私有部门，支持个人企业家的政策取得了一致看法，就像关于需要合作，一切都包括在“民主计划”之下存在一致看法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在声称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这些政策被假定是社会主义的。

另一方面，在南亚，同样取得一致同意的看法是，公用事业一般应属于国有，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策路线才称为社会主义。自独立以来，南亚产生的金融机构多半是国有的。该地区每个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以创造可受调节的服务于自身发展目标的独立货币和投资的供给。但是，所有国家也扩大了从前殖民者手中继承下来的私人银行体系。在整个地区，由于建立国家进出口机构，政府对贸易和商业也频繁地进行干预。这种对商业与企业的干涉经常是由对外国人，特别是对华人和印裔经纪人的偏见促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和印裔经纪人存在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并且，在该地区大部分地方，国家实际上被迫接管了主要食品供应项目，因为，除了缅甸和泰国以外，通常存在一个食品供应缺口，因此，有许多不同的动机促使国家在贸易活动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许多与社会主义无关。

即使存在上述那些活动，在南亚大多数国家中，社会主义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关于最大部分经济的讨论中，也和这种讨论无关。剩下来的是现代大工业，其中——包括采矿、造林和种植园。大制造业即使在印度也仍然是南亚经济中非常小的部门。不过，在社会主义讨论中给予大工业以特别重要性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该地区一些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的最穷国家，在执行发展计划中要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更大部分的劳动力最终必须在农业之外的部门就业。如果大工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受到国家经营的促进，这将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的有效论据。第二，某些类型的大工业被认为是“基本的”，通常具有的含意是，它们使更多的工业企业——“基本的”或“非基本的”——成为可能。那么，在计划中，对政府来说，它们就相当于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向的工具。在整个南亚，除了马来亚以外，已经出现了以某种形式组织国有工业的尝试。

政府干预工业问题在任何地方都被假定是决定性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将标明一国走向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路线。人们所能进行的选择被认为是自由的，取决于政府决定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自由企业”社会。南亚国家独立以后能够以三种方式进行工业国有化，他们能够:（1）继承公共部门中的企业。

（2）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或

（3）建立新的国有工业企业。

南亚各国除了少数例外。在公共部门中，从前殖民政权手中几乎没有继承什么工业企业（泰国从未被占领为殖民地）。

对该地区私人所有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至今还未大大触动外国人拥有的那些企业。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那里，大型开采工业曾为外国公司占有。但是，在后者这是以一种朦胧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就是多半让外国人控制管理，或者作为根本与社会主义无关的政治运动，在一些情况下，所接管的企业已被退回。

在公共部门正在扩大的三个国家中，印度已经宣布，促进公共大型工业是其社会主义政策的一部分。但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是公认的自由企业经济。在后两个国家，国家经营工业立足于两个理由：缺乏足够的高效能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利益的增加——因为它们来自国有公用事业——通过增加稀缺物品的供应和创造外部经济。但是，印度也提出了同样的理由，一般是作为它打算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论据而提出来的。

只有在一个方面，印度能被认为比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更信奉社会主义：后两个国家认为政府经营仅仅是过渡性的，他们已宣布，他们打算只要有可能就把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他们已经部分地实现了这种想法。

把前述所有方面考虑一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缩小作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企业之间思想选择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问题。在南亚各国中，经济政策与工业发展方面成就的差别与其思想状况并没有紧密联系。

当西方学者推测印度是否将允许许多私人企业存在时，他们关心的是将来的行动而不是现在的政策；印度私人企业界有时表达的忧虑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本身而言，关于发展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官方政策宣言中几乎没有提供将来这种恐惧存在的基础。自独立后长期以来，这种宣言和看法在印度可谓多矣。虽然政策宣言已倾向于更激进，但是，实际政策却已允许私人企业更多地进入为政府保留的部门．印度最近的困难及其对外援依赖的增加必须假定为强化了这种趋势。

公共工业部门较高的投资增长率不应该引起人们对私人工业企业前途的担心，只要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广义地说，它们像公用事业投资一样，可视为对私人企业的促进因素。害怕这种公共部门将加强政府控制私人企业的权力也是不现实的。首先，其增长在它克服稀缺性的范围之内是自由化的，并且，一旦政府已经控制了铁、钢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它应该更少有控制其他方面的需要，并应能向私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最后，政治趋势已变为保守，这个事实也应该抚慰私人企业的担忧。

有两件事是我们能合理地予以肯定的。第一，尤其是在印度，现有的行为格局产生了它自身的势头，并形成了对突然变化的大量抵制。第二，已确立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际解释将继续影响将来的发展。不过，思想见解普遍被赋予过度的重要性。因此，巴基斯坦的私人企业前途在该国和在西方国家，将受到更少怀疑，或更少予以讨论，尽管巴基斯坦将来的路线可能比印度更不确定，因为政治生活形式在巴基斯坦几乎没有像印度那样建立起来。但是，必须再次指出，对南亚任何国家政策方向的预测都是极端冒险的。

第12章 民主计划

“民主计划”是南亚流行的—个术语。它包括了许多观点，但最主要的是下列观点：首先，据认为“民主计划”意味着，制订计划和在计划中协调的政策不仅应该取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在准备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应该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其次，一般认为它意味着,这种民众参与与合作应当自愿地出现，以便国家政策能够不用统制和强迫而得到执行。在日常讨论中，这两种意义一般结合在一起，并且同第9章已提到的其他思想因素跳一起。

寻求大众参与的基本理由很简单。用抽象的措辞表述，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最终要求人们思考、感觉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就每个人而言，他们将必须改变生活态度与工作态度，特别是，他们将必须更努力、更有效率地工作，把他们的精力放在更有生产性的用途上。就集体而言，他们将必须更多地合作，以改善社会。从而改善他们在社会中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作为这种思路的后盾的一定是如下的信念：一旦民众开始注意自己的悲惨状况，并向他们表明怎样通过国家政策来改善其处境时，那末他们将作出积极的反应，支持采取这些政策并参与实现这些政策。寻求大众的参与是“民主计划”的中心原则。“分散化”一词常常被用作同义词，特别是涉及国家以下的单位内行政自治时。基本观点是，同一地区或地方人民之间，或者同一行业或职业人民之间进行有组织地合作。

这种合作在大型私人企业中经常能够很容易地做到。但是，据认为对几乎仍然还处于私人部门的农业、手工业和小型工业中的合作加以促进的尝试，构成了民主计划的精髓，其主要原理是在国家级以下，各地的人民都应该为共同的利益合作。只有在这时，计划才实际上变成民主计划。

但是，在作出上述所有假定的过程中，提出了几个困难的选择。首先，民众受贫困和传统的限制，可能不乐于理解或接受发展计划的理性主义理想（更不用说对一般暗含的更大平等的需要）。莫里斯·津金，一位对南亚的希望最富同情心的西方作家，虽然是在很久以前，但其措辞是严厉的，他在《自由亚洲的发展》中写道：“民主政治家的困难是。在亚洲大多数国家，恰好就是全体选民的愿望与偏见阻碍了发展道路。他们喜欢社会静止，喜欢自己的手艺受到保护，喜欢自己的孩子不受教育，喜欢自己的猪不被吃掉，喜欢自己的牛活着，喜欢自己的再生产不受控制。阻碍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发展道路的偏见、信念和态度的清单（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是无限长的。”

在一定程度上，计划者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特别强调通过民众参与计划来教育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往往对这个问题的难度和解决问题所需的时间过分乐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乐观倾向，民主计划的思想就将崩溃。根据这种思想，计划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开始，并且通过他们的愿意参与和合作来执行。但是，计划不能等待由计划本身的教育过程所产生的支持。

这就产生了第二个主要困境。一般认为，民主计划应该为民众的利益创造更大的平等。据认为，社会和经济的均等化可保证大众对计划的自愿支持，结果是，不用强迫，计划也能执行。但是，选举政府代表机构的权力仍然主要掌握在特权集团手中，这种机构指导计划的拟定和执行，这就造成了达到更大平等的大规模的失败。后面我们将回头讨论这些和其他困境的问题。

达到民主计划的实际手段一般被理解为建立许多方式和许多领域的制度化合作。在这个非常广泛意义上的“合作”包括许多不同的和经常相互重叠的制度排列——从地方和地区自治机构到信用与其他合作社、村社发展规划部门、农业附属部门和工会等等。

这些观点和规划主要来自西方的思想影响。实际上，殖民政府曾经试图促进合作社的发展，甚至建立地方和区域自治。甚至村社发展也不完全是一个新观点。但是，在南亚，人们普遍声称合作社和乡村自治是他们国家或地区的古老传统。这些说法重复了黄金时代神话的幻想，虽然它们包含了真理成分，因为无论怎样不同于南亚各国现在正试图采取的制度基础设施类型，每一种原始的、非市场的经济总有某种类型和某种程度的合作与地方自治。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南亚领导人想模仿的那些国家，高度发达的地方政府结构加上促进各个集团共同利益的半公共与私人组织，由于来自下面的、反对用以压制他们的国家权力的压力，已经成长起来了。关于地方自治和省自治，西方能够依赖，并且不断修改已为大众接受的制度格局。

但南亚国家正急切地需要现代基础设施，以便动员民众支持计划和发展，他们不能等待基础设施从下面自动地出现。实际上，如果现代基础结构不能由国家干预产生，就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希望，这种发展或许随后能够产生适当的自发反应。除了由政府政策创造基础设施，通过国家干预促进其增长之外，别无选择。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民主计划理想不是一个将削弱整个努力的幻想吗？这是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些同样严重的其他问题。

在共产主义国家，革命后通过政治命令创造了制度基础设施。它曾经，现在仍然主要用来从上面到地方和区域一级传递命令，正如我们在第9章指出的，南亚的计划思想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苏联，但南亚各国政府并没有创造不分派别的国家。然而，制度基础设施必须通过国家干预产生，否则的话，它就不能形成。那么，一个大问题是，它一旦产生，是否将流行起来，并且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自身生命力呢。民主计划的希望就在于它会这样。

已经很明显的是，即使在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南亚不发达国家也注定构成了计划的第三世界，既不同于西方的形式，也不同于苏联的形式。

在试图创造这种制度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印度在计划和开始规划两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关于这些努力的公开辩论的水平和深度都很高，印度也对结果，特别是对乡村进步规划进行了最深刻的评价研究。

从一开始，印度就强调了它称之为国民附属服务和村社发展的内容，这就是在乡村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改善工作与生活态度的协调性尝试。村社发展规划以巨大的热情和迅速增长的希望而开始。但不同机构主持下的许多评估研究早就表明，这些希望总的来说是过分乐观的．大多数印度村庄的变化并不大。

为了促进合作，印度加强了在殖民时期就开始了的努力，发展信用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数量已大大增加，他们提供的总资金比例已从3％上升到20％以上。不过，乡村仍然受放债者支配，合作社运动遭受着与殖民时代一样的病痛。许多合作社名存实亡；其他许多合作社并不是真正的合作社；它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地筹措合作社成员提供的货币，它们主要是作为一个机构为让与资金的分配服务。其中许多合作社无力偿付债务，其管理也是腐败无能的。印度计划者也鼓励合作社运动扩展到其他领域，但是，“多目的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具有信用合作社一样的缺点，它们的成就甚至更有限。

在最近几年里，印度已强调创造地方自治的法律基础。从乡村行政委员会开始，到区一级的地方选举议政会的三级金字塔已建立了。人们希望，这些机构将对计划及其执行、一般地方行政管理和税收等担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然而，这些乡村行政委员会至今尚未对实现民主计划目标作出很多贡献。

总之，旨在实现民主计划的印度政策在范围方面真正令人难忘。但是，对这一重大工作的鉴赏绝不能让观察者看不到固有问题的严重性。首先，鉴于初始条件，希望这些民主计划努力取得迅速进步则是不现实的。然而，事实是，当潜在的失败危险极大时，迅速变化和难于实现是一样重要的。不幸的是，这只是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在努力实现民主计划中所面临的几个困境之一。

第二个困境涉及规划的范围，特别是，表面上包括整个国家是否比在选择的几个地区作深入努力更好。在印度，后者已保证了一些地区的更迅速的成功，但该国的大多数地区仍停滞不前。

第三个困境涉及乡村进步规划应当主要关心的生活方面。最近，迫切要求更多的农产品已使人们普遍同意把提高农业生产力作为最优先的考虑。但是，由于低的生产力与教育、保健条件，以及态度有关，当前这种流行观点可能将证明是错误的。

简单的事实是，印度亟须通过改善所有不良条件以在整个广大农村取得迅速进步。集中于一些方面的发展或几个区域，满足于缓慢的进步，对一个非常不发达前国家来说都不是恰当的办法，在这种不发达国家，劳动力现在每年大约增加2.5％，而且如果不想扩大城市贫民区和贫穷的城镇的活，劳动力必须留在农业。

在最初的计划中，印度经济学家选择村庄作为最低层的基本单位，以这些基本单位为依据基础建立发展模型。他们的信心基于这一信念：在各个村庄。曾有一种村社感情遗产。他们相信，村民们对他们自己地方的问题有完善的理解，比西方人在其相互关系中更有社会精神。还有一个更可疑的假设：村民之间具有真正的相同利益。

但是。实际上，印度乡村进步规划一直试图促进的自治与合作的类型明显地背离了过去或现有的做法与态度。新的规划试图诱使村民理性化，并寻求变化与改善俪传统的自治和合作至多只关心保持已确立的关系。

印度村庄是不平等、利益冲突和抵制变化的堡垒——所有这些态度都是由停滞造成的。它又反过来加强了停滞，民主计划政策必须克服这种停滞。但是，把村庄当作利益和谐单位的浪漫观点十分牢固，以致有关效率基础问题也几乎没有印度作家敢于对它提出挑战。村庄是否应该作为基本单位予以保留当然是有疑问的。也许，变化的力量只能通过一开始就把村庄合并为较大的单位进行动员。

支撑民主计划的根本观点是，它应是“从下面建立的”，而且它应该通过人民的自愿参与和合作而产生。英国人就是因为不愿意或不能够征集人民的全心全意的参与而不断地受到批评。人们相信，独立的印度会沿着一条新的道路前进，因而就产生了困境。因为在南亚停滞的村庄中，这种自愿参与并没有像西欧那样自发地出现。巨大的贫困和迅速的人口增长排除了渐进的可能性；选择迅速发展就根本不会发展，甚至倒退。

当然，国家必须干预，以帮助创立村庄领导机关。但是，问题是，这是否会像一场真正的民众运动一样激发起一股力量去给自治提供聚集动能的机会。在参加制定改善生活条件的新制度时，各政府不是要人民随心所欲，而是要人民走政府规定的行动路线。这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强调自愿参与只能使问题更为棘手。实现这种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工具必然是行政机关，它必须扩大、训练和重新定向。由于这些政府没有共产主义者那样狂热和有纪律的政党干部，这一要求就尤其正确。因此，自治和合作不应当“自上而下”而应该从人民的愿望中产生，这个不断重复的思想公式大部分是自欺欺人；沉湎于这种欺人之谈不可能使乡村进步计划合理有效。

南亚许多自治机关更多的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旨在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印度尤其是这样。但是，这些机关经常被官员当成中央政府的代理来管理。工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整个南亚，工会主义主要限于大规模的工业和种植园，还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尝试来组织农业工人。在一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已作出努力在劳动管理斗争中帮助作为弱小党派的工人，特别是当管理处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时。另一方面，已有这种感觉：停工，即集体讨价还价的最后办法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当政府的努力实际上转向通过调解和仲裁使工会趋向限制工资并进行合作时，经常对一些独立和专断的工会的西方概念口头上说些好听的话。这就使南亚大多数工会在思想上与苏联几乎没有区别。

但是，创造自治、合作和民众参与的机构而不改变基本社会经济结构的所有这些努力本质上都是回避平等问题。这种回避不平等问题的企图对这些改革政策的失败负有大部分责任。这个问题在这里作为困境提出来——实际上，它是民主计划思想和政策的基本困境——因为很难理解，假如给定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怎样能够遵循一项完全不同的政策。

在印度，许多持有甘地信条的领导人坦率地承认普遍存在于乡村结构的不平等。他们甚至谈到进行一场可望废除种性等级制度和土地私有制的全面革命的必要，但他们主张不采取强迫手段做到这一点。尼赫鲁理解这一思路的弱点，他说，不是要真正改变社会秩序，而是把重点放在现存体系内的慈善与仁慈上面，既得利益原封不动。

在讨论乡村进步和民主计划的实际问题时，人们经常强调，自治与合作制度应该包括所有的乡村成员。希望是，民主过程将导致对穷人和弱者给予特别考虑；将诱使特权阶层丧失特权，并与受剥削的阶层进行真正的民主合作。这种思想路线可以说是印度的官方信条；当人民能够参加进来一起工作时，它受到甘地的非暴力社会变革的信仰的支持。但是，在正式辩论中，已有人公开对此表示怀疑。D.R.加吉尔在其《经济政策与发展》中，把这种甘地主义描绘成“不过是宗教复兴精神”。他认为，“甘地思路的失败”本质上在于没有认识到，必须要彻底地废除旧的制度和阶级形式，才能进行新综合的尝试。

在印度特定的思想状况下，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精英容易提出要求更大平等，废除乡村不公正的响亮口号。但是，作这种表示的那些人几乎不支持实现这些理想的实际措施。由上面指导发展的做法与他们的理想相反。但是，正如理查德·本迪克斯在《发展中政治社会的公共权威：印度的状况》一书中所说，村民们正被要求今天而不是明天进行合作，“今天，他们被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和严密的村社联盟极度地隔离。事实上，‘民众’并不具备实现全乡村范围内的巩固与组织的能力，如果，并且当乡村社会条件已经改变时，这种能力才有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出现。”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乡村进步措施本身往往主要有利于那些比大多数人更富有的人。虽然与目标相反，但是，如果在此之前或与此同时没有做出努力打破阻挠实现更大平等的现存制度的障碍，那末这种趋势就是不平等社会中推行进步政策的自然的、甚至必然的结果。整个行政管理体制鼓励了这些趋势。

行政管理本身具有牢固的、再多的说教也改变不了，至少不会迅速改变的等级继承性。福特基金会的道格拉斯·恩斯明格，一位在印度村社发展努力中起首要作用的美国专家，警告着手这些规划的文职官员不要有种姓态度。他抱怨说，“乡村工人极频繁地被看成是低级待从，或被作为低级侍从对待，而不是作为共同的工作者”。行政等级内部的现有种姓制度是阻碍村社规划成功的进一步的主要限制因素。

经常也有人抱怨许多行政官员晋升的社会障碍，以及提升避开了较低阶层。但这种失败只通过行政官员自己的行动和态度是不能给予充分解释的。即使他是最有献身精神和精力旺盛的人，能够真正指望他深人村庄，唤醒贱民反抗剥削吗？他无疑会被逐出村庄，或至少因为不胜任而免职。他不是接受派遣，代表政府去发动一场革命，而是去完成一些实际事务。要做到这一点，他自然要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打交道。他能同他们在一起工作，他们也更有容纳力，因为他们一定从他的努力中获得许多利益。最下层阶级内认为他只是政府的代理人，在非根本意义上才是他们自己的一分子——这同样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情况的逻辑说明了较穷的村民被排斥在规划之外的原因——除非作为潜在的志愿劳动者和些许面包的接受者。它也解释了这些结果是如此不重要和如此搁置的原因。大规模的迅速发展尤其要求落后集团开始有自己的抱负，但现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并没有促成这种变化。

看到这种困境的西方观察家对此表现出许多矛盾心理。他们赞成村社发展规划，部分因为他们赞成其保守的、基本上是反共的推力。他们也经常感到，保守力量已经太强大，而要避免革命，南亚国家必须改革不平等的乡村结构。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在土地改革和保护佃户方面未能有所作为。然而，还几乎没有什么坚决的批评，平等问题在讨论村社规划时被刻意地回避了。在大多数关于各种民主计划方案的著作中，外交显然已成了主要关心的事情。

“自愿”困境往往由于普遍混淆了该词共有的三种不同意义而模糊不清。一个意义是，民主计划要求人民的参与和主动精神，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尽可能早地在为自治和合作而创造新制度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说，计划问题就是如何诱导人民在补救所有使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不太令人满意的条件过程中参与和合作。第二个意义是，整个计划和发展过程应该发生在民主政治结构之中。在所有南亚国家，甚至在那些已经废除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民主的地方，也说其政权在下列意义上是“民主的”：它试图符合人民的需要与愿望。

第三种意义认为，应该依靠说服和调解而不采取强迫来追求人民的参与与合作。印度明确地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选择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外国观察家来说似乎都是异乎寻常的。南亚其他国家也作出了类似选择，在所有方面都存在极端的疏忽。政府政策正在不断地尝试用胡萝卜而不是大棒行事。

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偏好逻辑上和事实上都与其他两种意义不同。它显然与政治民主不一致。所有这些国家只让其公民承担了较少义务，甚至强制推行比西方民主更无效得多的东西。这种避免强迫当然与“自愿”的第一种意义不同。这种避免建立和执行规则，不会促进合作，而只有助于增加犬儒主义和大众的漠不关心。如果他们认识到政府不能推行更大的平等，这种推断就特别符合事实。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在整个地区对“自愿”的三种意义有一种系统性的混淆。这已造成了混乱，而混乱又因为声称这种含糊的混合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恐怖和管制的主张而增加了。其政策要求给南亚以援助和忠告的那些西方国家对此无不拍手叫好，认为这是该地区决心不倒向共产主义的证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已被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默认了，这些共产主义国家急于表现“民主”因而不愿意建议实行更多的强制。而且，这些国家看来相信，强制只有在革命后才能应用于南亚，因此在这一阶段，他们还小心翼翼不推行强制。

有关这种自愿理想的模糊言词所掩盖的真实的非常严重的困境是，如果没有更大的社会纪律，南亚几乎没有迅速发展的希望。首先，在没有更多纪律的情况下——没有强迫作后盾的规则，纪律就不会出现——所有的乡村进步措施将基本上无效。原则上，在一个国家能够达到的民主程度的结构内，纪律能够产生；最终，没有什么东西比缺乏纪律更危及民主的了。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阻碍了制定具有更大责任约束的规则。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容易执行。

但是，确立本地区思想的本地知识分子精英和外国观察家都应该澄清概念并避免以不现实的、混乱的措辞掩盖真实的困难。根据有关怎样在政府政策指引下有目的地、逐渐地克服有效改革的限制和障碍，以及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怎样完成这一任务而不放弃公认的民主思想中的基本信条等方面的传统，这样做是有实际意义的。

上述几个困境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源于自愿困境，这种自愿困境又是用我们称之为“软国家”的社会条件的复合体来解释的。当我们把南亚国家描绘成“软国家”的时候，意思是，在整个地区，民族政府向公民要求得极少。即使那些确实存在的义务也执行得不充分。这种低水平的社会纪律是今天南亚国家和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有理由相信，南亚国家在前殖民时期具有类似于西方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时期的义务体系。在南亚，就是这些义务网络保证了道路、运河和其他通讯设施的维持。在西方，社会和需要维持它的保护性纪律逐年稳步加强；今天，每个人，无论穷富，都同样受到社会控制体系的约束。南亚没有经历从原始的、静止的乡村组织开始的类似演化过程。相反，殖民主义一般使古老的乡村组织衰败了，而又没有创造替代形式。在印度，甘地建立了一种哲学和不合作的政治策略理论。在那些没有甘地，甚至没有强大自由运动的南亚国家，不服从和不合作不过是对强加的殖民权力结构的自然反抗和抵制。其遗产是一套无政府主义态度，具有源自反对殖民强国记忆中的思想和感情力量。在新独立的国家，这种态度现在正转向反对他们自己的当局。

从西方的角度看，解决普遍的和严重的无纪律的明显办法是，政府应该迅速地建立合理的社会规则体系，并务必使它们适当地执行。这看来的确是发展计划中最本质的因素。但是有大量原因使这种建议在南亚很难或不可能遵循。首先，南亚各国有一种历史遗产，这就是殖民主义造成的抵制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并没有随着独立而消失。“硬国家”的形成不仅受到乡村中的态度和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统治者的抑制作用的阻碍。此外，南亚国家没有一个行政当局准备执行新的规则，即使这些规则并不是很革命的。甚至在殖民时代就至少在较低层次蔓延的腐败，正在普遍泛滥，并且使中央政府的命令屡屡受挫。

在这些抑制因素中间也有重要的思想因素。南亚新国家一般接受了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平等主义思想。为了受剥削阶层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主要在立法和执行两个层次遭到挫折。这一事实一定恰恰使得那些最献身于平等理想的政府成员和知识分子精英注意要求穷苦大众行动的措施。

不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切阶层、乃至乡村的社会纪律的加强，要促成迅速的发展是极端困难的。因此，所有的计划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是令人不安的。即使在印度，那里计划已经兴旺起来，一系列计划确实注意到这类五花八门的有关问题。人们还是必须非常严密地审视计划，才能发现一些地方提到需要让村民承担义务的规则；即便这些也显然不是很令人信服地提出来的，并且没有遵照执行。总的来说，强化纪律的要求在公共讨论中是避而不谈的——实际上比甘地时代更多地避而不谈，因为他经常责备人民懒惰、不整洁、普遍缺乏秩序。今天，取而代之的总格局，是祈祷新的社会“精神”。

第13章 对私有部门的管理控制

过去南亚各国为了发展而推出的计划是作为财政计划来制订的。许多计划确实包含着要求立法和行政行为的部分，这种立法和行政行为可望改善公用事业，进行土地改革，支持生育控制，或导致形成了社会框架的态度和制度的其他重大结构变化。但是，由于这些改革仅仅偶然地与公共支出相联系，并且因为在任何地方只交代了成本而没有说明收益，因此，它们并没有真正纳入计划的主要部分。

而且，还有我们称之为对私人部门“管理控制”的整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我们包括政府为影响人们某个特定方面的经济行为而使用的所有短期政策措施。即使存在相似性，管理控制也不同于长期改革，在长期改革中，它们指的是政策杠杆，需要操纵这些杠杆，以保证发展逐年逐月地进行，在变化的范围内尽可能密切符合计划的目标。

当各种旨在诱导制度和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政策，即使没有合理地结合起来，也经常在计划中得到充分讨论时，管理控制及其进行的方式通常完全没有讨论。甚至对利率和其他信贷条件，国有企业应对其商品和劳务收取的价格、价格管制和配给或私人经营和投资的许可证这类最重要的问题也很少或没有给予注意。特别是，关于怎样达到控制的合理协调，以便它们一起指导实现计划的发展工作的关键问题，计划上只字未提，这意味着计划不是“管理的”。控制也不真正是事先计划的，而必须以特别方式临时准备。当然没有在下列意义上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几项控制可视为能互相交替的，或者一种类型的控制使另一种类型的控制成为必需。从计划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总是应视为所有各种控制对发展的总影响。

我们把管理控制分为两大类：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控制旨在刺激、鼓励、促进和诱导生产、投资或消费。我们包括在这种控制中的有：旨在澄清商业状况和鼓励投资的教育运动；以宽厚条件向私人部门提供技术帮助、补贴、免税期和信贷；国有企业产品按管制价格分配；以进口控制和提供外汇来保护。相反，消极控制指的是靠威嚇手段制止或限制生产；对资本股票发行、投资和生产进行行政限制；不提供外汇；对生产品和消费品进行配给；征收消费税等等。

尽管在一般的用法中“控制”（control）一词具有消极意味，但由于缺乏更确切的词，我们还是坚持用它来描述一国经济生活中所有起作用的国家干预。这里，要记住的更实质性的修饰词是，控制经常可以是消极的，同时也可以是积极的。例如，国家对外汇分配和进口的控制对一些进口者来说是消极控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积极控制，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外国的竞争当然常常是积极控制。

各种控制之间的另一个区别与它们怎样应用有关。如果其应用涉及行政当局所作的个别决策。那么，它们就称为相机抉择。但是，如果它们根据一个明确规则自动地应用，或者依靠价格管理、关税的手段或给特定工业部门以补贴而没有歧视，以支持一些特定厂商，那么，控制就被定为非相机抉择的。这个区别大体上与许多关于这个论题的著作中描述的“直接”或“有形”控制与“间接”控制之间的区别相同。有这样一些情况：以十分清楚明确的措辞规定总的行政管理，以致如果它们得到严格的遵守则几乎没有相机抉择的余地。但是，这种情况在南亚是少有的。行政管理无论什么时候参与其事，一般总是有相机抉择的机会，因而也有歧视的可能。

在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时，南亚国家——由于有一些重大差别——与自动应用的非相机抉择控制相反，正十分严重地依赖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但是，南亚缺少德才兼备的行政管理人员使相机抉择的控制更难合理有效地实施，也使得对它们的依赖更危险，甚至道义上的信赖是这样。记住这种考虑因素之后，我们得出这个价值前提：总的来说，如果非相机抉择控制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那将是值得的。

在南亚计划中，经常有一些总的陈述来支持自动应用的非相机抉择控制，通常是借助于影响价格机制的政策措施。然而，实际做法十分不同，计划者显然把运用行政相机抉择控制当作标准程序，实际上视为计划的精髓。特别是，人们有这种感觉，南亚有更激进倾向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把政府使用相机抉择控制的意愿看作特殊“社会主义”的特性。许多西方作家反映了这种思想混乱，它们在南亚过多的行政相机抉择控制中发现了思想转向社会主义，甚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迹象。商业界对政府干涉商业不断提出强烈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又出奇地保持了克制，并且显然并不意味着须予以认真对待。其原因是，商业界，特别是大企业基本上非常支持实际应用的相机抉择控制体系。

首先，我们谈一谈南亚经济中最大的部门，农业部门中的控制。在独立以后，新政府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农业部门：其中正规市场薄弱。甚至不存在，非相机抉择的价格控制很少有效，甚至不适用。那里，还有家长制和独裁主义的遗产，农民希望有官方干涉，以组织和指导他们的活动。但是，同时，他们也表现了一种愠怒的不服从的遗传倾向，和试图尽可能碰运气的公认形式。在殖民时代，西方官员习惯于把村民看成是无秩序的、懒惰的、没有抱负的人，他们必须管理这些人而又没有过多地卷入，尤其是卷入社会问题。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是由这些官员及其下属直接实施的。

接替西方官员的本地政治家的正常的抱负是步西方官员的后尘。新政府接管的国家是“软国家”，在乡村地区和农业方面情况尤其如此。在现在的背景下，其含意是，独立政府发现自己比殖民政府甚至受到更多的限制，不能运用非相机抉择的控制。

但是，本国政治领导人的上台执政包含着一个非常大的差别。他们和该地区的所有知识分子精英共同致力于推动预示着根本变革的发展。鉴于乡村地区现存的各种条件，政府感到不得不对村社生活施加更多的影响。在缺乏有效市场的情况下，价格刺激注定依旧微弱，如果要发挥这种影响，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南亚国家都回避了对任何阶层的村民规定明确责任的消极控制。这意味着，乡村进步政策必须限于积极的相机抉择控制。合作社和自治组织成为提供包括从指导到各种补助的积极诱导的工具。在前一章，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政策措施，还指出，在没有土地所有制和租佃的结构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政策措施怎样倾向有利于村庄不太穷的人，因而加剧了乡村地区的不平等。

积极的相机抉择控制，特别是各种形式的补贴，还有另一个效果。当它们增加时，监督行政官员的需要增加了，因而监督者的需要也增加了。刚性、繁琐拖拉的公事程序和官僚主义容易变成计划和改革的标志。毫无疑问，农业部门中大量的和日益增加的积极相机抉择控制，由于需要更多的歧视性抉择，往往降低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诚实。无能和腐败又必然容易毒害通过地方参与合作与自治机构来促进民主计划的运动精神。这是一个不可能以理想方式解决的真正的困境。当态度和制度陈旧，更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排除时，在借助价格政策和其他自动应用的非相机抉择控制执行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几乎毫无办法。消极控制是难以实行的，因为它们也缺乏政治和心理后盾。

关于南亚管理控制及其执行的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现代工业部门。这个小部门中的企业，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所有和管理，像殖民时代一样，在往都是大得多的传统经济中的飞地。其劳动供给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及产品的需求都不是在完善市场那样的条件下运行的。它们也往往保留了传统制造业的许多特征。因此，族阀主义和“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不过，就是在这种现代部门中，通常所谓“有组织的”部门，价格政策和其他非相机抉择控制可望比较有效；我们假定计划者和政府将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它将使相机抉择式的国家干预需要极小化，以达到计划的目标。然而，事实是，即使在这里，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也得到了极度充分的运用。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所有西方国家都被迫实施商品和价格管制，并用配给、许可证等等来支撑这种管制。拥有殖民领地的那些西方国家在殖民地也采用了同样的管制。因此，战后上台的独立政府经常继承了他们的大多数相机抉择控制；无论如何，西方战时的管制为他们提供了模仿和进一步发展的模式。总的来说，西方国家都试图尽快地停止这种管制。

但是，在低弹性的南亚经济中，相机抉择控制的需要仍然大得多，且更持久。即使在有组织物部门中，市场条件仍然是这样：各个管理机构必须经常把相机抉择的控制应用到比西方国家认为必要的更大程度。这种类比因而表明了南亚应用的控制体系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因是，首先是该地区的贫困和不发达——这反映在经济中商业企业的传统性质之中，那里，瓶颈和剩余比供求平衡更正常。其次是对促进和指导发展的兴趣。但对相机抉择控制的依赖到了它们应用的程度，这不能认为是必要的。

在大多数南亚国家（马来亚和泰国除外），一个重要的瓶颈是缺乏外汇。如果有足够的外汇，克服有组织的工业部门的短缺所需要的进口就能较容易地获得。硬通货——用它能购买外国产品——的这种缺乏不能通过价格政策和其他非相机抉择控制，诸如关税、多重汇率或进口附加费来予以实质性地克服。也不能指望用贬值的办法来大幅度地改善外汇状况。无论汇率多少，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都必须牢牢地坚持进口管制。若不这样，他们就将抛弃计划武库中的一件最重要工具。这些进口管制在允许进口的产品性质与数量方面实际上是相机抉择的。否则，将没有足够的外汇留下来进口必需的消费品和发展工作所需要的那些产品。

这种进口管制有一个附带作用，对国内产品生产提供保护，防止外国产品进入该国。进口管制越紧，一般意味着产品不那么必需，保护程度就越高。这种反常作用能够通过禁止一些产品——政府认为这些产品完全不是必需的——的生产来防止，以及通过对其他产品征收过高的关税来防止。

这种非相机抉择的控制一般没有得到应用，并且从未得到充分应用，这有一个附带作用，即批准进口许可证的张张文件纸成了值钱的个人礼物。除了这一点外，不愿意使用非相机抉择的消极控制也使得通过复杂的相机抉择控制体系抵消显然不合理的保护效应成为必需。

在印度，公司发行新证券受政府控制。工业方面的所有重要的新企业，或选址的变化或制造产品的变化，都需要政府许可。政府也有权调查任何工业企业的经营情况，并且，如果政府的指令没有得到遵守，政府可代行管理。依照必需品法令（TheEssential Commodities Act），印度政府能够调节所有食品和原材料的生产与管理。印度关税委员会决定所有受保护行业的产品价格；如果作出选择，可以把利润限制在投资资本的8％～12％。国家贸易公司被给予垄断进口和重要产品分配的地位，目的是保证“按合理的价格公平分配”。

结果是，除了有行政当局的事先许可或者冒着事后被政府否决的风险以外，不能进行任何重大的、甚至少数微不足道的企业决策。所有这些授权的消极相机抉择控制当然从未充分运用。如果它们得到充分运用，有组织的部门的每一部分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都不能称为“私人的”。政府或行政当局的决策一次又一次改变了实际运用的这些控制的范围。但是，只要存在外汇稀缺，并且不愿意使用非相机抉择控制来控制这种局势，那末在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事是十分有限的。

在巴基斯坦，尽管计划和政府发言人不断宣称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应该放松，应该更多地依赖价格机制的作用，但是，情况大体上与印度差不多。锡兰一直朝同一方向运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甚至向相机抉择行政控制推进得更远，这种推进的动力是构成其近期历史特征的政治发展的激进倾向、起义和内战、马来亚和泰国实行相对少量的消极相机抉择控制，不过，他们的积极控制——例如，准许一些新企业免税——在不寻常的程度上是政治和行政相机抉择的一件大事。应该注意到，所有东南亚国家像锡兰一样，已采用了相机抉择的管制，部分原因是歧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以有利于大多数人。不能通过非相机抉择控制去追求这一目标。

在印度式的管理控制体系中，一套控制的应用使另一些控制的应用成为必需，它们一般也必须是相机抉择的。要使固定价格有效。就需要实行分配和配给，往往需要对供给方面的更深远的干预。这样，在每一个相机抉择控制体系中就有一个自我持久和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当经济正经受国内供给短缺和外汇短缺之苦的时候。

南亚的所有经济计划都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发展应该被推动。更具体地说，人们感到私人企业，尤其是生产投资，需要促进和刺激。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种看法也是很普遍的，在印度，公共部门的增长被宣布为计划的主要目标。

例如，在制定公共部门收取的价格时，一个主要考虑是，价格应该维持在低水平，以鼓励私人企业。用各种免税办法来鼓励新的经营冒险活动。税收管理松弛也在同一方向发挥作用。有组织的资本市场上的利率维持在低水平，经常低于发达国家，尽管资本非常稀缺。特别信贷机构也产生了，这种机构经常以优惠信贷资助借款者。

即使最初认为私人企业太少，它们需要鼓励的看法是正确的，它实际上已经鼓励到了必须受到抑制的程度。这是因为，供给，特别是外汇的供给并不是用之不竭，而是十分有限的。这种鼓励大多数是由积极的相机抉择控制提供的。行政相机抉择一般用来决定谁将得到公共部门的服务，谁将以特别利率从金融公司得到贷款，当然还有谁将分配到外汇。由于积极控制过于强大，结果需要消极控制。像积极控制一样，它们被赋予行政控制的性质。在既促进又阻碍企业的过程中，政府和行政部门直接卷入了私人企业的所有方面。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形。当人人都在谈论鼓励私人企业的必要性时，当大量的积极控制根据这一考虑予以制定时，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借助上面列举的所有消极相机抉择的控制工具，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限制或阻止企业方面。这就像开车时加速器已经推到了最高档而制动器仍被紧紧地踏住一样。需要相机抉择基础上的广泛的消极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应用积极管理控制的结果。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超越实际限制地鼓励私人企业使庞大的相机抉择行政控制官僚体系成为必需，以实施治理，特别是当积极控制主要是相机抉择型的时候。

取消或放松一些积极控制会使一些消极控制成为不太需要的措施。相互冲突的控制的普遍存在意味着，其他必需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控制，而且较大部分必须是相机抉择型的。从发展的观点看，这是特别不适宜的，因为南亚国家最严重的瓶颈之一是缺乏德才兼备的行政官员。

我们描述的这种情况无疑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协调，即由于计划的缺陷。计划者以及更多的计划执行者的自然趋势是把目标定得很高，却没有提供足够的非相机抉择限制，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就导致了一个充满内部冲突的控制体系，其结果就必需增加控制的数量，并使它们成为相机抉择的。

冲突着的控制格局结果是，那些能够藉此逃避责任的商人不断获得超高利润。这些利润在以下意义上“太高”：它们高于为诱发合意的和可能的企业与投资的数量所需要的水平。它们是价格体系不能调节到向企业家提供诱惑力的结果，这种诱惑力从计划完成的观点看是“正确的”。而且，“太高的利润”并未很有效地为税政所吸收；甚至在边际税率很高时，南亚税法也包含了一些易于逃税的漏洞，大规模的偷税漏税是常见的事。

对那些必须找到穿过错综复杂控制的出路的商人来说，情况看来，一定过分复杂。他们确实抱怨政府干预的增多，有时甚至是大声疾呼。但是，观察家都能注意到，这些叫嚷是无力的，实际上是言不由衷的。一方面，私人企业家对这种情形已经习以为常，以致他们把它看得像气候，像印度司空见惯的种姓等级统治和其他许多生活条件一样理所当然。而且，单个私人企业家可能不愿意反对某项具体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必须不断地寻求负责官员的支持。但是，主要考虑当然是利害关系如此之大，致使麻烦再多也值得。这意味着，所有那些能够突破控制的人在维持这种格局中都有既得利益。

另一种格局也是明显的。任何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体系，与经常宣称的意图相反，往往有利于那些已经在需要某种许可的领域里很活跃的人。那些已经经商的人消息更灵通，他们同官员已有较好的联系。当政府需要时，他们也更乐意提供建议和合作。

所有这些都倾向于限制竞争，有利于垄断和寡头垄断，并且纵容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现在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已建立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受到所应用的管理控制体系的大力支持。这与阐明的政策目标直接相矛盾，而且，现在的体系往往给新厂商的诞生和小厂商的扩大设置了障碍。

如果大企业在维持这种控制格局中有既得利益，那末实行控制的官员和政治家在保持这种格局中也有既得利益。我们已经指明，他们凭借如此之多的控制是相机抉择这一事实所获得的权力。因为这些控制并没有纳入计划，而支配其运用的指令也往往是模糊的，所以这种权力就更大，应用则是行政判断问题。经常有充分的理由作出有利于已建立的大型企业的决定，所以他们能够问心无愧。

但是，在种姓、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更一般的“关系”这种传统上如此多的环境中，串通勾结的风险很大——它遍及上自首都的上层阶级下至多村的各个领域。结果经常是显而易见的腐败。实际上，相机抉择控制的盛行导致勾心斗角。正如受遣赴印度尼西亚的美国经济考察团所写的一样：“贪污受贿问题是直接控制的连体双胞胎。”

对南亚的相机抉择控制体系使道德沦丧的决定性作用不应该低估。当战时的西方世界必须依赖过多的相机抉择控制时，他们那里甚至弥漫着黑市和腐败，尽管有十分优越的行政机器和高级办事人民。南亚在下列意义上存在一种具有累积效应的循环因果关系：行政官员和政治家的腐败机构有兴趣保留并建立相机抉择控制，使他们有自肥的机会。

在西方世界，价格机制已日益成为人民通过民主机构选择的政策工具。这个机制运行的条件不断变化，以更好地适应变化世界中的那些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事态的发展开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远比南亚国家的大，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创造的术语说，南亚国家都“运行着无政府状态”。但是，这种影响在西方是尽可能地借助于价格和税收政策及其他非相机抉择的控制来施加的。南亚的控制体系还表现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有更少的相似性，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私人部门要处理。我们再次面对着这个事实。南亚国家是计划的第三世界。

本章的分析立足于这样一个价值前提：管理控制应尽可能地是非相机抉择式的。这个价值前提是从现代化理想中推导出来的，它代表了这样一点：南亚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应该努力使自己更像西方国家——如果它们不赞成将私营部门国有化和变得像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的话。但是，应该承认，南亚国家对相机抉择控制的依赖已部分地牢牢扎根于必要性之中。市场的支离破碎。甚至不存在，对价格刺激缺乏反应，都降低相机抉择控制的效用。

不过，应该没有必要让相机抉择控制占如此巨大的优势。如果管理控制得到更好的计划和协调，实行非相机抉择控制就有更大的余地，特别是，就可能避免政策冲突造成的那些控制。但是，也有强大的力量起着维持相机抉择控制的结构的作用。一个力量是独裁主义和家长制统治的思想和态度的遗产。另一个力量是行政官员、政治家和大商人的既得利益。

在南亚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都不像这样既缺乏科学的分析，又缺乏对经验事实的系统而明确的了解。管理控制不是有计划的，它们显然也没有协调，其应用方式通常并没有详细地揭示出来。我们试图做的是综合成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将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供一个逻辑上协调的体系。

第14章 腐败—原因和影响

腐败在亚洲的重要性可用这个事实说明：在政权崩溃的任何地方——例如，在缅甸、巴基斯坦和中国（指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译者注）——主要的、常常是决定性的原因是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中间普遍存在行为不端，结果商人和一般公众中间非法行为盛行。这个问题是南亚各自政府最关心的，因为贿赂和不诚实的通常做法为独裁政权铺平了道路，独裁政权由于揭露腐败和对冒犯者采取惩罚行为而证明了自己的合法性。清除腐败经常作为军事接管的主要理由而被提出来。如果新政权没有消除腐败，它的失败就为另一次某种起义准备了理由。腐败程度显然对该地区政府的稳定有直接影响。

腐败还几乎是研究课题的禁区。这个问题在政府和计划的学术讨论中几乎没有提及甚至西方专家也很少提到，这表明了我们在研究中描述为外交特征的一般倾向。忽视态度和制度问题就避免了一些麻烦问题。南亚的社会科学家，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都特别想走这条便道。当这种偏向受到挑战时，它被一些笼统的说法理性化了——这就是，所有国家都有腐败；由于殖民时代和前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态度和制度，南亚各国有腐败是自然的；南亚需要腐败给复杂的商业与政治机器添加润滑油，或许它并不真正是一个不利条件。这些辩解是不恰当的，并且显然站不住脚，它们大多都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更经常地在谈话中表述出来而较少见诸文字。

腐败问题虽然还不是研究的主题，但也是有发言权的南亚人考虑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保留了议会民主和公共讨论自由的国家，报纸将很多版面，政治集会拿很多时间用于这一问题。在所有国家中，当谈话自由轻松的时候，经常转到政治丑闻上去。反腐败运动定期地开展，通过法律，建立监督机构，指令保安机关调查有关行为不端的报告。有时，官员，多半是较低级的官员，受到起诉和惩罚，偶尔也有部长被迫辞职。所有这些国家有发言权的人还相信，腐败是猖獗的，并且有增无减，特别是在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中间，包括立法者和部长们。大张旗鼓地努力防止腐败和断言正在对付应该处理的腐败看来只是传播了犬儒主义，尤其是在所有这些触及较高级人物的程度方面。

从前述可见，有两个因素显然是清楚的：所谓“腐败的民俗学”，即人民对腐败的信念和这些信念附有的感情；和可以任意贴上“反腐败运动”标签的公共政策措施，即所建立的旨在加强各级政府官员廉正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这两者清晰可见，应该容易记录和分析。

腐败的民俗学本身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社会事实，值得深入研究。这种民俗学对于人民怎样处理私生活，他们怎样看待政府旨在巩固国家和指导及促进发展所作的努力有决定性影响。它容易使人民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忠于的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与这有关的、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腐败的民俗学在什么程度上有助于产生对有组织的社会的微弱忠实感。如果认为腐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对其不满实际上等于嫉妒那些有机会通过不正当交易谋取私利的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关于腐败的信念，特别是众所周知的犯科者能够继续腐败而几乎没有受到惩罚风险的信念，易于加强这种看法：这类犬儒主义的自私行为是正常的。因此，腐败的民俗学本身就是有害的，因为它能使人们对腐败的盛行，特别是在高级官员中间盛行有一种夸大的印象。

由于正如印度、锡兰和菲律宾的大众辩论十分公开一样，所有南亚国家街谈巷议盛行，所以各种犯罪案件的真相，不难弄个水落石出。主要研究任务当然是确定一国腐败的一般性质和程度，它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部门的侵蚀及可以识别的任何趋势。接下来是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筛选分类。所说的看法既立足于个人观察，也立足于广泛地阅读原始记录、委员会报告、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更多的是立足于同该地区有识之士的谈话，包括同西方商人的谈话。在美国，对腐败问题已有几代人深入地、富有成果地进行了研究，这一事实应该驳斥所谓从这一现象的研究中不能学到什么的看法。

首先关于腐败的一般程度，毫无疑问，南亚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高得多。如果要同殖民时代的情况作一比较，南亚和西方观察家的一般看法是，腐败现在比殖民时代更普遍。尤其有人相信，它已在较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中间建立了基础。因为对南亚不同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一般假定，政府工作部门和政府采购机构特别腐败，这些部门和机构的官员控制了进出口许可证、征收关税和税收，管理铁路使其正点运行。显然，官员什么时候被授予相机处理的权力，就往往什么时候有腐败。腐败甚至有时候蔓延到法庭和大学。

在关于腐败的初步正式研究中，特别是印度的腐败研究中，一般对争夺南亚市场的西方商业界所起的作用保持沉默。西方商人自然从未公开讨论这一点。但在同我们的私下谈话中，许多人坦率地承认，他们不得不贿赂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以缔结商业交易。他们经常必须贿赂高级和低级官员，以使他们的企业运转而没有太多的障碍。他们说，这些贿赂构成了他们在南亚的总营业费用的很大一部分。

在试图确定行贿受赂事实，特别是较高级官员和政治家方面索贿受赂事实时，研究者面临一个特殊困难。贿赂很少是直接交付的，通常通过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可能是一个本地商人，或者是一个低级官员。许多西方企业发现使用专门行贿者或中介人作为代理人更方便——且较少令人反感——他们然后向这些人支付报酬，这些人的合作是生产和商业顺利进行所必需的。更一般的是，当一笔生意要做成时，掌握最终权力的某一官员经常要通知西方商人，一位部长或一位高级官员希望得到一笔一定数量的钱。即使本地商人也经常处于这种与索贿者有关的间接关系。由于整个事情是秘密的，经常没有办法知道中间人是否将这笔钱据为己有。他甚至可以使用一个清白人的名字的分量来使交易有吸引力，并增加他的利益。这当然是腐败民俗学可能夸大较高层腐败程度的方式之一。

腐败民俗学，反腐败运动中这些信念和感情的政治、行政和司法反映，几个国家不同时期的腐败盛行，以及现在的趋势——所有这些社会事实都必须同南亚其他情况联系起来，从因果关系方面弄清其来龙去脉，并给予解释。

当我们说南亚的腐败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普遍时，我们暗示了社会传统的一个基本差别——在什么地方、怎样和什么时候谋取个人利益的差别。在南亚对与西方现存的同样意义上的追求利润和市场竞争的愿望进行刺激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在南亚，要消除从那些在西方已经基本上受到抑制的一些来源——公共责任和权力领域——谋取私利的愿望也同样困难。西方人不认为是利润来源的某些行为在南亚却很有用处。它们有“市场”尽管当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完全市场。这些差别实际上互为解释。实际上，它们是前资本主义、传统社会的残余。在南亚，经常不存在商品和劳务市场，经济行为并不受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计算的支配，“各种关系”必须填补这个缺口。在这种背景下，贿赂官员被认为与古老社会许可的赠品和贡物没有什么差别。据认为这种贿赂也与在任何社会层次附加在所给予的帮助上的恩惠没有什么不同。

南亚各国传统上是“复合”的社会，那里，基本忠诚是对家庭、村庄或基于宗教、语言、种族起源或社会等级所组成的集团，而不是对整个社会，无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国家一组。对以牢固统治和惩罚措施为后盾的国家的广泛忠诚是现代西方和共产主义道德传统的必要基础。通过它，一定的行为反应可以不考虑个人利益。在南亚，对这种较小集团的较坚决的忠诚酿成了族阀主义，它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形式，它基本上鼓励了道德松弛。腐败的盛行是软国家的另一方面，一般意味着低水平的社会纪律。

但是，这是静止的看法。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腐败正在蔓延和增长。几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倾向于导致更多的腐败。赢得独立和从殖民状态向自治的过渡本身引起了深刻的动乱。政治家的作用大大增加。同时，殖民行政官员们应召回国，几乎没有留下持有较严格的西方道德态度的有能力的本地行政官员。应用于对私人企业控制的形式增加了官方相机决策权力的机会。这种腐败的蔓延又给予腐败的政治家和不诚实的官员得到这些相机决策管理的巨大既得利益。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员的低工资使腐败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腐败在因果循环中形成了。它的行动具有特殊力量，因为人们开始注意到它的蔓延，并且知道没有采取反对它的有效措施。在世故老练的人们中滋长的观点是，腐败像通货膨胀一样．是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附属物。这种观点的作用是传播犬儒主义，降低对行贿受贿的抵抗力。

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限制。忠诚的瓦解刺激了腐败，腐败不利于巩固国家的努力。它降低了人们对政府及其机构的尊敬与忠诚。它经常助长了计划中的不合理，限制了计划的范围。用腐败行为赚钱的常见方法在公共职能中可能造成障碍与延迟。这使南亚的行政管理车轮减慢到毁灭性的程度。渴望避免这种耽搁就产生了“速度钱”（speedmoney）这种普通商品。行贿者经常可能并不要求官员做任何非法的事，他可能只想加快政府机构的文件传送和决议达成的速度。

西方学者表达的普遍看法：说南亚的腐败加快了繁琐的行政程序，显然是错误的。当南亚事务观察家批评南亚官僚政治承袭的缺点时，他们经常看到禁止把腐败引证为原因。像参加关于这种官僚政治的生动讨论的许多人一样，他们避免把他们的观察同盛行的腐败、腐败的时常辩解，以及个别官员在保留繁琐程序中的自身利益（如果官员不诚实，这些程序使他有更好机会接受贿赂；如果他诚实，则它们可能有助于保护他免受怀疑）联系起来。当人们正确地或错误地相信腐败是普遍的，官员们的廉洁性就被降低。如果他抵制腐败，他可能发现难于履行职责。

例如，我们曾一度住在新德里区，那里的首席警官，同我们很友好。我们曾经向他抱怨出租汽车司机无视所有交通规则的习惯。我们问“您为什么不命令警察执行这些规则呢？”

“我怎么能呢？”他回答说，“如果一个警察上去要求出租汽车司机遵守交通规则，司机会说‘滚开，否则我要向人们讲你向我素要了十卢比’。如果警察随后指出他并没有这样做，司机的回答可能是‘谁会相信信你？’。”

当人们认识到南亚腐败的非常严重的后果时，能对此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在印度，桑撒南委员会的重要报告已经分析了造成违法乱纪机会的行政程序，并提出了改革建议。该委员会要求建立更简单和更准确的政治与行政决策规则与程序——这些规则与程序影响着私人和企业经营——以及更严密的监督。

该委员会的一个主题是，相机抉择的权力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它指出，低级文职官员的报酬应该提高，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应该改善，应该更有保证。保安机构，包括特别警察部门应该加强。法律和程序应该改变，以便惩罚腐败官员的行动能够更快地、更有效地执行。也应该采取措施对付私人部门中那些腐蚀公务员的人。该委员会还建议，所得税报告和估计应该公开，更一般地说，宣布公共文件为机密东西的做法应该受到限制。它提出，应该禁止商业企业对政党作任何捐献，进行真诚的控诉的个人应该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如果报纸妄发没有证据支持的断语，也应该受到起诉。

该委员会承认，腐败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坚定的决心和许多年的持久努力才能解决。重要的问题是当该委员会称之为“整个道德价值和社会一经济结构体系”的东西必须改变时，政府是否将根据该委员会提出的办法采取行动，以及这种行为在国家社会内有效到什么程度。

在考虑这些国家——那里，腐败是这样深入传统社会的制度和态度的残余中；那里，几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增加了个人利益的刺激和机会——的改革前景时，反腐败的公开呼吁必须视为建设性的力量。即使当这种反应基本上只是嫉妒那些已经道德败坏到只要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贪赃枉法的人，这也是正确的。由于那些能够从腐败中得到个人利益的人是极少数，所以反对腐败的公共呼吁应该是对愿意进行认真改革的政府的支持。

大不列颠、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二百年前都曾充满腐败，但现在，那些国家的腐败却有限。这些国家就是在重商主义和现代福利国家之间的这段自由时间内发展成为强大的国家的。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道德的明显加强，特别是在较高阶层，连同较低层的薪金改革，经常伴随着把习惯性的贿赂转变成合法酬金。

毫无疑问，南亚国家能够从研究一百多年前这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改革中学到一些东西。然而，在初始条件上有一个根本区别。在政府活动降低到最低限度期间，在这些欧洲国家就达到了政治和行政管理的相对完善。当国家又大规模地干预经济时，它已有了政治和行政管理制度，其高质量只需要保护和维持。另一方面，南亚各国必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反对猖獗的腐败；在这个时代，国家的活动正日益增加，相机决策控制正获得优先地位，甚至这个优先地位超越了所必须的限度，这再一次表明，南亚是计划的第三世界。

第15章 “失业”与“就业不足”

据一般的理解，劳动力的极端利用不足构成了南亚国家的特征。劳动力的平均产量非常低。产量低的部分原因是许多劳动力闲置，不是完全闲置，就是每日、每周、每月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闲置。但是，即使在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候，其生产率通常也是低的。这是许多条件的结果，其中有低劳动效率。

劳动力的这种浪费通常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角度来讨论。南亚的“失业”或“就业不足”一起被假定为构成了未开发的生产潜力库。按常规，这一般用缺乏对工资雇员的需求来解释，或者在自雇（theselfemployed）和农民的情况下，用缺乏生产性工作机会来解释。据假定，一旦给予这些人以工作机会，他们就将抓住这些机会。“失业”和“就业不足”都被认为是非自愿的，而对低劳动效率未予以注意。

在经济理论主流中，巨大规模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被视为南亚各国贫困的基本原因。同时，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大量未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劳动力被认为具有生产潜力，能够创造资本和增加生产，因而使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成为可能——简言之，是一种能够用以消除贫困的潜力。因此，计划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把“失业”和“就业不足”输入生产性工作来抽干这个劳动力库（laborreservoir）。

将兴趣集中于“失业”与“就业不足”，集中于工作和工作机会的创造，基本上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于南亚的早期文献中，最关心的问题通常是殖民政府和私人企业家遇到的劳动力持久短缺。或许只有在这个方面，南亚经济问题的现代讨论已更剧烈地走向殖民时代所讨论的问题的反面。劳动力使用的基本问题现在被视为向“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民众提供需求和工作机会的问题，而在不久前则被视为吸引足够数量的工资劳动者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

这种戏剧性的逆转发生在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开始为发展计划而努力的时候。计划者自然把闲置的或非生产性的劳动力一方面看做是贫困与低生活水平的祸根和原因，另一方面又看做是发展的潜在资源。实际问题就是要想出能够更充分地使用劳动力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曾受到西方国家思想趋势的有力支持，在这些西方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充分就业也被宣布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政府的责任。西方经济学家及其南亚的同行——由于他们对西方概念有透彻的了解——把最新的失业观点不折不扣地应用到南亚。

共产主义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这里面并不包含着劳动力的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另一种观点。他们的影响只意味着，战后的方法在南亚加强了。因此，对于仔细考察支撑西方“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的主要假定在南亚的适用性没有给予鼓励：超过固定工作标准的劳动力闲置，是非自愿的，因而，存在一个劳动力库，可以通过增加需求和扩大工作机会予以开发。对劳动效率不加考虑。

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关于殖民时代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思想从起源上看是重商主义类型的。根据16和17世纪从雇主角度来看的劳动观点，廉价、驯服和有纪律的劳动力供给充足被假定为符合公共利益。重商主义者并不是赤裸的道德败坏的犬儒主义者，而是像殖民时代在南亚掌握权力的殖民主义者和商业人士那样，是作出论证和行动以促进他们视之为公益的事业的人。总的来说，现有证据表明，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无论是种植园、采矿，还是城镇工业——都经常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困扰。无论如何，新工业一般没有遇到大量的、要求就业的劳动力过剩。因为从这个角度看，农村本身也没有产生大量现成的、等待开发的劳动力供给。

补充劳动力方面所经历的困难——以及雇主和政府所持的看法：新企业为落后经济提供了进步——使我们描绘为重商主义分支的政策得到力量和认可。政府和雇主的思想有“事实”背景；对他们来说，这大概看来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且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各种思想对那些持有这些思想的人来说，看来总是从明显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简单的无可争议的结论。

在殖民时代的农业部门，停滞的传统经济中当然有很多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者和乡村工匠中间。人民凭传统爱好办事，受贫困本身的制约，从西方观点看，往往在正常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内空闲无事。即使工作时，他们也工作得没有效率。虽然人民大众很穷，但他们显然并不迫切希望通过增加农业中的劳动投入，且更不用说向工资就业提供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同时，在新的动态经济部门中，曾有过严重感觉到的劳动力短缺。

曾有一种殖民理论为这种现象作解释，其主题是，本地人倾向于空闲无事和无效率，他们不愿意寻找工资职业，是他们没有欲望、经济视野十分有限、关心活命、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性情和偏好闲暇生活的表现。据认为他们对提高其生活水平不感兴趣。在这些各个方面，他们被假定在气质上不同于欧洲人。这往往牵涉到土著与欧洲白人之间的种族差别。

其他一些事实也构成了这种解释。人们普遍看到，炎热而常常潮湿的气候使持久的艰苦劳动令人厌恶，并引起惰性，工作态度也常常与社会制度中各种值得注意的因素有关。对社会和宗教习惯与禁忌强加给体力劳动的许多限制，在殖民时代就曾有过许多评论。人们也常常观察到，营养不足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一般降低了紧张工作的耐力和能力。

尽管除了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流露之外，一般总是秘而不宣，但是，这种态度，特别是种族劣等论仍广泛地为那些在南亚各国工作的欧洲人所持有，许多本地血统的上层人物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后来在政治部门里升居高位或成功地当上了现代大规模企业家的极少数本地人也往往持有这种态度和理论。这提出了一个供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关于土著与欧洲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差别的常规理论现在已得到国内外强大的政治与外交利益的承认，而在这种常规理论的下面还残存着反映了我们称之为“殖民理论”

的一整套畸形态度。这种理论与美国数年以前对待妇女和对待新近的移民或黑人的流行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在殖民时代，这种理论为殖民权力结构提供了合理保护。它帮助证明“白人的负担”（whiteman’s burden）的流行思想，以支配那些理论上不能支配自己的人。它还支持了这种思想：对提高土著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没有多少办法可想，因为他们的境况是气候和不可改变的社会与生物学上的事实的结果。这个结论由于殖民理论的另一个要素而可以更问心无愧地接受：土著人懒惰，无所求而乐在其中，或许比其雄心勃勃驱使自己进行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的不遗余力的拚搏的欧洲人更快乐。众所周知，散布被剥削者特别快乐的观点是特权集团为了将不平等合理化而惯用的手法；快乐而无忧无虑的黑人、幸福而心甘情愿的妇女以及心满意足的奴仆等等的幻想，无不历历展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的知识，像所有的无知一样，往往恰逢其时，并提出了特殊利益的原因。我们的观察经常向无知大开方便之门。承认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观察和推理都是错误的，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在考察它们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

我们已经概括、并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的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战后方法，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殖民时期理论的抗议。实际上，战后方法打下了很多抗议的烙印这个事实使理解早期的主要观点对研究当今的南亚很重要。

殖民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南亚的情况，并用西方标准衡量那里的态度和行为，因而它就得出了南亚人谦卑、屈辱和无礼的特征。但是，从所运用的观点和标准看，没有什么东西从根本上把旧方法和现代法区别开来。不仅那些拥护西方世界的南亚知识分子，而且那些积极反对西方的更有进取心的民族主义者，在从“失业”与“就业不足”

角度来讨论劳动力的使用时，都必须应用西方标准。殖民理论之提出旨在既解释南亚缺乏进步，又解释那里的贫困。那些现在希望推动进步的南亚知识分子因而藐视强调进步的障碍的殖民理论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的偶然，失业问题在与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自己发展计划的大致同一时间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和计划的中心。在对该地区不发达、发展和发展计划问题的兴趣爆发中，西方作家几乎机械地倾向于用他们熟悉的词汇来思考问题。南亚的经济学家也受到非常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是用西方词汇进行思考的教育。而且，西方国家的战后方法所具有的感情负担，通过它与激进主义在社会政策问题上的密切联系，无疑增加了它对南亚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新的西方方法驳斥了殖民理论中所有有异议的成分。当然，它对种族问题不置一词。或许，模糊的怀疑确实存在，这对种族和生物学的低劣论的殖民假设可能有些意义，但是，这种态度不再是理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科学层次上还是在普及层次上，这种态度旨在解释南亚人民的才能和能力。各类人之间遗传的精神特质上的平等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现代方法中从未受到挑战。这无疑是走向更大合理性的一个进步。

但是在同时，已被强调为不同于西方的环境上的论据也被摈弃了。例如，气候的差别在温带从未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今天，在考虑不发达与发展时，几乎完全忽视了气候。虽然气候在殖民理论中具有很突出的作用。实际上，无论在南亚还是在西方，对劳动力的使用中气候的影响或控制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没作过任何研究。战后方法在其增长模型中对营养、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与劳动投入和效率的关系也没有给予很多注意。甚至当这些因素在南亚的背景中被考虑时，它们也只是从人民福利的观点来考虑的，而没有从其工作的能力与准备或工作时的努力与效率来考虑。

在西方国家，失业被理解成这样一种状况：一个人没有工作，但正在寻找工作。有劳动市场存在，当就业机会出现时，工人完全知道。从计划的角度看，失业和伪装失业代表了“劳动力储备”。这种劳动力储备可视为只等待工作机会的“容易获得的供给”。它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总需求来动员。如果我们能把那里的闲置劳动力视为构成容易获得劳动力供给的失业储备，基本上能够通过扩大工作机会的范围予以开发，那末，南亚的计划上的问题就可以大幅度地简化。

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地忽视劳动效率，这个问题将进一步简化。在西方，劳动力根据技能划分成几个部分。工作日的长度、一周和一年的工作日数量由集体协议或立法来决定。除了例外的、自私的情形外，在这些标准化的条件下，可能假定那些失业者想找工作。

南亚的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显然不同。这个问题被以下事实弄得更复杂：南亚大量闲置的劳动力的存在本身已逐渐养成了一种抵制那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措施的态度。在一些地区，效率被视为对就业有害。忽视劳动效率，把劳动力浪费的责任归咎于缺乏劳动力需求和工作机会的趋势——它暗含在战后方法中，曲解了制定计划的各个方面——为许多棘手的问题提供了逃路。

关于就业问题思想中的进一步混淆源自殖民时代以后人口加速增长的意识。正如我们后面将表明的，它的就业的含意并不是人口增长的最重要方面。至少在最近几十年的视野内——这正是一切计划的视野——劳动力的规模并不取决于为了降低出生率所能采取的措施。不过，人口部门一般主要被视为能够预示为迅速增长的劳动力提供就业的需要。

战后研究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方法包括大量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实的假设，它们在西方世界可能十分现实，但在南亚并不现实。下面三个一望而知：（l）劳动投入主要可作为量予以讨论，而不必特别注意其质，即劳动效率；（2）总体的劳动投入低，即空闲，可视为“非自愿的”；（3）因此由“失业”和“就业不足”所表示的空闲的劳动力在下列意义上构成了“容易获得的劳动供给”：提供工作机会是消除空闲所必需的主要条件。

战后方法中暗含的这些假设擅自从南亚国家大多数特有的、并密切相联的环境条件中抽象出来——无论是物质的、技术的、制度的、还是广泛的态度的条件——特别是从下面抽象出来：（b）低营养水平和健康水平；（d）由制度造成的、反而又会加强制度的态度；（e）从上述（a）到（d），尤其是从（c）和（d）产生的劳动相对不流动性，和所有市场，特别是劳动市场的巨大不完全性。

在影响理论经济讨论，并反映在模型和计划中的一般思想模式中，进一步假定：（4）在经济讨论中，政治、行政和组织问题大多能够绕过；（5）闲置的劳动力未能被工作机会吸收的一般原因在于互补性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

由于不但投资和流动资金，而且土地和其他互补性生产要素诸如经理、技术员和熟练工人数量有限，增加它们供给则需要投资，所以，大规模非自愿闲置——根据战后方法就是“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原因可归结为：（6）内部储蓄和国外流入的资本不足。

暗含的补救办法是经济中投入更大量的资本。因此，同各种经济模型建立起了联系，这些模型把资本投入与总产出的增长联系起来。

有了上述诸项假定，现代方法的各大要素就可以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在南亚，简单地根据就业和“失业”建立的西方模型加上一个附属物——经济的就业成员理论——据认为使这一理论与该地区无论在农业或在其他地方的条件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学说和所作的其他假设的一个含意是：（7）“失业”和“就业不足”一起都可视为不仅构成了劳动储备，而且同时也构成了储蓄储备。在他们能够开始工作而没有增加总消费的情况下，就业产生的成本——诸如工具和其他资本设备成本——能够减少。总投资量能够增加而不需要有组织的资本市场。

这里十分简单生动地概述了战后方法，这种方法并没有适当地考察南亚的现实，在大量文献中，这种现实是作为偶然的限制条件和保留意见而出现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这些限制条件，这种明白易懂的方法还是指导了经济讨论、术语的定义、统计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发展计划的建立。

短时间的反映表明，这些基本假设不适合于南亚的环境。南亚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经济进步、一体化、标准化和合理化过程，上述过程使这些假设在西方可用作总体经济分析的出发点。

作为印度统计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P·C·马哈拉诺比斯教授主要负责通过统计研究说明劳动力的使用问题。他注意到，在政府和公共当局或在有组织的私人大型企业中工作的大约只有0.13亿人享有先进国家通常的那种就业。他说，“失业”这一技术性概念严格地说只能用于这0.13亿人的情况（总劳动力1.6亿人中的0.13亿）；它并不适用于其余的在家庭或小型企业中工作的1.4亿人。

即使这样，马哈拉诺比斯还是试图用战后方法估计印度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程度。这暗含着几个不现实的假设：流动的劳动市场，技能和效率的标准化，机会的普遍认识，以及工人的空闲真正是非自愿的，所以，空闲的劳动力供给等待工作机会，并踊跃抓住工作机会。他提出的数字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其他关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统计资料也是如此。

在西方国家，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储备通常大致等于同一个东西：失业的人数加上偶尔位于边缘的伪装失业。这种储备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的需要，主要通过扩大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来动员。在南亚，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代表真正浪费的劳动力的根小一部分。大量的劳动力浪费——无论是因为劳动力完全没有使用，还是只有部分时间使用或以近似无效的方式使用——是该地区经济生活的明显事实之一。就此而论，重点是，劳动的这种松弛几乎不能通过打开总需求的阀门使他们紧张起来。劳动力的使用不足大大超过了扩大需求所能够动员的供给。

相反，大部分劳动力都深藏在气候、社会文化和制度母体之中，这种母体不仅往往使现有的劳动力使用的低水平持久化，而且抵制对新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的迅速直接适应。在使低生活水平和劳动效率持久化的制度结构内，完全或部分闲置，或者从事无生产力工作的劳动力不可视为构成了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库。其就业状况甚至不能根据自愿和流动劳动市场的合理概念来考虑。当人们探究关于这些事实的已知问题时，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不加批判地照搬于对南亚国家的研究的合理假设就完全失败了。现代方法中假定的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因而被严重地夸大了，这里，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性质是不同的，问题是长期的。“充分就业”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保持态度和制度不变的总体措施就能达到的。其中有组织的市场的有限范围使总体措施解决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远为减少。

当我们使用容易获得的劳动供给这一概念时，我们正在提出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问题：工资劳动市场上和自雇为主的部门中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使多少劳动投入出现？那末实际上，我们感兴趣的是确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观察家的准则的行为事实。但是，即使这种明显简单的问题在南亚也不允许作完全直截了当的回答。答案取决于工人本身的反应，而工人本身甚至可能很难想象这种变化了的事态。其中他们会发现从事新的工作有吸引力，或者工作更长时间，或者更紧张地工作。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计划者支配的劳动力储备时，问题在南亚甚至变得更复杂。这里，我们正试图从关心降低这种浪费的旁观者的观点来把握劳动力的浪费。在计划者的观念中，劳动力储备是在调动了各种政策措施——将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各种效果，包括工人态度的某些变化，以及以这些态度为条件的制度上的一些变化的政策措施——之后，他将任意处理的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与投入。他工作的行为准则因而不同于那些在现有劳动力行为中所显示的和可观察到的准则。

因此，劳动力储备概念变成了一个高度假设性的数量，取决于所有有计划的政策措施的方向和强度。对成千上万的人必须加以诱导，改变他们对待就业与工作的传统态度，直接地——通过教育、宣传、领导、管制或强迫——和间接地通过增加资本投资、改进生产技术，以及改革有关土地所有制度结构这种方法来改变工作条件。依照这些动态的政策，现有的劳动力供给、工作的时间长短和效率本身成为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函数。

把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使用不足看作劳动储备的一切尝试都暗含着一个政策假定。劳动力储备的大小是所应用的政策措施的函数。它不能以“客观的”方式定义为——因而以经验方式肯定和测量——仅仅与事实有关和独立于政策假定之外。一般地说，有计划的政策措施越是影响深远和有效，它们越是明显地集中注意特定的、增加现有劳动力供给、投入和效率的目标，我们就应该预期有更大的劳动力储备。

这里我们阐述的命题是这样的：在南亚的情况下，由于实际的和逻辑的原因，劳动力储备必须以动态和政策决定的方式来陈述。计划者的储备不能仅仅指单个时刻。而必须假定为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政策诱导的变化能够奏效，而且，这段时间内的劳动力自然增长必须纳入分析之中。此外，切合实际的政策不能唯一地指向增加总劳动投入。它也必须瞄准提高劳动效率。作为最终目标，计划者和决策者必须力争通过在较高劳动效率水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充分使用劳动力，来吸收总劳动力储备。从这个意义上看，南亚计划者和决策者可得到的劳动力储备显然比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大得多。

实际上，人们对政策措施与总劳动力使用之间的函数关系研究得非常少，我们把这种函数关系叫做经济分析的主要问题。文献中充斥了一些与世无关的说法：在收益增加时，农业中能节省多少劳动；如果生产合理化了，在其他许多职业中能节约多少劳动。这些说法的一般意义并没有什么错误。它们的基本真理的意识是这些国家计划和决策努力背后的智识力量。但是，除非补充一个南亚国家实际情况中所需要的具体政策措施的详细说明，否则，它们就没有明确的意义。

总之，那些赞成战后方法的人试图以静态方式把劳动力储备定义为既定时点上本来存在的，并且与任何政策假定无关。至于那些工资劳动者，通常的做法是把那些闲置而且能够假定为需要就业的工人看成是劳动力储备。但是，主要任务是定义和测量“就业不足”的数量，就业不足又被理解为抑制在农业自雇和其他家庭经营中的剩余劳力，他们完全或部分闲置，或者以很低的生产率水平工作。这无疑是由下列信念引起的：战后方法需要调整以适应南亚迥然不同的情形。用一个西方失业讨论中的比喻来说，这种剩余经常被称为“伪装失业”。

关于这个论题，虽然有很多变种，但是，“就业不足”思路背后的基本观点却是静态的；它假定在资本设备、生产技术和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组织本身只有微小变化，即使“排除”部分劳动力，也能够得到相同数量的总产。这个静态定义必须建立在一套外在准则的基础上。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已建立在劳动较密集地使用的农场经营成果的基础上。在另一些情况下，已经假定，每年只工作一定小时数或天数就符合充分就业。有时没有交代清楚使用了什么标准以及是否假定要完全保留静态条件。

这种思维方式与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与经济学中的传统一致，这种传统是“使概念具体化并达到没有价值前提的政治上有意义的结论。就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使用而论，采用这种做法的吸引力是强大的。一方面，在工人闲置以及就业时工作得很无效率的意义上，实际上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浪费。另一方面，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根治对策触及了爆炸性的政策问题。例如，关于税收、土地和租佃改革、强迫劳动制度的讨论，显然高度充满了既得利益和感情。我们所批评的这个学说试图用玩弄逻辑上行不通的伎俩这个由来已久的方式显示其“博大精深”：定义和测量浪费的劳力而仍然没有说明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把对事实的观察置于这种理论的严格规范中，也导致了对现实的严重歪曲——所有立足于战后方法的理论共有的歪曲。近几十年来，设计“就业不足”概念的尝试已经失败。这个概念根据静态比较来定义劳动力储备，所以能够精确地衡量南亚各国浪费的劳力——其情形在较早的时候曾被描述为“人口过剩”。我们能够尝试进行经验研究的是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即使这种劳动力供给不能精确地测量，这个概念也至少是坚实的和清楚的。它涉及人们在不同情形下将或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并不受先验假设的约束。

我们还知道，从计划者和决策者的角度看，南亚各国的劳动力储备不像西方那样，它比这种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大得多——如果拟定计划来诱导激进的改革政策的话。这是南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但是，在战后方法结构内，不能确定或测定它，在这个问题中，战后方法是静态的，并试图抛开价值前提来发挥作用。它必须作为在一个时期内和一具体情形中，一方是政策措施，另一方是劳动投入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现实地予以研究。

我们已经拒绝了战后研究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方法，所以也把“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作为不适合于南亚现实的提法而予以抛弃。这样，我们现在求助于另一种方法——我们相信这种方法逻辑上是一致的，并且适合于对南亚实际状况的研究。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使用“潜在劳动力”或“劳动力”一词，意指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这种劳动力的年龄界限必须由与该地区习惯一致的现实假设来决定。在政策讨论中，这个假设也应该根据随后将予说明的价值前提来考虑可能诱使这些习惯发生变化的方式。

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的速度可用潜在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来指示。计划问题就是设计政治上合理和实际可行的政策工具，以诱导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提高平均生产率的变化。劳动力的生产率能够靠更多的总劳动投入来提高，这取决于：（a）至少在考虑全年时，劳动力参与率或正式完成某种工作的那部分劳动力。劳动参与率低于世界上任何地方，而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南亚国家显然更低。

（b）这种参与者（根据上述定义）的工作时间长度，根据每年工作周数或月数、每周工作天数或每天工作的小时数来衡量。

这种定义使我们能够以下列方式测定闲置程度。通过以假定的工作时间长度标准来衡量，劳动力完全参与后所能实现的总劳动投入就能计算出来。然后，可分两步来确定空闲的程度。首先，从实际参与和时间长度中获得的劳动投入与假定条件下能实现的最大劳动投入之间的差额能够确定。其次，这个差额数能够表示为假定可达到的最大劳动投入的比例。

在战后方法中，空闲被假定为不自愿的。这种研究南亚劳动力使用问题的一厢情愿的方法——暗含在“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之中——是无益的。人们可能没有找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找不到，这又必然是缺乏有效市场，以及生活在停滞和很孤立的社会中所造成的见识有限的函数。而且，在使一些人完全不愿意工作，另一些人只愿意自雇或工作于家庭企业方面，社会与宗教的制度和态度起了有力作用。即使准备为雇主工作的那些工作年龄人口也可能只供给本地，或只供给特种雇主的服务，或者只供给某些类型的工作。因此。他们的流动性可能受到他可以工作的地点和做什么工作的限制。

一个要点是，合理计划的范围不能仅限于那些对工作机会作出反应的人，假定目前能够说明和确定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数量的话。它也必须指向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指向改变制度和态度，以便更多的人将愿意和能够参与劳动，每年工作更多的小时、更多的天数、周数和月数，并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劳动投入量以外，第二个主要变量是每单位劳动投入的平均产量。它取决于大量因素。

（a）一是劳动效率。这代表劳动产出的质的量度。当在下面从（b）到（e）的一切条件确定时，我们将把它定义为工人的生产率。这样定义的劳动效率取决于工人的体力与脑力——他的健康——这又取决于现有的保健设施，此外还取决于营养水平和其他生活水平；取决于他的教育程度和现有技术水平的职业训练；取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态度，生活和工作态度取决于气候、生活水平、习惯和制度。

但是，生产力水平也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影响，这些条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人的素质。它们是：（d）资本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因此，劳动力的使用程度取决于三个成分：参与率、时间长度和效率。总的来说，战后方法只专注于其中的第一个比率，且以一种片面的和不现实的倾向方式；而所有三者都是理解南亚劳动力的使用所必需的。而且必须意识到这三者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也存在许多空闲劳动力时，更一般地说，当劳动力充足时，劳动效率通常较低。气候可能也降低了工作长度和强度。由于健康差而引起的体力差和脑力差也是如此，健康差又是由低生活水平造成的。健康不足可能阻碍了劳动参与，或使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健康差通常也降低了实际工作时的劳动效率。劳动效率的提高首先可能导致某些部分的劳动力闲置的增加。劳动参与的大幅度增加可能意味着工作长度和效率将减少。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改变，实际上，计划的目的就是以协调的方式达到所需要的变化。

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到的数量都只是行为方面的，应该能够予以观察和记录。但是，由于收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已受到不现实的战后方法的指导，说明劳动使用不足及其几个部分——参与、时间长度和效率——的可能性受到了严重限制。

甚至仅就受雇于诸如表面上与西方劳动力市场相似且能够进行失业工人登记的那些部门的极小部分劳动力而论，整个南亚的统计基础也是很不可靠的。在西方国家，失业数的估计一般根据两个基本信息来源进行——失业补偿名册和劳工介绍所的登记人数。没有任何失业补偿计划就消除了在劳工介绍所登记的许多刺激，劳工介绍所在南亚也太少且非常集中于一些地方。

对大部分劳动力来说，根据“失业”所作的闲置统计毫无用处。根据“就业不足”来衡量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尝试遇到了上面提到的逻辑困难。的确，“消除”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力剩余的整个思路提出了这样的假定：也许剩余的工人有地方可去。这与下列通常的、圆滑的设想是一致的：工业化由于也向离开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即使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也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表明，南亚的工业化即使进行得更为迅速，也不意味着在今后几十年里有大得多的劳动力需求，甚至可能意味着制造业减少就业。

此外，我们将证明，直到本世纪末为止。无论生育控制的努力如何，劳动力将十分迅速地增长。由于南亚在任何可想象的条件下，工业化都不能提供许多出路，劳动力的这种增长将必须主要在农业中找到自己的就业位置。“排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整个见解是不现实的。

第16章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使用

如果发展通过明智稳妥的计划在南亚取得成功的话，对于劳动力怎样使用及其工作完成了什么，必须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西方劳动力的使用、失业和就业不足等概念并不适用。这些概念不仅没有说明该地区经济进步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而且实际上模糊了这些问题。

我们从农业中的劳动力开始，因为无论农业怎样贫乏，这个经济部门还是为大多数人口提供了收入。而且，在乡村地区，使南亚最明显地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南亚经济结构特征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了。

南亚远不像欧洲和北美，当今的农业格局是该地区古老体系的反映。在轮作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经济体系曾经是，现在主要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只生产适合家庭生存需要的产品。在固定耕作区，无论是旱地还是灌溉地，过去出现了很多层次的组织。生产出来的超过家庭直接需要的剩余产品，其中很多又作为贡品交给地方首领。农民可能还要把另外一部分交给大地主或国王。但是，无论他用产品做什么，这种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农民家庭的一部分产量被拿走而没有支付代价。农民由于交了这些贡物而被给予一些土地使用的权利，并有某种得到首领或国王保护的希望。在贡物之外，农民能够自由地处理其余的收成。但是，他不能处理他赖以为生的土地。土地属于村庄或首领，就像村庄周围的所有土地一样，无论是否耕种，都属于村庄或首领。

在立足于固定耕作的体系中，意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村社——其中，对土地的基本权利是既定的——并不是一个可以从地理上定义为生活在一定地区的人民集体的组织，而主要是一个社会和宗教单位。只有那些生在其中，具备其宗教和社会习惯的人，才享有充分的成员资格，享受为自己耕种土地的特权。外来者被认为是农奴或工人，而准许他们在该集团获得完全的地位，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要经历几代人。即使在今天，印度部落人和贱民仍在斗争，以在他们生活了几个世纪而仍然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使用水井和道路权利的村庄获得充分的成员权利。在印度尼西亚，村庄最早的成员——只有他们有权利拥有农业土地——和其他村民——他们只能拥有他们建房的院子——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实际差别。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地方，村庄领导人员作为一个机构仍有权力决定一个外来者是否能够获得第一等级的居民资格，并拥有农业土地的权利。

从过去到现在为止，在乡村结构中一直存在一些连续性的因素。但是，三个重要的变化力量已把传统农业类型铸成了今天的形式。它们是殖民统治的干预、不断地引进货币交换和人口增长。

毫无疑问，即使欧洲人没有到南亚来，传统农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也会发生。但是，殖民统治确实表现为变化的重要催化剂。最重要的是，欧洲人企图把西方那种土地租佃制放到南亚社会之中，即使这意味着粗暴地对待传统体系中产生的占有土地权利（从土地上得到贡物）与处置土地之间的区别。一般地说，不处于永久耕种之下的村社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经常有一个重要差别：所有权现在已从村社转移到政府。它们不再是村庄土地，而是“属于王国政府的荒地”，开始耕种它们的人曾常常被认为是“非法的擅自占地者”，不管他们是否属于本地村社。另一方面，对可耕地而言，欧洲人通常承认私人所有者，不管他是以前得到贡物的人还是现在的土地耕种者。

在欧洲人干预之后演化成的土地租佃制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是，以前村庄生活的内聚力很多都瓦解了，其中具有经常是复杂的、虽然是非正式的权利和义务结构。欧洲人干涉传统土地租佃制度的一个同样严重的经济后果是，南亚许多地方出现了大私人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的活动不再受习惯的约束。除了地租以外，南亚地主以规定的理由，经常从佃农那里得到传统的“赠物”、劳役和其他各种报偿。古老租佃制的这些残余因素有时由于人口压力增长造成的压迫机会增多而变得更加沉重。

南亚的大地主甚至经常设法享受地主资本家的特权而并不放弃封建首领的特权。同时，他几乎回避了这二者的所有责任。即使现在，他一般既不投资改良土地，也不资助佃户有时超过供给的部分种子以外所需要的流动资金。现在，典型的南亚地主不仅支付比美国或欧洲低得多的土地税，而且逃避由于拥有土地而应当交纳的所得税。

他一般自己也不进行任何农业工作，甚至不进行监督性质的工作。大地主过去，现在仍然很少雇用劳动力来经营家庭农场。他一般生活在城镇里，把耕种土地的任务交给佃农或其他佃户。他很少自己去收租，一般把收租任务交给本地代理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中间人被授予永久性的收租权，把固定数量的租金交给土地所有者。尤其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众所周知，这个过程重复多次，因而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中间收租人链条。

通过设立个人土地所有权，欧洲人的干预造成了推动乡村结构变化的又一代理人——放债者——得以繁荣起来的环境，一旦土地租佃制度适应了西方的私有财产概念，土地就成为可转让的资产，它现在能够成为贷款的抵押品，在过期不能支付债务的情况下，可以被没收或转移。

另一个因素加强了这些因素的力量——货币经济和商业农业的局部扩散。这种货币经济的引入在南亚广大农民中对刺激生产的提高和促进新的生产线只具有有限的作用。但它对需求的作用却很深远。同欧洲人的经济接触导致了一整套新产品的引进——而且是只能用货币来购置的产品。这些现象结合起来把一系列干扰因素嵌入传统农业结构的运动之中，其中，放债者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生存经济中，放债者的活动只限于在农民因歉收而处于困境时提供生活费，或当他需要钱来婚丧嫁娶时提供金钱。但是，在商业农业中，为种子、肥料和其他成本而支出货币就成为成功地种植大多数商业作物所必需的支出。如果农民的粮食作物减少，以腾出土地种植现金作物，那么，他也需要货币购买他所需要的部分食物。总之，他的现金需要变得更大；因为他的土地可以转让，他有了现成的抵押品来源，放债者也愿意比以前提供更多的金额。

农民几乎不会想到，放债者也并不总是会想到，这些消费贷款用作商业农业的贷款资金时，其利率是灾难性的。这不是要表明，南亚今天的农民总是把所获的贷款用于生产性支出。在许多地方，放债者的信贷仍然以传统方式使用，特别是用于维持奢侈性的礼仪支出。放债者通过收取高额利率或诱使农民接受超过承受能力的信贷，加快了农民被剥夺的过程。

这种对农民业主地位的侵蚀绝不是均匀地发生的。出人意料的是，正是在商业农业繁荣的地区而不是在较穷的生存农业地区，放债者摧毁了农民所有制。在印度繁荣的旁遮普，缅甸和南越低洼的肥沃三角区和印度尼西亚的最富饶地区，放债者问题最终盖过了其他农业问题。在某些地区，甚至大土地所有者也受到放债者的控制，结果是整个村庄被他们接管。

南亚的许多国家已对外国人拥有土地的权利和上地转让给放债者实行了限制。但他们经常找到了很多办法来绕过这些限制。农民常常允许土地登记在他们的名上，或者制定这样的租佃契约：负债的农民以较低的租金把土地出租给债权人，然后以高得多的租金再租回来。这样，债务人实际上转变成法律上属他本人所有的土地的佃农。

乡村结构中的放债者的权力也不是唯一地来自他们的金融中介人的地位。这种权力常常受到他们作为商人或地主的辅助角色的支持。作为商人和地主，放债者有许多机会把实际利率提高到名义利率以上。他可以随意地把农民出卖产品的价格定低，把农民买进的产品价格定得很高，或者他可以操纵地租不利于农民。这种最高度发达的体系之一是马来亚的稻谷昆查制（Kunchasytem）。佃农已越来越被迫提前用现金支付租金。这迫使他们只有借钱才能留在土地上。此时，稻谷商人以资金的供给者的身分出面调停，他们经常也是地主或店主，佃农必须提前以一固定数量的作物为保证来借钱，其利率常常等于100％，甚至更高。

在穆斯林地区，诸如马来亚，本地人通常由于其宗教禁止从事放债职业而不能进入这种“商业”。在整个东南亚，放债过去大多是由华人或印度人进行的。他们中的许多现在迫于保护性法律而改从他业了，至少是暂时地，但还有很多人依然如故，使农民与华人和印度人的商业利息之间的关系成为东南亚最爆炸性的，问题之一。

除了欧洲人干预和货币经济的增长外，还有第三种因素促成了变化，即殖民时期大多数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意味着新农民出现时，耕地面积相应扩大。但是，即使在有这种可能的地方，占有权和态度的限制也阻止了耕地扩大。几乎每个地方的结果都是土地占有的进一步瓜剖豆分，这些因素由于传统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法律而加强了，这些法律要求整个地产在所有继承人中间平均分配。

这些传统与放债者的压力结合起来，使农场越来越小。例如，在孟买附近的波那区的一个村庄里，1770年每个农场平均占有土地40英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缩小到7.5英亩以下，在锡兰也发现了同样的细分格局。一个额外因素是，许多继承人保留所有权，但他搬到附近的城镇里，让其他某个农民租借土地或交谷租种。同样的过程正以稍次于上述极端的形式，在所有东南亚国家继续。在所有这些国家。土地仍然被认为是最安全、收益最高的投资，拥有土地所带来的威望也高。而且，经常有一种感情与在自己出生的村庄拥有土地联系在一起——由于经济的原因，土地价值不断上涨时，这种感情增强了。

人口增长和土地面积的这种不断缩小已导致了许多农民的不断贫困，随着这些小占有者的经济情况恶化，他们变得更容易完全失去土地，越来越多的人口成为无地者。这种倾向于无地的趋势当然以很多方式表现出来——不仅通过佃农数量的增长，而且通过必须靠挣工资生活的完全被剥夺了土地的人数的增长。无论它的表现是什么，它在乡村地区已经强化了不平等，促进了更刚性的社会和经济等级制。经济两极分化的这些趋势因乡村手工业的恶化而扩大了。

加强的欧洲财产观念，农业中的商业因素和放债者活动的增加，以及人口增长当然改变了乡村结构。但是，通常关于这种趋势一般会导致乡村社会的“瓦解”的断言可能引起人们的误解。实际情形是进行一些调整，造成了一种只是局部地不同于继承下来的社会组织形式。

关于南亚村庄结构问题上有两个广泛持有的误解应予消除。一是把典型的村庄看作由广大的贫困佃户组成，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在外地主及其本地代理人。另一个是把村庄视为自给自足的耕种家庭组成的、共同和谐生活的典型集体。确实有这种村庄，但南亚通常的村庄结构更复杂得多。较常见的是，它是一个由几个通过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集团组成的等级统治体系。其中的一些关系来自古老的、高度的抵制变化的传统，另一些关系来自最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发展产生了新的尖锐的利益冲突。

在几乎所有的南亚村庄里，都可以发现大量的、具有十分不同利益的集团。在村庄的顶点，社会金字塔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又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包括大地主、他们是封建式结构的残余，或者是继承的，或者是由殖民政策造成的。第二种由不从事耕作的小块土地所有者组成，土地租金对他们来说通常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是其他收益的补充。这两个集团一般是在外地主，生活在无舒适可言而又令人心烦的村庄以外，但他们对村庄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三类由这些土地所有者构成：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村庄，在大多数亚洲统计中被归到“所有者兼耕种者”这一类。

在这第三种集团内有两种类型。一是农民地主，他们有足够的土地并出租一部分、另一种是一般农民所有者，他们只有够自己和家庭经营的土地，不过在高峰季节，他可能雇用一名农业帮手和一些临时工。为了使耕地达到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生计的规模，大量的南亚农民被迫以收成分成或其他契约的形式获得土地。因此一般农民和用谷物交租的佃农的区别在许多村庄中被持有土地的反复细分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在各种类别的农民的情况交错不清时，在乡村结构中，那些没有土地并依附他人工作的人处于最低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不幸的是，获得农村中这些种类明确的统计资料是不可能的。官方不需要这样精确的资料。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掌权者，甚至是独立后的掌权者，为了避免可能激起土地所有制改革的风险，不愿提供这样的信息。但人们一般认为，以工资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农业劳动力至少占农村人口的1／3。

我们已经表明，农村人口的分类不是仅仅根据职业形成的，它也勾画出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的状况。在农业为主的南亚各国中，决定社会地位排列顺序的评价标准还继续维持着前资本主义的标准。拥有土地是社会评价的最高标志，而从事手工劳动，特别是为雇主干活是最低微的。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享有可观的社会地位，而完全不从事劳动的人所享有的威望则更高。雇佣工人的地位大大低于独自从事手工劳动的人的地位。而那些拥有土地、但自己不从事耕作的农民却有着最高的声望。但是，工人的收入未必低于用谷物交税的佃农，实际上雇佣工人的收入可能超过了用谷物交租佃农的平均所得。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形，正是因为工资雇佣者的较低社会尊严使支付略高的经济报酬成为必要手段，以吸引足够数量的雇佣劳动者。

在印度，农村的结构依然受到种姓等级制度的强烈影响。虽然种姓没有在社会地位的排序中起到决定作用。但它却确实影响到土地所有权和对所有制的态度。一些婆罗门教徒根据教规被禁止从事耕作，于是他们广泛地将此教规解释为对所有农业手工劳动的控诉。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中的一些非常贫困的人将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给佃农，或者让农庄中的农奴耕种。由于奉行如此严厉的种姓排斥，这些人也可能更深地陷入贫困，但信奉宗教的这种牵制行动却可能提高村民对他们的尊重。

一般地讲，虽然在南亚，甚至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等级上升或下降的可能性，但每个人都出生在乡村等级社会已确定的地位中。除非政府分给土地，缺乏土地、用谷物交租的佃农和工人很少得到地位上升的机会，而且在上升的、极其缓慢的进程中还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地位的下降却比较容易。通常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还有两只小公牛和一些流动资金。他可以通过租借的形式获得一小块土地，或者用现金向土地出租者租用土地。但往后作物的歉收可能迫使他把牛卖掉，打临时工以维持生计。他甚至可能沦入受契约束缚的劳动者群，充当为债权人劳动的农场雇工。

出现过这样一些情形，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年代中，一些穷人曾揭竿而起试图反对这一方式，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总体上，乡村结构呈现出稳定和阻止变化的异常状态。这种情况部分地可用轻视体力劳动的烙印进行解释。不论多穷的地主也企图进行一些调整，用以减轻被盘剥者的贫困。佃农也觉得没有必要与失去土地的劳动者保持利益上的团结一致。

不存在局外人可能预料的那种对放债人的仇恨心理。放债人并不总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虽然当放债人是非本地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时，他可能是，且向来往往是愤怒的目标，但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受到欢迎的。债务人可能对放债人的借款条件牢骚满腹，但放债人为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比各种信用机构更为合理的服务。

乡村结构缺少真正的变化是由乡村本身的内部各种不同利益的冲突造成的。这些不同利益趋向于互相平衡并最后达到折衷妥协。例如，在南亚许多地区为市场提供可观市场份额的农民地主有明显的理由支持农产品保持高价。但在另一方面，出售极少量农产品，甚至在青黄不接时需要购买粮食的小农户和佃农，对食品的价格持有与地主完全相反的看法；而且没有其他的集团持有与从低廉的价格获益的无土地劳动者相同的观点。在涉及工资等级时，上述对立的利益也影响着无地农民。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或租用土地的人也可能雇用他人帮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支付尽可能少的工资，但当他们被雇用时，又希望得到最高的工资。

甚至土地改革本身也未能造成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两极分化。土地少得不必担心土地会被没收、再进行重新分配的农民和反对将土地转交给农业工人的改革建议的那些人同心协力。这些农民担心，土地的再分配会使他们在农忙季节雇用工人的工资上升。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也会使乡村中统治集团的成员联合起来，反对没有土地的工人们希望获得土地的愿望。特别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除最下层阶级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齐心协力地阻挠被剥夺者获得地位与尊严，因为被剥夺者的这种努力被典型地视为对种姓制度的无耻亵渎。

所以，事实上，南亚的乡村已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单元，在其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已经形成了极为紧张的局面。虽然这些紧张关系以某种维持平衡的方式互相交织在一起，但可以想象，这些紧张关系可能会以某种爆炸的方式重组这个单元。这一现象可能不会自发地产生，但却会在外界有力的冲击下实现。

南亚村庄的制度结构从古代的封建制度，到当前互相制约集团的这种演变，已经对南亚社会和经济的状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根据已经介绍的情况，显而易见，该地区的状况不适用于西方经济分析的通常模式，这一模式有个含蓄的前提：大量的经济活动面向市场交易，因此生产和交换能根据合理的经济核算进行讨论。在西方所惯用的维持或固定农产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或改进市场的方法，在南亚地区几乎毫无效果。虽然粮食作物可以向非农业人口销售，但一般地讲，销售并不借助于价格体系的作用。地主和放债人是榨取传统农业产品的工具。这对提高生产效率不会产生刺激作用。与此相反，所出现的这种方式严重削弱了通过增加投入，提高劳动效率，或者通过资本投资增加产出的形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力量。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南亚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成员——用谷物交税的佃农的情况，就可以深深地理解南亚农业的“准资本主义”结构的不幸结局。佃农土地使用权的无保障性剥夺了他们提高产出的积极性。甚至一些比较快速收益的方法，例如化肥的使用，也没有满足庄稼最基本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地租的变化没有与净收益挂钩，而是以毛产量为转移，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一制度对精耕细作有一股强大的内在阻力。由于地主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可观的收益，所以他也没有强有力的投资动机。总的来讲，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满足于他们的土地所生产的一切。而无意去增加它们的产出。

在南亚，将土地交给非农业的所有者，或者交给农村的土地所有者的转移过于频繁。这种频繁的转移意味着土地将由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来耕种，而与拥有土地的农民相比，他们缺乏改良的动机与能力。与此同时、南亚乡村中的社会等级体系阻碍了通过有效的使用工资劳动来提高生产。由于鄙视劳动的习俗使得雇用工人在开始就十分困难，雇主也不愿意迫使他的工人辛苦的工作。一些人宁愿凭借小得可怜的租地过着半饥饿状态的生活，也不愿从有工资的就业中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

综合以上的分析，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趋向于抑制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刺激作用。这些因素还促成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收租人在没有为增加剩余的可能性提供必要资源的情况下，从农业中获取了剩余。这些因素还阻碍了仅依靠现存的劳动力资源，甚至本需要增加其他因素供给的状况下可以完成的精耕细作。考虑到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妨碍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努力提高农业产量的各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南亚的传统农业专家所完成的工作并不坏。

十分清楚、南亚传统农业的社会和体制环境大大地助长了鄙视生产劳动的习气。同时很难得到有关实际工作的人数，他们是什么人，以及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的统计分类资料。一些南亚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南越——只有有关它们的人口规模的模糊概念。即使我们对参加工作的比例和影响这种比例的力量的认识不够完整，但看来有效地参加工作人员的比例较低，何况这一比例至少在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可能还有下降的趋势。

世界上的所有农民，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季节的影响。在一年的某些时候，如种植和收获季节，农民的工作时间比其他时间较长，工作的繁重程度也大。在南亚，种植和收获的季节是同期性的。在农忙的时候，一些非正式的农业劳动力也会投入田间的劳动。但南亚所有从事耕作的人，在工作年度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一个研究印度的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在一年中至少有2—4个月的休息时间。另一项在50年代中期的研究表明，在印度的农业劳动力中每年有4—6个月的季节性失业。

显然，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的少量土地所有者，以及仅在一定的时间雇用劳动力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参加劳动的比率较高。在许多实例中、为偿还债务而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农场工人，在空闲的季节可能从事家务劳动和国内的义务性工作。

在南亚的部分地区，一个农业年度往往分成旱季和雨季。当农业生产受到季风控制的时候，工作的方式也将不完全地受到季节的影响。气候周期对劳力使用的影响会通过庄稼种植的方式得到调整。甚至在一些由于气候恶劣、庄稼的种植方式难有一点伸缩性的地方，在淡季也有许多有益的工作可做，以改善生活条件。乡村地区的许多工作，诸如住房、道路、卫生设施以及供水都急需改进。上述工作中的绝大多数工作只要向计划人员的资本资源提出少量的要求，就可以办到。处于西部地区北陲气候的农民，在劳动流动性不大的期间，习惯于在冬季修理他们的房子、道路、工具和进行一些传统的手工艺生产。他们较高的生活水平，甚至在一百年前，就依赖于：西部农民是极为广泛的多面手，训练有素，能从事多种家庭和农庄的工作，因而他们对气候的依赖性不强。

长时期的空闲时间不能只用季节性的波动进行分析，这是常有的假定。它必然与生活水平、文化方式和阻碍农作物变化和工作多样化的制度相关联。在制度形成的障碍中，重要的是文化方式（culturepattern），这些文化方式规定一年中的部分时间为节日、假日、礼仪庆典，而穆斯林农民还有长达一个月的斋月时间。

印度现在和过去的几位领袖猛烈地抨击过农民的懒散，甘地和尼赫鲁也公开地指责过村民的懒惰。但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或在它的一些邻国，一般很少有人对低劳动效率和每天或每周只工作很短时间提出批评。这可能部分地因为这些民族不愿讨论自己的缺点，部分地因为某种程度的老于世故的理解，即认为不愿意工作和不愿意勤奋工作不是由缺乏道德素质造成的，而是由明显地抵制变化的那些制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一些地区，恶劣的气候、低水平的营养，以及体力和健康的综合作用，造成较长时间的休息是必须的，或者至少是合意的。在极其潮湿和酷热的月份中，几小时的体力活动就能使人精疲力竭。不过，气候条件不为过短的劳动时间和低劳动效率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大草原的大部分农业地区，高峰季节的温度和湿度叫人难受的程度并不明显地比南亚地区的小。

无效率和大量的空闲因另外一系列理由而可予以原谅。这主要是，没有制度上的刺激去驱使人们工作和努力地工作。除了风俗上的禁令之外，一旦解决温饱的粮食获得后，对工作的刺激也就消失了。和世界上仅想维持生计的农民一样，这种态度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与外世隔绝的农民没有愿望去获得扩大消费，并使消费多样化的额外收入。

这些因素的最后影响是工人，他们即使表面上十分繁忙，但在实际中却不愿为产出作出非常有效的贡献。这是有关南亚的农业生活中许多严酷事实的一个方面。然而战后方法，通过“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概念，模糊了这一问题。尽管战后模型的倾向是把资本和技术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我们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资本和技术决不是限制农业进步的仅有因素。劳动者的努力勤奋大概是更为关键的变量。然而，劳动力的行为必须在营养、健康和体力的标准低下和缺乏促使努力工作刺激因素的社会和制度的复杂环境中加以理解。

提高农业人均产出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靠制定任意提高劳力使用的某个要素的措施予以探讨。如果这个方法仅分散了工作和减少了工作的持续时间或强度，那么，它在引导更多的工人参与工作方面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当乡村社会中的一群人员被迫更为努力和更长时间地耕作，以至另一部分人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工作的机会时，这种作法就几乎没有什么效用。

即使目前缺乏实际的数据、对劳动力使用的研究也不完全，但仍可以得到一些有关对南亚农业的不良影响和阻碍农业改进的重要结论。

在任何情况下，产出率、收入和生活水平只要依靠更大量、更密集的劳动投入，就可得到明显的提高。但农业已固定于其中的制度模型对通过更合理地使用劳力、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是十分有害的。租佃体系——特别是谷物交租——是更不公正的。租佃体系不仅倾向强令将农业的“剩余物”送给那些多半不愿提供能增加土地效率的资源的土地所有者，而且挫伤了那些实际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的积极性。

南亚的本地农业确实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突破这一循环的任务看来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

第17章 农业政策

南亚谋求长期经济发展的斗争在农业方面成败未决。绝大多数南亚人民的生存不仅依靠农业，而且在南亚的经济中，社会的发展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不依赖外来的支援。

我们知道，依靠耕种生活的那些劳动力既没有被有效地使用，也没有利用到应有的程度。这一看来十分简单的判断的重要性被另一个同样简单的事实所加强，这就是南亚农业人口的日益增长，以及政府在节育上无论取得什么成功，在本世纪末或者在当今计划人员权限范围的任何时期内，南亚的劳动力将以2％或3％的年增长率上升，而且这些新来者的绝大多数将滞留在农业中。

人所共怀的，在今后几十年中将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大部分人能被农业之外的行业有效地吸收的希望是虚幻的。农村人口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任何向城市迁徙的结果，都不能有效地降低其增加的状况。从制定计划的观点看，加快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贫民窟的速度，也不能有效地降低农业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的状况。对于成千上万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人，没有其他的工作比农村更差，也没有地方可供他们去。

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对于计划人员来讲，实际情况中的一些因素似乎增强了农业能有效地吸收更多劳动力的论点。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南亚农业的产量极低，以至于提高生产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在广泛的意义上，人们认为，现在流行的劳动习惯是低产量和未能利用提高产出的潜力的惟一解释。换句话讲，就是未能有效地使用传统的和熟知的耕作方法，只要持久而卓有成效地工作，即使没有任何发明和甚至没有任何投资，农业的产量也可望得到明显的上升。这是通过管理调查所揭示的各地区间，甚至个体农户之间的不同产量水平所证实了的。

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必须依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但必须记住，绝大多数现代技术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都能适合南亚的耕作的。在这一地区的农业研究方面也存在与西方的许多不同——例如，有关气候与土壤的研究，以及可以很快地提高温带地区国家的产量的集约化和精耕细作生产方面的研究工作，后一研究工作必然涉及西方技术的知识范畴，西方技术适合农业劳动力迅速减少的状况，而不适合今后几十年中巨大的、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将高速增长的南亚形势。

与普遍信念相反，这种局势可望好转的希望是，南亚农业的工作惯例现在不是“劳动—集约”。劳动投入低而无效。实际上，南亚的农业是“劳动—粗放”。单位面积的低产主要是对劳动力的利用不充分的结果。这些论述的含意很清楚：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农业生产的更高水平不仅是相容的目标，而且的确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虽然南亚各国都充分地认识到增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但除了少数几个例外，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提高农业产出努力的进展都不顺利。显而易见，我们在研究所有南亚各国实行的农业政策中，必须注意其特殊性。对于劳动的非充分利用，特别是时间和效率，一般没予以考虑或视为两个不相干的事情，没有将这一问题与农业的“粗放”和效率低下的事实联系起来。有时，虽然建立了这种联系，但增进劳动力使用的迫切性却没有成为农业改革计划的主要问题。在巴基斯坦，投入农业的公共工程投资的组织工作已给予研究，但迄今在这一方面却没有作出很大的努力。

不幸的是，制度和态度的问题同样被忽视了。事实上，技术改革已日益受到重视，这些改革的内容已完全容纳了大规模生产的草案的一般内容。西方各国政府和南亚各国政府一样继续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的各项决议，以及其他类似的、政府间旨在推动上地改革的会谈。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美国虽然感到必须对它所提供的粮食援助附加条件，但它通常仅仅要求受援国家实行技术改革，并将其更多的公共“发展支出”从工业转向农业。

与此同时，少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不断强调所谓：“人类因素第一的方法”的重要性。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具有实地经验的人们（知道技术建议只能带来某种程度的结果）的支持，此后耕种者的合作便成了起限制作用的因素。许多偶尔触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天真地认为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去刺激农业生产。而一些曾研究过南亚农业生产情况的西方专家却比较谨慎，和他们的南亚同行一样，不认为价格支持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手段。

我们并不是在说，农业的改革者完全不知道技术和制度变革的相互依赖性，而是说改革者偏向于贬低制度的变革的作用。在殖民主义时期，政府不愿干涉本地居民的生活与习惯，但在政府出于利益上的需要时，如在土地所有权、征集税收、为欧洲的雇主招募劳动力等问题方面，它们就置一切顾忌于一旁了。对传统农业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妨碍劳动投入和效率的阻力的正面进攻，被权宜主义与经费上的考虑以及普遍的殖民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排除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过去相比虽然毫无疑问已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推行制度的改革之中，但自独立以来这种态度依然存在。由于战后的方法大量地回避了不仅隐藏在制度中，而且暗含在态度、方式和生活水平中的问题，以及相信资本投资能够提高产量，认为技术可以解决问题的偏见得到了加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创造“奇迹”的幻想也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论点。这一论点还得到了西方农业计划人员报告的支持，虽然他们经常提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但他们作为顾问，也将其意见限制在更为安全和更为中立的技术改革目标上。这种强调可能仅仅只反映了技术训练的状况，这些专家几乎没有关于南亚的态度和制度的知识，也不知道它们应怎样变化。

一般说来，南亚的农业生产近几十年创记录的增产应归因于耕地的扩充，而不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农业计划官员一致认为，进一步地扩大耕地面积将受到可耕范围和巨大耗费的限制。因此，人们一般接受这个观点：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必定成为任何快速改造南亚农业计划的重要方面。

这不是因为那里没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开发。从未经考证的数字看，南亚已开垦的土地不超过整个土地面积的10％～20％。在印度次大陆，虽然印度的土地大约一半已被开垦，这一数字也仅为2／5。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提供的统计资料，东南亚的耕种面积至少可以扩大一倍。即使在目前所使用的技术条件下，大自然允许东南亚农业工人的就业也可望增加大约2—3倍。在印度次大陆，耕地面积扩张的可能性已十分有限，但并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特别是现代化的方法采用之后。但在许多这样的地区，土地的扩张意味着需要重型的机器设备和耗费巨大的资金，这些支出也就需要大量的外汇。

如果自然力不能严厉地对南亚农业人口加以限制，那么其他的力量也会阻碍更好地利用可耕地。仅对高租金和低工资感兴趣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没有热情去扩大可耕区域。这在印度特别现实。在印度，这一问题由于较高的社会等级反对较低的社会等级或部落的人们分到荒芜的土地和得到土地的所有权，而变得复杂。一些国家的政府有时也不愿承担增加土地侵蚀的危险，去鼓励开垦村庄的荒地。

开垦离村庄较远的耕地涉及重新定居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南亚的农民不管其居住的村庄多么拥挤，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家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和一些较小的岛屿都有大片可供移居和发展的区域，但开发的巨大费用加上政府在组织移民问题上的无能，使得这些工作处于令人失望的水平。马来亚为移民垦荒曾有条理地开垦了新的土地，但这一工作已成为十分缓慢和格外小心从事的进程。许多南亚国家对依法在政府公地上定居，以图获得该地所有权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控制。如果这些控制取消，那末许多地区可在只有除了修筑道路以外的很少公共投资的情况下，迅速地得以开垦。不管怎样，这种迁移必须受到政府的保护，以防止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承包人派遣雇用的劳工去占领这些土地。

许多与扩大耕地前景有关的，特别是有关未开垦土地质量的全面评价问题依然是个未知数，在绝大多数的南亚国家中，计划人员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已经消失。至少我们可以说，土地的地力还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测试。社会和制度的结构和传统的农业技术不鼓励——在一些情况下还不允许——扩充耕地面积，而这些土地在其他的情况下可能早就开垦用于耕种了。

增加有效耕种面积的最廉价而最有希望的途径之一是减少牲畜的数量。不加控制的放牧是南亚当地家畜种群的质量和效率低下的一个原因。在印度，牲畜对空间的需求已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巴基斯坦要稍稍好些，这两个国家所拥有的牛群已接近世界牛群的1／3。在这两个国家中，每两个人就拥有一头牛。

专家已经指出，饲养牲畜的传统方法完全不适合于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利用种植饲料的方法。仅用现在放牧的一部分土地就可把同样多的牲口喂养得更好。勒内·迪蒙，一位熟知这一地区情况的学者指出，如果用种植饲料来代替传统的、在公有地上的乡村放牧，那么这些公有地的1／5就能提供超过以前所有土地提供的饲料量。

也有人早就提出缩小牲口的整个规模。一个美国专家小组得出结论说，印度至少有1／3或许l／2的牲口与供应的饲料相比是完全多余的。禁止屠牛当然仅仅基于印度宗教的偏见。牛是动力、燃料（粪便可供燃烧）、肥料和粮食的资源。但专家们确信，规模小一些，但更肥壮的牛群必然增加可供使用的动力。福特基金会的一个小组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定量的饲料供给一头牲口所产生的粪便多于两头牲口消耗此量饲料所产生的粪便。”差不多所有东南亚地区的牛不用于产奶或食用。牛奶的消费已十分普遍，如新加坡和雅加达，但绝大多数是以奶粉和罐头的形式进口的。除了一些已废的役畜外，东南亚主要的食用肉类是羊肉、家禽，在非穆斯林地区是猪肉。

用拖拉机和其他的农业机械代替畜力，起初必然是昂贵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十分良好的耕耘，根据旁遮普对农场管理工作的调查，若完善地组织拖拉机的使用，其耗费会低于牛的使用，因而可以认为是比较便宜的。但这种农村现实的合理化在制度和态度的策源地没有改变时，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土地被四分五裂地占有时，低收入、租佃制度既排斥机器的使用，又阻碍了机器的经济使用，合理化的工作不可能有很大的进展。如果这些桎梏能被打破，由于循环的因果关系，拖拉机引进的累积效果将会非常之大。

许多计划人员把扩大南亚农场生产的巨大希望寄托在水利事业上。水的稳定供应，不仅减少了季风的巨大影响，而且在农民愿意更为辛勤工作的条件下，还允许年度多茬种植。在很多南亚国家中，许多努力都用来扩大水利建设，而且更多的还正在计划之中。迄今为止，许多结果，特别是主要灌溉工程，是令人失望的。广义地讲，农民还没有迅速地、有效地利用水利设施所提供的条件。实际的耕种者经常把水利设施看做是抵御季风损失的保险形式，而没有设法去增加产量和实施复种，甚至带来肥沃淤泥的季节性洪水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未能充分利用现成机会的主要责任，应由内在的制度体系来承担。农民往往不愿意利用他们可以任意支配的水，尤其不愿意改单茬为复种。他们对改变他们习惯的生活节拍表示不满，在现有的农业结构中他们往往有充分的经济理由去抵制这种改变。当上地所有者，水的管理人员，以及被雇用的劳动者都坚持在第二次种植的支付费用应与第一茬种植一样，而第二茬庄稼的产量通常降低，而又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那么尤其是佃户将对整个事情表示怀疑。不过，当然有些突出的情形，即使水利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地发挥时，灌溉也明显地提高了农业产出。

必须知道，灌溉作物通常需要更多的肥料。这一明确的事实说明，灌溉必须增加化肥的使用。南亚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例如，虽然日本的耕地面积仅仅只有印度的4％，但日本却使用了比印度更多的化肥。日本每英亩的谷物产量几乎是印度的5倍。但重要的是化肥，和其他农业援助一样，只有在全面地改进耕种方法之后，才会得到最大的收益。农产品的产出是一个综合性因素的产物，只有在耕作、肥料以及其他有效措施同时采用时，并且这些措施符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时，才可能得到最高的产量。这就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需要，即计划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指导意见，必须建立在复杂的研究之上。

与此同时，连促成农业经营方面的一项变化也是困难的工作。麦金·马里奥特下面的一段话，揭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让我来列举一些我那个村庄和其他邻近村庄的农民对改进小麦品种的反对意见。他们说，确实，如果老天高兴一个人可以从用政府改进的种子播种的土地上得到较好的收成：收益在重量方面很理想。一两个农民进行了尝试。然而，他们不愿再进行尝试了。种子商店的经纪人是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以极低的利息率提供种子，但是他要求必须在一定的日子偿还，如有人在收成之后需归还其他的债务，这一点就办不到。最不合理的是，种子商店的经纪人要求种植和归还的种子必须纯正，不能与大麦、豌豆、绿豆和油菜混杂，而后面几类套种作物又是防止小麦绝收的保证。除了在管理借款和使用种子方面存在这些问题之外，请看收获的庄稼！麦粒确实很大——又大又硬，妇女用旧式的石磨没法子碾碎。用新面粉揉合的面团难以捏制，烤不成好面包。这种穷人非吃不可的面包的味道比以前的差，淡而无趣（当然，部分的解释是，这种面包不含有大麦、豌豆、绿豆和芥子籽，而过去的‘小麦’中含有这些东西）。其次，请看奶牛群和公牛群：它们不喜欢吃新品种小麦的秸秆，如果我们种植这种小麦，它们会饿死。还有，这秸秆对修盖房顶也无价值。而且秸秆甚至不能在冬季里很好地作取暖的燃料。”

发展的迟缓，甚至包括被认为发展顺利的地区的情形表明，南亚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不仅是所有改进的工作需要有机的相互依靠，而且由于耕种者对于改进所采取的冷漠态度。但是，不论什么时候人们接受了技术的改进措施，特别是，如果和其他的改进工作结合起来，那么，将使用进一步使发展变得容易起来的方法使态度改变。教育与文化的普及，在这样的发展中能够起到催化的作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表明，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是劳动一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存在着严重的人力浪费和由此而带来的低劳动生产率。在许多反对改进的意见中有一条是人们确信的，即耕作的新方法将减少农村的就业人数。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先进的技术不会减少改善劳动力使用的机会，相反，将增加这一机会。事实上，所有的技术改革一般都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产生动机的推动力（motivational urge）。

南亚各国需要新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应建立在了解南亚各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基础上，并应充分注意南亚各国农业劳动力未能很好利用，并在今后几十年中还会迅速增长这一事实。依据我们的知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不是机械化必然会与非劳动密集的农业经营联系在一起，如同它已在西方国家的状况一样。当在南亚仔细地审察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将发现某些类型的机械化对发展农业是不可缺少的。

正如我们所反复阐述的，另一个并且是更为严重的，不仅对机械化的广泛使用，而且对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农业生产改进工作造成障碍的是耕种者不欢迎那些必然会改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发明。而技术专家经常忽视了耕种者这种不愿意的力量。有前途的技术发明，需要教育和训练的详细计划，而开展这样工作的各项设施，在南亚任何地方也不够用。甚至在技术人员的招募和训练时，他们也不能在田间进行工作，不能克服与弄脏自己的手相关的社会等级下降的意识，以及不愿忍受乡村生活的艰苦，从而使工作失败。改革的热望和技术的合理蓝图都由于这一原因而落空，减少将来的类似失败风险的企图是愚蠢的。

当今，许多增加农产品的机会，已具有政府工作和需要官方“组织”的性质。它已日益成为减少问题的主要方法。这是机会主义的方法。它已作为绕过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禁区、以及绕过对吸收革新和被认为“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的障碍的手段。

在从南亚各国相继独立以来的这些年代，各国政府都试图进行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许多新政府也保证在掌权之后，要进行等级制度的改革。但是，实际上作为政府立法形式重新分配的土地数量并不很多。绝大多数南亚的政权都回避了非常彻底的土地改革。它们的干预实际上是限定在对所有或一些种植稻谷的佃农提供保护性的立法，加上鼓励合作和村社发展的企图。

有关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法方面舆论的衰落必须从有关土地所有权利益的复杂性上加以理解。在城市上中层阶级和农村地区非耕种者中，在这两个集团中还包括许多政府官员，土地所有权的广泛扩散产生了权势极大的反对土地改革的集团，集团强大的权势不是因为竞选的优势，而是因为集团笼络了大批有知识的人。

这一时期土地彻底改革热情下降的部分原因还必须归结于在独立以后的时期，对各级政府在其继承下来的几乎混乱的情况下必须巩固他们的权力和创造一些秩序和稳定的假象的压力。但更大的经济利害关系也助长了小心从事。在新政府只关注眼前的紧迫问题时，大家都知道土地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是很缓慢的。还有，政府把政策的优先秩序放在工业化上；在一些有影响的地区，人们感到，彻底的土地改革可能降低工业化的速度，这是因为，在短期内，土地改革可能降低可供增长着的非农业人口粮食的数量。不管从其他方面看存在着多么严重的缺陷。紧紧地依靠地租并负担着税收的社会等级结构确实提供了从贫困的农业中榨取的可供销售的食品的有效手段。能够消费自己农产品绝大部分的耕种者，被迫向土地所有者和借贷者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后者将得到的粮食在城镇中出售。

南亚的各国政府处于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他们不进行土地改革，他们从根本上提高农业产出的企图将遭到挫折。如果他们有魄力实行土地改革，他们至少可能面临短期内可供销售食品的供应短缺。此外，有发言权和有政治影响的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反对十分彻底的土地改革。即使他们在口头上就改革问题说得十分动听，他们总试图阉割任何有可能通过的立法或防止立法的实施。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借助于英国对土地保有制度的修改而崛起的居间人，即半封建地主阶级，是独立后遭敌视的显著目标。起初，政府虽作出努力，试图消灭这些地主，他们在独立前几乎占有印度一半的土地。但在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开始实施之后，妥协和逃避的力量占了上风。许多居间人都通过把自己划分为个体耕种者的手段得以继续存在。

坦率地讲，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废除居间人之举，并非意欲实行耕者有其四。它旨在作为恢复在英国早期土地拓殖中失去权利的“农民耕作者”阶级的政策。土地落入乡村中“从事耕种的”特权阶级和较高特权阶级家庭成员的手中，依据殖民时代的土地租佃法，这些人的收入传统上是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得，并依据殖民主义的租赁法律，获得特许的租赁权利。他们中间一部分在土地上真正耕种的人，在改革前就比一般的佃农更为关心耕作的改进，这是因为他们产出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地或立即增加租金。

作为半封建头目的居间人的统治已结束了。一般来讲，一个附带的结果是，乡村中的权力从旧时的在外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转到由生活在乡村中的商人、放债者和地主组成的上等中层阶级的手中。这为印度的农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赞成这种发展的那些人并不打算支持土地所有制的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希望印度的农业沿着更为平均道路上发展的人们，居间人的废除仅仅是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开始。但这确是重要的开始。即使在管理上的弱点和腐败可能给旧统治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施展一定的影响留下了可乘之机，但是，通过议会手段消灭大封建地主，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考虑到所有权限度和土地再分配措施的后果，可以就南亚迄今的经验提出几条推测性概括。在上地所有制结构中在财产所有权关系方面没有革命骚动。乡村结构中长期的不均衡现象很少被触动。这些措施没有达到它们预期宣传的事实，造成了主张平均地权失败日益增长的气候。同时，政府在农业财产占有方面，有限的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没有一个南亚国家有相当大数量的佃户成为他们耕种土地的所有者。所以。占有的可靠性依然还是关键的问题。所有南亚政府已推行立法对一些佃户，即使不是所有佃户，提供更多的保护，并限制土地所有者在丰收时的索取。

如果有关租佃的法律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熟悉和懂得这些法律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法律必须规定最高的租金和保证佃户占有的可靠性，而这些在过去是明显地没有做到。还有，依法从事十分困难。这些法律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摆摆样子，漏洞百出，数量庞大，而且十分复杂，对于一个佃户来说，即使识字，理解它们也是十分困难。独立后的印度，在一般情况下，实物交租者依然明显地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们通常交纳比有特权的租佃者高得多的租税，土地的所有者特别致力于防止实物交租者得到受保护的佃农的权利。由于这一结果，实物交租者协会遍及巴基斯坦和印度。即使他们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但缺乏可靠的土地保有权的实物交租者，由于承担了法定的租借率，依然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

未能将实物交租者纳入受保护的佃户之中的状况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幸的是，在一个实物交租盛行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中，不公正的现象也不能受到包括实物交租者在内的佃户们的制止，而他们是受到强大的租佃法律以及限制土地所有者从佃户身上榨取数量的法律的保护的。在劳动力迅速增长的东南亚乡村地区，对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在规定最高租佃费的法律实施时，可能出现不幸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在租金大大高于良己的所得时，伯农更为频繁地将租来的土地转租出去，实物交租者依然处于租佃人中的最低层。

在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南亚国家中租佃立法的巨大弱点是由公务人员管理这项工作，而他们经常缺乏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才与德。锡兰试行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把租佃的立法的管理交给由农民特别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但最初的情况是令人失望的。只有少量的租佃者和土地所有者参加了选举，许多租佃者可能是害怕受到土地所有者的报复，而并不是自己不感兴趣。结果，选举在许多村庄里被迫取消了。

土地租佃法的失败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法律，而是这些颁布的法律没有实行。除了大多数佃户是文盲和无知外，不识字和无知使他们容易地成为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的牺牲品，他们受到了诸如土地所有者和放债者这样的所有者的围攻。当租佃人受惠于某一个土地所有者时，他们必须忍受土地所有者对他们权利上的侵犯。

佃户同样地得不到身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和受雇的工人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没有理由去关心他们。佃户本身的差异也十分巨大，在南亚的一些地区他们也被种姓等级分得很细，以至于难以团结起来对逃避法律的行为进行抗议。更为典型的是，佃户通常对土地所有者采取恐惧和敬畏的态度，而缺乏精神上的勇气去反对他们，即使当土地所有者犯法时，也是这样。执行法律的官员也同样地畏惧土地所有者，也小心翼翼地不去反对他们。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作为农民抵抗土壤、气候和市场影响的武器是合作社。通过这样的组织，农民能成批购买所有需要的种子和肥料，借款，收割时节相互帮助，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市场上为他们的产品获得更为优惠的价格。不幸的是，南亚各种类型的合作形式都收效甚微，一个基本原因是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存在着基本的社会不平等。

对地方合作项目经常加以渲染，好像这些计划是革命的，其本身可以创造条件，从而导致村庄中的更大平等。不幸的是，这一做法却有一些问题。当土地改革和租佃立法计划，至少在其目的上，对财产所有权和经济占有权进行基本的改变时，合作的方法将不能对现实的不平等的权力机构进行正面的抨击。实际上，合作的方法只能在不触动现有结构和状况、避免平等的结局的条件下去改善局势。一般的情况是，只有乡村中较高的阶层能够从合作机构给予的好处中受益——从政府给予他们发展的津贴中得到益处——这样的实际影响是产生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不平等。即使宣布的目的是有助于社会低下的阶层，上述情况也是千真万确的。

与合作运动一样，绝大多数南亚国家试图推行的社会发展项目也受到平等思想的影响，而且重点也放在乡村中较低社会阶层的需要和利益上。虽然事情是这样确定的，但其趋势，特别在印度，不仅还是有利于乡村中较富裕的人，而且还有利于较富裕的村庄和地区。独立之后确立的、能给整个地区的社会带来进步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希望也不明确。在这些项目开始时所给予的主要支持也大大地降低了。特别是对于那些自愿的工程项目的参与——从来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已经衰落，尤其是在印度。社会的发展不再被认为是帮助较低阶层自立的方法，实际上，它已变成政府对并不是很穷的人们提供帮助的渠道。

村社发展在受到土地租佃法以及它们实施上的弱点的损害的同时，它本身也在其他改革努力的道路上增加了障碍，在印度，这些障碍起初就已预见到了。在农民土地所有者集团通过对居间人的排除而得到加强时，农业的外延服务也同时得到有力的起动。至少，这一集团的一部分成员认识到，通过农业的现代化可以赚到钱，为了农业现代化这一目的，还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帮助。由于了解到这种情况，农民土地所有者更不会同意为了那些穷苦村民的利益而瓜分他们的财产。

合作耕作，一种更为复杂的村社参与方法，已在一些南亚国家里试行。乍一看，合作耕作的方案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似乎大有推荐的余地。依照合作耕作的安排，小而分散的财产合并成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合作单位中，土壤的管理和土地的使用会得到更为合理的安排。同时，较大的耕种单位为提高产出技术的引进和合理使用开辟了前景，诸如灌溉，改进种子和肥料的使用，经济地使用役畜、拖拉机、工具和机器。

总之，据认为合作耕作能改变南亚整个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制度模型，能克服长期以来对效率、提高生产率和更充分地使用劳动力形成的障碍。合作耕作的尝试仅在印度大规模地进行过。但印度处于当前状态的乡村没有形成对这种社会协调发展所必须的适合环境。印度的合作耕作未能成功的基本原因是没有改变土地所有制的结构。迄今为止，合作的努力还没有在实质上彻底地改变现状。在外地主也支持印度合作耕作的计划，这是因为对土地的个人所有权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他们已从政府的优惠和已经提供的援助中获得利益。但是，或许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有关合作问题的最不幸的结果是，它转移了人们对基本结构改革这一棘手问题的注意力。

在最近15年中，所有西方和南亚研究了这一地区问题的经济学家，都要求使用劳动力去修建道路和桥梁、水利灌溉系统以及其他能够改进乡村基础设施的因素。他们还指出，这些“投资”活动几乎不需要另外的因素去补充劳动力的需要。他们都预感到，集体的活动，以及组织没有充分使用劳动力的一切努力已经在南亚的绝大多数地区失败或接近失败。事实完全证明：在人民没有把握住自己的直接利益时，说服他们进行工作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印度没有土地的工人和实物交租者在没有改善收入的情况下，他们将不会有工作的动机，他们的利益会随着他们拥有土地的较高社会地位自然增长。

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即必须有高层的强有力领导以及受过良好教养的中等阶层去推行这些自助的规划。更为普遍的解释是，利用没有充分应用的劳动力的可能性受到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政权的限制。这一说法往往带有思旧怀古的情调；人们更为经常地认为，即使强迫可以取得成果，也是不可取的。

对于南亚来讲，一个更为明显的困难是组织者的缺乏。瓶颈是能在地方一级执行命令和直接工作的、有能力并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的严重缺乏。有时，人们认为军队是最后手段。实际上，印度维持着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完全可以为社会工作提供训练。在印度尼西亚，军队正在执行“公民行动”项目去组织和帮助农民执行公务。但是，即使军队，或者受过训练的人，在转向执行社会工作时，他们必然会面临那些与乡村中增长的冲突有关的相同困难——同国家和民族一样，乡村中存在于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结构里的差异所产生的深深分裂这一基本事实。

战后振兴南亚农业斗争失望的记录是漫长的。大概，独立后最为明显的政治成果是乡村中最上层阶层地位的加强，以及相应的处于乡村社会中底层的实物交租者和无土地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这一问题的核心是遍及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长期存在和对这种情形的荒谬偏见。

战后一些活动趋势的政治后果是影响深远的。证据表明，根本地改变等级结构的有利时间已经过去。彻底的改变大概应在大战刚刚结束的岁月中的革命环境中完成。但是，如果认为那时财产和租佃权的基本改变可能取得胜利，那么现在就不可能了。那些已经完成的零星改革艰难地支撑着乡村高阶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地位，而这又是现时政府所依赖的关键支柱。

只要工作和收入的获得有碍于局势，而土地的持有以及部分或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的状况又助长了这种情形，那么整个产出必然会低于其应有的潜力。从另一方面讲，如果纠正不平等的方法能顺利地消除障碍因素并有利于工作，那么整个劳动力的使用情况和生产效率可望同时得以提高。南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情况（至少作为通常的判断），它的状况可能属于这样的情形：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平等是达到实质性的生产长期增长的先决条件。

此种政策方法的成功决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它取决于大量互为前提的条件。但是，至少可以说，忽视不平等问题的农业改革政策不可能取得主要的，特别是长期的结果。在制度的改革方面，这种忽略大概是南亚各国政府所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例如，纸上的计划都似乎涉及平等的问题，但合作社和村社的发展在实际上却不能与之加以配合。

在可能对南亚农业有利的各种方案的讨论中，土地的重新分配一开始就因各种理由而被排除，这些理由认为，土地的重新分配必然产生小规模的非经济的占有，并必然牺牲大规模耕种的效率。事实上，这些担心是过于的夸大了。应该记住，在南亚农业中的所有权单位和耕种单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南亚的“农场”与北美或欧洲的耕种单位不一样。南亚的农场不是由经营者的房屋、庭园和用作贮藏谷物、饲养动物和放置机器的建筑物所组成的经济单元。耕种单位只是一块空地，或者更经常是一些零散的小块土地，固定投资短缺，而且也不及时，仅有少量的梯田、排水系统或者排灌渠道。

从劳动力使用的观点看，彻底的上地重新分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意见认为，应通过克服由长期不平等的传统模式所造成的对工作的巨大阻碍作用，创造乡村劳动力在哲学和态度上的改革的重要基础。土地的彻底分配可能鼓励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人更为努力地工作，以及在农闲的日子也能从事增加产出的劳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方法可能减弱盛行的实物交租制正在衰减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再分配而使土地减少的自耕农也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对收入的降低进行补偿。

还有人认为，土地的重新分配由于没有种地经验的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参与而有可能降低产量。但实物交租者、其他的佃农以及没有土地的劳工由于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必然从土地的再分配中获得重大的收益。即使新的土地所有者相对于过去的所有者，缺乏一些耕作的经验，但是更多的劳动投入必然克服其他影响因索的副作用。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一样，发展农业的许多机会不仅仅或者是自己熟知的，或者用扩充工人来推动的传统方法，当耕种者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时，他们必将作出积极的反应。新的土地所有者缺乏资本的可能性不是争论中强有力的论据之一，共同使用设备，真诚的合作，包括借贷都可以克服这个困难，这些方法在非常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是可行的。

彻底的土地再分配不一定能克服阻碍农业发展的所有障碍。许多工作可以通过技术的改进和更好地使用劳动力来完成，但土地的再分配能够创造更好地吸收这些革新的气候。合作运动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如果合作耕作能形成更为名副其实的合作，那么合作耕作会有取得这种效果的更多机会。

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可能还存在另一必须注意的严重问题。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认为土地的再分配是解决南亚农业问题的满意方法是错误的。所有权转移给真正的耕种者也容易受到当前盛行势力的侵蚀。欲使之成为永久的改进，彻底的土地再分配必须平等，彻底地清除贷款人的债权，并禁止新的债务出现，从法律上禁止土地的买卖和抵押。很明显，用这样的方法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在政治上难以接受。除此之外．农业上劳动力日益增加所产生的压力也可能使用来阻碍将来土地的细分或小块化的法律失去效力。在最好的情况下，彻底的土地再分配只能被认为是土地使用方式的彻底改变，借助于它的冲击影响可以克服在现实不平等制度下存在的阻止更密集地使用劳动的障碍。

如果认为将土地彻底地分给耕种者不仅仅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受到一些实际问题的困扰，那么土地的国有化可能是非常合适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克服土地所有权过于分散和土地过于零碎的问题，可以推行合理的使用土地以及土地的规划，水利灌溉的潜力也能有效地得以发挥。但彻底的土地改革意见的考虑，虽然其本身十分有意义，但在政治上是不恰当的。这样的政策仅在共产主义革命发生后才会采用。这种方法在南亚的结果不会像在苏联和中国发生的那样成功。在苏联和中国，组织和准备的考虑时间先于共产主义政府掌握政权及其土地所有权的巩固，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也没有提供可以解决南亚农业问题的方法。

我们十分怀疑是否能设计出一种方案堪称大家都满意的理想方法。然而，我们相信现实中正在执行的农业政策以及讨论中最为主要的、可供选择的方案都不可能导致我们如此紧迫需要的这种改革。我们怀疑，我们能提出一个试验性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想出农业政策的新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想到了印度这样的国家。

迄今，农业政策已导致了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平等在现实中没有实现，其结果是人民已变得沮丧而玩世不恭；与此同时，效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报偿。

在这样的情形下，第一个结论是，政府必须制定明确的政策，并保证政策的真正实施。第二个结论是——由于对彻底的，或者任何现实相当有效的土地改革既没有政治的意愿，也没有行政财源——通过允许和鼓励先进耕作者获得其进取精神和劳动的全部报酬的方法，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依靠不同的政策手段处理平等和制度改革的基本问题，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耕作的慎重的政策选择可能更为可取。

支持沿着西方道路发展农业的政策必须清楚地与自由放任主义加以区别。实际上，这一政策主要是要求改革现状，正如我们已在别处表明的，南亚的农业的经营是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组织模式中最不利的特征于一身的典型的准资本主义形式。

首先，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能容忍人群中一部分人消极和寄生的土地所有制，这些人消耗农业的部分剩余。但又丝毫不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作出贡献，实物交税必须废除。虽然排除滥用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及一些明明不是耕作者，但又自称是耕作者的人借用居住所有权的情况，是十分困难的。但是，通过税收体系，向不参与农事的土地所有者课以罚款，或通过法律禁止今后土地所有权转给非农业人员和非乡村居住者等手段是可以防止许多这样的问题的。

后一种类型的法律存在于许多民主国家之中，例如瑞典就是一个，在这些国家中，即使存在有害的遥领地主制度其规模也十分有限。我们推崇的改革不会剥夺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但必须禁止一些并不准备成为耕种者的人非法购买土地，并特别禁止城市的居民获得土地。实际上，下述情形是南亚各国权力情况的主要征候，是形成各种思想过程的反映：遵循社会与经济革命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传统方式的激进声明层出不穷，但是这种直截了当而切实可行的改革路线尚未进行过严肃认真的辩论．执行过程中可以想象到的疏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但这种方法比战后年代中推行的政策有更值得介绍的地方。一般说来，战后有关农业改革的政策把农业土地的规模作为基本的标准。我们提议把土地的机能使用（functionaluse）的标准作为替代物。如果大规模的所有权能保证效率和生产率的真正提高，从本质上讲，这种所有权不能被认为是有害的。效率和名符其实的工作参与的机能检验必然比上地规模的静态检验要好得多。

真诚地模仿在西方各国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实践中控制和约束机制的愿望——即使仅仅是没有完整地贯彻——必然提供一些值得重视和优于当前正在盛行的政策和惯例的方法。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了的。在强化农业生产的目标与吸收更多的劳动投入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然而应该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冲突可能发生——例如，在不加控制地引进机械化的进程中。如果机械化对劳动的取代带来不良的影响，那么起决定作用的政府可以制止它的使用。

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的发展中不含有企图维持现状的内容，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虽然在通常讨论的方案中存在不同的种类，但这种发展必然被认为是完全彻底的土地改革。这样的道路应鼓励土地所有者也成为耕种者，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真正的农业企业家。尤其是，这样的政策必须有利于实物交租制度的逐渐废除。从相反的观点看，农业工人应得到资本主义农业体系中受尊敬的地位。毫无疑问，除非对勤奋的体力劳动和特别是对受雇者的工作的传统轻视从经济体系以及人们的思想中予以清除，南亚长期的农业进步是不能实现的。

在进行这种类型的“土地改革”中，建立保护农业工人的措施与在部分土地所有者中创立真正的企业家是同样重要的。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这种农业体制可逐渐地获得“福利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一计划中应予最优先考虑的是这样一个纲领：将小块土地——以及尊严、生活的远景和独自的收入来源——给予社会低阶层中没有土地的人们。即使在这一地区人口十分密集的国家里，将没有耕种、浪费的小块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也是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现有土地的附近也有可供分配的土地。目前占有土地的方式完全不需要严重地打乱——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无需打乱。但在一些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一部分人口的重新安置是必要的。

依据这些限制起草的、有节制的土地重新分配的方案，远不如人们一般讨论并进行立法的彻底土地改革的方案，但有两个要点是可取的：第一，这个方案通过允许土地所有制结构中被剥夺了土地的人们生产一点实物作为收入，向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险形式。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方案依照产生问题的根源，向身分和地位的制度和态度问题展开进攻。没有土地的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拥有并使用土地的权利，在这些有限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中是最为基本的。如果村庄中的合作形式打算用各种方式控制这个基本要求，如同印度的计划一样，那么方案的核心目的会遭到破坏。非常有限的土地再分配不可能立即解决下层社会地各种问题。下层社会的人还需要从其他的地方——从农业劳动力的雇用或从其他类型的乡村工作中——得到补偿收入。然而，劳动力会寻求不同于现在所占有的职位。一旦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他们可能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工作。

在任何情况下，农业产出和效率长时间的进展只有在引导南亚人民接受工资雇用是经济进步的、正常和健康的这一事实之后，才有可能取得。毕竟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是通过为他人的工作而增加收入，同样。南亚的人民必须知道，工资赚取的需要既不是荒唐的，也不是意味着身分的下降。但对这个现实能有效地接受之前，有必要——通过土地所有权——给予那些失去尊严的人们以尊严。事实上，这个建议相当于一种适用于南亚各国环境的非货币社会保险和先进的社会体制。这个建议会提供一些希望，阻碍进步的基本制度和态度中的一个威慑因素将被减弱，并可能制定出十分明确的发展方针。如果建议能顺利地推动农业的发展，它必然能确立将来约许多劳动组织的正式形式，甚至在农业中，将十分有利于工人们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兴趣．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如同西方和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发展的社会保险先进形式一样，也可能变为可行而有效。

我们勾画出的行动路线要求从西方国家已取得胜利的、推进农业发展的一些方法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方法，并结合针对南亚的态度和制度的实际状况所制定的政策。这展现了“福利资本主义”农业方面的改进形式。我们所建议的方案和许多国家，或者在联合国所讨论的方案相比显得没有那样自以为是，但我们的计划会比任何在南亚执行的方案更加彻底，并可能在提高农业效率方面促进经济和社会结构向更为平等和灵活方向发展的目标方面更为有效。

在政治上，指引农业政策沿着这些路线前进的远景极不明确。南亚各国最为可能的发展不容置疑是当前方针的继续。在“社会和经济革命”的旗帜下，土地改革和其他制度的彻底性质的变革，将会继续给予讨论，并且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形式颁布法律。但很少的改革将实际完成，并且政府的政策和政府控制鞭长莫及的问题（诸如劳动力的增长）可能产生更大的不平等。土地所有权未来不安全的状况还将继续维持，这个问题本身也会阻碍生产的发展。

在盛行的激进思想抱负与实际的成就相脱离的时候，其有害影响是阻碍现实主义的思想和有关实际的、合理的基本政策的争论。然而非常需要这种政策，即为避免重大的失误，这些正在成为必须的政策应从我们这里，以及本书的其他章节的分析中得到明确的启示。

第18章 传统农业以外的劳动力使用

和农业部门一样，南亚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也深深地受到殖民主义时代的影响。欧洲人随同他们的侵入带进了他们自己拥有的各类轻工业的生产，以及数量很大的农业加工工业。这些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很大，但其趋势却对传统的城市手工业带来了压力。这不仅体现在机器制造产品带来的新的竞争力上，而且前殖民主义统治者所维持的对民族手工业的支持也同时减弱了。虽然手工业因上述原因而衰退，但传统的制造工业却没有消失。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传统的制造工业仍然是制造工业的主导形式，特别是从雇用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来看更是如此。

这些手工业有吸收许多当地农业现代特点的趋势。与他们的前辈一样，当代的手艺人工作的绝大部分使用原始的工具，依靠手工完成。与农民一样，许多为销售产品而生产的手艺人都控制在借贷者、原材料供应者以及收购并推销其产品的中间商的手中。许多南亚手工业作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他们经常雇用劳动力来弥补家庭人员的不足，但雇用的工人经常来自少数民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受雇人员生活在雇主家中，他们的地位十分类似于仆人，他们不仅参加生产，还要从事家务劳动。

在南亚，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组织得十分好的企业，这些企业一开始就是由欧洲人、亚洲人（如中国人和印度商人）创建、筹资和管理的。近来，许多这样的企业都被当地人或者政府接管了。一些例子表明，南亚人自己也开始了一些十分复杂的商务活动。但是，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甚至在旧殖民主义飞地的部分孤岛上建立的），也不能完全不受到本地社会和制度的环境影响。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策略传到南亚后，都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对南亚劳动力使用的影响常常完全不同于在西方的正常条件下所出现的那样。

首先，在殖民主义时期，欧洲人在招募和雇用地方劳动力上的困难促使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方法。一些伪装下的强制方法经常被用来招聘、雇用劳动力。过去的低工资常常迫使人们离乡背井。这种方法可能节约了受雇人员的工资，但同时也造就了一支不稳定的劳动队伍。在那些年代，工作时间漫长，工作条件也十分恶劣。独立以后，许多南亚国家通过制定法律以改善这些环境。但是，整个南亚依然存在着法规中描述的情况与现实状况的巨大差异。仅仅有一些随机选择的、对工业企业中雇用的少数民族雇员生活状况的临时检查，这些检查是为了发现企业中不利于实现最大效益的住房、卫生和营养状况的。政府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似乎也没有有效地执行。

广而言之，南亚的管理状况也没有能够创立一个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环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大型企业的企业家，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都倾向于采取大的不在地主的态度。虽然这些人也有意识地比典型的不在地主更多地控制企业里的投资，但他们在日常的管理中还是可能不进行直接管理。大量的职能工作直接由西方经济学称为有广泛自由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去完成。

除开这种管理的形式对经济中现代部门的增长和扩展的可能性的影响，它也对劳动效率产生了一些，虽然不是十分明显的影响。在现代的西方环境中，工会运动作为增进工作条件的标准化的潜在工具，已经出现。在南亚，弱点就是现代制造部门的工会运动的统治特点。虽然许多相互依赖的因素以此为基础——在这些因素中，工人由于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要依靠其雇主，而且失业现象又很严重对，工人讨价还价的困难很大——这必须部分地归因于本地包工头的管理问题。作为包工头的权力，他们对较多的工作流动率负有重大的责任。包工头的重要地位也会阻挠统一劳工组织的形成，这是因为工头自己——他们在不同环境中可用他们不可怀疑的才能去组织工会——享受现状的既得利益。

显然，甚至在“现代”或者“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中，支配劳动力的使用和影响劳动成果的力量与当今典型的先进经济以及西方分析模型中所预料的力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甚至许多组织形式已大大地超过了本地经济机构的状况，但现代的部门也不能避免其外部的广泛影响。许多现代化的企业，尽管是飞地，也不能完全地与南亚社会和经济的生活分开。

许多南亚国家在农业之外还有基本上在城区工作的经济活动的第三团体，它有时被称为“非正规组织的团体”。这包括广泛的不同种类的活动，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一套既区别于十分正规的西方化的生产单位，又区别于传统乡村手工业的制度特征。然而，绝大多数都趋向于保持传统的风格，即强调家庭作为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南亚的这些服务业中从业的城区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大地超过了城区生产行业中所有各类人员的比例。拥挤的零售行业、包括叫卖的小贩，组成另外一大部分，虽然这一行业与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充斥着外国人，它组织得更好。所有职业的特点是，劳动投入低而不充分。

广义地说，传统农业外的经济活动形式缺乏作为现代西方经济特点的持续时间和劳动效率标准的制度控制。虽然，组织得十分好的企业能比雇用了许多城市劳动力的传统制造业或其他缺乏组织的企业有更好的控制和纪律，但依然存在着对它们努力的有效成果的严重抑制作用。例如，在大规模的制造业中，低水平的卫生和营养条件大大地降低了效率，更不必说恶劣的住房条件对体力的有效性和劳动流动的影响。一般来讲，大农场雇员的身体状况要好一些，但他们的地位与其他在先进组织中的工人有根本的区别，农场中的雇员们没有流动的自由。甚至在他们没有长期合同的束缚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遇到了不相容的环境也不能进入新的就业领域。

在这一点上，应该分清可能影响长期失业问题的南亚力量与西方力量之间的区别。南亚人在有组织的经济部门失去工作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失业”。在没有提供失业救济的社会中，那些不能回到乡村或者由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供养的那些人必须在城市地区临时性的或较长期的大量经济活动中找到一些工作。相当大数量的劳动力从未被有组织的部门雇用的情况同样是真实的。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对非农业就业的可能性的强烈影响是城区过多的人口。如果这一趋势归因于城市中对劳动需求的增加，那么工人们就完全可以被安排到这些新的工作中去。但是，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下降和传统农村手工业的衰退部分地引起了向南亚城市的移民。在其他方面，城市生活的吸引、摆脱单调的农村生活也刺激了移民的倾向。南亚的计划人员认为，向城市的移民倾向还将继续。与西方产业革命时期发生的情况相比，一些人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这种比较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失业人数没有令人恐惧地增长，人们认为新的就业机会必定在城市区域内获得时，这一观点部分地被官方思想所接受。许多系统而详细的研究都急迫地要求阐明移民的原因和后果。不幸的是，预先认定农村向城市移民是工业扩张的正常而健康的副产品的官方态度没有为这种研究创造理想的气候。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工作持续时间——劳动力利用的总体分析，在传统农业之外比在其内部更为直截了当。严重地影响农业现行工作方式的季节性对经济中工作时间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农业之外，制度的环境具有更多的意义。在现代和城市经济中，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的工作日和周时间的长短正越来越标准化或列入了法律。西方国家的情形相反，在南亚的制造业中，在要求缩短和规范工作时间方面，工人们自己有组织的主张只起到很小的作用。自发的劳动组织十分弱小和缺乏影响。改进和规范工作条件的意见主要是由政府提出。虽然官方规则增加很快，但执行情况却十分不一致。

在一些非组织部门的企业中，不工作的时间不容置疑是很长的。在许多手工业活动中更是如此。众所周知，经常负债累累，并被经济困境所驱使的手工艺人工作时间极长，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基本的真像是简单明了的：空闲时间多，而上班时总的劳动强度、技能和勤奋程度一般都很低，而且没有多大的改进。这一事实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对此南亚人自己也直言不讳。

从南亚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来看。甚至在组织起来的部门中不但存在而且长期存在效率低下现象的基本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大量的劳动力不习惯于有节奏的、持续的、勤奋的工作，管理纪律也极为松弛。实际上，人们普遍地感到。能提高效率的、严格的工作标准会减少工作的机会，因此必然是反社会的。雇主们往往容忍懒散的工作表现，其理由是：这种方式为在别处不能受到保护和支持的工人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形式。只要支付的工资维持低水平，雇主也没有强烈的愿望去经济地使用劳动力或坚持较高的工作标准。不是十分有效地就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的工会在防止已确立的惯例发生任何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态度形成了表明这些国家为“软国家”的特点。

在西方，雇主对提高完成工作的效率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高度的机械化经营要求确定的节拍和速度，这些同样的工作过程却不能在南亚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相关的比较中，结果显示南亚工人的人均产出大大地低于西方的正常水平。经常的情况是，同样的机器在南亚各国中的转速要低一些，但这种差别随着实践中技能和技术的提高，而日趋微小。这种状况是不足为怪的。一个南亚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身体素质低于一般水平的工人——与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处于严重的劣势。

在南亚一些国家，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敏感问题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在印度，政府采用一些方法使高技术和低技术之间竞争带来的劳动力置换减少到了最低水平。计划中在机械方面预算的大量投资分配给了新的产业，在已建立的产业中采用绕过抵制生产率提高措施的方法。西方的工业经验从来没有因像南亚大多数国家如此禁止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这些特殊因素而弄得复杂化。种姓等级、宗教以及种族差异把人为的僵化强加于城市地区的职业流动，这种状况与传统的乡村情况相似。为了适应偏见，雇主时常被迫放弃工作中的合理组织形式。其影响之一是，雇主没有提升一个生产效益很好的工人或者用其他的方法鼓励这个工人的行动自由。除非雇主想冒严重的劳工骚乱的风险，否则他不能授予雇员一个超出此人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身份。同样，工作分配也可能必须迁就对劳动力的歧视。

另一个因素，工人的职业分配，有助于解释那些有经济活动力的人取得较低效益水平的原因。从事服务业与商业的人数大大地多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暴满的服务业和商品交易业的效率一般很低。城市中过多的工人多是由新进入城区劳动力市场、而不是由暂时失去工业性工作、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引起的。还有一个对效率不利的因素是政府过多地雇用人员，特别是雇用那些仍然属于受教育阶层失业人员的持续需求。

本章所提出的考虑使我们有可能再一次认识到南亚与那些典型的西方状况的悬殊差别。甚至在南亚经济结构中的现代化部门也大量揭示出与先进的经济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这一地区影响劳动力使用的力量完全超出了处于现代化时代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态度造成的差别以及制度和态度本身的差别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建立在就业方面的合理方法同制度结构以及自动地产生高标准工作定额下勤奋工作的假设基础上的西方计划概念和基本规定相脱离。这些制度和态度的不同又同样地必须根据劳动未能充分地给予报酬的南亚经济环境，以及空闲和浪费产生的背景加以理解。

敢冒言过简之嫌，可以说，该地区的劳动力使用以“缓解”和僵化的奇异结合为基本特征。一方面，各种制度压力相结合已导致了工作负担的分散；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化都起了限制可视为合法求职人员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对正常上班人的勤奋努力归于无效的经营手段是可以容忍的。这些力量的基本影响都抑制了人均产出的增长。

莫里斯·津肯在他的著作《自由亚洲的发展》中指出：“若这些社会希望富裕起来，那么他们必须更加强调工作，更少的懒惰。必须更少的为回家收割和结婚而长时间离开所导致的工厂旷工。必须更多地除草和耕地，更少地坐在树的帆布床上；要更少地坐在咖啡厅闲谈和更多地学习；要更少的理论和更多地实地工作。”

另一位西方的观察家沃伊廷斯基在其著作《印度：觉醒的巨人》中写到：“印度的弱点的主要根源是人这个因素：人们不是缺乏天才能力或技术技巧，但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力的重视。……如果我们可能将密西根、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所有生产要素一个晚上移植到印度，而不去改变人民的经济态度，20年后，这个国家还是和现在一样的贫穷。从另一个方面讲，若构成印度劳动力大军的150万雇主、自营者以及雇员的哲学观在现代化工业国模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20年后的印度必将遍布现代的矿山、发电站和高速公路，尽管国内资本短缺，人均收入必将增长许多倍。”

再说一遍，必须认识到，态度不会在真空中存在，而是受社会制度的羁绊，由社会制度提供营养。

受过教育的集团成员在劳动市场中保持着独特的地位，并成为市场中分离的和不同的部分。他们在失业条件下具有支撑自己的非凡能力，大部分依靠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在受过教育的人们表现出在城区之间具有较高的地区流动能力时，他们的职业流动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寻求非体力劳动和不准备接受“会弄脏他们的双手”的工作。还应该记住，连一些只念了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称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也希望免除体力劳动。在独立之后，这一部分人的失业情况已稳定上升。在印度，60年代初期，这一部分人的失业数字估计在100万以上。

根据合理制定计划的观点，这些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明显地影响着发展。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希望被缺乏技能、而仅会计算和根据操作说明以及图纸工作的工人所阻碍。必须注意到，西方（以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般工人受教育的程度不低于，而且高于南亚这种自称“受过教育的”人的程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希望坐办公室的工作和不愿干实际的现场工作的倾向，使妨害发展的障碍更加严重。这种不能充分地使用人才的浪费现象是可悲的。

有关南亚教育状况和态度的争论远远地超出了与经济浪费有关的直接问题的范围。至少，同等严重的问题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后果：这一集团同他们的同胞，以及同他们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疏远。他们中的成功者都被政府机构和商业企业所吸收；从严厉的现实存在中出来的另一部分人，加同他们影响庞大的人口一样，降低了他们对发展工作的潜在贡献。每一位访问过南亚国家的人都能证实存在于受过教育阶层的高层次中奇怪的虚假气氛。在受过教育的较低的受雇用或失业的阶层中，缺少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意识。

怎样把正在上升的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现象与工作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但在实际的改革中，所推行的方法通常是强调创造更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员愿意接受的工作——即非体力劳动的工作。改变当今盛行的态度的力量必须要求整个教育体系作相应的根本改变。而这一体系应深深地扎根于南亚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现实的改革者必须把他的努力集中在打破极高层人员垄断教育的状况，拓宽和改变正规的学校教育。

第19章 工业化问题

要求工业化的呼声遍及南亚各国。在知识名流宣称他们的国家不发达时，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业少之又少。南亚各国的发言人都使用“前工业的”或者“次工业化的”作为“贫穷”和“不发达”的同义词。根据这个观点，现代工业的增长将为困扰农业的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其他传统和缺少组织起来的非农业单位提供就业机会。工业化还被认为是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这是因为工业化将刺激经济，并使经济摆脱停滞。

聪明的南亚领导人如同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认为发达国家当今高度的发展水平是工业革命带来变化的结果。对南亚工业化意识产生进一步重要影响的是近来苏联政府计划工作而带来的工业高速发展。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工业化包含一个理论和规划，它们尤其是需要在每一个国家中，实际上在每一个地区建立一个全面完整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这种模式为任何企图效仿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合乎规律的模式而接受。实际上，这一地区所有非传统主义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共产主义的作为促成发展之技巧的有计划有指导的工业化理论的决定性影响。对于他们所有的人来讲，在他们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时，苏联在计划工作的成功提供了他们喜欢采用的教训。共产主义的理论还表明，真正的从殖民统治下的政治独立只有经过计划的工业化才能到来。

这个历史的解释包含有明显的现实主义，使得共产主义信仰者以外的南亚聪明的领袖们采纳这一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许多相同的方法一样。更一般地说，共产主义的观点在引起西方各国政府的自我怀疑并产生倾向于确定有计划的工业化的优先次序的态度方面也有所影响。

工业化的意识还受到了对南亚传统上提供的原材料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下降的关注和人口加速增长的认识的刺激。南亚面临着农业到处都人满为患的严重问题，而且人口还在继续地高速增长。在现代的工业中，生产能力方面更大更快的进展是可能的，部分的原因是它较易克服妨害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的制度和态度方面的障碍。同时，在工业中没有像农业中土地可利用性这样的限制性因素去阻碍增加利润的实现。毫无疑问，尽管南亚统计资料的质量和数量极差，但在南亚现代制造业中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和生产效率达到了比经济中其他部门更高的水平。

工业化这个词汇的吸引力还部分地来自它承诺把先进的技术带给落后的经济，并使技术具体地体现在动力和机器上，这种体现在重工业方面尤为突出，但在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中也有所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南亚使用的机器最初往往依赖于进口，一旦工业化的方向选定，在技术方面选择的自由度也就不大了。但还是保留着一些余地，以供调整资本和劳动力组合的比例。这在一些生产部门，如装卸、包装以及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又特别的重要。在南亚，这些工作，或绝大部分，由劳动密集的方法完成，由于存在丰富的劳动力，本身是资本密集的生产过程也是这样。

在不远的将来，该地区的国家只有这样的选择，使用高度发达国家的技术，或者完全拒绝先进的机器，除非存在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从发达国家获得二手设备的贸易得以发展。虽然一些这样的贸易讨论已在西方集团中进行了，但南亚国家对这种方式缺乏热情，其部分原因是评价二手设备的过程不够完善，另一部分原因是保证备件供应的情况也不确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第二等最好”产品的事实。

所有的南亚国家都面对大量缺乏技术劳动力和小而又缺乏经验的管理力量的挑战。这使关于大规模高度机械化工业更适合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技能和技术教育的论点变得似乎更加可取。这个政策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它还鼓励技能的迅速增长，克服阻挠有效使用劳动力的社会障碍。在另一方面，如果现代化技术的使用回避了长期阻挠经济发展和维持劳动力使用低水平的社会和传统障碍，那么这样的政策可能不是十分理想的。

支持高速工业化的部分理由建立在这样的明确结论之上：该地区较大的人口稠密的一些国家中，到本世纪末劳动力将可能是目前规模的两倍，而如果相当大部分劳动力不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那么平均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是不可能的。这的确是真实的，不管农业生产力取得了多大的进展。甚至在缅甸、泰国和马来亚，这里有可供提高生活水平的更多土地和更好的机会，但长期的展望也需要工业大量地扩充，以改善人口快速增长的环境。

这个简单的结论本身提供了这些国家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的努力的合适基础。虽然我们关心限制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关心近期对提高劳动力使用产生阻碍作用的可能性，关心其他许多方面努力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是不能认为这些讨论意味着南亚的国家必须放弃工业的发展。对各种风险和制约条件的分析表明了克服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障碍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一般地讲，在南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献中，人们自然地认为，工业化必然影响就业，甚至在短期内也是这样。“创造就业”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计划人员特别注意的问题。然而，必须记住，这些目标是非常适中的，从一般的计划目标中给予“充分”或“比较充分”就业的首要地位来看，尤其如此；但所取得的成就却通常尚离目标甚远。

我们将阐述的非正统观点是，预计南亚工业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今后几十年内不可能很大。这个地区的这种现象将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时候出现。一般地讲，工业化对制造业中劳动直接需求的影响不仅是工业化速度的函数，而且还取决于现代化工业在经济中已取得的地位。甚至非常快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一定的时间内也不能对劳动力产生有效的需求，以致明显地增加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比例。劳动力增长太快。如果而且当现代工业挤垮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后的就业结果甚至可能是个负值。问题的这些方面被忽视了，因为人们幻想工业化是医治“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良方。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假设的例子，以上所提到的关系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我们假设在计划期之初，1％的劳动力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就业，而且没有传统的制造业存在。我们还假设，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口每年同步增长2％。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化工业就业增长为每年10％——这一增长率是十分可观的，南亚的任何国家都未达到这个水平——这意味着这个部门的直接就业只能吸收劳动力增长的5％。换言之，95％的新增劳动力为其生计必须加入到现代化工业以外的经济活动中去。若这些假设成立，则现代化工业吸收工作年龄人口全部自然增长的任务，在第一年就将提出三倍于全年工业中就业人数的不合理要求。当然，在今后的时期内，需要增加的百分比必然会下降，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下降将是非常缓慢的。

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我们忽视了对现存制造业可能产生的回流效应。当新企业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同小规模生产产品的企业和作坊展开竞争时，传统的制造业会受到回流的冲击。已经建成的半现代化的工业也将被迫采取一定程度的合理化，合理化通常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通过计划的制定，传统和非现代化的工业能防止回流的大部分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的现代化工业新增的就业机会将被早就存在的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中工作机会的减少所抵消，这种现象才是真正的危险。

在新建立的生产单位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或者出口产品时，这类回流影响不会存在。但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南亚的国家，扩大出口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反，进口替代对于新的制造工业来讲不存在内部回流影响的风险。事实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新的，或扩大生产规模的工业企业直接地与保留下来的生产作坊，或其他非现代化的生产者展开竞争，工业化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会产生负作用。

回流对劳动需求影响的问题引起了几个其他重要课题。它为阻止生产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现有企业的现代化和新工业的建立提出了有力的补充论点。由于这些国家在刚独立时都没有名符其实的现代资本产品工业，因此重工业是特别安全的赌注。但是，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迫切的原因而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也不可能将它所有现代化的努力去开辟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人员和政府官员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长期的目标是将工业发展作为使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手段，但他们的短期兴趣却是防止传统制造业，特别是作坊的严重衰退，这又与长期的目标发生冲突。印度不仅集中尽可能多的新投资投入到进口替代的大规模工业中，而且阻止建立一些与传统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的大型工业，用以摆脱这种困境。后一种方法受到了工人的特别欢迎。出于对工人利益的关心，政府寻求“没有眼泪的合理化”——没有剥夺任何人的工作，但由正常的摩擦所产生的空额没有填满时，劳动力的规模不会缩小。

但新办的企业却没有遵照这样的约束，企业家们了解政府有意保护就业以及今后减少劳动力的企图会带来与工人的纠纷的意识使他们一开始就采用资本密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这种作法确立了新企业中使用的技术和老企业中使用技术的差距。在政府的政策强制要求投资到旧企业中去时，差距还会扩大。

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计划人员在回流影响可能是相当大时，并没有完全忽视工业现代化初期对就业只存在微小的直接影响的可能性。由于农业部门没有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其他部门也可以吸收劳动力，对工业化赞扬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结论是，在缺乏扩展影响的条件下，在工业化没有降低净就业时，工业化在劳动需求上只能产生很小的直接扩张。如果现代工业的产品不是指向国内外开辟的新市场，那么，这种局面当然是现代工业开始扩张的低起点和必然出现的回流效应的无法回避的后果。

正如南亚各国的情形一样，当必须从适中的起点出发的时候，不能指望向工业扩张的巨大推进在近几十年内直接为劳动力增长的较大部分提供就业机会，甚至这一推进可能部分地或全部为回流效应所抵消，乃至有余。这一点必须予以着重强调，以便打消人们广泛怀有的不切实际的预期，这种预期认为，一旦开始执行工业化的计划，就会出现职业结构的迅速转变。

如果南亚的计划人员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新工业对就业的影响和过低地估计口流效应的可能性和影响，他们也必然倾向于夸大希望从工业化所带来的“扩展”影响。这种偏见是不难理解的。战后的理论，正如南亚所采用的，助长了有关工业起步的直接影响的不现实期望。

我们已得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人口／土地比例很高的国家，没有实质性变化是可能的这一前提，除非这些国家能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或者其他非农业生产中吸收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但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论点认为，在没有失误的情况下，这样的变化也是可能的，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业的兴办将给经济体系以极大的推动力。甚至在抽象和理论的水平上对阐明机制——传递由工业起步所预期的动力——的分析也是极少的。

对工业化的迅速到效应的浅薄幻想往往建立在与西方经济的。早期经历的模糊类似性的基础之上。在西方，工业革命是从许多小规模的偶尔也从某些大规模的产业开始的。这些工业取得胜利般情形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反过来也刺激了其他的工业。积累的发展触及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但严格地看来，西方经济史的形象显得过分单纯和理想化。回顾一下，也不难看到，伴随着成功，也有不确定、挫折和失误。但即使是这样，西方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揭示的情况与南亚今天所揭示的情况相比，对于强大而有影响的副效应，有利条件更为充分。

如果工业的发展能按计划人员所希望的得以实现，那么所出现的扩散效应的一个类型必然是“逻辑的”。必须建设新的工厂、运输和通讯设施，必须在许多地区修建，或扩展到许多地区。原材料以及其他基本投入的需求将会增加。当然，不是所有这些新的需求都会来自国内。但对地方的一些刺激作用还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工业化的进程将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创造新增加的扩充机会。从供给一方看，工业化也会通过降低成本，即增长获得动力而产生扩散效应。通过所有这些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收入。除非进口限制能有效地实施，新增消费需求的一部分将首先通过进口而得到满足。如果控制了进口，大量的需求将依赖于本国消费产品的生产者。

通过新的需求产生扩散效应的传递是不难理解的。从本质上讲，这是由新的需求和生产投资而导致的扩展积累过程。经济的发展过程，一旦开始，必然会趋于成为自我的永久发展。如果持续的工业扩展是通过计划的——实际上很少有充分把握的期望——增加的投资可能减少。

然而，南亚经济的整体结构表明，对通过增加需求导致增长的冲力有效扩展的抑制和阻碍是难以克服的。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缺乏弹性，并且处处存在着瓶颈现象。即使产生于工业起步的经济刺激能保持在国内经济中——但它在现实中是不完备，并且有时甚至不大可能——扩散效应依然似乎是微弱的。不过，通过明智的计划方法，瓶颈和其他障碍能最后得到解决。

在需求增加时，经济的所有部门需要特殊的政策去扶植出现的扩散效应。新生的制造业面临着由于缺乏有效市场而夭折的风险。供给不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与此同时，需求不能唤起自己的供给。但是，旺盛的需求和新的供给的现实存在能激励克服不足的努力。为了提高有效性，所有的政策方法都应抓住机会予以实施。但是与此同时，指向扩张的推进力可能已经耗尽。

而且，在南亚，我们不能认为发展的经济刺激能自动地伴随着有利的行为反应——这在西方的国家是可行的。全面的社会状况是扩展最为基本的障碍，原因是高涨的需求和供给。不能指望长期安于停滞的社会戏剧性地重新适应所不熟悉的机会。甚至在组织得非常严密的现代经济工业部门中，这里的市场十分敏感，反应的机制也可能受到不能激励企业家热情的制度结构的制约。

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模式不能应用到这些经济的基本原因。总的供给和总的需求之间的联系缺乏比例。尤其是在首次追加的收入注入瓶颈，马上引起物价波动时，南亚的各国政府——特别是印度政府——使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去阻挡计划的首次行为。然后他们还将检查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发展。这就等于无意地扼杀了扩展效应。然而，确定一个最高点的必要性构成了这些抑制方法的基础。这个最高点限制了据认为经济所能容忍的需求总量。

造成经济弹性低的瓶颈有多种形式。当新的工业建立之后，经常会出现运输系统的紧张和熟练技术人员的短缺。在另一方面，新工业的生产能力经常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有效的计划能减少这些障碍中的许多问题。但不能指望纯粹的总体类型计划取得预期的结果。政策的干预必须对准国民经济中单个部门的特殊瓶颈。

试图计算工业化在经济其他部门中可能的扩展效应的计划人员面临的困难之一是，经济活动增加的事实不一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例如，在服务行业中，问题就特别的复杂。随着可能发生的对劳动需求的第二次影响，能轻易地为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工作效率所满足。如果服务行业中的工人数量增加，最大的可能是由失去工作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特别是从乡村来的季节工的压力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

实际上，在许多计划的计算中主要的缺陷是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区域流动的不明确假设；反过来，据认为这一现象又产生于工业化。虽然这一地区城市任何地方的劳动力都确实在增长，但工业化也可能完全没有发生。事实上，只要更充分有效地使用城市中的现有劳动力，那么就有可能维持远比当前南亚各国现行工业化的更高程度；不需要招募农村区域来的新工人。城市化的可能性将会继续，但这种城市化将不是任何高度工业化的结果。

除了由工业化所导致的提高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重要的扩展效应。工业化还可望逐步灌输理性主义、进取心、纪律、准时、流动性和效率等新的精神。

人们不仅在新的工业企业中，而且在经济的其他领域都将受到鼓舞产生机械化的意识，决心精通不熟练的技术。将出现竞争性更强的更完善的市场，高级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将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工作的组织和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将沿着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工作效率的方向发展。瓶颈将会更容易地受到控制，逻辑类型的扩展效应的扩散潜力将得到扩张。来自新工业起步的促进扩散作用将促使农业和传统制造业部门约束其松弛现象。所有这些美好的结果预计都将作为工业扩张的直接后果接踵而来。观点、态度和人口技能的质变不会从初次经济发展的其他形式中获得，而是在农业的发展中产生。

还很难确定，外来的经济学是否将很快在南亚地区出现或扩散。首先，新工业本身的作用一定不应予以夸大。深深扎根于宗教的礼仪在工作的各种安排方面都打上了烙印。例如，许多传统的节日将继续得到承认，工作的日程可能受到不同宗教意见的干扰。由于大多数，甚至新的工厂也不能安置空调，恶劣的气候会造成障碍和降低工作强度。

新工业之外的扩散效应依然是更加不确定而且是值得怀疑的。制度的结构和普遍的态度也阻碍有利于这类实质性影响的变化。扩散效应能沿着这些路线传递的范围，实际上是文化、社会以及已等达到的经济水平的函数。在贫穷的国家企图取得很高的发展水平时，具有长期经济停滞历史和十分稳定社会状况的这些国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各种类型的潜在扩散效应容易遭受扼杀。

拥有合理化和高度组织性的现代工业的南亚各国的有限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教训。在传统的停滞“海洋”的包围下，模仿西方经济组织形式而建立的“小岛”并没有留下持久的痕迹。在殖民主义时期，南亚发展的少数现代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没有明显地产生刺激作用，它们被禁锢在飞地之中。存在一个由工业起步计划所产生的明显危险，是将使这种殖民主义的模式永久化。每一位到南亚注意观察的访问者必然会注意到：位于城市几英里的范围内，现代化的工业建筑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工作形式共同存在，城内还有巨大的贫民窟。

实际上，现代的工业不能总是成功地改变对待工作的态度或者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技能标准。典型的例子表明，几乎没有提供训练的任何措施，大量的劳动力依旧缺乏技能。更有甚者，在工资雇用期满之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他们降生的村庄。与十分复杂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接触和更为正规的工作纪律的努力的效果总是短命的。

经过通盘思考不难发现，工业化的观念未能给关于有益于经济进步的制度与态度的类型变化将因工业起步而产生这一信念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大致的推断进一步表明，如果扩散效应是有力而持久的，那么各方面的特殊政策——甚至远在工业部门之外，或者称为经济因素的地方——必须得到执行。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超出了工业部门范围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看为一体的一些较为广泛的结论。

由于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快速并加速的增长，收入和生活水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绝大多数劳动力能在农业之外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得以充分利用，才可能在长时期内防止迄今已达到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现代工业，即使它以很高的速率增长，也不能吸收今后几十年中自然增长劳动力的极小部分。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甚至不能保持各种类型制造业中劳动力的绝对规模。仅在随后的阶段中，现代工业才能开始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

但是，南亚国家不能放弃他们的工业化运动。与此相反，只有在工业化达到高得多的水平，才能逐渐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应尽快尽早地实现工业化。但是，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去提高其他部门，包括最大的和所有部门之中最为重要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利用和效率，来帮助工业的推进。

几乎不能相信自动地产生于工业起步的扩散效应的功效。一般地讲，变化和改善的促进因素被吸收的程度是大众教育和改变盘根错节的态度和制度能力的函数。南亚国家，现在如同殖民主义时期，冒着风险建立了组织十分完善的西方类型的工业小岛，而这些小岛依然被停滞的海洋所包围。

当然，注意发展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是合理的，这是因为这种方法减少了现代工业增长对传统制造业的回流影响。但非常清楚，这种形式的工业化不可能彻底地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提供真正的发展力量。实际上，如果没有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进行直接的干预，支撑殖民主义经济经验的飞地模式是十分困难的。

工业化独自对提高传统束缚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使用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问题必须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通过推行改革的特殊政策给予解决。改革的成功要求在卫生和教育改善的方向上作出巨大的推进。诸如此类的方法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不但可以用经济热情作为对缺乏相当大的源于工业起步的自动扩散效应的补偿，而且能够支持工业化运动本身。因果循环必须完成并使之衔接起来。尤其是，除非日益增长的消费品量——特别是粮食——能生产出来，并可供销售，否则现代工业部门不可能兴旺发达。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自然提出了顺序问题。对于同样的资源按照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竞争状况单独进行的讨论太多了。把储蓄和投资一样看作是有意义和明确可用的数量是使人误解的作法。这种思想反映在不顾资金来源，而把增加工业企业中的投资与为农业、教育、卫生和通讯发展的支出混在一起，并把它们并列地放在“投资”和“发展支出”的计划中。这提供了国内储蓄和国外提供的资金可以互相替代的不真实情况。例如，国内消费的降低不能创造外汇——特别在像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中——当前只有极少的消费品是进口的，而且这些进口的消费品也不是对生存有影响的基本物品。

战后方法本身还产生了另外的误解。许多政策方法——特别是有关乡村地区——要求在卫生和教育上进行制度改革和作出积极的努力，但需要为只在农村地区本身、而没有要求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支持的资金数量所限制。实质上问题很清楚，在不伤害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未开发地区需要推行工业运动。在采用全面规划的这些国家中，最为严重的缺陷是没有制定更为具体和更大范围的计划，未能在其他领域中作出与工业化运动同等坚决的努力。

毋庸置疑，几乎没有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的工业化运动，往往充当了未能在其他方面努力推行改革的借口。这些国家需要能导致大量阻碍它们增长的条件同时产生变化的方案。从根本上讲，计划人员的工作是用刺激发展的方法来协调所有这些变化。在目标和指标按重点顺序分配时，很容易忽视这一点。

第20章 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状况

作为经济政策之绝对必要的工业化不是没有遇到挑战，与此抗争的传统意识不要求工业革命，它还设法保护和强化传统的经济组织形式。然而，这两种意识都反对殖民经济的经历所带来的结果。支持工业化意识的那些人宣称殖民主义政权的政策——或政策的缺乏——阻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而在另一方面，传统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受到了由于进口机器生产的产品以及后一阶段本国机器生产的产品而引起的手工业作坊衰落的困扰。

与工业现代化的拥护者相反，他们认为，乡村手工业作坊的发展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改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

传统意识有许多变种，不过都没有作简明的自我概括。然而形形色色的传统主义者有一些共同的信念。他们认为，乡村的手工业作坊必须加以发展，必须采用一些方法在农村和全国范围内推行自给自足，而现代工业产品——特别是进口的消费品——必须用怀疑的眼光对待。

这种类型的传统主义意识在印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与南亚其他地方的同行相比，印度的手工业者在殖民主义时期遭受了更坎坷的命运。在印度，乡村经济遭受的损失比其他地方更少地得到补偿。僵化的种姓结构缺乏对变革进行成功调整的适应性。在争取解放的群众运动中，乡村的复兴曾成功地作为宣传的武器，这也成为形成传统主义者意识的重要因素。作为民族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印度人民不仅拒绝西方的产品，而且排斥西方的风格。斯瓦得希（Swadeshi：印度人的词语，意味着喜欢自己国家的产品）被视为高尚的精神原则。

除拒绝欧洲产品和经济行为的模式以外，这一意识对印度经济生活的未来模式会有着实际的影响。这是莫汉达斯·甘地的永久遗产，他的思想仍然构成当今印度传统主义者的强大力量。在他的思想中也有一定的仇视机器的内容。甘地也将工业现代化看成乡村工业作坊的敌人。他认为，城市化是榨取农村膏血的魔鬼。

形成传统主义者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我雇用在精神上优于为工资工作的原则。在南亚，特别在印度，自我雇用是一种特殊的美德，并被僵化的社会结构所强化，而在这种思想体系中，拿工资的劳动者却受到轻视。这种特殊的传统主义意识的变异思想不能认为完全产生于甘地，他也曾站出来反对种姓制度，并强调所有劳动的尊严。

和独立以后制定计划的思想体系一样，斯瓦得希消极地拒绝接受现时的经济状况。借助于这样的精神准备，独立的印度在制定计划的努力中几乎没有遇到自由放任主义的反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瓦得希用其思想体系支持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而且不容置疑地用自给自足的方法来帮助计划的制定。

在其他的南亚国家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这些国家的传统意识要比印度弱一些。支持的基础也不是甘地的思想。然而，也出现过支持强化传统手工业的意识，特别是在争取独立斗争的时期。如同印度一样，退回到重新穿着民族服装也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策略的一部分。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占领给传统手工业的新生——特别是在服装生产方面——注入了新的力量。进口的断绝和占领军的需要也刺激了当地某些制造业的产出。

一旦实现独立之后，传统主义的支持者必定会转向更为严厉地遏制国家的计划制定，他们要求计划必须适应家庭和小规模的工业。致力于现代化的那些政府，必须采用一些妥协的方法迁就传统主义者。但是，人们经常可以发现，保护和推进手工业企业并不是总是与工业化合理计划所强调的目标相冲突的。

我们曾强调过，即使尽快地建立现代的工业是完全合理的，也不可能在长时间内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而且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从更广泛的范围内看减少一些制造工业的净就业机会。而与此同时，人口却以很高的速率增长。除非采取步骤增加农业中和包括乡村中家庭企业在内的绝大部分制造业的劳动力使用和生产力，否则，在上述的那些情况下，经济可能仍处于停滞状态。

乡村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主要依赖于农业收入的水平。即使假设农业政策比当前任何南亚国家的政策更为成功，必要的经济政策必须保护尽可能地提高乡村手工艺工人的地位。由于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工业扩张不会对传统主义者希望保护的制造业产生回流效应，所以在沿着这些路线的工业化目标和对家庭工业的保护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相容性。

有两种方法可以保护家庭工业免受现代工业的竞争。第一个方法是，计划人员能选择限制竞争而发展新型工业的方法，与此同时给家庭手工业以津贴，帮助它降低成本，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新的设备和组织他们进行供销合作，帮助乡村手工业者增加保护能力。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得到保护，是因为它们使那些绝望而缺乏经济保护的集团能比较容易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这样的政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小型工业工人本身来说，并没有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进行大规模调整的远景规划，到本世纪末劳动力将高速地增长。又由于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阻止现代工业的产品降低成本和更具有吸引力是十分困难的。随着收入的增加，寻求替代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然而，对沿着减少手工业内部的竞争。甚至对资助手工业的方向前进的工业化运动的鼓励，作为一种有效手段，能够激发起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在南亚政策讨论中，由于引入了对“小规模”工业也应支持的意见，赞成保护和援助手工业的讨论已变得复杂乃至混淆不清。通常的想法是，这个讨论必须限定在乡村的范围以内。许多传统主义者已经被说服支持这个观点，但在实际上把他们的辩论扩展到了“乡村手工业和小规模的工业”。

自然，这一学说与甘地主义的原意相距很远，虽然甘地主义的拥护者对此也提出了疑问。按照一般的理解，小工厂雇用工人，并且通过先进的技术生产现代化的产品，并没有有关小型工业的严格定义，但十分明确的是，这种企业大于家庭企业，且往往大得多。

然而，在许多传统主义者把小规模工业认作是小型作坊和大规模工业之间可接受的中间步骤时，与小型作坊有关意识的思路是，工业应“分散”，更具体地讲，工业必须在乡村区域扩散。但是，在南亚的国家中，小规模工业不仅遍及城市，甚至遍及大城市，而且政府的援助方案还助长了这一点。没有一个发展完善的动力和运输体系，在乡村发展工业是困难的，在这个时候，改变动力、运输系统在城市的正常趋势，是毫无根据的蛮干。但这并不包括将来在小镇甚至农村中发展这些系统的政策。虽然这样的政策目标已经得到重视，甚至过分地强调过，但南亚的国家没有制定引人注目的方案去推行它们。

这也是所有南亚国家从一开始就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小规模的企业值得扶持，这是因为与大型工业相比，投资会少得多。但对此也存在针锋相对的意见。研究表明。在某些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即使在小型企业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之后，资本／产出比例也低于大型的企业。也可以说，用在小型工业上的“资本”实际上可以使用在国内生产的机器和装备，而不用耗费外汇。同样的道理，用在小型工业资本的绝大部分可能是流动资金，这个资金的“等待时间”只用于原材料的储备，产品的存放，并在产品销售后，得以补偿。虽然把这些条件纳入了考虑之中，但有关节约资本的争论似乎没有成为支持小规模工业的非常重要的理由。

还存在其他援助小型工业的紧迫原因。来自较小工业的扩散效应大于来自大规模制造业的扩散效应。在较小的工业中，更为广泛的劳动力可以从与机器打交道和管理它们的过程中获得经验。除了取得这一地区工业化的平衡问题之外，这些国家还面临达到大型与小规模生产单位之间平衡的问题。

由很少的大型企业和大量农场以及手工业构成的国民经济是非常不适宜的。在大工业之下必然应合理地存在着一批小型企业。较大的工厂与较小的工厂之间在两个方面可以互相补充。第一，大的单位能将产品的部件和劳务工作转包给小的单位。第二，小型企业能依赖大型企业，从大型企业加工产品过程中得到许多原材料。

小规模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一样，在大规模制造业压倒性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进口和投资限制能被用来提供可观的市场保护。小工业中的现代化和增进效率的方法在家庭工业中同样可以采用。位处广泛前沿的小规模企业的优势被认为是拓宽市场，但是——具体地讲，若出口产品的领域被封锁——要实现这一点，只有这个国家的生产和投入普遍上升。

在评价南亚国家推行小规模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过程时，我们必须记住对改进局面的一些严重障碍。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些障碍都是不发达和缺乏努力奋进精神的结果。在这一方面，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庇护家庭手工业的政策本身不过就是保护措施。为了给乡村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带来根本的改进，有必要增加产品和销售的数量。然而，市场吸收更多产品的能力取决于生产的一般优势和农业方面收入的增加。如果乡村的手工业者能占领更多的城市市场，他们还必须提高他们产品的等级。基于这一原因，在政策上要努力帮助工人改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但可以预料，不管家庭手工业受到怎样的保护，它们还是将遇到十分有力的挑战。同时，随着有更多的钱可供花费，人们经常从传统手工业产品转向更新、更为便宜、由大规模工业制造的产品。进一步讲，家庭手工业中增进效率的积极方法会在短时期内造成缺乏效率的企业倒闭，形成技术失业的威胁。

在印度的第一个三年计划期内，纺织和编织手工业产品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从所讨论的问题看，进步是十分可观的。但许多其他的乡村产品却不是很好。推进家庭手工业的成本十分高昂，且似乎与日俱增。印度官方估计，在制定计划的15年末，家庭手工业未能从根本上增加其中的就业人数，未能显著地增加乡村社会的财富。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一时期内，人口有了显著增长，而农业却处于相对停滞。注意到这些因素，政府的政策仍然有重要的考虑价值。没有政府的政策，劳动不能充分利用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得更多。单单坚持印度乡村传统制造业的路线，即使只有一段时间，也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所有的南亚国家都企图庇护和保护他们的小规模工业。但在他们的计划中，绝大多数南亚的经济学家主要根据对就业的影响来考虑这些生产效益。在这方面，他们将局限于分析参与，而基本上忽视了劳动利用中的两个成分——工时长短与工作质量。

我们不知道政策是怎样影响家庭手工业和小规模工业的时间和效率。但是，从我们所知道的劳动参与、时间和效率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增加了工作机会中的任何东西，也会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和数量。基于这一点，要求手工业者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社中他们会受到团体纪律的约束，用扩大服务和其他方法训练他们，用工具和机器装备他们，这些将会增加他们工作的时间和效率。

但是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并不是这样尽如人意。首先，绝大多数乡村工人和手工业者生活水平下降，以及他们驯服地采用低劳动力利用的古老习惯形成了对进步的阻碍。特别在劳动力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是不能很快改变的。另外，许多手工业者，像农民，受到经纪人或者放贷者的奴役。这些中间人会明显地妄图维持现状和反对改革。各种强硬的政策手段能粉碎他们的危害性的权力，但作为改革者，低估他们的力量是愚蠢的。

保护和推进南亚乡村手工业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尤其在较穷的国家更是如此。在乡村中，对于绝大多数手工业者来讲，没有可供改变的就业机会，惟一可能改善他们命运和防止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的方法是尽可能地为他们进行市场保护，并同时提高他们的生产率。这将使国家为他们提供市场庇护的成本最小，但也会增加他们对这些市场的需要。在乡村地区建立大规模工业的希望微乎其微。即使这样，鼓励在城市区域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情况还很普遍。由于小规模工业的规模以及我们对它们扩散效应的强烈期望，它们能防止南亚的工业增长出现像殖民时期那样仅局限于极少数现代大型企业飞地的状况。

在将来的很长时期内，手工业的保护和推进以及对农业采用的同样政策会使南亚的不发达国家存在两个不同的经济科门：一个小的，但逐渐增长，完全现代化的大规模或小规模的生产企业部门，以及大量的将使用劳动密集技术的部门（与传统技术没有多大差别的），并继续为大部分迅速增加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部门。由于现代化的工业将经济地使用劳动力，而且劳动力在本世纪还会持续高速增长，人们必须接受上述的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不是传统的模式，但却是在很多年内将会流行的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减少城区小规模的企业，并尽快地使它们现代化是十分迫切的工作。许多先进的小规模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创造就业的最大数量，而是扩大它的经营，从而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接受农业和手工业——经常是小规模的企业——必须保持落后技术的思想。以及计划工作仅限于现代大规模工业飞地的建立，此举将招致广泛的失败。在甘地的社会和经济信条中存在着合理的基本成分，而促进家庭手工业的纲领发展到战后时期已越来越体现为在普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的、有目的的现实发展计划。

第21章 人口问题

我们经常指出，将发达国家的概念应用到南亚社会现实定义上的困难性。但在人口问题上不应该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能用相对简单和直接的方法讨论人口的因素。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和性别分布，出生和死亡的数量是生物学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是按照逻辑的可靠理论和充分注意南亚现实的方法定义的。这些资料与正规的人口统计学，尤其是生育、死亡和年龄结构之间的数量联系相关。然而，当我们超出简单的人口统计分析和探索其原理与影响时，我们立即进入了非生物学特征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此，甚至在研究人口的变化时，我们必须抵制运用在发达国家中形成的概念和方法将问题简单化的企图。

但是，模糊南亚人口变化的机制运行的是重要统计的贫乏和不可靠性。人口统计学家试图采用改进数据和提高使用少量数据的技术取得最佳结果的方法来克服这一障碍。然而，人口统计资料不充分依然是个障碍。例如，缅甸和南越有关整个人口规模的可靠数据是不适用的。在每个国家，出生和死亡的注册登记不够完善。一般地讲，从简单的整个人口总数到一个特殊的年龄层和职业的男性与女性数量上的精确程度都缺乏可靠性。但是，整个人口数量在其错误范围内变化的情况，将取决于各个国家和最新的人口普查的数字。

仅在十多年前，是否或就什么意义来讲，亚洲的国家面临过度的人口增长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在今天，人们已普遍地认识到，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已进入了人口飞速增长的关键时刻，而且成功的经济发展前景与人口的发展趋势紧密相关。近年来确切的人口统计的变化表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是没有先例的。

这一变革是专家所未预见到的。直到最近，他们依然从早期的趋势进行简单的推断。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计算已被证明明显地低于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总之，近来的人口调查数字和其他的信息表明：必须对过去估计的增长率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并且增长率已经和正在上升。这种人口统计趋势的机制是简单的。死亡率大大地下降，与此同时出生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出生率水平似乎早在任何可靠的估计存在时就已十分普遍，或者稍后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死亡的大量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生育率——突然而且很快地上升了。

很明显，正在出现的高出生率和下降的死亡率与生活水平的任何变化无关，也与大量的人口存在无关。如果不采用强有力的政策手段降低出生率，南亚将继续维持高的甚至持续上升的人口增长率。由于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赞同一位人口统计学家的名言，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死亡和生育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出生不能调整到低于新的死亡水平，那么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死亡必然上升。对于南亚，这个设想首先是生活和工作状况必然低于前面各章所描述的状况。现实人口的趋势，如果不予扭转，必然使发展的努力受到挫折。最终必然导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逐渐衰退。这种现象将会在较大的、人口众多和较为贫穷的部分地区很快地发生，在所有的分析中也会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旦收入和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死亡在某些方面将失去它自身的特性并受到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

至于相对于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劳动力规模的可以预见的增长，正在出现的人口危机已成为一个贫穷国家所关注的、非常特殊的亚洲现象。在南亚之外，还有中国、北非（包括埃及）以及拉丁美洲加勒比海部分地区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从可以容纳增长的大量未开发自然资源的绝对意义上看，南亚的部分国家——如小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单独的地区——依然是“人口稀少”，而不是“人口密集”的。

但即使存在这样的情况，发展还是必然出现的，而这取决干国内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和租佃的改革，提高教育和训练水平，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气候。这还要求，部分富裕的国家，在金融和贸易政策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如果本国和外国没有提供这些条件，人们会继续拥挤的生活着，即使那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仍会维持“人口过剩”的状况。

殖民主义时代就建立了南亚地区人口大量增长的基础。如同我们已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过的，殖民主义政权，在许多年代中，对提高其领地的生活水平毫无作为。不过临近它们的统治结束时，在提供卫生设施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还有，殖民主义政权在南亚的存在，如同在非洲一样，大大地降低了那些国家人民之间战争的死亡率。所有这些影响明显是累积性的。从1800年到1850年南亚人口增长率，年混合比，是9％，从20世纪开始，人口增长率达到10％，从60年代开始，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20％。

人口预测由于与事实的完全背离而失去了它的权威性。预测与事实之间经常的差异也非常之大，例如，193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上，对世界人口十分密集的海岛——爪哇进行了到本世纪末的人口预测。在1955年，爪哇的实际人口估计已达到500万人，这一数字已超过了预计的到2000年的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相当近期的预测也不能估计出南亚人口增长的准确比例。然而绝大多数的政府发展计划直到最近依然低估（经常是粗略地估计）人口增长率。

作为警告，我们大胆地作出有关南亚国家未来20年中有关出生和死亡估计的结论，这里假设没有政府对生育控制的努力，没有现实人口政策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作用：（1）死亡率将继续地下降，虽然在不同的国会有不同的死亡率。在1975-1980年间，寿命的估计是：a.马来亚和锡兰为65岁左右或稍微高一些；b.泰国和菲律宾为60岁左右；c.印度、印度尼西亚、南越、缅甸和巴基斯坦为50至52岁。（2）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出生状况在这一时期内会保持不变或轻微地上升。（3）国际间的移民对南亚各地的人口趋势将不会有任何显著的影响。

南亚人口近来增长十分迅速——快于欧洲任何有人口统计记录的增长率——以及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国家中增长率显示出进一步加速的迹象。这些的确是事实，在今后十几年中人口严重膨胀过程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政府的行动不管是怎样有力、决心和关注都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有的话，也还要不顾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对此施加的压力。在下一个10年中，即使出生有实质性的下降——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分析表明是不会发生的——也不会在下降开始的今后30年内很大地改变人口规模的趋势。

这些国家年龄分布的现状以及大量年轻人的存在——这本身表明近几十年中高的和上升的出生率——显示出今后30年将发挥巨大作用的增长潜力。在出生本身开始下降的30年之后，处于生育年龄的人数才可能开始下降。

必须注意的重要论点是，甚至在认为人口政策带来的出生下降极端假设的条件下，在令后的20年中，人口增长的惯性必然会保持整个人口高比率增长的势头。对劳动力增长的影响也将推迟许多时间．人口政策的含义是显而易见而且重要的。人口增长的极大惯性需要采用所有的紧急措施，尽快地通过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对此进行紧急刹车。但这种紧迫性只有这些负责的政策是准备从长远的民族利益出发时，才是明显的。从短期的前景来看——甚至15至30年——即使采用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口政策，其变化也将是极其有限的。

出境或入境的移民都不会对南亚所有国家将来的人口规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通过了阻止国外移民入境的政策。这里没有迹象表明，发达国家这样的阻止，特别是针对贫穷、非熟练以及非白色人种的进入，会在可以预料的将来有所放松。我们必须假定，所谈到的任何南亚国家都没有移民出境。即使对移民的障碍有所减少，南亚的领导也不会对移民产生兴趣。还有，即使他们同意移民，南亚许多地方的人民也不会希望背井离乡去面对陌生的外国新生活。但是，如果南亚的人口问题不能通过移民而缓解，那么这一问题也不能通过这个地区内的移民得到解决。今天，也不会再出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从印度（和从中国）移民到锡兰和马来亚的情况。

依据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已进入一个时代的末期。穷人的和平移民在调整经济状况中起着越来越微小的作用。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关闭它们的边界；穷国紧随其后；南亚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将它们的政策与世界范围的趋势保持一致。

很明显，当今的南亚国家人口增长率几乎不与它们经济发展的比率发生联系。发展会影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和程度，这是因为发展决定了生活水平，以及可能影响改善卫生条件的政府支出的数量。但是，出生，若让其自由发展，将保持居高不下的传统水平，或者可能轻微地增加，而不管是否存在经济发展。一般地讲，南亚人口快速和加速的增长正在妨碍经济的发展，若没有衰退，也会立即或在今后产生经济停滞的威胁，这将视各国的状况而定。由于移民出境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而且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只选择降低死亡率的方法，这个地区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政府是否希望如期降低不能自发控制的出生率。

我们对人口趋势的经济后果的分析是建立在科尔和胡佛所证明了的事实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在20甚至30年内实质上将不影响劳动力的规模。15年以后的情况是不言而喻的，超出这15年，计算表明，影响是逐渐的、缓慢的。然而，出生率下降对生产者数量的影响几乎要滞后30年。但是，它将立即影响消费者的数量，劳动力以外的有关人数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马上回落。

南亚婴儿出生率下降的积极影响是不难察觉的。整个人口中儿童比例的下降是累进的：较少的人们步入生育的年龄，意味着相对少的婴儿出世。更进一步讲，如果人口出生率稳定在比目前更低的水平，年龄的分布必然趋向“正常”，取代年轻人和儿童高得不正常的比例。

在抚育较少儿童的情况下，每个家长的平均收入，不管我们怎样计算，都必然上升。如果所有的平均收入上升，消费将会增加，如果通常的儿童和成人保持相同的消费相应份额，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普遍地提高生活水平。每个人会吃得更好、住得更为优越，全体国民将享有更多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政府预算提供的其他利益。

较高消费水平的第二个影响是通过增进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提高生产效率。伴随着较高水平的收入，更多的收入可以进行储蓄或投资，因而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增加。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产生一些更微妙的影响。南亚一些地区的极度贫困应该解释为，或至少部分地解释为，对努力改变态度和制度、推行现代技术以及改进卫生条件等措施的极大冷漠和迟钝。

看来很明显，根据经济学和更广泛的人道观点出生率下降将产生直接而有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但很大而且是累积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势头。这些影响不以人与土地之比为转移：同样的因果机制在人口稀少和人口稠密的国家都照样运行。

影响的第二个方式是劳动力的增加。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目前劳动力的增长比这些国家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快得多，是西欧国家增长的2—3倍，直至生育控制的影响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增长还会继续。从现在起再过15—20年将达到工作年龄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出生。不管怎样努力地降低出生率，都不会对这些年龄层的劳动力产生影响。

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谈到，只有从长远看，发展的工业化才可能有效地使用增加的劳动力。但从近期看——即近几十年中——南亚制定计划的主要前提必须是由农业来吸收估计增长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农业计划的目标必须是提高劳动力的使用，并且在劳动力快速增长时也是如此。

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暂缓的喘息。如果工业化不能最终发展到对扩大劳动力就业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净影响，那必然给农业的广大群众带来更大的痛苦、停滞，甚至从总体上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妨碍。这样的假设完全是不现实的：相当于当前和预计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和的劳动力的增长，能在任何南亚的国家中被无限地吸收，而不引起灾难。

人口政策，就其本身的特点来讲，应从长计议，而且在南亚由于人口的年轻化而特别需要。南亚人口中大约40％的年龄低于15岁，而在西欧仅为15％—20％，由于在生育年龄层中年龄分布是相对的偏斜，在人口增长，特别是劳动力增长能明显地放慢之前，“刹车的距离”是极端的长。即使对某个南亚国家来讲，劳动力计划增长在将来的一般时期内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也不能认为可以延缓降低出生率的努力。必须记住，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出生率之前，群众性的教育是需要时间的。

虽然我们对问题的论述是一般性的，虽然我们经常地避免使我们的论述比实际所允许的知识更为具体，但我们相信我们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人口趋势之经济影响的考虑应该使南亚国家的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去雷厉风行地制定政策措施，在人民中实行生育控制。

时至今日，所有这些政府，除了罗马天主教的菲律宾，都在探索控制生育的政府政策。但在南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显著地降低出生率。即使在印度，这里的人口政策很早就开始了，但出生率还是没有下降。根据60年代的资料，节育政策所带来的收获被减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大概是抑制生育常规（fertilitydepressing customs）的放松所抵消，人口出生率依然在上升。

还有这一地区的政府已经作出和正在作出建立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仅有的避孕基础上限制人口的谨慎选择。日本是南亚以外选用这种方法的惟一国家，不过它是在印度采取这一步骤之后才这样做的，而且最初还不甚明确。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西方国家人口出生率戏剧性地下降了，而法国和其他地方这种趋势的早期表现都不是人口限制政策的结果。相反，所有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律师、官员、牧师、教育者、新闻工作者、医务人员——都动员起来防止节育的蔓延。尽管有这些反对力量，节育手段还是蔓延开来，因为人们自己需要节育手段，于是使自己熟悉了这些手段。

今天，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是反对节育的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力量。但即使在这里，反对的牢固性也正在破裂。共产主义国家积极地反对计划生育，一再声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需要计划生育。在1954年的罗马世界人口会议上，来自苏联集团和天主教门徒的代表进行了难以理解的竞争，每个集团都争先恐后地与对方争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人口问题，仅仅需要的是庞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我们现在正目睹“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软化。这可能部分地是否定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它是使政府的政策依照个人信念的需要的反映。这个问题必然会在任何国家的面前出现，而且现在似乎已对罗马教皇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在印度殖民主义时代后期，知识阶层的高级人士和民族主义的领袖开始相信印度次大陆“人口过剩”。他们的担心在欧洲得到响应。认为世界人口的繁殖比资源增加快的马尔萨斯的论点得到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拥护。马尔萨斯是一个把节育作为控制人口增长手段的顽固反对者。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是对西方国家那些坚持节育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激进分子的误称。

印度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口过剩”和贫穷化的幽灵在那里没有消失；大范围极度贫穷的现实难以改变。一些城市中西方化的小集团在实行节育，而广大群众主动地实行节育还不现实。依据印度的实际状况，人口问题不能按不同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进行理性的讨论，因为人口的控制必须看成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印度知识分子在激进的英国友人的推动下所提出的要求，还不足以压倒那些反对普及节育的毫无意义的公共政策；但是为了给出生率来个急刹车，这一要求可以视为促进普及节育的积极的公共政策的开端。一旦有了旨在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的远见，实行节育的迫切要求会变得更加强烈。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时，知识的基础已经奠定。因此，一项合理的政策在独立的时期就能推行了。

在其他的南亚国家中，新马尔萨斯运动没有产生很大的作用。在很长的时间内，这里仅有一些国家领袖的论述，他们认为人口政策问题的影响必须纳入议事日程，一些开办诊所或宣传家庭计划的私人努力，以及非经常性有关人口问题的资料出现在计划的文件中。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在60年代中期颁布国家的政策来推行节育。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推广节育的人口政策的意见已经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形成，甚至包括天主教的菲律宾，当然这里不包括最为落后的国家：老挝和柬埔寨。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充其量不过只存在对这样的政策感到有兴趣的不真实的矛盾的表示。但在泰国，已故首相、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已对他的国家在本世纪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表示担忧——当时计算每年不低于3.6％。

与此同时，在西方时有关注南亚计划生育过度热心的群众活动发生。活动的喧嚷者过去和现在依然主要局限在新教徒的国家中，这些国家是最为富有和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们为活动确立了基调。

然而，西方突然的兴趣对许多南亚的领导人却有相反的影响。这种相反的影响来自过去的殖民者出现在民族主义激情浪潮的同样时刻。白人妄图减少南亚人口数字增长的强烈欲望酷似西方希望削弱亚洲力量的努力。在一些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看来，避孕带有种族灭绝的意味。但不管这些领导人十年前比较愚昧的思想如何，他们现在正开始接受他们必须考虑降低人口增长这个显而易见的前提。

为了对付他们的人口问题和力求制定一个适当的政策，南亚国家受到了一个具有刚性的价值前提的约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结论：任何降低人口增长的企图都局限于对人口出生率因素产生影响。对高死亡率能减慢人口增长而产生的满足或容忍态度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作为价值前提，这一点在南亚的政府政策，如同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是不容置疑的基础。所有与疾病作斗争以及防止不应死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尽量做到，而不要顾及人口增长的后果。这个价值，与久已确立的医疗职业的社会精神价值一致，在近来已成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中人口政策的基本原理。价值前提在这里体现的是：道德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南亚人口政策的主要争论是经济问题——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广泛的机会——这个政策集中在人口规模上。它主要的要求是降低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的增加。用这样的观念，南亚的政策是真正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归根结底，它变成新马尔萨斯主义，是因为节育没有自发地推行，这在西方和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是做到了的，还因为这里没有理由去指望在可见的将来将会做到。依据这一点，如果我们对南亚出现的人口政策与目前在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形成的公共的与个人的道德正趋向一致和节育广泛推行的状况相比，可能有助于看清南亚政策基本原理的复杂需要。

两者的区别是鲜明的。首先，在欧洲的西北部，这里没有理由害怕人口过剩，事实上也没有希望降低出生总数的经济动机。与此相反，这里的公众知道，人口出生率很容易落到人口不能繁衍后代的百分点上。普遍认为人口的下降是不受欢迎的。在价值判断的后面，经济因素起的作用较小，但它们也没有反对这一评价。当然，欧洲西北部没有地方像南亚一样用政府政策的方法去降低人口出生率。

扫除反对节育和推行“家庭计划”的方法不是用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是去创造鼓励社会和经济各阶层人民选择给他们的家庭生活提供最佳条件的家庭规模。在推行节育中，欧洲西北部人们的兴趣集中在人口的质量，而不是数量，集中在改善儿童的成长条件上。广泛地讲，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趋势与上述情况相似。在某些方面，这些国家甚至更快更完整地接受了新情况下的结论。这再一次证实，某些重要思想和政策原理已超越了冷战的争端。

与此相反，南亚各国不得不在人口发展上主要强调数量方面。最为重要的经济利益迫使他们凭借推广节育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不是自发地推广，尤其不是按照所需的速度。它们的人口政策不得不是新马尔萨斯的，而西方和欧洲国家则不是。

然而，结果是非常的相似。由于南亚的国家试图根据现实制定它们的新马尔萨斯人口政策，他们除了这一原理而没有西方国家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础和在先进的共产主义国家实行自愿节育的方法。在政策的框架结构中，原则必须充分地结合实际，南亚的国家将必须用各种方式改变人民的思想——在它们的具体情况下，首先是诱导他们少生孩子。在个人的事务中采用强迫命令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在共产主义国家中试行过的效果也是这样。节育的信息必须广为传播，取得节育最为有效的方法必须适合于广大群众。

的确，南亚国家必须提防有利于多子女家庭的政策，以免他们多生孩子，否则这些家庭将会变得更穷和需要更多的援助。但是，只要给人口多的家庭的援助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家长的，那么这种矛盾就会存在。毫无疑问。为儿童做的各种援助都有一定的形式：从卫生、教育和训练设施的费用，到提供学校的膳食。但是，若这些有利的条件是直接向儿童提供福利，若家长了解到是以实物给孩子，而不是将现金送给他们，那么鼓励生孩子的危险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这种措施往往具有减少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经济利益的相反作用。南亚的儿童福利，甚至超过了西方，通常必须通过社会化的消费，给予孩子们越来越多的直接需要的东西，以及建立社会机构的方式来办理。

在南亚，如果且当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之时，则应实现的自然目标必须是人口质量的改善。一旦节育普遍地实施，人口政策将自然地转向家庭的福利和民族的质量。甚至在追求它们降低人口出生率首要的利益时，南亚国家将以许多方式改进儿童的福利和人口的质量。人口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道德问题，随着人道主义原则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对人口问题是道德问题的认识将进一步加深。关于与人口问题相联系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某种类似普遍的社会思潮的东西正开始在全世界发展。

直到如今，许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因素还在阻碍一些南亚国家正式地宣布节育政策，并且直到最近还阻止所有的国家采用可导致任何降低人口增长机会和影响的政策。但是，产生于宗教制度的在世界其他地区扮演了十分主要角色的禁令和阻力，在南亚地区的作用却小得多。事实上，在南亚主要宗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中没有针对节育的明确责难。虽然不能指望这些宗教领袖在此关键时刻成为支持节育的理智先锋，但部分领袖至少宽恕了某些节育的形式和动机。当然，天主教的菲律宾人不在此列。任何支持节育的官方运动直到现在还被禁止或开展得非常困难，即使天主教的地位不再是那么巩固。

但在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日常的生活中和人们社会的习惯中担任主要角色的其他国家，仅仅没有反对意见是不够的。然而，所有已经确立的宗教都具有害怕和不喜欢来自认真的思考和使用技术手段的变革的保守本能。在所有国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面对机器和新的运输工具都出现过本能的忧虑。但是，一旦人口政策在政治阶层被认为是必要的，就不会在南亚的教会中出现顽固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除了一定程度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菲律宾——在西方世界曾有过种种情形。

禁止人口政策的政治根源存在于出现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例如在锡兰。在多数民族这一方面，都有尽可能维持多数人地位的愿望，但少数民族经常希望增加它自己的人数。有报告说，瑞典的家庭计划项目在锡兰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该项目是从僧伽罗人居住的地区开始的。他们害怕这一项目可能降低民族的人口出生率。如果泰米尔人不随之执行这一计划的话。在那里存在着真正的少数民族的二重性，这里面的问题必然要求对同意限制生育的政策提出难以克服的障碍。在马来亚，马来人和华人的态度同样地易受到担心，他们自己社会中的出生率可能下降，而其他的人却没有执行节育政策的影响。然而，由马来人掌权的政府——一直支持家庭计划讲习班。

一个误解实际形势的不同例子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府的信念，这个政府认为人口的问题可以通过从爪哇和巴厘迁徙到边远的小岛和苏门答腊而加以解决。他们的错误不是他们从爪哇移民的兴趣，这是一个十分明智和值得花精力的政策，但他们趋向于夸大政策对爪哇人口增长率的潜在影响。苏加诺总统，他在经济生活中的盲目行为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但的确成功地在涣散的印度尼西亚人中灌输了国家整体形象的观念。他对他的国家的潜力怀有强烈的自豪感，印度尼西亚人不能为他们自己的人口发展提供思想准备使苏加诺感到厌恶。

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节育的基本态度在苏加诺与《新闻周刊》的伯恩哈德·克里舍的谈话中体现得十分清楚：“我依然相信我们这里不应该实行节育，我的解决方法是开垦更多的荒地——因为若开垦了印度尼西亚的所有荒地，就可以养活2.5亿人，但现在我国仅仅有1.03亿人。在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在印度尼西亚看到许多小孩后说：“‘苏加诺，当我看见成群的孩子，我就感到忧虑，孩子们制造了麻烦。’‘是的，你的国家太穷了’，我说，‘在我国，多多益善’。”苏加诺拒绝相信他的移民计划彻底失败了，从爪哇和巴厘到苏门答腊的人大大地少于在爪哇一个地方出生的儿童。自苏加诺下台以来，政变后上台统治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至少允许福特基金会在爪哇设立了一些节育讲习班。

在各个地方，包括印度，一种系统的偏见发挥了贬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的作用。为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工作机会的未来经济困难已迫在眉睫，结果转移了对家庭儿童数减少的直接经济救济的可能性的注意力。

于是出现了所谓“数字幻觉”。在一般的语言和思想中，“大”和“很大”之间的区别总是不清楚的，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完全摆脱这种混淆。规模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与权力有关；它与威望的联系是明显的。任何人都很难接受他的民族可能太大了和不能再增长了的论点——这是一个往往被西方对亚洲人口爆炸的警钟进一步增加难度的困难。

在评价这些态度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能直接将它们与欧洲鼓励节育的态度相比较。既然提出了这些保留的看法，那么南亚乡村中的状况似乎非常不利于唤醒限制儿童数的愿望——一种足以导致有效而持久的节育的强烈愿望。在某种程度上，生儿育女甚至可视为一项投资；孩子们为父母提供了生病和年老时的安全措施，他们还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分担父母的工作重担。相对地讲，南亚的生活环境认为孩子们对父母履行的义务要多于父母给孩子们的。另外，不管是自然地还是作为一个家庭，绝大多数南亚人比西方人住得更为密集，许多妇女，母亲、祖母和姐妹共同地负担抚养小孩的重担。

在所有的南亚社会中，特别在印度人之间，另一个态度因素是渴望男性的后代。在儿子出生之前，一个年轻的男人在这些社会中不能获得正式男子的地位。而且印度人相信，一个男人死后，他的头颅必须由儿子揭开。因此引起了要有个儿子的强烈欲望，又由于死亡率较高，最好有2～3个儿子。这个问题，特别在婚后生活的早期，妨碍了节育工作。有希望的是，一旦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有明显地下降，这种现象也会随之下降。

必须记住，这些问题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日常的政治现实有关。从短期的观点看，十分容易发现政府勉强应付人口问题的现象。南亚各国政府担负着各种各样急迫的政治烦恼和正在大胆地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所以，人口问题不过是朦胧地出现在遥远的天际笼罩国家命运的一片淡淡的阴云。对于全神贯注于经济问题的计划人员，这是特别自然的事，他们通常只为有关制订计划的思考设立一个框架。南亚的政府总是处于重大危机的境地。除了应付近期的种种问题之外，高瞻远瞩并承担沉重的任务必定是更加令人厌烦的，因为人口问题无疑引起不休的争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对节育政策给予重视的倾向并没有向着加强的方向发展，另外一些南亚国家，我们已经指出，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

但是，仅仅选定一个政策是不够的。在向广大群众推行节育的计划中，大量的、处于不同层次的工人干部必须培训、组织并投入到有效的行动中；所有的努力都必须集中到总的管理机构中。如同在其他的领域一样，政府面临的是我们在研究中总结的属于“软国家”的困难，它一般趋向于使政策的有效性和贯彻处于低水平。如果新的节育计划不能达到其目的，任何计划贯彻的缺点将很可能是管理层次的阻碍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广大群众中的态度造成的障碍。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迄今根本没有在主要是文盲构成的基本上生活在停滞的提供非常低下的生活水平的乡村经济的人口中普及节育的历史经验。然而，在初始条件方面存在两个重大差别，这对南亚各国可能非常有利。其一，南亚各国的人口控制可以依靠政策手段审慎地完成。其二，这里存在依靠避孕技术方法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些方法适用之前，在西方推广节育——十有八九，在共产主义国家也是这样——直接产生于态度的变化。在很长的时期内，观念主要受到性交中断的阻碍，这一方法依然是发达的和收入很高的西方国家人民主要的避孕手段。在南亚国家发起的群众运动从一开始就将比西方国家在远为更大的程度上使用技术避孕手段。子宫内避孕器的有效性为快速地推行节育作出了根本性的变革。诸如福特基金会这样的非商业性组织活动的支持是南亚另一个有利的因素。目前，口服避孕药的有效性已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女用口服避孕药”已成为另一适用和更简单的节育方法。

总之，我们确信，如果南亚国家不能制订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有效政策，那么它们不仅会在经济上以很低的速度发展，而且将很快地处于危险状况，或者今后的生活水平还要恶化。不能排除的是，巴基斯坦、印度和爪哇已经进人了这一状况已经出现的历史时期。人口政策必须视为经济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特别在较大又较穷的国家里要想避免灾难的话，在人口计划以及其它计划的制订上，迫切需要顽强的同心协力。

人口出生率水平的经济影响不仅是十分可观，而且是累积和渐进的。作为政策手段不仅特别要逐渐地影响人口出生率，而且必须尽可能地超前。必须引导一般的民众改变他们的行为，上层人物必须克服他们的阻挠行为，并结束他们对推广节育所施加的强有力的阻碍。

在人民中存在着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节育的潜在意识。教育宣传是激发潜在意识的基本力量。宣传在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中成功的希望最大。

印度政府在它的第三个计划中确立了加速计划生育，将出生率在1973年降到25‰的主要目标。依据目前这个过程的状况，很难相信这个计划能顺利地实现。

正如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强调了的，人口爆炸是战后时期南亚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它远比任何改革或发展更为重要，并且极大地抵消了这些努力。现时存在推行节育的可能性将是今后几十年中最大的变化，会逐渐地使改革和发展更容易地完成。但是，在下一个十年中，出生率是否将下降并很快地下降，这一点似乎还不确定。

第22章 人力投资

不研究人们生活的质量，就没有希望对国家的贫困进行完整的研究。在研究中，基本的问题是健康和教育。在发展的连锁环的前提中，我们认为，为了改善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也必须改善他的健康和教育。我们也确信，对健康和教育作出严格的定义和精确的度量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着手研究南亚时，我们作出了两个假设：一个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南亚的民族有任何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易死亡的遗传因素，健康条件的差异只能用环境因素给予解释。另一个假设是，明显的智力和体力平均水平在学习效率上的差异也仅仅是由这些环境因素形成的。

即便拿出世界上最好的统计数据，依旧不可能精确地阐述健康和教育的“水平”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对这两个要素的质是什么作出定义。建立有关健康方面数量的另一困难是南亚卫生状况的信息是欠缺的，甚至完全没有。甚至在用已知的症状估计特殊病症流行的，只能得到有关通常称为早期疾病流行和由于营养与病原的媒介在人群中扩散而造成的一般心理上和身体上虚弱的最粗糙的猜测。在南亚，这些难以诊断的营养缺乏症可能比十分明显的疾病对国家的发展更为重要。各类可承担医疗任务的医疗设施数量与健康的条件和条件的改进缺乏明确的联系，分配给卫生工作的支出更是如此。

在健康状况的讨论中，经常用死亡作为参考。我们用健康的完全丧失更为正规地定义死亡。这个方法是比健康状况更为简单的概念，并更容易数量化或者度量。然而，死亡率的信息对于我们用术语死亡率，或者不健康状况表示十分复杂状况的适用性就过于广泛。而且使用死亡率——一般死亡率或者年龄划分的死亡率，或者寿命的预期表格——来表示一般健康状况是不允许的。它们仅仅给出两个混合因素的结果的显示：能致命的流行疾病和不成为流行疾病的那些疾病。事实上，它们缺乏死亡率的度量。它们单独不会告诉疾病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也不告诉健康不良的程度，例如失明或者衰弱的内部疾病。

当然，这是可以想象的，在整个时间或绝大部分时间内，即使死亡率正在下降，估计寿命正在上升，但大部分人可能在生病，或者至少缺乏正常的精力。甚至可以想象，人们忍受着不健康的衰弱状况，而同时却比以前延长了寿命。这些谨慎的反应是南亚健康情形改变的恰当描述。十分有效的医疗技术正在用来预防和治疗可以致死的疾病，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加速增长，在一些地方还可能正在下降。如果医疗技术以及它的运用继续地改善，死亡率在即将来临的时期内还可能下降，即使生活的水平会进一步恶化，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减弱，逐渐虚弱和不能有效地工作。除非出生率迅速地降低，实质性地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从国外得到大量和十分有效的援助，一些最穷的南亚国家可能会很快地发现，自己面临这样的情况，甚至它们已进入了这样的状况。

定义教育的有关水平，如果不是更加困难也是同样困难的。教育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同样也没有共同的标准。例如，在处于文盲和将来依然处于这种状态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群之中，可能要作出重大的努力。在所有的教育形式中，改进态度的重要性至少与技术的传授相同。

有关南亚教育所有方面的真实信息都十分缺乏——甚至诸如识字和入学率这样简单指标的估计也非常不足。但是，即使可用的数据十分可靠，他们也不能以此计算出教育的“水平”或者这一水平的变化。

任何希望以专用于教育的财政资源，或者提供的教育措施，如雇用的教师数，来衡量教育水平的尝试必定要失败。例如，对于教育的“产出”，包含能力的传授和态度的改进，与资源的“投入”并无明确的联系。在南亚各种形式的教育中存在着大量的浪费现象，其中绝大部分是完全错误的教育。在把现代化和发展作为目标的前提下，传授和传播了各种错误的才能和错误的态度。这意味着，教育的改进需要更好地使用资源，而不是简单地增加这个目标的资源量。

此外，不论是健康还是教育都不能单独地进行研究。首先，健康和教育的状况紧密地相互依赖。一方面，一个孩子能获得学校给他传授的全部知识依赖于他的健康。一个成人能使用他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也取决于他的脑力和体力的健康状况。在另一方面，健康状况的改善依赖于人们对卫生学的知识和态度，反过来讲，健康和教育的标准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环境，特别是现行的态度和制度。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改革必须取决于社会的——甚至集体和家庭的——改革。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除非大规模地进行并纳入计划的发展中，否则卫生和教育通常是事倍功半的。

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到，态度特别能通过依据奖赏或惩罚确立一定行为规范的立法和管理手段得到改进。这些政策的有效性能为了同样目的使教育得以加强。针对某一特别国的宣传运动——例如，推行节育——也可以进行。如果达到了目的，自然意味着教育的改善，即使通常并不认为是教育上的努力带来的。

由于健康和教育是如此难以驾驭的目标，我们有关它们的论述将包括非常广泛的现象，并强调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联系，包括过去的遗产。这将不会得到有关南亚各国健康和教育有关水平和这些水平变化率的明确总结。此外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甚至在这状况下的特殊要素，我们的分析将必须大部分地依靠估计、占有第一手材料的专家的意见，以及我们自己的感想和推测。

我们探讨健康和教育问题的价值前提是通过它们在发展中合乎需要的那部分集中体现的。

对于个人，卫生条件是他和他周围人们福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供他使用的卫生设施是他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根据平等的现代化意识，卫生条件的享受已成为“人权”中的一部分。但除了它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外，卫生工作的发展在影响其他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促进的价值。这个循环因果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卫生条件本身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可观的收入、生活水平、以及特别是营养的影响。

乍一看，由于劳动的效率部分地依赖于民族的健康状况，卫生工作的发展得到了全部的赞同。但是，健康状况的改善可能会同时产生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上升，而人口的上升对发展是不利的。虽然存在着冲突，但健康状况的改善如同我们在各章中提到的，在道德上是绝对需要的。

教育也有独自的价值。确切地讲，个人可以从他能力的发展获得益处，增加他参与国家和世界文化与生活的任何活动的机会也使个人增加经验。在非常注重实际的计划中，教育对于个人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教育为他们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了机会；教育设施，和卫生设施一样。是这些水平中的一个因素。与卫生条件的享受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也逐渐被看做是“人权”。

理所当然，教育的改善必然导致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改进。但是，南亚的教育始终没有这些有益的结局。一些时候，教育受到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的尊重，但其原因却对发展有害。例如，遍及这一地区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影响了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和他们评价教育的方法。但是，作为教育努力的结果，若能改变态度并使个人的抱负与国家发展的努力一致起来，那评价的冲突将会得以解决，教育单独的价值证明，在这领域中的扩展努力是正当的，而不仅仅是发展的工具价值。

近来，一些成就引起了南亚领导人对健康和教育的兴趣。西方福利国家的实例，共产主义国家对这两个问题的重视，联合国机构的援助都结合起来增加了改进的热情。迄今为止，南亚受过教育的绝大多数人和上层阶级都感到了这些影响的效果。但这些国家的广大群众还只是受到轻微的触动。

表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在官方企图劝说人民在有关卫生环境和卫生方面的行为更加规范时，他们遇到了困难。即使群众经常抵制教育工作带来的态度变化，他们大概对较好的教育稍微更感兴趣一些。政府已表明更加愿意在这两个领域进行工作，但规模却有限。除了一些方法外，例如，预防疟疾的运动，卫生政策并没有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提高教育标准的方法在计划中已非常突出，但它们没有对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这应归因于入学年龄人口爆炸似地上升和部分地由教育努力方向失误的影响。

卫生和教育领域在真正的和现实的改革中相对低的地位还可归因于流行的发展观点。在整个研究中我们已注意到，经济文献和计划由基于不加鉴别地将发达国家的原理和分析模型运用到南亚的理论所支配。把注意力放在资本炉出比例原理上的模型已支配着不发达国家经济计划的方向。这一战后方法的一个应用是不考虑“非经济”因素——不仅有制度和态度，而且还有生活水平，包括卫生和教育设施。为经济发展而投入的实物资本所决定的首要和独有的重要性需要这样的考虑。

然而在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发现，高度发达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必须在实物工厂投资数量之外的一些因素中求得解释。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不愿放弃传统的资本／产出比例。实际上，除了实物投资外，他们把资本投资的原理拓宽到包含“人力投资”，有时称为“人类能力投资”，或者“人类资源投资”。在这项工作中，为了计算耗费的明确数量，他们依然需要将众多的特别因素减少到一类，或几类。虽然卫生有时给予了注意，但兴趣从一开始就集中在教育上，而且更为精心设计的模型都把人力投资缩小到教育这个单一因素上。

在发达国家中用于教育的不能用实物投资完全解释的资本／产出模型中的“剩余”的发现，是以发达国家保存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的。但是，经济学家们毫不犹豫地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了不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家基于不发达国家必然使用发达国家的现代技术的事实而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教育的投资对不发达国家来讲，比西方更为重要。若没有这样一般的考虑，在不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区别极大的状况下，会对决定教育作用的研究失去兴趣。新的理论凭借类推方法简单地加以应用。实际上，这样的状况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当南亚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许多计划的制订，以及许多有关发展的经济文献继续建立在实物投资是发展动力的见解上时，斥责这种见解，并认为发展（特别在不发达国家）的首要的是教育过程的经济学家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

把将财政项目中的教育简单地看作投资是否可能和正确的问题搁置一旁。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教育工作者一定同意这个新的经济思想学派。实际上这是明显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家唯一地以实物投资为基础的发展理论——一个由于不能解释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论，以至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发现”了人力投资；这一事实证明了将社会科学和传统经济学划分成各自独立的几部分的破坏性。

鉴于过去在教育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和行家里手的思想和作品，这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在此之前的任何经济发展的讨论中，都未给教育的改善以重要的地位。主要的例外是不发达国家谋求发展的战后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计划的制订。在远远超过一个世纪的时期里，谋求发展的教育已经成为教育文献的中心议题。经济史学家在寻求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中经济发展的速率各不相同时，经常地对教育和教育改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学者中无人试图，正如许多战后的经济学家已尝试了的，把教育改革作为许多财政投资数量概念的约束物，用资本／产出的比例进行分析。这一方法仅仅是最新经济方法的发明。

事实上，强调教育重要性的新方法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们批评这个方法，因为它没有十分彻底地反对战后方法。这个“最新学派”的经济学家局限于把教育作为投资的追加项目，而且他们如此推荐的模型建立在许多无根据的假设上。在这种情况下，该模型特别提出了教育是同样重要的、可用财政支出衡量的假设。该模型还认为，除了教育设施外，现存的态度、制度和生活水平都不重要，而且所有同时采用的其他政策手段都可以全然不顾。由于这些假设与现实状况毫不一致和极不合适，所以资本／产出模型的使用只会阻碍现实和中肯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人们对教育感兴趣的时候，教育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将依赖于制度改革的发生。这样的改革只有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的手段才会出现，并需要许多其他的政策措施才会使其有效。教育与投资等同的论述还意味着绕过了平等的问题。还有，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明确地决定了努力改进教育的作用，教育的进展在目前有助于不平等的加剧。因而，人力投资的最新理论严重地偏斜了，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价值前提发生了冲突。

我们并无意贬低在教育领域的努力，或者否定有形投资的重要性。我们的观点是，下面这种分析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会导致错误：在分析中不充分考虑各种经济变量在其中运行的制度结构，而这种制度结构当从其他互补的活动中分离各种经济变量的同时又综合各种根本不相同的各种活动。制度结构的抽象，和在那种结构中形成的态度，并反过来支持这种制度结构的抽象，在南亚和西方都是机会主义的。这是一个具有偏见的方法。

对于投资于人的教育支出种类的限制倾向立即产生了为什么经济学家不顾其他有关人口质量、健康方面的主要问题。答案不会比给健康和健康的目的下定义更困难，而后者的难度至少与对教育“水平”下定义一样。就教育方面，用财政术语确定推进教育的努力及其有效性比在健康方面更不可行。在这两方面确切的信息大约是同样的缺乏。无论如何，既不是定义的困难，也不是经验数据的缺乏妨碍了经济学家（至少是他们中的模型建立者）解决问题和提出自认为有知识的解决方法。改善健康的状况经常地随着人口的改变而变化（死亡率的下降和大概的出生率的上升），而对收入和生活水平产生向下影响的人口变化在忽视健康因素的情况下不会有充分的根据，特别是考虑到由于轻微地使模型复杂化而产生的这些次要变化，更是如此。

然而，没有理由不考虑发展方案中的健康问题。在南亚的发展中国家里，不良的健康状况对于提高劳动的投入和效率是十分巨大的阻碍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确实为教育的投资增加了健康方面的投资，并以人口质量的二维状况对人力资源进行定义，我们就必须包括所有改善健康状况的成本，而不仅仅是卫生设施的支出。在所有的南亚国家，特别是在最为贫穷和人多地广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造成不良健康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严重地缺乏营养和营养不良。南亚的大多数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费大大超过了他们的一半收入。但他们依然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他们既没有得到衣服、住房的机会，也没有满足他们合理需要的卫生设施。再者，必需品，特别是食品消费的增加，或者使这些增加成为可能的支出的增加，对达到更好的健康水平大有好处。

如果基本的推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则暗含的意思是，新的词组“人力投资”不仅应包括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耗费。而且在实践中还应包括所有的基本消费。然而，生产效率对各种耗费的边际影响不同。一些消费相对是非生产性的，甚至有一些用于卫生的还有负值。真正编制计划的问题是怎样用加速发展的方式压制消费，这一问题用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消费构成人力投资的论述是无论如何也难予以澄清的。计划人员需要了解的是在各种项目中消费增加对生产率的影响，而这里的模型完全没有提供这种指导。

总之，一些经济学家向这一个时期以来实物投资的权威角色提出了挑战，他们近来对战后方法的反对是有一定益处的。如果明智的计划和指导有可能是正确的，对改进教育作出更多努力的反对学派的一般政策评价会比一些实物投资更有助于发展——虽然它不是仅仅依据资本投资更广泛的定义，使用相反模型得出的结论。同样的状况可能也适用于增进健康的巨大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必须把增加基本消费，特别是，摄取食物作为主要的目标。再讲一次，即使模型注意到健康的标准，也不能从资本／产出模型的使用中得出这一结论。投资方法完全忽视了为了使教育投资“得到偿付”必须实行依赖于政治决策，而不是预算考虑的制度与态度方面的改革这一事实，它还忽视了关于教育计划的成功既取决于教育计划本身的方向也取决于其他各领域所推行的政策这一更广泛的考虑。

一些已在这里讨论过的经济学派的成员同意我们的评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人力投资”的观念依据这些批评而被修正，那它的理论内容会变为完全空虚，仅仅成为一个既注意实物投资又注意到其他诱导变化、为了更为合理而慎重的发展计划的含糊其词的宣传。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必须再一次强调，我们没有非难模型的使用。还有，我们并不反对努力进行数量的评价，我们不同意某些因素是“定性的”；原则上，社会科学家不懈地努力将他们的所有知识转化为可度量的数量。然而，模型和数量的见解必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并且根据是十分充分的。十分需要更多地了解不同的发展努力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受到制度背景的影响。在更多的数据变为可用时，清晰的逻辑上是一致的和非常现实的模型就有回旋的余地了。

南亚国家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增进教育和卫生的评价，就它们所进行的情况看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是模糊的，未能阐明真正重要的问题，即卫生和教育项目的方向是什么，它们应进展多远，它们应采用什么方法？以及需要什么其他的政策手段？

对研究制定计划的传统战后方法（它把发展与实物投资单独联系起来）的批判是正确的——但理由比经济学家最新学派所提出的看法更为基本。它并没有因为运用作为经济增长之引擎的人力投资这个——一般“理论”而得到丝毫的加强或变得更为精确。利用新的、扩展的资本／产出模型得出的数量推断像“没有充分就业”劳动力百分比的计算一样是虚构的。采取介绍子虚乌有的知识的华丽外表，他们轻而易举地避免了研究十分复杂的现实状况的艰苦工作。本章理论上的批判旨在清除无用理论的保护层，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阻碍和错误地引导科学前进的偏见之上的。

第23章 保健

落后的卫生状况几乎与南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紧密相联。良好的健康状况对个人具有独立价值这一事实意思是说，适用的卫生设施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几乎每项其他消费的功用，包括食物、住房、衣着、卫生设施以及教育设施，都与卫生状况发生联系。改善卫生状况必然会增加劳动投入和效率；在疟疾区排干了污水并喷洒了药水，就会增加耕地面积。气候对劳动利用的影响与气候对卫生状况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卫生状况显然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决定因素，因而也是人口数量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在广大群众中成功地推行节育的政策应对改善母亲、儿童的卫生状况产生影响。由于小孩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了生活水平——直接的原因是降低了生活负担，间接的原因是对劳动力使用的影响——一般地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影响着卫生的状况。

在南亚遭受殖民主义统治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医疗工作和卫生设施的发展，用现代的观点评价，是微乎其微的，在实际状况中这些几乎为零。然而，在欧洲人侵入并建立他们的殖民统治后，西方的医疗技术引入了南亚，但数量极小的援助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和他们喜欢的本地贵族身上。

在殖民主义时代，死亡率明显地下降，部分原因归结于战争的减少（殖民主义政府几乎没有在殖民地之间进行战争）。但其余原因归结于殖民地卫生服务设施的逐渐增加和在庄稼歉收时防止饥饿的努力。然而，在很长的时间内，殖民主义政府没有作出像样的努力，去训练医疗、卫生器械、卫生护理方面的本地区人员，也没有为本地人提供与他们相同的卫生服务条件。

本地的人民继续依赖于他们所独有的、用本地草药治疗与精神治疗相结合的传统医学。实际上，当第一批欧洲医生到达，在本地治疗的领域内并没有等待填补的真空，在殖民主义时期衰落了的这种治疗的专有技术，是另一个问题。在殖民主义时期结束的阶段，乡村和城市的广大人民很难接触在殖民主义时代进行的预防工作，除非他们受到颁布法令的约束，强制性地种牛痘防止天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独立时期，南亚的人口突然地始料未及地以爆炸般的速率增长。这种发展，是最近一个时期南亚惟一显著的社会变化。正如我们在第21章中解释的，这一现象产生于史无前例的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这不能看成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对广大人民来说，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里既没有对疾病和死亡有很大影响的教育方面的进展，也没有对卫生常识态度上的进步。

从不同的层次以及在一些国家从不同的时候开始，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应归于建立在科学发现上新的医疗技术的采用，这些新的技术使以最低的成本和几乎不涉及到生活水平、态度以及人们信仰习俗的情况下预防和治疗一些疾病成为可能。强有力的化学治疗药物和抗菌素在治疗一些传染病方面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DDT和其他杀虫剂也被引进了，而这些产品在发达国家中发展的时间不少于20年。随着大批量的生产，这些药品产量增加，成本下降。简单的使用方法也给它们增添了威力，以至人们经过基本的训练，就可以配方并使用。

这些产品突出地改变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状况，这与原子能的发现改变了军事战争特点的情况有那么一点相似。疟疾，从前南亚疾病中最为普遍的主要病因，在南亚所有的地方都减少了，印度特别在预防这种疾病中获得了可观的成就。所有的南亚国家都有控制本世纪初以来广泛传播的结核病的计划，但只有马来亚、新加坡和锡兰有魄力推行这个计划。在印度次大陆之外和缅甸，猖獗的天花十分成功地得到了控制。展望未来，可以预计，疟疾将很快地在南亚各地绝迹。由于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接种牛痘，并再复种，十分稀缺的人员和设备也将投入这项工作，天花也会绝迹。

新的医药发明和群众运动的方法能使南亚政府使用相对少的资源耗费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可以推测，医学科学在今后还将推出更有效力的药品、杀虫剂和疫苗。但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努力需要营养，卫生设施和卫生领域的改革，需要增加经过良好训练的医务人员、设备、诊所和医院。医学技术是有用的，但主要还是与其他领域更大努力的结合。因此今后的进展将更为昂贵而且更缓慢。

群众运动的开展显示出南亚政府接受了预防的方法在清除疾病的斗争中是最为重要的思想。由于本地的医学大体上仅有治疗作用，这种状况也使群众接受现代医学的方案。增强南亚国家采用现代医学的一个因素是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参与，自从开展清除疾病的战斗以来，这个组织及其他公共和私人卫生团体都提供了援助。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非常吃惊地看到，卫生工作到目前在南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没有给予较高的地位。改善卫生条件很少在计划的基本目标中提及。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单独的卫生部，但部长通常没有按内阁成员来安排，这些区别在这些国家中十分明显。另一个评价南亚政府评价卫生价值的方法是将国家在卫生工作方面的开支与国民收入或国民总产值进行比较。一般讲，所有南亚国家在卫生方面的开支不仅在绝对数上是非常低的，而且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也低于发达国家。锡兰和马来亚相对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来讲，把公共卫生放在较高的地位，超出了南亚的一般标准。但若按人均国家支出比较，锡兰和马来亚的支出仅为富裕西方国家的10％。

所有的南亚国家在独立的初期都面临着卫生设备的严重老化和医生的严重减少。印度和锡兰的情形比其他的国家相对好一些，但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实际上没有留下合格的医务人员。但与它们的起点相比，在各方面取得可观的进步时，在情况最好的南亚国家中，1960年内科医生的人数也低于西欧国家医生人数的1／4。与他们国家可观的发病率相比，医生人数显得更少。况且，开业医生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学习医学的人遇到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困难。特别是这一地区缺乏专家。

尽管南亚医生的能力一般较低，但是据认为，根据国家的贫穷状况他们已受到过多的教育，而且严重地不能满足护理的需要。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回忆说；“作为一个外行，我有时感到惊讶，如果医学教育真正地适应了贫穷国家的情形。……整个训练……的设备是现代医学的教育的必要条件（在美国、欧洲以及新德里）。但在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坚持……为少数人的高标准，那么我们能为人们提供医疗帮助吗？若以在乡村中没有医生治疗骨折或开出一些像吗啡之类的处方为代价，则我们在首都就找不到称职的医生了吗？”

然而在南亚的每一个国家中，政策已尽可能地提高了医务工作的资格标准，即使这意味着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会缺乏医生。在南亚，护士的短缺比医生更为严重。其根源不在于训练设施和基础教育的短缺。在印度，较高种姓的印度教人士认为，身体的接触，特别是护理和接生这类工作，令人憎恶。这种偏见也为巴基斯坦和马来亚的穆斯林所接受。

在这一带的绝大部分地区，除了印度、锡兰、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部分地区，还严重地缺乏合格的药剂师。特别在乡村地区，管理有方的配药设施，实际上并不存在。在每一个地区，乡村人口中几乎没有经过训练的医疗和护理人员，如果他们需要治病，必须到附近的城市去。然而，南亚的一些政府在外国机构的帮助下，通过建立全国范围内可以提供一些医疗的卫生中心网，向农村居民提供帮助。

虽然本地医学已经衰落并几乎得不到官方的资助，但它还没有失去对农村居民或者城市下等阶层的吸引力。其原因并不完全是经济原因，也有现代医疗设施短缺的问题。从乡村的角度看，本地医学的医生的医疗质量超出了西方训练的医生。本地医生不将他的病人远离家庭隔离在医院里，在病人将病因归于罪恶的鬼神时也不讥笑他们，他们从不说他不知道什么病在折磨着病人，在有结果之前也不要求付款。本地医生的这些态度和既得利益可能阻碍现代医疗服务在乡村地区的增长。

南亚的气候，是这一地区社会的许多要素中一个影响巨大的因素，为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提供了滋长和蔓延的理想环境。新的医疗技术为这一地区的国家提供了与这些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许多疾病能通过改进医疗设施、卫生设备和条件、更高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营养）而得以控制。但提供这些条件依赖于经济的水平，而这里的气候通过对劳动效率、土壤、植被以及实物资本的作用而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所有这些不利于健康的因果关系环形链非常难以打碎，因为南亚各国的贫困部分地是由气候对卫生条件的有害影响造成的。

营养不足和不良的主要原因自然归结于贫穷，尤其是农业方面人和土地的低效率。补救的办法一般来讲是依赖于发展，但道路是不平坦的，部分的原因是，食品的缺乏降低了人们的工作能力。

另一个造成南亚卫生状况衰退的原因是环境卫生设施的缺乏。当然，一个原因是所需材料的昂贵以及管理人员的缺乏。虽然极坏的卫生条件通过很低的劳动投入和效率保护了贫穷，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贫穷是严重威胁卫生条件的顽固残存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进展如此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民众责任感的缺乏。

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不仅仅是获取必需的财政、材料和人力资源的问题，也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必须教育人民更加有理性和更关心他们的健康问题。如果他们能相信这些努力是值得的，他们就能利用农闲的长期时间和当地的材料改善他们的住宅。特别是，如果能说服他们喜爱清洁工作，他们也会使其家庭和住宅周围的环境更加卫生。

对待公共和个人卫生的态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并反映在宗教、迷信、性别的数量以及地区的风俗上。但这不意味着改变卫生习惯的运动是没有希望的。一位研究南亚卫生状况的人士指出，那里非常需要这样的运动。同时教师和学生特别要比过去更积极地投入这一运动。

在这个地区实际卫生状况的评价中，我们所知道的既能降低死亡率、又能降低发病率的群众运动的时间选择和有效性，以及卫生设施改善的状况显示，各国的卫生状况的排列顺序与其死亡率的排列顺序相一致。后者完全依赖于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特别是营养标准的排列顺序。这是因为人们越是富裕，就必然认为良好的条件会使他们避免营养不良的疾病和得到所需要的医疗服务。然而，在南亚，甚至较高收入的阶层也经常必然地成为普遍流行遗传性疾病的牺牲品。用来防止疾病的方法可能以完全平等的方式造福于所有阶层的人民，但用来增加医务人员和医院设施的方法却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那些人。

在健康和劳动效率的联系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但在实际中并没有努力去度量这个关系。一些研究工作已经深入到营养缺乏和劳动效率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用一般的方法证实了次优食品的摄入对人们工作能力有十分明显的直接影响的结论。

健康不良可能对劳动的投入和效率影响较少，南亚人中的许多人不相信繁重的手工劳动或搬运沉重的东西会引起疾病。由于工作经常在对健康有害的地方进行，所以这样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本身会阻止人们从事过长和过于繁重的工作。这类错误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态度的理性化，而态度是不会与健康状况无关的。在那里正如西方一样经常被理想化，作为“亚洲人价值”的南亚人的一些特点——他们对期望、冥界、空闲、灵性的癖好——可能部分地归因于健康和营养的不良。

我们已经强调，所有涉及卫生问题的因素都是互相联系的。从制定计划的观点看，任何卫生领域特殊政策手段的影响依赖于其他的政策手段，仅仅依靠特殊政策手段是不会有结果的。这意味着用任何单独的方法确定改善卫生条件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制定较为完善的卫生状况的计划必须依靠的直观过程是：经过正确估计的各种信息和确定的战略纲要，这比任何其他的计划制定更为复杂。这一工作必须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同时和大量相互影响的政策手段相结合。教育和更理性化态度的扩展与卫生状况有着普遍的联系，而卫生状况为改善教育制定政策的所有其他原因增添了分量。然而，对人们进行特殊的有关卫生公害的教育工作尤其属于卫生当局，这如同他们所做的改善环境的工作一样。

我们的印象是，有关卫生教育的工作做得太少。在节育方面，需要大规模的强化宣传运动，也需增进卫生立法工作和更为充分的法律力量。实际上，法律和管理方面的政策手段应和卫生宣传结合起来，通过提供诱导和惩罚来支持它们。

已被采用的新医疗技术在近几十年来在同蹂躏南亚的一些疾病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运动为减少过去流行的疾病和死亡承担了主要责任。进一步的工作将日益取决于官方的支出和在卫生学、环境卫生方面广泛合作的进步，以及更多更好的医疗设施。

从分散的和不充分的可用信息中，我们认为南亚国家应该明智地推行更加有力的卫生政策，通过收集更为完整的卫生统计资料和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找到更为牢固的基础。

第24章 教育：遗产

依据发展的观点，教育的目的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使态度合理化、现代化，以及传授知识和技能。这个挑战在南亚的不发达国家中更为重要，这里阻碍发展的态度和制度已经根深蒂固。这是为什么南亚的教育者不能不批判地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和政策的一个迫切原因。他们同样不能承受在即将来临的岁月中以同样缓慢的步伐发展教育所带来的结果。

南亚的国家必须为更好地传播适于发展的态度、知识和技能而奋斗，因为它们遇到了妨害它们的发展计划的障碍，包括史无前例的高人口增长率。由于它们在许多方面“初始条件”极为不利，它们不能依靠代代相续的学生接受新意识和态度这一缓慢的过程，它们必须作出坚决的努力教育成人。由于成人中非理性的态度，即无知和缺乏技能，具有反对教育年轻人的趋向，作为增加儿童教育有效性的方法，成人教育还有另外的工具价值。在态度理性化的问题上，必须更为广泛地认识到，不管政府打算采用惩罚和诱导的立法还是管理手段去完成，态度的变化必然是教育政策的结果。

对于孩子和成人，识字和一般知识推进了特殊技能的获得，并有助于产生态度的变化。反过来，更为理性的态度能为推进识字、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提供动力。一般地讲，为了给国家的发展以最大的推动，政策必须有直接的和按计划实施的教育的努力中心目标。

南亚教育改革的问题一点也不是仅仅为提供更多学校的数量问题。这同样或者更加是一个排除错误教育和大规模教育资源浪费的问题。虽然在卫生政策的领域中存在着适用于全人类，也大政适用于动物的医疗技术，但不存在这种“客观的”可用的教育技术。

南亚的教育问题必须重新给予仔细考虑，将国家关心的社会状况和他们追求的发展考虑在内。为此，计划人员不能简单地，像在卫生方面一样，抛弃所有旧传统去寻求一种理想简单的教育技术。我们不能在没有用全部的注意力分清这些传统是什么，它们现在还有什么影响的情况下，就勾画出这一领域改革问题的轮廓。一般地讲，这种影响是有害的，但也不是完全有害。

南亚国家现在想在过去教育传统的台基上建立它们现代化的教育体系，而这个传统台基的结构是复杂的。它的轮廓起始于依稀可见的南亚历史萌芽期。当时，这一地区的教育最初是宗教的神职人员的事情。南亚是世界三大宗教的降生处或者发祥地；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每一个宗教作出了不同类型的、强有力的教育努力。但是，活力不是群众所信奉的宗教。

现在，一般的宗教已失去了劲头。它主要把宗教的教规传授给继承的态度和制度。而人们没有受到感悟要求他们自己受到教育。教育的动力来自于宗教“组织”高层的全体教士。三个宗教团体的教士通常也是教师，这在今天是十分确实的。绝大部分人能用手稿作为教育的工具，因为他们宗教的原文在初期是用手书体编成的。

根据印度教的传统，教育是社会集团婆罗门唯一的、或主要的特权。但很早就出现了偏离印度教主要传统路线的情况。由于不是婆罗门的贵族和商人需要财富和权力，他们开始需要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从属得到更为实际的知识。

向印度教挑战的强大改革力量，佛教和伊斯兰教，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并创立了他们的宗教教育系统。后来，佛教的寺院招收男孩，在佛教徒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成为和尚，在用手稿和另外的书指导的时间内，作为人们的训练不仅是读和写，还有更为广泛的目标。有时寺院学校的功能非常像一般的学校，男孩子们来上学，而他们还继续地同家人生活在一起。佛教的历史不算很长，仅有几个世纪，是一股现代化和发展的积极力量。

伊斯兰教是从外部随着征服来到南亚的。由于这一原因，信奉该教不仅有信仰的结果，也有受到压力和要求而产生的投机问题，整个社会和阶层在缺乏精神准备的状况下转变过来了。依据古兰经，教育年青一代是宗教的义务。穆斯林的小孩通常并不是都参加在清真寺正规的学习，而且大部分可能完全没有参加。由于这些学校，正如他们目前所做的，集中用阿拉伯文向儿童们传授古兰经，他们不可能拥有十分有效的非宗教的学习机构。甚至在今天，在马来人和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中间，小学由穆斯林教师任教，学校教育以背诵古兰经为主。

从欧洲最早侵入南亚的殖民主义侵略者是两个天主教的帝国主义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耶稣教强国荷兰和英国来得晚一些，但一开始它们就有计划就绪的教育政策。除了经济剥削，它们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信仰。重要的是，这一任务被解释为要求受教育的人们读和写——看来这是一项几乎很难得到保证的政策，如果政治的权力、商业和财政的剥削是首要而且唯一的目标的话。

这在菲律宾造成了最深远的影响，该国被西班牙连续统治了三个半世纪，到十七世纪初叶，中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一体系的目标就不只是进行宗教教育了。密切地与政府首脑工作的神父与修道士开始创办了小学教育网，在学校里教授宗教和世俗课程。从1863年起，西班牙殖民主义政府实施了义务小学教育计划，根据这一计划，7到13岁的小孩可免费享受教育。可是当西班牙人30年后离开的时候，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远未完成，但是，菲律宾在普及教育方面已领先于绝大多数南亚的国家。从一开始，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当局就非常重视教育，并使教育带上美国的烙印。在那里，美国的殖民统治者给教育注入了新的动力，因为他们对准了使态度美国化的目标。总之，由于教育一直受到关注，美国在菲律宾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它使菲律宾的识字率在南亚各国最高，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体系也开始形成。

紧随葡萄牙进人现在为印度尼西亚那一地区的荷兰人没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热情。他们在殖民主义教育方面的政策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变化。有时候也宣布了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在实际中几乎没有执行，在荷兰政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入结束时，印度尼西亚的识字率是这一地区最低的。荷兰人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记录也十分可怜，仅有极少数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人受过大学教育，不到一千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时受到专业的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荷兰人为独立战争造就了干部。

与菲律宾一样在这一地区识字率最高的锡兰受益于葡萄牙、荷兰以及最后的英国统治的影响，还要加上佛教徒在教育上的巨大努力。在殖民主义锡兰没有大学的时期，它的学生在国外，通常在印度或英国，继续他们的学业，这种现象比南亚其他殖民地更为普遍。1924年开始，锡兰得到了年递增的自治分期付款，锡兰的政治家们用这些款项推动卫生与教育的发展。

首先将西方教育影响带入印度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他们的所作所为通常没有得到殖民主义政府的帮助。反而经常受到政府的反对。这对于事后的估计来讲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若印度过去由天主教国家殖民化和统治——或者在最近的时期，若英国像美国人那样将本国平民政府和平民教育的意识传到印度，那印度教育的历史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差异。

英国的殖民主义当局始终对中等和高等教育怀有兴趣。在18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向印度教和穆斯林高等学习机构提供了小规模的财政资助，这种活动在1813年得到了东印度公司进一步的推动。在1835年的一次戏剧性政策变动中，按决定，所有教育拨款都应该用于英语的教育，即用英语教学的课程。

这一时期英国当局推行新政策的原因是双重的，因为他们需要在政府管理机构中雇用印度人，也因为他们希望在印度上层人物中推行西方，或更为具体地说，传播英国的文明。然而，如果有发言权的印度上层阶层不强烈地认为将印度文化西方化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一决定几乎难以采纳了，在英国开始执行比荷兰和法国在它们的殖民地更为开放的政策，允许完全有资格的印度人进入管理岗位时，这种态度得到了报偿，而且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

但并不存在使英语成为民众的语言的想法。此外，差不多坚持到殖民时代结束的新的政策路线意味着不为使用本地方言教学的平民教育提供资助，这多多少少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在当时，印度人中拥有发言权的人们不要求采取任何措施去教育民众。当这些需要后来得到了修正，甚至直到甘地坚决地将平等的理想引入印度的讨论之中并组织起支持印度“没有发言权的千百万人”的利益的民族运动的时候，这些人仍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

在中等教育领域，1835年的政策决定开创了为印度上层阶级服务的学校设施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延续到殖民主义时期的结束以及后来，并在总体上保持了递增的速度。但整个体系的结构由首要目标和作为政府服务保障程度的现实所决定。在所有的印度学校中，整个课程都对准进入更高水平的教育，侧重点是“高等院校”的目标。即是有的话，也只有很少的注意力放在科学和技术的目标上。任何事情都要求训练个人适应殖民主义管理中的附属地位。

在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完全为英国所统治的缅甸，重复了印度的模式，但程度要低一些。在马来亚，种族的多样性赋予教育发展以不同的特点。虽然华人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并经常送他们的孩子去中国进一步深造，但是马来人，除了处于国家高层和苏丹周围的地主外，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因此，英国人十分缓慢地向本地人提供行政管理的职位，唯恐过分地有利于华人。

在法属印度支那，教育从早期传教士的活动中受益不及在旧殖民地的大。法国统治者在向当地人提供行政管理职位方面不及英国人那样大方。他们所资助的相对有限的学校要符合法兰西的教育体系。这种努力的绝大部分投向了较为进步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教育主要还是旧的佛教传统，和尚在寺庙中教育孩子们。河内的印度支那大学到1917年才建立。

在这些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之后，新建立的国家最严重的障碍是它们对人口问题的忽视。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低的识字率和更加低下的技能。尽管具有较高百分点的菲律宾和锡兰与具有较低百分点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作为一般的评估，这还是适用的。

就现有平民学校而言，构成独立政府需要克服的极大困难的殖民主义遗产的一个部分是忽视了教师的训练，这在初等教育中又尤为严重。特别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传统上教师低的社会地位和工资阻碍了教师队伍的充实，并且抑制了通过训练提高教师资格的兴趣。

正如我们已提到了的，前殖民主义时代的教学方法是要小学生背下课文，而不管他们是理解还是没有理解。当然，这种方法在穆斯林清真寺的学校里是必要的，在那里，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是阅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但死记硬背在整个地区所有其他本地的普通学校中也是普遍的方法。教书也趋向于教条主义和独裁主义；几乎根本不鼓励提问或持批判态度，也不鼓励在课余校外自学的兴趣。

独裁主义的遗风也卷进了大学的教育，并明显地得以扩展。今天，南亚地区大学的普通学生的无批判态度给每一位西方访问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生希望教授和教科书——或者教科书中所选的章节——将他需要的知识传授给他，并接受不经独立思考仅仅靠耳提面命和死记硬背给他的知识。如果他感到考试中所需要的知识过度费力，他的反抗行为会与他在平常的屈从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还自鸣得意地认为，作为一个大学生。他属于，或将要属于精英集团。

西方和共产主义国家普通大学生与南亚普通大学生之间在动力方面的差别自然仅仅是相对的。但从国家发展的观点看，它是最为重要的。南亚学校各种层次的教学趋向于妨碍独立的思考，以及妨碍对于发展十分重要的询问和实验爱好的增长。它使学生能够通过考试并得到学位。所追求的目标是学位，而不是学位应予证明的知识和技能。

这是来自殖民主义时期的遗产，更具体地说，是统治当局旨在建立一个能从事行政管理和专业服务的本国知识精英集团的努力的延续。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这种教育为南亚国家所全盘接受，因为它在这些停滞不前的旧社会人民的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

遍及南亚受过教育的人趋向于认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免除他们弄脏双手的体力劳动义务的标志。不容置疑，轻视体力劳动是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是莫汉达斯·甘地一再强调的。整个地区存在着普遍严重的偏见与群众教育文化水平之间鲜明的反比关系：那些大众教育最为落后的国家，偏见也最为强烈。这些观察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推行文化运动和普及儿童教育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根除对体力劳动的偏见。

殖民主义列强推行其教育政策也罢，不推行也罢，都对强化这种偏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人民的基本态度和帮助他们为发展做准备，而是培养驯服的牧师和次要的官员。当我们注意到，以牺牲文学与理论课程为代价扩充职业和技术教学课程的做法难以改革中高等教育的时候，上述一切都必须予以考虑。然而，南亚受过教育的精英必须和殖民政府共同承担造成极端保守的教育制度的责任，这种制度毫无疑问支持他们对体力劳动的偏见，支持他们的社会与经济权利，以及他们视为自身利益的一切。

在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中，教育体系，甚至在小学的层次，都严重地歧视女生，因此这一地区的妇女识字率都低于男子的识字率。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努力太少了。为平民教育提供的设施严重不足，中等学校“工作定向”于行政服务，但主要原因在于可追溯到前殖民主义时代的民众态度。亚洲的三大宗教几乎毫不关心女童的教育，而且普遍将妇女置于下等地位，不过佛教在这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比较平等一些。

这些从殖民主义以及前殖民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特征构成了对发展不利的强大阻力和障碍；因此，如果南亚各独立国家的教育改革不但进展缓慢而且在扶植其发展潜力方面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独立的赢得并没有在人民及其社会中造成任何奇迹般的变化。现存的教育机构是更大的制度体系中的一部分，它包括社会的阶层，这一体系受到人民态度的支持，而态度本身又是由制度形成的。南亚人民不仅受到不充分的教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错误的教育。重要的既得利益已经深深嵌入态度和制度体系之中，这一体系阻碍和歪曲旨在克服态度和制度缺陷的政策。

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人口爆炸给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带来了很多困难。儿童的数量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有责任心的行政官员必须使尽全力，才能维持学校教育和识字的现状。这一对教育改革的障碍不在殖民主义时代的遗产之列。它的影响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一系列抑制和阻碍作用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25章 识字与成人教育

在战后时代，南亚独立的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把教育改革置于他们政策次序的前位。但在所有的计划人员中存在首先考虑的是“多少”这个术语——多少学生入学，多少课程，多少学校——而不考虑他们学得怎样，向他们传授什么，怎样改进从他们殖民主义主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教育体系去加速发展他们的教育。

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把重点放在提高他们人民的识字率上。为取得这个目标，他们将几乎所有的力量放在增加小学的入学人数上。成人教育，肯定地讲，这是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却放在相对低的位置上。

许多人们，包括我们自己感到，在南亚的不发达国家中尽可能快地提高实用文化的水平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观点经常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和美国的支持。所有这些国家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有了很高的识字率，这为它们快速发展创造了可行性。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南亚最初期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西方国家相类比。

还缺乏有关从不同国家现实的识字与发展的研究中得出识字在发展中作用的可靠信息。两者的相关程度很高，但现实还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十分明显，识字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增长相互联系着。一般地讲，可以这样假设，起作用的、确凿的一般因素导致两类发展同时进步，它们之间的影响必然是相互的和渐进的。用识字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所表示的国际间的比较不能揭示因果关系的问题。在整体上缺乏识字对发展的价值的细致研究状况下，暂且用一般的常识性术语进行论述。

在战后的时期中经常出现贬低识字重要性的状况。建立在浪漫和传统意识基础上的争论大事宣传未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农民的智慧。这些争论认为这些人不先读书也能获得有用的技能。虽然这种信念没有明显降低推广儿童基础教育的愿望，但在大部分南亚国家中的争论挫伤了作为成人教育一部分的扫盲运动的热情。

我们认为，那些动辄给实践训练以优先权的人过高地估计了不以识字为支柱的教育的有效性，且更为重要的是低估了识字对于南亚基础职业教育的意义。能阅读理解图纸和说明书的人比不会的人能成为更好的产业工人。能完成简单计算和阅读小册子的农场工人将比不会的更胜任耕种工作。南亚所追求的组织地方政府、创建合作、全面地取得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各种努力都需要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民。

一般地讲，启蒙开辟了交流的途径。否则会维持封闭的状态。启蒙也为其他技能的获得和更合理的态度提供了前提条件。的确，启蒙甚至不是初级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由教育完成的复杂变化中所有其他要素与启蒙有关，虽然这种关系不是简单和明确的。

另一思想学派认为，南亚最为需要的是发展中等教育。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错误的。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最为紧要的是尽可能普及早期教育，以图增加中级和高级教育的候选人数和增加入选人员的能力。这样的目标对于带动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带动停滞经济中飞地的发展，也是主要的。在南亚较大和较穷的国家特别不稳定的状况下，依我们的意见，需要极大的努力，尽快地提高全民的文化，边际进展是不足取的。

再强调一次，在试图衡量南亚的教育因素时，我们会受到极端缺乏统计数据的妨碍。这一地区有关启蒙的数据完全不能满足需要。首先，大量有关识字的定义及其应用是不确定的；第二，识字被理解成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具备阅读之理解力并能以简短的书面形式陈述个人日常生活者，即为识字人。”虽然从一般讲可以接受这个定义，但这个定义不是非常具体，而且各个国家的情况又不一样。

即使对识字的标准已经作了详细说明，也不能保证人口调查人员正确地理解它，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地使用这个标准，或者当调查人员询问有关个人识字一般和不够明确的问题时，他们会得到真实的情况。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南亚所有的识字统计数据，如同不发达国家普遍的状况一样，是夸张的，其中的一些甚至是严重夸张的。

就目前的形势而论，九个国家组成三个不同的小组。在第一组有锡兰、菲律宾和泰国，男人的识字率一般在70％以上，妇女为50％以上。中间一组有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性别上的差异很大。男人的识字率超过50％，而妇女仅为25％～40％。最后一组有巴基斯坦、印度和南越，男人的识字率约为40％或者更低，妇女的识字率在8％～13％之间。这些国家依照文化水平的排列顺序大致地与经济水平的排列相同。但是这些数据应有保留地采用。不过，即使这些数据有夸张之嫌，它们可能仍然提供了这一地区相对差别的概括性意见。

在印度尼西亚，识字曲线急剧上升的趋势表明这个国家不同于南亚的其他国家，在执行成人教育计划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这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在50年代开始发展它的教育体系时，较大年龄的人们已超过了人学年龄。但在这里还必须再讲一次，必须谨慎地将事实与满怀希望的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区分开来。

除了在印度尼西亚，识字的进展几乎都在教育体系的框架中进行。在识字方面的绝大部分进步是在30岁以下的人中取得的。这里还存在人们所熟知的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差别，识字率较低的国家通常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城区的男性是一个特殊的小组，即使印度，他们的识字率也达到了60％。乡村的女性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即使在锡兰，乡村妇女的识字率几乎没有超过50％。

在南亚许多国家中，要达到一种语言合格的识字水平至少需要懂得另一种语言或地方土语。另一个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掌握一门或多门西方语言。这种文化能力的形式对于那些希望受到高等教育，或准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过去殖民主义政权的官方语言时常成为混合方言，虽然它仅在极少数上层和中间阶层中流行，但是惟一能被国家各界人士理解的语言。

一个稍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并不能使他足以把他的技能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所以在文献中，我们常常碰到“实用文化”一词，极难给它一个确定的意义。它的定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为自己实践所需的阅读、写作以及计算智力方面的能力，但这一定义还不够具体。“算术文化能力”是功能文化能力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它至少是与“词语文化能力”一样的重要。十分明显，这种在农业和整个工业中十分重要的能力不仅仅是理解后的阅读和抄写数据，而且是使用它们计算简单的加、减和乘的能力。文献中忽视了有意义地使用数字的能力，这是有关识字讨论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其中没有收集有关算术技能的信息。

由于直接量度实用文化能力是如此困难，于是分析人员假定正规教育中某特定的最小量产生这种文化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期限为四年的学校教育为最小量的标准。但我们要问，这个期限在南亚是否够长，那里的教学质量往往非常之低，旷课率十分高，而且家庭和村庄又是文盲环境。

考虑到这一地区很高比例的文盲现象，人们希望在这些国家独立后，能及时地在成人中开展强有力的扫盲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若每年仅10％的文盲成人得到机会学习识字课程，那么将会出现把文盲在很短的时期内扫除的良好前景。成人教育不仅对进一步的发展是如此重要，而且也会使儿童教育更有成效。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表明，父母亲是文盲的儿童具有跟不上学习进度和极易成为文盲的趋势。学龄前儿童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文盲家庭的有害影响，早期态度一旦形成，以后将持久难变。

尽管有这些考虑，成人教育在南亚国家的教育改革计划中还是没有给予突出的地位。印度尼西亚某种程度上可属例外。虽然成人教育的组织也在所有的其他国家中存在，但这些组织为了求得预算拨款在与已确立的教育官僚机构的竞争中屡屡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人教育似乎已得到试图帮助南亚教育的国际和政府之间机构的帮助。这些组织很快地转而想到了“基础教育”或“社会教育”，这与印度和绝大多数文献中的所谓“社会发展”汇成一体。

已经说过，为识字而识字是不够的，教育的宗旨应是传授知识、技能和具有实际重要性的态度。这自然同样地与各个层次和各种形式的教学工作有关。然而，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学校的改革和使学校的教育更适应实际需要的工作做得相对太少，与此同时，成人教育或者被完全忽视，或者被变得如此的“实际”，以至于不再提及要人们识字的问题。也是，识字不能与所列举的其他理想的目标等量齐观，因为它主要是其他任何目标赖以实现的工具。实际上，识字是所有其他实际努力取得更为可观胜利的先决条件。

头脑简单但是精明能干的农民的浪漫而传统的眼光落后于这一发展，农民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不需要识字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关于这一点，通常表现在发展初等教育让下一代成为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方面就显得有点荒谬了。农业收益很难提高的现实情况导致改革者目前要求社会发展项目的重点置于旨在提高生产的农业扩张工作上，即使这会导致削减“社会教育”也在所不惜。实际上社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或者重新推广所继承的文化要素、提供乐趣、消遣并推动普遍的道德进步。

幸运的是，有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曾提到过的战后观念形态可能已达到了转折点。识字对一般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工具性的重要作用是在大约十年前被高层的教育计划人员所重新发现的。政府的声明和在国际教育会议达成的协议表明，推行更多成人教育的决定承认了南亚不能等待今天的儿童长大这样的现实。但是，实际上，观念形态的变化并未带来许多结果。

为了使成人教育成为南亚教育体系中有效的一部分，大量内部密切联系的问题已着手处理。在城市与农村中，重点必须放在现代化上，即变化和灵活性上。识字运动的目的在于灌输有用的文化，工作的努力必须使人们热衷于运用新发明的技术。识字不应该被排除在各项就业导向的成人职业训练计划之外，无论如何，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赖以从事开创性工作的那些计划，必须和普通成人教育计划结合成一体。

最为重要的是成人教育不应与初等学校中儿童的教育分开。初等学校的老师应规定从事一部分成人教育工作。实际上，应鼓励他们成为成人教育运动的地方领袖。然而，他们参与的价值取决于在他们的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程度，反过来也依赖于他们的训练、工资和社会地位。

我们已强调指出，南亚国家的成人教育比发达国家更为需要，而且成人教育必须有不同的方向和内容。因此，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是不明智之举，需要进行实验。对在学校里将儿童分开，随后将成人组成“班级”的整个模式应该提出疑问。以家庭或村社为单位进行教育的方案完全可能更为有效。

无论如何，学校应变成国民的中心并参与导致社会变化的更多活动。专科学校和大学也应该这样做。它们的学生干部应为成人教育承担有利于他们家乡制度和社会的部分重任。充满生机的大学附属活动也有助于减少如此多的学生漫无目标的不安，并引导更多的学生从事教育工作。

在成人教育课程的指导和组织上需要专业人员，而且还需要积极性。识字动力必需兼备“运动”和“征战”的特点。著名的农村中“渴求知识”——像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期望不断增长的革命”的论点——基本上是上层阶层的神话，特别把这一论点运用到具有传统自给自足农业乡村区域的时候。教育，即使在针对发展的实际问题时，也不能在人民中引起立即的响应，至少在乡村中是如此。在任何教育活动的开端都必须利用宣传，利用当地的实例创造这种响应。必须引导人民欢迎受教育的机会。

对产生对待教育更为现代化态度的严重障碍是通讯媒介的极端缺乏，以及确实存在的媒介主要影响那些具有功能文化并且思想较为现代化的人这一事实。正如可以预料的，南亚国家依据通讯媒介排列的顺序与根据经济水平排列的顺序十分一致。

有视听媒介的地方，甚至能用来指导文盲。与用于传播信息相比，这些媒介现在多用于娱乐消遣，但即令如此，它们也往往能有助于将态度转到现代化的方向上。晶体管收音机价廉物美的特点可以使它成为教育活动中的工具。即使本国的艺术形式，诸如老挝和泰国的民间艺术表演者，也可用来促进教育。

但是，妨碍教育努力的最严重的缺陷是供写作和印刷书籍的纸张以及其他教育材料的缺乏。为什么极少的识字教育往往未能转变为职业教育？为什么初识文字者又重新变成文盲？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无书可读、无纸可写。尽管从50年代起，所有南亚国家的人均用于文化的纸张消费量已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这和发达国家——如美国和瑞典——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

对于所有南亚国家来讲，它们还不能保证从根本上增加供阅读和写作的纸张来支持它们在教育上的努力，这是它们的教育计划中一个严重和明显的缺陷。1960年在东京召开的亚洲及远东纸浆和纸张开发会议在其报告中作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在这一地区采取积极的行动鼓励造纸工业的发展，否则“将出现当前的教育规划受到损害、创造知识公民的活动被延误、陈旧的分配制度得以维持以及工业进展受阻的严重危险。”

第26章 学校体制

除了是西方强权的前殖民地外，南亚的国家从独立开始就都建立了学校体系，并从宗主国那里照搬了稍稍改变的形式。这一体系的特性，以及它是怎样地符合殖民主义政权和本国上层阶层的利益，已在第24章我们讨论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遗产的问题时简要地提到了。

在独立之后，一些南亚国家的领导,特别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坚持认为整个教育体系必须“革命”。在印度，莫汉达斯·甘地在独立前数十年就提出了根本改变教育体系的要求。

但是，除了锡兰以外，这一愿望却没有在印度或者其他的南亚国家中实现。对这个继承体系的主要改革迄今也未完成。作为印度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的J.P.耐克在1965年描述了这种状况：“在过去16年中发生的仅仅是伴随着内容和技术的一些边际变化的早期体系的扩张。”

没有任何迫切的改革希望，沿袭的学校系统基本上会任意地走向自由放任的道路；让膨胀的小学生人流通过已建立的渠道，而不干预并不试图扩大那些压力最大的渠道。如同在第25章中指出的，对儿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补充部分的成人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

那些能够施加压力的是“受过教育的”和有发言权的上层阶层的学生和家长。大体上保守的教师和学校的官僚机构也是重要的力量。阻碍改革的惰性扎根于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的阶层，以及权力的不均等分配之中。在实际的发展趋于扩大不均等时，甘地和尼赫鲁梦想的，并认为是“社会和经济革命”前提条件的学校体制革命被搁置和拖延到不确定的将来。在另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的革命必然会继承学校体制的革命。

实际上，甚至学校体制的外部结构也被保护起来，在第24章已经提到过的，考试制度已成为所有教育层次的决定因素，并为进入公共机构提供了学生。“考试的疯狂”反映的不仅是高等学校对低层次学校的过分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不平等和依然停滞不前的社会状况的反常关注。

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一部分，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大量的甚至在小学水平的私立学校。缺乏关于其标准的统计资料，但我们知道，相对于公立学校，其质量很不一致。一些学校，包括那些专为欧洲儿童和当地达官贵族建立的学校——根据英国的奇怪习惯称为“公立学校”——是最好学校中的一部分。其他私立学校，由于放松督察，质量是非常差的。

由私立学校普遍存在的弱点而产生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当局的指导、检查和控制学校体系发展的能力太弱。例如，如果私立学校继续只开设传统的课程，它必然十分困难将中等教育改变成技术和职业教育，而这种改变又是所有南亚国家所宣布的政策。人们可能有些吃惊，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体系的国有化在南亚没有引起什么兴趣，当我们想到，许多南亚国家宣称社会主义方向的时候，更令人惊讶不已。从现代西方强调公立学校体系和停止国家对私立学校发放津贴的观点——特别是宗教的学校——除非它们与公立学校真正的合并，是法律的决定。锡兰是在这一方面作出行动的惟一的南亚国家。

在绝大多数的南亚国家中，学校体系的各个层次都要收取学费，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都一样。有许多学费是很低的，其原因是许多私立学校得到了政府的津贴。令人奇怪的是，很少发现在有关学费体制方面有建设性的讨论。虽然如此，这些讨论经常集中在任意降低学费的客观需要上，特别是在小学，或者集中在为了财政的原因保持学费不变的必要性。作为在计划方向上指导学生的方法的学费规定——例如，离开一般的中学，而到职业学校去——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由于南亚国家都强调计划工作，这就再一次表明，在教育领域中事实上存在着怎样的自由放任态度。

锡兰依然表现出它的不同，除了政府不援助极少数的私立学校外，它在所有的学校里还采取免费教育的形式，包括那些高等教育。更为普遍地。在所有其他南亚国家的教育中，也逐渐地在那些公立的学校中实行免费教育。

独立以后在所有南亚国家出现的改革中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必须解决广大群众中的文盲问题。然而，从总体上看，教育成人的努力被放置一边——当然，它依然与学校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集团一致——识字的目标被转移到快速地扩大吸收儿童进入小学的项目上。

印度1950年的宪法断然地规定，在10年的时间内把义务免费教育发展至14岁的儿童。在1951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把1961年普及初级教育作为它的目标。尽管南亚的其他国家（巴基斯坦除外）已有了较高的识字率和较多的初级学校，但它们都较为谨慎一些。在1959年的卡拉奇计划中，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成员国的教育部长都同意，把实行不少于7年的强制性的广泛义务小学教育作为1980年的目标。

在这些绝大多数的国家中，还没有因它们远未达到它们的不现实目标而受到批评的理由。它们在扩大吸收小学学生方面的困难是十分可怕的，这在更穷的国家中又更为突出。一般讲，为亚洲所有的儿童提供初级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更难以承受的目标。其一，学龄儿童在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还增长得十分迅速；其二，南亚国家，特别是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没有多少资金去实现这个目标。它们打算只将很小比例的儿童保留在学校。开始时，这里办学所需的设施样样都缺：校舍、教师、教科书和纸张等。

但是，另一个批评是十分有根据的。虽然为了提高人口中识字的百分率，公开宣布的目标是把增加初级教育放在优先地位，但实际上出现的情形却是中等教育发展得非常快，高等教育也增长得很迅速。一般发展的真实趋势是，增加初级教育的计划目标没有达到，而中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却超过了计划目标，有时是大大地超过了。尽管事实表明：中等教育似乎比初等教育的开支高出3～5倍，而高等教育的开支比中等教育又高出5～7倍，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是，在任何方面都拥有政治权力的上层阶层的家长和学生压力的影响下，对计划目标的发展曲解了。最为明显的事实是，对计划目标观点歪曲的趋势在最穷的国家，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最为严重，这些国家在其开始时都又有很少的儿童在小学学习，因而它们应有充分的理由执行把初级教育放在最优先地位的计划。一般地却是最穷的国家在初级教育上耗资最少，甚至是相对最少，并容忍有利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对计划目标的最大歪曲。

上述的比较是建立在有关学校注册的出版统计资料上。通过这项研究，我们经常抱怨有关教育方面统计工作的低质量，以及它们的搜集和使用方面有问题的方式。在第25章，我们已经指出有关识字统计资料的不可靠，并表明了他们严重地过低估计了现有文盲，特别是实用方面的文盲的情况。

研究不发达国家教育问题所用的第二个主要的概念是儿童在校的注册人数。若认为在绝大多数文献中，尤其是由那些在后来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并认为它是发展要素之一的经济学家所提供的那一部分文献中，所公布的注册人数相当准确并记录了儿童入学率，则是一个普遍的天真的缺乏批判的想法。有关教育形势及其最近的改善方面往往过分乐观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注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的。

注册人数之不可靠性可用下面这个例子加以说明：根据1961年巴基斯坦的人口调查，年龄从5岁到9岁的儿童入学率低于15％，而根据注册统计资料：年龄稍有差别的6岁到10岁的儿童有30％上了学。还必须记住的是，在巴基斯坦私立中学附小班的学生——大概超过所有小学生的20％——不在小学注册的统计资料中。

这类统计资料的矛盾可能在巴基斯坦特别突出，巴基斯坦在南亚这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成就方面都排在最后。但稍加细察便不难发现，注册的统计资料经常夸大了学校所做的工作，或者说儿童们的实际入学率，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注册统计数字的偏差在初级学校中十分严重，而在中等和高等学校中要好一些。而且，注册统计资料的夸大性的偏差在教育状况极差的穷国之中更为突出，如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在南亚也是最大的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公布的统计资料倾向于过低估计了这一地区非常贫困和稍许好一些国家之间的差别。在非常贫穷的国家这种偏离目标的不利于初级教育的实际发展的差异，实际上比它们的注册人数所显示的更大。

在各个国家中，差别是十分相似的。换言之，女生入学率、乡村区域的儿童以及一般情况下较为贫困地区的儿童在用注册统计资料衡量时，都有所夸大。假如我们拥有关于班级差异的信息，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发现，不仅较为贫困家庭的儿童的注册数字更低，而且这更低的数字也是言过其实的。

注册统计资料的主要缺点是，已视为注册的儿童不见得全年上学，或者按时上学，或者根本就不去上学。这种偏差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教育和管理人员都想达到目标并显示成果。关键的数量是学校实际的出勤率和在教育阶段的最后保留率。除了已提到的注册统计数据外，我们已将我们的这些评价建立在我们能在这些国家中找到的官方和非官方文献中的零散信息上。当然，这些估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可能比建立在不正确的注册统计数据上的估计要好一些。这些估计还引起了对真正有关的问题的注意，因此构成了旨在改善官方统计资料的挑战。

在印度大约不超过1／3的儿童完成初级教育，巴基斯坦完成初级教育的儿童仅有1／6。只有在锡兰和马来亚，绝大多数的儿童完成了小学课程。缅甸处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某一个比例上。在菲律宾和泰国，相对来说有较多的儿童进入一年级，但辍学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印度尼西亚比这种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许多。

出勤无常、留级和退学体现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小学教育的总支出用顺利完成小学学业和获得一些实用文化能力的每个小学生的平均成本表示，那每个小学生的成本必然会大大地高于一般计算所得出的成本。不幸的是，这样计算所求得的每个小学生的成本在很贫穷的国家和乡村地区则特别之高，最无力办学的地方浪费更大。

多次通过的有关强制教育注册和上学出勤率的法律也不能改善这种局面。首先，这些法律在没有足够学校设施的地方是不能执行的。除此之外，规范的学校出勤没有为大多数人接受时，这些法律也不能执行和实施。家长，特别在很穷的国家和乡村地区，能在由来已久的传统和环境的许多理由中找到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的正当理由。主要的正当理由是经济问题。儿童有在未成年就参加工作的传统，他们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

人们很少注意去抵制这些风俗。假期时机的选择在一个国家的所有地方，乡村和城市所有层次的学校都几乎一样，人们似乎很少作出真正的努力使假期与每年最需要孩子作为田野劳动的助手，或代替成人放羊，或照料更年幼孩子的时间一致。特别是在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效率和纪律的缺乏充斥着教育体系。当小学生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他们就成为留级者，这往往就是出现自然而然地允许蹲班生退学那种局面的前兆。留级生赖以上学的条件是可怜的，也没有什么力量鼓励他们继续呆下去。对出勤不正常、留级和退学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少之又久。对于南亚国家的教育权威人士来讲，获得有关这些问题的全面和详细数据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这是任何一项旨在根除学校体系基层中无效率和资源浪费等现象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起码要求。

不像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南亚不需要把学校的校舍看为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一地区许多地方的气候温暖，修建学校的房屋只需提供防止日晒雨淋的简单掩蔽所即可。若能更好地安排假期，困难会进一步减少。凡需要校舍的地方，南亚人可以就地取材修建，而且成本很低。初级教育尤其如此，因为小学不需要大量的设备。但是，如果说这里学校的校舍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比较穷的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乡村地区，教师、教材，写字的纸张以及各种教学辅助设备都是短缺的。

对于有成效的初级教育，受过充分训练和动机明确的教师的可获得性是一个更关键的先决条件。在南亚的所有国家中，大量的教师属于“没有训练过的”一类。考虑到现有的情况和计划——只有菲律宾要求教师的训练达到高等教育的水平——大概锡兰和马来亚在下一个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能用受过训练的代替没有受过训练的教师。教师的短缺由于年轻人不愿从事教育工作而变得更为复杂。除了锡兰和菲律宾外，在其他的南亚国家中，这个问题又由于对摆脱家务出外工作的妇女的传统态度而变大。因此单身妇女感到在乡村生活和工作特别困难。

此外，必须以极大的怀疑看待“训练有素”的教师的分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特别在最穷的国家中，用世界上任何观念来看都是没有经过良好训练的。训练过的教师也集中在城市范围以内，更一般地讲，集中在文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与锡兰、菲律宾、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在程度上有所区别，小学教师的工资非常低，并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下降。反过来，这对教师职业的招募和教师的接受都产生了副作用，尤其在乡村地区更为突出。

特别在很穷的国家中迫切需要改进师范学校，与此同时，提高小学教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必然会鼓励有才能的年轻人加入这一职业，并增强教师影响儿童和社会的可能性。提高教师的训练在贫穷国家有一些事情要很快地完成是有困难的：入师范前较好的教育准备，往往是较长时期的培训，最重要的是全部课程用根本改革，以及教师工作的精神状态。提高工资在很穷的国家中也遇到了特殊的困难，教师的工资，虽然是极端的低，却占了整个学校费用中很大的百分比——因为用于设备和其他教育设施的开支少得可怜。

在初级教育的水平上，南亚国家复杂的语言状况也对教学工作意味着极大的困难。如此凑巧两个最穷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小学需要教授几种语言（包括书写），而执教的老师往往不是十分精通这些语言。不论在这些幅员广大的国家中有多么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原因可能需要多种语言或两种语言的学校，为了国家的巩固和参加政府的工作也需要这一点，但这种状况还是被准确地称为“教育进程的绊脚石”。正如埃德蒙德·J·金所指出的：“在学习任何东西之前，语言成为孩子们所有课程的首要问题。”

虽然小学生们只有少得可怜的书籍和纸张供他们学习，但由于上述原因，学校正在变得“书生气”过浓。而且这个问题具有强化我们在24章中提到的来自殖民主义时期和前殖民主义时期的有害传统的趋势，在印度，甘地想把所有课程进一步面向社会的生活并使手工劳动合作化的意图未能实现。代表着甘地建议的淡化形式并继续作为小学体系中一部分的“基础学校”，基本上受到了上层阶层家庭的冷遇。

汇总上面已经提到的一切，在较穷的国家及地区，这里聚集着最多的南亚儿童，初级教育的状况是令人绝望的。即使儿童们上了学并完成了小学的学业，这些学校也没有为发展做好准备，而是继续为停滞和贫穷施教。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中等学校中的学生数比小学增长得快。除了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外，至少有一半的初级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中等学校。这些几乎完全地保持着殖民主义“普通”学校的特点。

中等学校的状况开始就遇到了未能一般地给初级学生提供令人满意的准备工作的严重障碍。这个障碍在初级教育时限为5年或更少的国家，即在巴基斯坦、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和缅甸，尤为严重。

由语言复杂性而造成的对有效教学的障碍在中学变得更加严重。除了一种当地的语言外，至少还需要学习一种西方语言。直到今天，除了泰国、缅甸以及大概还有印度尼西亚外，所有国家的管理人员不使用一种外语是不可能的。正式的地方语言没有充分的发展，复杂的概念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就不能用这些语言表达。正如在初级学校一样，语言学习排挤了全部其他课程，因此精通语言成为教育成就的标准。这就是将从殖民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一般的”、“学究的”学校转成更为实际类型的学校为什么如此之难的一个原因。

在有关中等学校物资设备：建筑物、图书馆、科学实验室以及教学辅助设备，特别是教科书和抄写纸张方面没有适用的统计资料。从一般的印象和文献中零散的信息判断。这样的设备，虽谈不上充足，但至少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要优于小学。中等学校一般都建在城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某种广义的上层阶级。另一个印象是，物资设备以及师资资格的标准，虽然一般是低的，但在具有较高经济水平的国家——特别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甚至在较穷的国家，那些主要为最上层阶级的孩子们提供教育的私立学校中，明显地比较高。

再考虑到从殖民主义时期继承的有害传统、进入中等学校不合格的学生、大批不够资格和无能的教学人员，以及教授几种语言和书写形式格外繁重的负担，人们不会对在南亚，特别是那些较大和较穷的国家的中等学校中的教学工作达不到高标准的现象感到惊奇。妨碍中等学校改进的一个动态因素是中等学校计划外学生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较穷的国家和地区，学生的膨胀更加降低了教学中已经很低的标准。

需要注意的一个特殊问题是教科书的特点和倾向性。这个问题在中等学校中显得特别重要。在看了南亚各个国家几百本教科书并对在日内瓦国际教育署广泛收集的学校指导书作过仓促的研究之后，我们认为，这些教材很难满足当今的需要。书本中的“外来品”部分地来源于殖民主义时期残存的教学方案，也部分地反映出在不完全依靠外国传统时，编写教科书人员的缺乏。教科书不仅有严重的“外来品”气味，而且它们距现代化的世界甚远。

当然，从任意而仓促的抽样中得出结论是危险的。但有用的证据似乎表明，中等学校缺乏建立现代化的、民族的、合理的、具有进一步发展潜力的、文化的明确方向。改用本地语言作为讲授的媒介是无济于事的。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人们不会对在南亚绝大多数中等学校中没有达到高标准感到吃惊。在印度中等教育委员会1958年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对这一地区的中等教育提出了批评式的一般性总结，这个总结是好的，但事后针对这些批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中等教育的迅速膨胀有进一步降低质量水平的趋势。委员会发现以下问题：（1）现行所有课程的设计过于狭窄；（2）课程过于书生气和理论化；（3）课程过于繁重，没有提供丰富和有意义的内容；（4）课程没有为实践活动和其他各种活动作充分准备，若课程设置旨在对个人进行全面教育，则上述活动理当在课程安排中占有一席之地；（5）课程没有迎合青少年的各种需要和能力；（6）课程过分受考试的制约；（7）课程没有包括技术和职业的目标，而这些是训练学生参加国家工业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

这种情形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事实是这样的：尽管战后一切的努力都转向传授现实的生活，传授有用的技能，特别是着重强调实际的、职能的和技术的训练，但大多数中等学校还是保留着依据殖民主义时期上等阶层教育的特点建立的（正如我们已经提到了的）“一般的”、“学究式的”和书本上的特性。这仅是根据中等教育的统计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几乎没有考虑其他类型的学校。

这个地区没有国家有迹象表明正在进行根本的变革。职业和技术学校课程的增加——虽然一般用百分比计算有所增大——但若用绝对数表示还是很小的，大部分学校的膨胀还在发生。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有一般中等学校的课程以任何可以感知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令人惊讶的是，政治领导和专家之间对于需要彻底改革的意见是完全的一致，甚至在独立之前的印度，几乎在一个世纪中的官方报告里屡次三番地提出了这样的需求。但对这种保守主义的解释也有众多的方面。

其中某些要素我们已经提到过。学校以及考试制度在这个方向上的影响；尤其是较穷国家的小学学制较短，且往往进入中学的小学生需要进一步接受一般的补习教育；语言学习排挤总体课程的其他学科的倾向。这也在较穷的国家中特别的严重。另一个重大的困难是缺少讲授技术课程的教师，其原因是政府和工业部门也需要他们，而在那里他们能得到比学校教师更高的工资和社会地位。况且，讲授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的课程大部分需要昂贵的实验室以及其他专项教学援助。

除上述一切之外，再就是传统的沉重压力。受雇于学校体系的所有人员的既得利益强化了这个传统，由于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方法似乎不合需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充足的理由抵制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受过教育的”处于支配地位的上层阶级都感到了在维持他们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差距方面的既得利益。中等学校的更实际更职业化的方向往往要求参加受人轻视的体力劳动，这类学校大抵为学生的就业做准备，在这类学校中体力劳动是日常正规教学的一部分——这些事实更加使得这类学校不及传统的普通中学那么受欢迎。

其结果是受过训练但不坚持要求只坐办公室的工业管理中层人员的长期缺乏。那些从普通中学毕业，而又没有进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但按照殖民主义的传统寻求“职员”工作的人，通常没有受到满足现代就业需要的训练，因为他们缺乏速记、打字、文书等方面的知识。

这种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进。正如近来一份印度的报告所指出的：“在教学体系和我们发展经济的社会一经济需要之间的失调还在进一步地增强。这种失调的结果增加了受过教育的人员的失业，同时又造成了受过训练的人员的短缺。

在不少较穷的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般也受到极大的重视。高等教育由于中等教育的不合格而受到损害，尤其是在中等学校受到初级学校学制过短和初级学校及中等学校效率水平较低等方面阻碍的较穷国家中。语言困难在高等教育层次中也十分复杂在这一层次中需要外语阅读的能力，但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不多。

尽管在建筑、图书馆、实验室、设备和教学辅助设施方面进行了巨额的投资，但这些国家的学生数反常地快速增长使很低的标准不可能提高，而且实际上还进一步降低了这个标准。大学教师的质量不高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与中等学校相比，高等学校还出现了学生不能毕业的高浪费百分比。

高等层次与中等层次的状况相比。学校自然重视就业和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特殊专业知识。实际上，所有的专家，南亚和国外的都一样，一致地埋怨在迫切地需要扩大社会就业的同时，高等学校继续培养过多的“一般人员”，他们受到人文科学、法律、社会科学以及“书生气”的自然科学专业的训练，但却扩大了不合格的管理人员、职员和“受过教育的失业人员”的行列；这样的人员尽管明显地需要扩大就业，仍得到了他们家庭的支持。与此同时，社会却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农业技术人员、医生、牙科医生、药剂师以及各种教育层次所需的许多教师。这类现象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是真实的。

改变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其能满足发展需要的困难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十分相似：使中等学校成为职业性的或者至少要联系实践，要少一些“书生气”；根据设备以及在与政府和工业部门的竞争中招募教师的困难，技术教育需要高成本。通常收取较高学费的高等学校对增加艺术和法律方面学生还有其他的财务兴趣，因为这些课程每个学生的边际成本较低。所有这些基本的原因要素，以及从殖民主义时代继承来的东西，就是上层阶层头面人物关于教育传统的观念。

通过前面对南亚教育状况的说明，重新出现的主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它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之间颇为密切的相互联系。

两个小而不很穷的国家锡兰和马来亚现在正在顺利地普及儿童六年的初级教育。尤其是锡兰正在增加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因为起步时识字率较高，所以在年轻的一代中正接近识字的普及。这必然使根除妨害平等和发展的严重障碍成为可能，构成这一障碍的基础就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在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上层阶级的专利的地方，就应该比较容易推倒那座以谁从事体力劳动和谁双手一尘不染为基础的阶级壁垒。

战后，锡兰和马来亚起步时高等教育体系在数量方面发展较为居后，因此高中毕业升大学的百分比较小，但大学的质量水平一般较高。它们还较多地依赖于派遣学生到外国的高等学校学习。现在，这两个国家正在迅速地创建自己的高等学校，并使学校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为有相对多的儿童接受中等教育，所以他们正在突破上层阶级垄断高等教育的壁垒。特别是锡兰已采取非常重要的步骤使教育民主化，使各个阶层能自由地享受教育。

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它们与较穷的国家相比还没有在改变高等教育从“一般”转到突出实践和职业导向型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更不用说中等教育的转变了。甚至它们初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也有过分的“学究味”。毫无疑问，如果变革勇敢地继续下去，抛弃三个层次学校中传统的一般性指导方向，就会加速根除对体力劳动的偏见。

除了这两个小而不很穷的国家，南亚大量的儿童或者完全没有受到教育，或者在他们获得最基本的实用文化之前就中途辍学了。然而，若菲律宾和泰国成功地减少因生源连续不断流失造成的浪费，则它们将能够仿效锡兰和马来亚。相对穷一些的印度尼西亚在初级教育方面也还有成效，作为一个国家，尽管它制订计划和政策的水平极差，但在教育的改进方面还相对地拥有十分广泛的积极性。

菲律宾在能向很大一部分青年提供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尤为出色、虽然质量不总是很高，但在劳动力市场上提供很大数量较好的“受过教育的人”必然反过来抵消他们对从事体力劳动的厌恶。早自美国统治下的殖民主义时期起，菲律宾就努力给予教师和学生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当地社会生活中更为中心的位置，也显示出一心一意地设法改进教学和使其现代化，这在初级层次上特别明显，而且在成人教育上比其他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外，也有更大的进展。

虽然已经提到了的所有这些国家在教育上的政策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在这一地区最为贫穷的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和缅甸的问题被混杂并扩大了。它们总计容纳了这一地区人口的最大部分。在考虑今后的政策结论时，我们首先得注意这个地区较大和较穷的部分，但在各种特殊问题的许多结论上，将考虑以上提到的其他国家。

较穷国家不够幸运的教育局面部分的基本解释简单而直接地归因于它们的贫穷。只有较少的资源置于教育发展的安排之下。但是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除了缅甸以外，这些国家也非常的不平等，在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和群众之间存在着较宽的鸿沟。

在贫穷和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内在联系。教育的垄断——以及土地所有的垄断——是不平等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并且在较穷的国家中垄断还保持着很强的地位，甚至在试图扩大普通教育的适用性方面也仍然进行垄断。在较穷的国家中还是较强的社会等级偏见的机制造成了浪费：辍学、留级、使儿童完不成初级课程的学习，以及在较高的教育层次中不能通过考试。

贫穷国家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的少数儿童中从农村来的女孩和男孩，特别是来自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们都表现不够好。经常缺课、留级，因此辍学经常发生在这一类孩子中。只有很小比例的儿童完成小学学业，这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那些较为贫穷的国家，特别在较穷的地区，普遍存在的学习时间较短和质量较低的现象。

因此，甚至在这一早期教育阶段一个严格的选拔过程在发挥作用，总的来说，这种选拔尤其倾向于将出生于较无特权的阶层的儿童排除在外。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小学毕业生能上中学的比例如此之高。在中学阶段的辍学和以后不能通过毕业考试意味着遵循同一路线的进一步选择。同样，一个年龄组只有更小比例的学生毕业，然后其中大部分进入了高等学校。上述的方式再一次地重复：出生于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那些少数学生更为经常地退学和不能通过高等学校的毕业考试。

在这种淘汰的机制中，有几方面经济的和社会的有效因素在发挥作用。主要的一组因数是经济因素。虽然初等教育在想象上正在实行义务教育，但也经常存在着各种附带的费用。因此，在贫困的家庭中自然更加强烈地感到需要利用孩子去干一些工作。在中等教育以及更多的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中，学费依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以许多其他途径倾向于使上层阶级对教育永久垄断的社会环境中，阻碍贫穷儿童上学的是经济因素。由于较低阶层的家长通常是只受过一点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他们一般只有较少的兴趣为他们的孩子寻求教育的机会。在农村中有关“渴求教育”的议论基本上是浪漫的幻想，这种现象尤其存在于这一地区最穷的国家中——虽然毫无疑问也有例外。

对于人学的绝大多数下层阶级的儿童来说，家庭的环境不能对教育的进步有所帮助。拥挤地生活在茅棚里的家庭通常没有桌子和椅子；家庭中很少有供读书和写字的场所并缺乏可用的工具；特别在较穷的乡村中，在日落后没有灯光。作为学业成功的一个因素，为数甚少的“受过教育”的殷实之家和大量下层阶级家庭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惊人的。这种差别远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即使在质量第一流的学校中，也还是在引导儿童入学、坚持在校学习并获得成功方面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结果是十分有利于上层阶级并增强其对教育垄断的固有偏见。P.C.马哈罗比斯教授说：“……位于上层的一小群人的权力和特权不仅得到保护，而且有所强化。……这已创造出了自然愿意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和权力的一小群有影响的人。”

J.P.耐克断定：“教育的发展……使‘富有者’比‘一无所有者’受益更多，这是对社会公平的否定。”

印度卓越的教育委员会的报告（1964—1966年）强调指出：“富人和穷人，受过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之间的社会距离是大的，而且正有扩大的趋势……教育本身正倾向于增加社会的隔离和扩大阶级的差别……更糟的是，这种隔离正在……趋向于扩大这些阶级和广大群众之间的鸿沟。”

虽然在巴基斯坦少一些歪曲的讨论，但那儿的状况没有多大差别，而且更糟。这两个国家都有少数教育程度较高的名流，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广大的群众仅受过一点或者没有受过教育，而且现在也没有受到很多的教育。广大群众的无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复杂而又严重的阻力和障碍，使这些国家陷入贫困的境地。同时这些国家中极端的不公平——通过上层阶层对教育实际上的继续垄断而加剧并强化——有助于阉割教育民主化的改革。

在这一章和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了解到了凌驾于教育政策和实际发展之上的上层社会权力的机制是：和宣布的目标相矛盾，成人教育受到了轻视；耗资巨大的中等教育，特别是允许高等教育在损害初等教育的条件下进行发展；努力使各级学校少一些“普通的”教育，使两个较高层次的教育更结合实际，更有技术和就业导向的改革都遭到了失败。在陈述缺陷时进一步一一列举预见到的主要政策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一个群众十分贫困的非常不平等的社会里，存在着凌驾于教育之上的上层阶级的权力的运行机制。

那里十分需要教育改革，但他们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和障碍。如此之少的权力属于贫困不堪的群众，这些群众继续保持缄默和逆来顺受。不管是个人还是全体人员对教育改革的需要都麻木不仁。像“提高预期的革命”的意识，他们的“渴求教育”大都是理想化的东西，是富有的西方人或南亚人倘若不得不生活在如此悲惨境地时的反抗方式的反映。

一个主要结论是，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需要根本的变革。如同全面而透彻的印度教育委员会报告（1964—1966年）所强调的：“印度的教育需要彻底的重建，几乎是一场革命……这要求坚决和大规模的行动。拙劣地修补现存的局面，以摇摆的步子前进，缺乏信念都会使局面比以前更糟。”这适用于巴基斯坦、缅甸以及印度，还有，虽然没有着重指出，也适用于状况居中的那一组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目前，许多通过强调各种职业对毕业生的需求而将教育政策与计划溶为一体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做法甚至已转移对迅速地提高全体人民实用文化水平这一主要发展兴趣的注意力。当前最迫切的需要是把教育计划本身的制订作为一个整体。

教育体制之有成效的改革必须采取政府对教育机制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除非政府行使自己的权威以保证计划的实施，否则就没有必要设想一个面面俱到的教育体系的发展计划。在这个地区，只有锡兰正趋向于解决这个问题。

首要的要求是保持和提高教育的质量，在任何情况下，防止不真实的或对质量标准有害的膨胀，这样的膨胀在整个独立的时期中已占有统治的地位。正如《第四个五年计划：草案提纲》（1966）所指出的：“数量的扩大……伴随着质量方面一定程度的下降……十分明显，在不远的将来必须对诸如整顿、质量、多样化、毕业以及就业导向这样一些因素比过去予以更大更有效的注意。”

与第一个要求密切联系的第二个要求是需要保持教育三个阶段的平衡，特别是，真正地把已在纲领性文件中宣布了的优先次序给予初级教育。这一要求含有暂时停止过快地增加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入学人数，甚至有降低的含意。

既然中学和大学培养的“通用人才”供应过度，就没有理由竟然不在现有的或较小的中等和高等体系内大量增设专业训练，藉以提供更多的教师、农业辅助工人以及医务人员，将目标指向少数几个领域，在这些方面迫切需要更多的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允许较少的学生进入中学和大学还应该使保持较高的入学要求成为可能，从而减少留级、辍学和不能在这一层次毕业的浪费。这样也能使这些学达到较高的质量标准。

今后应有更多的财源供初级教育使用。虽然如此，考虑到当前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特别缺乏，还必须认真地考虑在一段时间内降低进入小学一年级的人数激增而产生的压力。随之，两个有内在联系的目标是比较容易达到的：提高小学中十分糟糕的教育实物设施的质量和数量，尽最大的努力降低辍学和留级的巨大浪费。农村地区在这两方面不足的状况是特别严重的。正如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报告（1964—1966年）所着重指出的：“……在下一个十年中。初级教育阶段有待实施的最重要的计划是提高教育的质量，并把停滞和浪费降低到最小限度。”

然而，减少进入小学的人数的增加量应只是暂时的。一旦中等和高等学校的紧缩和方向的改变取得了增加小学财源的结果，特别是增加了经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的数量，一旦在减少小学体系中由留级、辍学造成的严重浪费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初级教育必然转而进入新的生气勃勃的发展时期。如果这个计划拖延了，时间将会被拖延，许多较穷的地区将必须等待送孩子上小学的机会。

较低的学费和增加对贫穷学生的资助必须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这会加剧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压力。作为结果——如果特别地，与此同时，降低这些学校中飞速增长的注册学生总数——必须建立严格的学生选择标准。教育改革随之而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更为严格的考试，并把学校从沿袭的考试体系的沉闷影响中解放出来。但在有发言权的阶层把通过考试获得的身份符号——毕业文凭、学位、荣誉和把通过考试的成绩看得至关重要的国家里，执行合理的指令来完成这个工作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任务。这项任务担负了全部教育机构在精神上的彻底变革和整个社会生活与工作面貌的改变。然而，考试体系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发挥更为民主选择过程的作用，而且改革了所有各个层次的教育的方向和内容。

整个南亚，不只是这一地区很大的部分非常贫穷，在初级教育方面进展很小，而且为了加速提高成人的实用文化能力和支持孩子们就读小学，防止他们陷入文盲境地，这里还需要在成人教育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这些努力应紧密地与学校活动联系起来，而且实际上属于学校活动的范围。

学校体系改革中的关键任务必须是增加经过训练的合格教师的数量。印度教育委员会1966年的报告强调，教育的最高目标是改变孩子们的，并且最终是整个人民的态度——“全体人民的价值观”。没有其经济与社会地位得到了满足并被社会公认为智慧与道德领袖的众多教师，没有具备献身精神的热诚与义无反顾的决心并热衷于传播实际的有用知识的众多教师，则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没有希望的。

依据这个论点，训练教师的机构在教育改革中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它们应是在学生中产生精神的和智慧的能量，为发展而准备人材的“能量工厂”。如果完成这些改革的力量集聚起来，人民的热情将形成“运动”。领袖必然产生于有发言权的、受过教育的较高阶层以及具有现代化思想的先驱者之中。

这样的领袖必须主动地打破上层阶级目光短浅的自私利益。教育改革最终必然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在这些不平等的贫穷国家中这样的决裂可能吗？即使上面论述的改革计划的每个观点都在一般的程度上达到广泛的一致，也会在这些国家的权力机构中存在改革的阻力。

已经引述过的印度教育委员会1966年的报告要求基本上遵循上述道路采取“决定性的大规模的行动”。该委员会强调它的报告“不是行动的代替品”，并断定：“……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在今后十年左右对教育所做的一切。”自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以来，印度制订计划和政策的趋势并没沿着报告所指出的方向。这个报告，同其他在英国统治时根据传统设计和公布的在这一方面和许多其他方面的报告一样，虽然受到称赞，但终被束之高阁。印度制订计划和政策的趋势没有遵循满足它的教育体系根本改革需要的方向。在其他极端贫困的南亚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也没有多大区别。

第27章 前提

在这本书以前的所有各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影响南亚希望利用制订发展计划的方式，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和条件。“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消除贫困的过程；它是追求的目标，且大概实际上是通过“制订发展计划”的方法实现的。成为“不发达”国家特点的确切含意是，在那个国家的生活和工作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而又为数甚多的令人不快的条件；产出、收入和生活的水平很低；许多生产的方式，以及态度和行为的形式是不利的；而且存在着不适宜的各种制度——从国家一级到控制家庭和四邻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各种制度。根据“发达”的合意性观点，这些国家被认为是不合意的和不适宜的——这个描述过于模糊，但也确切得足以允许它的使用。由于这些条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因果关系，因而它们形成了社会体系。“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

确定社会体系中条件之间的联系是研究不发达和发达的任务。社会体系由大量互为因果的内部联系着的关系组成。在这个制度中的一个条件变化了，将会引起其他条件的变化。我们已广泛地把这些条件归为：产出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对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制度以及政策。前面两个是确切的“经济因素”；而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制度是“非经济的因素”；除了作为制订计划的一般目标之外，生活水平普遍地排除在“经济的”计划之外；虽然当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起经济条件变化时，它们属于经济因素，但政策是一个混合物。然而，社会体系中不存在上和下，第一和第二的问题．经济条件的地位不会优于其他的条件。对影响系统的相互依赖性的论证和分析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条件可分成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的次序。这样的分类将包括同样的社会现实，并且有同样的分析内容．在南亚这些条件可以分成不合意的或者不适宜的，因为它们按一个方向的变化，据认为对引起和支持发展是有利的，整个社会体系就向上运动。“向上”从发展的观点看意味着更大的合意性；“向下”意味着发展是令人不快的运动。我们还进一步假设，一个条件在某个方向的变化，将导致其他条件同方向的变化，向上或向下。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表明。在南亚国家中最重要的不发达的一般特征是平均劳动生产率低，因此，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中每个成员的国民产值低。这个情况的另一方面是每工人或人均的国民收入也低。加上几个限定词，这个指标可作为一个国家的不完备的不发达水平象征，无论如何，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不是“不发达”的定义，它向上的变化也不能作为“发展”的定义。

生产条件是影响经济结构以及变化方向和强度的另一个要素。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工业部门的规模较小，特别在有组织的大规模工业方面更是如此。在所有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手工业以及传统工业，生产技术是原始的，资本密集程度也低，相对于收入的储蓄比例也低，人们储蓄更低。很少有艰巨、复杂或冒险性的事业，特别是长期性的生产投资。公路、铁路、港口和发电厂等的经营资本不充足。就工人出勤、工作的时间以及劳动效率而言，劳动的利用状况也不好。

这些条件以上述单向方式相互直接联系着。很低的储蓄率限制着资本的形成。生产技术原始的部分原因是人均资本低的结果。劳动力的分布也存在问题，过多的人就业于相对的非生产活动中，同样的，技术的原始和资本的缺乏又造成低的劳动投人和低效率。

我们已经把南亚国家绝大多数人的低生活标准进行了分类。这些低水平显示了各方面特别的不足；食品的缺乏。住房差，恶劣的公共和个人卫生条件以及医疗护理，职业和专业指导以及总的教育设施的不足。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

在因果关系环的另一部分一从发展的观点看，南亚人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有缺陷的。工作纪律松弛，准时和秩序也是如此。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看法和迷信观念，缺乏灵活性、适应性和雄心壮志，为试验和变革的准备也较差。在某些阶级中存在着对体力劳动的轻视，而在另一些阶级中则存在着对权威和剥削的顺从。此外，对慎重和持久的节育缺乏准备。在绝大多数南亚国家中人口急剧的加速上升是贫穷的基本原因，节育是制止这趋势的惟一手段。

反过来讲，生活和工作中不合理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低生活水平以及非直接的低产出和收入的函数，同时，它们也是原因。这里存在着另一个解释不发达的决定性的因果关系。

我们的前提是，必定存在一个通过发展计划的制订，解决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的制度方法。但是，在南亚的国家中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些制度条件。土地的占有制度对农业的进步是有害的。推动创办企业、就业、贸易和信用的机构不发达。一些国家还没将一些互异的要素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状况。一些政府机构缺乏必要的权威性，所有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了“软国家”。这些制度软弱的根源是人民参与的程度较低和僵硬的、不平等的社会阶层。

所有这些制度的缺陷密切地与公众态度的缺陷紧密相联。这些态度通常支持制度，同时也得到制度的支持。两者对低下的生产率和低收入负有责任。而低生产效率和低收入反过来又使低识字率和教育水平难以改进，这些又使社会制度的缺陷永久地存在。

在缺乏政策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体系，作为我们上面讨论的最初变化和所有条件的内部作用的结果，或者停滞，或者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或倒退到更低的水平。但是，如果有计划，就有旨在达到或加速发展的政策调整。

考虑到我们在本书前面所列出的各社会之间和各社会中的差别，所有的南亚国家都视自己为“不发达国家”。这是重要的，因为人民对发展的希望，或者至少他们领导人的愿望意味着有兴趣改变影响它们发展的条件。与气候和自然资源不同，这些条件不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可以由政策、政府和制度的作用所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条件都是“社会的”。社会科学当今没有认真地研究南亚人民和西方发达国家或者共产主义国家人民之间在能力和才能方面的区别。对低水平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体力和智力上遗传的差别是不能排除的。但迄今为止，这些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的分析假设这些国家的人民与那些具有十分幸运的经济命运的人民就本质而言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情况仅仅是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差异产生的结果。

在我们已把这些条件描绘成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不理想特征对，只是简单地从那个国家的具体发展目标——或者更确切地，是从那个国家决定政策那些人的目标的观点出发的。尤其是，对待国家生活和工作观念的道德态度和社会制度并没有置于我们的分析之中。

虽然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南亚地区的不发达国家上，但各种各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相互依赖当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一般特性，因而存在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中，不论其发展水平有多高。但是，发展的低水平，正如我们强调的，不但对相互依赖的特征而且对相互依赖的力量产生重要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有关整个社会体系相互依赖条件的假设与南亚有着更大的关系。

社会体系的初始变化可由外部引起——影响庄稼的及时与违时的季风，或者外国运用的经济方法，这些变化也会随着这个国家所采用的改善一个或一些不适宜条件的努力在内部发生。我们已经将发展定义为整个社会体系的向上运动。但为了制订计划的目的，我们需要比这种理想的标准更易确定和度量的有关发展的直接指标。这种指标的自然选择就是度量国民产值或者人均收入的增长。社会体系中所有的条件存在着基本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确定生活水平方面个人的收入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已经假定这些生活水平是重要的，它们影响着态度、行为方式和制度。反过来，我们也知道，如果后面的这些条件不变化，或者滞后很大，那么阻碍生产效率和收入上升的现象将会发生。但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只能用来作为我们真正想记录的整个社会体系中那种更复杂的变化的粗略而现成的指标。将一个人均收入这样的量作为指标的使用不允许造成向比较容易受影响的经济条件的过分集中，这可能使体系中有待诱导的变化的选择出现偏差。归根结底，我们坚持认为发展永远是一个人类的问题。

南亚制订发展计划工作的主要部分受到了关于开始的分析可以集中在经济条件——产出与投入，生产条件，以及生活水平——加上那些仅影响这些条件的政策这一设想的阻碍。经常地甚至连生活水平也被忽视了。还有一个假设：认为联接这些经济条件的一系列原因不受态度和制度的影响。实际上人们经常假定后者自动地对经济条件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

现实中，态度和制度具有刚性，不易改变，最不容易间接地改变。另一方面，政策体现因果环中适用于一个或几个经济与社会范畴的诱导变化，制订计划意味着完成或加速发展的政策调整。

初看时，因果相互依赖关系似乎显示了在一个方向上变化的力量会使其他条件沿着相同方向运动的极不稳定的社会体系。但和这种预期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不发达国家低水平均衡的一般经历和发展政策的严重障碍，而且更为一般的是历史上许多社会体系的令人惊讶的稳定。均势，不是明显地不稳定力量组合的偶然结果，而似乎是个规律，并非偶然的例外。我们所有的证据表明。社会的稳定和均衡是正常的现象，所有的社会特别是不发达的社会，拥有性质十分稳定的制度。鉴于这些发现，真正的秘诀是他们如何摆脱均衡较得到发展。

就许多不发达国家而论，其他条件对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变化的反应极少是瞬时的，通常它们是滞后的，经常有一个相当长的周期。有时在一些条件下完全没有反应，这种情形十分重要，若它发生在早期的阶段，会导致循环因果关系的停顿。例如一个农民如果没有雄心去提高他的生活水平，即使他有机会开垦更多的土地或者通过技术提高产量，他也可能会不去抓住这些机会。某些其他的制度条件，如不利的土地所有权法，可能会使这位农民失去发挥自己才能的动机。

真正的“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不愿再勤奋劳动”这种人在南亚的存在一直受到怀疑。但是，毫无疑问，在南亚社会的传统背景中（除了少数民族华人以外），许多人仅有生存的愿望，他们除了维护他们习惯的生活低水平外，别无他求。态度和制度总是相互支持的。即使除了这一点，在条件变化的影响中还会有其他的延误。例如，营养的改善必然会提高劳动效率。但直到从孩提时代享受到营养改善的新一代人成为劳动力之前，人们在许多年内不可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即使教育水平提高了，若不平等依然盛行，国家仍维持“软国家”的状况，态度和社会制度可能会保持不变。这些惯性的因素阻止和拖延了发展，因为因果环只有在社会体系中所有他因素相互作用时才会向上运动——当第二级的反馈最终跟随一个条件下的变化时，最后的冲击引起最初条件下的进一步变化，并大得足以使它向上运动。

制订计划不仅要启动和遭受冲击，而且若稳定性或者停滞能转变成积极的向上运动，那么制订计划会加速作出反应。但是，如果另外的变化，同时发挥方向相反的作用，那么变化也会减少。

所有南亚国家正在推行发展政策，取得的效果各异。许多国家从西方或共产主义国家或者从以上两者得到援助或贷款。在援助充足，而且其他政策引起的变化够大时，因果环必然向上运动。如果南亚政府英明，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反对僵硬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态度，上述的情况更可能发生。因为如果这些结构和态度没有改变，它们可能抵消包括援助在内的所有其他的努力。

除了这些惯性的力量之外，其他的力量也正在出现，独自地和同时地作为发展政策。这些力量中的一部分趋向于把社会拖向后退。这里最重要的是人口的爆炸。如果人口问题在南亚继续发展，它迟早可能成为社会体系中有决定性影响的要素。所有极为有效的发展政策和国家所希望的外国援助也将无济于事。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的，另一个抵消力量是绝大多数南亚国家日益恶化的贸易形势，这是因为对它们出口的需求日趋下降，而它们的进口需求却在上升。

在一个联成一体的社会体系中的运动机会提供了南亚不发达国家当前可能使自己发展的希望基础。但是，当第二次变化实际上使体系向第一次变化预想的相反方向运动时，也存在着一般规则的例外，不难想象大量发展带来许多矛盾的变化。例如，如果没有对排水系统给予充分的注意，一批水利工程可能导致土地的破坏。如果教育的政策不防止新的教育者的自我优越感，以至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则教育可能在实际上产生消极的经济结果。如果丧失了警惕性，政府的控制可能助长腐败的盛行；新的立法得不到实施，就可能出现玩世不恭．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向上的变化反而产生其他条件向下变化的地方，更有目的地制订计划能够防止这种衰退。如果计划人员是谨慎的而且政府准备坚决执行，则这样的第二次影响是极为少见的。

在任何一般讨论计划制订的背后都存在着理想的或者最优计划的观念。在理论上，我们应能通过选择能在社会体系中产生最大向上变化的政策来构成理想的计划。为了确定这个计划，我们必须具备有关体系中所有条件，包括态度和政府政策的全部知识。我们也需要掌握它们之间相互依赖，以及充分评价条件好坏的全部知识。我们还必须对执行计划的结果的条件变化，直接地或间接地，予以明确单独的评价。虽然，这理想的情形实际上是不能得到的，但也不能排除理想计划的概念。近似和简化在所有科学的努力中是合理的，而且这在制订发展计划时也是同样的。困难之一是我们把握的广泛的价值前提——战后理想——只能相当模糊地提出。然而，它们允许我们依据发展的观点，毫不含糊地把条件和条件的变化归类为大致“合乎需要的”和“不合乎需要的”。

另一个困难是，计划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项目，它必须依据政府的评价而制订，这些评价，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研究的那些结果会有所不同。政府本身是计划不能分开的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此外，一个社会体系，包括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可能作为遵循计划本身的结果在计划执行中发生变化。人民的态度和他们的制度会形成计划的障碍。没有一个政府是完全自由地遵循自己的主观评价的。

但由人口造成的障碍不会形成逻辑的困难。原理上它们与气候或其它制订计划时必须注意到的障碍没有区别。然而，制订计划还必须考虑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抑制。这些对订计划和执行计划负有责任的行为决不可能是无私的和公正的。这些抑制本身也是必须改革的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会导致影响并有时限制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视野。但是，在南亚国家有发言权的人在推进制订计划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不能彻底地从这些态度和抑制中摆脱出来，而他们完全可以使他们自己与社会上流行的态度决裂，并显示出改变这些态度的全部愿望。

还有，制订计划过程的本身将在与理想更为一致的方向使价值合理化，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制订计划本身的合理性。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引起的对发展的注意将影响人民把积极、独立的价值不仅置于提高生活水平上——它本身对于处于落后、停滞的国家的。许多人具有新颖的评价——而且置于社会体系中所有其他条件（包括态度和制度）的向上改变方面。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条件的向上变化具有促进的价值，因为人民认识到这些变化也将推动其他条件的向上变化。从某个观点看，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前仅有独立的价值观念盛行的有功用价值的范围内的创新和扩展。因此评价发展导致选择范围的扩大。虽然机会可能诱发价值观的变化，但这不是机会增多的直接结果，而是价值观变化的结果。更恰当地说，它起源于对循环因果关系的增进理解和更愿意把变化看做是促进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总会发生的，例如，若一定的交易或经济活动与种处分开并根据它们的财务收益进行评价——例如，若上层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妇女对工作的禁忌被空闲与工作相比的长处的评价所取代，或者实实在在的和比喻的神牛被制成牛肉和牛排。

的确，除非能设立一个独立的有功用的评价领域，否则最优计划的整个讨论会是毫无意义的。经过考虑的、有计算的、合理的选择认识到某些事情本身或者没有自身的价值，或者它们拥有的不论什么独立价值也不是绝对的，但能由竞争目标的完成给予补偿。在一切东西都没有价格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最优的计划，因而也没有计划的制订问题。制订计划必须假定掌权者——政府——已经走上克服障碍和自由选择的某条道路，并诱导人民跟随他们。它还假定制订计划和发展一旦起步，他们自己将通过进一步打破传统的态度和制度设置的阻力和障碍改变价值观念。

那么，最优计划，应进一步被看做是稳定地向前运动的，即必须根据新近出现的事件、变化中的因果联系，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价值观的变化而连续地予以修改的政策模式。但计划的制订，在最后，决不能替代政策的决定。相反，它的价值前提必须来自和依靠政治的进程；这些价值前提并不是简单和一般的；它们必定如同既决定政治进程又为政治进程所决定的价值观一样的那么特殊和复杂。例如，在制订印度的畜牧业计划而不考虑对宰牛的普遍愤恨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政府能依据国家的实际权力状况得到适合需要的政策，必须拟订土地所有权和租佃的农业政策。

因此所有计划的制订都已含着政治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只涉及广泛和抽象的目标，还涉及到计划制订过程中所有的阶段和包含在计划制订中的每一个特殊步骤。对方法必须同它可能达到的目标一样进行评价。一个发展计划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纲领，计划的制订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进程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制订计划的机关打算成功地处理它们的任务，它们必将基本上成为政府的谈判机构并几乎成为政府的外交机构。它们仅有较少的活动致力于科学研究。

在制订计划的工作与政府只有松散联系的那些南亚国家中，计划的制订进行得不深也不透，甚至仅仅作为一个技术训练。在没有政府愿意或能够将计划的制订工作纳入其职能时，过分强调计划制订本身的技术或者“目标”和特性是很有诱惑力的。许多计划泛泛地与战后观念一致地论述自标和主要的目的，但却没有作出努力去阐明计划中这些目标与实际政策规定之间的联系。像传统的合理作法一样，计划似乎与政府准备采取行动所依据的评价无关。它们经常仅作为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镇静剂，属于与构成计划的直接和实际工作毫无联系的理想的梦幻世界。

在任何计划的早期阶段，抉择必须由一定的主要特色所构成。这一抉择必须由国家的现时特征的广泛概念——自然资源和人民，在世界上的贸易地位等——所指导。它必须与政府的主要目标和评价，包括官员的阻碍作用相一致。进一步讲，它必须在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压力、既得利益集团、观念，以及现行态度和制度造成的严重障碍之间达成妥协。制订计划的过程大概与一个建筑师为市议会拟定公共建筑物蓝图非常相似。建筑师考虑建筑物的用途、可用的资金、供他安排的地皮，以及受到当今流行思潮影响的服务对象的爱好。在某些情况下，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优于服务对象的主意，他还必须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意见。在他的蓝图和后来的草案中应合理地反映各种要求。同样地，一旦确定了计划中主要特点的关键选择，并将选择提交给政府，计划人员可进一步极其详细地进行研究。但详细的研究工作总是遵循着主要特点所体现的方向。一旦计划形成，计划将与最初的草案有所区别。但主要的特点将制约今后的工作，并给以后的工作定出方向。在一个计划中，如同建筑师的工作一样，必然存在着机会、意识、愿望以及富于想象的思考。与此同时，必须正视国家现实的物质条件，而且计划必须寻求政治的依靠。

一旦计划确立，大力地推行计划是特别重要的；除非计划的推力具有足够的强度，否则发展是不可能产生的。正如哈维·利本斯坦在他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所说的，“关键性的最小限度的努力”这一概念，当今已广泛地为经济学家所接受。但是在“大推进”的讨论中过于经常地以经济因素为限。实际上，这一思想必须扩展到社会体系的所有部门。大推进必须把整个体系猛地推出停滞力量的限制。除非条件被特殊的、强有力的以及共同的努力所改变，否则它们会完全没有变化或者沿着错误的方向变化。这必然使发展停滞，甚至使改革出现逆转。必须使努力的程度大得足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反馈，甚至以这些努力开始没有带动的那些条件中产生积极的反馈。随着向上的发展，运动增添了力量，较少的努力会获得更大的连续性的变化。但是，群众必须首先开始运动。其原因是，不发达国家不能依靠渐进主义者的方法。落后与贫穷自然地使一个国家难以为庞大的计划调集足够的资源，但落后和贫穷恰恰是使有成效的计划必须庞大的原因。

大推进原理已为许多计划制订者所接受。然而，他们坚持认为努力应集中在或者有限的几个领域或者有限的几个条件上。他们认为。集中的结果将通过扩散效应传到整个体系。但是，扩散效应本身是发展计划的函数，而且南亚的扩散效应一般是微弱的。实际上，在大而广泛的推进中存在着节约，过小的努力只意味着浪费。不仅这些努力必须大于关键性的最小限度的水平，而且从我们有关南亚的一般知识中，我们知道，这些努力必须同时针对大量的条件，并且这一方向必须集中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和应用在一个合理合作的方面。在广泛的战线上对一整套受到国家协调干预的政策的需要，在不发达国家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在有关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著作中，普遍承认在经济领域中发展政策的有效性与现行的态度和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公允地说，几乎有关这些问题的所有经济研究中，无论是南亚还是外国的经济学家，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种联系及其结论。甚至在计划确实表露出制定计划问题的广泛性和把计划的大部分篇幅给予改变非经济因素时，他们依然把产出作为资本投入（通常称为实物投资）函数的投资项目作为他们的核心。他们始终固守通过投资以增加产出为目的的发展努力将引起所有其他条件的有利变化的信念。他们还认为，通过直接的行动改变非经济条件的努力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已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指出的那样，“经济的”政策毫无疑问地比向既得利益集团挑战、违背根深蒂固的禁令、冒犯珍爱的传统和信念，并抵抗社会惯性的沉重力量的社会政策执行起来容易一些。然而，如果发展的政策主要针对狭义的经济发展，那么其效果将是较差的。

西方经济学家的多数人是经济计划的制订者，但他们受到他们所没有觉察到的马克思的影响。他们通常认为经济的进展将对态度和制度有强烈和迅速的影响。但是，共产主义者本身明显地没有依赖于马克思的从经济领域到“上层建筑”的推动迅速和有效扩散的乐观假设。实际上，他们直接地介入了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总是用重新解释的形式保护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运用政府的力量改造社会，而不让由生产方式所改变的社会去决定政府。

但是，正如我们早就强调了的，南亚国家不想追随共产主义的发展路线。它们以“民主的制订计划”为目标。不幸的是，如同我们论述过的，“民主的制订计划”一词已被用来证明严重缺乏实施现有法律和制订法律的决心的合理性。德高望重的美国法官勒尼德·汉德的名言“法律即暴力”没有得到绝大部分南亚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注意。他们的政府比富裕的西方民主福利国家更不情愿颁布和实施各种义务，西方国家不认为为社会目的而使用强制力量是放弃民主的倒退。这个不情愿不仅有助于解释南亚成功发展的相对缺少，而且不发达的状况能解释这个不情愿本身。目前，软国家几乎没有消除，而且在事实上有助于产生几乎难以克服的对制订计划的障碍和抑制。

打破南亚国家中这些障碍的前景将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如果在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政府真的决定改变现行的态度和制度，并且有勇气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接受其后果。在许多方面，我们一贯认为态度与制度之巨大而迅速的变化并不比一系列小而渐进的变化更难实现，正如跳进冷水还不及慢慢地浸入那么痛苦一样。

我们在前面已经表明，在西方国家制订发展计划时，可能有正当的理由忽视态度和制度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坚持地认为，这个前提不能应用于南亚。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生活水平的变化。例如，在富裕的国家中，营养的标准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讲一般地是如此的高，以至于提高摄入食品的质量和数量对劳动效率没有影响。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对于其他南亚国家较低的阶层来讲，绝大多数人摄取的整个产生热量的食物量低到不能维持适度的健康、能量和劳动效率的水平。同样地，西方国家的初级教育水平已经很高，因而进一步的发展不会立即对工作能力产生影响。在南亚，导致劳动效率低水平的部分原因是初级教育的贫乏。低的劳动效率水平也是由缺乏有用的受过教育的人员而引起的。不愿需要更多的教育，而且还需要培养各种不同的人材。太多的南亚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既不适合、也不愿意成为半熟练和熟练的手工艺人或者工匠，甚至簿记人员。实际上，他们已被教育成逃避体力劳动的人。

西方与南亚之间条件的差异在制订计划的背后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在富裕的国家中用储蓄、投资和产出衡量经济的发展，除非消费抵消了能被储蓄的部分收入，一般不考虑生活水平的问题是合乎道理的，但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南亚广大的群众来讲，消费的增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影响的多样性将根据增长的方向和结构而定。对此必将产生更复杂的情况。鉴于在西方富裕的国家中，针对更高生活水平的一定政策措施的扩充，例如改进保健服务，巴基本上成为单独的技术问题，而在南亚的国家中，所有影响生活水平的政策是互相依赖的。其原因，正如我们早就强调过的，是这些水平太低了。然而，将西方的思想运用在南亚的问题上，必然得出荒谬的结论。在南亚，把生活水平特殊的组成部分作为技术问题研究，与其他组成部分隔绝，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密切地相互联系着。例如，卫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问题。度量生产和生产效率绝不能与度量一定的消费种类分开。如果发展政策是有效的，那它必然与非常广泛的活动范围相协调，甚至包括起到提高生产作用的一些生活水平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强调，在非消费性收入意义上的储蓄（根据对过去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与投资有着等同的含意）在富裕的国家里有十分明确的含意，全部产出可视为累积资本增值的函数。

但在不发达的国家中，大范围的“消费不足”是正常现象，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基本差别是无效的，而且建立在差别基础上的推理也是不恰当和没有效力的。较高的消费形成“投资”——即提高了生产——同时仍然是消费。

注意苏联计划人员的工作是十分有兴趣的事，苏联的计划人员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局限于马克思有关投资仅仅将工业计划和资本积累作为更高生产率的惟一资源的定义。他们的计划总是包含有专门创立非物质生产资料的巨大支出。现在很明显，苏联取得的高增长率基本上是“人力投资”的结果。

这是真实的，苏联的食品供应比绝大多数南亚国家要好。苏联有可能维持人民所需的营养水平。因此，苏联的计划人员通过削减住房和穿着的消费节省资金，并同时增加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努力。政府能够通过削减消费为投资获得资源，而与此同时，用抑制一些方面并迅速地、根本地增加其他方面相结合的方法，扭曲和改变消费，满足增长的需要。由于认识到消费的各个部分对生产效率存在不同的影响，苏联的计划人员不是简单地运用一个强制的储蓄比例的简单公式去保证计划的实物投资的扩张，而是由消费的扭曲支持储蓄的获得。

南亚不发达国家应使消费的政策在它们的经济计划制订中成为完整的和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工作，如同国外专家通常认为的，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一定储蓄比例而去压缩消费。由于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以至于降低几乎各个生产效率较低方面的消费，甚至防止消费的增长是有害的，它们必须慎重地权衡改变消费的组成部分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而且随后必须力图在生产效率最高的方向上指导消费。

换言之，南亚国家必须放弃西方允许消费者自由决定选择的政策。另外，南亚国家将不能为提高生产，包括为所需的投资准备足够的储蓄提供必备的条件——这些会使它们的人民遭受过度的损失。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没有严厉地控制所有的生产、价格和消费的南亚国家明显地不仅在抑制消费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在把消费纳入生产的渠道上处于劣势。然而，它们必然会面临这个问题。例如，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出发，它们的税收政策应为完成这个工作提供帮助。南亚各国必须完成苏联已经完成的工作，但它们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做不到这些，将会使南亚各国的发展希望受挫。

所有南亚发展计划的基本弱点是计划集中在金融问题上，或者更为狭窄，仅集中在制订计划的金融方面。虽然金融计划对保证行政管理的功效是必要的，并且范围更广的金融计划还可能限制无效率的工作，但它决不是发展计划。一个表达它意欲表达之目标的计划必须建立在根据投入的需要和各种物质因素（物品，各经济部门的各种服务）的产出预期，建立在某种实物计划（PhysicalPlanning）的基础上。有人认为，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瓶颈和过剩能力的风险，依据特殊的投资和投资的协调作用所确立的最后产出的特殊种类的目标，虽然，在原理上是合适的，但由于缺乏所需要的统计信息，却是不可行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要提出一个中肯的问题：怎样才可能草拟出一项可用的金融投资计划。金融和实物计划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区别是，后者不能有助于揭示作为计划之基础的不充分的真实信息，而前者具备隐蔽它的功能。这不是否认每个政府必须尽善尽美地安排投资和投资的协调作用，即使政府不能获取所需的信息而必须基本上凭借猜测。问题是，归根结底这些猜测和估计必须与实物项目与它们的变化的具体化联系起来。财政金融计划充其量只能是建立在实物计划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所有有成效的计划必须是实物计划。在有关实情极度缺乏的国家中，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经常需要粗略地估计和猜测。如果仅有财政一金融计划，不言而喻的假设是，资金是惟一的瓶颈，实物资源，以不变的单位成本的形式连续平稳地朝着现金支出所指引的方向流动。同时，即使让财政或金融计划发挥仅仅反映协调实物数量的基础计划的比较适度的作用，也不可能避免下述两个含蓄的假定：发展的一切障碍可以为实物资源的充分耗费所克服；甚至在非实物障碍存在的地方，排除这些障碍的政策的有效性与在这一过程中所耗尽的资源相联系。上述的两个假设在南亚都没有得到证明。

另一个通过西方古典经济学概念解决南亚问题的巨大困难是根据西方观点考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南亚不发达国家中典型的情况是资本和劳动力严重地没有得到充分使用，而与此同时，又存在短缺和瓶颈。“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词是否适用于这样的情况还很成问题。如果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的意思就是出现价格上涨和短缺的趋势并实行配给，那么十分明显，南亚存在着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我们认为通货紧缩的意思就是生产能力和人力未能得到充分使用，则同样地，南亚存在通货紧缩。不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倾向涉及瓶颈问题．两者在市场上和公用事业、运输、分配以及信用部门都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不能是全面地减少供给、相反。必须努力地提高瓶颈方面的供给，有时还应该允许这些项目的价格上升，使它们的生产获得较大的利润。很可能南亚将需要其他的方法，因为过于经常的价格上涨可能减少供应，并且完全可能降低需求。提高食品的价格将不一定会刺激不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增加生产，却会明显地影响南亚工人减少购买。计划人员必须努力将瓶颈的需求转变成剩余。他们当然必须努力把价格的上涨限制在那些实际上促进增长的部门，他们必须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努力预见未来的瓶颈。

最后，在南亚各国的发展计划制订中，计划本身开始时可设置一个固定的周期，三年、四年、五年或者更长。这种方法简单，并鼓励政府和人民沿着所选定的轨道前进。但是，一旦计划开始执行，这些计划应具有高度的弹性，特别应提供适应变化和反应的机会。这种制订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易于根据变化的环境作出有的放矢的合理调整。这些变动应包括对从制订计划过程中的新经验和新思想的反应。

为了从这一原理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建议南亚国家采取“滚动”计划。在这样的计划中，每年应实际地制定出三个新的计划，并付诸实施。第一个应是当年的计划，并应包括年度预算和外汇的预算。第二个应是包括三年、四年或五年的计划，而且它应随着发生的变化而每年改变。最后的是为每年所订的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的远景计划。在这计划中展示预测将来发展的更为广泛的纲要。每年的一年计划应是年度修订的三年、四年或者五年计划的一部分，往后以此类推。在某种程度上，任何计划，无论是固定的。还是有弹性的，都包含滚动的计划制订，因为在所有计划中，更改是必须进行的。但是，如果正式地采用滚动计划，将会增加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相反地，这也将减少在固定计划的目标落空时所出现的失望情绪和公众的讥讽。

译者后记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将《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的中译本奉献给了读者。希望这本被西方誉为不朽之作的论著会有助于大家的思考和探索。

·缪尔达尔的生平及《亚洲的戏剧》一书形成的过程已由我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谭崇台教授在本书的中译本序中作了精辟的介绍。

本书翻译的组织协调工作由谭力文负责。前言、第一至第三部分、第四部分中的第15章、第16章的一部分由张卫东翻译，其余部分由谭力文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谭崇台教授的悉心指导。中南民族学院外语系刘精香老师在百忙之中通校了全书。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冯元信同志也为译稿的誊写、校对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也表示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虽作了极大的努力，也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1991年10月于武汉

附录 贡纳尔·缪尔达尔

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的经济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关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试图将其他学科的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缪尔达尔的大半生都在研究种族关系、失业和贫困问题。他还试图理解经济怎样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他认为心理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学因素以及文化因素是产生这些经济变化的原因。

缪尔达尔1898年生于瑞典中部的一个乡村农业区——梭瓦波村。他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地主，有条件为缪尔达尔提供良好的教育。缪尔达尔在皇家高级中学读书，接着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之所以选择这项课程是因为他希望理解社会的运行方式。尽管1923年缪尔达尔获得了法律学位，但这段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扼杀了他对法律的兴趣。这时他的妻子阿尔瓦说服他转而研究经济学，该学科能够将科学、数学与他探索社会运行方式的努力结合起来。在老师克努特·威克塞尔的指导下，缪尔达尔于1927年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母校任教。

1932年缪尔达尔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新成立的住房与人口委员会委员，他因此能够主宰瑞典的住房政策。他曾两度供职于瑞典议会，第一次是从1934—1936年，第二次是从1942—1946年。20世纪30年代末他效力于瑞典国家银行委员会。20世纪40年代中期缪尔达尔当选为瑞典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及贸易与商业部长。

由于缪尔达尔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的影响，他成为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此外，缪尔达尔还强烈鼓吹在瑞典施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fiscalpolicy）。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7）认为，在说服财政部长厄恩斯特·威格特斯（ErnstWigters）将支出用于公共设施，实行财政赤字，从而减少失业上，缪尔达尔功不可没。1974年缪尔达尔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兴趣广泛而多样，他对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分析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水平上，他引进了事前与事后（exante－expost）的区别，从而澄清了宏观经济学分析，他还创立了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思想作为均衡分析可供选择的方法。在政策层面上，他诠释了在发展中国家与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的持续贫困现象，并提出大量政策建议以解决贫困问题。

20世纪20年代预期与实际的产出之间混淆不清造成了经济学上的诸多困惑。例如，厂商为赚取利润而投资；但有时他们会亏本。厂商甚至在没有额外储蓄的时候投资；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储蓄必须等于投资。缪尔达尔（1939）将预期产出与最终产出或事前与事后经济变量区别开来，从而澄清了这些问题。预期或事前经济变量在经济过程的初始阶段衡量，而最终或事后变量在经济过程结束时衡量。

有了这个区分，缪尔达尔得以解释投资增长超过事前储蓄将如何导致储蓄增加（通过利润及其他收入的增长），因此在事后，储蓄将等于投资。同样，事前储蓄较高将导致经济不景气，造成裁员和厂商利润降低。厂商无法将已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将缩减投资规模。因此在衡量事后时储蓄又将等于投资。

尽管事前与事后的区别有助于解释经济将如何向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状态移动，但总的来说，缪尔达尔反对均衡分析，建议采取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解经济运行方式的手段。累积的因果关系阐述了一个包括两个或更多变量的正负反馈机制。既然任意一个变量的变化将导致其他变量发生同样的变化，那么整个系统将向一个方向移动。累积的因果关系法则最初由威克塞尔应用于经济学分析，检验当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相背离时产生的现象。但是首次描述该法则并意识到其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是缪尔达尔。

我们可以将累积经济过程与单向性因果关系的计划——A引起B的变化，而B却没有进一步影响A——作一番对比。在单向性因果关系的情况下，A的变化引起了B的变化，事情到此为止；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变量A和变量B价值更高（或更低）的稳定均衡。

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变量A与变量B相互影响。A的变化将影响B，B将进一步影响A，A将再次影响B等等。系统不存在均衡或静止点。当A与B共同增长时，我们将得到一个良性循环或正的反馈回路；当A与B同时衰退时，我们将拥有恶性循环或负的反馈回路。缪尔达尔采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思想来解释诸如贫困和种族关系等经济问题。

1938年，当缪尔达尔在哈佛大学执教时，卡内基基金会邀请他研究美国的种族问题。他应邀花费了五年的时间著述了开创性的《进退维谷的美国》（AnAmerican Dilemma，1944）一书。该书认为在美国存在道德冲突。一方面，美国人信仰公平与机会平等的理想，认为黑人的才干并不比白人差。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黑人与白人并没有受到平等对待，美国没有实践其高尚的理想。《进退维谷的美国》大部分篇章深入研究了美国存在的歧视黑人的问题。该书以文献佐证了黑人与白人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汇集了大量证据表明黑人受到了与白人不同的对待。

缪尔达尔以他那典型的风格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的知识融入自己的分析中。他阐明了因种族隔离与歧视而招致的破坏。他还认为，因为拒绝为黑人提供正规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在就业与住房方面歧视黑人，整个美国社会将因此蒙受损失。缪尔达尔还提出理由证明美国给予黑人的待遇与对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的需求不一致。因而歧视的后果是——美国糟糕的经济运行状态。

缪尔达尔还运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观点来帮助解释美国黑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对黑人的成见导致黑人的生活水平降低。白人看到黑人的生活水平确实相对低下，对黑人的成见愈发加深。这将导致黑人的生活水准相对于白人进一步降低。正如缪尔达尔精辟的论述：“歧视繁殖了歧视。”

缪尔达尔继续论证了黑人由于歧视的累积过程而被压制的许多方式。例如，教育上的歧视意味着黑人成为医生的可能性比白人要少，并且说明黑人健康与卫生方面的知识要比白人少。此外，黑人的医疗保健经费比白人少。由于上述所有原因，黑人接受的医疗服务不充分，健康状况比白人差。结果黑人发现自己与白人相比，更难获得和一直从事一项职业；因为收人水平较低，黑人的教育也将成为问题。

缪尔达尔还注意到种族隔离致使白人对黑人产生成见，促使白人关注黑人与自己的区别。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白人对黑人的看法。当白人为黑人考虑得越少时，他们与黑人交往或联系的可能性就越小，黑人也不太可能与漠视自己的白人共同工作和生活。于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成见日益加深。

认为美国黑人的处境源自负反馈过程的观点具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涵义——可在众多方法中任意选用一个来修正这种状况。任一领域的改善都将通过累积过程而在其他领域获益。但从何处着手呢？

缪尔达尔寄望于美国的公共机构打破歧视黑人的恶性循环。教堂、学校、工会和政府之类的组织是美国储存公平、平等信条的宝库，而且很多机构能迅速改善黑人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消除对黑人的偏见，启动正的或良性的循环。于是缪尔达尔建议扩大联邦政府在教育、住房和收入保障领域内的职责，更便于黑人投票选举的法律就是打破歧视与偏见的循环的另一条捷径。缪尔达尔还提倡黑人从南部乡村移民到工业化的北部与西部，那儿歧视黑人的风气不浓，也能找到更多报酬丰厚的工作。将黑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将对美国劳工和美国黑人都有利。最后，缪尔达尔提倡施行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以使移民到北部与西部城市的黑人能够就业，并融入战后的工业化经济。

缪尔达尔（1957）后来将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法则运用于经济发展研究，并用它来解释南亚的持续贫困（缪尔达尔，1968）。他对比了创造正累积循环的“传播效应”与产生负累积循环的“逆流效应”。一旦某地区开始发展经济，它将从其他地区吸引资本与劳力。这些新资源将有助于经济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持续贫困通常导致高人口出生率、营养缺乏以及低劳动生产率，所有这一切将促使贫困加剧。

缪尔达尔（1970）沿着减少美国黑人贫困现象的政策建议的思路，强调了终止贫困的恶性循环和启动增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必要性。首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其次，必须集中力量改善卫生状况，提供净水和发展其他公共福利设施。第三，收入支援方案必须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公民收入不足的问题。

大多数经济学家断言，在公平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参见库兹涅茨和庇古），而缪尔达尔则断定不存在这样的平衡，越公平则增长越快。缪尔达尔（1970）认为由于贫困造成的生理与心理后果和穷人无法施展自己的才智，不平等将致使增长放慢。因为消费增长可以促使生产力增长，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消费增长实际上就是投资增长。同样，实行收入再分配的福利国家将刺激需求水平上升和增长速度加快。

纵览缪尔达尔的一生，他对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怀有高度的批判精神。我们已经看到他是怎样抛却均衡分析而推崇累积的因果关系分析法。缪尔达尔（1969）还批评了一般的社会科学家和专业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无法写出和说出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东西。相反，专家们只在圈内写作和互相交谈，这就削弱了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缪尔达尔（1929）还批评了经济学家们试图在科学的客观事实的表象背后隐藏自己标准化的假设或价值假设。他并不反对经济学家作出价值判断；他只是反对他们拒绝承认这些价值判断。甚至在荣膺诺贝尔奖之后，他还声称对于像经济学这样不科学的领域，授予诺贝尔奖是不恰当的。他常常托说自己接受诺贝尔奖的唯一原因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在他没有完全睡醒之前、早晨还很早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

缪尔达尔是一位难得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累积的因果关系理论为传统的均衡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选择。由该理论推导出的关于减少贫困与失业的建议，为传统的放任政策“药方”提供了可替代的选择。